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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夏娃造反

创世与造人

梦中惊醒后,女娲(读如蛙)开始造人。

说不清那是早晨还是黄昏。天边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同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另外一边是月亮,生铁般地又白又冷。二者之间,是忽明忽灭的星星和来历不明的浮云。

女娲却并不理会谁在下去,谁正上来。 〔1〕

没错,此刻她的心思全在孩子们那里,完全顾不上什么太阳和月亮。太阳和月亮成为性别象征和文化符号,其实要到很久以后,何况那两个星球也不是女娲造的。这就跟《圣经》里面创造了一切的上帝(God)很不一样。他们只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造人,而且是用泥土。

但,就连这件事,也差异甚多。

米开朗基罗的这幅《创造亚当》是关于上帝造人场景的著名描述,指尖相触,人获得了灵魂。原作是梵蒂冈西斯廷教堂天顶画的一部分。

上帝造人是一次性的。在创造世界的最后一天,上帝先用泥土造了亚当,又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再把他们安顿在伊甸园,就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之后,是休息。哪怕他俩不听告诫,被蛇诱惑,偷吃禁果,犯下原罪,也不管。

显然,上帝造人很轻松,甚至有点漫不经心。

女娲就辛苦得多。她先是用黄土和泥,把人一个又一个地捏出来。我们不知道,伟大母亲的处女作是男是女,也不知道开始时创造了多少,但可以肯定不止两个人。从女娲的传说看,她老人家的本意竟是要造出全体人类。

这当然不堪重负。于是灵机一动的女娲,便只好扯下一根藤条沾上泥浆,再举起一甩,把人批量地甩出来。因此后来有人说,富贵者,就是女娲用黄土亲手所造;贫贱者,则只是当时洒落在地上的泥浆。看来,富贵贫贱,虽然都是女娲子孙,但真要“不分先后”,还是有点难。 〔2〕

更麻烦的是,即便如此批量生产,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女娲又只好向地位更高的神申请媒人的职位,以便帮助人们谈婚论嫁,让人类自己男女结合,繁衍生息。 〔3〕

直到这时,她才光荣退休。

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战争爆发了。

交战双方似乎都是女娲的子孙,一个叫共工,另一个叫祝融。不过,跟所有远古传说中的人物一样,他们也都半人半神。祝融是火神,共工是水神。水火难容,刀兵相见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原本应该可以灭火的水竟然战败。

恼羞成怒的共工,便一头向一座山撞去。

洪水滔天,山体滑坡不可避免。更为严重的是,这座由于被共工撞坏而得名“不周”的山,原本是擎天柱。擎天柱倒了,后果可想而知:天崩地裂,水深火热。

人类面临灭顶之灾。

已经闲下来的女娲也只好再次出山。她先是烧炼了五色的石头填补天上的漏洞,然后又砍断一只大鳌的四条腿作为柱子,把眼看就要坍塌下来的天穹重新支撑起来,这才让世界恢复正常,让人类重归安宁。不过,天地已经无法完全恢复原状。西北的天有点倾斜,所以日月星辰都往西走;东南的地有点低洼,所以长江黄河都往东流。 〔4〕

这些事情,上帝可曾做过?

没有,也不可能。

奇怪!女娲为什么要忙个不停,又一管到底呢?

很简单,她不是造物主,不是创世神。创世神只需要揭开序幕,造出一男一女,就可以不闻不问,一切皆由被创造者好自为之,或咎由自取。可惜女娲不是。除了人,天地万物都不与她相干,就连做媒也要别的神批准。难怪《楚辞·天问》会质疑:女娲有身体,她是谁造的?

问得好!因为这其实是在问:

世界是谁创造的?

谁才是终极创造者?

抱歉,无可奉告,因为我们没有创世神。盘古,只是分开了原本就有的天地;混沌,则连自己都是被开窍的。他们都不是创造者。按照中国哲学,创造者是《老子》的道,或者《周易》的易。道,倒是跟上帝一样无象无形,但可惜没有动手,也不是神。易,就更没有神性和神格。

也就是说,终极创造者缺位。

没有终极创造者,或终极创造者没有神性和神格,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点。它对于我们民族的深刻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成败得失,无疑是只能从长计议的话题。现在能够肯定的是:在世界神话的谱系里,女娲不是第一个神,也不是第一个人,甚至不是第一个女人。

第一个女人是谁?

夏娃。

女娲的前身

夏娃是女娲的前身。

女娲有前身吗?有。因为她是母亲,或母亲神。她的造人,她的做媒,她的补天,都意味着母亲的伟大和慈爱。我们并不知道她造了多少人,又造了多少天,先造男还是先造女。这些问题,都没人能回答,也没人去关注。因为对于母亲来说,诸如此类根本就不成问题。

但,母亲都是从少女做起的,女娲也必有前身。

可惜,正如达尔文为从猿到人“缺失的一环”(Missing Link)而苦恼,由于终极创造者缺位,在我们的神话谱系里也找不到从造物主到母亲神的关联环节。那厚德载物的女娲之前,没有天真烂漫的少女,哪怕她半人半神。

自己缺失,就只好借一个。

问题是,有必要吗?

有。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实际上,自从人在自己的世界里睁开了眼睛,一个巨大的问号就长期悬挂在他的头顶: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应该也必须回答的。作为地球上唯一具有自我意识的物种,人类需要这样一种解释、慰藉和安顿。无此交代,我们将心神不宁。

这个交代,就叫“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它表现为现实,表现为历史,也表现为神话。实际上,作为世界各民族都有的文化遗产,神话和传说绝非碰巧的偶然存在。人类创造它们,无非是要借助神和神话传说人物,弄清来历,记录历史,解释现象,回答问题。有此履历和档案,焦虑才会克服,冲动才能满足,身份的认同才有了可能。

有此认同,我才是我,我们才是我们。

创世神话,就这样不由自主地产生。因此,它们绝不是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或者蜚短流长,而是民族的信念甚至信仰。这样的神话我们一定有过,麻烦仅仅在于失传。

也只能借鸡下蛋,以他山之石攻我山之玉。

那么,有可能吗?

可能,因为人就是人。尤其是在远古原始时代,世界各民族的思路、模式和方法论,大同小异,如出一辙。几乎所有的创世神话都在重复虚构,而且惊人地相似。比方说,中国和西方的神话都认为,世界上原本没有人,人是被创造出来的。造人的材料都是泥土,创造者也都是神。

神话,是世界范围的集体梦幻。

这就可以资源共享。比方说,把夏娃看作地球上第一个女人。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看作全人类“少女时代”的文化符号和代码。毕竟,女娲和夏娃,都并非确有其人。

但,为什么是夏娃?

因为只有她,才具备中间环(Link)的双重性。创世纪的故事说得很清楚,上帝刚刚把她创造出来时,亚当只是叫她女人,偷吃禁果以后才叫她夏娃,理由是她将成为“众生之母”。也就是说,之前她是少女,之后她是母亲。 〔5〕

可惜,夏娃也有麻烦。

夏娃的麻烦在于,她是世界上第一个女人,却不是第一个人。第一个人是亚当,夏娃却是用亚当的肋骨创造的,是第二个人。或者说,是神与人的共同作品。只不过上帝在动这手术时,似乎没有使用麻醉剂,而是用了催眠术。

然而由此产生的问题却让人大惑不解:女人跟男人的肋骨,又有什么关系?作为上帝的创造物,夏娃为什么要跟上帝作对?作为亚当的肋骨,她又为什么要去诱惑亚当?亚当的肋骨诱惑亚当,岂非自己诱惑自己?

这是一个“达芬奇密码”。

密码套着密码,疑云罩着疑云。过去我们只知道女娲来历不明,现在看来夏娃也履历不清。她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关系,却反倒可以确定。甚至各自承担的文化角色和历史使命,还会一脉相承,尽管属于不同的神话体系。

因此,必须侦破此案。

其实这并不难。答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真正走进作案现场—— 伊甸园。

谜底,也许就藏在那园子的某个洞穴里。

走进伊甸

伊甸园,在东方,有人说它就是中国的新疆和田。和田古名于阗。于阗、伊甸,读音相近,没准是同一个地方。更何况,那里还有一棵巨大的无花果树。亚当和夏娃遮身蔽体的叶子,就是从那棵树上扯下来的吧?

这当然是姑妄言之,也只能姑妄听之。其实,伊甸园可以是空间概念,更可以看作时间概念。或者说,世界上也许并没有什么“伊甸园地区”,却未必没有“伊甸园时代”。

问题仅仅在于,它是什么时候?

心智初萌的小儿时节。

小儿时节的人类可怜兮兮,只能组成最小的群体来各自谋生,甚至只不过把猿群变成了人群。这在人类学上,就叫做原始群(primitive horde)。原始群是分散、弱小和自生自灭的,由此构成了人类早期的文化点。这些小不点大多烟消云散,只留下些许蛛丝马迹供考古学家研究和凭吊。

据《不列颠百科全书》英文版。

存活下来的原始群,则会形成靠血缘关系相结合的血亲团体,这就是氏族(clan)。氏族联合起来就是部落(tribe),部落联合起来就是部落联盟(tribal confederacy)。当部落联盟足够强大时,就会进入文明,变成国家(state)。

国家的诞生是文明的标志,社会的发展则是人类族群通过迁徙、兼并、繁衍和扩容,不断变化壮大的过程。从原始群到氏族是由点到面,然后则是由面到片(部落),由片到圈(部落联盟),最后由圈到国(国家)。

一言以蔽之:点、面、片、圈、国。

显然,这些类型既是组织形式和社会形态,也是历史阶段,因此都该有神话传说中的代表人物。比方说,代表国家诞生的是夏启,代表部落联盟的是尧舜,代表部落的是炎帝和黄帝,代表父系氏族和母系氏族的是伏羲和女娲。

那么,代表原始群的是谁?

夏娃,也只能是夏娃。

这似乎不对,也不爽,但没有办法。文化符号是要有内涵的,其中必须有密码。女娲造的人,不管是捏出来的还是甩出来的,有内涵有密码吗?没有,甚至没有性别。他们也没在伊甸园待过,无法成为我们的向导和线人。

夏娃却一身是谜。

比如上帝造夏娃,为什么不再用泥土,却要从亚当身上卸下一根肋骨?有人说,这是为了表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好,就算是吧,那为什么不能先造夏娃,再用夏娃的肋骨造亚当?女人的一半也是男人呀!

这样问,是问不出名堂的。

正确的方法,是倒过来推理。

怎样倒推?

看结果。

上帝这样造人的结果是什么?是夏娃在伊甸园大造其反,惹是生非。受蛇诱惑的是她,偷吃禁果的是她,怂恿亚当也犯下原罪的还是她,简直就是害群之马。

这一点都不奇怪。夏娃在伊甸园原本就是异性,也是异类。时间,亚当在先,她在后;原材料,亚当是泥土,她是肋骨;性别,亚当是男人,她是女人。夏娃与亚当,既不同时,也不同质,还不同性。若不招惹是非,才是怪事!

这就让人起疑。

上帝,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地造出这么个狐狸精?难道全知全能的主,竟不知道这娘们是迟早要颠覆伊甸园的?

还有诱惑夏娃的那条蛇,又从哪里来,是什么玩意?如果它也是上帝所造,则无异于创造了罪恶;如果是从别处混入,则无异于纵容了罪恶。创造也好,纵容也罢,上帝并不全善;如果蛇的混入上帝并不知情,则不全知;如果知情而不能阻止,则不全能。既不全知,又不全能,还不全善,则上帝何以为之神,还是绝对和唯一的?

这是一个难解之谜。

实际上,伊甸园的故事恐怕是一个惊天疑案,背后则是上帝的良苦用心,如果真有上帝的话。不管怎么说,勘破此案需要人类的卓越智慧。这就只能另案处理,再写一本书来讨论,书名也许就叫《上帝的预谋》。

不过有一点却很靠谱,那就是亚当和夏娃吃下了智慧之果,变得“心明眼亮”以后,便立即慌乱起来。他们情急之下的反应,竟是用无花果叶发明了人类第一条三角裤。

是什么让他俩惊慌失措?

难道是那赤裸的身体么?

正是。

很好!秘密也就在此。

为什么是裸猿

亚当和夏娃扯下无花果叶那一刻,是全人类的人之初。

太阳依旧是暖洋洋的。风在林间穿梭,并没有传播小道消息。瀑布一如既往地飞流直下,然后奔向大海。花儿兴奋或寂寞地开放着,鱼们都不说话。剑齿虎慢条斯理地闲庭信步,照例惊起草丛中的山鸡,把叶尖的露珠碰落下来。

一切都没变,变了的只有人。

是啊,人类是那样的与众不同。鸟有羽,兽有毛,鱼有鳞,龟有甲,几乎所有的动物都衣冠楚楚。唯独人,除了头部、阴部和腋下,基本裸露,寸草不生。难怪英国动物学家莫里斯要管人类叫“裸猿”,这样的猿确实独一份。

人,你这样一丝不挂地鹤立鸡群,不孤独吗?

这确实是个问题。

实际上,人类原本跟其他灵长目动物一样,也是浑身长毛的。灵长目分三科:猴、猿、人。猿科与猴科的区别是无尾,人科与猿科的区别是无毛。无毛无尾却有皮下脂肪,这在一百九十多种灵长目动物中,是唯一的例外。

就连其他“裸友”,在现存四千二百多种哺乳动物中也为数不多。它们是少数非同一般的庞然大物(如犀牛和大象),掘地三尺的潜伏特工(如鼹鼠和犰狳),翻江倒海的水中健儿(如河马和海豚),但统统加起来也仍是“少数民族”。何况犀牛和大象还是有尾巴的。更何况这些裸体动物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跟人类还是那样的不同。

其实有条尾巴也不错,比如《阿凡达》里面潘多拉星的纳威人。但所有的猿,大猩猩、黑猩猩、长臂猿,都没尾巴也没有颊囊。所有的人,包括外星人,也都没有毛,比如纳威人和ET。这当然是地球人的想象,然而天才的卡梅隆宁肯让他们长尾巴,也不让他们长毛,可见裸体的重要。

这就需要强有力的正当理由。

科学界也有种种假说,比如幼态延续、信号识别和贪图凉快。的确,黑猩猩的幼崽是无毛的,裸露皮肤也容易把自己跟其他猿类区别开来。走出浓荫覆盖的森林后,为了防止中暑,类人猿似乎很有必要脱下那身皮袄。而且,自从学会了烤火,他们也不必担心在冬天会因此感冒。

然而没有人能够回答,为什么只有我们这支猿类延续了无毛的幼态,又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与众不同?同样,学会烤火是在变成裸猿之前还是之后,也未可知。因此,也有科学家说是不想在吃饭时把身上弄脏,害怕长寄生虫等。

猜想真是层出不穷,遗憾的是不能自圆其说。

比较靠谱的说法,是我们曾经下海。也就是说,森林猿在变成平原猿之前,先变成了海洋猿。这就能回答,为什么人类跟鲸和海豚一样,无毛而有皮下脂肪;为什么我们可以在水中游刃有余,黑猩猩却只能望洋兴叹。就连流线型体形和直立行走的姿势,也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可惜这种假说,至今未能得到考古学的支持。没有化石作为证据,一切都是猜想。何况此说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裸猿身上部分地保留了浓毛。头发好讲,因为游泳时头部露在水面。阴部呢?难道类人猿穿着泳裤?还有,为什么婴儿出生时只有头发,而且会长得比任何灵长目动物都长?

海洋猿的说法,也有问题。

那么,莫里斯自己怎么说?

这位英国科学家的解释是:人类从毛猿变成裸猿,不是要做脱衣舞娘,而是要当运动健将。也就是说,面对动物界那些职业杀手,无论死里逃生还是逐鹿中原,我们都必须露出皮肤,增加汗腺,以便在狂奔之时快速降温。 〔6〕

这当然很历史唯物主义。但,为什么那些同样面临生死存亡的动物,包括狩猎的狮和虎,逃命的兔和鼠,都不必技术革新,脱下毛衣换成皮下脂肪,唯独人类需要?难道仅仅因为我们原本生活在森林,是平原上的外来户?

找不到原因,就只能看结果,再倒推动机。那么,裸猿毅然脱掉那身裘皮大衣,又得到了什么好处?

变得性感。

任何有过正常性生活的人恐怕都知道,赤身裸体和衣冠楚楚,哪一种更能给人性的刺激。《阿凡达》里的纳威人光着身子,就因为他们也要恋爱并做爱。但这跟我们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偷吃禁果之前,亚当和夏娃是长毛的?

嘿嘿,难讲。

要解开这个谜团,必须先回答两个问题。首先,我们的远古祖先变成裸猿以后,是不是比毛猿性感了?其次,性感之于人类文化和文明有没有作用和影响,哪怕这作用和影响是负面的?前者是事实判断,后者是价值判断。第一个问题必须先回答。因为没有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就等于零。

与神合谋

事实是毋庸置疑的。

人,肯定是地球上性能力和性快感最强的物种。人类不像其他哺乳动物那样还有发情期,反倒随时随地都可以想做就做。次数的频繁,姿势的多样,感觉的欲仙欲死,动作的花样翻新,更是让动物们望尘莫及。是啊,黑猩猩的阴茎小如钉子,狒狒的交配时间超不过十秒,哪能有高潮?

性高潮,是人类独有的。

至少可以说,女性的是。

雄性动物可能要另当别论。即便插入只有几秒,它们也应该会有射精的快感。的确,为了保证物种的延续,造物主也好,自然界也罢,都必须让雄性时刻处于战备状态,同时也要对它们的良好表现进行犒劳和奖赏。

雌性动物却不需要这份奖励。或者说,怀孕就是对它们最好的奖励。因此,它们只在发情期交配,并且会没脸没皮地勾引雄性,贪得无厌地接受插入。但这并非性欲旺盛,只是为了增加受孕机会。因此,母猴们往往对公猴的表现无动于衷。而且一旦交配结束,便会若无其事地一走了之。 〔7〕

事实上,雌性动物从来就不“为性交而性交”。对于它们来说,性不是生活,而是任务,或者手段,即怀孕的条件和必须。一旦怀孕,就会拒绝雄性的进入。换句话说,雌性动物没有“超越生育目的”的两性关系,只有生殖。

只有生殖,也就没有性。

没有性,便不需要性感。

性感既然只属于人,那它就是人性。

人之初,性本性。

这应该不成问题。

实际上,性感既是性爱的快感,也是性别的美感。快感也好,美感也罢,所有的可能都来自于人猿之别,甚至就是对“从猿到人”之革命成果的直接享受。

比如直立。

直立使男女双方面对面时,性信号区和性敏感区,包括可以传情的眉目,准备接吻的嘴唇,能够抚摸的乳房,终将紧密结合的生殖器,都一览无遗;也使人类能够面对面地结合在一起,并在做爱时凝视和亲吻对方。当然,还可以自由地变换各种姿势和体位,这可比动物们爽多了。

还有用手。

没有一双灵巧的手,拥抱和抚摸,前戏和后戏,便都不可能。但如果没有体毛的脱去,皮肤的裸露,所有这些都将大为逊色。你能想象两个毛茸茸的人抱在一起是什么感觉吗?取暖倒是合适,做爱就不好说。

直立、用手、裸露皮肤,是人类进化的三大成果。正是这些革命成果,使性变成生活。

现在我们知道,上帝造人为什么分了两次,又使用两种材料了。因为人的进化是分阶段的。从猿,到类人猿,到类猿人,再到人,其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质的飞跃和变化,则是由“正在形成的人”,到“完全形成的人”。

亚当就是前者,夏娃就是后者。夏娃肯定是裸猿。至于亚当,是毛猿还是半裸,无可奉告。

但,人类与类人,界限分明。

完全成人的标志是有了意识,这表现为偷吃禁果,心明眼亮。既然已经是人,就必须告别自然界,这表现为逐出乐园,自己谋生。初步成人靠自然,因此泥土造亚当;完全形成靠自己,因此肋骨造夏娃。至于那条蛇,则其实是藏在人类内心深处的,所以上帝管不了,也不能去管。

这是人与神的一次合谋。

合谋何以达成,并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人与神心照不宣配合默契,在创世纪中是如此,进化论里也一样,只要将上帝替换为自然界就行。至少,从毛猿到裸猿,从发情到性感,从动物到人类,这三件事是同步的。它们之间如果居然没有联系,那才真是咄咄怪事。

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亿万年的进化,在上帝那里不过弹指一挥间。也许,正是在古猿变成人类,即变成两腿无毛之动物时,亚当被上帝做了手术。

从这天起,才有了人类学意义的性别。

以前,则只有生物学的。

问题是,为什么只能是亚当的肋骨造夏娃,不能是夏娃的造亚当?或者说,为什么夏娃只能在亚当之后?

因为只有夏娃,才能迈出革命性的关键一步。

这一步,就是从生殖到性。

第一次革命

生殖变成性,是从猿到人的重要转折。它的深刻意义和深远影响,绝不亚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

领导和发动这次革命的,是夏娃。

当然是夏娃,也只能是夏娃。或者说,是女人。道理则很简单:动物之所以没有性,完全因为雌性除了生殖目的别无所求。不难想象,如果它们也有“无关生育的性欲”,自然界就会有妓院了,只不过性工作者会是雄性。

显然,我们不能指望亚当来革命,他也革不了。从生殖到性,真正发生了变化的只可能是女人;起着决定作用和关键作用的,也只可能是她们。所以,蛇想要引诱和能够引诱的,必定是夏娃。夏娃接受蛇的诱惑,则说明她觉得男人那东西挺好。或者说,女人已经有了“性趣”。

女人解放,人类也就解放了。

事实上,如果女人没有性的愉悦,她们就不会在没有生育需求时,也对男人的要求说OK。同样,也只有在女人体验到性高潮,至少体验到性快感,而且有了性冲动和性需求时,交配才变成了做爱。这时,男人体验到的快感,跟他充当雄性动物之日,堪称天壤之别,完全两样。

由此带来的结果,也有两个。

第一个结果,是人类对性生活兴趣盎然乐此不疲。第二个结果,则是女人在一段时间内,只愿跟某个男人做爱,反之也一样。这在女人是相对容易的,对于男人则比较难。于是上帝只好亲自出手,让伊甸园里那条蛇失去了翅膀。其中的文化指令十分明确:不得花心!

不过,这种相互吸引的爱情,很快就变成了冒名顶替的婚姻。毫无疑问,这里面显然有着实用和功利的考虑。一个直截了当的原因是社会分工:男人必须外出狩猎,女人必须看家养娃。结果是,女人不能任由男人在外寻花问柳,自己和孩子则饥肠辘辘,嗷嗷待哺;男人也不能容忍自己历尽艰辛带回战利品,却在家里看见了“她的他”。

所谓“对偶关系”,就这样形成了。

与之相适应或相配套的生理变化,是女人即便怀孕,甚至在月经期,也能接受并满足男人的求欢。因为让男人长期处于性饥渴状态,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女人必须对自己的身体做出调整,以免爱情或婚姻崩溃;而当女人能够这样调整时,人类距离动物便已经十万八千里。

此时的伊甸园,堪称天翻地覆。

变化接连发生。起先是生殖变成了性,然后是性变成了爱情。再然后,爱情异化为婚姻,婚姻产生了家庭,家庭构成氏族,氏族变成部落和部落联盟,最后又产生国家。我们原来的那个猿群,也就在这不知不觉中变成了社会。

与此同时,人类的两性关系也发生重大变化。

首先是变得私密。像动物那样当众交配,已经让人不可容忍和不好意思。常规的方式是在夜间和室内进行,以便避人耳目。于是,睡觉和房事便成为性生活的代名词,性器官也被称为私处,也就是仅限于私下使用的私人物品。与之相适应的,是野合和性表演变得具有刺激性,前者成为情侣间例行公事的补偿,后者则往往成为前戏的一部分。 〔8〕

接下来,是随意变成庄严。但也不是变得神秘,而是变得神圣。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讲到的,性在原始社会甚至成为一种巫术,文明时代则有情人节和婚礼。浪漫一点的,还会希望约会和上床间或能有仪式感。总之,它不再简单地只是纯自然的生理行为,而是社会生活。

也就是说,本能变成了文化。这一切,又都因为女人。

起先是夏娃,然后是女娲。

夏娃是少女时代的女娲,女娲是成熟阶段的夏娃。夏娃变成女娲,就是蒙昧时代变成了野蛮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以制陶术开场的,正如前者的标志性成果是吃鱼和用火。有了火,黑夜不再漫长。有了陶,文化就能留下足迹,我们也很快就会在那些荒古的遗物上看见女娲的微笑。 〔9〕

值夜班的猫头鹰,可以歇息了。

黎明的天空曙光初现,晨星犹在,月色朦胧。功成身退的夏娃将亲眼目睹女娲一鸣惊人地横空出世,并见证她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女神,光芒四射地站在那风起云涌的黄土高坡,成为中华史上第一座文化里程碑。

第二章

女娲登坛

死对头

重见天日的女娲,样子并不好看。

我们这里说的“女娲”,在欧洲被叫做“维纳斯”。她们是一些考古发现,即原始民族塑造的母亲神像。其中最古老也最代表性的有两件:一件是法国出土的浅浮雕,叫“洛塞尔的维纳斯”;另一件是奥地利出土的圆雕,叫“温林多夫的维纳斯”。她们的岁数,都在二万五千年左右。

后来,越来越多的“维纳斯”在世界各地相继出土,以至于在法兰西西部到俄罗斯中部之间,形成了一条延绵1100英里的“维纳斯环带”(venus zone)。 〔1〕

当然,这是西方人的命名。如果愿意,也可以叫“洛塞尔或温林多夫的女娲”。咱们自己的“维纳斯”则在山海关外的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一共两件,年龄大约五千多岁。

抱歉打扰了,老奶奶们!

唤醒这些女娲或维纳斯的不是王子之吻,而是考古队的锄头。事实上,她们恐怕也不好意思叫做睡美人。没错,这些雕塑作品无一例外的都是裸女形象,乳大、臀肥、性三角区线条明晰,却一点都不性感。她们或者面目模糊,或者表情呆板,或者头部低垂,或者双臂萎缩,或者腹部隆起,或者全身肥胖,或者双腿变成了一根细细的棒子,根本就没法跟古希腊那断臂的维纳斯相提并论。

至于咱们那两位老祖母,干脆就是孕妇。

显然,这不可能是性爱之神夏娃,只可能是母亲之神女娲。乳大意味着奶多,臀肥意味着善育,性三角区线条明晰则意味着孩子从那里出生。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一尊撒塔尔·胡尤克女神像,就明明白白是在分娩。

这是一尊撒塔尔·胡尤克分娩女神像,出自约公元前6000年的安纳托利亚。杰克·佩奇根据詹姆斯·梅拉特的画所作。

安纳托利亚又叫小亚细亚,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欧洲那条“维纳斯环带”之南,跟出土“女娲”的我国内蒙古赤峰市倒是同一纬度,堪称无独有偶。看来,豆蔻年华体态玲珑的待嫁少女,在远古时代并不招人待见。史前艺术家们情有独钟的,是强健壮硕能怀孕会生育多子多孙的母亲。 〔2〕

不过也有例外。

例外是在摩尔达维亚地区的维克瓦丁茨发现的,那是一尊属于晚期库库泰尼(Cucuteni)文化的黏土小塑像,全身赤裸,两腿修长,腰肢纤细,阴部明晰,十分性感。似乎可以猜想,她一定会让看惯了孕妇的考古学家眼睛一亮。

这位难得一见的漂亮女神,是在一个小女孩的墓中被唤醒的,并被命名为“白夫人”。她的造型,则被解释为“躺在那里等待埋葬”,以及“生命将随着死亡到来”。 〔3〕

没错,她是死神。

摩尔达维亚的维克瓦丁茨墓地发现的黏土小塑像,俗称白夫人。

死亡女神,是女娲和维纳斯们的“死对头”。

母亲神的死对头当然得是另一种样子。但,生育女神肥胖臃肿,死亡女神身材曼妙,却让人大跌眼镜。原始人为什么要这样塑造他们的女神,定要弄得“生不如死”呢?是审美观不同,还是价值观相异?难道美丽是危险品,粗笨反倒是可靠的?或者我们眼中的性感魅力,对于他们来说不但毫无意义,还必须退避三舍,敬而远之?

没人知道。

也许,他们就像汤加人,以胖为美。也许,他们当中早夭的少女,从来就不曾有过身孕。这都是有可能的。一个少女好不容易才长大成人,还没来得及做母亲就死于非命,请问还有比这更让原始人无法接受的人间悲剧吗?

那好,死神就该是这副模样。

这其实是一种觉醒。的确,意识到自己终有一死,是人类进化的最早成果;对死亡的恐惧,则是人类最普遍和根深蒂固的本能。是啊,谁能承受入墓前的战栗,谁能想象不再醒来的长眠。死神曼妙身材的背后,是夜半惊魂。 〔4〕

何况那时的人类多么弱小,生命又多么脆弱,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自然的灾难,意外的事故,野兽的伤害,敌人的攻击,片刻之间就会夺人性命。谁都不知道性感美丽的死亡女神,什么时候会抛来媚眼,送去飞吻。

实际上,原始人类的死亡情况已无法统计和描述。能够知道的,是许多有着高度文明的古老民族,比如玛雅人和我国四川三星堆文化的创造者,都莫名其妙地人间蒸发。那些手无寸铁的原始民族,恐怕更加朝不保夕。

于是,亲人尸骨前,是流干的泪水;突然袭击时,是无助的目光。然而也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哭泣之后,理性的精神也在闪耀和升腾:哭是没有用的,怕是不必要的,重要的是想方设法活下来,并把种族延续下去。

置于死地而后生。丧钟敲响之时,号角与战鼓齐鸣。原始人下定决心,要跟死神打一场拉锯战。

女娲诞生了。

葬礼与赞美诗

女娲诞生于一个不解之谜—— 死亡。

实际上,自从心智初开的人类意识到自己终有一死,这个问题就一直在困惑着他们。人既然活着,为什么要死,又为什么会死?人死以后,到哪去了?他是在到处流浪,还是已重新定居?不辞而别的他,还会回来吗?

这其实是在问:什么是死亡?

对死亡最直截了当的理解,当然就是“我没了”。问题在于,明明白白存在的“我”怎么会没了,又怎么能没了?“我没了”这件事,我知道吗?如果我知道,那么我还在;如果不知道,又怎么证明没了的是我,不是别人?

这可是无论如何都想不通的事。

结论也只有一个:我还在,只不过换了地方。

换地方是可以的,也是可能的。因为在原始人看来,所有的存在,花、草、鱼、鸟、蛇、牛,当然还包括人,都有灵魂,叫“万物有灵”。肉体,则是灵魂寄居的地方。既然是寄居,就有可能搬家,因为帐篷总会被拆掉。肉体拆迁就是死,灵魂搬家就是转世。或者说,死亡就是灵魂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就像游牧民族的转场。

灵魂是个流浪汉,命运叫他奔向远方,奔向远方。

万物皆有灵,灵魂可转世,这可能是最原始的人生哲学。当然,怎么转,是转到冬窝子还是夏牧场,是立地成佛还是做牛做马,要到很久以后才能由宗教来回答,原始人并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如果灵魂不过换了地方,那我就没死。

女娲的名字,最早出现于《楚辞·天问》,但没有说是蛇还是蛙。所谓“人头蛇身”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图画形象,最早见于汉画像石。在后世的理解中女娲和蛇、蛙的关联,正是“万物有灵”的表现。

很好!这足以对付死亡,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因为它意味着一种信念:人其实是永生的。肉体可能会消失,但灵魂不死;个体可能会倒下,但族群不亡。集体和同类的生命将接力赛一样延续下去。反正一个灵魂离开了故土,就会马上找到新居。因此,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开始。

这就要做两件事,一是安顿,二是礼赞。

被安顿的是逝者。

安顿逝者是天经地义的。这不仅基于对他们的留恋和尊重,也基于灵魂不死的观念。因此,旧石器时代的尼安德特人(早期智人)和山顶洞人(晚期智人)都有墓葬,也都有随葬的工具、食物甚至首饰。那意思也很清楚:灵魂既然上路,就得带点干粮;逝者其实没死,随时都能回来。

这就不但要有随葬品,甚至还要做成木乃伊,或者由巫师招魂。反正,葬礼必须举行。古埃及贵族的坟墓里,甚至会有上好的葡萄酒,以便他们开怀痛饮,或举办酒会。

被礼赞的则是女人。

赞美女人也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女人是生命之源,是灵魂新居的建设者和创造者,还最不怕死,至少不怕流血。她们每个月都要流血,也没死。哪怕生产的时候要出血,也不过是让新的生命接受了一次特别的洗礼。

显然,生与死,秘密都在女人身上。

只有女人,才掌握了人世间的“一号机密”。

这就必须礼赞,必须崇拜,必须用雕塑、绘画、搭建祭坛等方式,把女人和女性生殖器特别地制作出来。最著名的例子,有云南剑川的“阿央白”,红山文化遗址的祭坛,以及大批的“维纳斯”和少量的“白夫人”。

母亲神多死神少,并不奇怪;前者丑后者美,则也许是反其道而行之。土家族,不就是婚礼时泣不成声,谓之“哭嫁”;葬礼时手舞足蹈,谓之“跳丧”吗?但可以肯定,无论美丑生死,都取决于女人,也只能取决于她们。

因此人类最早的神,清一色的都是女神。

甚至直到希腊时代,也仍有大量女神:天后赫拉,冥后珀尔塞福涅,灶神赫斯提娅,大地女神盖娅,爱神与美神阿芙洛狄忒,智慧女神雅典娜,月亮女神阿尔忒弥斯,青春女神赫拍,胜利女神尼姬,正义女神忒弥斯,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丰产女神德墨忒尔,海洋女神欧律诺墨。 〔5〕

爱琴海,莫非是女神之乡?

正是如此。在一个属于迈锡尼(Mycenae)之前米诺斯(Minoan)文明的克里特(Crete)印章上,人们看到这样的场面:乳房丰满的女神高高站在世界之巅,骄傲地举起一条蛇,向世人炫耀她的君临天下;身材健美的青年男子站在下面崇敬而兴奋地欢呼,阴茎雄起,蔚为壮观。 〔6〕

克里特印章展示。

这既非色情,更非淫秽,也非游戏或胡闹,而是一种极其神圣而庄严的仪式。在此仪式上,勃起即致敬。雄壮勃起的阴茎,是生命力的体现,也是女神的赞美诗。

这种仪式,就叫“生殖崇拜”。

蛙女神

生殖崇拜是女娲的杰作。

女娲是一只大青蛙。

不对吧?传说中的女娲不是蛇吗?在《山海经》,在画像石,女娲和下一章将要讲到的伏羲一样,都是半人半蛇,而且蛇尾还缠绕在一起,分明是准备传宗接代的意思。

更何况,只有蛇才会最终变成龙,蛙就不行。如果女娲是蛙,龙的传人岂非成了“蛙的传人”?

女娲怎么会是蛙?又怎么可能是蛙?

因为本来就是。娲,今人读“蛙”,古人读“呱”,正是青蛙的声音。有人说这个字读蜗,因此是蜗牛。其实蜗牛的蜗古音也是“呱”。可见娲就是蛙,女娲就是女蛙,只不过是伟大的、神圣的、创造生命的神蛙或圣蛙。 〔7〕

这样的神蛙或圣蛙,当然不能写成青蛙的蛙,必须特别创造一个字,专门用在她身上。这就是女娲的娲。这个字除了为女娲命名,没有别的用处,可见是特创的。尽管我们还没有发现这个特创字的甲骨文和金文,但在南太平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蛙人图上,却可以依稀看见她当年的风采。

这里面,又哪有一丁点蛇的影子?

更何况,只有蛙才可能造人。龙和蛇,都不会。

那么,蛙又怎么会变成蛇?

此图来自大洋洲巴布亚新几内亚,图中形象均为生殖崇拜象征。其中鱼、蛙、花象征女性生殖崇拜,鸟象征男性生殖崇拜,详见本卷后面几章的论述。画面主体形象是蛙人,可看作“大洋洲的女娲”。

因为有人暗地里做了手脚,时间不晚于汉。

实际上,蛙也好,蛇也罢,在原始社会都是生殖崇拜的象征物,而生殖崇拜其实是逼出来的。原始人寿命极短,尼安德特人平均不到二十岁,山顶洞人没谁能活过三十。既然活不长又死得快,就只能生得多,难怪女娲不惜抡起藤条沾上泥浆甩。毕竟,能对抗高死亡率的,只有高出生率。在与死神的搏斗中,这是最实在的一招。

然而这真是谈何容易。谁都知道,并非每次性交都会有结果,生男生女也全凭运气。看来,冥冥之中另有一种神秘力量,在左右和掌控着命中率。对这样的力量,岂能不恭敬有加顶礼膜拜,又岂能不想方设法弄到自己身上?

膜拜的目的是获取,获取的方法是巫术。巫术的规则是相似律和接触律,比如胆大妄为就叫“吃了豹子胆”,韬光养晦就叫“夹起狗尾巴”。这种文学修辞其实是巫术遗风。要知道,原始时代的战士,是当真要吃豹子胆的。

获取神秘的生殖力量,也如此。

于是女娲和她众多的姐妹,便在世界范围内雨后春笋般地被创造出来。这是对女性生殖能力的直接崇拜,而且这种崇拜是实用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多生孩子。因此,隆起的腹部是她们的骄傲,丰满的乳房是她们的勋章,荷塘的蛙鸣是她们的《欢乐颂》,水里的鱼儿则是她们的万千化身。

没错。鱼和蛙,频繁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

这是一些令人过目不忘的形象,或写实,或写意,或抽象,或便化(简约化变形),形成序列,蔚为大观。尤其是半坡的鱼纹和马家窑的蛙纹,形神兼备,生机勃勃,充满了活力。你看那一排排并行的鱼儿,气势是何等的磅礴;你看那划水中成长的幼蛙,身姿又何其优雅和从容。 〔8〕

不必为此感到惊异。毕竟,那里面投射了原始先民浓浓的情感和深深的祝福。因此,每当我们凝视这些远古的神秘图案,扑面而来的便是潮乎乎的生命气息。

是的,那些鱼。是的,那些蛙。

此致敬礼!你们这些生殖崇拜的文化符号。

万寿无疆!你们这些女娲的绶带和徽章。

但,为什么是它俩?

因为长得像又生得多。鱼和蛙,确实能给心智初萌的人类以太多的联想。鱼唇跟阴唇,不都是开开合合吗?青蛙跟孕妇,不都是大腹便便吗?不信去看姜寨一期的双鱼纹,简直就是女性生殖系统的生理解剖图。

何况鱼子又何其之多啊!青蛙也是一夜春雨,便蝌蚪成群。这难道不意味着旺盛的生命力?所以,庙底沟的蛙纹便特地在腹部画了很多点,马家窑的蛙纹还标明了产道口。

实际上,从蝌蚪到幼虫,再到成形的蛙,在彩陶纹饰中应有尽有。这当然绝非偶然。何况还有花纹。事实上,花就是植物的生殖器,果则是植物的后来人。所以,姑娘好像花一样:含苞欲放是新婚之夜,豆蔻年华是待嫁之时。

春暖花开的季节,鱼游蛙鸣,生机勃勃。

甘肃出土马家窑类型蛙纹,特地画出了产道口,而且产道口在中医学上就叫“蛤蟆口”。

新石器时代遗物,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

从中不难看出蛙纹的全面性和丰富性,据郑为著《中国彩陶艺术》。

有花,有鱼,有蛙,女性生殖崇拜的文化体系完成。鱼象征着女阴和受精;蛙象征着子宫和怀孕。难怪姜寨一期那个陶盆内壁,竟会画了两对双鱼和蛙纹。这是一整套生殖系统。掌握了这套系统,就能像迦太基统帅汉尼拔(Hannibal)访问罗马一样,叩响生命之门,并长驱直入。 〔9〕

死亡线上走投无路的人,绝处逢生。

也许,这就是女娲的身世之谜——女娲就是女蛙,是主管生育的蛙女神,也是率领我们迎战死亡的胜利女神。她老人家是蛙,我们的孩子才是娃。娃娃落地,呱呱而鸣,于是荷塘之中月色之下,便是一片生命的交响。

死神,你听见了吗?

月亮不说

听见了这蛙声的,是月亮。

没错,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月亮与爱情和婚姻有太多的关系。实际上,它也是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物。引起原始人类联想的,则大约是灵长目动物共有的月经。女人有了初潮才能怀孕,怀孕以后立即停经,闭经之后则不再有生育能力。凡此种种,岂不证明月亮与生儿育女有关? 〔10〕

显然,月亮知道女人太多的秘密。

造物主发明女人,跟月亮应该不是同一时刻吧?却不知道二者之间,为什么竟会有那么多的相似和关联。月经一月一次,这就是关联;肚子有盈有亏,这就是相似。月亮就像巨大的青蛙或伟大的孕妇。圆了,是正在怀孕;扁了,是刚生孩子。生出满天星斗的月亮,又岂能不是神蛙?

代表月亮的这只神蛙就叫蟾蜍。它或者在月亮中,或者就是月亮,甚至就是补天的女娲。姜寨出土的彩陶上,有一个腹部布满斑点的蛙形图案,就是她的形象。那些原本表示多子多孙的斑点,后来就成了补天的石子;而用来代替擎天支柱的所谓鳌足,则实际上是蛙腿。

女娲,其实是牺牲了自己,才成全了我们的。

一只巨大的青蛙,四条蛙腿支撑起残缺不全摇摇欲坠的天穹,身体中孕育已久的生命力在瞬间爆发,宇宙大爆炸般地化作满天繁星,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伟大!难怪月亮的面孔会生铁般地又白又冷,那是因为产后大出血。这可比仅仅把诺亚方舟恩赐予某些特权人物,要伟大得多!

这就是女娲的星空,它同样充满疑团。

众所周知,肚子有规律地膨胀和缩小,月亮、青蛙和女人都会,太阳和男人则不会。一个月来一次的月经,男人也没有,跟太阳就更没关系。因此,月亮神就该是女的,太阳神当然是男的,比如古埃及的月亮女神贝斯特,古希腊的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后者在罗马神话中叫狄安娜。 〔11〕

据四川郫县出土一号东汉砖室墓石棺。

如此看来,我们民族的月亮神就该是女娲,太阳神则该是下一章将要讲到的伏羲。伏羲和女娲,在民间传说中是兄妹或夫妻。伏羲手上捧着太阳,里面有一只太阳神鸟;女娲手上捧着月亮,里面有一只月亮神蛙。

这不就是中华版的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吗?

然而在文献资料中,我们的太阳和月亮都是女神。太阳神叫羲和,月亮神叫常羲,还居然都是帝俊的妻子。帝俊据说就是五帝之一的帝喾(读如酷),甚至就是舜。这就更是一笔糊涂账。再说了,羲和、常羲、伏羲,这三个“羲”有没有关系?如果无,为什么?如果有,是什么? 〔12〕

没人知道。

这里面隐含的信息很重要。

首先,太阳是男性的,月亮是女性的。其次,太阳和月亮都是女神所生。这就告诉我们,生殖崇拜有男有女。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物是月亮,男性的就是太阳,而且,对母亲和女性的崇拜一定在先,太阳也只能是女神的儿子。

月亮有十二个也不奇怪,因为一年有十二个月。太阳有十个却没有过硬的道理,所以多余的九个要被消灭。这也是后面要讲述的故事,要破译的密码。现在只能肯定,我们民族的太阳神和月亮神,不是羲和,不是常羲。

那么,后羿和嫦娥呢?

不好说。

后羿射日,嫦娥奔月,两个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简单地说,就是羲和生下的十个太阳,原本是轮流上岗,一天只出现一个的。然而不知为什么,从某天开始,它们全部出现在天空。后羿只好射下九个,才拯救了人类。然而这位英雄的妻子嫦娥却偷吃仙药,离开后羿飞到月亮里面去了。 〔13〕

故事梗概,大约如此。

看来,嫦娥与月亮,后羿与太阳,确有关系,却恐怕不是太阳神和月亮神。道理也很简单:嫦娥如果是月神,为什么要奔月,难道她原本不在那里?同样,后羿倘若真的是太阳神,又为什么要射日,难道他跟自己过不去?

这又是一个文化之谜。

要破译这个密码,我们民族的神话传说已不够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只有他山之石,才能攻玉。尽管后羿的疑团要到本书第六章才能水落石出,但至少,我们可以先借助旁证和推理,揭开嫦娥的身世之谜。

因此,有必要传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出庭作证。

作证还是作案

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其实也都有案在身。

众所周知,阿尔忒弥斯和阿波罗,都是宙斯跟暗夜女神勒托的孩子,而且是孪生。这倒是说得过去。万神之王要给暗夜以光明,当然要一次性地生出月亮和太阳。阿尔忒弥斯作为月亮女神也没问题。她出生的时候,眉心便嵌着耀眼的月亮,左手拿箭右手拿弓,全身闪耀着圣洁的光芒。

阿波罗的太阳神身份却大为可疑。因为真正的太阳神是赫利俄斯,阿波罗只是光明之神。但,既然如此,他的眉心又为什么会嵌着耀眼的太阳?

也许,他至少是半个太阳神。

或者说,有人希望他是。

这里面显然有文章。

事实上,阿波罗必须成为太阳神,才能与阿尔忒弥斯成双成对。然而他俩究竟是兄妹,还是姐弟,希腊人自己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种版本说,阿尔忒弥斯出生后,便充当了母亲的助产士,帮助勒托生下了阿波罗,所以她又是接生女神。另一种版本则说,阿尔忒弥斯那修长曼妙的躯体,其实是阿波罗出生后,用自己的手牵出来的。

额头闪光的太阳哥哥喷薄而出,坚强有力的手牵出体态玲珑的月亮妹妹,画面感确实很好。

但,这是作证,还是作案?

作案。

因为太阳绝不会升起在月亮之前。

事实上在远古文化系统中,太阳和月亮是两种符号,也是两个时代的象征。太阳代表雄性和男人,月亮代表雌性和女人。那么,人类最先崇拜的,是哪种生殖力量?

雌性。因为所有人都是女人生的。

因此最先亮相的,也一定是女性的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包括鱼、蛙、月亮,还有大地。有了象征母亲和母性的大地,才会轮到种子和种子的携带者,即雄性或男人,以及他们的象征物,包括下一章要讲到的鸟、蛇、太阳。 〔14〕

所以,作为月亮女神和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一定出生在前;作为光明之神和文艺之神,以及“准太阳神”或“伪太阳神”,阿波罗一定在后。也就是说,当阿尔忒弥斯驾着月之车飞过天际穿行丛林时,眉心嵌着太阳的阿波罗,应该还在娘胎之中。两个版本并存,说明真相没有完全被遮蔽。

同样,手捧月亮的女娲一定在先,手捧太阳的伏羲一定在后,羲和与常羲则要到伏羲出生之后才被追认。女娲也不可能是伏羲的妹妹,更不可能是蛇,只可能是蛙。

以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为主题的古希腊陶杯图案,原物现藏于法国卢浮宫。

阿波罗、阿尔忒弥斯兄妹的想象图,阿波罗牵出了妹妹。方佳翮绘。

蛙变成蛇,显然是有人做了手脚。

侦破此案并不难。找到相关利益人,就能发现犯罪嫌疑人;看谁能够从中渔利,就能知道犯罪动机。

那么,女娲变成蛇,对谁最有好处?

伏羲,或伏羲的粉丝和接班人。道理也很简单:如果伏羲和女娲都是蛇,那么,谁先谁后就说不清,后来者也就可以居上。比方说,把伏羲说成女娲的哥哥。就连那些不得不承认女娲为“三皇”之一的,也要把她放在伏羲之后,排名的次序是:伏羲、女娲、神农。 〔15〕

伏羲在前,女娲在后,又有什么意义?

证明男尊女卑天经地义。

这事非做不可。前面说过,夏娃也好,女娲也罢,包括现在说到的伏羲,都并非确有其人,更不是单个人,而只是符号和代码。夏娃代表原始群,女娲代表母系氏族,伏羲代表父系氏族。但,进入伏羲时代后,社会性质就变了。如果不确认男尊女卑,男权社会又岂能延续至今?

因此,必须给女娲动手术。犯罪嫌疑人,则八成是鼓吹男权社会纲常伦理的那些家伙。只不过,他们做贼心虚手忙脚乱,还是留下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在几乎所有的画像和造像中,女娲手中都是月亮,伏羲手中都是太阳。

何况那月亮里,还明明白白有一只蟾蜍。

这可是铁证如山!

蛙女神,又岂能是蛇妹妹!

但,能够给女娲整容,则说明世道变了。事实上,父系社会是男人的江湖,他们当然有能力也有权力篡改历史,把原本就语焉不详的神话弄得更加似是而非。于是一切都颠倒过来,女娲和伏羲成了兄妹,嫦娥和后羿成了夫妻,后出生的阿波罗也变成了阿尔忒弥斯的哥哥。

这种世界性和历史性的错乱,恐怕没人能够纠正。

嫦娥,也只能选择私奔。

嫦娥的私奔

嫦娥奔月,应该是在女娲被人暗算之后。

故事很简单:后羿从西王母那里得到了不死之药,却被嫦娥一个人吃了。由于用药量过大,长生不老便变成了肉体飞升,青云直上的嫦娥也只好永远地留在了月宫里。

奇怪!两人份的药,她为什么要独吞?

版本很多,其中一种是被逼的。当时,后羿的徒弟逢蒙前来偷药,还要杀人灭口。情急之下,嫦娥只好将那药赶紧吞服。另一种说法则相反:她就是要离开后羿。 〔16〕

如果后一种版本成立,当然是私奔。

不过,这是“一个人的私奔”。没人怂恿,没人策划,没人带领,没人追随,没有约会也没人等她。

但,义无反顾,头也不回。

咦?这明明是叛逃嘛,怎么是私奔呢?

因为目的地是月宫。

而且进去以后,就变成了蟾蜍。 〔17〕

前面说过,月亮和蟾蜍(神蛙)都是母系氏族社会和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物,也是女娲的Logo。这样看来,嫦娥的私奔,便简直是回家。或者说,是回归了自身。就连月宫里因此而有了一只玉兔,说不定也意味深长。

兔宝宝和蛙女神,应该有关联吧? 〔18〕

事实上,嫦娥也是在逃避,逃避一个她无法适应又无法反抗的环境——男权社会,尽管那新社会和新时代血气方刚蒸蒸日上。她的逃避也纯粹是个人和私下的,根本不会有任何结果,也不会有连锁反应。如此自我放逐,恐怕连“不合作主义”都谈不上,当然不好意思叫叛逃,只能叫私奔。

但,她真的必须逃避吗?

也许。

表面上来看,从母系到父系,只是改变了血统的计算方式,但二者之间的区别却是本质性的。母系氏族是“非权力社会”。在那里,只有管理,没有统治;只有心意,没有压抑。女性首领们面对的是真正的子民,给予的是真正的关爱。她们甚至用不着刻意提倡什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为那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这就不能叫“女权社会”,只能叫“母爱社会”。

那是我们民族的春天,也是世界各民族的花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性关系自由,选择权则主要在女性。她甚至可以同时拥有多个男友,只要她愿意。唯一的“霸道”,是对性伙伴的择优录取。 〔19〕

但女人拥有选择权,是为了种族的延续,因此也不会对落选者冷嘲热讽、赶尽杀绝。何况选择是双向和自由的,没有强奸,也没有卖淫;没有感情纠葛,也没有财产纠纷。

父系氏族却不是这样。

毫无疑问,父系氏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权力社会”。也许,它只能叫“半权力社会”或“前权力社会”。但不管怎么说,自从母系变成父系,权力就被发明了出来,并成为男人手里可以生杀予夺的指挥刀。

实际上,如果没有权力问题,变革就没有必要;而权力一旦诞生,刹车就没有可能。结果是,也许几百年,也许上千年,一切都今非昔比。管理变成统治,拥有变成占有,安排变成指使,安顿变成奴役,监狱、军队、政府和国家被相继发明了出来。母爱社会变成了男权社会,并延续至今。

女娲的时代终结,嫦娥的好日子也过完了。

也许就在这个时候,或者更晚一些,嫦娥悄然来到女娲造人的地方。她看到了什么呢?她会看见,天边那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同流动的金球在冉冉升起。另一边,那生铁般又白又冷的月亮,正悄然落下。

生铁般又白又冷,正是月亮女神形象和性格的写照。

是的,阿尔忒弥斯身材曼妙,两腿修长,腰肢纤细,皮肤白皙,通身闪耀着银白色的光芒。她睫毛浓密,目光澄澈而又灵动;红唇小巧,嘴角挂着一丝庄重和威严。这是一种高贵的冷漠,圣洁的美丽,不容侵犯,不容亵渎。

然而那生铁般又白又冷的骄傲,却与内心的柔软包容共存。作为处女的保护神,也作为独立自由的象征,阿尔忒弥斯拒绝了众多的求婚者,却偏偏庇护那些不受爱神摆布的青年男女。也许,蔑视权威,反抗世俗,保护弱者,这就是月亮的性格?难怪嫦娥要奔向月亮,也只能奔向月亮了。

再见了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女儿吧!

第三章

伏羲设局

日出时分

暮春之后是初夏。太阳升起前,有雾。

薄雾中,一个黑点在海面上若隐若现。

阿波罗对他姐姐说:现在,能展示你的箭法吗?

姐姐阿尔忒弥斯张弓搭箭,一发中的。

阿波罗微笑着退场,他的阴谋得逞了。

飞到海面观看战果的阿尔忒弥斯却欲哭无泪。因为她射死的正是自己的恋人,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奥利温。

阿波罗为什么要设下这样一个陷阱呢?他那样爱自己的姐姐,奥利温也不是他的情敌。但,嫦娥不是义无反顾地奔向月宫了吗?那里面也没有她的情郎。看来,史前文化已被重重迷雾笼罩,遮掩了阴谋与阳谋、真情与真相。

那么,此刻潜行于雾中的,又是谁?

是蛇。

蛇在伊甸园犯下重案以后就了无踪迹,却在日出之前与太阳达成了某种共识。一个可以作为线索的证据是:阿波罗和伏羲都与太阳有关,也都是蛇,或曾经表现为蛇。

为什么是蛇呢?蛇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也许有人会喜欢蛇,认为它神秘、冷峻、有头脑,特立独行。讨厌蛇的,则觉得它丑陋、阴险、冷血、变态。更重要的是,蛇和蛙本是死对头。蛇是长虫。青蛙吃虫,蛇又吃蛙。蛇与蛙,如何相容,岂能相容?

因此,女娲让蛇出场,后来还变身为蛇,必有原因。

原因复杂而多项,最直截了当的动因是男人要搞“文化革命”。也许,这场革命是非暴力和渐进的;也许,革命的意识模糊而朦胧;也许,这事其实酝酿了很久很久;也许,它的背后有着经济的推动和考量。是的,也许。

但不管怎么说,氏族的男人和女人终于都认为,仅有女性生殖崇拜已经远远不够,还必须承认男性在生命创造中的作用,并用一种合乎逻辑和法理的形式予以肯定。

男性生殖崇拜开始了。

这就需要象征物,而蛇是合适的。事实上,蛇与阴茎有太多的相似。比方说,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以及平时绵软,用时坚挺。当然,还有那毋庸置疑的攻击性。

蛇,天然地就像男性。

因此,诱惑夏娃的必定是蛇,被诱惑的必是夏娃。这是不可或缺的历史环节,此后的二次革命也还要靠蛇。由是之故,当它潜伏在伊甸园时,上帝只好装作没看见。

其实在蛇之前,男性的象征便已出现,这就是鸟。鸟的崇拜要早于蛇,待遇也比蛇高。直到现在,它也仍是男性生殖器的代名词。这种指代甚至是一种“国际惯例”,比如英国人就把男人那玩意称为小公鸡(cock)。

鸟和蛇也都有卵。尽管并非所有的蛇都是卵生,对于原始人类却意义非凡。事实上,当他们看见小鸟或小蛇破壳而出时,便很可能自以为勘破了生命的秘密。的确,生命既然孕育在卵中,有卵(睾丸)的男人便是创造者。就连鱼和蛙批量产出的小宝宝,也可以理解为雄性之所赋予。

于是,蛇和鸟便成为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物。 〔1〕

当然还有太阳。

太阳也是非有不可的。何况月亮已是女神,男神就该是太阳。结果,正如月亮里面有一只名叫蟾蜍的神蛙,太阳当中也有一只神鸟,名叫金乌。只不过金乌有三条腿,有的身上还背负着太阳。有了这只“三足神鸟”,男人的太阳就不但能够冉冉升起,还能飞向不知终点的远方。

月亮有神蛙,太阳有神鸟,也没什么不好。

女娲她们当年,大约就是这样想的。代表女性的鱼女和蛙女,甚至有可能欢迎代表男性的鸟人和蛇人登堂入室,跟她们一起建设新生活,共谋发展,同享太平。

可惜谁都没有想到,是鸟就会叫,就会飞。她们更没想到,鸟的背后还藏着一条蛇。蛇是一定要吃青蛙的,下手只是迟早的事。只要太阳的光芒盖过月亮,蛇就一定会把母爱社会变成男权社会,并永不交权。

这可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父系氏族的日出时分到了。在血红的云彩里,在荒古的熔岩中,一只金色的神鸟正张开巨大的翅膀,连同流动的火球喷薄而出,傲然飞翔。另一边,悄然落下的月亮生铁般又白又冷,说不清是在默默祝福,还是黯然神伤。

现在已经很难确定,这只负日远行的三足神鸟究竟从哪里起飞。海上?山中?桑林?都有可能。但不管怎么说,当它背负青天往下看时,应该看到一个头戴羊冠人首蛇身的小伙子正英俊亮相,大踏步地从后台走向了前台。

他的名字,就叫伏羲。

天下第一厨

伏羲身上,有股子烤羊肉味儿。 〔2〕

当然,这里说的伏羲跟女娲一样,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文化符号,代表的是父系氏族社会。这个社会的历史少说也有上千年,但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也不管这当中出了多少个代表,我们都通通称之为伏羲。

而且照理说,他们也都该是蛇神。

但是奇怪,伏羲出生那天,我们只看到太阳很好,完全看不见蛇的影子。没错,一点都没有。

实际上,跟女娲的娲相类似,伏羲的羲,差不多也是特别创造出来的字。除了用于本章这位男一号,以及其他某些神话人物,比如羲和、羲仲、羲均、常羲,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气之吹嘘”,也就是气息舒展而出的状态。 〔3〕

什么气?

羊肉味呗!

羲,无疑与羊有关。金文的羲,就是上面一个“羊”,中间一个“我”,下面一个“兮”;或者上面一个“義”,下面一个“兮”。这个字加上“牛”字旁,就是犧,牺牲的牺。

很清楚,这里面有羊也有牛,却偏偏没有蛇。你总不能说那个“兮”字,就是“蛇溜走了”吧?

女娲是女蛙,伏羲却不是伏蛇,岂非咄咄怪事?

然而伏羲又确实是蛇,也必须是蛇。女娲就是因为伏羲的缘故才由蛙变蛇的。如果伏羲竟然不是蛇,那么女娲的整容岂不冤枉?如果说伏羲也曾变身,请问又是谁给他动了手术?扑朔迷离的远古文化,难道案中有案?

其实,羲,原本与羊没有关系。甲骨文的羲字里面就没有“羊”,而是上面一个“我”,下面一个“兮”。

我和兮,分别是什么意思?兮是语气词,上古读音接近于“喝”,中古读音接近于“嘿”,意思相当于“啊”。我,也不是“自己”,是“兵器”,意思是“杀”。

所以,甲骨文的羲,就是“杀啊”。

杀谁?谁杀?谋杀案吗?

当然不是。

但要侦破此案,也只能倒推。

◎金文“羲”(羲妣尊彝)

据林义光《文源》卷十一。

◎甲骨文“羲”(前二·七·五)

此字旧无人识,据施谢捷先生考证,它就是后来“羲”字的“初文”(最原始符号),上面部分是“我”,下面部分是“兮”。吴荣光先生则认为,兮就是羲的“省文”(简写)。

◎甲骨文“我”(甲二二六七)

很明显可以看出是兵器。

从哪儿推?

犧(牺)。

为什么是犧?因为伏羲又叫庖牺(庖犧)。庖牺的犧,就是牺牲的犧;牺牲的犧,则原本是伏羲的羲,就像蛇字原本是“它”。这在文字学上就叫“本字”,也就是“原版”。

犧的原版是羲,蛇的原版是它。后来,它加上虫就成了蛇,羲加上牛就成了犧。为什么要加偏旁?为了强调。比方说,强调蛇是爬虫。同样,正因为羲是牺牲,所以旁边要加牛。要知道,牺和牲,都是牛字旁。

这当然很牛。

伏羲,就是很牛的庖牺。庖即庖厨,牺即牺牲。牺牲就是献祭用的动物,包括马、牛、羊、猪、狗、鸡。其中色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起来叫牺牲。最重要的牺牲是牛和羊。祭祀的仪式,有牛就叫太牢,只有羊就叫少牢。少牢比太牢用得多,因为羊比牛便宜。但再省钱,也得有羊。

所以,尽管甲骨文的羲没有羊,金文就得加上去。等到表示牺牲之意时,还得再加上牛。总之,先是上面加只羊,后是旁边加头牛,庖牺或伏羲,才算验明正身。

哈哈,伏羲这蛇头,原来是个做饭的。

但,这位炊事员却堪称“天下第一厨”,因为是做饭给神吃。请神吃饭,这在古代可是头等大事,《左传》就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就是战争,祀就是祭祀,都非开杀戒不可。实际上,祭的甲骨文字形就是一只手拿着一块肉,金文则不过多了一个显示的示而已。

哈,天神地祇,也都是肉食主义者。

战争要杀人,祭祀要杀羊。羲,岂能不是“杀啊”!

伏羲登场,便难免杀气腾腾。

他的地位也不低。事实上,如果说女娲的伟大发明是生殖崇拜,那么伏羲的卓越贡献就是请神吃饭。他身上有羊肉味儿,后来起了王莽的心思,都不奇怪。

奇怪的是,我们的先民为什么要请神吃饭?难道他们牛羊成群瓜果满园五谷丰登,吃不完用不完,要大摆宴席?

当然不是。

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请神吃饭其实是个局。

做局也是逼上梁山。正如生殖崇拜是因为死人太多,吓着了;请神吃饭则因为饥肠辘辘,饿坏了。那时生产力实在低下,先民们吃了上顿没下顿,更难有储备可言。一旦长时间断粮断炊,族群面临的便是灭顶之灾。

饥饿,是死亡女神的嫣然一笑。

这也只能发展生产力。于是各种生产工具被相继发明出来,包括作为猎具和渔具的罔罟(读如网古),作为农具的耜耒(读如四垒)。这些理应获得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发明和创造,后来被归功于伏羲和神农。这当然实至名归,他们也受之无愧。因此,这时的伏羲,是制造猎具、渔具和农具的工匠,以及使用这些工具的猎手、渔夫和农民。 〔4〕

但,这跟蛇有什么关系,跟羊又有什么关系?

羊是在狩猎过程中自投罗网的。原始猎人最喜欢的就是羊,因为野猪野牛不易捕杀,兔子田鼠跑得太快,鱼虾贝蟹又解不了馋。只有羊,体大肉多,成群结队,反抗力弱,智商还低。这就不但可以打主意,还能智取。比方说,头戴羊角身披羊皮伪装成羊混入羊群,然后把它们带进包围圈。

傻乎乎又喜欢随大流的羊,哪有不上当的?

没错,这就是最早的“佯装”,也几乎是世界通用的狩猎技术。在一幅非洲的岩画里,一个猎人伪装成鸵鸟拿着刀子正在进行偷袭,而那些真正的鸵鸟则对这个不速之客怀着本能的警惕,疑惑地注视着那陌生人,或陌生鸟。

图中新月状物体为锐器,可能是刀。从“鸵鸟人”的腿部线条也可以看出与其他真鸵鸟不同。

如此画面,堪称栩栩如生。

非洲那“鸵鸟人”使用的伎俩,想必我们的老祖宗也曾得心应手。实际上,佯装就是装羊,也是羊人,而我们民族最早的“羊人”就是伏羲。作为猎人,伏羲当年肯定曾经伪装过羊,否则就无法解释他头顶上为什么是羊不是牛。

实际上,这也是最早的“局”,但可惜鲜为人知,只能通过文字和旁证来推测。后面的事情就简单多了:吃不完的羊被圈养起来,猎人伏羲也变成了牧人伏羲。

那么,这时他还是羊人吗?

还是。因为在这种狩猎方式大获成功之后,连他自己也迷惑起来,相信头上的羊角和身上的羊皮,与得到越来越多的羊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必须持之以恒地坚持。 〔5〕

于是,狩猎技术就变成了狩猎巫术。或者说,变成了狩猎文化。尝到甜头的伏羲甚至得寸进尺,决定把天神和地祇都看作野地里的羊,设一个更大的局来忽悠他们。

这就是请神吃饭之局——饭局。

饭局和狩猎,其实一回事,都是为了吃。没得吃,不够吃,便要么去抢,这就是战争,也就是甲骨文的羲;要么去讨,这就是祭祀,也就是金文的羲。它的意义,一点都不亚于生殖崇拜。生殖崇拜祈求的,是种族的延续;请神吃饭面对的,是族类的生存。前者希望多子多孙,后者希望丰衣足食;前者考虑千秋万代,后者考虑当下眼前。你说哪个重要?

都重要。但现在就有吃的,更迫切。

请神吃饭,不能不办。那些山神、河神、林妖树怪和土地公公,管着山间的兽,林中的鸟,水里的鱼,地上的庄稼,自己又吃用不完,完全可以分一点给我们。只不过,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你得把神伺候好了。要知道,就连楚汉相争时的范增要杀刘邦,也得先摆鸿门宴。

显然,这只能是伏羲的事。也只有靠着佯装猎获了羊群的他,才有资格充当请神吃饭的主持人和厨师长。当然,在祭祀仪式上,他仍得头戴羊角身披羊皮,尽管这时的他不再是猎手,也不再是牧人,而是祭司。

这时的伏羲也不再是甲骨文的羲,而是金文的羲,它的上面是義。義是礼仪之仪(儀)的本字。正因为儀的本字是義,仪式上不可或缺之牺牲的犧,原版才是羲。

◎甲骨文“義”

(掇二·四五,人头骨刻辞)

◎金文“義”

(仲义父盨)

两种字形,都一目了然,就是我加上羊。这时的“我”是“取戈自持”的意思,头戴羊冠手持兵器的“我”,意味着“己之威仪”,所以是“仪(義)”的本字。

伏羲的秘密,昭然若揭。

与此同时,他的地位也节节高升。

众所周知,在没有政权、法律、国家和公民概念的原始时代,族群都是自然形成的。纽带则与其说是血缘,不如说是共食。母子,是吃与被吃的关系;兄弟,是同一个娘养大的人。实际上,原始人类聚族而居,无非是要解决吃饭问题。因此,爹若有奶,爹就是娘;谁给吃的,谁就是老大。

掌勺的必定变成掌权的。

后起之秀伏羲,要向女娲讨个说法。

披着羊皮的蛇

说法很快就有了。

是的,承认男人在生育中的作用,并设立祭坛。

祭坛在红山文化遗址已经发现,只不过女神的圆,男神的方。这倒不难理解:女人玉润珠圆,男人有棱有角。难怪女娲手上拿的是规,伏羲拿的是矩,女圆男方嘛!

那么,天圆地方,又怎么讲?

天,不是男性;地,不是女性吗?

对不起,男人变成天,就像女娲变成蛇,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在远古,在女娲的时代,女人才是天,男人则是地。只不过,自从男人有了方方正正的祭坛,也就好歹有了一席地位,可以跟圆圆满满的女人分庭抗礼。

于是伏羲摇身一变而为蛇神。

图中建筑群据《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复原。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红山文化祭坛遗址,东西长130米,南北宽45米,总面积达5850平方米。南侧隆起的圆形石阵称圜丘,北侧的方形石阵叫方丘。代表男性的方丘祭坛的出现,既承认了男人在生育中的作用,也成为男性地位在母系社会后期逐步提升的证据。

伏羲怎么会是蛇呢?伏中有犬,与狗有关,羲和牺则与羊和牛有关,哪有什么蛇?兵器倒是有的,因为伏羲又叫伏戏。戏,还有羲字中的“我”,本义都是兵器。如此说来,难道那蛇其实不过祭坛上器皿中兵器的倒影? 〔6〕

当然不是。

伏羲变成蛇,不是“杯弓蛇影”,而是“文化革命”。也就是说,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牛的男人,开始要求在饮食和男女两个方面,都能体现其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就必须引蛇出洞。

但,为什么必须是蛇呢?因为只有蛇,才是男性最强有力的象征。鸟,就温柔了点,无法完成革命的任务。

所以,从氏族到部落,再到国家,蛇的作用都将一以贯之。在氏族时代,它是生殖崇拜的符号;到部落时代,它将成为图腾;到国家时代,它还将成为祖宗。只不过,狡猾的蛇多半会处于潜伏状态,该出洞时才露出真容。

妙哉伏羲!他还真是伏蛇,而且披着羊皮。

因此,潜伏的蛇神现在是羊人。他是羲,是義,也是美。美,上面是羊,下面是大,即“大人”。古文字中,大人物都写成正面而立的“大”(如美好的美),普通人则写成侧身而立的“亻”(如佯装的佯)。从佯到羲,到義,到美,伏羲这小伙子拾级而上,每一步都离不开羊。

善哉羊也!

是的,羊是善,也是祥。因为羊肉可食,羊皮可衣,羊粪可以肥田,羊角可以做武器或乐器。这样的衣食父母,岂非功德无量?这样的大慈大悲,难道还不吉祥?

同样,头戴羊角身披羊皮的羊人伏羲,难道不美?这样一位远古时代的大帅哥,难道不该成为族群的领袖?

应该!

实际上,吉祥二字,古文字就写作“吉羊”。但,如果祥就是羊,那什么东西“吉”?红莲之珠。红莲就是女阴,红莲之珠则可能是印度人的摩尼宝珠,中国人的火齐珠,即阴蒂。蒂,就是帝,古文字写成▼或▽。它可能是整朵花,也可能是花蕊或花蕾。因此,神秘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翻译为六字汉语,就是“神,红莲之珠,吉”。 〔7〕

它原是日本奈良金刚山寺“宝珠舍利塔”的上部,王镛绘,转引自赵国华《生殖文化崇拜论》。

这个形象,最下面是灿然绽放的莲花,内含丰硕多籽的莲蓬,上为光焰四射的宝珠。宝珠之内,又有莲花、莲蓬、宝珠,表示天地万物的生生不已,生命创造的永无止境。

噫!红莲之珠吉,冠羊之人祥。

吉祥二字,伏羲占了多半。

没错,吉的上半部分也跟他有关。

三分天下有其二,父系当然要取代母系。

但这一切,都是悄然发生的。在母系社会后期,当篝火燃起夜幕降临时,登上祭坛的仍是女娲或蛙女。那模样和场面,我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蛙人图上已经见过:掌握了“生与死”这“一号机密”的蛙女神,占据绝大部分画面,表示她是当然的领袖。她头上的装饰物鱼和鸟,分别代表着女性和男性生殖崇拜,也表示鱼人和鸟人是她的辅佐。四周,则是代表女性的花和代表子孙的星星点点。

至于男性的蛇人和羊人,此刻则多半还只能在台下打理那些陶罐、陶壶、陶盘、陶钵、陶杯、陶碗。他们当然想不到,自己跟前的陶鼎,将来会变成青铜的,并成为国家和政权的象征。他们更不会想到,为了问鼎中原,兄弟姐妹和子孙后代们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在神面前

祭祀的高潮和余兴,是篝火晚会。

这很有必要,甚至不可或缺。要知道,原始时代的祭祀礼仪从来就不是规行矩步,庄严肃穆,而是载歌载舞,天恩共沐。那些充满激情的歌舞,也是献给神灵的礼物。

礼物从来就是丰盛的。

首先是牺牲和粢盛,也就是肉类和粮食。这是食物。其次是玉器和束帛。这是红包。牺牲、粢盛、玉器和束帛,合起来就叫“牺牲玉帛”。既有食物,又有红包,可见请神吃饭态度之诚恳,仪式之隆重,架势之排场。

盛放牺牲玉帛的器皿五花八门。方形的簠(读如府)和圆形的簋(读如鬼)用来放扬州炒饭,有圆有方的鼎用来炖红焖羊肉。不过,簠簋到商周才有,都是青铜器。原始时代摆放猪头三牲的,大约是陶豆。豆,类似于高足盘,有的还有盖。陈列着各种牺牲的豆,跟放着玉帛的器皿,叠加起来就是“豊”字。它读如礼,意思也是礼或礼器。 〔8〕

礼的起源,就在这里。

实际上,远古人类的祭礼,原本就是人神之间客客气气的讨价还价和互惠互利。弱小而希望得到保护的人,献上忠诚和敬仰;强大而乐意受到崇拜的神,赐予雨露阳光。这就要有表达诚意的方式,包括牺牲玉帛,也包括高歌狂舞。

◎甲骨文“礼”(豊)

(甲一九三三)

◎金文“礼”(豊)

(豊卣)

当然,粮食和肉类,神吃不掉;东西,也拿不走。玉帛之类,大约会重复使用。牺牲,则在仪式后由族民分食,叫胙肉(胙读如做)。这也不完全是怕浪费,还因为肉上已经有了神的祝福。分而食之,正是为了共享太平。

牺牲和粢盛是吃的,玉帛是用的,歌舞则是观看的和玩耍的。这同样是人神共享。没人知道,神灵们是否会坚持看完这台晚会。也许,享用了盛宴,拿走了红包,又观赏了部分节目,他们已心满意足,要回天庭或山林打盹。

然而分食了胙肉的族民们,却意犹未尽,兴致正浓。毕竟,请神吃饭的事,不可能天天都有。既然这日子相当于逢年过节,那又何不把它变成嘉年华?

篝火晚会,弄不好就通宵达旦。

那是一种怎样的歌舞啊!在青海省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陶盆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面:五人一组,手拉着手,头向一边侧,身向一边扭。他们的头上,飘着一根东西,疑为发辫;两腿之间,则翘着一根东西,疑为饰物。

嘻!这是土家族的摆手舞吗?这是纳西族的篝火晚会吗?这是藏族的打阿嘎吗?这是维吾尔族的麦西来甫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

说不定,它就是古人一再回忆的“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 〔9〕

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孙家寨。

可以推测,这样的原始歌舞,一定虔诚而又蛮野,热烈而又谨严。那是先民们在庄严仪式上生命活力的体现。如果真如传说所言,乐器是女娲和伏羲的发明,那就可以这样来描述:如醉如狂,神采飞扬,伏羲琴瑟,女娲笙簧。

呵呵,蛙女和羊人,一齐上场。

更值得关注的,是两腿之间那疑为饰物的东西。

没错,这应该就是腰饰。但原始人的所谓腰饰,从来就是可疑的。它们往往是一些树上扯下的叶子,地上捡来的羽毛,或者松鼠和野狗的尾巴,遮蔽性极差,装饰性极强。人类学的研究表明,这些腰饰还是舞会上专用的,目的显然是要引起观赏者和参与者的特别注意。 〔10〕

这可真是欲盖弥彰。

不难想象,月色朦胧,火光飘逸,疯狂摇摆飞速旋转的裸体上,唯独某一部分有着闪烁不定的珠光,摇曳生姿的流苏,会给春情勃发的青年男女以怎样的刺激。

因此晚会的尾声,恐怕不是齐声高唱“难忘今宵”,而是三三两两走进密林。个别性急的,也许还等不到那一刻。

做爱,以神的名义。

狂欢,在神的面前。

这就是远古的礼乐。

它是神的盛宴,也是爱的盛宴。

用不着大惊小怪。在原始时代,饮食和男女,原本就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同一个目标的两手。这个目标和这件事情,就是族类的生存和发展。神,当然是赞同的。

这,才是祭祀仪式和篝火晚会的主旋律。

凌晨五点

篝火晚会上风头最健的,无疑是羊人伏羲。

这并不奇怪。原始舞会上的高手,从来就是男人。因为即便在父系氏族社会早期,择偶权也仍在女人那里。再牛的男人都不能霸王硬上弓,只能用出色的表现博取芳心。引吭高歌,翩翩起舞,无疑是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

因此孙家寨出土的陶盆上,舞蹈者便都是男人。那高高翘起的所谓饰物,则其实是阳具,即能够体现自己特征和力量的证明。当然,不会是真家伙,只能是替代品。

孙家寨这只陶盆在考古学上属于马家窑类型。同类型彩陶纹饰中最突出的,就是大量的蛙纹和蝌蚪纹。可见这舞蹈是女娲时代的,舞蹈者应该是孔雀开屏般炫技求爱的鸟人和蛇人,表演的节目不是“百鸟朝凤”,便是“金蛇狂舞”。

伏羲时代的羊人,就酷得多。

首先他是“腕”。氏族的重大决策,已归他说了算。其次他是“款”。氏族的财政预算,也归他说了算。第三他是“爹”。氏族的新成员姓甚名谁,同样由他一锤定音。这也正是母系变成父系的三大表现 。

此时的男人正天天向上,他们的求爱也信心满满。

当然,羊人也有好几种。如果是“佯”,那就是猎手,会得到姑娘的爱慕;如果是“義”,那就是祭司,会得到姑娘的敬仰;如果是“美”,那就是大人,会得到姑娘的崇拜。

那么,如果他是“羲”呢?

哈,那就是大众情人,不知多少窈窕淑女和妙龄女郎都会春心荡漾,愿意以身相许。

为什么最具魅力的是羲呢?

◎甲骨文“美”

(一二六九)

◎金文“美”

(美爵)

美,自许慎起,历来解释为“羊大”,即“羊大为美”。后来萧兵先生指出,应为“羊人为美”。萧说是。从字形上不难看出,美,上面是“羊”,下面是正面而立的“人”,即“大人”,也就是“冠羊之人”,亦即伏羲的形象之一。

因为只有羲,才是“披着羊皮的蛇”。也只有羲,兼具热乎乎的肉香和冷冰冰的杀气。没错,義和羲一样,既有羊又有我(兵器)。但,義是仪(儀)的本字,意思是“自己的威仪”,哪里比得上羲,刚柔相济,意味深长,前途无量。

请看历史。

前面说过,夏娃的革命成果是裸体直立,女娲的文化建树是生殖崇拜。生殖崇拜是不能叫做“性崇拜”的,因为它的目的是生儿育女,不是男欢女爱。它崇拜的也是繁衍生息的神秘力量,而不是导致性快感和性高潮的性能力。

然而生殖崇拜的产生,却绝不意味着人类又退回到了夏娃之前。相反,生殖崇拜是把人类独有的性和性关系,从纯自然的生活变成了可控制的文化。唯其如此,伏羲才能接过女娲的旗帜,并打上自己的烙印。

伏羲的烙印就是男人掌权。男人一旦掌权,生殖崇拜就会变成图腾崇拜,母爱社会就会变成男权社会,潜伏的蛇也就会变成飞天的龙。龙的传人,由此产生。

在此之前,那个漫长的岁月有着神话传说中的“三个代表”——夏娃代表原始群,意义是“从猿到人”,形象表现为裸猿;女娲代表母系氏族,意义是“从自然到文化”,形象表现为鱼、蛙、月亮;伏羲代表父系氏族,意义是“从母爱到男权”,形象表现为鸟、蛇、太阳。

阶段 原始群 母系氏族 父系氏族

标志 劳动工具 女性崇拜 男性崇拜

符号

代表 夏娃

女娲

伏羲

意义 从猿到人 自然到文化 母爱到男权

完成这三大转变后,就连伏羲也将功成身退。女娲和伏羲共同代表的氏族社会,则将让位于部落时代。

现在是凌晨五点,让我们告别今宵。

是的。如果说夏娃代表的原始群处于蒙昧时代,那么女娲和伏羲则处于野蛮时代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华民族的伟大先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勇往直前,表现出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光辉灿烂,绚丽多彩。

这也是一个春天的故事,女人含苞待放,男人旭日东升。他们创造出多种文化和文化模式:工具、巫术、生殖崇拜、祭祀礼仪、原始歌舞和人体装饰。而且按照传统说法,在伏羲的时代,我们还创造了最早的文化符号,也就是八卦;产生了最早的哲学概念,也就是阴阳。

这就实在太牛了!

因此,尽管这时伏羲还是羊,但总有一天会变成牛。

事实上,他也就这样变了。

变成牛的伏羲,就是炎帝。

第四章

炎帝东征

炎帝是谁

炎帝来接伏羲的班,一定走了很远的路。 〔1〕

接班人炎帝身份不明。

请问,他就是神农吗?不知。也许是,也许不是。他跟黄帝同时代吗?也不知。有人说同时,有人说先后。 〔2〕

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就连司马迁也拉扯不清。他的办法是在《五帝本纪》中带上一笔,把神农看作一个过去了的时代,把炎帝说成与黄帝同时,但不立传,实际上是将炎帝存而不论,却把黄帝扎扎实实地算作了五帝的第一人。

这当然很严谨,但不能解决问题。没错,炎帝可以不是五帝,也可以不是神农,却总得是个什么吧?这样一位重要的始祖,岂能没有说法?

不是“五帝”,就只能是“三皇”。

三皇同样是一笔糊涂账,因为根本就是编出来的。春秋时期原本只有“五霸”,孟子针锋相对提出夏禹、商汤、周文“三王”,到荀子冒出“五帝”,到吕不韦又冒出“三皇”。三皇、五帝、三王、五霸,如此三五成群,整齐划一,本身就很可疑。先有三王,后有五帝;先有五帝,后有三皇。越是远古的人物,被人提及反倒越晚,这又可疑。 〔3〕

更何况,《荀子》只有空洞的五帝,《吕览》只有空洞的三皇。《庄子》的三皇五帝不但空洞,就连提到这茬的篇章都不知是何人所写。三皇也好,五帝也罢,到底是谁,其实没人清楚。荀子他们留下的,是一道填空题。

还是毛泽东说得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4〕

胡编乱造的结果,是三皇的说法不下六种:

天皇、地皇、泰皇; 〔5〕

天皇、地皇、人皇; 〔6〕

伏羲、女娲、神农; 〔7〕

伏羲、神农、祝融; 〔8〕

伏羲、神农、共工; 〔9〕

燧人、伏羲、神农。 〔10〕

六种说法,最靠谱的是伏羲、女娲、神农。只不过,女娲不可能在伏羲之后,神农倒无妨与炎帝认同。因此,伏羲之后,黄帝之前,就该是炎帝。

其实只要不认死理,问题便好解决。比方说把女娲、伏羲、炎帝(或神农),看作五帝之前的“三个代表”,叫不叫“三皇”倒无所谓。苟如此,本段历史便可以这样表述:

女娲代表母系氏族。

伏羲代表父系氏族。

炎帝代表早期部落。

黄帝代表晚期部落。

尧舜代表部落联盟。

这就清清楚楚,就连第二种说法也可以重新解释:女娲天皇,伏羲地皇,炎帝人皇;女娲天圆,伏羲地方,炎帝外圆内方。当然,作为神话传说人物,他们也都半人半兽,比如女娲是蛙,伏羲是蛇。

那么,炎帝是什么?

牛。

没错。炎帝神农氏人身牛首。 〔11〕

这很有意思。如果炎帝是神农,那么他是农业神;如果神农是炎帝,那么他是太阳神。太阳和牛之间有什么联系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炎帝早就被认定是太阳。

是的。炎帝者,太阳也。 〔12〕

太阳神的形象一般表现为鸟,比如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以及古埃及的荷鲁斯(Horus)。不过远古神话人物是形象多变也多样的,伏羲就既是羊人也是蛇。何况牛在先民们的生活中极为重要,西班牙阿尔塔米拉(Altamira)洞穴里就画着受伤的野牛。汉字中,特别的特,物资的物,放牧的牧,都以牛为偏旁部首。这样看,炎帝也不妨是牛。

炎帝是牛,伏羲是蛇,这可真是“牛鬼蛇神”。

真是“牛鬼蛇神”倒也好,麻烦在于炎帝既是牛同时又是羊,因为姓姜。姜就是羊女,正如伏羲是羊人。 〔13〕

传统的说法却不是这样。《国语·晋语》就说,炎帝姓姜是因为住在姜水,正如黄帝姓姬是因为住在姬水。姬水即今陕西省武功县漆水河,姜水即今陕西省宝鸡市清姜河。如此说来,炎帝和黄帝都是陕西人,还真可能是兄弟。 〔14〕

可惜,如此言之凿凿,反倒可疑。何况《国语》的可信程度,原本相当于《三国演义》,只能当评书听。实际上黄帝姓姬和炎帝姓姜都另有原因(详见本书第五章)。因此比较靠得住的说法,是姜姓乃西戎羌族的一支,后来因游牧而进入中原。羌,西戎牧羊人也,当然是羊人。 〔15〕

羌族是羊人,伏羲也是。羊人接羊人,靠谱。

但,如果炎帝是羊人,怎么会牛头人身?而且伏羲是羊也是蛇,为什么由牛来接班?何况炎帝是西方戎族,伏羲则也许是东方夷族,也许是南方蛮族。炎帝接了伏羲的棒,岂非“东拉西扯”,或“南腔北调”? 〔16〕

这又是一笔糊涂账。

好在有人愿意出庭作证并解释这一切。

他,就是古希腊的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

证人狄俄尼索斯

据说,狄俄尼索斯是从宙斯的大腿里生出来的。

此事并不奇怪,因为他是私生子,是他父亲与美丽的底比斯(Thebes,又译忒拜)公主塞墨勒(Semele)偷情时留下的风流果实。这件事让天后赫拉怒不可遏,竟设下毒计怂恿塞墨勒要求宙斯现出原形。肉体凡胎的塞墨勒哪里承受得了众神之王的万丈光芒,几乎顷刻间就灰飞烟灭。只有他们的孩子被救出,在父亲的大腿里养到足月。

大难不死的狄俄尼索斯成了酒神,并有多种形象,比如葡萄树、山羊和公牛。实际上小狄的神性和神格都是变来变去和模糊不清的,有时候是枝繁叶茂的果树,有时候则是驾牛耕田的人,所以他也是一般意义的树木和农业之神。

这倒是很像炎帝,如果他就是神农。

区别仅仅在于,神农并不酿酒,也不是葡萄树。

但炎帝是牛,他的前任伏羲则是蛇也是羊。

如此看来,狄俄尼索斯集山羊和公牛于一身,就堪称意味深长。事实上,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羊和牛都被看作生殖能力极强的动物,牛鞭和中草药淫羊藿则是中国古代伟哥,古希腊那个长着山羊角、羊尾巴和两条羊腿的牧神和山林之神潘(Pan)更是性欲旺盛。难怪最重要的祭品是羊和牛。用牛羊献祭,可谓同时保证饮食男女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祭祀狄俄尼索斯的酒神节(Bacchanalia)恐怕也有这个意思。这种可以看作希腊戏剧发源地的古老仪式,是要由羊人和马人组成歌队来伴唱的。在古希腊的绘画中,那些家伙的阴茎都雄壮勃起,便足以说明意义所在。

但,这跟蛇又有什么关系?

关系就在按照另一种版本的说法,酒神是宙斯与冥后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的性爱之果,而且当时那位男一号还化身为蛇。这件事的文化意义,跟狄俄尼索斯被缝入宙斯的大腿一样,其实是众神之王要把自己的生殖力分出来,单独成为一个神。因此,狄爷的神像是用象征性爱的无花果木雕刻的。也因此,他一生下来,就头上长角。

角在古希腊,也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所以,狄俄尼索斯不可避免地要变成山羊和公牛。赫拉盛怒也不仅因为宙斯偷情,更因为被篡夺了权力。要知道,即便在古希腊,生殖崇拜起先也是女性的专利。现在冒出个夺权的男神,还是私生子,天后岂能不怒火中烧?争风吃醋倒在其次。

但,生殖崇拜既然必定要从女性扩展到男性,负责生殖和性爱的男神就一定会诞生。狄俄尼索斯也在被追杀中一变再变,变成蛇,变成马,变成公牛。最后,他的标准像基本上是这副模样:人的身体,身披牛皮,头戴牛角,两只牛蹄垂在背后,跟我们的老祖宗炎帝简直如出一辙。 〔17〕

现在很清楚:宙斯变成蛇,生下狄俄尼索斯。后者则既是山羊,也是公牛,还是蛇。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蛇可以变成羊,羊可以变成牛。蛇、羊、牛,都是一个系统的。

蛇神、羊人、牛鬼,就这样击鼓传花。

但这个过程,在中国要啰唆一些。

麻烦在于,蛇神、羊人、牛鬼,在我们这里不但表现为三个阶段,也表现为三个地区和三个族群:蛇神是东方夷族或南方蛮族,羊人是西方的羌族,牛鬼则是来到中原的炎帝族。炎帝虽然本是羌族,却不能跟原始羌族画等号。正如希腊人是雅利安人的一支,雅利安人却不等于希腊人。

何况那羌族的代表是谁,也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从伏羲这蛇神,到炎帝这牛鬼,中间必定经历了羌族的羊人。

他是一位无名英雄。

◎甲骨文“羌”

(后一·三零·一四)

◎甲骨文“姜”

(河三·三)

《古文字诂林》第九册第741页注云:姜与羌通用,三姜即三羌。

实际上,羌就是羊人,即牧羊人;姜则是羊女,即牧羊女。羌的甲骨文,就是上面两只羊角,下面一个侧身而立的人。既然不是正面而立的大人物,当然名不见经传,或只能隐姓埋名。也因此,他不是美,而是羌。

姜,则是上面两只羊角,下面一个孕妇。很显然,但这也不是美,而是姜。姜就是“羊女所生”。在母系氏族社会,妈妈姓姜,子女也姓姜。姜,是羊妈妈的羊宝宝。

这就是炎帝族姜姓的来历。

其实就连“姓”的本义,也是“女之所生”。所以,最古老的姓都是母姓,也都从女,比如炎帝的姜,黄帝的姬,舜帝的姚,夏族的姒。总之,姓就是母系,氏才是父系,氏族社会应该叫“姓族社会”,炎帝也该出自姜族。 〔18〕

那么,姜族怎么成了羌族?

因为天地翻覆,世道变了。自从女娲由蛙变蛇,历史就被改写,甚至黑白颠倒,面目全非。

图腾柱,竖起来

前面说过,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原始群到氏族,到部落,到部落联盟,再到国家,即由点到面,到片,到圈,到国。其中有的是就地扩容,比如夏娃变女娲;有的是迁徙变性,比如羌族变炎帝。但只要性质变了,名称就会更改。

因此,羌族和羌人,是有可能原本叫姜族或姜人的。姜和羌,也可能原本是同一个字。但为了明确母系变父系,必须用男性的羌,取代女性的姜,就像从西部迁徙到中原进入部落时代的那一支,要改名为炎帝族。

好在即便是炎帝,也仍姓姜。这倒不因为那姜水,而是因为那西戎的牧羊女。她的样子,我们在电影《少林寺》里见到过,在王洛宾的歌里也听说过。

是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也在那遥远的年代。

那是一位美丽的少女,那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的伟大就在于为了族的生存和发展,毅然交出了管理权。姜人这才变成羌族。作为羌族一支的炎帝,也才能革故鼎新,把族群的徽号、标识和旗帜,从羊变成了牛。

牛、羊、蛇,又有什么不同?

蛇是生殖崇拜,牛是图腾崇拜,羊是过渡时期。

什么是图腾(totem)?对于原始民族来说,图腾就是他们的国名、国旗和国徽,是他们的共同祖先,也是他们的身份认同。比如某个族群以鹰为图腾,那么,族的成员便从小就会被告知,自己的老祖宗是一只神鹰,他们这个族群或族类叫鹰族,是那只男性神鹰的子孙后代,等等。 〔19〕

因此,作为“鹰的传人”,他们的酋长必须头插鹰羽,鼻似鹰钩,族民们则要进行鹰的文身。他们的旗帜上会画着雄鹰,村口则竖起一根雕刻着鹰头的柱子,叫“图腾柱”。隔三差五,逢年过节,他们便围绕着这图腾柱,吹起鹰笛,跳起鹰舞,就像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人。

难怪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会纷纷粉墨登场了。但这些原始民族的图腾,并不是阎王殿里的牛头马面和黑白无常,反倒是些正派人,比如古埃及和古希腊的狼和鹰,古罗马的马和野猫,黄帝手下的熊、罴、貔、虎,少昊手下的凤鸟、玄鸟、青鸟、丹鸟,畲族和瑶族的盘瓠等等,不一而足。

当然还有蛇,也应该有蛇。

的确,图腾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由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物转变而来的,只不过蛇在中国有些特别。作为男性的符号和代码,它是蛇;当它成为图腾时,就变成了龙。变成了龙的蛇也不再仅仅属于某个部落,而是一个大族群的总图腾(详见本书第五章)。唯其如此,我们也才成为龙的传人。

问题是,有了图腾又如何呢?

天下就由女人的,变成了男人的。实际上,无论世界各民族的图腾是怎样的五花八门,也无论它们是动物(比如鹦鹉)、植物(比如球茎),还是自然现象(比如电闪雷鸣),反正都是男性的,是让族群的老祖母神秘怀孕的男神。

这当然并不可能。让女人怀孕的,只会是男人。由此可见,弄出一个神来做图腾,其实就是要把那男人说成神,是男性生育作用的神圣化和神秘化。这样做,也显然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抬高男人的地位。也就是说,过去打下手的,现在要当老板。为此,先得冒充神灵,过把神瘾。也因此,当男人坐稳了江山,可以称孤道寡唯我独尊时,所有的图腾便都退出了历史舞台,消失得无影无踪。

图腾的作用,不言而喻,一目了然。

但,自从太阳里有了金乌,祭坛上有了蛇神,男人的地位已大幅度提高,为什么还要高高地竖起图腾柱?

也不完全是贪得无厌,得寸进尺。族群的扩大,恐怕是重要原因。纯自然形成的原始群非常弱小,因此是点。变成氏族就已壮大,因此是面。氏族壮大以后,便分门别户,裂变为多个氏族。这些藕断丝连的氏族,再加上周边相邻相近的七零八落,联合起来就是部落,也就是片。

连成一片的部落,人更多,地更广,事务更繁忙,关系更复杂。氏族成员都是血亲,部落则还要加上姻亲。七大姑八大姨,老丈人小舅子,妯娌连襟,旧友新朋拢在一起,当然需要凝聚力,需要总指挥,需要顶梁柱。非如此,不能将这些一盘散沙的大小氏族拧成一股绳,来发展生产力,提高战斗力,共同对付野兽和敌人。

图腾是必需的,问题只在是什么。

核心也是必需的,关键只在谁来当。

牧羊鞭与指挥刀

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必须是男人,也只能是男人。

男人是雄性的动物,也是野心的动物。男权的确立,今天看来也许可以商量,但在当时却势在必行。沧海横流危机四伏之时,族群需要的不是温馨和柔美,而是铁腕、铁血和铁面。因此,新生的部落和部落时代,不但需要雄心勃勃的男人来当核心,还需要强壮有力的动物来做图腾。

比如牛。

不清楚炎帝族为什么选择了牛,但应该与神农被看作农业神无关。毕竟,耕牛的使用,要到青铜甚至铁制的犁发明之后,从西部走向中原的炎帝族则仍是游牧民族。因此,从逻辑上讲,这种选择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生猛的牛,尤其是公牛和野牛,要比温顺的羊更像雄性。 〔20〕

让这些勇敢者心动的,正是这种力量感吧?

事实上,炎帝能够成为华夏民族的始祖之一,就因为他们在当时便出类拔萃,比其他的西戎部落更有进取心。唯其如此,他们才会从西部出走,就像当年猿群中走出森林的那一支。也许,羊曾做过他们的图腾。也许,留在西部的其他羌人部落仍然会以羊为图腾。但远走他乡的这些改革者,却必须彻底告别过去,并更换旗号。 〔21〕

当然,他们不会想到,这种更换竟是划时代的。

中华民族的史前史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氏族、部落、国家的诞生。表现为文化模式,则分别是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宗崇拜。祖宗崇拜是图腾崇拜的顺延,我们以后再说;图腾崇拜则是生殖崇拜的革命,是此刻的事情。它很可能就发生在姜人东迁的途中。牛替代羊,则意味着革命成功。

氏族 生殖崇拜 女娲时代 鱼、蛙、月亮

伏羲时代 鸟、蛇、太阳

炎帝时代 牛

部落 图腾崇拜

国家 祖宗崇拜

夏启以后 人

显然,炎帝族从西部来到中原,不是简单的迁徙。它的深远意义,并不亚于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生殖变成图腾,怎么就是革命呢?

首先,生殖崇拜男女平等,甚至女先男后;图腾却只崇拜男性,男尊女卑。其次,生殖崇拜百花齐放,鱼、蛙、月亮,鸟、蛇、太阳,可以同时崇拜,并行不悖。图腾崇拜却要求定于一尊,每个部落都只有一个图腾,而且它们迟早要归于一统,就像上下埃及兼并以后的神鹰荷鲁斯。

更重要的是,生殖崇拜代表氏族时代,图腾崇拜代表部落时代。氏族的首长是族长,部落的首长是酋长。族长是劳动者,手里拿的是牧羊鞭;酋长是领导者,手里拿的是指挥刀。牧羊鞭变成了指挥刀,这难道还不是革命?

现在已经很难确知,在那革命的紧要关头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也许,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更没建立档案。唯其如此,留给历史的才会是一片扑朔迷离。

比方说,蛇、羊、牛,究竟是生殖崇拜的象征,还是图腾崇拜的对象?都是,又都不是。蛇,如果在历史的演变中不曾成为图腾,就不会变成龙。牛,如果不曾是生殖崇拜的象征,也不会变成图腾。可见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身份,如果混为一谈,那不是历史的错。

何况线索也很清晰,那就是先有女性生殖崇拜,后有男性生殖崇拜,然后变成图腾崇拜。因此西戎族群的形象和称谓,就必须一变再变。起先是牧羊女,这就是姜。然后是牧羊人,这就是羌。下一步,应该是变成牧羊犬,就像畲族和瑶族的盘瓠;或者牧羊神,就像古希腊的潘。可惜,这一环节遗失了证据。结果,便跳跃式地直接变成了牛。

作为牧羊女的子孙,羌或姜来到了历史的岔路口。他们一部分留在西部,成为羌族;另一部分则来到中原,成为炎帝族。炎帝族带来了自己的西戎文化,也融合了中原的本土文化,包括伏羲族传入中原的东夷文化或南蛮文化。

也就在那时,伏羲交出了接力棒。

部落的时代开始了。牛首人身的炎帝为它揭幕剪彩,牛图腾的旗帜高高飘扬。

弹指一挥间,换了人间。

蛇的第二次出场

事情已经清楚,羊女变羌人,是革命的关键时刻。

我们不知道,在那微妙敏感的弹指之间,是女人主动让贤,还是男人强势夺权。如果是后者,那么可以肯定,蛇在其中一定起了很坏的作用。

蛇是一个狡猾的家伙,它潜伏了很久。

的确,远古神话中,蛇是无处不在又若隐若现的,最重要的出场则有两次。第一次在伊甸园,通过诱惑夏娃把生殖变成了性。那时的它性感而坦诚,称得上是背了黑锅的无名英雄。此后,蛇功成身退,蛙闪亮登场。生殖变成性,动物就变成了人。生殖崇拜诞生,自然就变成了文化。

人类的两次前进,蛇和蛙都功不可没。

善哉,蛇也!

因此,按照轮流坐庄的原则,蛇当然要二次出场。这似乎无可厚非,甚至天经地义,就连女娲也没有表示异议。只不过谁都没有想到,性感而坦诚的蛇会变得邪恶、狡猾和贪婪。它在历史的舞台上,居然一坐就是几千年。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蛇的重新上台,动机和目的已不是让女人快活,而是要自己快活。人们当然也想不到,蛇刚刚一上台就恩将仇报,翻脸不认人。它不但独霸了天下,还利用手中的公权力,私下里把女娲变成了蛇。

原本表示男女平等的“蛇蛙纹”也变成了玄武,并被解释为龟蛇合体。其实龟也是男性生殖崇拜符号,正如男人的某个部位叫龟头。所以,雌雄同体的玄武,不可能是龟和蛇的组合,只能是蛙和蛇的共处,却也被偷梁换柱。 〔22〕

然而冒充医生的蛇,做完手术后就悄悄地擦掉了所有的指纹,销毁作案工具,迅速撤离现场。自己也改头换面变成了牛,满脸的无辜。结果,“女娲是蛇”和“龟蛇合体”的弥天大谎,便哄骗了众多的书呆子和老实人。

可惜蛇再狡猾,也想不到它的同案犯会留下证据。这个同案犯就是鸟,证据则是一系列的“鸟啄鱼”或“鸟衔鱼”图案。这种图案,直到明代的砖刻上都有。这些蛛丝马迹雄辩地证明了,蛇吞蛙,鸟食鱼,不但在自然界屡见不鲜,在人类历史上也曾是惊人的一幕。

① 西周青铜器鸟鱼纹

② 汉代画像石鸟啄鱼纹

③ 秦汉瓦当鸟衔鱼纹

④ 晋代金饰品鸟衔鱼纹

⑤ 临汝阎村出土彩陶缸鸟衔鱼图

⑥ 宝鸡北首岭出土细颈彩陶壶上鸟啄鱼纹

⑦ 明代织锦鸟衔鱼纹

⑧ 明代砖刻鸟衔鱼纹

蛇,为什么能得逞?

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在母系氏族社会的后期,其实已有财产的权属。虽然那时还是“夫从妻居”,但如果分手,男人可以带着劳动工具、牲畜和粮食一走了之,女人则只能留着她的锅碗瓢盆,坐守空巢,招降纳叛。

半坡遗址F37复原图,据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

这事不能以今度古。那会儿可没什么房地产,男人拥有的要值钱得多。比如牲畜,可以吃也可以用,是生活资料也是劳动工具。何况到了后来,男人还有了新的“牲畜”。这就是奴隶,是男人猎获的战俘。而且这些最廉价的劳动力正如恩格斯所说,还跟牲畜一样是很容易繁殖的。 〔23〕

这时的男人真是咸鱼翻身今非昔比。他既是资本家,又是统治者,还是当家人,钱包鼓鼓,如狼似虎。

财大必然气粗。创出产业的男人再也无法容忍血缘按照母系计算。因为那意味着自己挣下家当跟亲生儿子半点关系都没有,丈母娘和小姨子倒有份,甚至会划到另一个男人孩子的账上。要知道,那时的女人是可以有许多性伙伴的。

因此,这种制度必须废除。

事实上它也被废除了。这虽然是人类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但当真做起来却比现在房产过户或者银行转账还要简单。它简单到只需要做一个决议:从今往后,子女的归属由父亲的身份决定,与母亲属于哪个氏族无关。

然而女人却从此失去了财产权,包括所有权、支配权和继承权。与此同时,她们也丧失了政治权,包括参政权、议政权、执政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些政治权利,即便在古希腊的民主时期,女人也是没有的。在旧中国,她们则还要被剥夺祭祀权。这在古代社会,可是最重要的权利。

没有祭祀权的女人,死都死得不一样。在甘肃临夏秦魏家,考古学家发现了父系氏族时代的古墓。在十余座夫妻合葬的坟墓里,男人都是仰面朝天,大大咧咧;女人都是弯腿侧身,委委屈屈。男尊女卑的意思,一清二楚。

这才真是死不平等。

据《考古》1960年03期《临夏大何庄、秦魏家两处齐家文化遗址发掘简报》。

谋杀与强奸

女人的失败,一半因为无奈,一半因为心软;从母系到父系,从氏族到部落,则既有和平演变,又有血腥镇压。

这当然都因为蛇。

其实,男性生殖崇拜的最早象征不是蛇,而是比较温柔可爱的鸟,后来又有蜥蜴和龟。龟与蛇的最大区别,是没有攻击性。这就接近于蛙。甲骨文有个“龟”字,便简直就是彩陶的蛙纹,难怪玄武中的蛙能够被龟替代。

蛇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不但是一个狡猾的家伙,也是残忍的家伙。先民们十分怕蛇。平时走路,见面询问“有没有蛇”,都只敢说“有它无”。出门办事,也要先说一句:没有它吧?如果不小心碰到蛇头,则会惊叫:有它!有它! 〔24〕

这真是太可怕了!

可见,起用蛇做象征,本身就意味着邪恶和暴力,甚至从一开始就是阴谋。但要实现男权的统治,只能如此。我们知道,在古文字中,也和它,是同一个字。也,本义可能是女阴;它,本义可能是长虫。长虫和女阴有什么关系?意思也很清楚:能对付女人的就是蛇,或者蛇代表的东西。 〔25〕

狡猾残忍的蛇,必然登场。

◎蜥蜴纹

(仰韶文化)

◎甲骨文“龟”

(掇二·四〇九)

◎甲骨文“它”

(前七·九·四)

◎金文“它”

(封孙宅盤)

蛇的罪行有两条:谋杀和强奸。

谋杀的对象,是婚后生的第一个孩子。他必须被杀掉或吃掉,叫“杀首子”。最人道的做法也是扔掉,叫“弃子”。这当然是为了男人的财产,不至于落到某个野种的名下。毕竟,在性自由的原始时代,法定的父亲确实无法知道那小子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那时又没亲子鉴定。

这种惨无人道的恶俗和陋习,后来当然被彻底废除。但这绝不是哪个男人发了善心,只因女人的贞洁有了保证。事实上,新婚之妻如果是处女,杀掉或者抛弃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就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愚蠢透顶。

吊诡的是,女人守贞却可能是男人强奸的结果。

这个弯转得实在太大,也只能长话短说。实际上守贞在原始时代,原本是女人的权利,也是权力。权利不是义务,它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守贞权也一样。因为爱情,只跟某一个男人做爱,是行使;为了快乐,随便跟任何男人上床,是放弃。无论行使还是放弃,都体现了她的自由与尊严。

因此,要想女人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了男人,甚至为可能素不相识的未婚男人守贞,就只有剥夺她们的自由,摧毁她们的自尊。强奸,无疑是最直截了当的办法。某些特别恶毒的男人,甚至有可能会选择在月经期强奸。目的,就是要给女性那脆弱的心灵以沉重而致命的打击。

蛇的狡猾,正在于此;蛇的残忍,也在于此。

现在已难讲清,以性器为武器,是有意还是无意。但可以肯定,男人一旦决定进攻,女人是打不赢的。从此,守贞不再是女人的权利,而是她的义务。她不但可以守贞,而且必须守。至于男人,却可以继续寻花问柳。后来,还可以公开合法地纳妾,半公开半合法地嫖娼,以及玩弄男童。氏族社会的血色黄昏,揭开了部落时代和男权社会的序幕。

女人失去了自由,男人获得了霸权,这无疑是女性的失败。而且恩格斯还说,这种失败是世界性和历史性的。

但,男人也不要高兴得太早。

男人有男人的问题,这就是“雄性的嫉妒”。它对于“共居生活的群”天然地具有破坏性,更是一个集团可持续发展的大敌。动物没有这个问题,是因为雄性只在交尾期嫉妒,择偶权又在雌性。但此刻的人类社会,却是男人“要什么便有什么,喜欢谁便是谁”,你怎么保证他们不打起来? 〔26〕

所以,母系的社会可以各得其所,男人的江湖却需要摆平。何况除了得到女人的身体,还有土地的争夺,边境的纠纷,水源的占有,财产的谋取,以及出人头地的欲望。这些都要靠拳头说话,也只有拳头说话才管用。

更何况,部落酋长手中拿的,还是指挥刀。

战争一触即发,战争也无法避免。

比方说,向蚩尤宣战,跟黄帝火并。

第五章

黄帝出场

黄帝不姓黄

黄帝出场时,很拉风。

传说中的这位华夏老祖宗,大约是在春秋晚期跟炎帝一起出现在典籍中的,《左传》和《国语》便炎黄并称。然而他俩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炎帝一路滑坡,每况愈下,到司马迁时便不知所云;黄帝则与时俱进,一路飙升,到战国时已宛若神明,后来更成为中医学和房中术的发明人。

韩非子描述了黄帝出行时的盛大场面——左右两边六条蛟龙,护卫着大象驾辕的专列;鹤身人面一条腿的神鸟毕方担任副驾驶,铜头铁额飞沙走石的神兽蚩尤担任清道夫;腾蛇在地面保驾,凤凰在天空护航;两骖如舞,龙凤呈祥,警车开道,风雨除尘,前呼后拥,大合鬼神。 〔1〕

好一个人五人六的排场,难怪他叫黄帝了。

黄帝其实就是皇帝,也原本写成皇帝,但不是坐在未央宫或紫禁城欺世盗名的那些家伙。后来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流,都不过无耻地盗用了这神圣的名义。

那么,什么是皇?什么是帝?

帝在卜辞中,原本指天神和上帝;皇在《诗经》中,则只是动词、形容词和感叹词。实际上,帝就是花蒂,即缔造者。皇则是辉煌,是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至于华和夏,前者就是花,后者就是林木繁茂之时。 〔2〕

◎甲骨文“帝”

(甲七七九帝臣)

◎金文“皇”

(促辛父簋)

◎古陶文“华”

(华廱)

◎金文“夏”

(秦公簋)

因此,皇帝就是皇天上帝,或相当于皇天上帝。它的本义是:旭日东升般灿烂辉煌,花蒂一样创造了生命,朝气蓬勃有如鲜花盛开之民族的伟大缔造者。

这才是“皇帝”一词的本义。

想那时乾坤未定民智初开,缔造者一定很多,比如燧人氏燧皇,女娲氏娲皇,伏羲氏羲皇。他们也都后继有人。于是“皇帝”便只好四分五裂,一变而为三皇和五帝。

从此,皇帝的皇,就由动词、形容词和感叹词变成了名词,皇帝也由一个词变成了皇和帝两个词,直到秦始皇才重新合二为一,而且正是由三皇五帝合成的。

五帝也有时间和空间的两种。时间的是黄帝、颛顼(读如专须)、帝喾(读如酷)、尧、舜,先后五位。空间的则是东方青帝,西方白帝,南方赤帝,北方黑帝,中央黄帝。东西南北中,都有皇天上帝,也是五位。

空间的五帝半人半神。东方的叫太皞(读如浩),持圆规掌管春天,木神句芒为辅。南方是炎帝,持秤杆管夏,火神祝融为辅。西方是少昊(读如浩),持曲尺掌秋,金神蓐收为辅。北方是颛顼,持秤砣管冬,水神玄冥为辅。中央的就是黄帝,土神后土为辅,持绳掌管一切。 〔3〕

白青黑赤黄,对应着金木水火土,看起来很好。

可惜远古的历史越是整齐,就越是可疑,以五行说五帝更不靠谱。事实上,这很可能是秦和汉的“颜色革命”。刘邦就说,秦始皇只祭祀白帝、青帝、黄帝和赤帝,黑帝的位置明摆着是给我留下的。这种鬼话,你也信? 〔4〕

黄帝,其实并不姓黄。

半“五帝”的设计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是想象中的五帝图,方佳翮绘。

然而黄帝确实是伟大的缔造者,也是伟大的发明家。他号称轩辕氏,就是证明。轩就是车,辕则是驾车用的直木或曲木。殷周时期独辕,汉代以后双辕。没有轩辕,或不是车的发明人,怎么能叫轩辕氏?

古人说,这是因为黄帝住在轩辕丘,位置则在今河南省新郑市西北。可惜这同样靠不住。想想就知道,如果不是先有轩辕,哪有地名叫轩辕丘?华盛顿叫华盛顿,是由于他住在华盛顿市吗?所以事情恐怕恰恰相反,轩辕丘是因黄帝而得名,正如现在许多城市都有的中山路。 〔5〕

这就厥功甚伟。要知道,埃及人的马车是尼罗河文明开始一千多年后,才由希克索斯人(Hyksos)引进的;中美洲在15世纪末欧洲人入侵前,则既没有马也没有车。 〔6〕

两河流域的辐条车轮,约公元前2000年,藏于伊朗国家博物馆。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沼泽出土的木制车轮,约公元前3000年,藏于卢布尔雅那市立博物馆。

那么,黄帝有可能发明车子吗?

难讲。

严格地说,只有出土文物才能回答这个问题,质疑也是合理的。不过,同样被质疑的古埃及纸草船和金字塔,已被挪威探险家海尔达尔和日本考古学家证明了建造的可能。可见古老民族的创造力,其实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黄帝的龙骖象车,应该也不会是外星人的太空船。

因此,至少在华人眼里,他老人家有资格享受这样的排场: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

嘿嘿,磁悬浮!

身世之谜

风光无限的黄帝,出身却是个谜。

相关的说法当然有。旭日东升般伟大的缔造者,岂能没有出身?就算瞎编,也得弄出一个。比如《国语》便说“少典娶有蟜(读如角)氏女,生黄帝、炎帝”。这个说法被司马迁采信,但略去了炎帝。是啊,炎帝实在说不清。何况炎黄相距五百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兄弟? 〔7〕

其实,根本就犯不着凭空捏造什么爹娘。这种自作聪明的办法只能是制造麻烦,因为又多出个更加来历不明的少典和有蟜。谁是少典?有蟜又是谁?根本没人回答。也有人说少典其实是国名,这又哪里有谱?

靠得住的,也许是黄帝姓姬。

也许。

但,说黄帝姓姬是因为住在姬水,可就跟说他号称轩辕是因为住在轩辕丘,同样靠不住。高老庄的人姓高,李家村的人姓李,是因为住在高老庄和李家村吗?再说了,轩辕丘在今河南省新郑市,姬水在今陕西省武功县,够得着吗?

那么,因地得名的事,有,还是没有?

有。比如易,就得名于易水。司马,则得自官职。可惜诸如此类都是氏,不是姓。姓表示的是所生之族,氏才表示所居之地,或所任之职。当然,是世袭的。 〔8〕

事实上,姓比氏早得多,甚至早于地名,氏则在地名和官名之后。也就是说,宝鸡市那条河叫姜水,武功县那条河叫姬水,很可能是因为炎帝姓姜,黄帝姓姬。

姓姬,又怎么样呢?

有点麻烦。

黄帝的姬,确实比炎帝的姜难以理解。姜和姬都是母姓,这没有问题。炎帝姓姜是因为妈妈姓姜,黄帝姓姬是因为妈妈姓姬,也没问题。炎帝的姜妈妈是牧羊女,更没问题,羌族就是西戎牧羊人嘛!黄帝姓姬却很奇怪,总不能由于姬与鸡同音,就说姬妈妈是牧鸡女,其族群是牧鸡族吧? 〔9〕

当然不能。

实际上,姬的甲骨文字形,是一名女子跪坐席上,面对疑似篦子或梳妆台的东西,正在理顺头发,或佩戴饰物。 〔10〕

◎甲骨文“姬”

(前一·三五·六)

这样的女孩子,能是什么人,又该是什么人?

漂亮妞呀!

没错!姬在后世的第一种用法就是美女。所谓淑姬、吴姬、仙姬,还有朝鲜的金姬和银姬,都是。

不过这样一来,麻烦就更大了。姓,是表示“所生之族”的。羌族牧羊,当然姓姜。姓姬的又放牧什么呢?梳妆台吗?何况一个族群,怎么会把漂亮妞当作旗号?难道她们是靠天使脸蛋和魔鬼身材过日子的?

也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这个族群的女人太漂亮了,别人看了喜欢,自己也很得意,因此自称或被称为“美女族”。另一种可能,则是因为战败而沦为舞女或侍妾,甚至性奴。要知道,姬,可以是美姬,也可以是歌姬和宠姬。

事实上,卜辞中的姬与婢,往往通用或连用。比如“姬于妣辛”就是给妣辛做婢女,“姬婢二人”则是一姬一婢。 〔11〕

那么,什么人会成为姬婢?

女性战俘。我们知道,原始时代的战争极其残酷,战俘的命运也非常悲惨。为了节省粮食,男的往往被杀死,女人则酌情留用。身壮有力的就做粗使丫头,为婢;美貌性感的就做舞女侍妾,为姬。黄帝的母亲,完全有可能作为战俘又因为美貌而被收房,成了少典族酋长的通房大丫头。

姬,到底是美女族,还是性奴族?

不知,也用不着确知。有些事情,如果注定无法弄清也不必弄清,那就不如让它永远是谜。我们只要知道后来都发生了什么,就好。

黄帝族崛起的前夜,何妨留下一片寂寞。

拐点

功成名就的黄帝,照例要改身份证。

这事非做不可。就算黄帝自己不做,别人也要帮他。因为只有更换旗号,才能告别过去,开创未来。

炎帝就这样做了,他的方式是变更图腾。

黄帝也有图腾吗?当然有,也应该有。生殖崇拜转变为图腾崇拜,是部落区别于氏族的紧要之处。只不过,黄帝或黄帝族的图腾是什么,却众说纷纭。

多数人认为是熊,因为黄帝号称有熊氏。有,是无意义的语助词,因此“有熊”就是熊。但也有人说是神龟,叫天鼋(读如元),即轩辕。还有人说是龙或蛇,因为《山海经》称轩辕国民人面蛇身,何况姬通巳,巳就是蛇。此外,还有说是云、鸟、太阳、水土、星象、车辆的。 〔12〕

当然,更有人主张根本就没有图腾。

这可真是一笔糊涂账。

学术界搅成一锅粥,是因为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搞“泛图腾论”。比如说有蟜氏以蜜蜂为图腾,有巢氏以树木为图腾,燧人氏以石或火为图腾,南方各部落以蛇为图腾,东方各部落以鱼为图腾。但,燧人氏那会儿,哪有图腾?鱼是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又怎么会是图腾?

这样的图腾观念和研究,确实迹近信口开河。

黄帝族到底有没有图腾?如果有,又是什么?有兴趣的朋友们自然无妨继续讨论。它们或许有学术价值,但没有历史价值。或者说,不是有意义的历史。

什么是有意义的历史?变化、转折、进程、区别,以及拐点。比如有没有图腾,是部落与氏族的区别,却不是部落与部落的区别。部落是有图腾的,氏族就没有。所以,炎帝的图腾必须讨论,黄帝的则可存而不论,爱谁是谁。

那么,黄帝与炎帝,区别在哪里?

氏。

黄帝是正儿八经有氏的,还有好几个,比如轩辕氏和有熊氏,此外还有缙云氏、帝鸿氏、帝轩氏。炎帝却多半没有,除非他就是神农氏。可惜炎帝与神农的关系,笔墨官司打了两三千年也没弄清楚,岂能断定神农就是炎帝的氏?

何况就算炎帝是神农,也不等于他有氏。因为神农氏的氏字,很可能是后加的,就像燧人氏、女娲氏、伏羲氏。燧人、女娲、伏羲那会儿,有氏吗?没有。

◎甲骨文“氏”

(四·六七)

◎金文“氏”

(尹氏匡)

实际上,氏的本义是根本。那卷曲的一笔象征着树木的老根,分出的一笔为支叶。这个根,就是男根。因此,除了表示母系血缘的姓以外还要有氏,就说明历史已经进入男权社会的时代,而且人丁兴旺,分家的事日趋频繁。 〔13〕

家分多了,当然得重新命名。

伏羲和炎帝没有氏,原因正在这里。没错,只有当分支越来越多,单靠生殖崇拜象征物和图腾,已不足以实现族群区别和身份认同的时候,氏才会被发明出来。

所以,氏,没准也是黄帝的创造。而且,这个创造还是划时代的。它的意义比发明车子、衣服、历法、算学、中医和房中术,恐怕都要重大得多。

事实上,氏是破解黄帝之谜的第二个关键词,也是历史的拐点。因为姓与氏有三大区别,这就是:

一、姓属母系,氏归父系;

二、姓为先有,氏则后来;

三、姓别婚姻,氏别贵贱。

三大区别,第三条最重要。

实际上,所谓“姓别婚姻”,就是说同一母系的兄弟姐妹不能有性关系,叫“同姓不婚”。这当然是母系时代的观念。相反,氏别贵贱,则不但意味着以父系计算血缘,还意味着以父系区别地位。父系制度完全确立,阶级观念初步萌生,这当然比有姓无氏的炎帝族,更成熟也更高级。

于是黄帝理所当然地成了江湖老大。

当了老大,就得有老大的样子。确定自己的氏,是部落时代后期黄帝或黄帝族浓墨重彩的一笔。

用什么摆平江湖

黄帝的氏,最重要是有熊和轩辕。

有熊重要不奇怪,因为可能是图腾,就像炎帝的牛。代表车子的轩辕,又有什么要紧呢?

有熊是标志,轩辕是实力。

实力是决定性的。那会儿毕竟还是石器时代,任何一项科学技术的发明都有可能改变历史,更有可能改变族群的地位和命运,何况是车?车,无论是马车还是牛车,哪怕只是人力车,都是了不起的发明。它不但是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还能成为战斗武器,春秋的战争就是车战。因此,如果黄帝当真发明了车,那他就会拥有天下最大的兵工厂。他的武装力量,也会是所向无敌的坦克部队。

这可比说什么都管用。

事实上,尽管无法肯定黄帝族有车,但他们在当时应该技术最先进,生产力最发达,综合实力最强。于是五湖四海的大小部落和氏族纷纷刮目相看,或者示好,或者结盟,或者投靠,正所谓“诸侯咸来宾从”。宾,就是归顺;从,就是服从;所谓诸侯,则是黄帝以外的各类族群。 〔14〕

结果,是出现了“独立部落联合体”。

独联体的总舵主,是黄帝。

黄帝时代的独联体,比炎帝时代的部落大,比尧舜时代的联盟小,规模和性质则处于二者之间。如何处理关系,怎样摆平江湖,当然是个问题。何况到了后期,包产到户的小族群,慕名前来的新成员,都已经很多。这就得像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也弄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来。

这并不容易。因为与黄帝联合的,都是一些如狼似虎的家伙,他们的图腾也一望可知不是什么善类,包括:

罴,读如皮,棕熊,也叫马熊、人熊。

貔,读如皮,传说中的猛兽,像虎或者像熊。

貅,读如休,传说中的猛兽,类似于貔。

貙,读如初,类似于狸的大型猛兽。

虎。

这里面,有菩提树、百合花吗?

没有。

上排依次是熊、罴、貔,下排是貅、貙、虎。方佳翮绘。

考验政治智慧的时候到了。

那么,黄帝的手段又是什么?

氏与轩冕。

前面说过,姓别婚姻,氏别贵贱。别婚姻的办法是同姓不婚,别贵贱则靠轩冕有别。轩冕就是轩车和冠冕,这当然都是权贵们才能享用的东西。别轩冕,就是管理社会靠待遇。坐什么车,驾什么船,或者只能步行,有一定之规;穿什么衣,戴什么帽,或者只能光膀子,也有一定之规。而且,是什么氏,就用什么样的轩冕。

很清楚:轩冕是显贵的Pass,正如图腾是部落的Logo。

何况做起来也不难。因为独联体的各分舵,原本就有自己的图腾。图腾不同,轩冕当然有异。现在,只要按照加盟部落各自的实力,分个三六九等,排个上下高低,再对轩冕规定一下尊卑贵贱,便大功告成。这简直就是顺水推舟,而且是更重大的发明。

事实上,有了这样一整套游戏规则,许多事情就有话好商量,不必动辄出手。而且,只要认同轩冕的安排,便都是“自己人”,是“黄帝族”,不用管原来是哪个族群。

这叫什么呢?

以利益均沾的合理分配赢得和平共处,用尊卑有序的文化符号实现身份认同。

或者说:以文化论族类,以待遇换和平。

这在历史上,就叫“垂衣裳而天下治”。 〔15〕

我们不知道,黄帝怎么会想出这个办法,莫非与性格有关?古人说,炎帝火德,黄帝土德,看来有点道理。以牛为图腾的炎帝族可能比较暴烈,黄帝则比较厚道。厚道人有厚道人的想法,也有厚道人的办法。厚道至极,便是智慧。

因此,正如我们将在第三卷《奠基者》中讲到的,同样比较厚道的周人便全盘继承了这些智慧,创造了井田、宗法、封建和礼乐四大制度。难怪周人坚持说自己是黄帝之后,而且姓姬了。看来,他们也确实一脉相承。

历史的背后,常常会有某些微妙之处。

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黄帝踌躇满志的时候,一个强劲的敌人来到了他的面前。这个敌人是那样地英勇善战和百折不挠,根本就不理睬什么轩冕那一套。

黄帝不得不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

这个劲敌就是蚩尤。

蚩尤形象想象图,方佳翮绘。

战神蚩尤

蚩尤最后还是战败了。

战败的蚩尤,得到了胜利者的最高礼遇和尊重。他被奉为战神,号称“兵主”,在后来的封禅大典中,是继“天主”和“地主”之后第三个被祭祀的神。他的形象被画在了胜利者的军旗上,让黄帝麾下的将士备受鼓舞士气高涨,令其他那些反政府武装力量闻风丧胆,知难而退,不战而降。 〔16〕

这是怎样的对手!

这是怎样的敌人!

让黄帝畏惧并敬重的蚩尤是九黎族部落的总酋长,九黎则可能是九个部落的联合体。每个部落,又各有九个兄弟氏族,因此号称八十一兄弟。这样看,他们应该叫九黎族,不该叫蚩尤族。因为蚩和尤,都不是什么好词。 〔17〕

那么,蚩尤的意思是什么?

不妨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它的本义。蚩,从虫。虫就是它,它就是蛇。虫字上面那部分是止,即脚指头。所以蚩就是“蛇咬脚”。尤则是错咎、灾难、罪过,比如“以儆效尤”;又引申为怨恨、归咎、责怪,比如“怨天尤人”。 〔18〕

很清楚,蚩尤就是蛇灾。

九黎,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也许意思是“蛇灾地区的人”。这就正如意大利那位本名莱昂纳多(Leonardo)的伟大艺术家,由于来自芬奇而被称为达·芬奇(Da Vinci)。

当然,蚩尤也可能是敌人对九黎的称呼。

◎甲骨文“虫”

(铁四六·二)

◎金文“虫”

(虫舀鼎)

从以上两个字形看,很明显就是蛇。

◎甲骨文“止”(甲一四四○)

孙治让先生认为是“象足而有三指”。

◎古陶文“止”(1·5 独字)

更明显地就是脚指头。

事实上,尤,有突出特异的意思,比如尤物。陈独秀就说,尤物、狐媚、虎威,是同一类型。女人媚得像狐狸,就叫狐媚;男人凶得像老虎,就叫虎威。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可以推论,一个部落如果恐怖得有如蛇灾,那就叫蚩尤。这就好比某女叫狐狸精,绝不可能是她的本名。 〔19〕

九黎被叫做蚩尤,大约也是因为既异类,又可怕。

的确,在传世的所有典籍中,蚩尤和他的弟兄们都是让人望而生畏的。他们兽身人言,吞沙食石,铜头铁额,刀枪不入,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还能呼风唤雨,腾云驾雾。遇到这样的劲敌,谁不胆战心惊? 〔20〕

直到胜利之后,炎黄还心有余悸,又敬又畏。

想那时黄帝一定十分头疼。战,输赢难定且不说,就算赢了也有悖于自己的原则或标榜,胜之不武。

不战?嘿嘿,由不得你。

何况那时的中原大地上,还有一个“老牌帝国主义者”炎帝。他们经营了很久,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打个比方,黄帝好比二战时的美国,炎帝好比英国,蚩尤好比德国。只不过,蚩尤并不是法西斯。

显然,礼让是不行的,也是没用的,管用的只有刀枪。

炎、黄、蚩尤之间,必有一战。

这是远古时期的“三国演义”,起因和过程却是一笔狗肉账。说法之一,是黄帝先与炎帝战于阪泉,然后才与蚩尤战于涿鹿。之二,是蚩尤先侵犯炎帝,炎帝求救于黄帝,二帝组成联军。之三,是蚩尤挑战黄帝,黄帝应战。之四,是炎黄共灭蚩尤后,又在阪泉三次大战,再决雌雄。 〔21〕

四种说法,孰是孰非,不得而知。

战争的惨烈却毋庸置疑,交战双方都使用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非常规手段。据说,蚩尤请来风伯雨师大作风雨,黄帝则请出天女旱魃抗洪救灾;蚩尤布下漫天大雾,黄帝则发明指南车突出重围。还据说,黄帝能够取胜,乃因九天玄女密授兵信神符。总之,巫术、科学、神话故事一个个轮番上阵,无所不用其极,只差细菌战和原子弹。 〔22〕

想当时一定天昏地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就连天神地祇也要为之动容。难怪蚩尤死后,身上的木枷要化作枫林。每到秋天,便是漫山遍野的红,如火,如焰。 〔23〕

那是血染的枫林。

血枫林。

风展龙旗如画

血枫林中升起的,是黄帝的战车。

战车在天地之间傲然巡航,下有腾蛇,上有凤凰;后有鬼神,前有虎狼;驾辕的是大象,拉套的是蛟龙,护驾的是毕方;而开着警车在前面清道的,竟是蚩尤。

蚩尤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成了黄帝的马前卒?

这不奇怪。在远古,族长与氏族,酋长与部落,都是同名的。比如伏羲族的氏族长都叫伏羲,炎黄两族的酋长都叫炎黄,就像秦汉以后的天子都叫皇帝。秦始皇就说,自己是始皇帝,后面的叫二世、三世,直至万世。只不过,秦王朝二世而亡,汉代以后的皇帝也不再叫什么二世三世。他们在位时叫皇帝,驾崩后给个谥号(比如文帝、武帝),再给个庙号(比如太祖、太宗),这才区别开来。

可惜远古没这规矩。伏羲和炎黄,并不叫伏羲一世、伏羲二世、伏羲三世等等,也没有庙号和谥号。再说我们也不清楚,九黎族酋长的本名是什么,总不能叫“黎叔”吧?

也只好还叫蚩尤。

蚩尤也是有一世、二世、三世的。与黄帝作战的,可能是其中某世。总之兵败被杀的是前任,警车开道的则是继任。据说,他还担任了黄帝的总参谋长,为黄帝南征北战。 〔24〕

至于其他余部,有的被黄帝收编,有的退回南方。直到西周,他们还被称为黎民。 〔25〕

黎民也是先祖,绝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因此,华夏民族的始祖应该是三个代表:炎帝、黄帝和蚩尤,我们是炎黄和九黎的共同子孙。

把他们统一起来的,是黄帝。

事实上,黄帝成为华夏民族最重要的始祖,就因为他能不计前嫌,兼收并蓄,搞统一战线。正是他,把普天之下的牛鬼蛇神都联合起来,形成了起先称为夏族,后来称为华族,再后来称为华夏之民族的胚胎。虽然这时,黄帝族还不能叫夏族,甚至不能叫民族,只能叫部族,或部族的雏形。

黄帝的战车上,一定飘扬着龙旗。

似乎并无必要弄清,龙究竟是不是黄帝族的图腾。没错,有熊氏怎么也扯不到龙身上去,九黎族的图腾反倒可能是龙蛇,因为蚩尤的本义是蛇灾。如果黄帝竟能以战败者的图腾为新复合图腾的主体,那度量也真是大得惊人。

其实,就连龙是不是华夏民族的图腾,甚至是不是图腾,都没有必要较真。的确,龙的形象早已出现,比如五花八门的鱼龙、蟠龙、鸟首龙、鳄鱼龙、鹿首鱼尾龙、猪首牛角龙。如此之多的龙纷纷出土,不会没有原因。 〔26〕

但,彼龙未必是此龙。何况就算是,你也无法证明黄帝就一定不会古为今用,再借壳上市。比方说,蛇就原本只是生殖崇拜的象征,后来不也变成了图腾?因此,黄帝完全可能利用已有的龙或蚩尤的蛇,再造一条新龙。

我们相信,他有这种智慧。

更何况,一个民族总是需要凝聚力的。这就要有一个核心,一个仪式,一个象征,一个可以在它上面寄托感情的对象。国旗、国徽、国歌的作用,以及长江、长城、黄山、黄河的意义,就在于此。它们当然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图腾,却可以看作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广义图腾”,即象征物。

龙,也如此。

因此,无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换句话说,既然大多数华人都把自己看作龙的传人,把龙看作族的图腾,那又何不“权当他是”?

实际上,关于黄帝族图腾的说法如此之多,恰恰证明在黄帝时代的后期,已经有一个多部落的松散联合体。其中有炎帝族,有黄帝族,有九黎族,还有东方的夷族、西方的戎族、南方的蛮族、北方的狄族。他们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有来有往,有战有和,也有通商和通婚。

部落联盟的时代,即将到来。

而且这个时代也有三个代表:尧、舜、禹。

第六章

尧舜下课

真有尧舜吗

提起尧舜,许多人就两眼放光。

尧舜是中国历史上备受推崇的圣人和圣王。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最好的时代叫“尧舜之世”,最好的帝王叫“尧舜之君”,最高的理想叫“人皆可为尧舜”。就连不信三皇五帝的毛泽东,也说“六亿神州尽舜尧”。

显然,这是世俗的上帝,道德的上帝,政治的上帝,也是统治阶级及其吹鼓手塑造的上帝。

这样的上帝,从来就很可疑。 〔1〕

尧舜也一样。

实际上,他俩来历不明,形迹待考,身份不清。作为五帝的最后两位,尧舜是人?是神?半人半神?氏族部落?没人知道。但按照司马迁的描述,似乎是人。

那就可疑。是啊,前三皇,女娲是蛙,伏羲是蛇,炎帝是牛;后五帝,黄帝可能是熊,或龟,颛顼半人半鱼,帝喾鸟头猴身。就连尧的司法部长皋陶(读如高姚),也是鸟嘴或马嘴;文化部长夔(读如魁),则是独脚神牛。这些都是牛鬼蛇神,或半人半兽,怎么一到尧舜就一片人间烟火? 〔2〕

何况尧舜之后或同时,还有鲧(读如滚)和禹。鲧,其实是鱼;禹,则可能是虫,或蛇,甚至龙。 〔3〕

◎金文“鲧”

(鲧還鼎)

◎金文“鲧”

( 盤)

◎金文“禹”

(鼎文)

从字形看,禹就是蛇,或与蛇相关。

呵呵呵!前则百兽率舞,中则马牛同台,后则鱼龙并出,唯独夹在当中的尧和舜纯然是人,岂非咄咄怪事?而且,舜叫“姚重华”,尧叫“姬放勋”,像远古时代的人名吗?还有人说尧叫“伊祁放勋”,日本人呀? 〔4〕

好嘛,就连名字,都像是编出来的。

事实上,孔子之前,根本就没人提到过尧舜。在最古老也最可靠的典籍《诗经》中,他俩连影子都没有。《尚书》虽然也古老,然而《尧典》和《舜典》却是赝品。真正开始说尧舜的,是《论语》、《墨子》和《孟子》。

这就很不合情理。

按照后世儒家包括司马迁的说法,夏商周三代的始祖都曾是尧舜的臣属。夏的始祖禹是舜的接班人,商的始祖契(读如谢)是尧的民政部长,周的始祖弃(后稷)是尧的农业部长。尧和舜,是夏商周三代的始祖的“老领导”。

换句话说,没有尧舜禹,就没有夏商周。

然而《诗经》当中,周人的作品《大雅》,鲁人的作品《鲁颂》,殷人或殷人后代宋人的作品《商颂》,却都只歌颂禹,不歌颂尧舜。难道殷、宋、周、鲁之人,都把老祖宗忘了?而且这两位老祖宗,从夏到商再到西周东周,一直都无人问津,到春秋战国却大放异彩,难道是“出土文物”?

很有可能。

的确,尧和舜,如果完全子虚乌有,孔子就不会一讲再讲;如果当真功勋盖世,《诗经》就不会只字不提。因此事实也许是:尧舜曾经存在,但既没那么神,也没那么圣,根本不是后人说的那个样子。而且,因为并不伟大,所以《诗经》置若罔闻;由于毕竟存在,因此后人可以大做文章。

这是出土于陶寺遗址的扁壶,壶身有两个被认为是文字的标记。画面右侧符号释为“文”,意见较统一。关于左侧符号,有学者认为由“土”和“兀”两部分构成,合而为“尧”,“文尧”为“尊贵的祖先尧”之义。这种观点视此为尧存在的实物证据。据宫本一夫《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

大做文章的原因,是春秋战国之际礼坏乐崩,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孔子他们要打鬼,必须借助钟馗;要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也只能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托古改制,借尸还魂,哪怕那亡灵其实并不神圣。

但既然是亡灵,就可以重新梳妆打扮。因此尧和舜,弄不好就是他们从某个并不起眼的故纸堆里挖掘出来,再按照道德楷模的标准,包装上市的“创业板”。

可惜榜样的力量从来就很有限,造出来的也总归不是真家伙。我们读尧舜的传记,实在看不出他俩的伟大之处,只知道尧是很简朴的,舜是很孝悌的。尧过的日子,连门房都不如;舜的父亲和弟弟一再陷害谋杀他,他却以德报怨。一个老劳模,一个受气包,怎么就成了神圣? 〔5〕

相反的故事倒是印象深刻。有个名叫壤父的八十岁老顽童就不客气地说: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帝对我有何功德? 〔6〕

假作真时真亦假。尧和舜,到底有还是没有?

部落大联盟

尧舜可以有,也应该有,但要重新解释。

为什么应该有?因为时代需要标志,需要象征,需要代表。部落的代表是炎黄,国家的代表是夏启。二者之间,部落联盟的时代谁来领衔?只能是尧舜。既然如此,何妨不论真假,权当他们是符号,是代码?

但,该说明的还得说明。一、黄帝、颛顼、帝喾、尧,无血缘关系,更不是祖孙父子;二、尧和舜,并非道德高标,只是曾经的存在;三、他俩也不是什么天子。天子的概念要到西周才有,目的则是解释政权的合法性。尧舜时代尚无君主,也没有国家和天下的概念,哪来的天子?

不是天子,又是什么?

部落联盟的CEO。

联盟从黄帝时代就开始了,之前则是战争,包括炎帝与黄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这是当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的,在那时人们的心目中,中华大地就是全世界。远在天边的埃及、苏美尔、哈拉巴、克里特和奥尔梅克等古代文明,并不在我们视野中。

战争的结果是联盟,联盟的结果是产生了部族。部族是从氏族到民族的过渡阶段和中间环节。尧舜之世,就是部族的时代。之后,才变成民族,也就是以禹为始祖的夏族。《诗经》歌颂禹,并非没有道理,没有原因。

但,作为部族时代的标志,尧舜的意义同样重大。

意义重大的尧和舜,是部落联盟的领袖。而且那时的情况,很可能真如郭沫若和翦伯赞先生所说,是实行“二头政长”或“二头军务”的配置,双执政制。 〔7〕

双执政,就是CEO(首席执行官)加COO(首席运营官)。开始,尧是首席执行官,舜是首席运营官;后来,舜是首席执行官,禹是首席运营官;再后来,禹是首席执行官,益是首席运营官。直到夏启的时代,这个制度才终结。

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运营官,不一定有血缘关系。尧舜禹就没有。联盟的CEO和COO,也都是选出来的,选举权则首先在“四岳”。舜和禹能够担任首席运营官,就得自他们的举荐;后来成为首席执行官,也由于他们的支持。

四岳是谁?《史记》没说。就连四岳是一个人,还是四个人,还是许多人,也不清楚。《国语》说是共工的四个从孙,但这是靠不住的。可能的情况是:当时大联盟下面还有小联盟。四岳,就是小联盟的CEO或COO。 〔8〕

除了四岳,还有“十二牧”。

十二牧,也就是各个大部落的酋长。这些大部落分散在各地,酋长们当然也分散在各地。联盟有重大事务,才到总部来开会。平时驻会的应该是代表,也叫十二牧。

然后就是“百姓”。

百姓不是小民,是氏族长。这些氏族都来自母系,因此都有“姓”;数量则很多,因此叫“百姓”。当然,百姓并不一定就是一百个。正如四岳和十二牧,不一定就是四个和十二个。四、十二、百,只是表明小联盟的数量最少,部落多一点,氏族则数量最多。

所以远古的百姓(氏族长),其实地位很高,他们后来又叫百官和百工。真正地位低的,叫黎民,即战败者。黎民和百姓合为一词是很晚的事,此刻的情况却很清楚:

百姓:氏族。

十二牧:部落。

四岳:小部落联盟。

尧舜:部落大联盟。

这就是尧舜的时代,是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前夜。夏娃时代弱小分散的点(原始群),在女娲和伏羲的时代变成了面(氏族),在炎帝和黄帝的时代连成了片(部落),现在又变成了圈(部落联盟)。它是生存圈,也是文化圈。大圈子下面是小圈子,即个位数的小联盟,然后是数以十计的片(部落)和数以百计的面(氏族)。大联盟实行双首长制,首席执行官(CEO)地位略高,算是老大,或一把手。

那么,谁是老大?谁该当老大,谁又能当老大?

禅让还是夺权

老大的事,让人纠结。

传统社会是很在意这个问题的。因为长时间的中央集权告诉我们,二把手跟一把手,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秦汉以后的改朝换代,则不是巧取(宫廷政变),便是豪夺(武装斗争)。No.1或者alpha的地位,也可以让给别人吗?

据说可以,尧舜禹就是,叫禅让。

这里的禅读如善,不读馋。读如馋的禅,是佛教中静虑即梵文Dhyāna的音译,比方说禅定和禅宗。读如善的禅则有两个意思:一是祭祀,如封禅;二是替代,如禅让。

所以蜀汉刘禅刘阿斗,名字要读如刘善。因为那时禅宗尚未兴起,刘备也不信佛,反倒有个养子叫刘封,合起来正是“封禅”的意思。同样,禅让,也不能读如馋让。

禅让是许多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他们坚信,在世袭的君主制之前,曾经存在非世袭的禅让制。老迈年高的一把手按照任人唯贤的原则挑选接班人,然后让出职位。没有尔虞我诈的宫廷政变,也没有刀光剑影的流血斗争,如此这般的最高权力和平交接,实在令人向往。

问题在于,为什么后来没了呢?

主流的意见是人心不古。

但,人心为什么不古,又怎么会不古?难道远古跟后世人性是不同的?人就是人。远古是,现在也是。人性,本善就善,本恶就恶。本善,禅让制就不会被废除;本恶,禅让制就不可能存在。你说哪个是事实?

于是质疑纷起。

质疑禅让制的,古有韩非子、刘知己;后有康有为、顾颉刚。韩非子就称“舜逼尧,禹逼舜”,《竹书纪年》则称尧被舜软禁在平阳;康有为说禅让是战国儒家的托古改制,顾颉刚则说是儒墨两家不约而同的伪造。韩非子甚至不无讥讽地说:儒也说尧舜,墨也说尧舜,两家都说如假包换,尧舜又不能起死回生,请问谁来鉴别儒墨的真伪? 〔9〕

嘿嘿,一个尧舜,各自表述。弄不好,都是人造。

那么,舜接班,禹继位,禅让还是夺权?

禅让。

但也要重新解释。

实际上,部落联盟的CEO,跟后世的帝王并不能同日而语。他的待遇没那么高,权力也没那么大,艰苦朴素更未必是道德高尚,多半是生活水平有限,想摆谱也摆不起。

禅让也一样。它既不是儒家标榜的礼让,也不是墨家鼓吹的尚贤,更不是道家主张的无为,而是规矩如此,习惯如此。部落联盟的首席执行官,最早不过会议的召集人,或者会议的主持人,有什么好争的?

就连总部的其他公职人员,比如民政部长契,农业部长弃,司法部长皋陶,文化部长夔,手工业部长羲均(又名倕),还有神枪手羿,也都是尽义务。这种风气或制度直到周代还有,比如诸侯各国的大夫都有领地,都是家君,在自己的地盘上都是老大,但也都为邦国服务,同样是尽义务。

事实上联盟的部门负责人,也都是本部落的酋长,甚至小联盟的首席执行官。比如弃,就叫后稷。夔和羿,则叫后夔和后羿。后,不是前后之后(後)的简体字。它原本就写作“后”,但不是后妃,是头儿、老大、一把手的意思。 〔10〕

联盟的部长或内阁成员既然都是“后”,当然有很大的发言权,甚至决策权。比如抗洪总指挥的人选,尧并不赞成鲧,但四岳坚持,也只好同意。首席执行官并没有一票否决权,尽管尧可能是错的,也可能是对的。 〔11〕

相反,如果“岳牧咸荐”,事情就比较有谱。

显然,这里面没有道德的因素,也不能理解为“民主集中制”。尧成为部落联盟的一把手,只因为当时尧部落的实力最强。舜和禹也一样,后来居上而已。四岳、十二牧有发言权,则因为他们的实力不容小看。既然谁都吃不掉谁,又要在一起共谋发展,那么,民主共和,有事好商量,无疑是最聪明的选择。

因此,历史的尧舜是存在的,道德的尧舜是人造的。什么德才兼备、高风亮节、温良恭俭让,通通都是扯淡!

禅让,是不得不让。

杀机暗藏

不得不让,也可理解为:能不让就不让,最好不让。

但这同样只能靠实力说话,对于那些茁壮成长的后起之秀便不得不防。因此,如果某个小弟发展势头好,大佬们就会联合起来,找个茬把他掐死。

尧就干过这种事,而且帮凶就是舜。

被尧舜剿灭的,是所谓“四凶”:浑沌、穷奇、梼杌(读如涛误)、饕餮(饕读如涛,餮读如铁去声)。这大约是四个既冒尖又不听话的部落。由于舜的出手,他们被彻底干掉或驱逐出境。其中,据说还有黄帝和颛顼的后代。 〔12〕

老实巴交的舜,其实心狠手辣。

被尧舜做掉的,还有共工、驩兜(驩读如欢)、三苗和鲧,谓之“四罪”。当然,司马迁的话说得客气而委婉。他说,流共工于幽陵,是为了“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是为了“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是为了“变西戎”;殛(读如及)鲧于羽山,是为了“变东夷”。似乎舜下的这些毒手都不过“和平演变”,甚至是为了别人和大家好。

但一个“殛”字,还是露了馅,穿了帮。

剿灭也就剿灭了,过分的是还要妄加罪名。什么“不可教训”云云,简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无非是为了表示发动战争的正义性,以便让尧舜高居道德的圣坛。

然而世界上正义的战争只有一种,就是反侵略。蚩尤有可能是侵略了黄帝族的。四凶或四罪,侵略了尧舜吗?

没有。

杀人不过头点地。谋财害命还要课以大罪名,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反倒是《左传》说得明白:剿灭四凶的结果,是“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

这才是一语道破天机。

尧舜的时代,风不平,浪不静,杀机暗藏。

现在想来,共工、驩兜、三苗、鲧,还有浑沌、穷奇、梼杌、饕餮,一定死不瞑目。战败的蚩尤成为战神,受到胜利者的最大尊重,他们却只能被钉在耻辱柱上遗臭万年。尧舜的为人和度量,比黄帝差得远。

一肚子冤屈的,应该还有羿。

跟尧舜一样,羿也来历不明形迹可疑。他是天神,还是超人?是部落联盟时期的,还是夏代的?叫后羿,还是该叫大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纠缠不清。 〔13〕

可以确定的,只有射日。

那时,天边血红的云彩里,有十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同流动的金球,裹挟着荒古的熔岩上下翻腾。滚滚热浪横扫之处,河流失去生命,植物停止呼吸,人类陷于绝望,凶禽猛兽和妖魔鬼怪反倒纷纷出笼,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

也就在这时,羿救星般地出现了。

羿应该是天帝派来帮助尧的,装束也帅气之极:火红色的弓,雪白色的箭,也许还有虎皮坎肩和鹿皮靴子。我们的英雄就这样站在那一片焦土之上,弯弓搭箭,九个太阳便应声落地。散落在天地之间的,是太阳神鸟金色的羽毛;响起在耳边的,是万众的欢呼,包括美丽的嫦娥。 〔14〕

然而后羿的结局却窝囊透了。首先是天神帝俊怨恨他射死了自己的太阳儿子,将他革除神籍;然后是徒弟逢蒙恩将仇报,暗下毒手;最后是嫦娥偷吃仙药,奔向月宫。天帝翻脸,徒儿反目,老婆叛逃。曾经的英雄只能穷愁潦倒,不知所终。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15〕

事情怎么会是这样?

因为此案原本可疑。

前面说过,男性的太阳是羲和妈妈所生,十个;女性的月亮是常羲妈妈所产,十二个。它们由不同的女神生出并不奇怪,因为太阳和月亮原本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就连将羲和与常羲说成是帝俊的妻子都可以理解。毕竟,用文字记载这些神话的都是男人,岂能不为女神安排丈夫? 〔16〕

月亮有十二个也不奇怪,因为一年十二个月,而且月份的变化是看得见的。十个太阳却没有过硬的道理,原本应该轮流上岗的它们一齐出现就更没道理。我们甚至怀疑,十个太阳和十日并出,就是为后羿射日做铺垫的。要知道,月亮的个数更多,却没谁认为那十一个多余。常羲妈妈的十二个女儿则既没有破坏规矩,后来也都安然无恙。

那么,后羿为什么要射日?

这事如果发生在古希腊,也许会被解释为一个爱情与嫉妒的故事:嫦娥奔月其实因为偷情。太阳神后羿射杀的,则实际上是他的情敌——多余的太阳。

然而在中国,就完全是另一回事。

死里逃生

十日并出,其实是尧的焦虑。

焦虑也是必然的。不听话、不买账、闹别扭的部落实在太多,还不好对付。比如浑沌,是个装疯卖傻的。有人说他就是驩兜,那可是一个人面鸟嘴还有翅膀的怪物。共工则是水神,是火神祝融的儿子,曾经与颛顼争帝,还一头撞断了擎天柱不周山。共工和驩兜又都是联盟的内阁成员。他俩造反已足够尧喝一壶的,何况还有三苗、穷奇、梼杌和饕餮。 〔17〕

这可真是按下葫芦起来瓢。

招安多半没用。那时还不是帝制时代,没谁能够一统天下,也没谁能君临天下。拳头硬的,都可以争当老大。对付异己的唯一办法,是剿。大部落和小联盟,亲自出手。小部落和小氏族,就派小弟去做掉。当然,手脚要干净。

号称有穷氏的羿,恐怕就是这样的马仔。被他射下的九个太阳,则很可能是九个或多个小部落。这些部落可能崇拜太阳神,也可能不崇拜。把他们说成太阳或太阳部落,或许另有原因。但他们威胁到尧的江湖地位,则可以肯定。

总之,在剪除异己的战争中,羿是尧的马前卒,也是替罪羊。因为这事做得实在不光彩,不好意思扬铃打鼓,只能过河拆桥,卸磨杀驴,让羿去认倒霉。

九个或许多小部落就这样被消灭了。

死里逃生的,只有鲧的儿子禹。

禹,也是太阳部落吗?有可能。夏文明以太阳为神就是证明。而且,也许正因为夏人崇拜太阳,那些和鲧一起遇难的族群,便被追认为太阳部落。

但,鲧为什么被害,禹又为什么逃生?

也只能有一种解释:他们发展太快。鲧很可能是鱼,至少与鱼有关,而鱼是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禹则是虫,是长虫,也就是蛇,后来又变成龙。龙蛇,是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 〔18〕

因此,鲧生禹,就意味着不但从母系变成父系,还迅速成为部落。当然,他们也可能一直保持着母系的徽号,由鲧氏族而鲧部落,被禹重建后才改姓更名。总之,这个族群的崛起很让尧头疼。起先还只是顾忌和防范,后来便顿起杀心。

终于,鲧被处死在羽山。

起因是抗洪救灾。当时,滔天的洪水淹没了大地,四岳和十二牧都推荐鲧担任前线总指挥,只有尧反对。尧说:鲧这个人违抗命令,残害同胞,不可重用。

四岳则说:没有比鲧更合适的人选。

尧只好同意,却又在暗中寻访杀手。没错,要对付四岳和十二牧都拥护的,已不能靠羿这样的小弟。舜,就是在这关键时刻出现在尧面前的。而且他刚刚得到代理首席执行官的授权,就在检查工作时以渎职的罪名杀了鲧。 〔19〕

显然,这是蓄谋已久的屠杀。因为尧反对鲧做抗洪总指挥的理由,并非是不懂技术,而是品质恶劣。可见罪名早已罗织,治水不力只是借口,或雪上加霜。事实上,就算当时有问责制,处分也不必如此之重,何况鲧又何尝道德败坏?屈原就说鲧是由于为人耿直,才会死于非命。 〔20〕

鲧,一定是被冤杀的。

被冤杀的鲧死不瞑目。他的尸体三年不腐,新的生命却在腹中孕育成长。没办法,只能剖腹产。结果,一条头上长角的虬龙腾空跃起,他就是禹。诞生了禹的鲧,则变成黄熊或三足鳖,在羽山或羽水出没咆哮。 〔21〕

好得很!杀了鲧一个,自有后来人。

不过尧舜的作案过程,都被后世儒生抹去,证据也销毁得一干二净。他们甚至编造故事说,鲧为了救灾,从天庭盗窃了息壤。这种生生不息的神土止住了洪水,鲧自己却由于违犯天条而被杀。执行死刑命令的,是火神祝融。 〔22〕

这简直就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只不过一个窃火,一个窃土。但如此嫁祸于神,却弄巧成拙。因为这故事雄辩地证明了,鲧不但没有道德问题,反倒是敢于牺牲的英雄。就连治水功亏一篑,都不是他的责任。

也因此,舜的问责毫无道理。

实际上,真正的凶手就是舜,尽管后台是尧。只不过尧机关算尽,最后还是被舜摘了桃子。鲧被镇压后,舜部落就空前强大起来,尧也只好将职位拱手相让。但,联盟的老大不是没多少权力和油水吗,犯得着如此争夺?

哈,那是早期,后来就不一样了。要知道,权力一旦被发明出来,就会自我膨胀;掌握了权力的人则会像鸦片鬼那样越吃越上瘾。尧就已经有瘾。尧用舜二十年,又让他代理职务八年,直到死前都没放手,这也叫禅让?舜的欲望又大过尧。如果不是一命呜呼,才不会交出权力。 〔23〕

当然,接过权杖的,是鲧的儿子禹。

交权未必情愿,真相则也许是:鲧和禹的族群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利技术。这种技术在鲧氏族时代还不成熟,所以鲧治水遭遇挫折。但到禹部落时代就遥遥领先,因此禹大获成功。无论怎样,尧和舜都既羡慕嫉妒又无可奈何。

除了举起屠刀或交出权力,他们其实别无选择。

事实上在那个时代,谁掌握了先进的技术,谁就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也就能成为世界领袖。后来,掌握了青铜技术的商如此,掌握了农业技术的周如此。在尧舜时代的后期,掌握了水利技术的禹和禹部落,也如此。

冤死的鲧可以瞑目。他的子孙将在那滔天的洪水之中腾空一跃,勃然崛起,巍然屹立。

哗啦啦的黄河水呀!

最后一班岗

现在,禹站到了舜的面前。

治水成功的禹,也许是到联盟总部来述职的。舜也给他颁发了勋章,是一块黑色的尖顶石头。毕竟,水利技术的核心机密在禹手里,舜不敢赶尽杀绝,也不得不让他三分。

这几乎注定是一次尴尬的会见。尽管司马迁用心良苦地极力营造“温良恭俭让”的氛围,这次对话却仍然像唐人罗隐笔下的黄河——“才出昆仑便不清”。舜对禹,并无慰问褒奖;禹对舜,也不歌功颂德。只有新任司法部长皋陶,絮絮叨叨地大讲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的重要性。

结果,皋陶在禹那里碰了软钉子。禹对皋陶道德高调的回答是:你说的这些,只怕尧也做不到吧?如果能做到,又担心什么驩兜,放逐什么有苗呢?

于是舜只好对禹说:你也谈点建设性意见嘛!

禹答:我能有什么可说的?我每天想的就是孳孳。

皋陶反问:什么是孳孳?

禹答:孳孳就是孜孜不倦,生生不息。洪水滔天,民不聊生,我只能跋山涉水,访贫问苦,深入基层,跟益还有稷一起,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

皋陶说:没错,这是你的美德。

禹又对舜说:老大!CEO不好做,总得谦虚谨慎,对得起天地良心才行。只有光明正大,勤政爱民,皇天上帝才会不断赐福予你。呵呵,看护好你的职位吧! 〔24〕

那会儿,不知道禹的随员是否在场。如果在,定是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铁铸一般。 〔25〕

舜和皋陶的脸上,则不知是何表情。

司马迁讲这故事时,已是再三斟酌,修饰润色,缝缝补补,但还是留下了破绽,虽然只有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有三个细节值得注意。

首先是听完禹的陈词后,舜对禹说:啊!啊!你要做我的股肱(读如工,股肱即大腿和手臂),你要做我的耳目。接下来,他又叹了一口气说:以后有什么意见就请当面讲,不要背后嘀咕。举贤任能,远离小人,我还是做得到的。

呵呵,这很有意思。

其次是会见之后,皋陶立即下了一道命令,要求所有的人都向禹学习,以禹的言行举止为榜样,否则就算犯罪。这件事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因为正如我们将在《奠基者》一卷中要讲的,以德治国是周人的主张,皋陶怎么会有这种观念?就连他前面的絮絮叨叨,恐怕也是司马迁代笔。

那么,皋陶倒向了禹吗?

也未必。为了营造和谐的气氛,联盟的文化部长夔举办了大型歌舞晚会。那是百兽率舞凤凰来仪的场面,舜也亲自为演出撰写了歌词:股肱欣喜,元首兴起,百官得体!

皋陶却应和道:元首闪光,股肱贤良,万事安康。 〔26〕

这就是第三个值得注意的细节:舜已经把股肱也就是禹放在了首位,皋陶却把这颠倒了的次序重新颠倒过来。看来皋陶并不甘心联盟的江山易手,他还要力挽狂澜。

那么,皋陶会成功吗?

也不能。

哈哈!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尧舜的时代就要终结。

事实上,禹是部落联盟的最后一任首席执行官。在站完最后这班岗后,他的儿子启,便彻底颠覆禅让制,实行世袭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

禹,是远古时代的曹操;启,是远古时代的曹丕。

这其实也是时势使然。

众所周知,禹和启之前,一直有两个东西在并行不悖地同步发展,并互为因果,这就是财富和权力。这两个东西在夏娃代表的原始群时代是没有的,到女娲和伏羲的时代却悄然诞生。而且,一旦有了财产的归属,作为财富主要创造者的男人就会要求确认父系的继承权,权力也随之产生。当权力和财富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到男性首长的手中时,他们便会强烈要求权力也像财产一样,按照父系的血统来继承。

这就是尧舜禹时代的天下大势。

事实上,尧舜虽非世袭制,却已是终身制。从终身制到世袭制,其实只有一步之遥。

制度的革命,势在必行。

现在,只需要有一个机关、一个称号、一个名义、一种说法,为新的制度加冕,并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

实际上,它也确实被发明了出来。

它的名字,就叫国家。 〔27〕

也就在这时,我们和世界各民族一起,走完了史前时代的共同道路。下一步,将分道扬镳。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国家》

后记

破冰之旅

1.出发点

2011年5月12日,我到上海拜见吴敬琏先生,向他老人家讨教一些学术问题。没想到的是,谈到最后,吴先生反过来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怎样保证你说的历史是真实的?

老先生问得有道理!

据我所知,这也是许多人想问的,而且不难回答。只不过在此之前,必须先弄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有历史或历史学。

这才是根本性的。

是啊,我们为什么要有历史,又为什么要学历史、讲历史、讨论历史呢?为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吗?有五花八门的野史、段子、道听途说和流言蜚语足矣,用不着管它是否真实。为了学习权术权谋,处理人际关系,对付张三李四吗?有《三国演义》之类的玩意也就够了,同样用不着管它是否真实。

那么,为什么总会有人,哪怕是一部分人,极其看重历史的真实性,对正说比戏说更有兴趣呢?

也许,追求真实是人的本性。

真相从来就是有魅力的,它满足的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朴素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就连某些动物都有。比如科考队架设在北冰洋用来偷拍的摄像机,尽管伪装成雪块,也会被北极熊们统统拆掉,因为它们很想知道这东西究竟是什么。小孩子会把自己的玩具大卸八块,也如此。

好奇心是天然的。

事实上,好奇心几乎是所有文化和文明成果的出发点。科学是对自然的好奇,艺术是对心灵的好奇,宗教是对归宿的好奇,文学是对生活的好奇。就连巫术也如此,它是对命运的好奇,也是对掌握命运之可能的好奇。

那么历史呢?

2.目的地

表面上看,历史是对过去的好奇,其实不然。

作为“故事” ──已故的事件,历史就是历史。你知道也好,不知也罢,正说也好,戏说也罢,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并不会因为我们的确知或无知而稍有改变。那么,又何必一定要知道真相呢?

因为我们就是历史,历史就是我们。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当中。我们的今天,对于明天就是历史,正如此刻是昨天的延续。

了解历史,是为了看清自己。

这就必须知道来龙去脉。只有知道从哪里来,才知道到哪里去,包括要到哪里去和能到哪里去。也就是说,追根寻源,是为了建立文化系统,实现身份认同,找到人生坐标。

这是我们的目的地。

何况童年是值得追忆的。没人不想知道自己是谁生的,家在何处,小时候长什么样,有过怎样的天真和顽皮。因此本中华史的第一部便是“中华根”,第一卷则是《祖先》。

找到了祖先,就找到了根本。

但这很难。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下的文物也不说话。它们集体地保持沉默,共同看守着那亘古的秘密,要到世界末日才会重新咆哮和歌唱。

能帮上忙的,也许只有神话和传说。

神话和传说,就是民族的童年记忆。童年的记忆难免模糊,甚至错乱,何况还会被非法或合法地投放添加剂。于是一片光怪陆离之中,便既有神话和童话,又有鬼话、胡话和谎话,而且结结实实地冻成了冰块。

我们的舰队,刚刚出发就一脚踏进了北冰洋。

3.北冰洋

冰块是两三千年前甚至更早就结成的,因此不但“骗了无涯过客”,也瞒过了千万双睿智的眼睛。比如女娲和伏羲都“人首蛇身”,甚至是夫妻或兄妹;炎帝姓姜,黄帝姓姬是因为住在姜水和姬水;等等等等。这些说法基本上被学界普遍认同,很少有人想到其实是谎言。

还有尧舜,也很可疑。

可疑并不奇怪。事实上,任何由文字构建的历史,都是拥有话语权的人在书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一定是统治阶级的。为了获得和保有控股权,他们用官方意识形态将神话传说包装上市,把史前变成创业板,把先民变成股民。

这就要重新审视,但不意味着全盘否定,更不意味着那些看起来荒诞不经的只言片语就一定不靠谱。相反,所有民族的神话和传说,都是历史上突出片段的记录,也无不隐含着某种文化的秘密和梦想。要知道,神的世界就是人的世界,神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是人类自我认识的心灵史。只不过,云遮雾障,真伪难辨,语焉不详。

必须破译这些“达·芬奇密码”。

实际上,传说中的神或人,就是一些文化的符号和代码,是远古历史的象形文字。只要抹去神秘的油彩,我们就能打开迷宫,依稀看见一些真实的东西。

是的,依稀。

问题是如何鉴别真伪,完成我们的破冰之旅。拿着一张标错方向、航道和岛屿名称的海图,是找不着北的。

也许,需要导航仪。

4.导航仪

导航仪有三个:直觉、逻辑、证据。

直觉是必需的,它会告诉我们哪里不对,哪里出了问题,或有问题需要研究。这种能力来自天赋,也来自经验。经验证明,越是众口一词,越是问题多多。史家认识一致的地方,往往就是误区密集之处,这几乎是屡试不爽的。

因此,那些由官方意识形态和国民集体无意识塑造的历史,未必是本来面目。背后那张脸,也许更真实。

尽信书不如无书,无怀疑即无学问。

怀疑、批判、分析、实证,加起来就是科学精神。有此精神,就不会死读书,也就会有直觉。

因此,我在1988年读了赵国华先生的《生殖崇拜文化论》后,便断定女娲绝不可能是“蛇妹妹”,只可能是“蛙女神”。鲧则应该是禹的“母亲”,而不是“父亲”。或者说,这个族群经历了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和部落三个阶段。鲧,是母系氏族时期族群的称号。它可能延续到部落时期,但最终还是会更换为代表父系的禹。

这是可以由逻辑推理来证明的,逻辑决定了所有文化现象和文化模式发生的先后次序。事实上在原始时代,人们都只认识母亲,不知父亲是谁。世界各民族最早的神,也清一色是女神。毕竟,所有人都是女人生的。因此男性生殖崇拜一定在女性崇拜之后,然后才可能有图腾崇拜和祖宗崇拜。既然如此,女娲怎么可能跟伏羲一样是蛇?鱼崇拜的鲧,跟蛇崇拜的禹,又怎么可能是父子?

逻辑比知识和经验都重要,也比学术权威的说法更可靠。因为逻辑是公器,不会屈从强权,迁就庸众,迎合学界,讨好媒体。如果直觉与逻辑相一致,结论就不会太离谱。

需要的,只是证据。

5.发现号

证据也有三种。

第一种是民国以来老一辈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这些老先生往往都学贯中西,兼有清代朴学的功底,近代西学的眼光,许多结论是靠得住的。第二种是比较可靠的历史典籍,比如《诗经》和《左传》,但对《尚书》和《国语》就得小心。最可靠的是第三种,即出土文物和古文字。因为甲骨文和金文,彩陶和青铜器,都不会撒谎,也没有添加剂。因此,如果前两种证据与第三种相冲突,必以出土文物和古文字为准。

绝对的真实没人能够做到。但有此三招,就可能更接近相对的真实。当然,接近而已。

必须感谢前辈学人,他们早就发现了古代文献的可疑之处。必须感谢文字学家,他们早就在揭示古代文化的秘密。还必须感谢国际关系学院李蓬勃先生,他在我还没买到《古文字诂林》时,将相关内容拍成照片发到我邮箱,并对我的某些误解和误读进行了纠正。

于是我确认:女娲是蛙,伏羲是羊,炎帝是三皇,黄帝不姓黄。我也有了新的发现,比如炎帝的妈妈是“牧羊女”,黄帝的妈妈是“漂亮妞”,而蚩尤则其实是“蛇灾”。这些结论,都可以从这三种证据那里得到强有力的支持。正是这些证据,为我们的发现之旅保驾护航。

北冰洋上,破冰船锐不可当。

它的名字,叫“发现号”。

很好!有直觉、逻辑和证据做导航仪,有前辈学人、历史典籍、出土文物和古文字做护驾者,我们的“发现号”就不会变成当年的“泰坦尼克”。

6.处女航

破冰船直抵目的地。

本次航行的目的地是文化系统,以后才是身份认同。

这也是“易中天中华史”前三卷的任务。第一卷《祖先》,建立史前文化系统;第二卷《国家》,建立世界文明系统;第三卷《奠基者》,建立中华文明系统。系统建立,坐标就清清楚楚明白无误了。

为此,本卷得出以下最重要的结论:从史前到文明,人类的社会组织依次是原始群、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从文化程度看,它们可以称之为点、面、片、圈、国。其中,夏娃代表原始群,女娲和伏羲代表氏族,炎帝和黄帝代表部落,尧舜禹代表部落联盟,夏商周代表国家时代,只不过分别是部落国家(夏)、部落国家联盟(商)和国家联盟(周)。

从氏族,到部落,再到国家,也都有各自的文化标志。在我们历史上,则依次是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宗崇拜。生殖崇拜和图腾崇拜是世界各民族都有的,祖宗崇拜则是中国特色。正是它,决定了我们民族今后要走的路。

因此,尽管祖宗崇拜要到第二卷才会讲述,中华文明最核心的秘密则要到第三卷才能揭晓,但有此系统,我们的舰队就算一路凯歌到达了北极。

处女航成功了!

完成了破冰之旅的舰艇,将被开回船坞进行装修,然后交付诸位使用。至于我们,则将进入下一个航程。

下回我们不坐船,改乘飞机。

附:修订本后记

不知道若干年后,还会不会有人仍然记得2016年盛夏的酷热,但我是不会忘记的。因为当时我在热浪包围的江南某镇,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将前三卷《祖先》《国家》和《奠基者》修订了一遍。毕竟,2012年开始写作的这三卷就像小母鸡的头生蛋,带着血丝,个头也小。现在,前十六卷已经出齐,我们也从先秦走到了隋唐,该修订一下了。

改稿其实并不容易,有时候甚至比写作还难。但是为了精益求精,有必要对自己进行革命。因此《国家》一卷不少章节干脆推倒重来,我称之为“政变式改稿”。

非常感谢编辑团队表示了充分理解,他们也对原来的插图和排版做了调整甚至更新。可以说,我们一起做了苹果手机常常做的事情。只不过,尽管新版的页码增加了,印刷成本也增加了,定价却不变。我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让产品更好一些。如果由此给读者带来不便,我深表歉意!

易中天

2016年8月23日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约三百九十万年前,南方古猿出现。

约一百八十万年前,直立人出现。

约二十万年前,智人出现。

约五万年前,母系社会出现。

约一万五千年前,母系社会结束。

约一万两千年前,人类移民至所有非冰封大陆。

约公元前九千年,农耕社会出现。

约公元前六千年,撒塔尔·胡尤克女神像出现。

约公元前五千年,中国人开始务农。

约公元前四千年,“白夫人”女神像出现。仰韶文化出现鱼蛙纹。

约公元前三千年,国家出现。马家窑文化出现蛙纹。

约公元前两千年,米诺斯文明出现生殖崇拜仪式。二里头文化兴起,有观点认为这是“夏代”的遗迹,中国历史进入以“夏商周”为起始的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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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测你对历史的真相到底了解多少?

易中天中华史:祖先

产品经理 | 李潇 装帧设计 | Mirro 内文设计 | 谈天

出版统筹 | 吴畏 学术顾问 | 陈勤 法律顾问 | 黄荣楠

插图绘制 | 赵闯 方佳翮 何姝 高文婧 钟蓉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策划人 | 路金波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国家与人 上帝敲了回车键

没有后悔药

分道扬镳

小人之邦

公民与臣民

中华的惆怅

第二章 城市跟你说 国家与城市

大屋顶

此时无墙胜有墙

民主的模样

君主的来历

殊途同归

第三章 从雅典到费城 民主是个意外

山那边是海

一刀两断

走向平等

衰落与复兴

费城对接雅典

第四章 谢绝宗教 我们不是幸存者

翻过喜马拉雅

宗教之邦

没有国界的国家

巫术之子

天上人间

第五章 告别图腾 神佑尼罗河

成败都是它

法治罗马

并非图腾的图腾

认祖归宗

家天下

第六章 闯他一回红灯 老调子已经唱完

启废禅让

谁代表中国

甲骨文与青铜器

天命玄鸟

不能再胡闹了

后记 巡航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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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02

国家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1(2018.9重印)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224-3

Ⅰ . ①国… Ⅱ . ①易… Ⅲ . ①中国历史—夏代—研究②中国历史—商代—研究 Ⅳ . ① K22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5420号

易中天中华史

国家

易中天著

责任编辑 金荣良

装帧设计 朱镜霖

插画 方佳翮 何姝 高文婧 谈天 何月婷 钟蓉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毫米×1280毫米 1/32

字数 131千字

印张 7.5

印数 187,801-199,800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9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224-3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国家与人

上帝敲了回车键

公元1650年,也就是大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去世那年,有位名叫阿歇尔(Ussher)的爱尔兰大主教经过精心研究和精密计算,向世人宣布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时间——耶稣诞生前4004年。如果你有兴趣,他甚至还乐意告诉你,具体的日子是1月28日,星期五;或者10月23日,星期天,上午九点。 〔1〕

阿歇尔的日期很有意思。因为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人类最早的文明大约诞生于公元前3500年到前3000年之间。也就是说,如果阿歇尔计算准确无误,那么,从人类的诞生到文明的诞生,就只有短短五百年。

这当然并不可能。

文明是自编自演的节目,初潮很晚,前戏很长。

人类的诞生也一样。

历史学家给出了另一张时间表:

攀树的猿群

原上猿 3500万年-3000万年前

埃及猿 2800万年前

森林古猿 2300万年-1000万年前

正在形成的人

南方古猿 440万年-140万年前

完全形成的人

早期猿人 380万年-360万年前

晚期猿人 180万年-30万年前

早期智人 30万年-5万年前

晚期智人 5万年-1万年前

注:晚期猿人又称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又称古人、尼安德特人,晚期智人又称新人、克罗马农人。

显然,我们不是一个早上被创造出来的。从攀树的猿群到正在形成的人用了数千万年,再到完全成为人又用了数百万年。真正现代人类的历史,其实只有几万年。

呵呵,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不过,尽管由于缺乏化石的证据,我们无法找到夏娃在伊甸园大造其反,发明人类第一条三角裤的确切时间,但正如第一卷《祖先》所述,夏娃造反之后的故事是清楚的:

女娲登坛,创造了氏族社会和生殖崇拜;

伏羲设局,母系变成父系;

炎帝东征,氏族变成部落,生殖崇拜变成图腾。

女娲、伏羲、炎帝,就是所谓“三皇”。

然后是“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五帝的历史使命,是把部落变成部落联盟。

最后是启废禅让,把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

时代 社会组织 文化标志 代表人物 形象表现 古史分期

点 原始群 裸体直立 夏娃

面 氏族 生殖崇拜 母系氏族女娲 鱼、蛙、月亮 三皇

父系氏族伏羲 鸟、蛇、太阳

片 部落 图腾崇拜 早期部落炎帝 牛

晚期部落黄帝 熊(或其他) 五帝

圈 部落联盟 早期尧

中期舜

晚期禹

国 部落国家 祖宗崇拜 夏启

国家诞生,文明就诞生了。

历史也一分为二:之前叫史前史,之后叫文明史。

时间很长的史前史,轨迹简单,线索清晰。社会组织依次是原始群、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落国家,文化程度或文化史的断代,则依次是点、面、片、圈、国。

最原始的人类,是分散在世界各地自生自灭的。这就是原始群,也就是“文化点”。如果这种文化能够存活并得到发展,它就会壮大,变成“文化面”,成为氏族。不同的文化面由于自身的裂变和扩散,以及相互的影响和交融,就会连成“文化片”,成为部落。不同的文化片由于迁徙、联合、兼并甚至战争,则会形成“文化圈”,也就是部落联盟。这时离国家就不远了,而国家一旦诞生,人类就进入了文明时代。

国家,是文明的里程碑。

文明是先后发生的。其中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出来的为第一代,叫“古代文明”(Ancient Civilization)。在此基础上创造的是第二代,叫“古典文明”(Classical Civilization)。古典文明包括印度、希腊、波斯、罗马、拜占庭、日本、阿拉伯和俄罗斯,古代文明在东半球则主要有五个。它们是:

非洲北部尼罗河流域的埃及(Egypt);

亚洲西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

南亚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Harappa);

南欧爱琴海区域的克里特(Crete);

中国黄河流域的夏。

需要说明的是,又叫印度河文明的哈拉巴跟印度文明是两回事,美索不达米亚则原本是希腊语,意思是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和底格里斯河(Tigris)两河之间,所以又叫两河文明。两河文明与埃及文明出现最早,此后哈拉巴、克里特和夏文明也相继诞生,时间都在距今三四千年前。 〔2〕

这就是人类的五大古老文明。 〔3〕

据美国L.S.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全球通史》。

五大文明形态不同,风格各异。克里特(米诺斯)的女神崇拜,在我们看来就匪夷所思;古埃及的金字塔,跟巴比伦的通天塔也两回事。唯一的相同,是都要建国。比如波斯王国就产生于六个农业部落和四个游牧部落的联盟,第一任国王居鲁士(Cyrus)也原本是大酋长。

奇怪!为什么部落一旦强大,上帝就要敲回车键?

阿歇尔大主教当然不管这事,但伦勃朗(Rembrandt)也许能给我们启示。伦勃朗是17世纪尼德兰(The Netherlands)大师级的画家,每幅画都是天价。做他的学生则每年要交一百荷兰盾,相当于当时中国的十二两纹银。 〔4〕

可就在阿歇尔宣布其神学研究成果的十几年前,伦勃朗的画室出了绯闻。他的某个喜欢异想天开的学生在单独画人体写生时,居然把自己脱得跟女模特一样。对此,那位学生的辩解是:这样一来,我们就成了亚当和夏娃。伦勃朗则用手杖敲着墙说:既然如此,你们就得离开伊甸园! 〔5〕

这对宝贝儿只好穿起衣服走人,十二两银子也打了水漂。

从氏族、部落到国家,莫非也是如此?

或者说,世界各民族相继告别原始时代的伊甸园,是因为像伦勃朗的学生一样犯了错误吗?

显然不是。

没有后悔药

部落变成国家,并非因为绯闻。人类发明国家,更不是为了寻欢作乐。但这事却被认为与“逐出乐园”无异,不管那伊甸园是耶和华的,还是伦勃朗的。反正,只要进入国家时代,好日子就算过完,这是很多人的共识。

比如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两位诗人。

希腊的那位诗人叫赫西俄德(Hesiod),罗马的叫奥维德(Ovidius)。他们一致认为自己生活在黑铁时代,之前则先后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黄金时代最好,人类美好高贵,社会公正和平。白银时代马马虎虎,但不再天真无邪。青铜时代战火连天,但信仰和神性犹在。黑铁时代就一塌糊涂,人类变得贪婪残忍,互不信任,互不相容,没有信仰,也不再有真理、谦逊和忠诚。 〔6〕

当然,两位诗人略有不同。在希腊诗人那里,黑铁时代之前,青铜时代之后,还有英雄时代。英雄时代甚至比青铜时代还好,人类与英雄和半神在一起生活。可惜,英雄们被卷入底比斯战争和特洛伊战争,从此万劫不复。

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类似的说法我们也有,例如大同和小康。跟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关系一样,大同比小康要早,也更好。但不是因为神,而是因为道。道在中华文化的语境中有多种含义,用于政治和伦理大约相当于主义和主张;而大同之世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以孔子为代表之儒家是这样描述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也就是“公天下”,比如财产是公产,权力是公器,首领是选举出来的公务员,族民也都一心为公,因此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天下太平。

这样一种道,就是大道。

践行大道的时代,就是大同。

那么,小康呢?

小康是“家天下”:财产家庭私有,权力家族世袭,私器代代相传,人人都为自己。结果,阴谋也产生了,战争也爆发了,维持秩序要靠道德礼仪和圣人英主,代表人物则是夏代的禹,商代的汤,西周的文王、武王、成王和周公。 〔7〕

明白了,夏商周啊!

没错,在孟子那里,就叫“三王”。

三王之前是五帝。三王是小康,五帝就是大同。

大同是黄金时代,小康就是白银时代。

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呢?

春秋战国。

这也是孟子告诉我们的。他说: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 〔8〕

很清楚,故事将在《从春秋到战国》一卷中讲述的春秋五霸,已经不如夏商周三王;孟子自己所处的战国,又不如春秋五霸。因此,如果说五帝(大同)是黄金时代,三王(小康)是白银时代,五霸(春秋)便是青铜时代。至于孟子痛恨的战国,则恐怕只能是黑铁时代了。

这倒是符合历史事实:我们民族进入铁器时代确实是在战国,之前的时代则是青铜器和石器的。问题是,从石器到青铜器再到铁器,原本是生产力的进步,为什么这进步导致的结果,竟是世风日下,今不如昔?

良渚文化新地里遗址出土的石犁。

距今约5300—4500年左右。

商代青铜耒。

1989年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出土,江西省博物馆藏。

战国时期铁锄。

浙江绍兴西施山出土,浙江省博物馆藏。

传统的解释是:因为道不同。

实际上,《礼记》在描述小康时已经指出: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 〔9〕

也很清楚:公天下变成家天下,是因为大道没了。

以后就每下愈况。五帝的大同之世讲帝道,三王的小康讲王道,五霸的春秋讲霸道。霸道虽然产生于乱世,也不宜提倡,却好歹还算有道,战国却连霸道都没有了。

请问,那又能是什么呢?

无道。

难怪儒家、墨家和道家都不喜欢战国。

没错,那简直就是末世。

现在,我们可以将古人认为的中华四阶段列表如下:

黄金时代 大同 尧舜禹 五帝 帝道

白银时代 小康 夏商周 三王 王道

青铜时代 乱世 春秋 五霸 霸道

黑铁时代 末世 战国 七雄 无道

显然,堕落开始于从大同到小康。大同到小康,就是五帝到三王,或者部落到国家。这是很麻烦的。因为中西方这种不约而同的“四阶段论”如果成立,岂非意味着人类一旦建立国家,就等于踏上了不归之路?

当然不是,也没有后悔药可吃。

事实上,氏族部落时代并非某些人说的那么美好,夜不闭户其实是没东西可偷。炎黄与蚩尤的战争,则跟后世一样,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

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国家,或没能建立自己的国家,她的历史就会一直停留在史前时代,比如某些印第安人和其他残留的原始民族。相反,只要建立过国家,哪怕后来失去,也会有自己的文明,比如犹太人。

国家,是文明与史前的分水岭。

难怪孔子不但不否定小康,还要对小康社会推崇备至,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了。 〔10〕

问题是,为什么只有建立了国家,才算进入文明时代?国家对人究竟有什么意义?人,真的是必须发明国家并生活在其中的动物吗?如果是,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心怀不满地感叹今不如昔,念念不忘氏族和部落时代?

国家的逻辑,究竟在哪里?

分道扬镳

国家的逻辑,荀子说在人。

按照时间顺序,生活在战国晚期的荀子是先秦倒数第二位重要的思想家。第一位是孔子,最后一位是韩非。孔子是儒家的祖师爷,韩非则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从儒家到法家的中转站是荀子,所以他既肯定国家,又肯定君主。

这倒是并不奇怪。事实上,正如我们将在《百家争鸣》一卷中详细讲到的,先秦诸子四大派别,儒家和法家都主张要国家,要君主,而且是世袭的。墨家则至少不反对,只不过他们设想的国家元首更像社团领袖。只有道家,始终对国家和君主提不起兴趣。就算有,也最好小国寡民。他们理想中的国家其实是聚落,君主的权力也大不过村长。

不喜欢就不喜欢吧,无所谓。

肯定却要陈述理由,因为这世界上原本没有国王。

可惜,当真讲出了道理来的却只有荀子,尽管他的道理未必在理。更难得的是,荀子讲逻辑。他的逻辑起点,是人的族类生存,也是人与动物的区别。荀子说,人的生存能力其实是很差的。论力气他不如牛,论速度他不如马,然而牛马却为人所用,请问这是为什么?

答:人能组成族群,动物不能。

所以,族群如果解体,人就牛马不如。

这就一要有道德,二要有君主,三要有国家。

但,为什么呢?

因为族群解体的最大可能来自纷争,消弭纷争的最佳方式是建立秩序,建立秩序的必由之路是确定名分。名分就是每个人的名义和份额。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就不会有纷争,也不会有动乱,更不会有危险。

显然,只有名分,才能保证族群有序;只有礼义,才能保证名分确立。在荀子看来,这是只有“最为天下贵”的人类才能想到做到的。因此,道德是最理想的组织力量,君主是最合适的群体领导,国家则是最强大的人类族群。 〔11〕

君主是核心,道德是力量,国家是归宿。

国家与人,就这样“焊”在一起。

这跟西方不太一样。

西方人也要国家,却未必一定要君主。古希腊的城邦是没有君主的。罗马人,从他们赶走最后一任部落王,到产生第一位君主奥古斯都(Augustus)屋大维(Octavian),中间竟隔了近五百年,而且那皇帝还要自称“第一公民”。 〔12〕

近现代的西方人就更是出格。17世纪的时候,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居然宁肯要三个郁金香球茎,也不肯要一个国王。独立战争后的美利坚人,则不但不要国王,就连全美统一的国家都不想要。实在拖不下去,才勉勉强强召开了制宪会议,再磨磨蹭蹭地选出第一届联邦政府和总统。

可见,西方人对待君主的态度,是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有的要,有的不要;有时要,有时不要。不像我们,自从有国家就有君主,只不过秦汉以前封土建国,秦汉以后天下一统,但都是君主制。直到辛亥革命前,还有立宪派主张保留一个皇帝,哪怕形同虚设,只是橡皮图章。

西方人也不认为国家跟道德有什么关系,在他们那里,道德是归宗教和上帝管的。国家需要的是法,社会需要的才是德。所以,他们的国家可以有多种模式。直接民主、寡头政治、政教合一、君主立宪、联邦邦联、称王称帝,不但一一试来,而且并行不悖,爱怎样就怎样,喜欢谁便是谁。

显然,当世界各民族开始建立国家时,他们就站在了文明的大门前,也站在了历史的岔路口。

之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很难说谁有道理谁没有。实际上,西方人也经历了君主制时代,而且至今还有名义上的王国。同样,荀子不厌其烦地解释“为什么要有国家和君主”,则说明它在当时其实已经成了“问题”,而且事情也并不像荀子讲的那么简单。比方说,氏族和部落也是群体,为什么非得变成国家?

何况世界各国的诞生原因、存在方式和发展道路也大不相同。有君主的,也有民主的;有独立的,也有附庸的;有分出去的,也有合起来的;有打出来的,也有谈出来的。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不一而足。

道路的选择不会无缘无故,没谁会拿自己的命运开玩笑。

与其论是非,不如找原因。

那就先看人家。

小人之邦

如果孔子穿越到美国,一定会大摇其头。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国家!这个国家并不以德治国,而是以法。最权威的机构和人,居然是法院和法官。尤其是最高法院,竟有不容置疑的解释权,岂非咄咄怪事?

法院倒也罢了,尧舜也有司法部长皋陶嘛!但律师是什么,陪审团又是什么?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怎么能由这些胸无点墨的庶人说了算,皋陶大人反倒要听他们的?

议会和议员也不可思议。当然,尧舜那会儿,也有部落酋长和氏族族长的联席会议;周代则会邀请社会贤达共商国是,叫“乡饮酒礼”。但尧舜和三代都没有政党,更没有两党或多党。两党制是什么玩意?君子不党,他们竟然还鼓励党争,还为这党争花掉那么多的钱,是可忍,孰不可忍!

也许,只有联邦制能让他略感欣慰,因为有点像东周。

的确,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那些State,原本是应该翻译为“邦”而不是“州”的。建国之初的十三个邦,早就有着自己的宪法、法律和民选政府,各自为政自负盈亏,颇有些像诸侯列国。它们共有的那个总统,岂非“天下共主”?

可惜这总统却一点尊荣都没有。国会可以弹劾,媒体可以批评,民众可以拿他开涮,他反倒要为什么“拉链门”之类的破事反复道歉,哪像天子?

文化艺术也不像话。电影院里,电视机上,还有酒吧和百老汇,要么怪力乱神,要么靡靡之音,要么群魔乱舞,很黄很暴力,这不是“郑声之乱雅乐”吗?

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民众居然肆无忌惮地批评和嘲讽总统,还可以上街游行示威。警察不但不管,反倒提供保护,这不是“无君无父,犯上作乱”吗?

那么,古代希腊又如何?

更成问题。

在爱琴海和地中海环抱的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星罗棋布地林立着被称为“城邦”的国家。这虽然也有点像东周列国,却居然没有一个天子,也不分公侯伯子男。城邦与城邦,是完全平等的。哪怕一个城邦从另一个城邦分出去,一旦分家就平起平坐,各行其是,甚至反目为仇。

城邦的政治事务,则交给石匠、铁匠、皮匠、商人、小贩以及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去摆弄。他们不但有权说三道四,投票表决,不肯参政议政的反倒还要罚款。这是什么莫名其妙的制度?照此制度建立的,会是东周吗?

当然不是。比如雅典城邦的政府,是从十个区年满三十的男性公民当中,各自抽签产生五十个人,再组成五百人的会议,任期一年。五百人会议的常设机构是五十人团,由五百人会议成员分组轮流坐庄,任期一个月。五十人团又抽签产生一名主席主持工作,这样的主席哪一点像国君?

无君臣,亦无父子。古希腊神话中,天神乌拉诺斯被自己的儿子克洛诺斯打成残疾失去王位,克洛诺斯则又被自己的儿子宙斯推翻打入地狱。宙斯自己也被子女们觊觎,靠普罗米修斯帮忙才得以幸免。这些故事都被希腊人口口相传津津乐道,真可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更可恶的,是这些制度的设计充斥着私心。

私心和私利是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私利,也有每个人的私心。这在西方人看来极为神圣。为了保证自己的私利不被侵犯,私心得到满足,希腊人的办法是决策机关人数众多,任期短暂,轮换快速,任何人想以权谋私都不容易。美国人的办法则是由各种利益集团选出自己的代表,然后到议会去讨价还价,你方唱罢我登场。

这,难道还不是“小人”?

按照孔子的标准,恐怕是的。

然而这些小人,包括被弹劾的总统,被嘲笑的政客,被送上法庭的犯罪嫌疑人,都只会认为自己的敌人不对,不会认为国家的制度不对。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小人和君子也是平等的,谁都不会由于自己是小人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种制度甚至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权益,承认小人之心有合理之处而设计出来的。因此,哪怕孔夫子苦口婆心诲人不倦地劝其仿效东周,他们也会温和而坚定地说:对不起,NO!

此中奥秘,不可不察。

公民与臣民

孔子眼中的“小人”,在西方叫作“公民”。

公民是古代希腊人发明的词,叫“波里德斯”(Polites)。它来自与Demos(乡村郊野)相对应的Polis,意思是“城邦的人”,就像周代的“国人”是指“国都里的人”。 〔13〕

不过在古希腊,并非所有在城邦里生活的都叫公民。奴隶就不是,外邦人也不是。而且就算同为公民,权利也不一样。权利最完整的,仅限于公民中的成年男子,叫“全权公民”。他们才是城邦真正的主人,以及城邦政权的授权人。

全权公民加上妇女儿童,就叫“自由公民”。外来移民和被解放的奴隶,则叫“被保护民”。被保护民和自由公民中的妇女儿童,都没有参政、议政、执政的权利。

显然,这是一种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民主。

事实也是如此。希腊城邦虽然号称“主权在民”,但公民的人数其实很少,全权公民就更少。比如雅典全盛时期的全权公民,就只占阿提卡(Attica)地区总人数的六分之一,参与公共政治的又往往只有全权公民的十分之一。

限制人数是必然的。因为但凡是公民,就会有权利和义务。这是公民最重要的特征。而且有权利,显然比尽义务更重要。有权利,就什么都有;没权利,什么都谈不上。何况权利一旦享有,便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非常自由。

这种资格和待遇,城邦岂肯轻易授人?

成为希腊公民的首要条件是人身自由,后来的罗马也一样。实际上,公民的公,不是公有,而是公共。希腊公民和罗马公民的财产,全都归个人所有,是完全彻底的私有制。而且唯其私有,才能公共。因为自己有私产,就不必从属和依附于任何团体、组织、机构和个人,当然自由。

公民,就是“自由的人”。

臣民则大不一样。

什么是臣?

臣的古文字有很多种形状,共同特征是其中有目,只不过那引人注目的眼睛,有时候竖着,有时候横着。这让文字学家绞尽了脑汁也不得其解,只好宣布放弃努力。但有一点却几乎是共识:臣就是奴隶,包括战俘和罪人。

这个字,学者普遍理解为战俘和奴仆,如郑玄称“臣谓囚俘”,孔颖达称“臣谓征伐所获民虏者也”,《左传·僖公十七年》称“男为人臣,女为人妾”,郭沫若、叶玉森、杨树达、马叙伦等均持此说,但解释不同。

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俘。战俘最早被杀,后来则“男为人臣,女为人妾”。他们脖子上拴着绳子,被主人像牲口一样牵来牵去。个别有技艺的待遇略高,比如跳舞的舞臣。也有极个别的成为牢头狱霸小头目,帮奴隶主管理奴隶,比如管农业奴隶的耤臣(耤读如级),管畜牧奴隶的牧臣。 〔14〕

这些奴隶中的小头目,很可能是战败族群的族长或酋长。他们就是最早的“臣僚”。君臣的臣,就从这里演变过来。说白了,其实是贵族和官员在君主面前以奴隶自居,就像清代的满族王公和满族大臣在拜见皇帝时自称“奴才”。

所以,臣一定要低头,叫“俯首称臣”。这样一来,那有时竖着有时横着的眼睛就不难理解:无论奴隶或臣僚都必须察言观色,尽管这种解释未必是造字者的本意。

总之,臣是卑贱屈辱的。

同样,民也不是好词,至少不是尊称。

这个字,有学者解释为“盲其左目以为奴隶之总称”,也有学者解释为“萌之本字,像种子冒地而出,引申为凡草木萌芽皆谓之民”。两说均请参看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

民的古文字字形相对单纯,而且只有金文,没有发现甲骨文。大多数金文的民,看起来像是种子破土而出,因此被解释为草芽,认定为萌芽的萌,是萌的古文。 〔15〕

这就奇怪。萌不美好吗?怎么会有贬义?

大约是取其繁多卑贱之意。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这种多如牛毛的东西真是一文不值,很适合用来指称君王治下的庶民。没错,他们就叫草民。

由此可以推论,草芽般的民,与我们在《祖先》一卷中见过的那大写的人,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人的胸前有了刺青就是文化的文,头上有了冠冕就是美好的美,民的旁边加上灭亡的亡则是流氓的氓。民人之别,一目了然。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民与人并不平等。秦汉以前,人比民贵。秦汉以后,官比民高。先秦人类分三等,地位最高的是大人,次为小人,最低级的是万民。后者到辛亥革命之前仍很卑贱,所谓蚁民、草民、小民、贱民、刁民,包括顺民和良民,都明显地带有轻蔑和歧视之意。

这样看,孟子能说“民为贵”,实在相当了不起!

歧视由来已久。在前面那张图中,我们不难发现,民字与臣字有惊人的相似。没错,它的主体部分就是眼睛,另一部分则是针刺,文字学家解释为目中有刺,或刃物刺目,或盲其左目。难怪民这个字,会与冥、暝、盲、氓同义了。眼睛都被刺瞎,岂能不昏天黑地,又岂能不是冥顽不化? 〔16〕

那么,谁会被刺瞎眼睛?

战俘和奴隶。

这就是最早的民。比如,黎民就是战败的九黎族,畜民就是被商人统治的老奴隶,顽民则是被周人打败又冥顽不化的殷商贵族。战败即民,人才是胜利者和统治者。 〔17〕

至此,什么是民,什么是臣,一清二楚。

臣民,就是“臣服的人”。

公民自由平等,臣民服从依附。所以,臣民的国家必是君主制,公民则喜欢民主共和。国家模式和政治体制,其实都是人自己的创造和选择。

国家与人的关系,也许就在这里。

中华的惆怅

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国。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和样式、制度和尺度,都是由这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和国民来决定的。强大的国民喜欢弱小的政府,自由的国民欣赏松散的制度,愚昧的国民盼望英明的领导,软弱的国民依靠强权的统治。因此恩格斯说,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是恶劣的,而且尽管恶劣却仍将存在,那就可以用该国国民相应的恶劣来解释。 〔18〕

但,这里面有问题。

众所周知,人类最早的国家,大多是君主制,少数是共和制,极个别是民主制。西学东渐前的中国人,更一直认为君主制天经地义,别无选择,反对派一个都没有。如此说来,难道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不要自由,想做奴隶的?

当然不会。

这就必有原因,必有道理。

什么原因?什么道理?

天下必须有序,群龙不能无首。

没错,中国原本就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如果再摊上洪水泛滥、外敌入侵,就更需要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需要号召力和凝聚力,至少得有万众一心的象征。这个功能,在那时不可能由别人来承担,只能靠君主。为此,人民只能做出牺牲和让步,对高举旗帜的君主俯首称臣。

这,大约是法家以外思想家们的想法。

的确,法家从不讨论为什么要有君主,他们对君主和君权的维护是无条件的,这也是韩非作为荀子的学生跟他老师的重要区别。可以说,只有法家才是君权至上论者。

其他各家,则是“有条件地维护,有保留地赞同”。他们都认为,君主可以有,但得是圣人,至少要“合格”。比如《老子》一书就干脆用圣人指代君主,大讲圣人应该如何。孟子更进一步,认为君主如果不合格,那就应该下台。

三家也都认为,君臣不能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孔子就说君对臣要彬彬有礼,孟子则说君若目中无人,臣可视如寇仇。而且,如果那君主太不像话,人民还可以发动革命杀了他。这能说是“想做奴隶,不要自由”吗? 〔19〕

君主制,并不等于奴隶制。

独立、自由、平等,也毕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会有哪个民族例外。只不过,历史会有不同的尝试和选择。

有保留地赞同君主制,就是我们的选择。

尽可能协调君臣关系,则是曾经的尝试。

可惜,儒墨道三家主张的条件和保留,离民主或宪政还有十万八千里,实行起来也有诸多问题。比如什么叫“圣人”,三家就说法不一。儒家讲“仁民爱物”,墨家讲“明察秋毫”,道家讲“清静无为”,请问以谁为准?

还有,君主如果不合格,怎样请他下台?

有办法吗?没有。

有法律吗?没有。

有制度吗?没有。

有程序吗?没有。

统统都没有,请问如何操作?

也只有一厢情愿,以及惆怅。

实际上,当我们走完三千七百年的历程,就会发现中华民族的国家史和文明史,是一部不断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又屡屡求之不得、得而复失的“惆怅史”。

是的,正如希腊实行过“直接民主”,我们也试行过“直接君主”;罗马实现了“以法治国”,我们也探索了“以礼治国”。我们甚至设计了种种方案,希望能够做到“君权与民权并重”。最起码,也不能生灵涂炭,民怨沸腾。

然而曾几何时,这些都成为泡影。分权变成了集权,集权变成了专制,专制变成了独裁。从西周到秦汉到唐宋再到元明清,每下愈况。改朝换代一次,起死回生一次,也腐败溃烂一次。最后,不得不拜西方列强为先生。

其实,那些“先生们”又何尝一帆风顺?希腊城邦,孤帆远影;罗马共和,日落西山;民主进程,一波三折;自由之路,险象环生。宗教裁判所就不说了,十字军东征也不说了。单是20世纪,世界大战就打了两次。

文明的步伐,总难免一脚深一脚浅;国家的意义,谁都不可能一夜看清。唯独需要国家,古今中外一样,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臣民还是公民。

那么,国家的秘密又在哪里?

第二章

城市跟你说

国家与城市

国家的秘密,北京知道。

作为中华帝国的首都,明清两代的北京气势非凡。运河般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岸柳成行,树影婆娑。每当鸭子在河上滑行,或清风从叶间梳过,倒映在水面的垛墙就会开始颤动并破碎,展现出梦幻般的景象。

抬头望去,城楼和城墙突兀高耸,在万里晴空的映衬下现出黑色的轮廓,门楼那如翼的飞檐凌空展翅秀插云霄。行人昏昏欲睡地骑在毛驴上进入城门,身后农夫肩挑的新鲜蔬菜青翠欲滴,耳边响起的则是不紧不慢的驼铃。

这就是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笔下的北京,准确地说则是1924年的北平。它是中国所有政治中心的典型和代表。也许,两三千年前的王城也就是这个模样:同样巍峨的城楼,同样浑厚的城墙,同样古朴的城门,把威严的王宫和喧嚣的街市与恬静的乡村联系起来,只是没有骆驼。 〔1〕

是的。夏商周那会儿,驼铃还没响起。

但,一定有城。

实际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从建城开始,所有的文明古国也都有自己的城市。只不过,有的声名显赫,如亚述、巴比伦、孟菲斯、耶路撒冷;有的鲜为人知,如埃及的涅伽达和希拉康波里斯,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克里特的诺萨斯和法埃斯特。没有城市,则不可能。

城市,是文明的标志。

比如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an)。

这座名字陌生的城市,其实就是墨西哥城(Mexico)的前身。它是北美洲阿兹特克人(Aztecs)的杰作,却不幸被西班牙入侵者毁灭,但一位1519年侵略战争的亲历者还是目睹了它的壮丽辉煌:由火山口形成的湖泊碧波荡漾,岛屿上的楼台亭阁鳞次栉比,众多小岛与湖岸有堤坝相连,巨大的王宫和高耸的庙宇在墨西哥灿烂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2〕

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这是一座正方形的城市,主要街道又宽又直。城市中心修建了百余座神庙,其中最有名的是太阳神金字塔。金字塔由巨石砌成,高达42米,顶部并列建有两座神殿,一座供奉雨神,一座供奉太阳神兼战神。

供奉是必须的。因为阿兹特克人用了两个半世纪才从北方来到这里,并且看见了神的预言:一只雄鹰叼着蛇站在仙人掌上。特诺奇蒂特兰即得名于此,阿兹特克也由于这座意为“鹰衔蛇栖息之地”的城市,从部落变成了帝国。 〔3〕

显然,古老民族的建国史,也同时是他们的建城史。

实际上城市学家已经发现,特诺奇蒂特兰虽然远在八竿子打不着的西半球,却与几千年前的巴比伦(Babylon)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雄辩地证明,兴建城市是人类的共同爱好,目的也许是要用人造的环境替代上帝的伊甸园。 〔4〕

也许吧,也许。

我国最早的城市遗址在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它被认为是中晚期的夏都。夏都的规模比不上特诺奇蒂特兰,却依然能够作为证据呈现在历史舞台上。更重要的是,我们民族掌握了无可辩驳的铁证,完全可以证明国家与城市的关系。

这个铁证就是古文字。

很明显,国就是或。

从上面的图不难看出,国家的国,地域的域,还有或者的或,甲骨文是同一个字,字形也都是左边一个囗,右边一个戈。囗读如围,意思是圈子、围墙、势力范围。戈当然是兵器,意思是家丁、打手、保镖、警卫。也就是说,一个氏族或部落一旦定居,有了自己的地盘,就会弄个栅栏或墙垣之类,再挖条沟,派兵看守。这就是“或”。 〔5〕

地盘是越变越大的,人口是越变越多的,规格也是越变越高的。于是,或字旁边加上土,就成了“域”;或字外面加上囗,就成了“國”。有学者认为这是画蛇添足,其实恐怕未必。国家毕竟不是土围子,岂能还是“或”? 〔6〕

那么,国家不同于部落的地方在哪里?

城市。

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为一国,叫城市国家(city state 或 polis),简称城邦;另一种是中心城市(首都)加其他城市及其农村为一国,叫领土国家(territory country)。两河流域南部最早出现的,就是城市国家;兼并了上下埃及的第一王朝,则是领土国家。

领土国家也好,城市国家也罢,都得有城市,也都要以城市为中心。事实上,在我们古代文献里,国就是城,城就是囗,比如国门就是城门,国中就是城中,而国人也就是国都里的人。至少在春秋战国,是如此。

其实在春秋时期,城市国家已经不多,大国也都是领土国家。领土国家的“国”就是首都。但,即便在春秋,法理上的首都也只有一个,即周天子所在地,叫“中国”,意思是全世界的中心城市,后来才泛指京都所在地区。

用中国一词指我国,其实是很晚的事。

至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古人是叫“邦”的,国家也原本是“邦家”。后来因为避汉高祖的讳,才改邦为国。其实国只是都城,邦才是全境。城郭之内曰国,四境之内曰邦。联邦不能叫“联国”,邦联不能叫“国联”,邦交不能叫“国交”,中国不能叫“中邦”,是有道理,也是有原因的。

国家的秘密,就在城市。

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城市,就知道为什么要有国家。

大屋顶

城市好吗?

难讲。

不要说现在的城市病得不轻,古代的城市也未必就是人间天堂。中国古代的官员,京官也好,县令也罢,都会在自己的家乡买田置地,随时准备“告老还乡”。必须一辈子呆在城里,还只能呆在城中城的,只有那可怜的皇帝。

于是作为补偿,皇帝修了御花园,贾府修了大观园,欧美的贵族和富豪则在乡间建造或者购买了别墅。

城市确实未必美好。

当然,未必而已。

那么,人类又为什么要发明它?

为了安全。

安全从来就是第一位的。从原始人的洞穴,再到房屋和聚落,人类聚族而居不仅为了抱团取暖,更为了实际上的安全性和心理上的安全感。作为最大的聚落,城市无疑比农村安全,冷兵器时代就更是如此。所以古代许多城市都有城墙或城堡,比如雅典(Athens)就有卫城(acropolis)。雅典卫城建在高高的山丘上,不但有城墙,而且有神庙。最重要的帕提侬神庙(Parthenon Temple)供奉的,则正是这座城市和人民的保护神——雅典娜(Athena)。

青铜铸造,制作于公元前4世纪晚期,现藏于比雷埃夫斯考古博物馆。

这就让整个城区充满神祇庇护的安全感。 〔7〕

例外当然也有,比如斯巴达(Sparta)。斯巴达虽然也号称城市,却既没有高大的城墙,也没有像样的街道。为此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把所有的成年男子都训练成战士,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无形的城墙。 〔8〕

这幅19世纪的木刻版画描绘了正在训练的年轻的斯巴达人。据郭圣铭《世界文明史纲要(古代部分)》。

所以,斯巴达国家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贵族家庭的婴儿出生之后要精心挑选,体弱多病的抛弃到山野,体质强壮的才留下抚养,然后七岁就送进军营,接受野蛮训练,包括每年都要跪在神的面前受一顿鞭打。做母亲的则会在他们出征时拿出一块盾牌说:要么举着回来,要么躺在上面。 〔9〕

难怪他们不要墙。

中国古代的城市却是有墙的。

不妨来看城的古文字。

很清楚,城也没有甲骨文,只有金文、陶文、货币和玉片上的文字。字形差异很大,解释却很统一。学术界基本上都认为,城的本义就是“都邑四周用作防守的墙垣”。如果有内外,则内城叫城,外城叫郭。有高低,则高的叫墙,低的叫垣。墙、垣、城、郭,可以都有,不可能都没有。没有城墙的城市就像没有屋顶的房屋,根本就不可思议。 〔10〕

至少,在我们民族是如此。

因此,尽管并非所有的古老城市都有城墙,但几乎所有古老文明都是农业民族创造的,比如埃及人就把自己的国家称为“克麦特”(Kmt),意思是有别于沙漠的黑土地。他们最先建立的也都是城市国家。两河流域的苏美尔(Sumer),尼罗河流域的涅伽达(Naqada),都如此。

城市,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

高大而坚固的城墙,也迟早会被发明出来。

这并不奇怪。对于农业民族来说,安居才能乐业。这就不但要有前哨,还要有退路。靠近田地的村庄就是前哨,有着高墙的城市就是退路。兵荒马乱,能够进城避难;遭遇灾年,可以进城要饭;有余有不足,则不妨进城交换。

城市,让农民免除后顾之忧。

因此,在战事频仍的古代,最重要的是筑城,最持久的是围城,最艰难的是攻城,最残忍的是屠城。

难怪游牧民族没有城市也没有国家了,他们用不着。

海盗和桃花源中人,也一样。

事实上,一个族群,如果从来就处于和平状态,既未遭遇侵略,也不侵略别人,他们就不需要城市,也不需要国家,比如菲律宾棉兰老岛上的塔萨代人(Tasadays)。同样,如果他们永远处于攻击状态,每个人都是战士,也不会需要这两样东西,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芬图人(Fentou)。 〔11〕

可惜,我们民族既不是塔萨代人,也不是芬图人。我们不但“很农业”,还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城墙,还要有万里长城;不但要有国家,还需要中央集权。而且,这个中央集权国家的首都之一北京,还得由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道城墙围起来。

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

建立国家,首先图的是安全。

但,今天的北京已经没有城墙了,世界各国的城市也大多门户开放。国家的意义和秘密,还在城市那里吗?

这个问题,请上海来回答。

此时无墙胜有墙

上海原本也是有城墙的。

后来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并没有长安和洛阳那样高贵的出身,也比不上开封和北京。在中华帝国最为灿烂的两汉和唐宋,它是默默无闻和毫不起眼的。直到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由于海上贸易的缘故,作为华亭县最大市镇的上海才开始设县,从此踏上了另一条城市之路。

此后又磨磨蹭蹭了两个半世纪,上海才在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勉勉强强地修建了城墙,却是圆的,原因据说是经费不足。然而即便是这个最省钱的城墙,也还是在1843年开埠以后,由于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而被拆除,理由则是城门和城墙妨碍了车马行旅和金融商情。 〔12〕

原来的墙址上,便有了一条圆圆的马路。

上海县真的变成了上海滩,四通八达,平坦开阔,一点神秘感、隐蔽感和安全感都没有。

然而怎么样呢?

涌进上海的人逐年递增。近一点的苏州、宁波,远一点的广东、香港,再远一点的欧美、印度、犹太和阿拉伯,无论有钱还是没钱,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竞相跨入这“冒险家的乐园”。结果是鬼佬与赤佬并驾,阿三与瘪三齐驱,官人与商人争奇,妓女与淑女斗艳。开放的上海滩华洋杂处,贤愚俱存,贫富共生,有如大唐帝国的长安。

问题是,上海并不是帝都,也没有城墙。这么多的人趋之若鹜,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自由。

自由是城市的特质。

很难准确知道这个特质产生于什么时候,但肯定与商业有关。事实上在汉语中,城与市意味着不同的功能:城主要是政治的,比如京城和县城;市则更多是商业的,比如集市和街市。城市的性质不同,倾向性也不同。

比如安特卫普(Antwerp)。

历史上属于尼德兰(The Netherlands),现在属于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在公元16世纪是欧洲最富有的商业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和信贷中心。据说,那时欧洲各国在这里设立的商行和代办处多达千家,每天往来的外国商人有五六千,港口则可以同时停泊两千艘船只,其繁荣和繁忙有如我国唐代的广州、宋代的明州(宁波)和泉州。

繁荣和繁忙是因为开放。安特卫普城内交易所门前悬挂的标牌,便是“供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商人使用”。这也是尼德兰北部城市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和英国伦敦(London)的共性。而且,由于伦敦更加开放,终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首都。直到20世纪仍然存在的17家总部设在伦敦的商业银行,竟有15家的创始人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 〔13〕

开放带来的是自由。正如后面还要详细讲到的,中世纪欧洲某些自治城市(city status)甚至规定,逃亡的农奴如果在城里住够了一年零一天,他便成为自由人。由此,还产生了一句民谚——“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14〕

当年的上海就是这样。热血沸腾的革命党,精于算计的生意人,个性张扬的艺术家,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都能在这里出出进进。二战期间,上海甚至敞开大门接纳了大量被纳粹追杀迫害的犹太人,把自由的旗帜高高举起。

没有城墙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

是的,此时无墙胜有墙。

其实,如果仅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国家都并非必需。氏族和部落的土围子就已经很好。问题在于,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四世同堂,固若金汤,邻里守护相望,土围子的封闭性也终归会大于开放性。因此,在那里不会有使人自由的空气,弄不好还会相反。

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聚落,既能相互认同,又能各得其所;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与老聚落(土楼)的最大区别,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关系一定是“超血缘”的。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务”。处理这样的事务和关系,氏族部落时代的办法和规范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以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公共规则”。

关系、事务、权力、机关和规则都是公共的,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就应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甚至公仆。他们和公共机关的任务,是依照公共规则并使用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处理公共关系。

这就是城市带来的变化。

于是,以城市为标志,国家诞生。

也就在这天,“或”变成了“國”。

变成了“國”的“或”不再是氏族和部落,它的人民也不再是族民而是国民。所谓国民,就是依靠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的人民;而国家,则是利用公共权力来保证国民安全与自由的公共机关。因此,对于国家和国民,头等大事都是如何看待公共权力——交给谁?谁来交?怎么用?

不同的国家模式和体制,由此产生。

民主的模样

爱琴海早晨的阳光从来就很迷人,雅典的居民也大多起得很早。作为城邦的当家人,伯里克利(Pericles)将军早早吃完简单的早餐,就吻别女友办公去了。

他的女友是外籍居民,因此只能同居,不能结婚。

这事很让伯里克利头疼,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生下的儿子小伯里克利,将不能成为雅典公民。

当然,外籍居民的待遇并不差。他们同工同酬,来去自由,所做贡献也能得到承认和尊重,比如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便都是外籍居民。但除非特许,他们不能拥有政治权利,对城邦的公共事务也没有发言权,哪怕是伯里克利的儿子。

伯里克利的郁闷,可想而知。

更糟糕的是,这条关于公民资格的法律,恰恰是伯里克利执政期间,由他本人提出并极力促成通过的。只不过,那时还没有这位让他神魂颠倒的同居女友。

这可真是不折不扣的作法自毙。

但伯里克利只能咽下苦果,尽管他是雅典城邦最有权势的人。事实上,伯里克利不仅位高权重,而且对城邦的贡献无与伦比。正是在他的治下,雅典走向辉煌,达到鼎盛,以至于这个时期被称之为“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的雅典也被伯里克利本人骄傲地称为“希腊人的学堂”。

伯里克利,是可以相当于大禹或周公的。

据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著《民主的曙光》。

然而伯里克利的待遇,却比大禹和周公差得远。作为公民,他没有任何特权和享受,只能跟其他人一起住在普通居民区里,房子是土坯垒成的墙,坡式屋顶上盖着赤陶的瓦片,就像前图所示。作为民选的将军,他也只能听命于公民大会。他甚至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出席公民大会受审,并被判处巨额罚金和解除职务。尽管一年之后他再度当选。 〔15〕

这事发生在公元前430年,也就是伯里克利发表“阵亡将士葬礼演说”的第二年。正是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伯里克利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雅典的民主制度,认为只有这样的制度才是最合理的。也只有它才能保证城邦的繁荣昌盛,人民的幸福安康。他的演说是那样的真诚和实在,完全没有想到,很快就会被自己赞颂的制度,一耳光打得满地找牙。

命运相似的还有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领导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是在胜利之后被他的人民利用民主制度卸磨杀驴的。1945年7月,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落败。正在波茨坦(Potsdam)参加会议的丘吉尔,只能黯然神伤地走下舞台。据说,挨了当头一棒的前首相闻讯以后发表了这样一句名言:伟大的民族对自己的伟大人物,总是忘恩负义的。

丘吉尔此刻的心情,怕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其实,他这句名言正是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对伯里克利的评论。而且我们还必须补充一句: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崇尚民主的。事实上,只有民主国家的公民才会如此“忘恩负义”,也只有他们才能够这样。

因为民主的要义,就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

是的,在民主制度看来,国家的公共权力不是哪个人的,也不是谁家里的,而是全体人民的。是全体人民当中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私权利”部分地让渡出来,这才共同组成和变成了“公权力”。使用公权力的执政者,只是让渡私权利之全体人民的代理人。故,他必须由人民选举,得到授权;必须对人民负责,受到监督;还必须有一定的任期,通过选举来换届。终身制,必非民主。

所以,民主国家的国民一定“忘恩负义”。他们固然看重你以前都做了什么,做得如何,却更关心你将来怎样,想干什么。丘吉尔被取代,原因就在这里。他和伯里克利一样,都是被赶下台以后又重新当选,原因也在这里。

同样,民主国家的国民也难免上当受骗。伯里克利的下台,还有许多不怎么样的总统、总理或议员的上台,便是如此。但,民主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都有限制。因此,如果看走眼选错人,有后悔药可买。可见,民主是“可以纠正自己错误的制度”。也因此,民主是目前“最不坏的制度”。

这就是民主。它就是这个样子,不管你喜不喜欢。

君主的来历

与伯里克利的可怜兮兮相反,埃及的法老俨然是神。

法老(Pharaoh)的本义是宫殿,大约从公元前两千多年甚至更早,开始成为国王的尊称。实际上在此之前,法老就已经大规模地为自己修建死后的宫殿,只不过那些陵墓在古埃及叫庇里穆斯(pyremus),中国人称为金字塔。 〔16〕

金字塔是埃及文明的标志性符号,与之配套的还有被称为斯芬克斯(Sphinx)的狮身人面像。这两件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建筑和雕塑艺术品,都以其巨大的体量和独特的造型象征着法老毋庸置疑和不可挑战的权威,就连那些征服世界的英雄,包括亚历山大(Alexander)、恺撒(Caesar)和拿破仑(Napoleon),在它们面前也不得不肃然起敬。 〔17〕

此外还有王衔。

王衔是每个法老都有的,但不能叫出声来,因为据说里面有无法抗拒的魔力。这种魔力无疑来自神,王衔也就只能用特殊的符号来书写。于是我们看见,第一王朝八个法老的符号中都有一只鹰,就像中国太阳里的三足神鸟。

没错,它就是太阳神荷鲁斯(Horus)。

鹰神荷鲁斯原本是地方保护神,后来成为上下埃及共同的神。法老就是国家保护神在人间的化身和代表,是太阳神的儿子,死后则成为诸神中的一个。所以,如果地方的统治者要挑战中央,便会自称月亮神托特(Thoth)的儿子。

神的儿子当然不容冒犯,古埃及人对法老的尊崇在今天看来则近乎病态。当时贵族最大的荣幸是匍匐在他面前亲吻他的脚印,最值得夸耀的是终身不曾挨过他的鞭挞,一位官员甚至由于能够跟法老说话而激动得昏了过去。 〔18〕

也许,这就叫“主权在君,君权神授”。

但,君主制的要义却未必就是这八个字。主权在君没有问题,神授则不一定。正如我们将在第三卷《奠基者》中讲到的,周天子的权力就被认为是天授。同样,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君主夏启,也没有君权神授的观念。看来,君主的来历也是可以讨论的,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得到某种启示。

那就来看古文字。

古埃及文通常被称为象形文字,其实叫作图画文字恐怕更为准确,真正象形的是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不过象形也好图画也罢,共同特征是直观,因此是可破译的密码。比如就像下一页的图所示,古埃及的伟大在于那只神鹰,甲骨文和金文的“大”却明明白白是正面而立的人。

那么,君呢?

正如上图所示,君就是尹在发号施令。

尹的字形是手上拿了根东西,跟“父”十分相像。按照文字学家的说法,区别仅仅在于尹的手上是杖,父拿的可能是杖,也可能是斧或炬。斧是开路的,炬是引路的。在原始时代的漫漫长夜,这样的人当然是带头大哥。 〔19〕

因此,他也就是主。

主,甲骨文的字形是一盏灯,本义则是灯芯。这就跟父和尹一样,有当家做主或者主心骨的意思。实际上父或尹手上拿的无论是什么,都意味着指挥权。炬也好,斧也好,杖也好,也都是指挥棒。后来就变成指挥刀,甚至权杖。 〔20〕

父是一家之主,尹是一群之主,君就更是。因为尹加上口就是君,君加上羊就是群。兽三为群,人三为众。人多就叫众,兽多才叫群,群众就是羊一样的芸芸众生。可见君的本义是牧羊人,后来才成为人众的领导者。

显然,君主不是神,也不该是神。他起先是劳动者,这就是氏族的族长;后来是领导者,这就是部落的酋长;最后才是国家的统治者,这就是君主,是诸侯、国王、皇帝。

作为劳动者和领导者,最早的君原本是一些具有个人魅力的人。他们是在族群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刀耕火种、杀出重围时脱颖而出的。策划则神机妙算,围猎则奋勇当先,迎敌则指挥若定,农耕则每每丰收。这样的人,当然不难获得族民由衷的尊敬和拥戴,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袖。他们甚至可能由于特殊的贡献而在死后被尊为神,比如大禹。

这是跟民主完全不同的道路。

比较,也许是必须的。

殊途同归

道路的选择有如航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海图。

东方各国选择的都是君主制。而且,也都是先从部落(或部落联盟)变成部落国家,然后从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最后从各自为政走向中央集权,变成王朝和帝国。

先行一步的是埃及。

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希罗多德的这句话并没错。这条伟大的母亲河有六个瀑布,最北边的第一瀑布是埃及的地理分界线。而且,由于尼罗河是从南向北流淌的,因此与人们通常的想法相反,北面的叫下埃及,南面的叫上埃及。

公元前3100年,有人将分治的上下埃及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从而建立了第一王朝。此人的名字以前被认为叫美尼斯(Menes),现在则多半叫纳尔迈(Narmer)。

证据是在一座名叫希拉康波里斯(Hierakonpolis)的城市发现的。1897年,英国考古学家在那里找到了一块古埃及人化妆时用的调色板。调色板刻着纳尔迈的名字,他的形象则正反两面都有,分别戴着上埃及和下埃及的不同王冠。 〔21〕

兼并上下埃及的,可以肯定是纳尔迈了。

或者说,纳尔迈和美尼斯其实是同一个人。

埃及,也开始成为帝国。

这就比两河流域萨尔贡(Sargon)的阿卡德(Akkad)王国和汉谟拉比(Hammurabi)的古巴比伦王国,印度的孔雀王朝(Maurya Empire)和中国的大秦帝国,要早得多。 〔22〕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从秦始皇开始,中国的皇帝也不是神或神的儿子,而是天的儿子,叫天子。当然,也没有什么祭司或教皇之类的人物可以凌驾于他们之上。所以,中华帝国是最稳定和最完善的帝国,稳定到不会被蛮族征服,也不可能在自己内部发生制度性的革命。

海图,确实是多样的。

希腊和罗马是另一条路。他们的政治体制其实有许多种,包括贵族政治和寡头政治。简单地说,雅典选择的是民主,罗马选择的是共和。雅典的民主存在了二百多年,然后被马其顿王国征服。罗马的共和则存在了近五百年,然后是君主制。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差不多也是五百年。 〔23〕

航线,也是多样的。

但,构成海图的要素,世界各民族却是相同的。最重要的,是公共关系、公共事务、公共权力、公共机关和公共规则。规则,有公民的约法、君主的王法,以及中国的礼法。礼法、王法、约法,原则上都应该是成文法。公权力的行使,也要依靠法令和文书。因此,各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文字,比如古埃及的图画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克里特的线形文字、哈拉巴的印章文字、中国的甲骨文字。

这是文明的界碑。

那么,选择航线的灯塔是什么?

安全与自由。

但,安全与自由就像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侧重点不同,选择就会两样。更看重自由的,选择民主制;更看重安全的,选择君主制。因为民主的政府必定弱势。非如此不能保证国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国民的自由不被干涉。不过这样的政府要想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古代便难免力不从心。这是大多数古老民族最终都要选择中央集权的原因之一。 〔24〕

是啊,要么有自然灾害需要抗拒,要么有外来强敌需要抵御,政府非得强势不可。

问题是,安全可以用技术来解决,自由却只能靠制度来保证。因此,世界各民族又会殊途同归,最终都将走向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只不过在此之前,大家都得走过漫长的道路,包括西方,也包括中国。

该法典是古希腊时期, 克里特岛南部城邦格尔蒂的民法大典, 是欧洲最早的法典,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

然而,没有什么航程会是弯路,没有什么探索毫无意义。所有民族的勇往直前和坎坷曲折,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都是可以互相借鉴的。为此,我们恐怕得去走走人家的航路,并顺便访问几个港口。

比如雅典,比如费城。

第三章

从雅典到费城

民主是个意外

战国前夕,当时叫作晋国现在叫作山西的地方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世袭的晋国大夫赵桓子去世后,儿子立即被族人集体谋杀。理由是赵桓子的继位,原本就不符合前任赵襄子的遗愿。因此,他儿子不但不能袭爵,还必须被杀掉。 〔1〕

也就在同一年,雅典街头有个卖香肠的却被撺掇着去当政治家,因为他被认为具有一切民主派人士的共同特点:出身卑贱,会做买卖,厚颜无耻,蛮不讲理。一位将军认真地对他说:去吧,伙计,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

卖香肠的吓了一跳:当政治家?我?

将军说:怎么,难道你的父亲是一位绅士?

卖香肠的说:指天发誓,我们全家老小都是无赖。

将军说:我的神,你真是个幸运儿。

卖香肠的说:可是我几乎不认识字。

将军说:那就更好!你以为什么人能当人民领袖?不是要有学问,也不是要有道德,而是既卑鄙又无知。 〔2〕

哈哈,这可真是太好玩了!

当然,雅典发生的事情不是史实,而是剧情,是古希腊戏剧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讽刺喜剧《骑士》中的情节。这出戏就是在晋国那个倒霉鬼被杀的公元前424年公开上演的,还得了头奖,因此可以看作是历史。它至少说明在当时的雅典,很有一些人对民主政治不以为然。

这就意味深长。

众所周知,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例。它在后世是被当作成功的典范而备受推崇的。然而谁能想到,当时竟会遭到如此嘲讽?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喜剧原本也是最具民主性的艺术样式。喜剧,尤其是讽刺喜剧,只有在民主的氛围中才会有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民主国家,喜剧家才能真正享受到最充分的言论自由,不用惧怕因为刺痛了某些权势人物而受到政治迫害。可是,这种最民主的艺术却被用来嘲讽民主,这真是让人情何以堪!

然而只要转念一想,我们就会发现这恰恰是民主制度的优越所在。想想看吧,反对民主的人可以大声说出自己的反对并获得满堂喝彩,请问还有什么制度比这更不坏呢?

恐怕没有。

但这种最不坏的制度,在当时却是异类,甚至意外。 〔3〕

学术界一般都认为,雅典的民主政治开始于公元前594年的梭伦(Solon)改革。但就在六年前,伊朗高原西部米底(Media)王国的国王却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那个嫁给波斯酋长的女儿身上长出枝芽,覆盖亚洲。对此,王室御用祭司的解释是:公主殿下的儿子将征服世界。

国王大为恐慌,下令将那婴儿杀死在荒郊野外。然而由于刺客的心慈手软,孩子逃过一劫,在自己的部落里茁壮成长为一个英雄,并且当真建立了新的帝国。而且,最先被他灭亡的古国,便是他外祖父的米底。

我们知道,此人就是居鲁士(Cyrus)。

他创立的,则是波斯帝国(Persian Empire)。

粘土制圆柱体,上刻阿卡德语楔形文字,署名为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制作于公元前539年,1897年出土于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遗址(今伊拉克),现藏大英博物馆。

居鲁士的生平已经无法确认,也有人说他其实是牧羊女和波斯强盗的私生子。不过米底国王的梦还是被见多识广的希罗多德记录在案。那么请问,这是民主梦吗? 〔4〕

不,帝国梦。

其实看看左邻右舍就知道,雅典试行和实行民主的那两个半世纪,世界格局绝非民主浪潮风起云涌,而是君主制度遍地开花。埃及从建国到灭亡就一直是王朝,尽管那王朝未必是埃及人的,西亚也从一千七百年前起便走马灯似的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王国。跟雅典同时代的印度和中国则都在走向中央集权,我们从春秋战国走向大秦帝国,印度从列国时代走向孔雀王朝。有人搞民主吗?没有。

就连希腊本土,也是三种政体并行不悖:雅典,民主政治;科林斯(Corinth),寡头政治;斯巴达,贵族政治。在文明的起点上,希腊人也分道扬镳。 〔5〕

民主的雅典,渺小而孤独。

因此,当阿里斯托芬使用他的民主权利尽情嘲讽民主制度时,他当然不会想到,在雅典2550平方公里土地上进行的政治实践,连同它的成功与失败、经验和教训,都将成为种子,成为泉眼。千百年后,这种子会长成参天大树,这泉眼会变成滔滔江河,变成“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潮流。

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一种制度、精神和文明,只要符合人类的共同人性和共同价值,就总有一天会产生出来,哪怕当时只是个案,甚至只是意外。问题仅仅在于:意外是怎么发生的,特例又为什么会变成通例?

这得先让希腊人来回答。

①帕提侬神庙

②公民大会会场

③公民法庭

④将军驻所

⑤雅典议会

⑥宙斯庙柱廊

⑦未完工的雅典法庭

⑧泛雅典大道

⑨十二主神祭坛

山那边是海

柏拉图说,希腊人是“围着池塘的蚂蚁和青蛙”。

这个池塘叫爱琴海(Aegean Sea)。

爱琴海是希腊人的母亲,她就像从海水的泡沫里创造阿芙洛狄忒(维纳斯)一样把希腊人创造了出来。在欧洲,没有哪个地区会像希腊那样拥有如此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以及如此众多的岛屿。站在希腊任何一个山顶,你看到的都将是蓝天白云下那浩瀚的大海,一望无际。

这是一个海阔天空、无拘无束的自由世界。

如此开放的视野,是让人心胸开阔的。何况还有冬天和暖的阳光,夏天凉爽的信风,这至少保证了他们在露天广场召开公民会议,将不会成为困难重重的事情。

只有一样东西上帝没给他们——肥沃的土壤。

的确,希腊的山坡是荒凉的,土壤是贫瘠的,许多地方寸草不生。适合生长的,主要是葡萄藤和橄榄树;适合生产的,则是葡萄酒和橄榄油,还有盛放它们的陶罐。这些产品很容易就能变成商品,贩运到马其顿(Macedonia)、波斯和埃及等地,换取自己需要的粮食、木材和日用品。

于是希腊人说:好吧,我们航海去!

航海是自由的旅行。在滑翔机和降落伞发明之前,航海无疑最能让人体会到什么是自由,也最能让人明白什么是责任和理性。在航海中,任何头脑发热的轻举妄动和不负责任的胡作非为,都可能导致葬身鱼腹的灭顶之灾。希腊文明中一直有着自由和理性的精神,请不要忘记航海的作用。

还有殖民和经商。

殖民和经商也是希腊人的拿手好戏。据统计,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参加殖民的城邦有四十多个,派生出来的城邦则有一百三十多个,跟爱琴海的岛屿一样繁多。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小国寡民,比如厄齐那(Aegina)的国土面积只有一百平方公里,相当于香港特区的十一分之一,基阿岛(Kythira)一百三十平方公里内则居然有四个城邦。

这可真是不厌其小。

然而这些“小不点”却不畏强权。公元前492年,波斯国王大流士(Darius)要求希腊各邦臣服,外交辞令叫“贡献水和土”。结果,帝国的使者在雅典被扔进了深渊,在斯巴达被扔进了水井。希腊人说:要水土,自己去取!

接下来,便是著名的马拉松战役。

马拉松(Marathon)是爱琴海东海岸的一处平原,距离雅典城只有42公里。因此,当波斯的十万大军来到时,雅典军队便面临两种选择:保卫城市,还是迎击敌人?按照民主制度,将军们把选择权交给了人民。公民大会则以压倒多数作出决议:在马拉松与来犯之敌决一死战。

雅典的男儿们吻别母亲出发了。

可是,当他们真正来到战场时,立即就被眼前的场景所震慑:平原上到处是敌人,既有步兵又有骑兵。斯巴达的援军还在路上,雅典方面却只有一万重装部队,还是全民总动员的结果。所有家当都在这里,敌强我弱,拼得起吗?

将军们一筹莫展。

这时,雅典人特有的公民自豪感起了决定性作用,一位老兵挺身而出接过了指挥权。他把阵式列成长方形,又故意让中部显得虚弱。不知就里的波斯人冲了进来,结果被两翼的雅典军队包抄围歼,剩下的则逃回了船上。

战争结束后,雅典军队派出了信使。这个勇敢的人一口气跑完42公里,冲进城里大声说:我们胜利了。

说完,他便倒地身亡。 〔6〕

没错,雅典胜利了。后来,他们又在萨拉米斯(Salamis)海湾以弱胜强,大败武装到牙齿的波斯军队。可爱的蓝精灵终于斗败了格格巫,这就再次证明,自由的精神一旦被自由的人民所掌握,将会转化成怎样的力量。

据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全球通史》第2册。

真正自由的,也一定是真正独立的。希腊城邦制度和殖民事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独立”。不管这些大小城邦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兄弟,还是朋友,或者母子;也不管它们选择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民主政治,还是寡头政治,或者贵族政治,都各自为政、自行其是。没有人能够凌驾于这些城邦之上,哪怕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

希腊,是没有“周天子”的。

实际上,希腊人如此热衷于殖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独立。也就是说,一个部落或城邦的大家族如果人口过剩,那些地位相对较低、又不甘心被边缘化和底层化的“调皮捣蛋分子”,就会选择远走他乡,自立门户。他们的态度也很明朗:如果殖民成功,那就分庭抗礼;如果失败,则宁肯到“蛮邦”去当雇佣兵或打工仔,也不会回来做那“凤尾”。

独立自由,比荣华富贵更重要。

这就是海的儿子希腊人。航海让他们体会到自由,殖民让他们懂得了独立。那么,经商的意义又是什么?

学会平等。

一刀两断

平等是商业活动的基本前提。

人类为什么要有商业?因为需要交换。为什么能有商业?因为可以商量。因此,真正的商品经济,一定是公买公卖、平等互利的,也一定是成交自由、可以讲价的。这就必须独立。独立才平等,平等才自由。像中国皇帝和臣民之间那样,一方叫孝敬,一方叫赏赐,便不是商品经济。

那么,谁必须独立?又从哪里独立?

所有单个的人,都从氏族血缘组织中独立出来。

为什么要独立出来?氏族内部不平等吗?平等。但这种平等是靠不住的,因为每个成员都不能脱离组织关系而单独存在。绝大多数原始民族或者有图腾,或者要文身,就是为了保证自己安全地生活在氏族的羽翼之下。

这其实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因此,当氏族从部落变成国家,族民就会从“对组织的依附”变成“对个人的依附”。起先依附于酋长,然后依附于国君,君主制就这样产生。

显然,必须跟自己的所有靠山都一刀两断。

而且首当其冲的就是氏族组织。

这是需要“刀子”的。

刀子就是契机。没有契机的其他古老民族,都走向了君主制。只有希腊人,还有后来的罗马人,是个例外。

契机并不神圣,动机也不高尚,只不过许多希腊人除了海上贸易或掠夺,没有其他更合适的勾当和营生,何况几乎每个希腊人身上都有水手的素质。甚至直到19世纪,大家还能在他们的港口耳闻目睹这样的故事和对话—— 甲:伙计,听到什么新闻了吗?

乙:提米德利回来了。

甲:赚了不少吧?

乙:两万三千多,数目不小哪!

甲:我也想走一趟,可就是没有船。

乙:你不是有木材吗?我有帆布,我哥有绳索。再说他出过海,可以当船长,祭司那里还有几桶酒。

甲:总得有个小厮吧?

乙:带上我的干儿子巴西尔就行。

甲:我的神,他才八岁。

乙:要说出海,这个年纪也不小了。

据说,这跟伯里克利的时代没什么两样。 〔7〕

他们简直天生就是商人和航海家。

跟中国农民的进城赶集不同,希腊人的商业贸易是专业化和远距离的,也是跨氏族、跨地域,甚至跨国界的。他们很可能会跑到北非,跑到西西里,跑到小亚细亚,面对素不相识的异族讨价还价,把大批的物资倒来倒去。

这就有了三个前提,三个要求:一,产权明晰;二,独立自主;三,使用货币。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是独立的民事责任人,有权自作主张买卖商品、处分财产、敲定价格。事实上,在没有电报、电话和伊妹儿的时代,要求漂洋过海的商人每笔买卖都向氏族部落请示汇报,简直搞笑!何况,他们还很可能在异邦娶妻生子安家落户,再也不回来。

那就只好分家。

分家也不是“包产到户”。户是没有的,分到财产的是独立的个人。这是历史上最彻底的私有制——财产归每个个人所有,而且神圣不可侵犯。

希腊人,经济独立了。

经济独立的结果,是人格的独立;人格独立的结果,则是意志的自由。事实上,一个人只要不必依靠别人的施舍和恩赐过日子,他就不必看别人的眼色,听别人的摆布。同样,如果他能自由地处分自己的财产,他也就能够自由地处分自己的一切,包括身体、思想、言论、政治立场和社会态度。比方说,爱上谁就跟谁做爱,支持谁就投谁一票,喜欢谁就做谁的忠实粉丝,反对谁就骂他个狗血喷头。

相反,如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人都没有彻底的产权,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财产,必定“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都不独立,谁都不自由。包括至高无上的天子,也得向皇天上帝俯首称臣,哪怕只是装模作样。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真是何其重要乃尔!

希腊文明的内核和精髓,也就在这里了。难怪马克思要把希腊的这段历史,称之为人类童年时代“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也难怪恩格斯在说到希腊人的革命时,使用了“炸毁”两个字。是的,由于航海、殖民和经商这三个炸药包,氏族血缘组织被炸得粉碎,人身依附关系被炸得粉碎,史前文化的所有优点和缺点也被炸得粉碎。希腊人,直接从族民变成了公民,并开始建立影响深远的另类文明。 〔8〕

再见了爹妈,咱们从此平起平坐,咱们从此各自保重!

走向平等

现在,希腊变成了俄狄浦斯(Oedipus)。

俄狄浦斯是希腊神话中忒拜(Thebe,又译底比斯)国王之子,而这位国王是不想要儿子的。因为他曾经爱上了一位美少年,结果却导致后者的死亡。死者的父亲怒不可遏地对那罪魁祸首施加了诅咒:你将被自己的儿子杀死!

于是,俄狄浦斯刚一出生就被扔到了荒郊野外。

幸运的是,一对好心肠的牧羊人夫妇救了他,另一位国王则收养了他。不幸的是,当他到德尔斐(Delphi)神庙询问身世时,得到的神谕却是:你命中注定要杀父娶母。

勇敢的俄狄浦斯决定反抗命运。他毅然离开养父的王国前往忒拜,却在途中与忒拜国王狭路相逢。俄狄浦斯阴差阳错地杀了那人,当然他并不知道那就是自己的生父。

杀死了国王的俄狄浦斯却被忒拜人民奉为英雄,因为他破译了斯芬克斯之谜。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在埃及原本是法老权威的象征,跑到希腊却变成了女妖。她刁钻古怪地问忒拜人:什么动物,早上四条腿走路,中午两条腿走路,晚上三条腿走路?答不上来,我就吃了你。

结果,一个又一个忒拜人被她吞下。

俄狄浦斯却大声回答:你说的就是人!

确实是人。早中晚,即婴儿、成年和拄杖的晚年。

忒拜人民得救了。俄狄浦斯也继承了王位,并且娶前任王后也就是他的母亲为妻。诅咒和神谕都得到了实现,终于得知真相的俄狄浦斯则刺瞎了双眼,远走他乡。 〔9〕

陶器,制作于公元前470年,梵蒂冈博物馆收藏。

这是一个希腊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后来又被西方学者再三解读,话题则有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命运是否可以抗拒,同性恋有没有罪,等等。因此,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也可以进行这样的理解和破译:杀死了父亲即炸毁了氏族血缘组织,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希腊人,又靠什么来组成社会结为群体,不至于因各行其是而天下大乱?

契约。

用契约管理社会,在希腊人那里丝毫都不奇怪。作为商业民族,他们早就意识到处理事务和关系,物比人好。这个物就是货币和契约。货币干净利索,契约人我两便。只要大家都信守合同,照价付款,就相安无事。而且,由于它对签约各方具有同样的约束力,因此是公正的,也是公平的。

第一种平等产生了——契约面前人人平等。

这样一种好东西,当然可以放之四海。比方说,用来制定研究问题讨论问题的方法和规则。这些方法和规则,比如逻辑,是人与自然的约法,也是人与人的约法。其中,不证自明的叫“公理”,推导的过程叫“推理”,推导出来的叫“定理”,最后的结论叫“真理”。某个结论是不是真理,不归张三说了算,也不归李四说了算,要看是否符合逻辑关系和事先约定,谁都没有特权可以蛮不讲理。

科学诞生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契约既然可以用于自然,就更可以用于社会。社会的契约就是法律。只不过,它不像商业合同那样一对一地签,而是全体公民一起来。由于它是关于社会问题的,所以叫“社会契约”;由于它是全体公民签订的,所以叫“全民公约”。

所谓“全民公约”,其实就是每个人跟其他人都互为甲方和乙方,就像民主是“自己统治自己”。这样一种签约,当然更必须遵守,立法者和执法者也不能例外。作法自毙,不是立法者的悲哀,反倒是他的光荣和成功。

法治诞生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这里面有问题。

契约面前人人平等,是没问题的。因为甲方和乙方人格平等,权利对等。谈不拢,可以不签;有情况,可以修改;执行不了,可以认赔毁约。总之,契约是可以商量的,而且只要甲乙双方商量就行。商量不通,还有仲裁机构。

法律也可以这样吗?

难。全体公民一起来立约,不可能条条款款都意见相同。如果左也谈不拢右也谈不拢,又怎么办?就不要法律了?

当然不行。

也只能先做两个约定。

第一,法律的制定,只能寻找“最大公约数”,也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或不能容忍的。比方说,不能杀人,不能放火,不能抢劫,不能盗窃,不能强奸,不能私入民宅。这些大家都同意,那就写进法律,成为共识,也成为约定。

这就是“法治原则”。

第二,如果连最大公约数也找不到,那么对不起,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以多数人的约定为约定。

这就是“民主原则”。

显然,法治跟民主一定是孪生的。法律能管的,也一定只能是底线。更高的要求,比如见义勇为、救死扶伤、相濡以沫、助人为乐等等,法律就管不着了,只能靠道德。

这就导致了西方人的又一次签约,只不过这回是跟上帝签的,合同的内容是——人类承诺,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人不做坏人。上帝承诺: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

宗教诞生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当然,这次签约希腊人并不在场,也不可能在场。因为他们的那一页,已被历史翻了过去。正如我们将在《两汉两罗马》一卷所说,完成新使命的,将是罗马人。

再见了,希腊!

奇怪!独立自由的希腊,科学民主的希腊,阳光灿烂青春年少魅力四射的希腊,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衰落与复兴

希腊衰落,是因为他们丢掉了自己的精神。

什么是希腊精神?独立与自由,科学与民主。但,正如希腊的民主不彻底,他们的独立、自由、平等也不完全。奴隶是不自由的,妇女是不独立的,男人和女人也是不平等的。民主时代的雅典甚至有这样的法律:与他人之妻通奸者将付出生命代价,强奸则只需要罚款了事。因为强奸只不过损害了妇女的权益,通奸则不但挑衅了男人的尊严,还可能导致其财产落入他人之手。比方说,蒙在鼓里的丈夫稀里糊涂把一个“野种”当成了自己的儿子。 〔10〕

请问,这又是什么混账逻辑?

坚持混账逻辑的结果,是走向自己的反面。希波战争之后,胜利了的雅典变得贪婪、自私、狂妄、不可一世和没有节制。也许,在雅典人看来,他们有资格这样。是的,波斯帝国的两次进攻都被打退了,许多岛屿纷纷参加了雅典为首的希腊同盟;而他们自己的城邦,则在伯里克利任首席将军的十五年间,风光无限达到鼎盛,号称“希腊人的学堂”。

于是雅典人认为,他们可以称霸。

结果却是同盟国的反抗,斯巴达的不满,以及长达二十七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The Peloponnesian War),整个希腊变成群雄逐鹿的战场。为了战胜雅典,斯巴达甚至不惜与宿敌波斯相勾结。城邦的希腊名存实亡,终于变成马其顿帝国(Macedonian Empire)征服和吞并的对象。 〔11〕

斯巴达重步兵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军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雕像的年代为公元前5世纪,现藏于希腊斯巴达考古博物馆。

显然,希腊的衰落和灭亡,是从雅典谋求海上霸权之时开始的。在这天,他们恃强凌弱,自己背叛了自己。

希腊精神被希腊人弄没了,留下的只有精神遗产。

但,这又是多么宝贵的遗产啊!在古罗马的立法和司法,在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和国会,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尼德兰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荷兰共和国),在法国的《人权宣言》,我们都能看到它的闪光。

还必须说说城市自治(city autonomy)。

城市自治是欧洲中世纪封建时代的事情。当时,大批有着专业技术的手工业农奴逃离封建领主的庄园,聚集在要道和港口等商品集散地,形成新的商业城市。市民们在城市中结成公社(commune),一方面“凑份子”向急需用钱的领主购买自由,另方面与希望打压封建割据的国王结盟。左右逢源长袖善舞的结果,是自治城市(city status)诞生。

自治是充分的。只要有国王或领主的特许状,市民就可以联合成社团,有权用社团的印章签订协议,并拥有自己的市政厅、法院和市外属地,自己管理自己的城市。公元1227年英国国王亨利三世(Henry Ⅲ)颁发的一份特许状甚至明文规定,农奴只要在城里住够一年零一天便不再是奴隶,“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的民谚也由此产生。 〔12〕

很显然,城市自治,就是市民的“联合赎身”。

这可是我们中国人闻所未闻的事情,然而意义极其重大。它不但意味着市民已经成为一个阶级(市民阶级),而且意味着他们有了政治的诉求和执政的能力。市民阶级是资产阶级的前身,城市自治则是资本主义的前兆。当这样一种自由的力量足够强大时,欧洲的封建社会也就寿终正寝。

但,城市能够自治,又有两个原因。首先在古希腊,独立自主的城邦原本就是自治的,甚至可以有不同的政体。这个传统虽然断断续续,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其次则是从古罗马一直到后来,无论西方世界的国家体制和国家形式如何变化,契约和法治的精神都贯穿始终。就连欧洲各封建君主跟封臣的关系,也由契约来规定。有这两个前提,一种新型的国家和全新的建国方式,就迟早会诞生出来。

她的名字,就叫美利坚合众国。

费城对接雅典

1620年,也就是明朝万历皇帝驾崩那年,有一艘名叫“五月花号”(May Flower)的轮船从普利茅斯(Plymouth)出发驶向北美,目的地是弗吉尼亚(Virginia)。因为根据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Ⅰ)颁发的特许状,弗吉尼亚公司可以在那里建立殖民地,船上的人也跟公司签订了合约。

可惜经过66天的漂泊,“五月花号”已无法继续航行,只能就近登陆,船上的人也只好在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安家落户。此后的故事不堪回首:上岸时他们有102人,仅仅一个冬天的寒风就带走了58条生命。但在第二年春,当“五月花号”再次来到这里时,船长却惊诧地发现,那些正在垂死挣扎的人居然没有一个肯跟他回到“文明”的英国。

原因很简单:在这里能独立,在这里有自由。 〔13〕

这可真是“不自由,毋宁死”。

难怪这些苦难而勇敢的人们,会被美国人视为自己的精神先驱。尽管他们不是最早的北美移民,但正是他们,制定出第一份体现了“主权在民”思想的文件,这就是《五月花号公约》。这份文件是乘客中的成年人在船上签署的,却为美利坚人(Americans)按照契约精神建国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马萨诸塞一直是独立运动的策源地,自由精神的践行者。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773年,为了挽救濒临破产的东印度公司,英国政府命令将茶叶直接销往北美,不收关税也不通过中间商,预期售价比走私的还便宜一半。

然而北美人民却认为,自由比便宜茶叶更重要,纷纷表示绝不允许东印度公司的茶船靠岸卸货。马萨诸塞人甚至在1773年12月16日夜里,登上强行进入波士顿(Boston)港的英国船只,把成吨的茶叶扔入了海中。

倾茶事件让英国政府暴跳如雷。他们悍然下令封锁了波士顿港,取消了马萨诸塞的自治权,并且调兵遣将前往波士顿进行镇压。然而尽管如此,却没有一个失业的工人应聘去修英国兵营,没有一个贫穷的农民卖粮食给英国军队,因为他们宁肯一无所有,也绝不出让自由。

没错,若为自由故,一切皆可抛。

后来的独立战争首先在马萨诸塞打响,并不奇怪。

波士顿倾茶事件200周年纪念邮票,由美国邮政署于1973年发行,一套四张。

这种精神是马萨诸塞人的,也是所有美利坚人的。跟希腊人一样,美利坚人的建国史也与航海、殖民和经商密不可分,她的前身则是13个英属殖民地。其中第一类是英国国王册封的,叫领主殖民地,如马里兰(Maryland)。第二类是国王颁发特许状,由商业公司建的,叫公司殖民地,如弗吉尼亚。第三类是自由移民根据自己的契约建起来的,叫自治殖民地,也叫契约殖民地,如罗德岛(Rhode Island)和康涅狄格(Connecticut)。但无论哪种,都各自为政。英国国王虽号称享有主权,其实“主权王有,治权民有”。13个殖民地之间既没有隶属关系,也没有统一体制,甚至老死不相往来。

唯一的相同是核心价值——独立、自由、平等。

由是之故,他们才会打破惯例坐到一起,两次在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的费城(Philadelphia)召开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起草《独立宣言》,决定进行独立战争。他们当然也会在胜利后就一哄而散,拖了好几年才召开制宪会议。因为联合是为了独立,作战是为了自由,怎么可能在赶走英国国王以后,又造出一个美国国王?

美国,是希腊城邦的“转世灵童”。

因此,尽管他们后来还是制定了联邦宪法,建立了联邦政府,但他们的建国日却定在了通过《独立宣言》的1776年7月4日。显然,在美利坚人看来,国家精神远比国家形式重要。或者说,最重要的是国家精神,其次是宪法,然后才轮到国会、行政机关、最高法院和总统。

这就是“美国精神”,同时也是“希腊精神”。独立、自由、平等,科学、民主、法治,一以贯之,薪尽火传。

路漫漫其修远兮,从雅典到费城。

让我们重温一遍那不朽的宣言吧——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每个人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正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自己中间建立起政府……

为什么要有国家?现在可以搞明白了。

文明的秘密,也应该昭然若揭。

第四章

谢绝宗教

我们不是幸存者

当西方文明的“五月花号”从雅典启航,途经罗马、君士坦丁堡、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终于抵达费城时,世界上那些最古老的文明都怎么样了?

大多都不辞而别,比如奥尔梅克(Olmec)。

跟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一样,中美洲的奥尔梅克也属于第一代文明,创造者则是种植玉米,吃南瓜、辣椒和西红柿的农业民族。他们崇拜美洲虎或者美洲豹,城市里有金字塔形状的神庙,但最具标志性的还是巨石头像。

这是一个至今无人破译的谜团。的确,这些石像是那样地怪异,无一例外地都只有头颅没有身躯,却个性张扬形象逼真。同时,它们又是那样地巨大,全部都由整块的玄武岩雕刻而成,最高的一尊竟重达三四十吨。

圣洛伦佐第八号大头像,高2.2米。

圣洛伦佐第六号大头像,高1.67米。

如此之重的石像,如何运到不产玄武岩的奥尔梅克祭祀中心呢?不清楚。我们只知道,这些石像最后被掩埋,不受打扰地静静躺在一个隆起的山丘下,上面长满灌木丛。直到火山运动把其中几个震落到草地上,它们才重见天日,并迎来另外一些人类敬畏、惊诧和疑惑的目光。

此刻,奥尔梅克文明早已陨落,连同它的创造者都莫名其妙地消失在热带丛林,不知去向。 〔1〕

这座金字塔是墨西哥特奥蒂瓦坎遗迹中最大的建筑,特奥蒂瓦坎人有高超的建筑技术。

其他兄弟姐妹呢?

有的也不见了,比如哈拉巴(Harappa)。

哈拉巴诞生在今天巴基斯坦境内印度河流域,因此也叫印度河文明,但与印度文明不是一回事,标志则是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和哈拉巴这两座城市。它们分别在印度河的上下游,相距644公里,哈拉巴文明便由此得名。

两座城市几乎是孪生的,面积和人口大致相同,也都有卫城和谷仓,就连卫城的朝向和用砖都是一样的,不免让人猜测这两个独立的城邦很可能出自同一设计师的手笔。

没错,它们的卫城都面向西方。

与奥尔梅克的神秘和神奇不同,世俗的哈拉巴文明是平易近人的。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竟然是发明了古代社会的生活奢侈品,这就是包括抽水马桶在内的卫生间。于是,哈拉巴人可以很方便地每天洗澡,而不用担心污水的处理。

据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全球通史》第2册。

这其实是程度很高的文明。因为不但浴室的设计需要聪明才智,为城市建立排污系统更不是简单的事情。所有这些都证明哈拉巴文明有一个或一群智慧的领导者,可惜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事实上两座城市都没有宫殿和神庙,那么是谁在高效率和有条不紊地管理着它们呢?不知。 〔2〕

但我们知道,这大不同于克里特(Crete)。

克里特文明是被历史学家以公元前1700年为界,分为早王宫和后王宫两个时代的,可见其显著特征是宫殿。其中最负盛名的米诺斯(Minoans)迷宫已经被考古学家完整地发掘出来,确实规模宏伟结构复杂,只不过里面没有怪兽。

怪兽是米诺斯王后与一头漂亮公牛的私生子,因此半人半牛。他或它就住在迷宫里,战败的雅典则被米诺斯国王勒令每年或每隔九年送来一船或七对少男少女,供那家伙消遣或者食用。这种残忍而悲惨的游戏持续了很久,直到寄养在外公家的雅典王子忒修斯(Theseus)横空出世。

忒修斯宣布,他愿意去做牺牲品。

毫无疑问,忒修斯是要为民除害。幸运的是,这位少年英雄刚一出现在克里特岛众人面前,米诺斯公主就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公主给了他线团和一柄魔剑,忒修斯则用魔剑杀了怪兽,然后沿着一头拴在门口边走边放的线,按照公主从设计师那里获得的办法走出了迷宫。

可惜乐极生悲。忒修斯返回雅典时,忘了依照事先的约定将船上的黑帆换成白帆。误以为儿子已死的雅典国王悲痛欲绝跳海自尽,那片体现了父爱的海域则被以他的名字埃勾斯(Aegeus)命名为爱琴海(Aegean Sea)。 〔3〕

这当然是神话传说,却也一语成谶,只不过挂上黑帆的是克里特文明。它被后来的征服者迈锡尼人(Mycenaeans)打扫得一干二净荡然无存,就像哈拉巴文明人间蒸发,两河文明掩埋在黄沙和土丘之中,全都了无陈迹。

至于今天的埃及,沃土还是那片沃土,河流也还是那条河流,但民族已不是那个民族,文明也不再是那个文明。作为运气最好的一家,古埃及也只留下了西风残照,以及并非汉家的陵阙——金字塔,还有躺在里面的木乃伊。

文明的陨落,几乎是普遍性和规律性的。

唯一的例外在我们这里。的确,创造中华文明的始终是同一个民族,只不过一直在发展壮大,不断有新鲜血液增加进来。同样,我们创造的也只有一个文明,从夏商周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三千七百年不曾中断,没有断层和空白,也没有陨落和衰亡,西方人总结的规律未必符合中国国情。 〔4〕

但,以其他文明为参照系,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比如印度。

翻过喜马拉雅

公元1025年,也就是中国北宋的仁宗年间,有个名叫马穆德(Mahmud)的阿富汗突厥人,攻陷了印度西海岸的苏姆拉特(Somnath)城。马穆德对此地觊觎已久。在过去那些年份里,他每年冬天都要离开寒冷的加兹尼(Ghazni),率军到旁遮普平原(Punjab Plain)展示威武雄壮。他把这看作自己的神圣使命,所到之处是什么样子也就不难想象。

印度人却毫无戒心。

淡定和泰然是有道理的,因为苏姆拉特有印度最崇高的圣殿和神庙,里面供奉着湿婆(Shiva)。湿婆与梵天(Brahma)和毗湿奴(Vishnu)同为印度教的三大主神,其中梵天是创造神,毗湿奴是保护神,湿婆是破坏神。但湿婆只是在世界行将就木时才实施毁灭,而且毁灭之后将再造新生。

在大多数描绘中,湿婆有四只手,其中三只分别握着敲响生命节奏的鼓,举着能够毁灭和再生的火,拿着保证胜利的棕榈叶,另一只手则呈现出漫不经心的雄辩姿势。那高高抛起的头发表明他在以惊人的速度飞快旋转,脸上却依然是平静的微笑,表示世界在痛苦与欢乐中无限循环。

体现了再生力量的是名叫林伽(Lingam)的圣物。它是镶嵌着珠宝的直立柱子,象征着湿婆的生殖器。每天,人们都要从很远的地方打水来清洗它,还有三百多名舞女在它面前不停地表演,从而确保信徒的虔诚和神的永恒。

这样的圣城,怎么会被攻陷呢?

印度朱罗王朝时期雕像,美国洛杉矶艺术博物馆藏。

因此,当马穆德到来时,那些印度教徒只是安静地冷眼旁观,并等待神的赐福。结果可想而知,马穆德以胜利者的姿态傲然站立在破碎的神像前,神庙里一片狼藉。 〔5〕

当然,马穆德的政权还是被另一帮突厥人推翻了,后者的领袖则在德里(Delhi)自称苏丹(Sultan),即伊斯兰世界世俗的君主。这个政权史称德里苏丹国家,北部印度也变成了突厥人的天下。只不过这时的中国已是南宋,德里苏丹的建国时间则在蒙古草原的铁木真自称成吉思汗那年。

但,这种事情在印度却不是第一次,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成为这片土地君主的外国人,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Alexandrina Victoria),之前统治时间较长的除突厥的德里苏丹,还有建立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的蒙古人。至于入侵者,则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

公元前518年,波斯人;

公元前325年,马其顿人;

公元前304年,条支(伊拉克)人;

公元前180年,大夏(塞种或斯基泰人);

公元1世纪中,大月氏人;

公元5世纪中,白匈奴人;

公元712年,阿拉伯人。

此后,是突厥、蒙古、荷兰、法国和英国人。

这可真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的确,在外人眼里,那片土地确实神奇,居然有长羊毛的灌木和产蜂蜜的芦苇。看来,仅仅棉花和甘蔗便足以让西方蛮族大惊小怪,真不知道他们看见骑在大象上的印度王公是何感觉。难怪就连唐太宗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尽管他只能从玄奘法师那里得到一些需要靠想象来补充的印象。

但,比较一下两大文明,却或许是有意思的。

表面上看,印度与中国不乏相似之处,比如都是“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之间”,只不过我们是黄河与长江,他们是印度河与恒河。然而喜马拉雅一山之隔,中华与印度又呈现出诸多不同,甚至天差地别,不可同日而语。

最直观的区别在于对待历史的态度。近现代以前,印度甚至没有一部像样的通史、编年史或者断代史,以至于历史学家想要弄清楚其来龙去脉,除了借助中国、西方和阿拉伯人的只言片语,便只能指望出土文物。

印度人自己却满不在乎。他们似乎并不介意,从甘婆王朝(Kanva Dynasty)到笈多王朝(Gupta Dynasty)那一片空白的三百多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也不介意,如果历史出现了断层,将怎样体现它的连续性。 〔6〕

这未免怪异。要知道,印度人对于时间的理解,可是连刹那(0.018秒)和瞬间(0.36秒)都有区别的,却不在乎几百年记录的空白或模糊。难道千年不过弹指,瞬间和刹那反倒永恒?或者过去并不重要,当下才是历史?

也许吧,也许。

实际上,印度文明本身就是难解之谜。它的时间线索断断续续,空间范围变动不居,中心漂移而结构复杂,宽厚兼容又固步自封。印度几乎从未侵略过别人,自己的历史却往往被外族改写。同样,在英国人之前,也从来没有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将众多的族群和林立的土邦真正整合在一起。他们是各自为政和自行其是的,却又同属于一种文明。

这真是咄咄怪事。

那么,在印度半岛,永恒不变的是什么呢?

有一件事情或许能够说明问题。

公元1000年,一座巨大的神庙在朱罗(Chola)王国的首都坦贾武尔(Thanjavur)竣工。这座花岗岩砌成的圣殿是那样宏伟壮观,仅顶部的圆形拱顶就重达80吨,上面还有金色的标志性装饰物。这是罗阇罗阇(Rajaraja,阇读如都)国王慷慨解囊和其他豪门奉献的结果,他们当然也不会忘记在底座刻上花体字的碑文,并在神龛前竖起林伽。 〔7〕

这时,只比马穆德攻陷苏姆拉特早25年。

苏姆拉特与坦贾武尔却是天南地北。后者在印度半岛东南部,与斯里兰卡(Sri Lanka,旧称锡兰)隔海相望,前者却因为在西北而受到来自阿富汗的打击。然而他们都有美轮美奂的神庙,而且供奉的也都是湿婆。

支持着印度文明的是什么,现在清楚了吧?

没错,那就是宗教。

宗教之邦

宗教是印度人的生命线。

似乎没有哪个民族像印度人这样痴迷于宗教。他们可以没有国家,也可以没有民族,甚至可以改变信仰,哪怕那信仰是外来的,但什么宗教都没有却绝对不行。因此,他们不仅宗教品种繁多,信徒到处都是,还为人类贡献了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佛教,尽管它在本土反倒走向了衰落。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可能是地理、历史和文化多方面的。

的确,有着喜马拉雅这座庄严肃穆之圣山,恒河这条奔流不息之圣河的印度,似乎命中注定要成为宗教大国。因为那里有太多的神秘和不可思议,太多西方闻所未闻,中国绝不会有,其他民族也无法想象的东西。

比如种姓制度(caste system)。

种姓制度是印度的土特产,简单地说就是把人分为有着高低贵贱的等级。等级起先有四个,依次是:

婆罗门(Brahmin),祭司和僧侣;

刹帝利(Kshatriya),国王和武士;

吠舍(Vaishya),平民,包括商人;

首陀罗(Sudra),奴隶和被征服者。

后来,又出现了第五种姓(Panchamas),被称为旃荼罗或不可接触者(Untouchables),意思是贱民。

种姓是与生俱来和世袭不变的,不同的种姓之间则壁垒森严,禁止通婚。制度最严的时候,一个“贱民”如果不小心被高级种姓的人看见,就得躲起来自杀谢罪。 〔8〕

这是典型的不平等制度。

其实,这种制度也让所有人都活得担惊受怕。最低级的贱民固然时时都有性命之忧,高贵者也得小心翼翼,比如在晾晒被单和衣服时,必须确保不会有卑贱者偶然路过,因为那很有可能会使自己的贴身之物被后者的影子玷污。

于是就有了不同的声音。

为种姓制度提供思想武器、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持的是婆罗门教(Brahmanism)。他们以创造之神梵天为最高信仰,古代文献吠陀(Veda)为宗教经典,奉行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按照他们的说法,四大种姓是梵天用自己身体的不同部位创造出来的:嘴创造婆罗门,手创造刹帝利,腿创造吠舍,脚创造首陀罗,当然贵贱有别。 〔9〕

这并不奇怪,毕竟,婆罗门是雅利安人的宗教,而雅利安人是次大陆的入侵者和新文明的创造者。哈拉巴文明湮灭之后,让印度半岛文明之花梅开二度的便主要是他们。与被征服的土著相比,雅利安人的肤色要浅得多,他们也当然要提出种姓的概念。要知道,种姓一词源于梵语瓦尔那,而瓦尔那( varna)的意思是颜色,同时也意味着品质。 〔10〕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征服者当中也有了婆罗门和刹帝利,白皮肤的征服者反倒有些人社会地位降低。重新洗牌不可避免,要求平等也呼声甚高,需要的只是说法。 〔11〕

佛教和耆那教(Jainism)应运而生。

两种新宗教对所有人都是敞开大门的,诞生于16世纪的锡克教(Sikhism)也如此。事实上,佛的本义是觉悟者,耆那的本义是胜利者,锡克的本义是学习者,所以,他们也都是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的反对者。是啊,每个人的血都是红色的,为什么要分等级?值得在乎的只是你的觉悟、学习和胜利,而不是出身。这样的说法,显然比繁琐的仪式和刻板的教义更能让人欣然接受,广为传播。

自由平等的旗帜,终于被高高举起。

国王们则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例如,比秦始皇略早一些的孔雀王朝阿育王(Asoka)就是佛教的信奉者。他放下屠刀皈依佛门以后,派到邻国的就不再是军队而是弘扬佛法的高僧。但到中国的西晋变成东晋那会,改革后的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Hinduism),却在笈多王朝的大力支持下勃然复兴。至于突厥人的德里苏丹国家、蒙古人的莫卧儿王朝,当然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

印度,岂能不是宗教之邦?

事实上,文明的嬗变,文化的传播,政权的更迭,王朝的兴衰,在印度都与宗教息息相关,也与王朝的宗教政策关系密切。笈多王朝对所有的宗教都很宽容,便让印度文化在其治下达到鼎盛;莫卧儿王朝的阿克巴(Akbar)大帝娶印度教首领的女儿为妻,结果是政权稳固天下归心。

显然,阿克巴这个突厥化蒙古人的波斯混血儿是非常聪明的,尽管他不认识字,只是一介武夫。阿克巴甚至有这样一句名言:一切宗教都有光,有光就或多或少会有阴影。只不过,他不知道这光来自哪里,那影子又有多长。 〔12〕

也许,这得去问犹太人。

没有国界的国家

迦勒底(Chaldea)王国的首都新巴比伦(Neo-Babylonian)美轮美奂。这座建造在巴格达(Baghdad)以南数十公里的城市有三道城墙,每道城墙每隔44米就有一座塔楼。墙上的大道可容四匹马并行,城外则是又深又宽的护城河。城中金碧辉煌的王宫内,还有一座高达25米的空中花园。那是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为他那娶自米底的美丽王后修建的,后来被希腊人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13〕

但在犹太人看来,这里不是花园,而是监狱。

建都耶路撒冷(Jerusalem)的犹太王国,是由于在大国争霸时倒向埃及,而被尼布甲尼撒列入黑名单的。中国春秋时期的公元前586年,也就是释迦牟尼出生前二十年,尼布甲尼撒第二次攻进耶路撒冷,把这个弱小的国家从地图上彻底抹去。他当着犹太国王的面杀死了犹太王子,将耶路撒冷夷为平地,然后挖去了那亡国之君的双眼。国王被戴上手铐脚镣掳往巴比伦,同行的贵族、祭司和工匠多达上万,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巴比伦之囚(Babylonian Captivity)。 〔14〕

此一去差不多半个世纪,直到公元前539年,他们才被灭亡了迦勒底王国的波斯皇帝居鲁士释放回国,以“自治神庙城市”的形式在耶路撒冷重建家园。 〔15〕

据John Clark Ridpath《世界史》。

可惜,犹太人的命运实在是太悲惨了。此后,他们的国家又多次被征服,人民也多次被流放,最后在中国的东汉时期被罗马人赶尽杀绝,从此成为一个没有祖国、迁徙散居于世界各地的流亡民族。可以说,几乎没有谁像他们那样灾难深重又坚忍不拔。也许,只有耶路撒冷第二圣殿遗址上那座哭墙(Wailing Wall),才知道他们流过多少泪水。 〔16〕

但,一个文明史上的奇迹也被创造出来。

事实上,几千年来被征服的小国不可胜数。而且,只要国破家亡人员流散,就再不可能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唯独犹太人,失去祖国一千八百年,流散世界十万八千里,而民族犹存。甚至可以说,他们即便再流亡一千八百年,也依然会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而自立于世界之林。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宗教。

这是不争的事实。正如我们将在《两汉两罗马》一卷中要讲到的,犹太人是历史上最早建立信仰的族群。这种信仰的真正确立,则正好就在他们集体受难之时。《旧约》的前五篇《摩西五书》,便是在巴比伦之囚那会儿,由犹太的先知整理编写出来的。实际上,这个时候他们太需要救世主,也太需要认同感了。唯其如此,才会写出这样的诗句:

我们在巴比伦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17〕

啊,耶路撒冷城南的锡安(Zion)山呀!

这当然远远不够,尽管可能意味着复国。 〔18〕

于是,苦难的犹太囚徒被告知,只有他们的战神雅赫维(Jahweh或 Yahveh)才是唯一的神。可惜,此前的犹太人却忘记了这一点,反倒崇拜多神和偶像。显然,受难是因为背叛,新生则要靠虔诚,最早的一神教就此诞生。 〔19〕

没错,这就是犹太教(Judaism)。

从此,失去祖国背井离乡的犹太人有了主心骨,有了凝聚力,有了核心价值,也有了认同感。事实上,只要坚信唯一的神和先知的教诲,恪守教规,严守禁忌,那么,无论他身处何地,也无论贵贱贫富、肤色黑白,他就是犹太人。 〔20〕

国籍,反倒是无所谓的。

实际上,犹太人比许多有祖国的民族更团结,甚至更有文化优越感。因为按照他们的教义,只有犹太人才是上帝的特选子民。这种观念和感觉使他们保持了民族特质,并能够不间断地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输送人才,尽管犹太教也因此而无法像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具有世界性。 〔21〕

呵呵,此时无国胜有国。

其实,宗教之于人,意义和作用与城市和国家不乏相似之处。比如一个人说“我是佛教徒”时,就跟他说“我是曼谷人”或者“我是泰国人”没什么两样,效果都无非是身份的辨识或认同。你是北京人,我是上海人,是辨识;你是穆斯林,我也是穆斯林,则是认同。宗教甚至也像城市和国家一样能够提供安全感和自由感:来自神的保佑和庇护体现了前者,发自内心的真正信仰体现了后者。

宗教,是没有国界的国家。

然而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我们民族是没有宗教的,之后也不纯粹和虔诚。孔子的说法是“祭神如神在”,民间的观念是“不灵则不信”。说到底,是似信非信,若有若无。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也许,还得先弄清楚宗教从哪里来。

巫术之子

后羿射日之前,女丑死了。

女丑不知是晒死的,还是烧死的。可以推测的是,她死前扮演了旱魃(读如拔)。旱魃就是旱魔。古人认为,旱灾是旱魃作祟的结果,对策则是让人装扮成旱魃,然后站在太阳底下暴晒。旱魃受不了,就会逃走,灾难也就解除。

当然,烧死这人,效果也一样。 〔22〕

无疑,这是一种巫术(Witchcraft)。

巫术是人类最早的文化模式之一。在时间表上,只有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排在它的前面。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工具或者技术,目的则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只不过巫术的思维方式比较特别。比方说,它认为一个事物的样子,跟这个事物是同一的。因此,扮演旱魃的女丑死了,旱魃也就会死。

同样,天不下雨,就往天上泼水;人不生娃,就搞生殖崇拜;病治不好,就请道士画符。这些都是巫术,是几乎所有民族在原始时代都会有的救命稻草。它甚至需要依靠专业技术人员,即巫师和巫婆,女丑则是其中之一。

难怪女丑非死不可。

遗憾的是,女丑虽然死了,旱情却依然如故,天帝或尧也只好让后羿出手射下那九个多余的太阳。这真是让人情何以堪。难怪就连古代神话也吞吞吐吐语焉不详,也难怪许多人要批评巫术,或者把巫术称为“伪科学”。

但这是不对的。要知道,即便是科学也要试错,巫术则是人类的“集体试错”。没有巫术的千万次试错,我们就学不会天气预报,也学不会人工降雨,甚至连想都不会去想。

据袁珂《中国古代神话》。

正是巫术,把人类领进科学之门。

实际上,科学与巫术一脉相承。它们都认为,世界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掌握的。人类一旦掌握规律,就可以控制事态,改变现实。只不过,科学掌握的规律是现实的,巫术却很可能误入歧途,因为巫术的主张多半想当然。

所以,科学必然诞生。

巫术也不是“伪科学”,而是“前科学”。

没错,科学前的科学。

科学,是巫术的长子。

然而人类却不能过河拆桥,有了儿子就忘了老子。要知道,相对于科学已经掌握的部分,未知领域是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因此,我们不能失去好奇心和敏锐度,甚至不能不想入非非。好奇害死猫,不好奇却可能害死人。

巫术,恰恰代表着人类那根敏感的神经。

也许,巫术探索世界的方法是错误的,也许而已。但科学的方法即便是正确的,也未必就是唯一的。至少,在科学诞生之前,巫术深刻地安慰了人类对不可知的恐惧,抚平了人类遭受飞来横祸和无妄之灾的创伤,使人类对未来的仰望变得温柔和向往,正如我们在女娲那里看到的。

巫术,是原始人类的心理医生。

因此,它还会有两个儿子:宗教和哲学。

人类需要这两种精神文明,是因为科学并不万能。比方说,什么是幸福?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尊严?什么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都是人类不能不思考的问题,科学却回答不了也不该由它回答,只能拜托宗教和哲学。

宗教和哲学延续着巫术对未知世界的触摸,只不过方式不同。哲学是对超现实超经验之抽象问题的思考,宗教则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神秘存在的相信。所以宗教靠信仰,哲学靠思辨,科学靠实验,工具靠使用,巫术则靠操作,同时也需要幻想和直觉。巫术,就是直觉、幻想,再加操作。

所以,巫术还有一个女儿,这就是艺术。艺术与巫术的血缘关系,在美学界早已不是秘密。简单地说,就是当某种形式或仪式的目的,由解决问题变成了传达情感,它也就由巫术变成了艺术。换句话说,人类文化发生的次序,就是从工具到巫术,再到科学、宗教、哲学、艺术。

巫术,是人类文明的“胎盘”。 〔23〕

所有的胎盘都会功成身退,巫术也一样。

功成身退的巫术除了变成艺术,还有三条出路:变成科学,希腊是这样;变成宗教,印度是这样;变成哲学,希腊、印度、中国,都是这样。只不过,希腊是从科学到哲学,印度是从宗教到哲学,中国则有另一条路要走。

那就先看看希腊。

天上人间

阿多尼斯(Adonis)刚刚出世,爱神就一见倾心。

这里说的爱神当然就是阿芙洛狄忒(Aphrodite),也就是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Venus)。没错,她还是美神。不难想象,能让爱和美之女神动心的,又该是怎样的男子!

那一定是人见人爱。

所以,当阿芙洛狄忒将这坨小鲜肉托付给冥后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抚养时,后者也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两位女神互不相让,只好由众神之王来做包公。宙斯(Zeus)的判决则是:阿多尼斯秋冬归冥后,春夏归爱神。

哈哈,好一个平分秋色!

于是,每年那两个温暖的季节,阿芙洛狄忒都要放下神界的事务,万千宠爱地来陪伴那花样少年。可惜这男孩实在太贪玩了,竟然不打招呼一个人跑出去狩猎,结果死在野猪的牙齿下。等到爱神闻讯赶来时,已是回天无力。

阿芙洛狄忒也只能这样歌唱:

我的爱,就像梦,

顷刻间无影无踪。

你是人,我是神,

今生再也不能同行,

唯有长吻,在你嘴唇。

哭完,爱神俯下身子,在那美少年的唇间吻了又吻。

鲜血从阿多尼斯的伤口慢慢流淌出来,每一滴血渗过的土地上都开出了鲜红的花。此后,每当这鲜花盛开时,希腊的姑娘们都会举行哀悼的仪式,并为之癫狂。 〔24〕

这实在是只有古希腊人才编得出的故事。

的确,正如埃及的神半人半兽,希腊的神半人半神。或者说,除了更加漂亮和永远不死,他们与人无异。人身上的七情六欲,甚至所有毛病和弱点,希腊的神都有。从争权夺利到争风吃醋,从胡言乱语到胡作非为,包括偷情、使坏和恶作剧,以及相互欺骗,奥林匹斯山(Olympus Mons)上的诸神哪一样没干过?能够想到的,他们都做了。

而且,从不忏悔。

这样的神,当然不可能承担宗教的责任和义务。事实上,希腊神话也只是他们的《西游记》,不是《金刚经》,更不是《古兰经》。说白了,他们干脆就没有宗教经典,当然也没有教主教义和教会教规,甚至不知信仰为何物。 〔25〕

那么,希腊人也有宗教吗?

有,但至少一半是用来玩的,另一半则交由诗人、艺术家和哲学家去自由创造。没有绝对权威和清规戒律,只有“将人向上提升的巨大力量”,以及关于理想境界的朦胧认识和模糊界定。如果一定要下定义,或许可以叫“完美”。 〔26〕

完美即神。也许,这就是希腊人的宗教观。但是我们必须充分注意,这种完美主要是智力和审美意义上的,与道德无关。比如阿芙洛狄忒,便拥有无可挑剔的美。成为一个美女需要具备的条件她都有,却唯独没有贞洁。

所以,从道德的意义看,神也是不完美的。然而这却让神变得亲切。结果,神的所有错误和坏事,都被编成悲剧或喜剧隆重上演,以至于每次祭典也都是人的狂欢。

希腊人,把宗教变成了艺术。

其实就连哲学家,也是嘲讽的对象。在阿里斯托芬的某部喜剧中,苏格拉底(Socrates)被装进吊篮高高挂起,让那参观“思想学校”校园的学生家长大开眼界。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台词:

学生家长:苏格拉底?真是好心肠的苏格拉底吗?

苏格拉底(居高临下地):凡人,你为什么叫我?

学生家长:请问,你在那筐里干什么呢?

苏格拉底:我在空中行走,逼视太阳。只有这样,思想的精华才不会像芹菜吸水一样,被土地吸走。

学生家长:你说什么?思想、精华、太阳和水芹菜? 〔27〕

希腊人,把哲学变成了艺术。

与此同时,或者更早,他们也把巫术变成了科学,甚至变成对纯粹真理的思考,而且是为科学而科学,为思考而思考。因此,他们又从科学走向了哲学。事实上,哲学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那里就叫“物理学之后”(Metaphysics),中文翻译为“形而上学”——超越具体事物的学问。

这就跟印度人不太一样。

印度人是先把巫术变成宗教,再把宗教变成哲学的。因此他们的宗教极具哲学意味,哲学也极具宗教意味。印度似乎是一个灵魂不灭的国度,一座建在人间的神殿,一条永远洁净的圣河。在那里,你能听见那些来自天国的声音,就像犹太先知、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能够直接得到神启。

犹太人和印度人在天上,希腊人和中国人在人间。

一直生活在人间的中国人甚至部分地保留了巫术。民间喜欢的口彩,皇家喜欢的祥瑞,便都是巫术的遗风。毫无疑问,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巫术不再占据舞台的中心,它也要变。只不过,既没变成科学,也没变成宗教。

那又变成了什么?

礼乐。

巫术变成礼乐,其实就是变成道德和审美,或伦理与艺术。因此,其他民族依靠宗教去实现的功能,在中国就靠礼乐来完成。礼的任务是维持秩序,给我们安全感;乐的作用是保证和谐,给我们自由感;而巫术变成礼乐,则不但帮我们实现身份认同,也是中华文明不曾湮灭的秘密所在。

所以,我们没有宗教,也不需要宗教。

实际上,从巫术到礼乐,在中国就像从部落到国家一样自然,只不过时间要晚得多。准确地说,那是周人智慧的体现。因此,我们现在还不能讨论礼乐。因为历史舞台上还有一些明星没有退场,必须交代它们的去向。

比如图腾。

第五章

告别图腾

神佑尼罗河

在氏族时代有巫术的,到部落时代也有图腾。

比如埃及。

跟中国、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不同,埃及文明的发祥地不在两河之间。它也不是两条河(印度河与恒河,或者黄河与长江)创造成果的汇合,而是始终只围绕一条河。

没错,尼罗河(Nile River)。

但,这是怎样的母亲河啊!

的确,尼罗河是神奇的。作为世界上最长的河,它流过了世界上最大的撒哈拉沙漠(Sahara Desert)。尼罗河也是动荡的,每年都要定期泛滥。尼罗河又是慷慨的。那泛滥的河水不但浇灌了两岸,还带来大量的矿物质和腐殖质,沉淀为肥沃的黑色土壤,埃及人称为“克麦特”(Kmt)。 〔1〕

这真是神赐的土地。

于是,在上古时代,尼罗河就像一条珠链,从南到北连缀着大大小小珍珠般几十个聚落。这些聚落,古埃及人叫斯帕特(spt),希腊人叫诺姆(nomos),中文翻译为州。它们原本是部落或村庄,后来则慢慢变成了国家。

古埃及文明,就从这里诞生。

变成国家的“斯帕特”或“诺姆”,起先是部落国家,也是城市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其中不少是动物,比如鹰、蛇、狼、公牛、狮子、鳄鱼、朱鹭;也有的“半人半兽”,比如厄勒藩丁的克努姆(Khnum)就羊头人身。

哈!埃及跟中国一样,也有“羊人”。

他们的“伏羲”或“炎帝”时代,也是群魔乱舞。

没错,远古原本就是牛鬼蛇神的舞台。埃及的鹰神、蛇神、鳄鱼神、朱鹭神等等,也最早都是图腾,甚至生殖崇拜的象征。进入文明时代后,就变成了国家的保护神。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转变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实际上,正如我们在《祖先》一卷中所说,人类发明图腾,原本就是一要“变母系为父系”,二要“变氏族为部落”。因此,国家一旦诞生,图腾便该鞠躬谢幕,就像巫术必须变成科学、宗教或礼乐。

问题只在变成什么。

埃及人的选择是把它们变成神。

这当然顺理成章。因为图腾原本就极具神秘色彩,是能够让氏族的老祖母神奇怀孕的神秘物,早就享有神的地位和尊崇。比方说,不能吃图腾动物的肉,不能以粗暴、猥亵或者戏弄的态度去对待,死后要举行隆重的葬礼等等。

图腾变神,岂非轻而易举?

何况对于君主国,这样做最合适,也最合算。因为君主制的要义,就是“主权在君,君权神授”。所以后来欧洲那些君主登基,都要教皇来加冕。但如果国王是“神的儿子”,那就连授权的程序都不用走了,岂不便当?

再说这一点都不难。从部落到国家,从图腾到神,对于民众来说,不过是族民变国民,族徽变国徽;对于君主来说,则不过族长变酋长,酋长变国王。图腾原本就是部落的祖先,酋长也当然是图腾的儿子。那么,如果图腾是神呢?

国王便毋庸置疑地是“神的儿子”。

埃及人正是这么做的。只不过在讲述这段历史时,我们也许得仿照“父王”的说法杜撰一个名词:父神。

最早也最有力量的父神应该是荷鲁斯,至少第一王朝的法老们都声称自己是这只太阳神鹰的人间化身。根据古埃及神话的诸多版本之一,荷鲁斯是掌管尼罗河泛滥的自然之神奥西里斯(Osiris)的儿子。不幸的是,在一场宫廷政变的阴谋中,奥西里斯被弟弟塞特(Seth)神杀害,尸体也被大卸八块扔到了四面八方,荷鲁斯不得不踏上复仇之路。

这样的故事在今天看来已是陈词滥调,在当时却要算触目惊心。不过幸运的是,与莎士比亚笔下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Hamlet)不同,荷鲁斯的母亲忠于自己的丈夫。她千辛万苦找回了奥西里斯的尸体碎片,然后缝合起来;荷鲁斯则因为地神盖博((Geb)的裁决,担任了埃及之王。 〔2〕

从此,他成为埃及法老的父神。

裁决是可能的,也是有效的。因为奥西里斯和塞特都是天空女神努特(Nut)和大地之神盖博的儿子。天是女性而地是男性,这与《周易》的说法不同,却符合原始民族对世界的认知,正如我们在《祖先》一卷中所说。

塞特的结局其说不一。但他通常被描绘成有着长长鼻子的怪兽,同时也是沙漠之神。因此这个神话也许透露出以下信息:战胜了沙漠(塞特)的埃及人,将由于尼罗河(奥西里斯)而统一起来,成为太阳(荷鲁斯)普照的整体。

事实也是如此。公元前3100年,我们这个星球上大多数民族还没睡醒的时候,太阳神的儿子纳尔迈或美尼斯,就兼并了上下埃及,建立起“第一王朝”。这里面无疑有尼罗河的作用。我们知道,尼罗河是流向地中海的。因此,驾船从上埃及驶往下埃及,顺水;从下埃及到上埃及,顺风。

哈,好风水!

这确实不简单。因为此后至少还要一千年,中国传说中的夏才会出现,而且还只相当于埃及的“诺姆国家”。秦始皇兼并天下,则要到两千八百多年以后。那时,古老的埃及早就先后被波斯国王冈比西斯(Cambyses)和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Alexander)征服,只剩下落日余晖了。

奇怪!这个“神佑之国”怎么会亡?

因为埃及的神是图腾变的。

成败都是它

图腾不能变成“国家神”吗?

不能。

为什么不能?因为关系不同。请大家想想,图腾与族民是什么关系?血缘关系。国家与国民又是什么关系?公共关系。部落是由氏族组成的,氏族则由血缘来组织。部落与国家之别,就在部落成员都相信自己是同一图腾的后代,国家却必须“按照地区来划分居民,使用权力来处理事务”。

图腾,还能用于国家时代吗?

当然不能。相反,变部落为国家,就必须同时变革图腾。首先,必须把所有部落的图腾都一笔勾销。然后,要么废物利用就地取材重塑一个,比如中国的龙;要么干脆直接另造保护神,比如古希腊竞争上岗的雅典娜。

可惜,埃及没能这样。

埃及人的做法,是把所有的图腾全部变成了神,正如他们把部落直接变成了国家。于是,原来有多少部落,后来就有多少诺姆;原来有多少图腾,后来就有多少神。如果这诺姆是部落联盟,那么,同一诺姆还会有许多神。再加上后来创造添加的,古埃及的神据说竟有两千之多。 〔3〕

不对吧?总共几十个诺姆,怎么会有两千多神?

有两个原因。首先,他们的神原本就多,差不多每个村社就有一个,类似于我们的土地公公。其次,古埃及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极其开放和开明。他们不但一视同仁地看待其他诺姆的神,就连外国的神来了,也愿意与之共进晚餐,尽管他们的万神殿里已是济济一堂,神满为患。 〔4〕

这就是神与图腾的不同之处。图腾是不能共享的,也是不兼容的。部落只能有一个图腾,就像人只可能有一个亲生父亲;民族可以有许多神,则像家庭可以有许多成员。图腾变成了神,当然雄辩地证明部落变成了国家。

问题是,这么多神,谁说了算?

主神。

埃及的主神也有两种。一种是地方性的,一种是全国性的。后者就是法老的父神,前者则是州长们的神爸爸,比如月亮神托特(Thoth)。我们知道,他的形象是朱鹭。

太阳神是鹰,月亮神是鹭,倒是挺搭配。

那么,谁能成为全国性的主神?

哪个诺姆是江湖老大,他们的神就是。提尼斯(Thinis)的纳尔迈兼并了上下埃及,主神就是荷鲁斯。后来,底比斯勃然崛起,阿蒙(Ammon)就成了主神。阿蒙有时是一只鹅,有时是一条蛇,有时是一头羊。但最后,它的头顶也像荷鲁斯那样升起了一轮红日,因为太阳神和尼罗河,是全体古埃及人都崇拜的。

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简单:某个后来居上的利益集团要想改朝换代,只要将自己的主神升格成全国性的,然后再把他说成是太阳神就行。于是,古埃及的太阳神便前赴后继地层出不穷,比如还有拉(Ra)和阿吞(Aton)。

得利的渔翁则是神庙和祭司。因为无论谁当法老,都得讨好他们。到拉美西斯三世(Ramesses Ⅲ)后期,神庙拥有了埃及三分之一的耕地和五分之一的人口;祭司则不但成为世袭的团体,更成为制度上的权力。结果是,一个名叫赫里霍尔(Herihor)的阿蒙神庙祭司直接采用了王室头衔,时间是在公元前1085年左右,即中国的商帝乙时期。

与此同时,古埃及的辉煌也基本宣告终结。此后的王朝有利比亚人(Libyans)的,也有埃塞俄比亚人(Abyssinians)的,还被亚述(Assyria)统治过,最后亡于波斯。 〔5〕

荷鲁斯是古代埃及神话中法老的守护神,曾是王权的象征。

位于底比斯的卡尔纳克神庙中,神像头戴太阳盘。

托特同时也是古埃及神话中的智慧之神。

神,终于没能保佑法老。

说起来这也是法老们自作自受。因为神庙和祭司原本就是他们自己养肥的,谁知道竟会尾大不掉。问题是他们又不能不仰仗神庙和祭司。因为他们统治的合理性、政权的合法性都来自神,而且是图腾变成的神。

神权政治,注定只能饮鸩止渴。

古埃及政治的成败,也全在图腾变神。

那么,就没有别的什么路可走吗?

有。比如罗马。

法治罗马

罗马人用法律替代了图腾。

这不奇怪。罗马本身就是奇迹。

没错,罗马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时,起初是一点都不显眼的。公元前753年罗马开始建城那会儿,埃及人早就盖起了金字塔,波斯人早就发明了拜火教,印度的《吠陀本集》早已完成,中国则进入了东周。就连希腊,也已经举办了六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时的罗马,算什么呢?

蕞尔小邦。

罗马的弱小甚至让他们躲过了许多劫难,因为没人把他们放在眼里。然而很快,罗马就让世界刮目相看。他们扫平意大利,占领西班牙,征服阿拉伯,把诸多文明古国比如马其顿、叙利亚、希腊和埃及,都变成了自己的行省。

当然,还有迦太基(Carthage)。

位于非洲北岸今天突尼斯(Tunisia)境内的迦太基资格很老,他们在希腊人举行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便已经建城,到中国春秋时更成为西地中海最有势力的国家。这个富甲一方的商业之邦不但拥有当时世界上一流的海军,军事统帅汉尼拔(Hannibal)更是让人闻风丧胆,以至于某位贵族保守派议员每次在罗马元老院发表演说时,都要用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语:我认为迦太基一定要消灭。

事实上它也被消灭了。公元前146年,也就是西汉名将周亚夫被免职的第二年,原本有60万人口的迦太基城被罗马人夷为平地。幸存的5万人被卖为奴隶,废墟上建立的行省也被改名为阿非利加(Africa),非洲便因此而得名。 〔6〕

于是,罗马有了一个雅号——世界的征服者。

不过,尽管罗马人把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但如果仅此而已,他们也顶多只是英勇善战的骑兵,开疆辟土的汉子,甚至杀人如麻的武夫。然而罗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却不在武化,而在文化。至少在西方人那里,罗马绝不仅仅只是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一段历史,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

那么,罗马留给世界最宝贵的遗产是什么?

基督教(Christianity),罗马法(Roman law)。

也许,这才是秘密所在。

的确,罗马的年头并不短。奥古斯都屋大维之前是五百年的共和国,之后的帝国则与中国的两汉并驾齐驱,同时创造出当时地球上的两大世界性文明。后来,罗马分裂为两个帝国,这才开始走向衰落。西罗马帝国,亡于中国的南北朝那会儿;东罗马帝国,死在中国明朝的景泰年间。这么长的日子,那么大的地盘,靠什么来维持和维系?

契约。

前面说过,契约精神是希腊的遗产,罗马则是希腊人的好学生。基督教和罗马法,便是契约精神的集中表现,而且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一点,三言两语就能说清—— 基督教,就是“与神签约”。

签约有两次,先签的叫旧约,后签的叫新约。

罗马法,则是“为人立法”。

立法也有两种,一种叫公法,一种叫私法。

什么是公法?什么是私法?按照罗马人的界定,它们分别是有关帝国政府和个人利益的法律。也就是说,公法是处理国家事务的,私法是处理国民关系的。

因此,有了这两种法律,国家与国民就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不至于乱成一团。尤其是公民,既有安全感,又有自由感。因为当他们需要安全的时候,有法律保护;需要自由的时候,又公私分明。

国家的功能,被罗马法成功地体现。

罗马作为国家,又岂能不成功?

明确界定“公私两权”,合理处分公权力和私权利的法典,叫《民法大全》。它是由东罗马帝国来完成的。那个时候,中国是南有南梁,北有北魏;欧洲则兵戎相见,烽火连天。这不能不让人感慨系之!是啊,罗马人似乎天生就有法律头脑和法律兴趣。他们竟然想出这种办法,来管理那庞大复杂的国家,而且在只剩下半壁江山时还乐此不疲。

难怪德国法学家耶林(Rudolph von Jhering)会有这样的名言:罗马人对世界有三次征服,第一次用武力,第二次用宗教,第三次用法律。法律的征服是最持久的。

当然,法律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没有罗马军团的铁蹄,所有的征服恐怕都可以免谈。那真实而迷人的罗马其实就像法国画家热罗姆(Jean-Leon Gerome)笔下的共和政体:壮硕的女神左手拿着橄榄枝,右手拿着钢刀,身后是一头随时都可能怒吼的狮子。

但,这跟图腾又有什么关系呢?

据19世纪法国画家让·莱昂·热罗姆作品重绘。

并非图腾的图腾

图腾与罗马法的共同之处在身份认同。

的确,图腾制度创立的初衷,原本是“变母系为父系,变氏族为部落”。但正如黑格尔所说,手段总是高于目的。因此,当图腾当真出现时,便有了一个意外的功能。

这就是界定族民的身份。

界定是一点都不困难的。鹰图腾的部落成员,都说自己是“鹰的后代”;龙图腾的部落成员,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龙是龙,鹰是鹰,这就是“区别”;你也是鹰,我也是鹰,这就是“认同”。这跟后来说“我是英国人,你是法国人”,或者“都是炎黄子孙,爱国不分先后”没什么两样。说“法老是荷鲁斯的儿子”,也不奇怪。

部落能够变成国家,图腾功不可没。

但,图腾变成神,好理解;变成法,或者由法来替代,不大容易想得通。图腾是神秘的和具象的,法律则是理性的和抽象的。图腾,怎么会变成法,又怎么能变成法?

秘密在人。

马克思说得非常清楚:人到世间来没有带着镜子。他怎么知道自己是人?只能通过他人来证明。比方说,保罗是人。彼得发现自己跟保罗一样,因此彼得知道自己是人。 〔7〕

但,这种方法靠不住。

靠不住是显然的。是啊,彼得要靠保罗证明,那么能够证明保罗的又是谁?彼得吗?那就成了“相互论证”。于是保罗只能靠乔治,乔治只能靠玛丽,玛丽只能靠彼得,彼得只能靠保罗。这又成了“循环论证”。而且,只要其中一个“不是人”,整个证据链就会断裂,结果大家都不是人。

人的确证,如何实现?

只能靠“超人”。换句话说,这个证明者必须是人,否则不能提供证明;又必须超越一般人,否则不能证明所有的人。

图腾便正好符合这个标准。

没错,所有的图腾都是“族的祖先”,因此是“人”。所有的图腾都是动物、植物或者自然现象(比如电闪雷鸣),因此“不是人”。所有的图腾都神圣而神秘,因此是“超人”。

这当然很合适,也很实用。

可惜,图腾局限严重。它只认本族,不认他族;只认族民,不认国民。罗马当年面临的,便正是这个问题——她的国民是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这就太难办了!使用本族图腾吧,其他的人不认;保留各族图腾吧,天下分崩离析;干脆不要图腾吧,又无法认同身份。 〔8〕

幸亏罗马人想到了法律。

法律为什么就能代替图腾呢?因为罗马法包括公法和私法,私法又包括人法、物法和诉讼法。人法的意义,就是从法律的角度界定了什么是人。罗马法规定,法律意义上的人有三个条件:第一是具备人格,第二是享有权利,第三是承担义务。其中,第一条又最重要。因为没有人格,就不可能享有权利,也谈不上承担义务。

人格表现于法律,就是权利,即身份权。身份权有三种:自由权、市民权、家族权。自由权是基本人权,也是最重要的身份权利。没有自由,即为奴隶。这就区别了奴隶和自由人。市民权是罗马公民的特有权利,包括参政议政、担任公职、选举被选举等公权,结婚、诉讼、处分财产、建立遗嘱等私权。这就区别了罗马人和“非罗马人”。家族权则实际上是父权。没有家族权,就不是“男子汉”;没有市民权,就不是“罗马人”;没有自由权,那就“不是人”。

反过来也一样。

罗马法还规定,只有同时具备了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才是“完整的人”,否则就叫“人格减等”。丧失家族权叫“小减”,丧失市民权叫“中减”,丧失自由权叫“大减”。罗马人的统治手段,就是让被征服者处于不同的“法律地位”。公元212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颁布敕令,授予罗马境内所有自由人公民权利,就是怀柔政策之一。

这就可以实现“身份认同”。因为一个自由人只要被授予市民权,他就是罗马人。同样,这也便于国家治理。因为只要剥夺一个人的身份权,他就可能成为“孤魂野鬼”,甚至“人民公敌”。那可真是人人得而诛之,死无葬身之地。

只不过,这一切都是通过“界定法律地位”来实现的,因此是地地道道的“以法治国”。而且,这个人原来属于哪个国家、民族、阶级,都变得不再重要,正如只要皈依佛门就是佛教徒,接受洗礼就是基督徒,虔诚地诵念清真言和作证言就是穆斯林。法律和宗教,高于种族。

宗教,是没有国界的国家。

法律,是并非图腾的图腾。

既创造了法律(罗马法),又创造了宗教(基督教),罗马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当然永垂不朽。

认祖归宗

罗马法确实让人叹为观止。

这是一个逻辑严密、思路清晰的系统。公法与私法,私法更重要;人法、物法、诉讼法,人法更重要;具备人格、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人格更重要;自由权、市民权、家族权,自由更重要。安全、自由、身份认同,都能通过法律地位来实现,岂非“不是图腾,胜似图腾”?

事实上,法律也是“超人”。法律为了人、属于人,由人制定也由人执行,因此是“人”。法律抽象普适,铁面无私,六亲不认,因此“不是人”。法律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所有人在它面前都一律平等,因此是“超人”。

这就堪称“不是神祇,胜似神祇”。以法律代图腾,当然比“以神祇代图腾”棋高一着,智胜一筹。

那么中国人呢?

图腾在中国又变成了什么?

祖宗。

众所周知,祖宗崇拜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最高的人生目标就是“光宗耀祖”,最起码的社会义务则是“传宗接代”;而一旦犯了错误,遭遇惨败,受到制裁,则“愧对列祖列宗”。祖宗,能管我们一辈子。

那么,什么是“祖宗”?

最老的父亲。

实际上,祖的甲骨文字形,就是一根露出龟头勃然雄起的阴茎。它也就是“且”,起先是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这样的象征物,世界各地都有,只不过在中国叫“祖”。石制的叫石祖,陶制的叫陶祖。后来这东西越做越大,就从雕塑变成了建筑。印度的塔,埃及的方尖碑,其实都是。

氏族变成部落以后,生殖崇拜就变成了图腾崇拜;部落变成国家以后,图腾崇拜又变成了祖宗崇拜。祖,则一贯到底。图腾和祖宗都是男性的,祖当然要坚守岗位。只不过在图腾时代,它要变成动物,比如蛇、鸟、牛、羊、龙等等。但骨子里,还是那话儿,也只能是那话儿。

显然,祖,是父系制度和男权政治的象征。

很明显,正如国和或是同一个字,祖和且也是同一个字。国家是由部落演变而来的,祖宗崇拜则源自男性生殖崇拜。

但,图腾是把男性生殖崇拜神圣化,祖宗则是把图腾崇拜世俗化。所以,祖虽然一以贯之,形制和意义都会变也必须变。在氏族时代,它就是生殖器;到部落时代,就变成象征物;到国家时代,则变成了宗庙和神主。

宗庙就是祖先的祭殿,神主则是祖先的牌位。神主应该是先有的,办法是把对氏族有开创之功的男性祖先之符号刻在石祖或陶祖上。此后祖宗越来越多,性器也不再堂皇,就换成石牌和木牌,但仍然叫“祖”。为了供奉神主,又盖起了房子,这就是“祖庙”或“宗庙”,简称祖和宗。宗字上面那个“宀”(读如棉)就是房子,下面那个“示”就是牌位。

神主和宗庙,就是“祖”的新概念。神主就像图腾一样重要,宗庙则像祭坛一样崇高。因此,建立氏族或家族,都要先建庙。以祖庙为中心,族长率族而居,叫作“籍”。祖立则籍立,祖在则籍在,祖毁则籍亡,叫“毁庙灭籍”。

这样的籍,当然就叫“祖籍”。

进入国家时代以后,祖庙或宗庙又成了国家的象征。以祖庙为中心,国君率民而居,叫做“国”。祖立则国立,祖在则国在,祖毁则国亡,叫“毁庙灭国”。

这样的国,当然就叫“祖国”。

后面的结论便顺理成章:华夏既然是“祖宗之国”,也就不会是天国、神国或者法治国。

那么,华夏的体制是什么?

家天下

还是先看埃及。

埃及的部落变成国家后,很快就天下一统、中央集权了。而且,是统一在神的旗帜之下。至高无上的是太阳神,他是上下埃及共同的保护神,与上下埃及共同的君主法老相对应,至于是叫荷鲁斯或者拉和阿蒙,则另当别论。

太阳神之下,是全国性的方面神或者行业神。比如哈比(Hapy),自古便被尊为尼罗河神,象征着尼罗河的泛滥和丰饶。普塔(Ptah)是孟菲斯(Memphis)的主神,同时也是工匠和手艺神。奥西里斯的小姨子奈芙蒂斯(Nephthys,又译尼费塞斯)是死者的守护神,也是生育神和妇女神。他们对应着中央政府各部门,相当于中国的“六部尚书”。

但,机构是否健全,则不得而知。

地方上,首先是上埃及和下埃及各有一个保护神,然后是各地区又有各地区的保护神,对应着各地方官。也就是说,埃及的神也是有“行政级别”的。他们的级别会随着王朝的更替而调整,甚至形象都会跟着变化。这是世界宗教史上十分罕见的现象,也许根本就不能视为宗教。 〔9〕

显然,古埃及的政治体制,是“人神同构”。

那么,华夏之邦呢?

家国一体。

这就是中国特色了,从西周到明清都如此。国是放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君臣官民都是父子,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所以当年海瑞骂皇帝,司法部门就参照“儿子骂父亲”来量刑。流氓地痞土豪劣绅叫作“地头蛇”,也因为高高在上的是一条龙。龙旗之下,四海一家。君是君父,臣是臣子,县太爷是父母官,上阵的是子弟兵,难怪叫“家天下”。

问题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跟埃及一样,也是从部落直接变成国家的。我们并没有像希腊人那样,炸毁氏族血缘组织,然后“按照地区来划分居民”,由公民重新组成国家。但是,我们又没有像埃及人那样,把图腾变成神,而是变成了祖宗。因此,族民变成国民以后,依旧四世同堂,照样认祖归宗。

实际上,中国古代国家的建立和管理,一直就是家族式的。从西周到春秋,是三个层次的家族:天子的王族,诸侯的公族,大夫的氏族。它们也分别叫作王室、公室和氏室。秦汉以后,只剩下皇室和皇族。但在地方上,尤其是在广大农村,仍然祠堂遍地,家谱续传。一个人要想安身立命,依靠的还得是父老乡亲,甚至列祖列宗。

这就叫家国体制。

宗祠,又称宗庙、祠堂,是传统大家族供设祖先神主牌位、举行祭祖活动的场所,也是从事家族事务活动的地方。

没错,埃及神权政治,华夏天下为家。

那么,家和国,哪个更重要?

家。

有人问孟子:舜的父亲杀了人,皋陶该怎么办?

孟子说:当然是去把他抓起来。

又问:舜是天子,不能阻拦皋陶吗?

孟子说:不能。皋陶是法官,当然要执法。

再问:那么舜该怎么办?

孟子说:背起父亲逃到天涯海角,忘了自己是天子。 〔10〕

舜当然不是天子,那时还没有天子,但不妨假设是。因此孟子的主张便可以这样理解:作为国家领导人,以权谋私或徇情枉法是不行的,却可以放弃职位,像普通人一样把亲情和孝道看得比国家更重,尽管他那父亲是个混蛋。

孟子的主张当然只是一家之言,却在无意中揭示了家国体制的内在矛盾。没错,家既然是国的基础,那么国民甚至国君的首要任务便是维护自己的家庭,以及家庭伦理。但是请问,如果舜当真这样做了,他还是负责任的领导人吗?

恐怕不好说。

然而孟子的口气却很轻松。毕竟,那是我们民族的青春时代,对自己的选择也信心满满。黑格尔说得对: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反过来其实也一样。所以,家国体制能够延续数千年,就一定有它的合理性。何况,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罗马城墙上刻的这句话,说得一点都不错。

显然,问题不在“好不好”,而在“为什么”。

这正是本中华史希望能够回答的问题。现在可以初步弄清的是:原始时代世界各民族的道路和模式大体相同,都有氏族和部落,也都有巫术和图腾,跨进文明的门槛后却分道扬镳。图腾在埃及变成了神,巫术则在印度人和犹太人那里变成了宗教,只不过印度教多神,犹太教一神。

有神未必就是宗教,正如宗教未必有神。佛教其实就是无神的,这一点以后还要再说。总之,选择可以多种,道路也可以多样。因此,希腊人把巫术变成了科学和艺术,罗马人用法律替代了图腾,我们民族则是以祖宗代图腾,变巫术为礼乐,由此开创了波澜壮阔延绵不绝的伟大文明。

那就回顾一下夏商周吧!

第六章

闯他一回红灯

老调子已经唱完

公元前2070年,大禹不幸逝世。 〔1〕

当然,是因公殉职。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我们民族这位远古英雄是死在南巡途中的,地点在今天浙江省绍兴市的会稽山。于是,一个难题就摆在了众人面前:他留下的权力真空由谁填补? 〔2〕

兹事体大,不可等闲视之。

说来这原本不是问题,因为有制度也有先例。制度就是所谓禅让,先例则是传贤不传子。比如接替尧的是舜,而不是尧之子丹朱;接替舜的是禹,也不是舜之子商均。这就是之前三位老大尧舜禹的权力交接方式。由于这种方式是五帝时代的,所以在儒家那里被看作是“帝道”。

但,这里面有前提条件和时代背景。

实际上,正如我们在《祖先》一卷中所说,部落联盟晚期实行的是双执政或双首长制。尧当一把手的时候,舜是二把手;舜当一把手的时候,禹是二把手。唯其如此,他们才能平稳过渡。因此,如果禅让和传贤当真存在,那么第一道程序就该是选贤,而且这道程序据说禹也走了。他起先选了皋陶,皋陶去世后又选择了治水时的得力助手益。

因此禹死之后,接班的就该是益,有问题吗?

有。

问题出在第二道程序,这道程序叫避让。

避让是必须的,否则显得有野心,不谦和。所以,尧死之后,舜就一个人跑到南河之滨躲起来,要把原本属于他的职位让给尧的儿子丹朱。可惜“同志们”不干。各部落的酋长谈工作、打官司、唱赞歌,都找舜,没人理睬丹朱。舜这才正式接替尧,做了部落联盟的CEO。 〔3〕

这个程序,禹也走了一遍。只不过他是躲在阳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市),避让对象是舜的儿子商均。

不客气地说,这是胡扯!

请问,尧舜禹时代,制度不是禅让吗?父死子继,不是还没变成规矩吗?那么请问,舜和禹,凭什么要避让前任的儿子?所以这事根本就子虚乌有。就算有,也是做秀,多半还是后来那些篡改历史的儒生帮他们做的。

其实这又何必!

我们要问,避让就一定是美德吗?担任部落联盟的一把手当然好处多多,至少能满足男人的雄心和权欲。但从法理上讲,接过权杖毕竟首先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尤其是在那多事之秋。那么请问:舜和禹的避让,或谦让,或礼让,究竟是负责呢,还是不负责?是有担当呢,还是没有?

何况就算想当老大,又如何?男儿本自重横行。男人雄心勃勃就像他性欲旺盛,既不光荣,也不可耻,只不过正常。但如果装腔作势,就虚伪。可惜这种虚伪根深蒂固。后来曹操当魏王,曹丕做皇帝,便都“三让之”。

也只能说,这是一种恶俗。

不过剧本既然已经写好,便只能硬着头皮上舞台。因此禹去世后,益也照葫芦画瓢,躲到了箕山之阳。然而故事却并没重演。酋长们都不理睬他,反倒成群结队地拥戴禹的儿子启当老大。启也不客气,受之无愧了。

老调子已经唱完,这戏演不下去。

如此结果,很让儒家没面子,可惜却是铁的事实。何况如果不承认世袭制的合理性,则夏商周三代政权的合法性岂不统统都成了问题?事实上至少在战国,人们便开始对历史真相产生怀疑。孟子的学生万章就问:大家都说大禹的时代道德滑坡,天下不传给贤人而传给儿子,有这事吗?

孟子倒不怕这一问,因为他根本就不承认天下可以让来让去。在此之前,万章也曾问他:尧把天下让给舜,是不是事实?孟子的回答斩钉截铁:没有的事!他还说:天下本来就不是天子的,怎么可以拿去给人!

万章问:那么舜有天下,谁给他的?

孟子说:天给他的。

所以,万章又来问禹的事,孟子就不难回答。他的说法是:传子还是传贤,全看天意。天要给贤人,就传贤;天要给儿子,就传子。何况启原本就能继承禹的遗志,益则资历尚浅威望不够。言外之意很清楚:此时传子就是传贤。 〔4〕

这个说法后来被司马迁全盘接受,从此成为正统史学界的主流意见。然而不同的声音也一直不绝于耳,战国时期就有人说,禹传给益的职位是启依靠武力抢去的,甚至还有人说这其实是禹的安排:他表面上传天下于益,实际上却暗示启自己夺权。这就已经是在怀疑禹的人品了,却也被司马迁录入《史记》,还使用了“天下谓”三个字。可见这种传言在当时已是沸沸扬扬,治学严谨的司马迁也不能充耳不闻。 〔5〕

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启废禅让

不妨先看孟子的说法。

孟子说,禹在生前确实向上天举荐了益,益也确实按照规矩避让于启。但是遗憾得很,朝觐、诉讼和唱赞歌的人都不去见益,而是去见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这是我们伟大领袖的儿子,领袖的儿子呀(吾君之子也)!

司马迁说得更具体:吾君帝禹之子也。

禹的儿子,这才是关键。

没错,启可能是优秀的,但难道益不优秀?不优秀怎么能入禹的法眼?益当副手的时间短,难道启的时间长?他可是一天都没干过。说到底,就因为世袭制势在必行,此刻不过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此,就算益资历深、功劳大,比启还要德才兼备,恐怕也没用,除非实力大大超过了启。

实力才是资本,世袭才是趋势。

事实上,启废禅让之前,各部落的酋长恐怕早就已经世袭。这时,如果联盟的老大还得“让”,谁都别扭。相反,能把禅让制给废了,则皆大欢喜咸与维新。那些早已变成“各路诸侯”的家伙,当然乐观其成。

事不宜迟,顺水推舟,禹的儿子启毅然闯红灯。

结果众所周知,益永远地失去了他的奶酪,启成功地得到了他的蛋糕。至于手段是和平演变,还是武装夺权,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启的新称谓:夏后帝启。 〔6〕

这很有意思。

先说后。后,可不是前后之“後”的简体字。它原本就写成“后”,意思是诞育者,引申为领导者,相当于王。不过王的甲骨文字形是大写的人站在土地上,后的意义却很可能是临盆生孩子。所以到后来,女性称后,男性称王。 〔7〕

皇天后土,也是这个来历。

帝的本义则是缔造者,也引申为领导者。问题是,启既然已经是后,为什么还要称帝?因为这时的“帝”是部落联盟大酋长的称号,比如帝尧、帝舜和帝禹。因此,帝启二字便标明了权力的来源以及政权的合法性。

但,帝禹和帝启,却有本质区别。

禹是不能叫夏禹的,只能叫大禹或帝禹。启却可以也必须叫夏启,或夏后启。因为原本是族名的夏,现在已经变成了国号。准确地说,闯红灯的启在废除禅让制,开创世袭制的同时,也把尧舜时代的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 〔8〕

国家诞生了,我们民族从此进入文明时代。

启,真是个好名字。

不过那时毕竟还是过渡时期,因此“后”也多。于是夏启便叫“元后”,其他那些则叫“群后”。但,名称没改,性质变了。过去是部落酋长,现在是国家元首。这就像古代印度,部落首领叫罗惹(Rajan),城邦君主也叫罗惹。只不过此罗惹非彼罗惹,此刻的群后也非当年的群后。 〔9〕

后,是国家诞生时的脐带。

元首叫“后”的,是“部落国家”。

想当年这样的政治实体一定数量可观,它们被称为“诸夏”。诸的意思是“众多”。诸多的部落国家都叫夏,并非都成了夏的王臣,只意味着对夏文明的仿效和承认。

诸夏,是“文化的认同”。

不认同的,则叫诸狄和诸羌。

也有不服的。

不服的部落叫“有扈”,地盘在今天的陕西户县,跟夏启原本一家,都姓姒(读如四)。他们的唱反调,是反对夏启还是反对世袭,不清楚,也许兼而有之。反正,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必须用拳头教训。于是夏启毫不犹豫地率兵讨伐,并且下令说:奋勇当先的“赏于祖”,临阵脱逃的“戮于社”。

文化密码,就在这道命令里。

夏启所谓祖和社,指的都是牌位。祖是祖宗的牌位,叫神主;社是社神的牌位,叫社主。社神就是土地神,也就是“皇天后土”中的后土。古代行军打仗,如果是元首“御驾亲征”,就要用专车装载这两种牌位随行,以便用神祇和祖宗的名义进行赏罚。看来,夏人早就有了祖宗崇拜。

早到什么时候?

尧舜,因为尧舜都没有图腾。

没有图腾,崇拜什么呢?

也只能是祖宗。

祖宗崇拜跟世袭制度,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它甚至就是世袭制度的文化准备、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因为一旦确立了祖宗的地位,领导人的选举和禅让就不再可能。想想也知道,天底下哪有“选爸爸”和“换祖宗”的?

夏启,不过顺势而为。

然而从史前史到文明史的轨迹,却十分清楚:

女娲登坛,生殖崇拜,创立氏族社会;

伏羲设局,生殖崇拜,变母系为父系;

炎帝东征,图腾崇拜,变氏族为部落;

黄帝出场,图腾崇拜,变部落为部落联盟;

启废禅让,祖宗崇拜,变部落联盟为部落国家。

尧舜禹,则都是在为夏启做准备。

难怪启废禅让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

问题是,历史上当真有夏吗?

这可是有争议的。

谁代表中国

没有证据证明,夏并不存在。

由于考古学提供的实物证据不足,夏的存在一直遭到质疑。它甚至被怀疑是周人捏造出来的,目的则是为了证明推翻殷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当然有道理。问题是,如果没有夏,殷商就成了“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讲得通吗? 〔10〕

当然讲不通。事实上,从史前的尧舜到文明的殷商,中间必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和过渡时期。叫不叫“夏”,就像夏之前叫不叫“尧舜”,反倒是无所谓的。

同样,把夏看作一个发育成熟的王朝,恐怕也是自作多情。不但夏不是,商和周也不是。准确地说,夏是“部落国家时代”,商是“部落国家联盟”,周是“半独立主权国家联盟”。它们可以叫“三代”,不能叫“三朝”。

真正的王朝,开始于秦。

之前,则是漫长的成长期:夏是草创,商是探索,周是形成。进入西周以后,国家就是国家,不再是部落。为中华文明奠定基础和初步定型是西周,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然而即便西周初年,也基本上只有城市国家。领土国家大量形成要到春秋,独立国家出现要到战国,完全做到“按照地区划分国民”和“依靠权力处理事务”,则要到秦汉甚至秦汉以后。标志,就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夏商周,岂能是王朝?

不是王朝,又是什么?

三个民族,三个阶段,三种文明,三个代表。

代表谁?

中国。

说起来这也是一件奇特的事情。比如夏商周,明明是三个不同部族主导的时代,却居然都是中国;元明清,更清清楚楚是三个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也居然都是中国。谁都是中国,谁都不能说唯独自己是中国,更非谁想说自己是中国就可以是。然而只要是,便成为中华文明和历史不可分割之整体的一部分。所以,诸夏固然是,入华的五胡也是。中华民族之所以屡经混血而文明如一,就因为全都有此认同。

中国的概念,是超越种族更超越政治的。

那么,这样一种“中国”又该是什么呢?

最原始的意义当然是城市,或中心城市,而且是天下或世界的中心。它在西周,甚至具体地就是洛阳,因为周公营建成周洛阳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此天下之中。 〔11〕

于是,他们“宅兹中国”。

这是“中国”一词最早的出处,铸在西周青铜器何尊的内底,铭文全篇记录了成王时修建洛阳的史实。显然,他们是把洛阳作为“世界中心城市”来建设的,因此建成以后便举行隆重的仪式,在那里安放了九鼎。

九鼎也是“中国”的象征,据说是大禹治水成功后用九州之铜铸造的。启废禅让,九鼎归了夏;商汤灭夏,九鼎归了商;武王伐纣,九鼎又归了周;秦并天下之后,这宝贝却下落不明,害得后来武则天只好山寨了一套。 〔12〕

这很奇怪。

似乎不能说九鼎并不存在,因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便曾在洛阳城外,向周定王派来的使节表示了对九鼎的浓厚兴趣,由此留下了“问鼎中原”的成语。可惜他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不但没能一睹真容,就连九鼎是一只还是九只都没弄清楚。那使节说:关键在德而不在鼎。无德,有了鼎也没用。我们周虽然衰落,却还没到亡国亡天下的地步。九鼎的大小轻重,恐怕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问的。 〔13〕

如此重要的东西,怎么会不见了呢?

然而直到春秋战国,人们都相信有九鼎,也相信九鼎是从夏传到商,再从商传到周的。这就等于用它为线索把夏商周串联起来了,他们也当然都是中国,是同一文明的创造和传承者。只不过那时的天下还不是统一国家,因此他们不是中国的三个王朝,只能说是“中国”的三个代表。

夏商周成为三个代表,是因为他们无论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文明程度都是最高的。诸夏高于诸狄和诸羌,也高于当时还很弱小甚至处于初级阶段的商族和周族。等到商的文明程度超过了夏,代表权便理所当然也归了商。

周的后发制人,也一样。

何况文化从来就是趋炎附势的。谁是江湖老大,大家就跟谁学;而综合国力最强的,往往文化水平也最高。他们对周边民族,也会既武力征服,又和平演变。但,只征服,不消灭。商人的做法,是先驱逐,后同化;周人的做法,则是先安顿,再同化。总之,所谓“中国”其实就是T型台,先后取得了文化主导权的夏商周,都要粉墨登场走猫步,担任中华文明的模特儿,给周边民族做榜样。

不同的,是风格。

甲骨文与青铜器

无论如何,夏文明都是质朴的。

质朴不难理解。那时生产水平毕竟低下,夏人根本就不知奢华为何物,也没有摆谱的理由。孔子说禹的饮食起居艰苦朴素,唯独祭祀不敢马虎,应该属实,但与道德无关。 〔14〕

其实,传说中的夏即便真实地存在,也不是秦汉那样的王朝。当他们出现在文明的第一级台阶上时,不过是率先实现了从部落到国家转变的带头大哥。初期,恐怕就连部落国家的联盟都没有,只有一个最大的部落国家叫夏,若干中小部落国家叫诸夏,此外就是尚待转变的诸狄和诸羌。

所以,他们有没有文字,也很难说。

萌芽或许有了。考古学家在夏代的陶器陶片上发现了刻画的符号,其中很有一些与后来甲骨文不乏相似之处,因此有可能已经具备文字功能。不过就算是吧,那也是刻在陶器上的,与后来铸在青铜器上的不可同日而语。

夏,朴实无华。

殷商文明却诡异而绚烂。

诡异绚烂的殷商文明,青铜铸就,甲骨绘成。

的确,正如罗马最宝贵的遗产是基督教和罗马法,殷商最伟大的发明是青铜器和甲骨文。尤其甲骨文,它就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从形状到精神都一脉相承。

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的确,人类是“创造符号的动物”。符号,区别了自然与文化;文字,则区别了史前和文明。这也正是夏文明遭到质疑的重要原因。以甲骨文为母体的汉字,却是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以及种族界限远距离传播的符号。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因此,即便不知道它们的准确读音,也不妨碍明白它表达的意思。唯其如此,说着不同方言和语言的族群才有可能接受汉字传达的信息,认同以汉字为载体的文明。当年的日本人、韩国人、越南人,现代的中国人,都如此。

没错,如果不是用汉字书写,以古今语音之差异,我们将读不懂先秦诸子,也无法欣赏唐诗宋词。中华文明能够具有世界性,能够延续三千多年不中断,汉字功不可没。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文明圈也可以说就是汉字文化圈。日本学者甚至发现,在周代,较早较多地接触到铸有铭文之青铜器的邦国,都比较认同周天子的权威,情况相反的则态度冷淡。由此有了一种说法:汉字的魔力。 〔15〕

确实有魔力。难怪古人说,汉字发明出来时,天上要下小米,鬼要在晚上哭个没完。 〔16〕

对不起了,鬼们!

商人却完全不顾牛鬼蛇神的感受,自说自话地利用文字与神祇和祖宗沟通。沟通的方式有占卜和祭祀。占卜用龟甲和兽骨,这就有了甲骨文。祭祀用青铜礼器,这就有了钟鼎文。后来还有刻在石头上的,则叫石鼓文。

然而无论哪种文字,都天然地具有卓异的风格、艺术的品位和审美的意味。甲骨文朴拙劲挺,钟鼎文雄健诡谲,石鼓文厚重恣肆,尽显筚路蓝缕的草莽之气,开天辟地的英雄之情,以及初生牛犊的没心没肺。从商到周,都如此。

这是一种“童年气质”。

同样的气质也体现于青铜器,这是商人的拿手好戏。夏代虽然有黄铜也有青铜,但商人掌握的冶炼技术显然水平更高,这才把夏人请下了T型台。因此他们的猫步,肯定走得铜光闪闪,铿锵有力,极尽炫耀之能事。

炫耀什么?

英武、富有、权威。

承担了这个任务的是兵器和礼器。兵器是杀人的,礼器则是吓人的。所以他们的青铜礼器上,满是妖魔精怪、牛鬼蛇神、魑魅魍魉,比如有头无身的食人怪兽饕餮,一头两身的怪蛇肥遗,一只脚的夔和两只角的虬,全都面目狰狞形象恐怖,不是“杀人不眨眼睛”,就是“吃人不吐骨头”。

这是一种“狞厉的美”。 〔17〕

是的,狞厉。但同时,又天真。如果说,面对仰韶文化的彩陶,我们呼吸到的是潮乎乎的生命气息;那么,殷商青铜礼器给人的感觉,则是杀气腾腾又嬉皮笑脸。其中有粗野,有蛮横,有霸气,有威严,也有顽皮和搞笑,甚至“某种真实的稚气”,因为那毕竟是我们民族童年的作品。

只不过,这个儿童堪称“顽劣”。

但是这没有办法。历史从来就不会在脉脉温情的牧歌中进展,反倒经常得踏着千万具尸体前行,我们的殷商文明也注定只能是“有虔秉钺,如火烈烈”。 〔18〕

他们后来葬身火海,也不奇怪。

天命玄鸟

开创了商时代的是汤。

这个说法没有错。前面说过,夏商周都不是王朝,而是时代,也是进程。夏代文明草创,只有部落国家;周代日臻成熟,已有国家联盟,还有天下共主。因此,前者恐怕只能叫“夏阶段”,后者则无妨称为“周天下”。二者之间的商应该建立了部落国家的联盟,可以叫作“商时代”。这个称谓也意味着一个事实:此时此刻,由商人代表中国。

商汤,是“划时代的人”。

划时代的商汤据说大名叫履,又叫天乙,汤则是他的荣誉称号,意思是“除虐去残”。由于有此功绩,他被列为小康社会的三个代表(三王)之一,在历史上备受推崇。

这就照例要有励志的故事。

故事很现成。有一天,商汤用网捕猎。他祷告说:天下四方的都进来吧!结果飞禽走兽尽入其网。商汤又打开网的三面,然后对鸟兽们说:想从左边出去的往左,想从右边出去的往右,不听命令的就留下来!

结果众人都说:仁德之至啊,泽被禽兽! 〔19〕

可惜,跟不少对道德楷模的刻意打造一样,这件事也露了马脚。请问,当商汤说“不用命,乃入吾网”时,他究竟是要表现不忍一网打尽的恻隐之心,还是要显示自己权威的不容置疑呢?恐怕是后者吧!要知道,禽兽们原本就是因为服从命令才进来的,哪有不听命令的?恩威并施罢了。

再说我们也不知道,落入网中的有没有玄鸟。

玄鸟就是燕子,也是商族的图腾和保护神。根据一个古老的神话,他们的男性始祖契(读如谢)就是由于母亲简狄在河边洗澡时吃了玄鸟蛋,才怀孕生下的。因此商族的赞美诗《玄鸟》的第一句就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20〕

于是,对玄鸟的祭祀便成为盛大的节日。每年,当黑色的燕子归来时,他们都要举行性爱的狂欢。这时除男性奴隶外,贵族、平民和女奴,都可以自由地来到玄鸟神庙,在神的面前尽情享受一夜情。当然,也可以多次和多人。 〔21〕

如此习俗,中外皆同,比如印度人和非洲人,目的则是弥补婚姻对人性的压抑,重温远古的性爱自由。它甚至是古罗马一个固定节日,叫沙特恩节(Shateen Festival),只不过时间是在冬至那几天,也没有燕子或玄鸟。 〔22〕

这是性爱的复活节,与儒家主张的道德风马牛不相及。

事实上,商人建立政权并非靠道德,维持统治当然也不靠玄鸟。前者靠的是对青铜冶炼技术的垄断、商业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以及武装到牙齿的军队,后者则还要加上神权的力量。所以商代祭祀活动和神职人员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也许只有古埃及可以相提并论。

不同的是,商王并不在王宫之外另建神庙。他的神庙就是他的王宫,自己则是最伟大的与神沟通者。没错,王宫里会有大量的巫师。他们的任务是先在兽骨或龟甲上钻眼,再放进火里烧,然后根据裂纹来解释神意。这些解释都要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所以叫甲骨文。但如果商王愿意,他也会自己来解释。更重要的是,祭祀用的青铜礼器只属于王,不属于巫。因此,王宫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祭祀中心。

这就把王权和神权统一起来了。同样,祖宗崇拜和鬼神崇拜也是统一的。因为在天上,最善于也最能够与神祇沟通的是商王的祖先;而在活着的人当中,只有他自己最善于也最能够与祖先沟通。因此,不是祭司而是商王,或者说“时王”(在任商王),才与神祇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契合。 〔23〕

但,这与性爱的狂欢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就在商的“沙特恩节”不但复活了性的自由,而且揭示了文化的密码。这个看起来匪夷所思的节日告诉我们,商族最早是以燕子为生殖崇拜象征的,只不过后来它变成了图腾。进入国家时代以后,又像在埃及一样变成了神。

变成神的燕子,原本完全可以像荷鲁斯那样继续保持鸟的形象,因为它很可能就是伏羲手上那只太阳神鸟。可惜太阳崇拜是属于夏的,商文化必须更高级。高级就不能再是鸟或兽,玄鸟也就变成了更具神格的神——帝或上帝。

天庭有“上帝”,是因为人间有“下帝”。下帝商王,是天命玄鸟的后代,皇天上帝的宠儿,青铜礼器的主人。难怪饕餮、肥遗、夔龙和虬龙,都为他保驾护航。 〔24〕

如此江山虽非铁打也是铜铸,怎么也说亡就亡了呢?

或许还得走进商都去看一看。

不能再胡闹了

迁徙到殷的商都,就像有城墙的上海。

殷就是现在的安阳,商则是现在的商丘,都在今天的河南省境内。在商丘建立根据地的是商汤,以安阳(殷)为大本营的是盘庚。盘庚迁殷后,二百七十三年不再移动,所以后人便把这个族群和国家称为殷,或商,或殷商。 〔25〕

他们如何自称,却不清楚。

不清楚是肯定的。那时还没有明确的国家意识,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国号。称帝之后定国号是王朝时代的事,把殷或商称为首都也同样欠妥。殷商只是部落国家,并非后来的领土国家,怎么会有首都?也只能叫根据地或大本营,却肯定是城市,因为他们自称“大邑商”或“天邑商”。 〔26〕

将商都或殷都理解为都市,可以成立。

但,那是怎样的都市啊!

城墙是高大的,宫殿是威严的,街道纵横交错,房屋鳞次栉比,作坊星罗棋布,饭店灯红酒绿。乘坐豪车的贵族招摇过市,无所事事的平民徘徊街头,额上打了火印的奴隶被驱赶着去服劳役,不同种族的巨商小贩穿梭往来。就连后来成为周武王得力助手的羌人姜太公吕望,据说也曾在殷的城市朝歌(朝读如召,今河南省淇县)卖过牛肉。

这是商业的城市。

商品来自四面八方。渤海沿岸的海产品和绿松石,西北草原的畜群和皮毛,长江上游的铜和锡、下游的稻米,以及商人自己生产的农作物和工艺品,都在殷都进行买卖,使用的货币则曾经一度是来自斯里兰卡的海贝。如此之高的商业化和繁华开放程度,堪比后来的唐代长安和宋代开封。

殷都,俨然古代东方世界的国际贸易中心。 〔27〕

手工业同样相当发达,工艺水平也极高,连马缨和篱笆的制作都有专门的工匠,完全达到专业化的程度。这些产品除了满足商王和贵族的骄奢淫逸,也拿到市场上买卖。生意最好的时候,甚至庙宇都会变成市场。

更多的商品则被成群结队的商旅驾着牛车骑着象,运往五湖四海世界各地。这种盛况在上古唯独此代,以至于后人会以轻蔑的口气,把跑来跑去做生意的称为“商人”。 〔28〕

行商坐贾,即源于此。 〔29〕

这似乎“不像中国”。

的确,从夏开始,我们民族便基本上以农业立国,重农抑商几乎成为世代共识,工商业和城市经济发达到超过农业的就只有殷商和两宋。有趣的是,宋其实就是殷,是殷这个字的音变,所以殷商残余势力在周代的国号就是宋。这就太有意思了,难道冥冥之中真有什么前缘命定? 〔30〕

无疑,南北两宋的宋,不是东西两周的宋,前者与殷商也多有不同。他们虽然都注重城市工商业经济,但两宋气质是文雅甚至淡雅的,殷商却如熊熊烈火,浓郁瑰丽。

这又是为什么呢?

宋的情况只能在《大宋革新》一卷交代,殷商的气质则可能源于他们喜欢折腾的民族个性。这个民族大规模集体性的迁徙,从契到汤四五百年中八次,从汤到盘庚三百三十年间五回,正所谓“前八后五”,简直就像游牧民族。 〔31〕

实际上也很可能就是。商人好巫术,重鬼神,酷爱肉食和饮酒,有大量牛的肩胛骨可供占卜并记录卜辞,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多次迁徙,亦非像后来的东晋和南宋那样是为了避难,而是为了寻找更合适的牧场或商品集散地。也就是说,他们是边游牧边做生意的,就像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Sogdia)、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Bedouins)。

商,恐怕原本就是游牧商贸民族。

因此,他们来到中原,跟当年的炎帝族一样,也经过了万里长征。只不过,炎帝是西戎,他们是东夷;炎帝的图腾是兽(牛),他们的是禽(玄鸟)。但敢想敢干,一样。

这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创造力、探索精神、开拓精神甚至叛逆精神的民族,几乎把所有的可能都尝试了一遍,结果弄得自己一半像中国,一半像外国:神权政治像埃及,等级观念像印度,制定法典像巴比伦,商品经济像腓尼基,奴隶制度像罗马。据卜辞记载,他们甚至可能有罗马那样的角斗表演,让沦为奴隶的战俘自相残杀,供商王和贵族观赏。 〔32〕

殷商六百年,浓缩了世界古代史。

如果不是周人异军突起,殷商会不会发展为罗马帝国?

难讲。

黄河九曲十八弯,中国道路也一样。

商人却处处出格。他们“析财而居”,也就是父母在世的时候便分家过日子,包产到户,甚至析财到人,就连妇女也有自己独立所有的土地和财产。他们又“以业为氏”,也就是从事什么行业,就采用什么氏,比如制陶的是陶氏,制绳的是索氏,做旗帜的是施氏,编篱笆的是樊氏。更为严重的是居然还“以国为姓”。诸侯封在某国就姓某,商王也不管他们是不是自家人。谁的实力强,谁就是大爷。 〔33〕

对不起,这就是“闯红灯”了。

结果却与夏启刚好相反。请大家想想,以国为姓,还有君吗?以业为氏,还有父吗?析财而居,还有家吗?家都没了,还有国吗?家国、君臣、父子都没有,还有天下吗?照他们这样下去,变图腾为祖宗,岂不是白干了?

这就比酗酒、泡妞、开裸体舞会、以渔猎为游戏、迫害忠良不听劝告、让女人干预朝政等等严重多了,甚至比严刑峻法滥杀无辜还要严重,当然不能再让他们胡闹下去!游牧商贸也好,城市工商也罢,这两种文明都不是我们的菜。曾经一度代表中国的殷商,也最终被周人赶下了历史舞台。

后起之秀周,要为中华文明立法、立范、立规矩。

奠基者来了。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奠基者》

后记

巡航日志

1.谜语

升到巡航高度后,在飞机上就多半只能看到云。

做一次全球的飞行是必需的。因为从本卷起,中华史就进入了国家时代。从部落到国家,是历史的岔路口。在那里,先前的同路人即世界各民族开始分道扬镳,各自朝着自己认准的方向往前走。没人知道前景如何,更不知道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正蹲在那路口冷笑。

是的,斯芬克斯。

岔路口上常有劫匪,但斯芬克斯与众不同。她不要钱,却赌命。这家伙从古埃及跑到古希腊后,不但变成了女妖,还从缪斯那里学到一肚子谜语,专门为难过往的行人。谁要是猜不出谜底,她就把谁一口吞掉。直到忒拜的英雄俄狄浦斯一语中的,她才狮子般地咆哮了一声,一头摔下万丈悬崖。

现在看来,希腊人是太乐观了。斯芬克斯其实没死,只不过从岔路口来到了思想界。那可是智者云集的地方,有层出不穷的主义可供饱食,也有众多的谜团可供提问,不愁没有俎上之肉、盘中之餐。

国家的逻辑,便是其中之一。

是啊,人类为什么要有国家呢?为什么一个民族要想告别史前进入文明,就得先把国家发明出来?如果说事出偶然,为什么无一例外?如果说这是进步,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怀念氏族和部落的时代?

这样的难题,正合斯芬克斯的口味。

一个又一个的体系被吃掉了,学者们不得不选择审慎的态度。他们在写到这个历史的重大转折时,原则上都只描述,不分析。他们会告诉我们,某某国家是由部落或部落联盟转变而来的,也会告诉我们是怎样转变甚至是通过谁来实现转变的。但为什么要变,鲜有深究。即便探究,也往往仅限于西方世界。

然而中华文明不能缺位。从西周到春秋,我们实行的是最独特的国家制度;从秦汉到明清,建立的是最典型也最稳定的帝国。罔顾中华民族的经验和逻辑,文明的大门前,历史的岔路口,就只能是波诡云谲,迷雾重重。

斯芬克斯神闲气定笑傲江湖。

我们怎么办?

2.办法

1798年7月,拿破仑率领他所向披靡的远征军来到了埃及。他们在吉萨高地壮丽的晚霞下,看见了海一般辽阔、夜一般死寂的土地,看见了默默无言巍然矗立的金字塔,以及被希腊人称为“斯芬克斯”的狮身人面像。几乎所有人都被震撼。拿破仑,这位“骑在白马上的时代精神”庄严地说:士兵们,四千年的历史正在看着你们!

也就在这时,一个不识好歹的家伙贸然开炮,还一炮便打歪了狮身人面像那一米七五的鼻子。这一炮,不知是心慌意乱,还是擦枪走火。

反正,斯芬克斯的鼻子没有了。但这样一来,反倒让它的微笑更加冷峻而傲然。

炮打斯芬克斯的故事,二百年间在埃及广泛流传,也不断被历史学家们辩诬。有人说,让它失去了王冠、圣蛇、长须、鬃毛和鼻子的,其实是几千年的日晒雨淋,风吹沙袭。也有人说,砍掉它鼻子的,是一位名叫沙依姆·台赫尔的人,原因是反对偶像崇拜。还有人说,拿它眼睛和鼻子当靶子练习射击的,其实是埃及玛穆鲁克王麾下的士兵。

但无论真相如何,这些经验对我都不适用。因为我写中华史,是要审视“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明”,找到“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弄清楚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回答“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三大问题。

这就必须直面斯芬克斯之谜。只有弄清楚国家的逻辑,才知道文明的轨迹,也才能破译中华的密码。只不过,迎面而上是不行的,绕道而行也是不行的,装作没看见就更不行。

唯一的办法是升空。

因此,在完成史前文化的“破冰之旅”后,有必要来一次“ 全球巡航 ”。目的,则不但要看清楚各民族的“文明轨迹”,更要看清楚全人类的“国家逻辑”,而且是“共同逻辑”。

知道共同逻辑,才能找到共同价值。

3.钥匙

升空的感觉很好。

没错,升到巡航高度后,多半只能看到云。但云和云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云下面,有的是山,有的是河,有的是草原,有的是森林。更何况,一旦云开雾散,我们还能像李贺说的那样: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那“九点烟”是什么?

城市。

星罗棋布的城市是国家的象征,文明的界碑。任何一个民族,只要建立了城市,就同时建立了国家;建立了国家,也就进入了文明。以此为界,之前的岁月叫“史前”,也是神话和传说的时代,之后才是“历史”。

历史就是文明史。

城市则是“文明的标志”。许多早已消失的文明,就是因为考古队发现了城市的遗址才得以确认的,比如克里特和哈拉巴、奥尔梅克和玛雅,也包括美索不达米亚。

钥匙找到了。

那么,城市的秘密又在哪里,怎样才能发现它?

这要感谢我们民族的伟大发明,这个伟大发明就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比拼音文字优越的地方,在于能够保留最原始的信息,尤其是甲骨文和金文。而且,通过对文字演变的考察,我们还能发现历史的轨迹。这套“中华史”从第一卷开始,便大量使用古文字为线索和证据,原因就在这里。

甲骨文和金文告诉我们,国就是城,城就是墙。这显然是为了安全和安全感。但现代城市是没有墙的,这就证明人们还要自由和自由感。既要安全,又要自由,只有城市才能实现。城市的秘密破译了。

问题是,为什么城市出现以后,部落就变成国家了呢?

因为人变了。

组成氏族和部落的,是“族民”;组成城市的,是“市民”;组成国家的,是“国民”。族民与市民,有什么不同?族民有血缘关系,至少有“泛血缘关系”。没有,就得联姻。市民则可以有,可以没有,本质上没有。他们的关系是公共的,所以叫“公民”。其希腊文本义,就是“城邦的人”。

有公民,就有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处理这些关系和事务,氏族和部落时代的习俗是不管用的,得靠公共权力和公共规则,还得要有按照公共规则行使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

这就是国家。

现在,国家的秘密破译了吗?

没有。因为并非所有的国民都是公民。恰恰相反,在人类文明之初,绝大多数国民都是臣民。

4.发现

这一点,在巡航高度看得十分清楚。

如果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国家体制,比如民主制为蓝,共和制为红,寡头制为黑,君主制为黄,再加上氏族和部落为灰,不毛之地为白,那么,文明之初的世界地图,除了大片的灰和白,便是大面积的黄。红与黑很少,仅出现于爱琴海、巴尔干、喜马拉雅山麓等个别地区。代表民主制的蓝,则几乎只是一个点,而且一闪即灭。

它的名字,叫雅典。

然而这个被淹没在黄色之中的小不点,却在一千多年后死而复生,并成为汪洋大海。就连那些实际上的专制统治也不得不打出民主的旗号。今日之世界,已是一片蔚蓝。

至少,看起来是。

那么,民主是意外,还是必然?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如果说是意外,为什么后来成为潮流?如果说是必然,为什么当时独一无二?

也只能找样本,做比较,查线索。

样本就是美国。这个制定了人类第一部成文宪法的国家,这个谈出来而不是打出来的国家,是民主、共和、宪政的典型。然而这个由商人、工匠、律师、文盲、探险家、淘金者和流浪汉组成的国家,却与雅典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的建国,居然都是因为航海、殖民和经商,几乎一模一样。

那又如何?

航海让人体会到自由,殖民让人懂得了独立,经商让人学会了平等。平等就不容专制,独立就需要互利,自由就必须有法可依。独立、自由、平等的结果,势必是民主、共和、宪政,是契约治国和权力制衡。

从雅典到费城,西方文明的秘密昭然若揭,核心价值也一目了然。

但,这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吗?

5.鸟瞰

回答是肯定的。

道理很简单:如果独立、自由、平等不是共同价值,那么,民主、共和、宪政就不会成为世界潮流。事实上,世界各民族对此都有追求。比如中国的墨家、道家和佛家,便都讲平等,分歧仅在实现平等的方式。儒家虽不讲平等,却讲对等,也讲独立和自由,只不过主张相对独立和相对自由。

这一点,我在第六卷《百家争鸣》还要细说。

其他民族,也一样。

于是问题就来了:既然独立、自由、平等是共同价值,民主、共和、宪政又为什么会姗姗来迟,就连西方也走了一大圈弯路?

显然,国家必定还有秘密。

而且,还一定隐藏在分手之前的起点之中。

这就不能再走街串巷,只能回到斯芬克斯拦劫行人的岔路口,还得鸟瞰。结果也很清楚。世界各民族的史前道路是一样的,都是从氏族到部落再到国家。史前文化也是一样的,都有巫术和图腾。但进入国家和文明时代后就分道扬镳。巫术在印度变成了宗教,在希腊变成了科学;图腾在埃及变成了神,在罗马变成了法。原始文化脱胎换骨。

宗教是“没有国界的国家”,法律是“并非图腾的图腾”,它们共同实现的是身份认同。任何一种国家体制和国家道路,都不过是世界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安全、自由和身份认同所做的不同选择和探索。

这就是国家的秘密。

也是国家的逻辑。

6.着陆

看清了人家的路,也就看清了我们的来龙去脉。

中华文明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巫术没有变成科学,也没有变成宗教,而是变成了伦理和艺术,即礼乐。图腾则既没有变成神,也没有变成法,而是变成了祖宗。从生殖崇拜(女娲、伏羲),到图腾崇拜(炎帝、黄帝),再到祖宗崇拜,就是我们走过的道路。

换句话说,其他民族的身份认同,或者靠神,或者靠法,或者靠信仰,靠观念,唯独我们是“认祖归宗”。夏后启能废除禅让制,尧舜禹会变成夏商周,原因就在这里。从秦汉到明清,君主制坚如磐石,原因也在这里。

有了祖宗崇拜,才有了家国体制,也才有了从夏商周到元明清的三千七百年文明史。就连什么叫“中国”,也得以弄清。所谓“中国”,就是“当时先进文化的中心”,夏商周则是“三个代表”。他们前赴后继,不断探索,轮流坐庄,终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基础是牢固的,影响也是持久的。今天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那时,包括文字符号和文化心理,文明方式和核心价值。

因此,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哈拉巴、玛雅、波斯、拜占庭等先后毁灭、中断、消亡、失落的文明相比,也与不断更新的西方文明相比,我们的文明“超级稳定”。如何评价这种“超级稳定”,自然不妨见仁见智。但弄清楚其所以然,则恐怕更为重要。

不过,那将是第三卷的事。

现在,巡航已经结束,请调直座椅靠背,打开遮阳板,收起小桌板,系好安全带,我们着陆。

下一站,是周原。

附:修订本后记

不知道若干年后,还会不会有人仍然记得2016年盛夏的酷热,但我是不会忘记的。因为当时我在热浪包围的江南某镇,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将前三卷《祖先》《国家》和《奠基者》修订了一遍。毕竟,2012年开始写作的这三卷就像小母鸡的头生蛋,带着血丝,个头也小。现在,前十六卷已经出齐,我们也从先秦走到了隋唐,该修订一下了。

改稿其实并不容易,有时候甚至比写作还难。但是为了精益求精,有必要对自己进行革命。因此《国家》一卷不少章节干脆推倒重来,我称之为“政变式改稿”。

非常感谢编辑团队表示了充分理解,他们也对原来的插图和排版做了调整甚至更新。可以说,我们一起做了苹果手机常常做的事情。只不过,尽管新版的页码增加了,印刷成本也增加了,定价却不变。我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让产品更好一些。如果由此给读者带来不便,我深表歉意!

易中天

2016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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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国家

产品经理 | 李潇 装帧设计 | Mirro 内文设计 | 谈天

出版统筹 | 吴畏 学术顾问 | 陈勤 法律顾问 | 黄荣楠

责任编辑 | 金荣良 特约编辑 | 李烨 后期制作 | 白咏明

插图绘制 | 方佳翮 何姝 高文婧 谈天 何月婷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策划人 | 路金波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生于忧患 胜利者的惊悚

泾渭之间

农村包围城市

新政权面临危机

天命与授权

偷天换日

第二章 定音鼓 西边的太阳升起来

不能重蹈覆辙

以人为本

以德治国

看得见的力量

重新安装系统

第三章 西周大封建 山雨已来

一箭三雕

不仅仅是统战

邦国制度

我们的田野

封建是一种秩序

第四章 天下为家 嫡长子

好大一个家

姬周株式会社

重大失误

君子与小人

算盘未必总如意

第五章 两个基本点 爱国贼

好大一张网

便宜了谁

天字一号乐团

权利与义务

中国情人节

第六章 根本所在 黑名单

斯芬克斯之谜

文化内核

无神的世界

空头支票你要不要

大盘点

后记 时间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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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03

奠基者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奠基者/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1(2018.9 重印)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289-2

Ⅰ . ①奠… Ⅱ . ①易… Ⅲ . ①中国历史-西周时代-研究 Ⅳ .① K22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6380号

易中天中华史

奠基者

易中天 著

责任编辑 金荣良

装帧设计 朱镜霖

插画 方佳翮 何姝 高文婧 谈天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毫米×1280毫米 1/32

字数 110千字

印张 6.5

印数 183,801-195,800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20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289-2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生于忧患

胜利者的惊悚

据说,殷纣王是自焚而死的。

当然,据说而已,并无证据。

纣是殷商最后一个王,本名辛,在位时号帝辛,纣是周人对他的称呼,意思是“残义损善”。他是被周武王打败后逃进宫里烧死自己的,身边甚至环列着美玉。

没人知道殷纣王当时怎么想,也没人解释周武王为什么能在一片火海和焦土中找到纣王的尸身,并把他的脑袋割下来挂在白旗上。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失败者就像水里的鱼,即便流泪也没人在意,更不会留下痕迹。 〔1〕

我们只知道,周武王甚至来不及脱下战袍,就借用商人的宗庙向皇天上帝和列祖列宗禀告胜利,并同时宣布立即接手政权,俨然以“中国”自居了。 〔2〕

当然,真正的开国大典,还必须以更盛大更隆重的祭祀仪式在自己的京城举行。那时,他们将在天帝的身边看见早已去世的先祖文王,看见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正以欣慰的眼光,慈爱地看着自己表现出色的子孙。

然而周公却是心头一紧。

周公姓姬名旦,也叫文公或叔旦,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因为采邑(封地)在他们民族的发祥地周(今陕西省岐山县),所以叫周公。由于武王在伐纣之后很快就病故,继位的成王年幼,他便成为新政权最重要的领导人,以及周文化和周制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在这样的仪式上,他诚惶诚恐是可能的,心存敬畏是可能的,庄严肃穆更是可能的,怎么会惊悚呢?莫非看见了什么? 〔3〕

正是。他看见战败的殷商贵族,看见那些往日不可一世的人上人,正排着队伍毕恭毕敬地鱼贯而入。

一股悲凉之情,在周公心底油然而生。

也许还有酸楚。

是啊!想当年,殷商的祭祀何等气派而奢华。上百头的牛羊,数不清的酒具,琳琅满目的珠宝,还有一个个献祭的活人。作为附庸小国的周,不也得派出代表助祭,规行矩步地行礼如仪,甚至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大开杀戒吗?然而现在,这些战败者却只能充当助理,拜祭周人的祖先。

盘龙城建于商中期,是一座以城为中心的商文化遗址群。城内面积约75400平方米,考古发现三处大型宫殿基址。虽非商王宫殿,但其工程做法、城池、殿堂均与中原殷商都城一致,皆为当时最高的建筑水准。

商代宫殿和宗庙建筑,通常有高大的城墙、恢宏的殿堂和以中轴线为中心的对称布局。这些特点为后来历朝历代的皇城宫殿建筑所继承。

天,真是说变就变!

据周公后来自己说,那一刻,他想了很多。他想,商的祖先,不也光荣伟大吗?商的子孙,不也万万千千吗?然而天命一旦改变,他们就成了这副德行。那么,我们周的子孙,会不会也有一天穿着别人的礼服,戴着别人的礼帽,跟在别人的后面,祭祀别人的祖宗?

完全可能。

周公清楚地记得,武王伐纣,出兵是在正月(子月),胜利是在二月(丑月),实际只用了三十多天。这实在太快了!如果他知道,后来全副现代化武装的美英联军,推翻萨达姆政权尚且用了五十六天,恐怕真会倒吸一口冷气。

想想吧想想。高耸的楼台,为什么说倒就倒?铜铸的江山,为什么不堪一击?历史的悲剧,会不会再次重演?新生的政权,能不能长治久安?

周公忧心忡忡。

没错,皇天上帝的心思,谁也猜不透。他钟爱过夏,眷顾过商,现在又看好周,这可真是“天命无常”。看来,没有哪个民族是天生的上帝选民,也没有哪个君主是铁定的天之骄子。一切都会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变。

这就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必须以殷商的灭亡为教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居安思危。显然,在突如其来的胜利面前,周人没有骄傲得像得胜的公牛,反倒如同站在了薄冰之上、深渊之前,小心翼翼,战战兢兢。

这是一种忧患意识。

是的,忧患。事后,周公在他创作的赞美诗《大雅·文王》中,曾这样告诫自己的族人和同盟——

殷的贵胄来到了周京,

天的心思可真没有一定。

请把殷商当作明镜,

想想怎样保住天命,

保住万邦的信任。

周人,为什么这样理智冷静?

也许,因为他们是农业民族。

总注:本卷涉及之西周史实,均请参看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先秦史》、杨宽《西周史》、许倬云《西周史》。

泾渭之间

按照周人自己的说法,他们的始祖叫弃。

弃是个苦孩子。

跟商族的始祖契(读如谢)一样,弃也非同寻常。前者是母亲简狄吃了玄鸟蛋以后生下的,后者的母亲姜嫄或姜原怀孕则是因为踩到巨大的脚印。这就说不清是来历不凡还是来历不明,于是这孩子刚一生下来,就被母亲抛弃。

结果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婴儿扔到穷街陋巷,牛马经过时都绕道而行;扔进山林,却突然出现许多砍柴人;扔在河里的冰上,鸟儿们竟成群结队来呵护他。姜嫄这才把孩子抱了回来,大难不死的小家伙也才因此得名叫弃。

差一点就死于非命的弃,在尧舜的时代担任了部落联盟的农业部长,称号后稷,跟黄帝一样姓姬,根据地在今天的陕西省武功县。为什么尧让弃主管农业呢?因为据说他是最早种谷子和麦子的人,后来还被人们尊为农神。 〔4〕

弃,是三四千年前的“袁隆平”。

这当然是传说。其实弃是一个实在的人名,还是部族的族名,恐怕都不清楚。但要说周族重农,则不成问题。周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就是一块农田。事实上,夏商周能够轮流坐庄,先后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因为有先进的生产力撑腰:夏有水利技术,商有青铜技术,周有农业技术。

周,是一个农业民族。

然而到夏文明衰落时,周人却很奇怪地放弃本行,把自己变成了游牧民族,“奔于戎狄之间”,直到公刘的时代才重归农业。公刘是人名,准确地说名字叫刘,头衔为公。现在看来,他应该是周人靠得住的始祖。号称公刘,则很可能是证明这时他们已经建立了部落国家。

公刘之后若干代,是公亶父(亶读如胆)。公亶父不能称为古公亶父。他的名字是亶父,公也是头衔。此人后来被追认为“太王”,有三个儿子,老大太伯和老二虞仲据说是吴国的始祖。老三季历接班,被称为公季或王季。季历的儿子就是周文王,文王的儿子则是武王。 〔5〕

历史地位 姓名 称号 关系

传说的始祖 姬弃 后稷 姜嫄之子

创建部落国家者 姬刘 公 传为弃之后

迁至周原建立周国者 姬亶父 公,太王 传为公刘之后

发展壮大周国者 姬季历 公季,王季 亶父三子

准备推翻殷商者 姬昌 文王 王季长子

实施推翻殷商者 姬发 武王 文王次子

当然,所谓公刘的时代重归农业,也可能是周人的粉饰之词。实际情况,是之前他们文化落后,不被看作诸夏,而被看作戎狄。但不管怎么说,到公亶父时,他们迁到了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族名也开始叫周。

周原可是个好地方。

说起来周原也是“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之间”。这两条河,就是清浊分明的泾水和渭水。这里土地肥沃水草肥美,据说就连野菜都是甜的,猫头鹰叫起来都像唱歌。 〔6〕

移民到这里的周族,开荒种地,也放牧牛羊。《诗·小雅·无羊》这样唱道——

谁说你没有羊?

三百只喜洋洋。

谁说你没有牛?

七尺长九十头。

你的羊来了,

角和角挤在一起;

你的牛来了,

大耳朵摇来摇去。 〔7〕

其实,早在公亶父之前三四百年的公刘时期,周已俨然农业大族。公刘是带着族民迁徙过的,但那显然是为了发展壮大开拓进取。所以,他只带走了部分族民,还有一部分留在原地。留在原地的做了安顿,打算迁徙的则做了充分的准备。《诗·大雅·公刘》这样唱道——

不安于现状,

不安于小康。

划清田界,

装满谷仓。

备足干粮,

背起行囊。

干戈斧钺,

全副武装。

我们这才奔向远方。 〔8〕

呵呵,他们是不会贸然行事的。

这是典型的农业民族风格。

是的,农业生产周期长,劳作苦,收获又没有保证。不违农时是必需的,精耕细作是必需的,费心费力也是肯定的。然而秋收时节的一场暴雨或冰雹,便前功尽弃,颗粒无收。那个时候,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

这就不能不忧患,不能不理性,也必须精打细算,未雨绸缪。总之,农业民族不可能像商业民族那样放开手脚:既敢一掷千金,又能一本万利。

因此,一直在内陆腹地春耕夏耘的周族,不会像来自渤海岸边又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地的商族,披着海风,带着贝壳,靠着青铜器和甲骨文,沉醉于科学、技术、预言和政治化巫术,把自己的文明演绎得浪漫而神奇,诡异而绚烂。

商与周,就像泾水和渭水。

这两种文明的风格差异,甚至表现于他们对待神祇和祖宗的方式——商人请神喝酒,周人请神吃饭。所以,商的礼器多为酒器,周的礼器多为食器,这已被考古发现证明。

呵呵,商的祭坛酒香四溢,周的神殿五谷丰登。

不难想象,周人的祭祀仪式也要庄严肃穆得多。他们会严格按照礼制的规定,摆放好煮肉的鼎和盛饭的簋(读如鬼),在钟鸣声中默默与神共食,绝不会像商人那样觥筹交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最后变成步履蹒跚的裸体舞会。 〔9〕

哈!商人是酒鬼,周人是食客。

尼采说过,希腊艺术有两种精神,即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前者又叫狄俄尼索斯精神,即感性精神。后者又叫阿波罗精神,即理性精神。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是希腊文明的秘密所在,也是这种文明不朽的秘密所在。 〔10〕

中华文明也一样,商就是我们的狄俄尼索斯,周则是我们的阿波罗。所以,商灵性,周理性;商浪漫,周严谨;商重巫官,周重史官;商重鬼神,周重人文。只不过到西周以后,周文化便成了主旋律,商传统则变成亚文化,只能在南方地区和少数民族那里若隐若现。因为文明的底色连同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心理,都将被周人刷新。

农村包围城市

周人开始打商的主意,大约是在迁到岐下的时候。

这是周人自己说的。他们说: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大王就是太王,即公亶父,也有学者认为是文王之父王季。如果前说成立,那么,他们刚从部落变成部落国家,就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 〔11〕

然而考古学的发现和史学家的研究都证明,周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其实跟商相距甚远。商在当时是地大物博的超级大国,周则不过占据了泾渭流域一片狭窄的谷地。除发明了剑以外,武器装备也没什么过人之处。他们凭什么挑战殷商的权威,又靠什么最终获得成功? 〔12〕

经营和谋划。

第一步是笼络友邦。

友邦包括诸羌和诸夏,代表分别是羌族的姜,夏族的召(读如绍)。周是以夏族自居的。他们与召族都姓姬,与姜族则是婚姻关系,弃的母亲就是羌族女子姜嫄。以后,姬姜世代通婚。亶父之妻是太姜,武王之妻是邑姜,西周天子更每隔一代就有一位姜姓的王后。姬周与姜,亲如一家。

相反,羌族跟商则是死敌。卜辞中经常提到,商人俘虏了羌人,就用来做献祭的牺牲品。这是不能不让姜族恨之入骨的。所以周初三公,就是周公、召公和姜的太公。太公望是太师,周公旦是太傅,召公奭(读如是)是太保。

他们也都是炎黄后代,因为炎帝姓姜,黄帝姓姬。

岐山凤雏宫殿遗址,房基占地1469平方公尺,东西厢各八室,经碳十四测定可知始建年代是商末期。岐山一带为公亶父以来周人的核心活动范围,所以据此遗址依稀可见公亶父统治的岐下景象。

第二步是经营南国。

这里面也有一系列的动作,包括周族和召族向南发展为周南和召南,也包括在江汉平原建立据点。此外还有东南吴国,开国君主是文王的两个伯父。他们跑到吴,据说是为了让位给文王的父亲季历。现在看来,说不定倒是太王亶父派出去的,目的是要抄殷商的后路。

周人的布局,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羽翼丰满的周人开始实施第三步,这就是大挖墙脚。

事实上,文王号称西伯,成为商西霸主后不久,就毫不客气地灭了商的若干附庸国,比如密(甘肃灵台)、黎(山西上党)、邘(河南沁阳)、崇(陕西西安)。灭崇以后,他们还把那地方变成了自己的前线指挥部,叫丰邑。

这就几乎到了商的大门口,而且南、北、西三面,都是周的势力范围或者同盟军,正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当然,这三分之二的天下,主要是农村。作为农业民族,也作为后起之秀,周人只能在商王鞭长莫及的农村做文章。物质财富、人力资源和精锐部队,仍然集中在城市,在商王的手里。

农村包围城市,能成功吗?

难讲。而且一旦失败,弄不好就是灭顶之灾。

周人不能不忧患。

也就在这时,他们完成了《周易》一书。古人说它是文王的作品,这当然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说《周易》产生于殷周之际,作《易》者“其有忧患”,是不错的。因为《周易》的核心思想就是“变”,主要内容则是六十四卦的演变。那么,你怎么知道老天爷变不变卦? 〔13〕

然而历史常常会有惊人之笔,事情的发展和变化也比人想象的快。就在周人从西、北、南三面包抄殷商时,东边的夷族也揭竿而起。东夷动手比西周早,殷纣王当然要先对付他们。蠢蠢欲动却按兵不动的周,便被放在一边。

结果,殷商虽然获胜,却实力大损,元气大伤。战败的夷人也心存怨恨。因为按照惯例,他们被俘后不是变成奴隶做牛做马,便是变成祭坛上的人肉包子。

周武王的机会到了。

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镇出土。腹内底有铭文四行三十二字,大意为:甲子之朝,武王征商获胜。八天后武王在阑地军中,赏赐功臣右史利青铜,利就用来铸造了这尊祭祀亶公的礼器。

武王信心满满。在多国部队的誓师大会上,他把握十足地对联军将士们说:团结就是力量。别看“受”(殷纣王)有亿兆夷人,没有一个跟他同心同德! 〔14〕

事实证明,正是如此。

我们不知道武王爱不爱读书,更不知道出兵前他有没有读过他父王的遗著。如果他读了《易》,也许会在乾卦下面看见这样一句话: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意思是:龙高高地飞翔在天上,有利于大德之人出来平治天下。 〔15〕

是时候了,干吧!

新政权面临危机

胜利还是来得太快。

突如其来的胜利让周人有点措手不及。好在他们头脑清醒,很快就认清了形势,找到了对策。

且看天下大势。

当时的天下,大约有相当多的族群。商,就是由他们组成的松散联盟。商王国是其盟主和核心,成员国则有的死心塌地,有的口是心非,有的离心离德,有的图谋不轨,更有并不加盟的散兵游勇在外观望,并蠢蠢欲动。现在周人把盟主干掉,蒜头就变成了蒜瓣,不难想象天下会是什么样子。

何况这些族群也五花八门。中原地区是诸夏,西部地区是诸羌,东有东夷,北有北狄,南方则有百濮和群蛮。其中有部落国家,也有部落和氏族,他们对待商和周的态度也五花八门。有的亲商,有的亲周,有的摇摆,有的独立。只有一点是相同的:没有一个会是修道院里的百合花。

更何况,即便是周的同盟者,也有一个在战后“按劳取酬,坐地分赃”的问题。这些同盟军和附庸国参加战斗,当然也都有各自的原因。有的是要报仇雪恨,有的是想趁火打劫,有的早就摩拳擦掌,有的不过随波逐流。但认为胜利之后应该分一杯羹,则人同此心。

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对付殷商。

事实上,所谓武王伐纣成功,只是端掉了殷商的总指挥部。战败的商人除一部分退到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外,大部分残余势力仍然散布中原盘踞淮岱,随时准备卷土重来。 〔16〕

这就不可不防。周人的办法则是分而治之。武王先是为殷商遗民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君主是纣王的儿子武庚。然后,他又把商的国土分为三块,分别派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各率一支部队进行监视,号称“三监”。 〔17〕

如此双管齐下,应该靠得住了吧?

然而恐怕就连武王也没有想到,他一死,傀儡武庚和东方的部落国家,一个个全都反了。而且挑头的,居然就是派出去监视殷人的那三支部队。

这在历史上,就叫“管蔡之乱”。

新生的西周政权,面临巨大压力和严重危机。

当然,叛乱最终被周公、召公和太公之子联手平息。武庚和管叔被杀,蔡叔和霍叔被流放,参加叛乱的殷商贵族则被称为顽民或殷顽,被周人视为重点防范对象。此后,周公又连哄带骗把他们弄到洛阳,住进新城成周,进行集中管理和思想改造,并在成周西边三十里新建王城,作为周的东都和前线指挥部,这才算是“宝塔镇河妖”。

忧患是有道理的。

更可贵的是理性和冷静。

实际上,无论是武王伐纣,还是周公平叛,胜利了的周人都没把殷商贵族当战俘。既没给他们戴上镣铐关进地牢做奴隶,也没把他们当亡国奴。武庚被杀后,周人又把殷的旧都商丘封给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号叫宋,待遇是最高一级的公爵。那些不愿意臣服于周的,则任其远走他乡。其中有一部分,据说跨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成为印第安人的先祖。

为殷顽筑建的成周,也不是德国纳粹的集中营。住在那里的殷商贵族,仍然保留自己的领地和臣属。被赋予监视殷顽任务的卫侯康叔,则被告诫要延续商的法律,重用商的贤人,尊重商的传统,包括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其饮食习惯。比如周人群饮,就杀无赦;商人酗酒,则网开一面。

这实在堪称优待俘虏。

西周统治者,难道是观音菩萨?

当然不是。

实际上他们这一套,不过是怀柔政策,甚至说不定别有用心。比如放任商人酗酒,就有“任其吸毒”之嫌。但在周公之子建立的鲁国,殷商遗民甚至可以有自己的祭坛,叫亳社(亳读如博)。亳社与周社是并尊的,周人对亳社也一直客客气气恭敬有加,这难道还不算开明?

恐怕要算。

不是天性仁慈,也未必用心险恶,那么,周人为什么要这样,又为什么会这样?

忧患。

天命与授权

伯禽就要去曲阜了,他向父亲周公姬旦辞行。

曲阜是鲁国的国都,鲁国是周公的封国。他的封地原本在今天河南省的鲁山县,所以叫鲁。只是由于后面将要讲到的战略原因,成王时期移封到今天的山东省曲阜市,但国名不变。周公要留在王国摄政,也只好让伯禽去山东。 〔18〕

结果,姬旦一族便实际上有了两个封国。一个是周公本人的,封地在周原,世袭公爵。所以姬旦去世后,也仍然有周公,只不过主要任务是辅佐周王。另一个则是姬旦长子伯禽的,世袭侯爵,是远在山东的半独立主权国家。

那时山高路远交通不便,伯禽一去很难再回,周公也不能不有所教诲。于是他问伯禽:你看我身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现任周王之叔,地位不低吧?

伯禽答:是。

周公说:但是你看我,只要听说有人求见,哪怕正在洗头也握着头发跑出来,正在吃饭也来不及把饭咽下去。像这样“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知道是为什么吗?

伯禽说:请父亲训示。

周公说:我是时时警惕,不敢怠慢呀! 〔19〕

奇怪!叛乱不是平息了吗?他还忧虑什么?

人心不服。

事实上,正是武庚和三监的反叛给周公敲响了警钟。他很清楚,新政权不可能建立在一夜之间,单凭武力也难以服众,哪怕再加怀柔政策。是啊,周作为蕞尔小邦,凭什么说当老大就当老大?再说了,周以远逊殷商之国力,居然一战而胜。这样的胜利,保得住吗?这样的政权,靠得住吗?

难讲。

其实不要说别人,周人自己恐怕也犯嘀咕。这就需要解释,需要说明,需要论证,需要用令人信服的说法,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回答和解决两个重要问题。

哪两个问题?

革命的合理性,政权的合法性。

这是不能不想,也不能不答的。要知道,这事直到战国和秦汉,也仍然有人质疑。齐宣王就问过孟子,儒道两家也在汉宣帝时辩论过。以今度古,在西周政权未稳之时,岂能不议论纷纷?作为当事人,周公他们又岂能置之不理?

周人坦然作答。

摄政的周公,辅政的召公,都在说。 〔20〕

答案却只有一个—— 天命。

天命不是运气,而是授权。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就是说皇天上帝派玄鸟为天使,赋予商人以历史使命。

由此获得的权利叫“居中国”,权力则叫“治天下”。居中国是代表权,可以代表华夏文明;治天下是统治权,可以治理华夏民族。很清楚,治天下的前提就是居中国。 〔21〕

居中国,为什么是前提呢?

因为按照我们民族对世界的看法,高高在上的天就像穹庐一样笼罩四野,所以全世界就叫“普天之下”,简称“天下”。圆溜溜的天扣在正方形的地上,多出的四个地方东西南北各一个,叫“四海”。天下就在这“四海之内”,简称“海内”。四四方方的“地”画两条对角线,交叉点就是“天下之中”。在那里建设的城市和政权,就叫“中国”。

天下之中的“中国”,对应着天上之中的“中天”,因此是正宗、正统、正规。夏商周(包括后世)都要“居中国”,争夺的就是“正”。正,意味着联盟的老大或王朝的君主已得“天心”,是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简称“天子”。

但,更重要的是获得授权。没有皇天上帝的授权,就不可能居中国,或者居了中国也会被赶下去。因为居中国的权利也好,治天下的权力也罢,可以授予就可以收回。授权就是天命,收回就是革命,即“革除天命”。商汤灭夏桀,就是“商革夏命”;周武灭殷纣,则叫“周革殷命”。因此,武王伐纣是合理的,西周政权是合法的。 〔22〕

受天命则居中国,居中国则治天下,有问题吗?

有。

偷天换日

不可否认,周人的这套理论,确实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简单明了,因此说起来振振有词,听起来头头是道。但当真要质疑也不难,而且只要问一个问题就行了:受天命而居中国的原本是殷商,为什么你们周人也能如此?

周公的回答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呵呵,原来上天更新了授权。

好,就算是吧!但,殷商固然其命已旧必须淘汰,可以维新的旧邦却其实很多。那么,凭什么实施革命和获得授权的不是别人?除非周与殷商有特殊关系。

于是,一个弥天大谎被编造出来。

谎言的著作权人和制作时间已无从稽考,但其人其事应该不晚于春秋,而使之成为“信史”的则是司马迁。按照这个谎言,周的始祖弃和商的始祖契是同父异母兄弟,因为弃之母姜嫄和契之母简狄,都是五帝之一帝喾(读如酷)的女人,而且姜嫄还是正妻,简狄则是次妃。他们甚至与夏也有关系。因为禹之父是鲧,鲧之父是颛顼(读如专需),而帝喾是颛顼的侄子。至于老祖宗,则是黄帝。 〔23〕

呵呵,都是炎黄后代,得志不分早晚。

这当然是靠不住的。因为周族发祥于西戎,商族则起源于东夷,怎么可能有同一个父亲?正妻和次妃的观念也要到很久以后才有。所以这故事多半是周人编出来的,目的是想证明周人代商合情合理合法,而且自己还更高贵。

可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谱系是胡扯。

何况商人毕竟是有玄鸟来授权的,周有吗?没有。只有一个来历不明的巨大脚印。这就比人家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差远了,弄不好还只能证明弃是私生子。

事实上恐怕也是。我们在《祖先》一卷中说过,远古时代人们在婚前享有充分的性自由。为了保证世袭的财产由亲生子继承,便有了杀首子或者抛弃第一个儿子的习俗,弃的传奇故事则不过是这一习俗的真实反映而已。

显然,只说皇天上帝改了主意,另外选择一个儿子是不够的;说武王伐纣时文王就站在上帝的旁边,恐怕也是没人信的。必须证明世界非变不可,而且确实换对了人。 〔24〕

这个要求非常合理。

周人当然最终证明了这一点,但这需要时间和过程。包括前面说的那一整套理论,都既不是周公一人提出,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建国之初,他们需要一个既能安身立命又能左右逢源的方案。因为周人既要延续殷商代表的“中国传统”,又要与之划清界限。

延续传统的办法是“居中国”,划清界限就只能考虑“受天命”。那么,同为合法政权,周与商有什么不同?

商王是“神之子”,周王是“天之子”。

的确,商和周都讲“天”,但态度不同。周人对天是崇敬和感激的,《周易》的人生观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商人的态度则是仇恨和揶揄的。他们甚至有一种仪式或游戏,就是用皮口袋盛血,高高挂起再一箭射穿,叫“射天”。这可是纣王之前好几代的事,应该能代表商文化。 〔25〕

商和周也都有上帝,但含义不同。商人的上帝,似乎就是他们的祖宗帝喾。他们对“帝”的理解,也只是取其“缔造者”的本义。只不过,因为祖宗已经宾天,所以是“上帝”,即天上的帝。现任商王则是“下帝”,即人间的帝。这样的上帝当然偏心眼,只保佑商人,甚至只保佑商王。殷商成为顽劣的儿童,最后众叛亲离,这恐怕是原因之一。

周人的上帝则是自然界,即笼罩四野的天。天,高高在上,默默无言,但明察秋毫,洞悉一切。谁好谁坏,天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才有天命和革命,授权和收权。更重要的是,天是“万民之神”,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天下人都是天的子民。天来为人民选择君主,不是比“帝”选得好吗?

答案几乎是肯定的。

那好,周天子就是万民之神选出的万民之主。他岂止有资格居中国,简直就该做世界王。

这可真是“偷天换日”!

是的,偷来天下共有的“天”,替换殷商专享的“日”。

没人知道,这究竟是周人的老谋深算,还是他们的灵机一动。也许,是既有谋划又有灵感吧!毕竟,忧心忡忡的他们少年老成,是“早熟的儿童”。只不过这样一来,从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到文化制度,也都要革故鼎新。

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新文化取代旧文化,势在必行。 〔26〕

跟随太阳神鸟从东方进入中原的殷商民族,当然想不到这一天。就连来自西方的周人也不会想到,他们跟着旧世界的太阳走,却走出了一片新世界。

这一回,太阳真的要从西边出来了。

第二章

定音鼓

西边的太阳升起来

殷纣王自焚后,周武王就举起了白旗。 〔1〕

想当时宫中的火恐怕还没扑灭。那熊熊烈火和滚滚浓烟之中,一面白旗高高飘扬,该是怎样惊心动魄的画面!

难怪所有人都放下武器,开始行礼。

武王当然不是要投降,这时的白也还不是投降色,而是殷商之所崇尚。据说,正如后来阿拉伯帝国三个王朝,伍麦叶(Umayyah,旧译倭马亚)尚白,阿巴斯(’Abbāsids)尚黑,法蒂玛(Fātima)尚绿,中国上古那三代也都是有主色调的:夏尚黑,商尚白,周尚红。武王举起白旗,是为了显示他已经接手殷商代表中国,之后则红旗飘飘。 〔2〕

当然,前提是尚红的说法属实。

周天下,也是红色江山。

而且还是“中国红”。

这就是太阳从西边升起了,却并不稀奇。周之前,炎帝就是从西边来,而且是太阳神。周之后,秦人也往东方走,而且做始皇帝。周秦汉唐,政治和文化中心一直在西边,太阳也都是由西往东移。这才有西周和东周,西汉和东汉,西晋和东晋。但无一例外,西在前,东在后。

只不过,晋移得远了点。

唐以后,则是南北移动。宋虽然定都开封,却有四个京府: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商丘)和北京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县)。南宋则还有陪都杭州临安府,可见“中国”也可以南移。直到元明清,才算坐北朝南不再移动。朱元璋的定都南京,只是小插曲。

显然,这里说的“中国”完全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并且主要是文化概念。因为只有延续华夏文明或中华文化政权,才有资格自居中国,不管在西边还是东边,南方还是北方。如果是外族入主中原,则一要天下一统,二要变夷为夏,否则是没人认账的。

两大条件,第二个更重要。第一个则可打折,半统天下也行。因此,匈奴人的汉或前赵等等只能叫五胡,鲜卑人的北魏、契丹人的辽和女真人的金,便都算正式王朝,元和清当然更是。因为他们虽非汉族政权,却是文化中国。

文化中国,是周的遗产。

的确,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是周人奠定的。周以前,从三皇五帝到夏,都是摸索;商,则是我们民族少年时代的顽皮和撒野。周以后就成熟了,也变得沉稳。国家制度,辛亥革命前只变了一次,时间在战国到秦汉。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则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明清,这就是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前者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后者以纲常伦理为核心。正是它们,决定了我们民族及其文化和文明的精神气质。

更重要的是,由于20世纪以前,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是基本不变或者精神不变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便表现出惊人的延续性和连贯性。正如一位西方史学家所指出,过去世界上多数地方的兴衰更替,不但是王朝更是整个文明。一种文明湮灭了,另一种文明在原地建立并兴盛起来。结果,便没有任何一个现代西方国家是那些古老文明的直系子孙。

相反,中国虽然也有改朝换代的事情发生,它的历史却像家史一样,可以通过单一线索由近及远。显然,这位西方学者的观察是到位的,原因则在于周人完善了从夏代开始的家国体制。正如后面将要讲到的,他们干脆把天下变成了可以更换家长的大家庭,周武王举起殷商的白旗就是象征。 〔3〕

西周,是中华文明的定音鼓。

周人,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但在世界范围内,周制度和周文化却又是特例。

特殊显而易见。正如我们在《国家》一卷中所说,除了民主制的希腊是个异类,世界各民族都选择了君主制,也都以君权神授为通例。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Hammurabi)便自称“天神的后裔”,阿卡德(Akkad)国王则干脆称自己就是神,更不用说太阳神的儿子埃及法老了。 〔4〕

周人却说“君权天授”,岂非出格?

那么,天授与神授,有区别吗?

有。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

事实上,周人的天,不是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比如基督教的上帝;更不是人格神,比如埃及的荷鲁斯或殷商的帝喾。它就是自然界,同时又是伟大的人或天大的人,是人的父母,而且这伟大的父母还是天下人的,全人类的。唯其如此,它才会对人类社会表现出人文关怀。

如此与众不同,难道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

西边升起的太阳惊人地持久。君权神授的埃及,被其他民族灭掉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在欧洲被颠覆了。唯独中国的君权天授,在民主潮流席卷全球之前三千年延绵不绝。此间所有的天子,都自称奉天承运。没人对此表示怀疑,也没人认为可以不要皇帝。唯一可讨论的,是那皇帝获得天命的真实可靠性;可做的,则是用真天子替换假皇帝。

真命天子,似乎是大家都需要和可接受的。

这恐怕同样要拜周人所赐。事实上,天子的概念就是他们发明的,君权天授的观念更是他们建立的。而且,由于周人的“红色江山”曾经长治久安,以至于后人丝毫都不怀疑一个“世界性君主”的必要性,哪怕只是象征性的。 〔5〕

那么,这里面难道没有玄机?

当然有。我们知道,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埃及和华夏这三种第一代文明中,最乱的是两河流域。苏美尔(Sumer)、阿卡德、巴比伦、亚述(Assyria)、迦勒底(Kasdim),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因为那里既有农耕、游牧和商贸多种生产和经济方式,又没有统一的神。埃及要幸运些,只有尼罗河这一条河,农耕这一种生产方式,还有统一的太阳神崇拜,因此始终只有一种文明。可惜神不如天,因此埃及和两河文明终于湮灭,中华文明却能延续至今。

更重要的是,周制度和周文化并非只是君权天授,而是一整套完整严密的体系。这套体系生于忧患,却表现出惊人的智慧,不能不让人由衷佩服,叹为观止。

那就一一道来。

不能重蹈覆辙

揭开西周帷幕的,是牧野之战。

牧野在哪里?不清楚。它可能原本是放牧的荒野,在殷都的郊外,因为此战而得名。交战双方当然是殷纣王的政府军和周武王的部落国家联军。由于殷尚白,周尚红,为了便于记忆,无妨将他们分别称为白军和红军。 〔6〕

白军号称七十万,红军则只有四万九。这两个数字当然未必准确,但力量悬殊却可以肯定。据说,武王伐纣前还进行了占卜,结论是不吉,狂风暴雨也骤然而至。于是,几乎所有人都惊慌失色,唯独姜太公坚持。被《封神演义》之类小说描绘得神乎其神的这位老先生号称炎帝之后,其实是同盟军中羌族的领袖。他主战,武王便决定赌一把。 〔7〕

结果怎么样呢?

牧野之战当天,殷纣王就战败自焚了。

胜利来得如此之快,当然需要解释。传统的说法是“前徒倒戈”,也就是殷纣王派出去的御敌部队掉转枪头反过来攻打他自己。不过这事有人质疑,因为“前徒倒戈”的后面还有一句“血流漂杵”。杵(读如楚)就是棒槌。纣的部队既然已经反戈一击,战争就不可能发生,怎么会血流成河,以至于棒槌都能漂起来?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8〕

那么,前徒倒戈和血流漂杵,哪个可信?

都可信。因为以双方实力之比较,没有殷商将士的阵前起义,全胜根本就不可能。但,不会所有部队都起义,顽固派总还是有的,局部的“血流漂杵”也完全可能。

这就要问:纣王的御敌部队,为什么前徒倒戈?

当然是因为殷商人心大失。

那么,他们又为什么不得人心?

因为不把人当人,证据则是人殉和人牲。

什么叫人殉?就是活人殉葬,用人做陪葬品。什么叫人牲?就是活人献祭,用人做牺牲品。陪葬品和牺牲品原始时代就有的,但前者多为器物,后者都是动物,比如马、牛、羊、猪、狗、鸡。这些动物,养着的时候叫畜,要杀的时候叫牲,合起来叫畜牲。用于祭祀,毛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起来叫牺牲。祭祀用人牲,就是把人当动物;陪葬用人殉,则是把人当器物,都是典型的“不把人当人”。

世界上,还有这等惨无人道、骇人听闻的事?

有。比如美洲古典时代的玛雅(Maya)、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和阿兹特克(Azteca)文明,便全都盛行活人献祭。方式,是先由四个身强力壮的祭司把人摔昏,然后取出跳动的心脏献在神前。阿兹特克最隆重的祭祀,大约需要两万颗这样的心脏。因此公元1487年,祭司们整整花了四天四夜的时间,才完成庆祝神庙落成的典礼。 〔9〕

墨西哥大神庙始建于公元1325年左右,一直是加冕、献贡、祭祀和重要民间,宗教等活动场所。图中所示为大神庙的一面墙壁,陈列着涂抹过灰泥的人头骨,这些头骨多来自于战俘和人祭。

殷商的人祭,也这样吗?

也许吧!因为这些美洲人很可能就是漂洋过海的殷商遗民。活人献祭的仪式,也没准就是他们从中国带去的。至少可以肯定,殷商时代的人殉和人牲,既有文献记载,又有考古发现,铁证如山,不容置疑。

这当然不得人心。

何况殷商的祭祀极其频繁,何况送上祭坛不仅有奴隶和平民,还有贵族。因为贵族价钱更高,一个顶一万个。杀得多的当然还是奴隶,比如被俘的夷人。事实上,由于殷纣王的嫡系部队远在东方战区,临时拼凑起来对付周武王的,就是这些从来不被当作人看的战俘。他们干活时做牛马,祭祀时做畜牲,现在又拿他们当炮灰,不倒戈才怪!

位于河南安阳高楼庄村,隶属商后期都城遗址。坑内共发现七十三具个体,分埋成三层,各层人数不一。经鉴定,所埋人骨大部分是男性青壮年及儿童,少数是青年女性及婴儿。

白军中反戈一击的,多半就是这些人。

血的教训啊!

显然,新生的政权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吸取教训,反其道而行之。殷商垮台的原因既然是“不把人当人”,那么胜利了的周就必须“把人当人”。

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萌芽了。

这就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周制度和周文化的思想背景。

周人获得中华文明的代表权后,就废除了惨无人道的人殉和人牲。当然,人牲基本废除,人殉则清代还有。这就像废除死刑,要有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但是周以后,人牲也好,人殉也罢,都不再具有殷商时代的正当性,只会遭到主流社会和正人君子的抵制和批评。

有两件事可以证明。

公元前641年,宋襄公与曹、邾两国会盟,要杀鄫国国君祭祀社神,一位名叫子鱼的军事法官就强烈反对。他说:用大牲口进行小祭祀尚且不可,哪里还敢用人?祭祀就像请客吃饭,哪个敢吃人肉?如此倒行逆施,会有好下场吗? 〔10〕

遗憾的是,子鱼的反对没有成功,那个倒霉的国君还是被杀,但齐国的陈子亢(读如刚)反对人殉则大获全胜。陈子亢的哥哥死后,嫂子和管家提出要用活人殉葬,理由是老先生死在国外,生病时没能得到足够的照顾。于是陈子亢便说,最应该到阴间照顾我哥的,不就是二位吗?

结果不难想象,那两个人都不再坚持。 〔11〕

陈子亢是孔子的粉丝,而孔子不但反对人殉,就连用俑都反对。俑(读如勇)就是殉葬用的土偶和木偶。对于这类东西,孔子深恶痛绝。他甚至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意思是第一个发明俑的人,大概会断子绝孙吧! 〔12〕

奇怪!发明土偶和木偶,原本是为了代替活人。跟活人殉葬相比,应该说是进步,孔子为什么还要诅咒?

因为孔子从根本上反对人殉。

在孔子看来,人殉不仁,人殉非礼。因此,用活人不行,用死人也不行;用真人不行,用假人也不行。俑是人的替身。用俑殉葬,等于承认人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只不过以假乱真,是活人殉葬的山寨版。开了这个口子,活人殉葬就仍有复辟的可能,岂能不坚决抵制?

显然,这是一种原始素朴的人道主义,也是孔子和儒家最宝贵的思想。正是它,后来发展为“仁”的概念。因为“仁”的本义就是“人其人”,也就是“把人当人”。

但,这跟“君权天授”又有什么关系?

天人合一。

作为明确的概念和系统的理论,“天人合一”的观念产生于西汉,但萌芽应该很早就有了。实际上,甲骨文和金文的天,原本就是人。字形,是一个正面而立大写的人,头上一个圆圈,或圆点,或横线。所以,天,原本指人的脑袋,也就是天灵盖,后来才引申为苍天,再后来才引申为老天爷。

天,就是人。

更重要的是,天的授权(天命)是看人心的,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武王在伐纣的誓师大会上曾这样说:天是“万物父母”,人是“万物之灵”,所以天意就是民意。老百姓拥护谁,天就授权给谁;老百姓憎恨谁,天就革他的命。殷纣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他死定了! 〔13〕

武王当真说过这话吗?

可疑。

这套说辞,十有八九是后人编出来的。但编造者也是周人,因此仍然可以看作周的思想。而且,类似的说法在周人的著作中频频出现,总不能说一点依据都没有。更何况,就算是编的,也编得好!因为按照“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逻辑,君权天授已经被偷换为“君权民授”了。

这是“伟大的谎言”。

由此产生的,是孟子的“双重授权”论。孟子的学生万章曾经问他:舜得到天下,是谁的授权?

孟子说:天。

万章问:上天可怎么授权呢?谆谆教诲吗?

孟子说:天不说话,用事实来说明问题。比如天子主持祭祀,神祇都享用,这就是天接受了他。主持工作,老百姓都很满意,这就是民接受了他。天和民都接受,他就是合格也合法的天子。所以天子的权力是“天与之,人与之”。 〔14〕

这是“聪明的说法”。

但问题也接踵而来。是啊,就算政权来自天与民的双重授权,天也好,民也罢,为什么要授权给周呢?

周人的说法,是他们的君王有德。

以德治国

周王有德吗?据说有。

在两周文化人的笔下,他们的先君和先王都是谦谦君子和道德楷模,从来就宽厚仁慈,勤政爱民,礼贤下士。比方说,每年春耕,周君都要在田间地头举行“馌礼”(馌读如叶),表示亲自送饭给农夫。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胜枚举,依据恐怕也是有的,周的史官和诗人毕竟不是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何况即便是做秀,也比商王的鞭子好。

结果天下归心,“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这话其实很实在。没有力,只有德,是得不到天下的。周人的聪明,就在他们两手都用,而且用得智慧。对大国,他们示威,大国就不敢作对;对小国,他们示柔,小国就甘愿附庸。统一战线如此广泛,可不就“三分天下有其二”? 〔15〕

显然,周人不但有力,而且有智。事实上,对于武王伐纣的胜利,当时就另有说法:殷纣王讨伐东夷损失惨重,周和同盟国则遭遇了灾年。也就是说,周武王其实是乘人之危并利用了饥饿的力量。但是后来做总结,就只说德。 〔16〕

德,成为上天授权的标准。

后面的结论也顺理成章:以德得天下的,也必须以德治天下,否则就会跟殷商一样自取灭亡。

这是周人几乎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道理。周公就一而再,再而三对子弟和同仁们说:我们是“小邦”,根本就没资格“居中国”,也不敢“革殷命”。现在天地翻覆,完全由于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不认商王认周王。为什么呢?就因为纣王失德,而我们的文王和武王有德呀!这跟当年夏桀失德,商汤革命,是一样的呀!

这个道理,直到西周晚期还在讲。陕西岐山出土的青铜器“毛公鼎”铭文,就说皇天上帝对文王和武王的美德大为满意,这才让我“有周”匹配上天。难怪周公说,我们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延续文王的美德,才有可能保住天命。 〔17〕

诸如此类的话,周公对召公奭说,也对康叔封说。

康叔封就是武王和周公的同母弟弟姬封,排行老九。管蔡之乱后,周公把武庚的人民一分为二,组建成两个新的国家。其中一个给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号叫宋,公国;另一个则给了康叔封,国号叫卫,侯国。

1843年陕西岐山出土。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因作器人毛公得名。鼎内铭文多达四百九十九字,书法为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铭文第一句就是“父歆,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劂德,配我有周”。

卫和宋,其实就是殷和商,是古代殷商二字的音变。可见康叔封的任务,就是要把殷人改造成周人。 〔18〕

康叔封任重道远。

于是周公发表《康诰》,语重心长地对康叔封说:我亲爱的弟弟,年轻的封啊!你要小心翼翼,你要谦虚谨慎,你要戒骄戒躁呀!天命是无常的,天威是可怕的,人民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他们天天都在看着你,看你能不能遵循父王的传统,弘扬父王的美誉,继承父王的遗志。那些小人是很难搞的。你得把别人的病痛,当作自己的病痛才行啊! 〔19〕

周公旦语重心长。

毫无疑问,周公旦、召公奭、康叔封,都并非天生的道德楷模。他们的德,其实是逼出来的。只不过,他们没有被“逼上梁山”,而是被“逼上圣坛”。

哈哈,这就对了!

实际上,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品质或境界,不如说是一种智慧。说白了,它只是在“通过损人来利己”和“通过利人来利己”之间,做了明智的选择,是“聪明的自私”。但这种聪明的自私,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有利,这才成为全人类共识。周人的独到之处,则只是在新政权诞生之际,把它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

又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也萌芽了。

这就是“以德治国”。

从逻辑上讲,这是顺理成章的。是啊,既然“君权天授”,当然要“以德配天”;既然“以人为本”,当然要“敬天保民”。但这在世界上,却是独一无二,闻所未闻。世界各文明古国,有宗教治国的,有法律治国的,更有兼用宗教和法律的,当然还有只靠个人魅力的。以德治国?没听说过。

德,真能治国吗?

如果能,怎么治?

看得见的力量

以德治国,也许来自周人的灵感。

没错,德这个字,殷商就有了,是甲骨文,并屡屡见于卜辞。它的字形,是路口或路上一只眼睛。意思也有两个。一个是“视线很直”,所以德通直,也读“直”。另一个是“看见了什么”,所以德通得,也读“得”。在卜辞中,它还被借用来表示得失的失。有得就有失,有治就有乱。所以在古文字和古汉语中,得失治乱,都可以是同一个字。 〔20〕

很好!文化密码,就在于此。

的确,德,首先是得与失。周公他们要考虑的,也首先是天命的得到和失去。而且,由于来之不易,由于转瞬即逝,由于天命无常,由于天不可信,他们必须“有德”。

这就首先要“有心”。

于是,西周青铜器上的德,就在眼睛下面加了“心”字,意思是“心中所见”,是内心世界的得失和曲直,也就是“心得”。这就已经非常接近今天所谓“道德”,尽管在周人那里,道是道,德是德。但德字如作他用(比如人名),则仍是甲骨文字形,有路,有目,无心,德鼎和德方鼎就是。

有没有“心”,很重要。

◎甲骨文“德”(粹八六四)

罗振玉先生指出,卜辞中的“德”,都可以借用为“失”,可见其本义是“得”。

◎金文“德”(何尊)

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表示道德之德的“德”字。“中国”二字的最早文字记载,也在这件青铜器上。

◎金文“德”(德鼎)

这里的“德”,因为是人名,字形仍与甲骨文同,无“心”。

目前发现的“有心之德”,最早的是在何尊,原文是“恭德裕天”。这是成王时期的礼器,记载了周公“宅兹中国”营建成周洛阳的史实,“中国”一词最早就出现在这里。这件出土文物雄辩地证明,周人在平息了武庚和三监的叛乱,完全有资格“居中国而治天下”时,以德治国的观念就萌芽了。 〔21〕

显然,以德治国,就是周人的政治思想。这个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民族的观念,是周文化和周制度的核心,也是他们的一大发明。周之前,是没有的。 〔22〕

不过麻烦也接踵而来。

没错,得失之得或曲直之直加上“心”,就成了“道德的德”。但道德既然在心里,怎么治国?唯一的办法,是把无形之德变成有形之物,让它看得见,做得了,也行得通。

周人解决了这个问题。

看得见的是圣人。圣,甲骨文和金文都有,字形中最醒目的符号是大耳朵。所以,繁体的圣(聖)、声(聲)、听(聽)在上古是同一个字,都从耳。圣的本义也是“听觉敏锐”,后来变成“一听就懂”,再后来变成“无所不通”,最后变成“众望所归”。或者用孟子的话说,就叫“人伦之至”。 〔23〕

耳聪目明变成德高望重,无疑是一个重大转变,却也是不得不变。从此,被尊为圣人的,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周武、周公、孔子,无一不是道德高标。

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内底有铭文一百二十二字,证实了周武王灭商后筹迁洛邑以为东都,以及成王继续营建成周的史实。铭文右起第七列前四字即“宅兹中国”。

这,就是中国独有的圣人崇拜。

圣人崇拜成为风尚,虽然是由于后世儒家的鼓吹,但那意思周初就有了。是啊,改朝换代要有依据,以德治国要有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据说是无穷的。文王和武王,岂能不“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就连革除夏命的商汤,也得是。

榜样,是“看得见的力量”。

但,禹汤文武,只是统治者的榜样;后来的孔子,也只是读书人的楷模。教化大众的“平民圣人”还没出现,虽然他迟早会被打造出来。在此之前,实施以德治国,就不但要靠“看得见的力量”,还得依靠“行得通的手段”。

那么,它又是什么呢?

礼乐。

重新安装系统

礼乐并非周的发明,殷商就有,夏也有。而且,商人之礼是奢侈的,商人之乐也是华丽的,甚至还特别重视音乐的美。汤王的赞美诗《那》就这样唱道——

伟大啊繁多,

敲起手鼓。

鼓声隆隆啊,

乐我先祖。

清亮的管乐,

齐整的步武。

铿锵有力的钟磬,

神采飞扬的万舞。 〔24〕

呵呵,他们没准还有唱诗班。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说“周公制礼作乐”?

因为周公让夏商也有的礼乐脱胎换骨。他先拷贝其数据,再格式化其硬盘,然后按照自己的需要安装另一个系统,结果便变成了全新的东西。

那么,周的礼乐,跟殷商的又有什么不同?

不妨先看什么是礼乐。

从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看,礼就是礼器,即祭礼;乐就是乐器,即乐舞。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礼乐。周公要做的事情,当然并不仅仅是把夏商的祭礼和乐舞重新编排一遍,而是要实现质的飞跃和变化,从而把它们变成一种制度,变成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维持秩序和安定人心的工具。

王国维、郭沫若都认为“象二玉在器之形”,因此“礼”最早是指礼器。

许慎认为“象鼓鞞”(架子鼓),罗振玉认为是“琴瑟之象”,总之是乐器。

哈,商的礼乐是仪(仪式),周的是制(制度)。

问题是,这可能吗?

完全可能。

我们知道,祭礼和乐舞都是有序的。比方说,在祭祀仪式上,接受致敬和礼拜的天神地祇、列祖列宗谁坐主席,谁算列席,要有一个序列;参加祭祀的人,谁是主祭,谁算助祭,也要有一个序列。如此,才能行礼如仪。至于乐舞,也必须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起承转合,井然有序,才能斐然成章。

秩序,是礼的本质,礼的精神。

礼既然是秩序,那就可以用来处理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定。这就是周公的礼。它的意义,当然不再仅仅只是敬神祭祖,更在于身份认同和社会责任。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身份地位和社会角色,比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也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只要明确这一点,各自安分守己,就不会动乱。

这是西周社会的定海神针。

因此,它必须被确定为制度,这就是礼制;必须被应用于政治,这就是礼治;必须成为普遍进行的教育,这就是礼教;必须成为类似于法律的东西,这就是礼法。

礼制、礼治、礼教、礼法,就是周人安装的软件系统。

但这里面有问题。

问题在于不平等。因为所谓礼乐制度,说到底就是“以等级定秩序”。按照这种制度,人与人之间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都不平等。而且,正因为不平等,才有秩序,叫“尊卑有序”。

这就无法让人心理平衡。

是啊!人人生而平等,凭什么有的尊,有的卑?

对此,周公他们自有一套说辞。可惜这些说辞未必让人心服,更未必能让人心悦。这个问题显然必须解决。否则,实行礼制的结果,就不是秩序井然,而是愤愤不平。

周公的办法,是用“乐”来调和。

磬是和钟匹配的乐器。西周中期石磬发展成编磬。石磬略呈三角形, 顶角为钝角,上有一穿孔可以悬挂。两底角略呈圆弧状。陕西扶风召陈遗址出土。

什么是乐?乐是音乐,也是快乐。换句话说,音乐是让人快乐的,要想快乐就得像音乐。那么,什么是音乐?音乐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而乐音的特点就是差异。不同的乐音,音高、音长、音强、音色,都不同。但组合在一起,很好听。可见不一样或不平等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组织。

组织的原则就是和谐,和谐则是多样统一。这也正是礼和乐必须构成同一个制度的原因所在。没错,礼辨异,乐统同;礼讲多样,乐讲统一;礼维持秩序,乐安定人心。人心安定,秩序就能维持;秩序井然,社会就会稳定;社会稳定,政权就能巩固。新兴的周,也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就是周公的“制礼作乐”。

他被后世尊为圣人,也不奇怪。

有圣人崇拜,就有了“看得见的力量”;有礼乐制度,就有了“行得通的手段”。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系统工程就这样建立起来,而按照这个系统建设的就是中华礼乐文明。

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当然一言难尽,但线索是清晰的——因为“君权天授”,所以要“以人为本”;因为以人为本,所以要“以德治国”;因为以德治国,所以要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即“以礼立序,以乐致和”。

天授是旗帜,人本是纲领,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这就是周公的思想体系。

从这样一整套思想体系出发,周人创立了四大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井田顾民生,封建从民意,宗法敦民俗,礼乐安民心。至此,周文化和周制度的系统软件,全部安装完毕。

那就让我们一一道来。

第三章

西周大封建

山雨已来

周公从东方战区回来了。

他很疲惫。胜利了的周公忧心忡忡,满脸倦容,一肚子心思。迎接他的也不是鲜花,而是挑战和危机四伏。

局势确实严重。

周公清楚地记得,三年前,叛乱的武庚、三叔和东夷何等地嚣张,反对的力量又何等地强大。那些周族内部的反对派,居然罔顾占卜的神示,公开跳出来大唱反调,企图阻止平叛和东征。自己的亲兄弟管叔和蔡叔则在京城四处散布谣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成王)”,不可不防云云。

这可真是内外交困。幸亏后来召公站在了自己一边,成王也消除了猜疑,还亲临前线劳军。否则,里外不是人的周公真会成为别人盘子里的三明治。

战争也进行得十分惨烈,甚至导致了当地大批象群的迁徙。因为东征部队必须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才能深入不毛与敌交手,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于是,在班师回朝的路上,将士们这样唱道——

用坏了我们的手斧,

累坏了我们的工兵。

周公率师东征,

叛乱得以扫平。

我们这些苦命的人啊,

但愿从此得到安宁。 〔1〕

周公,能给天下带来和平吗?

能,但先要反思。周公一定想过:敌对势力为什么那样强大?破坏分子为什么那样繁多?新世界为什么这样不素净?新政权又为什么这样不安宁?

说到底,还是人心不服。

不服也不奇怪。“小邦周”要取代“大邑商”,原本就不是一场战争能够搞掂的。何况“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延续了六百年之久的殷商并不是纸老虎,残余力量的伺机反扑和妄图复辟势在必然,没有才不正常。

奇怪的是东夷。

所谓东夷,就是生活在今天辽宁、河北、山东和江苏北部沿海地区的氏族、部落和部落国家。他们跟西羌一样,原本也是被殷商欺压的。因为受欺压,东夷屡屡反抗。武王伐纣前,他们还跟商人血战,周人才得以乘虚而入。

这样看,东夷应该像西羌的姜族一样,与姬周同心同德同仇敌忾才是,至少也可以像牧野之战时那样袖手旁观,为什么要掺和到叛乱里来呢?管叔、蔡叔、霍叔的反目就更不可思议,他们可是亲兄弟、自家人。

原因是多方面的。

比如东夷的反抗,原因就很复杂。东夷也叫“鸟夷”。他们跟殷商一样,都是东方的民族,也都以鸟为图腾,文化上是相通的。因此,东夷与殷商,只有利害冲突,没有文化冲突。与姬周,则不但有利害冲突,还可能有文化冲突。

再说他们也“不服周”。是啊,凭什么灭商的是你们姬周,不是我们东夷?因此,他们很可能会像后来秦灭六国时的楚人,一肚子的不服气。何况周革殷命,他们也没得到好处。现在殷顽叛乱,周人内乱,岂不正好渔翁得利?

利益,是关键的关键。

事实上,反对周公的三股力量,都未尝没有利益的驱动。殷人是要夺回失去的江山,东夷是要趁机捞他一把,管叔则是不满周公的大权独揽。因为按照“兄终弟及”的殷商传统,摄政称王的应该是他。没错,因为武王姬发是老二,周公姬旦是老四,而管叔姬鲜是老三。周公摄政,凭什么?

其实,武庚、三叔和东夷只是出头的椽子。不动声色心里嘀咕的,恐怕不在少数。看热闹、看笑话、看风向,蛇一样蛰伏着,窥测时机准备出手的,恐怕也不在少数。对付这些人,唱道德高调是没有用的,一味地武力镇压也不是长久之计。在这山雨已来之时,需要的是政治智慧。

周公,有这个智慧吗?

有。他只用一个办法,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而且还创造了一种新的制度。

这个办法,就是分封诸侯。

一箭三雕

分封诸侯,是周初的一件大事。

所谓分封,包括分和封。分的是殷商地盘,封的是自家兄弟。换句话说,就是把殷商的土地和人民,封给姬周的嫡系部队和同盟军。这当然首先是为了对付殷商的残余势力。要知道,那些家伙人还在,心不死,既不能不防,又不能大开杀戒。毕竟,屠杀是最愚蠢的,既不符合“以人为本”的原则,也会激起更多的民变和叛乱。

可行的办法是分化瓦解,让他们成不了气候,也抱不成团。试想,一架飞机如果大卸八块,发动机、驾驶舱、起落架、机翼和尾翼都放在不同地方,它还飞得起来吗?

周公便正是这样想的。

他也正是这样做的。

殷商的“发动机”被放到了洛阳,也就是成周。从殷都朝歌(今河南淇县)迁徙到这里的,主要是殷商的王族和为王室服务的士人。由于这里是周的东都,因此等于被安排在周的眼皮底下。商王的嫡系部队也被改编为所谓“殷八师”,成为成周的卫戍部队,等于是周人的看门狗。

他们的“驾驶舱”则被放在了殷的旧都商丘,周人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这就是前面说过的宋国。这一拨人,当然也是从朝歌迁徙过去的。但殷商的贵族迁到洛阳和商丘以后,周公并没有把朝歌变成空城,而是给了自己年轻的弟弟康叔姬封,建立了卫国。康叔不但得到了朝歌,还分到了殷商的七个部族,基本上都是技术人才,包括制陶、造旗、编篱笆、铸铁锅的专业户,分别叫陶氏、施氏等等。这就等于把殷商的“起落架”捏在手里了。

这可真是全国一盘棋。

分到了殷商部族的还有周公之子伯禽、成王之弟唐叔姬虞、召公之子姬克。伯禽分到六族,叔虞分到九族。姬克也分到六族,但不全是殷商遗民。他们三位新君也都带着这些族民远走他乡,去建设新的国家。伯禽的国号叫鲁,在今天的山东;叔虞的叫唐(后来叫晋),在今天的山西;姬克的叫燕,在今天的北京地区。 〔2〕

周公这一招相当厉害。

据《中国历史地图大图鉴》。

事实上,殷商的国族,原本由四种关系组成:血缘、地缘、行业、国家。血缘组织为族,地缘组织为邑,行业组织为氏,国家组织为姓。说白了,就是一个家族,世世代代只从事一种行业;同行业的人,又集中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并世代通婚。同一种氏(行业),住在同一个邑(地区),就成了族。族相聚,即为国。现在,周公把这些氏(行业)整体迁徙到另一个邑(地区),殷商那个“国”还能存在吗?

也只能支离破碎。而且,归属于康叔,以及被伯禽、叔虞和姬克带走的殷商氏族,也只能融入周人的社会,成为新的国族。也许,多年之后,他们会被叫做“卫国人”或“鲁国人”,但在当时却都是“周人”。

这就已经相当高明,何况还不止于此。

实际上,建立宋国和卫国,跟建立鲁、晋、燕,用心是不同的。建宋封卫,都是为了对付殷顽,只不过宋为怀柔安抚,卫为监视改造,因此只是“近距离换防”。

伯禽、叔虞和姬克这三支队伍,却是“远距离殖民”。而且所到之地,均为要冲。比如晋国和燕国,便接近戎狄,其实是姬周的边防前线。难怪后人会说周公分封诸侯,是在给周天子“扎篱笆墙”了。 〔3〕

1978年河北元氏县出土。内底有铭文八行,大意为:戎人大举出于地,刑侯与戎搏战,命臣谏率领师氏、亚旅等驻于。由此可知,刑国的分封,是西周在北方建立的防止戎人入侵的一道屏障。

鲁国所在地,则是东夷的老窝。所以不但要让周公之子在那里建国,还让姜太公吕望建立齐国。这实在是妙不可言,简直等于二战后美国(姬族)和英国(姜族)跑到俄罗斯(东夷)建立殖民地,虽然他们都反法西斯(殷商)。

毫无疑问,以太公和召公之丰功伟绩,受封必在武王之时。但武王是初封,国土也近;周公是移封,国土也远。事实上齐侯、鲁侯和燕侯,都相当于英国国王派出的总督,只不过这三个地方都不能叫做“海外殖民地”,得叫“海内殖民地”。其中的深谋远虑,给我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

总之,周公成功了。他瓦解了殷顽势力,控制了战略要地,酬劳了功臣盟友,岂非一举三得,一箭三雕?

什么叫政治智慧?

这就是。

不仅仅是统战

毫无疑问,这种智慧不是周公一个人的。西周建立的封国,也远远不止宋、齐、鲁、卫、晋、燕。它们甚至未必都是姬姓或姜姓,比如还有芈姓的楚国、姒姓的杞国(芈读如靡,姒读如四)。杞人忧天的故事,说的就是这号人。

楚、杞之类,在当时无疑都是小邦,至多不过部落国家,甚至只不过部落或部落联盟。他们在殷商时代叫做“方国”,比如周、召、姜,就叫周方、召方和羌方。此外还有(读如鬼)姓的鬼方、风姓的人方。殷商对他们或者武力镇压,或者不闻不问,是很失策的。

实际上这些方国兵力少,数量多,规模小,来头大,动不动就号称神农、黄帝、尧、舜、禹之后,因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帮忙帮不上,添乱很容易。聪明的做法,当然是能团结的就团结,这样才能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至少,即便不能成为朋友,也不能让他们成为敌人。要知道,这些哥们跨入文明并不久,还带着野蛮习气和部落遗风,可是说翻脸就翻脸,说动粗就动粗的。

何况其中一些还参加了伐纣战争。虽然不过一彪人马三五兵丁,只是打酱油的,却也算同盟国和参战国。现在胜利了,总得分他一杯羹,排排坐,吃果果吧?

那好,统统给个师长旅长当当。

于是,只要承认周王是天子,哪怕只是名义上认同周的领导,不管是氏族、部落、部落国家,也不管诸夏、诸羌、百濮、群蛮,都纷纷弹冠相庆,人五人六地成为国君。

说起来这倒是个互利互惠的双赢方案,而且双方做的都是无本生意。比如方国,就什么都没失去。土地、人民、军队、财产,周天子都不要他们的,反倒还会再赠送一点。他们在伐纣战争中捞到的油水,当然一律加盖公章予以承认。诸侯的国内事务,周天子却概不过问。这难道还不合算?

更重要的是,这些方国不少是蛮族。因为文化落后,长期被殷商歧视,自己也自惭形秽。现在既已受封,也就成为诸侯,可以跟中原诸国平起平坐,礼尚往来,这可真是咸鱼翻身,岂有不接受之理?

但,赚了大头的还是周。

首先,这些封国的土地、人民和财产,原本就是那些家伙的,周人并没有成本。周天子给出的,只是一个名义和头衔。但这张空头支票,却换取了对新政权的承认和支持,赎买了异动之心和武装力量,从而建立了自己的统一战线,还没失去领导权。最重要的是,方国的加盟证明了周政权天命和人心的“双重合法性”,这可不仅仅是“统战”。 〔4〕

这就是西周统治者的一系列动作:再编组、大迁徙、广殖民、泛分封。总之,该镇压的镇压,该安抚的安抚,该酬劳的酬劳,该收编的收编。现在,他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不能。因为新秩序是否稳定,仍是问题。

这就不能靠策略,只能靠制度。策略只是术(技术或权术),制度才是政(政治)。换句话说,制度的建立和建设才是根本性的,也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事实上,就在周公他们下棋的时候,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也应运而生。这种制度本身是有“维稳功能”的,因此保证了五百年的太平。但它同时又有先天不足和内在矛盾,因此在春秋被破坏,在战国被颠覆,在秦汉被替代,只留下难忘的记忆和永远的惆怅。

它的名字,就叫“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的核心,是“封建”。

这里说的封建,不是封建社会或封建主义,跟封建礼教或封建迷信更是两回事。其实迷信跟封建毫不相干,礼教前面冠以封建二字也是乱点鸳鸯谱。封建,通俗地说就是“分封”,但叫“封建”更准确。因为不但要封,而且要建。封就是封邦,建就是建国。封和建,都是动词。邦和国,是名词。封邦建国,是动宾词组。这是本来意义上的“封建”。

先说“封”。

封就是“爵诸侯之土”。这是许慎的解释,也是学界的共识。说白了,就是分封诸侯的时候,要给他一片领土,一个地盘,还要明确地划出疆界。因为在殷商那个部落国家联盟的时代,还没有国家主权的概念,疆界也是模糊不清的。

周人却主张界限分明。

这就得“封”。具体做法,是在边境线上挖沟,叫“沟封”。挖出来的土,堆在两边高高隆起,叫“封土”。土堆上面还要再种树,叫“封树”。种树主要是为了加固隆起的封土,防止坍塌,同时也更醒目。至于那条沟,也有多用。它是疆界,也是渠道,平时蓄水养树,涝时可以排洪。

显然,封的意义在疆,所以也叫“封疆”。封出来的政治实体就叫“邦”。邦和封在上古可以是同一个字,不过封是动词,邦是名词,相当于“国家”,但又不能叫“国家”。因为在先秦,国是国,家是家,并不能混为一谈。而且春秋以前的邦,包括宋、齐、鲁、卫、晋、燕、楚等等,严格说来只有“半独立主权”,成为“独立主权国家”,要到战国。

不叫国家,叫什么?

邦国。这是最合适的称呼。因为所有的邦都包括城市和周边广大农村。城市叫国,加上农村叫邦。国是都城,邦是全境,邦比国更准确。当然,邦与国也可以通用互换,因此叫邦,叫国,叫邦国,都行。叫国家,不行。 〔5〕

邦国有大小。小一点的,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因此,其国名往往从邑。这就是“城市国家”。大一些的,是以一个中心城市为首都,再加若干城市和周边农村,这就是“领土国家”。西周初年,大多数邦国都是城市国家。只有周例外,有丰、镐、洛邑好几个城市。

周,也是邦国吗?

也是。只不过,是最大也最高级的。周的国君称王,因此是王国。而且,也只有周君可以称王。其他邦国之君,或为公(如宋),或为侯(如齐),或为伯、子、男,不等。但他们可以统称为侯。因为侯是“有国者”,或“封藩守疆之殊爵”,也就是在边疆保卫天子的人,所以又叫“侯卫”。侯是很多的,所以叫“诸侯”,也就是“诸多的侯”。等到战国,诸侯们纷纷称王,邦国制度就解体了。

由周王国和诸邦国组成的世界,叫“周天下”。这个天下,跟秦汉以后的大不一样。秦汉以后,是“一个天下,一个国家,一个天子,一个元首”。比方说,秦帝国与秦天下是合一的,秦天子也就是秦皇帝,这就叫“帝国制度”。

邦国制度则不同,是“一个天下,许多邦国,一个天子,许多元首”。天下只有一个,即周天下;天子也只有一个,即周天王。但在这个天下里面,有许多邦国,比如宋公国、齐侯国、郑伯国、楚子国、许男国,等等。这些邦国,都有自己的元首,而且不一定同姓。

这样的天下,怎么能叫“王朝”?

也只能叫“国家联盟”。

这样的国家联盟,或多或少有点像英联邦。但,英国不是联邦的“宗主国”,女王也不“封建诸侯”。英联邦的成员国,包括英国与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都是平等的。联盟则是“松散的联合体”,成员国可以加入,也可以退出。

周天下却颇为不同。

首先,周天下在理论上和名义上是周和周王的,周联盟的成员国不是“加盟国”,而是“隶属国”。其次,周王国与诸侯国,周天子与各国君,是君臣关系,并不能平起平坐。第三,各诸侯国的主权和治权,至少在名义上都是周天子授予的,天子对他们不但要封,而且要建。

建,也许比封更关键。

我们的田野

什么是“建”?

建就是建国。它包括三个内容:授土、授民、授爵。

册封仪式是隆重的。祭坛由青白红黑黄五色土筑成,象征着东西南北中。诸侯封到哪一方,就取哪一方的土,再掺和代表中央的黄土,用白茅包裹交到诸侯手里。这就叫“授土”,表示诸侯拥有对那片土地的使用权。

赐给诸侯的人民则包括三部分:本族臣僚、殷商遗民,以及封地上的原住民。当然,这主要是指鲁、卫、晋、燕之类。其他邦国不一定有殷商遗民,原住民则一定有的,领导班子也一定是他自己的。这就叫“授民”,表示诸侯拥有对那些人民的统治权。这也是周人的一大发明。因为像这样土地和人民并赐,殷商卜辞中并没有记录。

由此可见,只有周的封建,才是“真封建”。

第三件事是指定国君,包括命名国号(比如宋、齐、鲁、卫),发表训示(比如《康诰》),赐予受封的象征物(比如冠冕、礼器、仪仗)。这就叫“授爵”,表示诸侯相对独立,权力合法,并拥有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世袭权。

这三个程序意义重大。

事实上,封邦建国必须授土、授民、授爵,表现出来的正是周人对“国家概念”的理解。尽管这个时候的邦国,还只是初级阶段的国家,甚至不能叫做国家。但,土地、人民和领袖,便从此成为我们民族的“国家三要素”。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赞美诗《歌唱祖国》,就是第一段唱土地,第二段唱人民,第三段唱领袖。这是周制度的深远影响。

现实意义也很明显。授土和授民,表示周王才是全世界土地和人民的唯一产权人和法人;授爵,则表示他是所有邦国的最高统治者或世界性君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主权和产权都是周王的,诸侯只有财权和治权。

但当时似乎没人想那么多。程序结束后,受封的诸侯个个峨冠博带,珠光宝气,焕然一新。他们纷纷率领部属、族人、庶众、臣妾,欢天喜地奔赴封区,定疆域,建社稷,封子弟,收赋税,分田分地真忙。

当然,最重要的是建立宗庙和社稷。宗庙祭祀列祖列宗,社稷则祭祀土地和谷神。这个祭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土有谷就有民。于是,社稷便成为国家政权的代名词。由此还诞生了一种建筑制度,即国都的中央是宫殿,宫殿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坛,叫“左祖右社”。

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参考南京城的规制而营建的。城内主要建筑群的布局合乎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基本原则,即宫城在城内南部中央,商业区在宫城正北,祭祖的宗庙,即太庙在宫城之东,祭天地的社稷坛在宫城之西。

分到的土地和人民也要整合。具体方案是人民编组,土地分块。先把一大片土地分成均等的九块,中间一块是“公田”,周边八块是“私田”。私田由按照血缘关系重新编组的农民包产到户,但八户农民必须先耕种中间的公田,才能再耕种私田。公田的收入,用于公共事务,这就叫“井田制”。

据《农政全书》。关于井田制,历来有争议。有人认为确有其事,有人认为纯属想象,也有学者做出各种解释,请参看杨宽《西周史》、许倬云《西周史》。

我们的田野,是这样的吗?

不钻牛角尖就是。整整齐齐规划成井字形,周边挖沟种树封疆,中间开出纵横交错的田间小道阡陌,每块田地刚好百亩,当然并非所有地方都能做到,甚至根本就是一种想象或者理想。但“平均地权,公私两利”,则是可能的。大夫和诸侯从公田获利,更是可能。

从象征的意义讲,井田制其实也是一种“封建”。反过来也一样,封邦建国的封建制也可以看作井田制。天下之中的周王,封国之中的诸侯,就是当中那块公田。

但,为什么说这种制度“本身就有维稳功能”呢?

因为封建是一种秩序。

封建是一种秩序

封建制,把世界分成了三个层次。

最高也最大的层级叫“天下”。按照当时的观念,它就是全世界,所以又叫“普天之下”。天下的最高领袖和当然代表叫“天子”,即周王,也叫周天王。他是天底所有人共同的君主,叫“天下共主”。他的邦国是王国,他的族人是王族,他的家庭是王室,他的社稷则叫王社。

次一级的叫“国”,也就是“封国”。封国的君主叫“国君”,其爵位细分应有五等,统称则为“公侯”。所以,他们的族人是公族,他们的家庭是公室。他们的社稷,为人民立的叫国社,为自己立的叫侯社。 〔6〕

再次一级的叫“家”,也就是“采邑”。采邑的君主叫“家君”,也就是大夫。大夫也是世袭的,叫“某某氏”,比如春秋时鲁国的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这也是家与国的区别:国君称姓(姬姓、姜姓、姒姓、嬴姓),大夫称氏。所以,大夫的族人是氏族,他们的家庭是氏室。

层级 名称 君主 身份 家庭 家族 儿子

第一级 天下 天子 天下共主 王室 王族 王子

第二级 国 诸侯 国君 公室 公族 公子

第三级 家 大夫 家君 氏室 氏族 君子

天下、国、家,层次分明吧?

这就是所谓“封建”。

很清楚,封,就是“划分势力范围”;建,就是“厘定君臣关系”。为什么是君臣?因为诸侯是天子所封,大夫是诸侯所立。前者叫“封邦建国”,后者叫“封土立家”。后一种封建(封建大夫之家),也是有青铜器铭文为证的。

所以,诸侯是天子之臣,大夫是诸侯之臣。大夫对诸侯要尽力辅佐,并承担从征、纳贡等义务。诸侯的义务,则有镇守疆土、捍卫王室、缴纳贡物、朝觐述职等。当然,如果受到其他诸侯欺侮,也可以向天子投诉,天子则应出面为他主持公道摆平江湖。这是天子的义务。

同样,权利和权力也很明确。

天子的权力是封建诸侯,这就是建国;诸侯的权力是封建大夫,这就是立家。但是大夫不能把自己的“家”再分给别的什么人。也就是说,大夫没有再封之权。这个规定对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我们以后还要再说。

享有治权的,也只有天子、诸侯和大夫。不同的是,天子在理论上对周天下,在实际上对周王国,都有统治权。诸侯和大夫则只对自己的封国和采邑有权统治,但他们的治权既是理论上的,也是实际上的。

也就是说,大夫的家,诸侯的国,都自治。大夫有权自行管理采邑,叫“齐家”,诸侯不干预;诸侯有权自行治理封国,叫“治国”,天子也不过问。但,大夫除了齐家,还有义务协助诸侯治国。诸侯也有义务在发生动乱时,奉天子之命南征北战维持秩序,叫“平天下”。 〔7〕

哈,三级所有,层层转包,秩序井然吧?

这就是“邦国制度”,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在这种制度中,周天子名义上是“天下共主”,实际上却“虚君共和”。大夫的家和诸侯的国,则共同组成真正的政治实体,即“家国”。家国变成国家,要到战国。秦汉以后,国家与天下合二为一,邦国就变成了帝国。从此,天下只设郡县,不封诸侯,封建制和邦国制寿终正寝。

封建,是战国以前的“国际秩序”。

这样的事,别的地方有吗?

没有。

周人的邦国制,不同于大多数文明古国的君主制,不同于古希腊的民主制、古罗马的共和制,也不同于近现代的联邦制或邦联制,跟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也只有相似之处。与井田、宗法、礼乐相配套的封建制,是我们民族独有的国家体制,也是周人的制度创新。

创新是智慧的。井田制是经济基础,封建制是上层建筑,同时也都是巩固政权的手段。封建制把姬周和异姓、中央及地方捆绑在一起,井田制则把民生和民心、人民和土地捆绑在一起。农民不离乡背井,豪酋不犯上作乱,闲汉们不无事生非,可不就天下太平?

何况封建也好,井田也罢,都是秩序。有秩序,就不乱。但光有秩序,还不足以“维稳”,因为秩序可以破坏。春秋礼坏乐崩,战国诸侯独立,就是封建秩序的崩溃。

那么,周公及其继承人“维护封建秩序,防止社会动乱”的办法还有什么呢?

宗法和礼乐。

第四章

天下为家

嫡长子

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

嫡,就是正妻。妻与夫相匹敌,所以叫嫡。妻生的儿子,就叫嫡子。嫡子当中第一个生出来的,叫嫡长子。

与嫡相对的叫庶。

庶,有众多(庶众)、渺小(庶几)、庞杂(庶务)、卑微(庶民)等意思。物以稀为贵,多了就不值钱。庶的本义既然是众多,那就意味着卑贱。

不过,庶子的地位低于嫡子,却并不因为嫡子的人数一定少,而因为庶子的母亲人数多。嫡子的母亲是妻,只能有一个;庶子的母亲是妾,可以有若干。按照西周的婚姻制度,贵族男子都可以有妻有妾。最低一等的一妻一妾,中高级贵族一妻多妾。这就叫“一夫一妻多妾制”。

一妻多妾,也是宗法制的内容之一。

妾既然人数众多,当然是庶。事实上,妾这个称谓就带贬义。它的本义是女奴,最早的女奴则是女性战俘。战俘们要保命,只能做奴隶,于是“男为臣,女为妾”。原始时代的妾,很可能就是被胜利者随便占有的女人,而且仅仅因为她们是俘虏。那时,战俘可是没有什么人权的。 〔1〕

后来的妾,也一样。

依照“一妻多妾制”,妻妾的来历就不同。妻叫娶,妾叫纳。妻,必须门当户对,明媒正娶,才能与夫匹敌,也才能叫嫡。纳妾,则可以偷,可以抢,可以买,可以骗,还可以死缠烂打。因为妾不必有身份和地位。她可以是夫人的陪嫁,父母的丫环,青楼的女子,朋友的歌姬。因此,父母可以赏,朋友可以送,自己可以要,甚至霸王硬上弓。妾既然如此地来路不明,其地位可想而知。

结果,她们的儿子也不平等。

第一等:妻的第一个儿子,嫡长子;

第二等:妻的其他所有儿子,次子;

第三等:妾的所有儿子,庶子。

显然,不但庶子与嫡子,就连嫡子与嫡子也不平等。但是他们的父亲却是同一个人,贵族的儿子也该是贵族。事实上不论嫡庶长幼,周王的儿子就是王子,诸侯的儿子就是公子,大夫的儿子就是君子。那么请问,王子、公子和君子难道也要分三六九等?

要的。原因,在继承权。

天子、诸侯、大夫,遗产很多。爵位、领地、财产、权力,这些都要有人继承。有权继承的,当然是他的儿子。因为天子的王族,诸侯的公族,大夫的氏族,跟全社会一样都实行“父家长制”。这也是宗法制的又一个内容。但所有的儿子都来继承,却不行。有些东西比如财产,可以分。爵位和权力,就分不了,只能传给一个儿子。

这就必须立个规矩。

没有规矩,儿子们打起来,可就无法维稳了。

宗法制,就是立规矩的。

周人立的规矩,叫“嫡长子继承制”。说白了,它就是当时的继承法,只不过不是民法,是礼法。这是宗法制的核心和关键。我们知道,族的第一代叫祖,第二代叫宗。祖是开创者,只能该谁是谁。宗是继承者,必须有继承之法。宗法制就是规定谁为“宗”的,所以叫“宗法”。

换言之,宗法就是“定宗之法”。

这才有了嫡长子继承制。按照这种制度,不但父亲的爵位和权力,就连父系家族的血统,原则上都只能由嫡长子来继承,除非没有嫡长子(正妻无出),或嫡长子无法继承。反过来,如果是嫡长子传嫡长子,一路传下来,不曾中断,那么,这样的传承就叫“嫡传”,这样的体系就叫“嫡系”,这样的血统就叫“正统”,这样的宗派就叫“正宗”。

这就是宗法三要素——

一、父家长制;

二、一夫一妻多妾制;

三、嫡长子继承制。

但,这跟封建又有什么关系呢?

好大一个家

关系就在所有的贵族都是世袭。

世袭,就有继承权的问题。爵位,却只有一个。所以贵族比任何人都更加重视宗法。依照宗法制,天子、诸侯、大夫,都只能传位于嫡长子。其他儿子,包括其他嫡子,连血统都不能继承。但这些公子王孙,毕竟都是“贵二代”,总不能撒手不管,让他们流离失所吧?

也只有一个办法:分封。

分封也简单。天子的嫡长子做了天子,他嫡出的弟弟和庶出的哥哥,就分出去做诸侯,或者留在王国做公卿。同样,诸侯的嫡长子做了诸侯,他的弟兄们就封土立家,分出去做大夫。宗法制与封建制,严丝合缝,合二为一了。

结果是什么呢?

天下为家。

这也是必然的。首先,天子是“天”的嫡长子,所以叫“天子”。诸侯则是天子的兄弟,大夫又是诸侯的兄弟。虽有嫡庶之分,却总归是兄弟。大夫和诸侯,跟天子既然是这种关系,岂能不“四海之内皆兄弟”?

当然,这里说的是姬姓诸侯。但天子与异姓诸侯,以及姬姓诸侯和异姓诸侯之间,却有婚姻关系。比如姬姓与姜姓,秦国与晋国,就长期通婚,所以婚姻也叫“秦晋之好”。这样一来,天子、诸侯、大夫,不是兄弟就是叔侄,要不就是翁婿、郎舅、连襟、亲家。说到底,还是“一家子”。

这真是“好大一个家”。子女,就是臣子和广大民众;父家长,则是各级君主。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被分别叫做子民和君父。这种称谓的起源已无从查考,但可以肯定直到明清还在使用,思想源头则在周。

不过,周天下这个“家”是有层级的。周天子是皇天上帝的“嫡长子”,也是天下子民的“总爸爸”。以下,诸侯是“二级爸爸”,大夫第三级,小民则是“子女”,叫“子民”。

子女也要成家立业,这些家庭也都有祖宗。以祖宗为统绪,家庭构成家族,家族构成宗族。宗族从属和依附于大夫构成氏族,大夫是族长。氏族从属和依附于诸侯构成国族,诸侯是族长。国族从属和依附于天子,就构成民族。这个民族在西周叫夏,春秋叫华,后来合称华夏,周天子是总族长。

难怪学术界普遍认为,华夏国家和华夏民族的正式形成是在周,只不过这国家和民族被说成或看成一个“巨型家族”。

同时,它也是“好大一个公司”。

周天下这个公司是“家族型”的,也有总公司和子公司。总公司叫“天下”,总经理是天子,董事长是天。因为天子的治权是天授的,天下的产权也是上天的。所以,天子只能算是总经理,不能算是董事长,王族也不是董事会。

子公司则有两级。天下的子公司叫“国”,董事长是天子,总经理是诸侯。国的子公司叫“家”,董事长是诸侯,总经理是大夫。因为大夫之“有家”,来自诸侯的授权;诸侯之“有国”,来自天子的授权。上天授权天子叫“天命”,天子授权诸侯,诸侯授权大夫,则叫“封建”,包括“封邦建国”和“封土立家”。家,是子公司的子公司。

关系 董事长 总经理 授权方式

天下 总公司 天 天子 天命

国 天下子公司 天子 诸侯 封邦建国

家 国的子公司 诸侯 大夫 封土立家

嘿嘿,三级所有,层层转包。

或者说,三级授权,层层负责。

因此从理论上讲,天子有权收回诸侯的封国,诸侯也有权收回大夫的采邑。这也是有文献记载和文物证明的。当然,按照同样的道理,上天更是有权收回天下。只不过,那事儿可就闹大了。它在历史上,就叫“革命”。

革命,会发生吗?

会。

因为“公司”有问题。

姬周株式会社

周天下这家公司,有点像“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是日本和韩国的说法。日文和韩文的株是股权和股份的意思,一股就叫一株。所以,株式就是股份制,株式会社就是“股份有限公司”。

显然,株式会社的株,不是守株待兔的株,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周天下看作一棵大树。井田,就是叶子;村社,就是花果;庄园,就是枝条;采邑,就是分枝;封国,就是支干;作为天下共主和授权主体的周天子,则是主干。

哈哈!有这么一棵树也很好。

没错,大树底下好乘凉。

可惜树太大,也麻烦。

比方说,树大招风。

招风也是肯定的。毕竟,周人只是得到了“中国”。周边地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都是“风口”,谁知什么时候“风乍起”?一齐刮起来,更成了“龙卷风”。事实上,后来西周灭亡,平王东迁,就因为“西北风”。

看来,如果树大,那就必须根深。

所以,周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跟日本企业家一样,都主张“和”,只不过中国讲“和谐”,日本讲“和拢”。日本人认为,从老板到员工,都应该把企业看作一个大家庭。为了避免家庭内部发生冲突,每个人都有责任“维稳”,有义务“维和”。这样才能“拢在一起”,长足发展,共同致富。

这就叫“和拢经营”。

日本和韩国,是常常被看作“儒家资本主义”之成功范例的。这其实似是而非。没错,中华文明确实影响了日本和韩国,中华民族的许多智慧也被成功地应用于企业管理。但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却不是儒家思想,而是资本主义,包括市场经济、契约精神、法治原则。至少,他们产权明晰。株式会社的资本,是股东们一株一株凑起来的。如果不想血本无归,那就必须和衷共济。更重要的是,产权明晰,就责任明晰,权利明晰。大家都是公司的股权人,为公司奋斗就是为自己奋斗。那么请问,谁不努力?

周天下却“产权不清”。

谁都知道,天下原本不是周的,甚至也不是商的。商时代只有部落国家的联盟,商王也只是联盟的盟主,相当于江湖上势力最大的帮派,市场上资本最多的公司。因此,其他帮派比如东夷便可以叫板,其他公司比如周族也可以不断做大做强,最终把盟主赶下台去,自己做了老大。

周天子做了老大的天下,虽然仍是联盟,但封建制的发明却改变了联盟的性质。过去是松散的关系,现在是株式会社即股份公司。这倒也未尝不可。问题在于,周天子或周王国并非只是控股。按照“君权天授”的理论,他们的资本天命空降,直接下载”,因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也就是说,天下的产权属于天子。

这样一来,全部股权便都是周王的,只不过分给了大家。分配的结果,是诸侯和大夫得到“原始股”,士农工商得到“技术股”。这当然同样未尝不可。既然都是股权人,就应该同心同德,才能把自己的股份变成“绩优股”。

可惜这最终只是一厢情愿。

首先,姬周株式会社既不生产,更不分红。公司总部只知道收取管理费,生存发展全靠诸侯的国和大夫的家自力更生。时间长了,谁干呀?何况这家公司也不上市。不上市又要分蛋糕,还都想多吃多占,就只有窝里斗。结果,外战外行,内战内行,西周也就变成了东周。

没错,他们是被犬戎赶到东边去的。

更重要的是,你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请问有授权书吗?有产权证吗?没有。那好,我们打下的地盘,凭什么说是你的资本?我们创造的财富,凭什么说是你的股权?你能从皇天上帝那里下载,难道我不能?你能把联盟老大从殷商变成周,难道我不行?不信革一回命试试?

于是到了战国,周天下这家股份有限公司,终于资不抵债彻底破产。

这就是产权不清的后果。

不过在西周初年,却没人想这些。毕竟,公司的破产要到五百年后。周人再有忧患意识,也想不到那么远。何况大家都吃了定心丸。嫡长子固然地位无法撼动,次子和庶子也都可以各奔前程。那就构建和谐社会吧!

但,这里面还是有问题。

什么问题?

天子诸侯的次子庶子可以再分封,大夫的呢?

重大失误

做不了大夫的贵族子弟,就做“士”。

士阶层的出现,是宗法制和封建制的必然结果。因为按照宗法制,次子和庶子不能袭爵;按照封建制,封到大夫就不能再封。因此,大夫的儿子如果没有继承权,就只有贵族身份,没有贵族爵位,也没有领地和治权。

于是,这些无爵可袭的大夫之子,也包括家道中落的公子王孙,以及王室和公室的旁支远亲,便构成天子、诸侯和大夫之下最低一级的贵族,叫“士”。

士在历史上极为重要。如果说西周是王的时代,东周前期是诸侯的时代,春秋中后期是大夫的时代,那么战国就是士的时代。那时的士,周游列国,朝秦暮楚,拉帮结派,合纵连横,演绎出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活的戏剧。

秦汉以后,我们民族进入帝国阶段,废封建,行郡县,诸侯和大夫这两级贵族都被消灭。除了皇族,所有人都是平民。于是,士便成为平民之首,与其他阶层合称“士农工商”。从汉帝国到清帝国,官僚集团主要由士组成,甚至一度形成所谓“士族”。士,最终成为中国历史的主人,尤其是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主人。

这并非没有原因。

首先,周代的士,是贵族,也有贵族的权利和待遇。权利包括祭祀权、参政权和从军权,待遇则低于王侯大夫,高于平民。比方说,婚姻,则一妻一妾,祭祀则三鼎二簋,乐舞则二佾(读如异),也就是舞女两行。这当然比不上八佾和九鼎八簋的天子,却超过没有乐舞也没有妾的平民。

但作为贵族,士“有权利,无权力”,最重要的是没有治权。因为天子、诸侯、大夫都有领地,比如诸侯有封国,大夫有采邑。这些领地,经过了授土、授民和授爵三大程序,因此领主不但有财权,还有治权。

士就没有领地,只有食田,也就是某块田地的赋税归他,但对田里的农民不能统治。而且,还必须担任一定职务,才有食田,食田不是他的私产。拥有世职(世袭的职务)和世田(世袭的田地)的,也是少数。

越来越多的士,都只能打工。

这就要有本事。实际上,但凡士,都多少有些能耐。他们或者有武艺,可以做战士、保镖、刺客;或者有文化,可以做史官、智囊、文秘;或者懂经营,可以做管家、会计、经纪人;或者会方术,可以治病、疗伤、看风水、配春药、传授房中术。再不济,也能“鸡鸣狗盗”。

显然,周代的士,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他们地位不高不低,人数不多不少,能量不大不小,最适合培养为中产阶级。苟如此,就能形成巩固各级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然而周人最大的失误,就在这里。

从西周大封建开始,真正得到实权和实惠的,是诸侯和大夫。最后养肥的,也是这些中上层贵族。这对“中央”其实是不利的。因为诸侯和大夫越强大,天子就越虚弱。强枝弱干的结果,是周王室成为皮包公司,周天子成为光杆司令,最后连橡皮图章都当不成。

一并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封建秩序。因为诸侯可能强于天子,大夫也可能强于诸侯。子公司超过总公司,岂能不乱?只不过,春秋是诸侯架空天子,比如“五侯争霸”;战国则是大夫灭了诸侯,比如“三家分晋”。

但无论哪一种,士都是帮凶。

然而有趣的是,挺身而出希望救世的,也是士。这就是先秦诸子。正如我们将在《百家争鸣》一卷中要讲到的,诸子百家,儒家代表文士,墨家代表武士,道家代表隐士,法家代表谋士,都是士的代表。只不过,他们的追求、主张和方案各不相同,甚至还有人认为那世界无药可救。

同样是士,为什么有的助纣为虐,有的救苦救难,有的袖手旁观,有的积极进取,如此不同呢?

因为有君子,有小人。

君子与小人

君子与小人,也来自宗法和封建。

依照宗法制,贵族的次子和庶子,也可以开宗立派,只不过嫡长子立的叫大宗,次子和庶子的叫小宗。但依照封建制,天子的小宗却是诸侯,那可是国族的大宗。同理,大夫是国族的小宗,同时是氏族的大宗;士是氏族的小宗,同时是宗族的大宗。所以士可以一妻一妾。甚至士人的族如果庞大,他的次子和庶子,还能成为家族的族长。

但只要算一笔账,谁都清楚这世界上是大宗多还是小宗多。而且,只要贵族们的世代足够长久,族就会裂变,变出更多的小宗,小宗的人数也会越来越多。这就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特殊阶层——小人。

小人,就是“小宗之人”。

相反,嫡长子则总是贵族。诸侯的嫡长子是国君,大夫的嫡长子是家君。那好,周王的儿子是王子,公侯的儿子是公子,家君的儿子就是君子。这,倒是不论嫡庶的。所有家君之子,都是君子,即士。甚至宗族的族长,由于俨然君主,他的儿子也可以叫君子,至少嫡长子可以。

君子,就是“君主之子”。

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本义——大宗之子和小宗之人。这时,作为贵族,小宗之人也是“人”,地位至少比“民”高。民,是平民和奴隶。人与民,并不平等。

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天长日久,子子孙孙,贵族们那些庶子的庶子的庶子,就不但只能是小宗的小宗的小宗,甚至不再是“人”。低级贵族之小宗,更是如此。

这就产生了第二种含义:君子是贵族,小人是平民。

贵族与平民是阶级,也是等级。由于是等级,后来又指品级,也就是君子高贵、高尚、高雅,小人粗俗、低俗、庸俗。原因也很简单:文化和教育资源不一样。君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当然“三高”;小人甚至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当然“三俗”。

再后来,阶级的意义没有了,品级的意义也淡化了,变成了“品类”:君子是好人,小人是坏人。或者说,君子道德高尚,小人品质恶劣。阶级讲身份,等级讲地位,品级讲品位,品类讲品质,都是君子高,小人低。

这是君子和小人的第三种含义。

毫无疑问,这里面有歧视,却不等于没意义。意义是对士的。因为王之子是王子,公之子是公子。所谓“君子”,主要指大夫的儿子,即家君之子,也就是士。士,可是在贵族和平民之间荡秋千的。你自强不息,就仍是君子;你自甘堕落,就沦为小人。因此,必须树立君子之德,弘扬君子之风。尽管那最后的结果,不过是成为精神贵族。

然而这很重要。

事实上,有精神贵族,才有贵族精神。贵族精神不是摆谱、撒娇、端架子,而是高贵、自律、守底线,独立、自由、有尊严。为此,他们倒驴不倒架,可杀不可辱,宁肯杀身成仁,不肯苟且偷生。

这样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因此,正如不能没有中产阶级,一个社会也不能没有精神贵族。然而纵观中国历史,从先秦到唐宋,虽无中产阶级,却有精神贵族。但到明清以后,专制日盛,斯文扫地,精神贵族和贵族精神都日见稀缺,甚至被赶尽杀绝。中华文明的精神,可谓命悬一线!

但这是后话,现在还看西周。

算盘未必总如意

说起来,周天下其实算得上树大根深。

周的根,在农村。

这并不奇怪。周,原本就是农业民族。何况在邦国制度的框架下,诸侯的国,大夫的家,都是自主经营。大夫的财政收入当然来自采邑。诸侯的则不但来自全国,自己也会有一块自留地,就像天子拥有天下之外,还有一个周王国。

周王国其实就是周天子的采邑。它既是政治实体,也是经济实体;既是周天下的“中央政府”,也是周天王的“独立王国”。后来周天子被架空和颠覆,就因为周王国每下愈况,综合国力不但不如诸侯的封国,甚至不如大夫的采邑。

采邑是周的基层政权组织,地位相当于后来的县,规模相当于现在的乡。采邑中有村社,大一点的或者还有庄园、牧场和森林。城堡之外的郊野,则是八户或十户农民编组耕种的井田。管理采邑事物的,是大夫的家臣。

家臣都是士,职务则各有分工。职位高的叫宰,是大夫的大管家。孔子的学生子路和冉有,便做过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宰。但这已经是春秋了。西周时期,家臣应该都是不能袭爵的家君之子。他们既然不能像嫡长子那样接班做家君,也就只好去做家臣,帮助父兄“齐家”。

这是合理安排,也是如意算盘。

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周天下其实很大。不要说远在天边的周王,就连大国的诸侯和大邑的大夫,距离子民也很远。真正在第一线接触民众的,就是家臣。

所以家臣至关重要,然而君主们却大可放心。因为家臣是大夫的子弟,大夫又是诸侯的子弟,诸侯则是天子的叔伯、舅舅、兄弟、子侄、女婿、连襟、妹夫、丈人。这样的江山,岂非铁打铜铸?这样的政权,岂非稳如泰山?

至少,那根子也扎得够深的了。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天算是什么呢?是日子久了,血缘就淡薄,关系就递减。这是自然规律。所以,用血缘和婚姻来维系政治联盟,可以奏效但不能持久。再大再和谐的族群也要分家,四世同堂就到了顶,接下来便是五世而斩。

何况周天下这个总公司原本就是虚的,实体是诸侯的国,后来还有大夫的家。实际上,从西周到东周,发展的趋势就是强枝弱干。不但诸侯变得尾大不掉,就连大夫也后来居上,请问那还能维持吗?

没错,凡事有利就有弊,算盘未必总如意。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事,是没有的。但始料不及的,是问题会出在家臣。

家臣有什么问题?

忠心耿耿。

奇怪!忠心耿耿不好吗?好。但家臣不是忠于国君,更不是忠于天子,而是忠于大夫。因为大夫是家君,他们是家臣。所以他们公开宣布“只知有家,不知有国”。

于是,爱家不爱国,便成了家臣的职业道德。公元前530年,鲁国大夫季孙氏的一个家臣在宫廷斗争中站在国君一边,结果成了过街的老鼠。乡亲们讥讽地说:我有一块菜地,长的却是草皮。身为家臣而心系国君,太有才了你! 〔2〕

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是啊!原本希望家国一体,结果变成家国对立;原本用于维稳的手段,却变成最不稳定的因素,岂非莫大讽刺?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家臣的理论。

我们知道,周公他们为了巩固政权,曾经提出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按照这个理论,从诸侯、大夫到家臣,便都应该忠于周天子。然而家臣们的说法,却是“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何非君臣”。封略,就是大夫的采邑;君,则是家君,也就是大夫,没诸侯什么事,更没天子什么事。 〔3〕

1872年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内壁有铭文四行,大意为:某年八月初,王姜将原赐予师栌的土地收回,转赐给旟,旟便铸此鼎纪念。

这简直就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

毫无疑问,这里面肯定有一个转变的过程。起先,是王土变成了国土,然后又变成了君土(家君之土)。与此相对应,王臣也就会先变成侯臣(诸侯之臣),再变成家臣(家君之臣)。这时的周天子,可真是鞭长莫及了。

因此,家臣们心目中的君臣关系,便只存在于采邑之中。什么镇守边疆,捍卫王室,不过一句空话。就连保家卫国也只能做到一半:他们只保家,不卫国。

周公,你想得到吗?

第五章

两个基本点

爱国贼

鲁国那个跟家君唱反调的家臣,叫南蒯(kuǎi)。

南蒯是季孙氏封地费邑的宰。照规矩,季孙氏把费邑承包给南蒯后,自己就不怎么管事,所以南蒯在那里当了三年老大。但,当南蒯决定背叛季孙大夫、支持鲁国国君时,费邑人却不干了。他们把南蒯抓起来,对他说:过去我等听命于先生,是因为忠诚于主上。现在先生有了那种想法,我辈却没有这等狠心。那就请先生另谋高就吧!您老人家的理想抱负,上哪儿不能实现啊!

众叛亲离的南蒯只好卷起铺盖走人,抱头鼠窜逃到了齐国。幸运的是,齐国倒也收留了他。

有一天,南蒯伺候齐景公吃饭。

景公突然端起酒杯说:你这叛徒!

南蒯不知景公这话是真是假,也不知道景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当时脸都绿了,一肚子委屈地辩解说:微臣岂敢叛乱,不过想强大公室而已。这可是爱国呀!

旁边的齐国大夫却反唇相讥:身为家臣,爱的什么国?你罪过大了去了! 〔1〕

奇怪!爱国有罪?

不。爱国无罪,只不过要有资格,并非人人都能爱。诸侯爱国就是对的,因为他是“国君”。大夫爱国也是对的,因为他是“国人”。家臣爱国,则“罪莫大焉”。

家臣爱国,何罪之有?

僭越。

换句话说,就是通房大丫头把自己当成了大老婆。

前面说过,封建是一种秩序。它确定的君臣关系和效忠对象,也是有层级的。具体地说,从上到下,天子之臣是诸侯,诸侯之臣是大夫,大夫之臣是士(家臣)。从下到上,家臣忠于大夫,大夫忠于诸侯,诸侯忠于天子。

这就是礼。

因此,诸侯可以“爱天下”,大夫可以“爱国”,家臣则只能“爱家”。严格按照这礼法的规定去爱,才叫忠。越级非礼而爱国,就是“爱国贼”。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齐景公只把南蒯叫做“叛夫”,算是客气。

那么,费邑的邑人,为什么可以反对他们的总管南蒯,越级忠于季孙氏?

因为按照邦国制度,天下只有一个,封区只有两级。封到采邑,就不再分封。家臣不是君主,只是大夫派出的代理人。邑人也不是家臣的臣,而是大夫的臣,即“家人”。他们的道德义务,是“忠君爱家”,不是“忠君爱国”。这跟季孙大夫的是非对错没关系,跟南蒯的政治立场更没关系。

礼,只认秩序,不管是非。

后果当然很严重。依照这个“忠君原则”,诸侯如果对抗天子,大夫就应该跟着对抗;大夫如果反叛诸侯,家臣也会跟着反了。周的灭亡,就因为此。

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是非讲不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怎么操作?

讲得清并可操作的,只有秩序。

秩序贯穿着邦国制度。井田是经济秩序,宗法是社会秩序,封建是政治秩序。这就一要明差异,二要定等级。井田制区分公私,于是有公田、私田;宗法制区分嫡庶,于是有嫡子、庶子;封建制区分君臣,于是有人、有民。人是贵族,民是平民和奴隶。这是“阶级”,三等。天子是超级贵族,诸侯是高级贵族,大夫是中级贵族,士是低级贵族。这是“等级”,四等。此外还有公侯伯子男,是诸侯的“爵级”,五等。

由此可见,秩序即等级。它像井田一样形成序列,叫井然有序;像阡陌一样条理分明,叫井井有条。事实上,等级分明的周社会,就是一块“井田”;秩序井然的周制度,则是一口“井”。周公和他的继承人,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挖井不止,终于挖得深不见底,单等我们跳下去。

这口井,就叫“伦理治国”。

好大一张网

什么叫“伦理”?

伦,是一个很晚才有的字,甲骨文和金文都没。它的本字,应该是“仑”(仑),金文的字形像栅栏。后来加上单人旁,变成“伦”,有类比(无与伦比)、匹敌(精彩绝伦)、条理(语无伦次)等意思。

其实,伦,就是次序和类别。如果乱了次序,错了类别,弄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就叫不伦不类。

最重要的次序和类别,是人类社会的,叫“人伦”。按照后来儒家的说法,人伦主要包括五种人际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叫“五伦”。规范五伦的道理、法则和仪式,就叫“伦理”。

伦理的核心,是“名分”。

名分就是名位和职分,也就是一个人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和待遇。地位特别高的,还有爵号和车服。爵号是“名”,车服叫“器”。名和器合起来,就叫“名器”。

名和器是统一的。名不同,器也不同。比如祭祀用的礼器,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都是鼎奇数,簋偶数。祭祀时的乐舞,天子八佾(读如义),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祭祀穿的礼服,天子十二旒,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旒(读如流),是垂在冕前面的珠串。士没有冕,也就没有旒。

名分,决定着待遇、规格、谱。

所以,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极其看重名分。妻们固然会严防死守,小老婆也不能“妾身未分明”。比如《红楼梦》里的花袭人,是最早跟贾宝玉上床的。但因为没有“走程序”,结果便连妾都不是,只能嫁给别人。

图中例示着山东临朐县朱封1号墓出土的陶器。这些随葬陶器与墓主的社会阶层关系对应。随葬品由上至下递减,直至完全没有随葬品。据许倬云《西周史》。

名分,简直就是命根子。

没有人可以不要名分。没有名分,就没有面子。面子是名分的标志,也是人的脸面,或脸谱。摆出来,就叫“摆谱”;有了它,就叫“有谱”。有谱就靠谱。这就可以交往,可以“面对面”。否则,就“对不起”。

对不起的意思是:双方面子的尺寸差距太大,面子小的一方即便想“面对”,也“对不起”。

难怪我们“死要面子”。

其实,面子可以要,也可以给。小妾扶正,副职转正,是实实在在地给;称小老婆为如夫人,管芝麻官叫大老爷,是客客气气地给。但无论虚名还是实惠,也无论是赠送抑或索要,前提都是你得认同伦理,看重名分。只要你把名分当回事,所有程序便会启动。从此,你就成了电脑里的数据,任由纲常伦理的软件处理。

这是一张蜘蛛网,而且弹性很好。

能够逃出这张网的人很少。你出家?庙里有师父。你落草?山寨有头领。你自主择业?业内有行会。你浪迹江湖?江湖有门派。你不可能绝对一个人生存。只要归属于某一群体,那就要有名分。只要接受名分,那就仍在五伦。所以苏东坡“长恨此身非我有”,但发完牢骚,照旧回家睡觉。什么“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根本做不到,也没当真想过。 〔2〕

这可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宗法伦理,将传统社会的所有人都“一网打尽”。

得了便宜又卖乖的,是那只蜘蛛。

因此,尽管秦始皇憎恨封建,汉高祖厌恶儒家,却都不反对伦理治国。秦始皇的政策,是既要依法治国,又要道德礼仪,只不过把德和礼都纳入法。因此,他除了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还要求“行同伦”。

汉高祖也一样。他在登基不久立足未稳时,便让儒生叔孙通重新制定了礼仪,以此作为君临天下治理帝国的工具和手段。于是,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礼乐制度,便不但没有因为邦国变成帝国而被废除,反倒一直延续到清。

这绝非偶然。

便宜了谁

讨厌儒家的刘邦,后来确实尝到了礼治的甜头。

那是西汉王朝的建国之初,大乱虽平而天下未定,跟西周初年的局势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追随武王伐纣的,是姬姓和姜姓的贵族,比如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以及其他方国的豪酋。虽然他们在殷商眼里是蛮族,文化程度其实都不低,个个都是风流人物。

刘邦的队伍就差得多。除张良是贵族,韩信算是破落贵族,其余的,陈平是无业游民,萧何是蕞尔小吏,樊哙是狗屠,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彭越是强盗,周勃是吹鼓手,刘邦自己则是地痞无赖,基本上是草台班子。

何况此时,礼坏乐崩已经几百年。像周武王那样严格按照礼制来举行开国大典,他们哪会?未央宫建成后,刘邦大宴群臣,居然乘着酒兴对太上皇说:过去老爸总骂我不如二哥能干,将来生活没有着落。现在请您老人家看看,是二哥挣下的产业多,还是我的多?殿上群臣也跟着起哄,大呼小叫,乱成一团,完全没有体统。

这简直就是群魔乱舞。

叔孙通他们自然看不下去,大汉朝廷也不能是土匪窝子。于是好说歹说,终于劝动刘邦同意制定礼仪,文武百官、功臣勋贵也都进学习班培训。从此御前设宴,人人庄严肃穆,规行矩步,行礼如仪。刘邦自己也喜不自禁。他余味无穷地说:老子今天才晓得,当皇帝还真他妈的过瘾!

当然过瘾。伦理、道德、礼仪,原本就是为了让草民们安分守己,君主们坐稳江山。秦汉以后,历朝历代都坚持伦理治国和礼乐制度,原因就在于此。

实际上所谓“五伦”,最重要的就是君臣。除朋友外,父子、兄弟、夫妇,也都可以看作君臣关系。父亲是家君,丈夫是夫君,长兄如父也是君。反过来也一样。或者说,君臣如父子,同僚如兄弟,正副职如夫妻,怪不得叫“家天下”。

政治伦理,注定了是家庭伦理的“国家版”。

那么,家庭伦理,最重要的是什么?

和谐。家和万事兴。

这就要讲名分,重称谓,守规矩,尽孝心。比如跟父母亲说话,必须自称“儿子”。如果父亲是君王,则自称“儿臣”。跟哥哥说话,要自称“小弟”。如果哥哥是君王,则自称“臣弟”。跟丈夫说话,要自称“妾”。如果丈夫是君王,则自称“臣妾”。对父母,要“早请示,晚汇报”,叫“晨昏定省”。父母的年纪,必须挂在心上,还得“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他们健康长寿,惧的是他们年老力衰。 〔3〕

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如果父母是天子或诸侯,则要在他们临死之前成立“治丧委员会”,给他们备好棺椁,换上寿衣,然后守在他们身边看着他们死,叫“为臣”。这是中国最早的“临终关怀”,但只有天子和诸侯才能享受。

所有这些,归结为一个字,就是“孝”。

孝道表现于国,就是“忠”。忠,不是人的天性,因此需要培养。培养基地,就在家庭。事实上,一个人如果孝敬父母,就不会背叛君主;如果友爱兄弟,就不会欺负同事。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并非没有道理。

难怪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柔”,竟有三组是家庭伦理。是啊,对自己子女都没有爱心的君,可能仁吗?对自己父母都没有孝心的子,可能忠吗?父子像父子,才会君臣像君臣,尽管占便宜的还是君父。

什么叫“天下为家,家国一体”?这就是。

天字一号乐团

现在,我们更清楚南蒯为什么不招人待见了。

道理其实很简单:国之伦理在家,从小就能看到大。比如一个人虐待父母,却宣称忠于祖国,靠得住吗?同样,南蒯背叛家君,却宣称忠于国君,谁相信呢?

更何况,南蒯只是季孙大夫之臣,季孙大夫才是鲁国国君之臣。鲁国国君的事,是他南蒯该管的吗?如此僭越,难道也叫“效忠”?对不起,这叫“上访”!

南蒯不明白的,魏绛明白。

魏绛是春秋时期晋悼公的大夫。因为功勋卓著,悼公要将郑国奉献的乐队分一半给他,魏绛表示不敢当。他说:乐舞是用来巩固美德的,因此可以镇抚邦国,同享福禄,怀柔吸引远方之人。这才叫“乐”,也才可以叫“乐”。 〔4〕

共8件,总重146.75千克。1990年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

奇怪!乐,为什么能“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呢?

因为乐是艺术化的礼,礼是伦理化的乐。

是这样吗?

当然是。周人的乐,甚至古人的乐,并不只是音乐。准确地说,是诗歌、音乐和舞蹈的三位一体,叫“乐舞”。所以晋悼公打算赐给魏绛的“乐”,就包括一组编钟,还有一支八人组成的歌舞队。

但,乐舞叫做乐,是因为以音乐为灵魂。对于音乐,最重要的是什么?节奏和韵律。对于伦理,最重要的是什么?秩序与和谐。秩序就是礼的节奏,和谐就是礼的韵律。因此,礼治社会就应该像乐曲,社会成员则应该像乐音。乐音有音高、音长、音强、音色的不同。社会成员一样,也得有差异。有差异,才多样。多样统一,才和谐。

礼,就是界定差异的。

问题是:怎么界定?

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无非“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区分华夏与蛮夷,是“内外有别”;区分血亲与姻亲,是“亲疏有差”;区分老者与少者,是“长幼有序”;区分嫡子与庶子,是“贵贱有等”。它甚至表现为一系列的“制度”(规制和尺度)。比如平民不能戴帽子,只能扎头巾,叫帻(读如则)。贵族当中,士又只有冠,没有冕。冠冕堂皇的,只能是天子、诸侯、大夫。

显然,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贵贱,贵贱就是“音高”。其次是亲疏,亲疏是“音长”。再次是长幼,长幼是“音强”。至于内外,或许可以看作“音色”,华夏民族是“黄钟之鸣”,蛮夷戎狄是“瓦釜之音”。如果“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那就不是“亡国”,而是“亡天下”了。

不过在周人看来,他们的天下不会亡,因为像音乐。天子和诸侯是“高音”,大夫和士是“中音”,平民和奴隶是“低音”。也像音乐团体,民族和国族是乐团,氏族和宗族是乐队,天子、诸侯、大夫、士是指挥。

这可真是天字第一号的乐团。这个乐团演奏的,是最恢宏的交响乐,最悦耳的奏鸣曲,最有气势的大合唱。

主题,则据说叫“和”。

没错,礼辨异,乐统同。礼让人遵守秩序,乐让人体验和谐。所以贵族要钟鸣鼎食,还要佩玉。玉是君子之器。它高贵、典雅、温润,不张扬,文质彬彬。何况玉器佩带在身上,是要发出声响的。这就会提醒主人举手投足都要合乎礼仪,都要有节奏。有节奏就有节制,也就气度不凡。

学习音乐,观赏乐舞,更是贵族必修的功课。如果有条件,还应该向全民推广。因为庙堂有音乐,则君臣和敬;乡里有音乐,则宗族和顺;家中有音乐,则父子和亲。 〔5〕

难怪孔子上课时,会有学生鼓瑟。

孔子的学生言偃(子游)更是身体力行。他主持武城县工作时,便处处都是弦歌之声。据说,孔子听了曾莞尔而笑云:杀鸡哪里用得着牛刀?言偃却回答:君子受了教育就爱人民,小人受了教育就听使唤,老师不就是这样教我们的吗?孔子也马上表态:言偃是对的,我刚才不过开玩笑。 〔6〕

这就是“礼乐教化”。

但,这跟“以德治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妨实地考察一番。

权利与义务

先看“乡饮酒礼”。

所谓“乡饮酒礼”,原本是酒宴形式的“政治协商会议”。应邀参加的基本上都是老人,讨论的也是军国大事,比如“定兵谋”等等。所以,它很可能是部落时代军事民主的遗风,相当于古罗马的元老院,只是没有表决权。但到后来,就连咨询的意思也没有了,只是定期不定期地请社会贤达们来吃饭喝酒看表演,变成了“政协委员”的俱乐部。

这就多少有点奇怪。是啊,这样一种并无实际作用的礼仪,怎么会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清代道光年间? 〔7〕

因为有意义。

意义就在“尊长,养老,敬贤”。按照规定,参加乡饮酒礼的各界人士,六十岁以上的坐,五十岁以下的立。享用的菜肴也不等,年纪越大越多。这就等于向全社会宣示,对长者要尊,对老者要养,对贤者要敬。

1954年陕西长安出土。盖内有铭文五十四字,记周穆王在飨醴后与井伯太祝共行射礼时,对长甶有所褒勉,长甶因以作器。其中,飨礼为高级的乡饮酒礼。

所以,酒会上要序齿(以年龄大小为序),还要奏乐,比如“我有嘉宾”的《诗·小雅·鹿鸣》: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那么,这首歌为什么要用鹿鸣来开篇呢?因为无论在中国还是印度,鹿都是有着美德的仁兽,鹿群的到来也都是吉祥和兴旺的象征,奏唱《鹿鸣》也就是要崇尚道德。

实际上周人之德,无非“尊尊”和“亲亲”。尊尊,就是尊敬该尊敬的;亲亲,就是亲爱该亲爱的。人与人如果互敬互爱,社会就和谐太平。因此,尽管后来的乡饮酒礼并没有实质性内容,也要坚持,因为这本身就是德。

显然,有礼必有德,有德必有礼。相反,失礼则缺德,非礼则无德。德是目的,礼是手段;德是内心修养,礼是行为规范。因此,也表现为权利和义务。

比如“冠礼”。

冠礼又叫“婚冠礼”,其实就是贵族子女的成年礼。按照西周制度,孩子出生百日,要由父亲命名,表示他正式获得生命,成为家庭成员。如果是男孩,六岁开始在家学习,是家学。十岁进寄宿学校,是小学。十五岁入辟雍,这就是大学。二十岁大学毕业,就要举行婚冠礼,正式成人。

婚冠礼是无论男女都要举行的,只不过女十五,男二十。这时要做两件事。第一是把头发盘在头顶,叫“束发”。然后女插簪子,叫笄(读如基);男戴帽子,叫冠。第二是请嘉宾为他们起一个字。名是卑称,字是尊称。前者用来称呼晚辈、学生、子女和自己,后者用来称呼同辈和同辈以上的他人。有了字,就可以进行社交,当然意味着成人。

有字以后,男孩子就可以叫做士(广义的士),也叫丈夫。古人认为,儿童身高六尺,叫“六尺之童”。成年男子身高一丈,叫“一丈之夫”。所以,丈夫就是成年男子。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因此冠礼同时也是订婚礼。由于男女双方的婚配都与束发同时,因此叫“结发夫妻”。如果女孩子还没有合适对象,则暂不订婚,也不起字,叫“待字闺中”。待字,其实是等待婚姻。

铜人屈膝而坐,头戴网状束发之冠。

据《中国断代史系列——西周史》。

这一组玉人分别头戴云朵形高冠、对称的双龙形高冠和牌形高冠。

据《早期中国文明:周原文化与西周文明》。

但意义重大的是“加冠”。

加冠一共三次。第一次加“缁冠”(缁读如资),这是用来参加政治活动的。第二次加“皮弁”(弁读如变),这是猎装和军装,所以同时还要佩剑。第三次加“爵弁”(爵读如雀),这是用来参加祭祀活动的,又叫“宗庙之冠”。

一加缁冠,有参政权;二加皮弁,有从军权;三加爵弁,有祭祀权。有权利就有义务,何况“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三次加冠后,初冠的青年还要拜见国君和元老,主持仪式的嘉宾也要发表训词。这是最重要的一堂德育课。

显然,束发和加冠,都意味着社会的规范和约束。而且,也都是以一种让人终身难忘的方式,告诉孩子们什么是真正的人,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与此同时,我们民族也成年了。

那么,我们可以青春焕发吗?

当然可以。

中国情人节

接受了笄礼和冠礼的姑娘和小伙子,有权利参加一个盛大的节日。时间是在仲春之月,日子是三月三,名字叫“上巳节”。按照周礼的规定,这一天所有成年男女都可以到荒郊野外,享受最充分的性爱自由。

这是中国的情人节。

实际上这样的节日,世界各民族都有。古罗马的叫“沙特恩节”,时间在冬至,殷商的则在玄鸟(燕子)归来时(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一卷《祖先》),周人不过继承了传统。

那真是一个人民大众开心的日子。桃花三月,春水碧绿,鲜花盛开。春心荡漾的少男少女们手拿兰草,从四面八方赶到河边,举行爱的狂欢。如果遇到意中人,女孩子还会主动搭讪,落落大方,毫无羞涩。

对此,《诗·郑风·溱洧(读如真委)》这样描述:

溱水和洧水,

春波浩荡弥漫。

少女和少男,

手中拿着泽兰。

女孩说:过去看看?

男孩说:刚刚看完。

女孩说:看了也可以再看嘛!

那边地方又大又好玩。

于是说说笑笑往前走。

还相互赠送了芍药花。 〔8〕

这可真是东周版的《花儿与少年》。

是的。小呀小哥哥呀,小呀小哥哥呀,小呀小哥哥呀手拖着手儿来。

嘿嘿,还“赠之以芍药”。

奇怪!周,不是礼仪之邦,要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男女授受不亲”吗?也会有这等事?

当然有。

事实上从西周到汉唐,宗法礼教之外也尚有性爱的自由,以至于被卫道士们骂作“脏唐烂汉”。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是宋儒造的孽。其结果,是殷的豪放灵性没了,周的天真烂漫没了,春秋的高贵风雅没了,战国的血气方刚没了,汉的开拓和唐的开放也没了。士人堕落为文人,而且集体阳痿,只知道在皇帝面前磕头如捣蒜,然后回家打老婆。

这才真是罪莫大焉!

好在此刻还是周。后来孔子编辑整理《诗经》,也没有删除那些“淫词艳曲”,我们这才得以一睹当年风采。

谢谢孔夫子!您老人家人性。

事实上,伦理道德归根结底是为了人。这就必须尊重人性,尊重人的各种需求。但凡违背人性的,都只能是伪善和伪道德。靠伪道德来维持的稳定,永远都只能是表面的。

这个道理,周公和孔子心里都明白。

他们不傻,也不变态。

因此,尽管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克己复礼”,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姬周政权,维持封建秩序;但他们至少清楚,心理维稳才是最好的维稳。这就要“伦理治国”,包括德治和礼治;也要“礼乐教化”,包括礼教和乐教。礼和乐,是落实以德治国的“两个基本点”。

不过既然是心理维稳,那就要深入人心。因此既得扎篱笆,又要开口子,兼顾社会规范和个人自由,正如封建制或邦国制要“兼顾君权与民权”。这就像犹太人的割礼,只会割掉少许包皮,不会连根切断。没错,切得跟宦官似的倒是彻底安生了,但那样的稳定有意义吗?

治国需要智慧,更需要人性。

现在,华夏民族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也拥有了情人节,可以盘点一下是非得失,弄清楚文化系统了。

第六章

根本所在

黑名单

当周人创造出井田制、封建制、宗法制和礼乐制的时候,世界上许多民族还迷迷瞪瞪。南亚,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哈拉巴文明已与世长辞,还留下了几百年的空白。未来文明的主角雅利安人,正摸着石头渡过印度河。西亚,巴比伦国内乱作一团,犹太人则刚刚建立他们的希伯来王国。南欧,希腊人打完了特洛伊战争,却仍然停留在“尧舜时代”。大洋彼岸的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就像他们的巨石人像,只有脑袋没有身子。至于现在属于欧盟的大多数地方,要么荒无人烟,要么住着野蛮人。北美和大洋洲,则基本上是不毛之地。

可以比较的,是埃及和亚述。

埃及中央集权的时间最早,比西周建立国家联盟都早了两千年,比秦汉建立集权帝国则早了两千八百多年。公元前3100年,纳尔迈(美尼斯)兼并上下埃及,建立了“第一王朝”。当然,这件事跟周革殷命并不完全相同。周人是小鱼吃了大鱼,纳尔迈则是把两条鱼并在了一起。但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如何安定人心,巩固政权。

纳尔迈的办法是两次加冕。

事实上,纳尔迈原本是上埃及国王,头戴白色王冠,以鹰为保护神,百合花为国徽。下埃及的国王则头戴红色王冠,以蛇为保护神,蜜蜂为国徽。于是纳尔迈便在上下埃及各加冕一次,然后在不同场合戴不同的王冠,表示他既是上埃及的君,也是下埃及的主,只有保护神仍是神鹰荷鲁斯。

公元前3100年左右,纳尔迈统治着尼罗河谷地。他在埃及的统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画面中,纳尔迈戴着高高的上埃及王冠,手握权杖正痛击敌人。他的背后是侍从。鹰神荷鲁斯(右上)口衔一位受害者,将之放至纸草上。纸草是大部分地区为沼泽的下埃及的徽记。据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全球通史》。

这当然很聪明,但武王和周公更智慧。他们不但给自己加冕,也给各路诸侯加冕,还授予诸侯们分封大夫的加冕权。结果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都弹冠相庆,冠冕堂皇。相比之下,纳尔迈只给自己加冕,就收买不了那么多人心。

更何况,这种自己给自己加官进爵的事,谁不会做?最后,那王冠便戴到了利比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头上。

再看亚述。

亚述也曾经是两河流域的“天下之王”,这是一位古亚述国王的原话。这位国王在世时,我们这边商汤灭了夏桀,埃及的中王国则被希克索斯人所灭。不过古亚述这“天下之王”并没做多久,真正崛起的是古巴比伦。 〔1〕

但到我们的东周时期,亚述却突然空前强大。亚述先后征服了小亚细亚东部、叙利亚、腓尼基、以色列和巴比伦尼亚,后来又侵入阿拉伯半岛,征服埃及,毁灭埃兰,成为不可一世的帝国。这个帝国横跨西亚和北非,将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这两大古老文明,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一个国家有如此众多的民族、如此辽阔的领土,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

亚述面临的挑战,不亚于周。

然而他们的办法却似乎只有一个:杀人。亚述国王的残暴令人发指,屠城和虐俘的记录则不绝于史书。亚述铭文中居然充斥着这样的句子:我像割草一样割下他们的头颅,我像踏板凳一样踏在巴比伦王的脖子上,谁敢造反我就把他的皮剥下来铺在死人堆上,我要用他们的尸体把城市的街道填平。他们甚至一把火烧毁了巴比伦城,还把灰烬作为纪念品带回去供在自己的神庙里。 〔2〕

结果是什么呢?是他们的文明连同他们的帝国一并灭亡,而且不再复活,尽管亚述堪称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帝国”(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

跟亚述一样上了“文明毁灭黑名单”的,还有埃及、巴比伦、哈拉巴、克里特、奥尔梅克、赫梯、波斯、玛雅等等,不下二三十种。历史的进程确实残酷。

延绵不绝的是中华文明,起死回生的则是希腊—罗马文明。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虽然不复存在,却“人虽亡而政不息”,反倒波澜壮阔地发展为西方文明。与此同时,伊斯兰文明后发制人,勃然崛起,席卷全球。不难预测,未来世界恐怕将只能是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唱主角。

问题是,何以如此?

这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斯芬克斯之谜

斯芬克斯(Sphinx),是希腊人对狮身人面像的称呼。不过,古希腊的斯芬克斯却有两只翅膀。这就比古埃及那个长着石灰石脑袋的家伙显得轻盈娟秀,也就能超越时空从雅典飞到费城。

翅膀是重要的。

是啊,没有翅膀就不能飞向远方。但怎样飞翔,却还要看是什么样的翅膀。 〔3〕

中华的翅膀,是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

的确,忧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底色。从《诗·小雅·小旻》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到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再到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忧患意识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史。

这是对的。历史的经验证明,任何一个政权,忧患则生,安乐则死。个人也一样。所以,士大夫固然要“先天下之忧而忧”(范仲淹),诗人们也得“为赋新词强说愁”(辛弃疾),因为“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曹操)。甚至就连妓女丫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据说也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从而忧国忧民。

但,我们民族又是乐观的。我们相信天遂人愿,相信善恶有报,相信事在人为,相信事情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即便有了坏事也焉知非福。因此,我们不改其乐,哪怕苦中取乐,也总归乐在其中。

既忧患又乐观,就有礼有乐。礼就是理,讲伦理,讲秩序,体现忧患;乐就是乐,讲快乐,讲和谐,造就乐观。礼和乐,是两个基本点,也是两只翅膀。

那么,希腊的翅膀是什么?

科学精神和艺术气质。

正如罗马人痴迷于法律,希腊人则陶醉于科学。希腊人的科学不是实用主义的,他们是“为思想而思想,为科学而科学”。所以,他们能把埃及人用于测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术变成几何学,也能把巴比伦的占星术变成天文学。有科学这双翅膀,希腊文明就超越了他的埃及爸爸、美索不达米亚妈妈,成为第二代文明中的佼佼者。

公元1世纪前后出土。《几何原本》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左右,被认为是欧几里德结合前人成果以及其个人创造而成的不朽著作。全书共十三卷,以演绎法作为基本理论,总结了平面几何五大公设。它是欧洲数学的基础,在两千多年间,被誉为历史上最成功的教科书,更成为严密思维的范例。

安提基特拉机械建造于公元前2世纪左右,目前已发现82块残骸。这件古希腊天文学和数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是世界上至今已知最早的齿轮装置。通过研究残骸上的齿轮,结合镌刻的希腊铭文操作手册,已证实这个机械装置不仅能计算恒星和行星的位置,还可以预测月食和日食。

然而希腊人又极具艺术气质。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正常的儿童”,也是人类童年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因此能“为艺术而艺术,为审美而审美”。这种纯粹,使他们即便是在纵欲和淫乐时,也毫无负罪感,更不会道貌岸然。只要干得漂亮,不管是谈天说地,还是寻欢作乐,都会得到满堂喝彩,而且喝彩的既包括朋友,也包括敌人。 〔4〕

由此可见,科学和艺术,在希腊人那里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单纯,统一于天然,统一于率真。事实上,希腊艺术原本就是感性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统一。它们在尼采那里被分别叫做“酒神精神”(狄俄尼索斯精神)和“日神精神”(阿波罗精神),前者体现于音乐,后者体现于造型艺术,尤其是雕塑。

希腊精神是互补的。

同样,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也是一个互补结构。忧患是底色,乐观是表情,正如希腊艺术气质的背后,其实是科学精神。它们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塑造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风貌。

也许这就是秘密所在——那些毁灭了的文明,很可能都是一条腿在走路。

然而希腊与中华,却又迥异其趣。

总体上说,希腊文明是外向和进取的,中华文明则是内向和求稳的。我们的忧患,其实是对乱的恐惧,对治的祈求。因此,尽管两种文明都有翅膀,飞行方式却截然不同。希腊人是远航,我们是盘旋。因为远航,他们浴火重生;因为盘旋,我们超级稳定。秦汉以后,甚至西周以后,无论怎样治乱循环改朝换代,都万变不离其宗。

这又是为什么?

文化内核

原因在“文化内核”。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任何时代的任何民族都要生存,都要发展,这是相同的。但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各自不同。不同在哪里?在方式。比如有的靠游牧,有的靠农耕,有的靠商贸,有的靠掠夺。海盗和山贼,也是有“文化”的。

文化,就是方式。

但,任何一个文化成熟的民族,都会有一个总方式。正是这个总方式,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具体方式,包括为什么西方人吃饭用刀叉,中国人用筷子;也包括为什么西方人喜欢十字架,中国人喜欢太极图。

这个总方式,就叫“文化内核”。

那么,它是什么?

西方是个体意识,中华是群体意识。

我们知道,人,是个体的存在物,也是社会的存在物。没有个体,不可能构成社会;离开社会,个体又不能生存。因此,任何民族,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一个群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无一例外。

区别只在于,以谁为本位。

所谓“个体意识”,就是“以个人为本位”,叫“个人本位主义”,简称“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不是自私自利,不是唯我独尊,更不是损人利己。相反,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反倒有可能会利他,因为利他其实是可以利己的。

这里面当然也有各种情况。境界高一点的人认为,利他能给自己带来快乐,这就叫助人为乐。境界低一点的则认为,通过利他来利己,比通过损人来利己,风险更小而效益更高,这就叫人我两利。至少,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不会损害他人。因为他很清楚,我是个人,别人也是。我有个人利益,别人也有。我的个人利益不想被损害,别人也会这样想。既然如此,那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但无论哪种,有一点是相同的——个体本位,个人优先。不是什么“大河不满小河干”,而是没有涓涓细流,就没有大江大海。因此,即便为了集体利益,也得保护个人。

群体意识则相反。

所谓“群体意识”,就是“以群体为本位”,包括在思想意识和观念上,认为先有群体,后有个体;先有社会,后有个人。族群、社会和国家在个人之上,个人则是其中的一分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因此,个人的价值,首先体现于他所属的群体,比如家族和单位;个人的功过,也影响到甚至决定着整个群体的荣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获罪,满门抄斩。这就叫“以群体意识为文化内核”。

问题是,文化内核不同,又怎么样呢?

翅膀便不同。

希腊人和西方人既然是个人本位的,组成社会就只能靠“非人的第三者”,比如契约。这就必须理性,而且得是科学理性。他必须像看待数学题一样看待社会问题,像遵守运算法则一样遵守社会规范。但同时,又必须有一个出口,以便在被规范和压抑之余,感性冲动也能得到宣泄和释放。

这就有了艺术。

艺术是狄俄尼索斯的世界。在那里,他们不妨酩酊大醉,激情迸发,为所欲为。如此一番放纵之后,就可以心平气和地回到阿波罗身边,继续理性静观和遵纪守法。狂欢节的意义,即在于此。

所以,希腊人有两只翅膀:科学与艺术;罗马人也有两只翅膀:法律与宗教。它们都是互补结构,也都体现了个体意识。因为这两只翅膀就像十字架,以自我为中心向外伸展,最后又回到了自己。

实际上,当希腊人体现科学精神时,他们面对的是自然界;体现艺术气质时,他们面对的是人自己。这就正如罗马人,面对法律,看见的是物;面对上帝,看见的是心。

群体与个体的矛盾,就这样得到了化解,实现了平衡。

只不过,正如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将要讲到的,当罗马人皈依了基督教时,罗马文明也走到了尽头。那两只翅膀帮助西方现代文明起飞,要到文艺复兴之后。

那么,我们民族呢?

无神的世界

我们跟西方相反。

没错,华夏民族也有理性,但不是科学理性,而是道德理性或伦理理性。这种理性认为,人类天然地就是“群体的存在物”。群体是先于个体的,也是高于个体的。没有群体就没有个体,就算存在也没有价值。个体存在的价值、意义和任务,就是在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恪守本分,作出贡献。因此,面对他人,要克制自己,叫“克己复礼”;面对自己,则要融入集体,叫“天伦之乐”。

显然,我们的忧与乐,都是群体和群体性的。是啊,想那天下原本属于圣上,它的兴亡干我等草民屁事,为什么要事事关心?只因为家国一旦沦亡,就没了安身立命之本,也就会累累如丧家之犬,惶惶然不可终日,这才性命攸关。

实际上,事事关心也好,匹夫有责也罢,我们最担忧的就是群的解体。因此中国人的忧患不是忧天,而是“上忧其君下忧其民”。同时也乐观,相信“天不会塌下来”,也不能塌下来。天是“人之父母”,如果塌了,奈苍生何?

老天有眼,当然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欺”,却又是“很必要的自欺”。无此自欺,内心就会崩溃。何况谁都清楚,那只是心理安慰和精神支持。天下的太平和社会的稳定,落到实处还得靠士农工商军民人等,靠大家心往一处想。老天爷其实靠不住,宗教和神就更不靠谱。

必须“以人为本”。中华文明的第一种精神产生了。

这就是“人本精神”。

中华文明也有人本精神吗?有,但与西方不同。西方在古希腊时就是“人本”,却又在中世纪变成了“神本”,这才需要文艺复兴,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到“人本”。我们的人本精神则是相对于商的。商神本,周人本,如此而已。

但更重要的,是“人”不同。

西人是个体的、独立的、自由的,华人则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维系群体,靠的是宗法制度、礼乐教化和血缘关系。我们相信,所有人都是“人生父母养”,所有人也都“未敢忘忧国”。因此,重莫大于孝,高莫大于忠,哀莫大于心死,乱莫大于犯上。任何时候,稳定都压倒一切。

然而《周易》说过,世界永远在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何况长翅膀原本为了飞翔,岂能不动?要动,又要稳,就只能盘旋。要变,又不能乱,则只能变成太极图。

太极图是什么?阴阳二极的内循环或窝里斗。它们可以旋转,可以消长,可以起伏,还可以互换,但不能出圈。至于那“二极”,可以是礼与乐、儒与道、官与民、出与入,等等等等。但总之,是人不是神。

也因此,要礼乐,不要宗教。

礼乐是从巫术演变而来的。前面说过,进入国家时代以后,原始时代的图腾和巫术都得变。巫术在印度变成了宗教,在希腊变成了科学,在中国变成了礼乐。图腾在埃及变成了神,在罗马变成了法,在中国则变成了祖宗(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只不过,这一变化绕了一个弯:夏把图腾变成了祖宗,商把祖宗变成了神,周又把神变成了圣。

神变成圣,宗教的发生就没了可能。

是的,没有可能。因为圣是人,不是神。圣人崇拜是人的崇拜,不是神的崇拜。何况周人之所以要圣,就因为不想要神。因此,我们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宗教,哪怕人神共处,或者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中华文明,注定只能是“无神的世界”。

空头支票你要不要

没有宗教,就不会有信仰。

什么是信仰?严格地说,信仰就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地相信,比如上帝或安拉。这样的存在不属于自然界,不能靠科学实验证明;也不属于人类社会,不能靠日常经验证明。没办法,只能“信仰”。

难怪德尔图良大主教说: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 〔5〕

这样的对象,华夏历来没有。我们之所有,或者是自然的,如荀子的天;或者是世俗的,如墨子的义;或者既是自然的,又是世俗的,如孔子的命。死生有命,是自然的;富贵在天,是世俗的。就连老子的道,也一样。

至于殷商的上帝,则是他们的祖宗帝喾,以及其他已故的商君,即“天上的帝王”,也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

当然,民间并不是什么都不信。比如信神,信鬼,信风水,却其实“信而不仰”。和尚、道士、风水师,都可以花钱雇。至于烧香拜佛,则不过例行公事,又变成了“仰而不信”。你要让他真信,必须显灵。所谓“信则灵”,说穿了是“不灵就不信”,或“灵了我才信”。标准,是管不管用。

由是之故,我们民族的信,没有定准。祖宗、菩萨、狐仙、关老爷、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都可以是崇拜对象。某些农村的神龛里,还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国人对他们,一视同仁地给予礼遇。只要这些神灵能给自己带来实际上的好处,我们是不忌讳改换门庭的。

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

它的背后,则是中华文明的第二种精神。

这就是“现实精神”。

所谓“现实精神”,也就是不承认“彼岸世界”。既没有宗教的彼岸,也没有哲学的彼岸,甚至没有科学的彼岸。因此,杞人忧天一直传为笑柄,清谈则被认为会误国。难怪魏晋玄学只能昙花一现,还要在后世备受诟病,尽管两晋之亡未必由于清谈(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

总之,所有一切抽象的、玄远的、非世俗的、不能兑现的,都不在视线范围之内。什么天堂,什么来世,什么末日审判,什么极乐世界,这些空头支票才没人当真感兴趣,只能哄骗愚夫愚妇。我们真正感兴趣的,还是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哥们义气,天地良心。这些都不是信仰,但是管用。

图为高台教尊奉的诸神。由上自下,第一排中释迦牟尼,左老子,右孔子;第二排中李白,左观音、右关羽;第三排耶稣;第四排姜太公。

我们真想要的,也是世俗的生活。

是啊,男耕女织,四世同堂,父慈子孝,共享天伦,才最是其乐融融。就连桃花源中人,过的也是这种日子;就连《天仙配》里的七仙女,向往的也是这种生活,更不用说芸芸众生了。他们主张的是“心动不如行动”,是“说得到做得到”,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好死不如赖活着”。

这也是一种乐观。

或者说,也是一种艺术。

于是,中华文明就有了第三种精神。

这就是“艺术精神”。

艺术精神不是艺术气质。希腊民族的艺术气质是与生俱来的,是他们童年性情的率真表现,所以才那样烂漫天真。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却是维稳的手段和结果,是一种陶冶和教化。后世儒家甚至编造出谎言,说帝舜命令后夔(读如葵)掌管文学艺术,以此培养贵族子弟的健全人格。后夔则保证,只要他奏乐,就连野兽和野蛮人都会跳起舞来。 〔6〕

说到底,还是礼乐教化。

显然,这样的艺术,不可能是“纯艺术”,只能是“泛艺术”。因此,在我们民族这里,几乎任何事情都能够变成艺术,比如领导艺术、管理艺术、教育艺术。换句话说,即便不能变成艺术,也能把它们艺术化。

艺术化的境界是达成和谐,底线是糊住面子。有这样一层脉脉温情的面纱遮掩,哪怕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明枪暗箭,专制独裁,都不至于太难看。至于小民,则可以苦中取乐,忙里偷闲,舒展眉头把日子过下去。

奇怪!我们民族不要宗教的空头支票,却陶醉于艺术的自我安慰,并持之以恒乐此不疲,又是为什么?

也许还得问周公。

大盘点

据说,周公摄政一共七年。头三年平息叛乱,第四年封建诸侯,第五年营建成周,第六年制礼作乐,第七年还政成王。礼乐制度,是他最后的作品。

可惜没人知道周公怎么想。

何况奠基中华的,也不止他一个人。

但做一个盘点,是可以的。

何况线索也很清晰,起点则在忧患意识。也就是说,正因为忧患“天命无常”而“不易为王”,这才有了“君权天授”。然而就连周人自己也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他们的领导权和代表权,名为“天授”,实为“民授”。这就必须“以人为本”,也就有了“人本精神”。 〔7〕

而且,这种精神还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天人合一归于人。

当然,得补充一句: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人。

群体至上,就只能“以德治国”。何况我们民族国家的建立,并没有经过“炸毁氏族组织”的革命,反倒直接从氏族和部落过渡而来。夏商周,都如此。周人建立的国家联盟,更是家国一体的家天下。基础,是井田制的小农经济;纽带,是宗法制的血缘关系。对于这样的群体,德与礼,显然比法律和宗教更合适,也更管用。

德治的结果是人治,以德治国也必然变成圣人治国。这倒是相当契合人本精神。于是有了“一个中心”,这就是德治;也有了“两个基本点”,这就是礼和乐。礼乐是“行得通的力量”,圣人是“看得见的榜样”。以圣人代神祇,以礼乐代宗教,势必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世俗社会,引向一个个可以落到实处的道德规范。忠不忠,看行动。“现实精神”产生了,它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知行合一践于行。

同样也得补充一句: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行。

这样一来,也就不难理解“艺术精神”。实际上,艺术就是“以最独特的形式,传达最共同的情感”。形式独特,就引人入胜;情感共同,就引起共鸣。共鸣,就心心相印,就息息相通,就团结友爱,就同心同德。

总之,艺术的功能之一就是“群”。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实现“群体意识”,则是中国艺术的特征。因此,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礼乐合一成于乐。

毫无疑问,这里说的乐,是音乐(艺术),也是快乐(审美)。但无论艺术还是审美,也无论其风格是温柔敦厚、汪洋恣肆、恬淡虚静还是潇洒飘逸,都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也是和谐的。即便有戏剧冲突,亦无非忠与孝、仁与义、人情与王法的矛盾;而冤案则总能平反,结局肯定大团圆。因为我们不但要忧国忧民,还要自得其乐。

忧患是出发点,快乐是终点站,群体意识则是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核,也是中华文明的地基和承重墙。

这就是周人的遗产,是他们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产物:一个内核(群体意识),两只翅膀(忧患心理、乐观态度),三大精神(人本、现实、艺术),四种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堪称体大思精、尽善尽美。

实际上,从君权天授,到以人为本,到以德治国,再到以礼维序,以乐致和,周人创造的,原本就是一个完整、自洽、互补、稳定的系统,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多方面。因此,中华文明超级稳定毫不奇怪,展翅盘旋就更是当然。后来即便外族入侵,也只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周人,也许真是皇天上帝的“嫡长子”。

嫡长子是有特权的。在此后将近五六百年的大好时光里,周的君子和淑女们青春年少,心智洞开,遂演绎出独具一格无法复制的倜傥风流。

那才真是我们民族的“青春志”。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青春志》

后记

时间开始了

1.观念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有三个问题是普遍而永恒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其实都在各自领域试图回答它们。只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回答,或愿意回答。

比如历史学。

在人文学科(文史哲)当中,历史学,尤其是考古学,可能最接近于自然科学。持之有故,言之有据,可以说是基本要求。所以,学历史的,尤其是学古代史和世界史的,要比像我这样学文学的靠谱,也比一般学哲学的靠谱。没有证据的话他们不会说,以论带史更是史家大忌。先入为主,主观臆断,结论在前,在史学界都是违反职业道德的。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历史学家一般更愿意描述“是什么”,而不愿意回答“为什么”,哪怕仅仅是为了避嫌。

这很让人尊敬,但也遗憾。

没错,在尚未掌握大量证据,甚至在尚未接触史料之前,就先验地设定一个框架,然后按照某种所谓“范式”去进行撰述,是危险的。历史不是布料,可以随便裁剪。历史学也不能是布店或中药铺。没有人能把整匹布披在身上。把药材按照一定的顺序放进一个个小抽屉里,标明黄芪、党参、当归、白术等,则充其量只是数据库,不是历史学。

因此,反对“以论带史”,不能因噎废食到不要史观。事实上,一个伟大民族的文明史,也一定同时是她的观念史。正是观念,或者说,价值取向,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文明道路。观念的更新或坚守,则构成历史的环节。这些环节就像古埃及的诺姆(部落和部落国家),被尼罗河联成一串珠链。

观念,就是尼罗河。

构成价值观发展演变河床的,则是逻辑。

与逻辑相一致的历史,是“真历史”。按照真实逻辑来阐述真实历史,就叫“思辨说史”。这样一种撰述,哪怕文字的表述再文学,骨子里也是哲学的。显然,这需要史观,需要史识,需要史胆,甚至需要直觉和灵感。

也许,还需要天赋。

当然,也需要启迪。

2.启迪

启迪来自方方面面。

与专业的历史学家不同,我更喜欢琢磨“为什么”。除了天性以外,也多少受好朋友邓晓芒的影响。晓芒是超一流的哲学家。20世纪80年代初,我和他一起做中西美学比较,便讨论过中西文化的本质区别。也就在那时,晓芒便提出中国文化的内核是“群体意识”,西方文化的内核是“个体意识”,两种文明也各有两只翅膀,即文化心理的互补结构。内核的说法是邓晓芒的创新,互补结构则受到徐复观、李泽厚和高尔泰等先生的启发,思想源头更要追溯到尼采。

这些观点,后来写进了我们合著的《黄与蓝的交响》一书,现在则成为本卷的思想基石。 〔1〕

不过这绝非“概念先行”。相反,这些结论本身就是研究的结果。而且,以后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则一再证明它们是成立的。至少,逻辑自洽。

在此基础上,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又提出了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现实精神和艺术精神。

这是受到汤一介先生的影响。汤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但我认为,礼乐合一比情景合一更合适。而且,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天人合一归于人,知行合一践于行,礼乐合一成于乐”。这样说,才能完整地表述我们民族的精神。 〔2〕

由此便有了这样的说法:一个内核(群体意识),两只翅膀(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现实精神、艺术精神)。体系构建起来了。

这是一个文化系统。

系统是一定有逻辑起点的。而且,系统的建立虽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其中肯定会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那么,这个时刻可能在何时,可以称之为“奠基者”的又是谁呢?

直觉告诉我,是周人。

3.直觉

把周公或周人看作中华文明的耶稣基督或穆罕默德,不算创见。学界的主流意见,也大体如此。问题在于,为什么不是夏,不是商,而是周? 〔3〕

也许,因为周原在“两河之间”。

这是写中华史第二卷《国家》时发现的。在巡航高度可以清楚地看到,除埃及文明只有一条母亲河外,西亚、印度和华夏,都诞生在两河流域。西亚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印度是印度河与恒河,西周文明则发源于泾水和渭水之间。以后发展为中华文明,又在长江与黄河之间,仍然还是“美索不达米亚”。

两河之间的冲积平原,是农业民族的福地。然而埃及文明衰亡了,西亚文明陨落了,印度多元多变多种族,很难说有统一的印度文明。只有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延续至今,虽不免老态龙钟麻烦不少,却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直觉告诉我,这里面必有文章。

文章就在制度。

与埃及、西亚和印度不同,周人创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优秀也最健全的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更重要的是,这些制度环环相扣,配套互补,符合中国国情。因此,是稳定的。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制度工程的背后,是观念体系。从“君权天授”,到“以人为本”,到“以德治国”,再到“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本身就是一个完整和自洽的系统。周人,确实是“早熟的儿童”;周公,确实是“文化的始祖”。

但,这样说,要有证据。

4.证据

就说“以德治国”。

周人重德,有大量的文献可以证明。 问题是,单靠文献,不足为凭。比如按照《尚书》的说法,商王盘庚也是讲德的。那么,“以德治国”是周人独有的观念,或者说,真是从西周开始的吗? 〔4〕

这可得拿出铁证来。

办法是先查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有没有“德”字。如果有,再看其含义是不是“道德的德”。

结论很快就有了。甲骨文有德,但词义是“得到”,也表示“失去”。《古文字诂林》中,没有殷商时期金文的德。金文的第一个“德”字,见于何尊。何尊是西周青铜器,而且是成王时期的作品,记载了周公营建成周(洛阳)的史实,叫“宅兹中国”。这也是“中国”一词的最早文字记载。

金文的“德”与“中国”同时出现,岂非“天意”?

实话说,当我一眼发现这秘密时,真是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但我不敢造次,立即联系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的胡嘉麟老师,请他帮我排雷。

我问:殷商青铜器上有“德”字吗?

胡老师说,应该没有。

我又问:何尊上的“德”,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金文“德”字吗?

胡老师说,目前是。

我再问:这个“德”,是“道德的德”吗?

胡老师说,是。因为原文是“恭德裕天”。他还特地提醒我:并非所有金文的“德”,都是“道德的德”。比如德鼎和德方鼎的“德”,就是人名。

我眼睛一亮:灵感来了!

5.灵感

灵感来自字形之别。

金文的“德”与甲骨文的“德”,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甲骨文由“彳”和“目”组成,金文则多出一个“心”。《古文字诂林》收入“德”字甲骨文共二十个,都没有“心”。金文中,不表示“道德”(比如用作人名)的,也没有“心”。字形,与甲骨文更是如出一辙。

这就说明,道德之德,即“有心之得”。而且,把“眼中所见”(得到)变成“心中所得”(道德)的,正是周人。事实上,何尊所谓“恭德裕天”,就是“以德配天”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大量见于文献记载,现在又有青铜器为证。“以德治国”为周人所独有独创,已是铁证如山。

不,“铜”证如山。

后面的推理也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道德的德,既然是跟“天”,跟“中国”联系在一起的,则“受天命而居中国,居中国者治天下”,岂非就是周人的政治理念?后来,历代皇帝都自称“奉天承运”,北京天坛的占地面积远大于紫禁城,岂非正是周人思想的延续? 〔5〕

周,难道不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当然是。

灵光现,百事通。其他,比如商礼为仪,周礼为制,又如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以及姬周株式会社等,已无须赘述。反正,中华文明的基石奠定了,时间也开始了。 〔6〕

逻辑成立,证据确凿,剩下的是细节。

6.细节

细节很重要。

重要是不言而喻的。这不仅因为细节决定成败,也因为本中华史追求的叙事方式,是希望能像纪录片《我们的故事:美国》一样,做到“大历史,小人物”,有宏大格局又非宏大叙事。只有这样,历史才会是生动鲜活、贴近人性的。

然而做起来却其实很难。因为所谓“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谱”。小人物的故事,上哪儿找去?事实上,本卷提到的那个“爱国贼”南蒯,便已经是能够找到的最小的小人物了。作为季孙氏大夫的家臣,他根本就没资格树碑立传。能留下姓名已是万幸,哪里还能指望随处可见?

看来,也只能依靠直觉和灵感,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有这个意识。有此意识,便总能在宏大叙事中发现漏网之鱼。

其实“爱国贼”南蒯这个人,是我在读杨宽先生《西周史》时发现的;而第二卷《国家》中古希腊那个“卖香肠的”,则是读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时发现的。该书只是把《阿里斯托芬》这部讽刺喜剧的片段,作为链接附在正文旁边,我却认为大有文章可做。通过吉尔伯特·默雷的《古希腊文学史》,我查到了《骑士》公演的时间是在公元前424年,于是很快就在《史记·赵世家》中找到了东周晋国的故事。那个莫名其妙被杀的倒霉鬼,虽然是“君之子”,却名不见经传,也是“小人物”呢!

但,一个“卖香肠的”,一个“掉脑袋的”,搁在一起好玩极了。希腊民主制和西周封建制的比较,更是意味深长。

实际上西周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是相当于希腊之于西方文明的。只不过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我们民族则是“早熟的儿童”。因此在各自的童年时代,当然会表现出不同的气质。

这是下一卷要讲的。

附:修订本后记

不知道若干年后,还会不会有人仍然记得2016年盛夏的酷热,但我是不会忘记的。因为当时我在热浪包围的江南某镇,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将前三卷《祖先》《国家》和《奠基者》修订了一遍。毕竟,2012年开始写作的这三卷就像小母鸡的头生蛋,带着血丝,个头也小。现在,前十六卷已经出齐,我们也从先秦走到了隋唐,该修订一下了。

改稿其实并不容易,有时候甚至比写作还难。但是为了精益求精,有必要对自己进行革命。因此《国家》一卷不少章节干脆推倒重来,我称之为“政变式改稿”。

非常感谢编辑团队表示了充分理解,他们也对原来的插图和排版做了调整甚至更新。可以说,我们一起做了苹果手机常常做的事情。只不过,尽管新版的页码增加了,印刷成本也增加了,定价却不变。我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让产品更好一些。如果由此给读者带来不便,我深表歉意!

易中天

2016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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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

产品经理 | 李潇 装帧设计 | Mirro 内文设计 | 谈天

出版统筹 | 吴畏 学术顾问 | 陈勤 法律顾问 | 黄荣楠

插图绘制 | 方佳翮 何姝 高文婧 谈天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策划人 | 路金波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刺客 复仇者

谁该去死

拔出你的剑来

行刺,还是演出

杀手情

这样的女人和男人

第二章 情人 尤物夏姬

郑国女孩

风流本非罪过

不幸与万幸

情种巫臣

赖不到神头上

第三章 战士 极品战俘

风采,风骨,风度

军事奥林匹克

好男才当兵

环球同此高贵

难言宋襄公

第四章 人臣 老爹退下

血案早已发生

又起屠刀

我不逃

怎么都得死

再说君臣

第五章 使节 弱国岂能无外交

凶险的婚礼

枪杆子里面出说法

硬汉叔孙豹

两手都要

如果战败

第六章 鬼神 人有病,天知否

迟到的应验

信不信由你

神就是人

山鬼与女巫

因此我们无信仰

后记 年轻就是好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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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04

青春志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志/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1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311-0

Ⅰ. ①青… Ⅱ. ①易…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春秋时代 Ⅳ. ①K2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4648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吴畏 李烨

装帧设计 Mirro

内文设计 谈天

插画 赵闯 何姝

易中天中华史

青春志

易中天 著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14 千字

印张 6.5

印数 1-10, 000

插页 2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311-0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刺客

复仇者

赵襄子又看了豫让一眼,然后长叹一声说:好吧,拔出你的剑来! 〔1〕

豫让就把剑拔出来了。

这是他第二次行刺。

为这一天,他吃尽苦头。

豫让要杀的这个人名叫赵毋恤,是当时晋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死后谥为襄子。周代,天子、诸侯、大夫死后,都要给一个盖棺论定的称呼,叫谥号。天子的叫某王,如周成王、周康王。诸侯的叫某公,如晋灵公、晋出公。大夫的叫某子,如赵简子、赵襄子。

豫让行刺赵襄子时,春秋已经结束,战国尚未开始。晋国国君的大权,包括土地、人民、资源和财产,早已旁落到了六个氏室手中。氏室,就是大夫的家族。天子的家族叫王室,诸侯的叫公室,大夫的叫氏室。把持晋国大权的氏室,是赵、范、中行(读如杭)、知(智)、魏、韩六家。 〔2〕

知氏的家君叫智伯,正如晋国国君叫晋侯。 〔3〕

豫让是智伯的手下。

公元前453年,智伯死了,他死在六大氏室的争权夺利中。起先,是智伯联合赵、魏、韩三家灭了范氏和中行氏。然后,是赵襄子、韩康子和魏桓子联合起来灭了智伯。赵襄子为了解恨,还把智伯的头盖骨刷上油漆做成了酒具。

也有人说,做成了夜壶。 〔4〕

杀人不过头点地,士可杀不可辱。襄子的快意恩仇,对于豫让来说就是必雪之耻。

豫让决心复仇。

复仇之路坎坷曲折,艰难而漫长。

其实,知氏兵败之后,豫让原本是逃进了山里的。但为了智伯,他又改姓更名,潜入晋阳(今山西太原),假扮成服劳役的犯人,到宫里去粉刷厕所。抹墙的抹子里暗藏着尖刀。只要赵襄子现身,就一刀刺将过去。

可惜“天不灭赵”。正要走向厕所的襄子忽然心中一动,两道鹰隼般的目光也立即射向豫让。

豫让束手就擒。

而且他供认不讳,公开承认“就是要为智伯报仇”。

卫士们围过去拔出了刀,赵襄子却挥手下令放人。他说,这是一个义士啊!智伯死了,并无后代。他的家臣竟然来替他报仇,难得呀!

据山东嘉祥武氏祠东汉画像石。

然而豫让并不甘心。

当然,仍以本来面目招摇过市,肯定是不行的了,必须整容。于是,豫让拔掉了眉毛和胡子,又在身上涂满油漆,弄出中毒后的累累瘢痕。为了验证整容效果,他假扮成乞丐去要饭。走到家门口,连他妻子都认不出来,只是说:这人的声音咋那么像我丈夫呢?豫让又吞火炭把嗓子弄哑。

如此受尽折磨,终于面目全非。

面目全非的豫让潜伏在赵襄子的必经之路上,准备一搏。赵襄子的车辇也按照原定路线,缓缓过桥而来。但谁都没想到,拉车的马突然惊了。

心有灵犀,赵襄子一跃而起──

一定是豫让,别让他跑了!

豫让再次被捕。这一回,他也实在没有理由被放过。

赵襄子该怎么办?

豫让又该怎么办?

谁该去死

豫让最后自杀了。

自杀前,襄子帮他完成了一桩心愿,这是回头要说的。

其实豫让并不是第一个自杀的刺客,赵家被人暗算也不是头一回。赵襄子既不是赵氏家族的始祖,也不是他们家族遇刺的第一人。第一个遭遇了刺客的是赵盾,亦即“赵氏孤儿”赵武的祖父赵宣子。 〔5〕

刺客名叫鉏麑(读如锄泥)。 〔6〕

这个名字怪异的刺客,是晋灵公派来的。 〔7〕

灵公是晋国的国君,赵盾则是晋国的正卿,两人的关系相当于总统和总理。总统刺杀总理,当然非比寻常。他挑选的杀手,也应该非比寻常。 〔8〕

然而鉏麑却下不了手。

现在已经无法弄清灵公是怎样找到鉏麑的,也不知道鉏麑又是什么人。贴身心腹?宫廷卫士?职业杀手?都不清楚。他准备用什么手段行刺,也不清楚。总之,此人接受了任务,并潜入赵盾府中。

鉏麑到达赵府,正是黎明时分,赵家三道大门全部洞开。由于上朝的时间还早,赵盾便衣冠楚楚地端坐在室内养神,完全不知道刺客已经来了,身边一个卫士都没有。

鉏麑肃然起敬。

据说,深受感动的鉏麑当时喟然叹息:孤身一人也不忘恭敬的赵盾大人,是可以为民做主的啊!

这样的人,也是可以谋杀的吗?

不可以。

实际上,真正该死的不是赵盾,而是晋灵公。作为历史上有名的荒唐君主,他昼思夜想的事情除了吃熊掌,就是搜刮民脂民膏来装修自己的宫室;乐此不疲的游戏,则是站在高台上拿弹弓射人,看行人躲避弹丸寻开心。公元前607年,即春秋时期的鲁宣公二年某日,仅仅因为熊掌没煮烂,他就把厨子杀了,装在簸箕里往外扔,结果被赵盾撞见。身为“一国总理”,赵盾当然不能不闻不问;而灵公做出的反应,竟是派出杀手把赵盾做掉。

这时的鉏麑,有点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

自从冤魂显灵,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便陷入困境。因为他明确得知:父王是被谋杀的,凶手则是自己的亲叔叔,动机是因为觊觎父亲的王位,垂涎母亲的美色。更可恶的是,奸人已经得逞,父王却在地狱里受尽煎熬。

这很不好办。

是的,作为人子,哈姆雷特应该拿起复仇之剑;作为臣子,他却不能谋杀国君,更不能谋杀母后。谋杀他们,是以恶抗恶;不报父仇,是姑息养奸。他甚至也不能自杀,因为那是逃避责任。看来,他大约只能“苟活”。但,肩负重任的他,苟活在世间又有什么意义呢?

于是,杀不杀叔王,就变成了杀不杀自己。他也只好自问:我为什么要活着?该不该活着?生与死的意义是什么?

这就有了著名的“哈姆雷特之问”──

活着,还是去死,这是个问题。 〔9〕

鉏麑同样陷入两难:命令必须服从,忠良不可杀害。杀害国之栋梁是不义,违背君主之命是不忠。要么不义,要么不忠,鉏麑该怎么办?

他选择了自己去死。

进退两难的鉏麑一头撞到槐树上,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自杀的刺客”。

拔出你的剑来

现在回到豫让的现场。

就在赵襄子大喝一声之后,豫让毫无悬念地落入敌手,襄子也下车走到豫让跟前。他看到的,是一个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对手。

豫让这仇,原本不必报得这么苦。

事实上,就在豫让痛苦“整容”时,他的朋友就曾流着眼泪劝阻他。朋友说:犯不着呀犯不着!以老兄的才干,如果愿意投靠,不难得到赵某的重用。有了亲近的机会,你要做的事情不就方便了吗?何苦折磨自己?你这样做,要说志气是真有志气,要说聪明是真不聪明。

豫让笑着回答:老兄的办法,要说可行是当真可行,要说道德是真不道德。如果赵君真的亲近信任我,我又去杀他,那就是为了老知己而报复新知己,为了前主公而杀害后主公,没有这样破坏君臣之义的。我现在的做法,确实很难成功。但千难万难,正是为了昭明大义于天下,这才是我的目的啊!我怎么能拿着见面礼去应聘,心里却想着如何取人家项上人头呢?

这些故事,赵襄子当然未必知道。

但此刻,他站在了豫让的对面。

这时的襄子权势更大,可以自称寡人。

赵襄子说:豫让啊豫让!你要报仇,寡人原本是可以理解的。但寡人实在不明白,你先前不也服务过范氏和中行氏吗?智伯灭了范氏和中行氏,你不替他们报仇,反倒改换门庭化敌为友,自己上门去为智伯服务。同样是主公,你为什么只忠于智伯,不忠于范氏和中行氏?同样是仇家,你为什么只憎恨寡人,不憎恨智伯,还拼死拼活要为他报仇?

豫让傲然作答。

豫让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臣为范氏和中行氏服务时,他们把臣当作普通人,臣当然像普通人那样来报答。智伯却把臣看作国士,看作天底下最杰出的人,臣就要像最杰出的人一样报答他。

襄子听了,泪流满面长叹一声:好吧,好吧,豫先生呀豫先生!你为智伯尽忠,声名已经成就;寡人对于先生,也算给够意思。请先生做好准备,寡人不会再放你一马!

言毕,下令卫士把豫让围起来。

显然,襄子是要让这位令人崇敬的刺客体面地死去。而战死,无疑是最光荣的。这是赵襄子所能表达的最大尊重,也是他最崇高的敬意。

然而豫让却并不迎战。

自知必死无疑的豫让面不改色,昂然上前一步说:君上!臣听说,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节之义。今日之事,臣死罪难逃,理应伏法受诛。但,臣斗胆请求君上成全,让臣行刺君上的外衣,也算了却一桩心愿。

这是襄子没想到的,却是他可理解的。

好吧,拔出你的剑来!

豫让把剑拔出,然后跳起来,跳起来,再跳起来,挥剑击斩襄子的衣服。他一边行刺一边哭:老天爷呀老天爷,我终于可以报答智伯了!

三剑之后,豫让从容自刎。

现在轮到赵的仁人志士们失声痛哭了。因为他们一致认为,君子就该像豫让那样死得高贵。当然,他们也一致认同豫让说过的那句话──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 剑

商代与西周的骨制、青铜短剑。

春秋中期,中原地区的青铜短剑,多用于近战护体。

春秋后期,青铜剑发展为长剑,形制趋于统一。吴、越、楚三国的铸剑工艺远超中原各国。

战国中期,越王州句剑和越王勾践剑,剑身长达50 厘米,是吴越两国铸剑最高水准的代表。

行刺,还是演出

士为知己者死,荆轲要算一个。 〔10〕

荆轲是“明星刺客”。

从《史记》起,荆轲的头上就一直戴着道德的光环,他的身上也被倾注了无限的同情和遐想。因为他要谋杀的是秦王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而且功败垂成。人们对嬴政有多痛恨,对荆轲就会有多敬重;对弱者有多少同情,对荆轲就会有多少讴歌。但这是靠不住的。道德的判断从来就很容易遮蔽真相,做研究却要的是实事求是,不能感情用事。

那就来作事实判断。

从司马迁的描述中我们得知,荆轲是卫国人。他流浪到燕国不走,只因为热爱燕国的狗肉和美酒,以及杀狗的屠夫还有音乐家高渐离。这并不能构成所谓爱国主义的要素。也就是说,燕国的存亡,其实浑不关他的痛痒。这是他听了燕太子丹一番慷慨陈词后,愣了半天不说话的真实原因。

事实上,荆轲刺秦并非主动请缨,燕太子丹则是买凶杀人。所谓“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便一语道破天机。

字里行间,蛛丝马迹,不容小觑。

荆轲,是被当作“神风突击队员”的。

当然,也可以换种说法叫“国士待之”。

事实上他的排场之大,成本之高,所用之费,十分惊人。徐夫人之匕首,樊将军之头颅;千金之礼品,督亢之地图;高渐离之击筑,田先生之筹谋。一切高成本又具有戏剧性的要素,在这里应有尽有,而且惊心动魄,光彩夺目。唯一没作交代的,是不知道有没有过行动前的沙盘推演。

这就怎么看,怎么像演戏。

没错,演戏。包括燕太子丹的“催场”,包括众人“皆白衣冠以送之”,包括临别之际痛哭流涕慷慨悲歌,也包括十三岁就会杀人,但见了秦王就尿裤子的副使秦舞阳,都是必需的舞美、道具和伴奏。

是啊,刺杀秦王是何等机密之事,有这么敲锣打鼓的吗?就不怕秦国的卧底和线人?实际上,一次秘密行动的排场越大,戏剧性和仪式感越强,真实性就越弱。结果,作为“无韵之离骚”华彩乐章的荆轲刺秦,便成了燕太子丹编剧和导演的一场大型演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是主题歌。

这种语境下的荆轲,已不是刺客,而是演员。

据山东嘉祥武氏祠东汉画像石。

可惜战场不是剧场。一旦图穷匕首见,那就必须动真格。然而正如武林高手鲁勾践所言,荆轲剑术不精,还不肯虚心学习。结果怎么样呢?秦王近在咫尺,他却一败涂地。抓,抓不住;刺,刺不中;追,追不上;打,打不赢。什么都干不成功的荆轲只能在遍体鳞伤之后,靠在柱子上说完最后的台词:嬴政!老子本来就没想杀你,是要劫持了你做人质,让你跟诸侯签订条约的!

荆轲没有撒谎,燕太子丹的策划就是如此:劫秦是第一方案,刺秦不过退而求其次。这是丹的如意算盘,他其实很贪。

问题是,可能吗?

荆轲心里多半也没底。他迟迟不肯成行,恐怕就因为此。

但,历史上那些伟大的艺术家,总是会在内心深处呼唤悲剧的出现。何况太子已经起了疑心,那就什么都不要说了。荆轲义无反顾地走向他的战场或剧场,哪怕明知不能全身而退,哪怕明知这不过一场真人秀。

是的,血溅王廷的真人秀。

杀手情

聂政却不会这样。

聂政是豫让之后、荆轲之前的刺客。与荆轲不同,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刺杀韩相侠累。他的行动也很机密,只有他和严仲子两个人知道。 〔11〕

这更像一个职业杀手。

的确,如果说鉏麑忠义,豫让执著,荆轲会演,那么,聂政专业。他的“活”实在干得漂亮,不但干净利落地杀掉了侠累,还清理了现场,掐断了线索,让韩国人永远无法知道凶手是谁,更无法从凶手这里追到幕后。

这样的刺客,是手艺人。

手艺人是要有金刚钻的。没有金刚钻,他不揽瓷器活。就算有,也不轻易揽活。

聂政就是这样。

没错,聂政也是“士为知己者死”。他的出山,主要是感念严仲子的看重赏识。实际上,这也几乎是“中国式杀手”的共同特点。但同样毋庸讳言,聂政跟豫让不同。他不是自己要报仇,而是受雇于人,严仲子更明明白白是买凶杀人。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就是他出的价钱。

但再高的价钱,聂政也不为所动。他谢绝了严仲子的馈赠,明确表示“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不过,他心里是领情的。而且他认为,严仲子“奉黄金百镒”正是稀罕自己的表现。既然如此,我聂政“将为知己者用”。

因此,当母亲去世居丧已毕时,聂政专程从齐国西行到卫国,在濮阳面见严仲子,并直截了当地说:你的仇人是谁?现在交给我吧!

严仲子大喜过望。

隐忍已久的严仲子,决定给聂政配备一支小分队。因为这次行动的目标是韩国的国相,也是韩侯的叔叔。此公人多势众,防卫森严,不易下手。

然而聂政却坚决反对。他说,这事绝不可以人多。人多嘴杂,是非也多,哪有不泄密的?一旦走漏风声,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臣只能一人前往执行任务。

只身前往的聂政如入无人之境。他手提三尺之剑,入韩境,进国都,闯相府,上厅堂,在手持戈戟的卫士们还没来得及反应时,就一剑刺死了侠累。然后,又一声长啸,击杀了侠累的卫队数十人,剩下的则全都呆若木鸡。

聂政开始对自己动手。他先是割掉了自己的面皮,又挖掉自己的眼睛,然后剖腹挑出肠子,这才倒地而死。这一系列的动作,他做得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平心静气。

聂政,莫非是“冷血杀手”?

不,他有情有义。

什么情?

亲情,还有友情。

事实上,聂政原本是可以全身而退的。他毅然毁容不为别的,就是要保护所有相关人,包括严仲子。这也是他反对成立小分队的初衷。他对严仲子说得很清楚:韩卫两国相距不远。一旦走漏风声,韩人举国与主公作对,岂不危险?同样,一旦暴露真面目,生活在齐国的姐姐岂能不受牵连?

为此,聂政甘当无名英雄。

这就是聂政的情义了。

只不过他没想到,自己的姐姐更是一个侠女。

这样的女人和男人

聂政的姐姐叫聂荣。

聂荣也到了韩国。因为聂政死后,韩国人成了没头的苍蝇。他们不知道这个刺客是谁,为什么要刺杀侠累,又是谁在幕后指使。冤有头,债有主。怒不可遏的韩侯下令将聂政暴尸街头,悬赏千金,务必查清他的真名实姓。

消息传来,聂荣立即赶往韩都,并一眼就认出了弟弟。

聂荣伏尸大哭。

围观的韩国人替她捏把汗。他们说:我们国君正在悬赏追查这个刺客,夫人难道不清楚吗?怎么还敢来认尸?

聂荣说:我当然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想我这苦命的弟弟,虽然身怀绝技,志向远大,却因为放心不下老母和妾身,只能忍辱负重,屈身市井,混迹于贩夫走卒之中。现在老母宾天,妾身已嫁,他可以“为知己者死”,也可以大显身手,扬名立万了。但,弟弟因为妾身尚存,不忍牵连,竟如此地毁坏自己的容貌。我又怎么忍心为了苟活在世,而泯灭贤弟的英名呢?说完,聂荣竟哭死在弟弟的尸体旁。

这让人想到了安提戈涅。

安提戈涅是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剧中人。她的哥哥波吕尼克斯在宫廷斗争中失败,被他们的舅舅、新国王克瑞翁宣布为“叛国者”,抛尸郊外,去喂野狗和猛禽。然而安提戈涅却不顾克瑞翁“收尸者杀无赦”的命令,在哥哥的尸体上撒土三次,以代掩埋。

克瑞翁盛怒。

盛怒的克瑞翁抓住自己的外甥女,问她是否知道国王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

安提戈涅平静地回答——

我知道。不过,我也知道另一种命令。这命令不是今天或明天的,而是永远的。谁也不知道它来自何处,但谁都不能违抗它却不受神的谴责。正是这命令叫我去埋葬波吕尼克斯,因为不能让我母亲死去的儿子没有葬身之地。

聂荣接到的,莫非也是这样的命令?

塑造了安提戈涅形象的索福克勒斯,跟聂荣应该是同时代人。距离那位“自杀的刺客”鉏麑,则大约二百多年。真没想到,两个伟大的民族的童年气质,竟会如此相同。 〔12〕

即《聂政刺韩王曲》,含“刺韩”、“冲冠”、“发怒”、“报剑”等乐段,嵇康就以善弹此曲著称。

鉏麑接到的,也是另一种命令。正是这命令让他义无反顾,正是这命令让他杀身成仁。当然,这三个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鉏麑是为了国,聂荣和安提戈涅是为了家;鉏麑是为了正义,聂荣和安提戈涅是为了亲情。然而他们接到的命令却来自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天良。

天良在,则天理存。

不过鉏麑虽然死了,灵公却没有住手。他设宴招待赵盾,后堂则埋伏着甲士,还有恶犬。靠着别人的帮助,被迫害的赵盾才杀出重围,逃离国都。如此步步紧逼的结果,是灵公终于被赵盾的堂弟或堂侄赵穿所杀。时间,是在这年的农历九月二十六日。

但这笔账,最后还是算到了赵盾的头上。赵穿杀了灵公后,晋国的太史董狐立即将此事记录在案,称“赵盾弑其君”,并在朝廷上拿给大家看。

赵盾说:不对,不是我杀的。

董狐说:你是晋国正卿。你被追杀,并没逃出国境;你回朝廷,又不严惩凶手。国君不是你杀的,是谁杀的?

史官的尊严有如哨兵,神圣不可侵犯。

赵盾无言以对。

这就是文天祥《正气歌》中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它比刺客的刀子还要锐利,因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精神的力量虽然无形,却也无敌。因此,文天祥那句话也可以改成“在韩聂荣哭,在晋董狐笔”。

这是怎样的女人!

这是怎样的男人!

有这样的女人和男人,当然会有非同寻常的情人。

第二章

情人

尤物夏姬

不知道夏姬长什么样,正如没人当真见过海伦。

海伦的名字我们耳熟能详,长达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据说就是她惹出来的。荷马的《伊利亚特》告诉我们,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乘船来到希腊,在斯巴达受到了盛情款待。然而这位英俊少年、盖世英雄兼花花公子的回报,却是跟美艳绝伦的王后海伦偷情上床,并勾引她一起私奔到特洛伊。

怒不可遏的斯巴达国王向希腊各邦发出绿林柬,首领尤利西斯、英雄阿喀琉斯等纷纷响应。这些阿卡亚人在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的率领下,挥戈杀向特洛伊。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也不甘寂寞,不但分别站队,而且亲自参战。战争震撼了尘世也搅动了神界,难怪诗人会如此感叹——

她的脸蛋令千舰齐发,

烧毁了特洛伊高耸入云的城塔。

但,荷马始终没有告诉我们海伦到底长什么样。我们只知道,当希腊联军直逼城下时,特洛伊的元老院里也吵成一团。该不该为这样一个女人赔上身家性命,跟阿卡亚人血战一场?不少人认为不该。一个白胡子老头甚至怒火中烧地说:干脆把那妖精扔进海里得了!

也就在这时,海伦披着一袭长纱无意间从会场边款款走过。爱琴海午后的阳光柔和地洒落在她的脸上和身上,勾勒出那摄人魂魄的容貌和线条。所有的男人都屏住了呼吸,议事厅里鸦雀无声。最后,当老头子们缓过神来时,元老院的决议是:为女神而战,虽死无憾!

夏姬的“杀伤力”,也差不多。 〔1〕

中国的夏姬跟海伦十分相似,又有所不同。海伦是传说人物,记载于荷马史诗;夏姬是历史人物,生活在春秋时期。关于夏姬的可靠史料,在《左传》。但,跟荷马一样,左丘明也没有描述夏姬的长相,我们只知道她有过很多男人。到底有多少,没人能准确说出。坊间所谓“三为王后,七为夫人,九为寡妇”的说法,是靠不住的。这种演绎,明显带着羡慕嫉妒恨,以及伪道学的真下流。

洛阳金村韩墓出土,据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长沙仰天湖楚墓出土,据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长沙陈家大山出土,据郭沫若《文史论集》图版。

春秋战国时期女性服饰、发饰、妆容已十分精美,其多样性亦可见一斑。

同样,也没人知道她靠什么征服男人。天使脸蛋?魔鬼身材?勾魂媚眼?床上功夫?或许兼而有之。反正,夏姬在这方面天赋极高,且经验丰富,也名声在外,堪称“性感女神”。于是上至国君,下至大夫,这些妻妾成群的男人,只要一看见她就眼睛发直,变成正在发情的公狗。

这样的女人,是“尤物”。

尤物是可以改变世界的,至少可以左右她的男人。

这是一位老太太的观点。这位老太太,是晋国大夫叔向的母亲。公元前514年,晋国的国君做媒,要叔向娶夏姬的女儿为妻,老太太却坚决反对。反对的理由,就是“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意思也很清楚:一个女人如果性感美丽,那就是尤物。尤物是会惹是生非的。如果她的男人没有大德大义,事情就麻烦了。

表面上看,晋国老太太的话没有错,夏姬确实弄得国无宁日。她嫁到陈国,陈国因她而亡;嫁到楚国,楚国内讧不止。在她五十岁以前,跟她有过性关系的男人几乎都没有好下场,不是身败,就是名裂,甚至死于非命。结果最好的也是英年早逝,没享过几天福。

这确乎是“祸水”。

其实夏姬惹的祸,跟海伦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特洛伊城沦陷后,居民遭到大规模的杀戮和蹂躏。其他女人都成了战利品,要么做苦力,要么做性奴。只有海伦,安然无恙地回到斯巴达,回到了丈夫的身边,再次成为人间最美丽的女王,坐在铺着金毛毯的椅子上安享尊荣。无论是交战的哪一方,也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没有任何人指责她怨恨她,反倒对她百般呵护和安慰。

同样,也没有人谴责和嘲笑阿卡亚人和特洛伊人做了蠢事,不该为一个女人作出牺牲。对此,《伊利亚特》第三章的解释是:因为海伦就像绝世的女神一样美得令人敬仰。

夏姬得到的待遇却相反。《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甚美必有甚恶——最美丽的就是最丑恶的。一个女人如果漂亮得像夏姬那样,一定不是好东西。上天既然把所有的美丽都集中在她身上,那就肯定是要让她干坏事。这虽然是那位晋国老太太的观点,却未必没有代表性。

于是,我们很想问个为什么。

郑国女孩

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郑灵公的妹妹,郑国公主,姓姬。因为嫁给了陈国大夫夏御叔,所以叫夏姬,意思是“陈国夏氏氏族的姬姓媳妇”。

这很有点意思。

事实上郑国和陈国,是当时诸侯列国中最风流的。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提到的“中国情人节”故事,就发生在郑国。那首“东周版《花儿与少年》”的《溱洧》,也正好是郑国民歌。我们知道,《诗经》收入郑国民歌共二十一首,其中可以确定为情歌的十六首。十六首情歌中,描述场景的两首,男性示爱的三首。其余十一首,都是女人向男人表达爱情。

示爱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萚兮》(萚读如拓,去声)。《萚兮》与《溱洧》的不同在于,《溱洧》的场景是春波浩荡弥漫,《萚兮》的时节却是秋风落叶满天。姑娘渴望爱情的心,也像落叶一样翻腾回旋——

落叶遍地,

秋风吹起。

哥哥你就唱吧,

妹妹我跟着你。 〔2〕

是啊,爱,并不分春秋。而且只要心动,郑国的女孩子就会明明白白说出来。说,有委婉的,也有搞笑的,比如《山有扶苏》——

山有扶苏,

隰有荷华(隰读如席)。

不见子都,

乃见狂且(且读如居)!

翻译过来就是——

山上有棵扶苏树,

池中有株玉莲花。

不见心中美男子,

撞上个轻狂坏娃娃!

这就是调侃了。

实际上,狂且、狂童、狡童等等,都是昵称,因为“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子都,则是当时帅哥美男的代表,相当于“大众情人”。因此这诗也可以这样翻译——

山上有棵扶苏树,

池中有株玉莲花。

不见子都美男子,

撞上个欢喜俏冤家!

但,俏冤家也好,坏娃娃也罢,其实都是心上人。一旦满心欢喜,郑国女孩的表达还可能更加火辣,比如《褰裳》(褰读如迁)——

你要真有爱,

卷起裤腿过河来。

你要不爱我,

难道我就没人爱?

你这傻瓜中的傻瓜,呆! 〔3〕

原文,是“狂童之狂也且”。

好一个“狂童之狂也且”!看不上我?告诉你,本姑奶奶还不稀罕!

这是怎样的郑国女孩!

然而有过恋爱经验的人都知道,女孩子所谓“不稀罕”,其实往往是“很在意”,否则犯不着说出来。谁要是当了真,谁就是犯傻。

当然,也有直说的,比如《子衿》——

青青的,是你的衣领;

悠悠的,是我的痴心。

就算我没去找你,

你就不能捎封信?

就算我没去找你,

你就不能来亲亲? 〔4〕

呵呵。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新郑市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郑国曾经繁盛一时,富甲一方,拥有发达的冶炼技术,所以郑国国君才会陪葬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史称“新郑彝器”。

由此可见,郑国女孩的怨恨、解嘲、戏谑、闹情绪,都因为爱得太深。思念之切,即生抱怨。抱怨,就撒娇。比如《狡童》——

那个坏小子,

不跟我说话,

害得我饭都吃不下。

那个臭小子,

不跟我吃饭,

害得我觉都睡不安。 〔5〕

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事的结果如何,不知道那坏小子后来是不是跟这女孩吃饭说话,或者干脆就各奔东西。但失恋的事肯定经常发生,比如《东门之墠》(墠读如扇)中的姑娘。她跟自己暗恋的对象几乎天天都能见面,只是那男孩对她无动于衷。这实在是一件折磨人的事,她的情歌也就唱得惆怅万分——

东门之路,多么平坦;

栗树成行,茜草丰满。

他的家离我这么近,

他的心离我那么远。 〔6〕

好得很!暗恋、热恋、失恋,《诗经·郑风》中应有尽有。也许,这就是郑国女孩的情感世界。这样的体验,夏姬也曾有过吗?

应该有。

风流本非罪过

事实上,敢爱并敢表示,并非只有郑国女孩。周代女子之爽气,其实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比如《有杕之杜》(杕读如第)中的晋国女孩——

孤零零一棵赤棠,

直挺挺长在路旁。

帅呆呆我的情郎,

啥时候到我身旁? 〔7〕

女孩如此,男孩也一样。比如《静女》中的卫国小伙,与姑娘相约在城角。然而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害得他搔首徘徊。最后,躲起来的姑娘露面了,还送给他一支彤管、一棵青草,这可真是喜出望外——

文文静静的你,

那样美丽,那样美丽!

我在城角等了半天,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原来你悄悄躲起,

你真调皮,你真调皮!

送我什么没有关系,

只要是你,只要是你! 〔8〕

不过,说起来还是女人更彪悍,比如《摽有梅》(摽读如标,去声)中的召南女子——

熟了的梅子往下掉,

枝头只剩六七成;

熟了的梅子往下掉,

枝头只剩二三成;

熟了的梅子往下掉,

枝头一个都不剩。

你想求爱就快点来,

磨磨蹭蹭急死个人! 〔9〕

呵呵,简直是逼婚。

有逼婚的,还有逼人私奔的。《王风·大车》中一个女子就这么说——

牛车款款,

毛衣软软。

我想私奔,

怕你不敢!

接下来的话更火辣——

活着不能睡一床,

死了也要同一房!

你要问我真与假,

看那天上红太阳! 〔10〕

这是怎样的女人!

其实所谓“王风”,就是周王国的民歌。之所以叫“王风”而不叫“周风”,一方面因为王国乃天子所在,另一方面也因为这时已迁都洛阳。天子脚下尚且如此,诸侯各国可想而知。反正,只要她们有了爱,就会不管不顾。比如《柏舟》中的卫国姑娘——

河里一只柏木船,

漂呀漂在水中间;

眼中一位美少年,

爱呀爱在我心尖。

就是到死也心不变!

哎哟妈妈,

哎哟老天,

为什么不懂我心愿? 〔11〕

这事同样没有下文。

弄不好,这姑娘只能私奔,或者偷情。

偷情在周代也是常有的事。比如召南的《野有死麕》(麕读如军)中,一位猎人就在山里跟小妞一见钟情。猎人用刚刚打到的獐子(麕)作定情礼物,两人便一起走进了树林。只不过那小妞说——

轻一点,慢慢来好吗?

不要动我的围裙,

别让那长毛狗叫个不停。 〔12〕

哈,很真实。

召南这对恋人在山上野合,齐国那对情人则在男人住处幽会。唯其如此,偷情的女人对时间很在意,也很警觉。一到黎明,就会推醒怀中的情郎,男人则只会把她搂得更紧。

于是,《齐风·鸡鸣》中就有了这样一番对话——

亲爱的,鸡叫了,天亮了!

什么鸡鸣?那是苍蝇。

真的天亮了,太阳都出来了!

什么太阳?那是月亮! 〔13〕

接下来男的又说:别管那些虫子,让它们乱飞吧,我们再亲热一会。女的却说:不行不行,真的不行!我必须走了,你可别恨我啊!

怎么会呢?

花非花,雾非雾,金缕慢移莲花步。巴山夜雨巫山云,便是灵犀相通处。

事实上,有男女便有性爱,有婚姻便有偷情。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夫一妻的制度“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真正的热恋,性冲动的最高形式,是中世纪的“骑士之爱”。骑士和情人睡在床上,门外站着卫士,以便一见晨曦就催促他溜之大吉。恩格斯甚至认为天主教会禁止离婚的原因是——

偷情就像死亡,没有任何药物可治。 〔14〕

因此,婚外恋和一夜情,几乎任何民族和时代都有,社会也往往睁只眼闭只眼。风流不是罪过,只要不弄得像夏姬那样鸡飞狗跳就行。

不幸与万幸

夏姬似乎命不好。

传言说,夏姬出嫁前就已经有了情人,叫子蛮,是她同父异母的哥哥。甚至还有人说,他就是郑灵公。这显然不对。因为郑灵公的字是子貉(读如何),不是子蛮。也有人说,子蛮是她的第一任丈夫。这同样可疑。至少没人告诉我们,这位子蛮是哪一国的公子。也没人告诉我们,他俩是什么时候结婚的,婚后又生活了多少年。总之,子蛮究竟是夏姬的丈夫,还是情夫,死无对证。我们只知道,在与夏姬有了性关系后不久,子蛮就去世了。这让夏姬一开始便背上了“克夫”的罪名,叫“夭子蛮”。

坏事开了头,后面就收不住。子蛮去世后,跟他上过床的这位郑国公主,便嫁给了陈国大夫夏御叔,从此叫“夏姬”。夏姬跟夏御叔过得似乎不错。他们生下了儿子夏征舒,也没听说有过什么不雅之闻。可惜十几年后,夏御叔也撒手人寰。这在那些视红颜为祸水的人眼里,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夏姬“不祥”的证据。没有人替她想想,作为天生尤物,年纪轻轻便成为寡妇是何等的不幸。

寡妇门前是非多,何况还是在陈国。

陈人跟郑人一样风流成性,两国也都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叫“东门”。东门未必是“红灯区”,但肯定是恋人或情人寻偶求爱的“约会区”。所以,郑国的情歌便说“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而陈国情歌所谓“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与晤歌”,也可以理解为“东门之池,可以泡妞”。 〔15〕

郑国和陈国,都是性爱的自由王国。

实际上陈国比郑国更开放。前面说过,郑国是有情人节的,叫上巳节,时间是在三月三。陈国却似乎天天都是情人节。陈人因为自称是舜帝之后,巫风盛行,国人个个能歌善舞。他们甚至有一部分女子,专门从事巫术,以歌舞祭祀神祇。这种“神妓”其实是最早的性工作者。《诗经·陈风》中的《宛丘》,就是某个男子献给巫女的情诗。

何况陈国的祭祀活动次数频繁,地点则除了东门和宛丘,还有南方之原。于是每到这时,陈国的男男女女便成群结队地倾城而出,泡巫女,会情人,找对象,大开其性爱派对。

不难想象,在风气如此的陈国,性感漂亮的夏姬一旦变成单身,事情会怎么样。

首先是国君陈灵公“当仁不让”,然后是他与卿大夫孔宁和仪行父“资源共享”,君臣三人共同成为夏姬的情人。他们甚至穿着夏姬的内衣,公开在朝堂上谈论偷情的过程,交流做爱的经验,大讲三十七八的她如何风韵犹存。夏姬的内衣怎么会到他们的身上?是夏姬给的,还是他们偷的?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他们的行为丝毫都不避人耳目,在陈国朝野已是公开的秘密。

这事终于闹得沸沸扬扬。《诗经·陈风》中的《株林》,便是当时国民议论此事的讽刺诗。这诗说:我们国君为什么要去株林?谁都知道那里住着什么人。他是去看子南(夏姬之子夏征舒)的吧!第二天早上,他在那里吃点心。

看来,即便是主张性自由的陈国人,也觉得事情有点过分。舆论监督的结果,是导致了一位大夫的死亡。因为他对灵公君臣的所作所为,公开提出了批评。于是,在陈灵公的默许下,他被孔宁和仪行父谋杀。

没有了监督的君臣三人更加肆无忌惮。一年后,也就是前面一章说到的鉏麑自杀后八年,即鲁宣公十年的五月八日,这三个家伙居然在夏姬的客厅里,嘻嘻哈哈地争论她儿子夏征舒长得更像他们当中的谁。

陈灵公嬉皮笑脸地对仪行父说:征舒像你。

仪行父厚颜无耻地回答:也像君上您。

这玩笑开得实在过分,因为夏征舒无论如何不可能是他们的私生子。士可杀不可辱。忍无可忍的夏征舒,便在陈灵公出门时一箭射死了那家伙。 〔16〕

这应该是第三个死于非命的“灵公”。第一个是前一章讲过的晋灵公。他是因为为君无道,被赵盾的族人赵穿杀掉的,时间是在公元前607年(鲁宣公二年)。第二个就是夏姬的哥哥郑灵公。他是在晋灵公死后两年(鲁宣公四年),因为吃王八而起纠纷,被本国两位公子杀死的,当国君还不足一年。六年后(鲁宣公十年),便轮到这位因偷情而丧命的陈灵公。前面说过,谥号叫做“灵”的,其实都不灵。但八年之内一连死了三位灵公,也未免太有戏剧性。夏姬六年前死了哥哥,这会儿又死了情人,实在倒霉透顶。

更倒霉的是,就连郑灵公的死,后来也被某些人说成与夏姬有关。他们说郑灵公就是子蛮。他被本国两位公子杀死,其实不是因为吃王八,而是因为吃醋。也就是说,郑灵公和某公子,不但都是夏姬的哥哥,而且也都是夏姬的情人。他们争风吃醋积怨已久,这才刀兵相见,翻脸不认人。

当然,这种无稽之谈夏姬并不知道。同样,我们也不知道陈灵公被杀后,她是什么态度和心情。我们能知道的是,惹出大祸的孔宁和仪行父逃到了楚国,杀死陈灵公的夏征舒则自立为君。弑君和篡位,在当时可是滔天大罪。垂涎已久的楚人便有了可乘之机,也有了灭亡陈国的“正当理由”。第二年(鲁宣公十一年)十月,楚军攻进陈国,杀死夏征舒。然后搂草打兔子,顺手牵羊把夏姬带了回去。

等待夏姬的,将是她无法主宰的命运。

幸运的是,她遇到了巫臣。

情种巫臣

关于巫臣,我们掌握的材料不多,只知道他是楚国申县的县公,家族为屈氏,字子灵。他的名字,几乎仅仅是因为夏姬才被载入史册的,因此除《左传·宣公十二年》提到过一笔外,以后便事事与夏姬相关。

巫臣与夏姬,前世有缘。

夏姬被带到楚国后,庄王和大夫子反(公子侧)便眼睛发直,都想要她,却被巫臣阻止。巫臣劝阻庄王的说辞是:大王出兵陈国,原本是讨伐有罪;如果占有夏姬,那就是贪恋美色了。以小贪而害大义,可以吗?

庄王只好放弃。

巫臣劝阻子反的说辞,则是夏姬“不祥”。巫臣说,这个女人,克死了她的第一个男人子蛮和第二个男人御叔,害死了第三个男人灵公,连累了亲儿子夏子南,搞垮了大夫孔宁和仪行父,灭亡了陈国,真是谁沾上谁会倒霉。人生苦短,保命要紧啊!再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一棵树上吊死呢?

子反也只好放弃。

庄王和子反弃权后,夏姬被分配给了襄老,实际上成为襄老儿子的情人。因为八个月后,襄老就战死在疆场。夏姬则似乎没有片刻犹豫,就跟襄老的儿子上了床。没有人对此表示大惊小怪。也许在公众看来,夏姬这样的尤物,可是从来就不在乎什么后果的。

谁都没有想到,这里面其实另有文章。

时隔多年人们才发现,巫臣劝阻庄王和子反,其实是自己想要夏姬,而夏姬似乎也钟情于巫臣。史书没有记载他们相爱的过程,只知道他俩配合默契,利用国际政治斗争“曲线救国”,终于双双私奔到晋国。

这事相当复杂,也只能长话短说。

简单地说,夏姬被许配给襄老是在鲁宣公十一年十月。第二年六月,就发生了晋楚之战,交战地点则在郑国。战争中晋军射死了襄老,又俘虏了楚国的王子,并带了回去,准备用来交换被楚国俘虏的自己人。

于是巫臣就觉得机会来了。

巫臣的办法,是先跟夏姬打招呼:只要你回到郑国,我就娶你。然后又让人从郑国送信给夏姬:只要你回国,就能得到襄老的尸身。夏姬跟襄老,毕竟是法定的夫妻。她要回国收尸,楚庄王不能不批准,何况巫臣也做了工作。夏姬心里也清楚,所谓葬夫只是借口。事成之后,巫臣也不可能再回到楚国。于是夏姬扬言:得不到我丈夫的尸体,就不回楚国。

果然,夏姬一回到郑国,巫臣就跟她秘密结婚。

婚后,夏姬留在了郑国,巫臣却没有马上叛逃。事实上,他一直等到楚庄王去世,等到楚共王(共读如恭)即位后的第二年,才付诸行动。这一次,他利用了出使齐国的机会。只不过走到郑国,他就把任务和礼品都交给副使,自己则带着夏姬远走高飞。他俩原本是想去齐国的。由于齐国刚刚战败,便改变主意去了晋国。这一对情侣在晋国安家落户,巫臣还做了晋国的大夫。

当然,襄老的尸体和被俘的楚国王子,也被晋国归还了。但这是在巫臣叛逃后的第二年(鲁成公三年),跟巫臣和夏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回顾夏姬一生,性爱游戏不少。她甚至不在乎情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君臣,是父子,可谓上下老少通吃。但这一回,夏姬和巫臣可是玩真的了。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应该是一见钟情,而且相见恨晚。为了这难得的爱情,从密谋私奔到实施叛逃,他们用了七八年的时间。 〔17〕

真心相爱的结果,是让巫臣和楚国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巫臣叛逃五年后(鲁成公七年),没能得到夏姬的楚国大夫子反杀光了巫臣的族人,巫臣则说服了晋国与吴国联盟伐楚。他甚至亲自到吴国担任军事顾问和教练,害得子反他们一年之内七次疲于奔命,被打得顾首不顾尾。

只有夏姬修成正果。

与巫臣结合后的夏姬是幸福的。晋国老太太反对迎娶的儿媳妇,就是他们的女儿。尽管与巫臣相爱时,夏姬已五十上下,但好歹等到了真爱。实际上,夏姬成为尤物,原本是上天的安排。能否遇到德义之人,其实由不得自己。她的所作所为,不过希望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因此一生都在等待和努力。在巫臣之前只遇到庸才或人渣,那不是她的错。

赖不到神头上

跟海伦相比,夏姬有点冤。

没错,夏姬是乱了伦,但乱伦在当时习以为常。

夏姬当然也惹了祸,但海伦惹的祸更大:特洛伊城彻底毁灭,众多英雄战死沙场,无数百姓惨遭蹂躏。然而结果却两样:我们被告知夏姬是一个淫妇,却几乎听不到对海伦的任何谴责。事实上,她一直以美丽女神的形象活在人间。2004年5月9日,华纳兄弟拍摄的影片《特洛伊》上映,第一个周末就赢得了4560万美元的票房。海伦的魅力毋庸置疑。

夏姬备受争议,海伦无限风光,这是为什么?

最简单的解释,是人神有别。

对!夏姬是“人之罪”,海伦是“神之过”。

谁都知道事情的起因: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和爱情女神阿芙洛狄忒进行天界选美,奖杯是一只苹果,上面刻着“送给最美丽的人”。诸神让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裁决。帕里斯鬼使神差地将苹果给了阿芙洛狄忒,阿芙洛狄忒则把海伦作为奖品给了帕里斯。所以,从偷情到私奔,海伦都没有责任,也可以不负责任。至于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当然也不会负责。

没人负责,就没法问责,也不必指责。该做的,是狂欢、起哄和看热闹。

这是典型的希腊做派。

据英国画家约翰·斐拉克曼(John Flaxman)画作,左边是“裁决者”帕里斯,右边是阿芙洛狄忒、雅典娜、赫拉三女神。

作为回报,爱神阿芙洛狄忒引海伦与帕里斯相会。亦据斐拉克曼画作。

夏姬就没有那么好运。中国没有希腊那样的神,更没有谁会为一个女人的选择埋单。甚至按照宗法和礼教,女人就不该选择自己的命运。她要做的,是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跟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结婚,然后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如果遇人不淑,只能自认倒霉。如果不幸丧夫,也只能自认倒霉。夏姬,怎么会有人理解有人同情?

当然,她也赖不到谁头上。

这样看,有神是好的?

错!问题不在神,而在人。我们知道,希腊的宗教,其实是艺术;希腊的神,则其实是人。看看奥林帕斯山上的那些伙计吧!骄纵、蛮横、放荡、小心眼。他们相互欺骗,故意找碴,争风吃醋,互不买账,还积极参与人类的战争和偷情,很黄很暴力。这跟人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在人会死,神则是不死的。不死的神不受自然规律的限制,这才恣意妄为又不负责任。这当然很没道理。在特洛伊战争中,英雄阿喀琉斯对破坏游戏规则的阿波罗怒吼:你当然不担心将来会有报复!大埃阿斯则对降下漫天迷雾的众神之王宙斯怒吼:如果我们必须死,那就让我们死在阳光下吧!

这是正义的呼声,它比神性更高贵。

好吧!既然神可以行为乖张,人当然也可自由选择,至少人类的某些天性和天赋可以免责,比如爱和美。因此,海伦和帕里斯是不受谴责的。为他们的偷情打一场战争,也是值得的,甚至是必需的。有这样一场战争,英雄才成其为英雄,正义才成其为正义,爱情才成其为爱情,美才成其为美。一位英国学者甚至说,《伊利亚特》的真正寓意,也许就体现在它的两行诗中——

比所有事情都重要的,

一是爱情,二是战争。 〔19〕

这让我们想起了《左传》,想起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模仿前面的句式,这话翻译过来就是——

比所有事情都重要的,

一是祭祖,二是打仗。

呵呵,希腊更看重女人,我们更看重祖宗。但无论希腊还是华夏,战争都是重要的,战士也都是重要的,更是史家不可忽略的。因为只有在战争中,人性的美和丑才会暴露无遗,并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就来说战士。

第三章

战士

极品战俘

夏姬和巫臣叛逃到晋国的第二年,知罃(读如智英)也被楚国释放了。

知罃是个战俘。

战俘知罃是晋国大夫荀首的儿子,所以也叫荀罃。荀首的采邑叫智(也写作知,是同一个字,都读智),因此荀首被称为智伯或知伯,谥号知庄子。他的接班人,当然代代都称智伯,正如晋国的国君代代都称晋侯。知罃后来就成为智伯,谥号知武子。本卷第一章讲到的那个智伯,那个豫让拼死拼活也要为之复仇的智伯,则叫荀瑶,谥号知襄子。

在前章说过的夏姬故事中,我们知道楚国和晋国发生了一场战争,史称“邲之战”(邲读如必)。邲之战,晋军是一败涂地的,知罃也被楚军俘虏。这时的荀首,是晋国的下军大夫。荀首说:抓不到别人的儿子,就要不回自己的儿子。于是,本已战败的荀首便在撤退的途中带领亲兵杀了回去,一箭射死了夏姬的丈夫襄老,又一箭射伤了楚国的王子,并把这一死一伤两个人带回晋国。

这事给了巫臣一个机会,让他成功地娶到了夏姬。当时巫臣就曾告诉楚庄王,晋国一定会提出交换战俘。果然,鲁成公三年(前588),晋楚两国达成协议:晋国送还楚国王子和襄老尸体,楚人则放知罃回国。

这时,知罃已经做了九年战俘。 〔1〕

于是楚王为知罃送行。

当然,这时的楚王已经不是庄王,而是年轻的共王。

送行时,双方都客客气气,彬彬有礼。共王称知罃为“子”,也就是“先生”或“您”;自称,有时称“我”,有时称“不穀”(读如谷),意思是“我这不善之人”。这是王者的谦称,因为楚君已经称王。但严格地说,他应该自称“寡人”,也就是“我这寡德之人”,这才是诸侯的谦称。

知罃则自称“臣”,或“累臣”,也就是“被俘的小臣”;称自己的父亲为“外臣”,也就是“外邦小臣”,而且直呼其名。提到自己的国君,则称“寡君”,也就是“敝国寡德之君”。这些称谓,都是当时的外交礼仪。

谈话温文尔雅,又充满张力。

共王问:先生怨恨我吗?

知罃答:不怨恨。两国交兵,下臣无能,做了俘虏。贵国的执法官没有用下臣的血来涂抹贵军的军鼓(执事不以衅鼓),而是让下臣回国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这是贵君上的恩典。下臣自己如此无能,又敢怨恨谁?

理解这段话,需要有一点知识。按照当时的制度,将士出征之前先要祭祀社神,叫“祭社”。祭祀用的肉和酒要分给大家,叫“受脤”。同时要用血涂抹军鼓,叫“衅鼓”。衅鼓的血,往往是用战俘的,而且最好是等级高贵的战俘。知罃所谓“执事不以臣衅鼓”,其实是说楚人没有杀他。

不杀之恩,照理说是应该表示感谢的。

因此共王又问:那么先生感谢我吗?

然而知罃却回答:不感谢。两国君臣为了国泰民安,克制自己,宽待他人,释放战俘,永结友好。这样功德无量的事,下臣不曾与闻,哪有资格表示感谢?

共王再问:先生回国后,拿什么报答我?

知罃答:不知道。下臣心里没有怨恨,君上也不会居功自傲。既没有怨恨,又没有功德,下臣不知怎样报答。

楚共王碰了一鼻子灰。

于心不甘又无可奈何的共王只好说:尽管如此,还是恳请先生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寡人。 〔2〕

结果知罃说了三种可能。

知罃说,第一,如果承蒙贵君上的福佑,下臣得以作为战俘,带着这一把朽骨回到祖国,被敝国寡德之君军法从事,以振军威,以儆效尤,臣虽死无憾,永垂不朽。

第二,如果寡君法外施恩网开一面,将臣赐予您卑微的外邦小臣荀首,任其处置;家父经寡君批准,在宗庙实行家法,戮臣于列祖列宗灵前,臣同样虽死无憾,永垂不朽。

第三,如果寡君不批准家父的请求,那么,下臣将依法担任敝国的职务,率领一支小部队,镇守边疆保家卫国。到那个时候,如果不幸与贵军相遇,下臣将奋勇当先拼力死战,决不三心二意,左顾右盼。这一片赤胆忠心,就是下臣可以报答君上您的。 〔3〕

楚共王肃然起敬。

被震撼的共王以最隆重的礼仪送知罃出境。他甚至感叹说:晋国有这样的战士,我们是无法与之争雄的。 〔4〕

这是怎样的战俘!

事实上,这样的战俘在春秋时期并不罕见。鲁襄公十七年(前556),一个名叫臧坚的鲁国战士在战败后被齐军俘虏。齐灵公居然派了一个宦官去看他,并对他说“你不会死”。这事做得实在不靠谱。但此公既然是一个被谥为“灵公”的昏君,离谱也不足为奇。

然而对于臧坚,却无异于奇耻大辱。因为按照当时的制度和礼仪,宦官是不可以对贵族下命令的,更无权决定贵族的死生,哪怕只是传达国君的命令。这样做,不但对接受命令的人是羞辱,对下达命令的人其实也是侮辱。于是臧坚朝着齐灵公所在的方向叩首说:承蒙关照,实不敢当!但君上既然赐下臣不死,又何苦要派这么个人来传达厚爱?

说完,坚持认为“士可杀不可辱”的臧坚用一根尖锐的小木棍挖开自己的伤口,流血而死。 〔5〕

这又是怎样的战俘!

战俘尚且如此,战士又该是怎样的风采、风骨和风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风采,风骨,风度

战士的风采,《诗经》里有。

比如《周南·兔罝》(罝读如居)——

张开天罗,撒开地网;

打下木桩,迎接虎狼。

赳赳武夫,

是君王的屏障;

赳赳武夫,

是国家的栋梁。

是啊!在古代社会,有国家就有战争,有战争就有战士。只要是战士,就会睁大警惕的眼睛。这就是所谓“肃肃兔罝,施于中林”。兔,不是野兔,而是老虎,即“於菟”(读如巫涂)。 〔6〕 罝,则是猎网。所以,此诗也可以这样理解: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

这是怎样的风采!

这样的风采,《楚辞》里也有。

在《九歌·国殇》中,屈原是这样描述楚国战士的:操着吴戈,挟着秦弓,带着长剑,披着犀甲。战旗遮蔽了天日,敌人多如乱云。他们冲进了我们的阵营,杀伤了我们的兵丁。然而我们的战士,却拿起鼓槌敲响战鼓,驾起战车驱策战马,冒着疾风暴雨般射来的箭矢奋勇当先。因为战士们知道“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开弓就没有回头箭。

为国尽忠,是战士的本分。

于是屈原这样唱道——

诚既勇兮又以武,

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

魂魄毅兮为鬼雄!

这又是怎样的风采!

金文中手执干戈的武士形象。

据战国嵌错宴乐水陆攻战纹壶。

据江苏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铜器残片刻纹。

据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漆棺彩绘。

风采的背后是风骨。公元前684年,鲁庄公率军与宋国作战,一个名叫县贲父(贲读如奔)的战士担任他的驾驶员。战场上,拉车的马突然惊了,鲁庄公也掉下车来。庄公说,照规矩,谁当驾驶员,作战之前是要占卜的。今天有此一难,是因为没有占卜啊!县贲父说,以前从来不出事,偏偏这回出事了,只能怪下臣不够英勇。于是冲进敌营战斗而死。战后,马夫洗马时发现,那匹马身上有一枚箭头。这才明白出事的原因是马中了流矢,并没有县贲父的责任,庄公便下令为他写一篇悼词。为士人写悼词的风气,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 〔7〕

这样的风骨,史不绝书。公元前480年,也就是孔子去世前一年,卫国发生内乱,大夫孔悝(读如亏)被围困在家中。孔子的学生子路听说,立即前往救援,因为他是孔悝的家臣,也是战士。结果,一场混战中,子路被剁成肉泥。孔子闻讯悲痛欲绝,立即吩咐厨房倒掉已经做好的肉酱。 〔8〕

其实子路原本可以不去救援的。事实上,他赶到国都时,城门正在关闭;赶到孔家时,家门已经关闭。他的同学子羔(也就是高柴),孔悝的家臣公孙敢,也都劝他不必作无谓的牺牲,因为反正来不及了。子路却慷慨赴死。他说:食人之禄,忠人之事。有利可图就追随左右,大祸临头就逃之夭夭,我不是那样的人!

同样,子路也不必死得那么惨烈。他的死,仅仅因为在战斗中冠缨被对方用戈砍断,帽子会掉下来。子路说,一个君子,必须活得体面而有尊严。就算去死,也不能免冠。于是放下武器腾出双手,从容地系紧冠缨,任由敌人砍杀。

这又是怎样的风骨!

有风骨就有风采,也有风度。比如在襄老战死知罃被俘的那次战争中,就有这样一段小插曲:撤退的晋军有辆战车陷在坑里动弹不得,追赶他们的楚国战士便停下车来,喊话教晋军怎样修车。修好的战车没走两步,又不动了,楚人又喊话教他们怎么处理,直到晋军彻底把车修好。

最后,晋军终于从容撤退,一走了之。更可笑的是,晋人得了便宜还卖乖。他们一边逃亡一边喊话:楚军弟兄们,谢谢了!到底是超级大国呀,跑路很有经验的嘛!

如此楚人,真是君子风度。但如此风度却让人怀疑:这样打仗还叫战争吗?

当然还叫。只不过,彬彬有礼。

至少,春秋的是。

比如晋楚城濮之战。

军事奥林匹克

城濮之战发生在公元前632年。晋国这边,文公亲自到场。楚国那边,统帅是成得臣(字子玉)。开战前,楚帅先派使者宣战,话就是这么说的:敝国的战士恳请与贵国勇士做一次角斗游戏。君上靠在车里观赏就行,下臣愿意奉陪。

晋文公则派使者回答说:敝国的寡德之君已经接到了大帅的命令。寡君之所以驻扎在这里,是因为信守当年的诺言,遇到贵军要退避三舍。如此而已,岂敢抵挡贵国的威武之师?不过,既然敝国还没有接到贵军停战之令(其实是对方已经宣战),也只好拜托大夫您(指楚国使者)转告贵军将士,驾好你们的战车,忠于你们的国事,明天早上见。 〔9〕

这可真是先礼后兵,跟球赛差不多。

实际上春秋的战争更像竞技体育,只要决出胜负就各自收兵,因此时间很短,原则上只有一天。比如刚才说的城濮之战,就只打了四月初二这一天。初三、初四、初五,胜利了的晋军原地休整。吃完楚军留下的粮食,就启程回国了。春秋时最短的战争甚至只有一个早上,叫“翦灭此而朝食”。 〔10〕

战争的地点,则一般在国境线上。我们知道,封邦建国是要划定国境线的,叫“封疆”。国境线叫“疆”,所以战场叫“疆场”。国境线在“野”,所以战争叫“野战”。

野战并不粗野,更不野蛮,而且事先要宣战。宣战要派使节,国君或统帅不能亲自出面。但使者宣战,却又必须以国君或统帅的名义。态度,当然是客客气气;用词,也都是外交辞令;称谓,则极其讲究。不宣而战,是战国时代才有的。那时正如孟子所说,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恨不得把对方赶尽杀绝,哪里还有什么礼仪? 〔11〕

春秋的战争,却极讲礼仪,甚至有打到一半停下来行礼的。城濮之战后五十七年(前575),晋楚两国发生鄢陵之战,晋国大夫郤至(郤读如隙)三次遇到楚王,每次都要下车,脱下头盔,小步快走,表示对一国之君的礼貌和恭敬。

这时的楚君是共王,同样彬彬有礼。他甚至派了一位使者带着一张弓,去慰问郤至。使者代表楚王说:刚才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有一位穿浅红色军装的人,真是君子啊!他见了寡人就小步快走,会不会受伤了呢?

郤至立即脱下头盔行礼:伟大的君上!您卑微的外邦小臣郤至,追随敝国寡德之君参加战斗,承蒙君上恩准披上了盔甲。公务在身,因此不敢当面叩谢君上的亲切关怀。拜托贵使禀告君上,下臣身体很好,正要与贵军决一死战。

两个人如此这般地客气了半天,郤至更是三行肃拜之礼,这才依依惜别,然后继续战斗。 〔12〕

礼,比胜负更重要。

讲礼仪,就讲规则。第一条,不斩来使。使节无论职位高低,任何时候都神圣不可侵犯。第二,不以阻隘。就是不在险隘的地方阻击敌人,一定得在开阔地带堂堂正正地进行决战。第三,不鼓不成列。就是对方阵势摆好之前,另一方不能击鼓进军。第四,不重伤。就是格斗的时候,不能让同一个人重复受伤。如果对方已经受伤,不管伤在哪里,都不能再来第二下,应该让他回去治疗。第五,不擒二毛。就是不能俘虏花白头发的人,应该让他回去养老。第六,不逐北。就是敌人败退时,不能追。追也可以,五十步为限。所以在春秋,五十步是可以笑一百步的。因为跑五十步就安全了,你跑一百步干什么?

如此绅士风度,堪比奥林匹克。

这些游戏规则,是谁在什么时候制定的?不清楚。它们都得到了严格执行吗?也未必。但可以肯定,这些规则在战国时期便被破坏得一干二净。因为在战国时期,战争的目的是兼并他国,当然要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大规模不眨眼地杀人,打歼灭战。这个时候,谁讲礼仪,谁就是找死。

春秋则相反。战争的目的说得好听是维持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说得难听点,也不过争当江湖老大。老大可是要以德服人、以身作则的,事情就不能做得太过分。这样的战争,自然列阵如球赛,宣战如请客,交手如吃饭,格斗如竞技,温文尔雅,费厄泼赖,最多温良恭俭而不让。

军事奥林匹克,只可能在春秋。

好男才当兵

春秋和战国,战士也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春秋的是君子,战国的是小人。

这里说的君子和小人,是阶级意义上的。换句话说,君子即士人,是贵族;小人即庶人,即平民。如果参加战争,则贵族叫“士”,平民叫“卒”。士,既参战也作战,所以叫“战士”。卒,参战不作战,只是跟着跑,所以叫“走卒”。走,在古汉语中就是“跑”的意思。战士和走卒,是两码事。

河南汲县出土,内容为水陆攻战场景,两军对阵、徒卒、仰攻、投石、水战等等,无不具备。

其实士之与卒,地位从来就有高低。早就有文字学家认为,士,跟王、皇一样,都是一个人端坐的样子,只不过王和皇头上特别大而已。这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士就是“无冕之王”。他们作为贵族,跟天子、诸侯、大夫一样,成年时都要加冠。孔子的学生子路宁愿死,也不肯免冠,就是不能丢了士的身份。只不过,士只加冠,天子、诸侯和大夫则不但加冠,还要加冕,这才成了王或皇。 〔13〕

卒就不一样了。文字学家一致认为,卒就是穿某种衣服的人。这衣服上会做记号,甚至写个“卒”字,表示是当差的、跑腿的、服劳役的,是小人。

◎甲骨文“士”

(甲3913)

◎甲骨文“卒”

(乙7200)

所以,士是高贵的,比如绅士、爵士、武士道。卒则是卑贱的,比如隶卒、狱卒、马前卒。马前卒这三个字最能说明问题:战场上,士披甲胄,叫“甲士”,乘车作战。卒就无甲可披,只能穿件布衣,鞍前马后跟着跑。

由是之故,车兵曰乘,步兵曰卒。中国象棋之将、仕、相、马、车、炮、卒,就是这种军事制度的体现:卒是最低级的,仕则仅次于将。将就是大夫,仕则是士。乘车的士比步行的卒高贵,因此可以“丢卒保车”。

总之,在春秋时期,士参战也作战,卒参战不作战。战士是高贵的、体面的、有尊严的,也是骄傲、自豪和快乐的。而且无论国君、大夫,还是一般的士人,只要上阵,就是战士。因此,一个贵族男子如果不能从军,就是奇耻大辱。相反,平民成为战士,则是极大的荣耀。当然,他们必须表现优异,而且仅限于在农民中选拔。地位更为卑贱的工匠和商贩,是没有资格的。 〔14〕

好男才当兵。战争,是贵族的游戏。

这就是春秋的观念。

是贵族,就要有贵族精神和君子风度。这种精神和风度,上级和敌人也都要尊重和敬重。前面说过,楚王和郤至在晋楚鄢陵之战中,是相互致敬的。同样在这场战争中,晋国的一位君子,也向一位楚军将领表示了敬意。晋国的君子叫栾鍼(读如真),是中军统帅栾书之子,当时担任晋国国君的车右,也就是持矛站在国君的右边,相当于侍卫长。楚国这位将领则叫子重,多次率军征战,是楚国的名将。鄢陵之战,他当然也在场。他的旗帜,在战场上高高飘扬。 〔15〕

栾鍼看见子重的战旗,肃然起敬。他对国君说:当年下臣出使楚国,子重曾问臣晋国之勇,臣答整整齐齐、井然有序。他又问还有什么,臣答心平气和、从容不迫。现在两国交兵,如果不去致敬,就不算井然有序;如果言而无信,就不算从容不迫。请君上批准下臣派人去送酒。

晋君批准了栾鍼的请求,栾鍼的使者也到了子重的麾下。使者说:敝国人才匮乏,寡君只好让鍼勉强凑合着做他的车右。鍼公务在身,不能亲自来犒劳大帅的部下,只好派某某代为敬酒,还望大帅见谅!

子重躬身答礼:栾鍼大人真是好记性,还记得我们当年的谈话。于是接过酒具一饮而尽,然后拿起鼓槌继续击鼓。

顺便说一句,子重从清晨一直战斗到了黄昏。

什么叫君子?这就是。

环球同此高贵

的确,所谓君子,虽然原本指阶级和出身,但久而久之便会变成一种人格精神,包括刚直不阿、光明磊落、行侠仗义和相互尊重,其核心则是高贵。这种精神在古代战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还是全球性的。

比如古希腊。

在波斯人眼里,希腊人是固执、愚蠢和荒唐的。他们总是要选择最平坦最开阔的地方,双方摆好阵势,派出传令官相互宣战,然后才开打。这跟我们春秋的“不以阻隘”,简直如出一辙。由于双方都没有可以隐藏和躲避之处,结果自然是两败俱伤,就算一方胜出也得不偿失。

对此,一位波斯将领表示十分不解:既然你们言语相通,又有传令官宣战,为什么不能通过谈判来消除争端解决问题呢?如果只能诉诸战争,又为什么不能先给自己找个有利地形,然后再尝试开战呢? 〔16〕

其实,嘲笑希腊人的波斯人,自己也差不太多。公元前479年8月,波斯和希腊的军队在普拉提亚平原会战。波斯人先到,在阿索普斯河北岸摆开阵势。由三十多个城邦组成的希腊联军,则拖拖拉拉半天都凑不齐,开战前还有人源源不断赶来。然而就在希腊人慢慢集结,甚至只有少数散兵游勇时,兵强马壮的波斯军队却按兵不动。直到希腊人有了十一万之众,波斯统帅才下令进攻。这跟我们春秋时期的“不鼓不成列”,又有什么两样?

结果,普拉提亚会战以波斯人的惨败告终。

这让我们想起了泓之战。

公元前638年,也就是普拉提亚会战的一百五十多年之前,楚宋两国战于泓水。当时宋军先到,也摆好了阵势。然而无论在楚军过河前,还是过河后,宋襄公都不肯发起进攻。他硬是要等到楚军完全站稳脚跟阵势摆好,才敲响战鼓。结果,宋军大败,襄公负伤,并于第二年去世。

战败后,宋国人都怪罪襄公,襄公却不后悔。他说,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都是礼。不遵守这些礼,就不是君子。寡人虽然是早已亡国之殷商的残渣余孽,也不能做偷鸡摸狗的事。

有此想法的,并非只有宋襄公。

比如亚历山大。众所周知,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有一句名言:偷来的胜利不光彩。因此,在公元前331年高加美拉大战的前夜,他拒绝了偷袭波斯大营的建议。是啊,有着贵族精神和君子风度的古代军人认为,战争是一种高尚而荣耀的事情,必须堂堂正正地进行。乘人之危和落井下石都是不义的。这样做,不但违反规则,而且胜之不武。

亚历山大善有善报。公元前326年,也就是高加美拉大战五年后,他在印度河遭遇波鲁斯。当时亚历山大率领的是骑兵,且远道而来,喘息未定,人生地不熟。波鲁斯布下的却是象阵,还从容不迫,以逸待劳。胜负,几乎不言而喻。

然而波鲁斯却像当年的宋襄公和波斯统帅一样,心甘情愿地坐失良机。他耐心地等待马其顿军队渡河、集结、调整、休息、布阵,一直等到对方一切就绪,这才与之交锋。结果印军大败,波鲁斯也做了俘虏。

傻得可爱的波鲁斯,可谓印度版的宋襄公。

不过这位“印度宋襄公”同样善有善报。亚历山大待他以国王之礼,还让他继续统治自己的王国。这不仅因为波鲁斯有着魁伟的身材、英俊的外表,更因为他有着武士的英勇和高贵。正是这种精神,让亚历山大由衷地表现出欣赏和崇敬。

这是一种王者风范。

的确,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国王和武士都属于第二等级,叫“刹帝利”。作为高贵的等级,刹帝利也必须有高贵的表现。婆罗门教的《摩奴法典》甚至明确规定,战争中不能使用“奸诈的兵器”。而且,跟中国春秋的“不重伤”和“不擒二毛”一样,他们也不能攻击处于弱势的人。弱势群体包括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伤病员,也包括俘虏、逃兵、胆小鬼、旁观者,甚至包括没穿甲胄、解除武装和睡眠中的人。违反规定者,将受到鄙视和诅咒,并不得进入天国。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是贵族,就得有贵族精神。尽管这精神在全世界都已所剩无几,但毕竟曾经存在。是的,曾经存在,在希腊,在波斯,在印度,在马其顿,在中国。

宋襄公,你不孤立!

难言宋襄公

不过,温文尔雅绅士风度慈悲为怀的宋襄公,又似乎并不是什么善类。我们知道,殷商用活人做牺牲品的制度虽然被周人废除,春秋时期却仍有一位子爵因此被杀——他被另外几个国君杀了来祭祀社神。此事在当时,恐怕是遭了恶评的。《左传》的态度,便明显地不以为然。 〔17〕

这起血案的主谋,就是宋襄公。

看来,宋襄公也不是什么“人道主义者”,更非君子。

没错,宋襄公是所谓“亡国之余”,难免念念不忘殷商的传统。但宋国大夫子鱼同样是殷商的“残渣余孽”,却完全不赞同襄公的做法。这位大夫在襄公执政的十四年间,几乎一直充当着“反对党”。曹之盟,宋襄公要杀鄫国国君祭祀社神,他反对;泓之战,宋襄公坚持所谓“不鼓不成列”,他反对;鲁僖公十九年的围曹,二十二年的伐郑,他当然也都反对。因为襄公的所作所为,其实都只有一个动机,那就是称霸中原。这在子鱼看来,无异于痴心妄想。他曾经无奈地说:国君的野心也太大了,小小宋国怎么承受得了啊! 〔18〕

事实证明,子鱼是对的。

泓之战的前一年(前639),宋襄公大会诸侯,希望那些依附楚国的国家改换门庭,奉自己为盟主。楚人虽然肚子里冷笑,却也装模作样地表示同意。于是到了秋天,襄公便再次大会诸侯,准备扎扎实实过一把老大的瘾。

对于这件事,子鱼当然也是反对的。反对无效,便建议襄公带着部队去。谁知宋襄公的书呆子气又发作了,或者认为江湖老大更应该像个君子。他说,我们讲好了谁都不带兵的。我提出的规矩,我怎么能破坏?

结果,宋襄公被楚人俘虏。 〔19〕

这时的襄公,倒是头脑清醒了。他很清楚,能救宋国的只有子鱼。实际上子鱼原本也是可以做宋国国君的。他是襄公同父异母的哥哥,因为庶出而不能立为太子。宋桓公病重时,当时还是太子的襄公曾经建议父亲传位于子鱼,因为子鱼既年长,又仁义。桓公表示认同。子鱼听说,立即飞快地跑开。他说:弟弟能把君位都让出来,还有比这更仁义的吗?

襄公这才成为国君。 〔20〕

此刻,做了俘虏的宋襄公便托国于子鱼。襄公说:哥呀,快回去镇守国家吧!这个国家,就是哥哥你的。寡人是因为不听忠言,才落得这个下场啊!

子鱼则说:君上就算不讲这话,国家也是臣的。于是立即回国加强战备。宋国国人也同心同德,准备迎接楚人的进攻。楚人传话给宋人:不妥协,就杀了你们的国君。宋人则说:抱歉!承蒙列祖列宗保佑,我们有国君了。楚人要挟不成,只好放了襄公。襄公自由后,就跑到卫国,准备在那里度过余生。子鱼说,这个国家,臣是为君上镇守的,君上为什么不回来呢?便把襄公接回国来。

这个感人的故事,记载在《公羊传》,司马迁的《史记》没有采信,因此是否可靠不得而知。而且回国以后的宋襄公,也并没有接受教训,第二年又自不量力地去讨伐楚的同盟郑国,并与楚军战于泓水,受伤而死。

但,《公羊传》的故事如果可靠,那么襄公和子鱼,就堪称当时最好的君臣和兄弟。

至少,是之一。

这很重要。因为在周代,甚至在整个中国古代,君臣都是最重要的关系,君臣之义也是最大的义。在春秋时期,它甚至是不分国别的。因此即便在战争中,外邦的臣子见了敌方的君主,也得恪守臣礼,让他三分。

实际上这个规则也得到了遵守和执行。比如在鄢陵之战中,晋国的下军统帅韩厥和新军副帅郤至,都有机会俘虏楚的同盟国国君郑成公,但他们都放弃了,因为不能让一国之君受辱。郑成公的侍卫长则让武艺更高强的驾驶员留在车上护驾,自己冲进敌阵,掩护国君撤退,终于战斗而死。 〔21〕

这才是周的战士。对于他们来说,做一个好臣子,是比做一个好战士更重要的事情。或者说,一个好的战士,首先得是好的人臣。当然,一个好的统帅,也首先得是好的人君。不了解这一点,就看不懂周人的风采和风范。

第四章

人臣

老爹退下

鄢陵之战的战场上,有泥沼。

泥沼非常之大,挡在晋军营垒前,大家都小心翼翼绕开走。中军统帅栾书和副帅范燮,率领自己的亲兵一左一右护卫着国君。晋君车上,少毅是驾驶员,栾鍼是侍卫长,但战车还是陷进了泥沼。

身为中军统帅和晋国大臣,栾书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于是他下车走过来,准备扶国君转移到自己的车上。

栾鍼却大喝一声:栾书退下!

喝令栾书退下的栾鍼慷慨陈词:国家大事,你岂能一人独揽?再说了,侵犯别人的职权,这叫冒犯;放弃自己的职责,这叫怠慢;离开本职工作岗位,跑到别人那里,这叫捣乱。有这三条罪名,你还动吗?

于是栾书立即退下。

栾鍼则跳下车来,用力掀起战车,脱离险境。 〔1〕

这事在鄢陵之战中,不过小插曲,却被史家隆重地记载下来,其实是有深意的。事实上,栾书不但是中军统帅,而且是栾鍼的父亲。下级呵斥上级,还劈头盖脸,岂非不忠?儿子呵斥父亲,还直呼其名,岂非不孝?

据《中国历代战争史地图集》。

恰恰相反。

事实上栾鍼的做法,完全符合礼仪,也合乎道理。首先,这是在国君面前。君前无父子。无论什么人当着国君之面,都要直呼其名。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明清。其次,栾书如果把国君转移到自己车上,就无法再行使中军统帅的职权。这当然是失职和失责。第三,栾鍼的职务是车右。按照当时的制度,车右的任务原本就是保障安全和以备万一。栾鍼该做的事,栾书又岂能越俎代庖?那可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不折不扣的侵权或越权。 〔2〕

本是用于祭祀的酒器。上有铭文五行共四十字,大意是:在正月季春,栾书作此器,用以祭祀祖先,希望长寿,子孙永宝用享。

由此可见,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有先后。公私不能两全,则先公后私。忠孝不能两全,则先忠后孝。在人君面前,人父必须退居二位。而且,为了让儿子尽忠,做父亲的往往要委屈自己,甚至牺牲生命。

比如狐突。

狐突是晋文公重耳的外祖父,在晋献公时曾担任太子申生的驾驶员。献公去世后,国君是惠公。惠公担任国君十四年,与宋襄公同在公元前637年去世,继位的是他的儿子,是为怀公。怀公很清楚,当时晋国的人心所向和众望所归,其实在公子重耳。重耳流亡国外,狐突的儿子狐毛和狐偃追随左右,实在是怀公的心腹之患。 〔3〕

◎晋献公的子孙

长子 申生 母齐姜 被骊姬所迫自杀

次子 重耳 母狐姬

外祖父狐突 晋文公 惠公死后夺怀公位

三子 夷吾 母狐姬妹 晋惠公 奚齐和卓子被杀后即位

四子 奚齐 母骊姬 被里克所杀

五子 卓子 母骊姬 被里克所杀

孙 圉 父夷吾 晋怀公 惠公死后即位,后逃亡被杀

于是怀公把狐突抓起来做人质。

怀公对狐突说:只要把儿子叫回来,寡人就免你不死。

狐突却拒绝拿原则做交换。他对怀公说,君臣关系,并不是可以随便建立的,因此也不能随意改变。成为他人之臣,首先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简策上,叫“策名”;其次要向人君敬献礼品,叫“委质”。这两件事,都表示以身相许,也表示一旦确立关系,就忠贞无贰,永不变心。

显然,春秋时期有两种关系:公私与君臣。职务对职务,是公与私;个人对个人,是君与臣。君臣关系高于公与私,也重于公与私。因为不能效忠主公,也就不能效忠国家。因此,必须先忠君后报国,哪怕那人君并非王侯,甚至流离失所。这就是狐突他们代表的主流观念。

于是狐突说:做儿子的能够担当重任,是因为做父亲的教以忠诚。臣这两个儿子,成为重耳之臣已经很久了。如果臣把他们叫回来,那就是教唆叛变。做父亲的教唆儿子叛变,又拿什么来效忠于君?若不杀臣,那是君上的英明,也是下臣的愿望。如果滥用刑罚以逞淫威,请问又有谁不是罪人?下臣听命就是。

怀公便杀了狐突。

可惜怀公此举只是成全了狐突,却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第二年春,公子重耳在秦国军队护送下回国,是为晋文公。为此,诸侯们举行了盟会,主持人便正是狐突的儿子、重耳的舅舅狐偃。至于怀公,在重耳启程后不久就逃出国都,后来又被谋杀,只做了三四个月的国君。 〔4〕

血案早已发生

怀公成为晋君,原本就是历史的误会。

晋怀公是惠公的儿子,献公的孙子。晋献公女人多,儿子也多。齐姜生申生,狐突的女儿狐姬生重耳,狐姬的妹妹生夷吾,骊姬生奚齐,骊姬的妹妹生卓子。这些女人当中最有心机的是骊姬。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能够接班,使尽了阴谋诡计。最后太子申生被逼自杀,重耳和夷吾先后出走流亡国外,奚齐被立为太子。骊姬,似乎可以得逞。

可惜人心不服。

这时的朝廷重臣,是荀息、里克和丕郑。里克原本是支持太子申生的。申生死后,又私底下支持重耳,表面上中立。丕郑,则跟里克一伙。献公和骊姬可以依托的,只有荀息。何况荀息非常有能力。向虞国借道攻打虢国,导致虞国唇亡齿寒最后被灭,就是荀息的手笔。 〔5〕

于是晋献公托孤于荀息。

献公说:这个弱小的孤儿,就拜托给大夫您了。大夫您打算怎么样呢?

荀息伏地叩首说:下臣将忠贞不贰,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为股肱之臣。如果能够成功,那是君上在天之灵的赐福和保佑。不成,臣就去死。

这是庄严的宣誓,当然必须履约。事实上,晋献公死后顶多一个月,里克就发动了兵变,而且事先把情况通报了荀息。里克说:奚齐继位,不得人心。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的旧部,愤怒已经到了沸点。天怒人怨,兵变一触即发,先生打算怎么办? 〔6〕

荀息说:我去死!

里克说:恐怕没什么用吧?如果因为先生的死,那孩子就能安然无恙地继承君位,倒也罢了。如果先生自尽,那孩子照样被废,又何必去死?

荀息说:在下对先君有承诺,不可言而无信。一个人既要履行诺言,又想明哲保身,做得到吗?所以,虽然我之死无济于事,但我又能躲到哪里去呢?再说了,每个人都会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在这一点上,请问谁不如我?我自己既然忠贞不贰,那么,能拦住别人,不让别人效忠吗?

里克马上就听明白了,荀息只是要效忠,却未必效力,甚至也无力可效。所谓“我欲无贰,而能谓人已乎”,其实就是不阻拦里克的兵变。这个不阻拦,可以理解为无能为力,也可以理解为尊重里克的效忠。总之,荀息的态度,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各为其主,各尽其责,成败与否,听天由命。

有了荀息的态度,里克立即动手。这年十月,里克在居丧的茅屋里杀了奚齐,荀息也立即准备自杀。有人说:不如立奚齐的弟弟卓子为君,尽力辅佐,也算履行了诺言。于是荀息就立卓子为国君,并安葬了晋献公。然而到十一月,里克又在朝堂上杀了卓子。荀息无路可走,终于自杀。

奚齐和卓子先后被杀,有资格继承君位的,就只剩下重耳和夷吾两位公子。这时,周天子已经没有多少权威。谁当晋君,得由大国说了算。大国中有发言权的,是齐国和秦国。大国扶持的国君站不站得住脚,则要看朝中重臣的意见。大臣中有发言权的,是里克和丕郑。君位落入谁手,全看这两个大国、两位大臣。

于是夷吾派人向里克行贿,许以汾阳之邑;又派人向秦国行贿,许以河西之地。秦穆公问来人:夷吾在国内靠谁支持?来人说,公子没有支持者,也没有反对派,而且从小就性格内向。穆公听说,便觉得让这么个孤立无援的没用家伙做晋君,其实符合秦国的利益,便派兵护送夷吾回国。

这时的中原霸主是齐桓公。晋国的内乱发生后,桓公就联合诸侯派兵到了晋国。于是以齐国为首,秦国为次,诸侯一起立夷吾为君,是为晋惠公。里克原本是要立重耳的,但被重耳谢绝,也只好接受夷吾。 〔7〕

天上掉馅饼,夷吾捡了个大便宜。

他的儿子怀公后来做了三四个月的国君,则算是小便宜,抑或是大不幸。

这是公元前651年的事。也就在这年,宋襄公即位。宋襄公和晋惠公,同年即位,同年去世,可谓难兄难弟。不同的是,宋襄公即位后,重用子鱼,宋国大治。他的错误,在外交而不在内政。晋惠公却是内政和外交都一塌糊涂。他儿子怀公后来死于非命,其实是他造的孽。

但怀公并不是第一位死难者。事实上从献公到文公,晋国的宫廷斗争持续不断,死人的事也经常发生,可谓血案迭起。最先冤死的是太子申生,其次是奚齐,第三是卓子,荀息是第四位。而且,荀息尸骨未寒,便轮到第五个人了。

这个人就是里克。

又起屠刀

里克是被晋惠公逼死的。

公元前651年,惠公靠着齐国和秦国的支持成为晋君。第二年,周天子派大员会同齐国大夫确认了他的国君身份。这个时候,晋惠公大约觉得地位已稳,便向里克举起了屠刀。

惠公杀里克,有多种原因。比方说,他曾许诺封里克以汾阳之邑,现在却想赖账。这是有可能的。事实上,他答应割让给秦国的河西之地,就赖掉了。又比方说,里克毕竟杀了奚齐和卓子,还变相地杀了荀息。有此重罪,不处理似乎没法交代。更重要的是,里克支持的是重耳。重耳虽然人在国外,但威望和声望都比惠公高。如果里克和重耳里应外合,惠公是抵挡不了的。

于是惠公找里克谈话。

惠公说:没有大夫您,也没有寡人的今天。不过,话虽如此,毕竟有两位国君和一位大夫死在了先生的手上。做先生的人君,岂不是太难了吗?

里克说:下臣不杀那三人,君上岂能回国即位?既然要加罪于臣,哪里还怕找不到说法,又何必弄得那么麻烦?臣已经听到君上的命令了!

说完,里克拔剑自杀。 〔8〕

里克自杀后,丕郑本人以及里克和丕郑的死党,也被惠公手下诛杀。但血案并没有到此为止。下一个被杀的,是庆郑,只不过要到五年之后。

庆郑是晋国的大夫。他的被杀,是因为对惠公的所作所为实在看不下去。事实上,从逼死里克,到杀掉庆郑,前后五年间惠公的表现,确实像一个十足的混蛋。杀里克那年(前650),他的屁股刚刚坐稳,就派丕郑到秦国去赖账,而且话说得极其无耻。

据《史记·晋世家》,惠公的话是这么说的:夷吾曾许诺贵国以河西之地,现在照理说应该兑现,可是大臣们不同意。大臣们说,敝国的土地是先君的。夷吾不过流亡在外的公子,哪有权力擅自给人?寡人争不过他们,实在抱歉!

这简直就是无赖,但对秦国来说却是自作自受。实际上,当年秦穆公为晋国择君,是派人出去考察了的。考察的结果,是重耳更仁义。讨论的结果,却是选个差的。那考察团团长对穆公说: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意思是:如果要弘扬仁义,那就为他们选个德才兼备的;如果要称霸中原,那就为他们选个老实巴交的。秦穆公当然想称霸,就选了晋惠公这个“老实人”。

谁知道老实人未必老实。晋惠公虽懦弱无能,却也厚颜无耻。被忽悠了一把的秦国只好吃哑巴亏。

问题是事情还没完。

赖账之后三年,晋国发生饥荒,晋惠公又厚颜无耻地向秦国购买粮食。秦国君臣经过研究,决定立即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因为自然灾害,哪个国家都会有。救灾恤邻,乃是人间正道。秦穆公也说,他们的国君虽然可恶,但是人民又有什么罪过?于是秦国以德报怨,给晋国运送粮食的船队浩浩荡荡源源不断,史称“泛舟之役”。

然而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购买粮食,却居然遭到拒绝。晋国君臣讨论这事时,反对派的理由居然是:皮之不存,毛将安傅?也就是说,兑现承诺,割以河西之地,这是“皮”。卖些粮食给晋国,则不过是“毛”。皮都赖掉了,给几根毛有什么用?这点小恩小惠,不但不能消除秦国的怨恨,反倒只能加强他们的实力,不如破罐子破摔,得罪到底。

这种混账话,惠公很以为然。

庆郑却完全不能同意。他说:忘恩负义,无亲;幸灾乐祸,不仁;贪小便宜,不祥;得罪邻居,不义。这道理,普通老百姓都懂。谁要是这么做,即便是亲人都会结仇,何况秦国跟我们还有夙怨?

晋惠公不听。 〔9〕

这一下,秦晋两国便结下了梁子,庆郑跟惠公也有了嫌隙。这梁子终于导致秦国和晋国开战,自以为是的惠公也做了俘虏。后来经过多方努力,晋惠公被秦国释放。而惠公回国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杀庆郑。

我不逃

庆郑坐在国都等死。

导致惠公一定要杀庆郑的,是秦晋两国的那场战争。

公元前645年,也就是晋国拒绝卖粮食的第二年,熬过了大饥荒的秦国迎来了大丰收。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草充足的秦军摩拳擦掌,要向晋国讨还公道。夏历九月,秦穆公御驾亲征,率兵伐晋。晋惠公也亲自上阵,迎战秦军。理直气壮的秦军斗志昂扬,乘胜前进,晋军则一败再败,三败而至韩(在今何处有争议)。

惠公问庆郑:敌军深入我境,怎么办?

憋了一肚子气的庆郑反唇相讥:这不是君上让他们深入的吗?能怎么办?

惠公气急败坏,大喝一声:放肆!

于是,刚愎自用的晋惠公拒绝接受占卜的结果,坚决不让庆郑担任他的车右;后来又不听庆郑劝阻,坚持让郑国出产的小驷马拉车。

如此固执己见死不改悔的结果,是十四日这天惠公的战车陷在烂泥里出不来。惠公这才急了,向庆郑呼号求救,庆郑却置之不理。不但不理,还气哼哼地说:刚愎自用,不听忠言,背信弃义,无视占卜,这是自求其败,何必要搭我的车?下臣这辆破车,恐怕不值得君上用来屈尊逃亡。

后面的细节就不甚了然。我们只知道,当时秦穆公的处境也很危险。晋军这边,已经有一辆战车迎上了穆公,眼看就要俘虏他。但按照《左传》的说法,是因为庆郑在晋惠公这里耽误了,所以穆公得以逃脱。按照《国语》的说法,则是庆郑要那辆战车来救晋惠公,这才放跑了秦穆公。

总之,秦穆公没事,晋惠公被俘。

人君不公,人臣不忠,惠公的被俘咎由自取。 〔10〕

但后果,却很严重。

如果就事论事,则晋军的战败,惠公的被俘,庆郑都是有直接责任的。因此,后来晋惠公被释放,即将回国时,就有人建议庆郑逃走。

庆郑说:我不逃!

对此,庆郑的说法是这样的:照规矩,军队溃败,就该自杀;主将被俘,就该去死。我庆郑,既害得国君兵败被俘,又没能在兵败之后以身殉国,已经罪不容赦。如果居然还逃亡,让国君失去惩罚罪臣的机会,那就不像人臣了。明明是人臣,又不像人臣,如此“臣而不臣”,还能逃到哪里去?

于是等着惠公来抓他。

被释放回国的惠公走到城郊,听说庆郑没有逃亡,便立即下令将他捉拿归案。

惠公说:你这罪人,为何不逃?

庆郑说:为了成全君上。想当年,君上即位,如果履行诺言,以德报德,国势就不会下降。国势下降后,如果接受劝谏,采纳忠言,战争就不会爆发。战争爆发后,如果起用良将,用兵得当,也不至于战败。现在败都败了,能做的就只剩下诛杀罪人,以谢天下。这个时候,如果还把下臣我给放跑了,又怎么保得住封国呢?所以臣特地等在这里,以保证君上不会犯最后一个错误。

惠公一听,简直就要气疯了,连声喊道:快杀了他!快杀了他!现在就给我杀了他!

庆郑却很平和。

心平气和的庆郑微微一笑:据理直言是为臣的正道,依法直刑是为君的圣明。总之,君臣都讲一个“直”字,国家才有利。所以,就算君上不动手,下臣也会自杀。

史家没有记录当时的天气。按节气算,这会儿天地之间应该是一片肃杀。

晋国的大臣们则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释放庆郑,让他戴罪立功;另一派则认为不但不能饶他一死,就连让他自杀都不可以。因为庆郑最大的罪恶就是无视君父,自作主张。这家伙,战争中已经自行其是,现在又岂能让他自行了断?苟如此,则纲纪何在,体统何存?

其实这时惠公的最佳选择,是采纳前一种建议。因为这样做,君上有不计前嫌的声誉,臣下有主动就刑的美名,对晋国是有利的。可惜惠公是个混蛋。是混蛋,就不能指望他作出英明决策。如果这混蛋还拥有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从小混蛋变成大混蛋。

因此,惠公最后还是杀了庆郑。

好在庆郑被杀后,惠公似乎也吸取教训懂得了收敛。此后八年,倒没听说他还有什么荒唐事。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庆郑没有白死。 〔11〕

但,故太子申生,可就死得太冤了。

怎么都得死

太子申生是被骊姬害死的。

为此,她机关算尽。

第一步,是怂恿晋献公让太子申生迁到曲沃(今山西闻喜县),公子重耳迁到蒲(今山西隰县),公子夷吾迁到屈(今山西吉县),实际上是把这三个人都撵出去,只留自己的儿子奚齐、妹妹的儿子卓子在国都。

第二步,是怂恿晋献公派申生率军出征。申生如果战败,就以此治罪;如果胜利,则诬陷他有野心。可惜,申生班师回朝后,虽然流言四起,却并未能撼动其地位。于是骊姬使出最后一招,亲手制造了一起投毒案。

公元前656年,骊姬羽翼丰满,开始实施犯罪。圈套和陷阱,是谎称晋献公梦见了申生的生母齐姜。按照当时的制度,申生必须立即祭祀,祭祀之后还必须把酒和肉献给君父。这时,献公正好外出打猎。利用这个时间差,骊姬在肉和酒里下了毒(一说以毒酒和毒肉替换)。献公洒酒祭地,地隆起。把肉给狗和小臣吃,狗和小臣立即死亡。成为犯罪嫌疑人的申生百口莫辩,只有去死。 〔12〕

死,是没有价钱可讲的,因为这是弑君和弑父的双重大罪。已遂,则当诛;未遂,得自杀。

问题在于这是冤案!而且,案情如此简单,难道就无人识破?骊姬步步紧逼,申生就毫无感觉?献公偏心眼,骊姬狐狸精,路人皆知。那些朝中大臣,难道都由着他们胡来,一个劝阻和反对的都没有?或者说,一个帮助申生的都没有?

当然有。

但为了恪守臣道,他们都退下阵来。

比如里克。

晋献公派申生率军出征,里克是表示了反对的。但献公不听,里克也没有坚持。相反,他对申生说:为臣,只怕不忠;为子,只怕不孝。废立之事,不是太子应该考虑的。太子还是努力做好工作吧! 〔13〕

有人说,里克这是善于处理父子关系,甚至就是为臣之道。这话恐怕可以商榷。比方说,后来他杀奚齐和卓子,怎么就毫不手软,就不讲君臣大义?说到底,无非之前的献公强势,之后的骊姬和奚齐孤儿寡母,好欺负。这样看,后来里克被相对强势的惠公所杀,便多少有点自作自受。 〔14〕

再说狐突。

对于申生的率军出征,狐突也是劝阻了的,但是申生不肯听从。他说,君父派我出来打仗,不是因为喜欢我,而是为了考察我。既然反正都难免一死,不如一战。不战而返罪过更大。作战而死,至少还能留下美名。

结果不出狐突所料,申生回国,谗言四起。

于是狐突闭门不出。

里克和狐突的温良恭俭让,其实是姑息养奸。当然,以狐突当时的地位,多半也是无能为力。里克却不是无力,而是无心,或无胆。事实上,骊姬要谋害太子,里克是知情的。然而他左右为难,他的同伙丕郑则表示没有主意。里克便对丕郑说:弑君,我不敢;帮凶,我不能。我只有躲起来。

于是里克也称病不朝。

三十天后,骊姬得逞。 〔15〕

最后说申生。

申生名为储君,其实是个苦孩子。母亲身份不明,父亲另有所爱,大臣们对他的建议和劝导,都是要乖,要好,要听话,要尽忠,要尽孝。从来就没人告诉他,他自己有什么个人权利可以主张,也不知道该如何主张。 〔16〕

因此,当申生被骊姬诬陷时,他其实是无法自救的。有人对他说:太子去申辩吧,君上一定能明辨是非。申生却心灰意冷。申生说,我去申辩,骊姬就得问罪。我的国君和父亲老了。没有骊姬,他老人家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君父不开心,申生怎么可能开心?

鲁僖公四年(前656)夏历十二月二十七日,申生在曲沃上吊自杀。 〔17〕

冤死的申生死不瞑目。据说,死前申生托人带话给闭门不出的狐突:申生有罪,不听您老人家的话,才有了今天这个下场。申生并不敢贪生怕死,只是心疼国君老了,国家又多灾多难。您老人家再不出山,奈吾君何?如果您老人家肯出来做事,申生就算是拜您所赐而死,将无怨无悔。 〔18〕

狐突后来的死节,或许与此有关。

再说君臣

现在,似乎该检讨一下君臣关系了。

君臣父子,历来被看做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想当年,年轻的孔丘到齐国找工作,景公问他何以治国,孔子的回答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齐景公则点头称是说,是啊,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算有粮食,寡人吃得到吗? 〔19〕

事实上,君臣父子这四个字,乃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理念、道德规范和制度设计,因此从西周以来,就被着力打造、建立和维护,不容动摇。

当然,秦汉前后,君臣关系是有区别的。从西周到春秋,理论上讲是家臣效忠家君,国臣效忠国君,天下之臣效忠天下共主,即士效忠大夫,大夫效忠诸侯,诸侯效忠天子,逐级效忠。到战国,天子没有了,三级效忠就变成了两级效忠。但,逐级效忠不变,君臣关系也不变。

秦汉以后,诸侯没有了,逐级效忠变成直接效忠。皇帝是唯一的君,其他人从官员到百姓,都是臣。不过,这也要看世道。如果天下大乱,则各为其主。比如东汉末年,就是周瑜效忠孙权,关羽效忠刘备,郭嘉效忠曹操。效忠对象虽不相同,君臣关系仍然是纲。

很显然,在中国古代,君臣关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君主制度的基石。其他关系,也都可以看作君臣,比如父亲是家君,丈夫是夫君。兄弟和朋友看似平等,那是因为上面还有君父。没有君父,大哥便是君。君臣之道,岂非大义?

可惜,它先天不足。

不足在于不平等。君父,毋庸置疑地高于臣子。这可是违背人之天性的,因此不能不设法弥补。弥补的办法,是用对等来替代平等。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或“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也就是说,君臣父子都有道德上的义务,也都要遵守游戏规则。一旦失礼,很可能代价惨重。 〔20〕

这事有案可稽。

公元前559年,卫献公请两位大夫吃饭。两位大夫依照礼节,衣冠楚楚准时准点来到朝堂,恭恭敬敬地等在那里。然而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太阳快下山了卫献公还不露面。最后,才发现他在园子里射雁。而且见了两位大夫,居然不脱皮冠就跟他们说起话来。

这是严重的失礼。

我们知道,皮冠,是戎装或猎装。所以,君臣相见,即便是在战争中或狩猎时,也至少要摘下皮冠。鲁成公十六年,晋国大夫郤至三次遇到楚王战车,每次都要免冠。楚共王派使节去慰问他,他立即免冠听命。鲁昭公十二年,身穿猎装的楚灵王接见自己的大臣,则不但免冠,而且去披(脱去披肩)、舍鞭(扔掉马鞭)。这些动作都被《左传》隆重地一一记录在案,可见意义之重大。

实际上服饰在古代中国,都是有意义的。比如不摘皮冠,就是把对方当作仇敌或野兽。请客吃饭而着猎装,更是公然的羞辱。卫国这两位大夫忍无可忍,怒不可遏,便发动兵变把献公驱逐出境,十二年后才让他回国。

此事发生时,晋国的国君是悼公。悼公问他的乐师师旷:卫国人驱逐了他们的国君,是不是也太过分了?

师旷却斩钉截铁地回答:恐怕是他们的国君太过分。国君是祭祀的主持人,也是人民的希望。如果人民失望,那又何必要他?老天爷是爱民如子的。上天为人民立君,难道是让他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 〔21〕

这话说得掷地有声,应该喝彩。

传说师旷先天性失明,自称“盲臣”,却因此拥有了极强的辨音能力,即所谓“师旷之聪”。春秋时诸侯都有精通弹奏的乐师,大多以“师”为氏,如师涓、师襄等。古琴初为五弦,汉朝起定制为七弦,琴式(造型设计)则有数十种之多。

可惜,君要仁,父要慈,要像君和父的样子,并没有可操作的制度来保障,也没法进行监督。他们仁不仁,慈不慈,守不守礼,像不像样,全靠自觉。相反,君父们的绝对权威,则天然合理,无人质疑,不可动摇。结果是,君可以不仁,臣不能不忠;父可以不慈,子不能不孝。甚至一旦君父昏暴,则很可能不幸如申生:尽忠,他得死;尽孝,他也得死。不死,就不忠不孝;死,则忠孝两全。

这是什么混账逻辑!

这又是什么狗屁道德!

于是臣子们便只能碰运气,或者看着办。狐突、里克和庆郑的共同特点,就是恪守臣道,但不出卖良心,也不放弃尊严。要杀,随你!要命,拿去!我可以去死,但话要说清楚。死得不明不白,不干!

荀息则是另一种态度,那就是无条件地尽忠。在他看来,受人之托,尚且要忠人之事,何况是君父所托?至于成功与否,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这恐怕也是大多数臣子的基本立场和选择。因为不管怎么说,君,总归是一国之主;父,则无疑是一家之主。君主蒙羞,则举国蒙羞;君主蒙难,则举国蒙难。所以惠公被俘后,晋国的大夫们都披头散发,拔起帐篷跟着走。

秦穆公无奈,只好派使者去传话:诸位不必那么忧虑吧?寡人陪着贵国国君往西走,不过是要告慰贵国故太子的在天之灵, 岂敢有什么过分之举? 〔22〕

晋国的大夫们则诚惶诚恐地行起了将亡或已亡之国的大礼,三次下拜三次叩首。他们说:伟大的君上!您老人家脚下是地,头上是天。皇天后土都听到了您的誓言。我等卑微的外邦小臣斗胆站在下风口,等候您仁慈的命令! 〔23〕

后来晋惠公被释放,这一幕也是起了作用的。

当然,起作用的因素还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晋国外交官的成功斡旋。

第五章

使节

弱国岂能无外交

秦穆公终于见到了吕甥。 〔1〕

吕甥是晋惠公的死党,里克和丕郑的死敌。当年丕郑被派到秦国赖账,就谎称不同意割让河西之地的是吕甥。穆公听他这么说,便采纳丕郑的建议,派人到晋国诱捕吕甥。没想到吕甥等人识破诡计,反过来杀了丕郑,又把里克和丕郑的死党一网打尽。秦穆公想得到的,自然全部落空。 〔2〕

因此吕甥和穆公,可以说有一种特殊的缘分。只不过这一回,吕甥是作为晋国的使节到秦。使命,则是接回韩之战中兵败被俘的惠公。

吕甥的使命不容易。

任重是肯定的。韩之战,晋国既战败,又理亏。答应赠与的土地不赠与,这是背信;晋国受灾秦国支援,秦国受灾晋国乐祸,这是弃义。因此秦国的愤怒已经到了极点。他们抓住了罪魁祸首,哪能说放就放?

秦国君臣,也意见不一。有人主张杀了晋惠公祭祖,有人主张要晋国拿太子作人质来交换。秦穆公的夫人是晋惠公同父异母的姐姐,则拼了命来救她弟弟。最后,穆公同意谈判,吕甥则来接人。这件事虽然已有八九成希望,但吕甥如果一言不慎,仍可能触怒秦国,那可就万劫不复。

因此吕甥跟穆公的对话,便很有看点。

穆公问:贵国和睦吗?

吕甥说:不和睦。那些小人们,因为国君被俘而羞愧难言,因为亲人战死而悲痛不已。他们不怕征税加赋,全都整装待发,一心要立太子为君。他们说,宁肯事奉戎狄,也要报此大仇!君子则既心疼自己的国君,也清楚他的罪过。他们不怕征税加赋,全都整装待发,一心等待贵国的命令。君子说,秦国的恩德,是一定要报答的呀!如果不能报答,那就只能战死。小人和君子,各执己见,所以不和睦。

这其实是绵里藏针,话中有话了。

穆公当然也听出那骨头来,于是又问:贵国臣民,怎么看国君的命运前途?

吕甥说:小人忧心忡忡,认为他难免一死;君子主张恕道,认为他一定回来。小人说,我们害苦了秦国,秦国岂能放过寡君?君子说,我们已经知罪,秦国一定宽宏大量。一个人,背信弃义就抓起来,低头认罪就放了他,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厚道的德行,更严厉的惩罚吗?结果肯定是心存感激地惦念那恩德,心怀鬼胎地畏惧那惩罚。因此,就凭这一惩前毖后的举动,秦国便可以称霸。敝国的君子们坚信,与此相反的蠢事,秦国是不会干的!

穆公听了,大为赞许。他不但如约放人,还立即改善了惠公的生活待遇。 〔3〕

吕甥这番外交辞令,不卑不亢,有理有节,确实可圈可点;而另一位外交官的表现,则堪称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不能不让人拍案叫绝。

这位使节,就是鲁国大夫展喜。

展喜比吕甥更难。吕甥代表的晋国,只是战败而已;展喜代表的鲁国,却是还没开打就得求和。公元前634年,鲁僖公因为得罪齐国,遭到讨伐。鲁国根本不是对手,只能诉诸外交。但,话怎么说,事怎么办,见面礼怎么送,鲁国君臣一筹莫展。因为再贵重的礼物,人家也可能不屑一顾。最后,展喜决定带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去。

他带去的是“膏沐”。

膏沐,其实就是洗发膏和沐浴露。

展喜说:敝国寡德之君不懂事,没伺候好贵国边疆的大臣,劳累君上您尊贵的脚步踏入敝国卑贱的土地,贵军将士也风餐露宿十分辛苦,寡君非常非常过意不去。因此,特派臣下冒昧地送些洗发膏和沐浴露,以示犒劳。

齐孝公问:鲁国害怕了吧?

展喜说:小人胆战心惊,君子有恃无恐。

孝公说:切!你们的粮库里一粒米都没有,田地里一棵草都不长。贵国都成这样了,凭什么满不在乎?

展喜说:凭贵我两国的传统友谊!贵国先君是太公,敝国先君是周公。想当年,太公和周公辅佐武王平定天下,被成王册封在此。天底下,还有比这更铁的哥们吗?小弟犯了错误,大哥当然要教训,却总不至于要了小弟的命,也不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忘了先王。所以我们不怕。

齐孝公听了,立即下令撤军。 〔4〕

显然,这同样是相当成功的交涉。事实上,弱国未必无外交。相反,正因为弱势,才更要善于运用外交手段;弱国或战败国的使臣,不但要刚柔兼济智勇双全,还更要有君子风度和贵族精神。

那就再看几个案例。

凶险的婚礼

公元前541年,郑国都城之内一片恐慌,因为楚国的一位政要即将进城。

这位政要是王子围。

子围是楚国的令尹。令尹,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执掌军政大权的最高长官,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大多由王子甚至储君来担任。实际上,子围就是前任楚君康王的弟弟,现任楚君郏敖的叔叔。而且,也就在这年年底,他即位为楚王,即楚灵王。这样一位人物,当然非同一般。

令尹子围是来迎亲的。

他娶的是郑国大夫公孙段的女儿。

段,是郑穆公的孙子,所以叫“公孙段”。楚国的政要来迎娶郑国大夫的女儿,这是天大的好事,为什么要恐慌?

因为子围是带着兵来的。

事实上,子围来郑国,主要是进行国事访问,然后参加在郑国境内举行的十一国会议。当时诸侯的会盟有两种:一种叫“乘车之会”,不带兵;一种叫“兵车之会”,带兵。公元前639年宋襄公大会诸侯,约定的就是乘车之会,楚成王却带了兵去,结果宋襄公做了俘虏。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郑国不能不小心谨慎。何况楚国的狼子野心,子围的专横跋扈,没有人不清楚。这回他来郑国,谁知道真实目的是什么?谁又能担保他不会因为某件事情不高兴,就在郑国都城之内大动干戈?

难讲啊,难讲!

没错,此刻已是春秋晚期,礼坏乐崩,并非所有人都讲君子风度。何况楚人一贯自称蛮夷,原本就不那么恪守周礼。公然称王,就是表现。郑国虽然在春秋最早期,曾经是唯一的强国,这时却衰落到接近“第三世界”。楚国则虽然原本“蛮夷之邦”,现在却俨然“超级大国”。这就有如后来的葡萄牙遇到了大英帝国,硬碰硬是不行的。

惹不起躲得起。郑人只好请子围一行住在城外的国宾馆,好吃好喝伺候着。

麻烦在于,子围除了访问,还要娶亲。按照当时的婚姻制度,从说媒到成婚,要经过六道手续。最后也最隆重的一道是“亲迎”,也就是新郎亲自到女方家里迎接新娘。这是除天子以外人人都要做的,子围当然也不例外。

亲迎就得进城,所以郑国恐慌。

这时,郑国主持工作的是大政治家子产。子产其实也没有办法,只能派一位使节去交涉。

使节的话,当然说得非常谦恭。他说:敝国的国都实在太狭小,根本就不足以款待令尹大人的随从。敝国唯恐怠慢,因此请允许我们在郊外清理出一片宽敞的地面,权且替代公孙段的祖庙,不知可否?

子围也派使节作答。

楚国使节的话,同样客客气气,其实却不容商量。楚使说:承蒙贵国君上恩准,赐福予敝国寡德之大夫子围,让围有机会给公孙大夫的女儿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围接到命令,不敢怠慢,立即举行仪式,向列祖列宗禀告,然后才胆敢前来亲迎。如果在荒郊野外举行婚礼,那就等于是把贵国君上的恩典扔在草莽之中,也让敝国寡德之大夫围,蒙受欺骗先君的不白之冤。这样一来,围还能够回国为卿,替寡君效力吗?恳请大人三思!

郑国的使节只好干脆把话说穿。这位使者说:一个国家,弱小不是他的罪过。但如果稀里糊涂地以某大国为靠山,却毫无戒备,那就罪该万死。寡君将公孙之女许配给令尹大人,无非就是想要有个靠山。但是谁又知道,那大国是不是包藏祸心,要打小国的主意呢?我等小人别的不怕,就怕这样一来,小国没了依靠,诸侯也起了戒心。贵国失信于人,号令天下就不再那么一呼百应。否则,敝国的国都,就是贵国的宾馆,哪里还会舍不得开放公孙段的祖庙?

这就等于捅破了窗户纸。子围一行,也知道郑国已经有了防备。借迎亲而灭郑国,是做不到了;而从《左传》的表述看,他们还真有这打算。于是提出不带兵器进城,郑国也表示同意。一场凶险的婚礼,终于有惊无险,化险为夷。 〔5〕

嘿嘿,弱国岂能无外交?

枪杆子里面出说法

婚礼结束后,子围便去开会。

这次十一国会议,是五年前“宋之盟”的继续。那次盟会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甚至被认为是东周上下两段的一个分界点——前半段以诸侯兼并为主,大夫兼并为次;后半段则是大夫兼并为主,诸侯兼并为次,堪称划时代。 〔6〕

宋之盟的起因,原本是宋国大夫向戎痛感诸侯争霸,战乱不已,因此发起和平倡议。当时有发言权的超级大国,主要是晋、楚、齐、秦。向戎跟晋国执政赵武、楚国执政屈建私交不错,一说就通。齐国和秦国,也表示支持。诸小国处在夹缝中,早已苦不堪言,更是乐观其成。

于是,公元前546年,即鲁襄公二十七年夏天,以宋为东道国,晋、楚、齐、秦及其同盟国代表,共同签订了和平条约。此后小国得到的和平安宁,宋有六十五年,鲁有四十五年,卫有四十七年,曹有五十九年,多数达半个世纪左右。 〔7〕

因此,历史上便把这次盟会,称为“弭兵之会”。弭读如米,停止和消除的意思;兵,指战争。所谓“弭兵之会”,其实也就是当时的“世界和平大会”。

可惜,世界和平大会,一点都不和平。

盟会还没开始,楚国就提出一个提案,要求各大国的同盟国相互朝见。这个提案表面上看,很是合理。比如江湖大佬们拜了把子,各自门下的小弟当然也要见见,然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但实际上,楚国其实别有用心。要知道,参加盟会的国家中,只有陈、蔡、许三个小国是楚国的马仔,其余鲁、宋、卫、郑这几个中等国家则是晋国这边的。而且,鲁和宋拜了楚国的码头,鲁国的小弟邾和莒(读如举),宋国的小弟滕和薛,也会跟了去。再加上曹国,楚国便宜占大了。 〔8〕

晋国当然不能同意。

于是,晋国代表团团长赵武,便让会议的发起人和联络人向戎转告楚人:晋、楚、齐、秦,地位相当。晋国不能指挥齐国,就像楚国不能命令秦国。楚国如果能让秦国国君驾临敝国,敝国寡德之君又岂敢不去请齐君?楚人则耍赖皮说,那就我们两家的小弟们见见好了。

可见,晋楚两国,一开始就在较劲。

1965年出土于山西省侯马市,文字书于圭形玉石的正反两面。所谓盟书,即会盟时商定的盟约。

因此两国的代表团,也各住一边。晋人住在宋都北,楚人住在宋都南。楚人甚至“衷甲”,也就是礼服里面穿了防弹背心。如此如临大敌暗藏杀机,让晋国代表团颇为紧张。最后,还是副团长叔向安慰团长赵武:打着谋求和平的旗号来发动战争,楚国应该还不至于。

但,要价则是肯定的。

楚人的要求,是先歃。歃(读如煞),就是歃血。这是当时诸侯各国盟会的重要程序。具体做法,是牵一头牛来,割下左耳,放在盘子里;流出的血,则放在一种叫作敦(读如对)的食器中。然后,参加会盟的代表,依次以口微微饮血,或用手指头蘸血涂在嘴旁,叫“歃血为盟”,相当于在合同书上签字。

不过,签字可以同时,歃血却有先有后。排在第一的,一般都被认为是盟主,或盟主就该先歃。所以楚国的要求,晋国便表示不能同意。晋国代表团说:我们是当然的盟主,没有谁可以在晋国之前先歃血。楚国代表团则说:你们自己声称贵我两国地位相等,那就应该轮流坐庄,凭什么每次都是晋国优先?

吵来吵去的结果,是晋国让步。代表团内部,副团长叔向又劝团长赵武:诸侯归服的是德政,不是谁做主持人。历来诸侯会盟,都有小国来主持的。这次就让楚国做一回晋的小弟,又有何妨?

于是楚人先歃。 〔9〕

不和平的世界和平大会,到此总算落下帷幕。但叔向的说法,则其实自欺欺人。没错,小国做盟会主持人的事是有的。但那指的是“执牛耳”,也就是把牛的左耳割下来放在盘里。这种相当于司仪的事多半由小国的大夫来做,盟主是不动手的,在旁边看,叫“卑者执之,尊者涖之”。然后,盟主取敦中之血先歃。盟主歃血后,才轮到其他人。 〔10〕

由此可见,同盟国地位的高低,不在盘中牛耳,而在敦里的血。先歃血的,才是老大。所以,公元前502年,晋国和卫国会盟,卫灵公让晋国大夫执牛耳,自己先歃血,结果便发生了肢体冲突。执牛耳,牛吗? 〔11〕

看来,弭兵之会上楚国占尽了上风。原因也很简单,这时的楚国已成为南方强国,北方的晋国则开始走下坡路。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着楚国强悍的立场和强硬的态度。种种外交辞令,不过是华丽的面纱。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出说法,甚至歪理。

实际上,所谓“世界和平大会”(弭兵之会),不过是大国的俱乐部。小国除了唯命是从,并没有多少发言权。他们的代表,不要说维持国际秩序,也不要说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就连保住自己的性命都不容易。

比如叔孙豹。

硬汉叔孙豹

叔孙豹差点被杀。

鲁国大夫叔孙豹,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他跟鲁国执政季武子的分工,基本上是“叔出季处”,也就是叔孙豹管外交,季武子管内政;叔孙豹出使,季武子守国。所以,公元前546年的宋之盟,公元前541年的虢之会,叔孙豹都是鲁国的首席代表。他的差点被杀,就发生在虢之会。

所谓虢之会,是五年前宋之盟(弭兵之会)的延续。因为会议地点在东虢(故城在今河南省郑州市境内),故名。东虢原本是周文王弟弟虢叔的封国,后来被郑国所灭,这会儿是郑国的属地。因此,楚国令尹子围来开会,便先访问郑国,顺便迎娶郑国大夫公孙段的女儿,这才有了那场“凶险的婚礼”。

那么,宋之盟后,为什么还要有虢之会?

表面上的理由,是重申世界和平;实际上的原因,是楚国要维持霸权,甚至是子围要耀武扬威。所以在会前,楚国代表团便提出不再歃血。因为上次会议是楚人先歃,如果又来一次,则理应让晋国先。如果不歃,则楚国仍是盟主。晋国代表团团长赵武再次让步,盟会也完全变成了走过场。

大出风头的是子围。

子围当然得意。五年前弭兵之会时,楚国的首席代表是屈建。一年后,康王和屈建相继去世。康王的接班人懦弱无能,子围便大权独揽,玩弄国君于股掌之间。这次出国,更公然摆出楚王的仪仗,成为本次会议最遭热议的花絮。各国代表指指点点,楚国副代表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

然而就在楚人春风得意,各国议论纷纷,会议即将结束之时,战争却爆发了。

发动战争的是鲁国的季武子。季武子事先不打招呼,突然袭击了莒国的城市郓(读如运,在今山东省沂水县),并据为己有,莒人则一状告到了会上。莒国在历史上,是一会儿依附于鲁,一会儿依附于楚的。现在鲁国欺负他,他当然要请楚国做主。楚国以盟主自居,也当然不能不管。何况这事还发生在世界和平大会期间,如果不闻不问,实在说不过去。

于是楚国代表团正式照会晋国:请同意诛杀鲁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叔孙豹,以谢天下!

晋国,该如何表态?

很难很难。

事实上,诚如楚人所言,弭兵之盟还没散会,鲁国就发动了对与会国的战争,当然是对会议的公然挑衅,对誓言的公然背叛,对盟约的公然亵渎。但,这事是季武子干的,叔孙豹并不知情。杀叔孙豹,岂非冤枉?

晋国代表团团长赵武的助理却趁火打劫,向叔孙豹索取贿赂。这位助理竟然派了一个使者前去暗示:只要叔孙豹肯花钱,他可以在赵武和楚国那里代为说情。

当然,助理的话说得很委婉,他想要一根腰带。

叔孙豹断然拒绝。

生死未卜的叔孙豹说,我等参加盟会,是为了保家卫国。国家出了事情,总要有人顶罪。我如果靠贿赂而免于一死,那些人无从泄愤,就只能进攻鲁国了。这是给国家带来灾祸呀,怎么能算是保卫她?

何况一个使节,奉君命而临大事,代表的是自己的国家。国家出了事,花钱去私了,岂非化公为私?此例不可开,此风不可长。我叔孙豹宁愿去死,也不行贿!

于是,叔孙豹扯下一块绸缎对使者说:我的腰带太窄了,请拿这个回去交差吧!

赵武听说,肃然起敬。

深受感动的赵武说:一个人,大祸临头却不忘国家,这是忠心;面对灾难却不离职守,这是诚信;为了祖国而不惜牺牲,这是坚定。一事当前,首先想得到的是忠信坚贞,这是道义。这样的人,难道也可以杀吗?

当然不可以。

事实上,不但晋国代表团力保叔孙豹,就连楚人最后也网开一面。因为正如赵武所言,一个国家,如果所有的大臣都像叔孙豹一样,在内不怕困难,在外不避艰险,那就固若金汤,无所畏惧。这一点,倒是不论大国小国的。 〔12〕

所以,必须保住叔孙豹。保住叔孙豹,就是保住一种气节,一种精神。有这种气节和精神,就是男子汉大丈夫。汉子是会受到敬重的,哪怕他不是使者,甚至还是对方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敌人。

比如叔詹。

两手都要

叔詹是晋文公重耳指名道姓要杀的人。

公元前637年,流亡国外的晋国公子重耳路过郑国,遭到郑文公傲慢无礼的对待。第二年,重耳在秦国军队的护送下回国,成为晋国国君,是为晋文公。六年后,也就是公元前630年,晋文公为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同时惩罚郑国在晋楚城濮之战中向着楚国,便联合秦国伐郑。联军来势汹汹,兵临城下。据说,晋国的军队甚至已经推倒了郑都城墙上的矮墙。

这时,郑人无论怎样求饶都不管用。满腔仇恨的晋文公放出话来:把叔詹交给我,我就撤兵。

叔詹,怎么就得罪晋文公了?

难道郑文公的无礼,是叔詹的主意?

不。恰恰相反,叔詹力劝郑文公善待重耳。只不过,当他再三规劝仍然无效时,叔詹提出:如果不能以礼相待,那就杀了他。因为叔詹早已断定,公子重耳非同一般,迟早会继承君位。到时候,他也一定会来报复。

事实证明,叔詹是对的。

不过,当年的郑文公虽然铸下大错,这时的表现却像条汉子。他拒不交出叔詹,甚至不把这事告诉叔詹。

叔詹却挺身而出。

准备以身殉国的叔詹,只身一人奔赴晋营。他说:晋人围我郑国,不就是想要得到詹吗?如果以区区一人之身,可以换回百姓的生命、国家的安宁,这正是詹的愿望。

晋人则架起一口大锅,打算把他烹了。

叔詹说:请允许我把话说完再死!

晋文公说:你讲!

叔詹说,皇天上帝降灾于郑,让我郑国大祸临头。今天这个局面,是下臣当年就预计到了的。能够尊敬贤明,防止祸患,这就是智慧;能够杀身成仁,报效祖国,这就是忠诚。说完,叔詹走向那口大锅,两手紧紧抓住鼎耳,对着苍天大声呼喊:杀了我吧,杀了我吧!从今往后,以智慧和忠诚报效国家的,都跟我同样下场!

晋文公站了起来。他不但立即下令释放叔詹,而且以最隆重的礼节送他回国。

回国以后的叔詹受人敬重自不待言,可惜事情却并未因他的忠烈而告终。积怨难消的晋文公又提出,必须见到郑文公,当面羞辱一番,才肯罢休。

如此城下之盟把郑文公逼入了死角:签则辱国,不签则亡。进退维谷,就需要外交官来斡旋了。

郑国派出的外交官,叫烛之武。

烛之武是郑文公亲自请出的,之前则似乎颇受冷落。所以,郑文公去请他时,他的回答是:臣年轻的时候,尚且比不上别人。现在老都老了,又能怎么样?郑文公则放下身段诚恳相邀:过去没能重用先生,是寡人的过错。但如果郑国灭亡,于先生也有所不利吧?

于是烛之武趁着夜色潜入秦营,去见秦穆公。

烛之武的做法是对的。因为这个时候,做晋文公的工作已无济于事,只能釜底抽薪,策反秦穆公。但,动之以情没有用,晓之以理也不成。能够说服秦穆公的,只有利害。

潜入秦营的烛之武,给穆公算了三笔账。

第一笔账,是灭亡郑国对秦有没有好处。烛之武的结论是没有。因为秦国和郑国之间,隔着晋国。就算秦晋两国瓜分郑国,秦国得到的也是一块飞地。飞地很难真正占有。最后的结果,势必便宜了晋。晋国占便宜,就是秦国吃大亏,还要搭上财力物力,兴师动众,何必呢?

第二笔账,是保全郑国有没有好处。结论是有。因为秦在西,郑在中原。秦国有事于诸侯,多半要借道郑国东行。郑国作为东道主,可以为秦国的行李往来,提供种种方便。东道主,就是东边道路的主人;行李又叫行理或行人,也就是使者。所谓“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供其乏困”,就是整个郑国都成为秦的驿站和招待所,好处当然不小。

第三笔账,是晋国和秦国的联盟靠不靠得住。结论是靠不住。前车之鉴,便是晋惠公的背信弃义。何况晋国的野心哪里会有满足?他现在挥戈向东,把郑国当作囊中之物。如果得手,下一步就该向西扩张了。西边除了秦国,还有谁能填饱他的肚子?因此,对于秦国来说,联晋灭郑是损己利人,甚至引狼入室。

最后,烛之武对穆公说:请君上三思!

秦穆公当然一听就懂。他立即单方面与郑国签订和平协议,还派出部队给郑国站岗放哨。晋国的大夫闻讯,请求攻击秦军,晋文公却不同意。文公说,没有秦国,寡人就没有今天。受惠于人又反目为仇,是不仁;失去盟国再树敌人,是不智;放弃和谐制造动乱,是不武。我还是回去吧!

结果晋文公也撤兵。 〔13〕

命悬一线的郑国终于转危为安,这是叔詹和烛之武,也是义和利的共同胜利。

如果战败

郑文公应该庆幸,因为战败国的日子不好过。

事实上,仅仅过了三十三年,郑国就真正尝到了战败的滋味。只不过,这次的胜利者是楚人,战败的郑君则是襄公。公元前597年,也就是襄老战死,知罃被俘的同一年,楚庄王因郑国在楚晋之间摇摆不定,决定教训一下这个“两面派”。这年春天,楚军包围了郑都。三个月后,郑国最后一道防线被攻破。郑襄公无路可走,只有投降。

投降是无条件的。作为战败国国君,襄公光着膀子牵着羊,递交了投降书。投降书上说得很清楚,郑国的土地、臣民和他自己,都任由楚国处分。也就是说,即便楚君开恩不灭亡郑国,郑国也跟楚国的一个县没什么两样。

递交了投降书,郑襄公就等着发落。

很显然,战败国不可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前途也有好几种。待遇最好的,是只要认输认栽,胜利者就放他一马,歃血为盟即可。但,这种情况多半发生在春秋早期,交战双方也原本势均力敌。既然吃不掉对方,当然讲和为宜。

春秋晚期的小国就难说了。好一点的,是虽不亡国,但要变成附庸。再差一些,是战败国的臣民被迁出祖国,到其他地方定居。更差的,是他们都成为奴隶,被当作苦力、贡品或商品。当然,他们也可能被整体掳往战胜国,有如当年犹太人的“巴比伦之囚”。运气不好的国君或储君,则可能血溅礼器,尸横祭坛,成为刀下之鬼。

这是有案可稽的。

比如蔡灵公。

蔡灵公原本是蔡景公的太子。公元前543年,蔡景公为太子娶妻于楚,然后又跟这儿媳妇私通。太子忍无可忍,杀了景公,继位为君,是为灵公。

不过蔡灵公被杀,却不因为弑君,而在对楚国不忠。他伺候的楚君,偏偏又是灵王。前面说过,谥号为灵的都有问题,比如与夏姬偷情又被夏姬之子杀掉的陈灵公,因为吃王八起纠纷而被杀掉的夏姬之兄郑灵公,派刺客暗杀大臣反被杀掉的晋灵公,做事不靠谱派宦官去向战俘传达命令的齐灵公等等。现在蔡灵公遇到了楚灵王,当然不灵,活该他倒霉。

公元前531年,也就是蔡灵公弑君之后十二年,此公被楚灵王骗到某地,灌醉后活捉,然后杀掉。与此同时,楚灵王派兵包围蔡国,蔡国太子率领国人英勇抗战,最后因力不能支而城破被俘,楚灵王竟把他杀了祭祀社神。 〔14〕

战败国命运之惨,可见一斑。

那么,郑襄公前途如何?

他的运气不错。因为这时的楚君,还不是灵王,而是庄王。庄王不但没有采纳某些人的建议灭亡郑国,反倒退兵三十里,才跟郑国签订和平条约。 〔15〕

但,如果以为楚庄王是发善心,那就大错特错了。也就在一年前,他借口讨伐夏姬的儿子而入陈,便决定把陈变成楚国的一个县。事实上,如果不是他自己外交官的一席话,陈国没准就灭了,后来的郑国也不会有好下场。

这位楚国外交官,叫申叔时。

楚庄王进攻陈国的时候,申叔时正好出使齐国。使命完成以后,照例要回国向君王复命。然而申叔时述职完毕,便立即退下,什么都不再说。

庄王奇怪,让人叫住他问:寡人凯旋,众人皆贺,只有你一言不发,什么意思?

申叔时问:可以陈述理由吗?

庄王说:当然可以。

申叔时便说,一个人牵了牛去践踏别人的田地,当然有罪。但如果把他的牛也没收,惩罚就太重。诸侯追随大王,是要讨伐乱臣贼子。如果顺手牵羊,把陈国也变成楚县,岂非贪小便宜?因小利而失大义,恐怕不妥吧?

庄王问:把陈国还给他们,可以吗?

申叔时说:我们这帮小人讲不了大道理,只不过平时就有句口头禅,叫“还回去总比不还的好”。

于是楚庄王让陈复国。 〔16〕

如此看来,当年的叔詹和烛之武,堪称功莫大焉。事实上,没有烛之武,秦国不会撤兵;没有叔詹,晋国也不会罢手。不难想象,晋文公作出最后决策时,叔詹的影子一定在他眼前挥之不去。没错,政治、外交、战争,说到底都是为了国家利益。因此真起作用的,一定是利,秦穆公可以证明;然而感人至深的则一定是义,晋文公可以证明。

那么,楚灵王之灭蔡呢?

没人看好。

实际上事件发生前,晋国的政治家叔向,郑国的政治家子产,就断言蔡国必亡,楚灵王也不得好死。他们的意见也很一致:蔡灵公有罪,所以上天要借楚人之手灭了他。楚灵王多行不义,所以上天要用灭亡蔡国来加重他的罪孽。

呵呵,上帝要他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周景王手下一位名叫苌弘的大夫,更是从星相学的角度作了解释。苌弘说,蔡灵公弑君那年,岁星在营室。至今十二年,岁星又在营室。所以蔡灵公必遭报应。

苌弘又说,楚灵王弑君那年,岁星在大梁。两年后,岁星又会在大梁。距离楚灵王弑君,也是十二年。所以两年后,楚灵王必遭报应,蔡国则会起死回生。 〔17〕

事实证明,叔向、子产和苌弘的预测都没错。公元前529年,楚国内乱,灵王自杀,蔡人复国。一切都准时准点,分秒不差,就像事先有一张时间表。 〔18〕

奇怪!这世界上,难道真有天意?

不妨看看周人的鬼神。

第六章

鬼神

人有病,天知否

占卜的结果出来后,所有人都哭了。

这是公元前597年的春天。楚庄王的军队围困郑国都城七天后,郑人进行了占卜。他们先问:跟楚国讲和,有可能吗?征兆显示没有。又问:在太庙里哭,把战车都开到街上准备巷战,有可能吗?回答是有。于是国人来到太庙,守城的战士则在城墙上号啕大哭,一直哭得昏天黑地。

结果楚人退兵,留出时间让郑人修城。

当然,也可能是想招降。 〔1〕

与此同时,晋国的大军也浩浩荡荡地开了过来。他们是听说郑都被围,闻讯赶来的。在晋楚两国的争霸斗争中,郑是晋国的小兄弟。小弟挨打,老大岂能坐视不管?当然要出手。

为此,晋国军方排出了一个豪华阵营。

请看名单——

我们知道,晋国号为三军,实为六军。因为三军的统帅和副帅,都各有一支部队,每军也各有两个大夫,中军统帅则为元帅。也就是说,郑都被围时,晋国六军齐发,在元帅荀林父的率领下前来救援。

郑国却投降了。

投降是必然的,因为扛不住。楚军围城三个月后,郑都沦陷。襄公光着膀子牵着羊,递交了投降书。楚庄王则退兵三十里,跟郑国签订了和平条约。

晋军得到这个消息是在黄河边。这时,前进还是后退就成了一个问题。继续前进是没有意义的,也师出无名。郑国降都降了,你还救什么救?退回去同样不行。不但无法交差,这口气也咽不下。

箭在弦上,晋楚终于交手,这就是“邲之战”。

邲之战的过程复杂而混乱,结局却很清楚,那就是楚军大胜,晋军大败。没失败的,只有士会统帅的上军;先撤退的,则是赵婴齐指挥的部分中军。因为他们事先都做好了战败的准备。溃不成军的其他部队,则在半夜三更黑灯瞎火地渡过黄河,吵吵嚷嚷整整一夜。前面说过的荀首之子知罃也在战争中被俘。荀首只好又杀回去,射死夏姬的丈夫襄老,俘虏了楚国的王子,最后才换回儿子。 〔2〕

这一回,晋人恐怕连哭都哭不出。

如此结局,应该不难预料。事实上,从一开始,晋军六帅十二将,意见就有严重分歧。中军副帅先縠,中军大夫赵括,下军大夫赵同,主张跟楚军决一死战;上军统帅士会,下军统帅赵朔,下军副帅栾书,下军大夫荀首,则认为应该避其锋芒。荀林父是新上任的元帅,原本威望不高。此刻夹在两派之间,更是举棋不定,完全没有了主张。

先縠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縠说,身为军帅,却像懦夫,诸位做得到,我做不到。晋国的霸权如果丢在我们手上,不如去死!

于是,自说自话带了部队就过河。

这就是盲动了。

盲动的结果是被动。先縠过河后,军法官韩厥便对荀林父说:这支部队单兵深入敌境,多半是有去无回。您老人家可是元帅。部队不听指挥,这是谁的罪过?何况无论丢失属国,还是损兵折将,都是大罪。既然如此,不如进军。就算兵败,六个人来分担罪责,也比您一个人扛着好。

晋军这才全部过河,安营扎寨。

渡过黄河的晋军将帅仍然争论不休,中军副帅先縠则一如既往地刚愎自用。上军统帅士会和副帅郤克提出要加强战备,先縠居然也反对。士会只好让上军大夫巩朔和韩穿埋伏起来,中军大夫赵婴齐则悄悄地去准备撤退的船只,因此这两支部队最后总算得以保全。

好嘛!如此群龙无首自行其是,岂能不败?

相反,楚人则好整以暇,庄王甚至一开始就不想打这一仗。后来取胜,也没把晋军往死里打。本卷第三章所说楚军教晋军修理战车,让他们逃跑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场战争中。溃败的晋军夜里渡河,庄王也没让人去赶尽杀绝。这跟他的伐郑和善后,同样颇为得体。

据《中国历代战争史地图集》。公元前597年,大败于城濮之战的楚军,在邲地与晋军再次大战。晋军将佐不和、指挥无力,最终楚军大胜,楚庄王也因此役奠定霸主地位。

所以士会说,庄王在德行、刑罚、政令、事务、典则和礼仪六个方面都无可挑剔。如此稳如泰山,岂能不胜? 〔3〕

那么,所有这些,老天爷知道吗?

有人说知道。六十年后有一个人说,邲之战的结局,占卜已经预示过了。只不过,占卜是在城濮之战,比邲之战早了三十五年。当时占卜的征兆,是楚胜晋败,结果却是晋胜楚败。占卜是不会错的。所以,邲之战,楚国必胜无疑。

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逻辑。

说这种怪话的人,又是谁呢?

蹶由。

迟到的应验

蹶由是吴王夷末的弟弟。

说起来吴也是文明古国,始祖是周文王的伯父,号称“吴太伯”。他和弟弟仲雍为什么要在千里之外建国已不可考,只知道司马迁把他们列在了世家的第一名。

可惜这“文明古国”在西周和东周,都悄无声息,名不见经传。直到春秋中期,吴国的国名才开始见于《春秋》,吴国的君主也才见于《左传》,并且是在同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来到了吴国。

这位老朋友,就是夏姬最后一任丈夫巫臣。

公元前584年,或前一年,早已成为晋国大夫的巫臣获准出使吴国,见到了吴王寿梦,劝说他与晋国结盟,目的则是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楚国。

巫臣反楚是必然的。

众所周知,楚是晋的死敌。一部春秋史,差不多就有半部是晋和楚的争霸史。因此,从城濮之战到邲之战,两国交兵不断。连带着那些中等国家(比如郑和宋)和小国(比如附楚的沈,附晋的江),也倒了霉。巫臣作为晋臣,当然要联吴反楚。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也是他能对晋国作出的贡献。

另一方面,巫臣与楚也有私仇。实际上此前楚国的大夫子重和子反,已经杀光了巫臣的族人,以及夏姬的前任情人襄老之子。子反杀人是因为巫臣夺走了夏姬。子重杀人,则因为巫臣曾阻止他得到采邑。双方结下的梁子已不可解,血海深仇更演绎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戏。

巫臣使吴,是大戏的序幕。

决心复仇的巫臣带去了三十辆战车,还有驾驶员和狙击手。他用这些战车和战士做教练车和教练员,教吴人行军打仗,布阵攻城。又让自己的儿子担任吴国的外交官,与华夏各国建立广泛的外交关系,把吴的触角伸向了中原。

有了军事和外交这两手,吴国开始伐楚,伐巢(今安徽省巢县),伐徐(今安徽省泗县),并占领州来(今安徽省凤台县)。子重和子反则被打得顾首不顾尾,疲于奔命。 〔4〕

吴国崛起了。

崛起的吴国成为楚的死敌。公元前537年,楚人联合越国和东夷伐吴,结果他们的一支部队被吴国打败。于是吴王便派蹶由去劳军。这在春秋,原本是贵族的礼仪。楚人却蛮不讲理地把蹶由抓起来,还要拿他去衅鼓。

这事做得太不像话。

不像话是肯定的。蹶由是吴王的弟弟,吴国的公子。彬彬有礼来劳军,不能款待也就罢了,岂能把他抓起来?这次遭遇战,吴人是胜利方,蹶由也不是战俘,岂能杀他衅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国际惯例,也是起码的道德礼仪和游戏规则,岂能如此破坏?真真岂有此理!

不过这时的楚君是灵王。他不像话,也不足为奇。

蹶由被带到了刑场。

楚灵王派人问他:你来之前,没占卜吗?

蹶由说:占卜了。吉!

这就奇怪。吉,为什么会成为刀下之鬼?

蹶由解释说,寡君听说伟大的君上您要在敝国进行军事演习,便到太庙用龟甲进行了占卜。寡君对鬼神说:下臣马上就要派人去犒劳楚军,借此机会观察一下楚王火气的大小,以便做好我们的战备,请神灵明示这事能否成功。龟甲显示的征兆是吉。事实也证明,我们已经成功。

这又奇怪!被杀,是成功?

当然也有解释。

蹶由说,下臣这次出使贵国,君上如果春风满面和蔼可亲地款待使臣,敝国一定会松一口气。这样一来,敝国就会放松警惕,忘记危险,忽视战备,离亡国也就不远。现在君上怒气冲天大发雷霆,不但虐待使臣,还要以臣衅鼓,敝国也就知道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敝国虽然弱小,但如果准备充足,也还可以与贵军周旋。关键,是有备无患。总之无论君上如何对待使臣,敝国都能知道该怎么办。战争也好和平也好,都有思想准备,当然吉。

接下来,蹶由又说:何况敝国寡德之君在太庙占卜,是为了国家人民江山社稷,哪里是为使臣一人?臣命不足惜,请君上尽管拿去衅鼓。如果臣以小命一条,能够换来国家安全,相比之下,请问哪个更吉利?

楚灵王无话可说,只好不杀蹶由,但也不放。直到鲁昭公十九年,蹶由才被释放回国。那时他已被囚禁十四年,楚君也不再是灵王,而是平王。

值得注意的,是蹶由最后一段话。

蹶由是这样说的:既然有龟甲,又有什么事情不能拿来占卜?占卜的结果,无非是吉,或者凶。有吉就有凶,有凶就有吉,谁能肯定凶或吉就一定落在某件事上?比如贵国在城濮占卜到的吉,不是后来才应验在邲之战吗? 〔5〕

这话值得商榷。

从逻辑上讲,所谓“城濮之兆,其报在邲”的说法如果成立,那就意味着每次占卜的征兆未必立即兑现。这当然也未尝不可。问题是,如果兑现或应验都是迟到的,或不准时的,甚至说不清什么时候才对得上的,那么请问,我们还要占卜干什么?要知道,每次占卜,都要有“命辞”,相当于算命先生问你“算什么”。总不能说我问这笔生意能不能成,要等到二十年后下笔生意才应验吧?

由此想到的问题是:周人对于鬼神、宿命、天意,以及占卜、巫术、祭祀等等,到底是信还是不信?

这可是关系到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问题,不能不问。

信不信由你

周人对于鬼神,似乎是也信也不信。

跟殷商一样,周人也有祭祀和占卜,而且很重要。但凡国和家有大事,比如打仗、结盟、婚配、立储,都要占卜和祭祀。两件事目的并不相同,占卜是问,祭祀是求。或者说,占卜是向鬼神请求指示,判断凶吉;祭祀则是向鬼神汇报工作,祈求福佑。分工不同,重要性则如一。 〔6〕

因此,从天子到诸侯,王室和公室里都有负责跟鬼神打交道的专职人员,分别叫祝、宗、卜、史,他们的首长则叫太祝、太宗、卜正、太史,各自负责不同的项目。

祝的任务是代表祭祀者向鬼神致辞,因此特别需要知道鬼神的故事和脾气。宗的任务是管理祭祀的程序,以及祭祀的场所和器物。也就是说,祝和宗,是负责祭祀的。

即占卜后刻上文字的龟甲。

文字大意是问卜对殷王的祭祀。

负责占卜的,则是卜和史。卜,又分两种。一种是用龟甲,也叫“龟”或“卜”。另一种是用蓍草,叫“筮”。记录筮法的书,就叫《周易》。龟和筮,可能由两个人分别负责,也可能由一个人包干。占卜的结果,由史记录在案。当然,史不但敬鬼神,更要管人事。后来,就变成专业历史学家。 〔7〕

很清楚,祝、宗、卜、史,都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也是王侯们的智囊团。

但,智囊而已。

事实上,祝宗卜史都是技术官僚,或者说是事务官而非政务官,更不是政治家,因此他们的意见,往往仅供参考。王侯们则也许听也许不听,可能听可能不听。如果占卜的结果不能让他们满意,还会要求重来。

比如晋献公。

晋献公的故事前面已经讲过,他是因为宠爱骊姬而跟申生、重耳、夷吾三个儿子都翻脸的。当时他想立骊姬为君夫人(国君正妻),照例要占卜。先用龟甲,结果是不吉。再用蓍草,结果是吉。卜人说,筮短龟长。龟是动物,蓍草是植物。动物比植物更有灵性,所以龟卜的征兆更靠谱。

但是怎么样呢?献公根本不听。 〔8〕

事实上周人的占卜往往只是一种仪式,或心理暗示。拿主意做判断,恐怕并不真靠这个。公元前525年,吴伐楚。楚国的令尹占卜战争的结果,不吉。楚军司马公子鲂(读如房)便说,我们地处长江上游,怎么会不吉利?再说了,占卜战争,惯例是司马发表命辞。我要求重来。

于是重来。

公子鲂便对鬼神发表命辞:鲂率领亲兵以必死的决心打头阵,楚国国军跟着上去,希望大获全胜,行吗?

征兆是:吉。

于是,公子鲂便带兵冲锋陷阵,果然战死。楚军也果然胜利,还缴获了吴国一条大船。这条大船是那样的重要,以至于吴国的公子光(也就是后来的吴王阖闾,夫差的父亲)拼死拼活也要把它再夺回去。 〔9〕

史书没有记载负责本次占卜的人是谁,可见其人并不重要。实际上,只有那些被视为预言家的才可能载入史册,比如秦卜徒父。公元前645年,秦晋两国发生韩之战,战前由徒父进行占卜,结论是此战必定活捉晋惠公。由于他的预测与后来的结果高度一致,因此此人青史留名。 〔10〕

至于那些屡屡言中的“名卜”,则更会名垂青史。

比如卜偃。

卜偃是晋国的卜官。他最牛的预言,是毕万的后代非比寻常。毕万原本是晋献公的车右。因为有功,被封在魏(今山西省芮城县),并升级为大夫。卜偃马上说:万是大数,魏(通巍)是大名。初次封赏就如此崇高,这是上天在暗示了!天子的子民叫兆民,诸侯的子民叫万民。毕万的子孙,将被万民拥戴啊! 〔11〕

这话其实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而且也没有错。毕万的子孙后来不但成为诸侯,还成为国王。他们的国家也就叫“魏”,是“战国七雄”之一。

这样的预言,实在很牛。

所以,卜偃的身影,便频繁出现在《左传》。

还有裨竃(读如皮灶)。

裨竃是郑国的预言家,曾经成功地预测了周灵王、楚康王和晋平公的死亡,以及陈国的复国和灭亡。他甚至能说出准确的时间,比如晋平公将死在七月戊子,陈国将在五年后复封,然后再过五十二年彻底灭亡。依据,则主要是星相学的。看来此人懂天文,通五行,还会巫术,是个全才。

因此,公元前525年,也就是楚国司马公子鲂与吴军战斗而死的那一年,裨竃预言宋、卫、陈、郑四国将在同一天发生火灾。他还告诉郑国大政治家子产,其实有办法消灾。

子产却不理他。

第二年五月,裨竃的预言兑现,宋、卫、陈、郑,果然在同一天陷入火海。

裨竃便对子产说:不听我的,还会着火。

子产还是不听。

有趣的是,火灾也没再发生。 〔12〕

这就说不清裨竃是灵还是不灵。但这并不要紧,重要的是子产的一段话。正是这段话,让我们对周人甚至华夏民族的鬼神观念,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

那么,子产说了什么?

神就是人

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清楚:人间事近在眼前,老天爷远在天边。自然界的规律、法则、变故、奥秘,根本就不是我们能掌握的,怎么可能由天道而知人道,由天象而知人事?至于裨竃的预测精准,不过因为话说得多,当然总会有碰巧说中的,其实哪里知道什么天道? 〔13〕

嘿嘿,他根本就不信。

子产不信裨竃,也不信其他神神叨叨。第二年,郑国发生水灾,国人报告说有龙在城门外的水潭里打架,要求进行祭祀。子产说,我们打仗,龙并不看。那么龙打架,我们为什么要去看?我们无求于龙,龙也无求于我。水潭,原本就是龙的。它们在自己的地盘里打,尽管随它去! 〔14〕

但,前一年的火灾,子产却是进行了祭祀的。他祭祀了水神玄冥和火神回禄,迁走了太庙里的神主和大龟,后来还大建土地神庙,这又是为什么?

安定人心。

人心是重要的。四国大火齐发,难免人心惶惶。这个时候,不去讨论鬼神是否存在,先用来抚慰人心再说,便相当于现在的“心理治疗”,并非没有意义。

但更重要的,还是务实。

实际上当时子产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控制局面和灾后重建,包括派府人(国库管理员)和库人(兵库管理员)看守仓库,司马(军法官)和司寇(刑法官)实施救火。子产还让人记录被烧毁的房屋,减免受灾群众的赋税,并发给他们盖房子的建筑材料。与此同时,他还立即派出外交官向各国通报灾情,下令在全国哀悼日期间,市场停止交易三天。

所有这些,都表现出务实精神和人文关怀。这才是更重要的。所以,宋国和卫国的做法也一样。相反,像陈国那样不救火,许国那样不恤民,舆论便认为他们迟早要灭亡。 〔15〕

神重要,还是人重要?

人重要。不要忘记,正如《奠基者》一卷所说,周人的核心思想和主流观念,可是“以人为本”。

因此,神就是人。

不妨看看我们的神。

华人的鬼神世界和崇拜系统,在东汉前后并不一样。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道教悄然兴起,中国便多出两个崇拜对象,这就是佛和仙。佛原本是人。只不过悟得无上正等正觉,先自觉,后觉他,最后觉行圆满,便由人变成了佛,叫“立地成佛”。仙也原本是人。只不过服了某种丹药,或有了某种法术,可以腾云驾雾,长生不老,便由人变成了仙,叫“肉体成仙”。而且,成仙者还可以带上七大姑八大姨和阿猫阿狗,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总之,佛和仙,都是人。这两个字,也都是单人旁。

那么,东汉以前呢?

东汉之前的祭祀对象和崇拜对象主要有三种:天神、地祇(读如其)、人鬼。天神是天上的,比如风神、雨神、太阳神。地祇是地上的,比如山神、河神、土地神。人鬼则是死人。人死为鬼。祖宗和烈士,都是人鬼。称之为鬼,不带贬义,也不是亵渎,是实话实说。

那么,天神和地祇,是人还是神?

人。只不过,是有大功德、大贡献、大作为于人类社会或国家民族的。这些功德和贡献,主要包括五项指标:为民立法,以身殉职,以劳定国,抗御天灾,平息祸乱。一个人只要达到了其中一项,死了以后就不是鬼,而是神。

比如后土和后稷。

后土和后稷是华夏民族最重要的神。后土就是土地神,他的祭坛叫社。后稷则是谷神,他的祭坛叫稷。社和稷连起来,叫社稷。社稷和宗庙,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建筑物,甚至是国家政权的代名词。

然而社神与稷神,也原本都是人。稷神是两个人,一个是炎帝的儿子柱,另一个是周人的先祖弃。他俩的贡献,是发展了农业,所以是谷神。社神则是共工的儿子句龙,曾担任黄帝的国土资源部部长(后土),所以是土地神。 〔16〕

其实就连最高天神上帝,也一样。比如商人的上帝,就是他们的祖先帝喾;楚人的上帝,则是他们的祖先祝融。只不过,商人的叫上帝,楚人的叫上皇。上皇其实就是皇天上帝,也就是《九歌》中的东皇太一。

很清楚,我们民族的鬼神世界中,没有创世神,只有创业神。家大业大功劳大,这才福大命大造化大。但,他们的功德、贡献、作为,必须足够大。不够大,则仍然是鬼。大人物死了是“大鬼”,名人死了是“名鬼”。

鬼神既然原本是人,则鬼神的世界跟人类社会一样,也有部落和国家,而且是天人对应的。不同的部落和国家,有不同的上帝和鬼神。不是一家人,就不拜一家神,叫“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 〔17〕

也就是说,你有事,要占卜或祭祀,必须面对自家的鬼神。否则,神不受理。

神与人,也是有血缘关系的。

同样,既然神的世界就是人的世界,那么,神的心灵就是人的心灵,神的愿望就是人的愿望,神的梦想就是人的梦想,神的爱情也就是人的爱情。

比如山鬼。

山鬼与女巫

山鬼是骑着豹子登场的。

那是一头赤色的豹子,有着流线型的身材,轻巧而敏捷。骑着赤豹的山鬼站在峰顶,遥望山下那幽静的竹林,白云飘然而下。赤豹的旁边,是狸猫。

嚯,这是什么神?

山神。

是的,山鬼就是山神。在楚人那里,鬼和神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只不过,这位山神是女神,而且是性爱女神。有人甚至说,她就是巫山神女。 〔18〕

因此她在屈原的笔下,就显得十分迷人和性感——

若有人兮山之阿,

被薜荔兮带女罗。

既含睇兮又宜笑,

子慕予兮善窈窕。

山之阿(读如婀)就是山凹,被(读如披)就是披,薜荔(读如毕利)和女罗(即女萝)都是蔓生植物,含睇(读如第)即含情脉脉,微微斜视。四句歌词翻译过来就是——

有个人儿呀,

在那山窝窝;

肩上披着薜荔,

腰上系着女萝。

含情脉脉,

微微笑着。

这样好看的样子,

是因为你爱我。

确实性感,尤其是还有豹子。

豹子是山鬼的坐骑,也可能是驾车的,因为还有车。车身是辛夷木,旗帜是桂花树,车里装着石兰和杜衡。这些香花和野草,都是要送给心上人的。

那么,心上人是谁?

不清楚,也不必清楚,因为这不是情歌,而是神曲。实际上,《楚辞·九歌》十一篇,原本都是沅湘流域人民祭祀时唱给神听的。其中,《东皇太一》祭祀上帝,《云中君》祭祀云神,《大司命》祭祀生命之神,《少司命》祭祀生育之神,《东君》祭祀太阳神。这些是天神。《湘君》和《湘夫人》祭祀湘水之神,《河伯》祭祀黄河之神,《山鬼》祭祀巫山神女。这些是地祇。《国殇》祭祀阵亡将士,这是人鬼。天神、地祇、人鬼,全都有。至于《礼魂》,是送神曲。

送神曲非常简短,而且一片欢乐祥和——

祭礼已成啊敲锣打鼓,

击鼓传花啊载歌载舞。

此起彼伏啊男巫女巫,

亮丽歌喉啊从容步武,

春兰秋菊啊千秋万古!

都说请神容易送神难。现在看,倒像是反的。

负责请神和送神的,是巫觋(读如惜)。巫就是女巫,觋则是男巫。他们是祭祀舞台上的中心。因为所谓“巫”,就是“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 〔19〕

所以,女巫就是女舞,巫女也就是舞女。或者说,巫者就是舞者,也是歌者。他们的歌舞不仅为了颂神和娱神,更是为了通神。古人认为,巫觋是人神之间的媒介。天神、地祇、人鬼有话要说,就通过巫觋发言,叫“显灵”。人有事情要请神指点或帮助,也通过巫觋表达,叫“通灵”。

因此,在祭祀或巫术的仪式上,巫觋便既是巫师,也是鬼神,叫“为神而亦为巫,一身而二任”, 颇有些“又做师婆又做鬼,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意思。 〔20〕

巫觋既然有这样一种任务,那么,他们当中至少得有人穿着神的衣服,扮着神的模样,做着神的动作,讲着神的语言,表现着神的情绪,成为神的形象代言人。

这样的巫觋,就叫“灵保”。 〔21〕

灵保可能是最古老的神职人员和表演艺术家。他们是巫术的,也是艺术的。因为只有表演逼真,人们才会相信他们真是神灵附体。同样,也只有当真认为自己能够通神,才能逼真。到最后,可能连自己都弄不清是在表演还是玩真的。

楚人《九歌》的魅力,正在于此。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山鬼》。这一曲歌舞,是女巫表演的。她们要祈求的,则是爱情。既然是爱情,那就会有相爱也会有失恋,因此既有含情脉脉的凝视、耐心守候的期盼,也有“东风飘兮神灵雨”、“风飒飒兮木萧萧”、“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至于是谁爱谁,谁失恋,都不重要,因为这是在为一切有情人祈福。

同样,我们也不必拘泥于诗句本身,硬要弄清楚哪部分是山鬼的,哪部分是女巫的,因为她原本“一身而二任”,早已融为一体密不可分。要紧的,是体会。

其他篇章,也如此。

那是一些怎样的形象和场面!云中君华采若英,灵动飞扬,“与日月兮齐光”;大司命神秘威严,高傲冷峻,“众莫知兮余所为”;少司命竦剑拥艾,荷衣蕙带,“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太阳神东君英武豪迈,潇洒多情,“举长矢兮射天狼”,“援北斗兮酌桂浆”。 〔22〕

噫!以北斗七星为勺痛饮桂花酒,这是什么样的神灵,这是什么样的形象!

还有《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 〔23〕

是的,天帝的公主就要降临江中的小洲。望眼欲穿,怎么能不让我忧愁。可是她,却若隐若现,时有时无。放眼望去,但只见秋风吹拂之下,洞庭湖微微泛起波浪,树叶儿一片一片轻轻地飘了下来。

这,还是巫术吗?

当然还是。

但,更是艺术,就像希腊人的宗教。

因此我们无信仰

跟中国一样,希腊也有巫术。

希腊的巫师跟楚国的巫觋息息相通。他们也是人神之间的媒介,同样可以通灵。因此,他们被叫作“神的着魔者”(entheos)。被神灵附体,则叫作“神性的着魔”(enthousiasmos)。这时,男巫和女巫都会陷入一种迷狂的状态。那些崇拜狄俄尼索斯的女巫,还会一边如醉如痴地舞蹈,一边奔跑着翻山越岭。当然,男巫和女巫在着魔时也会载歌载舞念念有词。这些词句被认为是“神赐的真理”,这种神灵的感动则叫“灵感”(inspiration)。 〔24〕

艺术创作要有灵感,起源就在这里。

因此,当希腊人把他们的巫术变成宗教时,便顺理成章地把宗教变成了艺术。

希腊的宗教是艺术,早已为黑格尔所揭示。希腊的神也就是人,只不过比一般人更高大,更完美,更健康,更有力量,而且永远不死。其他方面,则与人无异。所以,当一个希腊人路遇俊男靓女时,他可能会停下脚步,羡慕而恭敬地问对方:你是不是神? 〔25〕

神在希腊,是最高的美。 〔26〕

但请注意,与人相比,希腊的神也只是更加漂亮而已。这种漂亮是纯粹的美,身体的美,外貌的美,与道德无关。相反,奥林帕斯山上的神几乎是“无恶不作”的。许多苦难和悲剧,就来自神祇的意气用事和胡作非为。所以,希腊人从来就不把他们的神看作道德楷模。相反,他们对于神的无法无天和不负责任,很可能愤愤不平。

比如阿喀琉斯。

阿喀琉斯是在自己的好友战死后,才真正投入特洛伊战争的。为了替好友复仇,他杀死了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并发誓要将赫克托耳的尸体拿去喂野狗。赫克托耳的父亲到军营来求他,请他敬畏神祇,阿喀琉斯却不以为然。他的说法是:那些神祇为人类规定了命运,自己却优哉游哉!

当然,阿喀琉斯最后还是答应了老人的请求,并停止攻城十一天,以便特洛伊人有足够的时间安葬赫克托耳。但这与敬畏神祇无关,而是被老年丧子的特洛伊国王所感动,并想起了自己年迈的父亲。中国人的“不看僧面看佛面”,在希腊人这里是不管用的。他们不看佛面,只看僧面。

我们则又是另一种风采。

周人崇拜的炎帝、黄帝、颛顼、帝喾,以及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是否漂亮不知道,道德高尚则毋庸置疑,或不许质疑。就连那些自然神,也要有贡献和功德。比如天上三光,是可以瞻仰的;地上五行,是赖以生存的;名山大川,是出产财物的。中看不中用的,谁会把他当神? 〔27〕

天神和地祇有功,人鬼有德,都不必漂亮。

神在中华,是最高的善。

有功有德的神祇们是周天下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周王国一位名叫过的史官说:神祇降临人间,一般是在两种时候。一是这个国家将要兴盛,二是这个国家将要灭亡。前一种时候,神要来看一看他们有多高尚;后一种时候,神要来看一看他们有多邪恶。虢公国一位名叫嚚的史官则说:国家如果将要兴盛,就听人民的;将要灭亡,就听神祇的。因为神,既聪明,又正直,还专一。人想要怎么样,他就按照你的愿望帮助你。如果你存心要失败,神一定让你去死。 〔28〕

史嚚的话,很有意思。

按照史嚚的说法,人类的命运并不是神决定的。恰恰相反,神的决策反倒是人决定的。人要学好,神让你步步高升;人要学坏,神让你万劫不复。神能够起到的作用,是给你一个加速度,加快你的兴盛或灭亡。如此而已。

这样的鬼神崇拜,难道也能叫宗教,叫信仰?

当然不能。

那该怎么说?

有鬼神无宗教,有崇拜无信仰。

这就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特点。其中略有差异的,也无非是南北不同。简单地说,就是北方更主张把鬼神崇拜变成伦理道德,南方则更愿意变成艺术审美。但不要信仰,则南北如一。唯其如此,历史上在汉民族中影响最大的宗教,便是最不像宗教的佛教和道教。佛教讲觉悟,道教讲成仙,也都不是信仰(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

可以跟我们相呼应的,是希腊。

把宗教变成艺术的希腊人,实质上也没有信仰。由此带来的好处,是很早就建立了人本精神;由此带来的麻烦,则是核心价值观难以恒定。毕竟,在民族的童年,精神支柱的建立仍然需要神助,尽管有神未必有精神。

由是之故,希腊文明终于陨落。希腊的人本精神,以及他们的科学和民主,也要暂时坠入深渊,然后才能通过文艺复兴而得到弘扬。但从此,便牢不可破。

这个问题,我们同样存在。

我们的人本精神也是早熟的。因此,如何保证观念的恒定和社会的稳定,就煞费了先贤们的苦心。周公他们的办法是建立了井田、宗法、封建和礼乐四大制度,由此维持了数百年的太平,也有了我们民族的青春志。

然而也正是在青春靓丽的春秋,周制度和周文化开始崩坏。礼坏乐崩的结果,是天上的鬼神和地上的天子,一齐失去了自己的权威;高贵的君子和卑贱的小人,也一齐失去了道德的底线。中华大地变成了霸主和枭雄们耀武扬威和争权夺利的屠场,就像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希腊。

问题是华夏文明却没有像希腊那样日落西山,反倒在动荡的春秋战国开出了灿烂的思想文化之花,这就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后,则更是在新的时代勃然复兴,并成为伟大的世界性文明,先是在秦汉,后是在隋唐。

这又是为什么呢?

无疑,这是只能从长计议的事情。在此之前,还必须走进那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时代,看一看从春秋到战国,我们民族演绎的又是怎样一种华彩乐章。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从春秋到战国》

后记

年轻就是好

记得当年读《诗经》,最打动我的不是《关雎》,而是《汉广》——

南方有嘉木,

可是靠不上;

汉水有女神,

可是追不上。

汉水是那样宽广,

我真是没有希望;

长江是那样绵长,

我真是没有方向。

我喜欢这诗,因为我也失恋了。

那会儿,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农场当农工。住的是干打垒,吃的是玉米面,干的是体力活。农场没什么娱乐活动,电视和电脑更是闻所未闻。幸好奔赴边疆时,随身还带了几本书。遇到难得的农闲,除了读唐诗宋词和鲁迅先生,便翻译《诗经》和《楚辞》打发日子。直到现在,也还能回忆起当时的译文,比如《有狐》——

狐狸找对象,

在那石梁上。

让人心疼的穷小子呀,

可怜他没有衣裳。

还有《月出》——

月亮出来皎皎的,

姑娘容貌娇娇的,

姑娘身段高高的,

我的情思悄悄的。

当然,这都是做梦。没什么姑娘像《草原之夜》说的那样“来伴我的琴声”,更不会像《敖包相会》唱的那样“自己跑过来”。碰钉子的事,倒是有的。

奇怪!苦哈哈的,还有这念头?

有,因为年轻。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年轻更好的了。一个人再有权,再有钱,再有地位,都买不来换不来年轻。年轻,就可以胡思乱想;年轻,就可以个性张狂;年轻,就可以不管不顾;年轻,就可以神采飞扬。年轻人是有特权的,因为他少不更事,因为他血气方刚,因为他来日方长。

人类也一样。

是的,每一个古老的文明和民族都有自己的童年和少年,也有自己的初恋和失恋。阿尔塔米拉的洞穴壁画,红山文化遗址的女神雕塑,斯通亨奇的环状列石,复活节岛的巨石人像,表现着人类童年的纯真和质朴;古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占星术,古印度的阿修罗,古罗马的万神殿,还有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和奥林匹克,我们的《诗经》和《楚辞》,以及共同拥有的英雄好斗和少女多情,则表现出少年的飞扬跋扈和天真烂漫,异想天开和胆大妄为,甚至不知天高地厚。

没错,青少年时代的世界各民族都一样,脸上长着青春痘,身上流着孩童血,头上顶着新月和旭日。

是的,那时年少。

这是事实,也是历史,问题是怎么看。

马克思在谈到希腊艺术时说过,一个成年人并不可能再变成儿童。但,儿童的天真不让他感到愉快吗?他不该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一个民族的固有性格,不是在他儿童的天性中,在每一个时代都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 〔1〕

当然应该。

从西周、东周到春秋,就是我们民族的少年时代。那时的人,是有着真性情、真血气的,因此有情有义,也敢爱敢恨。这才有杀身成仁的刺客,追求真爱的情人,义无反顾的战士,忠贞不贰的臣子,力挽狂澜的使节,以及人情味十足的鬼神。他们集体地表现出一个民族在她“发展得最完美地方”之永久的魅力和风采。

因此,如果说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描述了我们民族的“身子骨”,那么本卷要展示的就是“精气神”。那些少年心气,那些男生女生,那些花花草草,那些磕磕碰碰,都无不透出青春气息,湿漉漉不由分说地扑面而来,让我们无限向往,让我们过目不忘。

请在这里多停留一会儿吧!

前面的路,将风高浪急,险象环生。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前684年,鲁宋之战,县贲父因马惊而自责,冲进敌营战斗而死。

前656年,齐楚召陵之战。骊姬逼死晋太子申生。

前651年,晋献公去世,里克杀奚齐、卓子,荀息殉难。晋惠公即位,宋襄公即位。

前650年,晋惠公杀里克。

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史称“泛舟之役”。

前646年,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购买粮食,遭到拒绝。

前645年,秦晋韩之战,晋惠公被俘。一个月后被释放,杀庆郑。

前639年,宋襄公大会诸侯,被楚军俘虏。

前638年,楚宋泓之战,宋襄公坚持守礼,战败受伤。

前637年,宋襄公死在五月,晋惠公死在九月,晋怀公杀狐突。

前634年,齐伐鲁,鲁僖公派展喜使齐,齐退兵。

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双方彬彬有礼宣战。

前630年,晋文公联合秦国伐郑,叔詹和烛之武救郑。

前607年,鉏麑因拒绝谋杀赵盾而自杀。晋灵公被赵穿所杀。

前605年,郑灵公被杀。

前599年,陈灵公因夏姬故,被杀。

前598年,楚庄王伐陈,夏姬归楚,被许配给楚国大夫襄老。

前597年,春,楚庄王伐郑,郑国投降。夏,晋楚邲之战,襄老战死,知罃被俘,楚军教败退的晋军修车。

前589年,夏姬和巫臣私奔到晋国。

前588年,知罃被释放。

前584年,巫臣使吴,教吴以车战及外交,并联晋伐楚。吴国崛起。

前575年,晋楚鄢陵之战,战争中相互行礼。楚王派人慰问晋国大夫郤至,晋君车右栾鍼向楚军将领子重敬酒。晋国下军统帅韩厥和新军副帅郤至为恪守君臣之道,放弃俘虏郑成公的机会,郑成公的侍卫长则为掩护国君撤退战斗而死。

前559年,卫献公因待臣无礼而被驱逐出国。

前556年,鲁国战士臧坚被齐军俘虏,因不愿被羞辱而自尽。

前546年,弭兵之会,晋楚争当盟主,楚人先歃血。

前543年,蔡景公为太子娶妻于楚,私通,被弑,太子继位,是为蔡灵公。

前541年,楚国令尹子围访问郑国,娶公孙段之女。虢之会,季武子侵郓,叔孙豹不以贿免。子围弑君即位,是为楚灵王。

前537年(鲁昭公五年),楚伐吴,蹶由使楚被扣,囚禁十四年后回国。

前531年,楚灵王杀蔡灵公,灭蔡,以蔡国太子祭祀社神。

前529年,楚国内乱,灵王自杀,蔡人复国。

前525年,吴伐楚,公子鲂占卜,战死。裨竃预言宋、卫、陈、郑同日火灾。

前502年,晋卫会盟,卫灵公让晋国大夫执牛耳,自己先歃血,发生冲突。

前480年,子路战死。

前453年,豫让刺杀赵襄子未果,自尽。

前397年,聂政刺韩,后自尽。

前227年,荆轲刺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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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青春志

产品经理 | 李潇 装帧设计 | Mirro 内文设计 | 谈天

出版统筹 | 吴畏 学术顾问 | 陈勤 法律顾问 | 黄荣楠

插图绘制 | 赵闯 何姝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策划人 | 路金波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祸起萧墙 窝里斗开始

姑息原本为养奸

弑君第一案

又杀了两个

天子挨打

霸主就要来了

第二章 五侯争霸 管仲相齐

尊王与攘夷

蛮夷之邦:楚

不战而霸

真霸主晋文

准霸主秦穆

第三章 南方崛起 九头鸟

血染的霸业

两笔账

阖闾伐楚

夫差亡国

勾践灭吴

第四章 礼坏乐崩 南方,北方

黄河,长江

子产政改

鲁国政变

田陈代齐

三家分晋

第五章 商鞅变法 世道变了

天子没了

这错不该犯

只能霸道

从此血腥

为谁改革

第六章 合纵连横 赌棍苏秦

骗子张仪

食客冯驩

商人吕不韦

这是什么时代

谁来回答中国

后记 这格子不好走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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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05

从春秋到战国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春秋到战国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1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313-4

Ⅰ. ①从… Ⅱ. ①易…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春秋战国时代 Ⅳ. ①K2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4647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吴畏 范佳倩 李烨

装帧设计 Mirro

插画 方佳翮 杨婕

易中天中华史

从春秋到战国

易中天 著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35千字

印张 7.75

印数 1-10, 000

插页 2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313-4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祸起萧墙

窝里斗开始

郑庄公跟他亲妈、亲弟弟都翻脸了。 〔1〕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即春秋的第一年。也就在这年,立国二百年的以色列被亚述灭亡,只剩下犹太王国苟延残喘。但,亚述灭以色列是见怪不怪的外族入侵,郑国却是地地道道的祸起萧墙。春秋史以母子兄弟的窝里斗来开篇,虽然要算碰巧,却也意味深长。

先看人物关系。

本案的男一号,当然是郑庄公。庄公是郑国第三任国君,郑武公的嫡长子,名叫寤生。武公的正妻是申国的公主,史称武姜。武,是丈夫的谥号;姜,则是娘家的姓。申国据说是伯夷之后,姓姜;郑国则是厉王之后,姓姬。武公娶武姜,不过姬姜两族长期通婚之一例。

武姜给武公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叫寤生,老二叫段,都是嫡子。刀兵相见的,就是这哥俩;翻脸不认人的,则是寤生和武姜母子。

奇怪!亲妈亲兄弟,血浓于水,怎么就水火不容呢?

正史的说法是因为武姜不喜欢老大。不喜欢的原因也很怪异,据说是因为老大出生时两条腿先出来,着实把武姜吓了一大跳,因此管他叫“寤生”,也就是“倒着生”。

倒着出生的寤生,从小就不受疼爱。后来有了弟弟,老妈的一片爱心便全部给了段,甚至多次在床上吹耳边风,要武公立段为太子。只不过,未遂。后来武公去世,寤生接班,武姜又为段讨封地。这时武姜已是老夫人,相当于后世的太后,自然得逞。叔段如愿得到了京邑,从此人称“京城大叔”。大,就是太,也读太。京城大叔,就是“住在京邑的郑君之头号弟弟”。

叔段得到京邑之后,便开始扩军备战,图谋不轨,《左传》称之为“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完,就是高筑墙;聚,就是广积粮;甲是甲胄,兵是兵器;卒是步兵,乘是车兵。总之,叔段建立了“反政府武装力量”,武姜则在郑都充当卧底和线人,两人合谋要夺取庄公的君位。

鲁隐公元年,叔段自认为羽翼丰满,计划偷袭郑都,武姜也做好了开门接应的准备。庄公得到消息,派大夫子封率领二百辆战车伐京。京人闻讯,立即宣布与叔段划清界限。叔段无力抵抗,只好狼狈逃窜到鄢。庄公当然不会让他在鄢安家落户,便挥戈东进。五月二十三日,叔段再次逃亡。只不过这回他逃到了卫国的共(读如恭),从此叫共叔段。

郑国公族墓地内,包括18座春秋时期郑国贵族陪葬车马坑,坑中车辆大小各异,装饰豪华,做工甚为考究,足见郑当时车马军备实力之强盛。

叔段逃到共以后,郑庄公把武姜迁到了城颍(今河南临颍县西北),宣布母子二人恩断情绝,不到黄泉不再相见。

春秋编号第一大案,大体如此。

但,此案可疑。

郑国的受封之地,原本在今陕西省华县,后来迁到今河南省郑州市和新郑市之间,靠近现在的新郑市。因为是新的郑都,所以叫新郑。郑庄公的郑,就在这里。那么,它跟叔段受封的京、避难的鄢,又是什么关系?

二者之间。

请看地图。

京,在今河南省荥阳市,位于新郑西北;鄢,在今河南省鄢陵县,位于新郑东南。京、郑、鄢,刚好连成一条直线。也就是说,叔段从京逃到鄢,要路过新郑。这种逃亡路线,岂不怪异?难道段的本意,是要去投案自首?或者庄公的战车开过来时,段是像贼一样夜行昼伏一路狂奔的?

何况鄢与京相距甚远,中间还隔着新郑,不大可能是段的地盘,也没听说他在那里有什么盟友。他的势力范围主要在郑国的西北部,最远到廪延。廪延在今河南省淇县和滑县南,延津北,跟鄢可谓南辕北辙,跟共反倒近。共,在今河南省辉县,而且当时是卫国的地盘。事实上叔段到了共就平安无事,庄公也没派人去捉拿或暗杀,反倒自我检讨说“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 〔2〕

因此,段的逃亡应该是由京而廪延,再到共。甚至逃到廪延说不定就安全了,为什么要往鄢跑呢?

实线箭头为段的逃亡路线:京→鄢(路过新郑)→共(卫国势力范围)。

虚线箭头为合理的逃亡路线:京→廪延(郑国势力范围)→共(卫国势力范围)。

这就只有叔段自己知道了,历史上没有任何解释。

更难解的,是郑庄公。

我们知道,郑庄公是春秋最早的雄主,之后才轮到齐桓和晋文。他即位时,作为西周最后一个封国,郑立国不过半个世纪。然而在他掌权的四十三年间,郑却崛起为中原第一大国。这样一位雄霸天下的政治家,为什么会让叔段肆意妄为长达二十二年之久?难道他对段的狼子野心,事先竟毫无察觉,也没有任何人提醒和劝阻? 〔3〕

当然有。

姑息原本为养奸

劝阻郑庄公的,是祭仲和子封。

祭仲又叫祭足或仲足,原本是一个小官,官职是封人。封人的任务,是负责边境线的植树和封土。祭仲管理的地方叫祭,位于郑州市东北。后来郑庄公把他调到朝廷为卿,把现在河南省中牟县的祭亭封给他做采邑,所以仲足以祭为氏,叫祭仲或祭足。终庄公一朝,祭仲都是朝廷重臣。庄公去世后,他甚至有了废立国君的势力。

叔段在京邑大兴土木时,祭仲是提醒过庄公的。祭仲说,先王规定,一个国家的其他城市,最大也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否则将会成为祸患。现在京邑的规模已经远远超出法定的尺度,将来君上恐怕会不堪承受。

庄公说,老夫人要这样,没办法嘛!

祭仲说,我们这位老夫人,哪里会有满足?不如早做安排,免得变生不测。一旦成了气候,事情就不好办了。疯狂生长的野草尚且难以尽除,何况国君的宠弟?

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先等等看吧!

等等看的结果,是叔段开始膨胀,居然命令郑国西部和北部地区听命于自己。

这时,子封说话了。

子封说,一个国家,实在无法忍受一国两君、政出多门。请问君上到底想要怎么样?如果打算让位,请允许下臣现在就去效忠;如果无意禅让,请现在就去除掉他。总不能让民众三心二意,不知所从,产生其他想法。

庄公又说,别担心,慢慢来。

慢慢来的结果,是叔段恶性膨胀,不但把郑国的西部和北部地区都变成自己的采邑,而且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了廪延。

子封说,可以下手了,否则尾大不掉。

庄公却说,不怕。不义之人得不到人心,膨胀得越快就垮得越快。别看他现在实力雄厚,到时候一定土崩瓦解。

于是任由叔段折腾,不闻不问。

表面上看,庄公糊涂,实际上却是老辣。他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老夫人要什么就给什么。武姜为叔段讨要的封地,原本不是京,而是制。制,在今河南省荥阳市境内,又名虎牢关。看看地图就知道,制邑比京邑离新郑要远。叔段如果在那里搞分裂,庄公未免鞭长莫及。京,则在控制范围之内。可见庄公对于未来,其实心里有数,只不过要等。

等什么?

时机。

的确,叔段虽为心腹之患,彻底根除却需要时机。毕竟,此人是自己的亲弟弟,老妈的亲儿子。仅仅因为他违规违纪就大动干戈绳之以法,情理和情面上都说不过去。有这层关系在,下手就不能太狠,顶多只能把他叫来训一顿,再挪个地方。不过,此人既然有武姜这个大后台,治理整顿的结果便可想而知。就连教训和移封,都未必能够实现。

因此,不能治标,只能治本。

治本的办法,是一次性地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将叔段和武姜都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再也别想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但,这需要一个罪名。

这个罪名就是谋反。

谋反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有此大罪,无论如何处分,都不会有舆论压力。只不过,谋反并不容易,一要有心,二要有胆,三要有力。心和胆,叔段和武姜都有,缺的是力。有力,才能壮胆,也才会铁心。庄公一直按兵不动,对祭仲和子封的劝阻不予采纳,对叔段也一忍再忍,就是为了让那母子二人王八吃秤砣,铤而走险,以便治罪。

为此,庄公隐忍了二十二年。

他真是很有耐心。

郑庄公也很有胆魄,他其实是在押宝。第一,赌叔段和武姜必反;第二,赌他们谋反必败。这才决心姑息,以便养奸。养奸其实是有大风险的。事实上,如果叔段和武姜不反,他就满盘皆输;如果谋反成功,他就必死无疑。

这是一场豪赌。

现在看,庄公是赢家。

赢家让史家左右为难。我们知道,周人的执政理念和政治主张,是“以礼治国”,即“礼治”。依礼,郑庄公可是一点儿错误都没有。他是嫡长子,武姜反对他继位,是武姜不对。他是国君,也是兄长,叔段跟他叫板,是叔段不对。叔段分庭已是非礼,更何况犯上作乱?当然灭他没商量。

然而谁都知道,叔段的贼心和反叛,是郑庄公姑息养奸养出来的。可惜,又谁都无法指责。因为庄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解释为对武姜的“孝心”。他如果后来没跟武姜翻脸,谁都奈何不了他,只能听之任之。

庄公城府之深,毋庸置疑。

礼治之尴尬,则可见一斑。

尴尬的史家只好用“郑伯克段于鄢”这几个字来记录历史,表明态度。据《左传》的解释,这种表述方式既指责了叔段不像弟弟,也指责了庄公不像哥哥,还暗示了叔段之罪实为庄公养成。此即所谓“春秋笔法”。据孔子说,这对违背礼法之人是有震慑作用的。

可惜这种作用似乎收效甚微。相反,站在郑庄公的立场,却不能不承认他是正当防卫,而且未雨绸缪。因为春秋已非西周。君位被人觊觎甚至夺取,并非没有可能。事实上就在三年后,便有一位国君被他强悍的弟弟谋杀了。

这个强悍的弟弟,叫州吁(读如需)。

弑君第一案

州吁是叔段的同类,甚至同伙。司马迁就说,叔段刚逃到共,州吁便主动提出跟他做朋友。实际上他俩当时都流亡在外,只不过叔段是因战败而逃亡,州吁则是被罢官而出走。但想灭了哥哥自己上台,则一模一样。因此,州吁在外招降纳叛,结成团伙。鲁隐公四年(前719)三月十六日,蓄谋已久的州吁带领这伙人偷袭国都,杀死同父异母的兄长,自己当了国君。 〔4〕

这是春秋的弑君第一案。

以后,还有其他国君接二连三被干掉。有的被杀,有的逃亡,不是身败,便是名裂。弑君而自立的,也为数不少,比如第四卷提到的夏姬之子夏徵舒。但始作俑者,则是州吁。

那么,州吁是什么人?

州吁是卫桓公的弟弟。

卫,是周代最早的封国之一,姬姓,始封之君是周公的弟弟康叔封。到第八任国君顷侯,由伯爵晋升为侯爵。到第十一任国君武公,晋升为公爵。武公的儿子,是庄公。庄公的正妻,是齐国的公主。齐国是姜太公之后,姓姜;卫国是周文王之后,姓姬。这又是姬姜两族长期通婚之一例。

所以,齐国这位公主后来就被叫作庄姜。庄,是卫庄公的谥号;姜,是她自己娘家的姓。这跟郑庄公他妈叫武姜是同样的命名方式。

庄姜是一位美女。《诗经》中的《硕人》,就是她的赞美诗。但是庄姜没有生育能力,便领养了庄公一个侧妃的儿子,视如己出。这个儿子名叫完,也就是后来的卫桓公。至于州吁,则是卫庄公另一个宠妾的儿子,年纪也比桓公小。

这也就是州吁一案与叔段的不同。叔段和庄公同父同母,都是嫡子。州吁和桓公同父异母,都是庶子。只不过桓公被庄姜认领,在名分上是嫡长子。

更重要的不同,是后台老板。叔段的靠山是老妈,州吁的却是老爹。州吁其人,从小就调皮捣蛋,胡作非为,还喜欢舞刀弄枪,琢磨兵法。这其实很危险。但,尽管庄姜厌恶,大臣劝谏,庄公都听之任之,地地道道的教子无方。

由是之故,庄公去世、桓公即位后,州吁更加骄横跋扈,全然不把当国君的哥哥放在眼里。桓公无奈,只好罢了他的官。州吁则逃出国都,在外拉帮结派,并与叔段不清不楚。这样,经过十四年的经营,州吁的反政府武装力量便推翻了桓公的合法政权,自己也成为卫国的僭主。

然而不过半年,州吁也身首异处。

这又是为什么?

主要因为他自己作孽。

州吁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打郑国。这其实并不奇怪。第一,卫和郑,是世仇。伐郑,可以标榜自己继承先君遗志,政治正确。第二,可以帮他哥们叔段出口气,运气好的话没准还能翻盘。第三,可以讨好某些诸侯。由于当时郑国发展迅速,羡慕嫉妒恨的很是不少。如果伐郑成功,在国际上是很能收买一些人心的。

不过更重要的,是州吁得位不正,人心不服。对外发动战争,可以转移视线,缓和国内矛盾。这也是历代统治者的惯用伎俩。所以《左传》说州吁此举,是“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

凑巧的是,这时宋国正好有一个君位的争夺者在郑国避难。于是州吁便联合宋国,再加上陈国和蔡国,组成联军伐郑,把郑都围了五天。这是鲁隐公四年春天的事。秋天,这帮人又去了一趟,抢光了郑国田野里的庄稼。

这下子,州吁坐稳屁股了吗?

没有。

州吁虽然发动了两次战争,还小有收获,卫国却依然人心浮动。对此,他自己不安,他的一个死党也着急。这个死党叫石厚,是石碏(读如却)的儿子。石碏是前朝元老,此刻告老还乡,赋闲在家,退休已经十六年。

石厚就去见他爹,问州吁怎样才能稳住君位。

石碏说,朝见天子即可。

这是有道理的。这时的周天子,虽然已经过气,却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周王如果接见了州吁,其他诸侯就得认账,州吁的君位也就稳当了。

于是石厚又问:怎样才能见到天子?

石碏说,通过陈国。陈君是天子的宠臣,又是我国的盟友。请陈国出面,天子一定赏脸。

州吁和石厚都以为然,决定照办。

俗话说,天作孽,犹可说;自作孽,不可活。州吁和石厚都忘记了,石碏原本十分厌恶州吁。庄公在世时,他就曾力劝君上对州吁严加管教。石厚跟州吁鬼混,他也强烈反对,只不过屡禁不止。州吁和石厚找他拿主意,岂非有病?

当然,谁都没有想到,石碏为了国家竟会大义灭亲。事实上,就在州吁和石厚兴冲冲奔赴陈国时,石碏的密函已先期到达。石碏的信上说,卫国弱小,而老夫朽矣,无能为力。这两个人,是大逆不道的弑君者。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请贵国匡扶正义,将其拿下!

结果,州吁和石厚在陈国境内被就地正法。

当然,人是陈国抓的,却是卫国杀的。按照当时的国际法,对这样的罪犯,卫国不必引渡回国,但要派员行刑。为此,卫方派出了两位监斩官。监斩州吁的是卫国的右宰,监斩石厚的是石碏的管家。

此后,卫人另立公子晋为君,是为卫宣公。

持续半年的卫国内乱,到此结束。

又杀了两个

卫国内乱后不久,又有两位国君死于非命。 〔5〕

第一个是鲁隐公。

鲁,也是周代最早的封国之一,姬姓,始封之君是周公的长子伯禽,国都曲阜。从伯禽到隐公,共十三君。春秋,就是从隐公元年开始的。

隐公是惠公的儿子。据《左传》,惠公至少应该有两个儿子,两位夫人。两位夫人都是宋国的公主,一位叫孟子,一位叫仲子。子,是她们娘家的姓;孟和仲,是排行。孟就是老大,仲就是老二。孟子是没有儿子的。她去世后,惠公又娶了仲子。仲子的儿子,就是后来的鲁桓公。

但,惠公另外还有一个女人,叫声子。声子的儿子,就是隐公。隐公的年纪比桓公大很多,却不被看作嫡长子。由此推论,声子应该是陪嫁,而且是孟子的陪嫁。 〔6〕

陪嫁女的地位,当然很低。隐公自己,也很谦卑。惠公去世后,由于桓公年纪太小,就由隐公摄政。隐公自己,也清楚只是代理国君。这跟叔段或州吁,是相反的。看来鲁国毕竟是周公之后,礼教的作用不小。

然而恰恰是这种谦恭有礼的态度,让隐公招致杀身之祸,这又是为什么?

原因在鲁国大夫羽父。

羽父是一个野心家,也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家伙。公元前719年,州吁联合宋国、陈国、蔡国伐郑。宋国因为跟鲁国有婚姻关系,便拉鲁国加盟。鲁隐公不想去蹚这浑水,婉言谢绝,羽父居然硬是带了队伍去凑热闹。后来,羽父的权势越来越大,很干了些举足轻重的事,野心也就膨胀起来。

于是羽父提出,他可以去暗杀隐公的弟弟,交换条件是让他成为卿相。

羽父有这想法,并不奇怪。野心家总是会以为别人跟他一样有野心的。事实上,按照宗法制度,担任鲁国国君的,原本确实应该是隐公的弟弟,因为他是嫡子。嫡子年幼,庶兄摄政,是可以的,但嫡子成年后要把政权还给他,除非他已不在人世。因此,如果隐公贪恋君位,他就会同意羽父的阴谋,或者暗许。

可惜隐公并无此意。

鲁隐公说,我代理君位,只因为弟弟年幼。现在他长大了,我正要还政于他。我连养老的地方都安排好了。

这当然让羽父大出意料,也胆战心惊。他一方面在隐公的弟弟、后来的桓公那里倒打一耙,诬陷隐公,另一方面则找机会下手,要置隐公于死地。碰巧,隐公是个迷信巫术的人。他为了祭祀巫神,进行斋戒,住在一位大夫家里。于是,羽父便趁机派刺客谋杀了隐公,然后栽赃于这位大夫,杀了他们家几个人了事。

鲁隐公和这位大夫的家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桓公甚至没有按照国君的规格,为隐公举行葬礼。

所谓“善有善报”,现在看来也未必。

鲁隐公被弑,是在卫桓公被杀后七年,即鲁隐公十一年(前712)十一月。一年多后,宋国国君也被谋杀了。

宋,同样是周代最早的封国,子姓,始封之君是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都商丘。从微子到武公,共十二君。武公的女儿是仲子,即鲁桓公的母亲。武公的儿子,载入史册的有两个,一个叫力,一个叫和。武公去世,力继位,这就是宋宣公。宣公去世,却不传位给太子与夷,要传给弟弟和。宣公说,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是天下的通义。于是,和三让而继位,是为宋穆公。

其实,周的规矩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则是商的。所以,宣公只是在继承殷商的传统。但同时,穆公也欠了哥哥一个人情。因此宋穆公临终前,便不肯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冯,要将君位还给哥哥宣公的儿子与夷。

宋穆公请孔父嘉做顾命大臣,也就是新君的辅佐,自己政治遗嘱的执行人。

孔父嘉,是孔子的先祖。

宋穆公说,先君舍弃了与夷,让位于寡人,寡人一天也不敢忘记。如果托大夫之福,寡人能寿终正寝,在天上见到先君,那时,先君问起与夷来,寡人该怎么回答?因此恳请先生拥立与夷为君,寡人虽死无憾,永垂不朽。

孔父嘉说,群臣都主张立冯。

宋穆公说,不可以呀不可以!先君让国于寡人,是认为寡人贤惠。如果不能让国,那就辜负了先君的厚望,怎么能说是贤?我尊敬而亲爱的先生,请务必发扬光大先君的美德!

孔父嘉只好让公子冯出国,住到郑,然后拥立与夷继位,是为宋殇公。

可惜宋殇公不争气。他在位十年,倒打了十一次仗,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宋国的太宰华父督(华读如化)便在民众中散布流言蜚语,煽风点火,说战事频仍的罪魁祸首,就是管军事的孔父嘉。造足舆论后,华父督发动兵变,杀了孔父嘉。宋殇公闻讯震怒,华父督干脆连殇公也一起杀了,把公子冯从郑国迎回宋国,立为国君,是为宋庄公。

华父督为什么要攻击孔父嘉呢?

据说,是因为有一次路遇孔父嘉之妻,立即神魂颠倒垂涎三尺,必欲夺之而后快。这事当然真假难辨。可以肯定的是,孔氏从此家道中落,最后不得不移民鲁国。孔子算是鲁国人,原因就在这里。

这是第三起弑君的血案。

接二连三的弑君案,揭开了春秋的序幕;而鲁国和宋国的内讧和内乱,则便宜了郑国。鲁桓公即位后,立即与郑国成为合作伙伴,史称“修好于郑”。华父督迎回流亡在郑国的公子冯,当然也是向郑国表示友好。宋国原本是郑国的死敌,常常与卫国联手对付郑国。鲁虽然要算中立国,但羽父是带兵参加了宋卫联军伐郑的。现在宋和鲁都转变立场,郑国就财大气粗起来。志得意满的郑庄公,也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

这只猫,就是周桓王。

天子挨打

周桓王是自己送上门去挨打的。 〔7〕

这件事照理说原本不该发生,因为周与郑关系非同一般。郑,是西周最后一个封国,始封之君是周厉王的小儿子,被周宣王封为诸侯,是为桓公。

桓公是郑国的国君,也是周王的大臣,在幽王的时代曾经担任周的司徒。当时西周王室已经衰落,西方的戎狄却很强大。桓公要勤劳王事,又不想国破家亡断子绝孙,把老本都赔进去,便听从王室史官史伯的建议,从原来的受封之地迁到新郑,国土疆域大约是今天河南省北边半省的中部。

这就是春秋时期的郑国。

从这段历史看,郑应该效忠周。

同样,周也应该善待郑。因为东周王室能够存活,主要靠的是两个大国,这就是晋和郑。晋在黄河北岸,郑在南岸。晋国护卫着周的北面,郑国护卫着周的东面。西边的屏障,是虞和虢(虞在今山西平陆县,虢在今河南陕县)。南边,则是申和吕(均在今河南南阳市境内)。

这就是东周初年的形势。后来晋国分裂,自顾不暇;楚国兴起,南方不保。周王室的藩篱,就只剩下郑和虢。

矛盾,由此而生。

虢,是周文王弟弟虢仲的封国,也叫西虢。另外还有东虢,是周文王弟弟虢叔的封国,后来被郑国所灭,所以西虢就叫虢。东周初年,虢君似乎已经晋升为公爵,郑君则是伯爵。但郑国的综合国力,显然超过虢国。始封之君桓公,则在西周灭亡时殉难。所以郑的第二任国君武公,第三任国君庄公,都一直担任平王的卿士,作为王室重臣而大权在握。

这时,是周与郑的蜜月期。

然而不知何时,郑庄公发现周平王对自己并不那么信任,很可能会把一半的权力分给虢公。这当然让庄公十分不快,平王则信誓旦旦地表示绝无此事。为此,周和郑交换了质子。周的王子狐被送到了郑国,郑的公子忽则到周。

此事荒唐。因为从法理上说,周王与郑伯,是君臣关系。交换人质,则只能发生在诸侯之间。周平王这么做,实际上是把自己降为诸侯,则王室的尊严和体面何存?

鲁隐公三年(前720)三月十二日,平王驾崩。继位的桓王是平王的孙子,年轻气盛,当真把一半的权力分给了虢公。这时的郑庄公,论辈分是周桓王的叔爷爷,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便决定给那小子一点颜色看看。四月,郑国大夫祭仲带兵割取了周王国地里的麦子。秋天,又割走了周王国的谷子。前一次是在温(今河南温县),算是侵略了周的属国。后一次则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市境内),就骚扰到周天子眼皮底下了。于是周郑结怨。

不过,结怨归结怨,面子还得维持。三年后,郑庄公朝见了周桓王,王室也保留了郑庄公的职位,又过了两年才正式任命虢公为卿士。实际上,这时虢公和郑伯,同为周的卿士。具体地说,虢公为右卿士,郑伯为左卿士。

但这绝不意味着周郑和好如初,只不过双方都有政治需要。周王室固然离不开郑国的护卫,郑庄公也想利用周王室。身为王室重臣,至少打起仗来可以借用王命,甚至动用王师,这是郑庄公很想要的。 〔8〕

不过,既然是相互利用,那就要相互配合。然而桓王似乎不懂。他先是在郑庄公朝见时不讲礼貌,后来又侵犯了郑国的实际利益,最后彻底剥夺了郑庄公的所有权力。接替郑庄公担任左卿士的,是周公黑肩。

郑庄公毫不客气,拒绝再见周王。

周桓王也毫不客气,率领联军伐郑。

这是整个春秋时期天子御驾亲征的唯一一例,时间是在公元前707年(鲁桓公五年)秋天,地点是在长葛(今河南长葛县)。周军这边,桓王亲自统率中军。右军统帅是虢公林父,后面跟着蔡国和卫国的军队;左军统帅是周公黑肩,后面跟着陈国的军队。郑公子突说,陈国国内动乱不安,他们的军队也没有战斗意志。如果先进攻陈军,对方一定乱作一团。

郑庄公采纳了公子突的建议,命令各部只要看见大旗一挥,就击鼓进军。结果岂止陈军,就连蔡军和卫军也一起奔逃,周军则一片混乱。郑军两面夹击,周军大败,桓王自己也被一箭射中了肩膀。

活捉桓王,只需举手之劳。

然而郑庄公却表现出君子风度。他拒绝了下属乘胜追击的建议,不但任由桓王逃之夭夭,还派祭仲去劳军,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郑庄公说,君子不为已甚,何况是欺凌天子?能保住江山社稷,就可以了。

郑庄公很明智,他知道适可而止。

周王室却威风扫地,体面不存。是啊,如果所谓“共主”竟然不过是战败之国,还有什么资本和资格号令天下?

庄公手下这一箭,拉开了新时代的帷幕。

战前,郑国大夫向庄公指出:以往两军交战,讲究三军对垒,中军先出,左右随之。但此次战役,中军是周王亲率精锐部队,战斗力强,而左右陈、蔡、卫皆乌合之众,战斗力低。他建议,此战郑军中军应稳而不发,由左右军向敌方左右军发起冲锋,对方左右军如若溃败,必将影响中军士气,此时郑军中军再发起冲击,周军必败。

霸主就要来了

长葛之战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旧的制度和秩序全都难以维持。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大夫,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将在激烈的动荡中重新洗牌,并诞生出新的国家制度。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春秋一直持续到战国。

第一阶段,是至强替代至尊。

什么是至强?什么是至尊?

还得从制度说起。

从西周到东周,我们民族实行的是“邦国制度”。邦国来自封建,即天子“封邦建国”,诸侯“封土立家”。具体地说,就是天子把天下分成若干块,分封给诸侯,由此建立起邦国,简称国;诸侯又进行再分配,把国分成若干块,分封给大夫,由此建立起采邑,简称家。

这就叫封建。

封建的结果,是产生了天下、国、家。家国合为一体即邦国,邦国联为一体即天下。家是大夫的,国是诸侯的,天下是天子的,三级所有,层层转包。

但,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必须交代清楚。

第一,天子只在名义上和权属上是天下共主,邦国的主权和治权则由诸侯行使。天子自己也有一个邦国,只不过地盘最大级别也最高,号称王国。其余,则分别是公国、侯国、伯国、子国和男国。公侯伯子男,都是自治君主国。他们的国家事务,天子是不能过问和干预的。

第二,国以下的家,有治权无主权。主权在国,产权在天子,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当然,严格地说,春秋和春秋以前的邦国只有“半独立主权”,拥有“完全独立主权”要到战国。那时,他们已经都是“独立王国”了。

可见,真正的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只能是邦国。

因此,这种制度就叫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中的周天子,是共主也是国君。只不过,他的邦国级别最高,王爵;本人地位也最高,共主。周王是人上人,周国是国上国,这就叫“至尊”。同时,他的实力也最雄厚。或者说,正因为实力雄厚,才成为天下共主,这就叫“至强”。也就是说,在西周,至尊和至强是合一的。

至尊和至强之下,是次尊和次强,这就是诸侯。再下是次次尊和次次强,这就是大夫。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大夫,地位和实力都递减。因此,大夫臣于诸侯,诸侯臣于天子。当然,大夫也有臣。大夫之臣就是士,叫家臣。

家臣往往是大夫的家人,大夫则是他们的家君。家臣拥戴家君,就像星星围绕月亮。于是大夫的家或采邑,就形成一个众星拱月的结构。推而广之,大夫拥戴诸侯,诸侯拥戴天子,也如此。或者说,天子是大月亮,诸侯是大星星;诸侯是中月亮,大夫是中星星;大夫是小月亮,家臣和家人是小星星。这样一种三重模式的众星拱月,就叫“封建秩序”。

如图所示,“封建秩序”表现为三重模式的众星拱月:家臣们(士)围绕着家君(大夫),大夫们效忠于各自的国君(诸侯),诸侯则拥戴那至尊至强的天子(共主),秩序井然。

由此可见,封建秩序要想维持,前提条件是尊卑强弱永远不变。周王国永远最强,大夫的采邑永远最弱,诸侯国则从头到尾都只有那么一点规模,还大家都差不多。就算要发展,也得齐步走,比例不能失调。

这当然并不可能。

不可能的原因,在于所有的邦国,包括周王国在内,都是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几百年光阴过去,难免参差不齐。有的欣欣向荣,发展壮大;有的每下愈况,日薄西山,甚至资不抵债,面临破产。

这时,按照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程序就会自行启动。方式是兼并,手段则是战争。春秋时期的战争至少有二百多次, 发动战争的也不仅是大国。比如莒(读如举),虽然小得可怜,却也兼并了向国,而且是在春秋一开始。 〔9〕

哈,大鱼还没开口,小鱼就吃了虾米。

实际上大国的兼并更是不胜枚举。春秋头半个世纪,郑国就兼并了戴(读如再,在今河南民权县),齐国也兼并了谭(在今山东济南市境内)、遂(在今山东宁阳县西北),楚国则兼并了息(今河南息县),还霸占了息夫人。 〔10〕

国与国之间,不再势均力敌。

平衡打破了,社会开始动荡。

动荡的社会需要有人摆平江湖,而维持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原本是周王的义务。可惜此时,周天子也由活菩萨变成了泥菩萨。长葛之战,就证明他是纸老虎。根本原因,当然是周王国的土地和人口不断减少,导致经济实力不断下降。长袖者善舞,多财者善贾,财大者气粗。王室如果处处捉襟见肘,甚至要靠诸侯接济,又怎么硬得起来?至尊不再是至强。能保全最后一点脸面,就不容易。

当然,周王的脸面,在春秋早期还是维护得很好。因为这脸面是旗帜,也是旗号,可以做虎皮,也可以当枪使。公元前714年(鲁隐公九年)和第二年,郑庄公伐宋,给出的理由便是“宋公不王”(宋殇公不朝见天子)。此即所谓“以王命讨不庭”,被当时的舆论认为很正当。 〔11〕

其实,宋殇公固然傲慢无礼,郑庄公又何尝真正尊王?六年前,他不是派兵割走了周王的麦子和谷子吗?

用不着揣着明白装糊涂。谁都知道,再好的脸面,也不过自欺欺人。真正管用的是实力,说了算数的则是大国。于是大国崛起,小国站队。小国需要的是保护伞,大国想要的是领导权。大国和小国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周天子风光不再。

重组江湖,势在必行。

拥有号令天下的实际指挥权,成为国际社会的江湖老大和带头大哥,这就是“霸业”。成就了霸业的诸侯,是“霸主”。霸主之道,是“霸道”。霸道不是王道,霸主也不是共主,所以还得周天子在那里支撑门面。所有的霸主,也都要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但谁都心里清楚,他们真正寻求的,是自己的政治利益。王室的脸面,不过是遮羞布。

遮羞布并没有权威,哪怕再好看。一言九鼎的,将是相继崛起虎视眈眈的超级大国。

霸主即将诞生。

王权时代结束,霸权时代开始。华夏大地上,又将演出怎样的戏码?

第二章

五侯争霸

管仲相齐

管仲一箭射出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对面这人,将会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

那人自己,当然也没想到。

还好,射中的是衣带钩。 〔1〕

衣带钩相当于今天的皮带扣,常出土于墓主腰部。不同的质地、纹饰代表不同的等级和身份。

被射中衣带钩的人叫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当时是齐国的公子,齐襄公的弟弟。齐,跟鲁、卫一样,也是周代最早的封国,姜姓,始封之君是姜太公。从姜太公传到齐襄公,便已经是春秋。

襄公是个荒唐的家伙,跟妹妹很早就有了性关系。后来妹妹嫁到鲁国,史称文姜,丈夫是鲁桓公。十五年后,桓公携文姜访齐,兄妹二人居然再次上床。 〔2〕 忍无可忍的桓公痛骂了文姜,文姜则一状告到哥哥兼情人齐襄公那里。襄公则竟然罔顾伦理道德和国际关系,派人谋杀了既是妹夫又是友邦元首的桓公,然后杀掉犯罪嫌疑人了事。 〔3〕

这件事情的荒唐,不言而喻。齐国的霸道,鲁国的尴尬,也不言而喻。事实上,桓公被杀后,鲁国向齐国提出的外交诉求,也只是惩办凶手,并不敢追究齐襄公的责任。相反,没有了鲁桓公这个障碍,齐襄公跟鲁文姜的乱伦,更加肆无忌惮。他们的幽会,载入史册的就有六次。甚至桓公尸骨未寒,庄公即位不久,文姜就跑回齐国去跟情郎哥哥做爱,根本不顾鲁国的体面。可见当时的齐国已相当强势。鲁国除了忍气吞声,并不能有什么主张。 〔4〕

只不过,鲁人没有想到,原本就在黄河下游称霸一方的齐,竟会在襄公之后成为称霸天下的超级大国。

这得归功于管仲。

后来担任齐相的管仲,原本是齐襄公弟弟公子纠的师傅。子纠的师傅还有召忽,小白的师傅则是鲍叔牙。子纠和小白是兄弟,管仲和鲍叔牙是朋友。鲍叔牙早就看出襄公做事荒唐,齐国必有内乱,便提前护送小白去了莒国,纠则在内乱后逃到了鲁国。

鲁庄公八年(前686)十一月七日,齐襄公被堂弟公孙无知谋杀。第二年春,篡位的公孙无知也被国人杀死,齐国出现权力真空。于是,鲍叔牙陪着小白,召忽和管仲护着子纠,回国争夺君位。管仲那一箭,就是他和小白狭路相逢时射出的。

君位之争的结果,是子纠失败被杀,召忽殉主自杀,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小白胜出,回国即位,后来被称为齐桓公。齐国进入了新的时代。

齐桓公可不像他的妹夫鲁桓公。鲁桓公窝囊,齐桓公雄霸。他不但不记管仲那一箭之仇,反倒委以重任。管仲也不负厚望,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四个方面厉行改革,终于让齐大国崛起,一举成就了桓公的霸业。 〔5〕

弄清楚了本图所示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就知道当时已是怎样地君不君、臣不臣、兄不兄、妻不妻,有多少人死于非命(见灰色部分)。

那么,管仲的霸术是什么?

军政一体。

管仲的政治策略,是先安内后攘外,先定国后称霸。治国方略,则是全国一盘棋,先区分士农工商,再区分国都郊野。国都住士和工商,郊野住农。但无论是士,还是农工商,都必须严格按照行业和身份居住,不能杂居,也不能迁徙和变更职业。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户籍制度,还是最严厉和最不讲理的。

住在郊野的农民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有司。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帅。十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帅。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帅。十县为一属,每属一位大夫,一位属正。属的下级是县,县的下级是乡,乡的下级是卒,卒的下级是邑。邑,是最基层的政权。邑由有司管理,向卒帅负责;卒由卒帅管理,向乡帅负责;乡由乡帅管理,向县帅负责;县由县帅管理,向属大夫负责。属由大夫管理,属正监理,直接向国君负责。全国五属,五位属正,五位属大夫,是国君的问责对象。属管县,县管乡,乡管卒,卒管邑,一个中央集权层层问责的金字塔管理体系,便建立起来了。

国都则分成二十一个乡。其中六个安置工人和商人,叫“工商之乡”。另外十五个住士人,叫“士乡”。士乡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这十五个士乡,国君和两位上卿(国子、高子)各管五乡。他们的问责对象,是乡大夫。每乡一个,共十五个。

国君和国子、高子管理的十五个乡,都是士人之乡,所以每家要出一个人当兵。当兵在春秋,是士人的义务,也是士人的权利,甚至是他们的特权,堪称责无旁贷。因此士乡的行政建制,很容易就能变成军事编制:五家为轨,五个战士,这就是伍,伍长即轨长。十轨为一里,五十个战士,这就是小戎(战斗队),戎长(队长)即里有司。四里为一连,二百个战士,这就是卒,卒长即连长。十连为一乡,两千个战士,这就是旅,旅长即乡大夫。五乡一万个战士,这就是军。十五个乡三万战士,这就是三军。三军军长,就是国君、国子、高子。国君将中军,国子将上军,高子将下军。国君和两位上卿,既是十五个士乡的最高行政长官,也是来自这十五个乡之三军将士的最高军事长官。

看明白这张图,对军国一体和军政一体,应当会有更深刻和更直观的理解。中央集权的思想,在这里萌芽了。

这就叫“作内政而寄军令”,是管仲最重要的政策。按照这个军政一体的制度,卒伍一级的小部队在居民区内便可训练,军旅一级的大部队在城郊之外便可集结。何况管仲还规定,士人一旦划定居住范围,就不准迁徙。邻里之间,更必须守护相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管仲认为,由此人与人相伴,家与家相依,打起仗来,就不但不会行伍错乱,而且能保证同仇敌忾。难怪管仲不无得意地对桓公说:君上以此精兵三万横行天下,请问哪个能够阻拦? 〔6〕

显然,这是一种保甲制度,也是一种军国主义,是不折不扣的霸道。尤其是不准人民自由迁徙和变更职业,很明显是在侵犯人权。但桓公既然要成就霸业,当然只能讲霸道。人道也好,王道也罢,都只能束之高阁。至于如何发展经济,充实战备,开展外交,便都不过技术问题。

尊王与攘夷

解决技术性问题,管仲有的是办法。

没错,管仲确实是管理天才和治国高手。他的方案,差不多都是统筹兼顾的。比如春秋两季的狩猎,就既补充了给养,又训练了军队,岂非一举两得?

刑法的改革也如此。为了解决兵甲不足的问题,管仲制定了“兵器赎罪”的法律条款,价码是:重罪,一副犀牛皮盔甲,一柄戟;轻罪,一副普通牛皮盔甲,一柄戟;小罪,罚款;打官司,诉讼费为一束箭。 〔7〕

这可真是官民两利。以前,重罪要判死刑,轻罪要砍手脚,小罪要挨鞭子。现在,只要购买或打造兵器就可以赎罪,国家则充实了兵备,节省了军费。更何况,尽可能地减少杀人和动刑,还能博得仁慈和王道的美誉,岂非名利双收?

经济改革的要点,也在富国强兵。最重要的措施,是由国家统治经济。比方说,改革税制,免除关税,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盐铁管理,实行盐铁专营,增加国库收入;铸造统一钱币,对市场和物价进行宏观调控。当然,管仲也毫不客气地宣布国家对矿山、森林、湖泊、海洋的垄断。但,他并不主张创办国营盐场或国营铁厂。他的政策是国有民营。生产和销售是民间的事,国家的权力和职能是垄断资源,控制价格,甚至为了控制价格而控制产量。 〔8〕

也许,唯独一个行业有“国企”,这就是色情业。有学者认为,管仲很可能是“国营妓院”的创始人。齐国的妓院叫“女闾”,分为七个门市部,每个门市部妓女百人。开设的时间,据说比古希腊的梭伦还早了五十年。不过,梭伦的目的,主要是解决性需求和减少性犯罪;管仲的目的,则可能是增加国库收入,笼络天下人才,甚至招待各国使节。总之,此例一开,诸侯纷纷仿效。难怪燕太子丹能“美女恣荆轲所欲”了,没准他自己就是“妈妈桑”。 〔9〕

①齐大刀

②燕刀

③秦圜钱

④楚铜贝

⑤韩布币

⑥赵布币

⑦魏布币

当然,国际关系并不能靠妓女来摆平。管仲的策略,是“以恩惠换拥戴,以土地换和平”。具体地说,就是将过去齐国侵占的城邑归还各国,再加上频繁的请客送礼。据说,这样做的效果是“四邻大亲”。 〔10〕

管仲认为,有了经济、军事和外交的条件,齐国就可以出兵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出威望。做江湖老大,当国际警察,不出兵是不行的。不教训几个调皮捣蛋的家伙,也是不行的。攻打的对象,当然首先是弱国。如果那邦国既弱小又不听话,更好。但公开的说法,则是“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这样的罪名,当然并不难找。 〔11〕

师出必须有名。要想成就霸业,比霸术更重要的,是霸道,是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

那么,管仲打出的旗号又是什么?

尊王攘夷。

实际上,尊王和攘夷,原本是同一件事。因为王室不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夷狄太强。起先最强悍的是犬戎,他们在商代叫鬼方。西周灭亡,就因为犬戎攻陷镐京,追杀幽王于骊山之下。定都洛阳的平王无力收回失地,便把沦陷区封给他的一位西垂大夫。这位大夫也不辱使命,果然收回王畿的西半,并把那里变成了秦国。他自己,则成为秦国的第一任国君,是为秦襄公。

这件事情对中原各国的刺激,是相当大的。这些国家大都是夏商周之后,自称夏、诸夏,也称华、华夏。华,就是光,也是美;夏,就是大,也是雅。华夏,就意味着文明;夷狄,则意味着野蛮。文明人,是羞与野蛮人为伍的,更不要说甘拜下风。攘夷,应是华夏诸国的共同愿望。

何况进入东周后,夷狄屡屡进犯,诸夏不堪其扰,只不过入侵者不是戎,是狄。据统计,公元前662年至公元前595年间,受狄人之侵略者,齐七次,卫六次,晋五次,鲁两次,邢、宋、温、郑、周各一次。受害最甚的是卫,被迫两次迁都。次为邢,迁都一次。周也惨,成周沦陷,天子出逃。后来卫和邢,都靠齐桓公出手相救,才幸免于亡国。周襄王则靠晋文公出手相救,才得以复国。 〔12〕

霸主的意义,这样一说就很清楚。

事实上齐桓和晋文这两代霸主,最受后世肯定的就是攘夷。比如孔子的学生子路和子贡,都曾问过同一个问题:齐桓公逼鲁国杀了公子纠,纠的一位师傅召忽殉主自杀,同为师傅的管仲不但不死,还转变立场去辅佐桓公,这个人不仁吧?孔子却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仁!当然仁!如果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头散发,衣襟往左边开,变成野蛮人了! 〔13〕

孔夫子说得并不错。没有齐桓和晋文,我们民族的历史确实可能会重写,尽管重写也未必就一定不好。但在孔子看来,维护华夏文明比忠于某个君主重要,则可以肯定。

总之,攘夷在当时,是华夏各国的政治需要,也是文化需要。因此,霸主的横空出世,是顺应潮流的。就连秦穆公,之所以成为“春秋五霸”的候选人之一,恐怕就因为他最终完成了对犬戎的征服。

攘夷就要尊王。只有把周天王的旗帜高高举起,诸夏内部才能团结。内部团结,才能一致对外。因此,华夏各国虽然心怀鬼胎互不相让,但没有一个人胆敢反对尊王。齐桓公称霸的葵丘之会,晋文公称霸的践土之盟,先后两位霸主对天子也都极尽恭敬之礼。结果,霸权时代的周王原本实力尽丧,表面上反倒威风八面,人五人六,出尽风头。

这真是太具戏剧性了。

但更戏剧性的,则还是一个蛮夷之邦在南方悄然崛起,并加入到争霸中原的行列里来。

这个蛮夷之邦,就是楚。

蛮夷之邦:楚

楚人是蛮夷吗?

好像是。

蛮夷,是相对于中国而言的。中国,就是中央之国,或中原之国。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说过,当时人们的世界观,是天圆地方。半球形的天扣在正方形的地上,叫“普天之下”,简称“天下”。正方形的上下左右,是四个海,东西南北各一个,叫“四海”。人类居住的地,在四个海的当中,叫“四海之内”,简称“海内”。海内或天下的正当中,叫“中国”,即天下或四海之中的邦国。住在中国的,是诸夏或诸华,即华夏。东西南北的“非华夏民族”,细分则东曰夷,南曰蛮,西曰戎,北曰狄;统称则叫夷,或蛮夷,或夷狄。所谓“攘夷”,便包括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圆形之内叫天下,方形之内叫海内,方形之中也叫中国。

华夏与蛮夷或夷狄,差别主要在生活方式。按照《礼记·王制》的说法,东夷和南蛮“不火食”,即不吃熟食,生吞活剥;西戎和北狄“不粒食”,即不吃粮食,只吃肉类。至于服饰,东夷“被发文身”(被读如披,意思也是披),即披头散发,身上刺青;南蛮“雕题交趾”,即额头刺青,光着脚丫;西戎“被发衣皮”,即披头散发,不穿丝绸或麻布,披兽皮;北狄“衣羽毛穴居”,也是不穿丝绸或麻布,还住在洞穴里。其实还有吴和越,是“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即剪断头发,身上刺青,不穿衣服。 〔14〕

显然,华夏与非华夏民族的差异,是文化的。但在当时“中国人”眼里,却等于开化和不开化,文明和野蛮。

这并非没有道理。

事实上,用火、农耕、养蚕业和纺织业,都意味着生产力的进步。用火则熟食,农耕则粒食,养蚕则衣帛,纺织则衣布。因此,茹毛饮血,不吃粮食,不穿衣服,身披兽皮,不会盖房子,都是落后的表现。至于文身和刺青,则是原始时代的风气。所谓“被发文身,以像麟虫”,正说明这些民族还停留在生殖崇拜或图腾崇拜阶段,没有跨入文明的门槛。 〔15〕

文明是对野蛮的镇压,而这种进步是要有标志的。对于华夏民族来说,这个标志就是束发。因为对头发的约束,即意味着对自己的约束,而且是道德的约束。因此,断发和披发,都是不文明的,甚至不道德。赤身裸体和刺青文身,也如此。因为要显露刺青和文身,就不能穿衣服;而如果一丝不挂,暴露无遗,则体面何在,体统何存?

蛮夷,岂非不开化的野蛮人?

于是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便在华夏民族心中油然而生。正是这种文化优越感,让中原诸夏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周边民族,包括蔑视楚。

楚人的来历,现在已经说不清了。所谓“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是靠不住的。司马迁自己,也说他们“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比较靠得住的,是楚人的先君熊绎带兵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被封在“楚蛮”,号称“楚子”。子,未必就是子爵,反倒可能是“蛮夷之君”的意思。事实上《春秋》一书中,蛮夷或夷狄的酋长或国君,可是一律都称为“子”的。

由此可见,楚人虽然在西周初年就与中国发生关系,却并不被看作诸夏。楚人自己,也以蛮夷自居。楚的国君熊渠和熊通,就公开说“我蛮夷也”。他们这样说,目的是要称王。因为华夏各国的国君,只能称公称侯。能称王的,只有周天子。于是熊渠便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意思也很清楚:我们楚人既然是蛮夷,凭什么要按照你们中国的规矩来?熊通则更不客气,干脆自称武王,公然与周人的祖宗平起平坐,完全不把天下共主放在眼里。 〔16〕

这样看,尊王攘夷,楚也是重点打击对象。他们来争霸,岂非天大的笑话?

可惜这是事实。

我们知道,所谓“春秋五霸”,历来就有各种说法。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有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可见楚为春秋时期的霸主国,并无争议。实际上春秋刚刚开始,中原诸夏就已经感到了楚国的威胁。为此,郑国和蔡国在邓(疑在今河南漯河市境内)举行了盟会。这时的郑君是庄公。以郑庄公之强,尚且惧楚如此,其他诸夏可想而知。 〔17〕

郑庄公的恐惧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时的楚君,正是自称武王的熊通。这时的楚国,则正蒸蒸日上。他们早已控制了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视周边小国和蛮族部落为盘中餐、囊中物,对中原沃土也垂涎三尺,觊觎已久。武王在世时,汉水沿岸姬姓诸国便被楚人吞并已尽。他的儿子文王继位后定都郢城(今湖北荆州市),又先后灭掉申国(姜姓,在今河南南阳市)、邓国(曼姓,在今湖北襄阳市)、息国(姬姓,在今河南息县),征服蔡国(姬姓,此时在今河南上蔡县),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了郑国的家门口。

楚人似乎也不放过郑国,因为郑国是中原的枢纽和门户。于是,从文王到成王,楚人五次伐郑,非逼得他们跟自己亲善不可。最后一次,郑文公几乎就要扛不住了,打算向楚国投降。想当年,郑庄公与蔡国结盟,就是为了对付楚国。现在蔡国成了楚人的马前卒,他们还能依靠谁?

齐桓公。

不战而霸

郑国遭楚攻击两三个月后,齐桓公出手了。

楚成王伐郑,是在鲁僖公三年(前657)冬。第二年正月,齐桓公便联合鲁、宋、陈、卫、郑、许、曹组成八国联军,浩浩荡荡杀了过来。他们的做法,仍然是“吃柿子拣软的捏”,先拿投降了楚人的蔡国开刀。可怜那蔡,原本就是小国,当然不堪一击。打败了蔡国的联军乘胜前进,准备攻打楚国。

楚成王闻讯,便派了一个大使去交涉。

成王的照会很有名,是这么说的──

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

这话说得很客气,很委婉,很文雅,也很强硬。所谓“风”,就是雌雄相诱。动物发情时,雌性会散发特殊的气味,像风一样,雄性闻到就跑过去了。所以楚国的照会,翻译过来就是:君上您住在老北边,寡人我住在老南边。贵我两国相距千里,哪怕是牛和马谈恋爱,也跑不了那么远啊!没有想到君上您却大驾光临,来到敝国,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显然,这是在谴责齐国师出无名。齐国这边,管仲却代桓公回答说,我们出兵,是得到了授权的。你们该进贡的茅草没有到位,影响了王室的祭祀,所以寡人要来征讨。昭王南巡到了汉水就没有回去,所以寡人要来问问。

管仲的回答貌似有理,其实不然。得到授权?请问谁授的?管仲说是召公奭(召读如绍,奭读如是)。授权给谁?管仲说是太公望,也就是姜太公。他们是什么时候的人?周初。此刻是什么时候?春秋。这个授权,是不是也太久了一点?更何况,有当今天子的授权吗?没有。

攻打楚国的两条理由,也站不住脚。没错,当时诸侯各国,名义上都对周天子有义务。楚国的义务,是进贡一种茅草,以便祭祀的时候用来滤酒。这种茅草很久没有进贡,大约是可能的。但在春秋时期,许多诸侯都不怎么把天子当回事,这种事情也多了去,凭什么专拿楚国开刀?至于周昭王,是西周第四任天子。他南巡来到汉水时,汉水的人很讨厌他,就在过河的时候给了他一只漏船。这事早已过去三百多年,齐国现在来算什么账?

显然,什么“尔贡包茅不入”以及“昭王南征而不复”等等,都是借口。但在外交场合,不能把话说穿。于是楚使就说:过滤纸忘了送去,这是敝国寡德之君的罪过,今后岂敢不送?至于昭王为什么没有回去,请问问汉水之滨好了。

这就谈不拢。只能各自回去,准备打。

战争的准备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齐国的联军继续前进,楚军的统帅也来到阵前,并前去拜见齐桓公。桓公为了表示礼让,下令联军从楚国的北塞陉(读如刑,其地不详),后退到召陵(其地亦不详),并建议先搞一次阅兵式。

于是两人同坐一辆战车检阅部队。

退兵和阅兵,都是姿态。桓公的意思很清楚:只要承认齐国是老大,事情都好商量。因此,他就先唱高调,说这次起兵不过为了两国永远友好。楚帅也放低身段,说那正是寡君的愿望。但,当桓公耀武扬威,声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时,楚帅就寸步不让了。

楚帅的回答不卑不亢:君上如果以德服人,请问谁敢不服?如果一定要用武力,那么本帅也可以禀告君上,我们楚国可是以方城山为城墙,以汉水为护城河的。贵军虽然人多势众,怕是没有用武之地。

话说到这个份上,就只能各自算账。

齐国很清楚,楚国并不好惹。硬要开战,至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说不定还两败俱伤。楚国也很清楚,齐国要称霸,是挡不住的,自己也没资格争,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最后,两国签订盟约,各自收兵。

盟约的内容并未载入史册,已不可考。但楚人承认对周天子负有义务,承认“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供)给”,尊王的目的就达到了。楚人同意暂时不再对郑国死缠烂打,放慢进犯中原的步伐,攘夷的目的也算达到。方方面面都交代得过去,齐桓公当然见好就收。 〔18〕

然而桓公的霸业之基,却由此奠定。

五年后,齐桓公在葵丘(其地当在今河南兰考县)与宋、鲁、卫、郑、许、曹六国结盟,周襄王派人祝贺,史称“葵丘之会”,是齐国称霸的标志。 〔19〕

很清楚,没有前面的召陵之盟,就没有后来的葵丘之会,因此前者历来被看作桓公的得意之作,也被看作称霸中原的经典案例。一百一十八年后,楚灵王征得晋国同意,召开诸侯大会意欲称霸,仍表示要以召陵之盟为榜样。 〔20〕

可惜,这榜样十分经不起推敲。

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盟会,秦晋两国都没参加。这两个超级大国缺席,霸主的地位和盟约的价值,便要大打折扣。说白了,齐桓公不过半壁江山的霸主,他的成功也有太多的机缘巧合。事实上,当时王室衰微,晋国内乱,秦穆公敬而远之,楚成王又让了一步,齐桓公才如愿以偿。 〔21〕

所以齐桓的争霸,其实是“不争之霸”。真正的争霸,是后来的晋楚两国。那才是一部春秋史的主旋律。其间,包括宋襄公的图霸业,秦穆公的霸西戎,都不过小插曲。

那就来看晋楚之争。

真霸主晋文

开创晋国霸业的,是文公。 〔22〕

晋文公重耳是在齐桓公之后称霸的。如果说齐桓是“不战而霸”,那么,晋文便是“一战而霸”。这场战争,就是城濮之战。这在春秋时期,当然不是第一次战争,却是第一次大战。但开战和结局,则似乎在计划外。 〔23〕

战争的起因在宋国。

宋,也是一度想称霸的。城濮之战十一年前,齐桓公去世,五个儿子为争夺君位打成一团,齐国和诸夏同时失去重心。宋襄公想吃天鹅肉,便自说自话地摆出霸主的谱来。结果却是在盟会中被楚军俘虏,后来又因泓之战受伤而死,只在历史上留下了可能是五霸之一的虚名。

图霸不成的宋,也只好归顺了楚国。

图据《中国历代战争史地图集》

公元前632年初,晋文公进攻附楚的曹、卫,诱楚来援以解宋围。正月占卫五鹿,二月进至敛盂会盟齐昭公。三月攻占曹都陶丘。楚军不受调动,加紧围攻商丘。宋向晋告急。四月初楚军进至城濮,双方对阵。晋下军向楚右军猛攻,陈、蔡军一触即溃。晋上军佯装后退,待楚军追击突出,晋中军向其暴露翼侧攻击,断其退路,晋上军回头夹击。楚左军大部被歼,两翼均败退。

然而就在宋成公到楚国朝见楚成王的同时,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叛乱,雇佣狄军伐周。东周京城被狄军和叛军攻破,避难郑国的周襄王向秦晋两国求援。这时的晋文公虽然才刚刚即位一年多,却立即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他辞谢了驻扎在黄河边的秦国军队,带兵顺流而下,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一举打败狄军,消灭叛军,把周襄王送回了王城。

如此尊王、攘夷、平叛,当然是只有霸主才能做到的事情,不能不让宋人刮目相看。于是宋国仅仅依附了楚王两三年,就变卦反水,成为晋国的同盟。气焰正旺的楚人,当然不能容忍这等叛徒。成王立即命令他的令尹和司马出兵,并在第二年亲自出马,联合陈、蔡、郑、许四国军队围宋。

宋国告急。

接到求援信的晋文公拍案而起。事实上,宋国挨打,原本因为他们“叛楚即晋”,这是理;当年文公身为落难公子流亡国外,一路走来,卫文公无礼,曹共公无礼,郑文公也无礼,宋襄公却送给他车马二十乘(读如剩), 这是情。所以宋国大难临头,晋文公重耳于情于理都不能坐视不管。 〔24〕

当年追随文公四处流浪的一班文武老臣也很以为然。他们甚至认为,扬名立万,成就霸业,正在此一举。因为报恩和救难,是得人心的。至于策略,则是讨伐曹国和卫国。曹国刚刚依附楚国,卫国则方与楚人结为婚姻。这两个小弟挨打,做大哥的楚人一定会来救援,宋国也就解围。何况曹和卫都曾无礼,不打他们,打谁?

文公然其计。为此,他将父亲晋献公当年建立的上下二军,扩充为上中下三军。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春,晋文公侵曹伐卫。心惊胆战的卫成公请求结盟,晋国不同意;想去讨好楚人,本国不同意。卫国人的办法,是干脆驱逐了他们的这位国君,来取悦晋国。

曹共公就更惨。这个当年趁重耳洗浴之机偷窥其裸体的家伙,被攻入曹都的晋军活捉。就连鲁僖公也吓破了胆,竟然杀了派去保卫卫国的大夫,以此向晋国献媚。

楚军却并没有从宋国撤离。

宋国再次告急。

晋文公审时度势,设法让齐国和秦国加入了战争。楚成王也审时度势,决定退出战场。他对令尹子玉说,晋侯这个人,在外流浪十九年,什么苦没吃过,什么事没见过?老天爷给了他年寿,又给了他晋国。上天所赐,拿得掉吗?算了吧!离开宋国,也不要去追逐晋军。

可惜子玉是一个“刚而无礼”的家伙。他一再请战,定要与晋人决一雌雄,扬言以此堵住小人的嘴巴。愤怒的成王给了他少量军队,子玉便带着一百八十辆战车发动挑战。

晋军却撤退了。

撤退是有原因的,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晋文公重耳流亡时,不但受过宋襄公的恩典,也受过楚成王的款待。当时成王曾问:公子如果回国为君,准备拿什么来报答寡人?

重耳说,奴仆、姬妾、牺牲、玉帛,君上有的是;翡翠、牦牛、象牙、犀皮,贵国之所产。重耳能够报答的,大约也就是将来两军相遇时,退避三舍,以示礼让。如果退兵九十里后,君上仍然不肯宽恕重耳,也只好左手提着马鞭弯弓,右边挎着弓袋箭袋,与君上周旋。 〔25〕

此刻,晋文公就是在履行诺言。

言而有信,就理直气壮;后退一步,则海阔天空。两军还没开战,晋人就已经占了上风。然而子玉却不懂这个道理。他不顾众人反对,一路追到了城濮(卫地,在今河南范县),与晋、齐、秦、宋联军对阵。

四月二日,城濮之战爆发。时间是一天,结果是楚军一败涂地。楚成王闻讯,派人捎信给子玉说:大夫您如果回国,不知如何向父老乡亲交代?

于是子玉自杀。

大获全胜的晋文公来到郑地践土(今河南原阳县与武涉县之间),与齐、宋、鲁、蔡、郑、卫、陈七国之君举行盟会,史称“践土之盟”。想当年,齐桓称霸的葵丘之会,周襄王只是派人赐以胙肉(胙读如做,祭祀祖宗的肉)。践土之盟,则不但襄王亲自到场,还册封晋文公为“侯伯”,即诸侯之长。这可是既有文献记载,又有文物为证的。 〔26〕

春秋白玉出廓璧

两侧出廓各附有一夔龙作回首卷尾状,现藏于侯马晋国古都博物馆。

春秋玉龙

曲身回首龙形,以角、鳍等装饰。龙身两面纹饰相同,器边起沿,器体布凸起谷纹,应为祭祀礼玉,现藏于侯马晋国古都博物馆。

众星拱月,有证上岗,晋文堪称“真霸主”。

然而历史却仍在这里留下了伏笔,那就是秦国没有与盟。我们知道,城濮之战,秦国可是同盟军。为什么一个半月后的践土之盟, 同为战胜国的秦却不参加呢?难道秦穆公也是要争霸的?难道秦晋两国迟早要反目? 〔27〕

正是。

准霸主秦穆

秦穆公也是春秋五霸的候选人。

为什么说是候选人?因为对于所谓“五霸”,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一种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见于《荀子·王霸》;另一种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见于《风俗通·五伯》。

可惜这两种说法,都不靠谱。

事实上,所谓“五霸”,原本就是凑数。凑成五霸,则因为前有所谓“三王”(夏禹、商汤、周文)。有三王,就得有五霸,以表示今不如昔。而且,正因为有了三王五霸,才又编造出三皇五帝来(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一卷《祖先》)。

可惜,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三五成群,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比如宋襄公,身败名裂,怎么算得上一霸?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既在春秋晚期,又都偏于一隅,岂能与齐桓、晋文相比?

倒是秦穆公,可以一说。

秦穆公的身影,早已在本中华史第四卷《青春志》中频频出现。把公子夷吾送回晋国为君的,就是他和齐桓公。时间,则在葵丘之会的同一年。可见那时的霸主虽是齐桓,但秦穆也可以算作“副霸主”的。等到晋惠公夷吾驾崩,齐桓公也已去世,立公子重耳为晋君的,就只有秦穆公了。

因此,秦穆公是晋文公的恩人,而且是大恩人。也因此,晋文公终其一生,都不肯与秦穆公发生冲突。尽管鲁僖公二十九年秦晋联手伐郑时,秦穆公曾单方面撕毁协议,由助晋而改为助郑。这个故事,《青春志》也讲过。

但,文公之后,就两样。 〔28〕

鲁僖公三十二年(前628),晋文公重耳去世。秦穆公趁着晋人国内有丧无暇旁顾,派出百里孟明视(百里是氏,孟明是字,视是名)、西乞术、白乙丙三员大将东征,准备偷袭郑国,以便开始建立秦国的霸权。

不过这个局,却被郑国商人弦高给搅黄了。弦高贩货到周,路遇秦军,一眼看破他们的用心,便一面冒充郑国使节到秦营劳师,一面派人回国报信。郑穆公闻讯,又派人到宾馆对秦国的卧底说,诸位在敝国住得很久了,要不要到园子里打些麋鹿带回去?孟明视见郑国已有防备,只好改变计划,灭了滑国(姬姓,在今河南偃师县境内),班师回朝。

这件事引起了晋人的同仇敌忾。他们痛恨秦国“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晋和郑、滑都是姬姓),决定在秦军的归途进行伏击。继位的晋襄公披麻戴孝,把白色的丧服染成戎服的黑色,亲自率部痛击来犯之敌,直到全歼秦军,俘获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这才回国安葬文公。

据说,晋国的丧服从此变成黑色。

三员大将,则很可能会血溅军鼓。

救了他们一命的是文嬴。文嬴是秦国的公主、文公的夫人、襄公的嫡母、当朝老夫人。于是她便以这四重身份对晋襄公说:那三个家伙离间了秦晋两国关系,敝国寡德之君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君上何不满足一下寡君的愿望?

于是晋襄公放那三员大将回国。

事情完全如文嬴所料,秦穆公显示出霸主的气度。他身穿表示军败国辱的凶服来到国都之外,郊迎孟明视等人。秦穆公哭着说:委屈诸位了!这一次,都是寡人的罪过,诸位有什么错,有什么错呢?

于是孟明视任职如故。

没有证据表明,文嬴跟穆公通过信息,但就连晋国的大夫也料定结果会是这样。晋襄公后来也反悔,派兵去追。但追兵赶到黄河边时,那三员大将已在河中。孟明视在船上恭行大礼说:如果敝国寡德之君成全君上的仁爱,不以下臣军前衅鼓,那么,三年之后再来拜谢君上的大恩!

可惜两年后的秦晋彭衙之战,孟明视再次一败涂地。晋人甚至讽刺说:将军扬言三年之后要来拜谢寡君的不杀之恩,可真是说话算数呀!那就把贵军称为“拜赐之师”吧!

遭此奇耻大辱的秦穆公却没有气馁,孟明视也仍被重用。秦国君臣同心同德奋发图强,扩军备战厉兵秣马,终于在一年后就报仇雪恨。

鲁文公三年(前624),秦师伐晋,穆公亲征。渡过黄河时,他下令烧毁所有的船只,以示必死的决心。晋国君臣也知道秦师哀兵必胜,便采取“不抵抗政策”,皆守城不出。于是秦军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他们扫荡晋土,夺取晋地,祭奠了阵亡将士,这才回国。

一年后,秦穆公再接再厉,征服西戎。司马迁说,这时的秦“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29〕

那么,秦穆公可以名列五霸吗?

也行也不行。论能力和水平,他不在宋襄之下;论功德和影响,则应在阖闾和勾践之上。但他和宋襄公一样,都犯了严重错误。宋襄的错误,是杀活人做牺牲品;秦穆的错误,则是杀活人做殉葬品。鲁文公六年(前621),秦穆公驾崩,殉葬者竟多达一百七十七人,其中还包括三位秦国最优秀的人才。对此,当时的时事评论员甚至发表了长篇大论,认为秦穆公没能成为霸主是理所当然的。 〔30〕

秦公一号大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掘的最大古墓,墓内186具人殉,是中国自西周以来发现殉人最多的墓葬。依推断墓主人为秦景公。

以人为本,毕竟是周文明的精髓。

违背了人道主义精神的秦穆公只能与霸主无缘。不过平心而论,却不妨这样为他盖棺定论:比“真霸主”差,比“非霸主”强,介乎二者之间,接近于霸主。

那就算他“准霸主”好了。

穆公,是孝公之前秦国最重要的君主。穆公之后,终春秋一世,秦在国际舞台上都没有太精彩的表演。这跟桓公之后的齐差不太多。要听他们唱大戏,恐怕还得稍等片刻。现在占据舞台中心的,是另外两个超级大国。

这两个大国,就是晋和楚。

第三章

南方崛起

九头鸟

秦穆公去世前五年,楚成王也死了。

楚成王死不瞑目。

成王是楚国的第三个王。之前,有他的祖父武王,以及父亲文王。楚国的基业,就是他们祖孙三代创下的。至于成王本人,在位四十六年,亲眼看着齐桓和晋文相继称霸,宋襄和秦穆跃跃欲试,自己也当仁不让地积极参与。召陵之盟,与齐桓公分庭抗礼的是他;城濮之战,与晋文公一决雌雄的也是他;绑架宋襄公,又在第二年把宋军打得满地找牙的,还是他。春秋前期的争霸,处处都有他的痕迹和影子。

然而英雄一世的楚成王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竟会死在自己的亲儿子手上。

成王的儿子叫商臣。

商臣本是成王的太子。可惜成王跟许多有为或无为的君主一样,好色。妻妾成群又爱屋及乌的结果,往往是废嫡立庶,废长立幼,立储以喜。何况楚国原本就有传统,喜欢立年轻力壮的公子为君。这跟他们一贯好战好斗,专一与诸夏作对有关。年老力衰的君主,是领导不了这个尚武霸蛮之邦的。

于是,鲁文公元年(前626),楚成王决定废掉商臣,另立姬妾之子为储。这个消息后来得到了证实,商臣便去求教于自己的师傅潘崇。

潘崇问:让位服软,做得到吗?

商臣说:做不到。

潘崇又问:流亡国外,做得到吗?

商臣又说:做不到。

潘崇再问:那么,干一件大事,做得到吗?

商臣说:做得到。

这就是只有蛮夷才说得出的话了。宫廷政变,抢班夺权,诸夏的公子们也会做,但不会这么讲。只有楚人毫无顾忌。他们的身上流着蛮夷的血,根本就不把君臣父子那一套放在眼里,也不认为大逆不道是多么严重的罪名。

十月,主意已定的商臣带兵包围了王宫,逼楚成王自杀。成王提出吃了熊掌再死,也不被批准。成王无奈,只好自缢。但他吊死以后却不肯闭眼睛,因为拿不准这些不肖子孙会给自己上一个什么样的谥号。

谥号是最后的面子,死了也得要。

这事在葬礼之前就讨论了,最先定的是“灵”。这是“恶谥”。比如后来的晋灵公、郑灵公、陈灵公,便都是既为君不道,又死于非命。因此成王听了,便不肯闭眼睛。商臣等人无奈,只好改谥为“成”,成王这才满意地升天。

商臣即位,是为穆王。 〔1〕

穆王虽然弑君弑父,要算乱臣贼子,但列祖列宗的基业却在他手上得以拓展。穆王在位十二年间,灭江(在今河南息县),灭六(读如陆,在今安徽六安县),灭蓼(在今河南固始县),伐郑,侵陈,伐麇(读如君,在今湖北郧县),围巢(在今安徽巢县),干得有声有色。可以说,穆王去世时,是把一个即将成功的霸业,交到了儿子手上。 〔2〕

他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楚庄王。

楚庄王声色犬马。

没人告诉我们,庄王即位之初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只知道,三年之间,此君不理朝政,不出军令,一味地骄奢淫逸。大夫伍举忍无可忍入宫进谏,庄王却左手抱着郑姬,右手搂着越女,嬉皮笑脸坐在乐队中,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这可真如伍举所说,有只鸟待在高高的山上,三年不飞,三年不鸣。

请问这是什么鸟?

九头鸟。

是啊!按照庄王的说法,这只鸟“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如此以静制动蓄势而发,岂非生命力、创造力和破坏力都极强的九头神鸟? 〔3〕

实际上庄王心里很清楚,楚人的精神是“霸蛮”,楚人的心气是“不服周”,楚人的传统是“我蛮夷也”,而楚君的使命则是开疆辟土,抗衡华夏,图谋中原。这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必须付出毕生的精力。看来,他是想在大干一场之前先玩个够,然后收心。

收心之后的庄王果然一鸣惊人。头一年,他就联合秦国和巴国灭了庸(在今湖北竹山县)。三年后,又联合郑国侵陈侵宋,后来更命令郑国痛打背楚降晋的宋国。可见这时郑国已经变成楚的小弟,晋国则由于灵公被杀国内动乱,几乎无暇多顾。于是庄王一路凯歌,把队伍开到了周王室的眼皮底下,声称要在王畿之内搞军事演习。

楚庄王耀武扬威。

此时的天子已不是襄王,也没有齐桓和晋文这样的华夏霸主来护驾。外强中干的周定王摆不起架子,只好放下身段派王孙满去劳军。楚庄王则志得意满,竟向天子的代表王孙满问起九鼎的大小轻重来。

夏时期青铜器,山西太原许坦村出土。

商时期青铜器,湖南宁乡县黄村寨子山出土。

西周时期青铜器,河南洛阳出土。

鼎是所有青铜器中最能代表至高无上权力的器物。夏朝时青铜鼎的种类增多,商朝是我国青铜文化灿烂时期,西周青铜鼎种类更加丰富。鼎的制作和赠与也与商周时代贵族间婚媾、宴享、朝拜、会盟和铭功颂德等礼制活动紧密相关。

这实在是一件严重的事情。

我们知道,九鼎传为夏禹所铸,使用的青铜则来自天下九州,象征着夏对各部落国家和部落联盟的领导权。后来夏桀失德,九鼎迁商;殷纣失德,九鼎迁周。鼎之所在,即权力中心所在。楚庄问鼎,什么意思?

王孙满不能不义正词严。

决心捍卫王室尊严的王孙满告诉楚庄王:政权的合法性在德不在鼎,上天是视德授权的。现在周德虽衰,却天命未改。鼎的大小轻重,还是不问为好。

楚庄王听了,一言不发,收兵回国。 〔4〕

其实庄王心知肚明。什么“在德不在鼎”云云,全是扯淡。权力的获得,霸业的完成,不在鼎,也不在德,在力。他现在,不过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旦兵强马壮战无不胜,称霸就是迟早的事,没准还会夺了天下。

血染的霸业

楚庄的称霸,很艰难。

的确,如果说齐桓公是“不战而霸”,晋文公是“一战而霸”,宋襄公是“战而未霸”,秦穆公是“战而半霸”,那么楚庄王则是屡战而霸,血战而霸,苦战而霸。其中最惨烈也最悲壮的,是成就了庄王霸业的围宋之役。

说起来这场战争的祸端,其实在楚庄王。起因是有一次庄王同时派出两个使节,分别出使晋国和齐国。出使晋国的,要路过郑国;出使齐国的,要路过宋国。庄王却吩咐二人直接过境,不得向郑宋两国借道。

这就是蛮不讲理了。因为即便是周王的天使,哪怕路过蕞尔小邦,也要借道,以示对该国领土和主权的尊重。楚庄王不准自己的使节借道,岂非霸道?

没人知道庄王当时怎么想。只不过郑国在此刻,早已被打得服服帖帖,多半会忍气吞声。宋国则不同。他们在两年前,跟晋、卫、曹三国建立了攻守同盟。盟约规定,如果有谁被人欺负,当共救之,叫“恤病”;如果有谁背叛同盟,则共讨之,叫“讨贰”。这个条约,宋国执行得很到位,而且也只有宋国执行到位。以宋人之刻板叫真,岂能容忍楚国的此等行径?何况那位过路的使节申舟,以前还得罪过宋。

于是申舟叫苦不迭:郑国聪明,宋国糊涂,路过郑国的肯定没事,我死定了!

庄王却说:敢?他要杀了你,我就灭了他!

楚庄说这话,实在是太小看宋国了。一个士人,尚且可杀不可辱,何况是一个邦国?面对楚人的蛮横无理,宋国的执政华元说:途经我国而不借道,这是把我国看作他们的边陲小镇,等于是亡国。得罪楚人,引来兵祸,也要亡国。如果同样是亡国,那就宁肯死得体面而有尊严。

结果申舟被杀。

楚庄王闻讯,一甩袖子就往外冲,随从们追到前院才送上鞋子,追到宫门才送上佩剑,追到街上才扶他上车。气得发抖的楚庄王,下令立即发兵围宋。而九头鸟冲冠一怒,宋人是抵挡不住的。鲁国甚至赶紧表态,站在楚国一边。

被围的宋人依约向晋国告急。

然而让华元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晋国这回做了缩头乌龟。晋景公倒是打算救宋,却被一位大夫拦住。这位大夫说:虽鞭之长,不及马腹,这事我们管不了。上天正眷顾楚国,我们岂能争锋?是河流湖泊,就要容纳污泥浊水;是山林草野,就要藏匿毒蛇猛兽;是美玉,就一定隐含瑕疵;是国君,就必须忍受屈辱。这是天道,君上还是等等吧!

于是晋国按兵不动一箭不发,只派了一个名叫解扬的使节去安抚忽悠宋国。

可惜解扬路过郑国时,却被郑人抓获送进楚营。楚人用重金贿赂解扬,要他去送假情报。解扬三拒不成,只好答应。然而当解扬登上楼车向宋城喊话时,喊出的却是:宋国弟兄们顶住!我军全部集结完毕,马上就到!

上当受骗的楚庄王勃然大怒,下令要杀解扬。庄王对解扬说,出尔反尔,什么意思?非我无情,是你无信。上刑场吧!

解扬从容应对。

面不改色的解扬说,君能发布命令,叫义;臣能完成使命,叫信;以诚信实现道义,叫利。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哪有同时完成两种不同使命的?一个使臣受命而出,使命就是生命,又岂能被人收买?先前应付君上,只不过为了把寡君的话带到宋国。那才叫作守信!

于是庄王放解扬回国。

其实解扬喊不喊话都无所谓。事实上,到鲁宣公十五年(前594)的五月,楚人军粮已尽,也熬不住了,庄王只好下令收兵。

申舟的儿子却跪在了庄王的马前。

前面说过,申舟是明知必死无疑,也硬着头皮前往宋国的。他这样做,一方面固然因为王命难违臣道有责,另一方面也因为庄王夸下海口许下诺言。现在,申舟已慷慨赴死,庄王却言而无信,此话怎讲?

楚庄王无言以对,也无颜以对。

这时,楚国的另一位大夫出了一个主意:在宋国的郊野盖房子,修水利,开荒种地,而且说干就干。传递给宋人的信息也很明确:申舟之仇,非报不可。你们一天不投降,我们一天不走;一年不投降,一年不走;一辈子不投降,一辈子不走。反正我就跟你们杠上了,看谁扛得过谁!

宋人闻讯,举国震惊,欲哭无泪。因为从去年九月至今,宋都被围已八九个月,城中早已粒米无存。国人只能交换孩子杀了吃掉,拆解尸骨作为燃料,哪里还能再坚守?

此刻,请问谁能救宋?

也只有他们自己。宋国执政华元挺身而出,半夜三更潜入楚营,把楚军统帅子反从床上叫起来。华元说,寡君派元来实言相告:敝国弹尽粮绝,只能易子而食,析骸以炊。但即便如此,要我们签订城下之盟,则无异于亡国,断然不能。如果贵军能够后退三十里,惟命是从。

现在轮到楚人震惊了。他们退军三十里,与宋国签订了条约,相约“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并以华元为人质。至此,鲁、宋、郑、陈皆从楚,楚霸业成。 〔5〕

但,这是怎样的霸业!

两笔账

围宋之役,有两个邦国的态度值得玩味。

这两个邦国,就是晋和郑。

照理说,晋国是应该救宋的。这不但因为晋宋之间有盟约,也因为晋楚两国有如冷战时期的苏美,既是霸权的代表,又是争霸的劲敌。实际上楚庄王称霸之难,就在于有晋。我们知道,春秋时期有条件、有资格、有能力争霸的邦国,不是五个,而是四个,即齐、楚、秦、晋。其中,晋国又最霸道。从文公创霸,襄公继霸,到厉公复霸,悼公定霸,霸权二字始终不离晋国,伴随他们走完春秋。

晋,是楚的死对头。

不过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晋国维持霸权之难,就在于有楚。楚,是从华夏诞生霸主之日起,就强行掺和进来的。跟齐桓公争霸的是他们,跟晋文公争霸的也是他们。所以,无论于情于理,于义于利,晋都应该抗楚援宋。

那么,晋国为什么作壁上观?

因为邲之战。

邲之战,是城濮之战后晋楚两国的第二次大战。它的故事,我们在《青春志》中已经讲过,这里要说的是背景。背景,就是春秋的争霸跟战国的兼并不同。战国,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灭掉一国是一国,吞并一家是一家。春秋却像黑社会掰手腕抢地盘,谁的小弟多,谁就是老大。小弟的想法也很简单,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大哥。郑国大夫子良就说,反正晋楚两个大国都是不讲道德只讲武力的,那就谁打过来我们跟谁吧!大国都不讲信用,我们守什么信? 〔6〕

可惜中小邦国做墙头草的结果,是挨打的次数更多。因为没有哪个大哥会纵容小弟叛变,也没有哪个小弟会连巴掌都没挨过,世面都没见过,就乖乖地跟了某个大哥。何况跟了以后也不消停,得在大哥身边鞍前马后。结果是什么呢?不服软,要挨打;服了以后转变立场,也要挨打;服了以后不转变立场,则要跟着去打别人。如果是中等邦国,则还可能仗势欺人,欺负一下小国,顺便捞点油水。

因此,中小邦国卷入战争的次数,不会少于大国。比如春秋时期,郑国参战的次数是七十二,宋国是四十六。这些战争,有的是自卫,有的是侵略,有的是因为要服从霸主的命令,还有的是因为左右摇摆。

摇摆也不奇怪,因为没有谁永远强势,永远胜利,永远是老大。比如城濮之战晋胜,邲之战就是楚胜。一方胜利后,另一方的小弟,就会自动或被动地臣服和依附于胜利者。失败的大国当然不干,就要教训这些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小弟。小弟扛不住,又归顺原来的老大。新的老大当然也不干,就要来找他们算账。这个账当然总也算不清,最后只好两个大国再打一仗,算总账。

这就是所谓“晋楚争霸模式”。夹在当中两边挨打的,只能是中小邦国。 〔7〕

郑国就是如此。

说起来郑在春秋早期,也是一条汉子。但到楚庄王时代,却已是没毛的凤凰不如鸡。鲁文公十七年(前610),郑国虽然追随晋国、伙同卫国和陈国伐宋,但晋国仍然怀疑他们与楚国私通。郑国无奈,只好写信向晋国再三解释,那语气简直就是哀鸣。信的最后说,“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难道是我们的罪过?大国如果总是不能体谅,那我们小国真是走投无路了。 〔8〕

可惜大国从来就不体谅,而中小邦国也不能不替自己打算。两年后(前608),宋国由于被晋国痛打,从了晋。郑国跟宋国是世仇。宋国从晋,郑国就从了楚。陈国和蔡国历来是宋国的跟班,于是陈国也从了晋。楚庄王见陈国和宋国叛变,就起兵侵陈侵宋。晋国为了救陈救宋,则起兵伐郑。楚国为了救郑,在北林(今河南新郑市)跟晋军打了一场遭遇战,俘虏了晋国大夫解扬(后被释放)。郑国则在第二年(前607)奉楚国之命伐宋,大获全胜,还俘虏了宋国执政华元(后来逃走)。

这下子晋国火冒三丈,一连几次伐郑,一直打得郑国投降。郑国与晋国结了盟,楚国当然要教训他。于是从鲁宣公三年(前606)起,楚国接二连三伐郑,也一直打得他投降。不过这回郑国服楚以后又叛楚。楚庄王岂能容他,便在鲁宣公十二年(前597)春天将郑都团团围定。

于是被围的郑人进行了占卜,然后在太庙里和城墙上放声大哭。三个月后,郑都沦陷。郑襄公光着膀子牵着羊,递交了投降书。前来救援的晋国三军咽不下这口气,与楚军开战,也被打得一败涂地。而这场战争,就是邲之战。

有邲之战,才有宋之围。实际上,楚庄王围宋之前,晋景公已在同一年伐过郑了。只不过没有真打,而是陈列部队,耀武扬威。晋人公开的说法,是要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实际情况,多半是被楚人打怕了。所以,围宋之役,晋国袖手旁观,郑国则甘当楚国的马仔。

邲之战开战前,楚军三名士兵驾一辆战车冲向晋军方阵,杀一人取其左耳,生俘一人而还。途中战车上的弓箭手射杀一头鹿,献给身后追赶的晋国将领,最后全身而退。

楚国士兵高超的车战技巧令人叹为观止,而表现出的翩翩风度,则宣告着楚国开始按周礼行事,不再是蛮夷国家。

邲之战是一个转折点。一方面,楚国成就了霸业。今后的历史,将是晋楚继续争霸。这是一笔账。另一方面,则是晋国开始联吴,楚国开始联越。这是另一笔账。晋与楚是对手,吴与越是世仇。他们的背后,又有齐与秦。齐国常常帮助晋国,秦国则往往帮助楚国。齐助晋,秦助楚,结果是培养出两个大霸国。晋联吴,楚联越,结果是培养出两个小霸主。有了他们,争霸战争的戏码将变得更加惊心动魄;而华夏文化的雨露,也将滋润到长江下游。 〔9〕

这两个小霸主,就是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

阖闾伐楚

阖闾称霸,是在楚庄之后八十八年。

这当然是楚庄王想不到的。他想不到,他的儿子共王也想不到。否则,庄王没准就会成全了巫臣和夏姬,共王也不会听任子重和子反杀光巫臣的族人,瓜分巫臣的财产,逼得巫臣成为死对头(故事详见《青春志》)。

总之,叛逃到晋又家破人亡的楚国大夫巫臣为了报仇雪恨,不但鼓动晋国联吴,而且亲自带着兵车到吴国,担任吴军的教官,教他们车战,教他们布阵,教他们反楚。 〔10〕

吴国勃然兴起。

巫臣的叛楚助吴,有那么重要吗?有。事实上,吴国虽然号称周文王两位伯父之后,其实却是蛮夷,与中原诸夏并无交往,文化相当落后,在国际社会中也没有地位。他们作为长江下游的水乡之国,以舟船逆流而战,亦非上游楚国之对手。然而巫臣使吴之后,吴人不但有了靠山,而且有了陆军,便对楚国不再客气。他们舍舟登陆,由淮南江北俯楚之背,楚国的东北部从此再无宁日。 〔11〕

吴国崛起的同时,楚国却开始内乱。

楚之乱,是从公元前546年的弭兵大会之后开始的。这次大会,楚人虽然争得了歃血的优先权,却也由此盛极而衰。最早,是康王的弟弟王子围谋杀了当时的楚君郏敖,自立为君,这就是楚灵王。此君的骄奢淫逸和专横跋扈,我们在《青春志》中已经领教过了。结果是,当灵王在州来(今安徽凤台县)阅兵围徐威胁吴国时,国内发生动乱。乱党杀死了灵王的太子,灵王的部队则在闻警回国的路上撇下君王一哄而散,逼得灵王只好孤零零地自己吊死。

灵王死了以后,楚国继续动乱。统治集团自相残杀的结果,是公子弃疾夺取了王位,改名熊居,这就是楚平王。正是这位平王,给吴国送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帮手,也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劲的敌人,最后弄得楚国一败涂地。

这个劲敌,就是伍子胥。

伍子胥名员(读如云),字子胥。他的祖父,就是辅佐楚庄王称霸、支持楚灵王上台的伍举。伍举的儿子是伍奢,伍奢的儿子是伍尚和伍员(子胥)。但伍奢的运气显然不如伍举。伍举辅佐的楚君,庄王是霸主,灵王是枭雄。伍奢事奉的平王,却是混蛋。这个混蛋先是受人怂恿,霸占了原本为太子迎娶的女人;然后又听信这奸人的谗言,要杀太子,以及太子的师傅伍奢全家。为此,平王抓住伍奢做人质,声称只要伍尚和伍员回来,就免伍奢一死。

伍尚和伍员,回还是不回?

很难抉择。不回,等于见死不救;回,则肯定同归于尽。这一点,就连傻子都看得明白。于是哥哥伍尚对弟弟伍员说:你快走,我去死。父亲危在旦夕,总要有人尽孝;我家惨遭不幸,总要有人报仇。依你我的能力,我能送死,你能复仇。兄弟你好自为之,你我各尽其责。

结果,伍尚和伍奢被杀,伍员则逃往吴国。 〔12〕

这时的吴王,是僚。但伍子胥很快就看出,王僚其实帮不了自己。反倒是蛰伏已久的公子光,必将取僚而代之。为此,伍子胥替光找到了一位杀手,自己则暂时隐居起来。鲁昭公二十七年(前515)四月,也就是伍子胥逃到吴国的第七年,公子光趁吴国出兵伐楚,国内空虚,发动了宫廷政变。吴王僚在宴席上被伍子胥收买的杀手刺死,公子光自立为君,是为吴王阖闾。 〔13〕

阖闾决定与伍子胥联手倒楚。

子胥为阖闾定下的战略,是先打运动战,再打歼灭战。伍子胥说,楚国的执政,人多嘴杂,离心离德,还都不负责任。请君上组建三支军队,分别在不同的时候从不同的地方进行突然袭击。第一支部队出击时,楚军必定倾巢而出。敌军一出动,我军就撤退。敌军撤退,我军第二支部队就从另一个地方出击。敌军又会倾巢而出,我军再撤退,然后在第三个地方出击。总之,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打疲劳战和消耗战,永远摸不清我军的意图和动向。这样用不了几年,楚军就会被我们拖垮。那时,吴国三军齐发,便可一举成功。

阖闾采纳了伍子胥的建议,楚军也果然疲于奔命。仅鲁昭公三十一年(前511)一年间,他们就至少奔走于六(今安徽六安县)、潜(今安徽霍山县)、弦(今河南息县)等地,伍子胥的策略成功了。 〔14〕

与此同时,楚人也在自取灭亡。

我们知道,阖闾即位时,楚平王已经去世。继位的昭王是个孩子,哪里会治国?也根本听不进良言。楚国的执政令尹子常,则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蔡昭侯朝楚,子常向他索要玉佩。蔡侯不给,子常就把他扣留软禁了三年。唐成公朝楚,子常向他索要好马。唐侯不给,子常也把他扣留软禁了三年。蔡人和唐人无奈,只好交出玉佩和好马。但虎口脱险后,蔡侯就一状告到了晋国那里。晋国不肯受理,便又求教于吴。原因很简单:“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 〔15〕

自作孽不可活,伐楚的时候到了。

鲁定公四年(前506)冬,吴王阖闾联合蔡国和唐国大举进攻,步步为营深入楚境,从淮河打到汉水,从小别山打到大别山,再打到柏举(今湖北麻城县)、清发(今湖北安陆县)、雍澨(澨读如士,今湖北京山县)。

楚军节节败退,吴军则锐不可当,直逼郢都。子常一败再败逃往郑国。昭王闻风丧胆逃往云梦。吴军将领大模大样地住进了楚国王宫。如果不是后来秦国出兵,越人袭吴,吴国又发生了内乱,楚人差一点就会亡国。 〔16〕

伍子胥总算报了仇。 〔17〕

当然,阖闾也称了霸。可惜他这个霸主,堪称昙花一现。因为十年之后他就兵败身亡,吴国也很快被灭。从称霸到亡国,他们只风光了三十三年。

这又是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夫差亡国

吴亡,是在鲁哀公二十二年(前473)。

灭吴之人,是越王勾践。

亡国之君,是吴王夫差(读如拆)。

这是一个霸权大国的瞬间陨落和彻底灭亡。从此,历史的舞台上再也不会出现他们的身影。实际上这时春秋已经结束,只剩下余音袅袅。而另一个超级大国晋,则即将被赵魏韩三家瓜分。吴国之亡,可谓时当末世之秋,乱世之始。历史传递给我们的,又会是怎样的感觉? 〔18〕

悲壮,还有凄凉。

凄凉之情笼罩着吴国国都姑苏城。事实上从鲁哀公二十年(前475)起,吴都就被越军团团围定。如果说当年楚庄王的围宋之役,还只是扬言要在宋都郊外盖房子,那么,越王勾践的伐吴,却是当真筑起了城墙。 〔19〕

这下子,几乎谁都知道吴国要亡了。晋国的执政赵无恤(亦即赵襄子),甚至把自己的饮食规格降到比死去父亲还低,以表示对一个邦国即将灭亡的哀悼。

无恤的家臣楚隆,则专程前往吴国送达慰问。

楚隆说:敝国寡德之君的老臣无恤,谨派卑微的陪臣楚隆,前来为他的不恭赔礼道歉。贵我两国先前确实有过盟约,誓言“好恶同之”。现在贵国蒙难,无恤并不敢推卸责任,只不过今日之事,实在不是敝国力所能及的。

夫差跪下来磕头说:寡人无能,没有事奉好越国,让贵大夫操心,愧不敢当!然后站起来送上礼物说:勾践是要让寡人生不如死,要让寡人不得好死啊!

说完这些需要使节传达的外交辞令,夫差又苦笑着对楚隆说了一句私房话:

快淹死的人,肯定会笑吧? 〔20〕

这笑,凄厉瘆人。

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的确,夫差原本不会败,吴国也原本不会亡,因为越国根本就不是对手。没错,在鲁定公十四年(前496)的槜李之战(槜读如醉,在今浙江嘉兴市)中,越王勾践不但大败吴军,还让阖闾受伤身亡,可谓第一次亮相就出手不凡。但是战败的吴人并没有气馁。接过阖闾战剑的夫差甚至命令部下站在院子里,只要自己进出,就大喝一声:夫差,你忘了杀父之仇吗?

夫差则一定肃然回答:不敢!

这时的夫差,是刚毅的,果敢的,奋发图强和天天向上的,他又怎么会亡国?

骄狂放纵,刚愎自用,好大喜功。

实际上夫差曾经兑现了自己的诺言。鲁哀公元年(前494),吴王夫差大败越军于夫椒(当在今浙江绍兴市境内),兵临越国国都会稽城下,越王勾践带着甲士五千人退守会稽山,几乎连招架之功都没有。这个时候,只要夫差再接再厉,亡国的就是越,不会是吴。

然而夫差却选择了放手。他牛皮哄哄地对伍子胥说,如果灭了越国,将来寡人搞军事演习,谁当观众? 〔21〕

这就是骄狂了。

骄狂的结果必定是自我膨胀。在夫差看来,先王打败了楚国,自己打败了越国,吴国当然“老子天下第一”。要称霸,就得经营北方,让中原诸夏服服帖帖。蕞尔小邦越,不过大年三十的一盘凉菜,有没有它都过年。

于是,夫差不惜穷兵黩武大动干戈,北上伐陈,伐鲁,伐齐;又不惜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在邗江边筑城挖沟,连通了长江与淮河。 伐齐之后两年,他甚至不肯等到庄稼成熟就迫不及待地带领三军北上,与诸侯会盟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县)。为此,他在宋鲁之间开通河道,连接起沂水和济水。 〔22〕

夫差踌躇满志。

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此时的越国,早已完成了自己的复兴计划,单等夫差犯大错误。

这一点,其实早就有人看出。夫差与越媾和时,伍子胥就说越国一定会“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伐齐时,伍子胥又告诫夫差“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可惜夫差听不进去,还赐给伍子胥一柄宝剑让他去死。 〔23〕

如此忘乎所以一意孤行,当然只有死路一条。蓄谋已久的越王勾践,也当然不会放过乘虚而入的大好机会。事实上,当夫差趾高气扬前往黄池,与晋定公争当盟主时,吴国国内只留下了守国的太子和老弱病残。于是勾践便在他背后狠狠地插了一刀。当年六月十一日,越军兵分两路,大举伐吴。二十一日,越人大败吴军,俘虏了吴国太子。二十二日,越军攻入吴都。 〔24〕

这时的夫差,却仍在做他的霸主梦。他甚至一连亲手杀了七个国内前来报信的人,以防吴国兵败的信息泄露。然而在七月六日的盟会上,晋国大夫还是从他的脸色上看出了问题,坚持不肯让步。夫差的霸主梦,成了一枕黄粱。 〔25〕

称霸不成的夫差匆匆回国与越议和。

勾践放过了他。夫差也以为越人既已捞回面子,就应该心满意足。于是黄池之会以后,夫差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又做起和平梦来。这在夫差,也许是因为忏悔自己的好大喜功,要与民休息;或者是心灰意懒,要安享晚年。可惜越国君臣并不这么看。在他们看来,夫差的放弃战备,更是灭吴的大好机会。越国大夫文种甚至对勾践说,臣不用占卜,就知时机已到。 〔26〕

越王勾践笑了,他的心里当然也很清楚。而且这一回,他绝不会像夫差那样贪图虚名心慈手软,一定要置吴国于死地。

因为勾践不是夫差。

勾践灭吴

勾践与夫差,有什么不同?

夫差天真,勾践残忍。

越王勾践的名字,在华人圈内可谓耳熟能详,尽人皆知。他那“卧薪尝胆”的故事,常常被当作励志的案例口口相传。然而这是可疑的。不但《左传》和《国语》均无记载,就连司马迁也只说了尝胆,没说卧薪。 〔27〕

事实上关于勾践的可靠史料并不多。《左传》中只有寥寥几笔,《国语》的记载便已多疑团,《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书,《吴越春秋》更不靠谱。《左传》、《国语》之后坊间流传的种种故事,包括大名鼎鼎的色情间谍西施,更是民间传说和文学想象,姑妄听之可也,信以为真不行。

但可以肯定,勾践非同凡响。

勾践是第一位越王,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越王。因为勾践之前,越君并未称王;勾践之后,诸王毫无业绩。从这个意义上讲,越国的历史,就是勾践的历史;越国的故事,就是勾践的故事。

实际上勾践之前的越国,其历史几乎一片空白;勾践之前的越军,在世人眼里也只算小股土匪。所谓“允常之时,与吴王阖闾战而相怨伐”, 不过相互摩擦。就连越军趁吴人伐楚之机袭吴,估计也就是骚扰了一把,所以《春秋》和《左传》都只一笔带过,没留下翔实的记载。 〔28〕

然而允常去世后,勾践的亮相就让天下刮目了。

亮相是在槜李之战。

这是勾践即位后的第一战,也是越国对吴的第一次胜仗。正是由于这一仗,越国君主的名字也才得以第一次出现在正史,开始引起中原诸夏的注意。其实这时的越国,根本就不是吴国的对手。刚刚战胜了霸权大国楚的吴王阖闾,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之所以趁越国新丧之机伐越,大约是想把这些捣乱分子一举剿灭,从此落个清静吧!

可惜阖闾看错了人。

是的,勾践根本就不按牌理出牌。前面说过,春秋的战争,是两军对垒,列阵而战。像宋襄公那样的,还要遵守规则,讲究礼仪。这种打法,越军当然不行。勾践的第一招,是先发制人,组织敢死队冲锋陷阵,一再挑战,结果训练有素的吴军阵营严整,纹丝不动。勾践便使出第二招,让罪人们在阵前排成三行,每个人都把剑架在脖子上,一齐向吴军喊话说:两国君王交战,我等触犯军令,不敢逃避刑罚,谨此自裁谢罪!说完,齐刷刷地集体自杀于吴军阵前。

吴军哪里见过这种阵仗,当时就看呆看傻了。越军趁着吴军发愣,呼呼啦啦冲了过去。吴军猝不及防,当场溃败,稀里糊涂就输了战争。 〔29〕

如此狠招,也就勾践使得出吧?

也许,作为弱国和小国,勾践只能打“超限战”。但作为礼仪之邦的华夏邦国,再小再弱,恐怕想都不敢想。这是只有心狠手辣之人才做得出的。

实际上勾践的所谓“罪人三行”,很可能就像二战后期日本军国主义的神风队员,是真正的敢死队。墨子就说,勾践训练军队时,为了考验他们的勇猛,故意放火烧船,同时擂鼓命令前进。结果,越军将士前赴后继赴汤蹈火,死在火里水里的不计其数。墨子距离勾践时间并不久,他的话应该多少有些根据。 〔30〕

勾践也很懂得恩威并用。在灭吴战争中,他是这样带兵的:第一天,三军将士列队完毕,勾践在军鼓声中走到阵前,先将犯罪分子斩首示众,然后宣布父母年迈又没有兄弟的,回家赡养父母。第二天,又杀一批罪犯,然后宣布兄弟数人都在军中的,自己挑选一人回家。第三天,又杀一批罪犯,然后宣布眼睛不好的回家养病。第四天,又杀一批罪犯,然后宣布体力不支智力不高的统统回家,不必报告。第五天,再杀一批罪犯,然后宣布:所有自愿留在军中的,如果上了战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本人杀无赦,妻子为妾为奴。于是全军将士,人人都有必死的决心。 〔31〕

越国的虎狼之师,就是这样炼成的。

这样看,勾践在报仇雪恨之前一直对夫差卑躬屈膝,并不奇怪。他把吴都整整围了三年,也不奇怪。拒绝吴国投降,毫不留情地灭国,就更不奇怪。据说,吴王夫差曾派人向勾践求和。夫差说,当年寡人听从君上您的命令,没敢断了越国的祭祀,现在能不能也不要毁了敝国的宗庙和社稷呢?勾践却冷笑一声回答说,当年上天把越国赐给吴国,吴国不肯接受,如今寡人又岂敢对抗天命?君上如果需要养老,寡人倒是把地方准备好了。 〔32〕

心高气傲的夫差只好自杀。

夫差死了,吴国亡了。勾践要杀的,就只有自己人。这一点,他的得力助手范蠡(读如李)比谁都清楚。于是范蠡大夫逃离了越国。临走前,范蠡写信给同事文种大夫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先生快走。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最早的出处就在这里。

可是文种没有走。

果然,做人没有底线的勾践送去了自己的佩剑,并一脸无耻地对文种大夫说,先生教给寡人伐吴之术一共七种,寡人只用了三种就灭亡了吴国,还有四种在先生手里,要不要到先王那里在自己身上试试?

文种也只好自杀。 〔33〕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句名言,用在勾践身上或勾践的时代,难道果真是应验的? 〔34〕

是。因为礼坏乐崩。

第四章

礼坏乐崩

南方,北方

灭吴以后,勾践也称霸了。

这是最后的霸主。据《史记》,胜利了的越王勾践带兵北渡淮河,与齐、晋诸国国君会盟于徐州(在今山东滕州市东南)。周元王也来凑热闹,派人赐以胙肉,封为侯伯。由于有周天子的认证,勾践可谓“真霸主”。相比较而言,吴王阖闾则只能算是“准霸主”。 〔1〕

可惜此事《左传》和《国语》同样没有记载,因此勾践这个真霸主,反倒比阖闾那个准霸主还可疑。其实这一点并无所谓。因为此时不但王权时代已经过去,就连霸权时代也进入尾声。即将开始的,是强权时代。勾践之霸,乃一个时代的强弩之末。他的子孙无所作为,也不奇怪。

但,把不同版本的春秋霸主排在一起,则是有趣的: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称霸;

公元前639年,宋襄公图霸;

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称霸;

公元前623年,秦穆公称霸;

公元前594年,楚庄王称霸; 〔2〕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称霸;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称霸。

这七个人,宋襄公其实不能算数。剩下的六个,前三后三。前三,齐桓、晋文、秦穆,都在北方;后三,楚庄、阖闾、勾践,都在南方。因此春秋的争霸可以分为两段,前半段是北方的时代,后半段是南方的时代。 〔3〕

南方三霸,都是蛮夷。

不过蛮夷跟蛮夷,也有区别。楚与中原诸夏发生关系最早,西周初年就已受封,春秋之始已是南方之强,后来更成为天下霸主,便由蛮夷变成华夏。楚在南方崛起最早,与他们接受中原文化不无关系。

吴的兴起则晚得多。他们要到楚庄王称霸以后,才开始在历史舞台上露脸。而且如前所述,这还要拜楚人的错误所赐。他们若不逼反巫臣,又哪有吴人的日新月异? 〔4〕

但即便如此,吴人直到春秋晚期也仍是蛮夷习俗,依然断发文身,更无礼乐可言,甚至还会闹出笑话来。 〔5〕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吴王夫差联合鲁国讨伐齐人,战于艾陵(今山东泰安市)。夫差为了对鲁国司马州仇表示欣赏,竟赐给他盔甲和宝剑。州仇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应对。因为按照华夏礼仪,君赐臣剑,是要臣下自尽。最后还是孔子的学生、外交官子贡出来打圆场,代这位鲁国司马答谢,说“州仇奉甲从君”,这才应付过去。 〔6〕

《荀子·王霸》中关于五霸说法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史记》中的说法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宋襄公。

越的文化更落后,是“断发文身”兼“徒跣不履”,也就是头发剪短,身上刺青,光脚不穿鞋,语言与诸夏更不相通。他们参与国际性角逐,是在春秋晚期,而且一开始只是楚人的跟班,名次还排在顿国、沈国和徐国的后面。 〔7〕

范蠡的自述就更为凄凉。

灭吴之战,勾践围吴三年,吴人不战而败。吴王夫差派王孙雒(读如洛,亦同洛)前去求和,范蠡却拎着鼓槌提着战鼓去应对。王孙雒一看这架势,就知道大事不好。于是王孙雒说:尊敬的范先生范大夫啊,助天为虐不吉祥。如今吴国的稻子被螃蟹吃得连种都留不下,贵国就不怕不祥吗?

范蠡则不无悲愤地回答说:亲爱的王孙大夫啊,我们越国的先君,在周天子那里连个子爵的地位都得不到,这才躲到东海之滨,与蜥蜴、鳄鱼、虾蟹、龟鳖为伍,像青蛙一样生活。我们虽然很惭愧地长了一张人脸,其实跟禽兽没什么两样,哪里听得懂你说的那些人话呢? 〔8〕

看来,越人不但文化落后,还因此受过歧视。

然而天意从来高难问。越、吴、楚,虽然一个比一个文化落后,一个比一个更是蛮夷,但国运的兴衰,霸权的兴替,却像老百姓堆柴火,后来者居上。先是吴胜楚,后是越灭吴。吴胜楚,是在楚灵王死后不过二十三年;越灭吴,也只在阖闾死后二十三年。无乃过速乎?无乃神奇乎?

齐、秦、晋做不到的,吴做到了;楚做不到的,越做到了。蛮夷小邦的勃然兴起,真是锐不可当。难道世事的变化真如民谚所云,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难道后起之秀吴和越,真是“秤砣虽小压千斤”?难道一个邦国或族群,文明程度越高,就越是斗不过那些蛮族?

难讲。

的确,蛮族是有可能创造或改写历史的。比如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套拼音字母的腓尼基人,创造了希腊文明的多利亚人,征服过埃及、吞并了新巴比伦王国的波斯人,创造了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人,便都曾经是蛮族。

事实上蛮族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又霸又蛮。他们血气方刚,生机勃勃,初生牛犊不怕虎,没那么多清规戒律和陈词滥调,也未必都按牌理出牌。

所以,希腊被马其顿征服,马其顿被罗马征服,罗马则被文明程度更低的日耳曼诸族所灭。也所以,夫差见了勾践,就像宋襄公遇到了楚成王,有理说不清。越能胜吴,确实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不过,吴国这颗冉冉升起又很快陨落的新星,固然堪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夜之间跳了龙门的越国同样难逃一死。最后真正强大起来的,不是越,更不是吴,甚至不是晋,而是齐、秦、楚。 〔9〕

这实在意味深长。

黄河,长江

不妨再看春秋诸霸。

春秋诸霸有三个特点。第一,除晋国外,都不姓姬。齐姓姜,宋姓子,秦姓嬴,楚姓芈(读如米)。吴号称姓姬,越号称姓姒(读如四),其实无姓。第二,除晋和宋在中国(中原)外,其余都在边缘。齐在东夷,秦在西戎,楚在南蛮,吴和越在百越。第三,称霸的顺序,是先黄河后长江。具体地说,是先在黄河下游(齐),然后黄河中游(晋和宋),然后黄河上游(秦),然后长江中游(楚),最后长江下游(吴和越)。

这可堪称“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连接起黄河长江的,是晋和楚。实际上从晋文公到楚灵王,霸主的位子基本上是由晋楚两国轮流坐庄的。这一百年间的历史,又可以分为晋国主霸、晋衰楚强、晋楚相争、晋霸复兴、晋楚共霸五个阶段。其间,由于楚人北上争霸,晋国的霸主地位只能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同样,由于晋国南下联吴,楚国也扩张受阻,野心难以实现。 〔10〕

这才有了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的弭兵大会,中原地区暂时获得了和平。历史的舞台,则从黄河流域南移到长江流域。演出的大戏,也由齐、宋、晋、秦、楚“五侯争霸”,变成楚、吴、越“三国演义”。

所以,楚人北上争霸,晋国南下联吴,都意义重大。

意义不仅是政治和军事的,更是文化的。我们知道,作为春秋诸霸中唯一的姬姓大国,晋人实际上是两周文明、华夏正宗和传统文化的代表。吴国虽然自称姬周之后,却其实可疑,因为谁也拿不出证据。相反,他们“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却是事实。可见,就算吴人的先君太伯和仲雍是姬周,也早被蛮夷同化,因此“弃在海滨,不与姬通”。 〔11〕

铜俑出土于广州,高4~5厘米,全身赤裸仅以布缠绕腰际,被中原视为蛮夷。

问题是几百年过去,他们都一直不与姬通,现在为什么通了?因为深知落后就会挨打,这才锐意学习中原诸夏。吴王寿梦的第四个儿子季札,甚至专程前往保存两周礼乐最完整的鲁国,在那里观摩学习,对周礼周乐顶礼膜拜,其热情一如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于是到阖闾的时代,吴国的文明程度竟然已经“比于诸华”, 跻身于华夏民族之林了。 〔12〕

吴国的崛起,并非没有原因。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发展中的族群对先进文化的向往,也理解了他们为什么要自称姬周胄裔。那与其说是对自己历史的远古记忆,不如说是对华夏文明的身份认同。同样,我们也能理解诸姬、诸夏、诸华为什么会认可吴人的说法,那其实是对自己文化和文明的自信和自豪。

一个秘密,也由此部分地揭晓。

我们知道,中华文明的一大特征,就是第一代文明中唯一不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所谓“第一代文明”,是指直接从原始社会过渡而来者,包括苏美尔、埃及、哈拉巴、夏、克里特、奥尔梅克,号称“六大古代文明”。这六大文明,其余五个都湮灭和陨落了,有的甚至只能靠考古来发现。唯独夏文明,发展为商,发展为周,发展为华夏,发展为汉唐,发展为中华文明。其中奥秘,竟在何处? 〔13〕

有三个词极为关键:华、夏、中国。

中国一词的最早文物证据,在何尊;最早文献证据,在《尚书》和《诗经》。何尊是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何尊所说的“中国”,指成周(洛阳)。《尚书》和《诗经》所说的“中国”,包括商,也包括周,还包括遵守周礼的中原各国。可见那时的“中国”一词,有三层意思:一、天下之中;二、文明程度最高的邦国和族群;三、传统文化所在地。

与此相关的概念是华夏。夏指地区或邦国,叫诸夏;华指人民或族群,叫诸华,也叫华人和华族。华夏之所在,称为“中国”。中国与华夏合起来,叫“中华”。

那么,界定一个地区或邦国是不是夏,人民或族群是不是华,看什么?文明程度。文明程度高的就是,低的就不是。衡量标准,在春秋就是周礼和周乐。

因此,遵守周礼的中原诸侯自称中国,把周文明圈以外的楚、吴、越看作蛮夷(楚、吴、越则称前者为中国或上国)。甚至就连秦,虽然占有宗周旧地,也被看作戎狄。 〔14〕

尊内底铸有12行、122字铭文,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记述的是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东都成周之事。

《尚书》中《梓材》篇出现“中国”一词,不过其所指仅仅局限于关中、河洛一带,而后又扩展至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

然而争霸战争把这个成见打破了。在黄河与长江的交响中,华夏改造着蛮夷,蛮夷也影响着华夏。最后,秦、楚、吴、越,包括被他们吞并和改造的其他蛮夷戎狄,都加入到同一行列来。中国的范围扩大了,华夏的队伍也壮大了。百川归海的结果,是文明的扩容,更是延续和推进。

也许,这就是秘密所在?

融合的同时,是解体。

解体也是必然的。首先受到冲击的,则是封建制或邦国制。这个制度的核心,不仅是封邦建国,也包括“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按照传统文化,这才叫“天下有道”。 〔15〕

但这是王权时代的事。到霸权时代,则征伐皆自诸侯出。这本身就是礼坏乐崩。何况蛮夷如楚,是既不尊王,也不攘夷,只争霸。争霸,就不可能温良恭俭让。争霸,就不能墨守成规。井田、宗法、封建、礼乐这四大制度,还能继续维持吗?两周的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还能再保持吗?

实际上,楚、吴、越三个蛮族的次第称霸,本身就意味着两周的制度和文化风光不再。所有的传统都面临挑战,而且必将被刷新。因此,先是周王室日薄西山,后是晋公室土崩瓦解,各种政治力量都在春风秋雨中重新博弈。太老牌的华夏锐气不足,太新锐的蛮夷底气不足,将被一一淘汰。最后胜出的,只可能是率先华夏化的蛮夷──齐、秦、楚。

那就来看他们如何洗牌。

子产政改

南方崛起的同时,北方在政改。

政改第一人,是子产。

子产是郑国的政治家,名侨。因为是郑穆公的孙子,所以叫公孙侨。子产很早就表现出政治天赋。鲁襄公八年(前565),他的父亲、郑国司马子国伐蔡成功,举国欢天喜地,只有子产不以为然。子产说,一个小国,不修文德而治武功,没有比这更能招来大祸的了。蔡是楚国的附庸。我们打了蔡国,楚国肯定要来打我们。到时候,我们能不顺从楚国吗?顺从了楚国,晋国就会来报复,我们又打得过晋国吗?晋国和楚国都来伐郑,我们郑国能有安宁吗?

说这话时,子产还很年轻。因此父亲痛骂他说:你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 〔16〕

然而此事不幸被子产言中,楚国和晋国果然轮番来伐郑,郑国也只好轮番与晋楚两国结盟讲和。两年后,国难未已,家难又起。子产的父亲子国和郑国的执政,在内乱中被乱党杀死。子产闻讯,不慌不忙地安排好各项工作,然后带兵平叛。郑国国人,从此对子产刮目相看。 〔17〕

二十年后,子产在郑国执政。

子产执政以后,就开始政改,作封洫(读如恤),作丘赋,铸刑鼎。封,就是田界;洫,就是水渠。作封洫,大约是重新规划和分配土地。作丘赋,则可能是改革兵役法,包括改革税制。因为税(出钱)和赋(出力),都与土地有关。

这当然会触犯许多人的既得利益。因此改革之初,国内骂声一片。作封洫时,有人编了歌谣来骂他:算我的家产好收费,量我的耕地好收税。谁要能够杀子产,我就跟他去站队!作丘赋时,又有人编了歌谣来骂他:老爹变成冤鬼,自己去做蝎尾!此人发号施令,邦国悔无可悔! 〔18〕

然而子产不为所动。

子产的说法,是“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就是说,只要对邦国有利,个人的生死是可以置之度外的。 〔19〕

因此,子产也不钳制言论。当时,郑国人喜欢在晚上到学校里去聚会,因为春秋时期的学校同时也是俱乐部。国人聚在一起,说三道四,难免议论朝政。于是有人便建议子产把学校关了。子产说,为什么要关闭呢?让他们议论好了。他们拥护的,我就大力推行;他们反对的,我就适当修改。利用公权力,当然可以不准大家说话。但那样做,有好处吗? 〔20〕

事实上子产的改革,很快就收到了功效,老百姓也尝到了甜头。这个时候,又有人编了歌谣来夸他:我的子弟,子产教诲;我的粮产,子产加倍。子产死了,谁来接位? 〔21〕

所谓民意,不过如此。

但子产的政改,还是触动了根本,尤其是铸刑鼎。铸刑鼎,就是把刑法的条款铸在鼎上,公之于众。这对于东西两周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其破坏都是颠覆性的。因此,晋国政治家叔向便写信给子产提出批评。

叔向说,先王以礼治国,不肯制定刑律,是怕民众有不轨之心,这才主张效法圣人以德治国。德治,才能任意使用民众而不生祸乱。相反,如果制定法律还公之于众,民众就只知道法律不知道尊长,只知道律条不知道礼仪,甚至咬文嚼字来规避惩罚。那样一来,不就乱了吗?在下听说,国之将亡,必行改革,说的就是这事吧? 〔22〕

叔向很敏感,他感到了危险。

这危险,就是礼坏乐崩。

对此,子产的态度是不争论。他回信说:侨无能,不敢听命,也不敢不拜谢!

其实子产未必一定喜欢法治,但也不认为德治和礼治完美无缺。这是有实践可以证明的。鲁昭公元年(前541),郑国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起因,是郑国大夫徐吾犯的妹妹长得漂亮,有两位公孙都想娶她。公孙楚原本已经下了聘书,公孙黑却又强行去送彩礼。徐吾犯左右为难,请执政子产做主。子产说,这是国家没有治理好,不该让大夫您为难。她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吧!

徐吾犯照办,两位公孙也先后如约来到徐吾犯家。公孙黑盛装打扮,厚礼相送;公孙楚穿着军装进来,左右开弓射了几箭,然后一个箭步跳上战车就走。徐吾犯的妹妹便说,公孙黑确实漂亮极了,但公孙楚更像男子汉。

于是她嫁给了公孙楚。

然而公孙黑却不肯罢休,居然闯进公孙楚家,准备杀了公孙楚再抢人,结果被公孙楚用戈击伤。此案如在法治社会,一点都不难处理。公孙黑无理取闹,强入民宅,涉嫌杀人和强夺他人之妻,公孙楚则是正当防卫。然而按照礼治原则,却只能判公孙楚败诉。因为公孙黑是上大夫,且年长为兄;公孙楚是下大夫,且年轻为弟。因此子产将公孙楚驱逐出境,算是维护了礼。

想来这事一定让子产纠结。因此第二年公孙黑涉嫌谋反,子产就毫不留情判他自尽,而且把与公孙楚争妻也算作他的罪状之一。公孙黑说,我创伤复发,早晚会死,请不要助天为虐。子产说,人谁不死?恶人不得好死,这是天命。本执政不助天,难道助恶人不成?再不快死,刽子手就来了。公孙黑无奈,只好自己吊死。子产又让他暴尸街头,身上还放着陈述其罪状的木简。 〔23〕

这事发生在铸刑鼎的三年前。但子产的政改,显然并不单纯因为此事的刺激;铸刑鼎的影响,也要深远得多。事实上,子产有可能是法家学派的创始人,郑国也有可能是法家学派的发源地;德治与法治的分歧,则将从孔子一直争论到韩非,我们将在本中华史第六卷《百家争鸣》详加论述。 〔24〕

鲁国政变

子产政改的同时,鲁国在政变。

政变双方的交火,是在子产去世后五年发生的。其结果,政权表面上没有被颠覆,国君却实际上被赶跑。从此直到七年后新君即位,鲁国都没有国君。其实兵变失败流亡国外的鲁昭公即便回国,或没有逃跑,也只是纸糊的面子。这次动乱,不过把面子撕破了而已。

是的,鲁君早被架空,形同虚设。

这就不是一次政变可以完成的。实际上鲁君的丧失权柄,如同周王的丧失权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说这也是政变,那么,政变是缓慢进行的,甚至堪称和平演变。可惜,《春秋》和《左传》虽是鲁国史书,对自己邦国的变故却语焉不详,我们只能从只言片语中略知一二。

那么,鲁君的大权,旁落到了谁手里?

三桓。

所谓“三桓”,就是三家大夫,或三个氏族和氏室。始祖,是鲁庄公的三个弟弟:老二庆父,老三叔牙,老四季友。因为其后代都是公孙,便按照排行称为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又因为都是桓公之后,所以合称“三桓”。

三桓的强大,与体制有关。我们在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中说过,周天下类似于株式会社,各邦国也有点像公司。天下是总公司,总经理是天子,董事长是天。邦国是子公司,总经理诸侯,董事长是天子。但这种比喻,说的只是授权关系。实际上邦国的治理,诸侯更像董事长,多半听政而不执政。作为一国之君,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和任务,是祭祀、结盟、宣战、授爵,偏重于礼节性和礼仪性。具体的军国事务,则交给卿和大夫。

显然,国君是国家元首,卿大夫是政府首脑。因此,如果卿大夫的权势足够强大,可以包办一切,那么,国君的工作,便只剩下祭祀祖宗和神祇,正所谓“政由宁氏,祭则寡人”。 〔25〕

卿大夫专政的卫国便是如此,后来三国时期的蜀汉也如此。刘禅的说法,便是“政由葛氏(诸葛亮),祭则寡人”。 〔26〕

不过,卿大夫执政,又有两种惯例。

第一种,是政权交给公族。公族包括公子和公孙,即老国君的儿子和孙子。公子和公孙都是公室的人,所以叫公族。公族中一位公子继位,其他担任卿大夫,共同执政,就叫“公族制”,鲁和楚是。

另一种,是政权交给非公族,齐和晋是。齐国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世代为卿的国子和高子,就既不是公族,也不姓姜,姓姬。晋国则在献公之时,就杀光了所有的公族。文公之后,执政的均非公族。这些异姓贵族如果长期执政变成世袭,就形成卿族。卿族执政的制度,无妨叫“卿族制”。

鲁国实行的是公族制。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鲁国乃周公之后,遵守周礼,讲究“亲亲”(重视血缘关系)和“尊尊”(维护等级制度)。其实这事与华夏或蛮夷什么的没有太大关系。比如在楚国,担任令尹、司马等要职的,就历来是公子,只不过他们自己叫王子。

三桓,就是长期把持鲁国政权的公族。到这次兵变,他们执政之久长达一个半世纪,历经僖、文、宣、成、襄、昭六代。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鲁国的国有资产逐渐地转移到他们的名下,鲁国的政治权力也逐渐地掌握在他们的手上。国君不被架空,才是怪事。

那么,三桓又干了些什么?

初税亩,作丘甲,作三军,分公室。前三件在子产之前,后一件在子产之后。初税亩就是初步实现税亩制(按亩收税),作丘甲就是普遍推行丘甲制(按丘征兵)。这两项都已经动到根本,因此堪称重大改革。 〔27〕

改革的具体内容已无从稽考,但在当时,税亩制被看作与民争利,丘甲制的制定则据说是为了防止齐国侵略。因此可以肯定,目的和结果都是富国强兵。 〔28〕

问题在于,强盛起来的鲁国,是谁的?

三桓的。

所以,到子产执政的十九年前,鲁国作三军。鲁国原本有两军。现在变成三军,并不是增加一军,而是把原来归公室所有、由鲁君指挥的两军打散,重新组建编制。新组建的三军,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各掌一军。不足的兵乘,三桓用自己的私家军队来补充。这在表面上看来,是他们为邦国做了贡献,但这三军的编制权和指挥权,在三家手里。因此,他们其实是把鲁国的国军,变成了自己的家军,故《左传》称之为“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29〕

二十五年后,也就是子产铸刑鼎的前一年,三桓再次瓜分了公室。他们把鲁国的国有资产分成四股,季孙氏得两股,叔孙氏和孟孙氏各得一股,然后每家提成给国君,其实不过蝇头小利。堂堂一国之君,几乎变成叫花子。 〔30〕

这真可谓欺人太甚,鲁君也终于忍无可忍。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九月十一日,昭公率领亲信和亲兵进攻鲁国执政季平子的府邸。季平子猝不及防,登上府中高台向昭公喊话,请求昭公对自己开庭审判,昭公不同意;请求到自己的采邑闭门思过,昭公也不同意;请求带少量亲兵流亡国外,昭公还是不同意。三让而不果,脸就撕破了,只有刀兵相见。

问题是这时的三桓,早已俨然国中之国。叔孙氏的司马便对手下人说:我是家臣,不敢考虑什么国不国的。我只问一句话,有季孙氏和没季孙氏,哪种情况对我们家有利?众人都说,没有季孙氏,就没有叔孙氏。于是叔孙氏的亲兵立马去救季平子。孟孙氏的家臣看见叔孙氏军旗招展,没有片刻犹豫就杀了昭公派来的使者,也去救援。三家联手,昭公哪能对付?也只能落荒而逃。

一场兵变,以昭公狼狈逃窜告终。 〔31〕

这当然是典型的礼坏乐崩,但三桓也遭到了报应。就在他们蛮横对待自己国君的同时,他们的家臣也在用同样的态度和方式对待自己的家君。鲁定公五年(前505),也就是吴王阖闾攻入楚国郢都的第二年,季平子去世。季孙氏的家臣阳虎,趁机软禁了接班人季桓子,逼他签订城下之盟,让自己执掌鲁国国政达三年之久。 〔32〕

三年后,阳虎的野心更加膨胀,竟密谋干掉三桓的掌门人,由自己和同伙取而代之。这回,轮到季桓子变成鲁昭公,体会一下什么叫君臣易位,犯上作乱了。

阳虎的计划,是先请季桓子吃饭,然后在宴席上谋杀他。于是阳虎驱车走在前面,他的堂弟阳越殿后,季桓子夹在当中。桓子感觉情况不妙,便对自己的驾驶员林楚说:你们家祖祖辈辈都是我季氏良臣,希望你能继承传统。

林楚说,晚了。阳虎已经成了气候。

桓子说,不晚。你现在能带我去孟孙氏家吗?

林楚说,臣不敢贪生,就怕于事无补。

桓子说,那就走!

于是林楚拍马飞车前往孟孙氏家。靠着孟孙氏的救援,季桓子逃过一死,政权重新回到三桓手里。 〔33〕

当然,三桓好歹是公族,所以鲁国国君的面子仍然用纸糊着。但即便如此,春秋最后一任鲁君哀公,也还是逃到了越国,请勾践做他的保护人。 〔34〕

有趣的,是舆论。

鲁昭公死在国外后,晋国的史官居然发表评论说,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社稷的祭祀者并不一定就非得是某姓某族,君臣关系也不会一成不变。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嘛! 〔35〕

好一个“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照这个逻辑,臣变君,君换人,也都是可能的了?

没错。齐和晋,即如此。

田陈代齐

夺取了齐国政权的,是田陈氏。

齐国原本也是蛮夷。他们的始祖姓姜,属于羌戎,是诸羌而非诸夏。齐国的受封之地,则在东夷,而且是殷商的老窝。姜太公到了这里,也没像周公的儿子伯禽到了鲁国那样,要“变其俗,革其礼”,反倒“因其俗,简其礼”,而且“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也就是说,姜太公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把西戎、东夷、殷商(工商)、姬周(农业)这些不同的文化都结合起来,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这就是齐能够大国崛起的秘密。 〔36〕

所以,齐鲁虽然是近邻,但两国的作风和传统,却大相径庭。鲁国实行的是公族制,齐国实行的是卿族制。后来取代齐君的,就是卿族田陈氏。

田陈氏的始祖名叫完,本是陈国公子,由于国内动乱而投奔齐桓公,从此落户在齐,称为陈氏,也叫田氏。陈和田,在当时读音相同,一回事。只不过春秋称陈,战国称田;《左传》称陈,《史记》称田,因此不妨称为田陈氏。

那么,田陈怎样取代姜齐?

和平演变。

演变其实是政变,这跟鲁国是一样的。只不过,三桓化公为私,田陈则收买人心。这件事至少在景公时代便已开始。齐景公是个贪婪的人。当时齐国民众的收入,三分之二要交给公家,留给自己的只有三分之一。结果,景公的国库里,粮食多得吃不完,生虫长蛆;衣料多得用不完,破烂腐朽。老百姓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冻馁倒毙于路途。齐国的刑律又苛严,民众动不动就会被砍腿砍脚,以至于“国之诸市,屦贱踊贵”,鞋子卖不掉,假肢买不着。

田陈的氏室,则反其道而行之。老百姓来借贷,他们用特制的大容器多给;收租、收税、收贷,则用法定的小容器少收。从山上采购木材,从海边采购鱼盐,进价是多少,卖价也是多少。如果民众家庭困难,他们还会给救济。

这就不仅是让利于民,而且是普施恩惠。难怪齐国的民众对田陈氏室,会“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田陈在齐国,简直就是“人民的大救星”。

所以,齐景公九年(前539),出使晋国的齐国政治家晏婴,才会对晋国政治家叔向说,国君既然抛弃自己的子民,他们就只能到田陈氏那里去。我不保证将来陈家会不会得到邦国。但我们齐,肯定已经是末世了。 〔37〕

然而齐景公却似乎并没有多少警觉。反倒是田陈氏的第五代掌门人陈桓子,听从晏婴的建议,把自己从内乱中获得的资产全部交还给公家。他还召回流亡国外的公族,增加他们的俸禄,封给他们采邑。没有爵位的公子公孙,私下里分给田地;孤苦伶仃的弱势群体,私下里分给粮食。

田陈氏大得人心。 〔38〕

齐景公终于开始觉得有问题。有一次,景公和晏婴聊天。景公说,寡人的宫室堪称美轮美奂,却不知道将来是谁的。晏婴说,恐怕是田陈氏的吧?田陈氏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功德,但民众对他们家的春风雨露,已经载歌载舞了。

景公问:有办法吗?

晏婴说,有,以礼治国。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婆母慈祥儿媳妇顺从,这就是礼。

景公说,我知道礼能治国了。 〔39〕

其实相同的意见孔子也发表过。就在景公与晏婴对话的前一年,鲁昭公讨伐季孙氏兵败逃亡,孔子随后也到了齐国。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的回答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也很清楚,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每个人都恪守礼仪和规范,天下就太平。

可惜孔夫子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晏夫子则是“不问我不说,说了也不做”。事实上,阻挠孔子在齐国实行礼治的不是别人,正是晏婴。晏婴对景公说,王室衰微,不可救了;礼坏乐崩,好些年了。孔丘那一套,没有用了。

孔子只好打道回府。 〔40〕

晏婴为什么要反孔,读者自可见仁见智。但他说礼乐的崩坏已积重难返,则是事实。因此,以晏婴之多智,便既不能挽救姜齐的没落,也无法阻止田陈的壮大,只能听天由命。也因此,他在齐国的政治斗争中严守中立,对所有的政变都不支持,不反对,不掺和,最后得以善终。

慢慢强大起来的田陈氏,却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齐景公去世后,他们先是干掉了齐国最大的两家卿族国子和高子,然后通过废立国君掌握了齐国的大权。悼公和平公就是他们家立的,简公则是他们杀的。立悼公的,是田陈氏的第六代掌门人僖子;杀简公立平公的,是第七代掌门人成子。

成子跟他的祖先一样具有政治天赋。他对平公说,人之常情,是喜欢受赏,憎恨受罚。所以,你我君臣不妨这样分工:赏赐的好事,君上来做;惩罚的恶名,臣下来背。平公见美誉归自己,成子做恶人,欣然同意。但他哪里知道,人之常情,固然是喜欢赏赐,却更害怕惩罚。惩罚的权柄捏在成子手里,国人畏惧的就不是平公,而是成子了。

何况可以生杀,便可以予夺。于是成子趁机消灭了所有的异己,又把齐国的大片土地收入自己的囊中。采邑面积之大,远远超过平公能够控制的国土。等到田陈氏第十代掌门人田和相齐时,田陈代齐,便只需要一道手续了。

公元前386年,周王册封田和为诸侯。七年后,只剩下一座城邑的齐康公去世,姜齐彻底灭亡。之后的齐,战国的齐,不再姓姜,姓陈或田。 〔41〕

三家分晋

齐国改姓前,晋国先没了。

与姜齐相反,晋国原本是正宗的姬周。他们的始封之君,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春秋前半段,晋人几乎代表着华夏正统,与东夷(齐)、西戎(秦)、南蛮(楚)、北狄(狄族各部落国家)抗衡,尊王攘夷,安定天下。可以说,如果没有晋,华夏文明或许早已沦亡,中华历史也要重新改写。

然而与周、鲁、郑、卫诸姬,甚至与宋相比,晋又更像戎狄。他们的封地原本就是戎狄的游牧地区,建国之初实行的土地政策也不是周制,而是狄制。后来他们长期伐狄,征服对方的同时也难免部分被同化,变成半戎狄化的华夏。晋人的作风横行霸道,也能够长期维持霸权,恐怕就因为他们身上有戎狄的血气和血性。 〔42〕

晋,是有霸气的。

霸气的晋国乱得很早,春秋之前就曾“一国两都”,既有翼(又名绛,今山西翼城县),又有曲沃(今山西闻喜县)。有两都就有两君,一个是穆侯的嫡子文侯,以及文侯的后代;另一个是文侯的弟弟桓叔,以及桓叔的后代,即庄伯和武公。前者显然是嫡传,是正宗,后者不是。然而桓叔受封之时,曲沃便大于国都。六十七年后,晋国的世系更被偷梁换柱,变成非嫡传的这支了。 〔43〕

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教训,春秋以后的晋国不再信任公族。晋献公甚至杀光了桓叔和庄伯的后代,以防祸起萧墙。献公自己的儿子,则死的死,逃的逃。所以从惠公和文公起,晋国的执政者便都是异姓贵族。

这样一来,晋国安稳了吗?

没有。

事实上,异姓贵族如果权势极大,而且卿位世袭,就会形成卿族。卿族虽然是异姓,对公室的威胁却不亚于公族。晋灵公,就是赵盾的堂弟赵穿杀的;晋厉公,则是栾书和中行偃杀的。所以,接替晋厉公为君的晋悼公,便不得不在即位前与这些异姓贵族约法三章。

悼公是栾书派知罃和士鲂接回国的,当时还只有十四岁。悼公说,一个邦国之所以需要国君,就因为要有人发号施令。如果立了国君又不听他的,请问立他干什么?需不需要我,听不听我的,都在今天一言为定。于是那些平时专横跋扈的异姓贵族都说:这也是臣等的心愿,敢不唯命是从! 〔44〕

好一个晋悼公,真是识见不凡,也气度不凡。

然而就连晋悼公,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卿族专政的趋势。实际上正是从悼公的时代开始,卿族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执政的异姓贵族也由原来的十多家,变成只剩下六个氏室,这就是赵、范、中行(读如杭)、知(读如智,亦同智)、魏、韩,号称六卿。六卿中地位最高的,是正卿,即首席执行官。首席执行官照例同时担任中军的军长。他在战时是全军元帅,平时是全国首相,可以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悼公后的一百年间,这个职位就由六卿轮流坐庄。

显然,卿族形成的过程,也是权力集中的过程。从十多家异姓贵族,到只剩下六卿,是他们的第一轮淘汰赛。

第一轮竞争中差一点被淘汰的,是后来成了大气候的赵氏。鲁成公八年(前583),也就是楚国大夫巫臣出使吴国的第二年,晋景公听信谗言,大开杀戒发兵围剿赵家,赵氏几乎灭族。只是由于韩厥出面说情,赵朔的儿子赵武才幸免于难,并被复封。 〔45〕

这事后来被演绎为“赵氏孤儿”的故事。不过《史记》的说法来自战国时期的民间传说,并不可靠。靠得住的是赵武不但光复了祖业,而且把赵氏发展为卿族中势力最强大的一支。因此赵武死后,被谥为“文”。

但,灾难再次降临。

鲁定公十三年(前497),也就是吴越槜李之战前一年,范氏和中行氏趁赵氏内乱之机起兵攻赵。赵氏掌门人、赵武的孙子赵鞅(赵简子)逃到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并被围困。幸好,知、韩、魏三家站在赵一边,这才反败为胜,战败的范氏和中行氏则逃到了朝歌(今河南淇县)。 〔46〕

之后就是一场国际混战,齐国、鲁国、卫国、宋国、郑国、鲜虞都与范氏和中行氏同盟,从鲁国叛逃的阳虎则成为赵鞅的帮手。鲁哀公二年(前493),也就是吴王夫差伐越的第二年,齐国给范氏和中行氏输送军粮,让郑国派兵押运。赵鞅对手下人说,成败在此一举。但凡战胜敌人的,上大夫赏县,下大夫赏郡,士赏田地千亩,庶人、商人、工人做官,奴隶解放。 〔47〕

此战的结果,是赵军大获全胜。于是赵鞅如释重负地说:这下行了。因为第二轮淘汰赛的结果,肯定是范氏和中行氏出局,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然而赵鞅的一位下属却说,怎么会行了呢?不是还有智伯吗? 〔48〕

是的,还有智伯。

果然,三十年后,智伯发起了第三轮淘汰赛。智伯就是知氏氏族的掌门人,这时的智伯是知襄子荀瑶。赵、魏、韩三家的掌门人,则是赵襄子(无恤)、魏桓子和韩康子。范氏和中行氏灭亡后,四家瓜分了他们的地盘。其中知氏得地最多,却继续向三家索要。韩和魏只好割地,赵襄子却寸土不让。于是智伯联合韩魏伐赵,围困晋阳。联军掘开汾水灌城,只差六尺就会把全城淹没。晋阳城内,也像当年被楚庄王围困的宋都,易子而食,悬釜而炊。

赵氏危在旦夕。

然而天不灭赵。韩康子和魏桓子深知,智伯在灭了赵襄子后绝不会罢手,下一个被灭的就轮到自己。因此他们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与赵襄子联手灭知,智伯兵败身亡。赵襄子为了解恨,还把智伯的头盖骨做成了酒具或夜壶,惹得豫让拼死拼活要来复仇。这故事,我们在《青春志》一开始就讲了。

知氏被淘汰出局,地盘被赵、魏、韩三家瓜分,号称“三晋”。三晋的实力远远大于那可怜兮兮的晋君。他们从大夫变成诸侯,已经只需要一道手续。 〔49〕

晋国灭亡,战国开始,也只需要一道手续。

第五章

商鞅变法

世道变了

三家灭知,战国开始。

战国常常被看作春秋的延续,或与春秋同一时代,叫春秋战国。这其实是极大的误解。实际上,春秋与战国是两个时代,中间也隔了好几十年。只不过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对这几十年的情况知之甚少。但可以肯定,战国与春秋的差别不会小于男人和女人,尽管男女都是人。

比如战争。

战争是春秋和战国都有的,然而性质和方式却截然不同。春秋的战争更像是竞技体育,讲究外交礼仪和游戏规则,包括不斩来使、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逐北、不擒二毛等等。诸侯们宣战的目的,则主要是炫耀武力,吓唬对方,拉帮结派,争当霸主。最卑鄙的动机,也不过掠夺财富和扩张势力。这样的事情当然也不少。春秋早期,中华大地上的邦国据说有上百,到晚期只剩下二十几个,便是证明。

春秋战争中最卑鄙的勾当,是楚文王干的。事情发生在鲁庄公十年到十五年间,牵涉到的邦国有陈(今河南淮阳县)、蔡(今河南上蔡县)、息(今河南息县)。当时,陈国一位公主嫁到息国,路过蔡。碰巧蔡哀侯的夫人也是陈国公主,自然要尽地主之谊。可是这位陈国公主或者说息国夫人实在是太漂亮了。蔡哀侯一见,便完全不能控制自己,言行举止颇为轻佻。息侯闻讯大怒,一状告到楚文王那里。楚文王受理了此案,当真去讨伐蔡国,还俘虏了蔡哀侯。蔡侯为了报复,则怂恿楚文王去抢息夫人。楚文王听了蔡侯的描述,居然当真灭了息国,把息夫人据为己有。

这可真是蛮夷的行径。

成为楚文王女人的息夫人,后来被称作文夫人。她为楚文王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楚成王。然而许多年下来,这位美女从来不主动说话。楚文王问她为什么,息夫人答:我一个小女子,事奉了两位丈夫,还有什么话可说?楚文王无言以对。他出气的办法,是把蔡国又痛打了一顿。 〔1〕

不过,抢地抢钱抢女人,往往是顺手牵羊。因此,也有把抢来的土地和人民还回去的,甚至还有用阅兵来替代实战的。比如召陵之战,就没有真打;楚庄王伐陈,陈国也没有被灭。当然,庄王原本已经把陈变成了楚国的一个县。但被大臣一劝,又还给了陈人。他甚至没将夏姬收入宫中,尽管夏姬之性感未必亚于息夫人。 〔2〕

这时的楚国,已经变成华夏了。

士和大夫参战的目的,在春秋主要为荣誉,包括邦国和个人的荣誉。因此在整部《左传》中,可杀不可辱的史不绝书,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却一个没有。当然,春秋晚期也出了两个胆小鬼,一个是赵武的孙子赵罗,一个是卫国的太子蒯聩(读如愧)。当时,赵鞅发兵拦截给范氏和中行氏送粮的郑军,他俩和鲁国的阳虎都参战。赵罗单独一辆战车,蒯聩则担任赵鞅的车右。阳虎英勇奋战,那两个却吓得半死,蒯聩甚至吓得自己跳下车来。赵罗的驾驶员没有办法,只好用绳子把他绑在车上。蒯聩则被赵鞅的驾驶员拽上车去,还被斥为像个女人。

然而蒯聩重新上车后,表现却非常出色。他不但救了受伤的赵鞅,还接替赵鞅指挥战斗,缴获军粮一千车。所以战后论功行赏,蒯聩便自称是车右中功劳最大的。赵鞅的驾驶员则说,骖马的肚带快断了,我还能控制战车,我是驾驶员中功劳最大的。为了证明这一点,这位驾驶员往空车里面装了些小木材,骖马的肚带立即就断了。 〔3〕

这就是春秋的战争。

的确,战争在春秋是荣耀的事,也是体面的事,还是君子的事,因此流血而不嗜血,有血性而无血腥。即便是城濮这样的大战,时间也只有一天。一旦决出胜负,就各自收兵,绝不赶尽杀绝。像越王勾践那样把吴都一围三年,已是蛮夷作风和战国做派,为正人君子所不耻。

然而在战国,一场战争打几个月,是很正常的。杀人上万,也稀松平常。比如秦国,从献公到嬴政,大规模歼敌的战争十五次,敌方死亡总人数一百零二万八千。其中最惨绝人寰的,是秦将白起在伊阙之战斩敌首级二十四万,在长平之战活埋降卒四十万。 〔4〕

至于屠城这样的野蛮行径,当然也是战国的发明。 〔5〕

世道变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

天子没了

为新时代加盖公章的,是周威烈王。

公元前403年,威烈王签署命令,册封晋国大夫赵籍、魏斯、韩虔为诸侯。原来的晋君也保留了名位,但仅有绛和曲沃。其他地盘,尽入赵、魏、韩。 〔6〕

春秋时期的头号霸权大国,就这样没了。

三个新的国家,则在分裂中诞生。

没人知道周威烈王当时怎么想。也许,在这样一个礼坏乐崩的末世,天子还能行使封邦建国的权力,是应该窃喜的。但他同时也应该清楚,这一回的封建跟当初之封齐封鲁,后来之封郑封秦完全两样。那时,是天子想封谁,就封谁。现在,却是让你封,就得封。一样吗?

其实,不但赵、魏、韩是崭新的,整个天下都今非昔比。我们知道,世界上的国家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叫“城市国家”;另一种则是中心城市(国都)加许多城市再加广阔农村,叫“领土国家”。西周的邦国主要是城市国家,春秋则两种国家并存。那些霸权国都是领土国家,许多被吞并的小国则是城市国家。 〔7〕

这样的小国,战国时还有吗?

没有。战国七雄都是领土国家。当他们成为新时代的主人时,不要说那些小小的城市国家,就连许多中等规模的领土国家,也都被兼并或变相兼并。郑,不就被韩国灭了吗?卫,不是变成了附庸小国吗?

更重要的,是主权。

西周的邦国是没有独立主权的,礼乐征伐在理论上都必须自天子出。春秋的邦国则有“半独立主权”,诸侯可以自由地征税、扩军、宣战、媾和、结盟,甚至吞并小国,侵略天子,压迫中央,根本不把王室放在眼里。同样,那些强大强悍的氏室,比如鲁的三桓和晋的六卿,也公然无视公室的存在,自说自话地征税、扩军、宣战、媾和、结盟,吞并其他氏族。这哪里还是家?明明是国。

鲁、晋、齐的国君,岂非形同虚设?

这时的天子,也徒有其名。

当然,名分还是重要的。就算夫妻离婚,房产过户,也得办手续。所以三家分晋,田陈代齐,还需要周王认可。这位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就相当于民政部门和房管部门。只可惜,这与其说是法理如此,不如说是习惯使然。

习惯是可以改变的,而且改变起来也并不那么麻烦。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自己变成王。这事楚人在西周时就试运行过,到东周则正式称王。以后,又有吴和越。当然,他们都是南方蛮夷,并不算数。

进入战国后,北方诸国也纷纷见贤思齐,相继称王。就连奄奄一息的宋也不甘寂寞,秦和齐甚至还曾称帝(但很快恢复为王)。总之,大约在战国过了三分之一的时候,所有的公国都变成了王国。 〔8〕

公国变王国,意义重大。

意义不在等级和面子。名号体现的是国家性质。从夏到秦,名号在不断变更,性质也在不断变革。大体上说,是夏方国,商伯国,西周侯国,春秋公国,战国王国,秦汉帝国。方国就是部落国家,伯国则是部落国家联盟成员国。这时,国家形态还不成熟,无所谓主权。西周建立特殊的国家联盟,成员国即侯国。但诸侯国系周王所封,所以又叫封国或邦国。侯国是没有独立主权的。变成公国,就有了半独立主权;变成王国,则有完全的独立主权。

没错,独立王国。

一个由独立王国组成的天下,是不需要什么共主的。日薄西山的周,后来也分裂为两个城市国家,分别叫东周国和西周国。他们的国君也不敢再称王,而是称君。这时,不但诸侯们都已成为国王,就连苏秦也死了。

这样看,当年威烈王册封三晋,周安王册封田和,其实是给自己签署了死刑判决书。这死刑判决,是给封建制度的,也是给邦国时代的,更是给周天子的。

是的,天子没了。

但,天子又似乎是不能没有的。大家都是王,等于没有王。因此,国王们只能频繁地发动战争,最后打出一个天子来。

这个新的天子,就是秦始皇。

秦始皇建立的,是帝国。

帝国是一定要建立的,也是一定会建立的,却未必一定由秦来建立。比如楚和齐,便都有资格。所以秦兼天下,楚最不服;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不过在我们看来,最该后悔的却不是楚,更不是齐,而是魏。

这错不该犯

魏惠王最大的错误,是看走了眼。

的确,如果不是魏惠王小看了一个人,那么,在战国激烈的竞争中,最后胜出的就可能不是秦,而是魏。事实上魏在战国初期,原本是最有活力也最有希望的。正如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魏的第一任国君魏文侯也拜在了孔子学生子夏的门下。辅佐他的,则有政治家李悝(读如亏)和军事家吴起,以及地方官西门豹。于是魏国的发展便蒸蒸日上。相反,这时的秦国还被视为戎狄,毫无起色。

这就像极了春秋。春秋,是郑国先崛起,然后让位于晋。战国,则是魏国先兴盛,然后让位于秦。战国的魏文侯,就是春秋的郑庄公。看来历史的选择并非先入为主,后来居上反倒极为可能。这实在是意味深长。

那么,秦又为什么能后发制人?

因为商鞅。 〔9〕

至少,商鞅的作用很大。

商鞅是孟子和庄子的同时代人,但比他们俩稍微年长一点。因为后来受封于商,所以被称为商君或商鞅,其实本名叫公孙鞅,又叫卫鞅。顾名思义,可知他原本是卫国的公族。但可惜,他这个公孙是庶出,卫国又已沦为魏国的附庸。于是年轻时的商鞅、卫鞅或公孙鞅,便只能去做魏国宰相公叔痤(读如磋)的家臣。

这时的魏君,就是魏惠王。

魏惠王是很器重公叔痤的。因此公叔痤病重时,魏惠王就去探望,并询问后事。魏惠王说:先生如果有个三长两短,寡人和寡人的社稷可怎么办?

公叔痤推荐商鞅接替自己。

魏惠王听了,一言不发。

于是公叔痤就请魏惠王屏退左右,然后说:王上,如果不用公孙鞅,那就一定要把他杀了,别让他跑掉。

魏惠王说:诺。

惠王一走,公叔痤就把商鞅叫来,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他。然后抱歉地说,我这是先公后私,先君后臣。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就赶快跑路吧!

商鞅却淡然一笑说,大王既然不能听主公的话而用臣,哪里又会来杀臣?

不出商鞅所料,魏惠王果然没杀他。不但不杀,还对身边人说:公叔怕是又老又病糊涂了吧?居然要寡人用公孙鞅为相。这不是太搞笑了吗?

其实公叔痤一点都不可笑,反倒是魏惠王很快就悔之莫及。二十年后,魏国接连吃了两次败仗。第一次是败给齐国,结果是大将庞涓战死,太子申被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马陵之战,是军事家孙膑的杰作。

败给齐国的第二年,魏国又败给了秦。这一仗,则是商鞅的杰作。当时,魏军的统帅是公子卬(读如昂),与商鞅可能有点交情。于是商鞅就写信给公子卬说,你我在魏国,本是好朋友。现在成为敌人,实在是下不了手。不如我们私底下讲和,然后各自回国去安定国家。

公子卬很以为然,兴冲冲毫无防备地前来赴宴。他哪里知道,这一仗原本就是商鞅挑动起来的,屏风后面也早就埋伏了甲兵。商鞅一声令下,甲士蜂拥而出,秦军也乘势出击。结果,魏军大败,公子卬被俘。

实话实说,商鞅这招多少有点不太地道,他是把交情变成了武器。但,兵以诈立,岂能考虑许多?何况商鞅与魏国也早已恩断情绝,又哪有什么信誉可言?

然而一败再败对于魏国,后果却很严重。再也无力支撑的魏惠王,只好割地求和,并把国都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迁到了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所以后来他也被叫作梁惠王。直到这时,他才终于明白公叔痤并不糊涂,糊涂的是自己。魏惠王一声长叹说:寡人只恨当初没听公叔痤的!

说这话时,估计他连肠子都悔青了。

是的。这个错误,他不该犯。

商鞅是在公叔痤病故之后离开魏国的。走的时候,他没有依恋,也没有纠结。实际上从春秋晚期开始,士,即当时的知识阶层和白领阶层,便都是天下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天下比邦国重要得多。就连最有道德感如孔子,也不过是离开鲁国的时候走得慢点,离开别国的时候走得快些。

至于公孙鞅,就更不必有什么过意不去。是啊,魏惠王既然不肯用我,那我就跳槽。

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商鞅的留爷处,就是秦。

只能霸道

商鞅去见秦孝公,据说带了三套方案。

哪三套方案?

帝道,王道,霸道。

三套方案,分了三次来谈。先说帝道,孝公无动于衷;再说王道,孝公昏然欲睡;最后说霸道,孝公听得入神,膝盖移出了座席都没有感觉。

这完全不奇怪。因为这时的秦,情况相当不好。秦穆公称霸中原的梦想破灭后,霸权就一直在晋楚两国手中。东边的晋,南方的楚,把秦国挤压在狭小的戎狄地区,完全没有发展空间。而且,无论是华夏正宗晋,还是蛮夷之邦楚,都视秦人为夷狄,不邀请甚至不允许他们参加中国的盟会。 〔10〕

如此待遇,实在让人憋屈。

秦孝公下令求贤,就是要改变现状,让秦国迅速崛起。

目的如此明确,帝道和王道便显然不合时宜。帝道即尧舜之道,王道即汤武之道。前者属于部落时代,后者属于邦国时代,都不适用于战国时代。秦孝公跟商鞅讨论兴国之路,话也说得很清楚:帝道和王道固然好,但当真实现起码也得几十上百年,寡人哪能等那么久?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得来点管用的东西。

管用的是霸道。

表面上看,霸道就是五霸之道。但在商鞅那里,却其实是强国之道,甚至是强国之术。术当然比不上道,可惜道不能当饭吃。何况兵强马壮,才能称王称霸;先成霸业,才能再成帝业。这道理,商鞅清楚,孝公明白。

于是重用商鞅,行霸道,变法度。

变法其实就是改制。改哪个?邦国制。邦国制的特点是分权。天子分权予诸侯,故封邦建国;诸侯分权予大夫,故封土立家。可见,分权、封建、邦国,是三位一体的。

然而权力一旦下放,就收不回来;下级一旦强势,上级就只好空城。结果是前有五霸,天子被架空;后有三桓,诸侯被架空。架空了诸侯的大夫如季孙氏,又被家臣架空。国君被架空,国必亡;家君被架空,家必灭。结果是,晋国分裂,齐国易主,鲁国衰落。教训啊!

痛定思痛,必须变分权为集权,改周制为秦制。

问题是怎么改?

釜底抽薪。

什么是釜?封建贵族。什么是薪?爵位世袭,采邑私有,无功受禄。春秋那些跋扈的贵族,无论鲁国的公族,晋国的卿族,三桓六卿,都如此。正因为有此特权,国君才拿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也才能拥兵自重,盘踞采邑,架空国君。显然,要想集权救国,必先干掉贵族。

当然,贵族不可能马上被消灭,商鞅只能先以新贵代旧贵。具体方案,则是不论血统论军功。新法颁布后,所有贵族都必须先从没有军功的宗室做起,然后按照军功的大小重新确定尊卑贵贱,爵位俸禄。没有军功的,取消名位,降为民户中的地主和富人。有军功的,爵位最高也不过封侯。而且,只要有军功,哪怕不是宗室,也能封侯,成为新贵。

新贵和旧贵,有什么不同?

旧贵是领主,新贵是地主。按照周制,大夫对自己的采邑(家)是有治权的,而且这治权诸侯还不能干预。采邑中的臣民,包括家臣和子民,在法理上和道德上都只忠于家君(大夫),不必也不能忠于国君(诸侯)。

据平势隆郎《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

然而按照商鞅设计的新制度(秦制),新贵(侯)对自己的封地却既无产权,又无治权,只有财权。也就是说,他们只收租税,不理民事。原先附属于领主的那些臣民,则重新编组,由地方官管理,变成直属国君的编户齐民。

这一改革的直接结果是领主没有了。领主没有了,领地自然也没有了。从此,秦国不再有采邑,只有郡县。全国设为三十一个县,置县令(县长)和县丞(副县长)治理。以后夺取他国之地,也不立封国和采邑。既没有领地,又没有领主,也就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贵族。

没有了贵族,就没有了需要世袭的爵位。因此,无论卿大夫,还是地方官,所有官员都由国君任命,按能力和绩效任职,不再按爵位世袭。有能力有才干的,即便不是秦国人,也可以进入领导层和决策层。相反,即便是秦国最有来头的家族,也得靠边站。

这就是商鞅的政治体制改革,它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废领主制,行地主制;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废世袭制,行任命制。这样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当然不可能由商鞅一人来完成,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然而在这里,我们却分明看到了未来帝国的影子。

商鞅变法的历史意义,正在于此。

变法的实际意义,则是中央集权。这是秦国改革的重中之重。事实上,原先隶属于领主的臣民直属中央,人民就是国君的。采邑变成郡县,土地就是国君的。从卿大夫到地方官都由中央任命,权力就是国君的。土地、人民和权力都集中到国君手里,岂非霸道?

不过商鞅又霸道得聪明,霸道得智慧,因为他的指挥棒是军功。军功与血统,有什么不同?血统与生俱来,军功全靠争取;血统有利于贵族,军功有利于国君;血统由家族遗传,军功由政府认定。以军功定爵禄,军民人等就积极上进奋勇杀敌,谁也不能再妄自尊大坐享其成。结果必然是:风气改变了,国力增强了,国君的地位提高了,贵族的权势没有了,岂非一举多得一箭双雕?

当然是。

从此血腥

以国君集权和富国强兵为锁定目标,商鞅全面展开了他的体制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和军事改革。使用的手段也很简单:恩威并施。比如,努力生产多交公粮的,免除徭役;偷奸耍滑投机倒把的,收为奴婢。又比如,有军功的,让他们显赫荣耀;没军功的,让他们没有面子。

总之,商鞅一手拿狼牙棒,一手拿军功章,带领秦国突出重围。新法实施十年后,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人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孝公也从雍(今陕西凤翔县)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开始了“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的准备。勃然雄起的秦让诸侯刮目相看,连周天子都送来了胙肉。

但,这很可疑。

可质疑的不是乡邑大治,而是大治的原因。事实上商鞅上台后颁布的一号法令,就是在基层组织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商鞅规定,庶民按户编组,五家为保,十户相连,一人作奸犯科,通体连带责任:不告发者腰斩,藏匿者视同降敌,告发者则按斩敌首级领赏。呵呵,难怪秦国能做到“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了,人人都是特务和警察嘛!

这样一种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告发的恐怖生活,也许只有在纳粹德国之类的地方可以体验。只不过没人知道,商鞅是否为他的元首组建了党卫队。

但可以肯定,商鞅不但使秦国变成了一座军营,也使秦国成为一座监狱。实际上他肃清盗贼,整顿治安,禁止斗殴,并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而是要将社会上闲散的武力集中起来为其所用。他的所谓“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显然,商鞅培养教育出来的,不过是些毫无爱心的杀人机器。如果靠这竟能实现天下大治,那才真是天大的笑话! 〔11〕

杀人机器是不会把他人生命放在眼里的,商鞅本人就是如此。据说,商鞅有次一天之内就在渭水之滨处决囚犯七百余人,以至于“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丘山”,简直就是惨绝人寰! 〔12〕

商鞅,你这样杀人如麻,就不怕报应吗?

没人知道这条史料是否可靠,正如没人证明它无中生有,或夸大其词。但毋庸置疑,商鞅是一个铁血宰相。新法初行之时,秦国上下议论纷纷,到国都投诉的数以千计。起先商鞅还跟他们讲道理,后来就干脆以霸道行霸道。而且不管是说新法不好还是说好的,都统统称之为乱民,放逐到边邑。结果当然令商鞅满意。从此以后,再没人敢说三道四。

这绝不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不错,变法是要有些铁腕。决策做出以后,斩断争论也很有必要。否则,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改革就不能成功。但商鞅的情况不同于此。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专制、集权和独裁来设计和进行的,因此不能让人民有任何自由,包括言论自由。

实际上,商鞅不但不准议论他的法令,而且根本就不允许有任何议论。在他心里,人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他们不过是君王实现霸业和帝业的工具和武器。或者说,男人平时是劳动工具,战时是杀人武器,女人则是生产这些工具和武器的机器。既然如此,那你议论什么?遵命执行就是!

这就是所谓商鞅变法。从此,秦国上有独裁君主,下有芸芸众生,中有官僚机构,到处都有军队、特务和警察,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和军事独裁的准帝国。

事实上,秦能在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只能归结为他们有当时最管用的制度。或者说,他们把这个新制度建设得最彻底,也运用得最彻底。这种新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国内的资源和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民众的生产潜力和战斗勇气,并保持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集体性格,从而横行霸道,一统天下。

在这里,我们闻到了专制的血腥。

是的。伴随秦军挺进中原之步伐的,是血雨腥风;提供秦国后来居上之保证的,是严刑峻法。秦政之苛,秦法之严,秦制之专横,秦风之强悍,实乃公开之秘密,不争之事实。秦,是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大本营。

这个大本营的奠基者,是商鞅。

商鞅成功了。至少,他把秦从公国变成了王国,并为这王国变成帝国搭建了舞台,铺平了道路,做好了准备。商鞅死后十四年,秦惠称王;一百零四年后,嬴政称帝。

然而商鞅自己,却死于非命。

为谁改革

商鞅是被车裂的。

车裂即通常所谓五马分尸。行刑之法,是用绳子捆住受刑者的头和四肢,另一头系在马身上,然后同时鞭策五匹马,分裂人犯的身体。 商鞅所受,就是这种酷刑,而且是当众执行,分明有杀一儆百的意思。 〔13〕

商鞅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因为得罪了孝公的太子、后来的惠王。之前,商鞅为了推进新法,并维护法律尊严,惩罚了太子的两位师傅,公子贾脸上刺字,公子虔被割了鼻子。所以,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公子虔马上就一状告到了惠王那里,举报商鞅谋反。秦惠王原本就对商鞅恨之入骨,当然一告就准。于是下令通缉,全国搜捕,捉拿归案,处以极刑,同时灭族。

这是商鞅被害的直接原因。

根本原因呢?

儒家说是作法自毙。因为按照“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老规矩,商鞅原本可以免死,顶多赐他自尽,不至于死得这么惨。可惜,此人却偏偏不行王道行霸道,不行礼治行法治。那就请你以身试法。

是这样吗?

否。

没错,商鞅确实死于法治,也确实是作法自毙。比如举报别人,就是他鼓励的。好嘛!老百姓知情不报要腰斩,积极告发则视为奋勇杀敌,那么,有人听说你要谋反,该不该举报?呵呵,你不是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

或许有人会问:举报商鞅谋反,有证据吗?没有。他们的原话,叫“商君欲反”。什么叫“欲反”?想造反。哪里想?心里想。心里想,能证明吗?不能。需要证据吗?不要。因此,说白了就是莫须有,诬告。

或许又会有人问:诬告也能成立吗?能。因为商鞅在鼓励邻里之间相互告发的时候,就没说要有证据,更没规定诬告者要负法律责任。总之,奖励举报的政策是有的,制裁诬告的法律则是没有的。不难猜测,在商鞅的治下,被人诬告和屈打成招的,一定不会绝无仅有。

只不过,现在轮到他自己。

实际上商鞅被诬告后,也清楚自己浑身是嘴说不清,只好逃亡。但他跑到秦国边境,却住不进旅店。店老板说,商君有规定,所有的客人住店,都要出示路条、护照或者身份证。如果没有,就不能收留。如果违法收留,而客人碰巧又是罪犯或者犯罪嫌疑人,那么,这人将来判什么罪、受什么罚,旅店老板也判什么罪、受什么罚,这就叫“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简称“连坐”。店老板并不知道来人就是商鞅,商鞅自然也不敢出示什么证件,于是便长叹一声说:真没想到,我变法立法的弊病竟到了这个份上! 〔14〕

走投无路的商鞅只好当真造反。他先是逃往魏国,却被魏人送回秦境;又逃往商邑,却被惠王派兵剿灭。作为反贼,他被秦军杀死在基地,又被拉回国当众车裂。

这一下,商鞅的叛国罪坐实了。

其实,商鞅原本还有另一条出路,那就是在开庭审判时为自己辩护。当然这很难。面对“欲反”的罪名,要想自证清白,几乎没有可能。

然而就连这最后一线希望,都不存在。因为秦国的法律里没有辩护权这一条。请大家想想,商鞅在渭水之滨处决囚犯七百余人时,这些人都经过了公开审判,由法庭核实了证据,请律师进行了辩护吗?没有。

显然,商鞅虽是作法自毙,酿成悲剧的根本原因却不是法治有问题,而是秦法有问题。什么问题?只有维护君王统治的手段,没有保护人民权利的条款。原因,则因为商鞅之法是王法,商鞅之道是霸道。王法,就不会有公民权利的意识;霸道,就不会有疑罪从无的思想。

因此,不要以为改革就好,还得看为谁改,改什么,怎么改。同样,也不要以为立法就好,还得看为谁立,立什么,怎么立。不弄清楚这些根本问题,仅仅只说铁面无私执法如山,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 〔15〕

可惜这些都只能留待将来。

事实上,就连商鞅式的变法,也很快就不再能满足国王和枭雄们的需要。比起严刑峻法来,他们更感兴趣的是阴谋诡计,是损人利己和巧取豪夺。

于是,商鞅被杀五年后,张仪入秦,苏秦则担任了六国纵约长。以此为标志,士阶层的各色人等纷纷登场,兴风作浪,出将入相,搅得周天寒彻。

合纵连横开始了。

第六章

合纵连横

赌棍苏秦

苏秦临死前,押了最后一宝。 〔1〕

纵横家苏秦是在齐国被暗杀的。作为利用国际关系大发横财的政客,他招来的羡慕嫉妒恨恐怕不少,因此完全无法猜出刺客是谁所派,全国性的大搜捕也一无所获。苏秦伤势严重,眼看不久于人世,破案却遥遥无期。

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遗体放在赌桌上。

弥留之际,苏秦对齐王说,臣死以后,请王上将臣五马分尸,同时公开宣布臣是燕国间谍,死有余辜,凶手必定现身。齐王照办,罪犯果然自投罗网。

苏秦此计,堪称豪赌。

的确,苏秦是战国最大的赌棍。他不赌钱,甚至也不赌命,赌国。此人是把战国七雄的国家命运,跟自己的身家性命绑在一起下注的。这一赌,风云为之变色,天地为之翻覆。直到苏秦去世后近一个世纪,他策划的合纵连横也仍是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什么是合纵连横?

合纵,就是燕、齐、赵、魏、韩、楚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西方的强秦。由于六国都在太行山以东,所以叫“山东六国”;他们的联合战线或统一战线从北到南纵向合成,所以叫“合纵”。六国与秦相比,土地大五倍,兵力多十倍。如果坚持合纵,秦的野心就无法实现,国际和平也就有了保障。

这当然是很好的主意。

问题是,苏秦想出这办法,并不是为了六国的利益,也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更不是为了天下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富贵荣华,出人头地,才真正是他要的。

为此,苏秦不辞辛苦,奔走于六国之间,先后说服了燕文侯、赵肃侯、韩宣王、魏襄王、齐宣王、楚威王,而且约定了合纵的具体方案。比如秦攻楚,则齐和魏出兵相救,韩断秦的粮道,赵和燕声援;秦攻齐,则楚攻秦军后路,韩守关隘,魏阻秦道,燕出救兵,赵做声援。如此等等。

方案既定,共识达成。于是苏秦佩六国相印,担任纵约长,相当于六国会议的秘书长。

苏秦合纵成功。

图据《中国历代战争史地图集》

苏秦合纵游说六国顺序:燕赵韩魏齐楚。

可惜他这个联合战线或统一战线非常脆弱。六国不但各怀鬼胎,而且互不信任,能凑在一起不过因为有强秦的威胁。一旦警报解除,他们就会如鸟兽散,甚至会打起来,根本不管什么盟约不盟约。到那时,苏秦靠什么吃饭?

因此,苏秦既要鼓吹合纵,又要破坏合纵。只有合纵被破坏,六国因分散孤立而被痛打,才有可能重新睡到一张床上来,尽管依然还是同床异梦。

破坏合纵的办法是连横。

连横,就是秦与六国一家一家地单独结盟,从西向东连成六条横线。这是有利于秦而不利于六国的方案,显然不能由苏秦来做,得另外找人。这人必须可靠,还得跟自己一样诡计多端,厚颜无耻,唯利是图,没有道德的底线和顾虑。

苏秦想到了张仪。

张仪和苏秦是同学,曾经一起拜在鬼谷先生门下学习权术与权谋,才艺比苏秦还好,苏秦也自愧不如。但是苏秦出道早,张仪则运气不佳,甚至曾被疑为窃贼而遭到毒打,此刻正穷愁潦倒,走投无路。利用这样一个人来共同做局大赌一把,是可以放心的。

但,请将不如激将。于是苏秦偷偷派了一个人去“点拨”张仪:你的老同学在赵王那里正得势,为什么不去找他走走路子,想想办法?

张仪觉得有理,兴冲冲来到赵国,谁知却碰了一鼻子灰。苏秦不但没有盛情款待,反倒让他受尽羞辱。在冷落了张仪好几天后,苏秦大模大样傲慢无礼地接见了他,让他坐在堂下,赏赐了一点奴仆吃的残羹剩菜,又冷嘲热讽地把他奚落了一番,然后要他去自谋生路。

像乞丐一样被打发的张仪悲愤满腔。他抱着志在必得的决心前往秦国,那是他唯一可以选择的地方。

张仪的运气似乎很好,他在途中遇到了一位古道热肠的大富豪。由于此人的赞助,张仪不但见到了秦惠王,而且成为秦国的客卿。直到这时,此人才告诉张仪,他是苏秦派来的。钱财、车马、礼品,也是苏秦赞助的。目的,就是要跟张仪联手,玩轮盘赌。

这当然有风险。万一张仪不解奥秘,不听招呼,或者穿帮露馅,岂非满盘皆输?

然而苏秦又赌赢了。后来成为秦相的张仪,果然对苏秦的想法心领神会,并配合默契。他甚至在苏秦立足未稳合纵未成时按兵不动,看准了时机才出手。从此,苏秦成为合纵的领袖,张仪充当连横的代表。那些利欲熏心的国王则被玩弄于股掌之间,到死都不知道上当受骗。

骗子张仪

苏秦敢赌,张仪会骗。

所以,苏秦设赌局,张仪设骗局。

张仪所设之最大骗局,在公元前313年。这时,虽然苏秦已经去世,合纵却仍然是秦国的心头之患。于是张仪出使楚国,实施对合纵的破坏。

要破坏其实很容易。因为六国的合纵,原本是各自的利益所使然。利,可以让他们合,就可以让他们散。张仪的办法是向楚怀王许诺,只要与齐国绝交,他便请求秦王割让土地六百里,作为答谢。

这话一听就不靠谱,楚怀王却喜出望外,觉得占了天大的便宜。有人提醒他慎重考虑,他却得意洋洋地说,闭上你的嘴巴,等着看寡人拿地!

然而张仪一回国,便称病不朝闭门谢客。楚国的使节苦苦等了三个月,却半点动静都没有。楚怀王又自作聪明,认为是秦国还不相信自己的诚意,便派人北上辱骂齐宣王。宣王无故受辱,勃然大怒,立即与楚绝交,与秦连横。消息传来,张仪的“伤病”也马上就痊愈了。

张仪对楚使说:臣有采邑六里,愿奉献给大王。

楚使说,下臣谨奉敝王上之命,前来接受贵国割让的土地六百里,没听说是六里。

张仪答,臣也没听说是六百里。

楚怀王这才发现是上当受骗了。怒不可遏的怀王再次不听劝阻出兵伐秦,结果被秦齐联军打得落花流水,只好割让两座城邑与秦国议和。

这才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不过,秦国这时最感兴趣的,是楚国的黔中,因此提出用武关之外的土地来交换。楚怀王说,我不要地,只要张仪。贵国要黔中,拿张仪来换。

秦惠王很为难。

张仪说,既然楚王一定要臣,臣去楚国就是。

惠王说,楚王对先生恨之入骨,先生此去怕是危险。

张仪说,秦强楚弱,众所周知。臣奉秦命使楚,那楚王怎敢加害于臣?就算他一定要把臣杀了,能以一人之命而换得黔中,也正是臣下最大的愿望。

于是张仪呵呵一笑,满不在乎地去了楚国。这一回接待他的,就不是上次的豪华宾馆,而是监狱。

张仪还是不在乎,因为反正有人救他。

救张仪的,是楚国大夫靳尚。这是张仪早就安排在楚国的线人。办法,则是通过怀王的宠妃郑袖做工作。

靳尚对郑袖说,你快要失宠了,知道吗?

郑袖问:为什么?

靳尚说,因为秦王要用很多美女来换回张仪。

于是郑袖天天在怀王那里哭哭啼啼:人臣各为其主而已,张仪有什么罪?我们该给的地还没给,人家就把人送来了,对大王还不够尊重吗?张仪一死,秦王必怒,请让臣妾母子避难江南,以免成为秦军砧板上的鱼肉。

结果是,张仪从监狱搬回了宾馆。

看来,张仪能骗,也敢赌。

搬回宾馆的张仪说服了楚怀王连横,然后又出使山东各国,先后搞掂韩襄王、齐宣王、赵武灵王、燕昭王,这时秦惠王却去世了。接班的秦武王原本就讨厌张仪,朝中大臣更群起而攻之。五国见张仪失宠,又纷纷由连横变成合纵。张仪不但功亏一篑,还生死未卜。

这一回,张仪只能自救。

张仪对秦武王说,齐王最痛恨的人就是臣。臣在哪个国家,齐就要攻打哪个国家。因此臣请求去魏国。

秦武王就把张仪送到魏国,齐军也果然伐魏。张仪却派自己的家臣冒充楚人出使齐国,对齐王说:王上不是痛恨张仪吗?为什么要这样保护他呢?

齐王莫名其妙:寡人怎么保护张仪了?

冒充楚使的张仪家臣说,因为张仪到魏国,是去做诱饵的。贵国与魏国鹬蚌相争,秦国就能渔翁得利啊!

结果齐王撤军。

张仪逃过一劫,楚国却万劫不复。张仪死后十年,楚怀王被秦昭襄王骗到武关,又被劫持到咸阳,最后客死在秦国。楚怀王死后七十三年,秦灭楚。

事后有人问孟子:张仪可以算是大丈夫吧?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息。孟子说,这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居于仁,立于礼,行于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才叫大丈夫! 〔2〕

没错,张仪确实不能叫大丈夫,只能叫大骗子。

但,张仪是骗子,并不等于别人也是;张仪不是大丈夫,也不等于别人就不是。

比如冯驩(读如欢)。 〔3〕

食客冯驩

冯驩是穿着一双草鞋去见孟尝君的。 〔4〕

孟尝君名田文,是战国四公子之首,其余三位是赵国平原君赵胜,楚国春申君黄歇,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四公子的共同爱好,是把社会上闲散的士人,包括各国的逃犯都包养起来,叫养士。开养士风气之先的就是孟尝君,被养的士人则叫食客,冯驩就是其中之一。

冯驩来时,孟尝君照例亲自接待。

孟尝君问:先生远道而来,有什么要教导田文的吗?

意思很清楚,是问冯驩有什么本事。

冯驩却回答:君上好客,在下又穷,因此前来投靠。

这意思也很清楚:本人什么能耐都没有,就是来混饭吃的。于是孟尝君安排他住在传舍(下等宿舍)。

十天后,孟尝君向管事的问冯驩的状况。

管事的回答说,冯先生确实太穷了,穷得只剩下一柄剑。每天,他都弹着那剑唱:长铗(读如夹,剑或剑把)归来乎,食无鱼!孟尝君就让冯驩搬到幸舍(中等宿舍),有鱼吃。冯驩还是不满意,又弹着那剑唱:长铗归来乎,出无舆!孟尝君又让他住代舍(上等宿舍),出入有车。谁知冯驩并不领情,又弹着那剑唱: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

这就未免有些过分,所以孟尝君心里很不高兴。不过,不高兴归不高兴,对冯驩还是款待如故。

冯驩却继续让孟尝君不高兴。

一年后,孟尝君因为财政困难,需要有人到封地薛邑去处理债务。薛邑的人大多很穷,这事并不好做。下等宿舍管事的就说,住在上等宿舍的那位冯先生,样子看上去能言善辩,年纪又比较大,派他去很合适。

孟尝君便把冯驩请来,问他能不能走一趟。

冯驩说:诺。

可是冯驩到了薛邑,却把收上来的十万利息拿去买酒买肉请欠债的人吃饭,还自作主张免除了部分人的债务。

孟尝君闻讯,把冯驩召回,追问有无此事。

冯驩说,有。如果不摆宴席,他们就来不齐,臣也就不可能掌握他们的经济状况。至于哪些人的债券应该一把火烧掉,臣是核对过的。有还贷能力的,臣已约定了时间。

孟尝君说,田文由于自不量力,门下食客三千,结果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这才请先生去收债,以应急需。先生这样做,田文的钱还收得回来吗?

冯驩说:还不起钱的,再给他十年也还不起,反倒要欠更多的利息。他们最后的选择,只能是逃亡。那样,君上的钱还是收不回来,却要背逼债的恶名。大家都没好处的事情,为什么要做?现在,我们烧掉的只是永远都收不回的虚账,换来的却是君上仁厚爱民的美誉,不好吗?再说了,臣下临行前,君上吩咐买些家里缺的东西回来。君上家财万贯,富可敌国,缺的不就是义吗?

孟尝君很无语。

事实证明,冯驩是对的。没过多久,孟尝君因为名气大,能力强,功高盖主,被齐王罢免。免去了国相职务的孟尝君只好离开国都,回到自己的封地薛邑。但是,当他走到离薛邑还有一百里地的时候,薛邑的民众已经扶老携幼,恭候在路旁了。孟尝君感慨万分。他对冯驩说:先生为田文买的义,田文现在看见了。

冯驩却说,狡兔有三窟,也只能做到免死。请让臣为君上再筑两窟。于是他向孟尝君要了车子和经费,先跑到秦国对秦王说:现在天下最强的,是秦和齐。秦国强,齐国就弱;齐国强,秦国就弱。这叫雄雌之国不两立,岂能并存?

秦王一听,马上坐直了身子:那该怎样?

冯驩回答:把孟尝君请来就行。齐国重于天下,全在孟尝君。现在他被罢免,肯定心怀怨恨。他对齐国的情况又了如指掌。如果把他请来,齐国不就是王上的吗?不过这事时不我待。一旦齐王醒悟,为之晚矣。

秦王听冯驩说得在理,就派出十辆车子带一大笔钱去请孟尝君。冯驩又抢先一步回到齐国对齐王说:臣下听说秦王要重金礼聘孟尝君了!齐与秦,一方强,另一方就弱。王上何不趁秦使未到之时,赶快把孟尝君稳住?

齐王听了,立即下令恢复孟尝君的相位,还同意在他的封邑建立先王的宗庙。宗庙所在地,谁也不敢侵犯。民众拥护,官复原职,宗庙在薛,孟尝君三窟齐全。

如此冯驩,难道只是食客?

也是生意人啊!

商人吕不韦

生意做得最大的,是吕不韦。 〔5〕

吕不韦很有商业天赋,他其实是用商业头脑来玩政治的。“奇货可居”这个成语,就是他的发明。

那么,谁是吕不韦眼中的奇货?

秦国的公孙异人。

异人是秦昭襄王的孙子,安国君的儿子。他在自己二十多个兄弟中,排行不前不后,还是庶出,生母也不招父亲待见,因此被打发到赵国做人质。这样的人,明明是没人稀罕的滞销品,怎么会是潜力股呢?

吕不韦却慧眼独具。在他看来,奇货可居这四个字,关键在可居。不可居,再值钱也没意义。异人如果是太子,或嫡子,或长子,或生母得宠,固然价值连城前途无量,却炙手可热高不可攀。相反,正因为他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发配在赵国闲着也是闲着,吕不韦才有了进货的可能。

于是吕不韦问他老爹:种田的利润有多少?

老爹说:十倍。

吕不韦又问:珠宝生意呢?

老爹说:百倍。

吕不韦再问:扶植一个国王呢?

老爹说:无法估算。

如此巨额利润,当然值得干他一票。

问题是,把呆账变成奇货,可能吗?

可能。

前面说过,异人是安国君的儿子。此时的安国君,已被立为太子,迟早成为秦王。但安国君的二十多个儿子当中,没有一个是嫡长子。换一个角度来看,即安国君的任何儿子,都可能立为太子。

吕不韦打的就是这个算盘。换句话说,如果他能让异人成为安国君的接班人,就等于扶植了未来的秦王。这可是一本万利的期货生意。

关键在于,立嫡立储,谁说了算?

从法理上讲,当然是安国君自己。但能够左右安国君的,却是华阳夫人。华阳本是安国君的宠姬,此刻又被立为夫人,安国君对她宠爱有加,言听计从。因此,只要她一句话,异人立马就能咸鱼翻身,身价百倍。

那么,怎样才能让华阳夫人想起并接受异人呢?

算账。

这笔账其实很好算,因为华阳夫人自己没儿子。也就是说,安国君百年之后,接班做秦王的,反正只能是别人的儿子。不过,如果这位公子被自己认领,华阳夫人不就等于有儿子了吗?在“自己的儿子”和“别人的儿子”之间选储君,夫人还用得着犹豫吗?

但,既然是领养,华阳又为什么一定要选异人?因为吕不韦让她明白,只有异人,只有那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异人,才可能像孝顺亲娘一样孝顺她。孝顺也不是有德,是因为有利。没有华阳,异人无法上位;有了异人,华阳后顾无忧。一方需要靠山,另一方需要保险,互利双赢,生意成交。安国君也与华阳夫人盟誓,决定立异人为嫡。

赵国却不肯放人。

吕不韦只好又去帮赵国算账。吕不韦说,秦国如果定要屠赵,是不会在乎一两个公子的。这时,你们把异人扣在手里,等于拿了张空头支票,甚至是烫手的山芋。相反,如果现在高抬贵手,异人将来当然会以德报德,你们也等于拿了有价证券。有价证券和空头支票,要哪个?

赵王立即礼送异人回国。

终于回到秦国的落难公子异人,被吕不韦这个称职的中介包装上市。他甚至安排异人穿着楚国的服装去见华阳夫人,结果华阳喜出望外,高兴地对异人说:为娘我就是楚人。儿啊,以后你就叫“楚”吧!

从此,异人更名为楚。

公子楚的运气很好。公元前251年,昭襄王去世,安国君继位,是为孝文王。孝文王仅仅在位一年,就告别人世,子楚顺利接班,是为庄襄王。

吕不韦的运气更好。三年后,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庄襄王也撒手而去,继位的是王后赵姬的儿子。赵姬原本是吕不韦的女人,被异人看中要去,后来成为庄襄王后。但赵姬从吕不韦屋里转手到异人床上时,据说已有身孕。因此也有人说她的这个儿子,其实是吕不韦的。

这事恐怕只能存疑。但可以肯定,赵姬这儿子继位时还是少年,秦国的大权便落到了吕不韦的手里。吕不韦本已封侯拜相,此刻又尊为相国,号称仲父,权倾朝野,名重一时。他甚至仿效孟尝、平原、信陵、春申这“战国四大公子”的做法,大养其士,并让这些士人为他编写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号称《吕氏春秋》。

吕不韦成功了吧?

当然。他早期的投资,已经获得巨额回报,而且名利双收。据说,《吕氏春秋》完成后,吕不韦曾经下令将书稿和奖金一并悬挂在秦都咸阳的城门之上,扬言只要有人能增删改动一个字,就奖赏千金。

为中华文化贡献了“奇货可居”和“一字千金”两个成语的吕不韦,这时达到了他事业的巅峰。这个巅峰是不可企及的。此后,尽管仍然会有商人参与政治,或借助政治从事商业,却没有任何人超越吕不韦。

与此同时,吕不韦自己也从风光无限迅速坠入万丈深渊。新秦王即位后十年,吕不韦被免去相国职务。又过了两年,他被迫在自己的封地服毒自杀。

他真是白赚了那么多钱。

把吕不韦逼到绝境的,就是赵姬的儿子,那个生父可能是庄襄王异人,也可能是文信侯吕不韦的男孩子。这个男孩的名字叫嬴政,是秦王国最后一任国王,也是秦帝国第一任皇帝。正是他,终结了战国,也终结了先秦,并开始了新的时代──帝国和王朝的时代。

没错,他就是秦始皇。

但,这将是另一个故事。

这是什么时代

赌棍、骗子、食客、商人,各色人等次第亮相,粉墨登场,演绎出五光十色轰轰烈烈的悲剧和喜剧。参与演出的人,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自荐的毛遂,刺秦的荆轲,救赵的信陵君,都为读者耳熟能详。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战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赌徒的时代。

没错,时代跟人一样,也是有个性的。因此,如果把春秋和战国比作人,那么,春秋是贵族,战国是平民;春秋是君子,战国是小人;春秋是英雄,战国是赌棍。只不过,战国的赌棍往往也有血气和血性,甚至同时也是豪侠。豪侠之赌,即为豪赌。那一份豪情和侠义,依然令人神往,让人心仪。

比如冯驩。

冯驩当然不好说是赌徒,却也是个敢押宝的。他为孟尝君收买人心,就是做期货,也是赌。实际上他的延长贷期和焚烧债券,并未得到孟尝君的授权。而且,如果后来孟尝君没被免职,这笔投资也体现不出回报。因此,当冯驩豪情万丈大烧其薛邑债券时,他不是在赌吗?

但,冯驩又是仗义的。

孟尝君罢相后,他门下那三千食客都如鸟兽散,跑得一干二净,留下的只有一个冯驩,帮助他东山再起的也只有冯驩。因此,复位后的孟尝君便对冯驩说:那帮小人要是还敢回来,我一定把口水吐到他们脸上。

冯驩立即俯身下拜。

孟尝君大惊失色:先生难道要替那些家伙谢罪吗?

冯驩说,不!臣是要替君上的不当言论谢罪。君上应该知道,有生有死,是天之常道;嫌贫爱富,是人之常情。那些赶集逛商场的,早上蜂拥而入,晚上不屑一顾,难道因为喜欢早晨厌恶夜晚?不,是因为他们要的东西到晚上就没有了。因此,请不要责怪那些人的离去。 〔6〕

这可能是冯驩所做最仗义的一件事,然而他讲的道理却是利,他对孟尝君的忠诚也表现为利。这就跟春秋大不相同。春秋开口闭口是礼,战国开口闭口是利。这一点,只要比较《国语》和《战国策》,就一目了然。 〔7〕

战国的时代特征也昭然若揭,那就是唯利是图。

对此,苏秦应该深有体会。当初,他外出谋生一无所获回到家乡时,所有人都看不起他,父母亲甚至连话都不跟他说。后来,他佩六国相印衣锦还乡,家里人都不敢抬头看他,嫂子更是像仆妇一样伺候他吃饭。苏秦笑着问嫂子:你们前倨后恭,是什么原因?嫂子匍匐上前,把脸贴在地面上说:因为您现在又有权势又有钱啊!

这真是赤裸裸的势利。难怪苏秦会感叹说:一个人如果贫穷,父母都不拿他当儿子;如果富贵,亲戚都会来拍马屁。人生在世,难道可以不在乎金钱地位吗? 〔8〕

切肤之痛,经验之谈呀!

的确,战国是一个“真小人”的时代。在这二百多年中,社会也为各色人等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无限可能。比如虞卿,原本是个连真名实姓都无人知晓的穷光蛋。但他穿着草鞋扛着雨伞去游说赵孝成王,一见即获赏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即拜为上卿,可谓青云直上一步登天。如此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对士人岂能没有诱惑? 〔9〕

何况门槛极低,只要一张嘴;成本也极低,只要一席话。所以,张仪当年被人疑为窃贼遭到毒打,回家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婆,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

老婆笑着说:舌头倒是还在。

张仪便说:足矣! 〔10〕

甚至没有三寸不烂之舌也不要紧。比如孟尝君的食客中,就什么人都有。结果,会学狗叫的帮他窃得狐白裘,买通了秦王宠姬;会学鸡叫的帮他哄开函谷关,顺利地逃出秦国。鸡鸣狗盗,不也能换来富贵荣华? 〔11〕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个人,如果原本一无所有,只要敢作敢为就可能大富大贵,谁不想赌他一把?能像冯驩那样仗义,便是意外之喜。能像吕不韦那样通过利人来利己,则要算聪明。吕不韦在邯郸拜见异人时,话就说得非常清楚直白:在下当然要光大自己的门楣,但在下的门楣却要靠公子的门楣才能光大,所以我们必须合作。

战国,是趋利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是没什么道德感可言的。苏秦甚至公开对燕易王说,臣下我不讲诚信,正是王上您的福分。那些讲诚信的都死守道德,谁会为王上的利益而奔走呢?

苏秦这样说,还真不是强词夺理,反倒应该看作透彻通晓。事实上战国的王侯,不少就是赌棍出身,他们在国际关系中的作为,都难免赌徒心态,正所谓“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这其实是时代所使然。 〔12〕

于是上流社会,弃仁义而重权谋;诸侯各国,废礼让而重战争。结果,应运而生的是谋臣策士,平步青云的是地痞流氓。因为战国就是这样:只讲功利不讲道义,只要目的不择手段,成者王侯败者寇,谁有权势谁就是大爷。

战国,是无德的时代。

没错,如果说春秋还只是礼乐崩坏,那么战国便已是道德沦丧。这对于华夏文明,无疑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因为华夏文明的制度支持,是井田、宗法、封建、礼乐;全民共识,则是以德治国,以礼维序,以乐致和。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华夏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就体现在这一整套系统中。

然而这一整套系统,都在战国分崩离析,而且也不可能不崩溃。是啊,楚是南蛮,秦是西戎,燕是北狄,田齐和赵、魏、韩是盗篡,哪一个是姬周嫡传、纯种王族?

何况就算华夏正宗,也无法抗拒三大变革:第一,土地国有,按户籍授予小农并征收赋税;第二,诸侯兼并,国土和子民不再分封;第三,中央集权,卿大夫和地方官由国王任命。也就是说,井田制废,授田制立;封建制废,郡县制立;世卿制废,官僚制立。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切都变了。社会生活、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岂能不变? 〔13〕

基础动摇,支柱倒塌,中国向何处去?

谁来回答中国

能回答历史之问的,是士,也只有士。

士,是战国舞台的主角,正如之前的时代主人,西周是王,东周是侯,春秋中后期是大夫。于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风流人物,前有武王、周公,中有齐桓、晋文,后有子产、赵鞅,他们是那些时代的代表。

战国的历史,却是由士来谱写的。

什么是士?

士在春秋,是最低一等的贵族。前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在秦汉和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级的平民。后三级,是农、工、商。

那么,战国的士,是什么?

精神贵族。

所谓精神贵族,就是仅仅在精神上或精神领域是贵族。根本原因,是士没有不动产,也没有统治权。没有物质,便只有精神。成为精神贵族,是迟早的事。

不过既然是贵族,就该有贵族的权利和义务,也要有标识,比如体现参政权的缁冠,体现参军权的皮冠,体现祭祀权的爵冠(爵读如雀)等等。这是权利的象征,也是身份的认同。因此,子路宁愿去死,也不肯免冠。

这就是贵族精神了。

有贵族精神,就有君子风度。所以,春秋虽然礼坏乐崩,却还不至于道德沦丧。

然而进入战国,士的权利和义务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柄剑。这是他们在举行冠礼时获得的,也是贵族的身份认同和象征。所以,司马迁在记录秦始皇的成年礼时,特地写了“带剑”二字。同样,冯驩和韩信尽管一文不名,却剑不离身。剑,是贵族之器,君子之器,王者之器。大侠多半用剑,道理也在这里。 〔14〕

剑,意味着身份,也意味着教养。一般地说,士都能接受比较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教育条件不一定最好,学习积极性却可能最高。因为他们有身份无地位,有义务无职务,有事业无产业。唯一的出路,是为更高级的贵族服务,换取俸禄或食田(可以分得粮食和赋税的田地)。

这就非有本事不可。

因此,士人的第一要务是“修身”。身修好了,就可以出来工作。其中,帮助大夫打理采邑,叫“齐家”;协助诸侯治理邦国,叫“治国”;辅助天子安定四海,叫“平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合起来就叫修、齐、治、平。

但,无论齐家还是治国,士人都是帮佣,诸侯和大夫则是老板。不过,春秋的老板和帮佣是有血缘关系的,士人也一般都有世袭职务和固定工作,或像管仲时代的齐国那样由国家包养。战国之士,则必须自己找工作。他们与诸侯和大夫,是雇佣关系。既然如此,士们是去帮忙,还是帮凶、帮腔、帮闲,便由不得自己,或不能完全由自己。

相反,为了保证有口饭吃,甚至能够飞黄腾达,他们很可能放弃原则而投其所好,不顾长远而只顾眼前。战国之人急功近利,社会风气急剧败坏,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15〕

好在事情还有另一面。

另一面就是士在国际事务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那些重量级士人,服务某国该国就兴旺发达,离开某国该国就内外交困,正所谓“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 简直就是核武器。 〔16〕

这就迫使各国的王侯和卿相,不得不卑躬屈节,礼贤下士,以至于普天之下,尊贤成风。他们甚至不惜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供养士人。齐国执政田成子每年的收入,大部分用于养士。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每天都跟主人吃同样的饭菜,不敢稍有怠慢。权贵们对士人的谦恭,于斯为最。 〔17〕

相反,士人却完全不必看权贵的脸色,甚至可以傲然视之。有一次,魏国士人田子方与太子击狭路相逢。太子连忙让车回避,自己下车行礼,田子方却昂然不答。他说:诸侯看不起人则失其国,大夫看不起人则失其家。我们士人,如果主张不被接受,言论不被采纳,换个国家就是。抛弃不识好歹的权贵,就像扔掉一只草鞋,有什么了不起!

魏太子击听了,也只能唯唯诺诺。 〔18〕

毫无疑问,王侯卿相们的这种态度,是被残酷的国际竞争和权力斗争逼出来的,却在无意中解放了精神文明的生产力。我们知道,知识阶层最希望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一是衣食无忧,二是言论自由。有此两条,思想的源泉就会充分涌流,文明的成果就会遍地开花。

战国,就做到了这两点。

事实上,战国的知识阶层虽然不少被国君或大夫供着养着,却其实不必承担责任,也不受任何制约。他们想著书立说就著书立说,想高谈阔论就高谈阔论,想出谋划策就出谋划策,想坐而论道就坐而论道,甚至想拂袖而去就一走了之。没人失去自由,也没人因言获罪。

不被供养的,更如此。

于是战国二百年,就成了充满矛盾的时代:民众水深火热,士人备受尊崇;社会动荡不安,学术空前繁荣;道德普遍滑坡,思想充分自由。中华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动乱年代,变成了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

当然,这个时代要从春秋晚期的孔子算起。

奇怪吗?不奇怪。事实上,正因为社会剧变,天下大乱,道德沦丧,共识阙如,中国向何处去才成了问题。同样,正因为一个跨国界、超宗族的精英阶层勃然兴起,又没有一统天下的强权能够钳制舆论,问题的回答才有了可能。

于是,儒家代表着文士,墨家代表着武士,道家代表着隐士,法家代表着谋士,纷纷亮出自己的主张,力图影响历史的进程。这是当时最自由也最活跃的力量。因为自由,所以是百家;因为活跃,所以要争鸣。

世纪大辩论开始了。

那就看他们如何亮剑!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百家争鸣》

后记

这格子不好走

本中华史第一卷《祖先》和第二卷《国家》在北京首发时,我跟媒体有一次对话。记者问:你用一己之力,在五到八年的时间内撰写整部中华史,不难吗?

我答:难,当然难。

记者又问:不累吗?

我答:累,当然累。

记者再问:有办法吗?

我答:有,当然有。

我的办法,是临睡前读侦探小说。

新星出版社的谢刚和褚盟听说,便把他们的“午夜文库”陆续寄来,结果让我在无意中又学了一招。

这一招是迪弗的,叫“走格子”。

走格子是一种刑侦手段。具体方法,是在头脑中将犯罪现场画上若干格子,然后一格一格地收集证据。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会漏掉任何线索,而且效率很高。这种高效率的手段,完全可以用于写作。《祖先》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夏娃、女娲、伏羲、炎帝、黄帝、尧舜禹,六格。《青春志》也是这样写出来的。刺客、情人、战士、人臣、使节、鬼神,也是六格。

只不过,迪弗是“走格子”,我是“填格子”。

但到第五卷,难了。

最大的困难,是这段历史时间长,头绪多,人物关系复杂。从公元前722年春秋开始,到公元前221年战国结束,整整五百年。平均下来,一万多字之内就得说清百年。这当然并非做不到。但如果既要讲清楚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又要有血有肉有声有色,那就太难了。

然而必须做到。

在我看来,一部好的史书,史观是不能没有的,那是灵魂;史识是不能没有的,那是骨骼;史料是不能没有的,那是血肉;史感也是不能没有的,那是神采。没有神采就没有魅力,历史也就仍然是手术台上的木乃伊。

那不是我要的东西。

史感的获得当然要靠同理心,但同时还需要一项技术支持,这就是还原现场。还原现场才能身临其境,身临其境才能感同身受。这就决定了本书不能是剧情梗概,而应该声情并茂,栩栩如生。

也就是说,只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问题是如何取舍。

首先看是否不可或缺。比如齐桓称霸和商鞅变法,分别是春秋和战国的两件大事;田陈代齐和三家灭知,则是春秋与战国的分水岭。至于开春秋之篇的郑庄公,终战国之世的吕不韦,也不便缺席。由此及彼,宋襄、晋文、秦穆、楚庄、阖闾、夫差、勾践、子产、三桓、苏秦、张仪等等,都非说不可。再加上其他相关人物和事件,已是满满当当,济济一堂。剩下的,便只好割爱。

割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秦王嬴政,还可以留待将来;也好在申包胥哭秦、信陵君救赵、蔺相如会渑池等等,读者已多有耳闻,不妨舍去。至于同为食客,为什么选冯驩而非毛遂,则因为冯驩更具有代表性,故事也更有看点。因此,尽管后者为我们贡献了“毛遂自荐”和“脱颖而出”两个成语,我仍然选择冯驩。

代表性、典型性和故事性,这是第二条原则。

第三是可读,尤其是要为读者排除阅读障碍。先秦毕竟古远,让读者记住那么多名字就不容易。办法之一,是尽可能让同一人物反复出现。实际上,只要文章做足,是可以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

效果如何,请君检验。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上 春秋

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郑庄公灭共叔段,春秋开始。

公元前718年(鲁隐公五年),曲沃庄伯联合郑、邢伐翼,周桓王令虢公伐曲沃,立哀侯于翼。晋国事始见于《左传》。

公元前709年(鲁桓公三年),曲沃武公伐翼,韩氏始祖韩万驾驭戎车。

公元前706年(鲁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随。

公元前705年(鲁桓公七年),曲沃武公诱杀晋君小子侯,次年春灭翼,周桓王另立哀侯庄弟于晋(今山西省太原市)。

公元前701年(鲁桓公十一年),郑庄公卒。

公元前694年(鲁桓公十八年),鲁桓公被杀。

公元前685年(鲁庄公九年),齐桓公立。

公元前679年(鲁庄公十五年),齐桓公始霸。

公元前678年(鲁庄公十六年),王令曲沃武公以一军为晋侯。

公元前676年(鲁庄公十八年),晋献公即位。

公元前672年(鲁庄公二十二年),陈公子完奔齐,是为田陈氏始祖。

公元前669年(鲁庄公二十五年),晋献公尽杀桓叔、庄伯之后。

公元前662年(鲁庄公三十二年),鲁庆父杀公子般,立公子启,是为鲁闵公。

公元前660年(鲁闵公二年),鲁庆父杀闵公,季友立公子申,是为鲁僖公。晋献公命太子申生伐狄。

公元前657年(鲁僖公三年),楚成王伐郑。

公元前656年(鲁僖公四年),齐楚召陵之盟。骊姬逼死晋太子申生。

公元前651年(鲁僖公九年),葵丘之会,齐桓公称霸;晋献公去世,晋惠公即位,宋襄公即位。

公元前643年(鲁僖公十七年),齐桓公去世。

公元前639年(鲁僖公二十一年),宋襄公被楚军俘虏,图霸失败。

公元前638年(鲁僖公二十二年),楚宋泓之战,宋襄公战败受伤。

公元前637年(鲁僖公二十三年),宋襄公去世,晋惠公去世,晋怀公即位。

公元前636年(鲁僖公二十四年),秦穆公送晋文公回国即位,杀晋怀公。宋成公到楚国朝见楚成王。王子带叛乱,东周京城被狄人攻破,周襄王避难郑国。

公元前635年(鲁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出兵勤王,杀王子带,送周襄王复国。

公元前634年(鲁僖公二十六年),宋国“叛楚即晋”。

公元前633年(鲁僖公二十七年),楚成王联合陈、蔡、郑、许四国军队围宋。

公元前632年(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晋文践土之盟,晋文公称霸。

公元前630年(鲁僖公三十年),晋文公联合秦国伐郑,叔詹和烛之武救郑,秦撤军,秦晋开始有裂痕。

公元前628年(鲁僖公三十二年),晋文公去世。

公元前627年(鲁僖公三十三年),秦穆公欲袭郑,弦高救之。秦军灭滑。晋军联合姜戎击秦,虏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葬晋文公。

公元前626年(鲁文公元年),楚商臣弑其君父成王,自立为君,是为楚穆王。

公元前625年(鲁文公二年),秦晋彭衙之战,秦败。

公元前624年(鲁文公三年),秦穆公伐晋,胜。

公元前623年(鲁文公四年),秦穆公征服西戎,遂霸西戎。

公元前621年(鲁文公六年),秦穆公去世,秦康公即位。晋襄公去世,晋灵公即位。

公元前613年(鲁文公十四年),楚庄王立。

公元前607年(鲁宣公二年),晋灵公被杀。

公元前605年(鲁宣公四年),郑灵公被杀。

公元前599年(鲁宣公十年),陈灵公因夏姬故,被杀。

公元前598年(鲁宣公十一年),楚庄王伐陈,掳夏姬。

公元前597年(鲁宣公十二年),春,楚庄王伐郑,郑国投降。夏,晋楚邲之战。

公元前595-前594年(鲁宣公十四至十五年),楚庄王围宋。宋死战后降。鲁、宋、郑、陈诸国皆从楚,楚霸业成。

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十五年),鲁国初税亩。

公元前590年(鲁成公元年),鲁国作丘甲。

公元前584年(鲁成公七年),巫臣使吴,教吴以车战及外交,并联晋伐楚。吴国崛起,其国名始见于《春秋》,其君主始见于《左传》。

公元前583年(鲁成公八年),晋灭赵氏,后复封赵武。

公元前575年(鲁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

公元前565年(鲁襄公八年),郑伐蔡。

公元前562年(鲁襄公十一年),鲁国作三军,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公元前546年(鲁襄公二十七年),弭兵大会,晋楚争当盟主,楚人先歃血。

公元前543年(鲁襄公三十年),郑国上卿授权子产执政。

公元前541年(鲁昭公元年),楚国令尹子围弑君即位,是为楚灵王。

公元前538年(鲁昭公四年),楚灵王称霸,郑子产作丘赋。

公元前537年(鲁昭公五年),鲁舍中军,卑公室,公室再次为三桓瓜分。楚伐吴,越随楚,此为越人第一次出现在史册。

公元前536年(鲁昭公六年),郑子产铸刑鼎。

公元前534年(鲁昭公八年),楚灵王灭陈。

公元前531年(鲁昭公十一年),楚灵王杀蔡灵公,灭蔡,杀蔡国太子祭祀社神。

公元前529年(鲁昭公十三年),楚国内乱,灵王自杀,陈、蔡复国。晋昭公与齐、鲁、刘、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盟会于平丘。晋合诸侯止于此。

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二十年),子产卒,孔子称其为“古之遗爱”。

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二十五年),鲁昭公伐季孙氏,败,流亡国外。

公元前516年(鲁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楚昭王立。

公元前515年(鲁昭公二十七年),吴公子光杀吴王僚而自立,是为吴王阖闾。

公元前513年(鲁昭公二十九年),晋国铸刑鼎,孔子称“民在鼎矣,何以尊贵”。

公元前510年(鲁昭公三十二年),吴始用兵于越。

公元前506年(鲁定公四年),吴王阖闾伐楚,五战五胜,入郢都,楚昭王逃亡,阖闾称霸。

公元前505年(鲁定公五年),鲁国阳虎政变。

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范、中行攻赵,知、韩、魏救之。

公元前496年(鲁定公十四年),吴越槜李之战。吴王阖闾受伤身亡,吴王夫差继位。越国国君名始见于《左传》。

公元前494年(鲁哀公元年),吴越夫椒之战,吴王夫差差一点灭亡越国。

公元前493年(鲁哀公二年),赵鞅大败救援范氏和中行氏的郑军,范氏和中行氏败局已定。

公元前482年(鲁哀公十三年),越军攻入吴都。

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田恒杀齐简公,立齐平公,田陈氏实际上代齐。

公元前480年(鲁哀公十五年),子路战死。

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去世。《春秋》止于此年。

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十七年),楚惠王灭陈。

公元前476年(鲁哀公十九年),《史记·六国年表》开始。

公元前475年(鲁哀公二十年),越王勾践围吴。

公元前473年(鲁哀公二十二年),吴王夫差自尽,吴亡,勾践称霸。

公元前468年(鲁哀公二十七年),鲁哀公奔越,投靠勾践。《左传》止于此年。

公元前458年(鲁悼公十年),赵、知、韩、魏四家尽分范氏和中行氏之地,知氏得地最多。

下 战国

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灭知。

公元前447年,楚惠王灭蔡。

公元前445年,楚惠王灭杞。

公元前440年,周考王封其弟于河南,称西周桓公。

公元前431年,楚简王灭莒。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册封赵襄子侄孙赵籍、魏桓子之孙魏斯、韩康子之孙韩虔为诸侯,赵、魏、韩建国。《资治通鉴》开始。

公元前391年,齐国大夫田和迁齐康公于海上,食一城。

公元前386年,田和被周安王册封为诸侯。

公元前379年,齐康公卒,姜齐彻底灭亡。齐威王立。

公元前376年,晋靖公被废,晋亡。

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

公元前369年,魏惠王立。

公元前367年,周威公少子争立,即位于巩,称东周惠公。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招贤,商鞅入秦,次年变法。

公元前346年,卫自贬为侯,臣服于三晋。

公元前341年,齐韩马陵之战,孙膑大败庞涓。

公元前340年,商鞅大败魏公子卬。魏惠王悔不用商鞅。商鞅受封为商君。

公元前338年,秦惠王杀商鞅。

公元前336年,孟子见魏惠王。

公元前334年,越王无彊伐楚兵败身亡,越国臣服于楚。

公元前333年,张仪入秦,苏秦任纵约长,合纵连横开始。

公元前332年,秦联合齐、魏伐赵,纵约解除。

公元前328年,张仪相秦。

公元前325年,秦惠王称王。

公元前321年,齐郭靖君田婴卒,子田文继位为孟尝君,开养士风气之先。

公元前320年,卫更贬号为君。

公元前318年,宋称王。

公元前316年,苏秦卒。

公元前314年,周赧王立,周王室分裂为东西周。齐宣王向孟子问政。

公元前313年,张仪用欺骗手段让楚怀王与齐绝交。

公元前309年,张仪卒。

公元前299年,楚怀王被骗入秦,遭软禁。

公元前298年,赵王封其弟为平原君。

公元前296年,赵武灵王灭中山。楚怀王病逝于秦。

公元前288年,秦昭襄王称西帝,尊齐王为东帝,不久又取消帝号,仍称王。

公元前286年,齐闵王灭宋。

公元前279年,秦赵渑池之会,蔺相如相赵王。

公元前276年,魏王封其弟为信陵君。

公元前262年,楚王封黄歇为春申君。

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灭西周国,楚考烈王灭鲁。

公元前254年,卫沦为魏国附庸。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卒,孝文王继位。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卒,庄襄王继位。

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灭东周国,周亡。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卒,嬴政继位,吕不韦被尊为相国,号称仲父。

公元前241年,卫沦为秦国附庸。

公元前237年,吕不韦罢相,秦下逐客令,后因李斯而收回成命。

公元前235年,吕不韦被秦王嬴政逼迫自杀。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

公元前228年,秦灭赵。

公元前225年,秦灭魏。

公元前223年,秦灭楚。

公元前222年,秦灭燕。

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天下一统,始皇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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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测你对历史的真相到底了解多少?

易中天中华史:从春秋到战国

产品经理 | 范佳倩 装帧设计 | Mirro 内文设计 | 谈天

出版统筹 | 吴畏 学术顾问 | 陈勤 法律顾问 | 黄荣楠

插图绘制 | 方佳翮 杨婕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策划人 | 路金波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这世界有救吗 天子剑

孔子的遗志

儒家的药方

不要仁爱要兼爱

不救才有救

治国还须庶人剑

第二章 哪个社会好 为了正义与公平

墨家社会主义

两种“无政府”

无为的专制

平等导致了独裁

儒家小康社会

第三章 君权,民权,人权 国王培训班

无民权,就革命

守住你的王冠

人治出特务

一毛不拔错了吗

人权宣言

第四章 活着为什么 我的人生与你无关

要做就做大丈夫

为行义,活见鬼

天命与使命

没用才好

若为自由故

第五章 生存之道 弱者生存

兵道与兵法

两种活法两种道

中庸与反调

君子当自强

死期就在眼前

第六章 制度与人性 人是靠不住的

孟子:人性向善

荀子:善能胜恶

韩非:人性本恶

德治还是法治

没有结论的争鸣

后记 能做河伯也不错

附录 本卷人物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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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06

百家争鸣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家争鸣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1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314-1

Ⅰ. ①百… Ⅱ. ①易… Ⅲ. ①先秦哲学—研究 Ⅳ. ①B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4646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吴畏 张雪健

装帧设计 Mirro

插画 方佳翮 高文婧 彭琬清

易中天中华史

百家争鸣

易中天 著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22千字

印张 7

印数 1-10, 000

插页 2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314-1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这世界有救吗

天子剑

庄子一身剑客装束,大步流星走到了王的面前。

赵王按剑以待。

王问:先生求见,打算用什么来教导寡人?

庄子说:剑。

王问:先生之剑如何?

庄子说:臣之剑,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

王说:天下无敌呀!

庄子说:不妨一试。

王问:不知先生用长剑,用短剑?

庄子说:长短不论。但臣剑有三,不知王要哪种?

王说:请问哪三剑?

庄子说: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

王问:天子之剑如何?

庄子说:燕国为锋,齐国为刃,魏国为脊,宋国为环,韩国为柄,渤海为鞘,北岳为带,以五行制寰宇,以造化御群生,故触类旁通,上下无碍。此剑一出,诸侯正,天下定。此乃天子之剑。

赵王茫然。

又问:诸侯之剑如何?

庄子说:智勇为锋,清廉为刃,贤良为脊,忠圣为环,豪杰为柄,上法苍天以顺三光,下法大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方。此剑一出,如雷霆之怒,四海之内无不唯命是从。此乃诸侯之剑。

赵王再问:庶人之剑如何?

庄子说:蓬头垢面,怒发冲冠,瞠目结舌,义愤填膺,上取项上人头,下取腹中心肝,名为用剑,实为斗鸡。此种庶人之剑,大王手下比比皆是吧?

赵王听完,拉着庄子的手请他上殿,自己却绕着餐桌团团转,半天静不下心来。

庄子说:大王安坐定气,剑事臣已奏完。 〔1〕

这当然不是史实,甚至不是庄子本人所讲,而是庄子学派后人编撰的寓言。是寓言,就有寓意;而寓意,是可以各自表述的。

也就是说,《庄子》书中这篇《说剑》,无妨看作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象征。

什么是先秦诸子?

先秦诸子,就是从春秋晚期到秦汉之前这三百年间我们民族最伟大的思想家。由于他们后来被分为儒、墨、道、法、名、杂、农、阴阳、纵横、小说十家,因此又叫九流十家,也叫诸子百家。

诸家当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最有名的代表人物,则是孔子、墨子、老子、孟子、庄子、荀子和韩非。他们的名字在全球华人地区家喻户晓。事实上,他们的时代固然遥远,他们的影响更为深远,深远到至今仍能处处看到其烙印。

这么多伟大的思想家集中出现,是一个奇迹,而且这奇迹是全球性的。实际上在同一时期和同一纬度(约在北纬30度上下),南亚有释迦牟尼,西亚有犹太先知,南欧有古希腊哲学家。难怪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要把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代”了。

是的,轴心时代,也叫枢纽阶段。 〔2〕

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是犹太、印度、希腊和华夏民族的精神领袖,也是世界各民族的精神导师。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不但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而且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因此,他们遥远,却不陌生。但同时,他们亲切,却不清晰。有多少人能一五一十如数家珍地说出其思想、观点和方法呢?恐怕不多。

这当然不行,必须梳理。

大体上说,四百年的轴心时代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孔子与犹太先知、释迦牟尼、毕达哥拉斯同时,四大文明礼炮齐鸣。第二阶段,墨子与苏格拉底同时,《老子》一书的作者与柏拉图同时, 〔3〕 孟子和庄子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中国与希腊并肩前进。第三阶段,希腊人也退出历史舞台,只剩下我们的荀子和韩非。

这又是一大奇观。

奇观的出现因于孔子。是啊,犹太先知和释迦牟尼没有对手,古希腊哲学家则师弟相承。唯独孔子,既有继承者,又有挑战者。挑战者之间当然也有分歧,但反孔则是一致的。墨子、庄子和韩非“三剑客”,更是剑剑直指孔丘。百家争鸣由此而起,并延绵不绝。

那么,孔子究竟怎么了?

他,也有天子之剑吗?

孔子的遗志

孔子临终前见到了子贡。

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是孔子最重要的学生之一。他是听到孔子病重的消息后,从外地赶来的。子贡赶到时,孔子正拄着拐杖在门口散步。见到子贡,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赐,你怎么来得这样晚啊! 〔4〕

这是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的四月。初夏的夕阳正沉稳地落入辽阔的原野,有点儿无奈,也有点儿倔强,却还是给头顶上的阴云镶上了金边。

是的,金边。

实际上,孔子就是“金边”,那颗即将坠落的“太阳”则是周制度和周文化。这一点,孔子心里非常清楚。唯其如此,他才要向子贡交代后事。

那么,孔子有什么事放心不下?

救世。

记得还是周游列国那会儿,孔子一行从楚国的叶县(叶读如社)返回蔡国,找不到渡口。这时,随行并担任驾驶员的是仲由(字子路)。孔子便接过缰绳,让子路去“问津”(询问渡口)。

实线为去程,虚线为返程,出发于公元前497年,返回于前484年,前后十四年。据骆承烈编著《孔子历史地图集》绘制。

子路走到田边,向两个肩并肩耕地的人请教。这是两位隐士,叫长沮(读如居)、桀溺。

长沮问:拿缰绳的那位是谁?

子路说:孔丘。

这时,子路是在对长者说话,所以直呼孔子其名。

长沮又问:是鲁国那个孔丘吗?

子路说:是的。

长沮说:那他知道渡口在哪!

这是话里有话。意思是:你们家孔夫子不是给天下人指点迷津的吗?还找不到渡口?或者说,孔某人早就知道出路在哪儿了,何必还来问我?

两种解释,都通。

子路碰了个软钉子,只好又去问桀溺。

桀溺问:先生哪位?

子路答:仲由。

桀溺又问:是鲁国孔丘的学生吗?

子路说:对的。

桀溺说:现在普天之下都是滔滔洪水,谁能改变?又跟谁一起去改变?与其像孔丘那样,只是拒绝坏人,还不如像我们这样,拒绝整个社会。

说完,两人只顾埋头干活,不再搭理子路。

子路无奈,只好回去报告孔子,孔子听了,感慨万千。他说:天下如果太平,我又何必东奔西走? 〔5〕

是啊,正因为天下无道,才要救世嘛!

问题是,救得了吗?

救不了。

这一点,就连子路也明白。子路的说法,是“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去做?因为一个君子,是有担当的。挺身而出,只不过是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尽到士人的责任而已。 〔6〕

义不容辞,也只能坚持。有一次,子路没能赶在关门之前进城,便在鲁城的外门睡了一宿。第二天早上,看城门的小吏问子路:你从哪里来?

子路说:从孔子那里。

那小吏说:啊!就是明明知道做不到,却偏偏还要去做的那个人吗(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7〕

好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就是孔子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值得尊敬的,事实上也有人尊敬。有一个镇守边疆的小官就曾对孔子的学生们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老天爷是一定要让先生做人民导师的。 〔8〕

这位职务叫“仪封人”的小官并没有说错。汉武帝之后,孔夫子真的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可惜他这位人民导师却只是一道华丽的金边,中看不中用。何况这金边装饰的,还不是孔子要恢复的周制,而是他想都没想过也不会喜欢的秦制或汉制。

无疑,这不是孔子的遗志。

可惜这由不得他。

的确,历史并非英雄所创造,英雄人物的模样反倒是由历史来塑造的。历史要求他是什么形象,他就只能是什么形象。如果我们一定要知道真实的孔子,那么,他给子贡留下的遗言应该是靠谱的——天下无道很久了,没有人真正信奉我的主张。 〔9〕

那么,孔子的主张是什么?

儒家的药方

孔子的主张,是“克己复礼”。

克己复礼,是孔子对颜回提出来的,原文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我们知道,仁,是孔子的核心价值;礼,是孔子的政治主张;颜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因此,这段话是儒家的纲领。 〔10〕

然而孔子所处的时代,却“礼坏乐崩”。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四个字还是他学生说出来的。

这个学生叫宰予。

宰予是言语科的学生,能言善辩,也喜欢较真,常常让孔夫子下不了台。有一次他居然说,父母亲去世,为什么要守丧三年呢?时间太长了吧?一个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啊!

◎ 孔门四科十哲

四科 十哲

德行 颜回,字子渊,亦称颜渊。小孔子三十岁,鲁国人。好学第一。

闵损,字子骞,小孔子十五岁,鲁国人。素称德孝。

冉耕,字伯牛,小孔子七岁,鲁国人。患麻风病,不见人。

冉雍,字仲弓,小孔子二十九岁,鲁国人。出身贫贱。

政事 冉求,字子有,小孔子二十九岁,鲁国人。生性谦退、多艺多才。

仲由,字子路,小孔子九岁,鲁国人。豪爽耿直,素称勇力。

言语 端木赐,字子贡,小孔子三十一岁,卫国人。辩才无碍。

宰予,字子我,亦称宰我,小孔子二十九岁,鲁国人。伶俐善辩。

文学 言偃,字子游,小孔子四十五岁,吴国人。任武城邑宰,推行礼乐教化。

卜商,字子夏,小孔子四十四岁,晋国人(一说卫国人)。才思敏捷。

礼坏乐崩,出处就在这里。

宰予恐怕是诡辩。因为坚持三年之丧,本身就是尊礼和守礼,怎么会礼坏乐崩?然而丧期内不能作乐,包括不能饮酒和做爱,是事实。

这多少有点麻烦。

我们知道,在儒家那里,礼和乐是俱为一体的,没有乐也就没有礼。何况不孝有三,断后为大,不做爱哪来的儿子?于是孔子只好耐着性子问宰予: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就吃那细粮穿那丝绸,心里好过吗?

宰予说,好过呀!

孔子无话可讲,只能气呼呼地对宰予说:汝安则为之!一个君子在居丧之时,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听不进音乐,这才要披麻衣,吃粗粮,住草庐。你既然心安理得,那就为所欲为好了!

宰予听完,一声不吭就出去了。

孔子却不能平静。

在他看来,宰予真是没有爱心。孔子说,丧期为什么定为三年?就因为“三年乃免于父母之怀”。是的,孩子长到三岁,父母亲才不抱了。爹妈抱了你三年,你不该为他们守丧三年吗?何况实际上还只有二十五个月。这样合情合理的事,宰予怎么就想不通呢? 〔11〕

然而这场不了了之的辩论,却为我们开启了智慧之门,也为礼乐制度找到了人性的根据。

什么根据?

爱必须得到回报。

这一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爱与爱的回报就必须设定为道德,这就是仁;必须设立为制度,这就是礼。礼是仁的制度保证。因为爱,或者仁,或者孝,都是无形的,内在的。不彰显出来,就无法确认;不诉诸行为,就无法培养。礼,岂能可有可无?

但更重要的,是仁。

仁为礼乐之本。孔子曾经反问:礼,难道就是牺牲和玉帛吗?乐,难道就是钟鼓和舞女吗? 〔12〕

周代鼎簋制度图示,据洛阳“天子驾六”博物馆说明图。

虽然孔子言“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礼乐等级制度仍然在实物上表现显著,上图所示的列鼎列簋制度即是其中最典型代表。这一制度的特点,是鼎单数、簋双数,从九鼎八簋依次递减,至低级士只有一鼎。该制度到后期开始瓦解,也反映着社会结构的松动和变革。

当然不是。那是什么?爱。因此孔子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爱心,就不会拿礼乐当回事。这层意思,他是用反问的语气说出来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13〕

那么,爱心从何而来?

天性。

出自天性的爱,叫天良。没有天良,就不是人,叫“人而不仁”。因此,孔子很奇怪宰予为什么会反对三年之丧。他甚至反思:宰予难道就没得到过三年之爱?应该也得到过吧?或许,他真没得到过? 〔14〕

总之,礼坏乐崩绝不是礼乐制度不好,而是人心出了问题。但只要人性依旧,天良尚存,这世界就有救。只不过,救世先得救心。

仁爱,就是拯救世界的“速效救心丸”。

问题是,这药丸找得到吗?

孔子认为找得到。因为它的原材料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这就是对父母、对子女、对亲人的爱,叫“亲亲之爱”。这种爱是天然的,固有的,不需要讨论和证明的。只要纳入古已有之的礼乐制度,就万无一失。

合逻辑吗?

合。

有问题吗?

没。

都赞成吗?

不。

墨家、道家、法家,全都反对。

不要仁爱要兼爱

第一个站出来反孔的,是墨子。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跟孔子一样,也认为这世界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没有爱。因此,他跟孔子有三点相同:这世界有救,救世的药方就是爱,应该以救世为己任。这是墨家与道家和法家的不同。

但,墨子反对仁爱,也反对礼乐。

在墨子和墨家学派看来,儒家不过江湖骗子,礼乐则既虚伪又无聊。比方说,礼制规定,肉类切割的方式不合规矩就不能吃,叫“割不正不食”;席位摆放的方向不对就不能坐,叫“席不正不坐”。这些都没什么道理,却是孔丘他们竭力推行的主张。 〔15〕

那么,这些繁文缛节,儒家自己做得到吗?

做不到。

墨子说,孔丘周游列国困于陈、蔡之间时,子路蒸了一只小猪给他,他不问来路就吃了。子路剥下别人的衣服去换酒,他也不问来源就喝了。后来回到鲁国,却又“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俨然君子。子路问他为什么一前一后判若两人,孔丘居然说,那时求生,此刻求义呀!

好嘛!肚子饿就不惜妄取,吃饱了就装模作样,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奸诈虚伪的吗? 〔16〕

当然没有。

问题是,这故事可靠吗?

不可靠。它甚至多半是墨子的学生编出来,用于嘲笑儒家的。但代表墨子的思想,则没有问题。 〔17〕

实际上墨子对儒家的攻击不遗余力。《墨子》一书中的《非乐》、《非命》、《非儒》,便可以称之为墨子的“三大批判”——礼乐之批判,天命之批判,儒学之批判。不过墨子最反对的,还是仁爱。

奇怪!墨子不是主张以爱救世吗?

如果不要仁爱,那他要什么?

兼爱。

仁爱与兼爱,有区别吗?

有。

区别就在于仁爱的出发点是亲情,即父母子女之间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爱。然后将心比心,由此及彼,推己及人,从爱父母子女,到父老乡亲,到华夏族人,到蛮夷戎狄。最后,让世界充满爱。

显然,这里面有先后,有等级。

兼爱则相反,主张不分男女老少、亲疏远近、尊卑贵贱,一视同仁地爱,类似于西方人的博爱。不过,西方人讲博爱,是因为有上帝,有信仰。墨子的兼爱,却来历不明。但总之,仁爱有差别,兼爱无差别。

那么,兼爱和仁爱,哪个对?

这需要证明。

于是,墨家假设一位名叫巫马子的儒生发表宣言:我爱邻国超过爱远国,爱本国超过爱邻国,爱老乡超过爱国民,爱族人超过爱老乡,爱双亲超过爱族人。这话虽未必有人明确说过,却符合仁爱的原则。

那么,接下来的逻辑结论是什么呢?

爱自己超过爱双亲。

这当然绝不可能是儒家的主张,但这个逻辑推理却是成立的。就连儒家自己恐怕也永远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应该“爱双亲超过爱族人”,却不可以“爱自己超过爱双亲”。

无疑,这是仁爱学说的死穴。

更要命的是,墨家从“爱自己超过爱双亲”出发,又替巫马子得出一个结论:

我只可能损人利己,不可能舍己为人。

于是墨子问:先生的主义,是准备藏在心里呢,还是打算告诉别人?

巫马子说:为什么要藏起来?当然告诉别人。

墨子说:那好,你死定了。

此话怎讲?

墨子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

你的主义宣布后,人们的态度无非两种,一是赞成,二是反对。赞成的人会照你说的做,而且首先就杀你来利他自己,因为对于他来说,你就是别人。所以,有一个人赞成你的主义,就有一个人来杀你;有十个人赞成,就有十个人来杀;如果天下人都赞成,天下人都会杀你。

反对的人又会怎么样呢?

他们会认为你妖言惑众,也要杀你。所以,有一个人反对你的主义,就有一个人来杀你;有十个人反对,就有十个人来杀;天下人都反对,天下人就都来杀你。

好嘛!赞成的人也杀你,反对的人也杀你,请问,你是不是死定了?

巫马子无言以对。 〔18〕

这当然又是墨子学生编出来的故事。但学生的故事编得这么好,先生的逻辑恐怕更加强大。实际上,就连辩才无碍如孟子,后来与墨家的一位信徒辩论时也只能这样问:先生当真相信爱邻居的孩子,能够跟爱哥哥的孩子一样吗? 〔19〕

然而孟子这弱弱的一问,却有雷霆万钧之力。实际上儒墨两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仁爱是有源之水,兼爱是无根之木。墨子始终没能说清楚,我们凭什么要一视同仁毫无差别地去爱所有人。是啊,凭什么呢?

相反,儒家的仁爱尽管问题多多,却有人之天性为根据,人之常情做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墨家的一落千丈,儒家的最后胜出,都不是没有道理的。 〔20〕

不过,对于救世之争而言,重要的还不是怎么救,而是救不救。事实上就有人不主张救。在他看来,这世界根本就没得救,也不该救,不能救。就算当真要救,有用的也不是仁爱或兼爱,而是不爱。

这个人,就是庄子。

不救才有救

庄子和庄子学派跟墨家一样,也认为礼乐虚伪。而且,他们也喜欢编故事嘲笑儒家。

有个故事是这么说的:一天晚上,两个儒家之徒去盗墓。大儒在地面望风,小儒在墓里作案。大儒问:天快亮了,怎么样了?小儒答:还没解开衣服呢!这死人嘴里有颗珠子。不过,这番对话是吟诗。

大儒问:东方作矣,事之何若?

小儒答: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接着,那小儒一边在死人嘴里挖珠子,一边吟唱:青青之麦,生于陵陂(读如杯)。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翻译过来就是:绿油油的麦子,长在山坡坡。活着不捐善款,死了含颗珠子干什么? 〔21〕

偷人东西,还要吟诗作赋讲大道理,不虚伪吗?

实际上在庄子看来,儒家和儒家伦理,是不折不扣的大奸大伪;而世俗所谓智慧,则都是为盗贼准备的。比方说,为了防贼,人们总喜欢把柜子、箱子、袋子捆得紧紧的,锁得牢牢的。然而要是来个大贼,破门而入,扛着柜子,拎着箱子,提着袋子就跑。哈!他还生怕你绳索捆得不紧,锁扣锁得不牢。

智慧如此,道德也一样。有个江洋大盗就说:准确猜出室内所藏,是圣;抢先进去行窃,是勇;最后一个撤离,是义;知道能不能得手,是智;分赃时人人有份大家一样,是仁。道德吗?不道德吗?

显然,儒家伦理,墨家道德,是好人和强盗都用得上的,而且强盗还用得更好。难怪“圣人生而大盗起”,因为盗贼就是圣人培养的。

于是庄子得出结论——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22〕

这可真是惊世骇俗,一棍子把儒墨两家都打入十八层地狱。但庄子意犹未尽,还要追根溯源。他说,孔墨之所以跑出来冒充救世主,是因为世道人心大乱。因此,要想救世,就必须搞清楚人心为什么会变坏。

那么,是谁把人心搞坏了呢?

夏禹。在夏禹的时代,人人都用计谋,个个都害别人,还认为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但夏禹“使民心变”,是因为帝舜“使民心竞”;帝舜“使民心竞”,又因为帝尧“使民心亲”。亲,就是爱自己的亲人。这是儒家伦理的人性基础,而庄子认为是祸根。

亲亲,怎么就不对呢?

庄子的逻辑是:有亲就有疏,有爱就有恨。因此,有尧时代的相互区别,就会有舜时代的互相竞争,禹时代的相互斗争。结果,“天下大骇,儒墨皆起”。

那么,罪魁祸首是尧?

不,是三皇五帝。因为尧也好,舜也好,禹也好,都是要治天下。而最早治天下的,是三皇五帝。因此,尽管黄帝治天下让人心纯一,但,有治必有乱,治为乱之源。有三皇五帝的治,就一定有尧舜禹和夏商周的乱,这就叫“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 〔23〕

从尧舜禹到夏商周,就是一部自以为是、自作多情又自讨没趣的折腾史。折腾这么久,哪里还有救?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无德才有德,不爱才有爱,越治越没治,越救越没救。也因此,你当真想要这世界好吗?那你就不要瞎折腾。

对!不救才有救。

事实上在庄子看来,一个好的天下,是不需要拯救,甚至也是不需要爱的。这就好比鱼儿,当它们生活在大江大海之中时,相互救助过吗?没有。只有当泉水干涸,鱼们一齐被困在陆地上时,才需要讲爱心,需要相互用湿气呼吸,用唾沫滋润,叫“相呴以湿,相濡以沫”(呴读如需)。这,又哪里比得上“相忘于江湖”呢? 〔24〕

谁都不用管谁,才叫天下太平。

问题是,这可能吗?

可能,但没保证。因为谁都不能保证那泉水不干。没有人祸,还有天灾嘛!

但即便如此,庄子也不认为我们应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相反,他的主张,是先救自己,后救别人,最后救天下,叫“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这句话,庄子虽然假借孔子之口说出,其实却是他自己的观点。 〔25〕

庄子这样说,对吗?

对。事实上,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救不了,又怎么可能拯救别人,拯救天下?相反,如果每个人的门前雪都打扫干净了,还有他人的瓦上霜需要操心吗?

显然,只有首先尊重自己,才能尊重别人;首先爱护自己,才能爱护社会。不信你看那些江湖好汉,自己固然视死如归,别人的生命又何曾放在眼里?

因此,庄子还有一个观点:一个人,如果重视自己超过重视天下,爱护自己超过爱护天下,那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我们甚至还可以为庄子补充一句: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托付天下。

这也是杨朱和老子的观点。 〔26〕

杨朱、老子和庄子,是道家“三剑客”。其中,杨朱是道家学派的开山鼻祖。老子(《老子》一书作者,下同)则承前启后,他那喷涌而出的思想,与其他思想交汇成两条河。一条沿着杨朱的方向奔流,形成狭义的道家学派,代表人物是庄子;另一条朝着相反的方向流淌,形成狭义的法家学派,代表人物是韩非。 〔27〕

那么,前面的问题,韩非怎么看?

治国还须庶人剑

跟庄子和墨子一样,韩非也是既反对仁爱,又反对礼乐的。只不过,庄子喜欢讲故事,墨子喜欢讲逻辑,韩非则既讲故事又讲逻辑。

韩非讲的故事,最有名的是“矛盾”。

这故事说,有个楚国人,卖矛又卖盾。他先说自己的盾什么矛都挡得住,又说自己的矛什么盾都戳得穿。于是有人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何?那人傻眼。 〔28〕

这就是“矛盾”一词的来历。

韩非,是矛盾论者。

但,这跟仁爱、礼乐,有什么关系?

也有两个故事,一个叫“秦伯嫁女”,一个叫“买椟还珠”。第一个故事说,秦国的国君嫁女儿,送了七十个盛装打扮的丫环作陪嫁。结果,晋公子喜欢丫环,不喜欢公主。第二个故事说,楚国的商人卖珍珠,用香木做成盒子,还要“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结果郑国人买了盒子,退回珍珠。 〔29〕

结论很简单:内容与形式是一对矛盾。

仁爱与礼乐,正是这样的关系。仁为礼之本,故仁爱就是内容,礼乐就是形式。一个人,不能卖矛又卖盾。因此,不能既要仁爱,又要礼乐。

那么,仁爱和礼乐,哪个好?

都不好。

韩非说,“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为什么?用不着!这就叫“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相反,如果必须装饰,就说明它本质有问题。一个人长得丑,才要化妆;鱼虾不新鲜,才放佐料。这就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 〔30〕

结论又很简单:如果仁爱很好,何必要有礼乐?

所以,仁爱不是好东西。

仁爱不好,礼乐更加要不得,因为礼乐是用来给仁爱遮丑的。这样虚假骗人的玩意,怎么会是好东西?何况仁爱越是需要礼乐来装饰,岂非越是证明仁爱有问题?礼乐越是漂亮,则仁爱岂非越是丑陋?

相传楚国卞和在荆山得到一块璞玉,进献楚王多次,不被相信,最终剖石得美玉,举世无双。后流转各国,下落不明。有说被秦始皇琢为传国玉玺。

相传隋侯出行遇受伤大蛇,生恻隐之心,取出随身所带药物为蛇敷药、包扎。大蛇通人性,一年后衔明珠相报,即“隋侯珠”,举世莫能与之比。

虚假的美掩饰着真实的丑,这就是韩非眼中的礼乐与仁爱。于是,韩非就这样用他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论,逻辑地同时否定了仁爱与礼乐。

可惜这个逻辑前提是韩非的,不是孔子的。孔子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论者。在他看来,没有内容,形式就没有必要;没有形式,内容也无法表现。子贡就说,内容好比皮,形式好比毛,哪个可以不要?如果去掉毛,虎皮豹皮与狗皮羊皮,又有什么区别? 〔31〕

儒家与法家,简直鸡同鸭讲。

不过,如果墨子再世,却会同意韩非。事实上墨法两家虽然根本对立,却相互同情,因为他们都是功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只不过,墨子讲“天下之利”,韩非讲“军国之利”;墨子讲“庶民之用”,韩非讲“君主之用”。但主张讲功利,讲实用,则是一样的。 〔32〕

那么,墨子为什么主张兼爱?

因为墨子认为兼爱管用。墨子说,只要做到“兼相爱,交相利”,诸侯之间就不战争,大夫之间就不掠夺,庶民之间就不残害,天下也就太平。 〔33〕

所以,兼爱是必需的,礼乐则没有用。

韩非则认为,兼爱、仁爱、礼乐,都没有用。韩非说,儒家和墨家都鼓吹先王爱民如子。然而怎么样呢?人民照样犯罪,君王也照样杀人。这就怪了。那些人不是已经得到了慈父慈母般的疼爱吗?为什么还要犯罪?可见爱不管用。你爱他也好,不爱他也罢,他该犯罪,还犯罪。既然如此,那你爱他干什么?

爱不但没用,还误国。

韩非说,楚国有个良民,父亲偷了羊,他去官府举报,结果被官员杀死,罪名是“不孝”。鲁国有个孝子,因为家有老父,每次打仗都贪生怕死,结果孔子推荐他做官,理由是“仁孝”。楚国那个人,是忠于国家的,却背叛了父亲。鲁国那个人,是孝顺父亲的,却背叛了国家。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国之忠臣,却为父之逆子;父之孝子,却为国之叛徒。仁爱孝悌,能要吗?不能!

何况仁爱也未必能够培养孝子。韩非说,一个浪子不成器,父母、乡亲、师长,爱他也好,训他也罢,他都置若罔闻。只有官府来抓他,他才乖了。为什么?害怕。让人害怕,比兼爱和仁爱都管用。 〔34〕

还有一个故事,也能证明这一点。

这故事说,伍子胥逃出楚国,被守关的官吏捕获。子胥说,大王通缉我,是想要我一颗宝贵的珍珠,不过现在已经丢了。你要是把我送回国,大王问起来,我只好说珍珠被你私吞,你看着办吧!

结果,那守关之吏把伍子胥放了。 〔35〕

由此可见,管用的不是什么爱,而是威胁利诱,严刑峻法。这就是韩非的剑。

毫无疑问,这是庶人剑。

韩非举起庶人剑,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因为韩非之所处,已是战国晚期。这时,历史已经从贵族和君子的时代,变成了平民和小人的时代。理想主义成为绝响,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才是主旋律。从商鞅到韩非,法家后来居上成为新时代的代言人,正是时代精神所使然。

然而理想主义从来就不可或缺。事实上,正是这些未必能够实现的理想,保证了中华文明不至于像亚述文明和罗马文明那样,随着帝国的崩溃而消亡。更有趣的是,孔子和孟子代表的儒家,墨子代表的墨家,杨朱、老子和庄子代表的道家,社会理想又各不相同。也正是这些不同的理想,包括韩非代表的法家主张,凝聚了华夏民族的集体智慧,体现出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这是极其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非常值得我们去追寻,去探讨。

那么,怎样的社会才是好的?

第二章

哪个社会好

为了正义与公平

十天十夜后,墨子到了郢都。 〔1〕

郢,在今湖北省荆州市,是楚国的国都。墨子千里迢迢赶到郢都,是为了救宋国。当时,鲁国著名的工匠公输盘(也叫公输般、公输班、鲁班),为楚国制造了一种攻城的器械——云梯,楚人准备用来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立即动身,来见公输盘。

公输盘问:先生有何指教?

墨子说:北方有人侮辱了在下,想请先生做了他。

公输盘不高兴。

墨子说:在下愿付黄金二百两。 〔2〕

公输盘更不高兴了。他拉下脸来义正词严地说:鄙人恪守正义,从不胡乱杀人。

墨子说:先生既然从不杀人,那就好说了。在下听说先生发明了云梯,要帮助楚国攻打宋国,请问宋国有什么罪过?楚国多的是土地,少的是人民。牺牲不足的,去争夺多余的,不能算是聪明。攻打无罪之国,不能算是仁慈。懂得这个道理,却不据理力争,不能算是忠诚。争辩了不能达到目的,不能算是坚强。不杀个别人却杀很多人,不能算是明白事理。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要去做?

公输盘没有话说。

于是,墨子又请公输盘带他去见楚王。

墨子说:如今有一个人,自家有豪华轿车,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车子;自家有绫罗绸缎,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衣服;自家有美味佳肴,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米糠酒糟。请问,这是什么人?

楚王说:病人。这人有盗窃病!

墨子说:现在,楚国应有尽有,宋国贫穷弱小,你们却要去进攻人家,这跟那病人有什么两样?

楚王也没有话说。

然而楚王和公输盘都不想放弃。墨子便解下腰带围作城池,用小木片作为器械,跟公输盘虚拟过招。公输演示攻城,墨子演示防守。几个回合下来,公输技穷,墨子的招数还绰绰有余。

公输盘说:我还有办法对付你,但是我不说。

墨子说:我知道先生打算怎样对付我,我也不说。

楚王奇怪,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墨子说:公输先生的办法,无非是杀了臣下。他以为那样一来,宋国就可以攻打了。可惜臣的弟子禽滑釐(滑读如骨,釐读如离)等三百人,已经掌握了臣的方法和器械,正驻守在宋城之上,单等楚军来送死。

楚王一听,只好放弃攻打宋国。

成功营救了宋国的墨子,穿着草鞋步行回家。路过宋城时,天降大雨。墨子想进城避雨,守城的不让进。可见至少这时墨子并不是宋国大夫,宋人也不认识他。他的救宋,当然也非宋国所请。

墨子追求的是公平正义,风尘仆仆于各国各地止杀,以至于“腓无胈、胫无毛”(小腿上没有粗毛、腿肚子上没有细毛)。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管这闲事?

为了公平与正义。

公平与正义,是墨子毕生的追求,也是墨家学派的核心价值观。而且在他们看来,当时社会最大的问题,便正在于公平与正义的缺失。

墨子说,一个人,如果溜进人家的果园偷桃窃李,大家都说他不对,官府也要追究责任,因为他不劳而获,损人利己。如果偷鸡摸狗,罪过又重;偷牛偷马,更重。如果杀人放火,那就罪大恶极。

这,就叫公平正义。

所以,杀一个人,就有一重罪;杀十个人,就有十重罪;杀一百个人,就有一百重罪。那么,杀一万个人呢?是不是应该有一万重罪?

不,无罪。岂止无罪,而且有功,因为这一万个人是在战场上杀的。于是人们都说,这叫英雄业绩,叫为国争光,完全不管那战争的性质是什么。

那么,春秋战国,有正义战争吗?没有,都是侵略战争。发动侵略战争,跟打家劫舍有区别吗?没有。只不过由于明火执仗,只能更无耻。这种无耻行径,难道因为动用了国家的名义,就变成正义的了吗? 〔3〕

更无耻的是,诸侯们不但侵略别人的国家,屠杀别国的人民,掠夺人家的财产,还居然要“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向子孙后代炫耀。那么请问,一个平民百姓,也去攻打邻居家,杀人抢粮抢东西,然后也记录在案,炫耀“谁都没我抢得多”,行吗?

显然不行。

同样的事,王公贵族就干得,平民百姓就干不得;或者王侯干了就叫“英雄业绩”,小民干了就叫“为非作歹”。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4〕

◎ 春秋战国重要战争举例

名称 时间 经过

繻葛之战 周桓王十三年(前707) 郑庄公谋霸,败周室联军

长勺之战 周庄王十三年(前684) 齐桓公报鲁助公子纠仇,败于长勺

泓水之战 周襄王十五年(前638) 宋楚争霸中原,楚败宋

商密之战 周襄王十七年(前636) 秦晋伐鄀,用计离间取胜

城濮之战 周襄王二十一年(前632) 晋楚争霸中原,晋败楚

崤之战 周襄王二十六年(前627) 晋秦争霸,晋在崤山伏击秦军,全歼之

鄢陵之战 周简王十一年(前575) 晋楚再次争霸,晋再败楚

鸡父之战 周敬王元年(前519) 吴楚争要地,吴败楚联军

桂陵之战 周显王十六年(前353) 齐围魏救赵,败魏于桂陵

马陵之战 周显王二十七年(前342) 魏霸称王伐韩,齐救之,败魏于马陵

函谷关之战 周慎靓王三年(前318) 魏赵韩燕楚五国联军合纵攻秦,败于函谷关

长平之战 周赧王五十五年(前260) 秦白起率军决战赵军,全胜

“春秋无义战”的说法最早出自《孟子》,见《孟子·尽心下》,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春秋既已如此,战国更不待言。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社会完全没有公平与正义!

没有公平正义的原因既然是没有爱,那么,救世之方就只能是兼爱。兼爱,就是“兼相爱,交相利”。兼,即一视同仁;交,即有来有往。前者讲平等,后者讲互利。平等就公平,互利就正义。公平正义,是不是要靠兼爱来实现,而且也只有兼爱才能实现? 〔5〕

墨子认为是。

那么,仁爱不行吗?

不行。因为兼爱无差别,仁爱有差别。有差别就有等级,不平等就难公平。没有公平,又哪有正义?其结果,也只能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因此,墨子坚定不移地高高举起兼爱的旗帜。这旗帜上写着八个大字:互爱互利,公平正义。

请问,这是什么思想?

社会主义。

那就来探个究竟。

墨家社会主义

墨子主张的合理社会,是劳动者的天堂。

跟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一样,墨子高度肯定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墨子说,动物是不必男耕女织的,因为羽毛就是衣服,蹄爪就是鞋子,水草就是粮食。人,却是“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不劳动则不得食。 〔6〕

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根据这一点,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当然应该是出力的得,不出力的不得,多出力的多得,少出力的少得。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占有社会资源和财富最多的,往往出力最少甚至完全不出力,叫“不与其劳获其实,已非其有所取之”。 〔7〕

墨子把这种现象称为“无故富贵”。 〔8〕

这很不合理,非改革不可。

墨子的方案,是改革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做到自食其力,按劳分配,各尽所能,机会均等。

首先,每个人都要劳动,都要做贡献。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贡献则有分工不同,叫“分事”,比如君王搞政治,士人当助理,农民种庄稼,妇人做纺织。这些都是劳动,也都有理由有资格按照贡献大小得到相应的报酬。这就是自食其力,按劳分配。 〔9〕

其次,既然按劳取酬,那么,为了体现公平,社会也应该保证所有人都“各从事其所能”,让每个人的才能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就是各尽所能。 〔10〕

第三,既然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那么,社会的管理,就应该是“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即便地位卑贱如农民、工人、商贩,只要有能力,也应该“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相反,即便是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没有能力也不能做官。总之,尊卑贵贱,都必须根据能力、表现和贡献进行调整,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这就是机会均等。 〔11〕

毫无疑问,这样的社会理想在两千多年前提出,堪称振聋发聩,不能不让人惊叹。因此,此说一出,便立即风靡天下,成为孔子之后与杨朱齐名的两大显学之一(杨朱的学说详见本书第三章)。

然而好景不长。风行一时的墨家思想,很快就销声匿迹,墨子本人也被遗忘。司马迁的《史记》中,墨子的生平甚至只有寥寥二十四个字。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12〕

杨朱更惨,一个字都没有。

这不能简单归结为独尊儒术所使然。事实上汉武帝之后,历代统治者都是兼用儒法,道家思想则一直为文人士大夫所青睐,因此不但有“外儒内法”,而且有“儒道互补”。唐代以后,更形成儒道释“三教合流”。只有墨家思想万劫不复,被迫成为“地下党”。

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墨子的主义和践行都有问题。

首先是没有依据。儒家的主张是有依据的。西周建立的礼乐制度,就是历史依据;人皆有之的亲亲之爱,就是人性依据。墨子的主张,却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既无依据,也没有办法。他的一整套改革方案,说起来振振有词,听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却没有一件能成功,没有一件能推广,也没有一件能持久。

当然不可能成功,因为做一个“墨家社会主义者”太苦太累太难:穿粗布衣服,着草鞋木屐,整天干活不休息,弄得小腿上没有粗毛,腿肚子上没有细毛,非如此不能叫“禹道”,不能算“墨者”。 〔13〕

这实在让人望而却步。

没错,墨子主张公平正义,这是我们要的;主张人类幸福,也是我们要的。但他主张的公平正义,却要靠吃苦耐劳、赴汤蹈火去实现;他许诺的人类幸福,对大多数人来说却是苦哈哈的。也许,在墨子看来,只要大家平等地过苦日子,就是幸福。如果像他这样,领导人带头过苦日子,芸芸众生就更应该欢欣鼓舞,感恩戴德。

可惜他想错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是既要平等,也要过好日子。人人破衣烂衫,餐餐粗茶淡饭,天天劳动不止,还不准有娱乐活动,这样的日子恐怕没人想过。 〔14〕

难怪庄子学派会说墨家“反天下之心”了。反天下之心,就是违背人之常情常理。故,“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强制推行,则“天下不堪”。就算墨子自己能实行,奈天下何! 〔15〕

那么,庄子他们又是什么主张?

两种“无政府”

庄子的主张,是“无政府主义”。

笼统地说,道家是不喜欢政府,也不喜欢领导的。至少,庄子和庄子学派不喜欢。他们认为,政府和领导最好没有。就算不能取消,也得等于没有。形象的说法,叫“上如标枝,民如野鹿”。标枝,就是树顶上的叶子。它存在吗?存在。管事吗?不管。 〔16〕

这并不奇怪。

前面说过,道家的基本观点,是无德才有德,不爱才有爱,越治越没治,越救越没救。因此,正如最好的社会不需要拯救,最好的管理、领导、统治,也应该形同虚设,或若有若无,至少应该看不见。

用老子的话说,就叫“太上,下知有之”。

这句话,也有版本写作“不知有之”。不知有之,就是根本就不知道还有领导;下知有之,则是仅仅知道有领导而已,等于没有。这是最好的。

次一点,是领导人和老百姓相互巴结讨好,叫“亲而誉之”。再次,是统治者威胁老百姓,老百姓害怕统治者,叫“畏之”。最差的,就是统治者侮辱老百姓,老百姓仇恨统治者,叫“侮之”。到这个份上,那就是乱世了。 〔17〕

但,上如标枝也好,不知有之也罢,都说明政府和领导是可以不要的。

那么,道家为什么不要政府?

先看老子。

老子从没说过不要政府,但主张政府不要作为。老子说,一个社会,禁忌越多,人民越穷;器械越多,国家越乱;技巧越好,怪事越甚;法令越明,盗贼越凶。总之,天下大乱,就因为统治者太有作为。 〔18〕

但,统治者为什么有为?

多欲。

在老子看来,一切作为都起源于欲望。多欲,就不知足。不知足,就瞎折腾。越折腾,天下就越乱。这就叫“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 〔19〕

那该怎么办?

寡欲。

然而欲望这东西,其实人人都有。能做到的,也就是不去勾引和诱惑。

为此,老子提出了他的“三不原则”。

第一,不选贤任能。因为只有不推崇贤才和能人,人民没有了学习榜样,才不会竞争。这就叫“不尚贤,使民不争”。第二,不器重宝物。因为只有不把奇珍异宝当回事,才不会有人萌生偷窃之意。这就叫“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第三,不炫耀可能引发和激起贪欲的东西。因为只有统治者自己不展示欲望,才能让人民清心寡欲。这就叫“不见(现)可欲,使民心不乱”。 〔20〕

呵呵,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道理老先生懂。

所以,老子不但要求统治者清心寡欲,而且希望他们弱智无能。因为统治者稀里糊涂,老百姓就纯朴敦厚,叫“其政闷闷,其民淳淳”;相反,统治者明察秋毫,老百姓就心怀鬼胎,叫“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21〕

看来,最好是统治者和老百姓都浑浑噩噩。

于是,老子提出了他的愚民政策。具体地说就是:对于人民群众,要简化其思想,填饱其肚子,削弱其志向,强壮其身体,永远让民众没有知识没有欲望,让自以为是的人不敢胡作非为。

很清楚,为了让“知者不敢为”,必须“常使民无知无欲”,当然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但如此这般,岂非舒舒服服,变成动物? 〔22〕

正是。

问题在于:为什么?

因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所以,要治国,就要愚民;要愚民,就要愚君。就算装,也得糊涂。这就叫“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23〕

至少,也得“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24〕

但,统治者什么都不做,能行吗?

当然行。老子说:统治者无所作为,老百姓就潜移默化;统治者喜欢清净,老百姓就走上正轨;统治者无所事事,老百姓就逐渐富裕;统治者清心寡欲,老百姓就善良纯朴。这就叫“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25〕

一句话:“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26〕

所以,君王不要自作多情,还是“无为而治”好。无为不是“不治”,而是“大治”。要知道,在老子那里,但凡可以称之为“大”的,必定是“无”,比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方无隅,大器免成。 既然最大的器物不用做,最好的天下也不用治。不治之治,是为大治。 〔27〕

东汉“孔子见老子”画像石(局部),出土于山东嘉祥齐山村。

史载孔子曾赴周都拜访老子问礼,时老子任周“守藏室之史”(近于国家图 书馆管理员),多知周礼。孔子问礼于老子也在后世传为佳话。但二人及其各自学说在施政方法上的分歧巨大,恐怕是问礼时双方都没有预料过的。

实际上,君不治,则民自治;君无为,则民有为。因此老子的观点,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有政府,无作为;小政府,大社会。

看来,老子并非真无为。他是不治而治,无为而无不为。这就跟庄子有所不同。在庄子看来,只有做到“上如标枝”,才能保证“民如野鹿”。民如野鹿,就是自然,也是自由。那么,要政府干什么?

显然,老子只是“无作为”,庄子才是“无政府”。

这是两种不同的“无政府主义”。

有不同的“无政府主义”,也有“有为”和“无为”的不同排列组合:老子是“以无为求有为”,庄子是“以无为求无为”,墨子是“以有为求有为”。至于“以有为求无为”,则将由禅宗来代表。

那么此刻,墨子、老子、庄子,谁结出了果实?

老子。

果实是谁?

韩非。

无为的专制

跟老子一样,韩非也主张君主无为。

君主无为,理由有三。

首先,君无为,才尊贵。

韩非说,天底下最高级的,莫过于道和德。道,弘大而无形;德,核理而普至。它们有什么作为呢?没有,却至高无上无与伦比。而且,正因为居高临下无所作为,道才能生万物,德才能成阴阳。此外,秤能知轻重,尺能正长短,君能驭群臣,也都是这个道理。

由此可见,独尊者无为,无为者独尊。君主既然要唯我独尊,就不能像群臣那样整天忙忙碌碌;君主既然要当裁判员,那就不能再当运动员。

其次,君无为,才明智。

道理也很简单:一件事情,有人做,就有人不做。你做了,他就不做。你一个人做了,大家就都不做。然而一个国家,要做的事情数也数不清,君主一个人做得完吗?既然做不完,不如一件都不做。

相反,君主不做,臣下自然会做;君主闲下来,臣下就忙起来。这就叫“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将自举之”。那么,是君主一个人忙合算,还是大家去忙合算?是君主一个人忙可行,还是大家去忙可行?不用说吧!

第三,君无为,才安全。

道理同样简单:君主一旦做事,臣下就会揣摩。事情做得越多,臣下揣摩到的东西就越多。如果君主还表现出操作具体事务的能力,底牌就会被摸得一清二楚。没有了神秘感,君主还怎么当?所以韩非说:“上有所长,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 〔28〕

相反,如果君主永远都一言不发,面无表情,不置可否,高深莫测,臣下就战战兢兢,既不敢偷奸耍滑,又不敢欺上瞒下,更不敢觊觎政权。用韩非的话说,就叫“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悚)惧乎下”。 〔29〕

显然,这是强者的权谋。

权谋是从老子那里学来的。不过,老子的权谋属于弱者,是弱者的智慧。《老子》一书再三强调统治者要放低身段,强调柔能克刚,弱能胜强,就因为他是弱势群体的代表(详见本书第五章)。

韩非却是强势的。或者说,他代表着强势的一方。对于这一点,韩非也毫不讳言——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30〕

很清楚,君主可以无为,就因为“要在中央”,即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君主才握有绝对权力。有此权力,君主才能无为,也才敢无为。

权力,是无为的前提。

集权,是无为的保障。

这就与老子和庄子都不相同。老子的社会理想,是“小政府,大社会;民自治,君无为”,基本上无需权力。庄子追求自然和自由,主张“上如标枝,民如野鹿”,更只会反感和抗拒权力。因此,尽管老和庄有区别,但,无中心甚至无政府,却是一致的。

有中心的,是孔子。

孔子其实也赞成“无为而治”,只不过儒家更喜欢称之为“垂拱而治”。孔子认为,一种好的政治,就应该像“天上的星星参北斗”,自然而然。只不过,这种好的政治来自道德。执政者必须“为政以德”,在道德上做出表率,靠高尚的品格来感召民众,才有可能像北极星那样“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 〔31〕

没错,孔子的北斗是“道德中心”。

韩非的却是“权力中心”。占据这个中心的,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君主,包括当时各国的国王,更包括后来帝国的皇帝。他们,就是法家系统中的北极星。

当然,这些“北辰”也并非什么都不做。比如“使鸡司夜,令狸执鼠”,让臣民各尽所能,各司其职,便是君王要做的。他们需要做这些事,也必须做这些事。 〔32〕

因为这是权力的体现。

好在这项工作并不复杂。按照韩非的设计,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应该早已将所有的闲杂人等,包括被称之为“五蠹之民”的儒生、侠士、食客、纵横家和工商业者统统消灭,只留下农民和战士,以及管理农民和战士的官员,很“干净”,也很“单纯”。 〔33〕

显然,这是一种专制。

然而这种专制却又是无为的。这不仅因为最高统治权和决策权在君主手里,还因为这种专制依靠的是所谓“法治”。用韩非的话说,就叫做“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 〔34〕

也就是说,一切交给制度和法令。君主即便专制,也不必亲自动手。

对!人不治,法来治。

人不专制,法来专制。

这正是法家叫做“法家”的原因,也是法家及其主张备受争议的原因,必须从长计议(详见本书第六章)。但可以肯定,韩非主张的无为而治,是有制度保障的。有此保障,君主便可安居其所,自有臣民前来效劳尽力。

也许,这就叫“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由此造就的,是“蜂蚁社会”。

没错。四体不勤大腹便便稳坐中央的君主,是蜂王或蚁后;那些什么想法都没有,只知道按照法定程序做贡献的臣民,是工蜂和工蚁。

这样的社会,也会有人喜欢吗?

有。

谁会喜欢?

墨家。

平等导致了独裁

墨家主张的,也是“蜂蚁社会”。

没错,法家在墨家之后,墨子在韩非之前。法家兴起时,墨家已经衰亡。因此,墨家不可能去赞成韩非。但如前所说,墨法两家,既根本对立,又相互同情。那么,他们殊途同归,不可能吗?

完全可能,主张“蜂蚁社会”就是。

当然,这种相同,只不过不约而同。事实上,墨法两家的蜂蚁社会,只有结构是相同的。其余,则性质不同,起因不同,实现方式也不同。韩非是“国家主义者”。他的主张只能用于国家,也只能靠君主去实现。墨子却是“社会主义者”。他的主张,自己就能实践。

在哪里实践?

在组织中。

与儒、道、法三家不同,墨家不仅是一个学派,也是团体,甚至是一种准军事组织。组织的成员叫“墨者”,组织的领袖叫“巨子”。巨子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是导师,又是首领,对自己的弟子有生杀予夺之权,可谓说一不二,令行禁止,一呼百应,绝对权威。

墨子本人就是这样。

据说,墨子当巨子时,手下有一百八十人。他们忠心耿耿,训练有素,同心同德。只要墨子一声令下,跳进火海走进刀山,脚后跟都不会转一下,迎着死亡就上去了,叫“赴火蹈刃,死不还踵”。 〔35〕

照这架势,如果领袖要他们做人肉炸弹,估计也干。

黑社会吗?恐怖组织吗?

不,和平组织。

就目前掌握的情况看,组成墨家团体的应该是一群善良的人。他们爱和平,勤劳动,能吃苦,守纪律,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墨子本人,更是心地善良道德高尚,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就跟商鞅和韩非要建立和维护的集权主义王国完全两样,怎么也是蜂蚁社会?

因为理想,因为价值观。

那么,墨家的理想和价值观又是什么?

公平与正义,还有平等。

的确,墨家是追求平等的。实际上他们反对仁爱,主张兼爱,就因为仁爱有等级,兼爱讲平等。墨子主张改革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做到自食其力,按劳分配,各尽所能,机会均等,也为了追求平等。

墨家的这一追求,倒是跟法家相同。法家也是讲平等的。法家的主张,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已由商鞅的实践证明。商鞅虽然没能法办太子,却法办了太子的师傅,也算“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何况法家的主张,还有“君主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更不难做到。因为在法家的系统中,臣民本来就是君主的工蜂和工蚁,有什么区别?

所以,法家讲平等,没问题。

法家没问题,道家也没有。道家的主张,是“道的面前人人平等”。这可是只需要一个念头就能实现。同样,儒家也没问题,因为儒家根本就不讲什么平等。他们的主张是对等,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

有问题的,唯独墨家。

什么问题?

一个社会人人平等,一旦意见分歧,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很现实,不能不回答。

墨家集团同时精于攻战之具和机关术的研究、制造。这是根据《墨子》所述绘制的藉车①、转射机②和连弩车③。

①藉车:见于《墨子·备城门》。“以铁包外,有柱埋于地下……柱长一丈七尺,深埋者四尺”,用于投掷炭火等物攻击敌方的攻城部队。

②转射机:见于《墨子·备城门》。“机长六尺,埋一尺”,有机臂,两人一组操纵,可灵活调整发射方向。在城墙上每二十步设置一台。

③连弩车:见于《墨子·备高临》。又称“轴转车”,车上有石弩弓,使用时“车行轴转,引弩持满,弦挂牙上……其牙一发,诸弦齐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垒无不损陨”。

引文自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并参考孙诒让《墨子间诂》。

韩非的办法是“唯法”,墨子的办法是“尚同”。

唯法好理解,就是一切听法的。包括君主自己,也得依法行政,唯法是从。这就叫“动无非法”,也就叫“以法治国”。实际上,只要能“奉公法,废私术”,做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就平等。 〔36〕

那么,什么是尚同?

尚就是上,尚同就是上同,也就是同上。换句话说,一切思想、观念和意见,都必须统一于上级,最终统一于上天。而且,这种统一是绝对的,毫无价钱可讲,叫“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

显然,这是一种绝对的服从。

绝对服从对于一个准军事组织来说,是一点都不奇怪甚至完全必需的。问题是,下级固然人多嘴杂,上级也并非只有一人,那又怎么办?

墨子的办法,是“逐级尚同”。

所谓“逐级尚同”,就是村民意见分歧,由里长统一意见。里长统一不了,听乡长的。乡民意见分歧,由乡长统一意见。乡长统一不了,听国君的。国民意见分歧,由国君统一意见。国君统一不了,听天子的。天子是最高权威。有天子,最后总能统一起来。 〔37〕

这办法,可谓“墨家民主集中制”。

表面上看,这里面有“民主”。墨子规定,下级和群众有意见,可以提,上级也要听。但他同时又规定,如果下级和群众不反映情况,要受惩罚。那么请问,这种所谓的“民主”,究竟是权利呢,还是义务? 〔38〕

何况更重要的,是“集中”。而且,按照逐级尚同的逻辑,最高思想权、话语权、决策权和裁判权,还在天子。天子,是真理的代言人,最高的仲裁者。天子才真是“说了算”,其他人不过“算说了”。

这是什么?

名为民主,实为专制,甚至独裁。

在这样的制度下,组织的性质必然是极权主义的,领袖的权力也必定是绝对化的,墨家团体变成蜂蚁社会更不足为奇。因为那些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基层群众,本来就像工蜂和工蚁。就连大大小小的官员,也不过是包工头。 〔39〕

墨法两家,终于殊途同归。尽管那蜂蚁社会,墨家的是民间团体,法家的是国家组织;墨家是为了平等,法家是为了集权。但最终会走向专制,是一样的。

这时,也许就该听听儒家的主张了。

儒家小康社会

如果说庄子的理想是“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墨家和法家的设计是“上如蜂王,民如工蜂”,那么,儒家的主张便可以说是“上如父母,民如子女”。

这就是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也是宗法社会,至少西周的是。按照西周封建制度,周王是上天的儿子,天子。诸侯是周王的儿子,王子。大夫是诸侯的儿子,公子。家臣是大夫的儿子,士子或君子。呵呵,他们本来就是父子。 〔40〕

何况不是父子也没关系,可以看作是,因为配套的还有礼乐制。礼乐制讲“亲亲”和“尊尊”。亲亲,就是亲爱亲人;尊尊,就是尊敬尊者。没有父子关系的人如何尊尊亲亲?把君看作父,把臣看作子。

父子君臣,是人际关系的重中之重。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男耕女织,四世同堂,这就是理想中的封建社会,儒家管它叫“小康”。

小康是相对于大同而言的。 〔41〕

大同和小康,是两种社会,也是两个时代。在大同之世,人们讲诚信,爱和平,男人有职业,女人有归宿,弱势群体有人照顾,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这样的社会,墨家当然也喜欢。因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就很符合兼爱的原则;“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也符合尚贤和非攻的主张。至于“谋闭而不兴(没人搞阴谋诡计),盗窃乱贼而不作”,说明是“无为而治”,因此道家也喜欢。

儒、墨、道都喜欢,大同社会岂非很好?

看起来是。

可惜好景不长。夏以后,中国进入小康。从此,所有人都只爱自己的父母,只疼自己的孩子,人人为己,财产私有,职位世袭。于是,人们筑建城池,确定礼义,划分领地,豢养爪牙,因为非如此不足以保护财产,不能够规范关系。结果是什么呢?

阴谋也有了,战争也有了。

这样看,小康岂非不如大同?

未必。

什么是大同?什么是小康?按照儒家的说法,前者“天下为公”,后者“天下为家”。天下为公,就是公有;天下为家,就是家有。与公有相反的,原本应该是私有(个人所有)。但在中国,却从来只有“家有”(家庭或家族所有)。这是中国式所有制的紧要之处。

那么,什么东西由公有变成了家有?

财产和权力。

因此,小康之世有两大特点,一是财产家有,二是职位世袭,其实是财产和职位都在家族内代代相传。这就叫“家天下”。由此产生的,是“家国一体”的制度。至于建城和制礼,不过配套措施。

然而这配套措施,却揭示了一个秘密——

小康之世是文明时代。

是的,文明的标志是国家,国家的标志是城市。小康时代“城郭沟池以为固”,岂非证明公天下变成家天下,其实是由野蛮进入了文明?

这是一种进步。

进步是要付出代价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文明的帷幕只能由最卑下的利益和最卑鄙的手段来揭开。因此,为了文明,人类不得不付出道德堕落的代价。 〔42〕

但道家不这么看。老子说——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43〕

意思很清楚:道德一旦滑坡,就刹不住车。事实上儒家也承认,“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家,则因为“大道既隐”。所以,前者才叫大同,后者才叫小康。一大一小,岂非高下立现?

更要命的是,历史完全证明老子所言不虚。

是的,大同就是“道的时代”,小康就是“德的时代”。失道而后德,所以周公讲德。失德而后仁,所以孔子讲仁。失仁而后义,所以孟子讲义。失义而后礼,所以荀子讲礼。到荀子的时代,岂非早就一塌糊涂?

以德治国,仁爱救世,都相继破产,似乎出路只能是退回道的时代。但,大同之世就当真那么好?尧舜禹不就明争暗斗,黄帝、炎帝和蚩尤不就打得你死我活?

没错,女娲或伏羲那会儿,确实没有阶级斗争,没有阴谋诡计,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也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用的。大同之世为什么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因为物质匮乏,根本就没得偷。

这样的时代,你还想回去吗?

“天下为公”是孙中山提倡最多的政治理念之一,这里展示的《礼运大同篇》也是其著名的书法作品。

就算想,又回得去吗?

法家认为回不去。在他们看来,不要说大同,就连小康也一去不复返。能争取到治世,就不错。既然是治世,那就要治。谁来治?君王。怎么治?依法。反正,大道没了,就不要谈道,谈谈术就好。

儒家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大道没了,还可以有中道。中道就是小康,就是仁政,就是王道。这是中等之道,也是中庸之道,而其他三家却总是剑走偏锋。比如墨子尚同,韩非实君,结果是有君权无民权。庄子无君,老子虚君,结果是君权和民权都没有。

那么,什么社会能兼顾君权和民权呢?小康。这个问题,孔子说得不多。讲得多的,是孟子。

那就来听孟子说。

第三章

君权,民权,人权

国王培训班

马陵之战五年后,孟子到了魏国。

这时的魏国已迁都大梁,所以魏惠王也叫梁惠王。梁惠王是战国七雄中除楚以外第一个称王的,可见魏国实力之雄厚。然而五年前,他们败于齐国孙膑;第二年,又败于秦国商鞅。梁惠王很是着急。

因此,孟子来见他时,梁惠王开口便说:老伯!不远千里而来,总该对寡人的国家有点好处吧?

孟子却顶回去:王!何必言利,讲讲仁义就好。 〔1〕

这真是话不投机。

话不投机是肯定的。因为梁惠王的切肤之痛,是“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很需要有些管用的东西,哪有工夫听这老头慢慢吞吞讲仁义? 〔2〕

呵呵,梁惠王有实际需求,孟轲则空谈误国。

但,孟子却非讲不可。

这是他的使命。

孟子是一个使命感很强的人。他曾两次说,老天爷诞育万民,就是要“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让我们这些社会精英去启迪和教育人民。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做,谁做,又有谁能做? 〔3〕

是的。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4〕

所以孟子要办“国王培训班”,给他们换脑子,讲王道和仁政。培训班起先开在齐国,学员是齐宣王,授课方式则是一起聊聊。

哈,启发式。

有一次,孟子与齐宣王聊音乐。

孟子说:听说王上喜欢音乐,有这事吗?

宣王马上就脸红了。因为他喜欢的并非古典音乐,而是流行歌曲。这在贵族,是丢人的。

孟子说:喜欢流行歌曲也没什么不好,音乐都是一样的嘛!不过臣想问一个问题:王上认为欣赏音乐,是一个人快乐呢,还是跟别人一起快乐?

宣王说:当然是跟别人一起啦!

孟子又问:是跟少数人快乐呢,还是跟多数人一起快乐?

宣王说:当然是跟多数人啦!

孟子说:那么好了,跟全国人民一起快乐,岂不是最快乐?要知道,与民同乐,就是王道呀!

齐宣王问:王道和仁政,怎样实行呢?

孟子说:减轻人民负担,放宽各项政策,关注弱势群体,就像周文王当年那样。

宣王说:先生这话说得真好!

孟子说:王上既然认为好,为什么不做呢?

宣王说:寡人有病,喜欢钱财。

孟子说:这有什么关系?王上喜欢钱财,老百姓也喜欢,王上跟民众一起喜欢不就行了?

宣王又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孟子又说:这有什么关系?王上喜欢女人,老百姓也喜欢,王上跟民众一起喜欢不就行了? 〔5〕

齐宣王无话可说,但也不照做。

孟子只好去培训梁惠王。

梁惠王那里就更谈不拢。想想也是,秦国用谁?商鞅。楚国用谁?吴起。齐国用谁?孙膑。结果怎么样?富国强兵,转败为胜,称霸称王。这样的事孟子做得了吗?做不了。那梁惠王为什么要听他的? 〔6〕

也只好霸王硬上弓。

孟子问:用棍子杀人和用刀子杀人,有区别吗?

梁惠王说:没有。

孟子又问:用刀杀人和用政治杀人,有区别吗?

梁惠王说:也没有。

孟子就说:现在,王上厨房有肥肉,马厩有骏马,民众却面有菜色,田有尸体。这是什么?是率领野兽来吃人!兽类相残,人类尚且厌恶;主持国家政治,却率领野兽来吃人,又有什么资格为民父母? 〔7〕

呵呵,这哪里是上课,明明是训人。

孟子为什么要这样教训国王?

难道他要革命么?

也许是的。

无民权,就革命

孟子确实像革命党。

有一次,齐宣王问:武王伐纣,有这事吗?

孟子说:史书上有。

宣王又问:臣弑其君,也可以吗?

孟子马上硬邦邦地回答:破坏仁的叫作贼,破坏义的叫作残,贼仁残义的就叫作独夫。我只听说打倒了独夫殷纣,没听说过什么弑君不弑君的! 〔8〕

又一次,邹穆公遇到难题。

邹穆公告诉孟子,前些时我们跟鲁国发生冲突,寡人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人,民众却袖手旁观。这事让寡人左右为难。杀了这些见死不救的吧,杀不完;不杀吧,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先生,请问该怎么办?

谁知孟子却幸灾乐祸。

孟子说:活该!谁让他们平时对老百姓不好!这下老百姓可逮住报复的机会了。 〔9〕

晚清的革命党,也不过如此吧?

但,为什么?

因为在孟子那里,民权高于君权。孟子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10〕

也就是说,民权第一,政权第二,君权第三。君,可以高高在上,可以养尊处优,可以也应该独一无二,叫“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但,如果他不合格,就不能享受这份尊崇,人民也就有权利革命。 〔11〕

这,也是国王培训班的课程内容。

一次,孟子问齐宣王:有人要出差,把老婆孩子托付给朋友,回来后却发现老婆孩子在挨饿,在受冻。对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办?

宣王说:绝交!

孟子又问:如果长官管不了部下,该怎么办?

宣王说:撤职!

孟子再问:一个国家政治搞不好,又该怎么办?

齐宣王该怎么回答?

王顾左右而言他,看着随从们说别的去了。 〔12〕

但孟子还有机会。

又一次,齐宣王问:公卿都相同吗?

孟子说:不同。有同宗之卿,有异姓之卿。但他们的职责,都是君王有了大的过错就要劝阻。如果反复劝阻还不改,就要采取行动。

宣王问:同宗之卿会怎么样?

孟子说:废了那王!

宣王一听,脸色刷地一下就白了。

孟子说:王上不必紧张。王上问臣,臣不敢不实言相告。照道理说,是这样。

宣王的脸色这才恢复正常。

又问:如果是异姓之卿呢?

孟子说:拂袖而去! 〔13〕

哈,还是不要那不合格的君主!

《孟子》全书记载了孟子奔波各国开设“国王培训班”的经过,先后见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滕文公、鲁平公等诸侯公卿,却始终未能真正达成其目的。

毫无疑问,孟子从来就没反对过君主制,也不认为君臣关系是平等的。但他跟孔子一样,不讲平等,却讲对等。对等,就是我有义务,你也有;你有权利,我也有。大家礼尚往来,谁都不能盛气凌人。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14〕

忠诚与客气,不平等,但对等。

孟子却没那么温良恭俭让。他的说法是——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15〕

也就是说,你把我当什么人,我就把你当什么人;你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就把你当敌人。

呵呵,你不仁,休怪我不义。

但,这也顶多是翻脸,为什么要革命呢?

更重要的是,人民为什么就有权革命呢?

因为君权来自民权。

有一次,学生万章问:尧把天下让给舜,有这事吗?

孟子说:没有!没人能把天下让给别人。

万章说:那么舜的权力,是谁给的?

孟子说:天给的。

万章问:上天授权时,反复叮咛告诫了吗?

孟子说:没有。天是不说话的,但上天会看人民群众的反应。民众满意谁,天就授权谁。天子之权是上天和人民共同授予的,叫“天与之,人与之”。 〔16〕

对,双重授权,或共同授权。

这很了不起。

更了不起的是,孟子还同时引用了《尚书·泰誓》的一句话,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样一来,上天和人民的共同授权,就其实是民授。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堪称伟大。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权是否民主,关键就看授权主体。政权民授,就民主;神授,就君主;自授,就专制;不讲授权,黑社会都不如。

然而,自从周人确立了“君权天授”的观念,授权问题就被视为已经解决,不再有人讨论。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明确把授权主体界定为上天和人民,而且“名为天授,实为民授”,孟子是第一,也是唯一。

但,古代中华史的民主传统,也就仅此而已。

君权来自民权,所以民权高于君权,这就是孟子的思想,也是他与诸子的区别:老子和庄子不要君权,也就无所谓民权;墨子和韩非主张集权,则君权高于民权。

先看韩非。

守住你的王冠

其实,韩非也有“国王培训班”。

学员里,也有梁惠王。

当然,韩非出生时,梁惠王早已去世,韩非不可能给他上课。上课的人,叫卜皮。

卜皮也是法家。

梁惠王说:先生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据先生所知,寡人的名声怎么样?

卜皮答:臣听说王上是慈惠的人。

梁惠王听了十分高兴,洋洋得意地问:那寡人的慈惠到了什么地步呢?

卜皮答:到快亡国的地步了。

惠王大吃一惊:慈惠不是行善吗?怎么会亡国?

卜皮说:慈则不忍,惠则好施。结果是什么呢?必然是该杀的不杀,不该赏的乱赏。如此这般地“有过不罪,无功受赏”,岂有不亡之理? 〔17〕

此事不知是真是假,但被韩非编进了教材,用来培训各国国王。只不过,韩非的课程内容跟孟子是相反的。孟子讲王道,韩非讲霸道,而且是横行霸道。

为什么横行霸道?

因为社会风气如此,时代精神也如此。

韩非说,有一年齐国伐鲁,鲁国派孔子的学生子贡去进行外交斡旋。子贡滔滔不绝说了半天,齐人却一句话就打发了他。齐人回答说,先生的话确实说得漂亮,但我们就是来抢地盘的,漂亮话管什么用?

结果,齐把国境线划到了鲁国都城门前十里。

这,难道不是横行霸道?

于是韩非说,不要再扯什么仁义道德,扯什么兼爱天下,扯什么温良恭俭让,谁讲谁倒霉,因为时代变了。这个变化,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18〕

也就是说,人际关系也好,国际关系也好,都是利益关系。只不过,利益的获取,最早是“揖让”,后来是“巧取”,现在是“豪夺”。如此而已。

是啊,所有的脸都撕破了,何必再来粉饰太平?

君臣关系,也如此。

我们知道,在儒家那里,君臣是被看作父子,邦国是被看作兄弟的。对此,韩非的反应是一声冷笑:亲如父子?就算真父子、亲兄弟,又如何?楚成王,不是被他亲儿子逼死了吗? 〔19〕 齐桓公,不是把他亲哥哥杀掉了吗? 〔20〕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友,管用吗?

不管用。

什么东西管用?

利益。人君最大的利益,是称王称霸;人臣最大的利益,是富贵荣华。只要协调好关系,让双方都实现利益最大化,就OK。爱不爱的,没什么意思吧?

于是韩非得出结论——

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 〔21〕

哈!孟子培训班的课桌,都要掀翻了。

不过,这里面有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臣下不安于位,也想为君,怎么办?

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天底下最大的利,莫过于为君为主。故臣弑君,子谋父,弟篡兄,史不绝书。从春秋到战国,更是一顶顶王冠落地,一座座火山爆发,各路诸侯真不知如何守住自己的王位。

对此,韩非有办法吗?

有。

什么办法?

两面三刀。

所谓“两面”,就是奖与惩,赏与罚,也叫德与刑,韩非称为“二柄”。这当然管用。因为人之常情,无非趋利避害;刑德二柄,则无非威胁利诱。这里面有甜头也有苦头,唱红脸也唱白脸,所以是“两面”。 〔22〕

与“两面”相配套的是“三刀”,即势、术、法。势就是威势,术就是权术,法就是法规。其中,威势是前提也是基础。韩非说得很清楚,飞龙和腾蛇一旦掉到地上,就跟蚯蚓、蚂蚁没什么两样。由此可知,权力和威势才是靠得住的,其他都靠不住。 〔23〕

有了权威,还得会用。怎么用?用权势建立威望,用权术对付臣下,用法规制服人民。势立威,术驭臣,法制民,都是人君手中的指挥刀。

看来,韩非的治术,有明有暗,软硬兼施。刑罚就是公开的硬控制,权术就是暗地的软控制。君主无术,就受制于人;民众无法,就犯上作乱。这就叫“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 〔24〕

但,术和法虽然两手都要硬,用法却不同。

权术是用来对付官员的,叫“潜御群臣”。 〔25〕

法规是用来对付民众的,叫“一民之轨”。 〔26〕

所以,权术要暗藏心底,法规要公之于众。实际上韩非的法,就是输入臣民们头脑中的程序。有此程序,他们将自动成为工蜂和工蚁。

韩非的蜂蚁社会就这样建成。在这个社会里,很显然只有君权没有民权。韩非的心目中,也根本就没有民权两个字。他的服务对象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君主。他对君主要说的也只有一句话:守住你的王冠!

君权至上,君主唯一,这就是法家。

这样的主张,墨子也会赞同吗?

恐怕不会。

人治出特务

没错,就算再世,墨子也多半不会赞成韩非。

这是可以猜出来的。

有一次,墨子问田齐的太王田和:现在这里有把刀,用它试着砍人的头,一刀就砍断了,锋利吗?

田和说:锋利。

墨子又问:一路砍过去,都是一刀就断,锋利吗?

田和说:锋利。

墨子再问:刀是锋利了,谁会倒霉呢?

田和说:试刀的人。

于是墨子最后发问:兼并别人的国家,消灭别人的军队,残害别人的百姓,谁会倒霉?

田和低头又抬头,想了又想说:我会倒霉。 〔27〕

墨子讲这故事,当然是为了反战,并宣传他兼爱的主张。但他讲的道理却有普遍性,那就是轻易不要动刀。兵者凶器也,用之不祥。试刀的人有危险,献刀的也有,何况献的还是“两面三刀”!

法家,岂能被墨家所欣赏?

实际上,墨法两家有着本质的不同:法家是“为君主谋”,墨家是“为天下谋”。墨子的思想有一个总纲,就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样的思想家,说他维护民权,好理解;说他不要民权,想不通。 〔28〕

可惜这是事实。

毫无疑问,墨子从来没说过不要民权,更不可能公开主张专制。可以说,他甚至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主义和践行,最终会导致独裁。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又确确实实把自己的组织变成了蜂蚁社会。那么请问,蜂蚁社会有可能是民权社会吗?在这种组织结构中,工蜂和工蚁也会有公民权吗?当然没有。

但,为什么会这样?

很简单,就因为墨子跟儒法两家一样,都主张社会要有序。只不过这个秩序的维护,儒家主张靠礼,法家主张依法,墨子却寄希望于人。

什么人?

领导人。

在墨子看来,领导人很重要。

墨子说,人类诞生之初,没有政治制度,也没有领导人(无政长)。于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主张,两个人有两个人的主张,十个人有十个人的主张。人越多,主义就越多。所有人都说自己对,别人不对,互相攻击,互相批判。结果“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29〕

这就是没有领导的严重后果。

可见,社会如果出了问题,一定有两个原因,一是“不相爱”,二是“无政长”。不相爱,就斗,因为没有人道主义;无政长,就乱,因为没有统一意志。

也因此,墨子开出了两副药方:针对不相爱的,是兼爱;针对无政长的,是尚同。

尚同的意思,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也已经清楚,那就是村民的意见由村长统一,乡民的意见由乡长统一,国民的意见由国君统一,全民的意见由天子统一。天子“一同天下之义”,诸侯“一同其国之义”。以此类推,所有的意志都能统一,天下秩序井然。

墨子认为,这就是政治的起源,也是政治的意义。政治,就是由英明的领导来统一意志。

这样的政治,当然是人治。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按照墨子的说法,人类之所以要政府,是为了统一意志;要天子,是为了统一思想。这就必须事先假设,政府一定是正确的,天子一定是圣明的,他们也一定都是兼爱的。否则,要他作甚?

那么,这个前提有保证吗?

墨子说有。因为从一开始,天子就是按照这个标准选出来的。而且,事实也证明他既贤良又圣明。比方说,一个村民做了好事或坏事,家里人并不全知道,乡里人也不全知道,天子却清清楚楚,直接下令或赏或罚。于是大家都说“天子之视听也神”。 〔30〕

奇怪!他怎么知道的?

天知道!

墨子自己也知道说不过去。但为了维护人治,便又补充说,天子其实也不是神。他能够无所不知,是因为“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也就是有人通风报信。

这当然也讲得通。不过我们还是忍不住要问:是谁通风报信告诉他的?人民群众吗?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前面说的这些事,可是“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的。群众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去说?

只有一种解释:天子安排了卧底。

这岂不可怕?

其实,如果是群众去告发,就更恐怖,因为普天之下都是特务。这就比蜂蚁社会还要等而下之。工蜂和工蚁虽然没脑子,却也不会做特务。

可以类比的,是商鞅治下的秦国。那也是所有人都服从和听命于最高领导人的。只不过,在商鞅和商鞅以后的秦国,全民都是战士,或警察;在墨子和墨子设计的天下,全民都是特务,或卧底。哪个更可怕?

都可怕。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社会也是不会讲民权的。这当然与墨子的初衷相去甚远,却又是逻辑的必然。因为墨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却从来不考虑个人的权利与尊严,也不知道没有个人的权利与尊严,就不会真正有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那么,有人想到了这一点吗?

有。

谁想到了?

杨朱。

一毛不拔错了吗

先秦诸子中,杨朱最受误解。

已经没人知道杨朱的生平,我们只能推测他应该生活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影响力则跟墨子一样大。 当时的思想界,不是赞成杨朱,就是赞同墨子,完全没孔子什么事。这可真是好生了得! 〔31〕

那么,杨朱的主张又是什么?

一毛不拔。

什么叫“一毛不拔”?就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一毛不拔的成语,就从这里来。 〔32〕

这确实一语惊人,更难让墨家接受。

是啊!墨子是为了天下,恨不得把腿上的粗毛细毛都磨光的; 杨朱却即便有利于天下,也不肯拔一根毫毛。 墨子一毛不留,杨朱一毛不拔;墨子毫不利己,杨朱毫不利人,当然针锋相对,百家争鸣也就由此而起。 〔33〕

挑战杨朱的,是墨子的学生禽滑釐。 〔34〕

这位学生,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认识了。他就是带领三百个同学驻守在宋城的墨家大弟子。

禽滑釐问:拔先生一根毫毛,来拯救天下,干吗?

杨朱说:世道不是一根毫毛就能拯救的。

禽滑釐说:如果能,愿意吗?

杨朱不理睬他。

禽滑釐出门,把这事告诉了杨朱的学生孟孙阳。

孟孙阳说:你们是不懂先生的用心啊!还是让我来替先生说吧!请问,如果有人提出,痛打你一顿,给你一笔巨款,你干吗?

禽滑釐说:干!

孟孙阳又问:砍你一条腿,给你一个国家,干吗?

禽滑釐不说话。

于是孟孙阳说:与肌肤相比,毫毛微不足道;与肢体相比,肌肤又微不足道。这道理谁都懂。但,没有毫毛就没有肌肤,没有肌肤就没有肢体。那么请问,难道因为毫毛微小,就可以不当回事吗?

禽滑釐表示无话可说。

事实上,当孟孙阳问他拿一条腿换一个国家愿不愿意时,禽滑釐就已经清楚,后面等着他的问题必定是:砍掉你的脑袋,给你整个天下,干不干?

那也能同意吗?

好嘛!脑袋不能砍,腿就能剁吗?腿不能剁,肉就能挖吗?肉不能挖,皮就能撕吗?皮不能撕,毛就能拔吗?要能就都能,不能都不能。

这就是逻辑。

墨家是讲逻辑的,所以禽滑釐无话可说。

孟孙阳的话,却意义重大。

没错,整体利益确实大于局部利益。就连孟孙阳,也说“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但这绝不意味着局部就是可以随便牺牲的,因为整体不过是局部之和。你不把局部利益当回事,今天牺牲一个,明天牺牲一个,请问那整体利益最后还有吗?

所以,不要说什么“大河不满小河干”。事实是:大江大河都由涓涓细流汇集而成。如果所有的泉水、溪流、小河都干了,还会有长江、黄河吗?

同样,如果所有的个人利益都牺牲了,请问,还有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天下大利吗?

因此,别把小民不当人。

或者说,不要动不动就以国家天下的名义,任意侵犯和剥夺个人的权利。

没错,相对于国家和天下,个人或许有如毫毛。然而毫毛也是命,小民也是人。谁要把我等小民不当回事,随随便便就拔了,对不起,不干!

这就是一毛不拔的意义。

但,如果拔一根毫毛就能拯救天下,也不干吗?

当然干。

只不过,得问清楚三个问题。

首先,拔一毛真能救天下吗?好像不能,因为“世固非一毛之所济”。既然不能,为什么要拔?

其次,谁来拔?如果是自己,那叫自我牺牲,无私奉献,应该尊敬。如果是别人,是集体,是国家,是公权力部门,那就要问他们凭什么?

这个问题不能不问。要知道,国家权力是全体公民让渡的。公民让渡权利之总和,即国家权力。那么请问,我们让渡了生命权吗?没有。除去法定必须缴纳的税款,让渡了其他财产权吗?也没有。

那么请问,凭什么拔我们的毛?

当然,军人、刑警、消防队员等等,是让渡了生命权的。参军入伍,即是签订让渡协议。但他们没有让渡财产权。他们的生命,也不是用来挥霍的。

这就必须问第三个问题:拔下毫毛干什么?

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用于满足大小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这是一种剥削,甚至掠夺。只不过,这种剥削和掠夺打着“大公无私,利国利民”的旗号。所谓“拔一毛而利天下”,则不过圈套和陷阱:先哄骗我们献出毫毛,再哄骗我们献出肢体,最后哄骗我们献出生命。

因此,对付的办法,就是干脆把话说到底:别说要我的命,就算只要一根毫毛,也不给!

也许,这就是杨朱他们寥寥数语背后的思想逻辑。

这样看,一毛不拔有错吗?

没错。

于是杨朱的思想,便成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份人权宣言。

人权宣言

杨朱的人权宣言全文如下——

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35〕

这份宣言言简意赅,总共只有两段话。第二段无须解释,那就是道家思想的源头,后来由庄子这样表达:真正的好社会,就是所有人都相忘于江湖,谁也不用救助,谁也不用牺牲。由此推论,当然也谁都可以一毛不拔,因为根本就无须一毫。

庄子与杨朱,一脉相承。

但更值得关注的,还是第一段。

第一段包括两句话,它们可以这样理解和翻译:要我牺牲自己来满足天下,我不干;要我尽取天下来满足自己,也不干。这就是杨朱思想的完整版。

很显然,杨朱在这里又是极而言之。他设置了两个截然相反根本对立的极端:损一毫,悉天下。悉天下,就是尽取天下,或遍取天下。这实在超乎想象。损一毫,则微不足道。天壤之别呀!

于是我们不能不怀疑:这个匪夷所思无人企及的“悉天下”,是不是托?因为在杨朱这里,悉天下和损一毫,是矛盾对立的双方。因此,反对悉天下,就得赞成不损一毫。做不到悉天下,就得支持一毛不拔。

这,岂非逻辑陷阱?

显然,要想侦破此案,就得问杨朱一个问题:不悉天下,只取一毫,行不行呢?

可惜没人问过。

但答案却不难得知。因为按照孟孙阳的逻辑,拔一毫就会断十指,断十指就会奉五脏,奉五脏就会献全身。那么同样,可以取一毫,就可以十毫、百毫、千万毫,最后势必是尽取天下。

所以,既然一毛不拔,那就一毛不取。

讲得通吗?

讲得通。

实际上,杨朱虽然毫不利人,却也毫不损人。岂止不损人,甚至不损物。杨朱说,智慧之所以可贵,就因为保护自己。武力之所以可鄙,就因为侵犯别人,包括侵犯小动物和自然界。这就叫“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当然,人类为了生存,不能不利用他人和他物。但,可以利用,不能占有。如果蛮横地私自占有,就叫“横私”(横读去声)。

横私就是霸占。而且,一切占有都是霸占,因为产权不是我们的。不但小动物和自然界,就连我们自己的身体也不是。那是谁的?天下的。因此,蛮横地占有自己,就叫“横私天下之身”;蛮横地占有自然,就叫“横私天下之物”。

这两种,都是杨朱反对的。

那该怎么办?

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把原本属于天下的还给天下,变成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所有。

对,天下为公。

这不是墨子的理想吗?

正是。杨朱与墨子,分道扬镳,殊途同归。

实际上墨子与杨朱,就像孟子与韩非,都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孟子与韩非,是民权与君权。孟子捍卫民权,韩非保护君权。墨子与杨朱,是公权与私权。墨子主张公权,杨朱维护私权。他的“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就既是人权宣言,又是维权声明。

是这样吗?

当然是。事实上,这句话是有主语的。主语就是“古之人”,即古代领导人。我们知道,借古是为了讽今。因此,它又可以这样翻译:要我牺牲自己满足天下,我不干;你们尽取天下满足自己,也不行。

这,岂非维权?

当然是。而且,他维护的还不是笼而统之的民权,而是每个人的个人权利——私权。

私权重要吗?

很重要。

私权是相对于公权而言的。前者叫私权利,后者叫公权力。没有私权利的让渡,公权力就没有合法性,也没有必要性。因此,公权力绝不能侵犯私权利。哪怕你号称大公无私,或者用其他什么名义,也不行。

没有私权,就不会有公权。

没有私权,也不会有人权。

可惜这一点,我们常常忘记,甚至不知道。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原因就在我们民族历史上的所有制,既非公有(公共所有),又非私有(个人所有),而是家有(家庭所有,或家族所有)。没有私产(个人财产),哪有私权(个人权利)?

因此我们的文化内核,必然是“群体意识”(请参看《奠基者》)。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中,讲公权就政治正确,讲私权则难免风险。于是,我们就不敢讲,不想讲,甚至不会讲了。

由是之故,杨朱的私权论一发表,就震惊天下。同样由于这个原因,他也很快就被污名化和妖魔化。人们一知半解地嘲讽着他的“一毛不拔”,不知道“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才真该是理想。

承接了杨朱思想血脉的,也许只有庄子。

庄子是超凡脱俗的,他似乎并没有卷入这场君权与民权、公权与私权的论争。但作为诗人哲学家,他却诗意地思考和回答了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价值在哪里?

第四章

活着为什么

我的人生与你无关

庄子的太太死了。

朋友死了太太当然要吊唁,因此惠子去看他。

惠子就是惠施。

惠施是宋国人,学派属于名家。他没能留下著作,我们只能到别人的书里去看。不过,作为庄子的朋友和论敌,他在《庄子》一书中总是输家。

有一天,庄子和惠子在桥上休闲。

那时还没有工业污染,河水想必很清澈,可以清楚地看见鱼在水里游。于是庄子便说,你看那浪里白条,从从容容地游来游去,这就是鱼的快乐啊!

惠子说:你又不是鱼,哪里知道鱼的快乐?

庄子说:你也不是我,哪里知道我不知鱼乐?

惠子说:这就对了!我不是你,当然不知道你;你不是鱼,也当然不知道鱼。

庄子说:不对!你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你一开始就问我,你哪里知道鱼的快乐?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就是在这里,在这桥上和水里知道的! 〔1〕

显然,庄子这是诡辩。因为惠子所谓“汝安知鱼乐”,是问“怎么知道”,不是问“从哪知道”。回答“从这里知道”,岂非文不对题?

但庄子的强词夺理,却表明了他的态度。

什么态度?

我的人生与你无关。

是这样吗?

是。

实际上,庄子未必不知道自己是诡辩,也未必真知道鱼是否快乐。他说“鲦(读如条)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这句话,不过因为当时他自己很快乐。

这就叫“移情”,是一种审美的态度。有此态度,则万物无不有灵,也无不有情,还无不有趣。

这样看,惠子反倒是煞风景的。

所以庄子要强词夺理。他其实也是在表明态度:人活着,要开心。开心就好。为什么开心,别问!

要问,也问你自己。

对!我行我素。

因此,当惠子前来吊丧时,便看见庄子正以一种傲慢的姿势坐在那里,敲打着瓦罐唱歌。

这似乎太不像话。

于是惠子说:人家跟了你一辈子,给你生儿育女,现在不幸去世。你不哭已是不近人情,居然还要唱歌!这不是太过分了吗?

庄子说:不是这样的呀!她刚去世时,我又何尝不悲痛。只是想到一个人的生命,从无到有,又从生到死。这生老病死,不就像春夏秋冬一样吗?现在,她安安静静地躺在天地之间,踏踏实实地睡着了,我却在这里鬼哭狼嚎,岂非太不懂得生命的真谛? 〔2〕

这可真是看透了死亡。

死亡即大限。看透了死亡,也就看透了人生。

也许,这又是对杨朱的继承。

杨朱说,天下万物虽然生态各异,但终有一死则完全相同。活十年是死,一百年也是死;仁者圣人要死,恶棍傻瓜也要死。活着时是尧舜,死了是腐骨;活着时是桀纣,死了也是腐骨。腐骨跟腐骨,有什么区别? 〔3〕

好嘛!死亡面前人人平等。

下面的结论也顺理成章:

既然难免一死,那又何必纠结。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你死了我可以哭,也可以笑,还可以唱歌。我死了也一样。因为我的人生与你无关,你的人生也只属于你自己。我们各人过好各人的吧!

但,既然终归要死,那又何必活着?

这得想想。

杨朱的回答是:既然有了生命,那就只能活着,还得好好活着。这就叫“且趣当生,奚遑死后”——过好当下每一天,别管死后怎么样。

那么,什么叫好好活着?

或者说,人活着,为什么?人生一场,干什么?

对此,先秦诸子也有不同的态度。这些态度,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只不过,他们有的是发表宣言说给我们听,有的是身体力行做给我们看。

先看孟子。

要做就做大丈夫

孟子的主张,是要活就活出个样儿来!

什么样儿?

大丈夫。

什么是大丈夫?

万物皆备于我;不怨天,不尤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4〕

孟子是大丈夫吗?

是。

有一次,齐宣王派人来说:寡人原本应该去看望先生的。可是寡人感冒了,不能吹风。如果先生肯来,寡人就上朝,不知能让寡人见到先生不?

孟子马上说:不好意思,碰巧臣也不能吹风。

其实孟子没病。

而且,他还原本是准备去见齐宣王的。

那么,孟子为什么要装病?

因为直觉告诉他,齐宣王是“托疾以召”,也就是借口生病来召见他。这当然不行。 〔5〕

对此,孟子曾做出解释。

孟子说,天底下最尊贵的有三样:一是爵位,二是年龄,三是道德。在朝廷,看爵位;在乡里,看年龄;要平治天下,就首先看道德。因此,哪怕贵为国君,也只能登门求教,哪有随随便便把有德之士呼来唤去的道理? 〔6〕

所以孟子宁肯装病,也绝不迁就。没错,孟子跟孔子一样,也想游说诸侯。但他同时认为,这就先得不把那些家伙放在眼里,叫“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7〕

为什么能这样?因为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德;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正义。我们又不比他少什么! 〔8〕

难怪他能办“国王培训班”了。

其实孟子的培训班,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齐宣王和梁惠王,算是上了分数线。惠王的儿子襄王,孟子就看不上眼,说是“望之不似人君”。 〔9〕

对于这类上不了培训班的国王,孟子的说法是:我不屑于教育他,就是在教育他。 〔10〕

如果考试及格呢?

也不能跟孟子平起平坐。孟子曾经借孔子的孙子子思之口说:论地位,你是君,我是臣,哪敢跟你交朋友?论道德,你是徒,我是师,怎么能够做朋友? 〔11〕

这就是傲骨了。

傲骨,是士人的气节。

的确,人不可有傲气,不可无傲骨。有傲气则骄人,无傲骨则媚人。不骄不媚,是为大丈夫。

那么,怎样才能成为大丈夫?

养浩然之气。 〔12〕

有了浩气,会怎么样?

浩气充盈胸中,就是“美人”,叫“充实之谓美”。如果还能放射出光芒,就是“大人”,叫“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如果这光辉还能感化影响别人,就是“圣人”,叫“大而化之之谓圣”。如果这感化和影响还不知不觉,就是“神人”,叫“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美、大、圣、神,是人格修养的四种境界。 〔13〕

境界是需要提升的。但,只要有此浩然之气,就会以天下为己任,以正义为担当,至大至刚,至正至强,光明磊落,坦坦荡荡,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当然,他也任何时候都会敢于直言。

于是,孟子所向披靡。

有一次,孟子到齐国某地视察。

当地的地方官,叫孔距心。

孟子问:如果手下的战士,一天之内三次失职,大夫您会开除他吗?

孔距心说:等不到三次。

孟子说:大夫您已经超过三次了。因为贵地的灾民和难民,老弱暴尸荒野,青壮流离失所,已近千人。

孔距心说:这不是距心力所能及的。

孟子说:替别人放牧牛羊,却找不到牧场和水草,是该把牛羊还回去呢,还是看着牛羊死去?

孔距心说:距心明白了,这是距心的罪过。

孟子回到国都,对齐宣王说:王的地方官,臣认识了五个。知道自己罪过的,只有孔距心。

齐宣王说:这也是寡人的罪过。 〔14〕

呵呵,这是怎样的侠义,又是怎样的坦荡!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为行义,活见鬼

孟子行侠仗义,墨子装神弄鬼。

这样说,也许冤枉了墨子,因为他可能是真的信鬼信神。为了证明鬼神的存在,墨子曾经讲了大量活人见鬼的故事。结果,却让他狼狈不堪。 〔15〕

有一次墨子病了,一个名叫跌鼻的学生便来质疑:先生为什么会生病?先生怎么可以生病呢?

这话奇怪!

是人就会生病,墨子怎么就病不得?

因为墨子说,鬼神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谁要是实行兼爱,做好事,鬼神就奖赏他,让他走运;谁要是不兼爱,做坏事,鬼神就惩罚他,让他倒霉。

生病,就是鬼神的惩罚。

于是跌鼻问:先生不是圣人吗,怎么会生病?是先生的言行有什么不对,还是鬼神瞎了眼睛?

墨子当然不能认账。于是他对跌鼻说,我生病,不能证明什么。一个人生病,原因多得很。天气变化啦,工作太累啦,等等。这就好比一栋房子有一百个门,你只关了其中一扇,那贼从哪个门不能进来! 〔16〕

这话不通。

是啊,你生病,并不是鬼神的惩罚,那么请问,谁生病就是?或者说,张三生病就是工作太累,李四生病就是鬼神惩罚,这里面的因果关系,怎么证明?

何况就算能证明,也不能怎么样。因为按照刚才的逻辑,一个人的幸与不幸,可能有上百个原因,鬼神的赏罚不过其中之一。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可怕呢?

然而在墨子看来,人不怕鬼,才可怕。

墨子说,现在的天下之所以大乱,就因为人们都不信鬼神,不知道鬼神是“赏贤而罚暴”的。如果相信,怎么会这样没有底线地胡作非为? 〔17〕

这同样经不起推敲。

比如警察,是要抓坏人的。难道因为犯罪分子不相信世界上有警察,警察就不抓他了?同样,世界上如果真有鬼神,它哪里会管你信不信!

警察,并不一定要别人相信才起作用。

鬼神也一样。

那么,墨子为什么还要讲鬼神?

为了行义。

行义就行义,为什么要怕鬼?

因为行义太难。这一点,墨子心里很清楚。实际上已经有人劝他不要多管闲事。那人说:现在,普天之下都不行义,只有你一个人在自讨苦吃,不如算了吧!墨子却说,比如一家十口,一个人种地,九个人闲着,那唯一种地的,能不拼命干吗?万事莫贵于义。我不做,谁做? 〔18〕

可惜以此为使命的,大约也只有墨子和他的学生。芸芸众生,也包括那些大小贵族,便只能靠鬼神来约束。因为鬼神是有威慑力的。官员知道有鬼神,就不敢不廉洁,也不敢玩忽职守;民众知道有鬼神,就不敢不守法,也不敢淫暴寇乱。敬神怕鬼,是“治国家利万民之道”。 〔19〕

但,鬼神当真“赏贤而罚暴”吗?

未必。

比如墨子本人,似乎就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和他的学生,过的是最苦的日子。他们的行义,则可谓孤苦无援,人见了不相助,鬼见了不帮忙。

于是前面说过的巫马子,便提出质疑。

巫马子说:先生做那些义事,可是“人不见而助,鬼不见而富”的,先生却还做个没完,有病吧?

墨子反问:假设先生手下有两个助理。一个看见先生才做事,看不见就不做。另一个呢?看见先生也做事,看不见也做。请问,先生器重哪个?

巫马子说:当然是后一个。

墨子说:这就是了,先生也器重有病的。 〔20〕

好嘛!既然一个助理,尚且应该无论主人是否看见都努力做事,那么,一个心中充满正义的人,他的行义需要鬼神看见吗?也不需要吧?

可见墨子的鬼神论,其实是对付不义之人的,当不得真,尽管这“装神弄鬼”值得我们敬重。

至于墨子自己的人生观,则从来就是“万事莫贵于义”。为此,他身体力行,孜孜不倦,不惜奋斗终生。他的救宋,就是义不容辞;批孔,则是义无反顾。

做一个正义的人,这就是墨子的人生态度。

我们祝他一路走好。

天命与使命

墨子讲鬼神,孔子讲天命。

孔子说——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他还说——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22〕

前一句是直接说的,后一句是子夏的转述。

至于鬼神,孔子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 如此存而不论,其实是不信。 〔23〕

这就跟墨子不同,所以墨子要质疑孔子。

墨子说,天命论其实是暴君和懒汉的主张。因为暴君倒台,懒汉受穷,一定不会认为自己有问题,只会说自己命不好,把所有的过错都赖到老天爷头上。 〔24〕

所以墨子说,如果赞成天命论,必定是统治者“不听治”,老百姓“不从事”,大家都消极怠工,这就“足以丧天下”,因此非批判不可。 〔25〕

其实这是歪曲,或误解。

前面说过,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明知不可还要去做,怎么会消极怠工?

当然不会。

那么,孔子又为什么要讲天命?

为了使命。

周游列国时,孔子曾经被困在匡(疑在今河南长垣县)。孔子说,我们有没有危险,就看天命了。如果天命在我,匡人就不能把我怎么样。

那么,天命在他那里吗?

在。

孔子的逻辑是:文王去世了,文明不还在吗?可见老天爷并不打算让它亡。更何况,如果上天不想要这文明了,为什么会让我掌握它呢?

后来,孔子果然脱险。 〔26〕

类似的话,孔子还讲过一次。也是周游列国时,孔子到宋国,宋国的司马桓魋(读如颓)要谋杀他。孔子便说:天赋孔丘使命,桓魋能把我怎么样? 〔27〕

显然,天命即使命。

因此,主张天命论的孔子,却反倒很有使命感。他的使命,首先是传承和延续华夏文明,并把它发扬光大,其次才是匡正时弊,平治天下。

第一种使命,孔子无疑成功了。第二种却很抱歉,可以说处处碰壁,一事无成。

这就需要解释,需要安慰,还需要有个说法。

怎样解释?如何安慰?什么说法?

天命。

某年,一个名叫公伯寮的人,在鲁国的执政者季孙大夫那里诽谤子路,出卖孔子。有人愤愤不平,表示他可以让公伯寮暴尸街头。孔子却说:我的主张能够实现吗?听天由命。我的主张不能实现吗?也听天由命。

所以,谋杀公伯寮,是没意义的。

这就叫“道之将行也与(欤)?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也是天命论的一部分。 〔28〕

那么,这是宿命论吗?

不是。

天命是使命,不是宿命。

是使命,就义无反顾。对结果不抱幻想,就更加义无反顾。实际上,人的一生不可能什么都做,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做。任何人,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

问题仅仅在于: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不做。

这就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选择能做的,一种是选择该做的。

选择能够做的,就要看结果,看利害。有好处,能成功,则做;没好处,会失败,就不做。选择应该做的,则看过程,看道义。只要是道义所在,就义无反顾地去做,全心全意地去做,尽心尽力地去做。至于成不成功,那是老天爷的事。这就是孔子的“听天由命”。

可见,听天由命并非不努力,更非不负责,只不过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不重结果,只重过程。事实上,儒家虽然主张“有为”,却并不主张“有求”。他们是“有为而无求”。因此,他们也不抱幻想,随遇而安。

其实真能随遇而安,也就无所谓命不命了。怕的是“遇而不安”,这才要讲天命——命里有,不拒绝;命里没,不在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该怎么办,还怎么办。

总之,成事在天,谋事在人。

◎ 孔子的天命

时间 经过

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 追封“褒成宣尼公”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 追封“文圣尼父”

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 追封“邹国公”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 追封“先师尼父”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 追封“先圣”,十一年(637)改称“宣父”

唐高宗乾封元年(666) 赠“太师”

武周天绶元年(690) 追封“隆道公”

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 追封“文宣王”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 加称“玄圣文宣王”,五年(1012)改称“至圣文宣王”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 追封“大成至圣文宣王”

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 尊为“至圣先师”,取消谥号、封号

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 加尊“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十四年(1657)改称“至圣先师”

孔子在他的时代未能实现其匡扶正道、救民水火的“天命”,但后世百代尊为“素王”“先师”,泽及整个民族,贯穿整部中华史,也算是实现其“天命”表现之一种。

这又是一种人生态度。

按照这种态度,行义是本分,也是责任。至于主张能不能推行,主义能不能弘扬,理想能不能实现,都只能听老天爷的。就算有所求,也只求问心无愧。

是的,不求如愿,但求心安。

这就又跟墨子不同。前面说过,墨子和韩非一样,都是重功利讲实用的。在墨子看来,既然要做事,那就必须获得成功。不成功,做它干什么?

但,不能成功怎么办?

请鬼神帮忙。

于是,墨子把结果交给鬼,孔子把命运交给天。也因此,他们一个讲天命,一个讲鬼神。

那么请问,他俩谁对?

庄子说,都不对。

没用才好

庄子才真是超功利的。

没错,孔与墨,很不同。墨子信鬼神不信天命,孔子信天命不信鬼神。但无论哪种,都是要做事,也都要有用。孔子就说,我又不是那种内瓤空空如也的苦葫芦瓜,哪能只挂起来看,不吃? 〔29〕

庄子却认为,没用才好。

为了证明这一点,庄子讲了个故事。

庄子说,有个名叫石的木匠带着徒弟到齐国去,路上看见了一棵大树。那棵树,树冠大得可以给数千头牛遮阴,树干粗得有上百尺,树尖几乎跟山顶一样高。四面八方前往观看的人,多得就像赶集。

匠石却不屑一顾。

徒弟们看不懂,问师傅为什么。

匠石说,没用。木质疏松,什么器物都做不了。

晚上,树来托梦。

树说:石师傅,你认为我没用?

匠石说:是的。

树说:呵呵,我要是有用,能活到今天吗? 〔30〕

想想也是,早被木匠砍了。

因此,庄子不求有用,也不求有名。他甚至假借老子的话说,你们管我叫牛,我就跟着你把自己叫牛;你们管我叫马,我就跟着你把自己叫马。有什么关系呢? 〔31〕

这样的庄子,当然也不想做官。

庄子做过官吗?做过。据说,他曾短时间地做过宋国蒙地(今河南商丘市)的漆园吏,后来就终身不仕。楚威王拜他为相,他也不干。 〔32〕

不做官,做什么?

钓鱼。

在哪里钓?

濮水(在今河南濮阳县)。

奉威王之命前来传达聘意的两位楚国大夫,便是千里迢迢来到宋国,在濮水边找到庄子的。

庄子却自顾自钓他的鱼。

两位楚国大夫说:敝国寡德之君,很想把国境之内的事来麻烦先生!

庄子继续钓鱼。他头也不回地问:听说贵国有一种神龟,死了三千年。贵国的大王宝贝得不得了,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珍藏在庙堂之上,有这事吗?

两位楚国大夫说:有。

庄子说:请问这只乌龟,是宁愿去死,留下骨头享受富贵;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潭里打滚呢?

两位大夫异口同声:那还用问吗?

庄子说:二位可以回去了,我会继续拖着自己的尾巴在泥潭里打滚的。 〔33〕

这就跟惠子不同。

惠子是做了大官的,而且还很在意那官位。他做梁国国相时,有人对他说,庄子要来夺你的相位。惠子便大为恐慌,竟派人在境内搜捕了三天三夜。

于是,庄子去见惠子。

庄子说,南方有一种鸟,叫鹓鶵(读如渊除,凤凰的一种)。这种鸟儿,不是梧桐不栖,不是竹实不食,不是甘泉不饮。它从南海飞往北海时,有一只猫头鹰正好抓住了一只死老鼠。猫头鹰看见鹓鶵从它头上飞过,以为抢饭碗的来了,便对着鹓鶵一声“嚇”。

嚇读如贺,是动物的怒拒声。

于是庄子说:老兄也要因为你的梁国“嚇”我吗?

惠子面红耳赤。 〔34〕

呵呵!官位不过死老鼠,高官不过死乌龟,最没用的才是最有用的,庄子为什么这样主张?

也许还得再讲故事。

这故事说,有人想聘用庄子,庄子的回答是:先生见过那用来做牺牲的牛吗?披着绸缎,吃着好料。可是,等到它被牵入太庙,准备杀了来祭祀祖宗时,就算想做一只孤独的小牛,还能够吗? 〔35〕

庄子的理想,难道是做一只孤独的小牛?

不会吧!

那么,他的追求是什么?

若为自由故

庄子的追求,是真实而自由。

这是人生的价值,也是生命的价值。

比如马。

庄子说,马,它的蹄可以踏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饿了就吃草,渴了就喝水,高兴了就在草原上撒欢。这就是马的真性情呀(此马之真性也)!

这样的生活,真实而自由。

可是来了个伯乐,说自己会驯马,又是钉马掌,又是套缰绳,这马就死了三分之一。然后又训练它立正稍息齐步走,令行禁止,服服帖帖,这马就死一半了。

为什么?

既不真实又不自由。

所以,就算这马得了奥运冠军,也是不快乐的。

庄子说,这是“伯乐之罪”。 〔36〕

那么,我们该怎样活着?

率性。

所谓“率性”,就是秉承天赋,顺其自然,按照自己的天性来生活。比如鹰,就该在天上飞;鱼,就该在水里游。这就是真实,也就是自由。真实而自由,就快乐。

因此,乌龟在泥地里打滚,猪在圈里哼哼,都是快乐的。相反,让它们过人类规定的好日子,则是痛苦的。

就说猪。

庄子说,有一头猪,被光荣地选为祭祀的牺牲。

这样的猪,通常待遇都很高。

但,猪很郁闷。

于是一位主管祭祀的官员,便衣冠楚楚来到猪圈,给猪做思想工作。

这官员说,猪啊猪,你又何必怕死呢?从今天起,我会好好地喂养你三个月。宰杀之前,我会十天上戒,三天作斋。你死的时候,我会在你身子下面,铺上洁白的茅草。你的前肩和后腿,会庄重地放在最好的盘子里,那上面还雕刻着一朵朵花,你看怎么样?

猪不说话。

当然不说话,因为不怎么样。

没错,真正替猪着想,就该把它留在圈里吃糟糠!

那才是它想要的。

庄子说,活着就该真实而自由,这道理猪都明白。可惜很多人,却为了所谓的荣华富贵,不惜扭曲自己的天性,去做不想做的事情。他们就不想想,所谓“生前富贵,死后哀荣”,不就是身子下面铺着白茅草,前肩后腿放进了花盘子吗?这又有什么可追求的呢?

这些人,岂非猪都不如? 〔37〕

还有鸟。

庄子说,有一只海鸟飞到了鲁国,鲁国国君又是设酒宴,又是奏音乐,生怕怠慢了它。结果怎么样呢?那鸟不吃不喝,三天以后就吓死了。 〔38〕

请问,这是爱鸟呢,还是害它?

当然是害它,因为这不是它的生活。所以,野鸡宁肯走十步才吃一口食,走一百步才喝一口水,也不愿意关在笼子里当什么鸡王。 〔39〕

若为自由故,草鞋走山路。

实际上,问题不在苦不苦,而在真实不真实,自由不自由。所以,强迫别人过苦日子固然不对,便是强迫他们过所谓的好日子,也不对。

是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甚欲,也勿施于人。

庄子当然没说过这两句话。前一句,是孔子说的。后一句,没人明确说过。但从庄子和庄子学派那里,我们能逻辑地推演出这样的结论。 〔40〕

事实上,当他们对世俗的追求嗤之以鼻时,也一定想明白了两个问题:世界上什么最可宝贵,什么最有价值。

什么最可宝贵?

生命。

什么最有价值?

自由。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的价值在于自由。因此,每个人都应该真实而自由地活着。这就是庄子和庄子学派的人生态度,也是他们留下的宝贵遗产。

问题是,有可能吗?

如果不能,又该如何?

第五章

生存之道

弱者生存

据说,老子也有老师。

老子的老师叫商容。

商容病重时,老子去看他。

老子说:先生可有什么遗言要教导学生的?

商容问:经过故乡要下车,明白吗?

老子说:是不是不要忘本?

商容又问:经过大树要趋行,明白吗?

老子说:是不是应该敬老?

商容又张开嘴巴说:你看我的舌头还在吗?

老子说:在。

又问:牙齿还在吗?

老子说:不在了。

商容再问:你明白了吗?

老子大悟:是不是“刚亡而弱存”?

没错。刚硬的就灭亡,柔弱的就存活。天择物竞,弱者生存。商容就是这观点,老子也是这观点。

但,这故事是真的吗?

不知道,正如我们不知《老子》一书的作者是谁。李耳?老聃(读如单)?太史儋(读如单)?老莱子?或者这故事中的老子?可能是,更可能不是。

种种迹象表明,《老子》一书应该完成于孔子之后,庄子之前,比杨朱还要晚一些。杨朱、老子和庄子,分别代表着先秦道家的三个阶段。只不过老子其人身份不明,甚至有可能是若干人或一个团队。打着李耳或老聃等人的旗号,是为了“借壳上市”。 〔1〕

那就姑且叫他“老子”。

一九九三年出土于湖北荆门郭店楚墓

一九七三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

贯穿《老子》一书的思想,确实就是刚亡弱存。想想看,天底下最柔弱的是什么?水。最能攻坚胜强的又是什么?还是水。再坚固的城池,洪水漫过来,也没了。再坚硬的石头,水不停地滴,也能滴穿。

这就叫“弱之胜强,柔之胜刚”。 〔2〕

那么,弱为什么能胜强,柔为什么能克刚?

不争。

比如水,跟谁争呢?不但不争,还让。水,总是往低处流,把高处让给别人。它也总是待在人们不想去和看不起的地方,叫“处众人之所恶”;同时,又把大家都想要的送给大家,叫“善利万物而不争”。

所以老子说——

上善若水。 〔3〕

那么,跟水最像的是谁?

女人。

是的,女人和水,至少有四点相同:柔软、弱势、被动、居下。比如做爱,最常规的是女下位,女人躺着让男人上。这就叫“为其静也,故宜为下”。

结果怎么样呢?

女人吞没男人,男人筋疲力尽,一泻千里。何况男人再有力气,再有劲头,总有不行的时候,女人则不会。所以,女人比男人厉害,也比男人持久。

因此老子说——

天下之交也,牝恒以静胜牡。

牝(读如聘),就是雌性或女人;牡(读如母),就是雄性或男人。以静制动,以下制上,赢在女人,这就是普天之下性关系的规律。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女人比男人好,下面比上面好,不动比乱动好。

老子认为,这是普遍真理。

于是老子说——

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 〔4〕

下流就是下游。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大国应该像江河的下游,成为天下的女人或雌性。

下游好吗?

好!那是“百谷王”。

百谷就是百川,王就是往。百川所汇,就是江河的入海口。众望所归,即为王。

那么,为什么所有的水都往江里海里流?当然是“以其善下之”,即谦恭自下,善于放低身段,做低姿态。这就叫“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5〕

也许,这就是老子的王道。

它当然是生存之道。

而且是弱者的。

这并不奇怪。毕竟,老子的政治理想,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样一种“小国寡民”的社会早就不复存在。就算有过,也只能凭吊。 〔6〕

于是,天择物竞,弱者生存,便成了王道。

因此,老子不厌其烦地说,大国和君王,一定要“去甚,去奢,去泰”,也就是克制自己,不要贪得无厌,不要骄奢淫逸,不要飞扬跋扈。 〔7〕

总之,一要慈,二要俭,三要不敢为天下先。 〔8〕

最好,还能“为之下”。 〔9〕

居于下才近于道,也才能持久。

换句话说,大国即便要兼并,也请你低调一点,温柔一点,缓慢一点,不要霸道,好吗?

呵呵,这当然是王道。

奇怪的是,它在实际生活中却常常被看作兵道。 〔10〕

兵道与兵法

的确,老子像孙子。

孙子就是孙武,《孙子兵法》的作者。据说,他当过吴王阖闾的军事顾问、教官和将领,年代比《老子》一书的作者早,所以说老子像孙子,而非孙子像老子。

老和孙,都喜欢水。孙子就说——

兵形象水。

这里说的兵,就是用兵作战;形,则是战略战术、方式方法。所以,兵形就是形兵,即指挥战斗;象则是象形,即模拟和仿效。所谓“兵形象水”,也就是用兵之道和形兵之法,要向水学习。

学习也容易。比方说,水“避高而趋下”,兵就要“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就要“因敌而制胜”。水并不一定非得怎么流,仗也不一定非得怎么打。这就叫“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因此孙子认为,战争的最高境界,就该像行云流水,顺其自然又变幻莫测。只要能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就是用兵如神(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于是孙子又说——

形兵之极,至于无形。 〔11〕

呵呵,他也崇尚无。

但,“上善若水”跟“兵形象水”,一样吗?

不一样。

表面上看,老和孙都主张“水往低处流”。然而老子的“为之下”,是真的低姿态,甚至当真与世无争。孙子的意思,却是专挑敌人虚弱的地方下手。就像水,哪儿低,哪儿有空隙,就往哪儿去。

那么,空隙在哪儿?

孙子列了五条。

第一条叫“必死可杀”,就是还没开战,先想牺牲,这样的人不难让他去死。第二叫“必生可虏”,就是还没杀敌,先想活命。这样的人,一抓一个准。第三叫“忿速可侮”,就是但凡性急、暴躁、易怒的人,都可以戏弄。第四叫“廉洁可辱”,就是对那些爱惜羽毛看重名誉的人,可以用羞辱的办法让他中计。第五叫“爱民可烦”,就是可以利用对方的心软,进行骚扰和要挟。 〔12〕

类似的话,老子也说过。

只不过,是反过来说的。

老子说,真正善于当兵的,不英武;善于作战的,不愤怒;善于胜敌的,不跟敌人正面交锋。这就叫“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 〔13〕

为什么要不武、不怒、不与?

如果按照孙子的思路,当然是不给敌人可乘之机。孙子有句名言,叫“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也就是说,败不败,在自己。胜不胜,在敌人。自己不犯错误,就不会失败。敌人不犯错误,我方也不可能胜利。胜与败,不看谁有本事,全看谁犯错误。 〔14〕

这就不能武,不能怒,不能与。因为武,则“必死可杀”;怒,则“忿速可侮”;与,则“廉洁可辱”。如此这般不知克制,岂非把胜利送给敌人,失败留给自己?

如果孙子来做解释,理应如此。

据程国政《孙子兵法知识地图》绘制。

老子也是这意思吗?

不是。

在老子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谋略,也不在策略,甚至不在战略,而在如何看待战争,看待勇敢。战争当然需要勇敢。两军相敌勇者胜,也几乎是常识。然而老子却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两种勇敢,一种叫“勇于敢”,一种叫“勇于不敢”。老子说——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 〔15〕

这段话,很容易被理解为活命哲学:胆敢冲上去的就死,不敢冲上去的就活。但如果本意如此,则原文就应该是“敢则杀,不敢则活”。那么,老子为什么还要在这两句话的前面,加上“勇于”二字呢?

因为真正的勇敢,不是“敢做”,而是“敢不”。敢做固然了不起,敢不却更需要勇气。事实上,不敢不过本能,敢不才是境界。显然,勇于不敢,才是最大的勇敢。用苏东坡的话说,就叫“大勇若怯”。 〔16〕

这就不是兵法,而是兵道了。

所以,老子懂兵而不用兵。他的观点很明确:兵乃“不祥之器”,只能“不得已而用之”。 〔17〕

因此,天下有道,战马都会用来耕田,叫“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则怀孕的母马都会被征用,小马驹都会生在疆场上,叫“戎马生于郊”。 〔18〕

也因此,以正道辅佐君主的,决不穷兵黩武,决不争强好胜,决不以武力争霸于天下。 〔19〕

这就不但是兵道,而且是王道了。

王道,就是王者之道,也是王者之师的兵道。其核心则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即慈爱,俭即节制;不敢为天下先,则其实就是“不打第一枪”。 〔20〕

或者用老子的话说,就是我不敢主动进攻,只敢被动防守;不敢前进一寸,只敢后退一尺。 〔21〕

此即王师,将有天助。

老子这样说,丝毫都不奇怪。因为他的主张,原本就是“天择物竞,弱者生存”。因此在战争中,谁是弱者,老天爷疼爱呵护谁。这就叫“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22〕

也叫“称兵相若,则哀者胜矣”。 〔23〕

王道即天道。天道偏爱哀兵,岂非很仁慈?

不,无情无义。

两种活法两种道

老子的天,当真无情吗?

无情。

老子说得很清楚——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24〕

刍(读如除),本义是割草。引申为喂牲口的草,叫刍草;引申为割草的人,叫刍荛(读如饶)。荛,就是柴火。刍荛,即是打草砍柴的人。所以,一个人说自己地位卑微,就自称刍荛,意思是草野之人;说自己言论浅薄,就自称刍议、刍言、刍论,意思是渔樵之言。这当然是谦辞。就像鄙人,意思是身居边鄙没有见识的小地方人。

那么,什么是刍狗?

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说是草和狗;第二种说是刍豢(读如换),也就是家畜、牲口,或祭祀用的牺牲品。其中,吃草的叫刍,比如牛马;杂食的叫豢,比如猪狗。所以,刍狗就是祭祀用的牛马和猪狗。

第三种解释,是草扎的狗,叫刍灵,相当于现在的花圈。祭祀时,刍狗披红挂绿,人模狗样。活动一结束,就弃之路边,任牛踩,任马踏,轻贱至极。 〔25〕

三种解释,都通。

而且无论哪种解释,刍狗都很贱。

因此,天地“以万物为刍狗”,意思就是说,万物虽为天地所创造,所生成,天地却始用终弃,漠然视之,完全不当回事。这当然不仁,也无情。

问题是,天地既然无情,为什么又说“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弱者都会得到呵护和救助?

因为天道原本如此。

老子说得非常清楚: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这就是规律。规律是没有感情的,也不讲感情。天若有情天亦老。以为天道有情,那是自作多情。 〔26〕

天道无情。人呢?

也该这样。

所以老子说——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意思也很清楚:统治者和领导人,应该效法天地。天地轻贱万物,则君主无视万民。但,轻贱不是糟践,无视也不是无道。如果把“以为刍狗”理解成践踏、蹂躏、迫害、致死,就大错特错。

那是什么?

不爱而已。

所谓“不爱”,也不是恨,而是不爱不恨,没心没肺。说得再准确一点,就是不管。

不管就对了。因为君无为,则民自治;君无情,则民自富;君无能,则民自由。这不就是老子的政治思想吗?只不过,以百姓为刍狗,话说得太难听而已。

也许,这与老子的个性有关。先秦诸子中,老子和韩非是最冷的,正如墨子和孟子最热。墨子古道,孟子热肠,韩非冷峻,老子寡情。他的道,冷冰冰的。

那么庄子呢?

庄子却是有情人。他的道,充满情趣。

且看庄子。

庄子当然也主张君无为。但他更在意的,不是君主把人民看作什么,而是自己把自己看作什么。这可比别人怎么看,领导怎么看,重要得多。

请问,看作什么呢?

原本是什么,就看作什么。是鲲鹏就看作鲲鹏,是燕雀就看作燕雀,是西施就看作西施,是丑女就看作丑女。如果原本是刍狗,那就看作刍狗。鲲鹏、燕雀、西施、丑女和刍狗,在道的面前没有区别。

所以,东施效颦,是可笑的;燕雀认为鲲鹏不该飞得那么高、那么远,也是可笑的。因为对于道来说,万物一律平等(以道观之,物无贵贱),这就叫“齐物论”。 〔27〕

这样的道,有情还是无情?

不好说。但可以肯定,庄子的活法与老子不同。在老子看来,既然认定天择物竞弱者生存,那就必须装傻充愣,装聋作哑,讨好卖乖。只不过,阴谋家装叫韬晦,有钱人装叫低调,老百姓装叫卖傻,但都是“装孙子”。

总之,谁会装,谁就活下去。谁笑在最后,谁就笑得最好。这就是老子的生存之道。

庄子却从来不装。庄子说,你看那野猫和黄鼠狼,装出谦恭的样子匍匐在那里,其实是想捕捉小动物。结果怎么样呢?一头撞进了兽夹和罗网。 〔28〕

人也一样。聪明的自以为是,弱智的斤斤计较,雄辩的盛气凌人,嘴笨的啰里八嗦,正所谓“大知(智)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29〕

但共同特点,是忘了本真。

结果呢?小人为利,士人为名,大夫为了家国,圣人为了天下,都丢了性命。 〔30〕

想想这真是何苦?

生活就该真实而自由。所以庄子说,不要做名人,不要做谋士,不要做负责人,不要做青年导师。这些头衔、符号和责任,都是害人的。 〔31〕

那该怎么活?

腰上绑只没有用的空心大葫芦,在江湖上飘;有一搭没一搭地在河边钓鱼,钓不钓得到无所谓;或者到无人的旷野找棵大树,在它旁边转悠,在它下面睡觉。 〔32〕

这样的活法,就叫“逍遥游”。

显然,庄子的“逍遥游”,与老子的“为之下”,是两种活法。活法不同,即道不同。道不同,就不相与谋。老和庄居然都是道家,也算一个奇迹。

那么儒家呢?

中庸与反调

道家讲道,儒家讲德。

德的最高境界,是中庸。孔子说——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那么,什么是中庸?

中,就是不走极端;庸,就是不唱高调。

第一句话好理解。孔子有句名言,叫“过犹不及”。 也就是说,一件事情做过头了,等于没做到,弄不好还会更糟糕。怎样才对?不缺位,不越位,不过头,不掉队。凡事恰到好处,就是中庸之道。 〔34〕

就说做人。

做人很难。一个人,质朴是好的,真诚是好的,坦率也是好的。但,如果一点修养都没有,就会粗鄙、粗俗、粗鲁。这在孔子那里,就叫“质胜文则野”。相反,如果太讲修饰,过于文雅,便难免装腔作势,显得虚伪。这在孔子那里,就叫“文胜质则史”。

那又如何是好?

文质彬彬。

彬彬,就是文质兼备,一家一半,配合适宜。这条原则不但适用于文雅与质朴,也适用于文与武、刚与柔,以及一切矛盾对立的双方。因此孔子说——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5〕

这就是“中”。

再说“庸”。

有一次,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怎么样?

孔子反问:何以报德?

也就是说,你拿恩德回报了仇怨,请问,又拿什么去回报恩德?当然,你也可以“以德报德”。但,恩德和仇怨都用恩德回报,公平吗?

不公平。

当然,以德报怨和以德报德,未必矛盾。因为一个人的恩德,并不见得都回报了仇怨。问题在于,这样一种道德高标却不是大多数人能做到的。做不到,又提倡,那就是唱高调了。唱高调的结果,是只能造就伪君子。 〔36〕

但,以德报怨做不到,以怨报怨也不能提倡。因为以怨报怨的结果,是冤冤相报,恶性循环,没完没了。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

孔子说了八个字——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37〕

以直报怨,就是你认为应该怎么回报,也能够怎么回报,那就这么回报。这种回报,可能是以德报怨,也可能是以怨报怨,还可能是既不德,也不怨,干脆不报。至于是哪一种,全看应不应该,能不能够。

这就大家都能做到了,因此是“庸”。

庸,就是不唱高调。

于是我们要问,以德报怨,是谁的主张?

老子。 〔38〕

那么,老子是唱高调吗?

不,反调。

的确,老子也是不唱高调的。他的主张,是水往低处流,人也往低处躲。这又岂能是高调?

却又恰恰是反调。

这种反调,《老子》一书中比比皆是。比如大家都说弱肉强食,他说弱者生存;都说应该阳刚,他说不如阴柔;都说男尊女卑,他说女人更有优势;都说与时俱进,他说最好退回原始时代。总之,无论什么话,都是反着的。

正话反着说,在老子那里就叫“正言若反”。因为反话看似有悖常理,却其实顺乎天道,这就是老子的思想方法。 〔39〕

因此,上德不德,大义无义,多情无情。

这些都是反调。

但,唱反调是为了得正道。因此,既不能讲以怨报怨(这是正调),也不能讲以怨报德(不是正道),只能讲以德报怨。以德报怨,报的是怨,得的是德。

这就是天道。

可惜天道远,人道近,因此孔子要讲以直报怨。可见孔子说中庸,是因为讲人道;老子唱反调,是因为讲天道。那么,有没有天道和人道都讲的呢?

当然有,荀子就是。

君子当自强

荀子发言时,百家争鸣已近尾声。

争鸣是从墨子批儒批孔开始的,这是春秋与战国之间的事。但墨家学派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并未能真正撼动儒家的根基。墨家之后,儒家的主要对手是道家。战国早期,有老子;战国中期,有庄子。孟子虽然与庄子同时,却批墨不批道。他既没跟庄子过招,也只字不提老子。如果没有荀子,争鸣很可能就会不了了之。

荀子却要来算总账。 〔40〕

我们知道,荀子是先秦儒家第三位大师。作为战国晚期的思想家,他很希望做一次总结性发言,何况儒家思想也需要与时俱进。历史的使命,就交给了荀子。

那么,荀子要回答什么问题?

天道与人性。

这恰恰是孔子不讲的。子贡就说,从没听老师提过这两个话题。其实准确地说,孔子是讲天命不讲天道,懂人心不讲人性。为什么不讲?值得琢磨。 〔41〕

先看什么是天命。

天命,包括天和命。命,有两种。一是性命,二是命运。前者表现为生与死,后者表现为贫与富、贵与贱、穷与达。贫富,指有钱没钱;贵贱,指地位高低;穷达,指有路没路。大道康庄就叫达,走投无路就叫穷。

那么,命由谁定?

生死、贫富、贵贱、穷达,都看天意,这就叫“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既然如此,那就听天由命。因此,孔子虽然讲天命,却只关心命,不关心天。 〔42〕

不关心天,当然也不讲天道。

问题是你不讲,人家讲。老子讲,庄子也讲,还讲得头头是道。这就让儒家在争鸣中落了下风。

事实上,只讲是什么,不讲为什么,并不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到战国晚期,荀子就代表儒家来讲天道。

荀子讲天道,跟道家一样吗?

有异有同。

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以天道说人道”;不同之处,则在于对天道的理解。道家的理解,是“天道无为”;荀子的理解,则是“天道自为”。荀子说——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43〕

这里面的意思非常清楚: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并不以社会的集体意志或某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荀子说,天,不会因为人们害怕寒冷,就没有冬季;地,也不会因为人们害怕遥远,就不再广阔。那么,一个君子,难道会因为小人吵吵嚷嚷,就停止行动了吗?当然也不会。

由此,荀子得出结论——

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

道,就是规律;数,就是法则;体,就是标准。也就是说,天有恒定的规律,地有恒定的法则,君子有恒定的价值观,也有恒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天、地、人,都自为。

对!是自为,不是无为。这就既接过了道家的思想武器,又与道家划清了界线。

那么,君子的常体又是什么?

自强。

荀子说,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君子“敬其在己者”,小人“慕其在天者”。也就是说,君子最看重的是属于自己的东西。他尊重自己的不懈努力,从来就不凭空指望自然界的恩赐,这才能天天向上。整天盼着天上掉馅饼,那是小人的想法。

也许,这就是荀子的生存之道: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奋发图强;与其听天由命,不如自力更生。

这当然很励志。

于是,它在后来便变成了一种民族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4〕

没错,天自为,则人自为;天行健,则人自强。这就是荀子思想的逻辑结论。荀子之后,有《易传》,有董仲舒,有“天人合一”,都不是偶然的。

只不过,这是后话。

死期就在眼前

荀子之后,是韩非。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

虽然生逢乱世,荀子的人生态度总体上是乐观的。他甚至这样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 〔45〕

意思很清楚:对于自然界,与其推崇而思慕,顺从而赞美,盼望而等待,不如把它当作牛马来豢养、控制、利用和役使。人,是可以成为世界主人的。

呵呵,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韩非就没有这么乐观。

在韩非看来,人的生存其实很难。而且,真正难对付的不是天,而是人,尤其是身边那些居心叵测笑里藏刀防不胜防的人。因此,每个人的生存都如在丛林。无论你贵为王侯,还是贱如蚁民,都如此。

比如某厨师。

有一次,晋文公吃饭,膳食官端来的烤肉上却缠有头发。文公震怒,叫来厨师说:你想噎死寡人吗?

这当然罪无可恕。

好在那厨师沉得住气。他磕着头说,小人该死,死罪有三:刀磨得飞快,却只切得开肉,切不断头发;用铁钎穿肉,却只看见了肉,没看见头发;把肉放在火上烤,却只烤熟了肉,没烧掉头发。小人真是罪该万死!

这就明摆着是有人陷害他了。幸亏文公不糊涂,下令调查,那厨师才算躲过一劫。

某美女,就没那么好运。

这美女大约是魏襄王送给楚怀王的,楚怀王一见便宠爱有加,王后郑袖也跟她亲如姐妹。郑袖拿出各种漂亮衣服和奇珍异宝让她挑,比怀王对她还要好。

怀王很高兴,说郑袖堪比忠臣孝子。

美女也很感动,觉得郑袖真是个好姐姐。

有一天,美女和郑袖聊天。

美女问:姐姐你看我还有哪些地方不够好?

郑袖说:妹妹你真是国色天香,只是大王不太喜欢你的鼻子。如果遮住鼻子,就更加楚楚动人了。

于是那美女一见怀王,就以袖掩鼻。

楚怀王莫名其妙,便问郑袖:这新来的美人,怎么见了寡人就捂鼻子?郑袖装模作样地说:臣妾不知。楚怀王一定要她回答,她这才说:那姑娘嫌王上口臭。

结果可想而知,这美女从此没了鼻子。

倒霉的还有李季。

李季是燕国人,喜欢旅游,却不知太太在家偷情。有一次他提前回家,却看见一个陌生男人披头散发裸奔而出。李季问太太和姬妾:这人是谁?大家都说:没有什么人。李季说:难道我活见鬼?大家又都说:正是。

结果,是李季被浇了一身狗血。 〔46〕

这样的故事,韩非讲了很多。但要说明的道理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人心险恶。人,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如果不明白这一点,你的死期就在眼前。

所以,无论君王还是草民,生存之道都不是也不能是老子的示弱,庄子的逍遥,孔子的中庸,荀子的自强,或者墨子的行侠,孟子的仗义。

那该是什么?

防范。尤其是防范身边的人。

这可是一门技术活。因此韩非的书中,便讲了大量的方法和案例,比如人臣欺君窃国的“八奸”,人君丧权失位的“十过”。这些都主要是说给王侯们听的。毕竟,《韩非子》一书可是国王培训班的教材。

当然,这些方法和案例都是术,更重要的还是法,即制度。制度从来就不可或缺。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文明。周公他们为华夏文明奠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制度。问题是到战国,这些制度早已崩溃。那么,我们应该恢复旧制度,还是建立新制度?

这又牵涉到对人性的理解。正是在制度和人性这两个问题上,孟子、荀子和韩非意见分歧。他们的各抒己见和针锋相对,是诸子的最后争鸣,也是极其重要的争鸣。

那就来看他们怎么说。

第六章

制度与人性

人是靠不住的

韩非是被同学害死的。

他的同学叫李斯。

李斯和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正如庞涓和孙膑都拜在鬼谷先生门下。而且,就像后来李斯嫉妒韩非,庞涓也嫉妒孙膑。其结果,是庞涓设计陷害这位同学,让他受了膑刑(砍断双脚),从此失去本名,叫作孙膑。

大难不死的孙膑秘密地逃到了齐国,成为齐将田忌的幕僚。公元前341年,孙膑用计大败魏将庞涓于马陵,魏太子被俘,庞涓自尽。商鞅见魏国遭此重创,也趁火打劫,在第二年大败魏公子卬,逼得魏国迁都大梁。 〔1〕

这时的魏君,便正是梁惠王。梁惠王一败于孙膑,二败于商鞅。孟子跟他讲仁义,他当然听不进去。

韩非却比孙膑惨。

与孙膑不同,韩非出身韩国王族。可惜当时的韩国已奄奄一息。他的主张,韩王不能用。他的著作,秦王嬴政读了后却爱不释手。于是嬴政发兵猛攻韩国,非得一见韩非不可。韩王恐惧,赶紧派韩非使秦。

李斯就紧张了。

这时的李斯,已是嬴政的客卿。他知道自己的才干比不上韩非,便对嬴政说:此人是韩国公子,会死心塌地帮助秦国吗?弄不好是韩国的卧底吧?

嬴政跋扈惯了,不假思索便将韩非下狱。

其实嬴政并无杀意,李斯却心狠手辣。他立即派人给韩非送去了毒药。韩非想对秦王解释,也不得批准,只能饮药而死,终年四十七岁。

对此,司马迁很是感慨。司马迁说,韩非怎么就不能自救呢?他可是写过《说难》(说读如税)的呀! 〔2〕

的确,韩非应该知道人不可靠。

比如弥子瑕和卫灵公。

弥子瑕是卫灵公的男宠。两人好的时候,曾经分吃同一只桃子,当时那昏君还说:弥子瑕爱我,好东西自己舍不得吃。等到弥子瑕年老色衰,卫灵公的说法却是:弥子瑕简直混蛋,把吃剩下的给寡人。

人,怎么靠得住?

还有一个故事,也是《说难》中讲的。

这故事说,有一次郑武公问群臣:寡人要用兵,哪个邦国可以讨伐?某大夫说:胡国。郑武公勃然大怒:胡说!胡国是兄弟,你说可以讨伐,什么意思?

于是,郑武公把那大夫杀了。

胡国很高兴,觉得郑武公够哥们。谁知道胡国刚一放松警惕,郑武公就动手了,而且一举拿下。原来他的愤怒和杀人,都是烟幕弹。 〔3〕

这就是所谓兄弟。

看来,同学是靠不住的,兄弟是靠不住的,君臣也是靠不住的,哪怕那君臣是情人。

那么夫妻呢?

也靠不住。韩非说,卫国有一对夫妻做祷告。老婆对神说,但愿我们平安无事,有一百布币。老公说,你这人也真是老实,怎么才要这么一点?老婆说,一百布币就够我们花的了。钱赚得多,你还不拿去讨小老婆? 〔4〕

夫妻靠不住,父母呢?

同样靠不住。韩非说,老百姓生了男孩就庆贺,生了女孩就弄死,因为男孩是劳动力,女孩是赔钱货。父母对子女,岂非也是“计算之心以相待”? 〔5〕

所以韩非说,千万别相信人。

韩非甚至还说:人主之患,在于信人。尤其是那些“万乘之主,千乘之君”,绝不可以相信自己的王后和太子,因为他们都是盼望你早点死掉的。

是这样吗?

是。道理很简单:男人“五十而好色未解”,女人“三十而美色衰矣”。所以王后过了三十,就会失宠。母后失宠,则太子难保。储君之位,很可能归于新宠。

显然,只有君王驾崩,母为太后,子为新君,才能高枕无忧。如果老天爷不长眼,就只好自己动手。王后和太子近在君侧,要做点手脚,是很便当的。

于是韩非感叹说——

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6〕

好一个韩非!君臣、父子、兄弟、夫妻,这些儒家最为看重的人际关系,在他的眼里和笔下,都变成了赤裸裸、血淋淋的利害和算计,没有半点美丽和温馨。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无情地撕开了,露出来的,是尔虞我诈,是巧取豪夺,是刀光剑影,是你死我活。

这可真是直面惨淡的人生!

历史上,似乎没人这样直白地说出了人性的恶,还说得那么不动声色,那么理所当然,丝毫都不顾及听到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心理反应。

这是一种来自真实的冷峻。

真实是最有力量的。于是,在韩非这份沉甸甸的冷峻面前,孔子的厚道,墨子的执着,庄子的浪漫,都一下子失去了分量。事实上,在读过《韩非子》以后,你不觉得克己复礼有点迂腐吗?不觉得兼爱天下有点矫情吗?不觉得自在逍遥有点轻飘飘吗?

也许,只有老子那句话还有点意思: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7〕

刍狗的哲学,该是什么?

人性的善恶,何以知之?

孟子:人性向善

人性问题,是告子提出来的。 〔8〕

告子的态度很明朗,观点也很鲜明:一、人性是存在的,也是天生的,它就是人的天性;二、人的天性就是饮食男女,即自然属性,叫“食、色,性也”;三、作为自然属性或人的天性,人性无善恶。 〔9〕

对此,孟子不能同意。

于是,辩论在告子和孟子之间展开。

告子说:天生的就叫作性。

孟子反问:天生就叫性,好比白就叫白,是吗?

告子说:正是。

孟子又问:因此,白羽的白就是白雪的白,白雪的白就是白玉的白,是吗?

告子又说:正是。

孟子再问:那么,狗性就是牛性,牛性就是人性吗?

告子怎么回答?

不知道。

从《墨子》开始,诸子讲述的辩论案,都是以对方无话可说告终。像《论语》那样如实记录的,罕见。

不过,孟子的意思却很清楚。

第一,不要抽象地谈性质。抽象地谈,羽毛、雪花和玉石,没有区别,都是白的。由此及彼,则白羽、白雪、白玉,跟白马、白羊、白狗,也没什么区别,也都是白的。那么请问,这样的性质,有意义吗?

第二,也不要谈什么“人的天性”。论天性,人与动物根本就没有区别。比如吃东西和生孩子,动物也会,也想,也能做,还不差。如果把这看作“人性”,岂非“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

所以,要么别谈人之性,要谈就谈社会性。

那么,人的社会性,有善恶吗?

孟子认为有,告子认为没有。

告子说,天生的人性就像水,东边开了口子就往东流,西边开了口子就往西流,哪有什么善恶之分?

听起来,这很有道理。

于是孟子接过了话头。

孟子说,没错,水的流动,确实无所谓是向东还是向西。但,难道也不分上下?要分的吧!水尚且要分上下,人难道就不分善恶?也要分吧!

怎么分?

水性向下,人性向善。

这同样听起来很有道理。的确,所有的水,都是往低处流的。因此,所有的人,也就都要往高处走。水,有往高处流的吗?没有。那么,人也没有不向善的。

呵呵,有问题吗?

有。

先请问:照此说来,人性本善吗?

不,向善。正如水性,就并不是“本下”,而是“向下”。人性亦然。水的特性,是趋向于低处;人的特性,是趋向于善良。这就叫“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

人性向善,才是孟子的观点。本善不是。

那么,所有人都向善吗?

是。这就叫“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人作恶?

环境和条件使然。这就好比水,如果把它堵起来,也会上山。但,你能说这就是水的本性吗?

当然不能,只能叫“其势则然也”。

同样,人性向善,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等于一定就善。你创造和提供善的环境和条件,他就善。反之,则可能恶。也就是说,性善,只是“可以为善”。

这就要问:为什么可以为善?

因为人性当中,原本就存在着善的可能性,这就是同情心、羞耻心、恭敬心和是非心。这四样东西,是每个人都有的。孟子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孟子认为,这就是共同人性。由此产生的,是共同价值,即仁义礼智。其中,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恭敬之心就是礼,是非之心就是智。

所以,仁义礼智,并不是外部世界强加的,而是每个人都固有的,只不过大家没怎么注意而已。其实,只要认真想想,努力追求,则“人皆可以为尧舜”。 〔10〕

相反,舍弃向善可能性的,就成为恶人,这就叫“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11〕

这就是世人有善有恶的原因。

仁义道德的人性依据,也就在这里。

这当然是对儒学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因为把核心价值观提出来了。

现在,还有问题吗?

有。

我们要问:按照孟子的说法,人类不是没有什么天性吗?人的社会性,不是并非天生吗?那么,他为什么无须教育,就会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这些人性中向善的可能性,怎么就“我固有之”而“非由外铄”?

这,岂非漏洞?

当然是。如果不堵住,儒家还是站不住脚。

那么,谁来填补漏洞?

荀子。

荀子:善能胜恶

荀子的主张,是把人性分成两半。

哪两半?

一半叫性,一半叫伪。

什么叫性?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 〔12〕

什么叫伪?可学而能,可事而成,谓之伪。 〔13〕

也就是说,天生如此的就叫性,事在人为的就叫伪。

很清楚,性,就是人的自然属性;伪,就是人的社会属性。性和伪加起来,才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人性。这在荀子那里,就叫“性伪之分”。

这样区分,有什么意义?

解决善恶问题。

怎样解决?

恶来自性,善来自伪;性是恶的,伪是善的。

性则恶,伪则善,这确实高明。

于是我们终于知道,儒家主张的仁义道德,包括孟子主张的向善之心,是从哪里来的了。按照荀子的说法,是教育出来,熏陶出来,改造出来的。所以,善,是社会性。教育、熏陶、改造之前的性,是恶的。

这就是荀子的“性恶论”。

也就是说,荀子主张性恶,不是说人性恶,更不是说人性本恶,而是说人的自然属性恶。至于社会属性,则仍是善,也必须是善,只能是善。

所以,孟子的人性论,是“人性向善”,不是“人性本善”。荀子的人性论,也是“人性有恶”,而不是“人性本恶”。本恶,是韩非的主张,不是荀子的。

本恶与有恶,有什么区别?

不把人性看作本恶,就还有希望。因为人性之中除了性,还有伪。性战胜了伪,就是恶人;伪战胜了性,就是好人。一个人是善是恶,就看你选择的是性,还是伪。

那么,伪能战胜性吗?

能。因为性属于自然,伪属于人类。人定胜天,就包括战胜恶的天性和天性的恶。

这,就叫“化性而起伪”。

化性起伪,是什么意思?

化,就是改造。起,就是兴起。化性,就是改造天性(自然属性)。起伪,就是兴起善心(社会属性)。换句话说,就是以人的社会性去改造人的动物性和自然性。这跟荀子的世界观是完全一致的,他的天论和人论也高度统一。

荀子的乐观,并非没有道理。

所以,荀子主张人类自为,君子自强。他也得出了与孟子异曲同工的结论,叫“涂之人可以为禹”。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化性而起伪”,就能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这跟孟子,岂非殊途同归?

事实上,孟子和荀子都同意人性是道德的基础,都认为人的社会性是善,也都承认人类社会有善和恶两种可能。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孟子更看重善的倾向,并把它看作水,主张积极引导;荀子更注意恶的可能,并把它看作火,主张严加防范。结果是什么呢?是孟子侧重讲仁义,荀子侧重讲礼乐,他们从不同的方向继承了孔子。

然而分歧也正在于此。

按照孟子的观点和逻辑,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虽然没有天生的善,却是趋向于善的,只要引导和养护就好。因此,思想教育是管用的,以德治国也是可行的。

所以,孟子往往被看作儒家正宗。

他不厌其烦地讲爱心,讲仁政,讲王道,办国王培训班,希望通过正君王而正天下,原因也在这里。

荀子却不认为事情有这么简单。在他那里,人性中的恶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这就不能靠引导,只能靠防范,靠改造,靠镇压,简直就是一场战斗。

这是只有圣人才能完成的任务。

荀子就是这么说的。他告诉我们,圣人知道人的天性是恶的,这才设立君权来进行统治,明确礼义来进行教化,制定法度来进行治理,加重刑罚来禁止犯罪,以求普天之下都“出于治,合于善”。君权、礼义、法度、刑罚,就是化性起伪的手段,天下大治的途径。

在这里,我们分明看见了法家的影子,专制集权的主张更是呼之欲出。因此,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的学生竟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也不意外。

众所周知,这位学生就是韩非。

韩非:人性本恶

韩非只不过比荀子多走了一步。

前面说过,孔子是不谈人性的。也许他知道,那里面有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孟子被动谈人性,却有保留地说善不说恶,结果留下一个漏洞。荀子为了填补漏洞,不得不把人性一分为二,分成了先天的性和后天的伪,前者恶,后者善。这一步非常关键。因为无论荀子如何坚守最后的防线和底线,都在实际上承认了人性中有恶。

这是一个临界点。

此时,只要有人再走一步,就会质变。

结果,韩非还真的这样做了。而且,他只是讲了几个故事,儒家伦理就全线崩溃,满盘皆输。

那就来看韩非的故事。

韩非说,军事家吴起,据说是爱兵如子的。他作为魏国将军攻打中山国时,有一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吴起就跪下来,亲自为这个士兵吮吸毒疮的脓血。

士兵的母亲见了,在一旁哭天抢地。

有人问:将军爱兵如此,你为什么还要哭呢?

母亲说:当年吴将军就是这样对待我丈夫的,结果他战死了。我的儿子,恐怕也得战死吧?

讲完这故事,韩非没有发表评论。但他在同一篇文章讲了另一段话。韩非说,雇工给地主种地,地主又是送饭又是给钱,是因为爱雇工吗?不是,是希望雇工能够多卖力气。雇工全力以赴,精心耕耘,挥汗如雨,是因为爱地主吗?也不是,是为了多吃好饭,多拿工钱。 〔14〕

由此可以推论,吴起为士兵吮吸毒疮的脓血,也不是爱士兵,而是要让他去当炮灰。是啊,想想看吧!晋人王良号称爱马,越王勾践号称爱民。结果怎么样呢?马和人都被他们送上了战场。 〔15〕

于是韩非接着说:开马车铺的都希望人富贵,开棺材铺的都希望人早死。难道因为前者仁慈后者残忍吗?当然不是。真实原因是:没人富贵,马车就卖不掉;没人死亡,棺材就卖不出。马车铺老板也好,棺材铺老板也好,都不过是为自己打算,没什么仁义不仁义,道德不道德。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实际上,人性是善还是恶,不用讲那么多道理,看人际关系就行。如果人与人之间相爱或互义,那么,人性就是本善的,或向善的,或有善的。反之则不是。

那么请问,在韩非讲的这些故事中,人与人的关系是爱,是义,还是利?

利。

韩非说,人,不管是愚蠢的,还是聪明的,在进行选择的时候都会有所取舍。 取舍的标准也只有四个字:趋利避害。这是人之常情。 故,“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人们的追求,说到底无非名利二字。大家都说鲁国的阳虎犯上作乱不对。但只要利益足够大,请问普天之下的大小臣僚,又有谁不是阳虎? 〔16〕

人性,岂非本恶?

所以,没有人不谋利,也没有人不算计。

比如伯乐,是备受推崇的。他教人相马时,如果讨厌那学生,就教他相千里马;如果喜欢那学生,就教他相普通马。你以为伯乐高风亮节呀?错!实际情况是,千里马百年不遇,好处来得慢;普通马天天都卖,佣金来得快。伯乐这样教学生,难道没有算计过? 〔17〕

君臣关系,也如此。

韩非说,君与臣,原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他们能够合作,是因为君主需要臣子的智力,臣子贪图君主的封赏,这才苟且在一起。但无论是君还是臣,都得记住:有害于自己而有利于国家的事,臣不会做;有害于国家而有利于臣下的事,君也不会做。君臣关系,只有各自算好自己的账,才能建立,也才能巩固。 〔18〕

因此韩非说——

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 〔19〕

这真是惊世骇俗,却也振聋发聩。

没错,韩非是把话说得太绝,因此难免片面。实际上社会并没他说的那么黑暗,人心也没他说的那么险恶。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不是一个好人都没有。然而他的观点,却未尝没有一种片面的深刻。

那么,韩非的深刻之处在哪里?

——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制度。

表面上看,这并无新奇之处。事实上儒墨两家同样重视制度。儒家尊礼,墨子尚同,就是制度。但儒墨两家的制度,是以仁爱或兼爱为前提的。所以,他们更看重道德。他们的制度,也只有正人君子才能实行。

韩非却完全不同。

在韩非看来,既然人性本恶,那么,你就不能指望他变善,更不能指望他行善。唯一能做的,是用制度来防范人们作恶。韩非说——

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 〔20〕

意思很清楚:自觉自律的真君子,一国之内找不到十个。着眼于没人胆敢犯法,则天下从此太平。所以,思想教育是没用的,以德治国也是不行的,管用的是两面三刀和严刑峻法。两面,就是赏和罚;三刀,就是势、术、法。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是韩非的所谓“法治”。

这当然是颠覆性的。因为华夏文明的正宗和传统,正如《奠基者》所说,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立序,以乐致和,却未闻“以法治国”也。 〔21〕

于是,要德治还是要法治,就成了最后的争鸣。

德治还是法治

争论从孔子的时代就开始了。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晋国继郑国的子产之后铸刑鼎,把刑法的条款向国民公开。这无疑是法家思想和实践的先声。因为法家的主张,就是“法莫如显”,而且就是要“使民知之”。事实上,公开才公正,公正才公平,这是法治的基本原则。 〔22〕

然而孔夫子反对。

反对的原因是要维护礼治,维护礼治就不能公布刑法的条款。因为礼治的核心是尊尊,也叫尊贵。其中第一个字是动词,也是谓语,即尊崇。第二个字是名词,也是宾语,即尊者。刑法的条款由尊者或贵族掌握,刑罚的裁量权由他们把持,就是尊贵的体现之一。

所以孔子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 〔23〕

在,读如察,意思也是察。也就是说,民众都能看见鼎上的律条,知道什么合法什么犯法,也知道犯法之后受什么惩罚,怎样才能进行规避,凭什么还要尊崇贵人?

他们只会尊崇刑鼎。

如此说来,孔子是要维护贵族特权?

不,更是为了维护德治。

德治就是以德治国,正如法治就是以法治国。德治的手段是礼,法治的手段是刑。当然,这里说的法治,是古代意义上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古代的法治,其实是刑治。因此韩非他们的“以法治国”,也应该叫“刑律治国”。弄清楚了这一点,才看得懂孔子。

那么,孔子为什么要反对法治和刑治?

因为治标不治本。孔子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24〕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用政令来引导,刑罚来规范,人民不敢犯罪,但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礼仪来规范,人民不但知羞耻,而且能自律。 〔25〕

这就是孔子坚持德治和礼治的原因。

显然,孔子是有道理的。不想作恶和不敢作恶,也肯定是前者更好,韩非为什么还要反对?

因为在他看来,孔子的理想根本就实现不了。韩非看得很清楚,人们之所以干坏事,并非有此嗜好,而是利害使然。利之所至,趋之若鹜;害之所加,避之不及。如果利害关系不大,或许还能讲点道德。一旦诱惑无法抵御,或者危害难以承受,恐怕就什么都顾不上了。

所以韩非认为,君主治国,必须也只能左右开弓,两面三刀。左右和两面,就是赏与罚。只有赏与罚,才能对付利与害。什么礼治,什么德治,都是靠不住的。

问题是,刑治和法治就管用吗?

那要看你文章是否做足,工作是否到位。韩非的主张非常明确:赏,就要慷慨大方,说话算数,让人有利可图,这就叫“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就要心狠手辣,从重从快,让他们魂飞魄散,这就叫“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更重要的,是执法要统一,立法要持久,法令更是要公开,这就叫“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 〔26〕

高官厚禄,严刑峻法,说一不二并且令行禁止,这就是韩非的“法治三原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则是他的基本观念。

这样的所谓“法治”,难道是我们要的?

法家颇受诟病,也不奇怪。

实际上法家的问题不在执法,而在立法。立法的问题也不在具体条款,而在立法精神。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法律,要行法治?法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巩固君主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甚至不惜文化专制和思想专制。韩非说——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 〔27〕

这实在说得很露骨。实际上,无书简之文,就是不要一切文献典籍;无先王之语,就是不要一切思想遗产。这不就是焚书坑儒的舆论准备吗?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成长的国民,大约也只能是“以斩首为勇”的杀人机器。他们在韩非那里,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王资”——君王称霸的资本。

王资们遵守的,当然也只能是王法。

现在我们陷入了两难。是啊,韩非的法,固然是帝王之法;孔子的德,又何尝不是君主之德?他之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就是说给齐景公听的吗? 〔28〕

一个王法,一个王道,半斤八两吧?

看来,必须跳出儒法之争。

实际上,斩断争论并不难。治国,到底应该以德还是以法?当然是以法。德,并不具有可操作性。所谓“以德治国”,其实是“以礼治国”,或“伦理治国”。德治与法治之争,则其实是礼治与刑治之辩。

那就用不着再讨论了。

以礼治国,早已是明日黄花,并不可能“似曾相识燕归来”。至于德与法的关系,也不难摆平——以法治国,以德育人,也许就是合适的选择。

真正需要思考的,恐怕是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有法?我们为什么要有德?我们要什么样的法?我们要什么样的德?这不能不想。因为无德之德,必是伪善;非法之法,必为恶法。这样的亏,我们吃得还少吗?

吃一亏长一智。那就认真想想吧!想一想:人性该怎样看待?制度该怎样建设?民族之魂该如何铸就?未来的路又通向何方?

但,这已非先秦诸子所能回答。

没有结论的争鸣

从孔子到韩非,先秦诸子的竞相争鸣,奏响了我们民族思想文化史上的华彩乐章,也留下了一大堆至今仍然让人困惑不解和争论不休的问题。

但议题虽多,总的来说却只有两个。

哪两个?

一是如何治国,二是如何做人。

做人的哲学即生存之道。生存之道的争论,源于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是人性论,二是方法论。道家是从来不谈人性的,因为用不着。在他们看来,人性就是人的天性,否则怎么能叫性(本质)?墨子、孟子和荀子则认为,人性就在人与动物的区别,否则怎么能叫人性?

那么,人与动物的区别何在?

墨子认为在劳动,孟子和荀子认为在伦理道德。墨子说,不劳动,人就不能生存;孟子和荀子则说,无礼义,人就禽兽不如。荀子甚至说,人之为人,难道仅仅就在“二足而无毛”?在父子之亲和男女之别呀! 〔29〕

所以墨子贵义,荀子尊礼。墨子主张自食其力,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机会均等。 〔30〕 荀子主则张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轻重有别,贫富有称(合理性)。 〔31〕 其价值观,墨子的是公平与正义,荀子的是秩序与文明。

至于孟子的主张,则是仁民爱物,向善疾恶,尊贤敬长,明辨是非。这些主张,分论则仁义礼智,合论则统称为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这是孔孟的区别。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则是仁爱与道义。

只有韩非,认为人性本恶。

这就牵涉到方法论。

韩非的方法论是“斗争哲学”。他的名言,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也就是说,矛盾对立的双方势不两立,你死我活,非黑即白。因此,人性中既然有恶,那就不可能再有善。也因此,德治和礼治都不管用,只能威胁利诱,严刑峻法,两面三刀。 〔32〕

孔子的方法论是“中庸之道”。中就是不走极端,庸就是不唱高调。不走极端,就既不能讲人性恶,也不能讲人性善,不提最好。不唱高调,则不能当真主张回到尧舜或商周。如有可能,吾其为东周乎! 〔33〕

老子的方法论是“正言若反”。他也有句名言,叫“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也就是说,矛盾对立的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 〔34〕

按照这个逻辑,则善就是恶,恶就是善;善能变成恶,恶也能变成善。所以老子不谈人性的善恶。

但,老子不谈人性,却谈治国。这也是诸家的共同话题,区别仅仅在于:道家自治,墨家人治,儒家德治,法家法治。结果,韩非与老子惺惺相惜,因为都讲无为;墨家与法家殊途同归,因为都讲君权。反倒是既没讲过自由又没讲过平等的孟子,主张民权。

历史要开玩笑,真是谁都挡不住。

道路的选择却很清楚。大体上说,道家讲天道,墨家讲帝道,儒家讲王道,法家讲霸道。讲天道,就是要回到太古;讲帝道,就是要回到尧舜;讲王道,就是要回到商周。这些都是倒退。只有讲霸道,才能走向秦汉。

于是法家胜出。

然而法家的独占鳌头只是昙花一现。汉初贵黄老,武帝尊儒学。此后历朝历代的治术,其实都是兼取儒法,杂用王霸。学界和士林,则儒道互补,三教合流。

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儒法两家共同成为“执政党”,只不过一个台前一个幕后,一个红脸一个白脸。道家成为“在野党”,某些时候也参政议政,但多半与佛家思想轮流坐庄。只有墨家成了“地下党”,在社会底层暗地里流行,由梁山好汉和江湖帮会部分地实现其主张。

那么,百家争鸣就这样画上句号了吗?

没有。

的确,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同样,武器的批判也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比如治国的争论,虽然由秦皇汉武用他们的刀剑和权杖斩断,问题却并未真正解决。否则,怎么会有后来的辛亥革命?

这样看,三百年的争鸣,又其实没有结论。

没有结论也很正常。实际上,诸如人性是善是恶之类的问题,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结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需要全人类来共同思考。问题是,在诸子的时代,我们有深入思考的空间,实现价值的可能吗?好像看不出。

比如自由和平等。

平等,是墨子和韩非都主张的。平等再加自由,则是庄子的价值观。逍遥游就是自由,齐物论就是平等。这当然非常了不起。可惜庄子的平等,是无法实现的;他对自由的理解,则有问题。事实上,自由从来就不是天赋,也从来就不属于自然界。以天然为平等,以率性为自由,最后只能是没有自由,没有平等。

墨子和韩非更糟糕,从平等走向了专制。

这就得问问为什么了。

其实回顾一下诸子的争鸣,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质疑和争辩,都没有超出世俗生活的范围,这就跟同为轴心时代的其他民族思想家颇为不同。面对苦难,犹太先知和释迦牟尼超越了尘世;面对自然,古希腊哲学家走向了思辨。他们都在追问人的终极存在,追问世界的起源和本原。这是先秦诸子不关心的。即便老子的道,也不是古希腊的“物理学之后”,而是中国的“伦理学之后”。

◎百家大事略表

公元前551年 孔子生于鲁

约公元前518年 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

公元前497年 孔子去鲁适卫,开始周游列国

公元前484年 孔子返鲁

公元前479年 孔子卒

约公元前372年 孟子生于邹

约公元前369年 庄子生于宋

约公元前320年 孟子见梁惠王

约公元前313年 荀子生于赵

约公元前289年 孟子卒

约公元前280年 韩非生于韩

约公元前238年 荀子卒

公元前233年 韩非因罪死于秦

显然,我们的文明即便在她思想最活跃的时代,也缺失了宗教和科学这两个向度。也许,这就是原因所在,或原因之一。如果是,更深层的原因又是什么?

这就关系到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只能从长计议慢慢道来。此刻能做的,是先来看看秦皇汉武们如何缔造出中华史上的“第一帝国”。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秦并天下》

后记

能做河伯也不错

秋天一到,雨就来了。

大小川流的秋水汇入黄河,黄河变得非常宽阔。站在岸边和沙洲隔水相望,已分不清对面的牲口是牛是马。

黄河之神欣然自喜,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于己。

志得意满的黄河伯决定去拜访北海之神。可是,当他顺着河流来到北海,东面而视时,却发现北海之水浩渺无边,远远望去,不见际涯。

黄河伯望洋兴叹。

他对北海若说,今天如果没到您的门口,我将会永远被得道之人嘲笑呀! 〔1〕

我读先秦诸子时,也正是这种感觉。

的确,诸子的思想就像那北海之水,浩渺无边,不见际涯。何况北海若还告诉黄河伯,四海之于天地,不过大泽一孔;中国之于四海,不过太仓一粟。那么,我会不会也“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极有可能。

很小的时候就读诸子书。最早吸引我的,是那些成语故事,比如孟子讲的杯水车薪,庄子讲的朝三暮四,韩非讲的守株待兔、老马识途和郑人买履。

后来,就开始背诵书中的一些名言警句,比如《论语》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庄子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荀子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等等。 〔2〕

背诵这些名言的好处是写作文用得上,也挺励志。我甚至曾经猜想,孔夫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是什么感觉?

后来就上山下乡了,后来就评法批儒了。评法批儒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场政治运动,内容是评论法家,批判儒家。这时,便有机会重读了诸子。虽然公开的发言和文章必须把儒家骂得狗血喷头,但私下里还是觉得,至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总不错吧? 〔3〕

何况那时的生活真苦。于是更觉得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云云,真是说得太好了!孔孟之道,也不能一概否定吧? 〔4〕

我不知道孟子是不是当真挨过饿,有没有像我当年那样饿得仰望星空,吃外星人的心都有。但有一句话,却是很久以后才真正有共鸣的。

这句话叫: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 〔5〕

不虞之誉,就是意想不到的赞扬;求全之毁,就是过于苛刻的诋毁。这两条,我在这些年都体验过了。本中华史将要面对的批评,大约也会如此。尤其是本卷,如果一定要求全责备,那是可以千刀万剐的。因为先秦诸子是太平洋,本书则还算不上黄浦江。

那就悉听尊便。

唯一要交代的,是这个话题并没有讲完。比如儒家最重要的思想——仁学结构,还有儒法两家后来的关系,以及对百家争鸣及其影响的总评价,都只能留待将来。

但,先秦诸子将在后面的历程中,时时陪伴着我们。

附录

本卷人物年表

公元前586年-前538年,犹太先知,摩西五经。

约公元前580年-约前500年,毕达哥拉斯。

约公元前565年-约前485年,释迦牟尼。

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孔子。

春秋晚期,孙武,《孙子兵法》作者。

公元前469年-前399年,苏格拉底。

约公元前468年-约前379年,墨子。

与墨子同时代,杨朱。

公元前427年-前347年,柏拉图。

战国初期,《老子》成书。

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商鞅。

公元前384年-前322年,亚里士多德。

约公元前372年-前289年,孟子。

约公元前369年-前286年,庄子。

公元前341年-前270年,伊壁鸠鲁。

约公元前340年-约前278年,屈原。

约公元前313年-前238年,荀子。

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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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测你对历史的真相到底了解多少?

易中天中华史:百家争鸣

产品经理 | 张雪健 装帧设计 | Mirro 内文设计 | 谈天

出版统筹 | 吴畏 学术顾问 | 陈勤 法律顾问 | 黄荣楠

插图绘制 | 方佳翮 高文婧 彭琬清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策划人 | 路金波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始皇革命 兴亡只在顷刻间

太阳又西升

蛮族刷新历史

愤而崛起

一号文件

反封建

一统天下

第二章 陈胜造反 铁网帝国

焚书坑儒

大泽乡

陈胜王

活该秦要亡

为什么是楚

第三章 项羽争雄 兵起江东

刘邦来了

秦二世找死

巨鹿之战

沛公入秦

鸿门宴

败亡倒计时

第四章 刘邦称帝 韩信拜将

天下乱作一团

一战成名

关键的一票

霸王别姬

刘邦与项羽

第五章 大秦没死 新革命遇到了老问题

杀戒因何而开

韩信之死

秦主义

集权是一种必然

秦亡之鉴

后记 我们有选择吗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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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07

秦并天下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并天下/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3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393-6

Ⅰ. ①秦… Ⅱ. ①易…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秦代 Ⅳ. ①K23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8106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吴畏 李烨 张雪健

装帧设计 Mirro

内文设计 谈天

插画 方佳翮 高文婧

易中天中华史

秦并天下

易中天 著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22 千字

印张 7

印数 1-10, 000

插页 2

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393-6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始皇革命

兴亡只在顷刻间

大秦帝国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沉没了,迅速异常,没有商量,就像他们当年的横空出世。

请看时间表——

前230年,秦灭韩。

前228年,秦灭赵。

前225年,秦灭魏。

前223年,秦灭楚。

前222年,秦灭燕。

前221年,秦灭齐,嬴政称帝。

前210年,秦始皇卒,秦二世立。

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

前207年,秦去帝号,改称秦王。

前206年,秦亡。

这就是说,从王国变成帝国,秦只用了九年工夫;从称帝到灭亡,也不到十五年。

如此结局,恐怕是秦始皇没有想到的。

事实上,嬴政对自己的帝国信心满满。他的自信,在称帝之后的第一份诏书中表现得不容置疑。

诏书的内容,是要废除谥号制度。

所谓谥号,就是中国古代君主、贵族和名人死后,被授予的一个盖棺论定的称号,比如平王的平,文公的文,襄子的襄。有了谥号,此人就有了一个历史的评价。最好的是文和武,叫“灵”的则不灵。春秋时期的晋灵公、郑灵公、陈灵公、楚灵王,都是死于非命。

历史总是会有价值判断的,哪怕委婉隐晦。

然而秦始皇却不以为然。因为君主的谥号并不能由自己在生前商定,只能在死后由他人议决。所以嬴政认为这是“子议父,臣议君”,很不可取。

问题是谥号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区别不同世代的君主。比如周,文王之后是武王,武王之后是成王,成王之后是康王。如果都叫周王,就不知谁是谁了。

同样,没有了谥号,秦的皇帝难道都叫秦皇?后人读史的时候,怎么弄得清呢?

秦始皇却自有办法。他说——

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1〕

好一个“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看来,他根本就没想到大秦帝国会有死掉的那一天。

然而怎么样呢?

二世而亡。

实际上,秦二世继位的第二年,陈胜吴广就反了。义军大旗一举,天下云集响应,星火顷刻燎原。两年后,秦相赵高谋杀了二世皇帝,立子婴为秦君,去帝号,称秦王。也就是说,仅仅风光了十四年,大秦就一落千丈,由帝国重新变成了王国。更可悲的是,降格为王国的秦并没能苟延残喘,子婴也很快就向刘邦投降。这位可怜兮兮的亡国之君,其实只当了四十六天秦王。

子婴投降一个月后,项羽率诸侯联军入秦。他像一头野猪一样地闯了进去,掠财宝,掳美女,焚宫室,屠咸阳,杀子婴,尽灭秦宗族。然后分封天下,自号霸王,都于彭城,史称“西楚”。原来的秦王国则分裂成三个封区,封给了秦的三个降将,号称“三秦”。 〔2〕

一个庞然大帝国,就这样土崩瓦解。就连被秦始皇废除的谥号制度,也在汉代恢复,并延续到清末。汉武帝的武,汉献帝的献,就是谥号。

这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想当初,秦是何等的不可一世!公元前241年,楚国牵头,与赵、魏、韩、卫组成五国联军,以考烈王为总司令,春申君为参谋长,合纵攻秦。联军兵临函谷(在今河南省灵宝市),气势汹汹地准备破门而入。秦人处变不惊,坦然开关迎敌,五国联军竟魂飞魄散,不战而走。秦人不费吹灰之力,各国就成了待宰的羔羊。 〔3〕

现如今,秦又是何等的不堪一击!屠城的项羽,本不过一介武夫;首义的陈胜,本不过一名戍卒;受降的刘邦,则不过帝国一个小小的亭长。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亭长,是比乡长还低的“股级干部”,却取秦皇而代之,成为新帝国的第一任皇帝。

这里面,难道没有历史的玄机?

如果有,那又是什么?

太阳又西升

跟周一样,秦也是“西边升起的太阳”。

秦人大约一直是生活在西方的,来历却不甚了然。据说,他们的先祖叫大费,也就是跟随大禹一起治水的伯益。伯益的父亲是舜的司法部长皋陶,也叫大业。皋陶的母亲是颛顼的孙女,叫女脩(读如修),因为无意中吃了一只玄鸟蛋,便怀孕生下了皋陶。 〔4〕

这故事跟商族的传说如出一辙,不免让人怀疑是“山寨版”。但伯益被舜“赐姓嬴氏”,却值得注意。

秦族当然姓嬴,却未必是舜之所赐。嬴字从女,很显然不是父系的氏,而是母系的姓,就像炎帝的姜,黄帝的姬。姜即牧羊女,姬是美女族,那么,嬴是什么? 〔5〕

请看金文的嬴字——

图版及出处据《古文字诂林》。

如此复杂多变的字形,实在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文字学家的解释则有两种,多数学者认为嬴就是蜾蠃(读如果裸,细腰蜂),但也有人认为是龙。不管怎么说,都证明秦族起源很早,而且是由母系氏族变成部落的。

变成部落的这个族群,也像炎帝族和黄帝族一样,有了自己的图腾。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这图腾是蜾蠃,还是龙。也许,就像楚人的图腾是熊,秦人的图腾是龙。这个说法如果成立,那么,秦族竟是“龙的传人”。他们当中出了个“祖龙”(秦始皇),倒像是天意了。 〔6〕

不过在尧舜禹的时代,秦还只是“潜龙”。在后来的战国七雄中,他们的起点甚至比楚还低。楚在西周初年可是受封了的,虽然只是个子爵,或者因为被视为蛮夷而称楚子。秦却直到周孝王的时候才受封,号称秦嬴,爵位最多是大夫,封邑则叫秦。其地,在今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也有人说是今甘肃省天水市陇西县秦亭。 〔7〕

秦君被正式封为诸侯,是在公元前770年。这时,平王已经东迁洛阳,周人的老根据地也被西戎占领。于是周平王对护驾有功的秦襄公说:秦国如果能从那些野蛮人手里收回失地,那么岐山以西就都归你们了。

哈!秦人得到的封地,其实是沦陷区。

已经无法确知周平王当时的想法。也许在他看来,被西戎占领的岐山和丰水一带,自己反正是无力收回了,不如当作一张空头支票开出去。秦人有能力变现固然好,变不了现自己也没亏。至少,人情总是做了的,而且分文不花,是顺水人情。

秦的先君却非常争气,他们还真把周的失地收了回来,然后如约将岐山以东的土地献给周天子,自己则把领地扩展到岐山脚下。这时的秦,才算正式成为周天下最西边的一个邦国,不但有爵位,而且有地盘。

这是秦文公十六年(前750)的事。后来的秦,便不断向东发展。公元前714年,秦宁公迁都平阳(今陕西省宝鸡市阳平镇)。前677年,秦德公迁都雍(今陕西省凤翔县南)。等到他们迁都咸阳时,秦已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孝公也被周显王封为西伯(西方霸主)了。

与此同时,他们也成了周的掘墓人。

这当然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因为就算周王室在劫难逃,也未必就一定该死在秦的手上。齐、楚、赵、魏、燕、韩,哪一个没有狼子野心,哪一个不是虎视眈眈,又哪一个实力不雄厚?既然号称“七雄”,就不会是省油的灯。

事实上,当时疆域最广的,是楚。其次,才是秦,还有赵。再次是齐、魏、燕。但即便是齐,也兼并了宋,拥有七十二座城池。地盘最小的韩,也灭了郑。楚之灭国更多,老牌的邦国陈、蔡、鲁,还有兼并了吴国的越,都被他们收入囊中。这难道是弱者?

再说兵力。据统计,七国之中,兵最多的是楚,一百万。其次齐、魏,七十万。再次是秦,六十万。然后是赵,四五十万;韩和燕,三十万。因此,即便最弱的燕和韩联手,兵力也与秦相当。如果六国合纵,总兵力可达三百四五十万众,比秦的五倍还多,怎么就抵挡不住呢? 〔8〕

显然,这需要一个解释。

蛮族刷新历史

秦能够成功,也许因为他们是“野蛮人”。

的确,蛮族是有可能改写历史的,尽管并不一定都改得好。但可以肯定,一个蛮族如果善于学习,又能保持蛮野的精神,那么,他们就会战胜和超越自己的老师,并在老师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先进的文化来。古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后来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都如此。

同样的剧本也在中华大地上演。夏代,东边的商人是蛮族;商代,西边的周人是蛮族。结果,却是商文明优于夏文明,周文明又优于商文明。看来,文明的延续、发展和创造需要新鲜的血液,哪怕它来自所谓“夷狄”。

秦成为邦国的东周,便正处于这个当口。

请看地图——

图中虚线圈出的部分即传统上的“中国地区”,此区域诸国在早期等级较高、实力较盛,进入东周后已分为一二三等,实力最强的晋国后来也一分为三。齐、秦、楚则都不在“中国”圈内。据范文澜《中国通史》制作。

这张地图显示的,是东周和春秋的天下大势。不难看出,这时生活在所谓“中国地区”的诸夏和诸华,差不多都已日薄西山。其中境况最差的如陈、蔡、曹,早就沦为三等国。好一点的如周、郑、宋、卫、鲁,也只是二等国。一等国是谁呢?晋、楚、齐、秦、越。

这五个一等国,大都在“中国”周边,甚至不是“华夏正宗”。楚是南蛮,而且北边有卢戎,南边有百濮。越是东夷,而且北边有淮夷,南边有百越。齐也是东夷。他们的开国之君虽然是姜太公,但一到封区就把自己东夷化。吞并了胶东半岛的莱夷之后,便更是夷夏不分。

此外还有燕,虽然号称西周开国元勋召公奭(读如绍公是)之后,却其实生活在山戎地区,与“中国”之间也有北戎、白狄和赤狄隔绝,根本就是“化外之地”。整个春秋时期,几乎听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然而一到战国便勃然崛起,成为七雄之一,这里面难道没有原因?

与燕相似的是秦。只不过燕人是北迁的诸夏,秦人则恐怕原本就是西戎。他们最早生活的地区(今甘肃省礼县东北)像“犬戎”一样被叫做“犬丘”,后来又因为善于养马而被册封在秦,无非说明秦人原本是游牧民族,他们的封区则不过周的牧区。

秦,是由牧民变农民,牧区变邦国的。

变化很可能是双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处于戎狄包围之中的姬周,很希望通过“和平演变”化敌为友;另一方面,西戎当中最有头脑的嬴秦,也很愿意向先进的华夏文明学习。你有情,我有意,双方一拍即合。

于是,平王东迁前后,周秦两族度过了一个不短的蜜月期。秦的“华夏化”,应该就是在这时完成的。只不过,作为被犬戎和骊戎包围,而且与戎狄杂居的游牧民族,他们与姬周的同化不可能那么彻底。周的残余最后被秦收拾得一干二净,也并非偶然。

这就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华文明圈。处于中心地带的“传统中国”(周、郑、宋、卫、鲁)衰朽,败落,萎缩。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则是华夏化的东夷(齐、越)、南蛮(楚)、西戎(秦)、北狄(燕)。

例外的是晋。

晋是五大国中唯一的姬姓国,也一直以华夏正宗自居。然而晋国却是与白狄和赤狄接壤的,在长期的战争中也难免“戎狄化”,甚至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因地制宜,夷夏不分。晋,其实也是“混血儿”。 〔9〕

何况即便是高举“尊王攘夷”大旗的晋,到春秋末年也面临崩溃。分裂后的三晋(魏、赵、韩)则最先被秦所灭。夷狄化的华夏,还是斗不过华夏化的夷狄。

如此说来,文化越是落后,就越有希望?

也不见得。

事实上春秋五大国中,文化最落后的不是秦,而是越。所以,越的兴起非常迅速。从闪亮登场到灭亡吴国,只用了二十一年。然而勾践死后直到灭亡,越都停滞不前,乏善可陈。他们的崛起和辉煌,跟另一个华夏化的蛮夷吴一样,都只在顷刻之间,可谓昙花一现。

持续辉煌的是楚,最后胜出的是秦。秦灭了楚,楚灭了越。楚灭亡越,是在商鞅变法之后没多久。这是一个临界点,也是一个分水岭。此后,楚便开始走下坡路,秦却如奔驰的骏马、飞驶的列车,风驰电掣,一往无前,几乎没有谁能够阻挡他们的步伐。

秘密莫非就在于此?

正是。

愤而崛起

秦的崛起确实始于变法,而变法是被逼出来的。

这一点,秦孝公在他的“求贤令”中说得很清楚。他的说法,叫“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因此,如果有谁能“出奇计强秦”,孝公愿意“与之分土”。 〔10〕

秦,真被诸侯看不起吗?

是的。比如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秦既是参战国,也是战胜国。然而一个半月后的践土之盟,与会的不但有霸主国晋,有同盟国齐、宋,还有中立国和战败国鲁、蔡、郑、卫、陈,却没有秦。 〔11〕

没有也不奇怪。事实上,秦君虽然已被周天子正式册封为诸侯,诸侯却并不把他们看作诸侯,也不愿意跟他们平起平坐。结果,是秦人没资格参加“中国”的盟会,哪怕这时的秦君是穆公。后来被追认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在当时恐怕是被看作暴发户的。老牌的、正宗的华人华族,哪里看得起这样的“半吊子”。 〔12〕

这当然是一种歧视。

幸运的是,面对歧视,秦人没有垂头丧气,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自甘堕落,他们的选择是奋发图强。

图强的第一步,是找出受人歧视的原因。

原因也有两个。

第一是文化落后。比方说,商鞅变法之前,秦人的生活方式,还是公公婆婆、儿子媳妇、兄弟妯娌都住在同一间屋里。这当然多半是游牧时代住帐篷的习俗,但在“设男女之大防”的华族眼里就不文明。 〔13〕

第二是政治混乱。从公元前425年(也就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晋国大夫赵襄子去世那一年)起,秦国四十年间不得安宁。一个国君(怀公)被迫自杀,一个太子(献公)不能继位,还有一个国君(出公)和他的母后一起被杀,并沉尸深渊。结果,是魏武侯趁秦国内乱之机,夺回了被秦穆公抢走的一大块地盘。 〔14〕

文化落后,当然因为他们原本是蛮族;政治混乱,则因为贵族专政擅权,国君大权旁落。因此,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

变法的具体内容,我们在《从春秋到战国》一书中已经说过。简单地说,就是废领主制,行地主制;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废世袭制,行任命制。废领主制,原先隶属于贵族的臣民直属中央,人民就是国君的。废封建制,卿大夫的采邑变成郡县,土地就是国君的。废世袭制,所有的官员都由中央任命,权力就是国君的。土地、人民和权力都集中到国君手里,当然是集权。

集权以后的国君,手里就有了指挥棒。这根挥洒自如的指挥棒,就叫“军功”。有军功,农民也能封侯;无军功,贵族也没面子。于是秦人个个“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也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 〔15〕

杀人机器呀?

正是。秦国的军功是按人头计算的,杀敌一人晋爵一级。只要拎着敌人的脑袋来,就可以邀功请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虎狼之国”,哪里还有对手? 〔16〕

六国之败,也就理所当然。

显然,没有商鞅的变法,就没有秦国的崛起。问题是郡县制度非自秦始,楚、晋、齐,都比秦早。变法的也不是只有秦一家。魏的李悝(读如亏),楚的吴起,也都比商鞅早。那么,最后胜出的,为什么是秦呢?

也许,这里面有文化的原因。

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影响,是很奇怪的。大体上说,是太少了固然不行,太多了也有麻烦。越,就吃亏在文化太少;楚、宋、鲁,则吃亏在太多。宋是殷商故国,鲁是周公之后,楚则是捡了便宜。春秋时期,周的王子朝叛乱。兵败之后,他携带王室的大量典籍、器物、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前来避难。结果,原本是“蛮夷之邦”的楚,成为华夏文明的第三个重镇。

于是,儒家生于鲁,墨家生于宋,道家生于楚。

秦有什么呢?

一片空白。

有空白,就会有人来填补。填补秦国文化空白的,就是法家。法家是没有地域性的。谁肯出大价钱,他们就为谁出谋,为谁划策,为谁卖命。李悝为魏相,申不害为韩相,吴起奔楚,商鞅奔秦,都不足为奇。

然而最适合法家的还是秦。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比较异类的。儒家、墨家、道家,都是理想主义者和复古主义者。道家向往太古,墨家向往禹世,儒家向往东周。法家却是实用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他们的主张,是面对现实,规划未来。因此,道家讲天道,墨家讲帝道,儒家讲王道,法家讲霸道。

法家讲霸道,秦国要图强,自然一拍即合。

何况秦的民风原本彪悍质朴。直到战国,他们的艺术也不过是敲瓦罐儿再加吼唱。这说明秦人并没有被华夏文明雅化。没有雅化,也就没有软化,正好训练为生产工具和杀人武器。甚至就连秦的人才匮乏也成了优势,因为可以招聘四方,广纳天下;而重用客卿的结果,则是进一步打击了贵族,加强了君权,可谓一箭双雕。

秦被称作“虎狼之国”盛行于战国时代,山东六国与秦在文化上的隔膜使得“虎狼之秦”成为固有印象。参见何晋《秦称“虎狼”考》。

兵器据《博物》2005年第2期绘制,皮甲将军俑形象据陈大威《画说中国历代甲胄》。

于是法家大显身手,大展宏图。其实他们的王牌,无非君权至上;手段,则无非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商鞅和孝公有此霸王条款和软硬两手,便不难把秦国变成一家农场和一座军营。举国上下,步调一致,纪律严明,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只要国王一声令下,便猛兽般地扑向敌人。

这样一种蛮不讲理的横行霸道,也是没人挡得住的。

历来就被华夏诸侯看不起的秦,最终咸鱼翻身。而且这条小小的咸鱼,还吃掉了所有的大鱼。现在他们要做的,已不是为华夏文明输血,而是换血。

秦始皇革命了。

一号文件

革命是在灭齐以后。

齐,是最后被灭的王国。此前,韩、赵、魏、楚、燕,都已经变成了秦的郡县。齐国并入秦的版图后,“中国”就不再是多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这可是从来就不曾有过的事,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样一个时候颁发的命令,便堪称“一号文件”了。

一号文件的内容,是嬴政的名号。

名号确实是重要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嬴政要求更改自己的名号,也有道理。因为他的成功,确实“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如果还像以前那样仍然叫王,则何以“称成功,传后世”?

于是朝野上下,一致同意更名。

但怎么改,却有不同意见。

群臣和博士们的建议是叫“泰皇”,这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此前人主的最高称号,一是王,二是帝,三是后(本字为“后”,不是繁体字“前後”之“後”的简写)。夏代称后,商代称帝,周代称王。现在,夏商周都已是明日黄花,后也好,帝也好,王也好,岂能再用?

那么,有更高级的称号吗?

有,皇就是。三皇之后是五帝,五帝之后是三王,三王之后是五霸。五霸低于三王,三王低于五帝,五帝低于三皇。由此可见,皇最高级。三皇中,泰皇又最尊贵。以此为号,嬴政应该满意。

可惜,嬴政并不满意。

不满意的原因,很可能是他对一切旧东西都嗤之以鼻。在嬴政看来,他的事业是开天辟地,前无古人的。制定名号,岂能一点想象力和创造性都没有?

必须发明创造,还得嬴政自己来。

结果,是叫“皇帝”。

这是一个复合词。其中,皇是形容词,是定语;帝是名词,是主语。所以,皇帝也可以简称为“帝”。皇帝之国叫帝国,皇帝制度叫帝制,原因就在这里。

但,帝不是商代的称号吗?怎么还可以用?

因为帝的本义是“缔造者”,这当然很对嬴政的心思和胃口。何况在商代,帝既指人主,又指天神。天神是上帝,人主是下帝。人神共用的称号,嬴政当然喜欢。

于是,他一笔圈中了“帝”字。

其实殷商的元首,是称帝也称王的。比如被周武王灭了的那位,就既叫帝辛,又叫纣王。周天子则只称王,不称帝。帝者天号,王者人称。周人敬天,岂敢僭越?

嬴政却不管那一套,因为他实在不能再称王。王,并非至尊之号。起先,大一点的酋长都可以称王,是为部落王。后来,大一点的国君也可以称王,是为诸侯王。就算曾经独自称王的周天子,也无法跟现在的嬴政相比。周王是“共主”,嬴政是“独主”,一样吗?

也只能称帝。但不能称下帝,得叫皇帝。皇的本义是灿烂辉煌,皇帝即“皇皇大帝”,当然比下帝好。

实际上皇帝一词,古已有之。炎黄二帝中的黄帝,本来就叫皇帝,即“伟大的缔造者”。后来“皇帝”多了,只好把他的名称改成“黄帝”,意思是“天下之中体现了黄土之德的伟大缔造者”,或“中央大帝”。

黄帝成了中央大帝后,其余那些伟大缔造者,便被安排到东西南北四方,分别为赤帝(火)、青帝(木)、黑帝(水)、白帝(金),与黄帝合为“五帝”。

问题是,物以稀为贵。伟大缔造者多到五个,便未免掉价。为了再设一个等级,只好把“皇”这个形容词当名词用。“三皇五帝”的说法,就这样被发明出来。 〔17〕

没有证据表明,嬴政对这段历史有过研究。也许当时的他,只不过自认为“功高五帝”,又不好意思“比于三皇”,这才发明出介于二者之间的“皇帝”来。

皇帝,即皇和帝,是皇也是帝。

不过这样一来,皇,也就永远地由形容词变成了名词,甚至皇帝的代名词。它的使用比“帝”还频繁,比如皇家、皇族、皇室、皇宫、皇朝、皇位、皇袍、皇权。

这大约是嬴政没想到的。

嬴政当然也想不到,他这个“始皇帝”只传到第二代,他的帝国就一命呜呼。同样意味深长的是,秦虽二世而亡,皇帝这个名词却延续了下来,没有一个人主张更改。

如此看来,嬴政的“一号文件”,岂非意义重大?

当然。

表面上看,嬴政由秦王改称皇帝,不过是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他需要有一个足以“称成功,传后世”的称号,就像古罗马的胜利者需要一座凯旋门。但如果事情就这么简单,则后世的开国之君,岂非也可以见样学样,把皇帝换成别的什么头衔?为什么没人改呢?

因为没有必要。

那么,嬴政的变更名号,就有必要吗?

很有必要。

事实上,当秦王嬴政将韩、赵、魏、楚、燕、齐都收入囊中时,天下和秦便都变了。此前是邦国林立,现在是独此一家。那么,秦在“之一”的时候叫王国,“唯一”的时候难道还叫王国?显然不能。

那叫什么?

帝国。

这当然是大变革。性质变了,称号也得变。伯国的元首是伯,侯国的元首是侯,公国的元首是公,王国的元首是王。帝国的元首呢?当然得叫皇帝。

因此,元首叫不叫皇帝,就看你要不要帝国。后来的汉、晋、隋、唐、宋、元、明、清,都坚持帝国制度,所以他们的元首都叫皇帝,谁都不会更改。

皇帝与帝国,俱为一体。

但,这样一个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事,在始皇称帝之初甚至之后,却备受争议。

反封建

争议是一批守旧派挑起的。

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是丞相王绾(读如晚)。王绾他们倒不反对嬴政称帝,却反对将王国变成帝国。大约在他们看来,名号事小,国体事大。嬴政要管自己叫皇帝,随他高兴好了。但要把王国变成帝国,却不能不争。

那么,什么是王国?什么是帝国?帝国和王国又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有两种王国。一种是战国式的,一种是西周式的。战国式的王国(韩、赵、魏、楚、燕、齐、秦),是各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样的王国制度,王绾他们也不会要。他们要的,其实是西周的国家制度,即“周制”。

什么是周制?

一个王国,许多侯国。

侯国跟王国是什么关系?

王国是侯国的宗主国,侯国是王国的分封国。也就是说,天下名义上是王国的,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在实际上,王国又把天下分封出去,分封给各个侯国,叫“裂土田而瓜分之”。

分封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划出一片领地,然后在边境线上挖沟。挖出来的土堆在两边,然后在土堆上种树。这个动作就叫封,也叫封疆、封土、封邦。

那么,为什么不叫封国?

因为邦和国不一样。国是国都,即城市,邦则还要加上周边农村。有邦有国,所以叫邦国,也叫邦。后来为了避汉高祖的名讳,改邦为国,才有了“国家”一词。

邦国也有两种。如果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就是“城市国家”。如果是中心城市加其他城市再加周边农村,就是“领土国家”。人类最早的国家都是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就说明他们已经发展壮大,今非昔比。

实际上在西周初年,除周王国外,其他邦国都是城市国家。到春秋时期,许多小国也还是。但像晋、齐、楚这样的大国,则都是领土国家。他们的疆域,也不是周天子当年之所封,当然这是后话。

封邦之后,是建国。

建国倒不是建立国都,而是指定国君。国君都是世袭的,始封之君则多半是周王的兄弟(如武王之弟为卫君)和子侄(如周公之子为鲁君),然后是姻亲(如齐国的姜太公)和功臣(如燕国的召公奭),以及同盟国、战败国和附庸国的首领(如楚、宋、陈、杞)。

邦国的国君分为公侯伯子男。但这种爵位制度恐怕是后来才建立的,而且统称皆为侯(蛮夷之君叫子),所以叫诸侯(诸多的侯)。他们的邦国,则叫侯国。

王国与侯国,是君臣关系。但这种君臣关系,是名义上的。周天子只要诸侯承认自己是“天下共主”,并象征性地承担一定的义务(比如楚国的义务是进贡过滤用的茅草),对侯国的事务基本不闻不问。各国诸侯都是“独立法人”,他们的邦国也“自负盈亏”。

显然,这其实是国家联盟,或邦联。但,邦联各成员国是平等的,邦国各成员国则不平等。周君和周国至高无上,只有他们能称天子,能叫王国。

这就是周制,也叫“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的核心,是“封邦建国”,简称“封建”。

这是一个动词。王国与帝国,或邦国制度与帝国制度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要有这样一个动作。

王绾他们认为要。

一号文件的问题解决后,王绾等人就向皇帝上书,请求封邦建国,立诸皇子为王。秦始皇将此提案交由群臣讨论,上上下下竟是一片赞同。

赞同也不奇怪。正如王绾他们所说,天下初定,人心不服。六国的残余势力人还在,心不死,中央政府又“天高皇帝远”,谁能保证不会动乱?靠得住的办法,是仿效西周封建亲戚,为新政权镇住地头蛇,筑起防火墙。

这是有道理的。故此议一出,“群臣皆以为便”。

不过这样一来,秦就到了十字街头。因为一旦采纳王绾等人的建议,就意味着回到西周,回到邦国制度。然而从商鞅变法开始,秦的所有努力,都是在改革甚至反叛那个制度。唯其如此,他们才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如果重演西周故事,岂非“一夜回到旧社会”?

那么,是延续周人建立的旧制度,还是坚持自己的新制度,甚至创建一个更新的制度?这对于刚刚称帝的秦始皇来说,真可谓“生死抉择”。

好在有人反对。

反对的人叫李斯。反对的理由及其得失,则成为后世争论不休的大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重要的是,李斯的反对成功,因为秦始皇投了他赞成票。

这是关键的一票。

从此,封建的命被革掉了。以后的历代王朝,虽然也封王封侯,却是“封而不建”,王侯变成了荣誉称号。新的王侯们对自己的封邑和封国没有治权,更没有主权,甚至连产权都没有。中国社会,再也回不到封建时代。

回不到封建社会和封建时代,究竟是好是坏,是福是祸,也许要到本中华史的第三十六卷才能回答。现在的问题是,不要封建,要什么?

郡县。

在否决了王绾等人封建诸侯的建议后,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为郡守,县的长官为县令,都有副职和属员。这,就是郡县制。

郡县和封建,又有什么不同?

秦的郡县制和周的封建制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三级。周,是天下、国、家;秦,是天下、郡、县。实际上秦的郡和县,就是由周的国和家演变而来的,甚至是灭国为郡,灭家为县。然而郡县与国家,却有天壤之别。

周的国和家,是封建的结果。天子封建诸侯,是为国;诸侯封建大夫,是为家。家是大夫的,国是诸侯的。诸侯和大夫,是国和家的主人。他们不但有产权,而且有治权,因此是君主——诸侯是国君,大夫是家君。

郡守和县令,则不是主,而是仆。春秋战国,他们是国君之仆;秦汉以后,他们是皇帝之仆。郡和县,都不是他们家的,而是国君或皇帝的。他们之于郡县,当然没有产权,甚至没有治权,只有代理权。换句话说,他们是由国君或皇帝任命和派遣,代表元首管理郡县的。

因此,郡守和县令没有爵位,只有职位。他们的职位也不像诸侯和大夫的爵位那样可以世袭,反倒可以罢免和调动。也就是说,诸侯和大夫是国和家的当家人,郡守和县令则只是君权的代理人。

这,就叫“官员代理”。

官员代理,是因为“中央集权”。官在四方,权在中央。集权,就不能再封建,因为封建是分权制。因此,一旦全国为郡县,邦国就必然变成帝国。至于那元首是叫国王还是皇帝,其实并不要紧。只不过碰巧的是,嬴政的称皇帝和定郡县,竟刚好是同时进行的。

秦,理所当然地成为帝国。

变成了帝国的秦,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踌躇满志的秦始皇,便开始了他的统一大业。

一统天下

统一是在始皇称帝之后开始的。

这话奇怪。此前,他不是已经把韩、赵、魏、楚、燕、齐跟秦并在了一起?这难道不是“统一中国”?

当然不是。

什么是“统一”?统一是相对分裂而言的。比如晋变成了赵、魏、韩,就是分裂。如果重新变成晋,则是统一。东汉以后的西晋,也是。因为之前的东汉,是一个整体。变成魏、蜀、吴三国,是分裂。西晋,当然是统一。

秦做的事情则不同。因为此前的周并不是统一国家(周帝国),而是国家联盟(周天下)。邦联各国,西周时期有独立治权,春秋时期有半独立主权,战国时期有完全独立主权。他们本来就是独立的,怎么能说是分裂?

没有分裂,就不存在统一。

比如美国。最早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十三个States(现译为州,其实应译为邦),当初就是独立的。他们在1776年宣布由Colonies(殖民地)变成States时,便都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以及民选的“主权、自由和独立”的政府,State之间也完全平等。请问,这能叫“分裂状态”吗?

所以,他们最后成为一个国家,便只能叫“联合”,不能叫“统一”。他们的国名United States,也被准确地翻译为“合众国”,即“合众邦而为国”。 〔18〕

因此,没人会说“华盛顿统一了美国”。

同样,也不能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

那该怎么说?

兼并。

秦兼天下,秦并天下,秦灭六国,都对。

这其实也是古人的说法。中国人的古书在提到这段历史时,都或者称“并”,或者称“兼”,或者称“并兼”,没有称之为“统一”的。 〔19〕

不过兼并之后,原先邦国林立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国家”,而且是中央集权的。这时,统一的工作就不但合情合理合法,而且是可行的了。

没错,天下一统,是帝国的需求。

邦国不需要统一吗?不需要。邦国的特点,是“三级所有,层层分权,各自为政,多元共存”。大家都是“之一”,没有谁是“唯一”。如果要求统一,请问谁来统?

所以,邦国只求“同一”,不求“统一”。所谓“同一”,也只是“认同”。比方说,都认同周天子是天下共主,华夏文明是先进文化,如此而已。

求同就得存异。齐东“野语”,楚人“鴃舌”(鴃读如决),吴人“断发文身”,越人“徒跣不履”,并没有人要求他们都改弦更张,改头换面,统一起来。

这是春秋。到战国,共主都没了,大家都是独立王国,更是谁都不买谁的账。于是“田畴异晦,车涂异轨,律文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甚至出现了所谓“鸟书”和“蝌蚪文”—— 〔20〕

货币也五花八门。简略地说,大体上是周、赵、魏、韩通行布币,燕和齐通行刀币,楚通行铜贝和金币,秦通行圜钱。而且,即便同为刀币或布币,形制和重量也不一样,折算起来极为麻烦。 〔21〕

这当然让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不能容忍。因为帝国不但要求“海内为郡县”,而且要求“法令由一统”。如果不把文字和货币之类都统一起来,那么,难道皇帝的诏书要写成不同文本,国库里面又是布币又是刀币?

于是秦始皇勒令全国统一,包括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亩制(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统一车轨(车宽六尺)。据说这是孔子也曾向往的,比如《礼记·中庸》就主张“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但意义最为重大的,还是统一文字。

统一的办法,是废除异体字,推行简化字。为此,他们不惜先革自己的命。秦本西周故地,通行的是籀文(籀读如宙),也叫大篆。大篆笔画繁重,始皇就让李斯简化为小篆,也叫秦篆。后来,程邈更简化为秦隶。这就连低级官吏和底层人民也可以认识了,所以叫“隶书”。

这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它不但普及了文化,也延续了文明。事实上,我们民族的文明三千年不中断,文字的作用功不可没。从甲骨到金文,从周篆到秦篆,从篆书到隶书,陈陈相因,一脉相承。于是商文化延续为周文化,周文化延续为秦文化,秦文化延续为汉文化。承上启下的,正是秦始皇的“书同文”。

书同文的结果,是一个更大民族的诞生。这个民族就是汉。汉族,是华夏民族的升级版。她的形成,却其实开始于秦。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秦帝国二世而亡,两汉又长达四百多年之久,那么,汉语、汉字、汉族、汉人,是应该叫作秦语、秦字、秦族、秦人的。

这就是秦始皇的三大革命:称皇帝,反封建,大一统。革命的结果,是帝国制度取代了邦国制度,并延续了两千多年,影响极其深远。其政治意义和历史地位,只有西周封建和辛亥革命可以相比。

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任何革命都是有代价的。在古代社会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甚至必须有人献祭,有人以身试法做牺牲品。这是无法避免的悲剧。

历史又选择了秦。

秦始皇革命十二年后,反秦运动席卷天下,大秦帝国迅速灭亡。这当然是秦始皇万万想不到的。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首先举起义旗的,并非他处心积虑要防范的六国贵族和遗老,而是一个小人物。

这个小人物,就是陈胜。

第二章

陈胜造反

铁网帝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金城千里的大秦王朝,是被陈胜和吴广推翻的。尽管陈胜、吴广的起义军很快被章邯的政府军镇压,他们的“张楚国”也只存在了六个月,但,没有前面的陈胜、吴广,就没有后面的项羽、刘邦,也就没有大秦帝国的二世而亡。

这一点,毋庸置疑。

可疑的是,雄才大略的秦始皇,难道当真认为他的王朝是“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对于帝国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危机,他难道事先一点警觉都没有?

有的。

一统天下之后,秦始皇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相反,他对自己的革命成果能否巩固,可谓费尽心机。

为此,秦始皇做了好几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事,当然是废封建,设郡县。实际上当时的封建与郡县之争,双方着眼的都是国家的安全和政权的稳固。分歧仅仅在于,王绾他们认为分封诸侯才能保家卫国,秦始皇和李斯则意见相反。

不过,秦始皇的认识,又比李斯更胜一筹。

李斯的看法,是封建并不保险。李斯说,周王分封的诸侯到处都是,何其之多。保卫了天子吗?没有。他们自己反倒视如寇仇,打得不可开交,周天子连和事佬都做不成。封建诸侯,是维稳呢,还是添乱?

秦始皇的看法则更深刻。他干脆认为诸侯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安定因素”。秦始皇说,天下征战不已,就因为有诸侯。有诸侯,天下就成了江湖。大家都争当老大,还有不大打出手的?恢复封建制,岂非制造战争? 〔1〕

结论是:实行郡县制,帝国才能长治久安。

历史证明,秦始皇是对的。

事实上,大秦帝国刚刚灭亡,封建制度就在项羽手中复辟。此公称霸天下后,一口气封了十八个诸侯王。结果怎么样呢?重开战端的忧虑不幸被秦始皇言中。而且最后灭了项羽的,正是被他封在汉中的刘邦。

接下来,刘邦又差一点重蹈覆辙。

刘邦称帝之后,同样面临着“要封建还是要郡县”的纠结。最后迫于压力,不得不折中调和,搞“一朝两制”,在天子直辖的畿辅设郡县,畿辅之外封王侯。这就是郡县与封国并行的“郡国制”。

显然,这是讨价还价和政治妥协的产物。其结果,不是异姓王造反,就是同姓王叛乱。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反。汉高祖前往平叛,被困七天焦头烂额,史称“困平城”。公元前195年,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又前往平叛,被流矢所中,一命呜呼,史称“病流矢”。刘邦的皇帝生涯,竟是在平叛中度过的,而且按下葫芦起来瓢。

此后的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连续三代不得安宁,前有诸吕封王,后有七国之乱。朝廷不得不殚精竭虑,软硬兼施,直到汉武帝元封五年才算摆平(详见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

封建,岂非“战争的策源地”?

相反,郡县制却很快就体现出它的优越性。柳宗元曾这样总结说:秦末天下大乱,有叛人而无叛吏(有叛逆的民众,没有叛逆的官员)。汉初天下大乱,有叛国而无叛郡(有叛逆的封国,没有叛逆的郡县)。中唐天下大乱,有叛将而无叛州(有叛逆的将领,没有叛逆的州府)。柳宗元认为,这就是郡县制的好处。

由此他得出结论:封建制不可恢复,郡县制不可废除——“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2〕

也许吧,也许。

事实上,封建与郡县孰优孰劣,是一个可以展开讨论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而且,立场不同,结论也不会相同。但可以肯定,秦的灭亡绝非因为实行了郡县制。相反,这种制度是有利于秦帝国的。

那就来看看秦的郡县制。

按照郡县制,帝国不再分封诸侯,而是分为中央和地方。中央有国家元首,这就是皇帝;有政府首脑,这就是宰相。宰相包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号称“三公”。三公之下有“九卿”,相当于政府部长。

地方则分为郡和县。县隶属于郡,郡隶属于中央。郡的长官是郡守。县的长官,大县叫县令,小县叫县长。他们的副职,郡有郡丞、郡尉,县有县丞、县尉。

县以下,是乡。乡的负责人,是三老。乡以下,是亭。亭的负责人,是亭长。亭以下,是里。里的负责人,是里魁。里以下,则十家为一什,五家为一伍。

显然,秦的郡县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垂直系统。中央政府管郡,郡管县,县管乡,乡管亭,亭管里,里下还有什和伍。至高无上的是皇帝,最底层的是小民。

秦帝国严密的垂直管理系统使统一国家进入前所未有的严密管控时代,在多级管理重压之下的是处于帝国最底层的广大小民。

这是一张铁网,既不疏,更不漏。

它也是一架机器,一架像电脑一样设定了程序,可以自动运转的统治机器。这架机器是由皇帝操控的。皇帝只要掌握了总开关,帝国就会像巨轮一样驶向前方。

秦,就是这样一艘“泰坦尼克号”。

现在已经无法确知这架机器的安装和运行情况。但可以肯定,它的设计复杂而缜密。整个系统以县为关键,为节点。县及县以上三级:中央、郡、县,设官;县以下也是三级:乡、亭、里,设吏。官是“流官”,由中央派遣和任命;吏则“乡绅”,由本地有产业或有德行的人充任。郡县长官是外地人,而且可以调任,就不怕他们变成一方诸侯;乡亭小吏是本地人,则足以摆平江湖,搞掂子民。

这可真是煞费了苦心。

在这样严密的控制下,被称为“黔首”的民众,包括代理皇权的官员,又哪有反叛的可能呢?

几乎没有。

那么,秦始皇放心了吗?

也没有。

焚书坑儒

确立了郡县制以后,秦始皇又连出数招。

第一招是“修驰道”,也就是修建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高速公路网”。第二是“去险阻”,也就是拆毁六国在险要之处修建的长城巨堑和城郭要塞。第三是“决川防”,也就是决通六国所筑阻塞水道的堤防,疏浚鸿沟,开凿灵渠。第四是“销兵器”,也就是没收全国各地民间的武器,集中运到咸阳,铸成大钟和铜人。第五是“大移民”,也就是将天下豪富迁徙到咸阳,据说多达十二万户。

秦帝国的驰道相当于当时的“高速公路”,在“车同轨”的改革背景下,全国各地间的交通往来方便程度较以往获得飞速提升,帝国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借此得到保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驰道仍只遍布于中原及周边的传统发达地区,边境蛮荒疆土尚待开发。

这些举措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实际上,帝国的危险无非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草民造反,二是六国复辟,三是蛮族入侵。但无论造反还是复辟,都要钱,要武器,要据点。现在,要塞毁掉了,武器没收了,富豪变成了穷光蛋,他们还造什么反,复什么辟?何况就算变生不测,有了驰道,通了水路,皇帝随时都能调兵遣将,不怕他们翻了天。

蛮夷戎狄也不难对付,因为秦始皇有的是铁骑,有的是劲旅。他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并将征战所得之地设为郡县。北方设九原郡,南方设南海、桂林、象郡。于是“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正所谓“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 〔3〕

即便如此,秦始皇仍不敢掉以轻心。

他勤政。每天不看完一百二十斤的章奏(竹简),绝不休息。他谨慎。他的殿上,绝不允许有人携带武器,卫士不得命令则不能上殿,以至于荆轲来谋杀他时,所有人都只能干瞪眼。他狐疑。他的住处每天都不一样,谁要是暴露了他的行踪,谁就是死罪。他残忍。有一次,他对李斯的批评被传出宫外。由于查不出泄密的人,便将当时在身边的宫女、宦官和卫士全部杀掉。

设防如此,秦始皇该坐稳江山了吧?

抱歉,还没有。因为天下偏有不怕死的人,也偏有直言不讳、喜欢唱对台戏的人。

比如淳于越。

淳于越是齐国人,职位是博士。博士就是负责议论政事和掌管礼仪的官员,始皇时期有七十个,领班则叫“仆射”(射读如夜)。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举行国宴,七十位博士集体上前敬酒。仆射周青臣作为领班,便歌功颂德,大唱赞歌。

周青臣说,陛下“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威德呀!

秦始皇龙颜大悦。

淳于越却忍不住了。淳于越说,周青臣这是乱拍马屁!殷、周两代之所以能够延续千年,就因为他们都分封了子弟和功臣。如今陛下自己当了皇帝,凤子龙孙们却变成了平民。将来一旦国家有事,又有谁会来救难呢?

这当然大煞风景。

何况这时的大秦,成为帝国已经四年。淳于越居然还重提封建,反对郡县,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过这一回,秦始皇倒没杀人。他的处置,是让已经担任丞相的李斯提出意见。作为丞相,李斯当然要受理此案。这不仅因为君主所命和职责所在,也因为他自己就是郡县制的拥护者,反封建的急先锋。

只不过,李斯的意见也不是杀人,而是烧书。

李斯上书秦始皇说,现在的社会风气很是不好,某些人以古非今,妖言惑众。他们上朝时在心里诽谤,下朝后在街头乱讲,靠非议皇上出名,以持不同政见为誉,带头制造流言蜚语,正所谓“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长此以往,势必君王威望尽失,民间结党营私,帝国危在旦夕。

问题是,何以如此呢?

李斯认为,政令不行,议论纷纷,全因为思想不统一,学术太自由,民间思想的影响大于官方号令。因此,唯有禁绝私学,才能正本清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秦始皇认同李斯的意见。 〔4〕

于是,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中华史上一大要案,秦始皇和李斯也因此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其实焚书和坑儒是两回事,秦始皇坑杀的也不是什么儒,更不是意见领袖,反倒无妨说是一群江湖骗子。但,不问青红皂白,就一次活埋四百六十余人,称之为暴戾总是不过分的。

关键是焚书。

焚书是事实。不过焚书的直接动机,却未必意在毁灭文化,更主要的还是钳制言论。当时的惩罚条例是:焚书令下达三十天还没烧书的,黥(读如擎)为城旦(额头或脸上刺字,白天守城,晚上筑城,刑期四年);聚谈诗书的斩首;以古非今的灭族。

惩罚最重的,是以古非今。其次,是街谈巷议。

由此可见,焚书的目的,是要一次性根除一切议论国是的可能。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文化专制主义。但在秦始皇和李斯那里,则多半自认为理直气壮。因为废封建,行郡县,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关系到大秦帝国的生死存亡,必须进行到底,当然要“镇压反革命”。

那么,如果没有淳于越,会不会焚书呢?

这恐怕要跟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联系在一起,才可能看得清楚(详见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总之,秦始皇和李斯一声令下,除官方藏书、秦国国史,以及医药、卜筮、农作之书外,私人所藏文艺哲学诸子百家之书都被付之一炬。这真是一场文化浩劫。

让人痛心的是,七年后,项羽又放了第二把火。由于他的屠咸阳,焚秦宫,就连秦帝国官方收藏,保存在博士们那里的古代典籍也化为灰烬。如果不是之前萧何抢出了一批文件,其后果真不堪设想。

秦始皇焚书行动并未毁绝全部文献,这是出土于睡虎地秦墓的竹简文书,因开篇“为吏之道”而得名,全篇叙述官员行政、处世的守则与诀窍,反映了秦帝国独特的时代风貌。图版及释文均据《睡虎地秦墓竹简》。

中华文明的许多宝贵遗产,从此再也找不回来了。中华民族的许多宝贵思想,也被遗忘和中断。当然,被中断的还有战国时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的传统。损失已无法挽回,秦始皇、李斯和项羽罪不可赦。如果另一个世界也有法庭,他们是应该送去受审的。

现在,青铜的、物质的武器被没收了,文字的、思想的武器也被没收了。枪杆子和笔杆子,都捏在了秦始皇和李斯他们手里。那么,他们的帝国安全了吗?

不,灭亡得更快。

事实上,残暴野蛮的政治从来不可能持久,历史的车轮更非由独裁者的手指来拨动。早在知识分子拿起“批判的武器”之前,暴政之下忍无可忍的人民便已实施了他们“武器的批判”。陈胜,一个农民的儿子,卑微的士兵,在走投无路之时揭竿而起,大秦帝国便万劫不复,正所谓“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那熊熊燃烧的大火,据说竟“三月不灭”。 〔5〕

呵呵,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陈胜也一样。

大泽乡

陈胜是一名戍卒。 〔6〕

戍卒是士兵的一种。秦国的兵制,是男丁每一百人中五十人务农,五十人当兵,服役年龄为二十三岁。新兵先在郡县服役一个月,叫“更卒”;然后赴京都宿卫一年,叫“正卒”;最后到国境戍边一年,叫“戍卒”。 〔7〕

戍卒,即边防军。

陈胜和吴广,就是被朝廷征调入伍,准备派到北方去戍边的。他们入伍前都是平民,入伍后则担任屯长。屯长相当于班长或小队长,并非军官,只能算“兵头将尾”。在帝国庞大的军事系统中,可谓微不足道。

这样两个人,怎么会撼动了天下?

他们自己,多半也想不到。

于是一个故事被编造了出来,并载入史册。这故事说,陈胜当兵之前曾在地主家帮工。有一天工间休息时,他突然对伙伴们说,将来要是富贵了,谁也不要忘记谁。

众人皆笑。

伙伴们说,你一个打工的,哪来的富贵?

陈胜则仰天长叹: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这当然是编故事。包括陈胜字涉,吴广字叔,也是编造的。像他们那样的平民,哪来的字?就算有,也是称王之后的事。之前,没准连名都没有。要知道,就连当过亭长的刘邦也无名无字,只能按照排行叫刘季。

只有项羽的名和字靠谱,因为他们家是贵族。项羽见到南巡的秦始皇,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也同样靠谱。因为他有这样的资格,也有这样的性格。

陈胜的话却靠不住。他凭什么说自己是鸿鹄,伙伴们是燕雀?所谓“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也不可靠。走到田间的高处休息一下是可能的,因失望而叹恨不已则不可能。怎么会失望呢?他原本就无望。

何况“怅恨久之”云云,是典型的“文青范儿”。文艺男青年和文艺女青年有此情绪,倒不奇怪。先为雇农后为戍卒的陈胜,怎么会如此多愁善感?

因此,这故事是编出来的。

编造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写史的人所编,甚至干脆就是司马迁编的。司马迁并非不编故事,《史记》一书中编造的痕迹时有可见。何况司马迁是敬重陈胜的。他把陈胜的传记称为世家,就是证明。

另一种可能,则是当时的人编的,甚至就是陈胜的打工伙伴所编。当然,是在他称王之后。由于是当事人的“回忆录”,因此颇具公信力,也就被史家采信。

两种可能,都存在。

但,编造又是必需的。编造故事,是因为历史需要解释。如果一件事情几乎不可思议,就更需要解释。

陈胜创造的奇迹就是。

是啊,一个苦孩子,一个打工仔,一个像牛马一样被驱赶到边疆去当炮灰的戍卒,既没有孔子那样的学问,又没有范蠡那样的财富,凭什么一举成功,以至于“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 〔8〕

也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从小就非同寻常。

这当然很能服众,也很能励志,还似乎很能说明问题,因此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编的人乐意编,传的人也乐意传。真实不真实,管他呢!

所以,名人们的儿时故事,尤其是那些带有励志色彩的故事,多半只能姑妄听之,不可信以为真。

实际上,陈胜的起义完全事出偶然。

这是秦二世元年(前209)的七月。陈胜和吴广一行九百人,因奉命戍边渔阳,临时集结在大泽乡。我们不知道这九百人都是从哪里征调来的,只知道陈胜是阳城人,吴广是阳夏人,且都是住在闾里左侧的平民。

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就这样走在了一起,对自己的命运和前程则都很茫然。是啊,阳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市,阳夏在今河南省太康县,大泽乡在今安徽省宿州市,渔阳则在今北京市密云县。有关系吗?没有。

但,山高路远,是肯定的。

身不由己和前途莫测,也是肯定的。因为谁都不知道,作为戍卒,到了渔阳以后还能不能生还。

更糟糕的是,他们遇到了雨。

瓢泼大雨没有预告地从天而降,四野之内一片泥泞。通往渔阳的道路已被毁坏,大雨却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在无奈地等待多日之后,如期赶到渔阳已完全没有可能。不能按时到达,等待他们的便是军法。

九百人的无助和无望,不难想象。

幸运的是,他们当中有陈胜、吴广。陈胜和吴广是怎么成为朋友的,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他俩是九百戍卒中最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也是最有头脑的人。

陈胜和吴广算了一笔账。他们说——

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亡,不是死亡,是逃亡;等,不是等待,是同等。这句话的意思是:逃跑也是死,造反也是死。反正难逃一死,那就不如死得其所!

起义,已是唯一的出路。

尽管如此,陈胜和吴广仍不敢造次。他俩先是到算命先生那里去占卜凶吉,没想到卜者不但宣称大事必成,还暗示他们装神弄鬼,制造舆论,争取人心。

这就有了鱼肚子里的红字条和半夜三更的狐狸叫。字条写的是“陈胜王”,狐狸叫的是“大楚兴”,同时也叫“陈胜王”。假装狐狸叫的是吴广,在鱼肚子里塞红字条的说不定也是他。结果,陈胜立马成了人心所向。

接下来就是吴广的苦肉计。

苦肉计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激起戍卒们的同仇敌忾之心。此计由吴广实施,则因为他在军中人缘很好。因此,吴广故意趁着领兵官酒醉之时去惹事,反复扬言自己要逃跑。那领兵官也果然痛打吴广,还拔出剑来。

于是陈胜、吴广一齐杀了领兵官,宣布起义。

实际上真正打动人心的,还是陈胜算的那笔账:诸位耽误了行程,依照秦律已是死罪。就算当局法外施恩网开一面,战死或累死在疆场的可能也十有六七。相反,如果造反起义,则不但可能活下来,说不定还能富贵。一个男子汉,绝不能死得窝窝囊囊。即便死,也得扬名立万。

紧接着,陈胜掷地有声地说——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话音刚落,一片欢呼。

其实,这句话说不说都无所谓了,因为九百戍卒早已别无选择。走投无路的他们,袒右为志(露出右臂以为标志),筑坛为盟(筑起土堆歃血为盟),斩木为兵(砍下树枝作为武器),揭竿为旗(举起竹竿作为军旗)。打出的旗号是大楚,实际的领袖是陈胜。

陈胜的旗帜高高飘扬。

在大泽乡,在全天下,更在中华史。

陈胜王

没人知道,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后,大泽乡是否仍在雨中。但可以肯定,九百戍卒的心里已是雨过天晴。因为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有了希望,也有了奔头。

这一切,都出乎意料。

的确,陈胜和吴广的起义有不少偶然。比方说,碰巧他们驻扎在大泽乡,碰巧他们遇到了大雨,碰巧陈胜和吴广一拍即合,碰巧那卜者是赞成起义的,碰巧领兵官喝醉了酒,碰巧吴广人缘又好,等等。

那么,如果没有这么多碰巧,陈胜还会成功,大秦还会灭亡,历史还会改写吗?

会的。

起义充满了偶然性,成功却是必然。

后来的失败,也一样。

且看史实。

杀掉了帝国的领兵官以后,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并立马攻下驻地大泽乡。然后攻打管辖大泽乡的蕲县县城(蕲读如奇,蕲县在今安徽省宿州市),又拿下。再挥师西进,连攻五县,五县皆降。

初战告捷,所向披靡的义军便一路凯歌前进,沿途一路收兵。等到他们兵临陈县城下时,已有车兵六七百乘(读如剩),骑兵一千多骑(读如季),步兵数万人。

陈县在今河南省淮阳县。起义军到达陈县时,陈郡的郡守和陈县的县令都不在,只有一位副职与义军作战,结果战败身亡,陈胜轻轻松松就进了城。 〔9〕

改写历史的时刻到了。

陈胜进城后,号令乡官和贤达前来议事。乡官和贤达一致说,将军身先士卒,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兴灭国,继绝世,功高盖世,理应为王。 〔10〕

于是陈胜称王,史称“陈王”。

吴广则被称为“假王”,意思是位同王爵,可以代理王权便宜行事。这时距离他们在大泽乡起义,恐怕连一个月都不到,岂非恰好证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11〕

当然。

问题是,陈胜有可能说这话吗?

有可能,因为这是时代特征。事实上,如果说春秋是贵族的时代,那么战国以后就是平民的时代。一介平民由布衣而卿相,平步青云,一夜暴富,可谓屡见不鲜。苏秦、张仪、冯驩、毛遂,都是。当朝宰相李斯,也是。

这些人发迹的故事,想必早就在民间流传。陈胜从军之后,在军中也很可能听说。只不过,大多数人都当作茶余饭后的渔樵闲话,陈胜却“下载存盘”。因此,当他的记忆被造反的念头激活时,那句话就脱口而出了。

这并没有错。

他的错误,是不该操之过急。

实际上,陈胜的称王是有人反对的。反对的人,一个叫张耳,一个叫陈馀。他们都是魏都大梁(在今河南省开封市)人。魏国灭亡后,两人隐姓埋名避难在陈。这样两个人,对于陈胜的反秦,当然大力支持。

但陈胜称王,他们却不以为然。

张耳和陈馀认为,当务之急不是自己称王,而是复兴灭国。恢复已亡六国的好处,是“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就是把秦的敌人弄得多多的,自己则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那个时候,就不是称王,而是称帝了。

可惜陈胜听不进去。

历史证明,张耳和陈馀是对的。因为成大业者,一定要沉得住气,并广结善缘。抢先称王,则不能为自己树党,反倒为自己树敌。所以,元末群雄并起,朱升为朱元璋的设计,便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结果怎么样呢?

朱元璋成功了,等待陈胜的却是失败。

张耳和陈馀,也只好另立山头。

劝说陈胜无效后,陈馀便建议出兵占领赵国旧地。这个建议倒是被陈胜采纳,于是令陈人武臣为将军,张耳和陈馀为左右校尉,率兵北上。

这时,又一个风云人物出场了。

这个人叫蒯通。

蒯通是范阳人,也是纵横家。纵横家的本事,是“三寸之舌可敌百万之师”。后来蒯通去游说韩信,就差一点把楚汉相争变成三国演义。不过,他之后虽然在韩信那里碰了钉子,这一回小试牛刀,却大获成功。

当时的形势,是武臣的军队从陈县出发,由白马(在今河南省滑县)渡过黄河,依靠各处豪绅贤达的策应,攻城略地,一口气插到了范阳(在今河北省定兴县)。

沿途抵抗义军的十几个县令,当然统统都被杀了。

蒯通闻讯,便去面见范阳县令徐公。

徐公问:先生有何见教?

蒯通说:一来吊唁,二来贺喜。

徐公说:为什么吊唁?

蒯通说:因为大人快要死了。

徐公说:那为什么又来贺喜?

蒯通说:因为大人遇到了蒯通。

徐公明白了蒯通的意思,便派他去向武臣请降;武臣则被蒯通说服,封徐公为侯。徐公能有此待遇,当然因为他是第一个投降的(先天下降),算是“首降”。首降和首义,都是第一,第一总是会占便宜的。

但义军“缴枪不杀”的政策,也从此为天下知晓,于是三十多座县城不战而降。柳宗元说秦末天下大乱,有叛人而无叛吏,看来并不完全是。

至少,降吏是有的。

这时的武臣,已是人多地广,马壮兵强。他已经有了四五十座城池,就连当年的赵都邯郸也落入手中。在张耳和陈馀的怂恿下,武臣自立为赵王。

对此,气得七窍生烟的陈胜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只能面对现实,派人向武臣道喜,同时命令他西进攻秦。已是赵王的武臣哪里还肯听陈胜的指挥?不但不攻秦,反倒北上攻燕,继续扩大自己的地盘。

之后的历史同样具有戏剧性。

被武臣派去攻燕的是韩广。韩广得到了燕地以后,也模仿武臣的做法,自立为燕王。韩广这样学习武臣,武臣也是无可奈何的。而且,战国以来,道德早已滑坡,人人唯利是图。韩广的所作所为,并不会受到谴责。 〔12〕

有所不同的是周巿。

周巿是魏国人,因此被陈胜派去攻魏。但周巿攻下魏地后,也不交给陈胜,而是另立魏王。只不过他不是立自己,而是立原来魏国的宁陵君公子咎。当时公子咎在陈胜那里,周巿的使者往返五次,才得以迎回魏国。

于是这时的天下,除了秦二世皇帝,还至少有了五个王:楚王陈胜,赵王武臣,燕王韩广,魏王魏咎,齐王田儋(读如丹)。田儋与陈胜无关。他是在陈胜起义以后,自己在齐称王的。此外,还有两个没称王的也已经起义,他们就是项羽和刘邦。 〔13〕

这两个,才是秦真正的掘墓人。

那么,大秦帝国的朝廷,对此又作何感想呢?

活该秦要亡

就在陈胜和吴广攻城略地,各处英雄豪杰也纷纷响应之时,秦二世的咸阳宫里却是一片歌舞升平。

秦二世叫胡亥。

胡亥是秦始皇的小儿子,照理说是不该当皇帝的。秦始皇自己选中的接班人,也不是胡亥,而是公子扶苏。可惜这份已经加盖了印玺的诏书,被宦官赵高和丞相李斯掉包,胡亥成了二世皇帝,扶苏则被矫诏赐死。

这结果,秦始皇想到了吗?

想不到,也管不了。这个独裁者此刻正躺在鲍鱼堆里被运往咸阳。他是在酷热的七月份死去的,丞相李斯又秘不发丧。为了掩盖尸臭,只好在车上堆满鲍鱼。

秦始皇,岂会料到与鲍鱼为伍?

但如此下场,却是活该!

是的,活该!如果他不是那么专横,那么跋扈,那么暴戾,那么刚愎,事情也不至于坏到这个份上。至少,他可以早一点昭告天下,明确宣布立扶苏为太子;或者在病重之时召开御前会议,预为安排。

然而他不肯,别人也不敢提醒。结果,英雄一世,遗臭万年,还断送了自己的江山。

断送是肯定的,因为胡亥是个混蛋。这混蛋的最大功劳是为中国文化贡献了一个成语,叫“指鹿为马”。一个皇帝被臣下如此玩弄,还毫无警觉,不是混蛋是什么?

他后来被赵高逼杀,也是活该。

事实上,秦就该二世而亡。因为陈胜吴广刚刚起义的时候,情报是送到了朝廷的。这说明秦始皇设计制造的国家机器运转正常,效率也不低。然而谁送这样的情报胡亥就杀谁,逼得情报部门只好自欺欺人地说:地方上出了些小盗贼,都已被郡守和县令一网打尽,不足为虑。

胡亥这才喜笑颜开。

甚至直到秦快亡国时,胡亥都不肯悔改。当时丞相李斯等人提出,国难当头,请停止阿房宫的修建,以筹集军费,平息民怨。胡亥的处置竟是将诸臣下狱。理由是:你们身为朝廷大臣,治不了贼,倒有本事治朕!

结果,被责的大臣中有两位不堪受辱而自尽。 〔14〕

大秦帝国自救的机会,就这样一次次丧失。如此混蛋的皇帝若不垮台,真是天理不容。

但,如果秦的皇帝不是胡亥,会亡吗?

恐怕也会。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陈胜和吴广之前,并没有发生过起义。相反,这样的起义说不定曾多次发生,只不过由于规模太小不成气候,没能载入史册而已。

这样说,有依据吗?

没有史料依据,但有逻辑依据。

依据就在陈胜的那句话——

天下苦秦久矣! 〔15〕

我们知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此,既然“天下苦秦久矣”,就不会只有陈胜起义。

问题是,陈胜的话, 可靠吗?

可靠,因为并非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说。武臣北伐时游说各县豪绅贤达,就说“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而且这种痛苦已经几十年了。这当然不是胡亥一个人的事。 〔16〕

那么,苦在哪里?

首先是负担重,其次是执法严。

众所周知,秦始皇是有过许多“丰功伟绩”的:修驰道,去险阻,决川防,销兵器,征百越,筑长城。这些都是他的“统一大业”,却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人工和财物天不生,地不长,皇帝自己也没有,从哪里来?

从民众的牙缝里挤出来。

勒紧裤带交交苛捐杂税也就罢了,问题是还要搭上身家性命。那些远征的、戍边的、修长城的、建陵墓的,请问有几个能够生还?那些留在原地的老弱病残,又有几个能安居乐业?不是妻离子散,就是家破人亡。

秦始皇的“统一大业”,就这样由黔首们的白骨堆就,由草民们的血泪写成。据统计,仅蒙恬北伐和屠睢(读如虽)南征,就至少摧残了二百万家。 〔17〕

请问这是什么大业,谁的大业?

这样的大业,又有谁心甘情愿?

没有。

因此,唯一的手段就是高压。秦律之苛之严之酷,是骇人听闻的。比如律当族灭者,要先在犯人脸上刺字涂墨,叫黥(读如擎);然后割掉鼻子,叫劓(读如义);斩去脚趾,叫刖(读如月);活活打死,再砍下脑袋,最后在刑场上当众剁成肉泥,简直就是惨无人道。 〔18〕

这,难道不是暴政?

至少,也是苛政。

这样的苛政,不要说人民无法忍受,就连扶苏都看不下去。也许,扶苏上台会好一些。也许吧!可惜历史不能假设,人民也无法等待。是啊,横征暴敛,严刑峻法,滥杀无辜,难道还不够吗?

够了!

苛政统治之下生不如死的人民,实实在在是受够了!因此只要有人带头造反,便一呼百应。就连为陈胜和吴广出主意的那位卜者,也是“天下苦秦久矣”的证人。要不然,他何必多管闲事,又何必暗中使劲?

怒火一旦点燃,就会熊熊燃烧;祭坛一旦筑成,就得有人献祭。皇帝的脑袋砍不了,便只能杀官员。大泽乡的祭坛上,摆放的就是领兵官的首级。 〔19〕

其他郡县,也如此。

这并不奇怪。事实上,商鞅变法后,秦的各级官员便都用法家的思想武装了起来,自觉成为专制的工具。帝国需要虎狼,他们就是“驯兽师”;帝国需要绵羊,他们就是“牧羊犬”。因此,这些人越是对君主忠诚,就越是对人民残酷。秦的忠臣,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酷吏。因为不是酷吏,便执行不了那些严刑峻法。

人民对他们咬牙切齿,也就理所当然。

难怪蒯通会这样对徐公说:大人做范阳令十年了,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县里的慈父孝子们之所以没把刀捅进足下肚子里,无非畏惧秦法。现在天下大乱,秦法不施,你岂不是死定了?

当然死定了。陈胜吴广起义后,各地民众便纷纷杀掉帝国政府派来的那些官员,以此作为响应。用武臣的话说,便是“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而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 〔20〕

这,就是秦始皇他们种下的恶果。

秦的灭亡,不是偶然的。

陈胜的成功,也不是偶然的。

那么,他的失败呢?

为什么是楚

陈胜的造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这个“萧何”,就是楚。

楚,是陈胜曾经借用的名义。起义之初,他的旗号叫“大楚”。称王之后,他的国号叫“张楚”。所以,陈胜也是楚王。只不过,为了区别项梁所立之楚怀王,以及西楚霸王项羽,史家多称陈胜为陈王。

称为陈王并不错。陈胜姓陈,国都也在陈。

其实陈王就是楚王,因为陈一度是楚的国都。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楚国郢都,顷襄王不能抵抗,只好迁都到陈。之后,楚都又继续东迁。前253年,迁都钜阳;前241年,迁都寿春。

显然,陈之于楚,意义非凡。

意义在哪里?

看看地图就知道。郢,在今湖北省荆州市;陈,在今河南省淮阳县;钜阳,在今安徽省阜阳市;寿春,在今安徽省寿县。这说明什么呢?

很清楚,从郢到陈,是往东北走;从陈到钜阳,再到寿春,则是一步步走向东南。

这是一个曲线图。

曲线图标志的,正好是楚的国运。

事实上,楚国迁都钜阳后,势头就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然而都陈之时,却一度挽回颓势。顷襄王收复了失地十五城,考烈王也灭了鲁。如此说来,陈岂非“复兴之都”,可以建成“反秦复楚”的基地?

陈的豪绅贤达、父老乡亲,大约就是这么想的。

所以,他们主张陈胜在陈称王,他们的“劝进表”则高度评价陈胜“复立楚国之社稷”。陈胜也从民所欲,号为“张楚”,即张大楚国的意思。

可惜,这并非陈胜的真心。

实际上,陈胜号称“大楚”或“张楚”,不过“借壳上市”再加“收买人心”。因此,他并没有恢复楚国社稷。相反,谁要是当真立个楚王,他就把谁杀了。 〔21〕

这当然让人失望。

陈胜的失败,也被认为是活该。

说这话的人叫范增。

范增也是这段历史中的重要人物。他原本是一个隐士,同时也是策士,出山的时候已经七十岁。正是由于他的建议,项羽的叔叔项梁,才到田间地头找回了楚怀王一个名字叫心的孙子,立为楚王,也叫楚怀王。

结果,项梁威望大增。

相反,后来项羽杀了怀王,则人心尽失。

这,又是为什么呢?

范增的解释是:秦灭六国,楚最无罪。楚怀王是被骗到秦国,软禁客死在那里的。因此楚人耿耿于怀,扬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因此,谁兴楚,谁就能成功。陈胜不立楚王后代而自立为王,当然“其势不长”。 〔22〕

这话有问题。

什么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难道其他五国是有罪的?都没有。如果有,那也是狼在上游喝水时,羊儿不该喝了下游的水。是啊,春秋尚且无义战,战国的战争还讲什么道德?罪与非罪,不是原因。

那么,为什么“亡秦必楚”的说法会广为流传,起兵反秦者也多在楚境?这里面难道没有原因?

当然有。但,在秦不在楚。

换句话说,真正的原因,是人们对秦恨之入骨。他们痛恨秦始皇,痛恨秦二世,痛恨秦的军官和地方官,更痛恨秦的制度和政治,恨不得秦制和秦政早早灭亡。

秦政和秦制,为什么就这样可恨呢?

因为秦制是专制,秦政是苛政。这种制度和政治能够在秦国实行,有它的历史原因和特殊原因。简单地说,就是富国强兵乃秦人共识;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强国就得集权,强兵就得专制,富国就顾不上富民。集权、专制再加聚敛,执法势必苛严,国民也只能克制自己作出牺牲。是的,熊掌与鱼,不可得兼。国为熊掌,民就是鱼。鱼,也可以对政治说三道四吗?

何况牺牲是有补偿的。物质的补偿,是加官晋爵,分享侵略战争的战利品;心理的补偿,则是可以在他国面前以“大国民”自居。所以秦王国的苛暴,秦国民可以忍受。这一点,想想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就不难理解。

但是天下一统后,物质和心理的补偿都没有了。没有了兼并战争,就没有了战利品;没有了国际社会,就无所谓大国民。这时再过苦日子,谁干呀?

原来六国的国民就更不干,他们以前过的可不是这种生活。六国虽然也变法,但多半“寓封建于郡县”,没那么集权,更没那么专制。尤其是楚,山重水复,地广人稀,人民是比较自由散漫的,哪里受得了秦那一套?

显然,秦制和秦政即便适用于秦(即便而已),也不适用于天下。因此,汉的高、惠、文、景四朝,便都放弃法家主张,推崇道家思想,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武帝更把秦制改为汉制。所有这些,都可谓事出有因。

不过这是后话。

当时,则只有六国人民对秦制和秦政的满腔仇恨。

对新制度不满,就会怀念旧制度,并选择性地遗忘其种种不是。对新君主不满,就会怀念旧君主,并同样选择性地遗忘其种种不是。比如楚怀王,哪有范增他们说的那么好?他其实也是一个混蛋。 〔23〕

很清楚,怀念楚,是因为痛恨秦;抬出楚怀王,是为了对抗秦始皇。这并不奇怪。正如马克思所说,每到革命的关键时刻,人们总会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穿着他们的衣服,喊着他们的口号,演出历史的新场面。 〔24〕

陈胜就是这样,他甚至借用过楚将项燕的旗号。只不过,此人刚刚成功就过河拆桥,把这件衣服扔了,自己给自己加冕。最后,却被别人摘下了王冠。

不,脑袋。

大泽乡起义六个月后,失去楚人支持的陈胜被章邯统领的政府军击败,陈县失守。陈胜本人则先是逃到汝阴(今安徽省阜阳市),然后逃到下城父(今安徽省涡阳县),最后被自己的驾驶员谋杀在那里。

这时,他还能想起那件“借来的衣服”吗?

想不想得起都无所谓了。因为项燕的后代已经登场,而且将演出更大的场面来。

这个人,就是项羽。

第三章

项羽争雄

兵起江东

项羽是跟着他叔叔项梁一起造反的。

这是秦二世元年的九月,也就是大泽乡起义的两个月后。当时,蕲县周边得到消息的民众,纷纷杀了秦帝国派来的郡守和县令,以响应陈胜,史称“江西皆反”。 〔1〕

这时,项梁和项羽却在江东。

江东和江西,是古代的两个概念。我们知道,万里长江经过鄱阳湖以后,有一段(主要在今安徽省境内)是斜行向北的。于是,从九江到镇江,就形成了一条偏南北方向的水路。以此为界,两岸分别称为江东和江西。江东即今苏南和皖南(后来苏南叫江南),江西即今苏北和皖北(后来苏北叫江北)。古代的江西跟现在的江西毫不相干,正如古代的江南其实是现在的湖南。

项梁和项羽所在的吴县,当然是江东。

吴县就是现在的苏州,春秋时期是吴国的国都,秦代则是会稽郡的郡治(相当于现在的省会)。听到江西皆反的消息后,郡守便请项梁来议事。

为什么要请项梁呢?

因为项梁是地方豪杰,社会名流。

项梁一族原本是很显贵的。他们家世代都是楚将,因功勋卓著而被封在项,故以项为氏。项,即今河南省项城市。两千多年后的风云人物袁世凯,便是项城人。

项梁的父亲项燕,更是楚国名将。公元前224年,秦将王翦破楚,俘虏了楚王。项燕便另立昌平君为王,组织流亡政府在淮南一带进行反秦斗争。第二年,流亡政府兵败,昌平君被杀,项燕也以身殉职。

所以,项燕在楚人心目中威望很高。陈胜起义要打他的旗号,原因就在这里。

项燕兵败殉职后,项氏家人也流落民间。项梁则因为杀了人,带着项羽避仇到了吴县,并很快成为当地最有声望的人。现在天下大乱,郡守当然要找他来商量。

这郡守的打算,是要造反。

会稽郡的郡守为什么要造反,不清楚。也许,他很清楚人民对帝国和帝国的官员有多么痛恨,不愿意落得其他郡守、县令那样的下场。也许,他清醒地意识到大秦王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势在必行,想趁机捞一把。也许,这两种想法他都有。总之,这郡守决定起兵,而且希望项梁和另一个人做自己的左右手。

看来,柳宗元说秦末天下大乱,有叛人而无叛吏,确实靠不住。至少,会稽郡这位就是。而且,如果他是最早背叛帝国的,那就还是“首叛”,尽管未遂。

未遂,是因为项梁不打算让他得逞。

项梁为什么不肯支持郡守?也不清楚。也许在项梁看来,与其你造反,不如我造反。你反叫叛国,我反叫起义。恰好郡守要找的另一个人,很可能是帝国的通缉犯,此刻正躲藏在深山老林或江湖沼泽之中。

于是项梁说,你说的那人在哪,只有我侄儿知道。

郡守便请项羽进来。

结果是,项羽进来后,项梁只看了项羽一眼,项羽就拔出剑来,一剑砍下了郡守的脑袋。

众人大惊失色,乱作一团。

项梁却笑了,因为他太知道自己的侄儿是什么人。

与陈胜不同,项羽原本是有条件接受良好教育的,项梁对项羽的培养也很用心。可惜项羽对任何学习都毫无兴趣。他先是学字,没几天就不干了。转为学剑,没几天也不干了。项羽说,学会了写字,不过可以记下别人的名字,有什么用?学会了剑术,也不过战胜一人而已,不值得学。要学,就学可以战胜千万人的。

项梁想想也有道理,就教他兵法。项羽这才大喜,但同样浅尝辄止。于是就连兵法,项羽也没学完。 〔2〕

然而项羽的天赋却极好。据说,他身长八尺余(一米八四以上),才气过人,力能扛鼎(单手就能把鼎举起来)。吴县的世家子弟和小混混,都不得不让他三分。

项羽力气大,胆子也大。公元前310年,秦始皇南巡到会稽山(在今浙江省绍兴市),项羽和项梁一起混在人群中围观。当时二十三岁的项羽看得兴起,竟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吓得项梁马上捂住他的嘴巴。

这样的愣头青,杀个郡守真是小菜一碟。

项梁则一把拎起郡守的人头,同时将郡守的印绶挂在身上。印,就是官印;绶,就是绶带。秦和汉的制度,是一官一印。不像后来,新官旧官都用同一颗印。但是项梁并非朝廷命官,没人给他铸印,只好先用旧郡守的。

有了这颗官印,项梁便自任会稽郡守,任命项羽为裨将(裨读如皮,裨将即副将)。这时,旧郡守的部下和侍从百十人,已被项羽一口气杀个精光;反抗暴秦,又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于是吴县上下,都拥护项梁。

项梁起义成功。

起义成功的项梁后来做了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那就是接受范增的建议,立楚怀王的孙子为楚王。这是他们起兵九个月后,即秦二世二年六月的事。这时,陈胜的死讯已经得到证实,陈胜部下另立的一个楚王也兵败身亡。项梁立楚怀王,就等于填补了空白,也接过了旗帜。

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力量。反秦的事业,从此更加波澜壮阔,声势浩大。

实际上在此之前,项梁的队伍就不断在壮大。原来分散在各地的起义部队和将领,也纷纷加入项梁的行列。其中有一些,便成了叱咤风云改写历史的人。

比如英布。

英布是六县人(六读如陆,在今安徽省六安市),本是平民。后来因为犯法受了黥刑,所以又叫黥布。英布率领的是一支土匪部队,但英勇善战。英布本人,则先被项羽封为九江王,后被刘邦封为淮南王,最后被刘邦所杀。

英布的加盟,十分重要。

但最重要的,还是刘邦。 〔3〕

刘邦来了

刘邦也是秦二世元年九月起义的。

如果说项羽是贵族也是混混,那么,刘邦是平民也是流氓。他的父母,据说分别叫太公和刘媪(读如袄),其实就是刘大叔、刘大妈,可见是无名之辈。

刘邦自己,则据说“小字季,即位易名邦”。也就是说,他当了皇帝之后,才正式有了名,叫“邦”。季,也不是字,是排行最小的意思。所以,刘季就是刘小。 〔4〕

刘小的出生,十分可疑。

正史的说法,是有一次刘大妈睡在湖边,梦中与神相遇做爱。当时电闪雷鸣,天昏地暗。刘大叔跑过去,只见一条蛟龙正在他太太身上。

结果,刘大妈有了身孕,生下刘小。 〔5〕

显然,这是装神弄鬼。

装神弄鬼是开国帝王们伪造历史的惯用手段,目的无非是要证明自己命系于天,君权天授,理当奉天承运。可惜话说过了头,就会露出马脚。也许,刘大叔当年确实看到了什么。但可以肯定,他看到的不是龙。

这就是刘邦,或刘小,或刘季。

事实上起义之前的刘邦,确实是叫刘季的。之后,则随着身份的变更,依次叫沛公、汉王、皇帝、高祖。但为了读者方便,本书一律称为刘邦。

少年时代的刘邦,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花钱倒很大方(喜施,意豁如也),以至于酒店的老板常常敲他竹杠,加倍收他的酒钱。

不过刘邦的命运,显然比陈胜好。成年后,他居然当上了泗水(在今江苏省沛县东)的亭长。秦制,十里为亭,十亭为乡。亭长,是比乡长还低的基层干部,而且不占国家编制,不是官,是吏,还是小吏。

问题是当小吏也不容易。前面说过,秦的制度,是县以上设流官,县以下用土著。但土著为吏,必须或者有产业,或者有德行。韩信就因为“家贫无行”,而“不得推择为吏”。刘邦又凭什么当亭长呢? 〔6〕

这是一个谜。

其实亭长也不是什么美差。管着巴掌大一块地方,受理家长里短的民事诉讼,权不大,事不小,好处不多,麻烦不少,一般体面人家的子弟不屑于做,老实巴交的庄户人家又做不了,最合适刘邦这样的痞儿和混混。 〔7〕

刘邦自己,似乎也当得不亦乐乎。他甚至发明了一种竹皮冠,装模作样地戴在头上。除此之外,刘邦倒是没有什么官架子,依然嬉皮笑脸,吃喝嫖赌,打情骂俏,在酒馆里打白条赊酒吃。就连本朝太史为他作传,也不得不承认此人的最大优点是“好酒及色”。

刘邦身上,实在编不出什么励志的故事来。

然而刘邦的天赋却很高,尤其是悟性极好。张良讲兵法,出主意,其他人都不得要领,只有刘邦一听就懂。于是张良认定刘邦是天才,一辈子为他出谋划策。 〔8〕

何况刘邦虽然没什么大本事,却也敢作敢当。他当亭长时,曾押送服劳役的犯人到骊山去,一路上开小差的人不少。于是刘邦干脆把这些人的绳子统统解开,说你们都走吧,我也一走了之,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岂非英雄气概?

当然是,至少也是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豁得出去。就算天塌下来,也敢拿命去赌。这样“二”的人,如果遇到乱世,那才真叫“生逢其时”。

二世元年的九月,便正是这样一个时候。

陈胜吴广起义的消息传到沛县后,沛县的县令就慌了手脚。因为其他郡县响应号召的民众,都把自己的郡守和县令杀了。于是沛县县令决定投靠陈胜。

这又是一个“叛吏”。而且,由于沛县起义比吴县可能还早几天,因此他才是“首叛”。看来,柳宗元所谓“有叛人而无叛吏”,也只能解释为“没有存心反叛的”。

可惜沛县的这个县令,也没做成叛徒。

没做成的原因,在萧何和曹参。萧何和曹参,都是大汉王朝的开国元勋,当时则是沛县的吏员。他俩对县令说,大人本是秦的官员,现在起兵反秦,恐怕难以服众。因此就算要反,也得多找些人来帮忙。

于是县令说,那就把刘季找来吧!

奉命去找刘邦的人叫樊哙。此人也是大汉功臣,当时却是狗屠。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放跑了囚犯的失职亭长刘邦藏在哪里,当然只有樊哙这样的人知道。

刘邦欣然前往,县令却出尔反尔。反悔的原因,当然是害怕刘邦进城以后,自己控制不了局面。因此他紧闭城门,坚守城池,还打算杀了萧何、曹参。

然而这时的沛县,已不是这个狐假虎威的县令可以做主的了。萧何和曹参逃出沛城与刘邦会合,刘邦则将一封帛书用箭射入城中,遍告父老乡亲。而且他号召沛人的口号,也是陈胜的那句话——

天下苦秦久矣!

于是沛人杀了县令,开门迎接刘邦。

沛县起义了。

剩下的问题,是谁当领袖,谁来牵头。刘邦谦让,其他人则不敢。萧何也好,曹参也罢,都是读书人。读书人,是没几个敢造反的。樊哙倒可能敢,可惜威望不够。推来推去,刘邦成了“众望所归”。

从此,刘邦被称为沛公。

这就跟项梁的情况极为相似。项梁起义后,便率兵从江东到了江西,与陈婴的部队联盟。陈婴原本是东阳县(今江苏省盱眙县)的书吏。东阳人民起义后,陈婴像后来辛亥时的黎元洪一样,被强迫革命,当了义军领袖。

陈婴与项梁联盟后,东阳人又要陈婴称王。当时,陈婴有兵两万人,项梁只有八千,当然该陈婴做老大。但是陈婴打死也不肯干。他母亲对他说,暴得大名,不是好事。不如跟在后面,事成可以封侯,兵败也不难逃亡。

于是以项梁为领袖。

也就在这时,英布加入了项梁的队伍。

之后,刘邦因势单力薄,也来加盟。此前,项梁已经收编了陈胜的旧部,占据了陈胜的故地,拥有了下邳(今江苏省邳州市)、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胡陵(今山东省鱼台县)、薛(今山东省滕州市)、襄城(今河南省襄城县)。刘邦的到来,正是如虎添翼。

有了英布又有刘邦,再加上有楚怀王为旗帜,项梁的事业风生水起,项梁的部队所向披靡。他取亢父(读如刚斧,今山东省济宁市),救东阿(今山东省阳谷县),屠城阳(今山东省菏泽市),侵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县),略雍丘(今河南省杞县),攻定陶(今山东省定陶县),数破秦军而斩李由(丞相李斯之子)。中原半部,尽入囊中。

大秦帝国的形势,却相当不好。到二世二年六月,原来的六国都已恢复。而且,除燕王韩广外,齐王田巿,赵王赵歇,魏王魏豹,韩王韩成,楚王芈心(芈读如米),都是王室旧族。秦始皇的革命成果,全部打了水漂,地盘也丧失殆尽。帝国岂非命悬一线,危在旦夕?

更可悲的,是他们自己也在加速灭亡。

秦二世找死

加速帝国死亡的是三个人:胡亥、赵高、李斯。

首先是李斯。

前面说过,胡亥那里,是只能报喜不能报忧的。但事情真闹大了,恐怕想瞒也都瞒不住,各地纷纷起义的消息终于传进了咸阳宫。但胡亥是照例不负责任的。他的办法是拉下脸来痛斥丞相无能,并让他拿出方案来。 〔9〕

这时,李斯开始犯浑。

李斯给出的对策,是加强君主的专制,加重人民的负担,加大责罚的力度,加剧刑法的苛严。他说,如果官员和民众都自顾不暇,哪有心思和能力造反?

这真是混账逻辑,一派胡言!

胡亥却龙颜大悦。

李斯为什么这样出主意?也许是要讨好皇帝,也许是他真没办法。但不管怎样,后果都很严重:抽税重的,被视为能员;杀人多的,被视为忠臣。路上的行人,有一半是受过刑的;咸阳的街市,有一半躺着死尸。天下原本就苦秦久矣,现在岂不更加咬牙切齿?李斯之所为,岂非助纣为虐,与天下人为敌?

助纣为虐的结果,是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秦二世二年六月,项梁立芈心为楚王。是年冬,胡亥下令将李斯入狱法办。公开的罪名是“剿匪不力”,内定的罪名是“通匪谋反”,办案人则是赵高。

赵高早就想陷害李斯了。

李斯和赵高原本不是一路人。仅仅因为当年秦始皇病死在沙丘(在今河北省广宗县),他们要废扶苏而立胡亥,这才勾结在一起,因此只是共犯,不是同党。

实际上李斯和赵高,连狼狈为奸都谈不上。就在反秦浪潮此起彼伏之时,他们也在窝里斗。只不过,赵高更加心狠手辣,胡亥也更加宠信赵高。

赵高很清楚胡亥的软肋在哪里。他对胡亥说,当年的沙丘之谋,丞相也是参与者。现在陛下当了皇帝,丞相却并没有封王封侯,他会没有想法吗?

胡亥心里一动。

赵高又说,丞相李斯是哪里人?楚人。反贼陈胜是哪里人?也是楚人。丞相的长子李由在三川当郡守,从来就不肯积极剿匪,这难道不说明什么问题吗?

胡亥心里又一动。

如此再三的结果,是李斯终于下狱。但李斯问心无愧,自认为真相可以大白。于是他给胡亥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名为认罪,实为辩诬,倒是很值得一读。

然而这些都没有用。赵高把李斯的“认罪书”往地上一扔,不屑一顾地说:一个囚犯,上什么书!

于是李斯只好去死。

李斯是以五刑论罪,腰斩于咸阳的。五刑,就是除了刺字涂墨、割掉鼻子、斩去脚趾之外,再加割掉舌头,因为李斯犯了“诽谤罪”。当然,腰斩之前还要痛打,腰斩之后也仍然要在刑场上当众剁成肉泥。

据说,李斯受刑前曾对他的二儿子说:如果我想跟你一起牵着黄狗,到东门之外追逐狡兔,还能够吗?

当然不能。

一代名相李斯,就这样被诬陷而死。他为大秦所做的所有贡献,也被帝国忘得一干二净。作为被害人,他当然死不瞑目。但他应该知道,按照他们法家思想缔造的帝国,是没有人性的,也是不讲道理的。那根本就是一架绞肉机。在这架绞肉机里,谁都没有安全感。想当年,那位天才的思想家韩非,不也被诬陷而死吗?诬陷韩非的人,不正是李斯吗?诬陷的手段,不是跟赵高一模一样吗?那么,李斯临死前,还会想起他那位老同学吗?

李斯死了,下一步就轮到胡亥。

胡亥是被赵高发动宫廷政变逼死的。这时,赵高已接替李斯做了丞相,刘邦的部队也已经攻下了武关(在今陕西省商南县),胡亥则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于是赵高的同伙冲进宫中,历数胡亥的种种罪状,逼他自尽。

胡亥说:还能见丞相一面吗?

政变者说:不能。

胡亥又说:给我一个郡,做王,可以吗?

政变者说:不行。

胡亥又说:做万户侯,可以吗?

政变者说:不行。

胡亥又说:做老百姓,可以吗?

政变者说:算了吧!我等是奉丞相之命,为天下来杀足下的。足下说得再多,又有什么用?

胡亥也只好自杀。

据说,胡亥临死之前,身边只剩下一个宦官。

胡亥问: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知道吗?

宦官说:知道。

胡亥说:怎么不早告诉我?

宦官回答:臣不敢。要是早说,还能活到今天吗?

胡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是啊,一个人,如果半句真话都听不到,岂能不失败?一个政权,如果弄得人人都不敢说话,岂能不垮台?

其实胡亥原本也没那么混蛋。当年赵高怂恿他矫诏篡位,他再三不肯。胡亥说:废兄立弟,是不义;不遵父命,是不孝;弄虚作假,是无能。就算得到了皇位,天下也不服,自身也难保,国家也危险啊!

这些都是明白话,怎么后来就鬼迷心窍了呢?

同样,“后李斯时代”的大秦,也原本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因为没有李斯,还有章邯。

不幸的是,章邯也不被赵高所容。

更不幸的是,章邯遇到了一个比他更加英勇善战的人。这个人就是项羽。而他们俩一决雌雄的地方,则是巨鹿(今河北省平乡县)。

巨鹿之战

巨鹿是章邯的滑铁卢。

章邯是在帝国处于紧要关头的时候,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之前,他的官职是少府,掌管着山林湖泊的赋税。当时,陈胜的一支部队突破函谷关,进军到戏(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眼看就要攻进咸阳。情急之中,秦二世只好启用章邯为将,让他带兵前往平叛。

这一回,胡亥总算聪明。

章邯确实是军事天才,刚一上阵就连连得手,杀陈胜于下城父,灭魏咎于临济,破项梁于定陶。当时在临济(今河南省封丘县),齐王田儋和楚将项它(读如驼)都应魏王魏咎之请来救援,共战章邯。结果怎么样呢?

田儋战死,魏咎自杀。 〔10〕

章邯,岂非也是一代名将?

然而要战胜项梁,却不容易。临济之战后,项梁率领楚军继续作战,先后破章邯军于东阿、濮阳、定陶。项羽则与刘邦并肩作战,破秦军于雍丘,还杀了李斯的儿子李由。这个时候,是没有理由认为章邯会胜的。 〔11〕

项梁自己,也这么认为。

事实上,在节节胜利之后,项梁已不把章邯放在眼里。每次提起章邯,都是一脸的不屑。他没想到,章邯并没有气馁。他更没有想到,秦二世会大批调兵增援。结果章邯反败为胜,大破楚军于定陶,项梁也战死在沙场。

章邯战胜楚军后,便乘胜前进渡过黄河,一鼓作气攻入赵境。这时,原来的赵王武臣已死,新赵王是赵歇。张耳和陈馀,则一为相,一为将。赵军被章邯击败后,赵歇、张耳、陈馀都逃进了巨鹿城,并向楚王频频求救。

唇亡齿寒,楚怀王不能坐视。

问题是,项梁已死,谁来将兵?

怀王选择了宋义。

宋义这个人,以前是做过楚国令尹(丞相)的。他早就劝告项梁不可轻敌,也料定项梁必定失败。他甚至在出使齐国的途中,对迎面相遇的齐使说:大人慢慢走。到得晚还能幸免,早早赶到定陶只怕就没命了。

这当然是先见之明,也可谓知兵。

于是,楚怀王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军,范增为末将军,率兵救赵。其他各部也都归宋义统领,号称“卿子冠军”,也就是“公子上将”的意思。

项羽却看不上这公子哥儿。

宋义也似乎让人看不起。他率领部队走到安阳(今山东省曹县,并非今河南省安阳市),便按兵不动,一停就是四十六天。他的想法,是要静观其变,让赵军和秦军先打了再说。秦军败了,就趁机打落水狗。如果赵军败了,秦军也会疲惫不堪,楚军仍可乘虚而入,捞他一把。

于是,宋义不理军事,天天设宴饮酒。

项羽忍无可忍。

在项羽看来,宋义的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以秦军之强大,赵军根本就不是对手,哪有什么胜利成果可以分享?秦军灭了赵国以后,也只会变得更加强大,又哪来的可乘之机?什么“我承其敝”,简直放屁!

何况赵国盼救援,望眼欲穿;怀王忧社稷,坐不安席。现在天寒地冻,大雨倾盆,战士们饥寒交迫,只能吃豆子和野菜。你宋义却觥筹交错,酒绿灯红,有心肝吗?

更糟糕的是,宋义还下了一道命令:但凡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不听指挥的,杀无赦。

这当然绝非项羽所能接受。

他的回应也很简单:一剑砍下了宋义的脑袋。

对此,无人表示异议。

楚怀王也只能硬着头皮,任命项羽为上将军。

担任了上将军的项羽,立即命令英布等人率兵两万火速救援巨鹿,然后亲率全军渡过黄河。过河的时候,项羽下令凿沉所有的渡船,砸碎煮饭的鼎锅,烧掉居住的房屋,只带三天的口粮,以示拼死一战的决心。

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成语:破釜沉舟。

破釜沉舟的楚军兼程北上,一到战场就与敌交手,破其防线,毁其壁垒,断其粮道,乱其阵脚。结果,秦将苏角被杀,王离被俘,涉闲自焚,巨鹿解围。

项羽一战成名。

是的。项羽真正成为历史人物,起点就在此战。当时,前来救援的各路诸侯,在巨鹿城外建起的壁垒不下十余座。秦楚两军作战时,他们都“从壁上观”。楚军在战场上杀声震天,锐不可当,诸侯军在壁垒上看得心惊肉跳,气都透不过来。等到战后他们来拜见项羽时,无不战战兢兢匍匐在地,只敢用膝盖着地跪行进入辕门。

于是,项羽当之无愧地成为诸侯联军的总司令。

这一年,他二十五岁。

现在轮到章邯纠结了。

章邯兵败的消息传到咸阳,胡亥龙颜大怒,谴责之令频频下达。章邯派人到咸阳解释,赵高却拒不接见。章邯的部下司马欣说:赵高是不会放过我们的。胜了,他嫉妒;败了,他治罪。何去何从,请将军三思。

陈馀也给章邯写信。陈馀说,秦最冷酷无情。想想看吧,白起和蒙恬,曾经立下多少汗马功劳?最后怎么样呢?死路一条。为什么?功劳太大,封无可封,只好强加罪名。现在,将军您可是“有功亦诛,无功亦诛”,为什么不弃暗投明?难道还看不出天要亡秦吗?

于是章邯投降。

军粮已尽的项羽,也决定与章邯握手言和。两人相约见面,互诉衷肠。说到赵高,章邯竟泣不成声。

项羽安抚了这位过去的对手。他立章邯为雍王,并让他留在军中效力。雍,在今陕西省凤翔县,春秋时期曾经做过秦国的国都。所以,雍王其实就是秦王。

章邯当然想不到,这很可能会是一张空头支票。因为项羽许给他的地盘,马上就要归刘邦了。

沛公入秦

刘邦是秦二世三年十月进入咸阳的。 〔12〕

这事说来话长。项梁兵败被杀后,楚怀王迁都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西进攻秦。同时与诸将约定,谁能够最先平定关中,谁就是那里的王。 〔13〕

怀王这话,口气太大。此刻,诸侯还很弱小,暴秦还很强大,章邯的气焰也还很嚣张,哪里谈得上“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就算能,也是期货或风投。

因此,响应号召的只有项羽和刘邦。而且,态度最积极的是项羽。他说,我去,我和沛公一起去!

怀王手下的老将却另有看法。

老将们说,项羽这人太彪悍也太残忍。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掠抢,杀人如麻。上次屠襄城,竟然一个活口都留不下。后来又屠城阳。秦的人民,已经被欺压得够苦的了,岂能再雪上加霜?不如派一位忠厚长者,扶义而西,以仁抗暴,说不定能仁定天下。

他们的看法并不错。后来项羽“屠烧咸阳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便是证明。

那么刘邦呢?

刘邦当然也不是什么忠厚长者。项羽屠城阳,他就是帮凶。但他的作风,确实跟项羽不同。刘邦入秦后,不但秋毫无犯,就连当地民众送来劳军的酒肉,也都统统璧还。刘邦说,敝军粮草充足,不敢破费大家。

这实在让人惊喜。更让秦人喜出望外的是,刘邦宣布废除秦帝国的所有严刑峻法。刘邦说,各位父老乡亲过去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现在与诸位约法三章:杀人偿命,伤害罪和盗窃罪判刑,仅此而已。请大家放心,我刘季是来安良除暴的,不是来恃强凌弱的。

不难想象,当时的民众,肯定是一片欢呼。

对于秦的官员,刘邦也没有进行报复。秦王子婴被妥善安顿,各衙门的吏员也照样办公,人民群众更是安居乐业,于是秦人“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那么,刘邦的成功,当真是“仁者无敌”吗?

也是也不是。至少,不完全是。

事实上,刘邦进入咸阳宫时,原本是不想走的。那么多的奇珍异宝,那么多的美食佳肴,那么多的漂亮姑娘,哪一个不是他刘邦朝思暮想,垂涎欲滴的?想当年,他到咸阳服役看见秦始皇,就曾说过“大丈夫当如此也”。现在可以“如此”了,岂有不尽情享受之理?

据《秦都咸阳考古报告》。

因此,樊哙劝他出宫,他根本听不进去。

最后还是张良说服了他。张良说,秦亡,就因为贪暴无道。秦王骄奢淫逸,您才得以入秦。因此,我军胜利之后,必须反其道而行。秦暴则我仁,秦贪则我俭,万万不可死于安乐,请沛公听从樊哙的建议。 〔14〕

刘邦也想明白了。这会儿天下未定,政权不稳,还不是享受的时候。于是退出秦宫,还军霸上(即今西安市长安区白鹿原,因地处霸水西部高原而得名)。而且,他干脆大方潇洒到底,连劳军的酒肉也不要了。

这其实正是刘邦的优点。

是啊,刘邦这人,既没有高尚品德,又没有一技之长,凭什么最后成功,富有天下?因为他识好歹。而且,一旦他接受意见,甚至会做得比你想要的还到位。

正是靠着这一点,他步步走向胜利。

也正是靠着这一点,他网罗了众多人才。

比如郦食其(读如丽异基)。

跟蒯通一样,郦食其也是纵横家。纵横家都是要靠三寸不烂之舌,为枭雄们出谋划策,翻云覆雨的。但郦食其看不上项羽,却喜欢刘邦。所以刘邦路过他家乡高阳(今河南省杞县高阳乡),他就去求见。

刘邦问看门的:来的是个什么人?

看门的说:看起来像是读书人。

刘邦说:不见!老子忙着打江山,见什么读书人!

看门的如实回报。

郦食其两眼圆瞪,一手按剑说:滚回去重新禀报!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什么读书人!

看门的吓得名片都掉在地上,连滚带爬回去禀告。

刘邦便请郦食其进来。

郦食其进去时,刘邦正大大咧咧坐在那里,让两个女孩子给他洗脚。郦食其也不下拜,而是拱拱手说:足下千里迢迢,是专程来助大秦一臂之力的吧?

刘邦勃然大怒,破口大骂说:放屁!天下同心,苦秦久矣,这才有诸侯联盟,谁他妈的帮助暴秦!

郦食其说,要灭秦,就不该以这种态度见老先生。

刘邦是实用主义者,变脸比变天还快。他马上起身穿好衣服,请郦食其上坐,再三道歉,然后问策。

郦食其的主意,是拿下陈留。

陈留,即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县,春秋时期原本是郑国的留邑,因为被陈国兼并,所以叫陈留。陈留是交通要道,又是天下粮仓。刘邦在郦食其的帮助下占领陈留之后,果然获得大量粮草和武器,变得兵强马壮起来。 〔15〕

在陈留招兵买马养精蓄锐后,刘邦西进到洛阳。这时张良陪同韩王韩成也来到刘邦军中。韩成留守阳翟(今河南省禹县),张良则跟随刘邦一起南下,攻克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然后向西北挺进,攻破武关(在今陕西省丹凤县),兵临峣关(在今陕西省蓝田县)。

这就到了关键时刻。

刘邦的打算,是用两万人进攻峣关,张良却反对。张良说,现在秦军仍很强大,不可轻敌。峣关的守将是屠夫的儿子,而市侩总是要算计的。因此,不如多设疑兵虚张声势,然后让郦食其带着贵重礼物去讲价钱。

郦食其也果然买通了峣关的守将,那守将甚至还愿意与刘邦合兵攻秦。张良却不敢大意。在张良的建议下,刘邦乘其不备一举大破秦军,攻下峣关。

峣关是秦都最后的门户。峣关失守,刘邦就顺利北上,从蓝田直逼咸阳,同时下令沿途不得掠抢。这时,秦军已经完全没有了斗志。子婴除了投降,别无选择。

这就是团队的功劳。

刘邦的团队好,运气也好。他的入秦,可以说是捡了大便宜。因为巨鹿之战时,秦朝廷“悉起兵益章邯”。帝国的主力部队都在巨鹿,反秦战争的主战场也在巨鹿。没有项羽在巨鹿的奋战,大秦实际上是不可能灭亡的。现在,胜利果实怎么就成了刘邦的?

这口气,项羽无论如何也咽不下。他甚至还因此跟怀王结下梁子。后来他谋杀楚怀王,也因为有此积怨。是啊,如果当初怀王派自己攻秦,哪有刘邦什么戏?

但,此刻他首先要对付的,还是刘邦。

正好刘邦也犯了错误。他听从一个小人的主张,派兵把住函谷关,以为这样一来关中就是自己的了。他根本没想到,英布轻而易举就破了关。项军蜂拥而入,驻军鸿门,与刘邦的驻地霸上不过四十里。当时,刘邦军号称二十万,其实只有十万;项羽军四十万,号称百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局势,傻子都能明白。

刘邦只好去赴鸿门宴。

鸿门宴

现在看来,鸿门宴的故事更像一个传奇。 〔16〕

鸿门在今天陕西省临潼县的境内,北临渭河,南依骊山,原本是一个小村落。如果不是因为两千多年前的那个饭局,这村子恐怕鲜为人知。

其实,项羽原本也没打算请客吃饭。他已经下达命令,要在第二天一早就把刘邦灭了。这是他的真实想法,只不过不该让某个人得到消息。

这个人就是项伯。

项伯是项羽的叔叔,也是张良的朋友。当年,项伯犯了杀人罪,是张良救了他。于是,项伯连夜跑到刘邦军营通风报信,以免第二天张良与刘邦同归于尽。

是的,他没打算救刘邦,只想救张良。

张良却不肯独善其身。

这一点,项伯倒也能理解。张良如果不仗义,当年就不会救项伯。项伯既然赞许和感激张良的义气,也就不能不同意张良去打声招呼。不辞而别,总不够意思吧?

结果,是张良把情况全部告诉了刘邦。

刘邦大惊失色。

张良问:沛公当真打算背叛项羽吗? 〔17〕

这句话问得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着张良的态度,也决定着刘邦的生死。麻烦在于,刘邦如果认账,就等于坐实了罪名;撒谎,则无法取得张良的信任。

刘邦,该怎么回答?

考验刘邦的时候到了。

幸好刘邦的情商和智商都极高。他很明白,这时最重要的是实话实说。自己诚心诚意,人家才一心一意;自己和盘托出,人家才全力以赴。但,又不能没有退路。

于是刘邦如实回答:确实有个小王八蛋给我出了馊主意,说只要把诸侯挡在关外,我就能在秦称王。

张良松了一口气。

因为误听谗言,顶多算是糊涂虫,总比自作主张处心积虑要谋反的好。这就还有回旋余地。

最重要的,这是实情。

于是张良又问:老实说,沛公打得过项羽吗?

刘邦沉默了大半天,然后说:固不能也!

这里的“默然良久”,意味深长。刘邦无力对抗项羽,是明摆着的,为什么要沉默很久呢?盘算?评估?要面子?表示认真?但,默然良久,是真实的。

接着刘邦问:为之奈何?

张良说:也只能请项伯帮忙了。

这时,刘邦再次表现出他的情商和智商之高。他问张良:君与项伯,谁的年纪大?

张良说:项伯年长。

刘邦立即表态:那我就把项伯看作兄长。

显然,这话是说给张良听的,因为刘邦并没有比较自己和项伯的年纪。意思也很清楚,我刘邦和你张良,铁定是兄弟。你张良的哥,就是我刘邦的哥。至于我和项伯谁的年纪大,根本就不重要。

当然,以刘邦的沛公身份,尊项伯为兄,也给足了项伯面子。刘邦不愧危机公关的高手。

项伯也很快被刘邦搞掂。

刘邦说,臣入关中,秋毫不犯。查清吏民户籍,封藏库府财物,就是等待项将军来接收呀!至于派兵把守函谷关,那是防贼,哪里敢背叛项将军呢?

这些话,刘邦说得大言不惭。

没错,一文不取,退出咸阳,还军霸上,都是事实。但真实的原因,只有他和张良心知肚明,而张良是不会点破的。此刻的刘邦,确实应该感谢张良和樊哙。

项伯也全盘接受了刘邦这一套花言巧语。他只是告诫刘邦:明天一定要早早来向项羽谢罪。

刘邦起身致敬说:诺!

第二天刘邦与项羽的见面,气氛非常融洽。刘邦的态度自然是诚恳而谦恭,同时又一副老朋友口气。项羽则已被项伯解除了思想武装,十分宽宏大量。他甚至还无意中透露了一个信息:刘邦军中,有人告密。

刘邦记住了这个名字,决定回去跟那家伙算账。

项羽却很释然,也很放松。

实际上,项羽下令“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就因为有人密报刘邦意欲在秦称王,这才惹得项羽怒火中烧。也就是说,项羽的决定是“激情杀人”,不是“预谋杀人”。现在,项羽既然没了脾气,哪里还有杀意?

于是,项羽请刘邦吃饭。

至此,事情原本已毫无悬念。刘邦和项羽,也大可觥筹交错,谈笑风生。谁都没想到,这餐饭并不好吃。

不好吃的原因,在范增。

出土于山东沂南北寨村汉墓,原高118厘米,宽76厘米。上图为项庄舞剑,项伯亦拔剑起舞。下图为范增一手举剑,一手执壶,击破玉斗。对面恭立者为张良。图注据张道一《画像石鉴赏》。

范增是极力主张杀刘邦的。范增早就对项羽说,刘邦其人,原本流氓地痞。他在老家的时候,酒色财气,无所不贪。这次进入咸阳,居然秋毫无犯,这可是想要更大的东西呀!这样能够克制自己的人,岂能不防?

可惜,这是范增的看法,不是项羽的。

因此,范增在席间频频使眼色,项羽视而不见。范增又频频举玉玦(读如决),项羽也视而不见。玦,暗示决断。三举玉玦而不应,那就是没有决断了。

范增只好自己动手。他出门找来项羽的弟弟项庄,要他进去舞剑,伺机谋杀刘邦。可惜范增的用心却被项伯看破,便也拔剑起舞掩护刘邦,项庄无法得手。

张良却坐不住了,他出门去找樊哙。

樊哙问:事情怎么样了?

张良说:不好。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樊哙说:这可是生死关头,臣愿与沛公同生共死。

于是樊哙强行闯关,进入帐内,与项羽怒目相向,头发向上直立,眼眶几乎爆裂。

项羽按剑而起问:来者何人?

张良说:是沛公的驾驶员和警卫员。

项羽说:壮士!赐酒。

樊哙拜谢,接过酒一饮而尽。

项羽又说:给他一条猪腿。

手下人就给了樊哙一条生猪腿。樊哙一屁股坐在地上,拔出剑来在盾牌上切猪腿,边切边吃。在场的人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只有项羽大为欣赏。

项羽说:真他妈的壮士!还能喝一杯吗?

樊哙说:臣死都不怕,酒算什么!

接下来,樊哙长篇大论,慷慨陈词,痛斥项羽。樊哙说,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唯恐不多,刑律唯恐不酷,这才众叛亲离。现在,沛公奉命入秦,封关以待将军。劳苦功高如此,未有寸土之封,反有性命之忧,天理何在?将军听信谗言而欲诛有功之人,又岂非亡秦之续?

项羽无言以对。

接下来的故事很简单。刘邦借口上厕所溜之大吉,留下张良继续公关。临走时,刘邦还为是否告辞而犹豫。樊哙却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现在人家是菜刀和案板,我们是鱼肉,告什么辞!

刘邦很以为然,一路小跑回到军营。

鸿门宴就此落幕。

败亡倒计时

鸿门宴的故事留下了许多谜团。其中最让人不解的,恐怕还是项羽为什么不杀刘邦。

是啊,为什么呢?

原因很多。

但樊哙的闯入,应该算一个。事实上,此前对于杀不杀刘邦,项羽还在两可之间。范增频频示意,他装没看见。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并不阻止。项伯舞剑,掩护沛公,他也不叫停。刘邦的命,他交给了天。

然而樊哙却让他大起喜爱之心。因此,对于樊哙的痛斥,项羽不但没有发怒,反倒决定不杀刘邦。显然,项羽此时已忘了天下之争,也忘了自己的面子,他心中只是充满了对一条硬汉的崇敬和赞赏。

这是英雄对英雄的惺惺相惜。

的确,是英雄,就该敬惜,哪有谋杀的道理?就算要杀,也得在战场上堂堂正正地拼杀,又哪有在自己军营里酒席上,鬼鬼祟祟杀人的道理?那也太掉价了。

显然,这也是一种孩子气。

项羽确实孩子气。包括他的杀人,也是。他一辈子杀人如麻,但往往是一时兴起,很少出于政治需要有计划有预谋地杀,跟范增的老谋深算完全两样。结果,是该杀的没杀,不该杀的乱杀,比如屠城。

实际上孩子的天真,就是不懂事。因此,孩子往往残忍。他们会满不在乎地弄死一只蝴蝶,因为他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但如果你明确告诉他这是犯罪,再要他去做,他就下不了手。所以,项羽能屠城,不能杀刘邦。

甚至就连当年分配任务时,项羽提出“愿与沛公入关”,也是孩子气。他的目的,是要为项梁报仇,并非怕刘邦抢了先。所以,诸侯联席会议不同意,他也就不再坚持。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刘邦那笨蛋也能打败秦军。

但是,当他听说刘邦先入关中,“珍宝尽有之”时,便恼羞成怒,暴跳如雷,恨不得马上杀了刘邦。这跟一个孩子被抢走了玩具要号啕大哭,没什么两样。所以,刘邦把玩具还给他,他就笑了,还要请刘邦吃饭。

孩子,就这么好哄。 〔18〕

难怪范增要说“竖子不足与谋”了。

范增说的臭小子是谁?项羽?项庄?可能都是,也可能明指项庄暗指项羽。不过就算明指项羽,他也不会在乎。因为他的心,已经飞回了彭城。

在屠杀了咸阳人民,烧毁了咸阳宫室以后,项羽决定带着抢劫来的财宝和女人回彭城去。有人劝他说,关中沃野千里,易守难攻,是周、秦两代的发祥之地。建都于此,可以称霸天下,何必还要回到彭城去?

项羽却说,富贵了而不回故乡,那就好比穿着漂亮衣服在黑夜里走,谁看得见?

这就不仅是孩子气,简直堪称“孺子不可教也”!于是有人评论曰:大家都说楚人是大马猴戴高帽子,果然!项羽听说后也不含糊,直接把那人扔进了油锅。

谢谢项羽!他现在已经为我们留下了四个成语:破釜沉舟,作壁上观,衣锦还乡,沐猴而冠。

不过项羽回家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这件事,就是分封诸侯。这事非做不可,因为此刻的情况跟秦初不同。秦是灭六国而得天下,当然可以不再分封。现在却是六国灭秦,岂能由谁独吞?

但,怎么封,谁来封,是个问题。

楚怀王的意见,是照以前的约定办。

项羽当然不能同意。如约,就意味着刘邦成为天下之王,这哪是项羽想要的结果?

于是他决定分三步走。

第一步,宣布立怀王为皇帝。这时已是帝国时代,立皇帝并无问题。但,秦始皇叫“秦帝”,楚怀王就该叫“楚帝”,然而项羽却叫他“义帝”。义,有假借的意思,比如义父、义子、义齿、义肢。

所以,义帝就是“假皇帝”。

既然是假皇帝,就管不了真问题。项羽便对将领们说:怀王是我家项梁立的,一点战功都没有。立他为义帝,已经很够意思。灭秦定天下,都是诸位和兄弟我的功劳。所以,应该我们自己分封。

将领们都说:很好!

项羽便分封了十八个诸侯王。这是他的第二步。第三步,是自称“西楚霸王”,都彭城。这样一来,似乎就回到了春秋时代,天子、霸主、诸侯,共享太平。

可惜项羽的这个政治模式,实在不伦不类,分配的结果也不公平。项羽倒不自私。他自己的地盘并不大,楚军集团的将领也只有四人封王。然而他分封的方式和原则却没有章法,既有孩子气,又有防范心。

比如刘邦,是第一个入秦的。即便不能如约让他王天下,至少也该让他王关中。然而怎么样呢?刘邦被封为汉王,拥有巴(约今重庆市)、蜀(约今四川省)、汉中(今陕西省秦岭以南即湖北省西北部)三郡,都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因春秋时期郑国人南逃到此而得名)。

其实就连汉中这地方,也是刘邦通过张良向项伯行贿,走后门才得到的。项羽封给他的,原本只有巴和蜀。当时,巴郡和蜀郡北阻山险,东扼三峡,穷乡僻壤,历来被当作流放罪人之地,岂能用来酬劳大功臣呢? 〔19〕

这也未免太霸道了吧!

不过刘邦很清楚,现在不是讲道理的时候,项羽也不是讲道理的人。他只能忍气吞声,先去汉中再说。 〔20〕

汉元年四月,也就是秦帝国灭亡半年后,各路诸侯怀着不同的心情走向自己的封国,项羽也动身回彭城。这时的项羽,心中一定充满衣锦还乡的得意和喜悦,完全不会想到自己的败亡,其实已经进入倒计时。

第四章

刘邦称帝

韩信拜将

项羽分封诸侯一个月后,天下就乱了。

乱,并不奇怪,不乱才怪。因为项羽在进行权力和利益再分配时,只凭一己之好恶,卖弄权威。他把原来的燕王韩广贬到辽东,把原来的赵王赵歇打发到代国,赵国的国号也被取消,国土则一分为二,岂非胡闹?

更不像话的,是对待韩成。

韩成原本就是韩王。但因跟过刘邦,项羽便不让他到封地去,而是裹挟到彭城降为侯爵,然后谋杀,另立郑昌为韩王,终于把张良逼入汉营,跟他作对到底。 〔1〕

还有齐国。

齐国也原本是有王的。项羽却把齐国一分为三,其中两块封给帮过自己的人,原来的齐王则贬为胶东王。至于齐相田荣,寸土不封。因为当年项梁跟章邯作战时,田荣不肯出兵,项羽要报复他。

结果田荣大怒。

汉元年四月,各路诸侯离开咸阳奔赴封地,五月田荣就反了。六月,田荣自立为齐王。七月,田荣把项羽分裂的三齐重新统一。此前,他还收编了彭越的土匪队伍,让他们去攻击项羽,把楚军打得一败涂地。 〔2〕

与此同时,陈馀也反了。

陈馀当然要反。因为他与张耳“一体有功”,然而张耳封王,张耳的部下也封了王,陈馀却只封侯,赵歇也被贬为代王,这口气怎么咽得下?于是陈馀向田荣借兵,把项羽册封的张耳赶跑,把赵歇迎回来重做赵王。 〔3〕

东边的齐,归了田荣;北边的赵,归了陈馀;西边的秦,则归了刘邦。八月,也就是田荣称王两个月后,刘邦兵出故道,拿下陈仓(故道和陈仓均在今陕西省宝鸡市境内),全面出击。结果,雍王章邯战败,另外两个王投降。三秦大地“城头变幻大王旗”,都归了汉。

哈,项羽不是不肯把关中封给刘邦吗?

那好,他自己拿。

这是项羽没想到的。没想到,是因为张良放了烟雾弹。当时张良跟随韩成去彭城,与刘邦话别。张良便建议刘邦去汉中时,烧掉沿途的栈道,表示自己安心于汉并无反意。项羽哪里想得到,那只是做姿态呢? 〔4〕

他更想不到,帮刘邦夺取天下的,会是韩信。 〔5〕

韩信是项羽的老部下,项梁时代就参加了楚军,却只是一个站岗放哨的侍卫,正所谓“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他也曾多次建言献策,但项羽根本就不予理睬。

因此,当刘邦去汉中时,他就投奔了刘邦。

然而韩信在刘邦那里也不得志,只做了连敖,相当于现在的公关经理。如果不是因为触犯军法,依律当斩,他也许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

韩信犯了什么罪?不清楚。我们只知道,当时同案犯十三人,全部已被处决。轮到韩信时,他抬起头来,正好一眼看见了刘邦的亲信滕公夏侯婴。

于是韩信便大声喊道:王上不是要成就天下大业吗,为什么要杀壮士?

结果,滕公“奇其言,壮其貌”,不但释而不斩,还把他介绍给刘邦。刘邦仍然没把韩信当回事,但韩信总算官升一级,成为管粮饷的治粟都尉。好嘛,先是接待员,后是军需官,韩信依然郁郁寡欢。

幸运的是,他从此有机会认识了萧何。

萧何才是韩信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韩信与萧何,似乎有一种奇缘(他俩姓名拼音的第一个字母,韩信是HX,萧何是XH)。后来把韩信骗进长乐宫杀害的是萧何,此刻把韩信推荐给刘邦的也是萧何,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现在,是成。

事实上,当时韩信是准备离开刘邦的,因为他的志向绝不是一个小小的军需官。韩信打算上哪?不清楚。总之,他不辞而别。萧何闻讯,大吃一惊。他甚至来不及跟刘邦打声招呼,心急火燎地拔腿就追。

刘邦却以为萧何逃跑了。

实际上自从刘邦一行离开咸阳前往南郑,军心就不稳定。刘邦的部下多半是南方人。项羽都知道衣锦还乡,他们难道不想?因此,开小差的接连不断。现在,连丞相萧何也跑了,刘邦岂能不气急败坏,手脚冰凉?

所以萧何回来后,刘邦又喜又怒,破口大骂。

刘邦说:萧何,你他妈的为什么逃跑?

萧何说:臣不敢逃,臣去追人。

刘邦问:追谁?

萧何答:韩信。

刘邦又骂:扯淡!那么多将领逃亡,没见你追,追什么韩信?你骗谁?

萧何说:韩信跟他们不一样。

刘邦问:有什么不一样?

萧何说:众将寻常人等,韩信国士无双。王上如果只想在汉中了此一生,那就没韩信什么事。如果还想有所作为,那就非重用韩信不可。就看王上怎么想了。

刘邦说:寡人何尝不想东进,谁肯一辈子待在这里。

萧何说:既然如此,那就必须重用韩信。能重用,韩信就留。不能,他迟早还会走。

刘邦挥挥手说:看你面子,就让他当将军好了。

萧何说:当将军他也会走。

刘邦又说:那就当大将军好了,你叫他进来吧!

萧何说:你这个人,向来就简慢无礼。如今要拜大将军,怎么就像使唤小孩子?怪不得韩信要走了。

刘邦这才择吉斋戒,设坛具礼,正式拜将。

拜将以后的韩信,与刘邦有过一次长谈,全面评论了刘邦与项羽的长短,更加坚定了刘邦的信心。韩信还说,现在是争权天下的最好时机。因为将士们思乡心切,恨不能插翅高飞。这种心理完全可以利用。等到天下一统,人心思定,就没法用兵了。 〔6〕

刘邦听了欣喜若狂,连连表示相见恨晚。他采纳了韩信的建议,出故道,下陈仓,首先打击民愤最大的雍王章邯,一举平定三秦,势力扩展到咸阳。

刘邦成功地走出了困境。

这就是韩信的功劳,更是萧何的功劳。

所以,后来刘邦论功行赏,萧何便排名第一。众人不服,说我等披坚执锐,出生入死,攻城略地,才打下江山。萧何并无汗马之功,凭什么第一?

刘邦笑呵呵地问:诸位知道打猎吗?

众人都说:知道。

刘邦又问:知道猎狗吗?

众人又说:知道。

刘邦说,抓住野兔,当然是猎狗的功劳。但猎狗去抓野兔,却是猎人的指挥。所以,你们这些人,只能算是“功狗”。萧何,那才是“功人”。 〔7〕

不过此刻的萧何倒更像“猎头公司”,他为刘邦找到了最好的CEO。但,这是需要业绩来证明的。没有战功,刘邦不信,众人不服。韩信必须漂漂亮亮地打一仗。

韩信当然做得到,而且机会很快就来了。

天下乱作一团

得到韩信后,刘邦一路凯歌。

请看时间表——

汉元年八月,雍王章邯败,塞王司马欣降,翟王董翳(读如义)降。

二年十月,河南王申阳降,韩王郑昌降。

三月,魏王魏豹降,殷王司马卬被俘。

我们知道,秦始皇的一项所谓改革,就是把十月份作为每年的岁首。传统史学家的纪年,则是把秦亡以后算作汉的元年。因此,汉元年,是从十月到第二年九月。

也就是说,子婴投降,项羽分封,诸侯就国,刘邦出汉中,都在汉元年。但按照公历,则跨了年份,分别在公元前的207年和206年。

这很重要吗?

重要,因为它能说明形势变化之快。

实际上,从子婴投降到项羽分封,是三个月;从项羽分封到诸侯就国,也是三个月;从诸侯就国到刘邦出汉中,四个月。之后的半年,项羽所封之王就有一个战败,六个或者投降,或者被俘,可谓神速。

项羽这边,则麻烦多多。他封的常山王张耳被陈馀驱逐,辽东王韩广被燕王杀害,齐王田都、胶东王田市、济北王田安则统统被田荣干掉,田荣还让彭越在梁国(今河南省开封市)一带进行骚扰,天下乱作一团。 〔8〕

作为霸王,项羽不能不出来收拾局面。

但,是先对付刘邦,还是田荣?

项羽很犹豫。

这时,张良又发挥作用了。他故意误导项羽说,汉王只不过想按当年的约定,当关中王。侥幸得了关中,哪里还敢再东进?齐国和赵国,却要联合灭楚。

于是项羽一心伐齐。 〔9〕

项羽的伐齐照例暴戾凶残。他烧城郭,坑降卒,伤人民,连妇女儿童都不放过。这当然不得人心。所以,田荣虽然兵败被杀,他弟弟田横却另立田荣之子田广为王,继续进行斗争。项羽陷在齐国战场,几乎动弹不得。

与此同时,项羽又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项羽对义帝(即原来的楚怀王芈心),是怀有深深憎恶的。因此,项羽把他撵出彭城,迁到郴县(今湖南省郴州市),仍不解恨,竟秘密下令让英布等人将其谋杀。

这事做得既野蛮又愚蠢。没错,楚怀王是没有什么功劳,却也没有什么过错。一个毫无能力的孤儿,已经被弄得可怜兮兮的了,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呢?

何况义帝毕竟曾经是反秦斗争的旗帜,项羽本人也曾高高举起。现在,难道因为这面旗帜不再有用,就弃如敝屣吗?如此卸磨杀驴,天下人不寒心吗?我们都见过没脑子没心肝的,但没见过这么没脑子没心肝的。

刘邦的机会来了。

汉二年三月,刘邦兵至洛阳,公开为义帝发丧。他发表宣言说,义帝乃天下共立,杀义帝即与天下为敌。因此凡我同志,均应精诚团结,共诛楚之杀义帝者!

是的,杀义帝者,这就是项羽的新头衔。

项羽被刘邦死死地摁在了被告席,大旗则被刘邦高高地举在了头顶上。在此大旗之下,刘邦竟集结了各路诸侯军五十六万众,一口气打进了项羽的老窝彭城。胜利了的联军将领弹冠相庆,天天搂着美女开酒会。

西楚霸王,眼看就要兵败如山倒。

然而项羽毕竟是项羽。他得到消息后,留下大部队继续作战,自己则亲率三万精兵迅速赶回了彭城。

结果怎么样呢?

刘邦兵败如山倒。

这一仗打得十分惨烈。汉军将士尸横遍野,把河水都堵塞得无法流动。如果不是后来突然刮起大风,飞沙走石扑向楚军,刘邦可能连命都没了。

事实上当时刘邦非常狼狈。他逃出战场的时候,身边只有数十骑。可见所谓五十六万众,早已溃不成军。他想路过沛县接走家人,也不能如愿,只在途中遇到一儿一女,这就是后来的汉惠帝和鲁元公主。

但就连这两个孩子,也差一点没能保住性命。由于当时楚军追得急,刘邦怕跑不掉,竟几次三番把孩子推下车去,又被他的驾驶员夏侯婴救上车来。夏侯婴说,就算事情再紧急,又怎么能丢下孩子呢?

刘邦这才住手。

这就是那位为义帝之死拍案而起,一身正气讨贼伐逆的刘邦。他那伸张正义的宣言,是何等的掷地有声,催人泪下!那时的凛然大义,现在又到哪里去了呢?

也许,原本就没有。

刘邦没有的,其他人也不会有。八个月前投降了刘邦的塞王司马欣和翟王董翳,这会儿又立马向项羽投降。被硬拉进联军的魏王魏豹见刘邦战败,也开小差溜回魏国叛汉降楚。可见刘邦的诸侯联军原本乌合之众,否则以五十六万人之多,怎么就敌不过项羽的三万精兵?

为义帝报仇雪恨,当然也是靠不住的。

死里逃生的刘邦退守荥阳(在今郑州市古荥镇),靠着萧何的增援才站稳脚跟。但他的父亲太公和正妻吕后,却被项羽俘虏扣为人质,两年多以后才放回。 〔10〕

这是汉二年四月的事。

此后,刘邦和项羽便胶着在中原地区,相持不下。刘邦的幸运在于他有了两个帮手,这就是彭越和英布。英布原本是项羽封的九江王,却被刘邦策反。彭越则是刘邦任命的魏相国。魏王魏豹反汉,彭越却不叛变,反倒在项羽的地盘打游击战,并为刘邦供应粮草。后来刘邦灭项,功劳最大的除了韩信,就是彭越和英布。

不过,刘邦有帮手,也有后顾之忧。

如果说项羽的麻烦在东方的齐国,那么,刘邦的麻烦就在北方的魏国和赵国。赵国出麻烦,不仅因为刘邦兵败,还因为赵相陈馀恨刘邦不杀张耳。陈馀和张耳原本是亲密战友,但反目为仇以后,却比敌人还敌人。刘邦既然收留了张耳,陈馀就决心与刘邦作对。 〔11〕

这两个麻烦,必须解决。

更何况,刘邦在荥阳前线,也需要补充兵员。这就要从赵、魏征兵。于是,刘邦在八月任命韩信为左丞相,率兵攻魏,俘虏了魏王魏豹。九月,韩信又与张耳联手,攻下了代国。下一步,就该解决赵国问题了。

井陉之战,由此而起。

一战成名

井陉是韩信的巨鹿。

陉(读如形),就是山脉中断的地方。井陉即井陉口,也叫井陉关,为太行八陉之一,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正是在井陉,韩信大败赵相陈馀,打出了威风,打出了智慧,打出了神勇,让所有的将领都口服心服。

但,这一仗并不好打。

不好打不在陈馀,在李左车。

跟韩信一样,李左车也是天才的军事家。他很清楚韩信和张耳来者不善,便提醒统帅陈馀不可轻敌。

李左车说,汉将韩信渡西河,掳魏王,擒代相,喋血千里,转而攻赵,这叫乘胜前进深入敌后,其势锐不可当。因此,只可智取,不可强争。

那么,智取有可能吗?

有,因为韩信有软肋。

韩信的软肋在粮草。井陉,在今河北省井陉县,当时属恒山郡,离现在的石家庄市不远。汉都栎阳(栎读如月),在今西安市。主战场荥阳,在今郑州市。看看地图就知道,从栎阳运粮到井陉有多难,何况还要先满足荥阳。

这就是远离大本营作战的问题了。李左车说,千里运粮,士有饥色;就地取材,师不宿饱。吃不饱饭的军队能打仗吗?不能。粮草是韩信的大问题。

韩信当然不会想不到这一点,他肯定准备了粮草。问题是就算有粮,也得能运进来。井陉口的地形,却是“车不得方轨(不能并排),骑不得成列”。先头部队只要走上几百里,粮草就一定落在后面。

因此李左车建议:由他自己率三万人马,出奇兵劫韩信粮草,断其后路。陈馀在井陉坚壁清野,坚守岗位。这样一来,韩信和张耳进不能战,退不能回,漫山遍野找不到东西吃。不出十天,他俩就只能献出人头。

然而陈馀却不听。

陈馀说,义兵不用诈谋!何况韩信兵号称数万,其实不过数千。千里来袭,早就疲惫不堪。遇到这样的敌人都不敢正面作战,岂不被人小看?以后还怎么办?

李左车无可奈何。

其实李左车的计谋,正是韩信担心的。听探子报陈馀不用李左车,韩信喜出望外。他立即下令:大家伙儿先简单吃些点心垫垫,今儿个击破赵军再大会餐!

这话当然鬼都不信。

于是众将领都应付说:诺!

韩信又下令,一万人渡过河水,背水列阵。

这就更像胡闹了。历史上,没人这么打仗的。因此就连赵军将士远远看见,也笑成一团。

韩信却竖起将旗,擂鼓进军。这时的赵军,哪把韩信放在眼里?也打开营门接战。韩信和张耳且战且走,边打边退,一直退到河边,军旗和军鼓也丢了一路。

在赵军看来,这时谁胜谁负已成定局,于是倾巢出动争抢汉军的旗鼓。他们哪里想得到,韩信头天晚上埋伏在旁边的两千轻骑兵,趁机进入空无一人的赵营,把赵军的军旗全部换成了汉军的红旗。

与此同时,退到河边的汉军已无路可退,一个个拼了命殊死搏斗。赵军前不能胜,后无可退,军心大乱,斗志全无,如鸟兽散。汉军的斗志却更加昂扬。他们从河边和赵营两面夹击,赵军阵脚大乱,非死即降。

韩信大获全胜,斩陈馀,擒赵歇。

事后,众将领向韩信求教,问他这是什么战术。

韩信说,兵法里面其实有,只是诸位不留意。《孙子兵法》怎么说?置于死地而后生,置于亡地而后存。我们这支部队,并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等于是驱赶着一群乌合之众去打仗。不把他们逼到死路,哪能战胜?

这就是井陉之战。跟项羽的“破釜沉舟”一样,韩信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成语:背水一战。

井陉,确实是韩信的巨鹿。

韩信却并没有得意忘形,他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胜利。因此,当李左车作为俘虏被押来时,他亲自解开绳索,请李左车坐在西席,自己像学生一样恭恭敬敬求教。

李左车却不敢当。

李左车说:败军之将不敢言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左车是将军的战俘,岂敢胡言乱语?

韩信说:不然。做战俘的,差一点是韩信。

李左车这才说: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将军如此错爱,左车愿效愚忠。在左车看来,百战百胜,将军之长;兵疲师老,将军之短。因此无论强齐还是弱燕,都不是将军现在可以进攻的。

韩信问:那该怎么办?

李左车说:解甲休兵。

这是对的。正如李左车所说,韩信的上上之策,莫过于原地休息,养精蓄锐,扩军备战。兵强马壮后,再展开外交攻势。届时,便可不战而屈燕、齐之兵。

韩信采纳了这个建议。他虚心向战败者请教,更值得肯定。事实上,成大事者,必须无一日敢懈怠,无一事敢马虎。韩信做到了这一点,他没理由不成功。

可惜刘邦不同意。

刘邦有刘邦的道理。当时,楚汉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刘邦的大军也被项羽围在荥阳,急需兵力增援,打破僵局,哪有时间耐心等待韩信厉兵秣马?

于是八个月后的某天早上,韩信和张耳一觉醒来,便发现自己的将印和兵符都不见了,刘邦却在军中调兵遣将。原来,刘邦只带滕公夏侯婴一人,自称汉使驰入军营,趁韩信和张耳睡得迷迷糊糊,夺取了兵权。

韩信只好去打齐国。

齐国却投降了。

劝降齐王田广的,就是当年帮助刘邦灭秦的高阳酒徒郦食其。郦食其说,知道将来天下会归谁吗?汉。知道为什么会归汉吗?因为项羽吃独食,刘邦与人分享天下。所以,先降汉的占便宜,后臣服的先灭亡。

田广觉得有道理,便降了汉。 〔12〕

这时,韩信就师出无名了,他准备退兵。

然而蒯通却反对。

蒯通也是纵横家。在陈胜的时代,帮武臣劝降范阳县令徐公的,就是他。纵横家总是要搅局的。蒯通说,郦食其三寸之舌,便下齐七十余城;将军率兵数万,才下赵五十余城。难道将军的数年奋战,竟不如郦某一席话?

韩信说:可是齐国已经投降了呀!

蒯通说:那么汉王下令收兵了吗?

韩信恍然大悟。

汉四年十月,也就是井陉之战一年后,韩信入齐。齐王田广认为自己上当受骗,便把郦食其扔进了油锅。然而毫无戒备的齐,哪是韩信的对手?项羽派来的援兵,也被打得狼奔豕突。齐国七十余城,全部归了韩信。

韩信成为了齐王。

关键的一票

韩信的王衔,其实来得不太正当。

平定齐国后,韩信给刘邦写了一封信,大意是齐人狡诈多变反复无常,得有人镇住,因此申请代理齐王。

刘邦勃然大怒。在他看来,这无异于敲诈勒索。当时,刘邦被项羽围在荥阳,日夜盼望韩信带兵来救,韩信却在这时要当什么代理齐王,不是敲竹杠是什么?

于是刘邦破口大骂。

这时,张良和陈平都在刘邦身边。

张良和陈平,分别是在汉二年的十月和三月投奔刘邦的。他们当然都知道此刻不能得罪韩信,也挡不住韩信称王,不如做个顺水人情,结成统一战线。

两人便暗中踹了刘邦一脚。

刘邦马上醒悟。

但,先前骂都骂了,也只好继续骂:韩信臭小子太没出息!男子汉大丈夫,建功立业,耀祖光宗,要当就当个真齐王,当什么代理的?

结果,是张良持印赴齐,封韩信为王。

韩信封王,是在汉四年的二月,也就是入齐之后四个月。这时,实力最雄厚的人变成了三个:楚王项羽,汉王刘邦,齐王韩信。韩信的地位骤然上升。

谋士和说客,也都来了。

说客叫武涉,是项羽派来的;谋士即蒯通,是韩信身边的。两人来历不同,判断则一致,都认为韩信已成为刘、项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可以权衡天下。韩信的脚投向刘邦,则汉胜;投向项羽,则楚胜;中立,则谁都不胜。 〔13〕

这可真是“举足轻重”。

不过两人的建议却不同。武涉希望韩信助楚,蒯通则不然。所以武涉的提案,很快就被否决。

韩信对武涉说,当年臣服侍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计不从,这才背楚归汉。汉王授臣上将军印,数十万兵,言听计从,臣才有了今天。臣为什么要背汉归楚呢?请先生替臣向项王谢罪吧!

然而对蒯通的建议,韩信却很犹豫。

蒯通的方案是什么?

三分天下,鼎足而居。

这方案,有理,有利,有节,还具有可操作性。

蒯通说,义兵初起之时,英雄豪杰振臂一呼,有识之士纷纷响应,如同云合雾集,如同鱼鳞密凑,如同烟至风起。这个时候,人们想到的只是要灭亡暴秦而已。

现在呢?无辜之人肝胆涂地,父子兄弟暴尸荒野,全因为楚汉相争,以至于民不聊生,生灵涂炭。

意思也很清楚:这样的战争,应该结束。

谁来结束?

韩信。

怎样结束?

先按兵不动,谁也不帮。然后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一旦时机成熟,便据强齐,携燕赵,出兵西进,为民请命。那时,势必“天下风走而响应矣”。

问题是,这方案可行吗?

可行。蒯通说,刘邦和项羽,相持不下已经三年。双方都损兵折将,智殚勇磨,正所谓“锐气挫于险塞,而粮食竭于内府”,怨声却载于道路。他们能够动用的力量全都用完了。齐王不动作,谁都不敢先动。

这简直就是天时。

所以,蒯通劝韩信拿定主意。因为天与不受,反受其咎;天与不行,反受其殃;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是这样吗?

是。因为韩信已经谢绝了项羽。不守中立,就只能帮助刘邦。而刘邦这人,是靠不住的。武涉就说,刘邦野心极大而品行极差。项王多次可怜他,他却刚刚脱离危险便反咬项王一口。韩信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全因为项王还在。项王今日亡,明天就轮到韩信!

蒯通则进一步指出,在政治斗争中,交情友谊、亲密战友什么的,都是靠不住的。张耳和陈馀,不就反目为仇吗?文种和范蠡,不就兔死狗烹吗?为什么?“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嘛!

韩信就正是这样。他的威望,已名高天下;他的成功,已经举世无双。蒯通说,具有这样的“震主之威”,又拥有那样的“不赏之功”,归楚则楚人不信,归汉则汉人震恐,只能守中立。不守中立,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历史证明,他们说得没错。

然而韩信犹豫再三之后,还是投了刘邦一票。

韩信为什么既不听武涉的,也不听蒯通的,读者自可见智见仁。也许,他不忍背汉。也许,他心存侥幸。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知恩图报。

事实上,他也是这么跟武涉和蒯通说的。

韩信说,汉王对我恩重如山。他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我穿,分出自己的饭菜给我吃,让出自己的车子给我坐。我听说,坐了人家的车子,就要承担人家的祸患;穿了人家的衣服,就要分担人家的忧虑;吃了人家的饭菜,就得拼出命来。我怎么能见利忘义呢?

但,韩信没有背汉,也没有出兵。

刘邦无奈,只能请教张良。张良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让刘邦许下诺言:胜利之后,陈县以东归韩信,睢阳以北归彭越。刘邦当场同意。两个月后,韩信的齐军,彭越的魏军,相继到位。汉、齐、魏三军齐发,会师垓下(垓读如该,垓下在今安徽省灵璧县),拜访项羽。 〔14〕

项羽的死期到了。

霸王别姬

项羽原本是可以不死,甚至不败的。 〔15〕

事实上,楚汉战争打到汉四年八月,双方都不想再打下去了。尤其是项羽,兵疲粮绝。于是达成协议:项羽归还刘邦的父亲和妻子,楚汉中分天下。

中分天下的分界线,叫鸿沟。鸿沟原本是一条古运河,是战国时期魏惠王十年(前360)开凿的。故道从今河南省荥阳市引黄河水,至淮阳县流入颍水。以此为界,西为汉,东为楚,这就是所谓“楚河汉界”。

协议达成,楚军山呼万岁。

张良和陈平却对刘邦说,汉已有天下大半,粮草也很充足,项羽则其实撑不下去。这是上天亡楚之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绝不能放虎归山。

刘邦认为有道理,决定打过鸿沟去。

汉五年十月,即和平协议达成后两个月,刘邦单方面毁约,率兵尾追楚军到固陵(今河南省淮阳县)。又两个月后,韩信和彭越的部队赶到,三军合围项羽于垓下。

西楚霸王只能别姬了。

此时,夜色已经深沉,四面都是楚歌,王的帐内点起了巨大的蜡烛,帐外燃起了通明的火把。已知回天无力的项羽在这生死存亡的最后一刻,惦记的是那位名叫虞的姑娘,还有那匹名叫骓(读如追)的骏马。

项羽饮尽杯中之酒,起身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首歌是项羽自己创作的。他反复唱了好几遍,虞姬也应和着一同歌唱,悲壮而苍凉。闻者被深深打动,无不潸然泪下,没有一个人能抬头看他们的王。

项羽泪流满面。

啊,虞兮虞兮奈若何!

没人知道虞最后怎么样了,只知道骓回到了江东。项羽和他的弟兄们,则永远留在了江西。 〔16〕

当晚,项羽率领八百骑兵冲出重围。他们渡过淮河到达了阴岭(今安徽省定远县西北),却又在阴岭迷失道路。于是项羽毅然引兵东向,杀回东城(今安徽省定远县东南)。这时他的身边,只剩下二十八骑了。

他的斗志,却也昂扬到了极点。

项羽对随扈将士说,我自起兵以来,已经八年,身经七十余战,战必胜,攻必克,从没败过。这一回,大概是天要亡我了!那好,我就为诸位痛痛快快再打一次,看看是我不会打仗,还是天要灭我。

说完,大呼驰下,汉军望风披靡,人头纷纷落地。

项羽笑了。

他回过头来得意地看着将士们说:怎么样?扈从将士一起拜倒在地,异口同声地说:如大王言。

这真是孩子气得可以!

很难猜出项羽此时的心理。也许,打了七十多仗,他已经累了。也许,有这七十多仗的战无不胜,他觉得已经够本了。也许,他原本就没把那天下和王位太当回事。他只想能够英武豪雄地痛快一生,也只想在退出战场和退出人生的时候,有一个精彩的谢幕。

唯其如此,他才会放弃“决战”,选择“快战”。 〔17〕

同样,他也才不肯过江东。

实际上项羽来到乌江时,有一条船正在那里等他。而且驾船的乌江亭长告诉项羽,整个乌江之上只有这一条小船,汉军是无论如何也追不过江的。

然而项羽却谢绝了亭长的好意。他只是请亭长把他心爱的战马骓带过江去,自己却不肯上船。项羽说,天要亡我,我过江干什么!想当年,我项籍率领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如今并无一人生还,我有什么脸面去见江东父老?就算他们什么都不说,我难道就无愧于心吗?

项羽决定战死。

视死如归的人是不可抵挡的,身负重伤的项羽仍让他的敌人闻风丧胆。他们把项羽团团围定,却谁也不敢动手。项羽又笑了。他对汉将王翳说:听说贵国出大价钱,赏千金,封万户,买我的人头,我就送个人情给你吧!

说完,项羽一剑砍下了自己的头颅。

就在王翳抢得项羽人头的同时,其他汉军将士也一拥而上,争相纵马践踏,拼死争夺。最后,五个人瓜分了项羽的尸体,分摊了刘邦封赏的那块土地。

一个英雄,就这样不得善终。

这是项羽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力战而亡,以其举世无双的英雄气魄结束了史诗般的一生。“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是他最冲动,却也最自然的选择。

事实上,自从越王勾践杀死了大夫文种,苏秦和张仪靠诈骗和权谋出将入相,一个时代便已终结。那个被终结的时代充满英雄气质和贵族精神,就像虎和豹;后来的时代却像狼和羊,崇尚利欲和权欲,越来越粗鄙而平庸。

于是我们看到的便是这样一个画面:一头代表着英雄气质和贵族精神的虎或豹,在草原上孤独地死去,而一群粗鄙的狼和平庸的羊则一拥而上,恣意践踏。他们每个人都扯下一块豹皮或一根虎骨叼在嘴里,准备回去邀功请赏。而在不久前,他们根本就不敢看那只虎或豹的眼睛。

这群狼和羊的首领,就是刘邦。

刘邦与项羽

刘邦跟项羽,是两种人。

这一点,韩信和陈平最清楚,因为他们都是从楚营转向汉营的。他们的说法,也大体相同。

先看韩信。

韩信拜将后,曾与刘邦有一次长谈。刘邦问韩信,萧丞相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寡人推荐将军,请问将军有什么计策教导寡人呢?

然而韩信并不直接回答这问题,却是起身一拜反问刘邦:如今与大王争权天下的,岂非就是项王?

刘邦说:是。

韩信又问:大王自己掂量掂量,如果论个人的勇猛和兵势的精强,比得上项王吗?

刘邦默然良久,然后实话实说:我不如他。

韩信又起身再拜说:这就对了。便是韩信,也认为大王不如他。但项王有两条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匹夫之勇和妇人之仁。因此,项王必败无疑。

什么叫匹夫之勇?说白了就是个人英雄主义。在项羽眼里,天下英雄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自己。因此项羽身为主帅,却喜欢冲锋陷阵。每次战斗都身先士卒,自然也都所向披靡。但结果是什么呢?

别人不是饭桶,便是草包,都没了用武之地。

这其实是自己孤立自己。

逞匹夫之勇者,必行妇人之仁。将士们生病受伤,项羽送饭送药,问寒问暖。将士们有了功劳应该封赏,他却把官印紧紧捏在手里摸来摸去,印角都磨圆了也舍不得给人,简直就是小家子气。

小家子气的,多半都小心眼儿。郦食其就说,项羽的特点是“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谁愿意跟着他干呢? 〔19〕

刘邦则不同。他那里,张良是贵族,陈平是寒士,萧何是县吏,韩信是游民,樊哙是狗屠,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彭越是强盗,周勃是吹鼓手。刘邦却一视同仁,各尽所长,毫不在乎别人说他是杂牌军、草头王。

没错,刘邦是流氓,却是流氓中的英雄,甚至天生就是领袖。他能决策,会用人,知人善任,用人不疑。而且一旦任用,就给足政策和奖赏。

对此,陈平深有体会。

陈平是从楚营叛逃到汉营的。来后不久,就因为遭人嫉妒而被举报,罪名是“盗嫂受金,反复无常”。刘邦接到举报,便叫来介绍人魏无知,责问他是怎么推荐人的。

魏无知却满不在乎。他说,陈平有没有情人,收没收红包,臣不知道,只知道他有才能。王上要的是人才,那又何必去管人家的私生活?

于是刘邦找陈平谈话。

刘邦问陈平:先生起先事魏,后来事楚,现在又跟了寡人,难道忠实诚信的人会如此三心二意吗?

陈平回答说:不错,臣是先后事奉过魏王和项王。但是,魏王不能用人,臣只好投奔项王。项王又不能信任人,臣只好又投奔大王。臣是光着身子一文不名逃出来的,不接受别人的资助,就没法生活。臣的计谋,大王如果觉得可取,请予采用。如果一无可取,就请让臣下岗。别人送给臣的钱全都没动,臣分文不少如数交公就是。

刘邦一听,马上起身向陈平道歉,厚赠礼物,还委任陈平为监统军队的护军中尉(宪兵总司令)。

后来,陈平又建议刘邦用反间计对付项羽,刘邦立即拨款铜四万斤,任由陈平使用,不用审计也不用报销。结果陈平略施小计,就让范增等人失去了信任。

所以陈平跟韩信他们一样,都认为项羽会失败,刘邦会成功,但陈平说得更透彻。陈平曾当着刘邦的面这样点评:项王恭敬爱人,大王粗俗无礼。然而项王吝啬小气,王上出手大方,因此大家都到汉营来。

这就说到点子上了。

没错,论个人能力和魅力,刘邦是比不上项羽。但天下大事,却不是一个人可以搞掂的。那么请问,一个能够纵横天下的团队,又靠什么集结起来?

刘邦靠的是利。

这一点,刘邦集团的人都不讳言。刘邦称帝后,曾经问过群臣一个问题:朕与项王,为什么一成一败?

将军高起和王陵说,陛下派人攻城略地,打下来就赐给他,这就是与天下同利。项羽呢?打了胜仗不论人家的功劳,占了城池不给人家好处,当然要丢天下了。

刘邦表示同意,但补充了一条:会用人。 〔20〕

其实他的会用人,就包括多给好处(饶人以爵邑)。所以项羽身边,不乏洁身自好的正人君子;刘邦身边,则多是贪财好色的鸡鸣狗盗之徒。

只不过,这些人都很能干。

这就又提出了一个问题:用人,以什么为标准?

魏无知替刘邦回答了。

面对不该推荐陈平的指责,魏无知说:臣看中的是才能,王上问的是品行。那么请问,现在有一个大孝子,却什么事情都不会做,王上用他吗?

刘邦一言不发。

是啊,一个“盗嫂受金,无德无行”的人都当了宪兵总司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21〕

但这绝不意味着刘项之别在德与才,事实上项羽干的缺德事也不少。刘邦曾当面数落项羽十大罪状,比如弑主、杀降、背约、贪财等等,大体都是事实。他的个人魅力,是审美魅力,不是道德魅力。 〔22〕

项羽确实是好看的。包括他的征战,别姬,酷,孩子气,都好看。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刘邦,则一点都不好看。因此,后世之人多半同情项羽,不喜欢刘邦。他们在表达同情和欣赏时,也忘掉了项羽坑杀降卒二十万,多次屠城,纵容军队烧杀掠抢和强奸妇女的罪行。 〔23〕

很显然,讲审美,选项羽;讲实惠,选刘邦。贵族的时代讲审美,平民的时代讲实惠。历史选择了刘邦,只能说明时代变了,而且非变不可。

直径17.5厘米,出土于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遗址。

汉五年二月,刘邦即皇帝位于定陶。七年半以后,已定都长安的他回到故乡沛县,尽召故人父老子弟畅饮。酒酣之际,刘邦亲手击筑,自为歌诗——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此歌一出,和声四起。刘邦离座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他拉着乡亲们的手说,游子悲故乡!我虽然不得不定都关中,但百年之后,魂魄还是要回沛中来的。 〔24〕

看来,刘邦虽然无情,却并不冷酷;虽然现实,却也有诗意。但他代表的,却毕竟是一个冷酷无情、摧残人性的制度,是一个必然要以权欲和利欲代替英雄气质和贵族精神的制度。而且,这个制度将延续两千多年。

新时代开始了。

这个时代,是从秦开始的。

第五章

大秦没死

新革命遇到了老问题

刘邦称帝以后,秦就正式变成了汉。以前是秦朝、秦代、秦帝国,现在是汉朝、汉代、汉帝国。二者之间的四年半(五十四个月),无名称。

名称是项羽弄丢的。

不弄丢也不可能。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山东豪杰并起亡秦”,天下并不是哪一家的。只不过项羽仗着自己实力雄厚,霸王硬上弓,主持了他们的坐地分赃。

可惜,楚霸王并非周天子,楚怀王就更不是。所以这时的天下,便不能叫“楚”。别人不同意,项羽自己也不愿意。他不管怀王叫“楚帝”,就是证明。

大家都心怀鬼胎,也只好不伦不类。于是,一个假皇帝加一群山大王,便构成了秦亡以后的局面。

结果,天下乱作一团。

这个覆辙,岂能重蹈?

何况刘邦原本就跟项羽不同。他当然是汉帝,他的天下也当然是汉天下。但,刘邦又不同于嬴政。嬴政的天下确实是秦的,没谁能跟他分摊,他当然可以废封建,行郡县,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

刘邦也可以吗?

不能。因为天下不是他一家的,也不是他们这一个方面军单独打下来的。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齐王韩信,韩王韩信(战国时期韩襄王孙,以下称韩王信,以区别于此刻的齐王韩信),淮南王英布,衡山王吴芮,都早已称王或封王,没封的彭越正等着封,也不能爽约。

但问题是,郡县制或帝国制是大势所趋。谁要是逆历史潮流而行,就叫反动。反动是没有好下场的,事实上刘邦也更喜欢郡县制。想当年,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河南王申阳、殷王司马卬和魏王魏豹的地盘,便都被他改为郡县,现在难道要改回去?

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刘邦面临着抉择。

周制,还是秦制?

邦国,还是帝国?

封建,还是郡县?

新革命遇到了老问题。

然而判断的标准却也简单,那就是首先考虑如何安定天下,稳定人心,最好还能通过制度的安排,奠定长治久安的基础。这是每个新政权都要面对的大问题。周公姬旦想过,秦王嬴政也想过,现在轮到刘邦。

刘邦的选择余地却不大。该封的王国必须封,该设的郡县还得设,也只能先封建后郡县,半封建半郡县。

于是刘邦宣布: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淮南王英布“原封不动”;只有王衔没有地盘的韩王信仍为韩王,都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封魏相国彭越为梁王,都定陶;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今湖南省长沙市);徙齐王韩信为楚王,都下邳(今江苏省睢宁县)。 〔1〕

这七个,全是异姓王,没有一个是刘邦的子弟。他的部下也不封王,只封侯。侯与王差别很大。王是诸侯,对王国享有治权;侯是列侯,对封区只有财权,也就是户数定额的赋税徭役。一般千户,最多上万,叫万户侯。

侯的封土也无法与王相比。王的领地至少一郡,多至数郡。侯,一般最多一县,叫县侯;其次一乡,叫乡侯;再次一亭,叫亭侯。县、乡、亭,都是郡县制的行政单位,也都由当地政府管理,侯们是不能管的。

也就是说,王国之外,一律郡县。

这就是刘邦创造的“半封建制”,也叫“郡国制”。它跟西周“天子封建诸侯,诸侯封建大夫”的“全封建制”一样,也是政治斗争妥协的结果。

那么,天下安定了吗?

没有。

刘邦称帝几个月后,燕王臧荼就反了。以后,除长沙王吴芮外,其他五王也都反叛,或被说成反叛。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里面真正存心造反的只有臧荼,其他人都是被“逼上梁山”,甚至“奉旨造反”。 〔2〕

比如张敖。

张敖是赵王张耳的儿子,汉帝刘邦的女婿,鲁元公主的丈夫。他对自己的皇帝和岳父,极尽臣子之忠。刘邦对他却十分无礼,甚至开口就骂。这就引起了赵相贯高等人的不满。他们去见张敖,鼓动他造反。

赵王张敖死活不干,急得手指头都咬出血来。

贯高等人决定自己动手,并承担一切后果。汉八年冬,刘邦平叛路过赵国,贯高他们便准备在柏人(今河北省隆尧县)实施谋杀。但因为刘邦突然改变行程,未遂。

这起未遂谋杀案的结果,是张敖和贯高都被逮捕。贯高在狱中受尽酷刑,始终咬定赵王与此案无关。刘邦查明真相后,不但释放了张敖,而且赦免了贯高。

负责调查的人遵命把这消息送到狱中。

贯高问:我的王真被释放了吗?

来人说:是。皇上敬重足下是条汉子,也赦免足下。

贯高却说:臣之所以体无完肤仍然苟活,就因为害怕说不清赵王的冤情。赵王出狱,臣的责任已尽。身为人臣而负篡逆之名,哪有脸面侍奉皇上?

于是贯高自杀。 〔3〕

张敖总算死里逃生。但同时,他也失去了王位和王国。刘邦把他贬为侯爵,赵王则换成了刘邦宠姬戚夫人的儿子如意。这当然很冤,却还不是最冤的。

最冤的是彭越。

彭越根本就没想造反,只不过在刘邦御驾亲征平息叛乱时,称病不肯从军。彭越怎么想的,不清楚。也许,他确实是累了。也许,他不过想保存实力。但这顶多也只能算消极怠工,却被以谋反的罪名逮捕。而且,刘邦不但诛灭彭越三族,还将他剁成肉酱赐给诸侯。 〔4〕

这,岂非丧心病狂?

好像不是。

杀戒因何而开

事实证明,刘邦并非精神病,也不是杀人狂,因为有许多可杀之人他都没杀。

比如贯高,比如栾布。

栾布是梁国的大夫。梁王彭越被捕时,他正出使齐国。等他使齐归来,彭越的人头已经挂在了洛阳城楼。同时刘邦还下令:有胆敢收尸或探望的,杀无赦!

然而栾布置若罔闻。他来到彭越的人头之下,从容汇报出使过程,然后扑倒在地,拜祭彭越,痛哭一场。

这在栾布,是理所应当。于公,彭越是他的国王,他当然要面对彭越奏事,履行程序。于私,彭越是他的恩人,他当然要沉痛哀悼,上一瓣心香。有什么不对吗?

但在刘邦,这就是公然抗命。

因此,当负责现场的官吏将栾布逮捕,送到刘邦跟前时,刘邦勃然大怒,下令将栾布扔进油锅。

栾布从容地问:可以说一句话再死吗?

刘邦说:你讲!

栾布说:当年,皇上困于彭城,败于荥阳,危于城皋,项羽之所以不能西进穷追,就因为彭王据守在大梁,与汉联盟。那时,彭王只要稍微把头一歪,还有今天吗?

刘邦没有话说。

栾布又说:如今天下已定,彭王难道就不该安享太平吗?想不到只因卧病在床,一次征兵不到,皇上就疑心他谋反。证据拿不到,就找些小岔子来治他的死罪,还屠灭三族,就不怕天下功臣人人自危吗?

刘邦也无话可说。

栾布再说:现在,彭王已被皇上杀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请让我自己跳进锅里去吧!

刘邦立即下令释放栾布,并拜他为都尉。 〔5〕

还有蒯通。

前面说过,刘邦和项羽相持不下时,蒯通曾经力劝韩信严守中立,鼎足而居。韩信临死前,也痛悔当初不听蒯通之计。刘邦得知这一故事,便将蒯通捉拿归案。

刘邦问:当年,是你教韩信谋反吗?

蒯通说:一点不错!可惜那小子不听臣的。如果他肯听臣之计,今天哪有陛下什么事?

刘邦说:烹之(杀了他)!

蒯通说:冤枉!

刘邦说:你教韩信谋反,有什么冤?

蒯通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这个时候,当然是谁个子高跑得快,谁就得手啦!所以那时节,臣只知道有韩信,不知道有陛下。再说了,当年磨快了刀子想干陛下这营生的,多了去,又岂能尽烹?

刘邦说:置之(放了他)!

蒯通策反韩信,贯高暗杀刘邦,事实俱在,本人也供认不讳。刘邦却不杀他们,也不因为栾布和蒯通的顶撞而恼羞成怒,这难道是丧心病狂?

因此他的杀人,就只有一个原因:政治需要。

这一点,可以从彭越案看得很清楚。

彭越被捕后,刘邦其实也知道他是冤枉的,因此并没有杀他,而是贬到蜀郡为庶民。彭越西行路遇吕后,向吕后哭诉自己的冤屈。吕后听了却对刘邦说,彭越这人能量很大,如不斩草除根,只怕后患无穷。

于是重新审理此案,将彭越置于死地。

再看韩王信。

韩王信反,是因为打不过匈奴,只能降胡反汉。但韩王信的封地原本在颍川,跟匈奴十万八千里,怎么会屡遭侵略,以至于降了匈奴呢?

因为刘邦把他的封地从颍川郡迁到了太原郡。

那么,刘邦又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颍川郡北近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县)、洛阳,南迫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叶县(叶读如射,今河南省叶县),东有淮阳(今河南省淮阳县),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皆天下劲兵处),刘邦不能不捏在自己手里。 〔6〕

这就是刘邦大开杀戒的真实原因。

很显然,迫于无奈,刘邦在胜利之后册封或承认了七个异姓王。但,除长沙王吴芮国小力弱外,他对其他六个王都是不放心的。这才徙封韩王韩信,夺国赵王张敖,诬陷梁王彭越。徙韩夺赵是要地,杀害彭越是防人。

刘邦的贪婪、防范和猜忌,已是毫不掩饰。

结果,淮南王英布反。

英布是倒数第二个被消灭的异姓诸侯王。此前,依次是燕王臧荼、韩王韩信、赵王张敖、楚王韩信、梁王彭越;之后,则还有燕王卢绾。卢绾是臧荼被灭以后封的,又在汉十二年被灭,新封的燕王则为刘邦的儿子刘建。

那么,英布如果不反,刘邦会灭了他吗?

难讲。因为英布的王国,拥有长江下游的九江、庐江、衡山、豫章四郡,相当于今天的安徽和江西两省。这么大一块地方,刘邦是迟早要吞并的。

英布则不反也不行。夏侯婴曾经问一位长者,皇上待他不薄,英布为什么还要造反?长者说,英布感到了危险嘛!当今天下功高震主的,就是韩信、彭越和英布。那么想想看,去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今年不就轮到英布了吗?那还不如自己造反算了。

然而英布毕竟是英布。他可是在陈胜的时代就已经起义,项梁的时代就已经从军的老革命。所以,他与刘邦战于庸城(今安徽省宿州市)阵前相见时,竟毫无愧色。

刘邦问:你何苦要造反?

英布答:老子想当皇帝! 〔7〕

这话说得漂亮,可惜皇帝只能有一个。汉十二年十月,英布战败而死,淮南国则封给了刘邦的儿子刘长。

英布失败了。

但受过黥刑的土匪英布,却比韩信潇洒得多!

韩信之死

韩信没想到自己会死。

事实上刘邦原本也没打算杀韩信,韩信最后是被吕后谋杀的。建国之初,刘邦只是把他从齐王徙封为楚王。这当然是耍了心眼。齐国何等重要,岂能放心地交给韩信?再说这王位是韩信勒索来的,刘邦也不爽。

不过刘邦的理由却很正当:义帝没有后代,韩信又是楚人。楚人治楚,衣锦还乡,都说得过去吧? 〔8〕

韩信自己,似乎也很满意这安排。他回到家乡,找到当年帮助和羞辱过自己的人,重谢前者,宽恕后者,堪称与民同乐,并没有辜负刘邦的一番好意。 〔9〕

可惜好景不长。韩信大约只做了半年楚王,就有人上书朝廷举报他谋反。谁写的举报信,出于什么动机,都已无法确知,但朝中将领们的反应却相当一致。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请皇上立即发兵,活埋了那小子!

韩信的人缘,看来并不好。

刘邦却没有立即表态,而是去问陈平。

陈平推辞再三。

刘邦执意要问。

陈平问:举报韩信谋反,有其他人知道吗?

刘邦说:没有。

陈平问:韩信自己知道吗?

刘邦说:不知道。

陈平问:陛下的兵比韩信更精吗?

刘邦说:不能比。

陈平又问:陛下的将比韩信更强吗?

刘邦说:比不上。

陈平说:兵不如人家的精,将不如人家的强,却发兵去讨伐,不是逼着撵着人家造反吗?

刘邦说:为之奈何?

陈平说:如果只是对付韩信,用不着百万雄兵,一名战士就够了。请皇上伪称巡狩云梦泽。天子巡视,诸侯必须郊迎。到时候,秘密逮捕就是。

刘邦然其计,立即昭告天下,随即南巡。 〔10〕

诏书传达到楚,韩信慌了。

韩信并未做贼,为什么心虚?因为楚国名将钟离眜(读如末;亦写作眛,读如妹)藏在他那里。这是刘邦下令全国通缉的要犯,却被韩信保护起来。但为了自保,韩信只好昧着良心杀了钟离眜,带着他的人头去见刘邦。

刘邦根本就不吃这一套,韩信也被立即捆绑起来扔进车里。韩信仰天长叹: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现在天下已定,我是该死了!刘邦却回过头说:少废话!你以为反迹还不彰明吗?

不过韩信并没有被杀,仅被贬为淮阴侯。看来,刘邦只是想要他的权、他的地,并不想要他的命。

韩信自己,却起了谋反的心思。

汉十年九月,汉将陈豨在边地反叛,自立为代王。刘邦御驾亲征,韩信称病不从,却派人送信给陈豨,准备在京城做内应。结果事不缜密,被手下人举报。

吕后接到密告,便与萧何商量,谎称边地大捷,陈豨已死,列侯和群臣都要入宫庆贺。韩信心中有鬼,不敢不去,何况又是萧何发的通知。结果刚一进宫,就被埋藏在两旁的武士擒拿,并被吕后处死在长乐宫钟室。

韩信之死,是史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更被文学艺术作品一再演绎。不少人甚至认为,韩信的谋反根本就是冤假错案。想想看吧,他最有实力也最有条件的时候不反,现在等于软禁在家,反什么呢?只不过,这错案已被刘邦和吕后铸成铁案,司马迁也翻不过来。

关于这个问题,读者自可见仁见智。但大约可以肯定,此事确系吕后所为,或吕后与萧何合谋。当年月下追韩信的萧何为什么要与吕后联手,也不清楚。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刘邦对这一结果既感到惊喜,又略有遗憾。

对,且喜且怜之。

那么,刘邦临行前是否对吕后有过授权、交代或者暗示?同样不清楚。但吕后可以事先不请示,事后也不通气,自然有原因。总之,吕后比刘邦要狠毒得多。她没有片刻犹豫和怜惜,干净利索地就把韩信干掉了。韩信这才痛悔当初不听蒯通之计,以至于竟被妇人所戮。

是啊,他只知道讥笑项羽的妇人之仁,却不知道这毛病自己也有,更没想到妇人也未必都仁的。

但,他应该知道自己不是刘邦的对手。

韩信被贬为淮阴侯后,刘邦经常找他聊天。他们共同回忆过去的岁月,议论诸将的才能。有一次,刘邦问韩信:像我这样的,能带多少兵?

韩信说:超不过十万。

刘邦又问:你呢?

韩信说:越多越好。

刘邦笑:好一个多多益善,怎么被我抓起来了?

韩信说: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驾驭将领),这就是我韩信斗不过陛下的原因。再说陛下是天才,哪里是人才比得上的(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好嘛,那你还要谋反?

韩信被杀,是在汉十一年正月。与此同时,韩王信也被杀。一个月后,即同年三月,彭越被灭三族。又过四个月,即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三个月后,即汉十二年十月,刘邦与英布会战。英布兵败被杀,刘邦则因为被流矢所中,在半年后不治身亡。

一个个英雄或枭雄就这样谢幕退场,不是身败,便是名裂,真不知是为了什么。

也许,这得去问秦始皇。

秦主义

秦始皇的尸体运到咸阳时,早已腐臭。

当然要臭的。他崩于沙丘是在七月,葬于骊山是在九月。这么长的时间这么长的路,又是热天,不臭才怪。因此也有人认为,这尸体根本就没运回去,也不可能运。坐在车里和埋在皇帝陵的,其实都是替身。 〔11〕

也许吧,也许。

但可以肯定,无论秦始皇本人埋在了哪里,他的事业都没有被埋葬。祖龙虽死秦犹在。刘邦和他的后继者接手了秦始皇的所有遗产,包括他开拓的疆域,他开创的制度,他开辟的道路,以及背后的理想。

秦始皇也有理想吗?

左图为秦始皇陵铜车马,1:1复原实物,技艺精湛。右图为御者俑,表现操作铜车马的兵吏。规模宏大的兵马俑是大秦帝国的一大遗产,也是秦始皇理想的一种表征。

当然。 〔12〕

没有证据证明,夺取了天下的秦始皇,像当年的周武王一样举行了开国大典。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是懵懂的。相反,秦始皇清楚地认识到了三点:第一,他做的事情前所未有;第二,他建立的制度将延续下去;第三,他的事业如果成功,将永远消灭战争,实现世界和平。 〔13〕

如此理想,岂非远大?

没人知道秦始皇为什么会这样想。也许,作为战火中成长的一代,他对战争有着别样的看法。在他看来,战争是可恶的;而战争的总根源,就是诸侯林立的封建制。

秦始皇说对了吗?

有一定道理。据统计,春秋时期八十多年间,仅郑国参加的战争就多达七十二次以上,宋国的参战也不少于四十六次。他们进行这些战争,有时是要服从霸主的命令,有时是为了自卫,有时则是侵略别人。 〔14〕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事实上,春秋无义战。春秋的战争几乎都是侵略战争,战国就更是。抵抗外族入侵的反侵略战争也有,但更多的是华夏民族窝里斗。开始不过争当老大,后来就变成兼并别国。也就在前面说的八十多年间,仅楚国一家,就灭了江、六(读如陆)、蓼(读如瞭,第三声)、庸、萧五国,以及群舒(分布在今安徽省北部的少数民族)。

其他邦国也不含糊。齐灭莱,秦灭滑,鲁灭邾(读如朱),莒(读如举)灭鄫(读如增)。莒,后来是被楚灭了的。但在这会儿,也不放过兼并别国的机会。 〔15〕

那么,这是中国国情,或君主制的罪恶吗?

也未必,并非君主制的古希腊同样战火纷飞。那些独立、自由、平等的城邦,就像我们的东周列国一样大打出手。民主制的雅典与贵族制的斯巴达为了称霸全希腊,爆发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间长达二十七年之久,跟我们春秋时期的晋楚争霸有得一拼。

更不像话的是,为了在这自相残杀中胜出,他们竟不惜勾结希腊的宿敌波斯。这跟制度又有什么关系呢?何况城邦制度的希腊,在世界史上原本就是例外。 〔16〕

相反,从分散弱小的部落国家,到相对强大的独立王国,再通过战争变成统一大帝国,几乎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道路。埃及、印度、巴比伦,都如此。就连罗马,虽然坚持共和政体五百年,最后还是扛不住。希腊人自己无法完成这一转变,便只好由马其顿人代劳。 〔17〕

历史潮流,大抵如此。

秦始皇当然没读过世界史,也不会去思考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他的想法可能很简单:既然君主必不可少,那么,与其一堆人当国王,不如一个人当皇帝。

这就是秦始皇的主义,秦主义。

秦主义的核心关键词是皇帝。因此,他们为皇帝规定了一系列特权和专用名词。皇帝下达指示叫制,颁布命令叫诏,自称则为朕(周王称不穀,诸侯称寡人)。朕,原本就是“自身”的意思。以前谁都可以这么说,现在不行了。皇帝要唯我独尊,臣民便只好身不由己。

问题是,有了皇帝,天下就太平了吗?

也没有,反而打得更凶,因为当皇帝成了最大的诱惑。当年张敖被诬谋反,连吕后都来说情,认为看在鲁元公主的份上,张敖应该不至于。刘邦却说,为什么不会?他要是得了天下,有的是鲁元公主。 〔18〕

显然,仅仅确定天下只有一个皇帝还不行,还得保证这皇位是不可争夺的。这样看,刘邦倒是在完成秦始皇未竟之事业,完善秦主义;韩信、彭越、英布的不幸,则在于不该生活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

汉初的大屠杀,只能这样理解。

然而刘邦却犯了另一个错误。他只知道防外人,不知道防家贼。在逐一消灭了异姓诸侯王以后,刘邦把他们的地盘封给了兄弟和子侄。他万万没想到,由于都是凤子龙孙,这些家伙造起反来,比不姓刘的更加理直气壮。

刘邦没想到的,秦始皇更想不到。

不过我们总算有皇帝了。他被规定为皇天上帝的嫡长子,拥有普天之下最高和唯一的统治权,包括决策权、审批权、立法权、司法权、监督权和裁判权,简直就是集天下权力于一身,不折不扣的中央集权。

秦始皇的理想也部分地得到了实现。刘邦以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半封建的郡国制被废除,汉帝国全面实行郡县制。从此,一百多年天下太平。再经过一个短时期的内战,又实现了二百年的国内和平。

至于帝国制度,则延续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占据中华文明史大约十分之六的时间。

如此看来,大秦岂非没死?

是的。一种尚有争议的说法甚至认为,China其实就是秦,是“秦”这个字的读音。这虽然无法得到确证,却比解释为丝绸和瓷器更具象征意义。事实上在20世纪前,China确实就是秦,是不叫大秦帝国的大秦帝国,就连少数民族建立的那些或长或短的王朝也不例外。

这,又是为什么呢?

集权是一种必然

过去人类社会的全部政治制度史,就是人们凭借和依仗某种力量,来支配资源和分配财富的历史,也是人类转换凭借依仗力量、调整支配分配方案的历史。

历史是漫长的,探索也是多样的。

最早的方式是凭借武力。谁的拳头硬,刀子快,谁就拥有土地、牲畜、女人和荣誉。反之,则成为他人的奴隶。武力的强弱,是唯一的标准和选项。

由此建立的,是“武力社会”。

武力社会是野蛮的,也不能持续发展。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只能靠发展生产力。依靠掠夺来积累财富,则不但成本高,风险大,也不利于全人类。

放下屠刀是迟早的事,问题只在拿起什么。

也有不同的选择。

一部分人拿起了算盘,他们是商业民族。商业民族主张自由贸易,资金的多少便成为支配的力量。由此建立起来的是“财力社会”,资本主义是其典型。

另一部分人选择了权杖,主张根据权力的大小,来决定相互的关系和各自的配额。由此建立起来的是“权力社会”,中华帝国是其典型。

武力社会,财力社会,权力社会,三大类型。

这三种社会类型,历史上都曾经存在。部落国家,是比较典型的武力社会;希腊城邦,是不太成熟的财力社会;华夏邦国,则是尚待完成的权力社会。

所以,它们都得变。

希腊城邦的方向,是发展为“准帝国”。但,雅典帝国也好,斯巴达帝国也罢,其实不过国家联盟。斯巴达和雅典都只是盟主国,不是宗主国。其地位,与周王国和周天子无法相比,仅相当于齐桓、晋文一类的霸业。 〔19〕

事实上,希腊城邦永远都不可能变成帝国。因为自由贸易与专制集权,在本质上是不兼容的。因此,他们只能先被马其顿帝国吞并,后被罗马人征服。他们的社会理想则只能到资本主义时代,在其他商业国家实现。

华夏邦国则不同。

邦国是一定会发展为帝国的,因为邦国原本就是政治妥协和政治交易的结果。当时的周天子,并没有能力像埃及法老纳尔迈、亚述国王萨尔贡、波斯国王居鲁士、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那样,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便只好分封诸侯,分出自己的权力,赎买诸侯们的武力。

很好!以权力换武力,以土地换和平。

问题是,这笔交易为什么能够达成?因为各路诸侯都已经不再是流寇。流寇一旦变成坐寇,就会进一步要求变成王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没有,都是坐寇变的。只不过,转型成功就叫王侯,失败则叫匪寇。成王败寇。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武力转化为权力,武力社会过渡到权力社会,是历史的趋势,尽管那权力是靠武力获得的。

因此,人类早期的战争会有两个结果:一方面,资源和财富会集中在某个特别有武力的集团手中;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同时把自己从武力集团转变为权力集团。这跟黑社会成功以后要做合法生意,是同一个道理。

于是,当某一集团(比如秦国)的武力大到天下无敌的时候,社会和国家的性质就会发生质变。武力社会必然过渡到权力社会,邦国也必然会转变为帝国。

帝国,是权力社会的成熟形式和典型形式。

它的特点,就是集权。

集权是必然的,因为帝国的缔造者原本就是军事集团。军事集团最喜欢权力集中和领袖独裁,因为非如此不能克敌制胜。所以,权力社会的统治者无不集权,也无不把建立和掌握军队当作头等大事。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自己凭借武力夺取的,也很容易被别人用武力夺去。

更何况,集权并不难,因为农业民族对集权有一种渴望。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是由许多单个马铃薯集合而成的“一袋马铃薯”,根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在上的权威和不受限制的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 〔20〕

事实上,农业民族更喜欢的也是权力而非武力。权力的滥用虽然也会带来不幸,但破坏力显然小于武力的横行。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别无选择,农业民族宁要暴君,不要暴民;宁肯臣服于皇帝,也不愿依附于流寇。 〔21〕

帝国制度,呼之欲出。

那么,之前八百年的邦国时代,又作何解释?

邦国是帝国的预备阶段。它跟希腊城邦制度一样,也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实践和探索。但,邦国也好,城邦也罢,都只适用于城市国家。小国寡民,才有可能或者直接民主(希腊),或者直接君主(华夏)。一旦变成领土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就只能实行“议员代表民意”的代议制,或“官员代理王权”的代理制。

所以,大国行民主,只能是联邦;大国行君主,则势必要集权。唯其如此,邦国制度才会瓦解,天下也得重新洗牌。先是侯国变成了公国,后是公国变成了王国。王国都是领土国家,也都实行郡县制。分权制的邦国让位于集权制的帝国,已是势不可挡,势在必行。

但这绝不意味着之前的邦国时代是没有意义的。恰恰相反,正因为有这八百年的预备阶段,中华帝国虽然不是世界上最早的帝国,却是最典型也最成熟的帝国。

不过这一点,要到汉武帝之后才能看出。

现在让我们回到秦。很显然,秦能够兼并天下创立帝国,一定是因为他们的制度和文化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换句话说,秦人不过充当了历史要求的执行者,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这是他们的荣幸,也是他们的荣耀。 〔22〕

既然如此,秦又为什么会二世而亡?

秦亡之鉴

一般地说,一个新生的政权如果迅速灭亡,多半只有三种原因:要么是制度有问题,要么是政治有问题,要么是制度和政治都有问题。

秦,是哪一种?

柳宗元认为是第二种:政治有问题。柳宗元说,秦亡和周亡是不同的。周亡在制度,政治没问题。秦亡在政治,制度没问题。秦失于政,周失于制,都很清楚。 〔23〕

这当然可以讨论。

实际上,周和秦,并不能相提并论。周是八百年而亡,秦是二世而亡,岂可同日而语?因此,也许周的制度和政治都没问题,只是老了。周,怕是衰竭而死吧?

秦,就不该这样。

没错,秦是少年壮志,新做人家,应该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开创出一片新气象来。

这也是大家的愿望。

事实上,大秦帝国建立之初,不但统治者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被统治者也额手称庆欢欣鼓舞。不管怎么说,一个盼望已久的最高权威总算出现了,人们当然不吝以最大的善意,希望他能把幸福洒满人间。 〔24〕

结果却是失望。秦始皇并没有带来阳光和雨露。他施加于人民的,是暴力,是血腥,是苛政。

秦政即苛政,正如秦制即帝制,这是已被反复证明过的。秦制与秦政,也都是秦主义的现实化。但,帝制和苛政并不画等号,正如专制未必都独裁。有开明专制,有集体专制。西汉初年就是开明专制,唐宋两代就是集体专制。既专制又独裁,要到朱元璋以后。

那么,秦为什么是帝制加苛政呢?

也许,天然如此。

前面说过,秦,是华夏化的戎狄。他们原本是游牧民族,靠着强弓劲弩和铁马金戈,为自己打下一片天地。因此他们崇尚武力,信仰强权,相信重赏之下出勇夫,高压之下出良民,战马兵车出政权。

从秦孝公到秦始皇,都这样。

不难想象,这样一个集团,一个以武力获取权力的军事集团,当他们小鱼吃大鱼,骤然吞并天下,需要巩固政权保卫成果时,能想到的办法又会是什么呢?

也只有军事管制加严刑峻法。

这就是苛政的来历。

没错,作为帝国制度的创造者,秦人对于如何治理和统治新国家,其实一无所知,只能照搬王国时代的成功经验。他们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是死路一条。

秦人的错误不难理解。因为就连刘邦,也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刘邦称帝以后,有一位名叫陆贾的人常常在他耳边讲诗书。刘邦竟大爆粗口骂道:你老子我的天下,是骑在马上得来的,讲他娘的什么诗书?

陆贾却反问:在马上得来的,也能在马上治理吗? 〔25〕

这话后来成了名言。

问题是,为什么天下能在马上得,不能在马上治?

因为得天下靠武力,治天下靠权力。

的确,权力和武力是不一样的。武力是暴力,权力则不是,所以权力社会一定会取代武力社会。也因此,即便帝国的权力是靠武力获得和维持的,也只能表现为“非典型暴力”。然而秦始皇他们,却把非典型暴力(权力)当作典型暴力(武力)来使用,岂有不亡之理?

秦之亡,确实在政治。

换句话说,他们还没学会正确和娴熟地使用权力。他们的灭亡,跟亚述帝国如出一辙。 〔26〕

但,秦制就没问题吗?

也有。

前面说过,秦帝国的大厦是由两根支柱来支撑的:中央集权和官员代理。这两根支柱互为因果。要集权于中央,就必须消灭世袭的领主和封建的邦国。留下的空白,则由官员和郡县来填补。官员既然只是皇权的代理人,至高权力当然仍在皇帝那里。两根支柱,其实是一根。

独木难支,帝国大厦轰然倒塌。

从“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到“楚人一炬,可怜焦土”,阿房宫的兴废折射着秦帝国的兴衰。“秦并天下”最终让位于“汉并天下”,另一个帝国即将雄起。图据今人想象绘制。

显然,秦之亡既在政治,也在制度。政治上的补救办法,是把苛政变成仁政,至少看起来像仁政。制度上的补救办法,则是在中央集权和官员代理之外,再立一根支柱。只有这样,帝国才真能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秦政必须转变为汉政,秦制也必须转变为汉制。这当然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也需要探索和实践。但毕其功于一役的,则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

这个人,就是汉武帝。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汉武的帝国》

后记

我们有选择吗

从这一卷开始,本中华史进入第二部。

第二部叫“第一帝国”。 〔1〕

帝国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据的分量很重。它历时长达两千一百三十二年,是三千七百年的大约十分之六。之前的战国,是邦国向帝国的转变阶段。战国之前,西周、东周、春秋,是邦国时代。西周之前,是早期国家时代,其中商是部落国家联盟,夏是部落国家。再往前追溯,所谓“三皇五帝”是在史前史,不在文明史。

因此,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可以统称为“前帝国时代”。夏以前,则是“前国家时代”。

前帝国时代和前国家时代的故事,构成了本中华史的第一部“中华根”。这是一段艰难而迷人的旅行。《祖先》是破冰之旅,《国家》是巡航之旅,《奠基者》是寻根之旅,《青春志》是心灵之旅,《从春秋到战国》是高手过招,《百家争鸣》是头脑风暴。百家争鸣之后,秦并天下。

进入帝国时代,海面便变得开阔。

是的。本中华史第二部六卷将要展现的,是八百年的历史。这里面,有两个短命的王朝(秦和晋),一个或两个长命的王朝(西汉和东汉),还有天下三分(三国)和南北对峙(南北朝),内容足够丰富,视野足够开阔。

但,开阔未必是好事,因为容易迷失方向。

把握方向的唯一办法是看清目标。目标是什么呢?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因此,当我们走到秦并天下的历史关头时,不禁要问:有选择吗?

好像没有。

没错,我们确实选择过,也探索过,实践过,西周创立的封建制度或邦国制度就是。是啊,三级所有,层层分权,各自为政,包产到户,处处都与帝国制度相反。这种制度如果试验成功,岂非可以走上另一条路?

可惜,并无可能。

为什么没有可能,本卷已经作了解释:通过战争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是世界历史的大势所趋。不同的是,我们民族在帝国之前还有过邦国。

邦国制度是中国人的独创,正如城邦制度是希腊人的发明。邦国与城邦的明显区别,也包括东周列国与印度列国的区别,以及与西亚的区别,就在于各邦国之上,还有一个“天下共主”,这就是周王国和周天子。

这样一个“莫非王土”的天下,以及“奉天承运”的天子,是世界其他民族在“前帝国时代”所没有的,更是城邦制度的希腊没有的,堪称独一无二。

结果是什么呢?

与亚述帝国、波斯帝国、孔雀帝国等等相比,中华帝国更具有法理上和心理上的正当性。是的,天子原本就有,也必须有。战国无天子,天下就争战不休,乱作一团。帝国的诞生,无非是把天子从周天子变成了秦始皇,或者汉高祖,有什么不可以呢?

于是,看起来处处相反的邦国制度,反倒成了帝国的奠基石和铺路石。中华帝国,也因此而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帝国都要成熟,都要更像帝国。

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这是命运,还是选择?

也许,只有驶进开阔的海面,回过头才能看清楚。此前,却不妨回忆一下刘邦与英布的阵前对话。

刘邦问:你何苦要造反?

英布答:老子想当皇帝!

呵呵!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前770年,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许以岐山西面之地,秦建国。

前750年,秦文公攻西戎,收复周之失地,岐山以东归周,以西归秦。

前714年,秦宁公迁都平阳。

前677年,秦德公迁都雍。

前359年,商鞅变法。

前350年,秦孝公迁都咸阳。

前343年,周显王封秦孝公为西伯。

前325年,秦惠王称王。

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楚都郢,楚迁都陈。

前276年,楚顷襄王收复失地十五城。

前256年,楚考烈王灭鲁。

前253年,楚迁都钜阳。

前247年,秦庄襄王卒,嬴政继位,年十三,国事皆决于文信侯吕不韦。

前246年,嬴政元年,凿郑国渠,秦益富。

前243年,秦蝗灾,令民纳粟千石拜爵一级,中国历史上买卖官爵从此开始。

前241年,楚、赵、魏、韩、卫五国联军合纵攻秦,秦人开函谷关迎敌,联军不战而走。楚迁都寿春。

前240年,《吕氏春秋》问世。

前237年,吕不韦罢相,秦下逐客令,李斯上书后收回成命。

前235年,吕不韦自杀。

前233年,韩非入秦,被杀。

前230年,秦灭韩。

前228年,秦灭赵。

前225年,秦灭魏。

前223年,秦灭楚。

前222年,秦灭燕。

前221年,秦灭齐。秦始皇称帝,大秦帝国建立,帝国时代开始。

前219年,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长生不死之药。

前218年,张良刺秦未遂。

前214年,任李斯为丞相。

前213年,焚书。

前212年,坑儒。

前210年,秦始皇卒,秦二世继位,杀扶苏、蒙恬。

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群雄纷纷响应。刘邦起兵于沛县,项梁起兵于吴县。

前208年,秦二世诬杀李斯,任赵高为相。陈胜被杀。项梁立楚怀王心。秦将章邯攻楚,杀项梁。楚怀王心令刘邦攻秦关中。

前207年,巨鹿之战,项羽大破秦军,章邯降楚。赵高杀秦二世,立子婴,去帝号,称秦王。

前206年,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秦亡。项羽坑秦降卒二十万人,屠咸阳,自称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刘邦拜韩信为将,叛西楚。

前203年,刘项中分天下,以鸿沟为界。

前202年,刘邦越界与项羽战于垓下,项羽兵败自杀,刘邦称帝,大汉帝国建立。

前201年,韩信被贬为淮阴侯。韩王信反。

前200年,叔孙通制朝仪。

前199年,汉朝廷令商人不得衣锦骑马。

前196年,刘邦杀陈豨。吕后杀韩信。刘邦杀彭越。淮南王英布反。

前195年,刘邦杀英布。刘邦卒,刘盈继位,是为汉惠帝。

前193年,相国萧何卒。

前189年,留侯张良卒。

前188年,吕后临朝。

前187年,诸吕封王。

前180年,吕后卒。太尉周勃灭诸吕,立刘恒,是为汉文帝。

前157年,汉文帝卒,汉景帝立。

前154年,七国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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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测你对历史的真相到底了解多少?

易中天中华史:秦并天下

产品经理 | 张雪健 装帧设计 | Mirro 内文设计 | 谈天

出版统筹 | 吴畏 学术顾问 | 陈勤 法律顾问 | 黄荣楠

插图绘制 | 方佳翮 高文婧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策划人 | 路金波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帝国之初 少年天子

黑锅与嫌疑

喋血京师

弥天大谎

政变事出有因

七国之乱

第二章 独尊儒术 可疑的独尊

新儒生

仕途即前途

受辱,还是去死

又见秦政

非儒非法非主流

第三章 高度集权 谢幕的帝国

把王侯变成羔羊

要钱更要命

打掉地头蛇

一国两府

第四章 官治天下 职业官僚

再反封建

中央与地方

牧民与牧官

仕途广阔

条条大路通长安

第五章 是非功过 外戚政治

大将军卫青

匈奴问题

政变与政改

罪功岂在悔轮台

帝国是怎样炼成的

后记 汉武帝下诏罪己了吗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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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08

汉武的帝国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武的帝国/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3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398-1

Ⅰ. ①汉… Ⅱ. ①易…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汉代 Ⅳ. ①K23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8098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吴 畏 朱思梦

装帧设计 Mirro

插画 方佳翮 何姝 杨婕 徐婧儒

易中天中华史

汉武的帝国

易中天 著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27 千字

印张 7.25

印数 1-10, 000

插页 2

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398-1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帝国之初

少年天子

汉武帝刘彻继位那年,十六岁。 〔1〕

十六岁的男子即便在古代,也是未成年人。当时的法定婚龄是女十五,男二十。因此贵族男孩的成年礼,就在满二十那年举行,要束发,加冠,佩剑,取字,许婚,叫“冠礼”,也叫“婚冠礼”。

刘彻的冠礼却被提前。也许,这是因为他的父亲汉景帝已将不久于人世。事实上,刘彻加冠没过几天,景帝就驾鹤西去,刘彻成为西汉第五任皇帝。 〔2〕

这是一位少年天子。

但,未及弱冠便登大位,汉武并非第一人。最早的小天子是周成王姬诵,最早的小皇帝是汉惠帝刘盈。 〔3〕

刘盈身世可疑。 〔4〕

作为西汉第二任皇帝,刘盈并没留下多少事迹。从现有的资料看,他似乎是战乱中成长的苦孩子,从小就颠沛流离。甚至在兵败彭城的逃难途中,还几次三番被刘邦推下车去。靠着夏侯婴的营救,才捡回一条命来。

这一年,刘盈六岁。

不难想象,这事在一个六岁孩子的心中,会留下怎样的阴影。好在兵败彭城两个月后,刘盈被立为太子。这当然因为他虽非长子(长子是庶出的齐王刘肥),却是嫡出,是刘邦正妻吕后的独生子。

可惜,刘邦似乎并不看好这唯一的嫡子,几次三番要废了刘盈,改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据说,刘邦的态度越来越坚定,连张良和叔孙通也不能力挽狂澜。

然而事情的变化,却极具戏剧性。

变化发生在刘邦去世那年。某次宴会上,太子刘盈前来侍奉父皇,身后却站着四位老人。他们个个八十岁以上,须发雪白,衣冠甚伟,让刘邦看得目瞪口呆。

于是四人上前,自报家门。

第一位,东园公。

第二位,甪里先生。

第三位,绮里季。

第四位,夏黄公。

东汉朝鲜故地乐浪郡出土,彩箧漆画之局部。

这就是所谓的“商山四皓”了。他们是秦末以来就隐居深山、名满天下的世外高人,也是刘邦仰慕已久的。

刘邦问:朕求诸君多年不得,怎么跟了我儿?

商山四皓行礼说:陛下傲慢无礼,太子仁孝恭敬,所以天下士人无不愿为太子赴汤蹈火。

礼毕,四位老人飘然而去。

刘邦目送商山四皓离席,然后叫来戚夫人说:你都看见了吧?太子地位不可动摇,吕后才是你的真主子。

戚夫人哭。

刘邦却表示无能为力。他说:你为我楚舞,我为你楚歌吧!于是刘邦慷慨悲歌,一而再,再而三。歌毕,也离席而去,留下戚夫人泣不成声,哭倒在地。

从此,刘邦不再提出换太子。 〔5〕

这可真是新派武侠小说里面才有的场面。那四位老人的名字,也很像小说中的武林高手。据说,他们是张良为吕后出谋划策,特地请来为太子刘盈撑腰的。因此,这事就像张良当年的奇遇黄石公,非常不靠谱。 〔6〕

但更不靠谱的,还在后面。

按照《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的说法,刘盈继位是在汉高祖十二年五月,时年十七岁。七个月后,也就是汉惠帝元年的十二月,吕后就谋杀了赵王如意。

谋杀是处心积虑的,因为据说刘盈已经感觉弟弟不太安全。所以,如意从赵国来到长安时,刘盈便亲自到霸上迎接,接回宫后又同吃同住,像当年鸿门宴上项伯护着刘邦一样护卫着如意,吕后竟不能下手。

可惜百密难免一疏。某天早上,刘盈外出打猎,如意留在宫中。吕后闻讯,立即将如意毒杀。

故事讲到这里,破绽也就露了出来。

请问:如意为什么没跟刘盈一起去打猎?

解释是:赵王年少,不能早起。

很好!一个年纪小到“不能蚤(早)起”的孩子,刘邦凭什么说他“类我”(像自己)?所谓刘盈“不类”而“如意类我”因此就要换人,岂非胡扯?

没错,刘盈确实不像父母,既不像父亲心狠手辣,也不像母亲刚毅果断。他心慈手软,胆小怕事,很可能还有些多愁善感和自暴自弃。把江山社稷交给这样的人,当然不能放心。但,交给那位不能早起的,就可靠吗?

都靠不住。

刘邦的立储,已不能着眼于接班人自身。

那看什么?

看母亲。刘盈也好,如意也罢,继位之后恐怕都得靠太后撑腰,甚至靠太后临朝。

那么,戚夫人和吕后,哪个可靠?

吕后。

事实上,吕后不但是刘邦的结发妻子,更是他的亲密战友。刘邦的江山,其实是他和吕后一起打下来的。这是当时舆论的共识。甚至还有人说,吕后和她的家族是像推车子一样,把刘邦推上帝位的。 〔7〕

显然,吕后对刘邦的江山,会比戚夫人更加爱惜。

更何况,她也能干得多。

因此,作为男人,或者在床上,刘邦也许更喜欢戚夫人。但作为政治家,在朝廷,他绝对更相信吕后。

更重要的是,功臣们也都投了吕后一票。

刘邦的功臣,武将方面,韩信、彭越、英布已死,樊哙则是吕后的妹夫。文臣方面,萧何在灭韩信时即已站在吕后一边,张良和叔孙通都支持刘盈,陈平后来也挺吕后。有人支持戚夫人母子吗?没有。 〔8〕

局势如此明朗,戚夫人有什么可争的呢?

的确,刘邦和吕后,更多的是政治关系,未必有多少爱情。刘邦南征北战时,吕后常常留守后方忙于政务,戚夫人则常年陪伴在刘邦身边。日久生情,爱屋及乌,刘邦许诺废嫡立爱,并非没有可能。只不过,这种许诺可能是一时兴起,也可能是哄美人开心,靠不住的。

政治家,都不会爱情至上。

所以,什么商山四皓,什么楚歌楚舞,都不过是编出来的故事,或者是当时的一场表演,串通好了演给戚夫人看的。而且那总导演,弄不好就是刘邦本人。

这并非没有可能。想当年,刘邦还没发迹时,吕后就制造舆论,说常常看见刘邦头顶上有云气,结果小混混们都跟了刘邦。这其实就是两口子串通一气演的双簧。

当然,这回也可能是张良总导演,吕后制片人。

高2厘米,边长2.8厘米,重33克,以新疆和田羊脂白玉雕成。玉玺的主人吕雉,在汉初政治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权柄在握,叱咤朝野。

不管怎么说,张良站在吕后一边,是可以肯定的。赵王如意和戚夫人为吕后所杀,大体上也能肯定。至少,没有证据证明非她所杀。吕后,可是连韩信都敢杀的。杀那手无寸铁的孤儿寡母,又算什么!

但,心狠手辣的吕后,也未必不会蒙冤。

黑锅与嫌疑

刘邦选择刘盈,其实是选择了吕后。

这一点,吕后和刘盈都清楚。因此,刘盈继位后,就把权力和政务都交给了自己的母亲。但在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这样做显然并不合适,皇族也很没面子。因此史家必须给个说法,还必须由吕后来背黑锅。

于是,又一个故事被编了出来。

这故事说,吕后毒死赵王如意后,便把他的母亲戚夫人砍去手脚,挖掉眼睛,熏聋耳朵,弄哑喉咙,扔在猪圈里,号称“人彘”(人猪),然后让汉惠帝刘盈来看。

结果,惠帝放声大哭,一病不起。他说:这不是人干的事情!我作为太后的儿子,是没法治天下了。

据说,这就是惠帝不理朝政的原因。

但可惜,这实在离谱。

首先我们要问:吕后有必要这么做吗?没有。前面已经说过,戚夫人和赵王如意,根本就不可能构成威胁。过去不能,后来就更不能。对于毫无反抗能力的假想敌,就算要消灭,又犯得着下如此毒手吗?

泄愤也说不通。要知道,任何人受此酷刑,都不会再有感觉。戚夫人不痛,吕后何快之有?

更何况就算要泄愤,又何必要让惠帝来看呢?惠帝又不是戚夫人的同伙和同谋!难道吕后要威胁自己的独生子?难道她觉得惠帝受的刺激还不够?

汉惠帝因此而醉生梦死,就更是胡说。恰恰相反,他曾经是很想有所作为的。一天到晚吃喝玩乐,完全不理朝政的人也有,但不是汉惠帝,而是曹参。

曹参接替去世的萧何担任大汉相国,是在汉惠帝二年的七月。这时,距离所谓“人彘”事件已经一年半,照理说汉惠帝早就该泡在酒坛子里了。然而他对曹参的消极怠工却是十分不满,也非常着急。

不过惠帝毕竟是惠帝。他并不敢也不忍当面指责先帝的功臣,而是私下里对曹参的儿子说:令尊大人是不是看不起朕呀?整天灯红酒绿,怎么能心忧天下呢?

于是曹参向惠帝请罪。

曹参说:请问陛下与高皇帝,谁更圣明英武?

惠帝说:朕岂敢望先帝之项背。

曹参又说:陛下认为臣与萧何,谁更贤明有才?

惠帝又说:先生似乎不如萧相国。

曹参说:这就对了!高皇帝和萧相国,早就平定了天下,确立了法规,没什么可忧虑的呀!现在,陛下只需垂衣拱手,臣等也只需谨守职责,不就天下太平了吗?

惠帝这才恍然大悟。

没错,自己比不上高皇帝,曹参也比不上萧相国,瞎忙活什么呢?还是不折腾为好。

从此,汉帝国按部就班,萧规曹随。 〔9〕

很清楚,惠帝的不理朝政,其实是无为而治。这既是受曹参启发,也是当时帝国的政治需要和大势所趋,跟戚夫人或者吕后,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但,这不等于吕后没有别的嫌疑。

可疑之处在惠帝刘盈的成年礼。刘盈是十七岁那年继位的,但拖到继位后第四年才加冠。这时,少年天子已经二十一岁,是不是也太晚了一点?

当然是。

那么,惠帝的冠礼,为什么会这么晚?

为了等张皇后成年。

张皇后是在汉惠帝举行成年礼的五个月前,嫁给惠帝并立为皇后的。先婚后冠,可见这婚姻的重要。看来,汉惠帝的皇后,只能是这位张姑娘。张姑娘不成年,汉惠帝就不能正式成婚,也不能举行冠礼。

那么,张皇后又是何许人也?

鲁元公主和张敖的女儿。

难怪汉惠帝只能耐心等待,因为鲁元公主是他同父同母的亲姐姐,嫁给张敖是在汉五年。可见汉惠帝的这位张皇后,封后时顶多十岁。算作成年,已很勉强。

这当然是吕太后的一手包办。实际上,她是把自己未成年的亲外孙女,嫁给了自己刚成年的亲儿子。尽管谁都知道,政治人物的婚姻几乎无不具有政治性,但汉惠帝的这桩婚姻,也实在太离谱了一点。

然而吕太后宁肯死扛硬拖着,也要等到自己的外孙女勉强可以封后,才给惠帝加冠,尽管那少年天子早就有了性能力,也早就跟宫女们生了一堆儿子。

问题是,吕后为什么要这样谋划呢?

因为恐惧。

恐惧是可以想象的。据说,吕后曾向心腹大臣审食其坦言其忧:你看那些功臣元勋,向先帝北面称臣已是别扭委屈,有可能心甘情愿侍奉少主吗? 〔10〕

这话并非没有道理。

事实上,刘邦成为天子,跟周武称王、始皇称帝大不相同。周王和秦皇,原本就是贵族,就是君主,跟僚佐的关系也早就是君臣。其地位,当然无人觊觎。

刘邦则不同。他和功臣元勋,当年都是编入户籍的平民(诸将与帝为编户民),大家平起平坐。现在,凭什么你就能高高在上,我就该俯首称臣?再说了,既然一介平民也能当皇帝,为什么你当得,我当不得?

有这资质和能力的,不止刘邦一个吧?

资质和能力超过刘盈的,就更不止一个吧?

难怪吕后的精神会高度紧张。是啊,赤手空拳,孤儿寡母,怎么对付得了如狼似虎的权臣们?

孤立无援就得拉帮结派,靠得住的是自家人。

因此,汉惠帝驾崩后,更加势单力薄的吕太后便封王封侯。受封的既有刘家人,也有吕家人。刘氏四王:淮阳王刘彊(强),常山王刘不疑,济川王刘太,琅琊王刘泽。吕氏三王:梁王吕产,赵王吕禄,燕王吕通(梁王原本是吕王,吕王最早是吕台,后为吕嘉,再后为吕产)。

表面上看,吕后是公平的。她先封刘,后封吕;刘家王多,吕家的少。然而刘氏四王,都是小国。而且,淮阳王刘彊去世,就改封刘武;常山王刘不疑去世,就改封刘山(更名为刘义),后来又改封刘朝。这四国前后七王,都是惠帝与宫女所生,也都是小孩子。成年人只有琅琊王刘泽(吕后侄女婿),却是吕后党羽。

吕氏三王却都是大国,三大国的国王也原本都是刘邦的儿子,但都被吕后害死。最先被害的是赵王如意。如意死后,赵王换成刘邦的六子淮南王刘友,结果被吕后软禁饿死。刘友死后,赵王又换成刘邦的五子梁王刘恢,结果被吕后活活气死。所以后来讨吕的檄文,便说吕氏“比(接连)杀三赵王”。至于燕王,原本是刘邦的八子刘建。刘建倒是自己死的,但他的儿子却被吕后杀掉。于是,赵、梁、燕三国都落入吕家手中。

大国夺过来给自家人,小国封给儿童们装样子。吕后之心,已是昭然若揭。

那么,她安全了吗?

没有。恰恰相反,一起惊天血案很快在京城掀起,吕氏家族也因此身败名裂。

喋血京师

吕后刚刚去世,血案就发生了。

对此,吕后早有预感。临终前,她叫来梁王吕产和赵王吕禄,告诫他们控制军队,守卫皇宫,以防兵变。

这是先见之明,也可行。

的确,吕产和吕禄应该是靠得住的。吕产之父,是吕后的大哥吕泽;吕禄之父,是吕后的二哥吕释之。何况二吕虽然封王,却不在王国,而在京师,吕产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更重要的是,他俩手中有兵权。

兵权是张良的儿子帮他们要来的。

张良的儿子叫张辟彊。惠帝去世时,他特地去见左丞相陈平,问了一个问题:皇上是太后的独生子。皇上驾崩,太后却哭不出来,大人知道为什么吗?

陈平问:为什么?

张辟彊说:当然是不放心各位了。

于是陈平接受张辟彊的建议,让吕家统率南北军。南北军是京师的近卫军,其中南军守宫城,北军守京城。吕后驾崩时,吕禄掌北军,吕产掌南军。

有政权,有兵权,有防备,应该万无一失。

可惜事与愿违。

而且谁都想不到,第一个跳出来的竟是刘章。

刘章是吕禄的女婿,在吕后首批封侯时,被封为朱虚侯。他的弟弟刘兴居,也在吕产封王时被封为东牟侯。在吕后看来,这哥俩应该算作自己人。

那么,刘章为什么要坏吕后的事?

因为刘章还是前任齐王刘肥的儿子,现任齐王刘襄的弟弟。刘肥是差一点被吕后杀掉的,靠献出城阳郡才保住性命。刘襄任上,吕后又先后割走了济南郡和琅琊郡,分别封给侄儿吕台和侄女婿刘泽。

齐国被抢走了三个郡,齐王当然不爽。

父兄不爽,刘章也不爽。何况他也不看好吕家。在他看来,刘吕两族难免一战,而吕氏必败无疑。跟着吕家人混,那是要掉脑袋的。

更重要的是,刘章想拥立刘襄为帝。 〔11〕

政变发生在当时的京城长安。西汉初设置在长安城内的禁卫军,由卫尉统领的军队驻扎在未央宫、长乐宫之内,负责守卫两宫,因在南部,故称南军;由中尉统领的军队负责守卫宫城之外的京师,因主要在北部,故称北军。南北军是护卫和维持京城秩序的重要力量。

这并非没有可能。

事实上,刘肥是刘邦长子,刘襄是刘邦长孙。刘肥没能当上皇帝,是因为庶出。但,嫡出的刘盈已死。现任少帝刘弘(原名刘义)名为刘盈之子,其实来历不明,或可以说成来历不明。刘襄为帝,名正言顺。

于是刘章派人联络刘襄,鼓动他出兵讨吕,自己和弟弟刘兴居在京师为内应。齐王刘襄也毫不含糊,立即树起义旗传檄天下,亮出的口号是“入诛不当为王者”。

相国吕产闻讯,派出灌婴将兵反击。

灌婴也是沛公时代就从军的“老革命”,刘邦称帝之后封为颍阴侯。然而灌婴军至荥阳,却与齐王达成密谋:各自按兵不动,静观京师之变。一旦诸吕谋乱,共诛之。

外有刘襄,内有刘章,吕后所立小皇帝刘弘,所封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济川王刘太,都未成年。吕产和吕禄方寸大乱,竟不知何去何从。

太尉周勃和丞相陈平却决定动手。

陈平和周勃的第一步棋,是派出了一位说客。说客名叫郦寄,是郦食其的侄子,吕禄的好朋友。郦寄对吕禄说:高皇帝和吕太后共定天下,刘氏九王,吕氏三王,大家都认可。但如果不去封国,拥兵京师,就会遭人猜疑。为什么不交出兵权,高枕无忧做国王呢?

西汉初年,刘邦分封的同姓诸侯几乎占据大半国土,诸侯王有很大的权力,拥有能够自己控制的军事力量。山东临淄齐王墓出土兵器,数量众多,种类齐全,是汉初齐国强大军事实力的生动写照。

虎符是中国古代帝王授兵权和调动军队的信物。它分左右两半,右符留中央,左符在将领之手,只有两半合并,持符者才能调动军队。刘邦灭诸异姓王后,规定同姓诸侯需有朝廷虎符才能发兵,但这一规定对诸侯王兵权限制甚小。诸侯王自行养兵、练兵,无视虎符威严,依照自己的意志发兵。

吕禄认为有道理,便跟郦寄一起去打猎。

周勃立即行动。他先是假传圣旨骗开营门,然后又从吕禄那里取来将印,轻而易举就夺得北军兵权。

接下来,要解决南军。

南军的兵权掌握在吕产手中。这时,吕产已经得知灌婴与刘襄的密谋,跑进了未央宫。陈平闻讯,立即派朱虚侯刘章协助周勃。结果,吕产被拦在殿门外,最后被刘章杀死在厕所里。长乐宫卫尉吕更始,也被刘章杀死。

吕产一死,周勃便放手大清洗。他下令全城搜捕吕氏家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格杀勿论。于是,继梁王吕产、赘其侯吕更始之后,赵王吕禄、燕王吕通、临光侯吕媭(读如须,吕后妹,樊哙妻),也先后被捕被杀。

这可真是惊天血案。

但,此案可疑。

按照后世的说法,此案的起因是诸吕擅权,图谋不轨,危害刘氏。然而这种说法却只有罪名,没有罪证。反倒是诸吕一死,刘家就有人跟着倒霉。大臣会议宣布:小皇帝刘弘不是惠帝的儿子,应该废掉,另立天子。

这并不奇怪。刘弘,是吕后所立嘛!

只不过,出乎意料的是,被另立者并非踌躇满志的齐王刘襄,而是鲜为人知、一贯低调的代王刘恒。

说来这也是刘襄自作自受。

刘襄发难后,第一步就是夺琅琊王刘泽之兵。他派人去见刘泽,谎称自己年轻不懂事,愿以齐军相归属。刘泽上当受骗,跑到临淄接兵,却被刘襄扣押。

于是刘泽对刘襄说:大王是高帝长孙,臣泽在刘家年纪最大。现在大臣们犹豫,不知立谁为好,最后恐怕还得听泽的,为什么不让泽去游说群臣呢?

刘襄觉得有理,立即派车送刘泽回京。

然而刘泽说这话,不过是为了脱身,哪里会帮刘襄谋求帝位?相反,在讨论另立天子的会议上,第一个跳出来投反对票的就是刘泽。刘泽说,齐王的丈母娘家就像戴帽子的老虎。立齐王,不等于再立吕产和吕禄吗?

群臣均以为是。 〔12〕

现在,轮到刘襄有苦难言了。齐国虽兵强马壮,但真要西进长安,仍力不能及,也只好偃旗息鼓。此公以欺诈手段兼并他人实力,又因急于上位而被出卖,恐怕只能自己咽下苦果。连带刘章,也成了为人作嫁。

刘章和他弟弟刘兴居,后来倒是得到了酬劳。第二年,新皇帝刘恒封刘章为城阳王,兴居为济北王。城阳郡原本就是齐王刘肥割让给鲁元公主的,济北郡更是齐地,刘襄一点便宜没占着,刘恒也一点没亏损。 〔13〕

刘章被封,功在打前站;兴居受赏,功在断后路。大臣会议做出立刘恒为帝的决定后,刘兴居说:灭诸吕我没功劳,请让我去皇宫打扫卫生。于是与汝阳侯夏侯婴一起将小皇帝刘弘驱逐,然后迎刘恒进宫。

当晚,小皇帝刘弘和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济川王刘太都被杀死。刘弘死在少府,三王死在王府。实施谋杀的,据说是帝国的有关部门(有司)。

吕家人死光了。皇宫和京城里的刘盈一族,现在也死光了。请问这是安刘吗?请问这是平叛吗?

不,是政变。

政变是需要理由的,否则就没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对于陈平和周勃,就更是如此。

弥天大谎

陈平和周勃,都曾挺吕。

汉惠帝去世后第二年,吕后就动议要封诸吕为王。这并不奇怪,也未必不妥。当时的中央政府十分脆弱,诸侯们的王国占据了汉帝国的大半壁江山,而直属中央的郡县却十分有限。

所以,汉初的形势,跟当年的秦与六国无异。这才逼得刘邦不讲信义也不要脸面,痛下毒手灭掉或废掉燕王臧荼、韩王信、赵王张敖、楚王韩信、梁王彭越和淮南王英布,只留下无伤大雅的长沙王吴芮父子装门面。

废掉的异姓诸侯六国,封给或分给了刘家人。他们是:刘邦长子齐王刘肥,三子赵王如意,四子代王刘恒,五子梁王刘恢,六子淮阳王刘友,七子淮南王刘长,八子燕王刘建,堂兄荆王刘贾,四弟楚王刘交,侄儿吴王刘濞(读如譬)。至此,天下才基本上姓了刘。

但,异姓王靠不住,同姓就靠得住吗?

也靠不住。

这一点,刘邦其实心里有数。汉高祖十一年,刘邦封刘濞为吴王时,就曾摸着他的背半开玩笑说:阿濞呀阿濞,你他妈的以后可别造反啊!

刘濞顿首:臣不敢!

不敢?后来七国之乱,领头的就是刘濞。 〔14〕

实际上,汉初同姓诸侯王不反,是因为有刘邦、吕后和惠帝。惠帝虽然懦弱,却毕竟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又是嫡子,还有吕后撑腰、群臣护卫,当然坐得稳江山。

惠帝之后的小皇帝,就不好说了。小皇帝有两个,第一个叫刘恭,第二个叫刘弘。刘恭后来被吕后杀死,史称前少帝。之后是刘弘,为后少帝。两人都号称惠帝与宫女所生,其实可能是吕后胡乱立的,哪里镇得住?

吕后别无选择,只能临朝称制。

这时,萧何、曹参、张良、樊哙一班功臣元老,都已相继去世。朝中重臣,是右丞相王陵、左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吕后要封诸吕为王,必须跟他们三人商量。

结果,王陵反对,陈平和周勃赞成。

◎ 高帝末年同姓王国封域一览

国名 王名 王都 封域 始封年月

楚 刘交 彭城 彭城、东海、薛郡 汉高帝六年正月

齐 刘肥 临淄 临淄、胶东、胶西、 济北、博阳、城阳、琅邪 六年正月

赵 刘如意 邯郸 邯郸、常山、中山、 巨鹿、河间、清河 九年正月

代 刘恒 晋阳 太原、雁门、定襄、 代郡 十一年正月

梁 刘恢 定陶 砀郡、东郡 十一年三月

淮阳 刘友 陈县 陈郡、汝南、颍川 十一年三月

淮南 刘长 寿春 九江、衡山、庐江、豫章 十一年七月

吴 刘濞 广陵 东阳、吴郡、鄣郡 六年正月荆国

十二年十月更封

燕 刘建 蓟县 广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 十二年二月

据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

赞成并不奇怪,也无不妥。因为当时的中央,不是少帝而是吕后。吕后安全,中央才安全。中央安全,帝国才安全。吕后效法刘邦封同姓为王,其实是要维稳。

因此,陈平和周勃是对的,王陵反倒是不对的。

麻烦在于,后来政变了。主导和牵头的,则正是陈平和周勃。这跟他们当年赞成诸吕封王一样,都是不可更改的事实,却又互相矛盾,该怎么自圆其说呢?

这就要讲故事。

第一个故事说,刘邦曾杀白马与群臣盟约:从今往后,封王称王者若非刘氏,天下共击之。 〔15〕

这就叫“白马之盟”。

显然,此盟如果属实,吕后就是背约。齐王刘襄起兵,周勃和陈平起事,也就有了法理上的依据。

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大事。

然而如此大事,历史上却没有明确的记载。白马之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参加的都有谁?有没有盟书?如果有,存放在哪里?一概不知。

更奇怪的是,《史记》的《高祖本纪》对白马之盟只字不提,后来齐王刘襄的“讨吕檄文”也只字不提,只有《吕太后本纪》提到此事,还首先出自王陵之口。

王陵是当时的右丞相。他提到白马之盟,当然是为了阻止吕后封诸吕为王。后来,吕后临终前也旧话重提。她对吕产和吕禄说,高皇帝与群臣有白马之盟。如今我们吕氏封王,大臣不平,你们要小心!

这么说,白马之盟,吕后是知情的。

同样,陈平和周勃,也应该是知情的。

所以退朝之后,王陵就指责两人:高皇帝与群臣歃血为盟,二位当时难道不在场吗?如今二位为了逢迎女主放弃原则,将来有什么脸面见先帝于九泉?

陈平和周勃却回答:今日当廷力争,我等确实不如大人。将来保全社稷,安定刘氏,大人恐不如我等。 〔16〕

言外之意也很清楚:我们是“曲线救国”。

这就为后来的政变埋下了伏笔。陈平和周勃也不但没有历史污点,反倒比王陵更像政治家。问题是,他俩为什么会如此默契?心有灵犀吗?

不,是因为陆贾。

陆贾是与郦食其齐名的纵横家。天下在马上得,不能在马上治,就是他的名言。据说,为了最终能够顺利解决诸吕擅权乱政的问题,他曾经主动去见陈平。

陈平却不怎么搭理他。

陆贾说:什么事让丞相如此忧心?

陈平说:你猜。

陆贾说:诸吕吧?

陈平说:是。为之奈何?

陆贾说: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谐心往一处想,则无往而不胜。

陈平这才与周勃同心协力。 〔17〕

故事很精彩,可惜穿帮了。陆贾为陈平出主意,可是在诸吕封王以后。吕后征求意见和王陵指责他们时,他俩的说法为什么会高度一致呢?

所以,还得再编故事。

这故事说,刘邦临终前,吕后曾经请示他:陛下百年之后,如果萧相国也不在了,请问谁可以接替?

刘邦说:曹参。

吕后又问:曹参之后呢?

刘邦说:王陵。不过,王陵年轻,为人憨直,所以得让陈平协助。陈平多智,却难以独任,这就要靠周勃。周勃稳重忠厚朴实无华,安定刘氏的一定是他。

吕后又问:他们之后呢?

刘邦说:这就不是你能知道的了。 〔18〕

请注意,这里的原文不是“此后亦非我所知也”,而是“此后亦非而(你)所知也”。呵呵,当然不能是吕后所能知的,因为王陵、陈平、周勃之后,吕家会完蛋。

好一个神机妙算的“临终嘱咐”!

看来,刘邦早就料定自己死后吕氏一定会作乱,平叛的一定是周勃,助一臂之力的一定是陈平。至于作证白马之盟确有其事的,则一定是王陵。

吕后也很听话。她居然在汉惠帝六年,同时任命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周勃为太尉,亲手为家族的覆灭和自己的败亡,安排了掘墓人。

精彩吗?精彩。

靠谱吗?不靠谱。

事实上,这故事如果属实,就等于说,日本偷袭珍珠港,是为了让美国在世界上当老大。不可笑吗?

很清楚,什么临终嘱咐,什么曲线救国,什么陆贾之谋,都不过是西汉官方事后编出来的弥天大谎。而且那著作权,很可能属于陈平。

当然,也可能是集体创作。

众口一词,司马迁也没有办法,只能照录。

不过,司马迁毕竟是司马迁,他把所有的破绽和漏洞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等待后人去发现,去破译。看不出这一点,只能怪自己笨。同样,如果因此而认为陈平和周勃失却道义,也大错特错。

政变事出有因

现在看,吕氏一族是很可怜的。

血染京师以后,吕后和她的家人就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遍查史书,却不知他们罪在哪里。所谓“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云云,恐怕是不实之词。至少,没见过像他们那样不成体统毫无准备的乱党。

其实想想就知道,吕禄如果真有野心,为什么郦寄三言两语就让他晕头转向,不假思索就放弃了兵权?吕产如果图谋不轨,为什么进宫时不带一兵一卒,南军将士也不见踪影?很简单,他们根本就没打算谋反。

没有政治野心,就不会有思想准备、组织系统、心腹爪牙。所以事到临头,吕家竟全无主张;齐王起兵,也只能派出灌婴。结果怎么样呢?前徒倒戈。 〔19〕

吕产和吕禄,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陈平和周勃发动的政变,却得到了最广泛的支持。曹参的儿子、御史大夫平阳侯曹窋(读如烛)为他们通风报信,襄平侯纪通持节矫旨为周勃骗开营门,郦寄的部下刘揭从吕禄那里取来将印,未央宫的卫尉守住殿门不让吕产入内。周勃进入北军,命令效忠吕氏的右袒(露出右胸或右臂),效忠刘氏的左袒,结果全军皆左。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里面未尝没有原因。

原因在营垒的变化。

刘邦去世前的政治势力,可以说有三股力量:刘邦吕后一股,异姓诸侯一股,功臣列侯一股。刘邦系和诸侯系,构成两大阵营,功臣系则站在刘系一边。所以,萧何会不顾他跟韩信的老交情,与吕后联手灭了韩信。

这时,刘邦和吕后俱为一体。支持吕后,就是支持刘邦。张良和叔孙通等人力挺刘盈,功臣系无一人支持戚夫人和赵王如意,道理就在这里。

但惠帝以后,情况就变了。

惠帝之前,诸侯系已不复存在;惠帝之后,刘邦系也不复存在。依然存在的,只有功臣和吕后。吕后以前姓刘,现在姓吕;以前是刘邦系的发言人,现在是新势力的总代表。这股新势力,就叫外戚。

新势力茁壮成长并不奇怪,高祖和惠帝留下了权力真空,吕家也资本雄厚。刘邦起兵沛县,吕氏举家跟随;兵败彭城,又多亏吕泽接应。吕后妹夫樊哙,更是鞍前马后、出生入死。吕氏家族,功勋卓著。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在吕后。吕后不是花瓶,而是实力派。除被俘期间外,每次刘邦出征,都是吕后帮他看守大本营。刘邦去世后,大汉帝国更靠吕后一手经营。她的威望是自然形成的,也有当家做主的资格。

这时能与之抗衡的,只有宗室。

宗室主要是刘姓诸侯,比如齐王刘襄,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吴王刘濞。但宗室虽然姓刘,却代表地方;吕后虽然姓吕,却代表中央。功臣系该选谁?

陈平和周勃选择了吕后。

中央集权是大方向,陈平和周勃也无可厚非。但,吕后去世,诸吕还能再代表中央吗?

不能。

这,才是政变的重要原因。

也就是说,吕后驾崩,平衡就被打破。所有的政治力量都要重新洗牌,进行权力的再分配。刘章和刘襄起兵于外,陈平和周勃政变于内,虽非共谋,亦非偶然。

宗室和功臣的矛头,一致指向了外戚。

而且心照不宣,不约而同。

与此同时,积怨也爆发了。这当然该由吕后负责。吕后对功臣是不放心的,甚至不惜兔死狗烹。史家说汉初“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应该说基本属实。她先杀赵王如意,再杀淮阳王刘友,三杀梁王刘恢,更是事实。 〔20〕

功臣也得罪了,宗室也得罪了,岂非自绝于天下?

诸吕的寡助不在失道,而在失人。

同样,齐王刘襄算盘落空,也不完全因为琅琊王刘泽的反对,更因为陈平和周勃他们,绝不再想要一个强势的皇帝。当然,太弱也不好。最好是能与群臣和谐相处,实现此刻的平稳过渡,将来的君臣共治。

何况高祖所封十王,已死者六,失国者五,楚王刘交和吴王刘濞不是高祖子孙,淮南王刘长又年纪太小。 〔21〕

父死子继,国赖长君,刘恒成为不二人选。

代王刘恒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他的母亲薄姬在刘邦那里不受待见,靠着闺蜜帮忙才被临幸一次,而且那次临幸还出于刘邦的怜悯。不过刘恒母子却因祸得福。他们被吕后放过,在大清洗中幸免于难。 〔22〕

哈,吕后只知道防小三,没想到还要防小四。

大臣们也没想到,不起眼的小四并不简单。刘恒稳稳当当地做了二十三年皇帝,死后谥为文,号太宗。 〔23〕

太宗是仅次于太祖或高祖的庙号,超过文的谥号也不多。事实上秦汉两代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四大天王”:始皇帝嬴政,高皇帝刘邦,文皇帝刘恒,武皇帝刘彻。

汉文帝,为什么会获得如此之高的评价?

原因很多。但最为后世称赞的,是仁。比方说,生活俭朴,让利于民,宽以待人,等等。他在元年十二月,就废除了株连九族的连坐法。二年五月,废诽谤妖言罪。十三年五月,又废除刺青、削鼻、断足三种肉刑。

所以,司马迁和班固都说他仁。 〔24〕

其实,汉文帝的仁被夸大了。比如功臣周勃,就被他制造冤假错案关进监狱,只不过后来又放了出来。但比起刘邦和吕后之对待彭越,确实要算仁。 〔25〕

对待宗室也如此。

被吕后割走的城阳、济南、琅琊三郡,刘恒都还给了齐王刘襄。失去地盘的琅琊王刘泽,则改封燕王。刘友被吕后害死,便封他的儿子为赵王。

这可真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三月,文帝就将城阳郡封给了刘章,济北郡封给了刘兴居。刘襄的儿子刘则去世后,更将齐国分成齐、济北、济南、菑川、胶西、胶东、城阳七个王国,统统封给了老齐王刘肥的儿子。

赵国也被一分为二,大的一块给刘友长子为赵王,小的一块给刘友的少子为河间王。淮南国则在刘长死后一分为三,变成淮南、衡山和庐江三个王国。

就这样,汉文帝不动声色地摆平了宗室和功臣两大派系。此后随着陈平、周勃等人的相继去世,功臣系也不复存在。吕后时代的三股力量(外戚、功臣和宗室)先后退潮,汉帝国迎来了长治久安的新局面。

文帝,岂能不谓之文?

汉文帝的温柔一刀,据说是受到贾谊的启发。贾谊认为,当时帝国的主要危险,是外有匈奴,内有诸侯。这些诸侯虽然都是同姓,却不等于不会谋反。最好的办法,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也就是说,将大王国分裂成中王国,中王国分裂成小王国。国小力弱,就成不了气候。 〔26〕

不难想象,这种做法只要持之以恒,宗室的危险就会最终消除。后来的汉武帝,就是这样做的。

可惜这一方针,最后却被破坏。

于是,灾祸再起萧墙。

七国之乱

破坏文帝方针的,叫晁错。 〔27〕

晁错原本是汉文帝太子刘启的老师。文帝驾崩,刘启继位,是为景帝。景帝视晁错为智囊,言听计从。晁错也蠢蠢欲动,极力主张尽快解决宗室问题。

他出的主意,是削藩。

藩就是藩王,也就是诸侯。削藩,就是削弱诸侯们的力量。这并没有错,汉文帝就是这样做的。但文帝分齐为七,分赵为二,分淮南为三,得到封国的仍是诸侯王的子弟。晁错却不同,是要把王国的郡县夺归中央。

软刀子割肉不疼。何况按照文帝的做法,割下来的肉仍然烂在锅里,诸侯没有意见,有意见也没有话说。晁错的做法却是虎口夺食,诸侯岂肯拱手?

逼急了,没准会造反。

晁错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他说,削藩是迟早的事,造反也是迟早的事。削,他们会反;不削,他们也反。早削早反,后患小;晚削晚反,后患大。等到各路诸侯羽翼丰满尾大不掉,想削都削不了啦!

景帝觉得有道理,于是下令削去楚国东海郡、赵国常山郡、胶西国六县、吴国会稽郡和豫章郡。

令下,七国反。

造反的诸侯,有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菑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读如昂)、胶东王刘雄渠、济南王刘辟光,所以叫七国之乱,也叫吴楚之乱。

打出的旗号是:入诛汉之贼臣晁错。

领头的吴王刘濞气焰嚣张。他照会各国声称:敝国虽小,也有三千里;我军虽弱,也有五十万;寡人虽贫,也节衣缩食三十年。吴国在天下各处都有存款,各位大王要犒赏三军,尽管用钱,跟寡人打声招呼就行。

刘濞又在国内总动员。他说,寡人今年六十二,亲自将兵;寡人的小儿子十四岁,也身先士卒。所以,从十四到六十的男丁,都要出征。

结果,刘濞兵力猛增。

如此架势,汉景帝始料未及,方寸大乱。

据《中国历代战争史地图集》。

晁错也慌了手脚。实际上,此人是个书呆子,情急之下竟连出昏招,居然提出要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这就等于把安全留给自己,危险留给皇上,何况麻烦还是他自己惹出来的。难怪群情激奋,皆曰可杀。 〔28〕

汉景帝心里,恐怕也咯噔一下。

晁错却毫无知觉,又想公报私仇,利用御史大夫(副总理兼监察部部长)职权,要杀总跟自己作对的政敌袁盎,理由是袁盎曾说吴王不会造反,肯定是接受了贿赂。只不过,这一提议被监察官员们集体否决。

袁盎却得到了消息,紧急求见景帝。

景帝问袁盎:爱卿曾经担任吴国丞相,了解他们君臣的为人。你看吴楚之乱会怎么样?

袁盎说:不足为虑。

景帝大吃一惊:吴王头发白了还造反,没有万无一失的把握他会干吗?爱卿难道有什么妙计?

袁盎说:吴王和楚王作乱,是被晁错逼的。如今只要杀了晁错,派使节赦免吴楚七国,恢复他们被削之地,则兵不血刃而天下重归太平。

景帝沉默良久,然后说:朕不会因为爱护一个人,就不顾天下万民的。

十多天后,晁错被杀。

那么,刘濞他们退兵了吗?

也没有。

吴王刘濞甚至根本就不见前来宣诏的汉使袁盎。

和谈不成,就只能武力解决。

历时三个月的一场内战,最后以七国兵败、诸王皆死而告终。他们或者被杀,或者自杀,一个个身首异处。这是景帝没有想到的。想得到,他就不会杀晁错。这也是吴王没有想到的。想得到,他就不会那么猖狂。

然而两位功臣的结局,也不美妙。

功臣就是梁王刘武和太尉周亚夫。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汉文帝时为将。文帝到他的细柳营劳军,先是进不了营门,进去以后又被告知营中不能跑马。最后亚夫出来拜见皇帝,居然手持兵器一身戎装,拱手行军礼。

汉文帝感叹说,这才是真将军呢!临终前又告诉汉景帝:将来国家有难,亚夫堪当重任。

周亚夫也不负厚望,在这次战争中大破吴军,平定了七国之乱。但他的胜利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梁王刘武坚守在睢阳,拖住七国大军三个月之久。等到叛军筋疲力尽、弹尽粮绝,转而与亚夫作战时,已是不堪一击。

梁王也乘势痛击,战功跟周亚夫一样多。

显然,没有梁王,汉帝国不可能胜利。

梁王刘武支持中央并不奇怪,因为他是汉景帝的亲弟弟,他俩的母亲窦太后甚至更喜欢这个小儿子。有太后宠爱又是功臣,梁王变得跋扈。他居然指使他人谋杀了袁盎等十多位大臣,原因是他们反对景帝立他为接班人。

这事直接导致了景帝与梁王的不和,梁王刘武最后也郁郁寡欢而死。他死后,梁国被分裂,变成梁、济川、济东、山阳、济阴五个小王国。 〔29〕

梁王刘武死后一年半,周亚夫被诬下狱。

司法官问:君侯为什么要谋反?

周亚夫答:有什么证据说我谋反?

司法官说:就算现在没反,也打算死后在地下反。

周亚夫百口莫辩,只好去死。

一代名将周亚夫是绝食五天吐血而死的。汉景帝下此毒手,则是为汉武帝登基做准备。景帝曾看着周亚夫的背影说:这样的人,哪里是少主可以驾驭的! 〔30〕

周亚夫死后一年多,景帝驾崩,武帝继位。这时,列祖列宗已经做好了种种铺垫,单等他大显身手。

第二章

独尊儒术

可疑的独尊

汉武帝做了一个重要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是一件影响到千秋万代的大事。从此,中华帝国有了国家意识形态,也有了恒定的核心价值。帝国作为一种制度,也才稳定地延续了两千多年。

当然,秦制和秦政,也因此变成汉制和汉政。

这并不容易,因为武帝的祖先都不喜欢儒家。比如刘邦,是只要一看见儒生,就忍不住要摘下他们的帽子往里面撒尿的。武帝尊儒,不怕得罪祖爷爷的在天之灵? 〔1〕

更麻烦的是窦太后。窦太后是景帝的母亲,武帝的祖母。老太太喜欢的,据说是黄帝和老子,以至于景帝和窦家人都“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 〔2〕

结果,闹出风波来了。

有一天,窦太后招来一个名叫辕固的儒生,要他给自己讲解《老子》。辕固却撇撇嘴说:那是家奴的书。

窦太后勃然大怒,下令让辕固到猪圈里去与猪搏斗。景帝无奈,只好偷偷塞给辕固一把好刀,这位儒生才幸免于难。 〔3〕

太皇太后意见如此,尊儒岂不可疑?

当然。

事实上,汉武帝从来就不是真儒家,更非纯儒。他迷信巫术,重用酷吏,都不是儒家赞成的事。他大张旗鼓招聘儒生时,大臣汲黯(读如急暗)就当面直言:陛下内心世界充满欲望,又何必装模作样讲什么仁义呢? 〔4〕

同样,窦太后也不是真道家或纯道家。她和吕后以来的帝国统治者,是既贵黄老,又重刑名。刑就是刑律,名就是名教。刑律是法家要的,名教则是儒家的主张。所谓“黄老刑名”,首先是按照儒家荀子学派的主张确立君臣名分,然后按照法家的主张依法治国,最后像老子主张的那样清静无为,像黄帝那样垂拱而治。

可见,汉初统治阶级的思想杂糅了诸家。窦太后他们要的,也绝非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更非庄子主张的无政府主义。否则,封建制倒是对的,郡县制反倒不对了。

这当然绝无可能。

可能的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休息是必需的。七年楚汉战争之后,举国上下满目疮痍。城池毁灭,良田荒芜,人口锐减,民不聊生,户口所存仅十之二三。当时,就连皇帝乘坐的专车,也配不齐四匹颜色相同的马,将相们甚至只能坐牛车。

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

《史记》记载:“至汉祖定天下,民之死伤,亦数百万,是以平城之卒,不过三十万,方之六国,五损其二。”

于是,高、惠、文、景四朝,都厉行节俭,力求清静。因此到武帝继位,国库里已是堆满了粮食堆满了钱。田野里牛马成群,老百姓也人给家足,上流社会更是如果只有母马可骑,都觉得丢人现眼了。 〔5〕

出土时内盛鲜黄稻穗四束,是文景时期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的象征。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

西汉农具,福建省崇安县汉城遗址出土。

使用时由一人推动,适合半山区和农村田间运输。

西汉农具,据山东枣庄出土汉画像石。

此时期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与文、景二帝对农业的重视密不可分。

这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

因为帝国中央的清静无为,固然造福于底层民众,却也便宜了中层豪强,尤其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诸侯王。那些获得了言论自由的谋臣策士,获得了人身自由的亡命之徒,更流窜于各王国,摇唇鼓舌,兴风作浪。

对此,帝国岂能容忍!

事实上武帝及其臣僚首先打击的,是“治申(申不害)、商(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者。前三个是法家,后两个是纵横家。 〔6〕

显然,罢黜百家,并非罢黜道家。其实就连法家,也仍然是帝国的执政党。只不过,法家的思想武器只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不能让民间用来对付中央。

看来,罢黜百家的说法是可以商量的。实际上武帝他们也没有把诸子百家都赶尽杀绝,更没有派人派兵烧毁民间的藏书。真正要消灭的,是危害政权的纵横家。

这当然是窦太后也同意的。何况她喜欢清静,岂会赞同纵横家的无事生非?

那么,独尊儒术,是真的吗?

是。不过,是独尊,不是独存。也就是说,只有儒学才被确立为官学,有着毋庸置疑的至尊地位,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老大,诸子百家不能与之平起平坐。

问题是,为什么要独尊一家呢?

因为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这是秦始皇就已经意识到的。而且,始皇的焚书,武帝的尊儒,动机和说法都一样:天下大乱,皆因思想自由,言论不一。既然好不容易法令归一统,又岂能再众说纷纭?

一统天下,就不能百家争鸣。

这是秦皇和汉武的一致看法。只不过,秦始皇选错了对象(推崇法家),找错了帮手(以吏为师),用错了手段(焚书坑儒),汉武帝却对了路。

儒学,为什么就适合做统治思想?

因为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的。这倒是跟法家一样。但法家的维护不讲道理,其手段则无非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法家称之为势、术、法)。所以,法家之道为霸道,法家之政为苛政,法家之制为专制,法家之治为刑治。结果怎么样呢?秦帝国二世而亡。

儒家则不同,道为王道,政为仁政,制为礼制,治为德治。也就是说,儒家维护君主制度是讲道理的,也有人情味。这样的统治,人民能够接受。人民能接受,政权就稳固。君主和人民都满意,就双赢。

何况儒家学说有着深厚的根基,这就是小农经济、宗法社会和礼乐传统。从这个角度看,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几乎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替代的。而且,当儒学取得至尊地位并深入人心后,帝国时代的核心价值也产生了。

这就是三纲五常。

此事的意义当然极其深远,也许只能从长计议(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问题在于,儒家学说与帝国制度原本存在冲突。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可是主张封建制的,帝国的制度却是郡县制。那么,汉帝国之所独尊,还可能是儒学吗?

新儒生

登上两汉历史舞台的,是新儒学。

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董仲舒是因为汉武帝下令策问古今治乱之道,才进入皇帝视野的。正是在这次对策中,董仲舒提出了以思想大一统维持政治大一统的主张,明确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由此产生的功过是非,也往往算在此人账上。

然而在司马迁的时代,董仲舒的地位并不高。他被看作诸儒的一员,在《史记》中与他人合为一传。到班固的时代,董仲舒才脱颖而出,被推为儒首。他的“天人三策”也才载入史册,成为历史转变的里程碑。 〔8〕

《春秋公羊传》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典籍,董仲舒借以发挥,改造成符合“大一统”需要的新儒学。

明堂辟雍是中国最高等级的皇家礼制建筑之一,是帝王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思想,以此神化和巩固皇权,影响了后世的历朝历代。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独尊儒术并非汉武帝一时之事,更非董仲舒一人之功。事实上,董仲舒的新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深远影响,也要到后世才显现。武帝时代改写历史的,不是新儒学,而是新儒家,或新儒生。

新儒生的代表人物,是叔孙通和公孙弘。

叔孙通原本是秦帝国的博士,在二世的时代供职于宫中。这说明秦始皇其实只焚书,不坑儒(所坑为术士)。焚书的目的之于文化,也不是毁灭,而是垄断。所以,陈胜吴广起义后,被秦二世叫来问策的,是一群儒生。

儒生都是书呆子。他们的对策,是出兵镇压。

二世闻言,脸都绿了。

叔孙通赶紧上前说:天下一统,四海一家,明主在上,法令在下,哪有什么人造反?小偷小摸罢了。

秦二世龙颜大悦。

退朝后,其他儒生指责叔孙通欺君罔上,阿谀奉承。叔孙通却回答:不说假话,还有命吗?

于是,叔孙通投奔项梁,后来又跟了刘邦。

改换门庭的叔孙通也改头换面。他毫不犹豫地脱下儒生的服装,换成楚人的短衣。向刘邦推荐的人才,也尽是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为非作歹之徒。总之,叔孙通在汉王刘邦军中的表现,完全不像一个儒家。

如此这般地熬到刘邦称帝,叔孙通终于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汉高祖七年十月,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在帝都长乐宫试行。原先不懂规矩的功臣元勋们,第一次在天子面前表现得诚惶诚恐,刘邦也才真正尝到了当皇帝是什么滋味(故事详见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刘邦重赏叔孙通。

叔孙通却说:臣的学生一百多人追随左右,都参与了朝仪的制定,愿陛下让他们也有用武之地。

刘邦又任命这些人为郎官。 〔9〕

前面说过,刘邦是讨厌儒生也讨厌儒家的,然而叔孙通却让他改变了看法。汉高祖十二年的十一月,刘邦甚至以最高规格(太牢)祭祀了孔子。 〔10〕

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在此刻已经打下基础。

那么,叔孙通为什么会成功?

因为他是新儒生。他很清楚,时代变了,儒学也得与时俱进。过去为邦国服务,现在为帝国服务。邦国的君主都是贵族,此刻的元首却是平民。贵族是熟悉礼仪的。让平民皇帝刘邦及其部下接受儒学,却并不容易。

所以,他必须等待。

等待要有信心和耐心,这两条叔孙通都有。他很清楚,儒家那一套,用来打天下完全不行,用来治天下却长袖善舞。他也清楚,中央集权后,君臣父子之类的观念和制度不会没有用,反倒更有用。

只不过,必须投其所好,灵活变通。

所以,当刘邦南征北战时,叔孙通绝不温文尔雅。同样,刘邦问他朝仪难不难,他马上回答陛下希望如何就如何。后来排练,刘邦也认为不难。其实哪里不难,不过删繁就简,做了调整而已。

结果是皆大欢喜。原来那些质疑叔孙通的,也都改变态度,称他为“知当世之要务”的真圣人。

圣不圣,不好说。不迂不腐,是真的。

公孙弘也一样。

与董仲舒同时被武帝看中的公孙弘,当过狱吏也做过猪倌,成为朝臣时已年过六十,堪称老奸巨猾。他很清楚汉武帝是假儒家。因此,每次金殿对策,他提出的主张都很务实,却引经据典用儒学做装饰,汉武帝很受用。

公孙弘还有一招:遇到难办的事,总让直肠子汲黯先开口,自己跟进。如果汲黯在武帝那里碰了钉子,公孙弘就马上改口。次数多了,汲黯忍无可忍,在汉武帝面前当廷揭发公孙弘的背信弃义,斥责他不忠。

公孙弘却答:了解臣的认为忠,不了解的认为不忠。

汉武帝笑。

另一次,汲黯又揭发说:公孙弘位在三公,俸禄甚多,却用土布做被子,这是狡诈。

汉武帝又问公孙弘如何解释。

公孙弘答:汲黯所言属实。臣官居御史大夫(副总理兼监察部部长),却用土布做被子,确实未免有沽名钓誉之嫌。陛下明察,满朝文武与臣关系最好的,莫过于汲黯。今日汲黯当廷责臣,正中臣的要害。臣认账。更何况,如果没有汲黯,陛下哪里知道这些?

结果,汉武帝更加看重公孙弘。

元朔五年十一月,汉武帝封公孙弘为平津侯,这时他已经官居丞相。西汉的惯例,从来就是列侯才能为相,叫封侯拜相。公孙弘却开了一个新例,即拜相封侯。更重要的是,先封侯后拜相的都是功臣。从公孙弘开始,先拜相后封侯的,却有可能是儒家之徒了。 〔11〕

这也正是董仲舒希望的。

仕途即前途

的确,董仲舒和公孙弘,是西汉新儒家的两个代表人物。董仲舒是理论家,他回答了“为什么要独尊儒术”;公孙弘是行动派,他解决了“怎样才能儒术独尊”。

怎样才能呢?

垄断仕途。

这当然是抓住了根本。我们知道,帝国与邦国有一个重要区别:邦国是贵族政治,帝国是官僚政治。帝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组织,都由官员代理皇权。如果这些官员都是儒生,儒学的独尊地位就不可动摇。

然而垄断仕途并不容易,因为高祖的权力机关原本是军政府。所谓“非封侯不得拜相”,就是要维护军人的政权。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岂能拱手相让于儒生?

问题是,军人政治即贵族政治。如果帝国的官员永远都是勋贵们的子弟,中央集权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文官政府的建立是迟早的事,只不过得慢慢来。

公孙弘的办法,是先抓教育。

元朔五年六月,已被封为平津侯的丞相公孙弘,上书请为博士设弟子。博士是秦汉帝国的学术官僚和技术官僚,任务是为皇帝充当顾问。他们虽无决策权和行政权,却常常列席御前会议,很有发言权和影响力。

此时,研究诸子百家的博士都已被罢黜,皇帝的顾问团只剩下五经博士。五经就是儒家经典《诗》、《书》、《易》、《礼》、《春秋》。为五经博士设弟子,其实就是动用国家力量和经费,为儒家培养接班人。

公孙弘老谋深算。

五经博士是皇帝的顾问,也是太学的教官。博士弟子就是太学生。他们入学后,每年考试一次,成绩优秀的可以做官,成绩一般的可以为吏,不及格的退学。

这样一来,董仲舒建议设立的太学,就不但成为当时唯一的最高学府,也成为帝国官员的培养基地。大批接受了儒家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进入权力机关,走上领导岗位,干部队伍的结构为之一变,气质也变得文质彬彬。 〔12〕

军人政府,开始转变为士人政府。

变化让最高统治者感到满意,博士弟子的名额也开始逐渐增加:武帝时五十,昭帝时一百,宣帝末二百,元帝时千人,成帝时竟多达三千。

不难想象,每年上千儒生进入各级政府,那会是一种怎样的局面。至少,独尊儒术已不再是空谈。

与此同时,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也达成交易。

知识阶层就是士。士在春秋以前是最低一级贵族,在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级平民,在战国和楚汉之际则是不安定因素。因为士的特点,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艺,无产业。他们就像毛,必须依附在皮上。没有皮,就动乱。

西汉初年的情况正是如此。天下一统后,大批依附于各路诸侯的士人下岗待业,流落民间,不知所从。如不妥善安置,岂非又要冒出范增、陈平和蒯通来?

这当然很糟糕。

实际上,武帝登基后,首先要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士,就因为此类人物在当时为数不少,尽管他们的目的不是乱国政,只是找工作。

但是现在好了。汉武帝和公孙弘告诉士人:帝国就是最好的皮,仕途则是最好的前途。只要尊孔读经,就能拜相封侯,荣华富贵,耀祖光宗。

显然,这是一种收买。

不过,帝国只收买儒生,却堪称高明。因为儒家是主张忠君爱国的。事实上,此后即便在王朝末年,士人都很少参加造反。将起义者们凝聚在一起的,也从来不是儒家思想。赤眉、黄巾、白莲教、太平天国,都如此。

因此,尽管两千多年以来,王朝更替在所难免,帝国制度却稳如泰山。同样,儒家虽不能绝对垄断仕途,却成功地将其他学派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就连后来兴起的玄学和佛学,也很难挑战其老大地位。

这是一笔双方都很合算的买卖。

是啊,儒家奉献知识忠诚,帝国开放官位俸禄;儒家谋取了生存空间,帝国得到了国家栋梁;儒家获得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帝国则把它变成自己的统治工具。

一个独尊,一个至尊,一个垄断,一个把玩,他们当然会拍板成交。

但,这又是一笔不平等的交易。

的确,尽管帝国承诺要按照儒家思想来治国,然而在事实上,行王道还是行霸道,却完全由不得儒生。王道好用够用时,自然不妨温文尔雅,歌舞升平。一旦不够趁手,就会大打出手,甚至杀人如麻。

总之,帝国可以随心所欲,翻脸不认人,知识阶层却必须履行魔鬼协议,从此交出灵魂,不再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自由。而且,由于这一次的集体出卖,中国知识界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还要遭受无数次磨难和摧残。

因此,这是另一种“焚坑事业”。

是的。独尊儒术与焚书坑儒,只有手段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其目的,都是要统一思想。只不过,秦始皇威胁,汉武帝利诱;秦始皇不准人民读书,汉武帝要人民只读一种书。结果,始皇失败,武帝成功。 〔13〕

然而汉武帝的成功,却不是儒家的,而是法家的。法家其实很清楚,统一思想靠杀人是不行的,得靠诛心,正所谓“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由此推论,杀其人就是最次的了。 〔14〕

相反,收买人心则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办法。不要忘记,法家是主张“两面三刀”的。三刀,就是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两面,则是赏和罚。始皇用罚故焚书,武帝用赏故尊儒。但,给儒家吃冷猪肉,绝不等于对其他人就不会挥舞狼牙棒。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汉武帝的法家嘴脸。

受辱,还是去死

先看一份死亡名单:

时期 职位 人物 结果

建元二年 御史大夫 赵绾 下狱自杀

元光四年 魏其侯 窦婴 被杀

元朔二年 齐相 主父偃 被杀

元狩四年 前将军 李广 自杀

元狩五年 丞相 李蔡 下狱自杀

元狩六年 大司农 颜异 被杀

元鼎二年 御史大夫 张汤 自杀

元鼎二年 丞相 庄青翟 下狱自杀

元鼎五年 丞相 赵周 下狱自杀

天汉三年 御史大夫 王卿 自杀

征和二年 丞相 公孙贺 下狱死

征和三年 丞相 刘屈氂 下狱腰斩

后元元年 御史大夫 商丘成 自杀

以上十三人,都在汉武时期非正常死亡,其中丞相五人,御史大夫四人。不在名单中的,还有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以及新太子(汉昭帝)的母亲钩弋夫人。他们有的死于汉武帝的淫威,有的死于他的峻法。

比如李广。 〔15〕

长年在边疆保家卫国的李广,是被匈奴称为“汉之飞将军”的。他曾经生擒匈奴的射雕英雄,也让匈奴长期不敢来犯。汉文帝甚至感叹他生不逢时。文帝说,李广如果生在高帝时代,封万户侯又算什么!

然而李广却被逼自杀。

李广实际上是被汉武帝害死的,尽管汉武帝并不负直接责任。元狩四年,武帝发动漠北之战,由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兵攻击匈奴,李广被任命为前将军。这时他已六十多岁,很愿意争取最后的辉煌。

可是作为前将军,李广接到的命令,却是走东路与大军会合。这道奇怪的命令背后,其实另有原因。原来,汉武帝曾私下里告诫卫青:李广命数不好,是单数。孤星照命,让李广打头阵,恐怕不吉利。

汉武帝一句话,就断送了李广的前途。

正好卫青也有私心。他要把头功留给自己人,便把李广变成了当年的陈胜。由于东路难走,又没有向导,迷失了方向的李广部队不能及时赶到指定地点,依律必须接受军事法庭的调查,甚至审判。

心中有愧的卫青倒是愿意为李广说情,李广却不肯配合。他说:我老了,无法再对簿公堂。于是拔刀自尽。消息传出,全军皆哭。老百姓听说,也都哭。

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冯唐易老, 李广难封。”感叹李广将军的功高不爵,命途多舛。

那么,李广为什么宁肯自杀,也不申诉?

因为帝国的法庭和监狱都太恐怖。想当年,绛侯周勃从看守所放出来的时候,就曾心有余悸地说:我将兵百万,位极人臣,今天才知道狱吏的威风。 〔16〕

帝国的律法也极其苛严。比如云中太守魏尚,出生入死战功赫赫,却仅仅因为上报的杀敌数字与上交的敌人首级差了六个,便被下狱罚为苦力。武夫们多半没有文化,这样的差错谁不会有?帝国却不依不饶。 〔17〕

我们知道,魏尚时的皇帝是汉文帝,文帝可是以宽厚仁慈著称的。这时被调查的官员和将领,尚且只要一句话对不上号,便会被绳之以法,何况武帝时代?帝国的法官几乎都是酷吏,李广又哪里是对手?

所以,受审即受辱。

士可杀不可辱,李广选择了死。

选择受辱的是司马迁。

司马迁遇难,是因为李陵。李陵是李广的长孙。李广自杀十九年后,李陵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祁连山,奉命率步兵五千人吸引匈奴兵力,结果被八万人团团围住。李陵血战八天而救兵不到,弹尽粮绝,被迫投降。

显然,李陵之败,是因为李广利指挥失当,救援不力。但李广利是汉武帝的大舅子,当然不会被追究责任。相反,司马迁为李陵说公道话,却被视为别有用心。

于是,汉武帝将司马迁下狱法办。

司马迁被判处的是死刑。依照当时的律条,死刑可以用钱赎买,也可以用腐刑顶替。但是他没有那么多钱,周围的人也不肯伸出援手。如果像李广那样去死,则《史记》无法完成。司马迁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腐刑。

腐刑又叫宫刑。受此刑者,男的割掉阴茎,女的破坏阴道。这当然极其残忍,也为任何男人和女人所无法忍受,因此在汉文帝时一度被废。不过,此刑很快又被帝国恢复,直到隋文帝开皇初年才被彻底废除。

腐刑是中国古代最残酷的刑罚之一。对受害者来说,不但肉体受到摧残,内心也遭受极大痛苦,从此如腐木枯朽。

可惜,司马迁遇到的不是隋文帝,而是汉武帝。他只能去承受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屈辱。受刑之后,司马迁“肠一日而九回”,坐立不安,汗流浃背,神情恍惚,一度仿佛变成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18〕

这种痛苦,汉武帝知道吗?

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重要的是,他不需要知道,因为他的立法精神就是要让你痛苦。更险恶的是,他的制度居然这样设计:要么去死,要么受辱。尊严和性命,只能二选一,除非你有足够多的钱。

请问,这是什么狗屁法制?

有此酷刑,实在是一个民族的奇耻大辱。看来,法治也未必靠得住。如果那法是王法,治国的是帝王,法治也可能是专制,只不过“依法专制”而已。任何人权都不会有保障,所有的人都不会有尊严。

德治和儒术,就更靠不住。

的确,司马迁是景仰孔子的。他称孔子为至圣,由衷地赞美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可惜,这位伟大的圣人即便再世,恐怕也奈何不了帝国的统治者,哪怕是在独尊儒术的时代。 〔19〕

更何况,汉武帝又何尝当真尊儒?在他那里真正吃得开的,甚至不是新儒生,而是刀笔吏。

又见秦政

刀笔吏的代表人物是张汤。 〔20〕

张汤似乎天生就是法官。小时候,老鼠偷了他们家的肉。被父亲责打的张汤,挖地三尺将老鼠捉拿归案,而且鼠赃俱获。于是,小张汤升堂问案,读诉状,出证据,录口供,最后将老鼠验明正身就地正法。

这事让张汤的父亲对他刮目相看。担任长安县丞(副县长)的张汤之父,便把儿子送去学习法律。学成之后,张汤成为专业法官,从基层法院的办事员做起,一直做到帝国的最高监察官员御史大夫。

与此同时,他也成为西汉著名的酷吏。

酷吏就是执法苛严的官吏,作风相反的则叫循吏。酷吏是老早就有的。吕后时有侯封,文景时有郅都,武帝时更可以开出长长的名单: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可谓于斯为盛。

这当然自有原因。

原因是复杂的,酷吏与酷吏也各不相同。比如王温舒死后家财万贯,尹齐的家产却不满五十金,张汤的则只够买五匹马。可见张汤和尹齐,虽然枉法,却不贪赃。他们是酷吏,同时也是清官。

事实上也有两个张汤:好官张汤和酷吏张汤(尽管两个张汤是同一个人)。好官张汤的故事和意义,我们到第四章再讲,这里只说酷吏张汤。

酷吏张汤的代表作,是颜异案。

颜异被害时的官职是大司农。大司农是九卿之一,即汉帝国中央政府的部长,主管国家的财政经济,物价、国库、土地、交通运输和盐铁专卖也都归他管。颜异得罪汉武帝,便是因为金融货币问题。

元狩六年,汉武帝和张汤发明了一种新货币,叫白鹿皮币。具体地说,就是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四边绣上水草,价值四十万。同时规定,王侯宗室朝见皇帝,必须用白鹿皮币垫着玉璧,才能行礼。

大司农颜异表示反对。因为一块苍玉才几千块钱,垫子倒要四十万,岂非本末倒置?

汉武帝很不高兴。

于是张汤将颜异下狱,判处死刑,罪名是腹诽。腹诽就是嘴上不说,心里诽谤。这种罪名,本身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况就连这也不能成立。因为颜异不赞成白鹿皮币是公开的,并没有欺上瞒下,又何尝腹诽?

但,君臣意见不一原本正常。颜异作为财政大臣,对经济政策发表看法,不但合法,而且合情合理。要治他死罪,只能节外生枝,故意找茬。

然而证据居然被张汤找到。有一次,某人在颜异那里做客,谈话时对朝廷政策表示了不满。颜异当时什么都没说,只微微动了一下嘴唇。于是张汤起诉说:这就是腹诽。欺君罔上,心怀不轨,大逆不道,罪该万死。 〔21〕

汉武帝很满意。

显然,这不是法治,而是专制。或者说,以法制行专制。在这里,法制跟儒术一样,不过是装饰品。但,装饰既然是必需的,那就得有懂法律的人来做帮凶。

所谓“刀笔吏”便应运而生。

刀笔吏,就是帝国的司法官员。纸张发明前,法官和书吏录口供,做判决,都用笔写在竹简上。写错了或者要修改,就用刀削去重写。这些人掌握了刀和笔,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削就怎么削,所以叫刀笔吏。

中国古代在未发明纸以前,用竹简来写字,所以需要一种修改简牍的小刀,汉代称“书刀”。

那么,刀笔吏有可能舞文弄法吗?

有。汉的律令,在刘邦时代不过约法三章,但到武帝时代却增至359章。其中,死罪律409条,1882款,案例13472个。这样繁多的法令,专业人员也看不完,更不用说不懂法律的其他官员和普通民众了。

结果是什么呢?是帝国的司法被玩弄于刀笔小吏的股掌之间。他们想让你活,可以有一千条理由来开脱;想让你死,也有一万个案例可参照。 〔22〕

刀笔吏成了阎王爷,法治也就变成了人治。

这时,执法官员的道德品质和价值取向,就变得十分关键。比如董仲舒,恐怕是真有恻隐之心的。他曾经按照“亲亲相隐”等儒家伦理,挽救了许多人的性命。直到东晋时期,还有人援引董仲舒的判例为自己申冤。 〔23〕

但更重要的,还是最高统治者的倾向。

主张司法公正的,是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宣帝曾下诏说,过去书吏执法,挖空心思给人妄加罪名,这是朕的不德。判决不公的结果,势必是恶人心存侥幸,好人无辜被戮,这绝不是朕愿意看到的。 〔24〕

汉宣帝这么说,当然事出有因。事实上汉武帝跟秦始皇一样,喜欢严刑峻法。他要实行的,则是铁血政策。于是在汉武帝的治下,又见秦政和秦吏。

比如杜周。

杜周比张汤还要恐怖。他担任帝国最高司法行政长官(廷尉)时,一年受理案件一千多件,每件大的牵涉到几百人,小的也有数十人,涉案总人数十六七万,下狱的二千石(省部级)官员不少于一百人。

这么多的案子,怎么办理呢?

很简单,汉武帝想打击排挤的,就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汉武帝打算放一马的,就慢慢帮他开脱。

胡亥和赵高,也不过如此吧?

这种作风,就连杜周的门客也看不下去。当时,帝国的法律都写在三尺长的竹简上,叫三尺之法。因此门客说:大人的职责在主持正义,却不以三尺为准绳,专以上意为取舍,法官难道是这样做的吗?

杜周却嗤之以鼻。杜周说:什么法不法的!请问三尺之法从哪里来?告诉你,先帝肯定的就叫做律,今上认可的就叫做令。依法?你说说什么是法?

皇帝就是法。

那么,世上还有公道吗?

非儒非法非主流

主张天下要有公道的,是汲黯。 〔25〕

汲黯在武帝朝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主爵都尉。主爵都尉是负责列侯封爵事宜的中央政府官员,位列九卿,相当于国务会议列席成员,享受正部级待遇。

这就比公孙弘和张汤差得远。公孙弘和张汤在汲黯位列九卿时,都不过蕞尔小吏。但是后来,公孙弘担任了丞相(国务总理),张汤任御史大夫(副总理级)。一个拜相封侯,一个位在三公,只有汲黯原地踏步。

对此,汲黯很不以为然。他对汉武帝说:陛下用人怎么就像堆柴火,越是后来的就越是放在上面(成语“后来居上”的来历就在这里)!

汉武帝默然。

其实这两人后来居上,并不因为武帝要堆柴火,只因为他们摸准了皇上的心思。武帝要用儒术装点门面,公孙弘就子曰诗云;武帝要用刑法杀一儆百,张汤就深文周纳。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当然好戏连台。

实际上汉武帝也不得不如此。秦政苛,结果是天下溃而叛之。这就要独尊儒术,标榜仁政。汉政宽,结果是网漏吞舟之鱼。这就要重用酷吏,建立权威。

这在汉武帝,就叫齐头并进,两手都硬。

汲黯却左右开弓,反儒也反法。

在汲黯看来,儒法两家都不可取。新儒生大多口是心非,阿谀奉承,巧言令色,耍小聪明,公孙弘是代表。刀笔吏则舞文弄法,争强好胜,滥杀无辜,陷害忠良,张汤是代表。所以他既反对公孙弘,也反对张汤。

汲黯揭发公孙弘,前面已经说过。他对张汤,同样毫不留情。有一次,汲黯甚至当着武帝的面,痛骂职务还是廷尉的张汤:身为正卿,上不能富国,下不能安民,却擅改高皇帝约法,就不怕断子绝孙吗?

张汤的对策,是跟汲黯咬文嚼字,找茬。

结果汲黯忍无可忍。他说:难怪大家都讲不能让刀笔吏做高官。果然!果然!如果按张汤那一套办,只怕普天之下都不敢抬腿走路、正眼看人了!

公道什么的,当然也不会有。因为“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的张汤,名为整顿吏治,实为固宠弄权。

汲黯哪里知道,汉武帝并不怕这个。他要的也不是公道,而是霸道,只不过得装扮成王道。因此,他的用人观念跟汲黯不同,阶级观念也不同。

的确,汲黯的出身是很高贵的。他原本是卫国人,祖上世代都是卿大夫。这样的贵族,哪里看得起放猪出身的公孙弘、小吏出身的张汤?在他眼里,这都是小人。

然而汲黯没有想到,汉武帝必须用小人,因为帝国不是邦国。邦国是贵族的时代,也是君子的时代。帝国则是平民的时代,也是小人的时代。这个历史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刘邦不就是小人吗?韩信和陈平不也是吗?

何况汉武帝还有一个打算,那就是从功臣勋贵们的手中夺权。这就不能靠贵族,得靠平民;不能靠君子,得靠小人。公孙弘和张汤确实出身卑贱,不讲原则,一味媚上,十足的小人。但,帝国要的就是这个。

保留贵族精神和君子之风的,便只有汲黯。

汲黯是表里如一的。他那句“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名言,就是当着汉武帝的面在朝堂所说。尽管当时满朝失色,汲黯却无怨无悔。他说,天子设立百官,难道是用来拍马屁的吗?就算有危险,又岂能让朝廷蒙辱?

难得的是,汉武帝对汲黯一让再让,礼遇有加。大将军卫青来,他坐在马桶上就见了。丞相公孙弘来,他帽子不戴就见了。汲黯进宫,汉武帝却一定正襟危坐。如果匆忙之间来不及整理衣冠,则会躲进帐中,以免不恭。

这是对汲黯人格的敬重。

为着这份敬重,我们也要对汉武帝表示敬意。

汲黯也值得敬重。元狩二年,为了接待前来投降的匈奴浑邪王,朝廷向民间借马,结果没凑够数。汉武帝认为长安县令办事不力,要开刀问斩。汲黯却挺身而出:长安令无罪!只要杀黯一人,就有马了。

汉武帝又默然。

汲黯说这话,是因为他当时担任右内史,是长安县令的长官。下属被问责,长官当然要承担领导责任。这在汲黯,就是一个高贵者应有的担当。

贵族精神,是要用生命来支持的。

其实汲黯担任右内史,是丞相公孙弘的阴谋诡计。因为右内史相当于首都市长,辖区内尽是高官权贵,很难治理。以汲黯之耿直,岂有不得罪人出点事的?

然而公孙弘的说法却冠冕堂皇:如此重任,非指派老成谋国、声望极高的大臣不可。

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岂非一目了然?

汉武帝当然也清楚。因此,尽管公孙弘和张汤恨死了汲黯,他自己也咬牙切齿,却终究没有对汲黯下毒手。看来,武帝起用小人,也是迫不得已,或者权宜之计。内心深处,恐怕还是敬重君子的。

有一次,中大夫庄助替汲黯请病假。

汉武帝问:你看汲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庄助说:谁都不能动摇。

汉武帝说:是。他差不多可以算社稷之臣了。

社稷之臣,就是跟国家休戚与共的大臣。这可是连平定了所谓“诸吕之乱”的周勃也未曾得到的评价,却被汉武帝给了汲黯,而且是在汲黯当面顶撞了他之后。 〔26〕

汉武帝不愧为雄主。

汲黯的存在,也许是一个异数,更非主流。但汉武的政治,却可以肯定是混合型的。在他那里,有儒家主张的德治,法家主张的刑治,也有墨家主张的人治。尽管汲黯不被承认是墨家,又尽管他被认为是道家。

是的,大汉王朝并没有唯儒术而独尊。当时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武帝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中央集权。

第三章

高度集权

谢幕的帝国

建立中央集权的大帝国,曾经是世界性趋势。 〔1〕

事实上,当我们民族诞生了自己的第一帝国时,世界舞台上已经有好几个帝国先后谢幕。亚述、波斯、马其顿都在秦汉之前,之后则还有罗马和阿拉伯。

这些都是大帝国。亚述地跨西亚和北非,波斯、马其顿、罗马和阿拉伯,则横跨亚、非、欧。其中,亚述堪称全世界的“第一帝国”。因为正是亚述,在历史上第一次将那么多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叙利亚、腓尼基、以色列、巴比伦、埃及和埃兰,统统拢在了一起。

波斯帝国也了不得。仅首都就有四个,版图则包括伊朗高原、中亚大部、印度西北、整个西亚、北非的埃及和欧洲的色雷斯,以及爱琴海的一些岛屿。

但,亚述帝国的寿命却只有半个世纪。

寿命更短的是马其顿帝国,跟国王亚历山大在位时间一样长,只有十三年。寿命长的,波斯帝国二百年,阿拉伯帝国约五百年。从屋大维称帝到西罗马帝国灭亡,罗马帝国也近五百年。以后,东罗马帝国还有一千年。

显然,即便是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也比不上中华帝国:两千一百三十二年。

这很有意思。

罗马和阿拉伯帝国的成败得失,我们以后再说,这里只说亚述、波斯和马其顿。

马其顿帝国其实是个暴发户。他们在波斯帝国达到鼎盛时期,甚至在我们民族进入战国时,都还没有像模像样的国家。但从阿刻劳斯到腓力二世,短短八十年,马其顿就成为强大的王国,并征服了希腊。

亚历山大把王国变成帝国,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这固然因为他能力超强,更要拜命运所赐:希腊衰落,波斯内乱,印度河流域诸国林立一盘散沙。亚历山大的东征西讨势如破竹,简直就是摧枯拉朽。

马其顿,命中注定要横空出世。

亚述的情况也差不多。

第一帝国亚述也是后起之秀,发祥地则是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这两河之间。两河流域中下游是一大片冲积平原,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叫亚述,南部叫巴比伦尼亚。后者又分南北,北部阿卡德,南部苏美尔。 〔2〕

两河流域文明的兴起,是从南到北的。最早出现的是苏美尔城邦,时间在我们的神话时代;然后是阿卡德王国,时间在我们的尧舜时代;然后是巴比伦王国,时间在我们的夏。亚述崛起时,我们已是东周。

亚述、巴比伦、阿卡德、苏美尔,一个比一个兴盛强大,这可真是后来者居上。

然而亚述征服世界,却完全依靠武力。他们的统治也一样,其残暴程度与秦相比有过之无不及(见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第六章)。结果是他们的帝国连同他们的文明一并毁灭,而且不再复活。

这可真是印证了陆贾对刘邦说过的话:天下可以在马上获得,不可在马上治理。

有所不同的,是波斯帝国。

波斯帝国也是勃然崛起的。他们先是在中国进入春秋中期的时候,直接由部落联盟变成了王国,又在第一任国王居鲁士手上迅速变成了帝国。我们民族花了一千八百年才走完的路,他们一步就跨过去了。

幸运的是,波斯人并没有单纯依靠武力。

帝国第四任皇帝大流士是一个改革家,他跟秦始皇一样修建了国道和高速公路。从苏撒到小亚爱非斯的御道全程两千四百公里,另一条重要干道则西起巴比伦城,横贯伊朗高原,东至巴克特利亚和印度边境。这是他的车同轨。

同样,大流士也清楚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因此确立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为国教,但只作为精神寄托和号召,不强迫臣民信仰。这是他的独尊儒术。

大流士,是秦始皇加汉武帝。

此外,大流士还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制定了统一的货币制度,规定中央政府铸造金币,行省铸造银币,自治城市铸造铜币。相比较而言,马其顿帝国混合使用波斯的金币和希腊的银币,虽有利于商业,却不利于集权。

三种货币同时流通又分级铸造,大流士张弛有度。

这一事实也证明,波斯帝国是实行郡县制的。只不过他们的郡叫萨特拉皮亚,汉译为省,有二三十个,大多是被他们灭掉的国家,比如巴比伦省、埃及省、印度省,跟我们春秋战国时期改灭国为郡县一样。

波斯帝国的行省,每省一个总督(省长),一个省军区司令。省军区的上级是大军区,一共五个。大军区统辖省军区,最高统帅则是波斯皇帝。

行省的总督和司令却互不隶属,直接对皇帝负责。总督身边还有皇室秘书,是皇帝的特派员和耳目。此外,皇帝还不定期派巡视员到各地明察暗访,通报社情民意。

有垂直管理的军政两个系统,有军政并立的地方行政制度,还有钦定的信仰、四通八达的道路以及沿途密集的驿站和兵站,波斯堪称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那么,大流士们的江山永固了吗?

没有。

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军队入侵波斯。四年后,大流士三世兵败身亡,波斯帝国便万劫不复。

这又是为什么?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方说,与希腊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帝国后期行省总督往往兼任军区司令,也跟中国晚唐的藩镇割据极其相似。西部各省总督甚至联兵反叛,中央集权名存实亡。

但,问题更在帝国本身。

实际上,波斯帝国过于庞大,结构则极其复杂。埃及、巴比伦、埃兰、腓尼基、以色列、希腊、印度,哪一个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文明,岂能只靠强权统合在一个圈子里?就算可以车同轨,恐怕也难书同文。

波斯帝国的统治基础,其实是脆弱的。

马其顿的基础就更脆弱,庞大的帝国几乎完全系于一人之身。因此亚历山大一死,他的帝国就分裂为马其顿-希腊、托勒密(埃及)和塞琉古(叙利亚)等独立王国,再也没有一种力量把他们重新整合起来。

有此力量的,是中华帝国。

中华帝国有此力量,是因为帝国之前有邦国,郡县之前有封建。邦国制或封建制的紧要之处,则在于诸侯的国,大夫的家,都臣属于天子。有这样一个天下共主,就不难实现文化认同。有同一文明做基础,发展为统一大帝国就顺理成章。至少,嬴政或刘邦称帝,远比空降一个波斯皇帝或马其顿皇帝要容易得多,也稳当得多。

何况此前的春秋战国,还在为帝国的诞生做准备。

天下共主,文化认同,五百年的预备期,这些都是亚述、波斯、马其顿没有的。所以,尽管中华帝国的初期并非没有纠结,要封建还是要郡县也曾经引起争论,但项羽的分封天下终于失败,韩信和英布也都没能变成亚历山大死后的托勒密或塞琉古。中央集权大局已定,留给汉武帝的问题,是如何对付同姓诸侯王。

把王侯变成羔羊

同姓诸侯王是封建制度的后遗症。

不能说刘邦当年的决策是错误的。毕竟,从西周封建到秦汉建国,有八百年的历史。封建和邦国,也未尝没有制度的优越性。何况功臣要酬劳,不能不封异姓王;空白要填补,也不能不封同姓王。

更何况,分封只是分权,不是分裂。有一个“王国与郡县并存”的过渡期,比波斯帝国和大秦直接实行郡县制要相对稳妥,更比马其顿帝国的分崩离析好得多。

然而分权就不能集权,集权就不能分权。帝国与邦国不能兼容,王国与郡县也不能并立。任由王国发展,势必尾大不掉。因此,分封同姓诸侯只能是权宜之计,彻底废除封建制度则势在必行。

是的。封建制或邦国制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必须死在沙滩上。

只不过,最好是安乐死。

于是,汉武帝给了温柔一刀。

这一刀,叫推恩。

推恩,是汉武帝元朔二年实行的政策,设计者叫主父偃。主父偃是纵横家,他的设计也堪称权谋的代表作。具体做法,是让诸侯王分出国土,封给自己的子弟。换句话说,就是把浩荡皇恩推广到下一代,所以叫推恩。

这当然行得通,因为诸侯王的子弟都拥护。这也讲得过去,因为符合儒家父慈子孝的精神。这又是对帝国非常有利的,因为不费一兵一卒,诸侯的实力已被削弱。

所以,汉武帝立即采纳。

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出这主意的主父偃,跟当年力主削藩的晁错一样,也无辜被杀。而且,极力主张杀掉主父偃的,正是新儒家公孙弘。

公孙弘为什么要杀主父偃?

因为主父偃把事情闹大了。

前面说过,公孙弘是新儒家,主父偃是纵横家。纵横家都喜欢惹是生非,主父偃也不安生。他先是揭发燕王刘定国,后来又整治齐王刘次昌,罪名都是淫乱。

结果,燕王和齐王畏罪自杀,王国归了中央。

说起来这两个家伙胡作非为也不奇怪。七国之乱以后的诸侯王,既无权力治理王国,也不能任命高级官员,实际上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们在帝国中央派去的国相监视之下,饱食终日无所作为,不淫乱又能干什么?

何况国王有罪,正好夺其王国,汉武帝求之不得。

所以,他并不打算杀主父偃。

公孙弘却慷慨陈词。他说,害得齐王身死国除的,就是主父偃。不杀了他,没法向天下人交代。

汉武帝当然不能说齐王自杀正合朕意。而且,从韩信之死到晁错之死,大汉皇帝从来就不在意兔死狗烹。于是主父偃被灭族,时间也在元朔二年。后来,司马迁把公孙弘和主父偃合为一传,则更是意味深长。 〔3〕

不过,主父偃虽死,推恩法却大力推行。

推恩法的紧要之处,是诸侯王的子弟只能封侯,不能封王。侯的封号由汉武帝确定,封国则改属中央,不再属于原来的王国。很清楚,推恩法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是汉帝国,只不过侯国在名义上仍属于诸侯王子弟。

所以,汉武帝还要巧取豪夺。

夺国的最好办法,当然是找茬治罪。正好,汉文帝曾经规定,每年八月大祀宗庙时,诸侯和列侯都要献金助祭,叫酎金(酎读如宙)。汉武帝的办法则是:酎金分量不够或成色不好,取消侯爵封号,收回侯国。

那么,分量够不够,成色好不好,谁说了算?

汉武帝。

这实在太方便了。结果,仅元鼎五年,因为酎金问题而被夺爵的列侯,一次就多达106人,丞相赵周也因此搭上了性命。然而终武帝一朝,由于推恩而被封侯的王子,总共也才175人。诸侯王身上的肉,就这样零割下来,又吞进汉武帝的肚子里,只不过走了推恩的程序。 〔4〕

黑社会洗钱,也不过如此吧?

然而就连被一削再削的诸侯王,汉武帝也不放过。武帝一朝,因有罪而被废的王国有九个,名单如下:

诸候 人物 结果 罪名

淮南王 刘安 自杀国除 谋反

衡山王 刘赐 自杀国除 谋反

济川王 刘明 废为庶人,国除 杀人

燕王 刘定国 自杀国除 淫乱

齐王 刘次昌 自杀国除 淫乱

江都王 刘建 自杀国除 谋反

济东王 刘彭离 废为庶人,国除 杀人越货

常山王 刘勃 徙房陵,国除 不守礼法

济北王 刘宽 自杀国除 乱伦、诅咒

此外,还有四个王国由于没有后代,也被撤销。

半数左右的王国没有了,大多数侯国也没有了。那些苟延残喘的王国和侯国,则早与郡县无异。封建制的后遗症已不足为患,要帝国还是要邦国更无须争论。

实际上到这时,无后的也好,有罪的也罢,都已经不成气候。世袭的王侯不过纨绔子弟,从小长在深宫,娇生惯养,并无阅历,更无能力,名为凤子龙孙,实为酒囊饭袋。除了被汉武帝当作羔羊宰割,其实别无选择。 〔5〕

就连淮南王刘安,也如此。

吴王刘濞之外,最有谋反资本的就数刘安。他是刘邦小儿子刘长之子,不折不扣的“刘皇叔”。刘安自己学问既好,手下人才也多,《淮南子》就是他主编的。所以,从汉武帝继位起,就不断有人说他能当皇帝。

刘安自己,也这么认为。

但是怎么样呢?谋反策划了近二十年,败亡却在顷刻之间。汉武帝甚至没费一兵一卒,只是派官员到淮南国去办案问罪。结果使节未到,刘安就自杀了。 〔6〕

这时回首七国之乱,便觉恍如隔世。

想当年,刘濞的气焰何等嚣张,帝国的形势又何等严峻。惊慌失措之下,汉景帝甚至杀了晁错,撤销了削藩令,刘濞却照样称帝,照样发兵。

那么,刘濞为什么这样猖狂?

因为既掌握了地方财政,又勾结了民间资本。吴国境内是有铜山和大海的。刘濞便开山采铜,煮海为盐,结果富甲天下。于是他的王国全民免税,服兵役则有补贴。在别处作案的逃犯,也都被他包养起来。他甚至以招降纳叛和藏污纳垢闻名天下,就像《水浒传》中的柴进。

刘濞招揽的人才,无疑包括当时的民营企业家,即所谓“铸钱奸人”(其实还应该包括盐商)。此外,则是“无赖子弟”和亡命徒。也就是说,刘濞是把割据势力、民间资本和非政府武装力量都拢在一起的。 〔7〕

这当然都因为他有钱。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有钱能使鬼推磨。事实上,一个政权,不能没有印把子,也不能没有枪杆子和笔杆子。有笔杆子才有文治,有枪杆子才有武功。但没有钱袋子,一切都是空谈。

钱袋子捏在别人手上,也是空谈。

汉武帝,还必须在经济战线展开斗争。

要钱更要命

汉武帝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淮南王刘安自杀三年后全面展开,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东郭咸阳、孔仅和桑弘羊。东郭咸阳是盐商,孔仅是铁商,桑弘羊则是商人的儿子。用他们三人搞经济改革,堪称“以商治商”。 〔8〕

事实上,西汉的商业是繁荣的,产业也全面。司马迁开出的富豪榜中,涉及的行业就有冶金、盐业、物流、粮食、畜牧、高利贷、博彩、零售、化妆品、饮料、小五金、肉制品等等,不一而足。 〔9〕

利润最高的,是铸钱、炼铁、煮盐。

因此,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将这三个产业国营化。其中,铸钱和炼铁完全由政府垄断。民间有胆敢私自铸钱的,死罪;有胆敢私自炼铁的,重刑。

◎ 汉初致富者的营生

姓名 行业与活动

卓氏 冶铁,对外贸易

程郑 冶铁,对外贸易

孔氏 冶铁,规陂池

邴氏 冶铁,经商,放贷

刁闲 贩卖鱼、盐

师史 贩卖遍及全国

任氏 粮食的储存、交易,力田、放牧

桥姚 牧马、牛、羊

无盐 放贷

诸田 经商

栗氏 经商

杜氏 经商

尽管汉高祖制定了各种抑商的法令,但在汉初仍有许多容易致富的行业。

据许倬云《汉代农业: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及特性》。

真正的国有企业,从此开始。 〔10〕

盐业则开放一半。煮盐由民间,卖盐由官方。生产成本由民众负担,生产工具由官府提供,产品也由官府收购专卖,算是公私合营加统购统销。

二十一年后,酒类也归官方专酿专卖。

这当然是与民争利,因此引起极大不满。直到很久以后,桑弘羊等人都遭到痛骂。苏东坡由于痛恨桑弘羊,甚至连司马迁也骂了。 〔11〕

其实这项改革的意义并不完全在经济,更在政治。采铜、炼铁、煮盐,都需要大量人工,工地又或在深山或在滨海,政府根本就鞭长莫及,岂非失控?

何况盐可以换成钱,铁可以打造兵器,工人可以变成战士,货车可以改装成战车。如果铜钱还可以私铸,那些私营矿主谋起反来,岂非很方便?

金融垄断,盐铁专卖,并不只是简单地要钱。

汉武帝元狩五年,中央铸造五铢钱作为统一货币。五铢钱外圆内方,象征天地乾坤。铢是古代一种重量单位,一铢为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

为弥补连年征战的巨大开支,巩固中央财政,汉武帝实行货币专铸政策,铸币权收归中央。此铜范为政府垄断铸钱以前地方铸钱的实证。

牢盆是煮盐用的大铁锅。老百姓自筹资金煮盐,产品由官府统一收购,也由官府组织统一销售。

真为了要钱的是算缗(读如民)。

缗,就是一千钱;算,就是二百文。算缗,就是征收资产税。具体地说,就是工商业者都要申报财产,政府则二缗抽一算,也就是征收百分之十的所得税。如果是小手工业者,则税率为百分之五。

此令一出,天下哗然,只有一个人响应。

这个人叫卜式。

卜式是个畜牧业主,老早就向帝国捐款,曾经申请捐出家产的一半。汉武帝奇怪,便派使者去问他。

使者问:你是想做官吗?

卜式说:不想。我是个放羊的,不会做官。

使者又问:你是有冤情要申诉吗?

卜式又说:没有。我人缘很好,没人冤枉我。

使者再问:那你到底为什么?

卜式又说:爱国呀!

使者回去报告给汉武帝,汉武帝又告诉公孙弘。

公孙弘却说,这不符合人之常情,请皇上不要理他。

汉武帝便不理睬卜式。

但是算缗法颁布后,富豪们纷纷隐瞒财产,卜式却一下子又拿出二十万。喜出望外的汉武帝,便把这位爱国商人树为道德楷模,要大家向他学习。

可惜榜样的力量未必无穷,还是没人申报财产。 〔12〕

汉武帝无奈,只好在颁布缗钱令的两年后,又颁布告缗令。告缗,就是举报隐瞒财产。告缗令,则是对举报者的奖励条例,金额是被举报者财产或资产税的一半。

这一政策,据说是酷吏张汤的设计。 〔13〕

大司农颜异之死,也在这一年。

告缗令颁布后,一场举报他人财产的人民战争就打响了,几乎所有中产以上家庭都被举报。中央政府则派出由酷吏组成的工作组奔赴各地,就地处理隐瞒财产案。

其结果,是社会财富被强迫清零,中产阶级集体破产,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锐减。大家有了钱就赶紧花掉,生怕变成打狗的肉包子。至于国库,当然盆满罐满。

汉武帝和桑弘羊,却意犹未尽。

元封元年,汉帝国又出台了由桑弘羊设计的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就是政府平价收购各地土特产,然后运往他地高价卖出,赚取差价。平准,则是由政府掌握和控制全国物资,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利归朝廷。

显然,桑弘羊的手从制造业伸向了流通领域。或者说,他已经不满足于金融和盐铁的垄断,还要建立天底下最大的商业网络,而且由帝国政府独家经营。

汉武帝不但收税,还要经营权。

这下子,民间资本的所有出路,以及工商业者发家致富的所有门路,便都被堵死了。帝国政府成了最大的甚至唯一的银行家、企业家和批发商。

如此垄断和霸道,就连爱国商人卜式也看不下去。也就在这年,由于发生旱情,汉武帝让巫官求雨。卜式却说:用不着求。只要把桑弘羊扔进油锅,天就下雨了。 〔14〕

天有没有下雨,不知道。卜式失宠,是事实。

桑弘羊的生前身后,则是骂声一片。骂得最凶的,是儒家。这非常怪异,因为桑弘羊打击的是商人。商人痛恨他不难理解,历来藐视商人的儒生骂什么呢?

何况经济问题从来就是儒家的短板,他们也只会扣道德帽子。而且骂来骂去,无非为富不仁,与民争利。

桑弘羊不屑一顾。

是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矿山、海洋、森林、原野等等,原本就是天子的。开放给民间,是让利于民。收归国有,则天经地义。何况皇上并没有把经营权捏在自家手里,而是交给国家,怎么能说是自私?

均输和平准也一样。物流和销售由民营改为国营,政府就可以进行宏观调控。不法奸商再也不能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怎么是为富不仁?更何况,通过国营商业增加财政收入,就不用加赋加税,怎么是与民争利?

桑弘羊底气很足。

其实,这里面未尝没有道德问题。比方说,只准国家赚钱,不准商家牟利,有道理吗?挑动群众互相举报,人人以邻为壑,很正义吗?政府说收税就收税,收不上来就动粗撒野,跟强盗有区别吗?

可惜,儒家根本就认识不到这些。

桑弘羊也理直气壮,因为他并没有以权谋私。他之所谋为国家利益,他之所护为中央集权,他之所求为富国强兵。你要说他不道德,先得否定这三项。

然而问题的关键正在这里。国家利益,一定高于个人利益吗?中央集权,一定必须维护吗?富国强兵,就一定要让工商业者和中产阶级破产吗?

但是桑弘羊不会回答这些问题,汉武帝也不会。在他们看来,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成问题的是那些巨商大贾。他们富可敌国,贵拟王侯,号曰素封(没有爵位的王侯),已经构成对政权的严重威胁。国家的经济命脉,又岂能掌握在他们手里?增加中央财政,只是改革的目的之一。防止民间出现财阀和财团,才是根本所在。 〔15〕

汉武帝要钱,更要命。

实际上,任何一个集权的社会,一个可能由集权发展为专制的社会,都不会允许民间资本形成规模,因为那会变成一种与绝对权力抗衡的力量。如果这些财团还涉嫌黑社会,那就不但要遏制,还必须斩尽杀绝了。

郭解之死,即因为此。

打掉地头蛇

郭解被杀,是在推恩令颁布那年。 〔16〕

这年其实还有两件大事,一是设置朔方郡(约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及巴彦淖尔盟后套地区),二是移民三百万人于茂陵。这两件事跟推恩令一样,都出自主父偃的建议。干完这三票,主父偃被杀。 〔17〕

至于郭解,则接到命令,要迁往茂陵。

茂陵在今陕西省兴平市,是汉武帝的陵墓,当时正在建设,同时还要建茂陵县。建县就要移民。只不过,这回迁过去的都是全国各地的大户人家。

主父偃的说法,叫“天下豪杰”。

豪杰就是豪强,也就是土豪劣绅地头蛇,包括强宗巨族和暴发户。据说,这些人招降纳叛,姑息养奸,与黑恶势力结为死党,成为横行乡里的恶霸集团,甚至左右地方政治,危害性不亚于割据一方的诸侯王。 〔18〕

至少在帝国统治者的眼里,是这样。

这就要打击。对付诸侯的办法是釜底抽薪,分拆他们的封国。对付豪强的办法则是连根拔起,让他们到茂陵去。豪强们离开本土来到皇帝眼皮底下,根本成不了气候。诸侯失去豪强的支持,更只能是没毛的鸡。

很好!一举两得,左右开弓。

三百万人就这样背井离乡。按说,他们本应是并兼之家(大财阀),或乱众之民(黑社会),实际操作的标准却是家产三百万。也就是说,只要你富甲一方,不管是勤劳致富还是贪污盗窃,统统都是打击对象。

对!良莠不分,一刀切!

问题是即便按照这个标准,也没郭解什么事。他并不是富商,也不是豪强,司马迁则称他为游侠。侠,是因为扶危济困;游,则证明并无职业。只不过,郭解虽无一官半职,却有很多人甘愿为他奔走,还争先恐后。

郭解的工作,似乎就是行侠仗义,或者开了一家没注册的公关公司。他甚至曾经从轵县(轵读如只,在今河南省济源市)到洛阳去调解是非。他的能量也大,只要打声招呼,就可以让县里免去某人的差役。

这样的人,大约只能叫江湖老大。

那时朝野的界限并不分明,战国遗风也还在。不少名臣权贵,比如张良、季布、窦婴、袁盎、周亚夫,都或者自己侠义,或者结交侠士。总之,游侠不会因为身在草莽就不为人知,郭解的迁徙则连车骑将军卫青都被惊动了。

卫青说:郭解没那么多钱,不该在名单中。

汉武帝却一声冷笑:一介平民的权威之大,居然能让将军来替他说情。这样看,他们家不穷!

这就不但该走,而且该死了。

没错,汉武帝固然不喜欢他的臣民太有钱,却更不喜欢他们有影响力。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号召力的只能是皇上和帝国政府,岂能是平民或者游侠?

事实上轵县官吏把郭解列入迁徙名单,就因为他名气太大,不敢不上报朝廷。看来,县里的办事员虽不过蕞尔小吏,对圣意倒是心领神会。

郭解也只好走人。

然而他的好名声和好人缘,却再次帮了倒忙。郭解动身时,前来送行的不计其数,赠送的路费竟多达千万。关中的贤达豪杰,也都在他入关后抢着前来结交。

这个风头实在出得太大,足以让高层震怒。郭解的小兄弟们,也为他惹是生非。他们先是查出将郭解列入迁徙名单的县吏,把他杀了。然后,又杀了他爹。这家人进京告御状,郭解的人又把上访者杀死在宫廷门前。

如此肆无忌惮,岂非挑战帝国的权威?何况一连三起谋杀,政府也不能置若罔闻。于是武帝下令通缉,郭解也被捉拿归案,准备老账新账一起算。

郭解有老账吗?

有。他铸过钱,盗过墓,杀过人。可惜查来查去,都在大赦之前,只能一笔勾销。

可是郭解的马仔,却又惹事了。

没有证据显示,郭解组织了黑社会性质的团伙。但仰慕他的人,却不少是流氓地痞小混混。他们往往自作主张为郭解办事或报仇,这回也一样。有个儒生,因为背后对郭解出言不逊,竟然被人杀死,还被割了舌头。

这事当然不是郭解干的,案发后凶手也不知去向,因此法官判郭解无罪。然而新儒家公孙弘却发表意见说:郭解不知情,比亲自去杀人罪还大。

这话看起来是混账逻辑,其实未尝没有道理。因为此案意味着郭解的声望和权势已经大得吓人,什么事情都不必他亲自出马,甚至不必让他知道了。

那么,普天之下谁能有如此权威?

皇帝。

请问皇帝能有两个吗?

不能。

结果,郭解被满门抄斩,罪名是大逆无道。

其实郭解何曾大逆不道!他反对过皇帝吗?没有。反对过政府吗?也没有。发动过武装叛乱吗?更没有。他千错万错,是不该成为地头蛇。金蛇狂舞,奈真龙何?

郭解只有死路一条。

其实郭解应该想得到这一天,他的父亲就是作为游侠而被杀的,时间是在汉文帝朝。汉景帝也不手软,只要听说某个地方出了豪侠,便会派人将其剿灭。比如济南的瞯氏家族(瞯读如闲),就亡于酷吏郅都之手。

很难说这些人是不是黑恶势力。也许吧,也许。但这根本就无所谓。帝国在意的不是他们恶不恶,而是强不强。任何力量只要形成规模,不管是白是黑,是善是恶,都不能允许存在。功高尚且不能盖主,况草民乎?

这就是帝国的逻辑。

其实豪强和游侠的存在,早就让帝国感到不安。想当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最担心的就是游侠剧孟。将剧孟收归帐下后,则高兴得有如收降了一个敌国。 〔19〕

一个游侠就等于一个国家,这还了得!

不是乱党,也是乱党。

实际上,法家早就提醒统治者要防范两种人,一是文士,二是武侠。在汉武帝的黑名单上,则还有巨商和豪强。巨商和豪强会动摇基础,文士和武侠则会扰乱人心。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们都是不安定因素。

对付的办法则不一样。对巨商,是断其财路,或只准小本经营;对豪强,是断其根基,让他们自生自灭;对文士,是另给出路,让他们追逐功名;对武侠,则是血腥镇压,绝不手软。至于他们是不是黑社会,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自己坐稳江山。

这就是汉武帝拳打脚踢频频出手的原因。

现在,诸侯王被削弱了,民间资本被遏制了,地方豪强和游侠乱党被打击了,汉武帝可以休息了吗?

不,他还要向政府夺权。

一国两府

汉帝国的政府首脑,是三公。 〔20〕

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御史大夫是最高监察官和执法官。邦国时代,天子之宰为公,诸侯之宰为相,秦汉帝国则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称宰相。

宰相即三公,所以又叫相公。

三公之下是九卿,也就是政府部长。张汤担任过的廷尉,颜异担任过的大司农,都是。九卿未必只有九个,也可能九卿为正卿,之外还有列卿。 〔21〕

九卿和三公都有自己的施政机构。三公的叫府,也叫公府或相府。九卿的叫寺,也叫卿寺。皇帝的则叫宫,也叫皇宫。皇宫、相府、卿寺,各行其政。

事实上,皇帝、三公、九卿,有分工。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九卿则是中央各机关部门长官。九卿的权力和地位与三公无法相比。三公坐而论道,九卿作而行之。三公是决策者,九卿是执行人。 〔22〕

其实就连皇帝,也没法跟宰相比。汉初,帝国的政务都由宰相负责。他们平时独立办公,如有大事则三公会议(一起讨论),再拿出方案交皇帝批准。皇帝五日一朝,只能说可说否,无异于橡皮图章。

可见,皇帝不是政府,宰相才是。皇帝的功能,跟西方的国会和现在的人大差不多。

职权不同,机关单位、工作班子和经费来源,也不相同。皇帝的是宫廷,政府的是朝廷;皇宫的职能部门叫尚,政府的叫曹;宫廷的经费来自工商税收,朝廷的来自田赋收入。田赋是大头,用作政府公款。工商税收是小宗,算是皇帝私房。宫中府中,泾渭分明。

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分庭抗礼了。而且,也意味着帝国有两个政治中心(宫廷和朝廷),两个权力中心(皇宫和相府),两种最高权力(皇权和相权)。这时最好的方案,莫过于君主立宪,虚君共和,皇帝世袭,宰相民选。退而求其次,则皇帝象征主权和统一,宰相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即主权在君,治权在相。

前一种选择是不可能的。后一种虽有可能,却未能形成制度。无论刘邦还是萧何,吕后还是曹参,都没能把这种关系规定下来。汉初无为,君臣倒是相安无事。武帝雄才大略,好大喜功,就必须向政府夺权。

夺权的主要对象,是丞相。

丞相在三公当中地位最高,不但金印紫绶,而且例为列侯,所以丞相又称君侯。丞相的权力也大,可以驳回皇帝的决定。比如西汉末年的丞相王嘉,就曾封还哀帝加封董贤的诏书,拒不执行,哀帝也无可奈何。

武帝本人,更是领教过丞相的跋扈。比如田蚡(读如焚)任丞相时,几乎大权独揽。帝国的大小官员,统统由他提拔任命,以至于汉武帝忍无可忍地说:你老人家封官封够了没有?朕也想任命几个! 〔23〕

这种状况,当然得改变。

汉武帝的第一步,是用御史大夫来抗衡。

御史大夫银印青绶,同时也是副丞相,但不是丞相的副手和僚属,而是备位丞相。也就是说,丞相职位如果空缺,就例由御史大夫递补,故又称亚相。

这就有点意思了。何况太尉一职早在武帝继位后第二年就被废除。宰相三府只剩下二府,不妨相互制衡。

汉武帝起用的打手,是公孙弘和张汤。

这一招很灵。公孙弘任御史大夫时,丞相是薛泽。张汤任御史大夫时,公孙弘已经去世,丞相先后是李蔡和庄青翟。结果,薛泽、李蔡、庄青翟都成了摆设。大政方针,全由张汤和汉武帝一手拍板,没别人什么事。 〔24〕

公孙弘和张汤能够架空丞相,固然因为他们两人一个阴险一个蛮横,但与担任的职务也不无关系。御史大夫的主要职权是掌管文书和监察百官,实为朝廷的秘书长和监察长。如果存心想做事,那是很有事情可做的。

更重要的,是他的副手。

御史大夫的副手有两个,一个叫御史丞,一个叫御史中丞。虽不过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汉制,官衔前面有“中”字的,都在皇宫里办公,御史中丞也一样。

实际上,御史中丞就是御史府驻宫办事处主任。这样的副手,丞相是没有的。皇帝有什么想法,也是先告诉御史中丞,由御史中丞转告御史大夫,再由御史大夫转告丞相。御史大夫揣摩圣意,要比丞相容易得多。

公孙弘和张汤得逞,这是原因之一。

不过御史大夫毕竟是政府的人。汉武帝要夺权,还得用宫廷的人。宫廷的人就是宫廷官,也叫中朝官。其中最重要的,是尚书。尚书就是皇帝的政治秘书。如果让尚书来处理政务,皇帝就有了自己的班子。

然而尚书的地位实在太低,必须派个大领导。

这个大领导,就是大司马。

大司马是在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那年(元狩四年)设置的,其实就是被废除的太尉,但不再作为宰相,也非正式官职,而是加在将军官衔之上的名誉称号,比如大司马大将军,大司马骠骑将军,大司马左将军。

大司马的任务,是“领尚书事”(西汉),或“录尚书事”(东汉),也就是领导、统率、管辖、主持尚书的工作。表面上看,不过秘书长,还是兼职。但,大司马的政治待遇是位比三公的。这样的秘书处,简单吗?

当然不简单。

事实上大司马统领的尚书事,也逐步由秘书机构变成了决策机构。但凡事关军国的大政方针,都先由尚书参谋议论提出意见,形成决议才由宫廷送往朝廷。

显然,这是另一个政府,只不过这政府是设在皇宫里的。因为首任大司马卫青和霍去病都是外戚,是后妃的娘家人。他们要策划军事也只能在宫中与皇帝密谈。久而久之,大司马官署宫中就成了惯例。

这样一来,帝国就有了两个政府。一个叫中朝(也叫内朝),在宫中;另一个叫外朝,在府中。外朝之首为丞相,中朝之魁为大司马。两套班子,共理朝政。

没错,一国两府。

其实就连这个说法也是不准确的。大司马位高权重,亲近皇帝,尚书们在宫中轮班值宿,随时听候召见,面呈奏章,亲聆圣旨,信息远较宫外朝臣灵通。丞相为首的外朝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只有诺诺承命办事而已。

从此,丞相更成了摆设。后来,就连这职衔也被取消,改成了别的。是不是真宰相,则全看是否领尚书事或录尚书事。到东汉,更建立尚书台(又叫台阁或台省)。一国两府公开化,变成公府(三公府)和台阁(尚书台)。

这都是汉武帝开的坏头。

汉武帝却十分满意。他终于完成了集权大业:始集地方之权于中央,再集中央之权于皇帝。大权在握,他可以为所欲为,或者说大展宏图。至于留下的无穷后患,则只能以后再说。

第四章

官治天下

职业官僚

酷吏张汤是自杀的。 〔1〕

元鼎二年,也就是张汤担任御史大夫的第六年,办案甚多的他自己也被别人举报,罪名是官商勾结,以权谋私,泄露国家机密,破坏经济改革。因此,丞相庄青翟抓捕了张汤的亲信,供词也被送达御前。

汉武帝问:朕每次打算有所动作,商人们都会事先得到消息,囤积货物。难道有人通风报信吗?

张汤答:应该是。

汉武帝认为他不老实,便派赵禹去审问。

赵禹是张汤的老同事。武帝朝那些苛严的律条,就是他和张汤一起制定的。武帝让赵禹审理此案,应该说既想查明真相,也有保全之心。

张汤却仍不认罪。

赵禹便说:老兄怎么不守本分?扪心自问,被你弄得家破人亡的何止万千?现在人家告你,言之凿凿,只不过皇上不忍法办而已,你又何必硬要辩解?

于是张汤自杀。

张汤死后,家产少得可怜,都是俸禄所得和皇帝所赐,并无来历不明的巨额财产。他的兄弟和儿子想厚葬,他的母亲却反对。张汤母亲说:我儿身为天子之臣,竟被小人诬陷而死,何必厚葬,又岂能厚葬?

最后,一辆牛车一口薄棺,埋葬了张汤。

武帝得知,感慨万千。他说:不是这样的母亲,生不出那样的儿子。于是下令严查此案。结果,举报张汤的人被判死刑,丞相庄青翟下狱自杀。

张汤一案的背后,无疑是官场的残酷斗争,且案情复杂,扑朔迷离。不过,张汤并未以权谋私,应是事实。他在任职期间并无渎职行为,更是事实。

克己奉公,忠于职守,张汤是清官。

但,张汤也是酷吏,他的刀笔之下冤案不少。大司农颜异,就是被他妄加罪名害死的。汲黯也指出,张汤办案唯上不唯法,皇上讨厌的就设法诋毁,皇上喜欢的就曲意回护。请问,这能算是好法官吗? 〔2〕

恐怕不能。

问题是张汤还有另一面:豪强的案子自己受理,从重从严从快。平民百姓犯案,则向皇帝口头汇报,那些人也往往被赦免。可见张汤在审理案件和汇报案情时,是不畏强暴的,也是向弱势群体倾斜的。

同情弱者,是好人;除暴安良,是好官;恶人自己做,施恩的事留给皇上,是忠臣。然而这个好人、清官、忠臣,同时也是冤案的制造者和恶法的炮制者。

张汤,该怎么评价?

职业官僚。

秦汉帝国的职业官僚,叫文吏。吏是办事员,官才是管理者,就像僚是僚属,官是长官。不过,正如官与僚常常连用或通用,官与吏也往往不分。比如吏禄和吏治,便既包括吏,也包括官。封疆大吏,就更是大官。 〔3〕

但,文吏却不等于文官。

严格意义上的文官,不但应该是读书人,而且要有政治理想或政治抱负,至少要有政治主张。他们从政的目的,是“致君尧舜上”;执政的任务,是“再使风俗淳”。也就是说,他们是政治家,或政治工作者。 〔4〕

文吏却是技术官僚。他们看重的是专业技术能力,包括财会、法律、公文写作。比如汉武帝重用的桑弘羊,就是经济专家;张汤、赵禹、杜周,则是法律专家。他们也多半受过专门训练,甚至有着基层工作的经验。

武帝时代的文吏,就是这样一些人。宁成、赵禹、张汤、尹齐、杨仆、减宣、杜周,都做过小吏或刀笔吏,王温舒还做过亭长。他们平步青云,则因为能干。或者地方官“以为能”,或者汉武帝“以为能”。

这就跟文官的选拔不一样。成为文官的标准,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博古通今,文采斐然。这当然只有儒生才能充任。因此,文官的产生始于独尊儒术;而真正成为主流,则要到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后。

选拔标准不同,价值观念也不同。

文官的价值观是孔子的:君子谋道不谋食。态度是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追求是子夏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优,不是优秀,是优裕。也就是说,做官长袖善舞就治学,治学绰绰有余就做官。 〔5〕

因此,他们也可以不做官。

相反,文吏却必须踏入官场走上仕途。做官为吏,是他们的职业,他们的饭碗。换句话说,他们相当于律师和职业经理人,是靠为帝国打工谋生的。

那么,律师或经理的职业道德是什么?

为当事人服务。

文吏的当事人又是谁?

皇帝。

这就清楚了。据此,像张汤那样根据上意来决定判决的从宽从严,就不是缺德,反倒是恪守职业道德。

事实上,正是职业的要求,使文吏们也具有儒家主张的某些道德,比如忠。他们甚至就像训练有素的鹰犬,只要主子一声令下,就会迅速扑上前去,并不管那猎物是同朝官吏、功臣勋贵,还是皇亲国戚、公子王孙。

当然,皇帝要制造冤案,他们也干。

但这与文吏们的个人品质无关。汉代酷吏,贪赃枉法的有,克己奉公的更多。比如赵禹,家里没有食客,外面没有朋友,公卿宰相前来拜访也不搭理,就是要拒绝一切人情面子,全心全意为他的当事人服务。

景帝时的郅都,也如此。

郅都是号称“苍鹰”的。他没有任何人情来往,从不收受馈赠和贿赂,执法也以“不避贵戚”而著称。当时朝廷主张无为而治,只有郅都厉行严刑峻法。于是列侯宗室都对他侧目而视,窦太后更是找了个茬要杀他。

汉景帝说:郅都是忠臣。

窦太后说:难道被他害死的就不是忠臣?

汉景帝只好杀了郅都。

如此下场,应该在郅都的意料之中。他曾经说过:既然告别双亲出来做官,那就只能尽忠尽责,死于职守,哪里还顾得上老婆孩子?

请问,不道德吗?

然而这样的职业官僚,却是儒家痛恨的。

儒家痛恨文吏,并不奇怪。文吏的法家倾向、技术特征和职业习惯,都是儒家不喜欢的。儒家认为,忠于君主不等于唯命是从,王道应该大于王侯。所以,儒家出身的文官往往在朝堂据理力争,并不怕皇上的雷霆之怒。

这是儒家的可贵之处。

不过此类人物往往有一个毛病,那就是高谈阔论,不切实际。相反,文吏却是操作能力极强的。所以,文吏是行善还是作恶,全看遇到什么样的皇帝。遇到好皇帝,他们是帮手;遇到坏皇帝,他们是帮凶。

儒生务忠良,文吏趋理事。一个有理想,一个有能力;一个讲原则,一个办实事;帝国该选谁? 〔6〕

汉武帝的首选,是文吏。

再反封建

号称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更喜欢法家倾向的文吏,看似奇怪,却是事实。他重用的人,卫青、张汤、桑弘羊等等,都不是儒生。大儒董仲舒,则其实被边缘化。

例外的是公孙弘。

公孙弘非同一般。我们知道,武帝朝丞相十三个,罢官免职四人,获罪自杀二人,下狱处死三人。其余,则石庆胆小怕事,田蚡精神失常,车千秋唯唯诺诺。既平安无事又能有所作为的,几乎唯有公孙弘。

然而公孙弘这位儒生却恰恰是狱吏出身,所以他跟张汤情投意合,配合默契。张汤援引儒家经典解释判决,公孙弘则对张汤赞不绝口。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事情恐怕还得从头说起。

先说秦。

大秦帝国是“吏治天下”的,这当然与他们靠法家思想立国有关。在法家看来,一个国家只需要两种人:农民和战士。农民为君主种田,战士为君主打仗,如此便足以富国强兵。其他人,都是多余。

那么,谁来管理农民和战士呢?

文吏。从朝廷大吏,到郡县长吏,再到乡里小吏,都如此。事实上,一个只有农民和战士的国家,是不需要思想文化的。那些种田的“工蜂”,打仗的“兵蚁”,也不需要懂得太多,守纪律听命令就行。

故,秦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刘邦创立的新政权则是另一番景象。高、惠、文、景四朝,一般事务仍沿秦例交由文吏处理。占据要津的则不是功臣勋贵,便是他们的后代,比如曹参之子曹窋,周勃之子周亚夫。周亚夫还既当过太尉,也做过丞相。

也就是说,政由勋贵,事归文吏。

这并不奇怪。毕竟,勋贵们是刘邦的战友。刘邦及其继承人既需要他们的政治经验、崇高威望、影响力和号召力,也需要用封侯拜相的方式酬谢他们的功劳。这跟当年的分封诸侯建立王国,如出一辙。

同样,这两件事也都是封建残余。 〔7〕

因此,秦始皇未竟之事业,还得由汉武帝来继承。当然,彻底铲除封建残余,要到隋唐以后。但,贵族政治转变为官僚政治,却势在必行。

贵族政治,怎么就要不得?

因为贵族政治与封建制度是共生并存的。在封建制度下,国是诸侯的,家是大夫的。如果国破家亡,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诸侯和大夫。所以在封建前期,诸侯无不治国,大夫无不齐家,这就叫“首长负责制”。

何况封建前期的家和国,都不大。一国则一城,一家则一邑。诸侯和大夫,国君和家君,完全可以直接面对国民和家人,这就叫“直接君主制”。

当然,即便是直接君主,也要有人协助。这些助理、帮办或官员,天子的是公卿,诸侯的是大夫,大夫的是家臣。后者在理论上都是前者的兄弟子侄,实际上是族人们一起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叫“家族共治制”。

首长负责,直接君主,家族共治,这样的政治当然是贵族的,也只能是贵族的。

很难说这种政治好还是不好,但肯定不适用于帝国时代。帝国不是小国寡民的城市国家,而是幅员辽阔的领土国家。直接君主并不可能,首长负责更不可能。帝国的统治,只能是皇帝授权,政府负责。

◎ 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的对比

逐级封建,逐级效忠,家臣帮大夫齐家,大夫帮诸侯治国,诸侯帮天子平天下。

直接任命,直接效忠,皇帝面前,都是臣子,官员只是代理皇权,不像封建贵族有独立治权。

那么,由贵族组成政府,不行吗?

不行。因为凡贵族,都有特权。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事权。封建时代,天子不能任命国卿,诸侯不能任命家臣。这些职位甚至是世袭的,叫世卿、世职。结果,天子管不了诸侯的国,诸侯管不了大夫的家。

这当然为帝国所不能接受。

更重要的是,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是逐级效忠的。家臣只效忠大夫,不效忠诸侯;大夫只效忠诸侯,不效忠天子。大夫一齐造反,则举国皆反;诸侯一齐造反,则天下皆乱。中央集权的帝国,岂能认可这套逻辑?

家族共治也不行。共治,就不能独裁,而帝国是一定要走向独裁的,只不过需要时间。

事实上,正如汉初的制度是封国与郡县并存的半封建制,两汉政治也是半贵族政治──先是功臣集团,后是外戚集团,与皇帝共掌朝政,共治天下。这种状态,也要到隋唐以后才发生根本改变。

这样看,公孙弘和张汤的意义,就很不寻常。

公孙弘和张汤都是平民出身,也都是文吏出身。是平民就“非贵族”,是文吏就“专业化”。专业化和平民化的倾向,都是反封建。不难设想,如果满朝都是张汤、公孙弘,贵族政治就必定会转变为官僚政治。

毫无疑问,这是大势所趋。但这个转变由汉帝国来完成,却未尝没有机缘巧合。作为平民建立的王朝,西汉开创了一个“布衣将相之局”,不但“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而且其后也往往出身卑贱。景帝王皇后是再嫁女,武帝卫皇后卫子夫、成帝赵皇后赵飞燕则是歌伎,照样母仪天下,也没人说三道四。 〔8〕

文吏为官更不足为奇。大秦传统仍在,萧何、曹参也都是文吏出身。何况文吏受过专业训练。事归文吏,便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可谓“专家治国”。

这,就是公孙弘和张汤平步青云的背景。

然而公孙弘和张汤又是不同的。他们代表着两种思想:儒家和法家;两种官僚:文官和文吏;两种仕途:文学和吏道;甚至两种政治:官治和吏治。

只不过,要弄清楚这些,并回答前面的问题,还必须先讲清楚官僚制度。

中央与地方

官僚制度的第一要素,是机构。

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

中央的是政府机构,地方的是政权机构。

具有政治意义的“中央”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原文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这说明战国末年集权制已成定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提到了议事日程。 〔9〕

但,中央的真正建立却要到秦汉。

秦汉帝国的中央,结构和层次非常清楚。机构,是皇宫、相府、卿寺;首长,则是皇帝、三公、九卿。皇帝在汉代也被叫做县官,宋代则叫官家。这就是说,皇帝不但是天子,是君主,也是最大的官僚。

帝国的政治,岂非官治天下?

中央首长的分工也很明确。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九卿是政府部长。宰相三公,丞相管行政,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管监察,三权分列。至于九卿和九寺,则官职与官署同名,其职责是:

太常,负责宗庙礼仪和皇家祭祀;

光禄勋,负责宫殿大门和宫中宿卫;

卫尉,负责宫城屯兵;

太仆,负责皇宫车马和皇帝出行;

廷尉,负责刑律;

大鸿胪,负责蛮邦事务;

宗正,负责皇亲国戚;

大司农,负责国家经济;

少府,负责工商税务(用作皇帝私房钱),以及皇帝的饮食起居、医疗保健、文化娱乐;

中尉,负责京城保卫。

显然,这里面只有大司农(财政部部长)、大鸿胪(外交部部长)、廷尉(公安部部长)和中尉(首都卫戍司令),可以算是中央政府官员。其余,则都是皇帝的家臣:光禄勋是门房和侍卫队长,卫尉是近卫军司令,太仆是马车夫,太常、宗正和少府则是皇帝的大管家。

这实在不太像政府。

然而皇帝的家臣,却又同时管国务。比如担任顾问的博士,便隶属于太常;负责议论的大夫,便隶属于郎中令;作为秘书的尚书,则隶属于少府。

家国一体,公私不分,皇家事务和国家政务混为一谈,这些都是典型的封建特色──家天下。

其实就连宰相,也一样。邦国时代,天子、诸侯、大夫的家臣,在内打理家务叫宰,出门担任副官叫相。宰相这个词,也是封建残余。 〔10〕

封建残余的彻底铲除,要到隋唐。那时,三省六部制取代了三公九卿制,帝国中央才像模像样地有了政府。秦汉两代的组织变革,则主要不在中央,而在地方。

秦和西汉的地方政权都是两级:郡和县。县属郡,郡属中央。中央是最高权力机关,郡县是下属机构,其长官则由中央任命,所以叫“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郡县制的根基在县。

汉代县的长官不叫县官(县官是皇帝),叫县令或县长(大县叫令,小县叫长)。县令或县长的佐属,是县丞和县尉。县丞管文书、谷仓和监狱,相当于副县长(丞即副职)。县尉管治安,捕盗贼,相当于公安局局长。

但,县令和县长是官,县丞和县尉是吏,他们的品秩(读如志,俸禄)也不一样:县令六百石到千石(读如但),县长三百石到五百石。县丞和县尉二百石到四百石,叫长吏(长读如掌)。级别更低的叫少吏(少读如绍),秩百石。

县的上级则是郡。

秦和汉初,郡的主官有三个:郡守(汉景帝时改名为太守)、郡尉(汉景帝时改名为都尉)、郡监(汉武帝时被取消)。郡守管行政,郡尉管军事,郡监管监察,正好对应着中央政府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 西汉中央主要职官职掌秩禄简表

部门 沿秦 汉改置 职掌 秩禄 备注

三太 太师 辅佐皇帝 金印紫绶 位在三公之上,不常置。

太傅 同上 同上 同上

太保 同上 同上 同上

三公 丞相(相国) 大司徒 总理庶政,辅

佐皇帝 金印紫绶

万石 汉高祖时置一丞相,高祖十一年更名为“相国”,哀帝时改称“大司徒”。

太尉 大司马 掌全国军政 金印紫绶

万石 武帝建元二年,省去太尉,后又置大司马,冠以将军之号。

御史大夫 大司空 掌论议及纠察

诸事 银印青绶

万石

(上卿) 成帝时改称“大司空”,哀帝时又复置,后又改称“大司空”。

九卿 奉常 太常 掌祭祀礼仪 银印青绶

中二千石 秦之“奉常”,景帝时改称“太常”。

郎中令 光禄勋 掌宫殿掖门 同上 秦之“郎中令”,武帝时改称“光禄勋”。

卫尉 中大夫令 掌宫门卫屯兵 同上 景帝时改称“中大夫令”,后复之。

太仆 太仆 掌舆马 同上

廷尉 大理 掌刑狱 同上 景帝时改称“大理”。

典客 大行令

大鸿胪 掌宾客朝觐及边地各民族之事务 同上 景帝时改称“大行令”,

武帝时改称“大鸿胪”。

宗正 宗伯 掌亲属诸事务 同上 平帝时改称“宗伯”。

治栗内史 大农令

大司农 掌谷货 同上 景帝时改称“大农令”,

武帝时改称“大司农”。

少府 掌山泽租税 同上 成帝时置尚书五人,东汉发展为尚书台。

列卿 中尉 执金吾 掌徼循京师 银印青绶

中二千石 武帝时改称“执金吾”。

典属国 掌蛮夷降者 二千石 成帝时并入大鸿胪。

将作少匠 将作大匠 掌治宫室 二千石 景帝时更名“将作大匠”。

宫官 詹事 掌皇后太子家事 二千石 成帝鸿嘉三年省詹事官,并属大长秋。

长信詹事

长信少府

长乐少府 掌皇帝后宫诸事 二千石 长信詹事,景帝中六年更名“长信少府”,平帝元始四年更名“长乐少府”。

将行 大长秋 皇后卿 二千石 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长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

太子太傅

太子少傅 掌教太子 二千石 属官有太子门大夫、庶子、先马、舍人。

军官 大将军 武帝初为卫青而设。有时位在公之上。

骠骑将军 掌兵及征伐之事 不常设

车骑将军 同上 同上

卫将军 同上 同上

前后左右军 同上 同上

列将军 同上 同上

本表据陈茂同《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

官名如此,官署亦然。汉代郡的官署称府(郡府),也称朝(郡朝)。县的官署则称廷(县廷),也称寺(县寺)。郡曰朝,县曰廷,合起来就是朝廷。郡曰府,县曰寺,岂非对应着中央的相府和卿寺?

也许,这正好说明郡县是中央的分支,也说明秦汉两代重视地方。汉宣帝就说,要保证地方上“政平讼理”,只能靠好的郡守。实际上郡官的地位不低。比如品秩,九卿“中二千石”(月谷一百八十斛),郡守“二千石”(月谷一百二十斛),郡尉“比二千石”(月谷一百斛),而且郡守和郡尉都是银印青绶,跟九卿和御史大夫一样。 〔11〕

因此,郡尉升为郡守,郡守转为九卿,都不困难。直接升为御史大夫的也有,比如上党郡守任敖,淮阳郡守申屠嘉(申屠嘉后来还做了丞相)。同样,九卿转任郡守也不算降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不隔膜。

更重要的是,中央、郡、县,只有三级。层级少,管理就方便。下情不难上达,政令亦很通畅,可谓效率高而成本低。如果将郡数控制在八十以内,每郡下辖十到二十个县,对于中央集权的大国应该说是最合理的安排。

然而东汉以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再简捷,层级也越来越多。东汉,郡之上有州;唐宋,州(府)之上有道或路;元代,路之上有行省;明清,省之上有督、抚。

当然,明清的总督和巡抚,从理论上讲都是中央派驻地方之专员,也都兼有中央政府的官职和官衔,严格地说不算地方官。布政使和按察使,才是省长。唐的道,宋的路,元代的行省,刚开始也不是行政区。但,县的上级机关和上级领导越来越多,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就与汉武帝有关。因为最早成为郡县之上行政区域的州,便正是汉武帝的发明。

那就从州说起。

牧民与牧官

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的州官,汉代叫州牧。

牧,是很早就有的官名。尧舜时代有十二牧,其实是大部落的酋长,兼任部落联盟的职务。十二牧之上,还有四岳,其实是小联盟的盟主。后来,牧,慢慢成为治民之官的称谓,叫牧夫、牧令、牧守、牧伯。

管理人民,就像放牧一样吗?

是。被汉武帝树为道德楷模的爱国商人卜式,就是这么认为的。当时卜式捐款甚多,却不肯做官。于是汉武帝便说,你到朕的上林苑去放羊吧!

结果,上林苑的羊被卜式养得肥肥大大。

汉武帝大为赞赏。

卜式却说,管理老百姓,也跟放羊一样啦!

汉武帝听他这么说,便让他做了县令。没想到,卜式先后担任县令的两个县,一派祥和太平。 〔12〕

县令也好,郡守也罢,岂非牧?

实际上,地方官就是帝国的牧羊人,他们的辖区也就是牧区。好一点的牧羊人如卜式,基本上无为而治顺其自然;凶一点如宁成,便被批评为“如狼牧羊”。 〔13〕

这样看,州官叫州牧,并不奇怪。

不过,汉武帝设州之时,派出的官员不叫州牧,叫刺史。刺史的任务也不是牧民,而是牧官。他们要管的,是郡守和郡尉,县令和县长。

汉武帝,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帝国实在太大。据统计,秦郡三十六,汉郡一百多,县则有一千三百个左右,“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如此庞大的队伍,皇帝一人根本就管不过来,只好让一部分官员去管另一部分官员。 〔14〕

于是,有牧民之官,也有牧官之官。

牧官之官也有两种。一种是上级官员,一种是监察官员。其实上级管下级,原本就有监察的职责。问题是上级官员包括丞相,也需要被监察。结果,相对独立、直接向皇帝负责的监察官员,便应运而生。

这样的官员,就叫御史。

御史也是很早就有的,但到汉代才成为监察官员。此后,中华帝国的监察官员,在中央的都叫御史。其长官和次官,明清以前叫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明清以后叫都御史和副都御史。派往地方的,秦和汉初叫监御史,武帝以后叫刺史,唐代叫观察使,宋代叫监司。

监察官员的地位很崇高,他们的法冠叫獬豸。獬豸(读如谢志)是一种神兽,见了不法分子就会用角去顶。因此但凡重大弹劾案,御史都要头戴獬豸冠,身穿内白外红的法袍,当着皇帝和百官的面在朝堂上宣读起诉书。被弹劾的官员则必须立即站出来等待处分,无一例外。

御史的身份和职权也很特殊。

首先权限大。上至宰辅,下至郡县,包括其他监察官员和自己的顶头上司,都可以弹劾。御史大夫张汤,便差点栽在副手御史中丞李文的手上。

其次责任轻。只要听到风吹草动,甚至流言蜚语,就可以举报,不必负核实的责任,也不受反坐的处分,叫“风闻奏事”,也叫“风闻弹事”。

第三独立性强。御史弹劾官员,不必通知照会有关部门,也不必经长官批准。因为监察机关是直属天子的独立部门,监察官员也只对皇帝负责。因此,不但不受其他官员和部门制约,反倒有权监督一切部门和官员。

这三条,从秦汉到明清,一贯到底。帝国中央的监察部门也一直存在,只不过西汉叫御史府,东汉到元叫御史台,明清叫都察院。

但,仅有中央监察部门,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还必须往地方派遣巡视员,这就是刺史。只不过,汉武帝在派遣刺史的同时,还设置了监察区。

监察区共十三个,十二个在地方,即冀州、并州、幽州、兖州、徐州、青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京师所在的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内郡、河东郡、河南郡),则与弘农郡合为司隶部。一部加十二州,合起来叫十三州部。

这是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的事。

司隶部的监察官员叫司隶校尉,秩比二千石,犀印青绶。他不但负责监察本部地方官员,也负责监察朝廷,因此地位崇高。东汉时期,司隶校尉出席中央会议时,与御史中丞、尚书令一起专席而坐,号称“三独坐”。

派往十二州的刺史秩六百石,监察对象是二千石到六百石的官吏。监察事项则有六种,叫“六条问事”,超过范围就不能过问,也不能问小吏。

也就是说,刺史治官不治民,查大不查小,问事不干政,巡视不长驻。他们在州里也没有治所,每年八月出京,岁末回朝。刺史的主要佐属则叫别驾,意思是另外驾一辆车,跟着刺史到处巡视。

由此可见,刺史不是地方官,而是中央特派监察巡视员。州也不是行政区,而是监察区。可惜后来刺史的权力越来越大,管事越来越多,也有了固定的治所。牧官之官同时也牧民,州作为监察区便慢慢向行政区过渡。

西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刺史改为州牧,职掌与刺史相同,官阶却高得多,秩二千石,位次九卿。以后反反复复,一会儿叫州牧,一会儿叫刺史。到东汉末年,汉灵帝再改刺史为州牧,并赋予军政大权。汉帝国的地方建制,就由郡、县两级,变成了州、郡、县三级。

以后的唐、宋、元、明、清,也如此。一方面,帝国中央不断派出监察官员和监察机关(比如元代的行御史台);另一方面,监察区和特派员,也不断变成行政区和地方官。比如清代的总督和巡抚,就例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监察部部长)和右副都御史(监察部副部长)。这时,与汉武帝的设置州部和派遣刺史,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仕途广阔

跟牧官同样重要的,是选官。 〔15〕

汉代官吏的选拔和任命,途径有三:察举、征辟(读如避)、杂途。察举是选举的一种,选举即选择和举荐。这也是历朝历代最主要的仕途,号称正途。

中华帝国的选举制度也有三种:汉代察举,魏晋荐举,隋唐以后科举。三举之不同,在于科举通过考试,荐举通过考量,察举通过考察。考察而后选举,叫察举。

察举是帝国中央极其重视的一件事。元朔元年(前128)十一月,汉武帝下诏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因此,郡守、九卿、礼官、博士,如果不向中央政府举荐人才,就算有罪。

有关部门则定出罪名:大不敬和不称职。 〔16〕

从此,各地人才源源不断涌向中央。

察举也是有科目的,比如孝廉、贤良、秀才。孝廉就是孝子和廉吏,贤良有贤良方正和贤良文学,秀才则叫秀才异等,后来避光武帝刘秀的讳改称茂才。

顾名思义,孝廉重德,秀才重才,贤良则方正重德、文学重才。但总体上说,汉武帝的方针是德才兼备。

举孝廉和举秀才,有规定的时间、名额和制度,属于常科。举贤良则是根据皇帝的诏书,是特科。但不论常科特科,都由官员举荐,被举荐者甚至还要参加考试。这是一般吏民走上仕途的常规方式。

非常规的,是征辟。

征辟就是征和辟。征即皇帝征召,辟即官员辟用。三公、九卿、太守、刺史,都有权辟用吏员(属于官员副职的则必须由朝廷任命)。所以,辟的范围,远大于征。

不过,物以稀为贵,位以帝为尊。被皇帝征召,面子当然比被官员辟用大。面子最大的,朝廷还要派专车恭迎进京,沿途地方也要提供食宿。皇帝为了表示诚意,有时还要一请再请。后来刘备的三顾茅庐,就是遗风。

这就是选举和征辟的不同。选举是乡选里举,自下而上,循序渐进;征辟则是高层看中,自上而下,一步到位。所以后来那些自视甚高的名士,都热衷于征辟。

征辟靠名气,选举靠德才,这是大多数人向往的。如果名气和德才都不够,就只能靠杂途。

杂途的名目也很多,比如荫袭。荫就是荫子,袭就是袭爵。袭爵仅限于王侯,其他爵位不能世袭。荫子则是级别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只要任满三年,就可以推荐子弟一人为官,所以又叫任子。

显然,荫袭制度的受惠者是官二代。

惠及富二代的是赀补。赀读如资,意思也是资。汉制,身家不足十万不得为吏,不足五百万不得为官。这项规定的本意,是认为富人做官便不会贪污。但久而久之,却变成了有钱就可以做官,因此这个制度很是遭人诟病。

但更不像话的,是卖官鬻爵(鬻读如玉)。

鬻爵的始作俑者是秦始皇,时间在公元前243年,价钱是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卖官的创始人则是汉武帝,时间在公元前114年,规矩是交够一定数量的粮食或牲畜,平民补吏,吏员补官,官位可到秩六百石。

据说,这个主意是桑弘羊出的。 〔17〕

选举、征辟、荫袭、赀补、卖官、鬻爵,帝国的仕途真是广阔,帝国的官员也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这么多的官员该如何任用,便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里面同样大有文章。

实际上帝国的官员队伍弄得如此庞杂,有一多半是因为不得已。功臣要酬劳,故有袭爵;高官要笼络,故有荫子;遭遇天灾或开支太大,便只好赀补、卖官、鬻爵。

好在秦皇汉武都不是糊涂虫。他们很清楚,官吏的任用不是小事,马虎不得。同为官吏,不能同样安排。有的给面子,有的给实权。结果,便弄出繁多的名目来。

拜,正式任命,往往用于高官,以示尊荣。

除,除去旧官,任命新职。

真,正式任命(相对于守而言)。

守,试用,兼任,代理。

假,正式任命前代行职权。

平,参与某事。

领,兼管某事。

录,统管某事。

兼,兼任某官。兼与平、领、录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兼官(有官职官衔),后三者是兼事(无官职官衔)。

待诏,等待诏书下达再上任。

加官,在正式官衔之上再加头衔,比如大将军加官大司马。凡加官,都是中朝官,可以出入皇宫。

计,官员年终汇报工作,又叫上计。

课,考核官吏,据此决定奖惩,也叫考。

迁,升官。逐级提升叫稍迁,越级提升叫超迁。

左迁,降职,也叫左转、贬。

免,罢官,是行政处分中最重的,再重就得判刑。

沐,例假,五天一次,每次一天,又叫休沐。

告,请假(事假或病假),又叫告归。如果是予告,则为奖励休假;如果是赐告,则为皇帝批准延长病假期。

宁,丧假,也叫告宁,一般三年。

致仕,退休,又叫告老、归老。

不难看出,从选拔任命到使用管理,汉的官僚制度已相当精细,很可能是世界上前后出现的大小帝国中最复杂也最完备的。后代文官制度和干部制度的诸多要素,在这里几乎一应俱全,堪称百代官制之祖。

更难得的是,汉代还建立了储备官制度。正是这一制度,打通了官、吏两道,贯通了儒、法两家,保证了帝国的人才辈出和吏治之隆。

那就来看储备官。

条条大路通长安

汉代的储备官,是郎。

郎就是廊,郎官就是廊官,即侍卫。秦制,殿上不准携带兵器,侍卫都只能站在廊檐之下,所以叫廊中,也叫郎中。后来郎中成为郎官的一种,统称为郎。

郎官们的长官叫郎中令,汉武帝改名为光禄勋,银印青绶,中二千石。下属三署,司官为左中郎将、右中郎将和五官中郎将(曹丕担任过此职),比二千石。

三署所辖郎官叫三署郎,有议郎(比六百石)、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他们的任务,是宿卫宫殿,侍从左右,备皇帝顾问或差遣,说白了就是皇帝身边打杂的。所以,也无定员。

换句话说,郎官其实不是官。

但,郎官也不是吏。相反,吏要成为官,往往得先成为郎。汉制,郡县和王国的吏员年终考核优秀,便由地方调入京城,补为郎官,叫“计吏补郎”,也叫“上计吏补郎”。这是地方基层小吏咸鱼翻身的重要途径。

当然,吏员还有另外两条出路:察举和赀补。但察举和赀补者也往往先要为郎,司马相如就曾“以赀为郎”,也就是花钱买了一个郎官。任子也一样。所谓级别二千石以上官员可以推荐子弟一人为官,其实就是为郎。

这是有道理的。郎官虽不在政府任职,却比正式官员更接近皇帝。朝夕相处,天长日久,皇帝对他们多少会有了解,他们自己也能学到不少知识。结果,郎官有了进身之阶,帝国有了培训机构,岂非双赢?

郎署,是帝国的干训班。

事实上郎官的出路相当好。外放可为县令、县长、县丞、县尉,最低也是副县级;内任则可为尚书郎,成为皇帝的政治秘书,然后步步高升,出将入相。

于是,为官先为郎,便成为踏入仕途的捷径,也成为帝国的制度安排:入选为郎叫郎选,由郎补官叫郎补。汉代有不少名流和政要,都是郎选和郎补出身,比如权倾一时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孔子的十二世孙孔安国。

郎,岂非储备官?

储备是必需的,何况还有见习的意义。因此,除皇帝征召和举为贤良者外,其余以各种方式(察举、任子、赀补、上计)成为预备官员的,都要先进郎署。

条条大路通长安,郎署就是中转站。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特殊的,也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和干部选拔制度,因此很快就跟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结合起来:太学生毕业考试成绩优异(甲等)的入宫为郎,叫补郎;成绩合格(乙等)的外放为吏,叫补吏。

补郎的当然前途光明,下一步就是郎补。补吏的也不必灰心丧气,因为还可以通过察举、上计等方式由吏补官,只不过先得在郎署干一段时间。至于由郡守县令选举的孝廉,更是一定要先做郎中的。

也就是说,青年知识分子的出路有两条:一是由太学生而郎而官,二是由太学生而吏而郎而官。后一条路虽然曲折,却意义重大。

意义在统筹官与吏、儒与法。

前面说过,大秦帝国是吏治天下的。在他们那里,官就是吏,吏就是官。或者说,都是事务官或技术官。在秦人看来,有这些财会和法律人才便足以治国。汉人却认为,一个庞大的帝国要想长治久安,光靠技术不行,还得讲政治。因此,要有事务官,更要有政务官。

政务官就是文官,事务官则是文吏。

文吏和文官,缺一不可。

事实上,汉帝国的选官从来就有两个途径,一个叫文学,一个叫吏道。吏道就是由吏而官,文学却不是诗词歌赋,而是经典文献。武帝之后,则专指儒家经典。也就是说,饱读诗书是文学;从基层做起,由于廉洁奉公又精明强干而得到提拔,是吏道。 〔18〕

张汤走的是吏道,公孙弘靠的是文学。

这两条路线,在两汉是并行不悖的。武帝至东汉,都号称“三公辟召,四科取士”。四科是:

德行,看道德品质;

明经,看学术水平;

明法,看法律知识;

治剧,看执政能力。

第四条最有意思。当时帝国中央根据治理的难易,曾把郡县分为剧、平两种。平就是容易治理的,剧则是穷山恶水泼妇刁民。所以,治剧科,看的就是吏能。 〔19〕

实际上无论哪一科,都要测试能力。确实胜任,才正式任命。否则,即便选举上来,中央也会退货。毕竟,治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不能只靠口若悬河。 〔20〕

汉武帝首选文吏,原因就在这里。

当然,最理想的还是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既懂政治又懂业务,这就是公孙弘吃得开的原因。

同样,太学生补吏,上计吏补郎,用心也在于此。基层吏员能被选举,能力不成问题,但需要学习政治,掌握全局,因此补郎。太学生学问不成问题,但实际操作能力有限,需要锻炼,因此补吏。

补吏的太学生无一例外都要回到原籍。因为汉代有条不成文的规矩:郡守县令一定是外地人,郡县吏员则一定是本地人。各地青年由郡县而太学,又由太学而郡县,再由郡县而郎署,无形中便把中央与地方联系起来。

文吏与文官的界限也在慢慢模糊。尽管直到东汉末年,法家酷吏与儒家之徒仍然是两个群体,官治天下也非一蹴而就,但汉制已明显地不同于秦制,天平也从吏治向官治倾斜。至少,帝国政府不再是刀笔吏的一统天下。武帝在重用文吏的同时,也打开窗户迎接八面来风。

这扇窗户,就是郎署。

想当年郎署之中一定十分热闹。任子的官二代,赀补的富二代,乡里的穷秀才,郡县的刀笔吏,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济济一堂。没错,汉武帝用人是不拘一格的,进入郎署的也不乏各种奇人怪才。

比如东方朔。

东方朔走的路子既非吏道也非文学,他是靠上书得官的。据说,他的奏章用了三千枚木简,有关部门派了两个壮汉才勉强抬动,汉武帝则用了两个月才看完。

于是,这位自称“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的奇才,被任命为郎。

有一次,汉武帝跟他闲聊。

汉武帝问:先生看朕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

东方朔说:前无古人呀!陛下的功德,超过五帝,盖过三王。看看陛下的朝廷吧!丞相是周公,御史大夫是孔子,将军是姜太公,廷尉是皋陶,大司农是后稷,少府是伊尹,大鸿胪是子贡,博士官是颜回,郎中令是子路,郡守是子产,开路先锋是后羿,人才济济呀!

汉武帝哈哈大笑。 〔21〕

东方朔这话当然是半开玩笑。但,汉武帝的是非功过却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呢?

第五章

是非功过

外戚政治

后元二年(前87)二月,汉武帝刘彻驾崩。临终前,他为继位的汉昭帝刘弗陵指定了四位辅政大臣,他们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车骑将军金日磾(读如低)、御史大夫桑弘羊。 〔1〕

这个班子,几乎是汉武帝一生的总结:霍光和上官桀代表政治,桑弘羊代表经济,金日磾代表外交。汉武帝的是非功过,不妨从他们说起。

先说霍光、上官桀。

霍光和上官桀都是外戚。只不过,上官桀的外戚身份是自己谋来的。当时,汉昭帝年方八岁,由他姐姐盖长公主抚养。长姐如母,公主开始为弟弟寻找皇后。上官桀觉得机不可失,便削尖脑袋活动起来。

他找到的说客,是丁外人。

丁外人是谁?长公主的情夫。汉代,公主包养情人并不少见。汉武帝的姑姑兼丈母娘馆陶公主,就养了个比自己小了三十多岁的情人董偃。汉武帝不但不责怪,还到他们家做客,把董偃叫做“主人翁”。 〔2〕

汉昭帝和霍光也一样,公开承认长公主和丁外人的情人关系。上官桀也运作成功,他那六岁的孙女被册封为皇后,尽管一开始霍光并不赞成。

其实霍光跟上官桀是儿女亲家,上官桀的孙女同时也是霍光的外孙女。外孙女成为皇后,原本勉强能算外戚的霍光,更名正言顺地成为皇亲国戚。他起先不赞成这桩婚事,仅仅因为两个孩子年龄太小。 〔3〕

那么,上官桀为什么心急火燎?

看看后来霍光如何废立皇帝就知道。

元平元年(前74)二月,年仅二十二岁的汉昭帝驾崩。这时,金日磾早已病逝,上官桀和桑弘羊也在宫廷斗争中败亡。大权独揽的霍光便不顾群臣意见,立汉昭帝的侄儿昌邑王刘贺为天子。

然而昌邑王进京才二十七天,霍光就看他不顺眼,要废了他。而且,霍光只是事先征得大司农田延年和车骑将军张安世两人的同意,就把这事办了。

实际上昭帝继位之初,霍光就已领尚书事,位在丞相之下,权在丞相之上,因此很便当地就把丞相、九卿、将军、列侯、御史、博士叫到未央宫开会。霍光说:昌邑王行为昏乱,恐怕会危害社稷,诸位看怎么办?

众人大惊失色,目瞪口呆,支支吾吾。

田延年却离席上前手按剑柄说:诸位,这事没什么好商量的。先帝托孤于大将军,就因为大将军忠诚贤德,能安定天下。如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大将军虽死,又有何脸面见先帝于九泉?请速速决定。有迟疑者,看剑!

群臣闻言,无不惶恐,便拜伏在地异口同声地说:万民之命系于大将军一身,我等唯大将军之命是从!

于是霍光请出皇太后(也就是他的外孙女),盛装坐于未央宫中。侍卫持刀,武士持戟,陈于殿下。文武百官依次上殿,然后叫来昌邑王,由尚书令宣读弹劾奏章。

这样的架势,当然同样没有商量。太后甚至没等尚书令读完奏章,便已震怒。由丞相杨敞领衔的弹劾请求也得到批准,霍光便命令昌邑王谢恩受诏。

昌邑王却还稀里糊涂。他引用《孝经》上的话为自己辩护说:天子有争臣七人,虽然无道也不失天下。

看来,这位昌邑王确实够呛,他的引经据典也不伦不类。《孝经》那句话的意思是:一个天子,如果有三公四辅鼎力辅佐,直言匡正,就无论如何也不会丢失天下。那么请问,他的身边有这样的争臣吗?

恐怕没有,多半只有小人。

霍光却懒得跟这废物啰唆。他说:被太后废了的怎么还是天子?说完,上前抓住昌邑王的手,解下皇帝的印玺绶带交给太后。霍光还说:大王自绝于天,臣等却不敢辜负社稷。请大王好自为之,臣等恕不奉陪了。

短命皇帝刘贺就这样失去了帝位,他的随从二百多人则统统被就地正法。临刑前,这些人哭着喊着说,悔不该没早早杀了霍光。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呀!

昌邑王被废之后,故太子刘据之孙刘病已被立为天子,是为汉宣帝。宣帝继位时已十八岁,却不敢亲政,大事小事都取决于霍光,尽管霍光是表示要归政于天子的。

刘家的天下,其实姓了霍。

实际上直到霍光病卒,宣帝才收回权力,这是六年以后的事。此后又用了两年时间,才消灭了霍家的势力。即便如此,宣帝仍心有余悸。他说,此前每次出门只要与霍光同车,就如芒刺在背,坐张安世的车才放松。 〔4〕

顺便说一句,张安世是张汤的儿子。

堂堂大汉皇帝,居然伴臣如伴虎,可见外戚是何等威风。上官桀急于成为外戚,一点都不奇怪。

当然,上官桀是失败的外戚,他是在与霍光反目为仇后一败涂地的,正如武帝初年窦婴与田蚡的两败俱伤。同样,霍氏家族遭到清算和清洗,也与当年的吕氏无异。

但,外戚却一直是极为活跃的政治力量。西汉,霍光之后有王莽。东汉,窦宪之后有邓骘(读如至),邓骘之后有阎显,阎显之后有梁冀,梁冀之后有窦武,窦武之后有何进。两汉政治,有相当多的时间是外戚在执掌。

这,大约是汉高祖和汉武帝都没想到的。

是的,他们只想到要防范功臣(异姓诸侯)和宗室(同姓诸侯),却不曾料到外戚也会危及皇权,更没想到后来把汉代断为两截,变成前汉后汉的,正是外戚。

不必责怪刘邦他们没有深谋远虑。其实即便两汉,各自的年头也并不短。西汉从刘邦称帝到王莽称帝二百一十年,东汉从刘秀称帝到董卓入京也有一百六十四年。

何况汉代皇帝借重外戚也事出有因。一方面,吕后开创了太后临朝的先例,而且她有资格;另一方面,功臣和宗室都要防范,靠得住的自己人就只有外戚。

这当然说明帝国还不成熟,统治阶级也缺乏经验,才会把人事看得比制度重。然而汉武帝却并非没有责任,因为将汉代断为两截的那把刀,就是他打造的。

这把刀,叫大将军。

大将军是秦汉都有的。秦将白起,汉将韩信,都当过大将军。但,他们担任的大将军是军衔,不是官衔,这样的大将军也不理朝政。实行一国两府,由大将军领录尚书事,成为内朝魁首和真宰相,是汉武帝开的头。

以后就每况愈下了。

事实上,两汉执政的外戚除阎显是车骑将军外,霍光、王莽、窦宪、邓骘、梁冀、窦武、何进,都是大将军。王莽和霍光,还都是大司马大将军。

这无疑是有问题的。要知道,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都是军职。军人政治与官僚政治相矛盾,外戚政治与皇权政治相冲突。以外戚为首辅,引军人入政权,岂非与帝国的初衷背道而驰?

当然如此。

很清楚,汉武帝为了从政府夺权,发明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可谓逞一时之快,贻后患于无穷,堪称饮鸩止渴。只不过,这种危害在当时并未看出来,因为第一个担任此职的恰好是卫青。

大将军卫青

卫青并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大将军。 〔5〕

当然,他也想不到后来会娶了平阳公主。实际上,卫青原本是平阳公主府上的骑奴,母亲卫姑娘则是平阳公主的婢女。卫姑娘生了三男三女,二女儿就是霍去病的母亲卫少儿,三女儿是卫子夫,卫青则是她们的弟弟。

不过卫青原本姓郑,父亲叫郑季。郑季在平阳公主府上当差时,与卫子夫的妈妈偷情,生下了卫青。

这样来历不明的孩子,当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郑季正妻的儿子们也不把卫青当兄弟。只有一个服劳役的囚徒说:你的面相贵不可言,将来会封侯。

卫青笑了。他说,我一个婢女生的儿子,能不挨打挨骂就不错了,哪里还能封侯?

类似的还有霍去病。

霍去病也是私生子,父亲叫霍仲孺。霍仲孺与卫少儿偷情生了霍去病,后来又娶妻生了霍光。所以,霍光和霍去病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霍光后来当然也表现出能力,但起步却无疑是沾了霍去病的光。 〔6〕

事实上,把霍光带到长安,让他做了郎官,从此踏入仕途的,正是霍去病。霍去病能够进入汉武帝的视野,则又因为他的母亲卫少儿是皇后卫子夫的姐姐。

卫青作为人才被汉武帝发现,也如此。

显然,没有卫子夫,也就没有后来的故事。然而卫子夫又何尝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她不过是平阳公主府上的歌女,跟她那个做骑奴的弟弟一样都是奴仆。

但,命运之神偏偏就垂顾了她。

其实汉武帝原本是有皇后的。皇后叫陈阿娇,父亲是项羽部将陈婴的曾孙,母亲则是那位后来包养小情人的馆陶公主。据说,刘彻小时候坐在公主怀里,曾表示如果能得到陈阿娇,一定盖栋金屋子藏着她。 〔7〕

由此留下了一个成语:金屋藏娇。

这当然是小说家言,完全靠不住,刘彻和阿娇的结合则多半是政治婚姻。两人婚后感情破裂,史家说因为阿娇恃宠而骄,也不妨姑妄听之。但没有儿子,是事实。

于是,平阳公主开始张罗。

平阳公主是武帝同父同母的亲姐姐,也是大姐。姐姐总是疼弟弟的。她搜集了十几个绝色美女,精心调教盛装打扮,在武帝到她家做客时,一齐展示出来。

汉武帝却一个都看不上。

但等到卫子夫出来唱歌时,汉武帝的眼睛亮了。他借口更衣进入帷帐,卫子夫也捧着衣服走了进来,汉武帝没有片刻犹豫就把她变成了自己的女人。

平阳公主意外成功。没错,这是她的感情需要,也是她的政治投资。所以,卫子夫进宫前,平阳公主摸着她的背说:将来尊贵了,请不要忘记我! 〔8〕

卫子夫没有忘记,馆陶公主则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情急之下,她秘密逮捕了卫青,准备谋杀。武帝闻讯,便任命卫青为建章宫监,加官侍中。侍中是当时权贵子弟争相一得的宠位,汉武帝却给了卫青,后来又给了霍去病。

从此,卫家的命运彻底改变。

卫子夫被封为皇后,是在元朔元年(前128)三月,因为她生下了太子刘据。卫青也在同一年封侯,但不是沾皇后的光,而是因为有功。

战功是在讨伐匈奴时立下的。担任车骑将军期间,卫青曾三次率兵出击,一战而至龙城(匈奴祭天祭祖处),封关内侯;二战收复河南(内蒙古河套地区),封长平侯;三战擒右贤王(匈奴三把手),拜大将军。 〔9〕

卫青一路凯歌,一路青云。

这不能归结为他运气好,而应该承认他能力强。实际上,汉武帝并非唯外戚是用,没有能力的外戚就只给待遇,不给权力。而且,当霍去病的能力越来越彰显时,汉武帝对他的宠信就超过了卫青。

对此,卫青似乎很淡然。也许在他看来,他的一切都是皇上给的,皇上也就是他的一切。没有皇上,就没有他卫青。所以,就连汉武帝要他娶平阳公主,他也照办。

不清楚卫青娶平阳公主是在什么时候,只知道当时公主的丈夫得了重病,回到封国。公主便让左右帮她在列侯当中找个男人,结果众人异口同声都说大将军最好。

平阳公主笑了。她说,这可是我们家的人呀,以前常常骑匹马跟在我后面,这话怎么说?

众人又都说:如今还有比他更尊贵的吗?

公主点点头,让人把意思带给了卫子夫,卫子夫又禀告了汉武帝,武帝便把卫青作为礼物送给了姐姐。

也许,这就是卫子夫对平阳公主的回报。

卫青的回报则给了汉武帝。终其一生,他都在自觉维护汉武帝的绝对权威。元朔六年(前123),卫青率六将军讨伐匈奴,右将军苏建全军覆没,只身逃回。这样的败军之将该如何处理,军法官们意见不一。

大将军卫青却把裁量权交给了皇帝。他说,我当然有军法从事之权。但以我卫青之尊宠,尚且不敢擅自行刑于境外,不正可以告诫人臣不得擅专吗?

军法官们都说:大将军所言极是!

苏建后来是被汉武帝赦免的。他的儿子苏武,则成了历史上最有气节的外交官。据说,苏建曾经劝卫青效法古代名将招贤纳士,以高声望。卫青却说:礼贤下士广纳人才,是人主的权力。为人臣的,只要奉公守法,尽职尽责就行了,为什么要弄一堆名流在自己门下呢?

霍去病的作风,也如此。

这样的外戚和大将军,汉武帝能不放心吗?

当然放心。

他不放心的,是匈奴。

匈奴问题

匈奴是汉帝国的头号外患。

这是一个北方的游牧民族。对于他们的来龙去脉,我们其实知之甚少,只知道其最高首领叫单于(单读如缠),以下为左贤王和右贤王,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王,统治着东至朝鲜半岛,西至西域各国的辽阔疆域。

匈奴的崛起是在中国楚汉战争期间。当时的单于叫冒顿(读如莫毒),据说意思是“开始”。因此,也有史学家认为“冒顿单于”的称号,是抄袭了秦始皇。 〔10〕

不过冒顿单于的态度,却一点不像抄袭者。汉惠帝时期,他居然写信给吕后说:陛下守寡,孤王丧偶,你我都很孤独,何不两好合一好,互通有无?

这哪里是求婚,分明是羞辱。

匈奴是聚居中国北方大漠南北的游牧民族,以骑兵强悍、凶猛善战著称。在西汉前期发展兴盛,屡次进犯边境,对西汉政权构成强大威胁。匈奴实行民兵制,成年男子均为甲骑,平时游牧狩猎为业,战时从事攻伐。至如疾风,去如闪电,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处无常。

吕后大怒,召集陈平、樊哙、季布商量对策。

樊哙说:臣愿请兵十万,横行匈奴中。

吕后问季布的意见。

季布说:樊哙的脑袋可以砍下来!当年高皇帝将兵三十二万,被匈奴困在平城。樊哙身为上将军,其实并不能解围,至今遭人耻笑。现在又来夸海口,拍马屁罢了!

吕后无奈,只好咽下这口气。 〔11〕

这口气一忍就是六十年。何况匈奴既无诚信意识,又无契约精神。尽管从刘邦开始,汉皇帝曾多次将公主嫁给单于,和亲却并未换来和平。游牧骑射的匈奴人只崇尚武力征服,毫不在乎对方是不是老丈人。

汉武帝决定开战。

从此,他送往匈奴的便不再是公主、丝绸和钱粮,而是卫青、霍去病的集团军。

西汉建筑构件,直径15.5厘米,上有阳文篆书“单于和亲”,字体规整,施以朱彩,是汉匈和亲政策的实物资料。现藏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

集团军的组建是汉帝国战略战术的大调整,其特点是一个大兵团包括好几个独立作战单位,各由一名英勇善战的将军统领。统率全军的最高司令官多由外戚担任,比如西汉的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东汉的窦宪。

这就比以前的单兵作战有力得多,因为可以深入敌后打歼灭战。匈奴主力,是所谓控弦之士三十万。然而武帝用兵之初十年间,斩虏敌军就达二十万。 〔12〕

同样,这样的军团也往往配置豪华。比如元朔六年(前123)的卫青兵团,下属就有中将军公孙敖、左将军公孙贺、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后将军李广、强弩将军李沮(读如居),均为一时之选,堪称精兵强将。

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兵强马壮,就能长驱直入。

元狩四年(前119),也就是汉武帝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那年,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各以骑兵五万为先锋,步兵数十万为后盾,大规模出征。此战,卫青兵团出塞一千多里,至窴颜山(窴读如田,今蒙古国都兰哈拉山);霍去病兵团出塞二千多里,封狼居胥(今蒙古国肯特山),把大汉的旗帜高高插在了匈奴的腹地。

据《中国历代战争史地图集》。

从此,大漠以南再无匈奴的王庭。

实际上此前匈奴已受重创。元狩二年(前121),新任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出塞,进五王国,过焉支山(在河西走廊),杀折兰王,斩庐侯王,擒浑邪王子,又一口气攻到祁连山,逼得浑邪王和休屠王向大汉投降。

投降也有曲折。当时汉武帝恐怕匈奴诈降,命令霍去病前往迎接。霍去病来到营前,发现果然有浑邪王部下不愿投降。于是他当机立断,驰入营中与浑邪王相见,斩杀逃亡者八千人。然后安排浑邪王先行一步,自己慢慢收编降卒进京,得众数万,号称十万。 〔13〕

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步兵陶俑。

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骑兵陶俑。

西汉远射兵器改进的一个显著变化是箭镞质量的提升。新式铁镞已代替传统的青铜镞,此箭镞样式在西汉时期大量生产并被普遍使用。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出土。

戟兼具刺、钩、啄、割四种功能,在汉代实战中普遍使用。持戟兵士的多寡是衡量军事力量的重要标志,常用“持戟百万”来形容军事力量的强大。此戟为汉代士兵常用戟型。河南陕县后川出土。

金日磾,就是这时来到长安的。

后来成为托孤大臣的金日磾,这时却是战俘。他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休屠王与浑邪王合谋降汉,事到临头却又后悔,结果被浑邪王所杀。金日磾和他的母亲、弟弟都被带到长安,入宫为奴,当时他十四岁。

有一天,汉武帝来看马。

马是金日磾等人养的,又肥又大。金日磾自己则身长八尺二寸(约一米八六以上),容貌端庄,汉武帝看了满心欢喜。问明来历后,马上任命他为马监,加官侍中,跟当年对待卫青、霍去病一样。 〔14〕

又一位奴仆脱颖而出,尽管他的出身是王子。

更重要的是,这位王子或奴仆是匈奴人。汉武帝却不但没有歧视,反倒青睐有加。没错,他是跟匈奴打了几十年仗,但那是为了国家安全,不是要消灭种族。

霍去病墓前石刻。用巍然屹立的战马颂扬霍去病的战功,同时象征西汉政权的声威。陕西兴平霍去病墓出土。

呼韩邪单于降服归汉后在塞内居住的馆驿的建筑构件,是对当时汉军击退匈奴侵犯的一种歌颂。阴山南麓出土。

汉武帝是国家主义者,不是民族主义者。

匈奴最后是销声匿迹了,其中有一半原因是内乱。东汉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单于王朝在曹操的时代终结,其后逐渐融入汉和其他民族。北匈奴则在东汉永元三年(91)战败后不知所终。有人认为,五世纪中叶横行欧洲的“上帝之鞭”阿提拉,便是北匈奴单于的后裔。

相反,汉帝国的版图却在扩张。原先被匈奴统治的西域臣服于汉,新增的行政区则设在了今内蒙古和甘肃境内。其中,置朔方、五原二郡是卫青的战果,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是霍去病的功劳。

汉与匈奴的关系,大局已定。

但,这是无数生命、鲜血和金钱换来的。

的确,战争的胜利让武帝和汉人扬眉吐气,同时也让人痛感劳民伤财。比如元朔六年那次战役,单是奖励将士的赏金就要二十多万斤,被俘敌军几万人也要赏赐,逼得大司农再次卖官,卖了黄金三十多万斤。

两年后,由于浑邪王来降,军需、赏钱、招待费耗资总共一百多亿。五年后,卫青和霍去病再伐匈奴,战马竟死了十多万匹,赏钱则花了五十万斤。

请问,汉帝国还有多少官可卖? 〔15〕

可惜,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虽一度停止,武帝的开边事业却一往无前:征朝鲜,通西域,平东瓯,定两越,征服西南夷,一如亚历山大的席卷欧、亚、非。

汉武帝却雄心未已。从天汉二年(前99)到征和三年(前90),他又三次派外戚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匈奴。结果,第一次李陵投降,第二次无功而返,第三次更是全军覆没,连李广利自己也降了。

直到这时,汉武帝才算清醒过来。李广利投降的第二年,汉武帝否定了在轮台以东屯田的建议,下诏表示要调整对外政策,转移工作重心,史称“轮台罪己”。 〔16〕

实际上这份诏书是不能叫做“罪己诏”的(详见本书后记),所谓“深陈既往之悔”也只是史家的说法。汉武帝对自己的路线和政策,并没有根本性的检讨和反省,更不会彻底否定和全面推翻。相反,两年后他指定的顾命大臣,则不但有霍光、上官桀和金日磾,还有桑弘羊。

桑弘羊是汉武帝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汉武帝政治路线的代表人。屯兵轮台的建议,就是他提出来的。尽管这个建议被否决,却不等于过去的方针都被否定。只不过,汉武帝的外交政策、军事政策和经济政策,都将面临挑战,桑弘羊则必须充当辩护人。

那么,桑弘羊又怎么样了?

政变与政改

桑弘羊是被杀掉的。

这当然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元凤元年(前80),上官桀、桑弘羊和盖长公主密谋发动宫廷政变,杀霍光,废昭帝,另立燕王刘旦为天子。消息泄露,反叛集团被一网打尽,燕王、盖长公主自杀,上官桀、桑弘羊伏诛。 〔17〕

其实开始时,上官桀等人本不想把事情闹大,只是要干掉霍光。因此,他们伪造了燕王的奏章,告发霍光调兵遣将,在京师戒严,意欲谋反。

这当然能置霍光于死地,但奏章什么时候交出去却成了问题。依照当时的制度,大臣上书要写正副两份。尚书先看副本,然后决定是否上奏。霍光可是“领尚书事”的。如果他把奏章扣下来,那就前功尽弃。

上官桀的办法是打时间差,在霍光休例假时上奏。他们的想法是,只要汉昭帝说句话,就立即动手。这并非没有可能。毕竟,这时的昭帝只有十四岁。

然而昭帝却一言不发。

第二天,霍光上朝,走到画室就停住了。

汉昭帝问:大将军在哪里?

上官桀答:因为燕王告发他,所以不敢进来。

汉昭帝说:请大将军入。

于是霍光入内,摘下帽子顿首谢罪。

汉昭帝说:请戴上帽子。这封信是假的,将军无罪。

霍光问:陛下怎么知道?

汉昭帝说:将军前往广明(地名),不过例行公事,怎么是调兵遣将?就算调兵遣将,燕王怎么知道?何况将军真要谋反,也用不着那些校尉。

尚书们听昭帝这样分析,都大吃一惊。上官桀无法利用皇帝,只好铤而走险。 〔18〕

此案其实可疑。十四岁孩子就能识破的花招,能算是阴谋诡计吗?以桑弘羊之多智,又岂能赞同?如果这样的计谋都能得逞,那运气也太好了。

但不管怎么说,桑弘羊总归是卷了进去。那么,他又为什么要跟上官桀结成团伙反对霍光呢?

除了利益之争,还有路线斗争。

斗争在政变前一年就白热化。当时,霍光为了实行新政,利用职权从全国各地找来了六十多个儒家之徒(贤良文学),跟御史大夫桑弘羊讨论经济政策,公开辩论盐铁酒类应该国营还是民营,史称“盐铁会议”。

记录盐铁会议的著作,是《盐铁论》。

前119年,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等人的建议,把盐铁收归国营。此陶范带有“山阳二”、“巨野二”标志,是西汉山阳郡官府经营第二号冶铸作坊的用具。山东滕县出土。

盐铁会议是就武帝时期的各项政策,特别是盐铁专卖进行的总结和辩论。会议结果,取消酒类专卖和部分地区的铁器专卖,桑弘羊的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受挫。

会议的记录十分有趣。

顾名思义,盐铁会议讨论的原本是经济问题。就算要抓根本,也该辩论国进民退是否合适,垄断经营是否必需,经济命脉如何掌握,等等。可惜儒家是不懂经济的,所以双方的发言简直是鸡同鸭讲。

比如桑弘羊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因为讨伐匈奴和保卫边疆都要用钱。既然国库不足,就得生财有道,总不能让前方将士饥寒交迫吧?

这时的正确回答就该是:换种政策照样有钱。

然而儒生们的回答却是:人间正道,贵道德而贱用兵。匈奴野蛮,就该加紧建设我们的精神文明,用文明去感化和教化他们,怎么能长途跋涉去讨伐呢?

意思很清楚:那仗根本就不该打。

这是什么话!仗该不该打,是经济工作会议讨论的问题吗?那是军事会议讨论的。

儒生们的回答,岂非文不对题?

何况树欲静而风不止。你不打匈奴,匈奴要打你。不出征,也不应战吗?如果仗要打,钱要花,又要取消盐铁酒类专卖专营和平准、均输,请问钱从哪里来?

儒生当然不会回答,因为他们根本就回答不了。

回答不了,就只能唱高调。儒生们说:会取胜的不打仗(善克者不战),会打仗的不带兵(善战者不师),会带兵的不布阵(善师者不阵)。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哪里用得着花那么多钱? 〔19〕

这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不清楚桑弘羊为什么要跟这帮逻辑不通的家伙枉费口舌。也许,是因为皇帝有诏书。也许,桑弘羊原本就有话要说。也许,他是要借此机会反戈一击,为汉武帝也为他自己做一次漂漂亮亮的辩护。

霍光却显然是要政改。当然,他并不是要改革政治体制,只是要改变某些政策法规。这倒也是必要的,因为汉武帝执政期间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包括他的经济政策,也有问题。不改变,就不会有所谓“昭宣中兴”。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政策未改,舆论先行。这就是霍光策划这次会议的用心。至于那六十多个从全国各地找来的贤良文学,则是他借来打鬼的钟馗。

贤良文学却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汉武帝号称尊儒,其实重法。儒家则看似风光,其实被边缘化。这回既然好不容易有了发言权,就必须借此机会夺回阵地,至少也要在朝堂之上为儒家争得一席地位。

盐铁会议变成了儒法之争,这是原因之一。

战端却是桑弘羊开启的。在听够了儒生们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后,桑弘羊忍无可忍。他愤愤不平地表示:稳坐家中不知挑担赶路的苦,说风凉话当然比干实事容易。博古而不通今,唱高调不接地气,这样的人有什么用?

桑弘羊他们还说,尊儒以来,武皇帝察贤良,举文学,遍访民间,思贤若渴。然而选举出来的大中小儒,有一个能为皇上分忧、兴利补弊的吗?一个都没有!

这时,儒生们的积怨也如火山爆发。

贤良文学们说,这难道是儒家有问题吗?不,是组织路线有问题,干部政策有问题,舆论导向有问题。武皇帝要开疆辟土,故权谲之谋进,凶残之士用。打仗就要用钱,故兴利之臣起。利兴则义闭。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犯罪率就高。这个时候,岂不就要重用酷吏了?

于是儒生们悲愤地说:难怪皇上身边尽是些投机取巧的家伙,因为我大汉王朝就是用利欲在做指挥棒嘛!仅仅提拔一个公孙弘,管什么用啊! 〔20〕

呵呵,谁说儒家不讲逻辑?他们有自己的一套。

桑弘羊当然也有另一套。在他看来,治国面对的是现实问题,而现实问题是匈奴寇暴。御寇就得强兵,强兵就得富国,富国就得理财,理财就得务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国家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人。

这同样无法达成共识。

但,不管公理婆理,双方的着眼点都已不再仅限于经济政策。他们更关心的,是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之争,在文官和文吏;政治路线之争,在王道和霸道;思想路线之争,在儒家和法家。

这才是盐铁会议的意义所在。

霍光的政改,倒在其次。

不过,如果把桑弘羊和汉武帝都看作法家,就大错特错了。桑弘羊是,汉武帝不是。当然,他也不是儒家。事实上,汉武帝是很难贴标签的。无论把他当作儒家还是法家,都是一叶障目,甚至自作多情。

那么,什么是汉武帝的真面目?

罪功岂在悔轮台

汉武帝其实很可怜。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前81),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可谓尸骨未寒。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却已大有炸平长安、彻底清算之意,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

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

本始二年(前72),汉宣帝下诏,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这当然是一件大事。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此前,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庙号为高祖和太宗,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

宣帝认为,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

何况,武皇帝也当得起。

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杀人无数,挥霍无度,以至于赤野千里,民不聊生。如此毫无仁德,岂能有庙号?

此言一出,朝野哗然。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这是圣意,岂能反对?夏侯胜却说:圣意又怎么样?人臣之义在直言。话已出口,万死不辞!

当然,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庙号世宗。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并流传下来。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 〔21〕

这说明什么呢?

第一,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

第二,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

实际上,夏侯胜说得并不全。如果愿意,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崇妖信怪,杀伐任性,喜怒无常。司马光甚至认为,汉武之恶几近秦皇,只不过他识好歹,受忠言,知对错,会用人,这才不至于亡汉。 〔22〕

然而即便是秦始皇,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而在评价的立场。

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但是,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

请读这首诗:

绝大经纶绝大才,罪功不在悔轮台。

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 〔23〕

诗的意思很清楚: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最大过失却不在连年用兵,而在罢黜百家。

这未尝没有道理。

的确,思想文化领域是不能一家独尊的。因为没有百家就没有争鸣,没有争鸣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不会有风骨和气节。苟如此,又哪里会有担负天下兴亡、创造文明成果的奇士?也只有奴才。

问题在于,这祸胎真是汉武帝种下的吗?

未必。

事实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仅限于官学范围。也就是说,罢黜百家,只是诸子不设博士官;独尊儒术,也只是饱读诗书更容易走上仕途。至于民间,则百家既未罢黜,儒术也不独尊。

其实就连政府,也不是儒家的一统天下。张汤是儒家吗?卫青是儒家吗?桑弘羊是儒家吗?汉武帝如果真的独尊儒术,贤良文学们岂能气成那个样子?

何况武帝的时代也并非没有奇士。汲黯不是吗?夏侯胜不是吗?司马迁不是吗?还有义纵,是因为抵制告缗法而死的。义纵可是酷吏。但怎么样呢?也有骨头。

还有东方朔。

东方朔是被司马迁写入《滑稽列传》的,他在汉武帝那里的地位也相当于戏子。然而,当汉武帝宴请馆陶公主的情人董偃时,东方朔为了维护朝廷尊严,竟然横戟拦在门前,逼得武帝只好换地方,董偃也只好走后门。 〔24〕

奇士的风骨甚至存在于小人物的身上。

这位没能留下姓名的小人物,是宫中掌印的郎官。某天晚上,宫中闹鬼。值班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怕出事,让郎官把印玺交给他。郎官不给,霍光去夺。郎官便手按剑柄正声说:臣头可得,印玺不可得!

权倾一时的霍光,也只能诺诺连声。 〔25〕

这并不奇怪。武帝的时代毕竟距离先秦不远,新做人家的汉帝国也血气方刚。诚如史家所言,那时的中国人比后世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质朴和更多的刚强。汉的气质,是雄大、闳放和深沉的。 〔26〕

气质变得柔美、空灵而内秀,要到中唐以后。儒学真正成为统治思想,也不早于宋元。至于百家罢尽,万马齐喑,则是朱元璋和乾隆帝设文字狱之后的事情。

汉,却是霸道的。

同样,汉也是开放的。长安城里住满了世界各国的商人和使者,离宫别馆旁也种满了苜蓿和葡萄。深眼多须的外国人,在长安的街市上讨价还价,并坚持着女士优先的习俗,皇上看了却乐不可支。 〔27〕

汉武帝是不会画地为牢的。他也不会因为董仲舒的一席话,就皈依了孔门,并关上其他的窗户。

事实上武帝并不当真热衷儒术,他喜欢的也不是董仲舒那样的“纯儒”(其实董仲舒也不纯),而是公孙弘那样的“杂儒”,以及张汤那样能用儒术装点门面的文吏。儒术与法术杂糅,王道与霸道并用,才是他的真面目。

那么,汉武帝就没有留下祸胎吗?

当然有。

且看他都干了些什么。

帝国是怎样炼成的

汉武帝是十六岁登基的,上天也给了他足够长的寿命和时间:享年七十,在位五十四年。这两项纪录不但超过了他的所有前辈,而且很久以后才被打破。

这可真是天之骄子。

武帝也不负天恩。在他治下,汉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达到鼎盛。疆域和势力范围,东邻韩国,西有新疆,南至越南,北接蒙古,堪称超级大帝国。

文化方面同样灿烂辉煌。哲学家董仲舒,文学家司马相如,音乐家李延年,探险家张骞,农学家赵过,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便都出在这个时代。

当然还有司马迁。尽管汉武帝非常对不起这位伟大的史学家,也并不喜欢他的《史记》。

然而司马迁却如实地记录了元封元年(前110)的封禅大典。那是十八万骑兵,上千里旗帜,一万八千里行程的大制作,也是汉武帝功成名就的象征。 〔28〕

这一年,刘彻四十七岁。

实际上汉武的帝业基础,十年前就已奠定。元狩四年(前119),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卫青和霍去病兵至漠北,并以大将军和骠骑将军身份出任大司马。

从此,漠南无匈奴,帝国有内朝。

这时,汉武帝登基才二十一年,实际执政十六年(前六年有太皇太后听政),年龄三十七岁。开创并成就自己的帝国大业,他其实只用了半辈子。

此后的故事并无悬念:四十六岁灭南越和西南夷,四十七岁实行平准法和均输法,四十八岁降滇王,四十九岁降朝鲜,五十一岁分天下为十三州部。

汉武的步伐,何其坚定!

步伐坚定,是因为目标明确,那就是天下一统,中央集权,皇权至上。这是秦始皇未竟之事业。

因此,汉武帝登基之后就频频出手:二十一岁置五经博士,二十三岁推行察举,二十四岁始征匈奴,三十岁用推恩法削弱王国势力,三十三岁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卫青为大将军,并为博士设弟子。

这一系列动作都在他三十五岁以前完成,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尊儒,则秦政变为汉政;推恩,则分权变为集权;举贤,则贵族变为官僚;讨伐匈奴,则夷狄变为华夏。夷夏之分,王霸之术,古今之变,尽在其中。

中华大帝国巍然屹立,汉武的事业风生水起。

引自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

不能说武帝在二十多岁时,就已经有了理论和制度的自觉。但他有政治天赋和帝王直觉,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巩固政权,尤其是巩固皇权。只要能实现这一目的,他是不在意使用各种手段的。

所以,他建太学,兴儒术,开言路,荐人才,却又留心俗务,重用酷吏,奖励军功。他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是不拘一格的,因为他并不独尊儒术,只独尊自己。

那么,汉武帝的手段又是什么?

对外开边,对内收权,一手抓官,一手抓钱。

代表着这一整套治术的,是卫青、公孙弘、张汤和桑弘羊。卫青是军人也是外戚,公孙弘是文吏也是儒生,张汤懂法,桑弘羊会理财,汉武帝得心应手。

是啊,有钱就能做事,有兵就能护家,懂法就能治国,通儒就能安定人心,粉饰太平。结果,汉的版图面积比秦大了一倍,统治反倒更加牢固。

秦亡而汉兴,原因就在这里。

据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

汉武的帝国,也就是这样炼成的。

支撑帝国大厦的则是三根支柱:中央集权、官员代理和伦理治国。前两根支柱是秦也有的,后一根却是汉武帝所立。但,正是由于这一改革,秦政和秦制才变成了汉政和汉制,帝国制度也才立于不败之地。 〔29〕

那么,什么叫“伦理治国”?

其实就是周人主张的德治和礼治,因此也可以说是周政和周制。周政和秦政,周制和秦制,是对立的。周是邦国制(封建制),秦是帝国制(郡县制);周政讲王道,秦政讲霸道。所以,秦也不要德治和礼治。

秦政是刑治和律治,号称法治。

汉武帝却在延续秦制的同时,也继承了周政,即制由秦帝,政借两周。因为德治和礼治的统治成本更低,效果也更好。军国主义和严刑峻法只能维持表面的太平,统一的思想和价值体系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要实行德治和礼治,就只能靠儒家。因此,尽管武帝本人并不尊儒,宣帝更明确主张王霸杂用,但独尊儒术却仍是汉武以后的基本国策。

这个国策也为后世王朝所采纳。即便不尊儒,儒家主张的宗法制和礼乐制也照样实行。这样看,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治”,其实是该叫“百代皆行汉政治”的。

那么,汉政治的核心又是什么?

皇权政治加官僚政治。表面上看,这与秦政无异。然而秦是吏治天下,汉则是官治与吏治并存,而且逐渐由吏治走向官治。这当然要拜独尊儒术所赐。事实上,当官员们越来越儒化时,官僚政治就牢不可破了。

与此同时,儒学也在官化。官方思想其实是不要思想的,官化的儒学也只要教化和灌输,顶多再加对先王圣教的心得和注解。没有思考,没有质疑,没有批判,没有争鸣,那才真是“毁人不倦”。

永为神州种祸胎,当作如是解。

把儒学变成官学,也该由汉武帝来负责。尽管在当时,儒学并没有那么重的官气,反倒是一股清新气息。

靠着汉政治,周文明的血脉延续了下来。在楚文明的基础上将周秦文明融为一体,就是汉文明。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世界性文明,其深远影响难以估量,而能够与之媲美的则只有罗马。

罗马,与大汉会有关系吗?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两汉两罗马》

后记

汉武帝下诏罪己了吗

撰写《汉武的帝国》有一道迈不过去的坎,那就是他的“轮台罪己”。这事历来被视为史实,而且评价甚高。因为以帝王之尊,汉武之雄,居然能下诏罪己,做自我批评,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但,此案可疑。

首先要问:汉武帝下诏了吗?

下了。时间是在征和四年(前89),月份不详,起因则是桑弘羊等人建议招募青壮不怕死的农民,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屯垦戍边,被武帝否决。所以这份诏书又叫“轮台诏”。

那么,“轮台诏”罪己了吗?

没有。此诏中最严重的话,是“朕之不明”,以及“悲痛常在朕心”。至于“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那是批评桑弘羊他们这建议的,不是自我批评。

因此,学术界比较严谨的学者并不称此诏为“罪己诏”,而称之为“哀痛之诏”或“悔悟之诏”。其实就连这两个说法都是受班固的影响。《汉书·西域传》在记录这份诏书时,班固是这样表述的:“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

这就是“悔悟之诏”的来历。

此传班固的赞语则说:“(汉武帝)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这就是“哀痛之诏”的来历。

也就是说,班固也没有称之为“罪己之诏”。

那么,“罪己”的说法有依据吗?

有。因为据说汉武帝曾说过这样的话: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这当然是罪己了。如果“轮台诏”里有这段话,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罪己诏”。

可惜不是。

据《资治通鉴》卷二十二,这段话是征和四年(前89)三月,汉武帝封禅泰山后的口谕,既非轮台,亦非诏书,怎么能称为“轮台罪己诏”呢?

何况就连这段话,也来历不明。遍查《汉书》,并无记载,仅见于《资治通鉴》。那么请问,司马光的根据在哪里?一个宋代的人,怎么知道连班固都不知道的事呢?

请博览群书者有以教我。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说明:从汉高祖元年到汉武帝元封六年,汉人沿袭大秦历法,以每年的十月为岁首,第二年九月为岁末。因此,此间如果出现同一年的正月在十二月之后,请读者不要感到奇怪。汉武帝太初元年,汉人恢复夏历,仍以正月为岁首,十二月为岁末。

汉高祖元年(前206)十月,刘邦军进咸阳,秦王子婴投降;正月,项羽封刘邦为汉王;四月,刘邦入汉中;八月,刘邦出汉中。

汉高祖二年(前205)四月,刘邦与项羽战于彭城,刘邦兵败,太公与吕后被俘,刘盈差一点被刘邦抛弃;六月,刘盈被立为太子。

汉高祖五年(前202),刘邦称帝,大汉建国。

汉高祖七年(前200)十月,长乐宫成,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开始实行。

汉高祖八年(前199),令商人不得衣锦骑马。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十月,封刘濞为吴王;十一月,以太牢祭祀孔子;四月,刘邦卒;五月,刘盈继位,是为汉惠帝。

汉惠帝元年(前194)十二月,赵王如意被杀,徙淮南王刘友为赵王;正月,开始筑长安城,五年后完工。

汉惠帝二年(前193),相国萧何卒,曹参为相。

汉惠帝三年(前192),匈奴单于冒顿侮辱吕后。

汉惠帝四年(前191)十月,立鲁元公主之女为皇后;三月,皇帝行冠礼。

汉惠帝五年(前190),曹参卒。

汉惠帝六年(前189)十月,齐王刘肥卒,子襄立;以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夏,留侯张良卒,周勃为太尉;六月,樊哙卒。

汉惠帝七年(前188),汉惠帝卒,子刘恭继位,是为前少帝。吕后临朝听政。

高后元年(前187),诸吕封王。

高后四年(前184),吕后杀前少帝刘恭,立其弟刘弘,是为后少帝。

高后八年(前180),吕后卒。太尉周勃灭诸吕,立刘恒,是为汉文帝。

汉文帝前元年(前179)十二月,废连坐法;正月,立刘启为太子。

汉文帝前二年(前178)十月,陈平卒;五月,废诽谤谣言罪。

汉文帝前三年(前177),匈奴入侵;济北王刘兴居反,兵败自杀。

汉文帝前十三年(前167)五月,废除刺青、削鼻、断足三种肉刑。

汉文帝后七年(前157),汉文帝卒,汉景帝立。

汉景帝前三年(前154),七国之乱。

汉景帝前七年(前150),立刘彻为太子,任命酷吏郅都为司法官。

汉景帝中二年(前148),郅都逼死前太子刘荣,窦太后杀郅都。

汉景帝中六年(前144)四月,梁王刘武卒;七月,任命酷吏宁成为司法官。

汉景帝后元年(前143)八月,周亚夫被诬陷死。

汉景帝后三年(前141)十二月,汉景帝卒,汉武帝立。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郎中张骞出使西域,被匈奴俘虏。

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置五经博士。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举孝廉、贤良、文学,察举制度开始。

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始伐匈奴,匈奴与汉决裂,此后年年入侵。

汉武帝元光四年(前131),魏其侯窦婴被杀。

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重用酷吏张汤。

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大司农郑当时兴水利;匈奴入侵,卫青等反击;张骞自匈奴逃至月氏。

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十一月,诏令不举贤良孝廉者有罪;三月,立卫子夫为皇后;张骞至大宛。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正月,采纳主父偃建议实行推恩之法;卫青伐匈奴,收复河南,置朔方郡、五原郡;迁郡国豪杰三百万人于茂陵;杀郭解;张骞回国途中被匈奴俘虏;主父偃亦被杀。

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冬,以公孙弘为御史大夫;酷吏张汤任司法官;张骞乘匈奴内乱逃回中国。

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十一月,封丞相公孙弘为平津侯,破封侯拜相惯例,开拜相封侯之先;春,车骑将军卫青伐匈奴;三月,卫青拜大将军;六月,公孙弘请为五经博士设弟子。

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淮南王刘安反,自杀。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三月,丞相公孙弘卒,以御史大夫李蔡为丞相,廷尉张汤为御史大夫;骠骑将军霍去病伐匈奴;秋,匈奴浑邪王降,汉得河西地。

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制白鹿皮币;颁布死罪令,严禁民间铸造金钱;任命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主持经济体制改革;禁民间铸造铁器和煮盐;颁布缗钱令,树卜式为道德楷模;发动漠北之战,李广自杀;卫青、霍去病兵分两路伐匈奴,卫青至窴颜山,霍去病封狼居胥,从此沙漠以南无匈奴王廷;置大司马职位,以大将军、骠骑将军任之。

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丞相李蔡下狱自杀。

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颁布告缗令,其法大抵出自张汤;张汤诬大司农颜异腹诽,从此有腹诽罪;九月,霍去病卒。

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遣张骞出使乌孙。

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张汤畏罪自杀;丞相庄青翟下狱自杀;置酒泉、武威郡;张骞自乌孙回国。

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规定平民可以入粟补吏,吏员可以入粟补官;张骞卒。

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刘彻出巡。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灭南越,置其地为九郡,含今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以及越南;灭西南夷,置其地为五郡;分酒泉、武威地,增设张掖、敦煌。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建议实行平准和均输法;汉武帝登泰山封禅。

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降滇王,置其地为益州郡;酷吏杜周任司法官,一年内系狱十多万人。

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朝鲜降,置其地为四郡。

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分天下为十三州部,各州置刺史一人。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以正月为岁首;贰师将军李广利攻大宛,求善马;酷吏王温舒自杀。

汉武帝天汉元年(前100),苏武留胡。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颁“沉命法”;李广利伐匈奴,李陵投降,司马迁受腐刑。

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筑白渠。

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太子刘据杀江充,兵败自杀,其母皇后卫子夫亦自杀。

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李广利投降匈奴。

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刘彻下轮台诏。

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二月,汉武帝刘彻卒,刘弗陵继位,是为汉昭帝。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二月,盐铁会议。

汉昭帝元凤元年(前80),燕王刘旦、盖长公主、上官桀、桑弘羊谋反事泄,燕王、盖长公主自杀,上官桀、桑弘羊灭族。

汉昭帝元平元年(前74),汉昭帝刘弗陵卒,侄昌邑王刘贺继位,二十七日后被废,故太子刘据之孙刘病已立,是为汉宣帝。

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霍光卒。

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霍光妻、子等谋反被杀。

汉宣帝黄龙元年(前49),汉宣帝刘病已卒,子刘奭继位,是为汉元帝。

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昭君出塞;汉元帝刘奭卒,子刘骜继位,是为汉成帝。

汉成帝永始元年(前16),刘骜封王莽为侯,赵飞燕为后。

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任王莽为大司马;废刺史,改为州牧。

汉成帝绥和二年(前7),汉成帝刘骜卒,侄刘欣继位,是为汉哀帝;免王莽大司马职。

汉哀帝元寿二年(前1),汉哀帝刘欣卒,堂弟刘箕子继位,是为汉平帝;王太后临朝,王莽任大司马。

汉平帝元始五年(5),汉平帝卒。

公元8年,王莽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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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测你对历史的真相到底了解多少?

易中天中华史:汉武的帝国

产品经理 | 朱思梦 装帧设计 | Mirro 内文设计 | 谈天

出版统筹 | 吴畏 学术顾问 | 陈勤 法律顾问 | 黄荣楠

插图绘制 | 方佳翮 何姝 杨婕 徐婧儒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策划人 | 路金波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世界 罗马人来了

亚述:壮丽的错误

波斯:仁慈的征服

希腊:自由万岁

亚历山大:世界公民

第二章 历史 初生牛犊

保卫共和

被杀的岂止是恺撒

屋大维上位

各奔东西

第三章 制度 王莽失败

屋大维成功

共和的精神

法治天下

罗马之亡

第四章 信仰 我们为什么没有信仰

佛教:无神的宗教

犹太:人类的先知

原罪与救赎

救世主还是掘墓人

第五章 理念 三纲五常

天人合一

政治化巫术

东汉之亡

道教启示录

后记 为什么是罗马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人物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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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09

两汉两罗马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汉两罗马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3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395-0

Ⅰ. ①两… Ⅱ. ①易…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汉代 ②罗马帝国-历史-研究 Ⅳ. ①K234.07②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8103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吴畏 王敏 李烨

装帧设计 Mirro

内文设计 谈天

插画 方佳翮 何姝 高文婧 谈天 徐婧儒

易中天中华史

两汉两罗马

易中天 著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18 千字

印张 6.75

印数 1-10, 000

插页 2

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395-0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世界

罗马人来了

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也就是曹操十一岁那年,有一个外国使团来到洛阳。他们带来了象牙、犀牛角和龟甲,以表示对一个陌生帝国的崇高敬意。 〔1〕

没人知道他们一行走了多久,但一定很不容易。因为这个国家远在天边,被当时的中国人称为海西国,也叫犁靬(读如荐),载入东汉官方史册的名称是“大秦”。

大秦就是罗马。

派遣使团的“大秦王安敦”,则很有可能就是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安敦尼。

这是两个伟大文明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之前则是失之交臂。东汉和帝永元九年(97),外交官甘英受定远侯班超派遣出使罗马,走到今天的伊朗境内却被劝阻在波斯湾海岸。当地人告诉他们,通过地中海需要准备三年的粮食,而且在海上是会想家,也会死人的。

甘英等人只好作罢。 〔2〕

好在六十九年后,罗马人自己来了。

现在已经无法确知,那些罗马人为什么要来中国。就连他们是否当真为罗马皇帝所派,也只能存而不论。也许他们并非使团,而是商队。目的,则自然是丝绸。

中国的丝绸很早就传到了罗马,成为罗马元老院议员和贵妇人钟爱的服装面料。罗马人甚至因此而把中国称为Seres,这个拉丁语词汇的意思就是丝绸。 〔3〕

运到罗马的丝绸经过了长途跋涉,先是经河西走廊到达现在的新疆,然后走南道沿昆仑山北麓前进,走北道则沿天山南麓西行。两条路最后都要过葱岭(帕米尔高原),起点都是长安,也都通往大秦。

而且,它们有一个美丽的名字: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开通缘于汉武帝的战略构想,他要联合匈奴的宿敌对付匈奴。联盟的对象,首先是被匈奴打败的月氏(读法有争议,可读如越支或肉支)。这些人被驱逐出境,早已不知去向,因此第一步便是要找到他们。

于是,一位了不起的探险家出发了。

他的名字叫张骞。

张骞通西域从来就是佳话,他的旅行却十分艰险。戈壁滩飞沙走石热浪滚滚,帕米尔冰雪皑皑寒风刺骨,匈奴的骑兵则在那片辽阔的土地上纵横驰骋,张骞一行随时随地都会一头撞上。

实际上,他们在匆匆穿过河西走廊时,便毫无悬念地被俘虏,并被带到位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的匈奴王庭。军臣单于理直气壮地对张骞说:月氏在我北边,汉人怎么能去?如果我要去越国,大汉会同意吗? 〔4〕

当然不会同意,张骞也只好滞留匈奴十年。

更让张骞沮丧的是,后来他虽然逃了出来,并在大宛人和康居人的帮助下,在阿姆河流域找到了月氏,月氏却早已没有了向匈奴复仇的念头。他们非常满足地在那里安居乐业,并庆幸自己因祸得福。

张骞只能回国。

再次被俘又死里逃生的张骞虽然没能结成联盟,却带回了足够多的世界知识和异国情调。通过他向汉武帝提交的考察报告,中国人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并领略到西域各国之外诸多民族的万种风情。

这是一些闻所未闻的人群。他们有的是游牧民族,比如乌孙、康居、奄蔡、月氏,叫“行国”。有的是农业或商业民族,比如大宛、安息、条支、大夏,叫“土著”。 〔5〕

但,无论土著或行国,距离大汉都很遥远。安息相当于今天的伊朗,条支相当于叙利亚。其余,则乌孙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东南伊什提克一带,康居在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奄蔡在咸海和里海北部草原,大宛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大夏在中亚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希腊人称之为巴克特里亚。

至于月氏,则可能在阿富汗北部。

此外还有身毒和黎靬。身毒又叫天竺,其实就是印度。黎靬又叫犁轩,就是大秦,也就是罗马。不过,对这两个国家,张骞也只是有所耳闻。

然而这足以让汉武帝心驰神往。尤其是大宛的葡萄酒和汗血马,更是极具诱惑。商队跟随着军队出发了,只不过商队持续的时间更长,带来的利润也更丰厚。

丰厚的利润让丝绸之路的驼铃一路传响,坐享其成的则是沿途各国,其中就包括帕提亚。帕提亚就是安息,只不过中国人管他们叫安息,西方人叫帕提亚。

安息是在公元前247年建国的,然后在公元226年亡于伊朗萨珊王朝。甘英到达安息之日,正是帕提亚人春风得意之时。他们编出故事来吓退东汉使臣,无非是不想失去中间商的好处。显然,这些帕提亚人更愿意从中国商人那里买下货物,然后转手到地中海地区。

于是,从公元前126年张骞向汉武帝提起黎靬,到公元166年罗马使团来华,两大文明的交流在将近三个世纪之内,都只能通过其他国家和民族来缓慢地进行。尽管在帕提亚的市场上,中国商人已经跟罗马商人讨价还价,也为他们使用银币和在皮革上写字感到惊讶。

这丝毫也不妨碍中华和罗马各自独立地生长,并成为超级大帝国和世界性文明。事实上,在使团访华的前半个世纪,罗马的版图就已达到顶点:东起幼发拉底河,西迄不列颠岛,北越多瑙河,南至北非,堪称盛极一时。

有趣的是,派遣使团的罗马皇帝和接见他们的中国皇帝,也是两个标志性人物。马可·奥里略·安敦尼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盛极而衰,汉桓帝则意味着东汉帝国的行将就木,正如罗马共和国与西汉王朝的终结,罗马帝国和东汉王朝的开始,都几乎同时。

历史的种种巧合不能不让我们产生诸多遐想,并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广阔的世界舞台。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真正看清这两大帝国和两大文明。

亚述:壮丽的错误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并滞留匈奴期间,也就是公元前130年前后,罗马已经拥有了九个本土以外的统治区:西西里、萨丁尼亚及科西嘉、山南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伊利里亚、马其顿、阿卡亚、亚细亚。在拉丁语中,它们被称为provincia,中文译为行省。

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行省也不是罗马人的发明,波斯帝国就有,叫萨特拉皮亚。也许,正是这种制度,使居鲁士建立的波斯帝国比亚述更为稳定和持久。

亚述,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帝国”。

第一帝国亚述的建立经过了漫长的复兴之旅。之前是古亚述和中亚述,成为新亚述(亚述帝国)则在我们的东周和春秋时期。也就是说,当周人和周文明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亚述人却勃然崛起,并迅速成为西亚的霸主。

亚述人是闪米特人(又译塞姆人)。他们有着长长的鼻子,卷长发,穿长袍,戴高帽子。最明显的特征,是脸上成形的胡须。这种胡须在他们的神像上也有,比如萨尔贡二世王宫门前那头五条腿的公牛。

这就跟之前的苏美尔人和赫梯人大不一样。苏美尔人剃光头,穿羊毛紧身衣。赫梯人身材矮小,长鹰钩鼻,男人都梳长辫子,戴耳环。后者克敌制胜的法宝是他们的战车。赫梯人的车上有三个武士,一个驾车,一个持矛,一个持盾,跟中国春秋时期的情况十分相似。

然而亚述人更加英勇善战。跟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人一样,亚述人既是强壮的农民,又是勇猛的战士,割下敌人的脑袋就像收割庄稼。这些脑袋往往成为炫耀武力的最佳象征,一位亚述国王甚至用来装饰首都的大门。

亚述的宗教和神祇似乎也鼓励或默许武装侵略,占领他国被认为是神圣的使命。在阿舒尔神的指引下,亚述军队以令人胆寒的速度狂飙突进。即便没有路,他们也会像瞪羚一样登上一座又一座山峰。

靠着这种对战争的狂热,在大约一百零五年间,亚述灭掉了许多文明古国,包括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王朝、以色列的耶户王朝、犹太的埃哈兹王朝、腓尼基的西顿王朝、埃及的努比亚王朝(埃塞俄比亚王朝)、巴比伦的第四王朝、埃兰的乌曼·哈尔达什王朝,从而第一次把西亚和北非的人民兼并在同一个强大的帝国里。

集人头、狮身、牛蹄于一身,身长三到四米,高五米,头戴华美高冠,胸前垂挂长须,两侧各有一翼,五腿直立。

可惜,也跟秦一样,亚述人善于打天下,不善于治天下。他们维持帝国统治的手段除了暴力,就是高压。亚述国王每征服一个地方,往往实行三光政策。如果要带走战败国的人民做奴隶,则会先弄瞎他们的眼睛。

不得人心的暴虐引起了更强烈的反抗,复仇的火焰从成堆的尸体中向上升腾。在无法赶尽杀绝的情况下,为了分化瓦解反抗的力量,帝国实行了强制性移民的政策。比方说,将撒马利亚的以色列人迁到亚述,再把巴比伦、库萨尔、阿瓦、哈马斯和西徐亚的人民迁到撒马利亚。

移民是大规模的。比如公元前713年的豪尔萨巴德城中,便聚集了四百万不同战败国的人民。他们分到小块耕地,可以拥有自己的家室。但,一旦土地被出售或赐予,这些人也得全家归属于新的主人。

亚述的统治者显然认为这一政策是神来之笔。在他们看来,来自不同地区、民族也不同的移民背井离乡,素不相识,举目无亲,又岂能结成反抗联盟?这些无助的人只能听命于帝国,并从最高权力那里获得生存的希望。

除了将被占领区的人民混编起来居住,帝国还把其中的壮劳力和能工巧匠抽调到建筑工地。亚述的建筑无疑是壮丽而辉煌的,比如豪尔萨巴德。按照规划,这座方形要塞边长两公里,王宫则建在被干砖抬高的平台上,每个入口都用琉璃瓦装饰,并由巨大的石像来守卫。

豪尔萨巴德是萨尔贡二世新建的都城,又叫都尔沙鲁金,意思是萨尔贡之城。然而它从公元前717年开始动工,直到公元前705年也没有完全建成。这一年,萨尔贡二世在远征伊朗的途中被杀,豪尔萨巴德也被视为不祥之地。它很快就被人们抛弃,变成一片废墟,并被历史学家称为“萨尔贡的壮丽错误”。

其实亚述帝国又何尝不是壮丽的错误?公元前639年,亚述巴尼拔攻陷埃兰首都苏撒,亚述的版图达到空前绝后:东临伊朗高原,西抵地中海岸,北达高加索,南接尼罗河,成为世界古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帝国。

与此同时,亚述巴尼拔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馆长。根据他的命令,各地重要的图书和文献(它们被刻在泥板上)被络绎不绝地运往首都尼尼微,且被井井有条地加以管理。图书的内容涉及数学、天文学(含占星术)、地理学、生物学、医学和化学,有的还经过了亚述巴尼拔的亲自修订,有的则被注明是他收集来的。

这,莫非就是他们的文治武功?

可惜,这位博学多才的“万王之王”并没想到,此时的帝国其实已危机四伏,就连统治者内部也矛盾重重。这种矛盾甚至曾经导致多次宫廷政变,连年的征战则耗尽了帝国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能够长期忍受他们的暴政,哪怕国王陛下才高八斗、学富五车。

崩溃来得迅猛异常,而且彻底。公元前612年,迦勒底和米底王国的联军攻破尼尼微,亚述国王萨拉克(辛沙里施昆)不愿成为阶下囚,一把火焚烧了王宫,自己则投身火海,跟中国的殷纣王一模一样。

据约翰·亨利·莱特《古代各国历史:寰宇历史图书馆》。

七年后,亚述帝国从历史上永远消失。只有亚述巴尼拔的图书馆,在一千八百四十九年以后重见天日。

亚述帝国的灭亡让西亚人民额手称庆,巴比伦则在迦勒底人的手中得到复兴。这座城市历来被认为是众神居住的圣地,却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亚述人的蹂躏。萨尔贡二世的继承人甚至放火烧毁了它,并把灰烬当作纪念品存放在自己的亚述尔神庙中,也赐给那些效忠他的居民。

如此倒行逆施当然不得人心,亚述帝国的灭亡也被认为是罪有应得。然而重建巴比伦城的迦勒底人似乎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拥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继位六十七年后,巴比伦打开城门迎来了一位新的君主。他是带着征服世界的野心来的,并将创立一个更大的帝国。

这个人,就是波斯皇帝居鲁士。

波斯:仁慈的征服

居鲁士是在公元前538年进入巴比伦的。

这一年,中国的孔子十三岁。

孔夫子当然不会知道波斯,对南征北战也没兴趣,因此绝对想不到居鲁士在巴比伦享受的待遇:铜铸的伊斯塔尔大门向他洞开,他的身上披着从华丽浮雕上反射过来的阳光,脚下则堆满了欢迎群众献出的花环。

没错,居鲁士是以解放者的身份,而非作为侵略者或征服者来到新巴比伦王国的。

没有比这更体面的胜利了。

居鲁士也当之无愧,因为他的作风和政策与亚述人截然相反。他并不对战败者赶尽杀绝,被俘的米底国王获得了一条生路,吕底亚国王则被聘为随身顾问。

这是一种“仁慈的征服”。

征服了巴比伦以后,居鲁士同样表现出他的宽容和大度,以及对被征服者信仰和习俗的尊重。他每天都要到马尔杜克神庙行祭,并让原来的官员们继续各司其职,就像在米底和吕底亚。这就不但赢得了祭司和官员的支持,也保证了国家机器一如既往地正常运行。

居鲁士是高明的。

而且,即便按照孔夫子的观点,这样一种既不滥用权力更不滥杀无辜的政治,也应该算作仁政。

仁政的受惠者之一是犹太人。半个世纪前,弱小而独立的耶路撒冷被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摧毁,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随着他们被刺瞎双眼的国王,被戴上镣铐押往巴比伦为奴,史称“巴比伦之囚”。

波斯人却解放了他们。第二年,居鲁士发布命令,允许这些巴比伦的囚徒回到故乡,并把巴比伦人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还给他们,以便他们重建祭祀中心。这真是功德无量,以至于犹太人把居鲁士称为“波斯的弥赛亚”。

居鲁士的善举让他威名远扬,他的仁政则让帝国日趋稳定并发展壮大。没有证据证明居鲁士这样做,是汲取了亚述帝国灭亡的教训。但可以肯定,波斯帝国收获的不再是此起彼伏的反抗,而是地方对中央的支持。

继承了这条政治路线的,是大流士。

如果不算篡位的高墨塔,大流士是波斯帝国的第三任皇帝。在他的治下,帝国被分成二三十个行省(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行省的拉丁语provincia原本就有委托的意思。因此,按照罗马人的理解,把一个地方委托给高级主管去治理,这个地方就是行省。

波斯的行省也大体如此,被委托治理的高级主管则是总督。行省总督原则上由波斯贵族担任,下级行政单位则交给当地人,比如爱奥尼亚由希腊人管理,耶路撒冷归犹太人自治。从居鲁士到大流士,皇帝的态度历来就是:地方行政和人民生活,能少管就少管,能不管就不管。

要管的只有两件事:法律和税收。

法律在波斯帝国的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正是靠着法律,大流士保证了政令的统一。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生活在帝国广袤大地上的,是许多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

一统天下,唯有法。

的确,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法律比武力成本更低而效率更高。而且,正如他们尽量使用本地官员,波斯皇帝也尽量维持当地法律不变。居鲁士和大流士都不喜欢朝令夕改,因为法律的不变才意味着帝国的永恒。

如此,也才能无为而治,并长治久安。

事实上大流士最为得意的事情,就是一生都在充当法律的保护人。他甚至说,只有依法治国,强者才不会欺负和毁灭弱者。这就不仅是法治,也是德治了。对此,大流士也非常努力。他一再表示要克制自己,不乱发脾气,要做正义的朋友,因为他是一个好的战士。

没错,决战并非一定要在沙场,治国也许是更大的考验。居鲁士和大流士放长线,其实是要钓大鱼。这大鱼除了属邦的效忠,还有源源不断的财富。

这就要靠税收。

税收是帝国重要的经济来源,因此皇帝相当重视。每个行省都有专职的财务官,一律由波斯人担任。他们负责将税收上缴中央,比例大约是年产量的20%。

这个税率并不低,事实上数量也相当可观。除波斯省享有免税特权外,其他行省都要上缴额定的货币税,比如巴比伦省2000塔兰特,小亚细亚四省1750塔兰特。大流士每年从各省收到的税银,大约有400吨之多。而只要30吨税银,便足够帝国军队四个月差十二天的开销。 〔6〕

有钱就能打仗,大流士继续开疆辟土。在他手里,波斯成为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版图远远超过了亚述。首都也变成了四个:苏撒、爱克巴坦那、巴比伦、帕赛波利斯,皇帝和宫廷则四季轮流驻跸于这些都城。

属邦的朝觐和朝贡,被规定在帝国的礼仪之都帕赛波利斯,时间则是每年的春分时节。朝见皇帝陛下的,有埃及贵族、印度王公、行省总督和部落酋长,贡品则有乌檀木、金沙、象牙、雄驹、公羊、骆驼,以及各种奇珍异宝,还有来自巴比伦的年轻宦官。

大流士盛情款待了这些朝贡者,他的御厨则开出了可供一万五千人用餐的国宴。除了美酒佳肴,饭后还有甜点和水果,以及绕梁三日的歌声、通宵达旦的舞蹈。

看着他们开怀痛饮,大流士心满意足。因为这些丰硕成果不仅来自他的武功,更源于其文治,包括他和他前辈发明创造的一整套行政管理体制,也包括他修建的高速公路和地下水渠,以及农业技术的传播和改良。

这是一些值得赞扬的事情:扎哥罗斯的果树在安纳托利亚栽培,伊朗的葡萄在达马斯库斯试种,印度的水稻移植到美索不达米亚,芝麻则被引进到埃及。这些都是在大流士的督促之下完成的,就连他自己也觉得很了不起。

因此,在占领了色雷斯和黑海海峡以后,皇帝陛下胃口大开。他站在伊朗高原华丽的宫殿里极目远望,觉得完全可以为自己的国宴添一盘菜了。

这盘菜的名字,就叫希腊。

浮雕上为呈送贡品的人,其中的臂环、碗以及两耳细颈酒罐皆为帕提亚人呈给波斯人的贡品。据公元前6世纪到前5世纪左右的帕赛波利斯阿帕达纳浮雕。

希腊:自由万岁

希波战争爆发时,中国的春秋已近尾声。当时,晋国的赵氏正忙于对付和收拾他们的政敌,谁也不知道遥远的爱琴海岸会有一场战争,更不知道那地方叫马拉松。

马拉松,是关键的一战。 〔7〕

迎战波斯大军的是雅典人,战争的形势则对希腊极为不利。此前,野心勃勃的大流士已经扫荡了几乎一半的希腊语世界,吕底亚、埃及、色雷斯和马其顿也早被收入波斯囊中,雅典和斯巴达却居然毫无戒备。

交战双方力量的对比也相当悬殊。当时,波斯军队有十万之众,而且训练有素;雅典却只有一万步兵,还是临时拼凑的。那么,是应该耐心等待斯巴达的援军,还是毫不犹豫地立即战斗?这真是一个问题。

雅典人选择了战斗。

据盐野七生《罗马人的世界》。

一位名叫米尔提达斯(又译米泰雅德)的老兵指挥了这场战争。他让雅典军队列成长方形阵,又故意让中段兵力最弱。结果,杀进阵中的波斯军队遭到了两翼的迎头痛击,惊慌失措之余只能逃回海上的舰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此战雅典损失192人,波斯阵亡6400人。

雅典胜利了。

胜利了的雅典人派出了自己的信使。这位了不起的信使一口气跑了整整四十二公里,到达目的地才喊了一句“我们胜利了”就倒地身亡。但他带来的消息却让整个雅典城为之沸腾,欢呼雀跃之声响彻云霄。

从此,人类有了新的体育项目,叫马拉松。

行动迟缓的斯巴达援军是第二天赶到的。他们除了表示歉意,也仔细查看了战场。结论是:波斯人的标枪要短一些,甲胄和盾牌也不如希腊人的坚固。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

比标枪、甲胄和盾牌更重要的是方阵。这种军阵由十二列步兵密集组成,每列战士都步调一致地并肩前进,他们的盾牌则构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城墙。而且,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就自动补位,直到全部阵亡。

这真是一台战斗机器。

组成这样的方阵并不容易,它要求阵中的每个战士都有着坚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和坚韧的毅力。这是需要精神来支持的,包括对城邦无限忠诚,对战友情同手足,把荣誉看得比生命重要,将退却视为奇耻大辱。

雅典人有这些精神,因为他们是自由之子。

的确,雅典是希腊人的杰出代表,希腊则是人类文明的璀璨明珠。没有任何一个古代社会,能像希腊那样强烈地关注个人价值,并对个人创造的未来充满信心。正是这种信心,让他们热情奔放,独立自主,视死如归。

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大约在希波战争之前半个多世纪,吕底亚还没有被波斯皇帝居鲁士灭亡的时候,一位周游世界的希腊哲人来到了这个王国。在参观了王室的宝库后,国王问:先生见多识广,你认为谁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呢?

哲人答:当然是泰卢斯。

谁是泰卢斯?雅典的自由公民。他有几个儿子,个个勇敢善良;也有不少孙子,个个活泼可爱;他自己则在保家卫国的战斗中壮烈牺牲,让人怀念。如此而已。

然而在希腊人看来,这个普普通通的泰卢斯,却比任何君王都要尊贵,也要幸福。因为他是自由的。他坚持的是独立,享受的是平等,堪称幸运。

独立、自由、平等,是希腊人的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的形成,我们在《国家》一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难看出,这与波斯人形成了鲜明对比。波斯帝国的政治虽然堪称仁政,大流士甚至立法规定了劳动者的最长工作时间和最低薪酬,并愿意与民同乐,却无论如何也培养不出希腊人才有的公民意识和自豪感。

制度的优劣,很快就会决出胜负。

公元前479年8月27日,希波战争中最后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在普拉提亚爆发。战争前,每名希腊战士都指天发誓:我将战斗到死,因为自由比生命更宝贵。

于是,为自由而战的四万希腊重装兵,毫无畏惧地迎战波斯的十五万大军,后者是由波斯皇帝薛西斯的妹夫马尔多尼乌斯率领的。结果,这位骑在白马上的波斯统帅战败身亡,失去领袖的波斯军队则溃不成军。

与此同时,希腊海军也在隔海相望的米卡尔海角大获全胜,波斯舰队不是葬身鱼腹,便是逃之夭夭。

希腊人的胜利,是价值观的胜利。

这是波斯人自帝国建立以来最惨重的失败。此后,战争仍将继续,波斯却风光不再。心灰意懒的薛西斯退进帕赛波利斯的深宫,在温柔富贵乡里醉生梦死,最后于公元前465年被一伙侍卫官和近卫军谋杀在床上。

这一年,墨子三岁,苏格拉底四岁。

波斯日薄西山,雅典蒸蒸日上。公元前478年,也就是普拉提亚和米卡尔海角之战胜利后一年,雅典人召集爱奥尼亚城邦和爱琴海诸岛组成了提洛同盟。二十多年后,这个同盟又被雅典人改造成了一个海上帝国。

雅典人开始称霸。

称霸是对自由的背叛,雅典则将付出沉重代价。希波战争结束十八年后,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这是希腊人的窝里斗,结果则是雅典和斯巴达的两败俱伤。希腊世界的夕阳西下,尽管在那纷飞的战火中,建筑、雕塑、戏剧和哲学依然大放异彩,蔚为壮观。

没错,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自己造孽则神仙也救他不活。争权夺利又大打出手的希腊城邦无可挽回地在辉煌中没落,在兴盛中沉沦。他们留下的烂摊子,也只能由自己的学生来收拾。

希腊人的这个学生,就是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世界公民

在历史的记忆中,亚历山大是一位英俊少年,而且永远富有魅力:笔挺的身材,白皙的皮肤,零乱的金发,光洁的下巴。但最迷人的,还是那双盯着世界的眼睛。在那里面,充满了好奇和天真。

谁都没想到,正是这双眼睛让世界变了模样。

只有他的父亲腓力二世看出了这一点。这位改变了马其顿国际地位的国王对儿子说:去找一个能让你大显身手的地方吧,我的孩子!马其顿对你来说实在是太小了。

腓力二世说得并不错。在他之前,没有一个希腊人愿意对这个多山王国正眼相看。这位狡诈而强悍的国王虽然成功地改变了人们的态度,但他很清楚,如果有人天生就是征服者,那么,非亚历山大莫属。

亚历山大也不负厚望。他刚刚继位就披挂上阵,战波斯,征埃及,侵印度,只用了短短七年就把马其顿从王国升格到帝国,其版图西起希腊,南括埃及,北抵中亚,东至印度河流域,跟波斯帝国一样横跨欧、亚、非。

可惜,这个帝国空前短命。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于一只带菌有毒蚊子的叮咬,他那顶多十三岁的帝国也迅速分裂,变成了马其顿-希腊(安提柯)、托勒密(埃及)和塞琉古(叙利亚)三个独立王国,以及一大堆小国,统一的世界分崩离析。

如何评价亚历山大,也就成了一个难题。

狂热的崇拜经久不衰。至少,在罗马人的眼里他永远是英雄。恺撒大帝在埃及向他的陵墓顶礼膜拜,奥古斯都屋大维的指环上刻着他的面容。早期基督徒甚至按照他的形象来描绘耶稣基督:飘垂着金发,不留胡须。

批评之声同样不绝于耳。在批评者们看来,亚历山大暴戾、浮夸、野蛮而独裁,不懂政治也不懂经济,没有创造和建树,甚至没有继承人。他最多只是创造了一个军事奇迹,而这个奇迹则不过是一束焰火。

就连亚历山大的美貌也成了罪名。批评者说,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为了留住青春而剃掉胡子,显然是变态的,至少也是虚荣的。如此自恋的人,可以算得上伟大吗?

这让人想起了项羽。

二十岁继承王位,三十三岁便去世的亚历山大,跟项羽一样都是少年英雄,他们的一生也几乎都是在鞍马上度过的。他们甚至都有不同程度的暴行,比如亚历山大对底比斯的疯狂烧杀,以及把三万提尔人卖为奴隶。

但,亚历山大在战争中很少进行报复,原则上也禁止军队抢劫。这位年轻的征服者在占领别国时的作风,更像刘邦当年在咸阳,也像居鲁士:尊重当地风俗,敬仰当地神祇,保留当地法律,任用当地官员。

更重要的是,项羽屠城他建城,项羽焚书他读书。

新建城市都叫亚历山大里亚,最有名的则在埃及。这座地处尼罗河三角洲战略要地新城的城址,是亚历山大按照荷马史诗的描述选定的。城中还特地建设了一座大图书馆,欧几里得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几何原理》,阿基米德则在那里学习并遍访名师。

也许,这才是亚历山大最重要的遗产。

这并不奇怪,因为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而亚里士多德又恰好是一个希腊化的马其顿人。师生二人都崇尚理性,也都把雅典视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于是,亚历山大南征北战时,身后便跟随着地理学家、天文学家、地质学家和气象学家,就像一支科考队。

希腊文化的潜移默化,让亚历山大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极为尊重。在科林斯,他对前来表示归顺的贵族们不屑一顾,却亲自去拜见戴奥真尼斯;而这位犬儒派的哲学家则一丝不挂地躺着享受日光浴,并不理睬皇帝陛下。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亚历山大恭敬地问。

当然可以。戴奥真尼斯回答:你可以靠边站一点,年轻人!别挡住了我的阳光。

随从们都低声笑了。

亚历山大却当真让出了地方。他严肃地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将成为戴奥真尼斯。

项羽就不会这样,刘邦也不会。

事实上,只有希腊人,以及受过希腊教育的人,才会把学者看得比王侯更尊贵。这是一种政治美德,这种美德将在文艺复兴以后成为西方文明的精神之一,并让西方世界勃然崛起,遥遥领先。

可以再说一个故事。

1788年,也就是《国富论》出版十二年后,职务还是海关关员的亚当·斯密应邀到一位公爵家做客。当他步入客厅时,所有的王公贵族和商界巨子都站立起来,向这位身份卑微的小公务员鞠躬致敬。

亚当·斯密腼腆地说:大人们请坐吧!

已经来到亚当·斯密身边的英国首相皮特却说:哪有老师还站着,学生就先坐下的呢?

一年后,美国宪法生效,法国大革命开始。

这当然是亚历山大不曾想到的,却是他的遗风余韵和无量功德。因为正是他,开启了埃及、西亚、中亚和东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化进程,从而把文明带入一个崭新的,更具世界性的新时代。

亚历山大是一位世界公民。

没错,他生在马其顿,死在巴比伦,葬在埃及,却把希腊文明的种子撒向世界。尽管他的帝国并不比他的寿命更长,也尽管希腊化的世界在一个多世纪后会变成碎片。

但,那也是闪光的碎片。

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把这些碎片整合起来,变成一种更加灿烂的文明。这个民族在今后的几个世纪将显示出相当了不起的政治和文化天才,他们建立的帝国和文明也将与中国的大汉双雄并峙,享誉全球。

是的,现在轮到罗马人登场了。

第二章

历史

初生牛犊

亚平宁半岛像靴子一样伸入地中海,它的名字也叫意大利。意大利(Italia)可能是奥斯坎语Italos的希腊语化形式,意思是牛犊之国。

不过,半岛上真正的初生牛犊,是罗马。

罗马在意大利中部。在这里有一条台伯河,西北岸叫埃特鲁斯坎(又译伊特鲁斯坎、埃特鲁利亚、伊达拉里亚),住着埃特鲁斯坎人;东南岸叫拉丁姆,住着拉丁人。

拉丁人是罗马人的祖先。

罗马的历史是在传说中开始的。根据这个传说,公元前753年4月21日,也就是中国的周平王东迁洛阳以后十七年,一个名叫罗慕路斯的人在帕拉丁山丘上建立了一座城市,并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为罗马(Roma/Rome)。

这当然并不可靠。

更靠不住的是,罗慕路斯和他的双胞胎兄弟被说成是战神马尔斯的儿子。他们哥俩被叔外祖父抛弃后,一只母狼喂活了他们,后来又被牧羊人夫妇抚养成人。因此,这只警惕而机敏的母狼,便成了罗马城的标志。

罗马人是“狼崽子”。

尽管谁都知道狼崽子的传说只能姑妄听之,罗马人却宁愿相信这是信史。罗马作家李维甚至告诉我们,罗慕路斯在建城时曾经这样对众人说:上天赋予我们使命,总有一天我们罗马将成为世界的首都。

这话当然兑现了,不过是在很久以后。

实际上,从传说中的罗马建城,到罗马共和国的真正诞生,他们有两个半世纪默默无闻,甚至是在埃特鲁斯坎人的统治之下。就连“罗马”这个名字,也可能是埃特鲁斯坎人给他们起的,意思是“河上之城”。

不过,埃特鲁斯坎人虽然使用一种非印欧语,却把字母引进了罗马。这是他们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而希腊人则是腓尼基人的学生。腓尼基人是世界上第一套拼音字母的发明者,也是印度、阿拉伯、斯拉夫字母的祖师爷。

罗马人从埃特鲁斯坎人那里学到的东西还有:犁,城市排水设施,住宅的前庭结构,拖袈(长袍),以及执政官出行时的排场:十二名扈从每人肩扛一束木棒,当中插着一柄战斧,以此象征国家的权力和权威。

这个仪仗或权杖,就叫法西斯(fasces)。

现收藏于意大利卡比托利欧博物馆。

在古罗马法西斯是权力和威信的标志,该形象仍保留于今日美国十美分硬币上,作为权威与集体力量的象征。

但,尽管埃特鲁斯坎人帮他们规划了城市,包括街道布局和卵石铺路,罗马人依然保留了拉丁语,也创建了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这些结构和组织是那样地与众不同,以至于罗马人的文明也只能另辟蹊径。

那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构成早期罗马社会的是氏族,每十个氏族组成一个胞族,叫库里亚。每十个库里亚组成一个部落,叫特里布。三个特里布(即三十个库里亚)构成罗马城市公社,全体成员则构成罗马人民。

罗马人民(拉丁文为Populus Romanus)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贯穿了罗马历史的始终。所有执政者都要以人民的名义行使权力。他们的盟国被称为“罗马人民之友”,政治对手则被宣布为“罗马人民的公敌”。

代表罗马人民的是人民大会,也叫库里亚大会,由全体成年男子参加,按照库里亚分组议事。每个库里亚有一票表决权,有权选举执政者,决定战争和判决。

不过,人民大会只是权力机关,决策机关却是元老院。元老院其实就是江湖大佬们的议事机构。选举和立法都是先由元老院拿出方案,再由人民大会表决。

这样的政治制度,我们应该不难理解。

事实上,元老院是罗马真正的权威和灵魂。罗马人在书写他们国家时,通常缩写为SPQR,意思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拉丁文为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看懂罗马的政治和历史。

最高执政者则叫勒克斯(Rex),也就是罗马王。不过,罗马王是终身制,而不是世袭制。老王去世后,新王只能由元老院和人民大会选举产生,没什么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显然,他更像一个终身制的总统而非国王。

这就是共和国诞生之前的罗马,历史学家把这个时期称为“王政时代”。如果说这也是君主制的话,那么,这种君主制跟中国的君主制是大为不同的。

君主制的中国叫天下。

君主制的罗马叫公社。

天下的治权来自上天。

公社的治权来自人民。

权力来源不同,授权方式也不同。在中华,邦国时代是上天授权天子,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大夫;帝国时代,则是上天授权天子,官员代理皇权。结果,封建制的天下分崩离析,郡县制的帝国治乱循环。

王政时代的罗马就不会这样,因为他们理顺了关系。

权力主体:罗马人民。

权力机关:人民大会。

决策机关:元老院。

执行机关:罗马王。

作为君主制,这已经很不错了。至少,权力在理论上属于人民。然而罗马人仍不满意。公元前509年,他们驱逐了最后一个勒克斯,并顺手一刀终结了王政时代。

被驱逐的这个罗马王叫塔克文。他是一个埃特鲁斯坎人,也是一个篡位者和杀人犯。在谋杀了先王塞尔维乌斯以后,他既未经人民大会选举,又未经元老院同意,就自说自话登上了王位,并统治这个国家二十五年之久。

塔克文遭到驱逐,根本原因是公然藐视罗马的政治传统和游戏规则。他从来没有向元老院征求过任何意见,也从不问人民大会是否同意他的决策。当然,没有全副武装的卫兵保护,他也绝不走出宫门一步。

于是,此人有了一个外号:傲慢者塔克文。

傲慢者塔克文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都堪称天才,在国内却积累了足够的怨恨。他的第三个儿子更是出格,居然在到亲戚家做客时,持剑强奸了年轻貌美的女主人。

受辱的女人用短刀杀死了自己。临终前,她呼吸艰难地要求在场的男人为她复仇。这些男人是闻讯以后匆匆赶来的,其中便包括她的父亲和丈夫,以及丈夫的朋友即罗马共和国的缔造者布鲁图。

烈女的遗体被放置在罗马广场,布鲁图则向围拢过来的市民发表了演说。愤怒的市民一致同意将国王和他的全家驱逐出境。因此,当在外征战的傲慢者塔克文赶回罗马时,他面对的是紧闭的城门。

成功驱逐了国王的布鲁图,在罗马广场上召集了人民大会。他提出了改变政体的建议,并要求全体市民指天发誓:从今往后,任何人都不得登上王位,不得侵犯罗马人民的自由,更不得有个人的专制和独裁。

提议得到了通过。也许,集权的王政体制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血气方刚的初生牛犊罗马人认为,他们需要的不再是一位国王,而是自由和法律。

罗马共和国诞生了。

此刻,是中国春秋的鲁定公元年。

但在罗马,却是共和元年。而且,这一制度将延续五百年,比两汉的总和还要长。

保卫共和

创建了共和国的布鲁图当选为第一任执政官。

执政官就是原来的罗马王。不同的是,他的任期只有一年(可以多次当选),而且执政官有两个。两位执政官有着相同的权力,每个人都可以否决对方的决策。因此,他们不得不精诚团结,互相协商,谁都不能专横跋扈。

当然,他们也无法滥用权力。

必须把权力关进笼子。这个现代国家反复强调的政治理念,罗马人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已经明白。

即便如此,当一名执政官,尤其是在共和之初,仍必须像中国的周公一样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因为人民对这种新制度还不信任,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又变成国王,布鲁图和他的新制度都必须接受考验。

考验说来就来。

祸端是一群年轻人惹出的。他们不满于元老院里尽是些老家伙,便密谋推翻共和政体,迎回被逐的塔克文。为此,他们秘密集会,并歃血为盟。

消息泄露后,小伙子们被押上了审判庭。

审判是在人民大会上进行的,被告则包括布鲁图的两个儿子。所有的眼睛都看着执政官,另一位执政官的脸上则流下了眼泪,因为被告当中也有他的亲戚。

看来,这些叛国者是死不了啦!按照规定,两位执政官必须意见一致,否则判决无效。

布鲁图决定实行家法。

没错,在罗马,家长对子女有生杀大权。

布鲁图问儿子:你们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

两个年轻人一言不发。

布鲁图连问三遍。

他的儿子还是选择沉默。

布鲁图便对卫兵说:现在交给你们了。

刑罚当场执行。两个年轻人被脱去衣服,双手反绑接受鞭打。皮开肉绽之后,又被用斧头砍下了脑袋。所有人都不敢正视这一场面,只有布鲁图镇定自若地看着自己的儿子,直到行刑完毕才离开现场。

另一位执政官坐不住了。最终,他辞去了职务,并主动亡命国外,罗马人也依法不再追究。

布鲁图大义灭亲,是因为他有一种深深的忧虑:共和国树欲静而风不止,塔克文人还在而心不死。得到密谋失败消息的塔克文,也果然卷土重来。最后,在保护共和国的战斗中,布鲁图壮烈牺牲。

现在,要接受考验的是瓦莱里乌斯。

瓦莱里乌斯是在前面那位执政官辞职后补选的,并在反复辟的斗争中与布鲁图并肩作战,然而罗马人却对他产生怀疑并表示不满。因为奏凯归来时,他的战车居然用了四匹白马,他们家的住宅也气势不凡。

罗马人怀疑:这家伙莫非要称王?

瓦莱里乌斯听到舆论,立即拆毁了自己的豪宅,然后在地价便宜的地方盖了一座简朴的房子。任何人都可以在那里自由出入,他们家的大门永远向罗马公民敞开。

这让我们想起了刘邦。

刘邦称帝后,萧何便在长安营建未央宫。对此,刘邦不以为然。他说,天下未定,民不聊生,怎么能大兴土木?萧何却说,正因为天下动乱,才需要建设帝都。更何况,没有壮丽的宫殿,又岂能显示天子的尊严? 〔1〕

显然,这里面没有道德问题,有问题的是制度。

瓦莱里乌斯保卫共和,也正是从制度入手的。他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比方说,过去由国王掌管的国库,改由财务官管理;对法务官做出的判决,公民可以向人民大会提起诉讼;如果有人觊觎王位,则剥夺其生命和财产。

这些法律让罗马人一片喝彩,瓦莱里乌斯也被称为“亲民者”,意思是维护公共利益的人。

六年后,鞠躬尽瘁的瓦莱里乌斯与世长辞。由于执政官并无薪水,这位亲民者又早已家财散尽,他的家人连丧葬费都拿不出来。最后,是罗马公民自发捐款,才总算为他举行了葬礼。罗马的女人,则为他服丧一年。

享受这一待遇的,此前还有布鲁图。

布鲁图牺牲了,瓦莱里乌斯也已去世,共和政体却在罗马站住了脚跟,四百多年间无人敢动称王的念头。

罗马人,选定了自己的路。

共和的罗马异军突起。他们征服意大利,称霸地中海,吞并西班牙。公元前241年,也就是楚考烈王率领的六国联军在秦王嬴政的函谷关前不战而走时,罗马已经有了最早的海外行省西西里。两年后,又有了萨丁尼亚及科西嘉。到张骞通西域时,这样的行省有九个。希腊变成了他们的阿卡亚省,迦太基则变成了阿非利加。

地中海的历史,只能由罗马人来书写了。

据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

在这个时候,罗马人应该想起那些共和国的缔造者和保卫者。他们不是一两个人,也未必都是大人物,甚至可能只是普普通通的士兵,却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比如穆奇乌斯。

穆奇乌斯是在行刺波塞纳时被俘的。后者是埃特鲁斯坎联邦的一个国王,也是一名骁勇的战将。为了帮助塔克文夺回王位,波塞纳亲自带兵前来攻打罗马。他对穆奇乌斯的行刺怒不可遏,燃起大火准备动用酷刑。

然而穆奇乌斯却毫不畏惧。他拿起一支火把放在了自己的右手心,人肉烧焦的气味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面不改色的穆奇乌斯告诉波塞纳:决心保卫共和的罗马人并不怕死,国王陛下最好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波塞纳放弃了帮助塔克文复辟的想法,再也没人能够动摇罗马人的选择,尽管后来他们自己改变了路线,罗马共和国也最终变成了罗马帝国。然而,正如共和的建立并非一人之功,走向帝制也不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有一大群人在推波助澜。

但恺撒,则无论如何要算一个。

被杀的岂止是恺撒

公元前45年,盖约·朱里亚·恺撒有了一大堆官衔和头衔:任期五年的执政官,终身保民官,终身独裁官,大元帅,大教长。此外还有一个尊号:祖国之父。

这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有学者认为,共和政体在这时其实已经死去,只不过还需要一段埋葬的时间。

其实恺撒的大权独揽,并非罗马人从共和迈向帝制的第一步。第一步是苏拉迈出的,头衔是无任期独裁官。这个头衔非常重要,正如王莽篡汉必须先当大司马。

那么,什么是独裁官?

跟西汉的大司马一样,罗马的独裁官也是在原来的制度之外发明出来的。只不过,汉武帝发明大司马是要向宰相夺权,而罗马人发明独裁官却是为了授权。

事情得从执政官说起。

前面说过,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是两个人。这当然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和王政的复辟,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问题多多,尤其是在战争年代。战争,必须令行禁止,独断专行,两个人权力相当可怎么指挥呢?

早期的办法,是一个执政官带兵出击,另一个留守家中;或者一个指挥骑兵,一个指挥步兵。最可笑的是按日轮流指挥,结果当然一塌糊涂。

于是,独裁官产生了。

按照规定,当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元老院有权任命独裁官。除了无权改变政体,独裁官享有绝对的权力。在他行使这一特权期间,执政官和其他高级长官都必须停止活动,或者听命于独裁官,所以叫独裁。

当然,既然叫独裁官,那就只有一个人。

为此,罗马人规定,独裁官可以有二十四个肩扛法西斯的刀斧手做开路先锋。这是执政官的两倍。意思也很清楚:集两个执政官的权力于一人。

不难看出,这样的独裁官很容易就会变成国王。然而要保住一个政体,有时就得做出有违这种政体理念的事情,只不过必须小心翼翼,并加以限制。

因此,独裁官的任期只有六个月。

这样看,苏拉成为无任期独裁官意味着什么,也就不言而喻。虽然三年后他就辞去职务隐居乡下,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苏拉破了例,势必后继有人。

现在轮到恺撒。

恺撒是亚历山大的崇拜者,业绩和魅力却丝毫都不逊于亚历山大。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他是目光敏锐的政治家,战无不胜的军事家,口才一流的演说家,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孟德斯鸠曾经这样评价恺撒:无论率领哪支军队,他都是胜利者;无论生在哪个国家,他都是领导者。

当然,恺撒也有毛病。

他虚荣。为了掩盖秃顶,会长年戴一顶桂冠。他好色。他的生活放荡不羁,一生中有许多女人。他骄傲。他在公元前47年前往小亚细亚平叛时,写给元老院的捷报居然只有单数第一人称的三个拉丁文词语:veni,vidi,vici,意思是:我到了,我见了,我胜了。

然而,尽管恺撒备受争议,有两点却毋庸置疑:他不是伪君子,也不是胆小鬼。公元前49年1月1日,被政敌庞培操控的元老院下令收回他的兵权,继而又宣布他为人民公敌,恺撒却在十天后就到了卢比孔河。

这是山南高卢行省与罗马本土的界河。身为行省总督的恺撒一旦过河,依法就要被视为造反。

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

恺撒义无反顾地下令渡河。他对战士们说:骰子已经掷下去了,向诸神等待的地方前进吧!

结果,恺撒长驱直入进了罗马。反对派首领庞培则是先逃到希腊,后逃到埃及,最后在埃及被托勒密十三世杀死。庞培的头颅送到亚历山大港时,恺撒哭了。

庞培被杀,是在公元前48年9月28日。三年多以后,即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也被杀死在元老院庞培的立像下,距离他五十八岁生日只差四个月。

谋杀恺撒的,是所谓共和派。

共和派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恺撒已经成为帝王。除了前面说过的那些头衔,他还拥有众多特权。他甚至开创了一个先例:在货币上刻印自己的侧面头像。虽然仅仅出现在银币上,但已经足以让人心生警惕。

该银币铸于公元前35年,直径30毫米。

更让共和派担心的是,恺撒还要远征帕提亚(也就是拦住了班超使者甘英一行的国家)。以恺撒之英勇善战,胜利几乎是必然的。那时,恐怕谁都挡不住他称帝。元老院甚至会以推举他为王的方式,来预祝他的凯旋。

何况恺撒本人虽然拒绝王者称号和冠冕,却并不讳言对共和制度的不满。毕竟,拥有十八个行省的罗马实际上已是帝国,旧的制度岂能适应!

因此,恺撒总有一天会跨过另一条卢比孔河,即从共和走向帝制。这是当时许多人的共识。

也因此,要保卫共和,就必须刺杀恺撒。

刺杀是在元老院会议开始之前进行的。十四个共和派议员一拥而上,手持短剑刺向恺撒,寡不敌众的恺撒则倒在了血泊中。为了死得有尊严,他用披风裹住了全身。

恺撒死了,共和保住了吗?

没有。

让共和派意想不到的是,当他们高呼“暴君死了”、“我们自由了”等口号走上街头时,没有得到市民们的任何反应。相反,当恺撒的遗体火化时,市民们却用熊熊燃烧的火焰点燃了手中的火把,潮水般涌向刺杀者的宅邸。

保卫共和的英雄,居然成了过街老鼠。

历史的进程更具戏剧性。

公元前43年11月28日,刺杀集团的要犯名单被当局公布。他们的精神领袖西塞罗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行刺,也在12月7日被杀。这位罗马一流评论家的脑袋和手都被砍下来在广场上示众,舌头上还钉了钉子。

公元前42年1月1日,元老院通过决议,将亡故的恺撒尊为神。这是继开国之君罗慕路斯之后,第二位成为神族一员的罗马领导人。

公元前27年1月16日,恺撒的养子屋大维被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称号,意思是至圣至尊。此前,他已经被称为“普林斯”,意思是元首、第一公民、首席元老。而且,他一直连选连任执政官,也是终身保民官,还是大元帅和凯旋将军,并在公元前12年担任了大祭司长。

罗马第一个皇帝诞生了,虽然名义上不叫皇帝。

共和国就这样变成了帝国。那些保卫共和的人在谋杀恺撒的同时,也杀死了这个政体。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不能肯定这就是恺撒的遗愿,但屋大维确实是恺撒生前指定的继承人。这是元老院和许多人都没想到的,不少人之前连屋大维的名字都没听说过。

因此,他们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

为什么是屋大维?

屋大维上位

年方十八的屋大维是在恺撒被刺一个月后匆匆赶回罗马的。其实就连他自己,事先也不知道恺撒会把他收为养子,并让他继承姓氏。屋大维被这种信任深深感动了。他决心继承恺撒的遗志,完成养父未竟的事业。

这个事业,就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可以说,这才是屋大维一生最大的功绩,建立帝制倒是其次,甚至只是手段。只不过,要实现这一目标,先得大权在握,起码得站稳脚跟。

这并不容易。要知道,罗马人历来看重门第,也认为国家领导人应该功勋卓著,老成持重。然而屋大维却出身寒门且并无战功,年纪轻轻又体弱多病,就连身高也只有一米七,凭什么成为恺撒大帝的接班人?

小伙子,你做得到吗?

屋大维偏偏就做到了。公元前43年8月,也就是恺撒被刺一年多以后,屋大维在罗马人民大会以压倒多数的优势当选为执政官。这时,他距离担任执政官的法定年龄(二十一岁)其实还差两年。

十三年后,步入而立之年的屋大维,更是没有争议地成为罗马的独裁者。他的政敌都退出了历史舞台,且身败名裂;他的事业却开始起步,且如日中天。

那么,他是怎样做到的?

有两个人帮了他的忙,尽管其动机恰恰相反。

这两个人,就是安东尼和西塞罗。

西塞罗是罗马一流的智者,也是刺杀恺撒之共和派的精神领袖。安东尼则是恺撒的副手和战友,也是与恺撒同时的另一位执政官。因此,当安东尼得知恺撒事先写好的遗嘱居然指定屋大维做继承人时,全身都凉透了。

自以为老谋深算的西塞罗却认为有机可乘。在他看来,如果让安东尼得逞,恺撒就白杀了。相反,屋大维则可以争取和利用。因为屋大维对西塞罗极尽晚辈之礼,不但大写充满敬爱之情的书信,还称西塞罗为“仲父”。

于是西塞罗决定改变阻挠屋大维的方针,力挺屋大维上位。但他哪里知道,屋大维的隐忍功夫和心狠手辣,绝不亚于中国的司马懿。他刚刚当选执政官,就正式启用“恺撒·屋大维”的称号,并宣布刺杀恺撒的都是罪人。

西塞罗也只好献出自己的头颅。

与屋大维联手消灭了西塞罗一派的安东尼,则开始犯另一个错误。他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屋大维的姐姐屋大维娅,与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结婚,并将自己治下的领土赐给克娄巴特拉的儿子,还立下遗嘱要葬在埃及。

这些都极大地伤害了罗马人民的感情,屋大维却把安东尼的错误统统变成了自己的资本。更高明的是,他告诉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那个埃及女人,因此只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才能洗刷罗马的耻辱。

安东尼的名字,则始终只字不提。

个人恩怨变成了国家利益和民族荣誉,罗马城里喊杀之声不绝于耳,屋大维成功地发动了战争。

战争的结果众所周知,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双双兵败自杀,罗马则为屋大维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战争期间一直敞开的战神神殿大门关闭了,和平女神降临人间。

屋大维也信守承诺,开始缔造和平。

胜利后,屋大维赦免了所有的安东尼余党。安东尼和克娄帕特拉生下的双胞胎,则交给屋大维娅抚养。被处死的只有一个人,即恺撒和克娄巴特拉的私生子。

据埃及丹德拉神庙上的浮雕。现存的神庙遗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百多年,总面积约40000平方米。其中刻有克娄巴特拉及恺撒之子恺撒里昂的浮雕最为著名,展示了托勒密王朝埃及的艺术特色。

这都是合理的,至少讲得通:宽容是恺撒一贯提倡的精神,屋大维娅是安东尼的原配和罗马妻子,那个私生子则又为恺撒的遗嘱所不承认,尽管屋大维杀他的真实动机是绝不允许世界上有另一个恺撒的继承人。

然而屋大维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无论他要做什么,也无论他为了什么,都总能师出有名。包括他跟政敌的妻子或女儿上床,据说也是为了监视敌人。因此这种游龙戏凤并非风流韵事,更非伤风败俗,而是为国捐躯。

这种手段,是恺撒绝不可能有的。

唯其如此,从弱冠少年变成帝国元首,屋大维才做得不动声色,天衣无缝,滴水不漏。

政改也一样。

屋大维首先做了两件事:削减军备和普查人口。第一件事让人民享受到和平的幸福,第二件事让他们感受到国家的富强,但同时也把一个问题摆在了公众的面前:我们的共和国如此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又不能再依靠武力和发动战争,那又如何保证“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呢?

也只能中央集权,变共和为帝制。

这就必须削弱元老院。于是屋大维又做了两件事:议会裁员和信息公开。第一件事经过一系列的软硬兼施算是搞掂,第二件事则居然让议员们兴高采烈。

诀窍,在方式。

实际上在恺撒时代,信息就是公开的。元老院的会议记录,第二天就会张贴在罗马广场的一面墙上。屋大维却把这个惯例取消了。议员们的发言不再会变成市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当然让他们感到满意。

然而屋大维只是把原来张贴出去的“元老院纪事”改放在了图书馆,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阅览。有关国家政策和人事变动,则通过《每日纪闻》向罗马公民公布。也就是说,屋大维其实办了一个官方网站,或一份报纸。

元老院还是没法暗箱操作。

当然,他们也无法通过掌握国家机密来强化权威。

对于这个提案,没人敢投反对票,因为屋大维的理由很正当:共和国的公民拥有对国家事务的知情权。

元老院只能接受。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像亚历山大一样喜欢以青春形象示人的美少年,竟会利用民权,并以民主的方式来实现独裁。想当初,真是小看了他。

更让人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公元前27年1月13日,屋大维在座无虚席的元老院发表演讲:我宣布,集中在我身上的一切权力,今天都还给你们。所有的武器、权力和行省,包括政治、军事和外交的决定权,都属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

屋大维要恢复共和?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片刻死一般的沉寂之后,是雷鸣般的掌声。屋大维也得到了回报,元老院一致同意授予他“奥古斯都”的称号。而且,从宣布恢复共和,到成为奥古斯都,只有三天。

奥古斯都,其实就是皇帝。

皇帝陛下在“共和万岁”的欢呼声中加冕登基,这可是只有屋大维才能演出的大戏。的确,他不是天才,不像苏拉那样神采飞扬大放异彩,不像恺撒那样不可一世痛快淋漓,但他让罗马退出战场,帝国走向巅峰,世界实现和平。作为凡人,他完成了就连天才也做不到的事情。

公元前2年,也就是王莽称帝六年前,屋大维被元老院授予国父称号。这是罗慕路斯和恺撒之后,第三位被称作“祖国之父”的人。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

十六年后,奥古斯都屋大维在临终之前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我的戏演得好吗?

那还用问?简直精彩绝伦。

各奔东西

罗马的历史似乎注定充满悖谬:共和政体被保卫共和的人杀死,帝国制度由恢复共和的人建立,神话般的人物死于非命,平凡的人却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正是这些看起来的不可思议,让他们的故事充满张力。

屋大维之后的罗马,自然也不会缺少戏剧性。

大体上说,屋大维的继承者大多结局不佳。处死了耶稣的提比略被近卫军杀死,继位者卡里古拉也一样,接下来的克劳狄则被自己的第四任妻子毒杀。继承皇位的,是这个女人与前夫所生之子尼禄。

尼禄可是暴君的代名词,他甚至把他那个飞扬跋扈的母亲也谋杀了。终于,弄得天怒人怨的尼禄被元老院宣布为人民公敌,在逃亡途中自杀身亡。

之后有四个人执掌权杖,其中有两个被杀,一个自杀,幸存的那个拼命收税,连墓地的厕所都不放过。此人的儿子则是个虐待狂,让罗马处于一片恐怖之中,最后被仆人杀死,元老院则趁机宣布他为人民公敌。

这就是奥古斯都屋大维的身后。

是的,他没有播下龙种,却收获了跳蚤。

此后的故事跌宕起伏。

就在那个虐待狂被仆人杀死之后,罗马出乎意料地柳暗花明,一百年间居然接连出了五个不错的皇帝,史称五贤君。他们把帝国的版图扩张到顶点,建立起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文明圈。其中第三位皇帝哈德良甚至创造了一个奇迹:让罗马更多地是受到尊重而不是令人恐惧。

恺撒和屋大维的理想——把罗马变成世界的首都,缔造罗马统治下的和平,都得到了实现。至少有一点名不虚传也毋庸置疑,那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这,也是中国圣贤们的理想吧?

然而这一百年间的东汉帝国却是日薄西山。外戚和宦官轮流专政,豪门和女主夺利争权,很有几个皇帝不得善终。最后,汉帝国被一个名叫董卓的军阀实际上灭亡,虽然靠着曹操仍维持了王朝的名义二三十年。 〔2〕

当然,董卓也不得好死。

董卓是被自己的部将吕布杀死的。也就在这一年(192),五贤君之后的罗马皇帝康茂德被谋害,凶手是他的情妇、侍卫和摔跤教练,起因不明。

看来,罗马的兴盛和东汉的国运都到了尽头。 〔3〕

康茂德被谋杀后,近卫军在六个月内就拥立了两个皇帝,后一个的皇位还是拍卖的。结果,这两个皇帝又都死在了近卫军的刀下,最后夺得皇位的是塞维鲁。

塞维鲁是军人出身,而且是作为军团司令和行省总督杀回罗马的,当然知道枪杆子的重要性。临终前他这样嘱咐儿子:让士兵发财,其他人的死活可以不管。

可惜,他的儿子继位后,还是被近卫军所杀。以后的两个皇帝,也都死在士兵手上。公元238年一年内,元老院推出四个皇帝,全被士兵杀掉。之后十五年,竟换了十个皇帝。最后,军团和行省纷纷拥立自己的皇帝,乱成一团。

罗马帝国风雨飘摇。

并非没有人给帝国注射强心针,奥勒良就是。这位英勇善战的皇帝东征西讨,在短短五年内重新一统江山,以至于满怀感激的元老院授予他“世界秩序恢复者”的称号。然而不到一年,他也被心怀不满的士兵杀掉了。

3世纪的罗马,真是多灾多难。

那么,帝国还有救吗?

也许有,只不过得改革。

改革者叫戴克里先,他是在中国的西晋灭亡东吴四年后成为罗马皇帝的。从他开始,屋大维创立的元首称号(普林斯),正式改为君主(多米那斯)。也就是说,屋大维实行的是元首制,戴克里先实行的是君主制。以此为界,罗马帝国也被分为前期和后期。

戴克里先是一位奇怪的皇帝。他确立了君主制,却又把帝国分为四个部分,由四位统治者治理。其中两个是正职,称奥古斯都;另外两个是副职,称恺撒。

这种制度,叫四帝共治。

四帝共治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国家安全。四位正副皇帝分到的也不是领土,只是保家卫国的责任区。这与其说是戴克里先觉得一个人承担责任太累,不如说帝国已经脆弱到独木难支,必须有更多的人来同舟共济。

制度改革的第二个目的,是政权的稳固。一国四帝分居四个首都,总不至于在同一时间内,都像前面那些皇帝一样被近卫军杀了吧?就算杀了一个,还有三个。

第三个目的则是权力的和平交接。要知道,在罗马帝国的话语体系中,奥古斯都历来代表皇帝,恺撒则有皇储的意思。因此,按照戴克里先的设想,一个奥古斯都(正帝)去职,就会有一个恺撒(副帝)补位,秩序井然。

何况所有的恺撒(副帝)都是奥古斯都(正帝)挑选和指定的,更何况戴克里先还规定副帝必须娶正帝的女儿为妻。儿子不能挑选,女婿和副帝却可以,这就比可能出现尼禄和康茂德的父死子继要让人放心得多。

稳妥吗?稳妥。

至少在戴克里先看来,是如此。

于是,这位改革皇帝在登基二十年后宣布退位,并把另一个正帝也拖下了水。这事如果发生在中国,是要被儒家称颂为“禅让”的。在罗马,也要算高风亮节。

可惜这时的罗马早已没有道德可言。官场上的唯利是图,政治上的腐化堕落,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和勾心斗角,即使苏拉和恺撒复生也无法整肃。比如西塞罗在担任总督时就大发横财,却毫无愧色地以君子自居。

当皇帝,可比当总督更有诱惑。

因此,戴克里先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看到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为了争夺皇位而重开内战。最后,皇帝又变成了一个人。当然,是在消灭了所有对手之后。

这个人,就是君士坦丁。

君士坦丁成为罗马皇帝后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发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在罗马的合法地位;二是把帝国的首都迁到了东方的拜占庭,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

这两件事,就像中国的黄河改道一样,彻底改变了罗马今后的走向。君士坦丁迁都六十二年(392)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又三年后,罗马帝国分裂,首都在罗马的叫西罗马帝国,首都在君士坦丁堡的叫东罗马帝国。

此后二十五年,中国的东晋灭亡,南朝开始。

半个世纪后,西罗马帝国亡。

罗马的兴亡留下了一大堆问题。比方说,他们为什么能坚持共和制度五百年之久?为什么又不可逆转地走向帝制?为什么成为帝国以后就动乱不止?为什么动乱不止却不崩溃?为什么最后会分裂为东西两半?

同样的问题也可以问大汉:为什么四百年的历史会一刀两断?为什么后来又死而复生?为什么复生之后又终有一亡?为什么汉亡之后是长达三百六十九年的动乱和分裂?

这些都是我们关心的问题。也许,我们回答不了,或者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必须到制度和文化那里找原因。

第三章

制度

王莽失败

屋大维成为奥古斯都三十四年后,王莽称帝。 〔1〕

称帝之前的王莽低调而谦恭,尽管他们家可能是皇室之外最显贵的一族。没错,王莽的姑妈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生母。从成帝时期开始,王家共有九个人封侯,五个人做大司马,堪称炙手可热。

然而王莽却完全没有皇亲国戚的飞扬跋扈、纨绔子弟的声色犬马、豪门大族的仗势欺人。他是一个书生,一个知识分子,甚至一个学问家。他的许多时光是在读书中度过的,学问之好则连政敌们也不否认。

与精神的充实相反,王莽的物质生活极其俭朴。他在王家子弟中鹤立鸡群地安贫乐道,他的妻子甚至因为着装过于简单,而被来访的客人误认为是女佣。

节俭的王莽对老母和寡嫂极尽孝道,对朋友和宾客慷慨大方。皇帝的赏赐都被他分给部下,兄长的遗孤则送去上学,而且在恭恭敬敬拜访这孩子老师的同时,也没忘记给每个同学一份礼物。他甚至因为某人没有儿子,而为这位朋友物色了一个据说宜男的女孩。

结果,自然是“宗族称孝,师友归仁”。

还有一件事情也让他获得广泛好评。他的二儿子王获杀了一个家奴,王莽不但没有包庇,反倒责令其自杀,为这个冤死的奴隶偿命。这在王朝时代,也不容易。

这样的王莽,堪称谦谦君子、道德楷模。

当然,所有这些好评都是在他称帝之前。或者更准确地说,都在他失败之前。当他和他的新王朝被反叛者一刀杀死后,前面说的这些善行便都被解释为做秀,即在公众和他人面前刻意和虚伪地树立形象。

失去了皇冠的王莽只能戴上另一顶草帽:伪君子。

王莽虚伪吗?

看起来是。

我们知道,王莽的皇位,是从一个九岁小孩的手上夺取的,这就已经让人于心不忍。然而王莽还要拉着小皇帝的手痛哭流涕地说:当年周公摄政,最终还政成王。我迫于皇天威命,竟不能如愿以偿,悲哀呀!

这在许多人看来,就是鳄鱼的眼泪,假惺惺了。

谴责并非没有道理,事情也并不复杂。只要把王莽的故事梳理一遍,就多少能够发现点什么。

王莽是在汉哀帝驾崩后真正开始执政的。此时,从王政君的哥哥王凤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的名义辅政算起,王家已经积累了三十年的权势。于是,王莽和太皇太后王政君让一个九岁的孩子继承皇位,是为汉平帝。

众望所寄的王莽也重新担任大司马。此前,他被汉哀帝及其外戚排斥,曾经一度失去了这个职位。

一年后,王莽加封为安汉公。

三年后,又加“宰衡”称号。

到第五年,十四岁的汉平帝突然神秘地死去,民间传说是王莽毒杀的。这其实未必可靠。靠得住的,是他又立了一个两岁的孩子当皇帝,史称孺子婴。

王莽自己,则成为“假皇帝”,又称“摄皇帝”。

此事的直接起因,据说是在武功县的一口井里发现了一块白石头,上圆下方,象征着天圆地方。而且石头上还有一行红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太皇太后王政君倒是不信这一套。不过,当王莽的党羽告诉她这只是要让王莽当假皇帝,王莽自己也信誓旦旦表示只做周公时,老太太心软了。

此后,神迹和符瑞不断出现。公元8年11月的某个黄昏,一位穿黄衣服的人出现在高皇帝刘邦的庙中。他留下了一个铜盒,里面的图文明确表示王莽该当真皇帝。

王莽决定服从天意,做真天子。

现在看来,这无论如何都是一场戏,而且比屋大维的演出差得多。但问题在于,我们又怎么知道,王莽起初就一定不是想学周公呢?又有谁能证明,他对于天命所归和神秘预兆,就一定不当真呢?

何况民意似乎也看好王莽,他当宰衡那年,上书拥戴的吏民据说竟有四十八万七千多人次,这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

然而王莽失败以后,这些人又到哪里去了?似乎一夜之间全都变成了另一副嘴脸。

成王败寇。在道德评价和舆论领域,也难免。

不过,王莽毕竟背叛了只做周公的誓言,这让他永远摆脱不了作伪的嫌疑。问题是作伪者必有所图,否则完全犯不着。那么,王莽图的又是什么?

实现政治理想。

王莽称帝之后,改革全面展开。他愤怒声讨过去几十年的不公平,下令大地主将超过法定数量的田产分给农民,禁止土地和奴婢的买卖,稳定物价并提供低息贷款,削减官员的薪水,降低王侯的规格,实行盐、铁、酒类和铸铜的国营。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减少了宫廷的开支。

这就是王莽的变法和改制。毫无疑问,他的动机应该是良善的,难怪有人称他为“最早的社会主义者”。

然而结果怎么样呢?

一败涂地。

失败是必然的,因为根本就不切实际。且不说他得罪了多少既得利益者,也不说许多理想其实不过是幻想,单是货币改革就导致了经济混乱。王莽废除了通行已久的五铢钱,改为金、银、龟、贝、泉、布等货币,币种多达二十八个。结果农商俱损,经济萧条,民怨沸腾。

据翦伯赞《秦汉史》。

老天爷也不帮他的忙,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走投无路的农民揭竿而起,不甘失败的旧族趁火打劫。两股力量加在一起,王莽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一个情商和智商看起来都很高的人,居然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做如此荒唐的事情,实在令人费解。因此直到现在,人们依然说不清他到底是改革家还是野心家,革命者还是伪君子,机灵鬼还是糊涂虫。

但要说他是书呆子,则毋庸置疑。

王莽的书生气比比皆是,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对改变制度的痴迷。班固就说,王莽以为只要确立制度,天下自然太平。因此一门心思制礼作乐,坐而论道,议而不决,置民生、诉讼、吏治等当务之急于不顾,岂能不败?

其实就连这种说法,都抬举了王莽。实际上他的某些改革,与其说是改制,不如说是更名。比方说,把两位财政部长的官名改成神话人物的名字,负责朝廷财政的大司农叫羲和,负责宫廷财政的少府叫共工。

这简直就是视政治如儿戏。

看来,王莽根本就没有真正读懂孔子,也不知道什么叫正名。他书生气十足地以为只要改个名字,所有事情都会发生根本变化,他的理想也就能够实现。

事实证明,王莽错了。

实际上,制度固然重要,却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决定性的,更重要的是人与制度的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这种制度是否符合国情和民意,二是这种制度是否符合文化传统,三是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否能够与之融为一体。合则成,不合则败。

这一点,看看屋大维就知道。

屋大维成功

屋大维几乎天生就跟制度融为一体。

实际上,屋大维做的事情比王莽严重得多。王莽只是换了个人当皇帝,屋大维却彻底改变了政体。从这个意义上讲,王莽只是篡位者,屋大维却是革命者。

然而屋大维的结局却比王莽好得多。他不但成功地把共和变成了帝制,新政体居然还延续了五百年。

这又是为什么?

根本原因在时势,直接原因在方式。

我们知道,王莽其实也是想革命的,只不过他要做的事情是恢复周制。但他哪里知道,秦皇汉武之后,周制的恢复已断无可能。因此王莽拿着一本《周礼》搞改革,在他自己是替天行道,在历史眼中就是倒行逆施。

罗马的情况则相反,共和制度早已不再符合国情。因为按照这种制度,人民大会才是最高权力机关;而罗马的人民大会,在理论上是必须全体公民参加的。

然而到恺撒的时代,共和国已经拥有十八行省。到公元前28年,也就是屋大维成为奥古斯都的前一年,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成年男子已经超过四百万。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人,怎么召开人民大会呢?

唯一的办法是实行代议制,即由人民选举代表,由代表组成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可惜,这种制度很久以后才被发明出来,当时也没有这个灵感。事实上,代议制在英国首先产生,要到一千九百年以后。

这个问题后来由屋大维的改革勉强得到解决,办法是异地投票。可惜,住在行省的罗马公民是否当真享受了这一权利,已无从查考。但即便十八行省都异地投票,以当时的通讯工具和交通条件,效率之低也可想而知。

仅此一项,就得改制。

何况还有战争。

战争对于罗马极其重要。因为只有战争,才能让罗马成为霸权国家和世界首都,也才能让罗马公民获得财富和荣誉,并保持罗马社会的热情洋溢、生机勃勃和团结一致。对于这一点,人民和元老院都心知肚明。

然而要战争,就得有独裁官。战争的时间如果越来越长(这几乎是必然的),独裁官的任期也就不能再是六个月。苏拉开无任期独裁官之先例,这是原因之一。

独裁官没了任期,对执政官的权力限制(包括任期和人数),也就没有了意义。顶层(执政官)和基层(老百姓)都变了,只剩下元老院死撑着,也没意义。

帝国制度,已是呼之欲出。

即便如此,屋大维仍然小心翼翼。

屋大维实在比王莽聪明得多,他很清楚有些东西是不能触动的。罗马人民已经做了五百年国家的主人,一旦突破他们的底线,死无葬身之地的就是自己。

那么,哪些是不能有丝毫冒犯的?

主权在民,共和政体。

第一条是罗马建国以来就有的观念,而且一直贯穿到帝国灭亡。也就是说,罗马人始终认为,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才是最高统治者。唯其如此,他们的国家才会叫做SPQR(元老院和罗马人民)。

主权在民,是罗马人的生命线。

共和政体则是他们的骄傲。罗马人从来就不喜欢民主政体,也瞧不起希腊。在他们看来,正是民主制度让希腊走向衰亡,雅典则充其量是一个反面教员。

相反,罗马的共和政体却无比优越: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大会,分别对应着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制度融为一体,既能集中优势,又能去其弊端,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好的吗?

似乎没有。

因此,屋大维必须极其尊重罗马人民的这份感情,也必须明确表示他只是一个受到委托的公务员,他的一切权力都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授予的。现在任务已经完成,请诸位收回权力,他什么都不要。

或者说,只要一个称号:奥古斯都。

奥古斯都不是国王,更不是皇帝,只是一个称号,甚至外号,意思是英明的和尊敬的,跟可爱的、幸运的、伟大的、战无不胜的等等,没什么区别。

当然,他也没有皇冠。在戴克里先之前,所有的罗马皇帝都没有皇冠,也没有加冕仪式。屋大维的头上则只有公民冠,这是有战功的将士都可以戴的。

元老院和罗马人民,都放心了。

屋大维的这一系列动作,书呆子王莽肯定看不懂。准备做皇帝的人,怎么能只要虚名不要实权呢?

其实这都是虚晃一枪。屋大维还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看似实权其实虚名。是啊,人民大会早已名不副实,元老院则在裁员以后又减少了会期。真正的决策机关和权力机关,是一个拉丁文缩写为CP的机构。

这个机构的名字不好翻译,但性质很清楚。第一,它的权力与元老院相当;第二,没有休会期;第三,它是围绕元首建立的。因此,有人认为它相当于元老院的常委会,有人认为它相当于元首的顾问团,还有人认为它相当于中国明代的内阁、清代的军机处。

屋大维的CP由二十一人组成,其中六个是屋大维的亲信,十五个来自元老院。这让元老院十分放心,因为他们的人占绝对多数。可惜他们没有想到,这十五个元老院委员是抽签产生的,哪里对付得了齐心协力的那六个?

该棺建造于公元270年左右,现藏于罗马国立博物馆。

意大利卡比托利欧广场上卡斯特与帕勒克雕像基座。

何况屋大维作为执政官,还有否决权。

元老院被架空了,他们却还为屋大维鼓掌。

屋大维却意犹未尽,他还要改革行省。按照屋大维的方案,行省被分成了四种:意大利是罗马本土,埃及是元首私属,剩下由元老院任命总督的叫元老院行省,由元首任命总督的则叫奥古斯都行省。元老院行省都是经济发达地区,奥古斯都行省则是欠发达地区。

元老院非常满意,可惜他们又上当了。

没错,屋大维拿到的都是穷山恶水,却同时也是边防前哨。其实这些行省贫穷,就因为在前线。是前线,就要调兵遣将。那么,谁来调遣?当然是屋大维,因为那是他的责任区。至于元老院行省,是不打仗的。所以,元老院也不需要兵权,全国的兵权只能集于屋大维一身。

现在,屋大维还给元老院的权力,又都被元老院还了回来。而且,由于是元老院的授权,完全合法。

屋大维革命成功。

成功并不奇怪,因为他会曲线救国,因为他会暗度陈仓。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合法的,但每一步都导致了法律和制度的改变,加起来则会引起质的变化。

时势让屋大维必然成功,方式则让他顺利成功。

审时度势又顺势而为,这才叫高手。

只不过,这种高超的政治技巧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并非屋大维的天赋,更非他所独有。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属于罗马人民。事实上,早在屋大维出生四百多年前,罗马人就已经学会了合法斗争,并因此而创造了他们独特的制度和文明,让我们叹为观止。

那就来穿越一次吧!

共和的精神

公元前494年的某一天,准备集结部队迎战外敌的执政官突然发现,他的兵力少了许多。那些由平民组成的军团整队地撤离了罗马城,拒绝参加这场战争。

这当然让人惊诧,却也事出有因。

起因在社会的不公。当时的罗马社会由贵族和平民两大阶级组成,两个阶级之间等级森严,极不平等。贵族把持了城邦的政权,平民不能成为元老院议员,也不能与贵族通婚,跟元老院选举的执政官更是无缘。

这实在欺人太甚。要知道,平民也是公民,公民有义务也有权利。义务是保家卫国,权利是参政议政。义务和权利是对等的,哪有只尽义务不给权利的道理?

因此,要么拥有权利,要么不尽义务。

然而这个合理要求却被贵族组成的元老院拒绝。交涉无果之后,平民决定一走了之。

撤离罗马的平民来到一座山丘,宣布要在那里另建城邦,召开自己的人民大会,选举自己的执政官。是啊,既然不能享受同等国民待遇,那就各过各的好了。

贵族们目瞪口呆。他们虽有能力治理城邦,却没有能力离开平民独自保卫它,只能妥协。

妥协的结果,是平民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言人。

这个代言人,叫保民官。

保民官的设立妙不可言,他拥有的特权更让我们惊叹罗马人思维的缜密。为了防止打击报复,保民官享有执政官都没有的人身不可侵犯权。同时,为了确保平民的权益不受侵犯,保民官享有对政府决议的否决权。

也就是说,只要保民官说一声“我反对”,元老院和执政官就只能干瞪眼。难怪恺撒和屋大维都要担任终身保民官了,他们要的就是这两项特权。

此后,平民又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包括可以担任执政官、独裁官、监察官和大法官。退下来后,还可进入元老院。阶级壁垒被打破了,罗马成为全民的国家。

平民可任大法官,是在公元前337年。六十多年后,罗马征服了意大利。再过三四十年,罗马打败了迦太基,建立起第一个海外行省西西里。蕞尔小邦罗马终于渡过了危机茁壮成长,因为他们学会了妥协,构建了和谐。

据巴洛西西尼1849年雕塑。

因此,尽管罗马跟雅典、斯巴达一样也是城邦,还起步更晚,也尽管那两个城邦都曾称霸一时,却只有罗马脱颖而出,超越城邦变成大共和国,最后成为大帝国。 〔2〕

这足以让罗马人骄傲。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从此有了一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罗马文明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

这种精神就叫共和。

所谓共和,就是不同族群、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和谐相处,共谋发展。这当然很难,许多文明就因为不能做到而崩溃。做到了这一点的,最早是中华,其次是罗马。唯其如此,中华和罗马才在公元前一二百年成为世界性文明。

两大文明的共同特点是开放和包容,也都有强大的吸收能力和同化能力,这才形成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文明圈。只不过,这种海纳百川的精神和兼收并蓄的能力,在中华可能是一种胸怀,在罗马则是一种智慧。

的确,历史上的罗马人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本事,能以最适当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为自己争取到最大的合法权益。在这种斗争中,他们绝不会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同时又能分毫不差地讨价还价。

平民撤离运动,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实际上抗争的平民一开始就没打算把事情弄僵,因此他们没有选择揭竿而起或是投入敌营,而是退出战场。当然,在贵族做出双方均可接受的让步后,撤离的平民也立即回到了罗马,并很快就组建了参战的军团。

这可真是有理,有利,有节。

贵族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他们明智地放弃了自己的部分特权,以此作为平民同意合作的交换条件。当然,放弃是逐步的,撤离运动也有过多次,但结局总算不错。

其实越到后来,贵族与平民的界限也越模糊。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也五世而斩。有的贵族会沦为贫民,有的平民会成为新贵。更重要的是,罗马人的共同体意识很强。如果需要一致对外,他们就会和衷共济。

这就好办了,因为罗马从来不缺敌人。

于是,平民和贵族终于携起手来,共同倡导和培养全体公民的民族自豪感,以及爱国主义精神。而且,随着罗马国际地位的提高,这种爱和自豪感还会更强烈。

罗马人为什么能坚持共和制度五百年之久?

这是原因之一。

实际上罗马精神最精彩的一笔,就是制度设计和权力架构。要知道,构成罗马国家的人民、元老院和执政者(执政官、独裁官或奥古斯都)虽然号称三位一体,但这三位的政治利益和心理诉求却并不一体。人民要民主,元老院要尊贵,执政者则希望权力越多越好。

这就只能讲价钱,好在他们很快就理顺了关系:人民授权但不决策,元老院决策但不行政,执政者行政但只有治权。主权是元老院和人民的,他们才是国家的主人。

所以,即便在帝国时代,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权威至少也得在表面上维持。新皇帝登基,先得向元老院发表就职演说,然后再向市民演讲一次,还要前往神殿祈求诸神的保佑。完成这三个程序,他才是合法的皇帝。

这样的罗马,已经非常接近现代文明国家。

精彩的还有国际关系。

跟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一样,罗马也是靠武力来征服世界的,这就有一个与战败国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对征服者的境界、胸襟和政治智慧都是考验。

亚述和迦勒底(新巴比伦)就不说了,他们的疯狂掠夺、血腥镇压和残暴统治,引起的只是更强烈的反抗。波斯帝国虽然表现出最大的仁慈和宽容,却只知道把设为行省的战败国当作提款机,忘记了把他们变成自己人。

做得最好的,是罗马和中国的周。

周人和罗马人的高明之处,是与同盟国和战败国组成共同体,同谋发展、共享太平。只不过,周人构建的是“文化共同体”,只要认同周文明,就能由夷狄变成华夏。正是由于这种文化认同,我们民族才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罗马构建的则是“政治共同体”。他们甚至主动邀请战败国的头头脑脑加入元老院,就像汉武帝让匈奴人金日磾成为他的顾命大臣。结果,被征服的蛮族成为这个国家的共同经营者,甚至战场上的主力军。

当然,一旦打了胜仗,大家也都有利可图。早期的做法是:罗马人拿走战利品的一半,剩下的按劳分配。也就是说,罗马人是大股东,归顺的战败国也是合伙人。

这可真比威尼斯商人还精明。

然而政治恰恰是一种智力游戏,文明则是尽量巧取而避免豪夺。如果还能化敌为友,那就堪称功德无量,因为和平总归好过战争。幸运的是,中国人和罗马人都有这种智慧,两大文明独步一时也绝非偶然。

因此,在充分了解了中华的方式后(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我们很想知道罗马人是怎么做的。

法治天下

在世界历史上,中华和罗马都堪称独树一帜。其他那些帝国,亚述、迦勒底、波斯、马其顿,都由一个或几个伟大征服者建立,中华却由邦国而帝国,罗马则由共和国而帝国。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自己成长的。

成长需要土壤,也需要力量。那么,中华文明与罗马文明的土壤和力量又是什么?

中华是礼,罗马是法。

正如在中国,失礼或非礼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罗马人也把违法看作不可原谅的行为。他们宁肯吃亏、失败甚至掉脑袋,也不肯违法。恺撒被杀后,西塞罗曾提出尽快召开元老院会议,以巩固成果。而且,刺杀集团的主要成员布鲁图身为大法官,恰好有此权力。

这位布鲁图是共和国第一任执政官布鲁图的后代。

不过按照法律规定,大法官只有在两位执政官都无法召集会议时,才能行使这项权力。这时,一位执政官恺撒已死,另一位执政官安东尼却还在罗马。因此,布鲁图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拒绝了西塞罗的提议。

布鲁图说:这是违法的。

这事听起来十分怪异,因为行刺恺撒的布鲁图原本是杀人凶手。而且,恺撒作为终身保民官,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也就是说,布鲁图已经双重意义地犯过法了,再违一次法又有何不可呢?何况还是为了国家。

然而布鲁图就是不肯,以至于坐失良机。

这事如果发生在中国,恐怕只能解释为迂腐,但在罗马则会得到尊重。因为刺杀恺撒是可以理解为战争的,即共和国与破坏共和的国家敌人之间的战争。战争当然要死人,法律也不保护公敌,布鲁图心安理得。

开会则不一样。召集元老院会议,原本因为只有元老院的决定才是合法的。如果会议本身违法,那么这决定还能合法吗?依靠非法会议重建的共和,是罗马人民想要的吗?这岂非重新回到了恺撒的人治路线?

可惜布鲁图没有想到,把恺撒视为国家的敌人,只是他们自己的看法,元老院并没有宣布恺撒是人民公敌。所以他们的刺杀仍属非法,必须被判有罪。

布鲁图也只好自杀。

法治观念如此之强,在全世界当数第一。

这当然其来有自,甚至可以追溯到西亚文明,但公元前494年的平民撤离运动也功不可没。因为正是在这场运动之后,罗马迫于平民的压力开始了成文法的制定。首部法典刻在了铜板上,因此得名《十二铜表法》。 〔3〕

《十二铜表法》于公元前451年由古罗马十人委员会起草,至公元前449年完成,是罗马第一部真正的法典。该法典镌刻于青铜之上,公开展示。据罗马文明博物馆《十二铜表法》复制品。

以法治国,正式开始。

最早制定的是为本国公民颁行的法律,即公民法,亦即国内法。后来版图扩张,人口众多,外族和异邦也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又制定了世界各民族的共同法律,叫万民法,亦即国际法。最后,这两大法律体系被合在一起,叫统一法。其成果,就是《民法大全》。

这时,已是东罗马帝国时期了。

罗马法在世界古代社会,堪称最为系统完善。它包括两大部分:公法和私法。公法是关于政府的,私法是关于个人的。私法与公法相比,私法更重要。

私法分为三个部分:人法、物法、诉讼法。这三个部分当中,人法又最重要。人法规定了什么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条件是具备人格,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就是人,不符合的就不是人。

奴隶不符合这三个条件,所以奴隶没有人权。

人权在罗马法当中就是身份权,包括自由权、家族权和公民权。有自由权,就是人;有家族权,就是男人;有公民权,就是罗马人(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

在罗马,这三种身份权是可以分开的,因此也可以部分或全部丧失,叫人格减等。丧失家族权叫小减等,从此不是男人;丧失公民权叫中减等,从此不是罗马人;丧失自由权叫大减等,从此人格尽失,不再是人。

这就是罗马的法定人权。

人权既然是法定的,那就不是天赋的,因此可以依法授予或剥夺。如果被授予公民权,就有了罗马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被剥夺自由权,则从自由人变成了奴隶。

没人愿意失去人权,所以谁都不敢以身试法。

执政官和皇帝也一样,他们害怕的是元老院。元老院虽然没有行政权,只能对执政者提出建议和忠告。但是他们手上有一张王牌,叫“元老院最终劝告”。如果接到这份通牒还不改悔,元老院就可以宣布他为人民公敌。

结果怎么样呢?全民共讨之,全国共伐之。

对于这项能够制衡权力的权力,元老院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而只要元老院的这个功能还在,罗马就很难从共和走向帝制。后来屋大维革命成功,是因为苏拉和恺撒改造了元老院,他自己则给足了元老们面子。

当然,根本原因如前所述,是时势使然。

但,即便从共和国变成了帝国,罗马也仍然是一个法治国家。公元100年9月,执政官小普林尼在元老院发表就职演说时,就对坐在会场中的皇帝图拉真说:皇帝不应该在法律之上。相反,他应该在法律之下。

王在法下,罗马人早就懂了。

战败国和他们的臣民,当然也如此。

前面说过,中国的周和罗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都极具政治智慧地与同盟国和战败国组成了共同体,把对立面变成了自己人。但,这绝不意味着一视同仁。相反,那些战败国和同盟国,关系有远近,权益有寡多。

也就是说,共同体内是有等级的。

周人的等级叫五服,分别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其中离王城最近的叫甸服,最远的叫荒服。实际上,一个诸侯国如果属于荒服,已经是“地老天荒”了。他们往往仍被视为蛮夷,对周王室应尽的义务也最少。

罗马也是五等,分别是罗马、加盟国、自治国、殖民地和同盟国。跟周人的五服一样,这也是一个权利和义务同步递减的序列。罗马人拥有的权利最多,应尽的义务也最大,同盟国则相反。

当然,这是罗马在联盟时代的事情。后来,战败国也像在波斯一样被设为行省,治理的方针却一如既往:根据关系的亲疏和表现的好坏给予不同的权益。

罗马手中的牌,是公民权。

公民权不是基本人权,因此可以授予。一旦被罗马授予公民权,就意味着这个人的私有财产和人身安全将受到法律保护。如果被侵犯,罗马政府不会坐视不管。

这当然令人向往,谁不想靠上罗马这棵大树呢?

罗马的方针却是分而治之,有的授予罗马公民权,有的授予拉丁公民权(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有一些干脆没有公民权。不过,他们也享有充分的自由,可以保留自己的宗教和习俗,也不用学拉丁语。

这才真是和而不同。

难怪其他帝国都灭亡了,罗马却稳固而持久。

可惜法律并不万能。西塞罗和布鲁图也不会想到,屋大维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用共和国的砖瓦梁柱建造他的帝国大厦,而且这大厦有一天还会倒掉。

后面这一点,屋大维也没有想到。

罗马之亡

帝国的首都罗马花香四溢,祥云笼罩着高大宏伟的万神庙、富丽堂皇的凯旋门。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在广场当中的金色里程碑上时,“条条大路通罗马”就从这里启程。

罗马,确实是他们世界的中心。

然而在中国南北朝时期那个多事之秋,这座美丽的城市被彻底摧毁。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洗劫三天三夜。455年,罗马再次沦入敌手,汪达尔人整整洗劫十五天,把罗马变成了董卓铁蹄下的长安和洛阳。

公元476年,帝国最后一个皇帝被日耳曼雇佣军将领废除。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位年幼无知的皇帝竟有一个令人咋舌的名字: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可惜,这两位伟大先祖的在天之灵,也没能挽救罗马的衰亡。

太阳落入了地中海,再也没能升起来。

当然,这里说的是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要到1453年才被奥斯曼土耳其人灭亡。但,罗马是从城邦发展起来的。首都不在罗马,还可以叫罗马帝国吗?

所以,从君士坦丁迁都之日起,它就灭亡了。

其实罗马很早就不再像首都。公元284年戴克里先登上帝位后,居然十九年不造访罗马。直到303年,他才在罗马举行了一次凯旋仪式,罗马市民和元老院也才第一次见到皇帝陛下。而且,这也是最后一次。

首都不像首都,元老院也不像元老院。

前面说过,元老院是罗马真正的权威和灵魂。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法律的规定,更因为元老院是由精英们组成的。唯其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不做错决定,不选错执政官。这是贵族们要把持元老院的正当理由。

后来,平民也可以进入元老院,但那也是平民当中的精英。于是,贵族政治变成了寡头政治。寡头政治是有好处的,那就是不至于让国家事务陷于无休止的争论。而且这些大佬既然将国家视为己有,他们也不会卖国。

为此,罗马有两条法律规定:第一,一旦成为元老院议员,任期就是终身的。第二,为了保证一心为公,也为了防止以权谋私,元老院议员不得经商。

可惜权欲和物欲同为人的本能,不能亲自经商的议员便把自己的产业交给了骑士。骑士原本是罗马军团中富裕的公民,可以自备马匹参加战斗。不过现在徒有其名,只能去充当议员的代理人、承包商,甚至皮条客。

议员们是什么德行,也就可想而知。

元老院开始腐败。公元前113年,也就是张骞去世的第二年,努米底亚国王因为向罗马将领行贿,而被传唤到罗马。但他却用同样的方法,让元老院做出了免于出庭作证的决定。于是这位国王用轻蔑的口气说:在罗马,没有什么是不能用钱买的。

腐败的还有罗马市民。

市民的腐败事出有因。作为奴隶制国家,罗马主要依靠奴隶从事劳动。鼎盛时期,罗马城一百万人口中,奴隶就有四十万。这就使大量平民成为无业游民,不但变得越来越贫穷,也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当局的办法是用小恩小惠来收买人心。供应给市民的面包是免费的,节假日在一年之中有九十多天。无所事事的市民们便在圆形剧场、大竞技场、公共浴室以及披着红衫的妓女身上消磨时光,一如大清帝国的八旗子弟。

不难想象,由这种游手好闲的街头小混混来组成人民大会,行使民主权力,又会是什么样的光景。

事实上,在帝国的后期,罗马公民对政治已经完全没有了兴趣。他们漠然地看着皇帝们被拥立又被杀掉,漠然地看着自己的军队兵败如山倒,甚至在蛮族入侵时里通外国开门揖盗,兴高采烈又后悔莫及地加入敌人的行列。

这同样并不奇怪,因为罗马城里的贫富差别悬殊。只有近二十分之一的富人住在自己的豪宅里,身上穿的中国丝绸价格相当于同重量的黄金。贫民却只能蜗居在被叫作“伊苏拉”的简易房里,怎么能不怒火万丈?

倒霉的,就只能是他们的皇帝了。

其实帝国末年的皇帝也不怎么样。他们不是骗子就是傀儡,不是篡位者就是冒牌货,而且没有一个能真正掌握帝国的权力。因为他们都是军队拥立的,或者依靠军队上位。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能左右皇帝的只有军队。

此外,就是对健全男人充满仇恨的宦官。

军队同样堕落。过去,他们是为祖国和自己的荣誉而战,当兵是光荣而体面的事情。因此,罗马让没有公民权的同盟国提供兵源,也算是给了他们面子。现在却是谁给钱就替谁杀人,还能指望他们保卫帝国吗?

何况军队的成分也变了。在元首制时代,罗马军团的主力军是清一色的罗马公民。戴克里先以后,作战会议的大半席位都被蛮族出身的将领占领。他们对于帝国并没有强烈的归属感,能忠于职守已是很有道德。

这就是灭亡前的罗马。

首都不像首都,罗马的优越性没有了。元老院不像元老院,贵族或寡头制的优越性没有了。公民不像公民,民主制的优越性没有了。皇帝不像皇帝,君主制的优越性没有了。所有的优越性都没有了,岂不该亡?

显然,罗马的灭亡,根本原因在于腐化变质。

但,罗马不是有共和精神、法治传统吗?这种精神和这种传统,不是让罗马坚持了共和制度五百年,又让他们在成为帝国之后,虽然动乱不止却并不崩溃吗?为什么还是难逃一死,终有一亡呢?

因为他们没有“道”。

或者说,没有核心价值,没有终极追求。

希腊人是有的,这就是独立、自由、平等。这是希腊文明留下的最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他们的问题在于:有民主无共和。因此,雅典和斯巴达争霸世界,就不但不能如愿以偿,反倒因背叛核心价值而走向衰亡。

中国人也是有的,至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和能够要什么。这就是小康、仁政、王道。中国人也不缺乏政治智慧,因此总能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找到平衡。可惜王道只是梦想,仁政则要碰运气。结果,是治乱循环。

伊苏拉为罗马城市下层人民的住宅,多为泥砖与木材所制。通常有六到七层,最高可至九层。楼层越高,面积越狭窄。伊苏拉的居住环境通常是拥挤脏乱的。据埃塔罗·基兹莫第《现代拉丁式住宅之起源》。

罗马人却没有治国之道。他们优越的制度和高明的手法都是技术性的,也都只是为了现实的利益。就连他们的宗教(如果也能算作宗教的话),也缺少犹太教那样的思想光辉和神圣使命。于是到后来,罗马人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什么,只能夜夜笙歌,不能天天向上。

也许,君士坦丁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才乞灵于基督教,希望这种新的宗教能给他的臣民以精神的支柱和境界的提升,至少也能像中国的儒学那样,让大家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尽管他并不知道儒学为何物。

但,信仰真是必需的吗?

如果是,它能靠公权力来建立吗?

依靠公权力发展起来的基督教,真是救世主吗?

如果是,罗马为什么会亡?

看来,我们还得再读历史。

第四章

信仰

我们为什么没有信仰

跟中国一样,罗马人原本也没有信仰。

创造了世界性文明的罗马人,是在一张白纸上画出宏图的。早期一千多年间,他们岂止没有信仰,就连神,也有不少是从希腊进口或与希腊合资,比如天神朱庇特、天后朱诺、爱神维纳斯、月亮女神狄安娜,其实就是希腊的宙斯、赫拉、阿芙洛狄忒和阿尔忒弥斯。

何况有神不等于有信仰。

什么是信仰?信仰就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这里面有三个条件:第一,相信;第二,坚决相信;第三,相信的对象既不属于自然界,也不属于人类社会,这就叫超自然、超世俗。

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三条最重要。

为什么?

因为只有这样的存在,才需要信仰。事实上,这个存在如果属于自然界,就可以用科学实验来证明;如果属于人类社会,则可以用日常经验来证明。现在既不能靠科学实验,又不能靠日常经验,又该怎么办呢?

只能信仰。

这个道理,德尔图良说得最清楚。

德尔图良是罗马帝国基督教的领袖人物之一。他曾经这样说:上帝之子死了,虽然不合理,却是可信的;埋葬以后又复活了,虽然不可能,却是无疑的。

不合理而可信,不可能而无疑,岂非荒谬?

当然。

于是德尔图良说: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 〔1〕

这真是透彻至极。

那么,这样一种必须坚信的荒谬,又有什么必要呢?

安顿灵魂。

我们知道,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的眼睛不能像猪和鸡一样,只盯着面前的食槽。就算他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走投无路,也得问个为什么。我为什么会这样?是命运吗?是环境吗?是性格吗?谁能决定我的前途?是自己吗?是社会吗?是神秘而不可知的力量吗?

答案可以有多种,终极之问却只有一个。

比如你可以说,我之所以这样都是因为我自己。那么请问,你为什么会这样?社会和环境所使然。那么,社会和环境都相同,人和人又为什么不一样?

也可以有两种解释:人各有命或自作自受。如果同意第一种,那么请问:什么是命运?命运归谁主宰?人的命运为什么会是这样,不是那样?

也只有天知道。

当然,你可以回答:命运是自己掌握的,我的命运就是我的选择。那好,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你靠什么掌握命运?你掌握命运的能力从何而来?靠学习吗?为什么有人学不会?靠天赋吗?上天如何赋予?

这就问不下去了,因为此题无解。

实际上,人之所以能够回答某些问题,是因为他有理性和知识。但,理性和知识是有边界的。就算科学可以解释宇宙的起源,也回答不了人为什么幸福或不幸福。

回答不了又希望心安,就只能信仰。

信仰,是人的终极关怀。

因此,正如信仰的对象一定超自然、超世俗,信仰本身也一定超功利、超现实。出于功利目的的任何念头和仪式都不能叫信仰,最多只能叫崇拜。

现在来看罗马和中国。

古代的中国人和罗马人跟世界各民族一样,都相信万物有灵。也就是说,不但人,动物、植物、自然物(比如山和水)都有灵魂。它们的身上和背后,也都有不可知却可控制或可利用的神秘力量。

这就产生了两个结果:占卜和多神。

占卜其实是一种巫术。中国人的占卜有两种,殷人用甲骨,周人用蓍草(蓍读如式)。罗马人也有两种,一种看动物的内脏,一种看鸟类的飞行。如果是军事行动,则看母鸡的进食情况:食欲旺盛则吉,食欲不振则凶。

因此,第一次布匿战争时,罗马舰队的指挥官便特地带了一群母鸡上船。可惜,无法适应环境的母鸡们一连几天都拒绝进食,指挥官则一怒之下把它们统统扔进了大海。指挥官说:既然你们不想吃,那就喝个够吧!

结果,据说此人大败。

显然,这不是信仰,是实用。

多神崇拜也一样。

相信万物有灵的,一般也都相信万物皆有神明。所以在罗马就像在中国,有山神、河神、海神、门神,还有灶王爷和土地公公。对国家和民族有大贡献的人,比如大禹和恺撒,也被奉为神明。鬼神几乎无处不在。

难怪罗马的神殿,叫万神殿。

神殿结构简洁明了,主体呈圆形,顶部覆盖着一个直径达43.3米的穹顶,穹顶的最高点也是43.3米。顶部有一个直径8.9米的圆形大洞,是万神殿唯一的采光点。其圆形主体的前方有一个宽34米、深15.5米的柱廊,共有16根柱子,每根都是用整块的花岗石制成,柱子高达12.5米,底部基座的直径有1.43米。万神殿是古罗马建筑艺术的结晶,对西方的建筑史发展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据安托万·德戈德斯《罗马古建筑》。

人多好种田,神多好过年。罗马人因为神明多,节日也多。这些节日有罗马人的,也有外国人的,但无不热闹欢腾。比如2月15日的牧神节,就会挑选身材健美的男青年赤身裸体一路小跑,用手中的皮鞭轻轻敲打沿途遇见的女人,据说这样就能让民族人丁兴旺。

这当然也不是信仰,是游戏。

罗马人跟希腊人一样喜欢游戏,即便后来信了基督教也如此。于是,情人节被发明了出来,据说是为了纪念被迫害致死的基督徒瓦伦丁。圣诞节也产生了,其实这天原本是异教徒波斯人太阳神的诞辰。

唯独在这个问题上,早期基督教是开明的。

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有用。

中国的神佛都是有用的。观音菩萨管生子,赵公元帅管发财,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则保佑子孙后代家和万事兴。如果圣母玛利亚救苦救难,也会成为崇拜对象。只要能带来实际上的好处,我们是不忌讳改换门庭的。

罗马的神也一样,众多而且管用:战神马尔斯,谷神刻瑞斯,酒神巴克斯,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可以说有多少行业就有多少保护神,有多少需求就有多少引路人。

但,中国和罗马都没有创世神。

没有是因为不需要。实用主义的原则向来就是只管有用,不问来历。所以,中国和罗马也没有专职的神官,没有神在人间的替身和代表。罗马的神官其实是公务员,中国则只有游方道士和挂单和尚,甚至江湖骗子。 〔2〕

罗马和中国,确实太像了。

只有一点是不同的:罗马的神有着跟人一样的七情六欲和缺点错误。爱神维纳斯和战神马尔斯偷情的故事,就被做成雕塑供人欣赏。作品性感至极,全无神性可言。

原因在于国情的不同。中国人以德治国,诸神必须道貌岸然。罗马人以法治国,便会坦然承认欲望的合理。何况他们的神并不承担道德教化和道德评判的任务。能给人间带来安康和快乐,便已功德圆满。

这实在不好意思叫信仰。

显然,有鬼神未必有宗教,有崇拜未必有信仰。神话可能是宗教的源头,崇拜也可能是信仰的起点。但从这两点出发,却完全可能走到另一条路上去。

比如印度,比如佛教。

佛教:无神的宗教

直到今天,印度也仍然是一个宗教大国。在那里,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长期共存、多元并立,充分体现着印度人经久不衰的宗教热情。但,产生于古代印度又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是佛教。

佛教的定位让人头疼。它是一神教吗?显然不是。它们的世界里,有着众多的佛。是多神教吗?也不是。所有的佛和菩萨、罗汉,都不是神,而是人。

那么,佛教莫非是无神的宗教?

不妨探个究竟。

佛教的诞生地在今天的尼泊尔境内。在那个喜马拉雅山麓的密林里,曾经有一个小邦叫释迦。佛教的创始人是这个小邦的王子,名叫悉达多·乔达摩。

他被称为释迦牟尼,是后来的事。

王子的降生充满了神奇。据说,他一生下来就大放智慧光明,照亮十方世界,他的脚下则涌现出一朵朵金色的莲花。王子脚踏莲花向东西南北各走了七步,然后指天画地作狮子吼:六合之内,唯我独尊。 〔3〕

这当然非常靠不住,就连是谁作伪也不甚了然。实际上佛祖的生平并无信史可稽,关于他生卒年份的说法也有六十多种,最早的和最晚的竟相距数百年。

更何况,佛教并不信神。

世界上有两种神。一种是一神教的,即造物主。造物主不但不是人,而且没有形象。另一种则是多神教的,其中虽然也有人在,比如大禹和恺撒,却都是死人。人死为鬼,但对国家和民族有大功德者,则为神。

所以,恺撒不能称帝,却可以封神。

当然,活人脱离凡界的也有,这就是仙。仙是中国独有的,出现也很晚,比如吕洞宾。他们由于得道而肉体飞升,长生不老且有无边法术,可以腾云驾雾、点石成金,自由往来天人两界,有如古希腊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

其余则是妖魔鬼怪。其中,力量大的叫魔,力量小的叫妖,只不过女的叫妖精(比如狐狸精),男的叫妖怪(比如黄风怪)。但无一例外,都是牛鬼蛇神。

神界,也像尘世一样热闹非凡。

妖魔鬼怪是万物有灵论的产物,诸神则是社会理想和社会生活的投射。这两种观念再加丰富的想象力,就构成了千姿百态、光怪陆离的虚拟世界。

但,这不是佛教的世界。

佛教的世界是以须弥山为中心的。须弥山再加同一日月照耀的四洲,就构成一个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为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为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为一个大千世界,又称三千大千世界。

这是非神的世界。

释迦牟尼也不是耶和华、恺撒或吕洞宾。他就是一个真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并在八十岁时死去。他也不是死后封神,因为活着的时候便已成佛。

那么,什么是佛?

佛就是佛陀,意思是觉悟者。释迦牟尼,则是释迦族的圣人。这就像我们把孔丘称为孔子,孟轲称为孟子,不过表示尊敬,并无神性和神格。何况这样的觉悟者当时也不少,成为佛祖则仅仅因为他创立了佛教。

这又是一个传奇故事。

据说,二十九岁出家之前,悉达多·乔达摩虽然贵为王族,且有娇妻爱子,却并不幸福。也许,不是他自己不幸福,而是感到人类不幸福。有一天,他出王城四门,碰巧分别看见了生老病死四件事情。于是他发现,生育、衰老、疾病和死亡将贯穿人的一生,而且无不痛苦。

这可真是苦海无边,却不知如何回头是岸。

年轻的王子决定离家出走。他剃掉了自己的头发,开始了对真理的追求。在四处流浪并百思不得其解之后,他在一棵无花果属的树下立誓:不成正觉,不起此座!

这棵树,叫菩提树。

悉达多·乔达摩就这样苦思冥想。终于有一天,他豁然开朗,悟得了无上正等正觉。据说,这是一种能够觉知一切真理,了知一切事物,从而无所不知的智慧。这种智慧也叫般若(读如波惹),通过修习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就叫涅槃,获得般若、实现涅槃则叫波罗蜜多。

需要说明的是涅槃。涅槃又叫寂灭,因此往往被误认为死亡。其实涅槃只是欲望的寂灭,得到的则是灵魂的安静。这需要大智慧,这个大智慧就是般若。

智慧的力量是无穷的。有此大智慧,就能从此岸到达彼岸。此岸就是生死迷界,彼岸就是涅槃解脱。至于方式和途径,则有八正道以及戒定慧等等,不一而足。

一整套思想体系和修行方式就这样建立起来。

释迦牟尼立地成佛。

成佛以后的释迦牟尼开始转法轮(传教),因为他要普度众生。而且他告诉我们,成佛的关键在于觉悟。只要做到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人人都可以成佛。

据公元2〜3世纪犍陀罗地区灰片岩雕,描绘了释迦牟尼成佛后于鹿野苑初转法轮的场景。该岩雕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请问,这是多神教吗?

不是。

是一神教吗?

更不是。

那么该叫什么?

也只能杜撰一个说法:无神教。

然而印度原本是有宗教的,这就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是多神教,三大主神梵天、湿婆、毗湿奴,分别为创造神、破坏神和保护神,神格极为崇高。围绕三大主神又衍生出其他的神,多至不可胜数。

印度,原本是多神的世界。

无神不成教,无论多神还是一神。因此,佛教只能在阿育王时代风光一时。之后,印度又回到了多神教,这就是经过了改革的新婆罗门教——印度教。

释迦牟尼创造的无神教则远走他乡。一路由斯里兰卡而至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一路经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再至朝鲜、日本、越南,还有一路由尼泊尔和汉地传入中国西藏,是为南传、汉传和藏传。

但,无论南传、汉传还是藏传,都已非原始佛教的本来面目。比方说,有庙宇,也有偶像,佛祖和菩萨则被当作神来崇拜。显然,佛教在成为世界性宗教的同时,也与释迦牟尼的初衷渐行渐远。

那么,什么是佛祖的初衷?

建立一种人生的哲学、智慧和境界,而且是可以通过每个人的努力来获得的。获得的方式很多,比如学习、修持或领悟,但都不是信仰,因为没有那个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更没有对这个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

佛教带给我们的,不是信仰,而是觉悟。

但,人类的终极之问总要有答案,终极关怀也总要有着落。因此,信仰必定产生。而且,由于这种关怀和追问是终极的,答案也只能是一个。

换句话说,一神教也必定产生。

只不过,需要条件。

犹太:人类的先知

最早在人类当中建立起信仰的,是犹太人。

犹太人又叫希伯来人或以色列人,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民族,居住在迦南地区(今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一带)。长期以来,他们受制于一个又一个强国,最后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一度成为没有祖国的民族。

然而犹太人在历史上的影响力,却超过了当年征服过他们的所有国家和民族,因为他们发明了一神教。

发明一神教,很重要吗?

当然。因为多中心即无中心,多信仰即无信仰。什么都信,即等于什么都不信。因此所谓多神教,其实往往无信仰。要想真正建立起信仰,只能靠一神教。

但,为什么是犹太人?

那就先来看看他们的情况。

作为游牧民族的希伯来人,大约是在公元前1500年来到迦南的,领袖是亚伯拉罕。此后,他们当中的某些部落可能成了埃及法老的奴隶,又在伟大先知摩西的带领下走了出来,定居迦南,开始了他们多舛的命运。

迦南的犹太人建立了两个王国,北边是以色列,南边是犹太。这两个分分合合的王国连起来,就像一条狭长的带子,西边是地中海,东边是约旦河彼岸的大沙漠。

这并不是什么好地方。

然而希伯来人的这个小小的地盘,却又是从埃及前往赫梯、叙利亚、亚述和巴比伦尼亚的必由之路。贯穿南北的天然大通道既是商道,又是兵道,因此毫无悬念地被那些企图称霸世界的国家虎视眈眈。

当然,以色列也好,犹太也罢,如果强大,也可以从这里出发征服世界。可惜,他们是那样地弱小和单薄,便只能成为弱肉强食的典型范例。

公元前721年(中国东周平王五十年),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攻破撒马利亚,灭亡以色列王国。一百多年后,即公元前586年(中国春秋鲁成公五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又灭了犹太王国。首都耶路撒冷被摧毁,犹太国王和人民被掳往巴比伦。

据尼尼微辛那赫里布(萨尔贡二世之子)宫殿浮雕。此浮雕刻于12块石板之上,长24.4米,高2.4米,于1850年出土。

这可真是多灾多难,这可真是万劫不复。

其实,像这样的国家和民族并不罕见,而且往往灭掉也就灭掉了。诸如米底和吕底亚之类的名字,又有几个人知道呢?就连盛极一时的安息和贵霜帝国,也鲜为人知。

但是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犹太和以色列,因为他们的王国灭亡了,宗教却站了起来。

学术界几乎都承认,犹太教是在“巴比伦之囚”时真正建立起来的。那些一想起耶路撒冷锡安山就忍不住要哭泣的犹太人被告知,自己之所以落得这个下场,就因为背叛了希伯来民族唯一的主——上帝雅赫维。

痛定思痛,他们决定以信仰拯救自己。

于是摩西十戒被严格遵守,摩西五书被整理出来,《旧约全书》逐渐完成,新的信仰开始建立,多神教的残渣余孽则被抛弃。决心浴火重生的犹太人刷新了自己。

结果,多难兴邦这个词,在犹太人这里就有了全新的解释:邦没能兴,兴起来的是教。

那么,犹太教有什么过人之处?

首先它是一神教,而且极为彻底。世界上不是没有过一神教倾向,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就是,但那种倾向稍纵即逝。多神教也往往有主神,却仅仅是地位尊贵而已。这些蛛丝马迹,暗示一神教的时代终将来临。

犹太人的上帝正是真正的一神。他不是独尊,而是唯一,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这位伟大的神是至高无上和独一无二的。他自生自有,全知全能,主宰宇宙,德被万物,是唯一可以创造一切却不被也无须被创造者。

显然,这是一种超自然、超世俗的最高神秘力量和精神实体,当然没有也不该有形象。因为一旦有形,即为有限。因此,上帝被绝对禁止画成画像和做成雕塑。这条禁令,后来也被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完全继承。

这就跟佛教和印度教等等大相径庭。前者无神,后者多神,当然可以有偶像。偶像是用来崇拜的,崇拜不等于信仰。信仰一定是也只能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地相信。这样的存在,岂能有形象?

因此,犹太教的这项规定,包括对唯一之神的坚信和确认,就成了历史的里程碑。

是的,崇拜从此变成了信仰。

这是所有一神教的共同理念,也是所有一神教的共同基础。靠着这一理念,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人类的信仰体系,把文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里,犹太人功不可没。因为没有犹太教,就没有后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犹太,人类的先知。

然而犹太教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同时也是优点,这就是“上帝特选”的观念。

按照犹太教的说法,犹太人是上帝从万民之中精挑细选出来的特等选民。作为上帝的忠实信徒,犹太民族肩负着特殊的使命,要向全世界传播上帝的旨意。这种使命是神圣的、光荣的,也是艰难的,但上帝与他们同在。

这就叫特选之民。

为此,上帝向他们许诺,将赐给他们一块“流着奶和蜜”的地方。而且上帝还许诺,无论以后犹太人流散到哪里,一定佑助他们返回此地。

这就叫应许之地。

但,这也是一柄双刃剑。

没错,一神和特选,让犹太人有了自己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家园。从此,他们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首先解放犹太人,才能解放全人类。

同样,由于有此信念,犹太人流亡一千八百年,散落十万八千里,仍能凝聚成一个伟大的民族。因为他们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找到跟自己实现身份认同的人。

这就是一神教的优越性。

问题是,如果上帝仅仅属于以色列,那又与其他民族何干?如果只有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大家又为什么要跟他走?我们也给自己找一个上帝好了。

犹太教,终于无法成为世界性宗教。

历史的意味深长,也就在这里了。

我们知道,正如世界上大多数文明古国都是君主制国家,希腊的民主与罗马的共和都只是特例,犹太教诞生之前世界各民族也都是多神崇拜。这样看,一神教被犹太人发明出来,岂非也是奇迹?

但,当年的特例后来却成为世界潮流,这就说明民主共和一定有必然性。同理,世界性一神教的出现也该被视为必然。可惜,由于太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具有开创之功的犹太教已无法完成这一任务。

看来,上帝仅仅赋予了犹太人阶段性使命,世界性的一神教也只能出现在世界性的文明中。

这个文明就是罗马。

于是,基督降临人间。

原罪与救赎

基督,就是希腊语的弥赛亚。

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基督教的救世主是耶稣。耶稣在希伯来语中就是“耶和华的拯救”,耶和华则是唯一之神上帝,犹太教称雅赫维,基督教称耶和华。

救世主,则称基督。

不过,救世主解救人类,是因为上帝认为人类有罪。而且,这罪恶还是与生俱来的,叫原罪。

犹太教没有原罪的观念。他们只是讲了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也认为这是人类落入凡尘受苦受难的原因,却没有把它变成教义,因为他们没有耶稣。

耶稣又怎么了?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而且众所周知。

这就大有问题,因为耶稣是上帝之子。神之子怎么会死呢?他怎么死得了呢?上帝怎么会见死不救呢?

所以耶稣还得复活。死而复生,才是神子。

然而这位救世主毕竟死过一回,还流了血。据说他死前曾被鞭打,背着十字架还没走到刑场就倒地身亡。

这样的故事,愚夫愚妇们是看不懂的,因为跟他们以前听说过的神都不一样,无论那些神是希腊人的,还是罗马人的。这就必须做出合理的解释。毕竟,在新宗教建立之初,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不能不慎重考虑。

于是,一种解释出笼了。

这解释说:耶稣是上帝派来的,他的死当然也是上帝的安排。目的,是为了替人赎罪。神子赎罪以后,只要相信上帝和我主耶稣,人的灵魂就可以得救。

这就叫“耶和华的拯救”,也称救赎。

原来,耶稣是替罪羔羊。

既然是替罪羔羊,那就意味着有人有罪。那么,是谁有罪呢?人,一切人,所有的人。如果仅仅只是某个人或某些人有罪,上帝是不会牺牲自己儿子的。

但,人人有罪的观念,还是很难让人接受,这就必须解释为天生有罪,原本有罪,是一种原始的罪恶。

于是犹太人讲过的伊甸园故事,便有了新的解读:人人有罪,是因为始祖有罪。始祖有罪,则因为他们违背上帝的旨意,在蛇的诱惑下偷吃了树上的果子。

这就叫原罪。

至于那条蛇是从哪里来的,亚当和夏娃为什么会受它诱惑,上帝事前又为什么没有预感和预警,一概不知。

也许,那时没人较真吧!

总之,这解释彻底改造和翻新了犹太教。犹太教没有原罪,没有救赎,也没有耶稣。这三样,都是基督教的发明。唯其如此,它才成为有别于犹太教的新宗教。

犹太先知都没说的,老百姓当然也不会知道。这就需要启迪。启迪的方式,就是耶稣的受难与复活。耶稣是上帝之子,他的受难与复活就是上帝的启示。

这就叫天启。

所以,基督教是天启宗教,伊斯兰教也是。

不过,伊斯兰教的天启靠伟大先知穆罕默德,基督教的天启却不是耶稣的功劳,也不是那十二门徒的。提出了原罪和救赎教义的,是圣保罗。

圣保罗不是耶稣的门徒,甚至没有见过耶稣,却把耶稣之死这件事用到了极致。后来,当传教士们绘声绘色讲述这个故事时,台下听众几乎个个涕泪纵横。

是啊,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上帝竟然派了他的儿子用自己的血来赎我们的罪,那还不赶快皈依?

所以,基督教的创始人与其说是耶稣,不如说是圣保罗。没有圣保罗,就没有原罪和救赎的教义,基督教也就得不到最广泛的传播,甚至会销声匿迹。

但,既然认定耶稣是救世主,也就必须认定人人有罪的观念属于耶稣。

于是,就又有了一个故事。

这故事说,一天清晨,一群法利赛人押着一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女人,到迦百农殿堂去见耶稣。法利赛人是墨守陈规的犹太教士。他们问: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女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怎么样呢?

显然,这不是来求教,而是来找茬。如果耶稣说可以打死,便犯了杀人罪;说不要用石头去打,便犯了违律罪。无论如何,法利赛人都可以抓住把柄去告他。

然而耶稣只是直起腰来,平静地对那些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她。说完,又弯下腰去,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结果,那些法利赛人听完,竟然全都退了出去,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更没谁用石头去打那女人。 〔4〕

这说明什么呢?

人人有罪,无一例外。

至此,新老宗教的区别一目了然。

犹太教: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

基督教:所有人都是“上帝的罪人”。

哪个更有开放性?

基督教。

是啊!既然人人有罪,那就无分你我,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也都需要救赎,不管你是罗马人、希腊人、西班牙人、日耳曼人,还是别的什么人。

所以,基督教降低了入教的门槛,取消了犹太教的许多规定,比如不吃猪肉、要行割礼等等。割礼是犹太人与上帝立约的凭证,相当于在合同上签字盖章。基督教则改为在头上洒水,显然更容易被成年男子接受。

它成为世界性宗教,也绝非偶然。

更重要的是,核心价值观诞生了。

这就是平等和博爱。

博爱来自救赎,平等来自原罪。道理很简单:人人有罪,则人人平等。人人生而有罪,则人人生而平等。平等的权利既然为造物主所赋予,那就不可让渡。

天赋人权的观念,在这里埋下了种子。

何况平等并非人的许诺,而是神的旨意。人的许诺是靠不住的,神的旨意则不可违抗。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个理念一旦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就有了一个可实现和可操作的方式,尽管不是最好的。

下一步是制度的设计。

原罪的观念同样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为所谓原罪,不过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犯罪和作恶的可能。因此,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制度。制度设计的目的,是让人不敢犯罪和无法犯罪。对公权力的使用,尤其如此。

三权分立的制度,也在这里埋下了种子。

不过天赋人权也好,三权分立也罢,都是后来的事情。从基督教的诞生到现代文明的建立,需要漫长的过程,甚至在走向光明之前,先得堕入黑暗深渊。这是人类文明不得不支付的学费和代价。

在此刻,则必须有人以血献祭。

这个羔羊,就是罗马。

救世主还是掘墓人

皇帝陛下谦卑地跪在了米兰主教的面前。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头戴高冠,身穿一级大礼服和豪华披风的主教,庄严肃穆地来到一身素衣的皇帝面前,沉稳地问道:你知罪吗?

皇帝答:知罪。

主教又问:愿意忏悔吗?

皇帝又答:我忏悔。

得到虔诚的回答后,主教带领在门外等候许久的皇帝进入教堂,并在祭坛前赐给他一小片面包。

帝国的臣民们目睹了全部过程,因为此君的忏悔被要求公开进行。这当然让皇帝陛下尊严尽失,却使基督教会的权威和声望直上云霄。

这是公元390年的事,当时中国是东晋,忏悔的罗马皇帝叫狄奥多西。这位被教会赠予“大帝”称号的君王堪称划时代人物:在他死后,罗马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在他生前,基督教被定为国教。

两件事都意义重大。

基督教被定为国教,是在狄奥多西忏悔两年后,即公元392年。这时,距离相传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间是三百六十多年。这在历史上虽然不过弹指一挥,对于基督教来说却是天上人间。 〔5〕

没错,过去是“寇”,现在是“王”。成王败寇。跳了龙门的基督教会迅速举起了大刀。第二年(393),被教会控制的罗马元老院宣判天神朱庇特有罪,同时立法全面禁止奥林匹克运动会,因为它是当年希腊人献给众神之王宙斯的。

此后,帝国境内数量繁多的图书馆被陆续关闭,属于所谓“异教世界”的藏书不断流失,或被焚烧。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成果被打入冷宫,直到四五百年后才因为阿拉伯人重见天日,尽管他们信奉伊斯兰教。

因此,西方史学界把公元393年称为“希腊与罗马文明正式终结的一年”。

八十多年后,西罗马帝国也灭亡了。

其实帝国早就该亡。这一点,从迁都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发布《米兰敕令》那天起,就已命中注定。

表面上看,《米兰敕令》只是坚持和重申了信仰自由的原则,承认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一样享有合法地位。然而君士坦丁的倾向性却显而易见,那就是要建立基督教的独尊地位。为此,他不惜动用国库为上帝大兴土木,他的新首都也只有基督教堂,没有罗马神殿。

这是一神教的首都,不是多神教的首都。

偏袒是明显的,动机却相当可疑。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君士坦丁有什么必要把自己从罗马人的皇帝变成基督徒的皇帝呢?

也许,目的在于改变授权主体。

前面说过,罗马,无论共和国还是帝国,权力都属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执政官和皇帝只是代理人。政权既然是他人授予的,也就可以被他人夺去。罗马皇帝走马灯似的轮番上阵,不少还死于非命,道理就在这里。

所以,要想一人独裁又长治久安,就只能将授权主体从人变成神,即由“君权人授”变成“君权神授”。而且,多神教的神还不行,那会弄出众多的皇帝。犹太教也不行,他们的上帝只属于犹太人,罗马却是多民族的帝国。

基督教,成为唯一选择。

毫无疑问,基督教会也十分欢迎这样一个皇帝。他们很清楚,上帝的旨意只有通过罗马皇帝,才能在人间得到实现,正如皇帝只有通过教会才能获得神的授权。 〔6〕

皇帝和教会,一拍即合。

只不过,这笔买卖从君士坦丁谈到狄奥多西,用了八十年左右才算达成。双方的愿望和交易,则十分类似于中国汉代的独尊儒术:你许我独尊,我许你独裁。

然而结果却不相同。儒家当真效忠了帝国,帝国却未必独尊儒术,而是儒法并用。相反,狄奥多西当真皈依了基督教,基督教却并不许他独裁,反倒要他忏悔。

买卖,也并不总是公平的。

原因在于供求关系。要知道,罗马皇帝并不能直接跟上帝对话。按照当时的教规,神意只能通过主教来传达。皇帝以为笼络了主教就能靠拢上帝,哪晓得自己反倒从君主变成了奴仆?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儒家则不一样。首先,儒家没有组织(教会),也就没有领袖(主教),宗师则是不顶用的。其次,皇帝自己就是天之骄子,哪里用得着儒家来代为授权?第三,儒家主张君为臣纲,又岂敢让皇帝随便下跪?

奉天承运与君权神授,大不一样。

罗马分裂为东西两半,也不足为奇。

分裂是从迁都和分治开始的,后者因为狄奥多西,前者因为君士坦丁。由于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谁都不能确切知道迁都的真实原因。也许,他是要打造一个新罗马,这就需要新政体,也需要新宗教,还需要新首都。

罗马不再适合做首都,这在戴克里先的眼里就已经如此了。它因循守旧,腐朽没落,一潭死水,暮气沉沉。但在君士坦丁这里,却可能还有一个原因:罗马城是传统文化的大本营,多神崇拜的势力太强也太顽固。

多神教夕阳西下,一神教旭日东升,你选哪个?

傻子也能得出结论。

但,有得就有失,有利就有弊,反过来也一样。希腊和罗马的多神崇拜也许不合时宜,却有可贵的精神。

这个精神就是宽容。

宽容并不奇怪,多神即意味着多元和多样。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也就相安无事。

所以,在多神崇拜的国家比如中国和罗马,虽然也有战争,却从不因为宗教而战争;虽然也有灭佛或迫害基督徒的事件,但都是因为政治,不是因为信仰。

就连犹太教,由于坚信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也不会把教义强加于人。只有基督教,不但唯我独尊,还要征服世界,尽管动机也许神圣或者善良。

基督教学会宽容,要到文艺复兴以后。

宽容是罗马文明的精髓,也与共和、法治相匹配。没有共和与法治,就没有罗马;没有宽容和开放,就没有罗马文明。因此,基督教只能改变罗马,不能拯救罗马。它不是罗马的救世主,而是罗马的掘墓人。

毫无疑问,基督教未必不好,不好的是动用公权力把它定为国教。这就正如儒学未必不对,不对的是定于一尊。不过,中华帝国显然比后来的罗马更宽容,道家思想从来不曾被视为异端邪说,佛教几经起伏也站稳了脚跟。

唯其如此,罗马帝国亡,中华帝国存。

这个道理,西方人后来总算明白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明确规定,联邦议会不得立法设立国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尽管当时的美国人多为基督徒。

信仰的自由,比信仰更重要。

如果一定要有信仰,那就信仰“自由”吧!

第五章

理念

三纲五常

汉章帝建初四年(79),也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半个世纪后,中国人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由于它是在白虎观召开的,所以史称“白虎观会议”。

这时,正如君士坦丁之迁都拜占庭,汉帝国的首都也不再是长安,而是洛阳。经历了王莽之乱的王朝,则像西周变成东周一样,由西汉变成了东汉。

白虎观就在洛阳的帝宫之中。

洛阳是个好地方。在周人眼里,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天下之中)。所以周公要在故都宗周之外,再建成周洛阳。现在,帝国定都于此,应能长治久安。

问题是,这一目标怎样才能实现?

要有思想。

的确,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有此思想,才有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帝国也才能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维持统治。为此,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

然而,正如罗马基督教内部争执不休,汉代的儒家也分裂为今文和古文两派。儒生们希望由皇帝出面圣断独裁形成定论,就像罗马教会要请君士坦丁出面召开尼西亚公会议,讨论基督和上帝的关系问题。

罗马和中国,是一样的江湖。

皇帝也都是江湖老大。

白虎观会议便因此而召开,会议的结论则无关我们的痛痒。有关系的是会议纪要《白虎通》明确了一个重要概念,叫三纲。这个概念后来跟董仲舒提出的五常合并在一起,成为中华帝国的思想统治根基:三纲五常。 〔1〕

这才是一件大事。

要了解此事的重大意义,还得再看罗马。

罗马的灭亡让人不解。他们有当时最不坏的政体:共和;最不坏的制度:法治;最可贵的精神:宽容。有此三条,便足以巍然屹立,为什么会亡呢?为什么他们在感到危机的时候,要乞灵于基督教呢?

换句话说,罗马文明缺了什么?

核心价值观。

那么,宽容不是吗?

不是。价值是需要追求也可以追求的,宽容却与追求无关。你宽容,就宽容;不宽容,就不宽容。它其实是一种态度、精神、境界,但不是价值,也不靠追求。

自由呢?自由不是价值吗?

当然是。

可惜,罗马人虽然追求自由,也崇尚自由,却没有把它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他们的旗帜上是鹰,君士坦丁之后则是十字架。那可不是自由的象征。

法治与共和也不是价值,而是实现某种价值的方式和手段。问题是,罗马人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两种方式背后的价值,他们多半是以一种实用和功利主义的态度,把法治与共和当作纯粹技术性手段来看待的。

也就是说,罗马人有当时最不坏的制度,却没有支撑制度的核心价值观。这就只能成功于一时,不能成功于一世。等他们意识到这点时,可选择的只剩下基督教。

基督教当然也不错,因为有信仰。信仰的背后,则是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载体,核心价值才是关键。它是如此的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以至于必须借用上帝或安拉的名义,以神谕的方式说出来。

这就是信仰的秘密。

或者说,信仰的目的,在终极之问和终极关怀。它的现实意义,则在承载核心价值观。这是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有信仰或类似信仰的原因。只不过,靠公权力树立起权威的早期基督教,并不完全符合罗马国情。

结果,罗马死了,基督教却在她身上成长起来。

那么,中华帝国呢?

中华帝国也是没有信仰的,却只有改朝换代和治乱循环,没有长时间分裂和制度性崩溃,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虽无信仰,却有理念。

这就是三纲五常。

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则是仁义礼智信,合起来叫纲常,也叫纲常伦理。而且,自从宋代的朱熹将三纲与五常联用,朝野贤愚便都耳熟能详并奉为圭臬,维系着王朝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其实,纲与常是两回事。

什么是纲?纲就是提网的总绳。总绳一提,网眼就张开了,这就叫“纲举目张”。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既然是三纲,那么五常就是目,也叫德目。

也就是说,三纲是抓总的,五常是管用的。

管用很重要。一种理念如不管用,那就无法推行。五常却放之四海皆可用。比如仁,在君臣就是君仁臣忠,在父子就是父慈子孝,在夫妻就是夫和妻柔,在兄弟就是兄友弟恭,在朋友就是与人为善,统统管用。

义、礼、智、信,也一样。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五种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儒家称为五伦。五常既然能够普遍地适用于五伦,当然是伦常。

伦常这个概念,也很有意思。

什么是伦?伦就是秩序和类别。所以,人伦,就是人类社会的秩序和类别;伦理,就是区分类别并规范秩序的规定;伦常,则是伦理道德可执行可操作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

显然,这里面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简易而朴素的,否则不可操作;第二,必须是恒定不变的,否则无所适从;第三,必须是正确或被说成是正确的,否则没有资格充当伦理道德的规范者。

五常恰恰就符合这三个条件。

我们知道,常,有永久的意思(恒常),也有普通的意思(寻常)。永久就正确而恒定,寻常就简易而朴素,当然管用,也当然可以称之为伦常。

那么,五常又为什么具有这些品质?

儒家说,因为它们源于人性。

实际上,董仲舒的五常来自孟子的四端。端,就是道德观念的发源地。孟子认为,它就在人心之中。因为仁就是恻隐之心,义就是羞恶之心,礼就是恭敬之心,智就是是非之心。这可是“人皆有之”的,因此是共同人性。由此推演出来的仁义礼智,就是共同价值。 〔2〕

仁义礼智,是价值吗?

是,因为可以追求也值得追求。追求仁就叫成仁,追求义就叫取义。而且,由于它们是最高价值,还值得为之献出生命。比方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那么三纲呢?也来自共同人性吗?

对不起,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可没有半点儿人性依据。然而对于帝国,三纲却比五常更重要。只有确立了三纲,帝国的统治才会坚如磐石。

这个使命落到了董仲舒的身上,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就是他提出来的。如果不能给出满意的答案,则奈皇上何,奈儒家何,奈天下苍生何!

董仲舒该怎么办?

天人合一

人性中找不到的,就只能去向天要。

董仲舒是在汉武帝即位的第二年,向年轻的天子呈交答案的。不过君臣二人似乎是书信来往。汉武帝下诏询问治国之道,董仲舒则上书提出对策。汉武帝三问,董仲舒三答,开篇就说天人关系,史称“天人三策”。 〔3〕

五常,就在这里提了出来。

三纲的概念,则见于《春秋繁露》一书。这是董仲舒的代表作。据说,为了撰写这部巨著,他在书房的窗户上挂了帷幕,三年都不往园子里看上一眼。

那么,董仲舒又如何证明三纲五常?

天人合一。

这倒是耳熟能详的说法,却实在需要解释。

汉语中的天,英语或者翻译为Heaven(上苍),或者翻译为Nature(自然)。实际上在董仲舒这里,两种意思都有,因此应该是Nature加Heaven。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它有三大特征。

首先,天是终极创造者和最高主宰者。它创造了世间一切事物,也决定着人的命运。比方说,谁当天子,谁坐天下,要不要改朝换代,等等。授予治权就叫天命,更换王朝则叫革命。所有的王朝,都不过奉天承运而已。 〔4〕

诞育万物并当家做主的,是天。

但,天又不是上帝或安拉那样无形的神。它甚至就是自然界,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按照一定规律和规则结构而成的。物质有金木水火土,规律则是阴阳五行,因此天不是信仰的对象,反倒可以研究和琢磨。

什么是阴阳五行?

阴阳主要是《周易》的概念。按照这种观点,世界或宇宙的构成、运动和变化,总规律就是阴阳的关系。任何事物和事件都有阴阳两面,它们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孤阴不生,独阳不长,而且阴会变成阳,阳会变成阴。

显然,这是哲学,不是信仰,就像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把世界的本质归结为“数与数的和谐”。

五行也一样。它首先是五种物质或自然现象,同时又是两种关系,即相生相克。相生就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相克则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岂非规律? 〔5〕

有物质,有规律,可认识,岂非自然界?

然而这个自然界却有意志,有感情。春就是喜,夏就是乐,秋就是怒,冬就是哀。天命和革命,则体现了天的意志。天甚至还有道德,比如天道行健或厚德载物。 〔6〕

既是自然界,又是有情人,还是主宰者,这就是天的三大特征。而且,这也是当时中国人的共识。

这样一种存在,不要说西方人,就连现代中国人恐怕也很难理解。明明就是创世主,却又不是创世神;明明就是自然界,却又有喜怒哀乐,你说是什么?

也只能叫老天爷。

是的,一个好心肠又爱发脾气的老爷子,却绝非玉皇大帝或观音菩萨那样的人格神。他可能跟上帝或安拉一样也是无形的,却又有着坚强的意志和丰富的感情。

这样的天,其实就是人。

唯其如此,董仲舒才说“天人一也”。 〔7〕

在董仲舒看来,天与人是同构的。比方说,天有三百六十六日,人有三百六十六小节;天有十二月,人有十二大节;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明暗昼夜,人有睁眼闭眼;天有春夏秋冬,人有喜怒哀乐;天有阴阳刚柔,人有君臣男女——岂非同构? 〔8〕

同构则感应。所以,社会和谐,则风调雨顺;民怨沸腾,则天崩地裂。因为天与人不但同构,而且相通。生命相通,道德相通,情感也相通。

天人同构,天人感应,天人相通,这就是正宗原装完整版的“天人合一”。

问题是,这套说辞有什么意义呢?

以天道说人道。

话,首先是说给统治者听的。董仲舒对汉武帝说,臣读《春秋》,最感到惊心动魄的,就是如果君王无道,上天便会先用灾害来谴责,再用怪异来警示。倘若冥顽不化、屡教不改,那就要发动革命来进行惩罚了。 〔9〕

汉武帝读到这里,恐怕着实吓了一跳。

好在董仲舒又说,如果君王有道,则会出现祥瑞(凤凰或麒麟之类),证明当今圣上是尧舜之君。

汉武帝这才松了一口气。

董仲舒这样说,很可能有一种良苦用心,那就是借用皇天限制皇权。是啊,天子的治权既然来自天命,就不能弄得天怒人怨,知识分子也就有了发言的权利和理由。

这是备受后世赞扬的一点。

可惜董仲舒没有想到,他用来对付皇帝的,皇帝也可以用来对付臣民。比方说,要除掉某个并无过错又看不顺眼的大臣,便可以使用“天厌之”的名义。

中国的皇帝,可不是狄奥多西。

更何况,要让皇帝服从天意,就得承认他是天子,并以皇天上帝的名义赋予他崇高地位和绝对权力。

三纲之说应运而生。

需要说明的是,把三纲理解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是白虎观会议以后的事,董仲舒说的只是三种关系。只不过这三种关系最为重要,所以是纲。

那么,为什么是三纲,不是四纲或五纲?

因为要以自然说社会。汉儒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无非天、地、人,叫三才。三才对应的当然是三纲。换句话说,君臣就是天道,父子就是地道,夫妻就是人道。

这就叫“天人合一”。

天道有三才,人道就有三纲;天道有五行,人道就有五常。五常是个人品德,三纲是社会伦理。后者高于前者,因此纲为三,常为五,就像三皇五帝,三王五霸。 〔10〕

呵呵,中国人的说法,总是三五成群的。

剩下的工作是解释。

解释三纲的是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是主宰和支配阴的,阴离开阳则不能存在。所以,臣服从君,子服从父,妻服从夫。这就是“王道之三纲”,而且“可求于天”。 〔11〕

五常则利用五行来解释:仁为东方之木,义为西方之金,礼为南方之火,智为北方之水,信为居中之土。只不过,这个解释是《白虎通》的,不是董仲舒的。 〔12〕

这样一来,三纲五常就变成了一种“天启道德”。由于来自天启,也就具有了类似于天启宗教的性质。儒学有如神学,儒生有如神父,孔子有如教主。儒家思想和礼乐教化被称为“儒教”,并非全无道理。 〔13〕

看来,汉武帝时代的两位大儒都不再纯粹。公孙弘当然是官场老油条,董仲舒则更像一个巫师和道士。而且正是他开创的今文经学派,还把儒术变成了巫术。

那可又是一台好戏。

政治化巫术

公元56年,也就是罗马的尼禄皇帝上台后两年,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做了一系列的事情:封禅泰山,修建明堂、灵台、辟雍,宣布图谶(读如衬)于天下。

第二年,光武帝驾崩,享年六十二岁。

也就是说,这是他最后的动作。

明堂是宣明政教之处,灵台是夜观天象之台,辟雍则是天子的学宫。起明堂,筑灵台,建辟雍,自然是为了从武功转向文治,与天下臣民共享太平。

那么,图谶又是什么东西?

谶,就是谜语式的预言,且由来已久。据说秦代就有“亡秦者胡”的谶语,结果秦始皇花大力气对付匈奴,却没想到亡秦之胡不是胡人,而是胡亥。

该遗址群于1958年开始发掘,共发现八个遗址。每个遗址建筑形式相同:由方形太室与圆形围墙组合而成。厅堂柱础由汉白玉琢磨而成,墙壁为草泥面。有大量瓦当,少量五铢、货泉、铜铁器出土。我国古代大型建筑群的“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的惯例可见于此。史学家认为,这组建筑的平面布局、建筑形式、大小规模是汉武帝之后阴阳学说在建筑上的反映。据《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发掘简报》。

这就真不知道是靠得住,还是靠不住了。

不过民间是相信的,就像相信耶稣死了又复活。我们民族没有宗教,也没有信仰,还多灾多难。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民群众,安全没有保障,精神失去寄托,灵魂无处安顿,就只有相信谶语、八字和风水。

后来统治者也信了,带头的是王莽。

王莽为什么相信?因为他就是靠这玩意当上真皇帝的。当然,把王莽扶上帝位的,除了谶语还有符瑞(吉祥物),比如那块白石头(请参看本书第三章)。

何况这并非没有理论依据。《礼记·中庸》就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儒家经典都承认的,王莽当然可以相信。

实际上孔子虽然不谈神怪,儒家却相信世界上有天赐神物。他们说,伏羲的时代,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上有绿图,叫河图;又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上有丹书,叫洛书。这就是所谓“河出图,洛出书”。 〔14〕

其实这事孔子也相信。在他去世前两年,有一只麒麟被猎获打死。孔子就说:河不出图,洛不出书,我可是没什么希望了,我的主张也走到头了! 〔15〕

这就是图谶的来历。

图谶,就是河图、洛书加谶语。

此外还有纬。

纬,就是纬书。所谓纬书,是相对经书而言的。独尊儒术以后,儒家著作被奉为经典,叫经。其他各派诸子百家的,则叫子。另外,史学著作叫史,文学著作叫集,合起来就叫经史子集。

经,原本是纺织品上的纵线,横线则叫纬。所以,从理论上讲,有经就该有纬。《诗》、《书》、《礼》、《易》、《春秋》都被定为经了,纬在哪里呢?

也只能伪造一批。

于是汉儒谎称,孔子当年曾配合六经,秘密地撰写了一些纬书传给后世,现在可以拿出来与大家共享,就像出土文物。这些纬书都有稀奇古怪的名字,比如《乾凿度》、《考灵曜》、《含神雾》、《感精符》,一看就是装神弄鬼。 〔16〕

这样的“伪书”当中,自然少不了谶语,否则也没有伪造的必要。这就叫谶纬。

王莽喜欢的,就是谶纬。

刘秀喜欢的,则是图谶。 〔17〕

这同样毫不奇怪,因为刘秀也是靠这个当皇帝的。当年他起兵时,就有人拿来图谶,说是刘氏该复起。称帝前又有人拿来图谶,说是刘秀奉天承运。刘秀扭扭捏捏一阵子后,就“顺应天意”成为东汉光武皇帝。

显然,这是一种政治化的巫术。

因此,光武帝刘秀把图谶向天下公开,首先是为了巩固政权,强调皇位和帝统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时也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统治思想。但,大汉王朝不是已经有了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吗?为什么还要另起炉灶,请出来一个不伦不类的政治化巫术图谶呢?

也许,君士坦丁的选择可供参考。此人扶植并皈依基督教,恐怕就因为发现原来的多神教已经无法保佑他和他的帝国,这才既抛弃了罗马城,也抛弃了罗马神。

同样,儒家思想也让光武帝不能满意,尽管它其实经过了董仲舒的改造,变得更对帝国的胃口。但,前面说过,董仲舒是留了一手的。他希望天意的解释权能够由儒生来掌握,从而在帝王的法统之外再开一个道统。

光武帝当然不能同意,他可不想成为另一个狄奥多西。尽管他并不知道罗马的故事,但帝王的本能告诉他,皇天上帝的授权不能假手他人,必须自己直接获取。

图谶,就能起到这个作用。

这就又要拜谢董仲舒了。他开创的今文经学,原本就有巫术的意味,他自己也是推论灾异的高手,《春秋繁露》里面还有登坛祈祷、求雨止雨的方法。王莽时代的那些纬书也是今文经学派炮制的,光武帝只需顺水推舟。

为此,他不遗余力。

现在已经无法确知,光武帝对图谶是真信或者仅仅只是利用。但可以肯定,他明白这玩意其实并不地道。因此他对外界的反应,就差不多到了神经质的地步。

有一天,光武帝跟一位大臣讨论祭祀的事情。光武帝说,朕打算用图谶来做决策判断,你看如何?

大臣答:臣不为谶。

光武帝勃然变色:爱卿不为谶,是反对它吗?

大臣吓出一身冷汗,马上解释说:臣才疏学浅,有些东西没有学过,哪里敢反对?

光武帝这才恢复常态。 〔18〕

然而那些正派的儒生依旧不以为然。比如尹敏,曾被光武帝派去校订图谶。尹敏却抗命说:谶书并非圣人撰写,粗俗不堪,恐怕误人子弟。光武帝不听他的。于是尹敏做校订时,便在空白处加了六个字:君无口,为汉辅。

君无口,就是尹。这是典型的谶语模式。

光武帝看了奇怪,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尹敏说:臣见其他人这样胡编乱造都得了好处,也想侥幸得到富贵,万一成了呢? 〔19〕

这其实就是撕破脸皮揭穿把戏了,但刘秀却没有治他的罪,只是不再重用而已。也许,光武帝也明白,图谶不过自欺欺人。硬要当真,他自己也未必做得到。 〔20〕

图谶治国的方针却一如既往地被强制推行。光武帝并没想到:巫术政治化的同时,政治也会巫术化;而巫术化的政治是既不能治国也不能救命的。

事实上,正如董仲舒企图用来制约皇权的天意,反被皇帝用来对付臣民,刘秀试图借以巩固政权的图谶,也被造反起义的农民用来推翻王朝。黄巾军就是这样。他们的口号有八个字: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这也是典型的谶语模式。

以后,曹丕、刘备、孙权,都用图谶来做文章,证明自己称王称帝的合法性。结果,正如基督教不是罗马帝国的救世主,图谶也没能拯救大汉王朝。

那么,东汉为什么会亡?

东汉之亡,又留下了哪些教训和遗憾?

东汉之亡

东汉是伤势过重不治身亡的。

伤,有内伤,有外伤。外伤就是农民起义,内伤则是统治阶级内部旷日持久、错综复杂的斗争。

那就先看内伤。

与刘邦以一介平民开创帝业不同,刘秀是豪门巨族出身,依靠的是以南阳大族为骨干的豪强集团。后来他分封功臣,提倡儒术,原因也在这里:一起打江山的豪强必须得到酬谢,主张家天下的儒学则能巩固其统治。

这就与西汉有所不同。

西汉实行的是户籍管理制度。所有臣民都要按户登记在册,叫编户;编入户籍的臣民一律平等,叫齐民。这是有利于帝国统治的,因为可以保证皇帝的高高在上。

然而到西汉末年,齐民已经不齐,帝国之臣开始两极分化。大部分人或贫或贱,成为寒门或庶族;极少数人或富或贵,成为豪门或望族,社会结构发生大变化。

换句话说,西汉前期的臣民,就像马克思所说是装在一个口袋里的马铃薯,个头都差不多,皇帝当然也不难君临天下。现在某些马铃薯却变成了巨无霸,夹在了皇帝与小民当中,又该如之何呢?

那就只能看皇帝的能耐了。

可惜东汉的国运不佳。头三个皇帝还不错,既有执政能力,寿命也算长,光武帝享年六十二岁,汉明帝四十八岁,汉章帝三十三岁。这就已经一代不如一代,没想到后面的皇帝更惨,继位时年纪小,活的时间也不长。

和帝十岁,享年二十七岁。

殇帝百日,享年二岁。

安帝十三岁,享年三十二岁。

顺帝十一岁,享年三十岁。

冲帝二岁,享年三岁。

质帝八岁,享年九岁。

桓帝十五岁,享年三十六岁。

灵帝十二岁,享年三十四岁。

章帝以后八个皇帝,包括没算进去的少帝刘辩(十七岁)和献帝刘协(九岁),继位时没有一个是成年人。活得最长的桓帝和灵帝,又是著名的昏君。

那么,谁来治国?

外戚和宦官。

这是东汉的两大势力集团,他们之间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原因很简单,皇帝年幼,只能太后临朝,外戚专政。皇帝长大要夺回权力,又只能依靠宦官。结果是外戚和宦官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直闹到亡国。

斗争残酷而血腥。第一次火并在和帝时期,第二次在安帝死后,两次都是外戚失败,他们的兄弟和同党则不是自杀,就是伏诛。这还算是客气的。到桓帝联合宦官消灭外戚梁冀时,可就是满门抄斩,血流成河了。

停战时也好不到哪里去。朝政被他们轮流把持,仕途则被他们坐地分赃。大体上中央官是外戚党羽,地方官是宦官党徒。东汉的政治,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

更严重的是还要谋杀皇帝。

被谋杀的是质帝。质帝死时虽然只有九岁,却看出梁冀的不臣之心。有一天上朝时,质帝看着梁冀说:这是个跋扈将军。于是,梁冀当天就给质帝送去了毒饼。

质帝紧急召太尉李固进宫。

李固问:陛下怎么得的病?

质帝说:吃了饼,肚子疼,喝口水还能活。

旁边的梁冀却冷冰冰地说:会吐的,不能喝。

话音刚落,质帝驾崩。

李固伏尸大哭。

于是,梁冀便把李固也杀了。 〔21〕

这就实在让人看不下去。君为臣纲可是帝国的根本所在,岂能动摇?天下人的天下,又岂能由他们瓜分?

另一个势力集团拍案而起。

这个集团就是士人。

士人集团也就是官僚集团,因为两汉的官僚队伍主要由士人组成。士人就是读书人。他们以读书为生涯,兼事农业,世代如此,正所谓“耕读为本,诗书传家”。

读书没有经济效益,出路是做官。一个家族如果有人因为读书而做官,读书就会成为风气,做官的人则会越来越多。如果世代屡出高官,那就成为名门望族。再加上门生故吏亲朋好友,则会形成不小的势力。

当然,这也是利益集团。

不过,虽然都要讲利益,三大集团却并不一样。外戚和宦官只有利益,士人却还有理念、气节、操守、追求和情怀。这是他们读书读来的,也是光武帝倡导的。

光武帝即位后,一方面四处宣扬图谶,另一方面则大力表彰气节。作为高明的政治家,他很清楚图谶之类只能愚弄匹夫匹妇,气节操守才能撑起国家栋梁。因此他做了一件很聪明的事:不肯出来做官的,尊重其个人选择。 〔22〕

此举影响深远。因为对于读书人,最挡不住的诱惑就是做官。如果归隐山林能够得到皇上的肯定,那么,进入官场的士人也应该能够洁身自好。

这可真是纲举目张。

因此东汉的士风清朗一时。士人以道德相标榜,以天下为己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面对朝政的混乱,一大批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以京都洛阳为阵地,以三万太学生为后援,口诛笔伐,评头论足,掀起了舆论的狂潮。

唇枪舌剑所指,就是宦官集团。

依靠宦官铲除异己的汉桓帝震怒。公元166年,也就是罗马使团访华那年,桓帝指名道姓以“党人”罪名逮捕二百多人,判处终身禁锢,史称“党锢之祸”。

让桓帝没有想到的是,党锢之祸给受害者带来的却是崇高的荣誉。太学生和知识界开始给他们做排行榜,名誉最高的叫三君(意见领袖),其余则有八俊(俊杰)、八顾(楷模)、八及(导师)、八厨(慈善家)。

这些人统称名士,也叫清流。

清浊不两立,冲突还会再起。

公元169年,汉灵帝制造了第二次党锢之祸。这一次的打击面更大:被杀一百多人,禁锢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一千多人。帝国的知识精英,几乎被一网打尽。

人品的高下,人心的向背,却也在这时显现出来。

李膺是八俊之首,通缉令下达时正好隐居乡下。乡人劝他逃亡,他却选择自投罗网。李膺说,遇事不避难,获罪不避刑,才是气节。结果,李膺死于狱中。

吴导是朝廷派出去逮捕范滂的,到了县里却抱着诏书号啕大哭,县令郭揖也解下印绶准备跟范滂逃亡。范滂却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慷慨赴死,时年三十三岁。 〔23〕

什么叫精英?这就是。

知识精英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产,如果遭到如此大面积的打击,王朝离覆灭也就为期不远。可惜桓帝和灵帝都意识不到这点,只有死到临头才可能被吓醒。

果然,十五年后,汉灵帝大赦党人。

因为黄巾军打过来了。

道教启示录

黄巾军是在公元184年起义的。

不清楚汉灵帝的情报系统事先是否得到了消息,然而起义者却已把舆论造足。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24〕

这是暗号,也是谶语。

岁在甲子约定的是起义时间,事实上这一年也刚好是甲子年。但这里面未尝没有神秘意味,因为甲子为六十年一个轮回之首。岁在甲子,有开始新纪元之意。

这当然是巧合,但足以让人兴奋。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则略嫌费解。因为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土德的黄天应该在火德的赤天之后,苍天却是木德,也不代表汉,汉是火德。

也许,这句话的意思是:木(苍天)已被火(汉王朝)烧成灰烬,现在轮到土,土是黄天。 〔25〕

难怪他们要戴黄头巾。

光武帝用来夺取江山的手段,被黄巾军用来推翻他的王朝,这真是情何以堪。不过黄巾军倒不是存心要让光武帝的在天之灵难受,因为他们原本就是道教徒。

道教的起源是一件说不清的事情,但不会早于汉顺帝时期。据说当时有个名叫宫崇的人,献出了一本叫《太平青领书》的神书,而这本书又是他老师于吉得到的。有关部门认为该书妖妄荒唐,便藏在宫中,并未公开。

后来不知为什么,张鲁手上也有了这部书。 〔26〕

张鲁可就跟道教有关了。他的祖父叫张陵,也就是道教讲的张天师。张陵创造的教派叫天师道。由于入教或看病要交五斗米,所以也叫五斗米道。

另一个教派则叫太平道,创始人就是黄巾起义的领导者张角。黄巾军失败以后,太平道融入了天师道;而天师道则因为张鲁投降曹操,慢慢发展起来。 〔27〕

天师道和太平道的故事,大约基本属实。于吉得到了神书,则只能姑妄听之。但这段记载还是道破了天机:该书主要讲阴阳五行,也有很多巫觋(读如习)杂语。

巫就是女巫,觋就是男巫。

也就是说,道教出自巫术。

这并不奇怪,印度的婆罗门教就是从巫术演变而来的(有关巫术的观点均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但道教在东汉后期产生,却发人深省。

是啊,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直接原因是佛教已经传入中国,时间是在汉顺帝之前的汉明帝时期,佛寺则首先在洛阳建立。尽管这时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还很肤浅,甚至也把它看作一种方术,但这种闻所未闻的精神文明还是让我们耳目一新。

中华民族是善于学习的。宗教既然是好东西,那我们就自己创造一个,哪怕借鸡下蛋。

这时,犹太教和基督教还没有传进来,伊斯兰教则尚未诞生,我们并不知道一神教为何物。但我们从佛教那里得知,宗教需要教义和教主,需要组织和仪式,更需要理论基础、修持方式、崇拜对象和最高智慧。

那么,我们有吗?

有。阴阳五行就是理论基础,练功和服丹就是修持方式,各类神明就是崇拜对象,老子的道就是最高智慧。只要把老子奉为教主,术士称为道士,就成功了。

道教当然并非如此简单,它的诞生和发展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这不是我们要说的。我们更关心的是,道教在中国必然要产生吗?如果说它的横空出世乃应运而生,那么道教的“运”又是什么?

巫术的合法化和正规化。

我们知道,巫术是一种原始文化,因此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就要变身。比方说,在希腊变成科学,在印度变成宗教,在中国变成礼乐,在全世界变成艺术。

变成礼乐以后,巫术就不再是巫术。正宗的儒家是不讲巫术的,也不喜欢怪力乱神。唯其如此,图谶,包括后来的佛教,便一直遭到正统儒家的抵制。儒家讲的是王道,而王道不需要装神弄鬼,也与方术无涉。

可惜,巫术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基础,也有适合其生长的气候和土壤,尤其在民间。因此,它只会被底层化和边缘化,不可能彻底消亡。

更何况,巫术还有它的合理性。

事实上,正如欧洲的中世纪并非一团漆黑,包括方术和谶纬在内的巫术也并非一无是处。汉代纬书中,就不乏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和哲学的知识。与巫术息息相关的中医学,更不乏人体学和医药学的内容。 〔28〕

其实两汉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张衡的候风仪和地动仪,扬雄的《太玄经》(数学),张仲景的《伤寒论》(医药学),王充《论衡》中的某些部分,都是重要的科研成果。

西汉张衡于132年造此装置,以精铜制成,周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樽。比西方此类仪器的出现早约一千七百年。是世界上地震仪之鼻祖。该装置准确测知了138年发生在河西走廊的陇西地震。

1897年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出土。边长27.4厘米、厚3.5厘米。晷面中央有一直径1厘米的圆孔,内圆与外圆之间刻有69条辐射线。

就连被斥为妖妄荒唐的纬书,也发现了日蚀的科学原理(日光沉淹,皆月所掩),以及为什么地球在运动人却以为地不动。他们的说法是:这就像在大船上闭窗而坐,是不可能感觉船在行走的。 〔29〕

这并不奇怪。汉,毕竟是大帝国和大文明,有一种开阔的胸襟、豪雄的气势和远大的目光,可以纵横万里,包揽天地。汉人也信心满满,自认为有资格有能力勘破宇宙的秘密,对之前的文明做出总结性的发言。

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就是这种远大目标的产物。换句话说,汉人是要彻底弄清楚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并为之构建一个科学模式或数学模型。

可惜,中华文明的科学基础实在薄弱,能借助的力量只有巫术。这就不能再让巫术底层化和边缘化。但,巫术如果不能变成科学,就只能变成别的。那么,它在汉代又怎样实现自己的合法化和正规化呢?

上层将巫术政治化,下层将巫术宗教化。

政治化的巫术就是图谶,就是纬书。也就是说,巫术政治化的前提,是儒学的巫术化。儒学巫术化了,巫术才能儒学化,也才能合法化和正规化。但,两汉儒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所以,两汉巫术也必然政治化。

结果是什么呢?

政治巫术化,比如王莽,比如刘秀。

与此同时,巫术也在宗教化,宗教化的巫术就是道教。道教的宗教外衣是从佛教那里借来的。结果又是什么呢?是佛教的道教化。后世一般信众心目中的佛教,其实是被巫术化和道教化了的,只有禅宗是个例外。

显然,政治巫术化,佛教道教化,都因为巫术没能科学化。这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然而历史没给我们留下思考讨论的时间。董卓,一个野蛮、强悍而又狡猾的西北军阀,像公牛闯进瓷器店一样闯进了洛阳。所有的坛坛罐罐都被打碎了,接下来是三百多年的分裂和混乱。一直要到隋唐以后,我们民族才能静下心来,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理念和价值观。

但这绝不意味着三国、魏晋和南北朝是一塌糊涂和没有意义的。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这三个半世纪的积累和准备,中华民族才发展壮大起来,中华文明也才再次成为影响深远的世界性文明。

那就让我们一一道来。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三国纪》

后记

为什么是罗马

公元前后的五六十年,对于中国和世界恐怕都是颇为重要的。公元前27年,屋大维建立了元首制。公元25年,刘秀开始了新王朝。从此,大汉变成了两个:西汉,东汉。罗马也是两个:共和国,帝国。

两汉两罗马,即此之谓。

此后,而且相差不到一百年,中国和罗马都陷入分裂状态。罗马变成东西两个帝国,中国则是南朝和北朝。南北朝之后的中国重归一统,罗马却走上不归之路。

如此镜像,令人着迷。

罗马跟中国确实很像,比如多神崇拜,信仰自由,甚至没有信仰。中国的皇天上帝虽然掌握了天命和革命的终审权,平时却并不直接插手人间事务。罗马的诸神更是保护者而非裁判员。人的是非,神是不管的。

也就是说,中华和罗马都是“人本”而非“神本”。唯其如此,他们才会一个发明了礼治,一个发明了法治。法治也好,礼治也罢,都是“人的自治”,没有上帝同行。

所以,罗马人跟中国人一样,家族观念强,重视亲情伦理,相信君子协定,认为无信义即无人伦。或者说,他们其实也有类似于“五常”的观念。

这一点,在恺撒被刺事件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前面说过,布鲁图等人刺杀恺撒,是为了阻止帝制、保卫共和。这在今天看来无疑是正义的,但在当时却弄得人人喊打。倒不是共和制度不得人心,更不是变成帝国乃人心所向。他们成为过街老鼠,仅仅因为犯了众怒。

为什么会犯众怒呢?

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指出了两点。

第一,元老院全体议员曾集体宣誓,誓死保卫恺撒的人身安全。这种誓言在罗马属于最高等级:无须人质也无须担保,却具有公共效力。因为宣誓人都是公众人物,从来就视名誉如生命,不会也不敢背叛誓言。

第二,恺撒在罗马被尊为国父,有着父亲般的神圣光环,遗嘱中又交待要将遗产分赠罗马公民。因此,对于罗马人来说,布鲁图等宣过誓的人刺杀恺撒,就不但是背信弃义,而且是弑父弑君,是可忍孰不可忍!

难怪愤怒的民众会把共和国的保卫者称为“弑父者”,一个个恨不得亮出复仇之剑。这种情感,中国人不难理解。《后汉书》说罗马“有类中国”,看来也有道理。

中国与罗马,确实具有可比性。

不过,我决定写这本《两汉两罗马》,却并非仅仅因为有这么多看起来的相似和巧合,更因为只有汉代的中国人和古代的罗马人,才第一次创造了世界性文明。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亮点。

毫无疑问,文明从来就是相互影响的。埃及和西亚文明影响了希腊,希腊又影响了罗马,也影响了北非、西亚和中亚。然而在希腊化时代,希腊本土是衰落的。文明的中心不在雅典,而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

印度也一样。最能代表印度文明特色的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影响力不出南亚次大陆。产生于恒河流域的佛教虽然传播到了全世界,但在自己的文明圈内却谦虚地退居二线,实际作用远不如在异国他乡。

两汉两罗马就大不一样。

罗马与汉,都是在自己的鼎盛时期走向世界的。两国都有强大的中央政权,治理着几乎同样大的疆域、同样多的人民,也都依靠铁马金戈开疆辟土,并推行民族同化的政策,以此建立起世界性的文明圈。

留下的遗产同样丰富。

汉的贡献是为中华帝国奠定了基础。帝国制度虽然是秦始皇创立的,却有着严重缺陷和致命弱点。正是由于汉武帝及其继承人的努力,这些问题才得到了解决,中华也才成为世界上最典型和最稳定的帝国。

两汉,是帝国制度的样板。

罗马则为现代国家提供了原型。实际上正如本书第三章所述,罗马的政体设计确实精巧而高明: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大会,分别对应着君主制、贵族制(或寡头制)和民主制,可谓集三种制度的优越性于一身。

当然,罗马并非没有问题。他们的问题是:一人一票的直接民主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变成超级大国以后就再难实行。此外,元老院的精英性质和奉献精神没有制度保障,执政者从任期一年的执政官变成终身制的皇帝,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因此,只要把人民民主由直选制改为代议制,给执政者(无论他叫总统还是国家主席)一个合适的任期,再解决元老院的组成问题,几乎就是最不坏的政体。

更重要的是,罗马的共和精神和法治观念,恰恰是现代文明最需要的。事实上,只要坚持共和,坚持法治,则无论人民民主,抑或君主立宪,都是现代文明。

这就是罗马的贡献。

更何况,他们还贡献了基督教,尽管基督教其实是罗马帝国和罗马文明的掘墓人。

这样看,中华文明就有了别样的意义。

中华文明的意义在于:一个如此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没有宗教信仰,也不靠血腥和暴力,却能长时间维持统一,或在四分五裂和外族入侵后重建家园,维系文明数千年不中断,这里面难道没有原因?

同样,中华文明虽未中断,却在衰减,并逐渐失去世界性。相反,罗马文明却浴火重生,在文艺复兴之后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源头之一。这里面难道没有奥秘?

当然有。

只不过,弄清楚这奥秘,需要全球视野。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本书的原因,也就是本书为什么要从世界、历史、制度、信仰和理念五个方面展开讨论的原因。现在期待的,是诸位的批评。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公元前3500年,人类最早的文明出现在埃及和西亚。

公元前3100年,纳尔迈(美尼斯)建立埃及第一王朝。

公元前3100年—前2700年,克里特文明诞生。

公元前2500年,哈拉巴(印度河)文明诞生。

公元前1700年,有证据证明的夏文明诞生。

公元前1200年,奥尔梅克文明诞生。

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

公元前969—前936年,腓尼基推罗国王希拉姆一世。

公元前960—前930年,以色列-犹太国王所罗门。

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

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

公元前753年,罗马建城。

公元前722年,春秋开始。

公元前721年,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灭以色列王国。

公元前671年,亚述征服埃及。

公元前639年,亚述巴尼拔攻陷埃兰首都苏撒,亚述帝国的版图面积空前绝后。

公元前612年,迦勒底和米底王国的联军攻破亚述首都尼尼微。

公元前605年,尼布甲尼撒继承王位,亚述帝国灭亡。

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雅典梭伦改革。

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摧毁耶路撒冷,灭犹太王国,犹太教在“巴比伦之囚”中形成。

公元前569年,释迦牟尼诞生。

公元前558年,居鲁士建立波斯王国,几十年后建立起波斯帝国。

公元前551年,孔子诞生。

公元前550年,居鲁士征服米底,建立波斯帝国。

公元前546年,居鲁士灭吕底亚。

公元前538年,居鲁士灭新巴比伦王国,犹太复国。

公元前525年,波斯征服埃及。

公元前518年,波斯入侵印度。

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诞生。

公元前499—前449年,希腊波斯战争。

公元前494年,罗马平民第一次撤离运动。

公元前469年,苏格拉底诞生。

公元前468年,墨子诞生。

公元前450年,罗马《十二铜表法》公布。

公元前445年,魏国李悝变法。

公元前480—前404年,雅典伯里克利时代。

公元前431—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

公元前427年,柏拉图诞生。

公元前403年,战国开始。

公元前384年,亚里士多德诞生。

公元前372年,孟子诞生。

公元前369年,庄子诞生。

公元前367年,《李锡尼-塞克斯图法》获得通过,罗马平民可任执政官。

公元前356年,罗马平民可任独裁官。

公元前351年,罗马平民可任监察官。

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征服希腊。

公元前337年,罗马平民可任大法官。

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

公元前332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征服埃及。

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灭亡。

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入侵印度。

公元前324年,印度建立孔雀王朝。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卒,马其顿帝国分裂。

公元前296年,罗马征服中部意大利。

公元前275年,罗马征服南部意大利。

公元前273—前236年,印度阿育王时代,以佛教为国教。

公元前247年,安息建国。

公元前241年,第一次布匿战争,迦太基败于罗马,西西里设为罗马行省,为罗马在海外建立行省之始。

公元前239年,萨丁尼亚及科西嘉被设为罗马行省。

公元前225年,罗马击败高卢(今法国)。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

公元前218—前201年,第二次布匿战争,迦太基再败。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

公元前149—前146年,第三次布匿战争,迦太基灭亡,被罗马设为阿非利加行省。

公元前148年,马其顿成为罗马行省。

公元前146年,罗马征服希腊,设阿卡亚行省。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登基。

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

公元前130年前后,罗马共有九个行省:西西里、萨丁尼亚及科西嘉、山南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伊利里亚、马其顿、阿卡亚、亚细亚。

公元前126年,张骞乘匈奴内乱逃回中国。

公元前82年,苏拉被宣布为罗马的终身独裁官。

公元前48年,恺撒担任五年任期执政官、终身保民官。

公元前45年,恺撒任终身独裁官。

公元前44年,恺撒被刺。

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

公元前27年,屋大维建立元首制,罗马共和国告终。

公元前1年,汉平帝继位,王太后临朝,王莽任大司马。

公元8年,王莽称帝,西汉终。

公元25年,刘秀称帝,东汉开始。

公元30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公元43年,罗马征服不列颠。

公元56年,东汉光武帝封禅泰山,建明堂、灵台、辟雍,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之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

公元57年,光武帝卒,享年六十二岁。子刘庄继位,年三十岁,是为汉明帝。

公元65年,中国人崇佛之始。

公元68年,汉明帝于洛阳首建佛寺。

公元73年,窦固遣班超使西域。

公元75年,汉明帝卒,享年四十八岁。子刘炟继位,年十九岁,是为汉章帝。

公元79年,白虎观会议。

公元88年,汉章帝卒,享年三十三岁。子刘肇继位,是为汉和帝。和帝年十岁,窦太后临朝,其兄窦宪专政。

公元92年,十四岁的汉和帝联合宦官消灭窦氏,中国宦官参与政治从此开始。

公元97年,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罗马)、条支(今伊拉克),至安息(今伊朗)西界而还。

公元105年,汉和帝卒,享年二十七岁。子刘隆继位,是为汉殇帝。殇帝年仅百日,邓太后临朝。

公元106年,汉殇帝卒,享年二岁。侄刘祜继位,是为汉安帝,年十三岁。

公元121年,邓太后卒,安帝灭邓氏,皇后弟阎显用事。

公元125年,汉安帝卒,享年三十二岁。宦官迎立济阴王刘保继位,是为汉顺帝,年十一岁。杀阎显。

公元144年,汉顺帝卒,享年三十岁。子刘炳继位,是为汉冲帝。汉冲帝年二岁,梁太后临朝,其弟梁冀用事。

公元145年,汉冲帝卒,享年三岁。梁冀迎立宗室刘缵继位,是为汉质帝,年八岁。

公元146年,汉质帝被梁冀毒死,享年九岁。梁冀迎立宗室刘志继位,是为汉桓帝,年十五岁。

公元159年,汉桓帝联合宦官灭梁氏。

公元166年,罗马使团到洛阳。第一次党锢之祸。

公元167年,汉桓帝卒,享年三十六岁。窦太后命窦武迎立宗室刘宏继位,是为汉灵帝,年十二岁。

公元168年,汉灵帝与宦官曹节等共灭窦武,窦武兵败自杀,并被斩首示众。

公元169年,第二次党锢之祸。

公元184年,黄巾军起义。

公元189年,汉灵帝卒,享年三十四岁。

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东汉亡。

公元226年,安息亡于伊朗萨珊王朝。

公元280年,吴亡,晋一统天下。

公元284—305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在位。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和李锡尼联名发布《米兰敕令》,基督教在罗马取得合法地位。

公元316年,西晋亡,次年东晋始,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从此南移。

公元320年,印度笈多王朝开始。

公元330年(东晋咸和四年),罗马帝国迁都拜占庭,改其名为君士坦丁堡。

公元372年,匈奴人渡过伏尔加河,迅速击败东哥特人,接着胁迫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

公元386年,北魏建立,北朝开始。

公元392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

公元420年,东晋亡,南朝开始。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亡。

公元529—534年,拜占庭编修《民法大全》。

公元581年,杨坚称帝,都长安,隋始。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隋亡,唐始。

公元622年,创立了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伊斯兰文明开始。

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人灭亡。

人物小传

张骞

张骞(约前164—前114),字子文,汉中郡成固(今陕西省城固县博望镇)人,探险家、旅行家与外交家。开拓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并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芝麻与鸵鸟蛋等等。曾经奉命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亚述巴尼拔

亚述巴尼拔(前668—前631),亚述帝国最后一个也是最强大的王朝——萨尔贡王朝四王之一,率军远征埃及,直捣底比斯城,大肆抢掠并毁灭了这座城市。公元前639年,攻陷埃兰首都苏撒,平定埃兰全境。至此,亚述帝国达到最大的版图。拥有西亚全境并暂时占领埃及,东临伊朗高原,西抵地中海滨,北达高加索,南接尼罗河,这是世界古代史上空前的大帝国。

亚述巴尼拔死后不久,米底人和迦勒底人联合进攻亚述,帝国急剧衰落。迦勒底人乘机建立巴比伦第六王朝,恢复独立,并联合米底人于公元前614年攻克亚述古都亚述,公元前612年夺取亚述新都尼尼微,亚述帝国就此灭亡,亚述被并入了新巴比伦王国的版图。

尼布甲尼撒

尼布甲尼撒二世(约前630—前562),是位于巴比伦的迦勒底帝国最伟大的君主, 曾征服犹太国和耶路撒冷,并在他的首都巴比伦建成著名的空中花园。用巴比伦的语言解释他的名字,意思就是“皇冠的保护和继承者尼布”或“保卫边疆者尼布”。

居鲁士

居鲁士大帝(约前600或前576—前530),是古代波斯帝国的缔造者。他所创建的国家疆域辽阔,从爱琴海到印度河,从尼罗河到高加索。人类历史上皇帝千千万,但能称大帝的却寥寥无几,而居鲁士就是其中之一。古波斯帝国百余年的辉煌都和这个名字有关。在铭文中,他骄傲地说:“我,居鲁士,世界之王,伟大的王。”

大流士

大流士一世(约前522—前486),波斯帝国君主。出身于阿契美尼德家族支系。大流士随冈比西斯二世出征埃及,被任命为万人不死军的总指挥。大流士不仅是波斯帝国的伟大君主,也是世界历史上的著名政治家之一。

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古代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帝国皇帝,世界古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足智多谋,在担任马其顿国王的短短十三年中,以其雄才大略,东征西讨,先是确立了在全希腊的统治地位,后又灭亡了波斯帝国。在横跨欧亚的辽阔土地上,建立起了一个西起希腊,南括埃及,北抵中亚,东至印度河流域,跟波斯帝国一样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创下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经济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进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鲁基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

鲁基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是罗马共和国第一任执政官,公元前509年开始执政。作为罗马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在古罗马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同罗慕路斯和屋大维相比肩的巨人。

瓦莱里乌斯

普布利乌斯·瓦莱里乌斯·波普利科拉,与布鲁图一起驱逐了暴君塔克文。在科拉提努斯放弃执政官之位后,瓦莱里乌斯成了布鲁图的同僚,并成为罗马共和国第一位的补任执政官。

后来布鲁图在与埃特鲁里亚军队作战中不幸战死,瓦莱里乌斯成为罗马唯一的统治者,他进行了一系列立法,消除了人们对他独裁的怀疑,还博得了人民对他的完全信任,人民称他为“波普利科拉”,意为“亲民者”。瓦莱里乌斯一生清贫,死后无力负担丧礼费用,结果由公共资金举行公葬,并且把他的墓地建在城内,这块墓地也成为他的家庭墓地。

盖约·朱里亚·恺撒

又译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盖乌斯·朱利叶斯·恺撒、朱利亚斯·恺撒(前100年7月13日—前44年3月15日),即恺撒大帝,罗马共和国末期杰出的军事统帅、政治家,儒略家族成员。

恺撒出身贵族,历任财务官、大祭司、大法官、执政官、监察官、独裁官等职。公元前60年与庞培、克拉苏秘密结成前三头同盟,随后出任高卢总督,用了八年时间征服高卢全境(现在的法国),亦袭击了日耳曼和不列颠。公元前49年,他率军占领罗马,打败庞培,集大权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制定了“儒略历”。

公元前44年,恺撒遭以布鲁图所领导的元老院成员暗杀身亡。恺撒身后,其甥孙及养子屋大维击败安东尼,开创罗马帝国,并且成为第一位帝国皇帝。恺撒也是扑克牌里的方块K人物。

屋大维

奥古斯都屋大维(前63年9月23日—14年8月19日),原名盖乌斯·屋大维·图里努斯,是罗马帝国的开国君主,统治罗马长达四十三年。公元14年8月,在他去世后,罗马元老院决定将他列入神的行列,并且将8月称为“奥古斯都月”,这也是欧洲语言中8月的来源。

屋大维是恺撒大帝的甥孙和养子,亦被正式指定为恺撒的继承人。公元前43年,他与马克·安东尼、雷必达结成后三头同盟,打败了刺杀恺撒的共和派贵族(元老院)。公元前36年,他剥夺雷必达的军权,后在阿克图海战中打败安东尼,消灭了古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回罗马后开始掌握一切国家大权。公元前30年,被确认为“终身保民官”。公元前29年,获得“大元帅”称号。公元前27年,获得“奥古斯都”(神圣、至尊的意思)称号,建立起专制的元首政治,开创了罗马帝国。

一般认为屋大维是最伟大的罗马皇帝之一。虽然他保持了罗马共和的表面形式,但是却作为一位独裁者,统治罗马长达四十年之久。他结束了一个世纪的内战,使罗马帝国进入了相当长一段和平、繁荣的辉煌时期。历史学家通常以他的头衔“奥古斯都”(“尊崇”的意思)来称呼他。

安东尼

马克·安东尼(约前83年1月14日—前30年8月1日)是一位古罗马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是恺撒最重要的军队指挥官和管理人员之一。恺撒被刺后,他与屋大维和雷必达一起组成了后三头同盟。公元前33年,后三头同盟分裂。公元前30年,马克·安东尼与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七世先后自杀身亡。

西塞罗

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前106年1月3日—前43年12月7日),是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哲学家、政治家、律师、作家、雄辩家。他出生于一个骑士阶级的富裕家庭,青年时投身法律和政治,其后曾担任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同时,因为其演说和文学作品,他被广泛地认为是古罗马最好的演说家和最好的散文作家之一。

在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政治危机中,他是共和国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忠诚辩护者,和安东尼是政敌。他支持古罗马的宪制,因此也被认为是三权分立学说的古代先驱。西塞罗深远地影响了欧洲的哲学和政治学说,并且至今仍是罗马历史的研究对象。

戴克里先

戴克里先(250—312),原名为狄奥克莱斯,罗马帝国皇帝,于公元284年11月20日至305年5月1日在位。其结束罗马帝国的“3世纪危机”(235—284),建立四帝共治制,使其成为罗马帝国后期的主要政体。其改革使罗马帝国对各境内地区的统治得以存续,最起码在东部地区持续了数个世纪。

君士坦丁

君士坦丁一世,全名为弗拉维·瓦莱里乌斯·奥勒里乌斯·君士坦丁(272年2月27日—337年5月22日),罗马帝国皇帝,公元306年至337年在位。他是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公元313年与李锡尼共同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在帝国内部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

君士坦丁在内战中击败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巩固了皇位。在其统治时期,他还成功发动对法兰克人、阿拉曼人、西哥特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的战役,并成功夺回在前一个世纪丧失的达基亚地区。他在拜占庭建立新皇宫,并将之命名为新罗马,但人们为尊君士坦丁之名,将此地称作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在此后一千年内成为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因此君士坦丁也被认为是拜占庭帝国的创立者。

王莽

王莽(前45—23),字巨君。公元8年12月,王莽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王莽统治的末期,天下大乱。新莽地皇四年,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王莽共在位十六年,卒年六十九岁,而新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之一。

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

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前85—前42),罗马共和国晚期的一名元老院议员,后来组织并参与了对恺撒的谋杀。传说恺撒临死前说:“还有你,布鲁图?”而布鲁图向罗马群众说明行刺的动机,留下一句名言:“我爱恺撒,但我更爱罗马。”

狄奥多西

狄奥多西一世(347年—395年1月17日)又译为狄奥西亚一世或杜多思一世,亦作狄奥多西大帝,是罗马帝国皇帝(379—395),公元392年起统治整个罗马帝国。他是最后一位统治统一的罗马帝国的君主。公元393年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反对一切异教和异端。在米兰去世,临死前把帝国分给两子,罗马帝国分裂。

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河北人。西汉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董仲舒的儒家思想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一时的贡献。

刘秀

刘秀(前5—57),东汉王朝开国皇帝,庙号“世祖”,谥号“光武皇帝”,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新莽末年,海内分崩,天下大乱,身为一介布衣却有前朝血统的刘秀在家乡乘势起兵。公元25年,刘秀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于河北鄗南千秋亭登基称帝,为表刘氏重兴之意,仍以“汉”为其国号,史称“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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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两汉两罗马

产品经理 | 王敏 装帧设计 | Mirro 内文设计 | 谈天

出版统筹 | 吴畏 学术顾问 | 陈勤 法律顾问 | 黄荣楠

插图绘制 | 方佳翮 何姝 高文婧 谈天 徐婧儒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策划人 | 路金波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袁绍揭幕 大开杀戒

揭幕人

引狼入室

从门阀到军阀

曹操出手

第二章 魏武挥鞭 迎奉天子

曹袁之别

降张绣

放刘备

官渡之战

第三章 孙刘联盟 荆州告急

诸葛亮出山

鲁肃设谋

孙权拍板

赤壁之战

第四章 三分天下 称王不称帝

刘备入蜀

讨荆州

走麦城

夷陵之战

第五章 武侯治蜀 刘备托孤

诸葛亮执政

蜀汉之亡

东吴之路

殊途同归

第六章 桃园惊梦 千年一梦

再说孙权

再说刘备

再说诸葛亮

再说曹操

后记 何时忘却三国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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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10

三国纪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纪/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3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396-7

Ⅰ. ①三… Ⅱ. ①易…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三国时代 Ⅳ. ①K23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8101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吴 畏 李 烨

装帧设计 Mirro

内文设计 谈天

插画 方佳翮 何姝 高文婧

易中天中华史

三国纪

易中天 著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40 千字

印张 8

印数 1-10, 000

插页 2

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396-7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袁绍揭幕

大开杀戒

汉灵帝死后的洛阳,满城都是杀气。

这是东汉王朝最后的岁月。用不了多久,首都洛阳就会变成一片火海和废墟,统一的大帝国也将在实际上不复存在。然而统治集团却浑然不觉。他们正忙于内讧,并用那满城的杀气来加速自己的灭亡。

仇恨和杀戮是在外戚与宦官之间展开的,这当然不是第一次。实际上,从第四任皇帝刘肇算起,一部东汉宫廷史就差不多有半部是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史。

这并不奇怪。我们知道,东汉十三个皇帝,有十个没活过四十岁,四个去世时没有儿子。继位的则有十一个不到二十岁,其中年龄最大的章帝十九岁,最小的殇帝不过百日,冲帝只有两岁,质帝只有八岁。

◎ 东汉十三帝生卒一览

东汉皇帝 生卒年 登基时年龄 寿命

光武帝刘秀 公元前5年-公元57年 三十二岁称帝 享年六十三岁

汉明帝刘庄 公元28-75年 三十岁继位 享年四十八岁

汉章帝刘炟 公元57-88年 十九岁继位 享年三十二岁

汉和帝刘肇 公元79-105年 十岁继位 享年二十七岁

汉殇帝刘隆 公元105-106年 出生百日继位 享年两岁,无子

汉安帝刘祜 公元94-125年 十三岁继位 享年三十二岁

汉顺帝刘保 公元115-144年 十一岁继位 享年三十岁

汉冲帝刘炳 公元143-145年 两岁继位 享年三岁,无子

汉质帝刘缵 公元138-146年 八岁继位 享年九岁,无子

汉桓帝刘志 公元132-167年 十五岁继位 享年三十六岁,无子

汉灵帝刘宏 公元156-189年 十二岁继位 享年三十四岁

汉少帝刘辩 公元176-190年 十四岁继位 享年十五岁

汉献帝刘协 公元181-234年 九岁继位 享年五十四岁

这就留下了两个问题。第一,先帝没有儿子,就只能到宗室藩王中找继承人。第二,天子不能亲政,就只能由太后临朝,外戚执政。这是吕后时期留下的传统。

于是,汉和帝时,窦太后临朝,窦宪执政;汉安帝时,邓太后临朝,邓骘执政;北乡侯时,阎太后临朝,阎显执政;汉桓帝时,梁太后临朝,梁冀执政;汉灵帝时,窦太后临朝,窦武执政;少帝时,何太后临朝,何进执政。

呵呵,六次太后临朝,六次外戚执政。

外戚掌权,皇帝当然不高兴。所以,这些少年皇帝亲政以后,就要夺权。能帮忙的,则是宦官。宦官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帮着甚至代替皇帝杀外戚。比如阎显,便是宦官自作主张杀掉的,没汉顺帝什么事。

汉灵帝时的外戚窦武,也为宦官矫诏所杀。 〔1〕

梁冀倒是被汉桓帝杀掉的,但整个过程惊心动魄。众所周知,梁冀是有名的跋扈将军。他和他的父亲梁商担任大将军二十四年,经历了三任皇帝。其中有两个皇帝是梁冀的妹夫,有两个为梁冀所立,一个为梁冀所杀。 〔2〕

不难想象,汉桓帝过的是什么日子。

事实上桓帝那位梁皇后,跟她哥哥一样跋扈。皇帝喜欢哪个女人,皇后就把她毒死。因此熬到梁皇后去世,年满二十八岁仍不能亲政的汉桓帝决定动手。

密谋却是在厕所里。

汉桓帝把宦官唐衡叫进厕所问:诸位当中,有谁是跟外面那人搞不来的?

唐衡说了单超等四个人的名字。

汉桓帝又叫来单超,要他想办法灭了梁冀。

单超说:办法不难,只怕陛下狐疑。

汉桓帝说:奸臣胁国,罪该万死,除之何疑? 〔3〕

于是汉桓帝亲自上殿指挥,一面让尚书令守卫宫省看护符节,一面让近卫军包围梁府。结果梁冀夫妇自杀,梁氏家族全部斩首示众,门生故吏罢官三百多人,这才把政权从外戚手里夺了回来。

桓帝以霹雳手段消灭梁冀有两个原因。第一,梁冀过于跋扈;第二,桓帝是宗室入主汉廷,与太后和外戚并无骨肉之亲。那么,灵帝去世后的形势也如此吗?

不,两样。

说起来汉灵帝还是蛮灵的。他活到三十四岁,还留下了两个儿子刘辩和刘协,哪里会有问题?

何太后临朝,何进执政,也没问题。因为刘辩是何太后的亲儿子,何进的亲外甥。何况何太后与宦官的关系相当不错,刘辩也并无铲除何进之意。那么,为什么这一回动静会闹得更大,后果也更严重呢?

因为袁绍掺和进来了。

袁绍字本初,是汉灵帝近卫军的二号人物。这支部队共有八位将领,号称“西园八校尉”。其中二号袁绍,中军校尉;三号鲍鸿,下军校尉;四号曹操,典军校尉。一号人物宦官蹇硕既是上军校尉,也是元帅。

蹇硕跟何进是有矛盾的。因为汉灵帝心许的继承人不是长子刘辩,而是次子刘协,也就是后来的汉献帝。灵帝临终前,把这件事情托付给了蹇硕,蹇硕也准备完成先帝的遗愿。没想到何进抢先一步,把刘辩扶上了皇位。

何进此举并不奇怪,因为刘辩是他妹妹的儿子。

蹇硕则只差一点就会成功。当时他的计划,是先杀掉大将军何进,再立刘协。可惜蹇硕没想到,他的一个部下是何进的老朋友。何进入宫时,这个部下迎面走来使了个眼色,何进掉头就跑,蹇硕的谋杀失败。

如此矛盾已不可调和,而蹇硕这边又再出叛徒。结果何进反戈一击成功谋杀蹇硕,并接管了西园上军。

此事如果就此打住,杀气也许就会散去,生活也将归于平淡,东汉王朝则将继续苟延残喘。然而袁绍却意犹未尽,他极力鼓动何进将宦官斩尽杀绝。袁绍说,将军如果能一举而为天下除此祸患,必将名垂后世。

何进却犹豫了。

犹豫并不奇怪。此人原本是一个杀猪的,靠着妹妹当皇后才成了大将军,又岂敢把所有的宦官都当作猪来杀?妹妹何太后也不肯杀宦官。因为她曾经谋杀了刘协的生母王美人,靠着宦官求情才幸免于难。

于是何太后说:宦官统领后宫禁省,是祖宗成法汉家制度,怎么能改?何况先帝刚刚驾崩,天下未定,我又为什么一定要立场鲜明地站在士大夫一边?

太后不允,何进更加犹豫。

犹豫的结果,是对方抢先一步。宦官张让等人趁何进入宫之机,手持武器将他围在门房痛骂:国家腐败,难道都是我们的错?大人口口声声说我等肮脏,请问官场之中朝堂之上,又有谁是忠诚的,谁是干净的?

骂完,一个宦官拔出剑来,一剑杀了何进。

政变成功的宦官立即草拟了诏书,准备昭告天下。诏书传到尚书台,值班的尚书一脸惊愕。他弱弱地问:是不是该请大将军一起来商量?一个宦官却拎起何进的脑袋扔了过去:大将军在这里,你跟他商量吧! 〔4〕

局势瞬间逆转,袁绍也立即出手。

袁绍比何进心狠手辣得多。何进被杀后,洛阳城里一片混乱。何、袁两家各路人马一齐起兵,袁绍更是一不做二不休,带着军队在京城捕杀宦官,看见不长胡子的就一刀砍去。许多年轻人只好脱掉裤子验明正身,那些平时行善的宦官也死于非命,死者竟多达二千余人。 〔5〕

杀戒一开,不可收拾。后果的严重,也远远超出袁绍的想象。被逼无奈的宦官张让等人,挟持小皇帝刘辩和他的弟弟陈留王刘协出走,从洛阳逃到了黄河岸边。大汉天子在黑灯瞎火中跌跌撞撞,几乎沦为难民。

当然,皇帝和小王爷最后还是被大臣们找到了,张让等人也投河自尽。据说,张让自杀前,曾痛哭流涕地对小皇帝说:我等尽灭,天下将乱,陛下保重啊! 〔6〕

张让说得并没错,小皇帝刘辩和他代表的东汉王朝只剩下四五个月的寿命,宦官的时代也暂时终结。在相当长时间内,他们将无法作为一个势力集团而存在。 〔7〕

同归于尽的还有外戚集团。他们与宦官集团斗争了九十多年,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只有这回鱼死网破。这是东汉政局的巨变,历史也将从此而改写。 〔8〕

新时代开始了。

揭幕人

新时代的揭幕人是袁绍。

有两个新时代,一个叫三国,一个叫魏晋南北朝。这当然是未必严谨的说法。因为三国的前半属于东汉,后半属于魏晋。汉的建安二十五年,就是魏的黄初元年;吴的天纪四年,则是晋的咸宁六年,哪来的三国?

但,自从有了陈寿的《三国志》,三国的说法也就约定俗成。何况三国与魏晋确有不同,时代特征相异,统治阶级也有别。只不过,揭幕人都是袁绍。

袁绍在历史上评价不高。这固然因为他是失败者,也因为他确实乏善可陈。比如尽灭宦官,就既不人道,也不聪明。宦官并非都是坏人,岂能格杀勿论?政治斗争应该团结大多数,又岂能不问青红皂白,杀个一干二净?

《三国志》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作者陈寿尊魏为正统,所以在《魏书》中为曹操、曹丕、曹叡分别写了武帝纪、文帝纪与明帝纪,而在《蜀书》与《吴书》中只记刘备、刘禅为先主传、后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均只有列传,而没有纪。图据清乾隆四年奉敕考证的武英殿校刊本。

可惜袁绍偏偏就犯了这样的错误。

现在已经无法确知他当时的想法,也不必为他的错误辩护。但可以肯定,袁绍参与外戚和宦官的斗争是有深刻原因的,并非为了个人恩怨。如果说有利益,他代表的也是一个集团和一个阶级,甚至一个趋势。

这个集团,就是士族。

这个阶级,就是士族地主。

这个趋势,就是士族地主阶级掌握政权。

那么,袁绍是士族吗?

是。

什么是士族?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士人的家族。士人作为一个阶层,在春秋是最低一级的贵族,在秦汉则是最高一级的平民(士农工商)。简单地说,就是读书人或知识分子。严格地说,则是以读书为职业的知识分子。

读书没有经济效益,士人的出路是做官。独尊儒术以后的帝国中央,则欢迎他们加入到官员的队伍中来,以便将建国之初的军人政府,逐渐改造为文官政府。

结果是什么呢?是读书做官成为风尚。于是读书的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官越做越大,书越读越多,如果还人丁兴旺,再加上门生故吏遍天下,就会形成特殊的家族和势力集团,甚至垄断仕途。

这样的家族,就叫士族。

或者说,士族,就是世代做官的家族。

袁绍家就是这样,从高祖父以下,竟有四代人担任“三公”的职务,号称“四世三公”。东汉的三公,是太尉、司徒、司空。他们的地位高于九卿(政府部长),仅次于皇帝(国家元首),相当于宰相(政府首脑)。袁氏家族四世三公,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士族。 〔9〕

士族集团,其实就是职业官僚集团。

与士族相对应的是贵族和庶族。贵族就是皇族、外戚和公侯。他们地位尊崇,爵位世袭,所以显贵。但贵族未必有文化,更未必读书,也未必有声望。有声望的只能是诗书传家的士族,因此士族也叫望族。

望族必是名门,名门多有权势,因此又叫势族。袁绍的家族就“势倾天下”。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袁绍年纪轻轻便心高气傲,不是名人不见,朝廷招聘也不去,却结交了一大批社会贤达和各界名流。

这事一度引起当局的不满。宦官头子赵忠就说:袁本初不应朝廷呼召,却养了一群敢死队,不知这小子想干什么!叔叔袁隗(读如委)也骂他:你想让袁家灭门呀!袁绍这才稍有收敛,投到大将军麾下效力。 〔10〕

看来,袁绍也没把何进这样的暴发户放在眼里。

他后来与何进联手,则其实另有原因。

总而言之,贵族有爵位也有权势,士族有权势也有声望,什么都没有的则是庶族。庶族往往贫寒,因此也叫寒门或寒族。庶族或寒门也有读书人,只不过官运不佳,或家道中落,才没能成为士族。

贵族、士族、庶族,是地主阶级的三个阶层。

问题是,这种区分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就在于代表中华帝国的三个历史阶段。

不同于罗马帝国从城邦起家,中华帝国系由邦国演变而来。邦国时代的天子、诸侯、大夫都是领主,帝国时代管理国家的却是既无领地也不世袭的官僚。所以,邦国的统治阶级是领主阶级,帝国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

这是第一点。

第二,同为地主阶级,也有不同类型。最适合帝国制度的是庶族地主。因为庶族地主既无高贵血统,又无显赫门第,只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权,反倒更能保证帝国的中央集权、伦理治国和官员代理。

最接近邦国时代的则是贵族地主,因为从贵族领主到贵族地主,原本只有一步之遥。所以,邦国变成帝国,贵族领主就会变成贵族地主;而统治阶级最终由贵族地主转变为庶族地主,则是历史的必然。

然而转变需要过程,承前启后的则是士族。士族看重门第像贵族,读书做官像庶族,正好用来过渡。所以,秦汉是贵族地主时代,隋唐和隋唐以后是庶族地主时代,二者之间的魏晋南北朝则是士族地主的时代。

袁绍代表的,就是这个趋势。

有此趋势并不奇怪。事实上到东汉后期,士族已经成为王朝的第三大势力集团,开始并部分实现了自身发展的三大目标:垄断仕途,控制舆论,变成豪强。

这实在非同小可。垄断仕途,就占领了上层建筑;控制舆论,就掌握了意识形态;变成豪强,就把握了经济基础。长此以往,帝国迟早是士族集团的。

士族地主阶级掌握政权,已是指日可待。

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揭幕人。

袁绍就这样走上台前,但他却并非揭幕第一人。第一人是陈蕃。陈蕃是大名士,在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名士排行榜上名列榜首,是号召力和影响力极强的意见领袖(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

与陈蕃并列榜首号称“三君”的,还有外戚窦武和宗室刘淑(汉灵帝祖父)。士人集团将窦武、陈蕃、刘淑三人公推为领袖,既是统一战线,也是人心所向。

换句话说,宦官集团该下课了。

于是陈蕃决定发难。他对大将军窦武的建议,跟后来的袁绍一样,也是尽灭宦官。可惜,临朝的窦太后也跟后来的何太后一样,并不同意格杀勿论的方案;而这种全面树敌的做法,则逼得宦官们为自己的生存拼死一搏。

这是建宁元年(168)的事。当时窦武担任大将军才九个月,汉灵帝也只有十三岁,一切均在宦官集团的掌控之中。结果窦武兵败自杀,带领八十多个学生前去抗议的陈蕃也被捕下狱。一个宦官恶狠狠地对他说:老不死的,看你还能砸我们的饭碗,要我们的人头不? 〔11〕

陈蕃死了,他的揭幕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然而该发生的终究要发生。二十一年后,袁绍接过了陈蕃未竟之使命。而且由于他的胆大妄为和不顾一切,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同归于尽,舞台上只留下了士族。

那么,士族可以大展宏图了吗?

不能。

因为董卓来了。

引狼入室

董卓其实是被袁绍召唤进京的。

没错,下达命令的是何进,出主意的却是袁绍。袁绍出这馊主意,则原本是为了要挟何太后,也是为了给何进壮胆,说白了就是借刀杀人。可惜,这把刀并不在袁绍的手上,董卓却早就盼望有这么一纸诏书。 〔12〕

董卓是不折不扣的西北军阀。此人膂力过人,能左右开弓,从小就跟羌族的豪帅来往,后来靠着军功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在汉灵帝去世时做到了并州的州牧。

州牧就是一州的军政长官。东汉制度,县上是郡,郡上是州。州官有刺史,也有州牧。刺史从理论上讲只是监察官,州牧却集军政、行政、财政之权于一身,相当于清代的总督,比现在的大军区司令更有权威。

这是封疆大吏,也是一方诸侯。

所以,后来的袁绍、曹操、刘备、孙权,包括蜀汉丞相诸葛亮,都要担任或兼任州牧。

董卓能够担任并州牧,当然因为有实力。所以,他也不听朝廷的摆布。朝廷要他入京做官,他不去;要他交出兵权,更不肯。他的说法,竟是士兵与自己相处日久难舍难分,自己则既无老谋又无壮事,只好愧对皇上!

这当然是托词。实际情况,是董卓早就看出东汉王朝行将就木,因此拥兵自重以观时变。也因此,他刚一接到何进的命令,就知道机不可失,不但立即上路,还发表了义正词严的宣言。老谋和壮事,顷刻之间就都有了。 〔13〕

如此反常的态度,便让杀猪出身的大将军何进也不能不狐疑。他的办法,竟是派人宣诏要董卓停止前进。可惜请神容易送神难,董卓哪里肯听何进的?只不过见来人大义凛然,才暂时驻军洛阳城西的夕阳亭。 〔14〕

结果,当洛阳城大火熊熊燃起时,董卓立即命令部队开拔,并与逃难的小皇帝和护驾的群臣狭路相逢。

小皇帝看见董卓,哇的一声就哭了。

群臣也大喝一声:皇上有诏,董卓退兵!

董卓却嗤之以鼻:诸公身为国家栋梁,不能匡正王室安定社稷,害得皇上流离失所,有什么资格说退兵? 〔15〕

大臣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答话。

于是董卓打马上前,向皇帝请安,询问情况。小皇帝刘辩哭哭啼啼,语无伦次,不得要领。再问旁边九岁的陈留王刘协,则一五一十对答如流。

董卓笑了。他伸出双手对刘协说:小王爷,我是董卓。来来来,让我抱抱,骑我的马回宫去。

刘协谢绝了,与董卓并马而行。 〔16〕

据说就在这时,董卓起了更换皇帝的心思。

这当然靠不住。

没错,董卓是军阀,却不等于没脑子。他初进洛阳的时候,兵马其实只有三千。于是董卓就让这三千人每天晚上便装出城,第二天再换上军装大张旗鼓开进来,一连数日天天如此,结果人人都以为他有千军万马。 〔17〕

董卓忽悠成功。

与此同时,他也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那就是京城里面的那些家伙其实并不难对付。于是,董卓决定来一个更大的动作,一举建立自己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

这个动作就是换皇帝。

公元189年9月28日(农历九月初一甲戌日),陈留王刘协被立为大汉天子,是为汉献帝。少帝刘辩则被废为弘农王,并在四个月后被杀。 〔18〕

董卓又得手了。

然而此事却耐人寻味,因为皇帝换得非常仓促。可以说董卓刚刚入京,就立马把皇帝给换掉了。于是我们不禁想问: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 〔19〕

这可是只有董卓才能回答的问题。也许,他的想法很简单:你们不是都怕皇帝,都听皇帝的吗?如果我连皇帝都能换,还怕你们不听我的?

何况废掉了少帝刘辩,就可以废掉何太后;而刘协是没有什么太后可以临朝的,他的生母王美人早就被何太后毒死。有孤儿,无寡母,天下岂非就是董卓的?

可惜董卓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就成了众矢之的。因为在正统的士大夫看来,君为臣纲,皇帝乃一国之本,岂能动摇?谁要随便换皇帝,谁就是乱臣贼子。

因此董卓的废立,就遭到了强烈抵制。董卓却不管不顾。他在大臣会议上说:当年大将军霍光废昌邑王,大司农田延年就按着剑说话(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今天也一样,有不同意的,军法从事! 〔20〕

这可真是军阀作风。

其实平心而论,董卓并不以军阀自居。他进洛阳也不是为了当军阀,反倒是要建立新秩序的。他甚至知道要依靠士族,因此大规模地为党锢之祸的受害者平反,任命了一大批当年受宦官迫害的名士为官员。他自己从西北带来的老部下,反倒只能担任下级军官。 〔21〕

这倒是难能可贵。

可惜事与愿违,士族并不愿意跟他合作,他也不知道怎样与士族合作。比如他想请名士蔡邕出山,蔡邕便称病不就。董卓的办法,居然是派人告诉蔡邕:我这个人喜欢灭人家族。蔡邕只好到京,最后被王允所杀。 〔22〕

看来,董卓虽然也想依靠士族重建帝国新秩序,却并不知道新秩序应该怎样建立,自己又不按牌理出牌。结果是新秩序没能建立,旧秩序的寿命也到了头。

天下大乱已在所难免。

事实上,在经历了前面说过的那场大动乱后,外戚和宦官都已经无法重温旧梦。这时,如果董卓是士族,或者是士族能够接受的人,历史也许就会被改写。可惜,董卓却把自己变成了士族更为痛恨的对象。包括许多被他任命提拔的官员,后来也都成了他的掘墓人。

此刻,引狼入室的袁绍又该作何感想呢?

没有史料记载袁绍的想法,但他与董卓确实有过一次正面冲突,起因则正是换皇帝。董卓虽然专横跋扈,也知道如此大事需要有人支持。袁家四世三公,袁绍的叔叔袁隗又是当朝太傅,董卓便把袁绍叫来商量。

袁绍当然不能同意。

于是董卓勃然大怒,以手按剑骂道:臭小子!天下大事难道不是我说了算吗?老子要干的事,谁他妈的还敢反对?你以为董卓的刀不快,是不是?

袁绍也不含糊。他说:普天之下,难道只有董大人的刀快吗?说完,也拔出刀来,横刀长揖而去。 〔23〕

当天,袁绍就逃出京城,直奔冀州。

我们同样无法知道袁绍当时的想法和心情。也许,这短短一个月的巨变开始让他成熟起来。至少,他应该明白了一点:在这个非常的动乱时期,门第名望等等都是没有用的,管用的只有枪杆子。谁掌握着枪杆子呢?军阀。把中央政府搞得名存实亡的又是谁呢?也是军阀。

因此,无论自救还是救国,都得把自己变成军阀。

事实上,袁绍就这么做了。

从门阀到军阀

袁绍成为军阀,是在他逃出洛阳的四个月后。

四个月内发生的事情不少。刘协做了皇帝,董卓当了相国,并享有三项特权:拜见皇帝时可以不报姓名,上朝时可以不小步快走,上殿时可以不脱鞋子不解佩剑,叫“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

这可是当年萧何的待遇。

可惜董卓不是萧何,做事也完全不讲礼义和章法。有人建议他重用天下名士以收众望,他照办了,还做得非常爽快。比如荀爽,从一介平民升到三公之位,便只用了九十三天,简直就是坐直升机。

士为知己者用,士族们看见了一线希望。

董卓自己,大约也很得意。

然而士族们很快就失望了,因为董卓同时又表现出野蛮暴戾的一面。他竟然放纵士兵闯入民宅,抢劫财物,强奸妇女,滥杀无辜,而且只杀富,不济贫。洛阳城内所有的豪门富户,都成了他刀下的猪羊。

诸如此类的罪行不可胜数,长此以往则国将不国。看来董卓的土匪本性根本就改不掉,跟他讲道理谈礼法更是对牛弹琴,唯一的办法就是灭了他。

东郡太守桥瑁(读如冒)挺身而出。他伪造了三公的文书,谎称皇帝和百官受董卓压迫无力自救,日夜盼望各地组织义兵共赴国难,拯救天下于倒悬。 〔24〕

结果一呼百应。

初平元年(190)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读如皱)、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起兵组成联军,号称“关东义军”,指名道姓要讨伐国贼董卓。 〔25〕

董卓的噩梦开始了。

当然是噩梦,而且让董卓恼羞成怒。因为讨董联军中有不少将领是董卓提拔任命的,比如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勃海太守袁绍等等,都是。 〔26〕

袁绍也是董卓任命的吗?

没错。袁绍逃出京城后,董卓原本是要追捕的,却被名士周毖和伍琼劝阻。他们说,袁绍只是不识大体,其实胸无大志。与其逼他狗急跳墙,不如让他感恩戴德。袁家可是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啊!

董卓信以为真,便任命袁绍为勃海太守。 〔27〕

韩馥、孔伷、刘岱、张邈,同样也是周毖和伍琼建议任命的。所以这些人一起兵,董卓就觉得上当受骗,一气之下便把周毖和伍琼杀了。 〔28〕

如何对待士族,董卓已经完全没有了主张。

虎口脱险的袁绍却被联军公推为盟主,成为反董力量的一面旗帜。也就从这天起,他由门阀变成了军阀。

什么是门阀?什么是军阀?

简单地说,阀,就是江湖老大。成为阀,当然因为有权势和实力,能够把持某个领域,或在某些方面处于支配地位。军阀、财阀、学阀、党阀,都是。

不过最早的阀,是门阀。

实际上“阀”的本义,就是功劳和等级。古代仕宦人家的大门外,通常都有两根柱子,用来张贴他们家族的功绩和经历。其中,标榜功绩的叫阀,在左边;标榜经历的叫阅,在右边。两根柱子合起来,就叫阀阅。

除了阀阅,还有门望和门第。门望就是名气声望,门第就是贵贱等级。门望有高低,声望高的叫望族。门第也有高低,等级高的叫高门。门望(名气声望)、门第(贵贱等级)、阀阅(功绩经历),合起来就叫“门阀”。

当然,只有望族和高门才能这么叫。

那么,怎样才能成为望族和高门?读书做官,而且世代做官。换句话说,门阀,就是世代为官的显贵之家。只不过,这官必须是读书读来的,不能是买来的,也不能是打仗打来的。靠武力而成为豪强,那是军阀。

很清楚,门阀就是世代显贵的家族,军阀就是拥兵自重的集团。门阀靠门第声望,军阀靠武装力量。门第声望是斗不过武装力量的,所以门阀也斗不过军阀。门阀遇到军阀,那可是秀才遇到兵,除非他同时是军阀。

袁绍的时代,便是如此。

这并不奇怪。门阀成为阀,是因为垄断仕途。军阀要成气候,则必须中央政府垮台。中央控制不了地方,豪强就称霸;文官治理不了国家,军阀就横行。这时,差一点就成为统治阶级的士族,便只能交出统治权。

大小门阀如袁绍者流,也只能去做军阀。

这样的军阀当时很是不少。其中既有朝廷派到各地的州牧、刺史、太守,也有被称为“豪霸”和“豪帅”的土豪劣绅。他们有的在地方上称雄称霸,有的建立起自己的私人武装,有的利用官职实施割据。比如袁绍和袁术,就是门阀兼军阀;刘表和刘焉,则是宗室兼军阀。

袁术字公路,是袁绍的弟弟,司空袁逢的儿子,当然是门阀。刘表字景升,刘焉字君郎,都是鲁恭王之后,当然是宗室。他们也都招兵买马占地为王,当然是军阀。

实际上刘表和刘焉也都是州牧。刘表是荆州牧,刘焉是益州牧。朝廷把他们派到这两个地方,原本是希望保卫中央的,结果却被他们经营成了独立王国。 〔29〕

关东联军中的各路诸侯也如此。他们的起兵,名为讨董卓,实为抢地盘。因此加盟以后,或明哲保身畏首畏尾,或醉生梦死得过且过,或心怀鬼胎混水摸鱼,或争权夺利自相残杀,没有一个当真救国。

所谓的“关东义军”中与董卓军正式交战过的,不过曹操、袁术、孙坚和王匡等数人,其中也只有孙坚取得过胜利。

比如冀州牧韩馥(读如腹)。

韩馥本是袁家的门生故吏,因此袁绍逃出京城就直奔冀州。然而韩馥却派了兵去监视,害得袁绍动弹不得。直到关东联军成立,袁绍才得以行动。

其实韩馥对于是否参加联军也举棋不定。东郡太守桥瑁假借三公名义的书信传到时,韩馥居然问部下:我们是应该帮袁绍,还是应该帮董卓?谋士刘子惠说:我们兴兵为国,讲什么袁绍、董卓!弄得韩馥面红耳赤。 〔30〕

这样的货色,怎么会去打董卓?

其他人也不会。

结果是什么呢?是那边西北军还在肆虐,这边关东军已经火并。先是兖州刺史刘岱杀了东郡太守桥瑁,后是勃海太守袁绍干掉了冀州牧韩馥,然后再是袁绍和袁术互相拆台。袁术的做法,是联络北方的公孙瓒钳制袁绍;袁绍的办法,则是联络南方的刘表对付袁术。双方都使用了远交近攻的策略,而他们居然还是兄弟。

这下子,原本就动荡不安的帝国变得更加动荡,门阀的天下也变成了军阀的天下。董卓,这个其实并不想当军阀的军阀,让很多人成了军阀。

国难当头,民不聊生,被民脂民膏养肥的那帮家伙却还在鹬蚌相争,这实在让人看不下去。于是,有一个人终于站了出来,决心以一己之力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高举义旗,讨伐董卓,匡复汉室。

我们知道,他就是曹操。

曹操出手

曹操其实是最早起兵讨伐董卓的人,时间是在董卓废立皇帝之后三个月(中平六年十二月),地点在己吾(今河南宁陵),人马五千。当然,这是因为他散尽家财,并得到陈留孝廉卫兹的赞助。 〔31〕

然而关东联军中,却没有他的一席地位。

这并不奇怪。曹操不是士族,反倒出身于士族最憎恶和蔑视的宦官家庭,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他也不是军阀,五千人的小部队实在不足为道。他甚至没有一官半职,奋武将军的头衔是袁绍所封,还是代理的。 〔32〕

所以,关东联军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只有济北相鲍信另眼相看。鲍信对曹操说:当今之世,能够总揽英雄拨乱反正的,就只有足下了。足下是受天启的啊! 〔33〕

鲍信没有看错,曹操的胸襟、眼光和谋略都远在袁绍之上。袁绍怂恿何进召董卓入京时,曹操就笑着说:宦官成为问题,责任本在人主。即便要治他们之罪,也当诛杀元凶。这是一个狱吏就能办到的,何必纷纷召外将乎?

于是曹操说:我断定袁绍会失败。 〔34〕

结果,不幸而言中。

不过在联军组建之初,曹操仍抱有一线希望,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他们出兵,甚至不惜以身作则,亲自率领小部队与董卓军作战,差一点就战死沙场。幸亏堂弟曹洪把马让给他,这才得以脱身。

然而怎么样呢?

曹操回到酸枣大营,却只见关东军十几万人日日酒会夜夜笙歌。曹操悲愤地说:我等以道义起兵,却迟疑不敢前进。如此失天下之望,我为诸君感到羞耻! 〔35〕

可惜还是没有人听他的。

原刻于汉中石门南约半里褒河水中一巨石上,传为曹操所书。高约70厘米,长约181厘米,现藏于陕西汉中市博物馆。清人罗秀书在《褒谷古迹辑略》中评论“衮雪”二字说:“昔人比魏武为狮子,言其性之好动也。今见其书如此,如见其人矣。”

当然,也没人感到羞耻。

盟主袁绍却在与韩馥谋划另立皇帝,选中的人是幽州牧刘虞。这就跟董卓没什么两样了,因此被曹操严词拒绝。曹操说: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幼主微弱,正待救援。诸位尽管北面(幽州),我自西向(长安)! 〔36〕

刘虞自己也严词拒绝,袁绍和韩馥这才作罢。

鲍信则对曹操说,袁绍简直无异于另一个董卓。既然力不能制,那就避其锋芒,另谋发展。 〔37〕

曹操也终于明白,世家大族徒有虚名,门阀根本就斗不过军阀。只有自己强大,才能实现理想。因此,他决定先把自己变成军阀,然后再来收拾山河。

那么,曹操又是怎样实现这一目标的?

略地,募兵,屯田,招贤。

地盘当然是打下来的。第一块是东郡,第二块是兖州。有了东郡,曹操就是太守;有了兖州,曹操就是州牧。地盘也有了,官位也有了,事情就好办了。

然而代价也很惨重,因为兖州牧的职位虽然由地方士绅推举代理,地盘其实却是从黄巾军手中夺过来的,为此还搭上了鲍信的一条性命,连尸体都没能找到。曹操只好用木头刻了鲍信的形象,痛哭一场安葬。

意外收获也有,就是原本聚集在青州,现在投降的黄巾军。曹操选其精锐编成队伍,号称“青州兵”。

与此同时,一个严峻的问题也摆在了曹操面前,那就是军粮和军饷。袁绍等人的做法,是“饥则寇略,饱则弃余”,也就是饿了就抢老百姓,饱了就把粮食乱扔。结果是什么呢?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如此难题,对曹操是一个考验。

曹操的办法是屯田。

屯田有两种。一种是军士和降卒耕种,叫军屯;另一种则是招募失地农民耕种,叫民屯。但无论哪种,都是军事化管理,土地的产权也都属于国家,耕牛和农具则由政府提供,同时收取五到六成的地租。

这并不成问题。由于连年战争,许多土地早已成为无主田亩,曹操便将其收归国有。耕牛和农具则是从黄巾军那里收缴来的。黄巾军是一种奇怪的组织,队伍当中除了战士,还有随军的家属和农民,生产工具当然自带。

显然,所谓屯田,就是居住军事化,耕作集体化,农业生产国营化。这就等于建立了军民合一的新社会,耕战合一的新军队,可谓最早的“生产建设兵团”。

曹操的军政府变成了农场主。

这是一笔极其合算的买卖。土地没花一分钱,可谓无本生意;地租高达五到六成,可谓牟取暴利;这支队伍平时能干,急时能战,既是粮库,又是兵源,可谓左右逢源,战士和农民从此有饭吃,大家也都愿意。由此,又解决了令人头疼的流民和治安问题,岂非一举多得?

实际上,就在曹操的军民丰衣足食之时,袁绍的士兵却在河北吃桑葚,袁术的士兵则在江淮吃河蚌,桑葚和河蚌都没有的就吃人,又岂能争锋争雄? 〔38〕

这可真是高下立现。

代理兖州牧,就有了根据地;收编青州兵,就有了战斗队;实行屯田制,就有了大粮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曹操神闲气定,好整以暇。

更重要的是,他也有了人才库。

第一个来到曹操身边的重要人物是荀彧,时间在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龄二十九岁。当时袁绍已经夺了韩馥的冀州,待荀彧以上宾之礼。荀彧却从袁绍那里出走,投奔了还只是东郡太守的曹操。

原因很简单:度绍终不能成大事。

曹操则喜出望外,说这就是我的子房(张良)啊!

荀彧也不负厚望。他后来担任汉侍中,守尚书令,在皇帝与曹操之间居中持重,成为曹操的总参谋长。到建安十七年被逼自杀,荀彧为曹操鞠躬尽瘁二十一年。 〔39〕

郭嘉、荀攸和钟繇,也都是荀彧推荐的。

思贤若渴的曹操马上给荀攸写信:现在天下大乱,正是有劳智慧之士费心之时。先生袖手旁观,不觉得太久了一点吗?荀攸便立即来到曹操身边。 〔40〕

程昱(读如预)也很有趣。兖州刺史刘岱请他当骑都尉,他说自己有病。曹操来到兖州,他却一叫就到。他的同乡问他为什么判若两人,程昱笑而不答。 〔41〕

郭嘉却实话实说。

天生奇才郭嘉也是从袁绍那里出走的。临行前,他对袁绍的谋士辛评和郭图说:是聪明人,就得为自己找一个好老板。袁公未知用人之机,要想跟他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可是太难了!

这一年,曹操四十二岁。 〔42〕

从首倡义兵帅军讨董,到屯田备战广纳人才,四十二岁的曹操已由血气方刚的青年将领,成长为胸有成竹的政治高手。相反,他那些当年的战友,现在的对手,却很少有什么出息和长进。天下将是谁的,已毋庸置疑。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尽管有准备未必一定有机会。但,如果既有准备又有机会,那就是天助了。

曹操就是这样的人。

而且那机会也说来就来。

第二章

魏武挥鞭

迎奉天子

董卓死了,是吕布杀的。

吕布杀董卓,当然并非为了貂蝉。貂蝉在历史上并不存在,但吕布跟董卓的侍婢偷情,董卓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拎起手戟扔向吕布,都大约确有其事。 〔1〕

于是吕布向王允诉苦。

王允是士族,而且是名士,在董卓执政时成为朝廷的二号人物。董卓换了皇帝以后,又迁都长安,还一把火烧了洛阳,弄得天怒人怨,朝野一片混乱。结果,外官以袁绍为首起兵讨伐,朝官以王允为首策划暗杀。 〔2〕

暗杀的障碍是吕布。吕布原本是首都卫戍司令丁原的亲信,后来被董卓高价收买,便谋杀了丁原,成为董卓的贴身保镖。吕布对董卓不满,王允大喜过望。

王允毅然邀请吕布参加他们的行动,担任杀手。

吕布却犹豫:我与董公的关系就像父子,奈何!

王允说:将军本自姓吕,与董卓并无骨肉之亲。如今自己的性命都无暇顾及,还说什么父子!

吕布就在董卓上朝时把他杀了。 〔3〕

这件事当然大快人心。据说,董卓死后横尸街头,看守尸体的人在他的肚脐眼上插了根灯芯,把董卓充满肥油的肚子变成了一盏灯,而且一点就着,通宵达旦。 〔4〕

然而胜利之后的王允也犯了跟董卓相同的错误,那就是大开杀戒,株连无辜,大学者蔡邕也被诛杀。据说,杀蔡邕时,很多人表示反对。王允却说,当年孝武皇帝没把司马迁杀了,结果留下一部诽谤之书。现在国运衰落,岂能让一个奸人拿着笔站在年幼的天子身边? 〔5〕

结果是逼得董卓的旧部铤而走险,杀回长安。王允暴尸街头,吕布则从武关杀出,到南阳投奔了袁术。朝政落到西北军阀李傕(读如觉)和郭汜(读如四)手里,可怜的汉献帝刚刚脱离虎口又进了狼窝。

更糟糕的是,这两只狼还要窝里斗。李傕把皇帝抢到自己营里,郭汜则把百官抢到自己军中。直到他们打得筋疲力尽,两败俱伤,死者数万,兴义将军杨奉和董太后的侄子董承等人,才得以护送汉献帝还京洛阳。

这一去就是一年的颠沛流离,天子又变成了浪子。建安元年(196)七月,皇帝终于回到洛阳。面对被董卓烧毁破败不堪的京城,汉献帝欲哭无泪。

如此混乱的局面,对国家和民族当然是不幸,却给了争霸的关东诸侯一个极好的机会,同时对他们也是一次严峻考验,既考验他们对国家民族是否忠诚,也考验他们能否抓住机遇发展壮大。

事实证明,曹操集团考试合格。

实际上早在初平三年(192),代理兖州牧的曹操便与谋士毛玠(读如介)有过一番长谈。这番话,奠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曹操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的基础,堪称“毛玠版”的《隆中对》。

毛玠指出,董卓之乱以来,社会动荡,国本动摇,经济崩溃,灾难流行,可谓国既不泰,民也不安,确实需要有一个雄才大略的人来收拾局面,成就王霸之业。可惜袁绍和刘表之流貌似强大,却目光短浅,不知根本。

根本是什么?一是正义,二是实力。实力当中,又首先是经济实力。有了正义的旗帜,就师出有名,也就能克敌制胜,这就叫“兵义者胜”。有了经济的力量,就财大气粗,也就能进退自如,这就叫“守位以财”。

总之,有了这两条,就进可攻,退可守。

因此,毛玠提出三项建议,即奉天子、修耕植、畜军资。奉天子是政治战略,修耕植是经济战略,畜军资是军事战略,可谓“纲领性文件”。 〔6〕

曹操立即采纳了毛玠的建议,并派使者前往长安联系朝廷,却被河内太守张杨拦住,不得过境。

这时,一个名叫董昭的人出来帮了大忙。 〔7〕

董昭原本是袁绍的人,由于袁绍听信谗言对他产生怀疑,只好离开袁绍去洛阳,半路被张杨收留。董昭看出曹操才是当今天下的英雄,便说服张杨与曹操合作,又自己掏钱以曹操的名义给李傕和郭汜送礼。从此曹操跟朝廷有了来往,并被正式任命为兖州牧。

汉献帝回到洛阳后,曹操立即派堂弟曹洪前往洛阳拜见天子,却遭到董承和袁术的拦截。董昭帮助曹操的办法是去找杨奉。因为他发现皇帝身边那些如狼似虎的军阀中,杨奉实力最强而根基最浅,很希望得到外援。

于是董昭自作主张替曹操写了一封信,开出的政治交易条件是:杨奉出兵,曹操出粮;杨奉主持朝政,曹操做外援。董昭还替曹操信誓旦旦:死生契阔,相与共之。

杨奉欣然同意,举荐曹操为镇东将军,并承袭父爵费亭侯。正好这时董承跟别人闹了矛盾,也派人请曹操出兵洛阳。迎奉天子的障碍一一扫除。

八月十八日,曹操进入洛阳,拜见了汉献帝。

曹操带来了皇帝久违了的问候,也带来了皇帝许久不见的粮食和酒肉。他万万没有想到,至尊天子的饮食起居竟然形同乞丐。皇帝也没有想到,在这混乱的年头居然还当真有人惦记他,尊奉他。君臣相见,都感慨万分。

于是天子下诏,授予曹操符节和黄钺,录尚书事。授予符节,就有了军中执法权;授予黄钺,就有了内外指挥权;录尚书事,就有了最高行政权。

曹操今非昔比。

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因为这时的皇帝,其实被捏在兴义将军杨奉手上。曹操要在别人的地盘上,依靠并没有权威的皇帝行使权力,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董昭又帮了曹操一把。他建议曹操将皇上转移到自己的根据地许县(今河南许昌),借口则是洛阳无粮,要就食于鲁阳。鲁阳(今河南鲁山)距许县不过咫尺,离杨奉所在的梁县(今河南汝州)也不算远,暗度陈仓并不难,杨奉也不会怀疑。

曹操依计而行,果然就把皇帝弄到了许县。

这下子杨奉才发现上当受骗。他想跟曹操算账,曹操却抄了他的老窝。被历史抛弃的杨奉走投无路,只好跟他的同伙去投奔袁术,后来被刘备谋杀。 〔8〕

据讲谈社《三国志的世界:后汉三国时代》。

暂时住进曹操行辕的皇帝却非常满意。曹操不但大大地改善了他和朝官的生活,而且做得非常细心,很像一个管家的样子。他在为皇帝提供日用品的时候,采取的竟是“归还公物”的方式。曹操说:这些东西都是先帝赐给臣祖父和父亲的,现在陛下起居不便,理应归还。 〔9〕

曹操的这份细心不能不让皇帝感动。感动之余,皇帝也庆幸自己有了这样一个忠臣,甚至庆幸上天赐给他这样一个救星。他不用再流离失所,不用再像一件可居的奇货在军阀们的手上被倒卖,不用担心害怕随时会被废黜,被杀害。他有了一个保护神,可以过点安生日子了。

于是天子下诏,任命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武平侯是县侯,比原来那个只是亭侯的费亭侯高了两级。更重要的是,大将军是武帝以来大汉王朝的最高实权职务,从卫青到王莽,再到后来的梁冀、何进,都是大将军。 〔10〕

这下子,曹操完成了“奉天子”的全部程序,获得了从前没有的崇高地位,他可以号令天下了吗?

不能,因为袁绍不愿意。

曹袁之别

袁绍怒不可遏。

曹操当了大将军以后,袁绍被任命为太尉。袁绍马上就跳了起来,因为太尉位在大将军之下。袁绍气哼哼地说,曹操早就死过好几回了,每次都是我救了他。这家伙如此忘恩负义,难道还想“挟天子以令我”吗? 〔11〕

这大约就是所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起因,也是证据:献帝便是他挟持的天子,袁绍则是他企图号令的诸侯。可惜曹操并不承认。无论他或他的谋士,都没有说过这句话,也没有使用过“挟天子”的提法。

曹操方面的说法是什么?

奉天子。奉天子以令不臣,奉天子以令天下。 〔12〕

挟天子与奉天子,有区别吗?

当然有,而且是本质区别。奉是尊奉和维护,挟是挟持和利用;“令不臣”是要地方服从中央,“令诸侯”是要别人服从自己。前者是纲领,后者是策略;前者要实现国家统一,后者要实现个人野心,岂可同日而语?

那么,挟天子以令诸侯,是谁说的?

别人说曹操的。比如诸葛亮,就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孙权集团的人,也说曹操“挟天子而征四方”。作为政治对手,他们都知道“挟天子”是不道德的,因此毫不犹豫地给曹操戴上了这顶帽子。 〔13〕

其实此话的最早版本,来自袁绍的谋士沮授(沮读如居)和田丰。沮授的说法,是“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田丰的说法,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这是他们对袁绍的建议。 〔14〕

两人使用的词,也都是“挟”。

看来,袁绍集团几乎从一开始就境界不高。相反,曹操这边则不但有毛玠的“奉天子以令不臣”,还有荀彧的三大纲领:奉主上以从民望,秉至公以服雄杰,扶弘义以致英俊。荀彧说,有此大顺、大略和大德,就堂堂正正,气壮山河,无往而不胜。 〔15〕

显然,荀彧着眼于义,沮授着眼于利。荀彧始终紧扣一个主题:捍卫现任皇帝就是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大义”。沮授则反复强调一个策略:掌握现任皇帝就能拥有政治资本,这是“大利”。

格调和品位,高下立判。

谋士的格调就是东家的品位。沮授晓之以利,说明袁绍重利;荀彧晓之以义,说明曹操重义。至少在那时,曹操是重义的,或装作重义的样子。

不过,任何说法和决策都是双刃剑。毛玠和荀彧设定的政治正确和正义旗帜,给曹操戴上了高帽子,也套上了紧箍咒,使他终其一生都不敢悍然称帝。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曹操在野心膨胀时对他们产生了怨恨。荀彧被逼自杀,毛玠也下了大狱,差一点死掉。

这当然是后话,现在再看沮授。

沮授是袁绍从韩馥手里骗得冀州之后,顺便接收的谋士之一。他投靠袁绍后,两人有过一次谈话。正如毛玠的谈话是“曹操版”的《隆中对》,沮授的谈话也可以算作“袁绍版”的,而且说得文采飞扬——

将军弱冠登朝,则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济河而北,则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比及数年,此功不难。

这席话说得袁绍热血沸腾,当即表示“此吾心也”。可惜袁绍大约只听进去了那些溢美之词,沮授最希望的迎奉天子和恢复社稷却并未实行。 〔16〕

于是,在曹操迎奉天子之前不久,沮授再次提出“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的策略,然而遭到其他人反对。他们认为,东汉王朝眼看就要完蛋,大家都在问鼎中原。与其把皇帝弄到身边,不如先得手为王。 〔17〕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袁绍犹豫,曹操就抢了先。

这一回轮到袁绍大跌眼镜了:曹操迎奉献帝迁都许县以后,得到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关中地区的人民也纷纷归附。更重要的是,曹操成了匡扶汉室的英雄,反对派则被置于不仁不义的不利地位。从此,曹操无论任命官吏扩大地盘,还是讨伐异己打击政敌,都可以借用或动用皇帝的名义,再不义也是正义的。对手们则很被动。他们要反对曹操,先得担反对皇帝的风险。 〔18〕

曹操捷足先登,占了大便宜。

袁绍则吃了个大亏。曹操刚把天子迎到许县,就一本正经地以皇帝的名义给袁绍下了一道诏书,责备他“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没见他出师勤王,只见他不停地攻击别人。袁绍接诏,浑身气不打一处来,却也只好忍气吞声上书为自己辩解一番。

后悔之余,袁绍又想出一个补救办法。他以许都低湿洛阳残破为由,要求曹操把皇帝迁到离自己较近的鄄城(鄄读如倦,今山东鄄城),试图和曹操共享这张王牌。曹操肚子里好笑,毫不客气地予以拒绝。 〔19〕

当然,曹操也做出了让步。他知道这个时候不可跟袁绍翻脸,便上表辞去大将军一职,让给袁绍。

袁绍这才不闹了。其实袁绍不在朝中,号令也出不了辖区的范围,当大将军并没有实质性意义。何况这职位是曹操让出来的,并没有面子,只能徒然让人耻笑。

更何况,曹操可以给他面子,却不会给他实权,也不会听他指挥。袁绍因为与杨彪和孔融有过节,便要求曹操胡乱找个茬子把这两人杀了。曹操却知道现在不是杀人的时候,更不能乱杀名士。何况就算要杀,那也是曹操自己的事,岂能由袁绍来指挥?

于是曹操又一本正经给袁绍回了一封信。信中说,当今天下土崩瓦解,英雄豪杰相继并起,君臣将相既不同心也不同德,正所谓“上下相疑之秋”。这时,作为帝国的执政者,即便抱以最坦诚的心态,恐怕也难取信于人。如果还要杀他一个两个,岂不弄得人人自危?

接着,曹操引经据典教训袁绍:想当年,高皇帝册封跟他有过节的雍齿为侯,就安定了整个朝廷和天下,这故事大将军难道忘了吗?

袁绍得信,咬牙切齿,却也无可奈何。 〔20〕

曹操当然清楚袁绍的心思,也清楚他跟袁绍总有一天会公开翻脸。但他同时也意识到,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要以为你掌握了小皇帝,当了个大将军,天下就是你的了。没有的事!事实上,袁绍不听他的,袁术不听他的,吕布、张绣这些小军阀也不听他的,更不用说远在天边的刘表和孙策。

皇帝的旗号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军阀的天下只能靠铁马金戈打出来。

此刻还不是魏武的曹操,便又扬起了马鞭。

降张绣

在与袁绍刀兵相见一决雌雄之前,曹操取得了三个阶段性成果:擒吕布,败袁术,降张绣。

张绣是盘踞在宛城(今河南南阳)的小军阀,也是曹操第一个要捏的软柿子。事情开始时出奇地顺利。建安二年(197)正月,大军刚到宛城,张绣立即投降。实施“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策不到半年,就兵不血刃大获全胜,曹操不免飘飘然。

结果是什么呢?

张绣突然反叛,在曹操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把他打得落荒而逃。曹操最中意的接班人长子曹昂,最贴心的亲兵队长猛将典韦,还有侄子曹安民,都在战斗中身亡。曹操自己也中了箭伤,差一点就死于非命。 〔21〕

策划这次反叛行动的,是贾诩。 〔22〕

贾诩字文和,武威人,据说有满腹奇谋,还喜欢多管闲事。李傕和郭汜之乱,就是他造的孽。董卓被刺后,这两人准备解散队伍逃回老家。贾诩却把他们拦住,说你们弃军单行,一个小小的亭长就能把你们捉拿归案。不如杀回长安,以求一逞。成了固然好,不成再走不迟呀!

李傕和郭汜一听有理,便杀了回去,结果是国家、皇帝和人民再次遭灾。贾诩大约也觉得罪孽深重,便利用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地遏制李傕和郭汜,制止了他们不少罪行,保护了不少大臣,算是将功补过。

献帝离开长安以后,贾诩便辞去官职,辗转来到张绣军中,张绣对他则言听计从。这次反叛曹操,用的就是贾诩的设计。后来再次投降曹操,也是贾诩主谋。

不过投降之前,贾诩也教训了曹操。

建安三年(198)三月,曹操第三次南征。此前张绣已被曹操打败,南奔穰城(穰读如瓤,今河南邓州),并在贾诩的撮合下与刘表结成联盟。结果,曹操出师不利,刘表则如约出兵,曹操只好撤退。

张绣立马派兵去追。

贾诩说,追不得,追则必败。

张绣哪里肯听,结果大败而归。

贾诩说,现在可以追了。赶快去,必胜无疑。

张绣听得目瞪口呆。他说:刚才不听先生的话,才落得如此败局。现在败都败了,还追什么追?

贾诩说,情况变了,你追就是。快去!

张绣将信将疑,收拾残兵败将追了过去,果然大胜。

这下子张绣百思不得其解了。

张绣说,刚才我们以精兵追退军,先生说必败;现在以败兵追胜军,先生又说必胜。结果每次都像先生预料的那样,张绣实在想不通。

贾诩说,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曹操撤退,必定亲自断后,所以将军必败。然而曹操攻打穰城,既无失策又未尽力,不战而退必是后方出了问题,打退追兵后也必定放心赶路。留在后面的不是将军对手,所以必胜。

事实证明,曹操匆忙撤退,确实是后院起火:袁绍的谋士田丰提出建议,趁曹操南征张绣之机突袭许都,劫持天子。这当然是天大的事,曹操不能不放弃张绣。 〔23〕

贾诩果然料事如神。

不过,曹操和张绣都没想到贾诩还有大动作。

建安四年(199),袁绍集结十万兵力,准备攻打许都。曹操则在八月军进黎阳(今河南浚县东),九月分兵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战争一触即发。

这是曹操与袁绍之间的一场死战,因此双方都要争取中间力量。袁绍先派人来招降张绣,贾诩却自作主张对使者说:麻烦足下向袁本初致歉,就说他和公路将军(袁术)兄弟尚且不能相容,还容得下天下国士吗?

张绣当场吓得面如土色。他悄悄问贾诩:先生一点面子都不讲,就把袁绍的使者打发了,我们怎么办?

贾诩说:好办得很,投靠曹操。

张绣说:袁绍强大,曹操弱小,跟我们又有前嫌,怎么还要去投靠他?

贾诩说:唯其如此,才应该投靠曹操。

接下来,贾诩讲了三条理由。第一,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投靠曹操名正言顺,此为有理。第二,我们这点人马在袁绍那里微不足道,对于曹操却是雪中送炭,必被看重,此为有利。第三,但凡有志于王霸之业者,一定不会斤斤计较个人恩怨,反倒会拿我们做榜样,向天下人表示他的宽宏大度和以德服人,此为有安全。

因此贾诩说:将军尽管放心。

贾诩的估计一点不差。张绣一到,曹操就亲亲热热握手言欢设宴洗尘,任命他为扬武将军,封列侯,还让自己的儿子曹均娶张绣的女儿为妻,两人成了儿女亲家,跟当年刘邦在鸿门宴之前对待项伯一模一样。

过去的恩恩怨怨,当然也只字不提。从此,张绣成为曹操麾下一员勇武的战将,贾诩则成为曹操身边一个重要的谋臣。他为曹氏集团服务了两代,在文帝曹丕朝官居太尉,七十七岁去世,谥曰肃侯。 〔24〕

吕布和袁术,就没那么好运气。

袁术是自己找死。他从孙坚手里得到了大汉王朝的传国玉玺,便自认为天命在身,竟在建安二年(197)春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称帝。 〔25〕

这当然犯了众怒。

结果,关系最好的孙策与之绝交,吕布则把他派来的使节押送许都,曹操更是亲自带兵征讨。袁术闻讯,掉头就跑,军粮也被他的“丞相”全部分给了灾民。这位伪丞相说,反正我们死路一条,何不积点阴德呢? 〔26〕

如此这般地苦撑了两年,走投无路的袁术终于发现他这个皇帝再也做不下去,便决定把传国玉玺让给袁绍。然而就连这个想法也不能如愿,因为曹操早已派人在下邳(今江苏睢宁)截击,单等他来送死。

袁术没有办法,只好又掉头返回淮南。逃到离寿春(今安徽寿县)八十里的江亭时,终于一病不起。其时正当六月,烈日炎炎,酷暑难当。袁术想喝一口蜂蜜水,也不能够,厨房回答说只有麦屑可吃。

真正成为孤家寡人的袁术坐在床上叹息良久,然后突然惨叫一声:我袁术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啊!喊完,倒伏床下,吐血一斗多死去。 〔27〕

据北京故宫藏品,北宋砖雕“陆绩怀橘”。画面左侧躬身行礼者是六岁的吴郡人陆绩,端坐于右侧树下的是袁术。陆绩怀橘遗母的故事见《三国志》,属“二十四孝”之一。

袁术死后五个月,张绣投降曹操;死前半年,吕布被曹操俘虏。当时吕布已众叛亲离,却倒驴不倒架。他大大咧咧地对曹操说:捆那么紧干什么?不能松松绑吗?

曹操笑了:捆绑老虎,能不紧吗?

吕布说:明公顾忌的,不就是吕布吗?现在吕布心甘情愿投降,明公可以放心了吧?今后,明公将步兵,吕布将骑兵,还怕天下搞不掂吗?

曹操犹豫了。

是啊,马中赤兔,人中吕布。吕布也是人才。

这时,曹操旁边的一个人说话了。他冷冷地说:明公难道忘了吕布是怎样侍奉丁原和董卓的吗?

曹操恍然大悟,吕布身首异处。 〔28〕

一言而杀吕布的这个人,我们也很熟悉。

没错,他就是刘备。

放刘备

最赏识和看重刘备的人,是曹操。

曹操是在擒杀吕布那年跟刘备结为盟友的。当时刘备被吕布打败,一文不名地前来投靠,曹操立即任命他为豫州牧。共同打败吕布后,又表荐刘备为左将军。 〔29〕

这是很高的待遇。汉代的将军有两等,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叫“名号将军”,是第一等。曹操代理过的奋武将军,刘备担任过的镇东将军,叫“杂号将军”,是第二等。刘备封左将军,可见曹操的看重。

给予刘备的礼遇也很高:出则同舆,坐则同席。此外还有信任。袁术北上联合袁绍时,被曹操派到下邳截击的人就是刘备。然而刘备到了下邳却翻脸不认人。他杀了徐州刺史车胄,公开反叛曹操,而且作对到底。

当然,刘备带走的军队和军粮,都是曹操给的。就连被吕布打散的旧部,也是曹操帮助他重新集结的。曹操原本打算把刘备变成张绣,结果反倒增加了一个袁绍,还帮他恢复元气武装起来,岂非赔得太惨?

曹操的谋士们,其实早有警惕。

程昱就曾经提醒曹操:刘备这人颇有雄才大略,还甚得众心,绝不会甘居人下,不如早做打算。

曹操征求郭嘉的意见,郭嘉的看法跟程昱一样:刘备绝非池中物,其谋未可测也。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必须早做安排。

问题在于郭嘉又说,明公提宝剑而兴义兵,为的是除暴安良,靠的是推心置腹。即便如此,也还怕招不来天下英雄。现在刘备这个英雄走投无路,前来投靠明公,明公却把他杀了,那么,还有谁会愿意追随明公平定天下呢?以一人之患,绝四海之望,这可得想清楚了。

既不能杀,也不能重用和信任,那该怎么办?

也许,郭嘉的主意是软禁。 〔30〕

不过这并不能肯定。因为此事诸家记载不一,已成为历史上一桩疑案。很可能这件事实在敏感,郭嘉不能说得太明白,曹操也没弄懂郭嘉的意思。于是曹操回答程昱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31〕

曹操决定以诚相待信任刘备。甚至刘备主动请缨到下邳截击袁术,董昭闻讯赶来进行劝阻时,曹操还说:我已经答应他了,不好反悔。直到程昱和郭嘉指出,借兵就说明刘备有异心,曹操才恍然大悟,但已追悔莫及。 〔32〕

无疑,这是曹操一生中所犯最大的错误。正是由于这个错误,中国历史上才有了一段插曲:三国。

这就奇怪了。

是啊,曹操为什么要如此善待刘备?他到底看重刘备什么?地位吗?名气吗?实力吗?好像都不是。

没错,刘备号称宗室,据说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然而从汉景帝到汉献帝,血缘关系何其疏远可疑,“皇叔”身份更是罗贯中编出来的。刘备本人则“与母贩履织席为业”,哪有凤子龙孙的待遇?

刘备常自称为“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中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金缕玉衣,其主人就是中山靖王刘胜。刘胜是西汉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刘彻的庶兄,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被封为西汉中山国第一代王。玉衣起源于东周,延续至东汉末年,直到魏文帝曹丕下诏禁用。

刘备也没有多大的名气,袁术就曾经极为不屑地对吕布说,我袁术生年以来,就没听说过天下有刘备。北海相孔融被黄巾军包围,派太史慈向平原相刘备求援,刘备也又惊又喜地说:孔北海也知道天下有刘备?马上派出三千救兵。可见当时刘备无名,又很希望有名。 〔33〕

没有名气的刘备也没有根据地,好不容易有了地盘又会很快失去,只能东奔西走地寄人篱下,反复无常地投靠他人,以至于五易其主,四失妻子,半生颠沛流离。 〔34〕

然而袁绍、刘表、陶谦、孔融等人,却都认为刘备是英雄。徐州牧陶谦临死前以州相托,刘备不敢当,建议让给袁术。孔融却说,袁公路他们家的“四世三公”早就是死人(冢中枯骨),何必介意? 〔35〕

不把刘备放在眼里的,只有一个袁术。

曹操则不但一眼看出刘备是英雄,而且认为普天之下只有自己和刘备才是。有一次,曹操请刘备吃饭,竟然不紧不慢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这话真是如雷贯耳。何况曹操还说“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刘备当场吓得掉了餐刀和筷子。 〔36〕

后来刘备的叛逃,则被解释为与此相关。据说,当时车骑将军董承声称亲受献帝藏在衣带里的诏书,密谋发动政变消灭曹操。刘备跟曹操吃了那顿饭以后,也积极与董承联系。因此一到下邳,便公开举起反曹大旗。

但,此说破绽百出。

首先,衣带诏就未必确有其事,董承他们也只是声称密受而已,并无实据。其次,刘备公开反曹,等于暴露了他们的秘密,则置皇帝与董承等人于何地?

因此,这仍是一桩疑案。 〔37〕

不过刘备是英雄,却毋庸置疑。唯其如此,关羽、张飞和赵云,才会跟他一见如故,对他忠贞不渝;诸葛亮也才会放弃曹操、孙权和刘表,效忠一无所有的刘备。

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都看得出来的,曹操也不会看不出来。只不过,刘备这英雄并没有用武之地;而一个没有用武之地的英雄,是用不着过于防范的,不如等到师出有名的时候再来收拾。

也许吧,也许。

因此,建安五年(200)正月,曹操在与袁绍决战之前便调兵遣将,征讨刘备。诸将提醒说:与明公争夺天下的可是袁绍啊!曹操却说:刘备才是人杰,不能养虎遗患;袁绍志大才疏,反倒不足为虑。 〔38〕

这一仗打得刘备狼狈不堪。他甚至一看见曹操的旗帜便吓得掉头就跑,全然不顾手下的死活。结果,老婆孩子统统做了俘虏,就连关羽也投降了。 〔39〕

被曹操打败的刘备只好去投靠袁绍,袁绍则出城二百里相迎。他没能诱降张绣,却得到了刘备,而且刘备还是从曹操那里出走的,袁绍真是喜出望外。

只不过他没想到,刘备既然能够背叛曹操,同样也会从他那里叛逃。 〔40〕

袁绍怎么可能真正了解刘备?

他想的也只有一件事:尽快消灭曹操。

这并不奇怪。到建安四年(199)底,杨奉已灭,吕布已亡,袁术已死,张绣已降,刘表宣布中立,孙策保守东方。局势变得十分明朗:袁绍与曹操两雄不并立。双方都把对方看作了项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于是,袁绍不顾部分谋士的反对和劝阻,公开发表讨曹檄文,悍然发动了意在剿灭曹操的战争。 〔41〕

曹操也立即北上迎敌,并把自己的大本营设在了官渡。同时,他派遣东郡太守刘延驻军白马(今河南滑县东),益寿亭侯于禁驻守延津(今河南延津北),与袁绍的军队隔河相向,摆开了决战的态势。

官渡之战即将打响。

官渡之战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

强大的一方是袁绍。这位当年的关东联军盟主,已经消灭了盘踞在北方的公孙瓒,拥有了冀、青、并、幽四州之地,等于占有了大半个北部中国,可谓人多势众,兵强马壮,完全可以不把曹操放在眼里。

曹操则可怜得多。他所拥有的,除了敌人就只剩下皇帝。然而这位大汉天子却地无一垄,军无一卒,钱无一文。何况袁绍要消灭曹操,又哪里需要天子批准?

因此,不但士族地主阶级把赌注押在袁绍身上,就连某些不是士族的人也都看好袁绍,不看好曹操。于是董承政变,刘备叛逃,豫州多处骚乱,徐州郡县降袁,刘表暗中策反,孙策图谋偷袭,仅因为自己被刺未能得逞。 〔42〕

名士领袖孔融则在许都风言风语大放厥词,散布袁绍不可战胜的言论,曹操差不多就是四面楚歌。如果不是荀彧等人坚决支持,他未必顶得住。 〔43〕

事实上战争进行得非常艰难。建安五年(200)二月,袁绍军至黎阳,兵分两路攻击白马和延津。此战虽以曹操获胜告终,但曹操深知自己的实力不如袁绍,因此放弃白马和延津,全军退回官渡,以避其锋芒。

七月,袁绍军进阳武(今河南原阳)。八月,袁军又逼近官渡,沿沙丘安营扎寨,东西绵延数十里。曹操无路可退,便也扎营相向,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这时,袁绍军号称十数万众,曹操则“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他自己也心力交瘁。九月的一天,曹操见运粮的士卒疲于奔命,竟脱口而出说:再过十五天,我一定为你们拿下袁绍,再也不让你们这样千辛万苦! 〔44〕

实际上,曹操是不想再打,他实在坚持不住了。远在许都的荀彧却来信说,袁绍倾巢而出,孤注一掷,这是铁了心要跟明公决一死战啊!如果不能战而胜之,就一定会被消灭干净,绝不可能有第三条路。

因此荀彧说:曹公呀曹公,成败在此一举! 〔45〕

支持曹操的还有贾诩。贾诩对曹操说,明公的智慧超过袁绍,勇敢超过袁绍,用人超过袁绍,决断超过袁绍,唯一的问题是总想万无一失。其实,只要抓住机遇,一鼓作气,片刻工夫就可以大功告成。 〔46〕

贾诩说得没错,机遇也说来就来。

首先是刘备开溜。刘备在政治上是很敏感的。别人看好袁绍,他却看衰,甚至在曹袁两军相持不下时,就已经预感到袁绍必败。因此借口联合刘表,一走了之。 〔47〕

其次是许攸叛逃。许攸是袁绍的老部下,在冀州的时候就跟着袁绍,足智多谋,还掌握了大量军事情报。因此曹操听说许攸来奔,便光着脚跑出来迎接,搓着双手放声大笑说:这下子我的事情好办了! 〔48〕

许攸却开口便问:请问贵军还有多少粮食?

曹操答:起码还能支持一年。

许攸毫不客气地说:不对!重讲!

曹操又改口说:还可以支持半年。

许攸冷笑一声:足下莫非存心不想打败袁绍?怎么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讲实话?

曹操知道,许攸如果不是掌握了情报,便是看透了自己的心思。于是笑笑说:刚才不过开玩笑罢了!实实在在地说,顶多只够一个月,为之奈何?

许攸见曹操实话实说,便将自己对战局的分析和解决的办法和盘托出。曹操也当机立断依计而行,亲自率领轻骑兵直奔袁绍的粮库乌巢(今河南封丘西北),一把火烧光了所有的军需物资和后勤设备。 〔49〕

这就直接导致了第三件事情:张郃反水。

张郃是袁绍的大将,有勇有谋,而且也是在冀州时就跟了袁绍的。曹操奇袭乌巢,张郃主张立即增援,袁绍却听从谋士郭图的意见,派轻兵救援乌巢,派重兵攻打官渡。结果如张郃所料,官渡没能攻下,乌巢全军覆没。

郭图紧张了。为了推卸责任,便向袁绍诬告张郃幸灾乐祸,出言不逊。张郃前方不利,后院失火,只好和部下高览烧了战车,向曹操投降。曹操喜出望外,说这是韩信归了刘邦呀!于是拜张郃为偏将军,封都亭侯。 〔50〕

刘备开溜,袁绍失去外援;许攸叛逃,袁绍丢掉智囊;张郃反水,袁绍折了臂膀。所有这些,都说明袁绍大势已去,接下来只能是全军覆没,土崩瓦解。

形势在顷刻之间就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张郃刚一投降,曹操马上按照贾诩的建议集中兵力大举反攻。这时,众叛亲离的袁绍完全丧失了斗志,带着长子袁谭弃军而走。失去统帅的袁军纷纷变成俘虏,袁绍带到军中的图书和珍宝也都落入曹操手中。

同时被缴获的,还有战争期间朝臣和部将私通袁绍的书信,曹操把它们统统付之一炬。曹操的解释是:那个时候袁绍确实强大,我曹操尚且不能自保,何况大家!结果,冀州各郡纷纷举城降曹。 〔51〕

官渡之战就此结束。

图据《中国历代战争地图集》。

①曹操亲自率奇兵五千夜袭乌巢,一举烧尽袁绍军的粮草。

②袁绍认为曹军倾巢出动,大本营必然空虚,遂派张郃进攻曹营。

③张郃进攻不利,怕袁绍降罪,于是向曹操投降。

④曹操斩杀乌巢守将淳于琼,割下袁军千余人的鼻子和牛马的唇舌,送到袁军大营示威。

⑤袁绍全军溃败,袁氏父子扮作平民快马向北,逃窜到黎阳。

⑥曹操大胜,收编了大量袁绍败军。

这是决定当时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战争。实际上,袁绍和曹操都是不同凡响的军阀,他们对战后重建也都有自己的打算和看法。袁绍当然要走士族路线,恢复代表士族利益的旧秩序,这是他们那个阶级赋予他的使命。

曹操却要建立一个“非士族政权”,至少不能再走东汉的老路,政治上也必须有所更新。他在战后颁布一系列的法令,主张抑制兼并,以法治国,唯才是举,甚至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观点,就是证明。 〔52〕

曹袁之别,即在于此。

换句话说,董卓是旧秩序的破坏者,袁绍是旧秩序的维护者,曹操是新秩序的建设者。所以,曹操和袁绍要联合起来反对破坏秩序和扰乱天下的董卓,却又会在董卓之后分道扬镳,甚至决一死战。

因此,官渡之战不仅是两个利益集团的斗争,更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决战。在社会地位上,是士族与寒族之争;在意识形态上,是儒家与法家之争。这里面没有调和的余地。袁绍胜,天下就是士族和儒家的;曹操胜,新政权和新秩序就将由寒族和法家来建立了。 〔53〕

事实也是如此。

于是,历史的日程表被彻底打乱。在董卓时期,士族地主阶级虽遭重创,却还可以寄希望于“士族兼军阀”的袁绍。袁绍一败,这一线希望也就化为乌有。

看来,在这个军阀的时代,士族是没戏了,哪怕他们同时把自己变成军阀。

能够叱咤风云的,只能是非士族出身的人。

比如刘备和孙权。

刘备和孙权都不是士族,也都是军阀。但与曹操不同的是,他们的政权都建立在南方。唯其如此,才能够与曹魏形成鼎足之势。所以,曹操战胜袁绍,是寒族战胜士族;孙刘对抗曹操,则是南方对抗北方。

那么,南方为什么能够对抗北方?

在这种对抗的背后,又有什么玄妙之处呢?

第三章

孙刘联盟

荆州告急

万里长江奔流不息,把中华大地分成北方和南方。南方在东汉时期是欠发达地区,地广人稀,文化落后。唯其如此,朝廷和巨头们便无暇顾及,甚至不屑一顾,那些实力较弱的军阀也就能够乘虚而入,在那里割据一方。

长江一线的三个州,便是如此。

这三个州,是益州、荆州和扬州。它们的州牧,则最早是刘焉、刘表和刘繇(读如摇)。刘焉是益州牧,刘表是荆州牧,刘繇是扬州牧,他们也都是宗室。

这是汉灵帝中平五年(188)的事。当时为了对付黄巾起义,朝廷接受刘焉建议,改刺史为州牧,并加大其权力,派朝廷重臣和皇室疏宗担任。担任州牧的宗室先后有五个,另外两个是幽州牧刘虞和豫州牧刘备。

幽州牧刘虞,益州牧刘焉,荆州牧刘表,扬州牧刘繇,豫州牧刘备,这就是东汉末年的五位宗室州牧。不过刘虞并未参与逐鹿,刘备则徒有虚名(豫州不是他的)。值得注意的,便只有长江一线三个州。

三个州的情况不一样,三个州牧的处境也不一样。发达程度,扬州最好,荆州次之,益州最差。个人处境则刚好相反,刘焉最好,刘表次之,刘繇最差。刘繇甚至并未真正治理过扬州,四十二岁时就早早退出了历史舞台。

名义上属于刘繇的扬州则被一分为二。长江以西(江西)被袁术占领,长江以东(江东)被孙策觊觎。刘繇兵败病逝后,扬州六郡中的吴郡、会稽、丹阳、豫章都落入孙策手中,成为后来孙吴政权的基础。 〔1〕

但,处于风口浪尖的是荆州。

荆州在长江一线三个州中最为关键。夺取了荆州,尤其是占领了南郡的郡治江陵(在今湖北荆州),逆流而上可以攻取益州,顺江而下可以攻取扬州,这也正是后来曹操、刘备和孙权都要拼命争夺荆州的原因。

当然,如果荆州的州牧是曹操或袁绍,事情也许另当别论,可惜刘表胸无大志。袁绍向他求援,他满口答应却按兵不动。后来曹操征乌丸,刘备劝他袭击许都,他也只当耳边风,难怪曹操说他是“自守之贼”。 〔2〕

不过平心而论,刘表在荆州甚得人心。而且,正是由于他实行“爱民养士,从容自保”的政策和策略,荆州地区保持了十多年的安定和平,许多北方南下的难民也得到了资助和周全,这不能不说是刘表做的好事。

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

最先打破平静的是刘备。他是在官渡之战后,因为被曹操打败而投奔刘表的。当时的刘表,则像得到了皇上所赐的烫手山芋,左右为难。无可奈何之下,刘表只能一方面礼遇有加,另一方面小心防范。

刘表的安排,是让刘备先后出兵新野(今河南新野)和博望(今河南方城),最后屯兵樊城。樊城与刘表所在的襄阳隔汉水相望,这就既能防止变生不测,又能让刘备成为对付曹操的防火墙。

其实就连这点小心眼,也被郭嘉看穿。郭嘉一针见血地指出:刘表很清楚自己的才能不足以驾驭刘备。给予重任吧,恐怕不能制约;给予轻任吧,刘备不为所用。因此郭嘉极为不屑地说:刘表不过“坐谈客”罢了! 〔3〕

看来,刘表不该生在弱肉强食的乱世,也不知道在这乱世该如何自保。刘备天下枭雄,诸葛亮人中之龙,他居然敬而远之;中原士族南下荆州的有千人之多,也只见他安顿,不见他重用。如此不智,又岂能守住家业?

因此,北方的曹操,东边的孙权,都虎视眈眈。

孙权是孙坚的儿子,孙策的弟弟。孙坚在与刘表部将黄祖的战斗中阵亡,长子孙策接班,年十八岁。后来孙策被刺客谋杀,二弟孙权接班,年十九岁。这时,他名义上是大汉的讨虏将军,实际上是盘踞江东的小军阀。 〔4〕

说起来孙氏家族也真是少年英雄辈出。孙坚成名时只有十七岁,孙权则同样不同凡响。建安十三年(208)春,孙权一举攻破夏口城(今武汉汉口),杀了刘表的大将江夏太守黄祖,天下为之震惊。

当然要震惊。因为此战意味着孙权的势力已向西部扩展,下一步必将觊觎江陵,贪图襄阳,鲸吞荆州。

曹操立即感到时不我待。事实上,他对荆州早已觊觎多时,而袁绍的残余势力也已剿灭尽净,北部中国几乎尽收囊中。曹操本人则自任丞相,大权独揽令行禁止,完全可以夺取荆州,也必须夺取荆州。 〔5〕

当年七月,曹操南征刘表。

与此同时,刘表也一病不起,并于八月身亡,接管荆州的是他的小儿子刘琮。刘琮岂是曹操的对手,刘表旧部蒯越、韩嵩、傅巽(读如训)等人也都劝他投降。

刘琮说:我就不能和诸位一起,守住先君基业,以观天下之变吗?再说还有刘备。

傅巽说:不能。以人臣对抗人主,是以逆抗顺;以地方对抗中央,是以弱战强;以刘备对抗曹操,是以卵击石。三个方面都不行,还要抵抗王师,那是找死。

刘琮犹豫。

傅巽便问:将军自己想想,你比得上刘备吗?

刘琮说:比不上。

傅巽说:那好!如果刘备不能战胜曹操,将军就无法自保;如果打得过曹操,他还会再做将军的部下吗?

刘琮一听就明白了。

没错!要对抗曹操,只能依靠刘备。但无论刘备是输是赢,自己都没有好下场。那还不如投降! 〔6〕

刘琮投降,曹操的大军便如入无人之境。刘琮这才派人去告诉刘备。刘备闻讯大惊,拔出刀对来人说:今天就是宰了你也不解恨,只是不想弄脏了我的刀! 〔7〕

不过现在说什么也都没有用了,刘备唯一的选择是走为上计。然而刘备跑得快,曹操追得也快。他亲点五千精锐骑兵,以一天一夜三百里的速度追了过去,试图将刘备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一举歼灭。

与此相反,刘备却是跑得快,走得慢。因为他路过襄阳时,许多士人、百姓和刘表旧部都跟着南撤,随行人员多达十几万,辎重数千辆,一天只能走十几里。

这就几乎是等着挨打。

危在旦夕的刘备却拒绝了先走一步的建议,坚持与民众缓慢同行。他的解释是:成就大事必须以人为本。现在人家跟我生死与共,我又怎么忍心抛弃他们!

可能,这是刘备一生中最闪光的一笔。

然而后果却十分严重。曹操很快就追上了刘备,两军在当阳的长坂(今湖北当阳东北)相遇。刘备再一次丢掉了老婆孩子,与张飞和赵云等数十人落荒而逃,随行人员和车辆辎重全部被曹操缴获。 〔8〕

幸运的是,曹操并没有穷追猛打。他放弃了刘备,带兵直奔江陵而去。那里屯集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包括水战必需的舰船,是绝不能让他人得手的。

靠张飞保全了性命,靠赵云找回了妻儿的刘备,决定东行去夏口,跟事先安排在那里的关羽,以及跟刘琮分道扬镳的刘表长子刘琦会合。但,刘琦的一万人马,关羽的一万水军,能抵挡曹操的泰山压顶吗?

也许,这就得问诸葛亮了。

张飞字益德(《三国演义》作翼德),涿郡人,官至车骑将军,封西乡侯。图据清代拓本“汉将军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郃于八立马勒铭”,又名“八摩崖”,据说张飞在汉中争夺战中大败魏将张郃,刻此铭于石壁。

诸葛亮出山

诸葛亮是在前一年来到刘备身边的。

这又是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三顾茅庐。这个故事由于罗贯中的演义而广为人知,可惜却是小说家言。历史的真相也许并非如此,或不完全如此。

那么,真相可能是什么?

三顾茅庐之前,诸葛亮曾经见过刘备。

建安十二年,曹操平定了北方。洞悉形势的诸葛亮料定下一个攻击目标必是荆州,也清楚刘表不可依赖,能救荆州的只有刘备,便从隆中去见他。

刘备并不认识诸葛亮,也没太把这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当回事,尽管他身高一米八四,容貌甚伟风度翩翩。但在四十七岁的刘备眼里,诸葛亮依然是小字辈。

那天可能是刘备的接待日,来座谈的士人很多。谈完众人散去,只有诸葛亮不走。刘备也不问他想说什么,顺手拿起一根牦牛尾巴就编起工艺品来。

诸葛亮说:将军的雄心壮志难道就是这个吗?

刘备说:这是什么话!聊以忘忧罢了。

诸葛亮说:请将军度量一下,刘镇南(刘表)与曹公(曹操)相比,怎么样?

刘备说:比不上。

诸葛亮又问:将军自己呢?

刘备说:也比不上。

诸葛亮说:那么,难道就等着人家来宰割吗?

刘备这才发现诸葛亮非同寻常,诸葛亮也为刘备出谋划策。他的建议,是鼓励流入荆州的游民发展生产,并登记在册。刘备依计而行,实力果然大增。 〔9〕

不过这事也就到此为止,诸葛亮又回到了隆中。他真正成为刘备的得力助手,应该是在司马徽和徐庶极力推荐之后。即便如此,刘备也仍未高度重视。

刘备对徐庶说:那就请他和足下一起来吧!

徐庶却说:诸葛孔明是卧龙,岂能随便召唤?将军还是屈尊亲自去拜访他吧!

这才有了三顾茅庐。 〔10〕

图据明末安徽新安黄氏刻本《遗香堂绘像三国志演义》。与西晋《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不同的是,元末明初诞生的小说《三国演义》坚决地以蜀国为正统。

但,这里面有问题。

是啊,诸葛亮不是“可就见,不可屈致”的吗?他怎么会主动去见刘备?他既然已经见过了刘备,刘备又怎么还需要三顾茅庐?以上说法,可靠吗?

可靠。

事实上,诸葛亮完全有可能去见刘备,因为当时的荆州山雨欲来,危在旦夕。以诸葛亮之心系天下,绝不会坐视不管。我们甚至可以推测,正是他的这种责任感,从一开始就赢得了刘备的尊敬和信任。

有一个旁证可供参考。

也是在荆州,而且就在刘表席间,刘备就曾毫不客气地痛斥一个名叫许汜(读如四)的人:国难当头,民不聊生,天子失所,正需要有人为国分忧。足下名为国士,却不知忧国忧民,只知求田问舍,实在让人不齿! 〔11〕

诸葛亮当然不是许汜。作为“每自比管仲、乐毅”的有志之士,他可是以天下为己任的。

因此,诸葛亮会去见刘备,刘备也会去见他。

实际上,两汉原本就有聘请名士为官的制度(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而且无论是皇帝的征聘,还是州郡的辟除,都是礼聘,不能令召,光武帝刘秀甚至还碰了好几个钉子。三顾茅庐,不足为奇。 〔12〕

更何况,刘备拜访诸葛亮,也未必是招聘。

这一点,有诸葛亮自己的回忆为证。他在二十一年后曾这样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13〕

很清楚,诸葛亮去见刘备,是“提出建议”;刘备去见诸葛亮,是“征求意见”。两人谈得投机,这才决定合作。也因此,诸葛亮到刘备军中,一开始是没有职务的。担任军师中郎将,是在赤壁之战以后。 〔14〕

至于打动刘备的那一席话,则是《隆中对》。

这是一次极其严肃认真的对谈,双方也都表示了最大的诚意。为了郑重其事,刘备使用了“孤”的自称。他在建安元年被封为宜城亭侯,可以称孤。 〔15〕

于是刘备开诚布公: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自不量力,一心想要伸张正义于天下。奈何智术浅短连遭挫折,只剩下壮心未已,先生认为计将安出?

诸葛亮的对策则极为务实。

早已看清时局的诸葛亮告诉刘备,当今天下之势,并非人人都像将军一样心系汉室,心忧主上,而是都在抢占地盘。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曹操以弱胜强消灭袁绍,便是证明。

那么,什么地方可以考虑?

北方显然不行。曹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东边也不行。孙权据有江东已经三代,既得地利又得人和,这就只能联合,不能图谋。

能打主意的,是荆州和益州。

荆州下辖七郡,领县上百,而且北据汉沔(汉水、沔水),利尽南海(广东、广西),东连吴会(江苏、浙江),西通巴蜀(重庆、四川),堪称“用武之国”,碰巧主人又守它不住,简直就是天赐,就看将军想不想要了。 〔16〕

益州的情况也差不多。这个地方,对外是天险,对内是乐土,高皇帝就是在益州的汉中成就帝业的。然而成都的刘璋昏庸软弱,汉中的张鲁则不怀好意,因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只不过得自己动手去拿而已。

拿下了荆州和益州,又怎么样呢?

诸葛亮说,以将军帝室之胄的身份,信义著于四海的名望,总揽英雄思贤如渴的号召力,只要实行“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的政策,事业就能发展,力量就能壮大,也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至于将来,如果形势发生变化,则可兵分两路。一路由大将率领从荆州出发,取道宛城挺进洛阳;另一路由将军亲自率领从益州北上,取道秦川直抵长安。那时候,百姓万民还不捧着酒饭来夹道欢迎吗?

于是诸葛亮说: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如此醍醐灌顶,刘备豁然开朗。他高兴地对关羽和张飞说:我有了孔明,就像鱼儿有了水啊! 〔17〕

可惜,诸葛亮为刘备做的只是战略规划,现实问题则是刘备一行逃到夏口后,曹操并没有放过他。十二月,在江陵养足精神备齐军需的曹操,率领大军顺江而下抵达巴丘(今湖南岳阳)。目的很明确:消灭刘备。 〔18〕

刘备大难临头。

在这个关键时刻,并无官职的诸葛亮挺身而出。他对刘备说,情况紧急!请明公授权,让我去江东求救。 〔19〕

这是正确的决策,因为此时能救刘备的只有孙权。问题是孙权与曹操并未翻脸,跟荆州反倒是世仇。至少,他可以坐山观虎斗。即便收不到渔翁之利,也犯不着来蹚这浑水。因此两家能否联盟,完全取决于孙权的态度。

那么,孙权的态度又如何?

鲁肃设谋

孙权在观望。

事实上,荆州事变后,孙权就到了柴桑(今江西九江)。态度则很明确:拥兵自重,观望成败。

这并不奇怪。毕竟,曹操不是冲他来的,刘备跟他也非亲非故。他当然清楚刘备不是曹操的对手,因此他要算的账是:如果刘备败了,曹操会不会继续东进?如果帮助刘备抵抗曹操,自己又有什么好处?

不过,这可以慢慢想。

没错,孙权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后来曹丕和刘备先后称帝,他却一直等到曹丕死后三年,看清楚万无一失才肯戴上皇冠。结果是什么呢?三国当中他称帝最晚,国祚却最长。所以,看不见兔子,孙权绝不会撒鹰。 〔21〕

诸葛亮使命艰难。

实际上,真正促成孙刘联盟的不是诸葛亮,而是另外一个人,因为他比孙权还会算账。当他把所有的账都跟孙权算清楚以后,孙权就拍板了。

此人就是鲁肃。 〔22〕

鲁肃是在周瑜的建议和推荐下投奔孙权的,而且初次见面就有了“合榻对饮”的密谈。这次密谈,跟当年毛玠劝说曹操,沮授劝说袁绍,后来诸葛亮劝说刘备,意义同样重大,堪称“鲁肃版”或“东吴版”的《隆中对》。

孙权问:如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孙某有幸继承了父兄余功,便也想建立齐桓和晋文那样的霸业。先生既然看得起孙某,不知有什么办法可以教我?

这跟刘备问诸葛亮,是一样的。

鲁肃却当场泼了一瓢冷水:将军怕是当不成齐桓和晋文了。想当年,高皇帝也想尊奉义帝成就霸业,但是项羽不同意。今天的曹操,就是当年的项羽。有曹操在,将军怎么成得了齐桓公和晋文公?

做不成齐桓、晋文,那做什么?

做皇帝。

鲁肃说:当今天下形势,是大汉已无希望,曹操实力雄厚。因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等到北方处于多事之秋时,再向西进军,将整个长江流域都据为己有,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这可是高皇帝的功业啊!

这当然是一个宏伟蓝图。但在建安五年十月,曹操刚刚战胜袁绍的时候,鲁肃也好,孙权也罢,恐怕都只能说说和听听。因此孙权淡淡地回应:孙某尽力一方,只是为了辅佐汉室。先生所言,可不是孙某敢想的。

其实鲁肃的话,孙权听进去了,尤其是“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猝)除”这两句。其中奥妙,则不言而喻:汉室不可复兴,由霸业而帝业就是可能的;曹操不可卒除,先三分后一统就是必须的;孙权的路线既然是与曹操划江而治,南方对抗北方就是必然的。

但,南方弱小,北方强大。南方要想对抗北方,就非得联合不可。这正是鲁肃要极力主张与刘备联盟,孙权也最终要去蹚赤壁之战那汪浑水的根本原因。

所以,不仅诸葛亮未出隆中已知天下三分,鲁肃同样知道,而且比诸葛亮的《隆中对》早了七年。

当然,他们的最终目标也都是一统天下。

且看鲁肃的三部曲:第一步,巩固江东,与中原(曹操)、荆州(刘表)鼎足而立;第二步,在适当的时候夺取荆州,进而占据整个长江流域,与北方分庭抗礼;第三步,称帝建国,谋求天下一统。

◎ 榻上策 VS 隆中对

榻上策 隆中对

献策人 鲁肃 诸葛亮

献策时间 公元200年 公元207年

背景 官渡之战袁曹胜负未分。 赤壁之战前,刘备新败。

局势判断 短时间内消灭无法曹操。刘备与曹操敌对,可以结为盟友。如果刘备有异心就见机行事。 曹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不可与之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可以为援而不可图。

战略要点 先剿除黄祖,进攻刘表占领战略要地荆州,从而进可攻、退可守,形成鼎足态势。 先取战略要地荆州,再攻占益州,形成鼎足态势。对外联合孙权,对内治理国家。

展望未来 当曹操后方发生内乱时,一举消灭曹操,统一天下。 一旦出现有利机会,就从荆州、益州两路出兵,消灭曹操,统一天下。

这就与诸葛亮为刘备所做的规划惊人地相似。换句话说,他们都主张“先三分后一统”,也都需要“南方对抗北方”。只不过鲁肃说的三家,是曹操、孙权、刘表;诸葛亮说的,则是曹操、孙权、刘备。

然而鼎立的三足是一样的,即中原、江东与荆州。荆州在刘表手里,就是曹操、孙权、刘表。荆州在刘备手里,就是曹操、孙权、刘备。事实上,后来鲁肃和孙权也做了调整:刘表换成了刘备,对峙也变成了联合。

联合也是鲁肃促成的。

刘表病故后,政治上极为敏感的鲁肃立即意识到此事的重要性,便以吊唁的名义出使荆州。走到江陵得知刘琮投降的消息,又立即北上与刘备相会于当阳长坂。

对于狼狈不堪的刘备来说,鲁肃真是天上掉下来的活神仙。因此,当鲁肃提出联盟建议时,刘备和诸葛亮都没有任何异议。于是鲁肃陪同刘备一行到了夏口,后来又进一步东移到樊口(今湖北鄂州樊港入江处)。

然而孙权却犹豫了。

孙权犹豫,是因为有一笔账不太好算:不帮刘备,荆州就是曹操的;帮助刘备,荆州就是刘备的。两个都不帮,荆州仍然不可能变成自己的,弄不好那战火反倒会烧到家门口来。帮也不是,不帮也不是,这实在不好决策。

那么,孙权后来为什么又决定联合刘备?

因为问题变了,不再是要不要帮助刘备,而是要不要投降曹操。孙权的情报部门得到消息,曹操拿下刘备以后还要进军江东。另一条未必可靠的史料则宣称,曹操还给孙权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23〕

孙权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征求意见,结果上上下下一片降曹论调。他们说,曹操托名汉相,似虎如狼,挟天子以征四方,岂能对抗?何况他拿下荆州占领江陵以后,就连长江天险也与我共有。不如投降。 〔24〕

只有鲁肃一言不发。

孙权无奈,起身上厕所,鲁肃也跟着追到檐下。孙权立即意识到鲁肃有极其重要的悄悄话要说,便拉着他的手问:爱卿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鲁肃说:是的。投降不是不可以,但要看是谁。比如我鲁肃,是可以的;将军您,就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鲁肃投降以后,可以一步一步升上去,当个郡守、州牧总不成问题。将军如果投降曹操,又能到哪里去呢?

这当然是悄悄话,然而说到孙权心坎上了。实际上孙权对鲁肃那个“隆中对”是很以为然的。他也很清楚,只有联刘抗曹,才可能现在保全江东,将来南面称孤,最后克成帝业,投降曹操则绝无出路。

于是孙权叹息说:他们的议论很是让人失望,只有爱卿与我想法相同,这是上天以爱卿赐我啊!

不降曹,就只有联刘,这叫别无选择。

联刘抗曹,已是箭在弦上。

但,打不赢怎么办?

鲁肃没说,孙权也没问。因为战败的结果跟投降没什么两样,却光荣得多。至少对于孙权,是如此。

那么,孙权可以拍板了吗?

不能。因为他还有话要问两个人。

这两个人,就是诸葛亮和周瑜。

孙权拍板

与鲁肃谈话之后,孙权接见了诸葛亮。 〔25〕

奇怪!孙权不是已经拿定主意联刘抗曹了吗?为什么还要再听诸葛亮的?因为他谨慎。他必须弄清楚刘备有多少实力,又有多大的决心。因此两人见面时,孙权完全是脑子里一片空白的样子。

诸葛亮的开场白却堪称经典:

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 〔26〕

这话精彩!表面上看,诸葛亮不过描述了局势,回顾了历史,但三言两语之中却暗藏玄机。比方说,无论已消灭的袁绍、袁术、吕布,仍割据的刘璋、张鲁、马超,都只字不提,似乎并起逐鹿的只有三家。

次序也有文章:先孙权,再刘备,最后曹操。其实曹操起兵时,孙权和刘备还不知在哪里。何况曹操拥有半个中国数十万大军,孙权也有江东六郡十万精兵,刘备则加上刘琦也只有两万人马,又岂能“并争天下”?

不过这种说法,孙权方面是爱听的;而“与曹操并争天下”云云,则又向孙权暗示了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敌人。陈述尚未开始,阵营已然分明。

至于刘备的败落和困境,则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那么,刘备为什么没有用武之地?因为曹操平定中原,攻破荆州,威震四海。

原来,麻烦都因为曹操,刘备则没有问题。

呵呵,高明!

接下来,诸葛亮反客为主,开始替孙权谋划:如果能与曹操抗衡,不如及早了断;如果不能抵挡,那就尽快称臣。像将军这样,表面上唯命是从,实际上心怀二志,火烧眉毛却当断不断,恐怕马上就会大祸临头。

因此诸葛亮说:愿将军量力而处之。

不能说这话没有道理。是的,刘备确实是没有了用武之地,却也因此没了麻烦。因为反正死路一条,了不起拼他个鱼死网破。这样算下来,有麻烦的反倒是观望狐疑犹豫不决,“事急而不断”的孙权。

但,明明是自己走投无路,却偏说别人有麻烦,还做出一副设身处地的样子,孙权当然不吃这一套。他反唇相讥说:既然如此,你们刘豫州怎么不投降?

诸葛亮很清楚,这时绝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必须将抵抗到底的信息传达给对方。因此他抗声作答: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望所归,岂有投降之理?即便抵抗失败,那也是天意。投降曹操,万万不能!

这话说得大义凛然,却只能看作外交辞令。其实五易其主的刘备这回哪里是骨头硬?是吃准了曹操根本就不会放过他,投降也没用,只能死硬到底。

然而孙权要的就是刘备方面的这个态度。于是他当场表示:我想清楚了,除了刘豫州,没人可以对抗曹操。不过孙权决策之前,仍必须掂量战争的可能性,因此直截了当地问:刘豫州新败之后,还有抵抗之力吗?

显然,这只能实实在在地算账。

于是诸葛亮说:曹操万里长征千里奔袭,杀到这里已成强弩之末,哪里会有战斗力?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哪里会有战斗力?刘琮的部队投降曹操,原本迫于无奈,并非心悦诚服,又哪里会有战斗力?

事实证明,诸葛亮的这些判断完全正确。

更重要的是,他还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刘备并未全军覆没,荆州也并未全部沦陷。只要双方同心协力,战胜曹操绝无问题。曹操兵败,必定撤回北方。那时,中原、江东与荆州的鼎足之势就可以形成了。

因此诸葛亮说:成败之机,在于今日。

话说到这个份上,联盟应该已经达成。然而孙权依然按兵不动,因为他在等待一个人的到来。

孙权等待的是周瑜。 〔27〕

周瑜是鲁肃建议从前方召回的。他提出这个建议,当然有深刻的原因,也有充足的理由。

与孙策同年的周瑜,是跟孙策一起长大,后来也亲如兄弟的战友,江东基业就是他们共同打下来的。他们还分别娶了闻名遐迩的美女大乔和小乔,成为战场和情场同时得意的少年英雄,时年二十四岁,人称孙郎和周郎。

孙策去世后,又是周瑜率先支持孙权,跟张昭一起成为孙权的左膀右臂。当时孙权的正式官职只是将军,周瑜却对孙权执臣子礼。他还对鲁肃说,孙权是一定能够成就帝业的,鲁肃这才投奔了孙权。 〔28〕

周瑜,是孙权的诸葛亮。

图据重庆忠县涂井崖墓群出土的乐舞俑、抚琴俑与听琴俑。三俑均为三国蜀汉文物,高约40厘米,高髻饰簪花。其中抚琴俑跽坐抚琴,听琴俑抚耳倾听。周瑜精通音律,据说演奏即使稍有失误,也一定瞒不过他的耳朵。江东因此有“曲有误,周郎顾”之语。

实际上周瑜对战局的判断也跟诸葛亮完全一致,他甚至还指出了曹操这次出征的四大弊端:本土不安,后患未除,贸然南下,此其一;放弃鞍马,使用舰船,舍长就短,此其二;寒冬腊月,马无草料,给养不足,此其三;劳师远征,水土不服,必生疾病,此其四。

周瑜说:这四条都是兵家大忌,曹操却一条不落。如此利令智昏,简直就是自己前来送死,岂有我们反倒投降之理?我看活捉此贼,就在今日!

曹操不可战胜的神话,被诸葛亮和周瑜一起粉碎。

鲁肃算清了政治账,诸葛亮算清了联盟账,周瑜算清了军事账,孙权心里笃定,这才亮出底牌:老贼早就想废汉自立,只不过顾忌袁绍、袁术、吕布、刘表和我。如今群雄已灭,唯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

为了宣示决心,孙权拔刀砍断案角喝道:再有胆敢主张投降曹操的,下场就跟这书案一样! 〔29〕

也就在这天晚上,周瑜和孙权有一次单独谈话。孙权摸着周瑜的背,叫着他的字说:公瑾呀,你是上天派来帮助我的啊!我已经选好了三万精兵,舰船、粮草和武器也都准备完毕。请公瑾和子敬(鲁肃)、程公(程普)先行一步,我在后方尽力支援。如果战事不利,公瑾就回来,本将军亲自与他曹孟德决一死战。

看来,孙权早就做好了参战的准备。

实际上,联刘抗曹原本就是孙权的打算。只不过,他必须得到刘备方面的保证,必须由将来实际作战的周瑜和鲁肃提出主张,还想借此机会考察一下集团成员的忠诚程度,这才装作没有主见,迟迟不肯表态。

孙权绝非等闲人物。

但不管怎么说,吴军总算出发了。他们以周瑜和程普为正副总指挥(左右督),鲁肃为参谋长(赞军校尉),驾着战船鼓起风帆,浩浩荡荡开往樊口。

天天派人守在码头的刘备终于盼来了救兵。为了表示诚意,刘备只身一人乘船去见周瑜。两人见面自有一番寒暄慰问,但刘备最关心的还是军情。

刘备说:孙将军决心对抗曹公,可谓深谋远虑,却不知贵军战卒有几何?

周瑜说:三万。

刘备说:恨少!

周瑜却意气风发信心十足地说:三万人足够!请刘豫州放宽心思看我破敌吧!

赤壁之战

周瑜的话没有错,赤壁之战以曹操大败而告终。

赤壁之战是划时代的:此前则群雄逐鹿,此后则天下三分。然而战争本身的情况,包括时间、地点、规模和胜败原因,历史学家都有不同意见,堪称众说纷纭。 〔30〕

但陈寿《三国志》所言,应该大体不差。 〔31〕

建安十三年(208)十二月,曹军从江陵顺江而下,孙刘联军从樊口逆流而上,两军在赤壁(今湖北赤壁)相遇。不出周瑜所料,曹军在巴丘已大面积感染瘟疫。狭路相逢,曹军败北,只好退过江去,把战舰停靠在赤壁对岸的乌林(今湖北洪湖)。 〔32〕

这时已是寒冬。北风劲吹,船舰颠簸,曹军中又病倒一片。于是曹操下令将战舰连锁在一起,陆军则在岸边安营扎寨。周瑜的部将黄盖说:敌众我寡,难以持久。但曹军既然船舰首尾相接,不妨一把火把他们烧走。

周瑜然其计,黄盖则假装投降。数十艘战舰装满柴草又浇了油,蒙上布幔,插上旗帜,浩浩荡荡驶向北岸。曹操部队的官兵都跑了出来指指点点,伸长了脖子观看黄盖来降。没想到黄盖的舰船驶过来后,竟是一齐放火。

当时东南风劲吹,火势一直蔓延到岸上。曹操的战舰和军营全部都被点燃,顷刻之间烈焰万丈。曹军有的被烧死,有的被淹死,人仰马翻,曹操只好撤退。

撤退前,他把剩下的船也烧了。 〔33〕

猝不及防的曹操丢盔弃甲,狼狈逃窜,在周瑜和刘备的夹击下一路狂奔,幸得张辽、许褚等人的接应方才脱险。孙刘联军则水陆并进双管齐下,追击曹操直至南郡。曹操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自己带着残兵败将退回北方。

曹操真是一败涂地。

然而这一仗却非打不可。实际上,除了必须夺取荆州和消灭刘表,曹操也还想威胁孙权。建安七年(202),曹操要孙权送儿子做人质,被孙权拒绝,曹操很可能就已经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征荆州,灭刘表,至少可以警告孙权一下,这才有写给孙权的那封恐吓信。

可惜曹操的想法完全落空。孙权没被吓着,反倒与刘备联合,一把火把他烧得焦头烂额。刘表虽然死了,刘备却强大起来。江陵虽然到手,却又丢了,等于没有。曹操得到的,只有襄阳。但是,江陵仍然在对方手里,他的脚步却再也不能迈过长江。

这一回,曹操失大于得。

赚得盆满罐满的是刘备。赤壁之战前,他先是寄人篱下,后是如犬丧家。然而短短四五个月,就咸鱼翻身今非昔比。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纷纷投降。刘备任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并自任荆州牧,治所公安(今湖北公安)。 〔34〕

刘备变成了战后的暴发户。

孙权则由刘备上表朝廷,推荐为徐州牧。他甚至有可能远远见过曹操一面。建安十八年(213)春,曹操与孙权在濡须(今安徽无为)相持不下,孙权便坐了一条小船到曹操的水军营中转了一圈,还让吹鼓手奏乐助兴。于是曹操喟然叹息说:生子当如孙仲谋!

后来孙权又给曹操写了一封信,上面只有八个字: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另外又附了一张纸,上面也只有八个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

曹操得信,立即撤军。 〔35〕

先后出土于蒲圻赤壁古战场的箭镞达数千枚,有三棱形、四棱形和六棱形等,有铜制亦有铁制。赤壁市博物馆藏品朱雀弩机,机身有错银朱雀图案,又名凤凰弩机。弩机在三国时是先进武器,有射程表尺,可连发十枝箭镞。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

这就是赤壁之战的余波。

因此,赤壁之战实在是三国史上的一个关键。由于这场战争,鼎立之势已现,对峙之势已成。此后,南方和北方也曾有过征战,比如曹操南征孙权,关羽北战襄樊,但不是无功而返(如曹操),便是自取灭亡(如关羽),谁都不能再向前迈出一步。

有成效的是东西之战,即刘备的夺益州和孙权的夺荆州。建安十九年(214)夏,刘璋投降,刘备入成都,益州归了刘备,刘备以荆州牧的身份兼领益州牧。建安二十四年(219)冬,关羽被杀,孙权入江陵,荆州大部归了孙权,孙权以徐州牧的身份兼领荆州牧。

至此,长江一线三州的归属完全改变。原来的三个宗室州牧刘繇、刘表和刘焉父子先后淡出江湖,南方成了孙权和刘备两大军阀的舞台。

那么,北方又如何?

第四章

三分天下

称王不称帝

赤壁之战后,曹操的野心越来越大。

这似乎不可思议。

吃了败仗,野心膨胀,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可惜曹操并不是只讲道理的人。或者说,他有他的道理。他的道理就是:战场上没拿到的,得在官场上捞回来。当然,官场上步步高升,得靠战场上节节胜利。所以曹操又有了三次军事行动,每次都在官场上另有收获。

三次的收获是:西征马超、韩遂归来,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南征孙权归来,封为魏公,建立魏国;征张鲁归来,由魏公晋升为魏王。

到建安二十二年(217)四月,曹操的政治待遇登峰造极,礼节和仪仗已跟皇帝平起平坐。

于是,代汉的呼声高涨起来。

带头劝进的是陈群和夏侯惇(读如敦)。陈群说,汉朝早已名存实亡,取而代之有何不可?夏侯惇则说,为民除害就是万民之主,魏王称帝何必犹豫?

曹操断然拒绝。

他说:如果天命在我,那我就做周文王。 〔1〕

这话曹丕听进去了。曹操去世几个月后,他就逼汉献帝禅位。只不过,他给曹操上的谥号是武帝。

那么,曹操为什么只称王,不称帝?

原因可能很多,有大道理也有小道理。大道理是:世受汉恩,报答之心犹存;信誓旦旦,总不能自食其言。小道理是:出身不好,形象欠佳,怕人笑话。

曹操形象不好吗?

可能。在《三国志》一书中,袁绍、刘表、周瑜、诸葛亮都是一表人才,曹操的身高和容貌却只字不提,可见不敢恭维。匈奴使节来朝,曹操让崔琰做替身,也可见自惭形秽。东汉风气以貌取人,曹操不能不有所顾忌。 〔2〕

刘备和孙权也是障碍。曹操很清楚,只要自己公然称帝,这两个人马上就会跟着上来,“篡汉”的罪名却得由他曹某来背。何况都称帝,就没有了“中央”,刘备和孙权也就从“地方”变成了“对方”,岂非便宜了他们?

因此,当孙权在建安二十四年(219)上表称臣极力劝进时,曹操便拿着孙权的信对大家说:这小子是要放肆地把老夫搁在炉子上烤呀! 〔3〕

但,封公,建国,称王,一个不能少。

转折点是封魏公。表面上看,从侯爵到公爵,不过是爵位高了一等。但,封侯只是赐爵,封公却是建国,可以有自己的社稷和宗庙。曹操封为魏公,就意味着他能名正言顺地在魏郡建立一个独立公国。

以后称王,也顺理成章。

后来曹丕称帝,更是水到渠成。

那么,如此重要的一步,是谁帮曹操迈出的?

董昭。此人总是在关键时刻出场。当年帮助曹操迎奉天子的是他,现在策划封魏公称魏王的也是他。为此,董昭东奔西走,上蹿下跳,造足了舆论,做足了文章,终于形成议案,并得到皇帝的批准。 〔4〕

但,董昭也在一个人的面前碰了钉子。

这个人就是荀彧。

荀彧出身名门,祖父当过县令,父亲当过国相,叔父位至三公。他本人既是名士,又是重臣,在士林中威望甚高,好评如潮,在朝廷官居尚书令(宫廷秘书长),在曹操集团中的地位则相当于萧何兼张良。

显然,如果由荀彧领衔提出封公建国的议案,较之董昭等人,分量要重得多,身份也合适得多。

所以,董昭要以秘密征求意见的方式去见荀彧。

荀彧却泼了一瓢冷水。他对董昭说,曹公兴义兵,除暴乱,平天下,原本为的是匡扶朝廷,安定国家。他秉持的是忠诚,坚守的是谦让。君子爱人以德。你们如果真爱曹公,就该帮他保持晚节。封魏公,怕不合适。

曹操深感失望并大为光火,竟以劳军的名义把荀彧调往东征孙权的军中。荀彧走到寿春(今安徽寿县)就一病不起,不久神秘地去世,享年五十岁。 〔5〕

荀彧的死因有两种说法:忧郁而死,被逼自杀。据说曹操派人给他送去了一个食盒。荀彧打开一看,里面空空如也。于是荀彧服毒。这事当时就闹得沸沸扬扬,朝野谣言四起,至今仍是无法破解的悬案和疑案。 〔6〕

其实,荀彧是死于理想的破灭。

荀彧、鲁肃和诸葛亮,可能是曹操、孙权、刘备三大集团中最重要的人物。他们都有自己的政治理念、行动纲领和战略方针,也都影响了各自的君主。因此他们不能以“谋士”名之,而应该称为政治家。

但,三人的情况却不相同。

鲁肃最简单。他不是名士,孙权也不是士族,没那么多负担。所以鲁肃可以直言“汉室不可复兴”,孙权也可以一会儿反曹,一会儿降曹。因为在孙权那里,反曹与拥汉不矛盾,降曹与拥汉也不矛盾。要对付刘备,就说曹操是汉相;要联合刘备,就说曹操是汉贼。

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然而以东吴之弱小、生存之艰难,恐怕也只能如此。要孙权为理想而献身,那是办不到的,何况他本来就没有理想。

诸葛亮就麻烦一些。他自己有理想,刘备没有。所以赤壁之战以后,诸葛亮便被束之高阁,真正被重用的是功利主义者庞统和法正。但诸葛亮的最大悲剧,却是他的蜀国治理得最好,灭亡得最早,这是后面要说的。

比较而言,荀彧更悲哀。

荀彧是在官渡之战的九年之前,就离开了众人看好的袁绍,追随并辅佐了曹操的。因为他看穿了袁绍“终不能成大事”,只有曹操才能实现他的愿望:兴复汉室。

这是跟诸葛亮一样的想法。

不能说荀彧看走了眼。他来到曹操身边时,三十七岁的东郡太守曹操确实是热血沸腾的爱国将领。在他主张迎奉天子时,四十二岁的兖州牧曹操也还是心系王室的一方诸侯。以后,曹操征袁术,杀吕布,降张绣,灭袁绍,平定北方,在荀彧看来也是应该和必须的。

然而十几年过去,曹操已经不再“乃心无不在王室”,也不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而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要自己封公建国了。这实在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下一步的发展,必将背离荀彧的理想和初衷。

所以,荀彧不能不阻拦,也知道不会有效果。曹操已经上了自己的贼船,只能一条道走到黑。荀彧也只能与曹操分道扬镳,并选择死亡。也许,他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殉自己的理想,对曹操做最后一次劝谏。

何况荀彧也别无选择,他总不能去投奔刘备吧?更何况对于一个有理想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理想的破灭更为痛苦。进退失据的他只有死路一条,尽管他死不瞑目。

曹操则最终没有代汉自立。很可能,他实在无法面对天国之中荀彧那双忧郁的眼睛。

那也是睿智和坚定的眼睛。

当然,这双眼睛刘备是看不见的。

刘备入蜀

刘备的野心也在膨胀。 〔7〕

原本一无所有的刘备,是赤壁之战的最大受益者。他占有了现在湖南境内的江南四郡,以及现在湖北境内南郡的一半。于是,刘备一方面保留豫州牧的空头支票,另一方面则一本正经地做起了荆州牧。

然而江南四郡却是荆州最穷的地方,刘备的目光便盯住了天府之国益州。建安十九年(214)夏,也就是曹操封为魏公的第二年,刘备军进成都,益州牧刘璋开门投降。结果,豫州牧和荆州牧刘备,又成了益州牧。

消息传来,曹操震惊,孙权愤怒。

孙权早就在打益州的主意了。周瑜攻下江陵后,孙权控制了西起夷陵(今湖北宜昌)东至寻阳(今湖北黄梅)的长江防线,并占有荆州的江夏郡,便开始觊觎益州。他的麻烦在于,走北路经安康进汉中,曹操不答应;走南路沿长江而西进,要过刘备的地盘。

于是孙权提出,与刘备联合取蜀。

这显然是如意算盘。孙权在东,刘备在西,两军联合作战,只能刘军先行,吴军殿后。拿得下益州,刘军已成炮灰;拿不下益州,也能把刘备挤出荆州。

刘备当然不会上当。他很清楚,益州的军队在前,东吴的军队在后,自己岂非变成夹在当中的肉馅?何况就算联合取蜀成功,刘备也不愿意,他要的是独吞。

孙权终于未能得逞。

那么,曹操呢?

战后的曹操占有了荆州的南阳郡和南郡的另一半(包括襄阳),当然也想要益州。可惜,他不但未能如愿,反倒给刘备送去了一个机会。

建安十六年(211)春,曹操为了逼反马超和韩遂,扬言要西征张鲁。张鲁在汉中,马超和韩遂在关中。攻击张鲁,必经马超和韩遂的防地。这就逼得两人揭竿而起公开反曹,曹操也就师出有名地灭了他们。

曹操本是阴谋诡计,刘璋却信以为真。刘璋是益州牧刘焉的儿子,靠着父亲的余荫割据一方。他当然清楚汉中是益州的门户,也很清楚曹操一旦拥有了张鲁的军需和军队,将更加无敌于天下,自己完全不是对手。

刘璋一筹莫展。

这时,一个名叫张松的人便为他出谋划策,建议他请刘备去打张鲁。张松说,刘豫州跟将军是一家子,跟曹操是死对头。有刘豫州在汉中,曹操来了也不怕。

张松这主意吃里扒外,刘璋却另有小算盘。实际上他既怕外敌也怕内乱,正希望有个刘家人帮他看家护院。于是采纳张松的建议,派法正将兵四千,去迎刘备。 〔8〕

可惜刘璋机关算尽,却没想到张松和法正并不是什么忠臣,他们早就策划好了要把益州献给刘备。因此,刘璋的特使法正一到荆州,就向刘备献计夺取益州。

刘备却犹豫。

犹豫是有道理的。毕竟,人家请他去帮忙,他却趁机把人家灭了,确实讲不过去。刘备还说,我能成功,就因为事事都跟曹操相反。他急切,我就宽和;他残暴,我就仁慈;他奸诈,我就忠厚。这回又岂能失信于人?

这时,庞统又来进言。

号称“凤雏”的庞统在历史上似乎与诸葛亮齐名,其实与“卧龙”不可同日而语,他帮刘备打消顾虑的那番说辞更是强盗逻辑。据一条未必可靠的史料,庞统说,兼并弱小,攻击愚昧,天经地义。将来封刘璋一个大官,不也对得起他了吗?咱们现在不下手,迟早便宜了别人。 〔9〕

这可真是强词夺理,好在刘备要的只是一个说法。建安十六年(211)十二月,刘备留诸葛亮、关羽和张飞守荆州,赵云为后备,自己与庞统率军溯流西上向益州进发,而且入境如归,一路绿灯。

刘璋也从成都赶到涪城(涪读如扶,今四川绵阳)亲迎,还给了刘备大量的资助。此时,刘备“并军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足以对付张鲁。

那么,他去了吗?

没有。

刘备不是来打张鲁,而是来夺益州的。因此,他走到涪城(刘璋地盘)与阳平关(张鲁地盘)之间的葭萌(葭读如加,今四川广元)就停了下来,然后广树恩德,收买人心,等待机会。

机会说来就来。

建安十七年(212)十月,曹操南征孙权。十二月,孙权向刘备求救。刘备便装模作样给刘璋写信,说孙权与自己唇齿相依,关羽在荆州也势单力薄,张鲁则不过自守之贼,不足为虑。因此请刘璋再给一万人马和军需物质,让自己回荆州救援。

刘璋对刘备在葭萌的动作本有怀疑,听说他“欲以东行”更有疑惑,便只肯给兵四千,其余减半。张松闻讯大吃一惊,写信给法正说:咱们的事眼看就要弄成了,怎么可以功亏一篑?结果,张松被自己的哥哥、广汉太守张肃告发,刘璋便将他收监斩首。

张松的猴急和刘璋的狐疑,给了刘备伐蜀的口实。当时庞统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挑选精兵,日夜兼程,奇袭成都;下策是退回白帝,巩固荆州,从长计议。刘备则采纳了庞统的中策,杀白水关(在今四川青川)守将杨怀和高沛,然后反戈一击,攻克涪城。

建安十八年(213)五月,刘备从涪城向成都进军。第二年五月,刘备命关羽守荆州,诸葛亮、张飞和赵云率军入蜀,分兵多路,攻城略地。

这年夏天,刘备攻克雒城(雒读如洛,在今四川广汉北),与诸葛亮、张飞、赵云会师,进围成都。这时,马超也带兵前来投奔,刘璋已成瓮中之鳖。

于是刘璋仰天长叹说:我们父子在益州二十多年,对人民无恩无德,现在又害得百姓吃了三年战争之苦,于心何忍啊!便打开城门,向刘备投降。 〔10〕

这大约是曹操没有想到的。否则,他不会在两年半的时间内都毫无警觉和动作,反倒向孙权耀武扬威。

实际上刘备的机会都是曹操给的。他扬言征张鲁,刘璋才引狼入室;他当真征孙权,刘备才趁机闹事;他跟孙权鹬蚌相争,刘备才乘虚而入渔翁得利。

据说,刘备攻下涪城后,曾大设酒宴庆功。对此,庞统表示不以为然。也许,他良心发现。也许,他想提醒刘备不要得意忘形。反正,庞统在宴会上大煞风景地说:占了人家的地盘还兴高采烈,恐怕不是仁者之兵。

这时刘备已有醉意,便勃然大怒说: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难道也不是仁者?你给我滚出去!

稍后,刘备觉得不妥,又把庞统召了回来。

庞统也不道歉,一屁股坐下来照吃照喝。

刘备问:刚才谁不对?

庞统说:君臣都不对。

刘备哈哈大笑,照旧饮酒作乐。 〔11〕

没错,刘备可以笑也应该笑。此前,他五易其主,四失妻子,半生颠沛,一路坎坷,现在总算熬出头了。

孙权却笑不起来。

讨荆州

刘备进入成都后,孙权就来讨还荆州。

荆州是在鲁肃的建议下“借”给刘备的,可惜这个说法却大有问题。刘备本是荆州牧,怎么还要借?荆州一部分在刘备治下,一部分在曹操手中,孙权如何出借? 〔12〕

刘备“借”的,其实只是江陵。

然而这对于周瑜,却无异于与虎谋皮。江陵是周瑜花了一年工夫才打下来的,岂能拱手让人?因此,周瑜不但不同意,还密谋干掉刘备。

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也就是赤壁之战两年后,孙权嫁妹一年后,刘备从公安到京口(在今江苏镇江)来见孙权,希望孙权让出江陵给他做荆州牧的治所,官方说法叫“求都督荆州”。 〔13〕

于是周瑜向孙权建议:趁机将刘备软禁在吴县(在今江苏苏州)。周瑜说,刘备有枭雄之姿,关、张乃熊虎之将,岂肯长久屈身受制于人?如果得到江陵,只怕是蛟龙得到了云雨,不会再是池中之物。 〔14〕

周瑜这一招够狠,可惜并不现实。软禁刘备不难,关羽和张飞却多半会杀上门来。即便夺不回刘备,也会结为死仇,给曹操可乘之机。所以孙权并未同意。

不过,此事还是让刘备感到后怕。

有一次,刘备与庞统聊天。刘备问:先生不是在周公瑾手下做过功曹吗?据说孤到京口时,有人要仲谋把孤扣留起来,有这事吗?没关系,在君为君,但说无妨。

庞统说:有的。

刘备长叹一声说:孤那时也是有求于人,只好铤而走险,没想到差点栽在周瑜手里了。当时孔明就一再劝孤不要去。天下智谋之士,真是所见略同啊! 〔15〕

刘备躲过一劫,周瑜却并不死心。他亲自到京口去见孙权,提出“夺益州,并张鲁,联马超”的战略建议。这个方案,既针对曹操,也暗算刘备。如果真能如愿,长江的上游和下游,还有关中和汉中,便都是孙权的了。

孙权批准了周瑜的方案。不幸的是,周瑜走到巴丘就病逝了,时年三十六岁。临终前,他上疏孙权,一是推荐鲁肃继任,二是念念不忘曹、刘。周瑜说:曹公在北,疆场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16〕

周瑜始终是把曹操和刘备当作最大敌人的。

鲁肃的想法却不同。他接替周瑜之后,便立即调整了政策,说服孙权把江陵让给刘备。

实际上鲁肃早就有此主张。刘备来京口时,鲁肃就建议孙权,姑且把江陵借给刘备(权借之)。鲁肃的目的也很明确,那就是共同对抗曹操。因此听到这个消息,正在写字的曹操十分震惊,竟落笔于地。 〔17〕

这就是“借荆州”说法的来历。

问题在于,如果认同“借”的说法,那么,有借就该有还。何况刘备已经拿下益州,岂有不还荆州之理?于是建安二十年(215)五月,吴使到达成都。而且孙权派出的代表,正是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

刘备却不吃这一套。他说:我正准备打凉州。等凉州打下来,就把荆州所有的地方都给你们。 〔18〕

孙权闻讯,勃然大怒。

愤怒是必然的。不但因为荆州,还因为益州。

孙权也觊觎益州,而且曾派奋威将军孙瑜进驻夏口作为先遣。刘备却致函孙权,绵里藏针地声称:将军如果硬是不肯放过刘璋,刘备只好披头散发归隐山林。 〔19〕

与此同时,刘备也做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他派关羽屯兵江陵,张飞屯兵秭归,诸葛亮屯兵南郡,自己则驻扎在孱陵(此处孱读如战,在今湖北公安)。 〔20〕

孙权只好将孙瑜撤回。

可是孙瑜一走,刘备就开始打益州的主意。以前说过的那些漂亮话,什么与刘璋同为大汉宗室,什么齐心协力匡扶大汉王朝,什么不敢听见有人要夺取益州等等,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难怪孙权破口大骂刘备滑头。 〔21〕

现在不还荆州,当然更是耍赖。

因此,孙权也不管刘备态度如何,便自说自话直接往长沙、桂阳、零陵三郡派遣官员。总督荆州的关羽同样毫不客气,把孙权派去的地方官统统驱逐出境。

孙权大怒,立即派吕蒙率军二万直取三郡,同时命令鲁肃率军一万进驻巴丘对抗关羽,自己则驻扎在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陆水入江处)指挥调度。

刘备闻讯,情知形势严峻,便留诸葛亮驻守成都,自己率军五万回到公安,同时命令关羽率军三万进驻益阳(今湖南益阳),准备与孙权决一死战。 〔22〕

战前,关羽和鲁肃有过一次会谈。

会谈是鲁肃要求的。也许,鲁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尽可能地避免战争。因此他提出,会谈时两军相距百步,只请双方的将军带着佩刀在阵前相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单刀赴会”。

鲁肃首先发言。他谴责关羽说:我们主公好心好意把土地借给贵方,是因为贵军新遭战败,远道而来,不能没有一个落脚之处。现在你们已经得到了益州,就应该归还荆州。然而我们只要三个郡,居然都不肯给! 〔23〕

这话没有道理。

事实上,刘备借荆州时,已经有了江南四郡和南郡的一半,并非“军败远来,无以为资”。孙权索要的长沙、桂阳、零陵三郡,也不是东吴的,是刘备自己打下来的。难道向你“借”了江陵,便连其他地方也都是借的?

何况刘备任荆州牧,是孙权同意的。如果荆州统统给了孙权,刘备这个荆州牧又怎么当?

因此,会谈没有结果,也不会有结果。

鲁肃和关羽,只能疆场上见了。

关羽(?-220年),河东解良(今山西运城)人,东汉末年名将,早期跟随刘备辗转各地,曾被曹操俘获,于白马坡斩杀袁绍大将颜良,与张飞一同被称为万人敌。图据清关羽铜造像,现藏于河南新乡市博物馆。

这对鲁肃来说,显然是痛苦的。作为东吴方面联盟派的领袖,他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

远在成都的诸葛亮想必也不愿意。

结果,又是曹操帮了他们的忙。这年三月,曹操西征张鲁,七月进入汉中。消息传来,刘备马上明白现在不是跟孙权翻脸的时候,便派人向孙权求和。

孙权也不想与刘备兵戎相见,便派诸葛瑾去谈判。最后双方达成协议:除曹操手中的南阳和襄阳外,以湘水为界瓜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归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归刘备。刘备失去了湘水以东地区,但避免了孙权和曹操的两面夹攻,可谓“以土地换和平”。 〔24〕

没能收回江陵的孙权却提前接回了妹妹。他这位可能名叫孙仁的小妹,是建安十四年(209)十二月嫁给刘备的,十六年十二月刘备入蜀时被孙权接回,跟刘备的夫妻关系只有整整两年。 〔25〕

作为孙权的妹妹,孙夫人当然威风八面。她留下了许多精彩的故事,就连诸葛亮都怕她三分。但作为女人,她其实非常不幸。嫁人既非本愿,离异也身不由己。事实上孙夫人回去以后就没了下文。她和刘备当然不可能鸳梦重温,跟别人还会有新的爱情故事吗?

没人知道。

我们只知道孙权不会死心,荆州也注定不会平静。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那将是另一个局面。

走麦城

刘备与孙权握手言和四年多以后,有一队商船浩浩荡荡从寻阳驶向江陵。没人知道船上装运的其实不是货物,而是士兵。十月的一个早上,当江陵守将明白过来时,他们的选择只剩下投降。

这台好戏的总导演是吕蒙。 〔26〕

吕蒙是在鲁肃去世以后接管兵权的,这是孙权的第三位长江上游前线总指挥。与鲁肃主张“联刘”不同,吕蒙跟周瑜一样主张“吞刘”。只不过,周瑜雄心万丈意气风发,吕蒙审时度势足智多谋。他虽然早就向孙权提出要用武力夺取荆州,却知道需要等待机会。 〔27〕

机会在五年之后出现。建安二十四年(219)五月,刘备从曹操手里夺得汉中。七月,他自称汉中王并还师成都,任命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备受鼓舞的关羽意气风发,毅然发动了夺取襄阳和樊城的襄樊战争。

这一仗打得惊心动魄艰苦卓绝。八月,天降大雨,汉水暴涨,溢出堤外,樊城被洪水包围,曹方将领于禁所督七军全部被淹。关羽趁此自然灾害发动攻势,于禁被俘投降,庞德被俘就义。消息传回,曹操为之流涕。

于禁降,庞德死,驻军统帅曹仁痛失臂膀,樊城城墙也被洪水浸泡不断坍塌,城中守军一片恐慌。好在这时徐晃的援军赶到,关羽只好撤离战场。

实际上初战告捷的关羽也力不从心。他很清楚,要对付曹仁和徐晃,拿下襄阳和樊城,没有足够的兵力是绝对不行的。但从后方调兵,南郡就会虚弱;如不调兵,则前方又会吃紧。关羽左右为难。

吕蒙的机会来了。

就在关羽犹豫不决的时候,身体本来就不算太好的吕蒙开始装病。孙权也故意用不加密封的公文,招吕蒙回建业治疗,并任命陆逊为偏将军、右部督,接替吕蒙。

陆逊一到陆口,便按照吕蒙所定策略装孙子。他写了一封文采斐然的信给关羽,说将军此战史无前例,江东方面无不欢呼雀跃拍手称快。陆逊一介书生,根本就不能胜任军职,希望将军多多指教。最后,他也没有忘记装模作样地提醒关羽:曹操狡猾,将军多加小心!

关羽果然上当,他觉得东吴真是越来越差:周瑜是短命鬼,鲁肃是和事佬,吕蒙是病秧子,陆逊是书呆子。看来孙权这边不足为虑,于是逐步将部队调往樊城。

这边一撤军,那边就开始调兵,关羽则完全被蒙在鼓里。关羽想不到,表面上甜言蜜语的盟军,正是磨刀霍霍的敌人。他当然更想不到,这个过去的盟友已经跟现在的敌人勾结在一起,正准备联合起来取他项上人头。

没错,曹操向孙权伸出了橄榄枝。

联合孙权的建议,是司马懿和蒋济提出来的。他们的判断也并不错:作为长江下游的地方割据政权,江东集团绝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刘备和关羽在上游越做越大。只要说服孙权偷袭关羽,樊城之围必解。 〔28〕

曹操采纳了这个建议。孙权也立即回应,表示征讨关羽即是报效朝廷,但希望曹操方面对此保密,以防关羽有所准备。曹操征求意见,大家都说理所当然。

老谋深算的董昭却主张泄密。

董昭认为,保密对孙权有利,泄密对曹操有利。因为关羽一贯蛮横霸道,得到消息也未必立即撤军。这时,城中守军如果还一无所知,对我方是不利的。

因此,应该口头上答应保密,实际上故意泄密。

曹操完全赞成这个建议,下令徐晃将孙权的来信抄写多份,用箭射入樊城和关羽的军营之中,把孙权即将偷袭江陵和公安的消息公布了出去。 〔29〕

董昭的预料不错。樊城守军士气倍增,关羽则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也许在他看来,江陵和公安金城汤池,并非孙权旦夕可破;被洪水和大军包围的樊城,则是眼看到嘴的肥肉,岂能前功尽弃? 〔30〕

关羽一犹豫,徐晃的机会就来了。正好这时曹操又给他派来了十二营军队,于是徐晃大举进攻,关羽则被打得溃不成军,不得不撤离樊城。曹操也不乘胜追击。因为他相信,早已磨刀霍霍的孙权,是不会把手缩回去的。 〔31〕

曹操的预料完全正确。关羽犹豫,孙权不犹豫。实际上一路扮作商人的吕蒙军,这时已经进入江陵和公安。吕蒙约束部队,严明军纪,存恤百姓,封存库藏,厚待关羽的将士家属,大做安抚工作,很快就稳定了局势。

因此,当关羽匆忙赶回南郡时,南郡的人心已经归顺了吕蒙,再没有人会替关羽卖命。

陆逊也是一路凯歌。他在吕蒙得手后乘胜前进,刘备的守将则跑的跑,败的败,降的降。宜都、房陵、南乡三郡尽入其手,荆州从此不再姓刘。 〔32〕

关羽只能走麦城。

事实上没过多久,关羽的人头就送到了曹操跟前。曹操厚葬了他这位老朋友和老对手,吕蒙则甚至没来得及参加庆功会,就病逝在孙权的内殿,享年四十二岁。 〔33〕

图据《中国历代战争史地图集》。

不过,吕蒙总算实现了夙愿,他可以瞑目。

刘备却欲哭无泪。他痛失荆州,还痛失关羽。关羽不但是他的兄弟,更是他的爱将和臂膀。刘备南征北战那么多年,如果需要兵分两路,每次都是关羽独当一面。他派关羽总督荆州,似乎不能说是用人不当。

但,关羽的性格有问题。

刘备进攻成都那年,马超前来投奔。关羽便给诸葛亮写信,问马超可以跟谁相提并论。诸葛亮答:马孟起(马超)堪称“一世之杰”,可以跟张益德(张飞)并驾齐驱。不过,美髯公(关羽)才是“绝伦逸群”呀!

关羽见信,竟不无得意地递给客人一一传看。

这就太像孩子,还是被惯坏的,既任性又天真。由于任性,所以发动了襄樊战争;由于天真,所以被吕蒙和陆逊欺骗;由于既任性又天真,所以在处理敌、我、友关系时犯了一系列错误,最后把自己送上绝路。

是的,关羽不懂政治,不知道在多边政治关系中,从来就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他也不懂公共关系。孙权提出结为亲家,不同意也就罢了,又何必辱骂来使?他还不会善待部下。江陵和公安的守将投降,原因之一就是怨恨和畏惧关羽,干脆一降了之。 〔34〕

因此,让关羽镇守荆州,在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同时对付曹操和孙权两个枭雄,其实是不合适的。

可惜一俊遮百丑。关羽的英勇善战和屡建战功,尤其是他在樊城大破曹军,威震天下,差一点就逼得曹操迁都,更使他成为战神般的人物。“战神”是不容怀疑的,也是不能批评的,只能由着他走向深渊。

不过,关羽败得如此之快,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就连曹操和孙权也不曾料到。这也是刘备他们为什么听任关羽孤军奋战,却迟迟不去救援的原因。当然,刘备也想不到孙权和曹操已经暗中勾结,吕蒙和陆逊竟然会两路出兵偷袭南郡,而且迅雷不及掩耳。 〔35〕

然而无论如何,刘备都无法接受这一切。尽管他并没有立即为关羽报仇,也没有给关羽封号,但孙权在背后插的这一刀,他永远不会忘记。 〔36〕

夷陵之战

刘备决定征讨孙权。

东征是在关羽败走麦城的两年半以后。这就至少说明此战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关羽报仇。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这段时间内天下大势的变化。

实际上,关羽死后一个月,重大事件就接连发生。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去世,太子曹丕继承魏王王位。十月,曹丕逼汉献帝禅让,代汉称帝,改元黄初。第二年四月,刘备称帝,建元章武。八月,孙权接受曹丕册封的吴王称号,次年建元黄武。

这样一来,当时的天下就有了三种年号(曹魏的、蜀汉的和孙吴的),两个皇帝(曹丕和刘备),一个独立王国的国王(孙权),三分天下之势初步形成。

与此同时,孙刘联盟也公开破裂。

夺取南郡后,孙权与刘备彻底翻脸,宣布只承认刘璋是益州牧,曹操则宣布孙权兼任荆州牧。也就是说,孙权承认曹操是中央,曹操承认荆州是孙权的,他们也都不承认益州是刘备的。按照这个逻辑,原本既是荆州牧,又是益州牧,还是豫州牧的刘备,现在什么都不是。

刘备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刘备在称帝六个月后,发动了顺江东下讨伐孙权的战争。由于刘备驻军猇亭(猇读如消,在今湖北宜都北)和夷陵(在今湖北宜昌东南),故史称“夷陵—猇亭之战”,简称“夷陵之战”或“猇亭之战”。

夷陵之战与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堪称这段历史上的三大战役,而且都以战争发动者的失败而告终。官渡之战是袁绍发动的,袁绍失败。赤壁之战是曹操发动的,曹操失败。夷陵之战是刘备发动的,刘备失败。

这是天意,还是人谋?

人谋。

其实,杀死关羽夺取荆州以后,孙权就很清楚自己与刘备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即便承认他是益州牧也无济于事。于利,刘备要夺回荆州;于义,刘备要报仇雪恨。一场大战势所难免,孙权不能不未雨绸缪。

因此刘备称帝后,孙权就把自己的前线指挥部从公安迁到了鄂城(今湖北鄂州),改名武昌(不是现在湖北武汉的武昌区),并在长江沿岸布下道道防线。可见孙权一直在提防刘备,他打的是有准备之战。

为此,孙权还在政治上积极靠拢曹魏,甚至向代汉称帝的曹丕上表称臣,等于公开承认曹丕篡汉是正当的,曹魏政权是合法的。对此,江东集团颇有不同意见。孙权却坦然地说:想当年,高皇帝不也接受了项羽的封号,当了汉王吗?随机应变,权宜之计,有什么关系呢? 〔37〕

这也就是孙权才干得出来的事。

事实上,容貌奇伟目露精光的孙权十分沉得住气。前面说过,他其实是赞成鲁肃的设计,也是准备要当皇帝的。但是他不着急。因为他相信的政治哲学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因此他总是后发制人,也总是笑在最后。

相反,刘备却很浮躁。

公元221年5月15日(曹魏黄初二年四月丙午),刘备在成都西北武担山即皇帝位,七月便御驾亲征,并且命令张飞到江州(今重庆)会合。结果张飞还没动身,就被部下杀死,首级也被拎到孙权那里去了。

这可真是出师不利,刘备却一意孤行。忠诚而英勇的赵云由于对东征持保留意见,甚至不得随军。这时,关羽阵亡,黄忠病故,张飞被杀,剩下的马超防魏于北,赵云不受信任,东征的队伍中还有像样的将领吗? 〔38〕

没有。这个队伍中也没有一流的谋臣和军师。庞统早已战死,法正也已去世,诸葛亮镇守成都走不开。指挥这场战争的,只能是刘备自己。

刘备却屡犯错误。

其实,刘备军中也有明白人,偏将军黄权就是。黄权对刘备说,吴军骁勇善战,不好对付;我军顺江而下,进易退难。因此黄权建议,由他自己担任先锋试探深浅,刘备则在后方坐镇指挥,以免孤军深入的风险。 〔39〕

可惜刘备不听。他把黄权打发到江北,自己则不顾一切地向前推进,率领大军穿过长江三峡,并在公元222年的农历正月打进了东吴王国的西大门夷陵。

吴军却大踏步地撤退了。

下令撤退的是陆逊。陆逊跟孙权一样,也是一个非常沉得住气的人。他很清楚,刘备来者不善锐气正旺,又凭借高地据守险要,因此必须避其锋芒打持久战。只要把蜀军拖成疲劳之师,就能静观其变以求一逞。

陆逊的估计完全不错。来势汹汹的蜀军被死死堵在猇亭前线,只能驻扎在夷陵到猇亭数百里的崇山峻岭间。这是陆逊主动让给刘备的,却未必是什么福地。

刘备当然不会坐等。可惜,尽管他一再挑衅,陆逊却稳坐钓台拒不应战。一连几个月找不到决战机会的蜀军情绪低落,再加上运输困难,给养不足,天气渐热,他们的人心越来越涣散,实际上已成强弩之末。

这时陆逊宣布,反攻的时机到了。

就在吴军士气高涨之时,刘备的破绽也暴露无遗。他到达猇亭前线后,放弃了水陆并进的有利条件,反而命令水军上岸,立营数十屯,绵延七百里。远在洛阳的曹丕得到消息后立即断定:我看孙权的捷报就要来了。 〔40〕

陆逊用的,则是赤壁之战中的老办法。他命令先头部队的士兵每人都带一把茅草,到了刘备的军营就放火,同时进行猛攻。一旦火势形成,诸军同时出击。

这一办法果然奏效。在陆逊的号令下,吴军主力齐集猇亭大战刘备,连拔蜀军四十余营。刘备猝不及防,焦头烂额仓皇出逃。蜀军土崩瓦解,狼奔豕突,尸骸塞满长江漂流而下,再也回不了益州。 〔41〕

陆逊一战告捷。

这是继官渡和赤壁之后第三次划时代的战争。官渡之战后,北部中国成了曹操的天下;赤壁之战后,南部中国成了对抗的力量;夷陵之战后,曹魏固然过不了长江,孙吴和蜀汉也吞并不了对方。

图据《中国历代战争史地图集》。

三国鼎立,已成定局。

刘备的野心也画上了句号。他在闰六月兵败猇亭,八月退回巫县(今重庆巫山),之后驻跸白帝城(今重庆奉节东)。不久,刘备就染疾在身,回天无力。据说,他曾写信给陆逊,表示将要卷土重来。陆逊却坦诚地劝他不必送死,还是安心养伤为好。 〔42〕

实际上刘备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有条不紊地安排后事。他把十七岁的长子刘禅(读如善)托付给了丞相诸葛亮,并为他选择了一位副手——尚书令李严。

公元223年6月10日(章武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刘备驾崩于永安宫,享年六十三岁。 〔43〕

诸葛亮的时代开始了。

第五章

武侯治蜀

刘备托孤

诸葛亮与刘备的关系,其实很微妙。

没错,诸葛亮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出山的,在赤壁之战中也不负厚望。他出使东吴,折冲樽俎,促成联盟,战胜曹操,与刘备度过了一段如鱼得水的“蜜月期”。

然而战后的他却似乎退居二线。夺取益州,是庞统极力怂恿,并出谋划策;进攻汉中,是法正极力主张,并出生入死。所以庞统战死,刘备“言则流涕”;法正病故,刘备“流涕累日”。法正死后的待遇,甚至比关羽还高。 〔1〕

庞统和法正,才是刘备的左膀右臂。

难怪赤壁战后整整十五年,我们很少看见诸葛亮的身影,听见他的声音。也难怪关羽征襄樊,刘备征东吴,诸葛亮都既不反对也不赞成,干脆一言不发。

诸葛亮保持着沉默。

沉默是可以理解的。刘备兵败猇亭之后,诸葛亮曾长叹一声说:如果孝直(法正)还活着,那就一定能阻止皇上东征。就算东征,也不至于败得如此之惨啊! 〔2〕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诸葛亮并不赞成伐吴,却无法有效地阻止,因为刘备只听法正的。他对诸葛亮,不过相敬如宾。对法正,才是言听计从。法正不在了,刘备就谁的话都不听,孔明先生也只好去做“事后诸葛亮”。

问题是:何以如此?

因为理念发生了冲突。

众所周知,诸葛亮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就在于政治家有理想,政客只有利益。诸葛亮是有理想的,这才放弃曹操、刘表和孙权,跟了当时一无所有甚至性命难保的刘备。

那么,刘备有没有理想呢?

原先或许是有的,但是后来忘了。忘记的时间,大约是在得到了荆州和益州之后。此时,咸鱼翻身的他,就只有利益没有理想了,这才不伐魏而伐吴。什么“汉贼不两立”云云,不过是称王称帝的招牌。 〔3〕

刘备忘了的,诸葛亮没忘。然而尴尬的是,这种微妙的变化谁都不能说穿。刘备要装着没忘的样子,诸葛亮也不能提醒。于是只好心照不宣:诸葛亮埋头苦干做好分内的事,刘备则依靠庞统和法正攫取更多的利益。

问题是现在法正已死,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庞统、许靖、刘巴、马良也都去世。有威望有能力的,只有赵云和魏延。能够托孤的,则只有诸葛亮。

刘备能放心吗?

既放心,又不放心。

放心不难理解。对于诸葛亮的忠诚和能力,刘备从来就不怀疑。何况诸葛亮要的是理想,刘备要的是利益,两人的诉求并不冲突。更何况刘备很清楚,理想主义者是不会为了个人利益而突破道德底线,不顾君臣大义的,他并不担心诸葛亮变成曹操或曹丕。

不过,最让刘备放心的还是诸葛亮的风格,这个风格就是谨慎。刘备非常清楚:诸葛一生唯谨慎。因此,当刘备决定豪赌一把时,他得依靠庞统和法正;当他需要守住家业时,谨慎的诸葛亮就是合适人选。

实际上,诸葛亮自己也这么认为。他事后的回忆和说法就是: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4〕

这是实言。

那么,刘备为什么还不放心?

因为事关重大。

事实上,刘备要托付出去的不仅是儿子,更有他一手建立的蜀汉政权。可惜这个政权却危机四伏,既有内忧又有外患。外患毋庸置疑,当然是曹魏和孙吴,何况他们正彼此勾结。那么,内忧又是什么呢?

地方势力。

我们知道,刘备建立的蜀汉是一个外来政权。更麻烦的是,这个外来政权之前还有一拨外来的,这就是刘焉和刘璋父子及其部属。再加上益州本土的官僚和豪强,蜀汉王朝内部就有了三股彼此制约的政治力量。

一、益州集团,即本土士族。

二、东州集团,即刘璋旧部。

三、荆州集团,即刘备亲信。

这三股力量的关系错综复杂。刘焉入蜀时,益州集团是主,东州集团是客。刘备入蜀后,东州集团是主,荆州集团是客。主客新旧先来后到,就造成了荆州(新客)与东州(新主)、东州(旧客)与益州(旧主),以及荆州(客人)与东州(新主旧客)和益州(主人)的三重矛盾。

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

更不好玩的是,刘备在猇亭和夷陵一败涂地,这就难免让一些原本就心怀不满的人蠢蠢欲动。可以这么说: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战败,地动山摇。 〔5〕

刘备深感忧虑。

毫无疑问,可以为刘备分忧的只有诸葛亮,最让刘备放心不下的也是诸葛亮,因为诸葛亮有理想。如果他为了复兴汉室,不惜以卵击石与曹魏决战,岂非内外交困?当然,诸葛亮是谨慎的。但,万一呢?

这不能不防。

刘备也表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

兵败猇亭的四个月后,犍为太守李严被任命为尚书令。六个月后,刘备托孤于诸葛亮,同时指定李严为副。李严原本是刘表的人,曹操南下时投奔了刘璋,刘备入蜀时又投降了刘备。可以说,李严属于东州集团,却又与荆州集团最为亲近,这一人事安排的用心十分明显。

接下来,就是与诸葛亮的谈话了。

刘备说:先生的才能十倍于曹丕,定能安邦治国成就大业。因此,请先生酌情处理。如果觉得刘禅还行,请先生辅佐他。如果这孩子不成器,不妨自行其是。

没错,原文就是: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什么意思?

一般认为,君可自取,就是授权诸葛亮取代刘禅自己当皇帝。但也有人认为,是让诸葛亮从刘备的其他儿子中另选一个,也就是赋予诸葛亮废立之权。

两种解释,都有道理。 〔6〕

但,无论取而代之,还是有权废立,都非同小可。因此这话首先是说给李严听的。刘备的组织路线很清楚:荆州集团是政权主体,益州集团是防范对象,东州集团则是团结对象。所以,他必须告诉大家:诸葛亮才是朕最信任的人。你们可以积极靠拢,绝不能公然挑衅。

后来诸葛亮废李严,也因为有此政治底气。

传达给诸葛亮的信息同样明确:蜀汉政权是我的,也是你的。我死以后,就是你的,不管名义上是谁的。既然如此,先生总不会一时冲动就把它弄丢了吧?

诸葛亮当然完全明白这意思。他匍匐在地,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表示:为臣一定鞠躬尽瘁辅佐皇上,忠贞不二报效国家,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7〕

什么叫政治?这就是。

现在,刘备可以放心去死,因为诸葛亮一定会竭尽全力守住蜀汉政权,也不会再有什么万一。至于接过权柄的诸葛亮如何去做,那不是刘备需要操心的事情。

诸葛亮执政

诸葛亮忧心忡忡。 〔8〕

忧虑是必然的。实际上,此前一直在二线和后方工作的他并非广为人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蜀汉政权仅仅属于刘备。所以刘备一死,南中(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昌一带)就反了,曹魏则给诸葛亮寄来了劝降书。 〔9〕

可惜,他们都小看了孔明先生。

四面受敌的诸葛亮头脑异常清醒。他很清楚,这时的当务之急是减轻蜀汉政权的压力,而减压的有效措施莫过于釜底抽薪,化敌为友。因此,他不但没有兴兵为刘备报夷陵之战的一箭之仇,反倒向孙权伸出了橄榄枝。 〔10〕

孙权更是明白人。他一面继续与曹丕眉来眼去,一面立即与诸葛亮握手言欢。这一互利双赢的做法为两国赢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此,吴蜀不再有战争。孙权固然可以做大做强,诸葛亮也可以从容治蜀。

刘禅更是忠实地执行了刘备的遗嘱,继位之后立即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开府治事,领益州牧。封侯则位尊,开府则权重(具有独立相权),丞相兼任州牧则既能牧官也能牧民,这是只有曹操才享受过的政治待遇。

从此,政事无巨细,全由诸葛亮拍板。

那么,他的决策是什么?

以攻为守,以法治国。

前一条是对付曹魏的。孙吴成为友邦以后,曹魏就是唯一的外敌,而且不可和解。因此,蜀汉政权可以考虑的只有两个选项:主动进攻或者被动防守。

诸葛亮选择了前者。刘备去世后四年,四十七岁的诸葛亮上《出师表》,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北伐。之后,这样的战争又有四次,总体上可谓略有小胜,得不偿失,劳而无功。最后一次,他本人也以身殉职,病逝于军中。

传为岳飞所书的诸葛亮撰《出师表》。

关于此帖的真伪,历来多有争议,但书法亦草亦行,刚劲潇洒,确为精品。

这并不奇怪。

首先,曹魏不是纸老虎,也不腐败或腐朽,国情并不比蜀汉差。其次,益州虽为天府之国,却很难成为夺取天下的根据地和策源地。第三,诸葛亮的能力特征,是治国第一,治军次之,用兵最差,又岂能战胜曹魏? 〔11〕

曹魏非速亡之国,益州非进取之地,诸葛非将略之才,都决定了北伐不可能成功。因此魏军统帅司马懿信心满满地说:别看孔明来势汹汹,消灭他却指日可待。 〔12〕

敌人都看得清的,诸葛亮不会不明白。实际上,当年他在隆中就说得很清楚,北定中原,复兴汉室,一要天下有变,二要两路出兵。现在,天下无变而荆州已失,岂是可以大举兴兵推翻曹魏的时候?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坚持北伐?

除了政治理想,还有现实问题。这一点,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得非常明白——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很清楚,北伐的原因,是益州疲弊。

所谓疲弊,其实就是弱小。然而越是弱小,就越要奋发图强。以弱为强,犹可自保。如不主动进攻,就只有坐以待毙。所以,刘备要攻汉中,关羽要围襄樊,诸葛亮也要出祁山。这是他们的一贯方针。 〔13〕

问题是,蜀汉虽然弱小,却非危在旦夕。曹魏方面既不曾主动进攻,东吴方面的盟好也已修复,南中各郡更在两年前基本平定,至少相安无事。那么,北伐之前的蜀汉政权,怎么会处于“危急存亡之秋”?

如非外患,必因内忧。

内忧是毋庸置疑的。荆州、东州和益州三大势力的三重矛盾,是根本利益的长期冲突,绝无可能在短时间内得以消除,哪怕诸葛亮人品再好,能力再强。

事实上,蜀汉之亡的原因之一,就是益州集团兴风作浪,开门揖盗。问题在于,这个内忧目前还只是隐忧,不能明说也不敢明说,《出师表》只能话里有话。

大政方针则确定无疑,那就是不断地北伐曹魏,让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以外战防内战。因为无论是转移注意力,还是加强凝聚力,战争都是最好的手段。如果还要整治或镇压反对派,更是便当得多。

这是另一种以攻为守,也是一箭双雕。

没错,小国更要图强,安内必先攘外。

不过,以攻为守也好,以外防内也罢,既是妙棋也是险棋,关键在于分寸。仗打小了,不起作用;打大了,敌人倾巢而出,内鬼开门而应,岂非自取灭亡?

这对诸葛亮的智慧是一个考验。

诸葛亮却稳如泰山,他甚至拒绝了魏延的“子午谷奇谋”。这位刘备最赏识的将领提出,由他率领五千精兵顺子午谷直捣长安,诸葛亮则亲率大军走斜谷挺进陈仓。长安拿下,两军会合,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

这当然堪称奇谋,只可惜变数太大。远道袭人,事机难测。故千里用兵,必须慎之又慎。更重要的是,北伐曹魏只是手段,保住蜀汉才是目的。

也就是说,“兴复汉室”的旗帜必须高举,“汉贼不两立”的原则必须坚持,北伐也必须不断推进,却又绝不能再来一次关羽失荆州、刘备败猇亭。

因此,诸葛亮不可能采纳魏延之计。

也因此,他还要杀马谡(读如肃),废李严。

作为诸葛亮的亲信和挚友,马谡是因为丢失街亭而被判处死刑的,然而为他痛哭的人竟达十万人之多。诸葛亮则流着眼泪解释说,天下分崩离析,战争没有尽头。如果不能严明法纪,我们又靠什么去战胜敌人? 〔14〕

显然,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就是为了“依法治蜀”。因此撤回汉中后,马谡、张休、李盛被杀,赵云被贬,黄袭被夺去兵权,诸葛亮自己则降为右将军,地位比前一年晋升为前将军的李严还略低一点。

无疑,这是做给所有人看的,但主要观众是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诸葛亮很清楚,这两个集团的利益诉求根本不可能完全满足,除非荆州集团让出执政地位。

这当然不可能。

既不能诱之以利,又不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义,那就只能绳之以法。而且,也只有做到执法如山、令行禁止,大家才心服口服。对付反对派是如此,对付李严那样的重量级人物就更是如此。

马谡死后三年,由于诸葛亮、魏延、杨仪、邓芝、费祎(读如依)、姜维等二十余人的联署弹劾,蜀汉政权的二号人物李严被废黜为平民,流放梓潼(今四川梓潼)。此事的案情扑朔迷离,李严的罪名也难以置信,但他危害到政权的稳定,当是事实。 〔15〕

执政地位不可动摇,这不是空谈。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不是空谈。

这就是诸葛武侯之治蜀。十一年间,他东和孙吴,南定夷越,北伐曹魏,内修法制,既坚持了刘备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又推进了《隆中对》的既定方针。

那么,蜀汉政权保住了吗?

没有。

蜀汉之亡

诸葛亮去世二十九年后,蜀亡。

亡国的直接原因当然是曹魏的攻击。然而恐怕就连魏军都没有想到,他们八月出兵洛阳,十月就杀到了成都的大门口雒县。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刘禅如梦方醒,情急之下准备逃往东吴。

光禄大夫谯周(谯读如桥)却主张投降。 〔16〕

谯周在御前会议上发表了长篇大论。如果把他的发言设想为对话,不难看出其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

古往今来,有寄人篱下还可以再当天子的吗?

没有。

我们皇上到了东吴也只能称臣,是不是?

是。

同样是称臣,为什么不挑大国,要挑小的呢?

无语。

再请问:政治斗争的规律,是大国吞并小国,还是小国吞并大国?

当然是大国吞并小国。

这么说,魏国吞并吴国,是一定的了?

应该是。

吴国既然不能吞并魏国,那就只能投降。到时候,我们是不是得跟着吴国再投降一次?

恐怕是。

那么,受两次耻辱,比只受一次好吗? 〔17〕

刘禅君臣也没话说。他们只剩下一个问题:曹魏会接受我们的投降吗?

谯周则表示敢打包票。他说,现在东吴尚未臣服,曹魏肯定受降,也必须受降,还得给我们礼遇。如果不封土赐爵给陛下,我谯周愿前往京师据理力争。

于是刘禅开门投降,曹魏方面果然客客气气。刘禅被封为安乐县公,食邑万户,谯周也被封为列侯。当然,他在历史上少不了要背上“卖国”的罪名。

那么,谯周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当“卖国贼”?

因为痛恨蜀汉政权。

博古通今的谯周,其实是个安贫乐道的读书人。他身材高大又其貌不扬,心直口快又不修边幅。所以,第一次见到他的人都会笑,就连诸葛亮都忍不住。 〔18〕

谯周却是诸葛亮的铁杆粉丝。诸葛亮病逝五丈原,第一个跑到前线奔丧的就是他。而且,由于刘禅随即就下达了禁令,得以从成都前去拜祭吊唁的也只有他。

但,谯周虽然敬重诸葛亮,政治立场却是反对蜀汉政权的。持同样立场的还有广汉人彭羕(读如样)、蜀郡人张裕、梓潼涪县人杜微、巴西阆中人周舒、蜀郡成都人杜琼,再加上巴西西充人谯周,清一色都是益州人。

这是一个亲曹反刘的益州士族联盟。其中,张裕被刘备所杀,彭羕被诸葛亮所杀,杜微拒不合作,周舒、杜琼和谯周则四处散布曹魏必胜蜀汉必亡的言论。

最先散布此类言论的是周舒和杜琼,后来成为意见领袖的则是谯周。他对人们说,刘备的“备”是什么意思?足够了!刘禅的“禅”是什么意思?让出去!曹魏的“曹”又是什么意思?众多,高大。谯周说:众多而高大的天下归心;早已足够又准备禅让的,还有什么后路和前途吗?

这就叫: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

谯周这谶语是写在刘禅宫中柱子上的。他还发表了名为《仇国论》的反战宣言,明确表示对北伐曹魏的强烈不满,声称如果继续穷兵黩武,势必自取灭亡。

这是益州集团对蜀汉当局的公开叫板,谯周却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他的言论也广为流传。谶语在东汉是有市场的(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刘禅投降后,人们更是公认谯周一语成谶,测算神准。

其实哪里是算得准,是很多人都盼望曹魏胜利,蜀汉灭亡。可以说,早在曹魏大军兵临城下之前,蜀汉王朝就已经人心浮动,蜀汉政权就已经风雨飘摇。谯周的劝降和刘禅的投降,只不过履行了一道手续而已。

奇怪吗?不奇怪。

刘禅投降前几年,出使归来的薛珝(读如许)就对吴帝孙休断言蜀国必亡。后来曹魏出兵时,一个名叫张悌的吴人也作出了相同的预测。他们给出的理由也一样:当局穷兵黩武,人民苦不堪言,朝堂没有正义的声音,田野不见健康的脸色。这样的国家,岂有不亡之理? 〔19〕

这是有数据支持的。刘禅投降时,蜀国共有家庭二十八万户,人口九十四万人,然而军队却有十万,官吏则有四万。也就是说,九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士兵,七户就要供奉一个官吏,蜀国人民实在负担不起! 〔20〕

三国鼎立,币制也各成体系。三国中最早开始铸钱的是蜀汉政权。刘备攻取成都后,府库空竭、物价飞涨,刘巴献策铸钱平抑物价,并令吏为官市,以解军需市用之不足。成都出土的“太平百钱”铜范母,为蜀汉铸币提供了较可靠依据。

当然,由于诸葛亮克己奉公以身作则,蜀汉官员总体上比较廉洁,可惜老百姓更关心的还是吃饱肚子。与孔明先生一起勒紧裤带,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

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就更是咬牙切齿。因为诸葛亮要筹集军费,又不肯加重小民负担,还要做到公平公正,结果自然是这些人出钱出力最多,岂能不怨恨?

何况他们还只有奉献没有回报。刘备信任重用的基本上没有益州人,诸葛亮执政后虽力图处以公心,却不可能根本改变既定的组织路线。“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的原则,也是诸葛亮坚持的。 〔21〕

益州集团只可能被边缘化。

义务与权利是对等的。如果贡献最大而利益最小,益州人又凭什么要与蜀汉政权同生死共患难?

以法治蜀也有问题。因为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并没有立法权,许多法律反倒是专门用来对付和整治他们的。何况蜀汉的执法也未必都公平。诸葛亮尚且冤杀了益州豪族常房诸子,又如何保证其他人不滥用职权? 〔22〕

总之,益州士族在政治上受排挤,经济上受盘剥,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盼望曹魏的大军早一点南下来“解放”他们。

利益,决定了益州士族的整体取向。

作为士族和豪强的政权,司马昭执政的曹魏也没有亏待他们远在益州的阶级兄弟。刘禅手下原属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官员都被调回中原,益州的地方官则由本籍士人出任,并由本地名流担任的中正官负责推荐。

益州土著“蜀人治蜀”的愿望实现了。

主动投降的刘禅住进了洛阳,靠着他的装疯卖傻和没心没肺,一直活到西晋的泰始七年(271)。那时就连曹魏也已灭亡,做皇帝的已是司马炎。

刘禅死得比曹魏还晚。

忠于职守为国捐躯的,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他在拒绝了曹魏的诱降后战死,时年三十七岁。义不受辱以身殉国的,则有刘禅的第五个儿子刘谌。他在父皇决定投降后跑到刘备的庙里痛哭一场,杀了全家然后自杀。 〔23〕

蜀汉亡了,只有成都的武侯祠年年有人凭吊,赵藩撰写的那副对联就更是脍炙人口: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24〕

所有这些,诸葛亮都想得到吗?

东吴之路

诸葛亮没想到的,孙权想到了。

孙权建立的东吴政权是三国中最后一个灭亡的。蜀汉亡于公元263年,曹魏亡于公元265年,孙吴则亡于公元280年,比曹魏晚了十五年,比蜀汉晚了十七年。

吴与蜀的亡国之君,表现也迥异。

刘禅投降后到了洛阳,司马昭设宴招待他,席间特地演奏了蜀国的乐舞。凄凉故蜀伎,来舞魏宫前,这是何等悲哀的事,刘禅却嬉笑自若。于是司马昭对部下说,一个人没有心肝,怎么可以到这种地步!

又一天,司马昭问刘禅:你很想念蜀国吧?

刘禅答:此间乐,不思蜀。

这实在太不像话,也让人难以置信。

因此过了几天,司马昭又问了一次。

这回刘禅不再说“乐不思蜀”了。他按照旧臣郤正(郤读如戏)教的那样,正襟危坐流着眼泪回答:先人的坟墓在那里,心中悲痛,没有一天不想念。

说完,便把眼睛闭了起来。

司马昭大为怀疑,说:这怎么像是郤正教的呀?

刘禅马上睁开眼睛说:猜对了,就是他!

结果所有的人都笑。 〔25〕

当然,司马昭也不再防范刘禅。

降晋的东吴末代皇帝孙皓却倒驴不倒架。他到洛阳登殿拜见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指着他的座位对他说:朕设此座,等待足下,已经很久了。

孙皓居然反唇相讥:臣在南方也设此座以待陛下! 〔26〕

可惜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没错,刘禅也许是庸人(其实未必),孙皓却是暴君。在他的恐怖统治下,吴国人民朝不保夕,人人自危。至于他在司马炎那里的表现,则与其说是骨气,不如说是张狂,因为他张狂惯了。 〔27〕

孙权的治国水平也比不上诸葛亮。在他生前,儿子们就为争夺皇位闹得不可开交,国家差一点分裂。结果是太子孙和被废,鲁王孙霸赐死,还连累一大批重臣被贬被抓被杀被痛打,丞相陆逊则活活气死在病床上。 〔28〕

至于孙权死后,更是一塌糊涂。第二任皇帝孙亮是孙权的第七个儿子,继位时只有十岁,十六岁就被权臣赶下了台,后来又被第三任皇帝逼死或者毒杀。

第三任皇帝孙休,是第二任皇帝孙亮的哥哥。此人倒是正常死亡,却只有三十岁。而且,他谋杀弟弟孙亮一事也遭了报应,自己的皇后和儿子被第四任皇帝所杀。

这个第四任皇帝,就是亡国之君孙皓。

孙皓是废太子孙和的儿子,孙和则是孙休的哥哥。也就是说,孙皓杀的,是自己的婶娘和堂弟。此外,他还杀了孙权的第五个儿子、自己的叔叔孙奋。至于孙皓的父亲孙和,则被孙坚的弟弟孙静的曾孙孙峻所杀。

这就是东吴政权:父亲杀儿子(孙权杀孙霸),哥哥杀弟弟(孙休杀孙亮),侄儿杀叔叔(孙皓杀孙奋),宗室杀皇族(孙峻杀孙和),不折不扣的骨肉相残。

奇怪!这样的政权,怎么会最后灭亡呢?

原因仍在孙权。

实际上,孙权接班是出人意料的。当时张昭等人都以为孙策会把权力交给老三孙翊(读如义),因为孙翊像孙策。然而孙策却选择了孙权。他对孙权说,打江山夺天下,你不如我;搞政治保江东,我不如你。 〔29〕

孙策看中的,就是孙权不像自己。

即便如此,孙策还是放心不下,又托孤于张昭。孙策说,如果仲谋无法承担重任,请先生接过江东! 〔30〕

没错,原文就是“君便自取之”,跟刘备托孤一样。

当然,张昭不是诸葛亮,孙权也不是刘禅。但孙策和刘备的忧虑却如出一辙,他们担心的都是地方势力。

跟刘备开创的蜀汉王朝一样,孙策建立的也是一个外来政权,还是靠武力强行建立的。事实上,孙家虽然也是吴人,却不是士族而是寒族。孙坚发迹的地方也不在江东而在江西,自己还是袁术的部下。因此,当孙策带着孙坚的旧部过江归来时,遇到的几乎到处都是敌意。 〔31〕

江东并不承认孙策是自己人。

不受欢迎的结果是大开杀戒,血腥镇压的结果则是四处皆反,孙策自己也被仇家所刺。这位“小霸王”终于意识到,不改变政策和作风,政权就保不住。 〔32〕

所以,他选择了孙权。

孙权则选择了与蜀汉不同的道路。

实际上,正如蜀汉内部有三股势力(荆州集团、东州集团、益州集团),东吴政权也有三大派系,这就是淮泗将领、流亡北士和江东士族。其中,淮泗将领是孙坚和孙策的旧部,流亡北士则是避乱江东的北方士人。

当然,他们都是外地人。 〔33〕

孙策建立政权,靠的就是这些外地人,尤其是张昭和周瑜。周瑜是淮泗将领的领袖,为武将之首;张昭是流亡北士的代表,为文臣之魁。后来,也正是这一文一武夹辅孙权,不但保住了江东,还不断发展壮大。

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功不可没。

但,如果孙权满足现状就此止步,那么,东吴就会永远是一个没有根基的飘忽政权,下场不会比蜀汉更好。因为江东士族对他们的反感、警惕、疑惧和排斥,绝不亚于甚至远远超过益州士族之于刘璋和刘备。

更何况,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虽然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钱袋子却在江东士族那里。

当然,人心、舆论和风向标也在他们那里。

因此,如果孙权也像刘备和诸葛亮那样,坚持“以我为主,后来居上”的组织路线,那么,他们只会比蜀汉灭亡得更早。要知道,赤壁之战以后,曹魏可是一直把东吴看作头号敌人,屡屡发兵征讨孙权的。

孙权完全清楚这一点。他也很清楚,自保自救自立自强的唯一办法,是拉江东士族入伙。这就必须调整政权内部的结构,更必须让出权力和利益。

晋陆机所书《平复帖》,纸本,手卷,纵23.7厘米,横20.6厘米,草隶书9行84字。陆机是陆逊之孙、东吴名将陆抗之子,“少有异才,文章冠世”,著有《文赋》。吴亡后陆机入晋,官至平原内史、前将军,后为司马颖所杀。

深谋远虑的孙权当真这么做了,而且有条不紊。比如最重要的军事指挥权,便一步步由淮泗将领周瑜、流亡北士鲁肃、南渡平民吕蒙过渡,最后交到了江东士族陆逊手里。之后,他又部分地交出行政权,任命顾雍为丞相。

陆逊和顾雍是本土士族的代表,既代表江东四大家族(虞、魏、顾、陆),也代表吴郡四大家族(顾、陆、朱、张)。陆逊和顾雍出将入相后,做官的四大家族子弟多如过江之鲫,数以千计。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以及他们的子弟则被边缘化,慢慢淡出甚至退出了东吴政权。

这样一来,江东士族就跟孙吴政权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孙吴政权的利益,就是江东士族的利益。即便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江东士族也要捍卫孙吴政权,因为他们是在保家卫国。

孙权成功地实现了政权的江东化,也基本做到了“吴人治吴”。这是东吴与蜀汉不同的紧要之处,也是他们在三国当中治理得最差,持续时间却又最长的原因之一。

那么,东吴为什么还是会灭亡?

不妨来看曹魏。

殊途同归

跟东汉一样,曹魏其实早就亡了。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以后,政权实际上就是司马家族的了。十六年后司马炎逼魏元帝禅让,也只是办了一道手续而已。

政变的过程是以后要说的(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这里只说根本原因。

原因得从曹魏建国说起。

曹魏的建国之路,是一步一步探索出来的。因为曹操的特点,是有理想无蓝图。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权”。因此,曹操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士族阶级的集体抵制,包括剿灭和暗杀。 〔34〕

然而官渡之战把整个局势都改变了。最能代表士族阶级的袁绍被证明是纸老虎,“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则成为帝国的象征。结果士族和曹操都面临两难:士族不能撇开曹操另立中央,曹操也不能撇开士族尊奉天子,而如果没有皇帝这张牌,他们都将失去斗争的正当性。

汉献帝能平安无恙,这是重要原因。

曹操身边的士族和名士比其他军阀多,也不奇怪。因为在曹丕代汉之前,曹魏与大汉并无区隔。因此,即便去了许都,也不等于投靠曹操;即便投靠曹操,也不等于死心塌地;即便死心塌地,也不等于一条道走到黑。

也就是说,曹操与士族和名士都在打同一个算盘:利用对方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个时候,就看谁会下棋了。

公开叫板的是孔融,结果被曹操毫不客气地杀掉,罪名是“不孝”。心存幻想的是荀彧,结果以自己的生命殉了自己的理想,原因是反对曹操封魏公。两人分别被视为反曹和拥曹派,结局却殊途同归,不免让人怅然。 〔35〕

孔融和荀彧的悲剧,归根结底是他们的名士身份、士族立场和儒家思想所致。东汉王朝以名教兴国,世家大族以儒学立身,忠君守节的观念根深蒂固,改朝换代成为最敏感的问题,甚至画线的标准,他们似乎别无选择。

选择曲线救国的是陈群。

陈群跟鲁肃一样,深知汉室不可复兴,却又坚信士族阶级前途无量。成败的关键,则在曹魏。因此,他不但不反对曹操建国,甚至积极劝进。但是曹操一死,他就向曹丕提交了自己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

九品官人法又叫“九品中正制”。说穿了,就是由士族垄断做官权,然后在士族内部按照族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和势力的大小来分配官位和官职。因此,这个法案如能通过并且实行,则东汉虽亡,士族却胜利了。

这就是陈群与荀彧的区别。荀彧维护的,是行将就木的东汉王朝;陈群维护的,则是方兴未艾的士族阶级。所以荀彧失败,陈群成功;荀彧高尚,陈群高明。

曹丕则想通了一个问题:士族与曹家作对,究竟是为了大汉江山还是为了做官特权?曹丕认为是后者。于是他接受了陈群的建议并下令实施。没过多久,他就在中原士族的推波助澜和拥戴之下当了皇帝。 〔36〕

这是曹丕的胜利,也是曹操的失败;是曹丕的喜剧,也是曹操的悲剧。作为一个“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权”,一旦改变性质,曹魏还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吗?

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国。曹丕成功代汉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将灭亡之时。以司马家族为首的士族集团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过是为士族阶级的政权再次加冕。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灭亡的根本原因。

那么,蜀汉和孙吴又如何?

孙权和刘备原本没有资格建国,他们得感谢曹操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曹操提供的正面经验是:士族并不可怕,非士族也能夺取天下。曹操提供的反面教训则是:士族的势力极大,只能利用,不能对抗。

因此,孙、刘都只能另辟蹊径。

顺势而为的是孙权。

孙权的路径是“江东化”,即政权的“本土化”和“士族化”。这让东吴在夹缝中得以生存,在危难中得以发展。可惜,江东化虽然夯实了孙吴政权的基础,却也改变了它的性质。前者是孙权希望的,后者则是他害怕的。

于是,晚年的孙权逐渐变得内心分裂,作风刚愎,行为乖张,对江东士族更是疑神疑鬼,以至于淫威独擅,用刑严酷。结果,上下言路不通,君臣离心离德,冤狱屡兴不止,吴国成为内部最不稳定的国家。更何况,江东士族也斗不过中原士族,因此孙吴终于亡于西晋。

绕道而行的是刘备。

刘备的办法是敬而远之,尽量避免与士族阶级发生正面冲突。诸葛亮执政后更是依法治国依法用人,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蜀汉也成为三国中治理得最好的。 〔37〕

但,刘备和诸葛亮也有解不开的死结。

首先,他们不可能“本土化”。因为那样一来,蜀汉就势必成为一个保守狭隘的偏安之国,人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哪里还能北进中原,实现兴复汉室的理想?

何况作为外来政权的领导人,诸葛亮也不可能完全相信那些土著。因此,他不但不能实行“蜀人治蜀”,反倒必须在政治上控制,在经济上平抑,以防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尾大不掉。非如此,不能保证蜀汉政权不被颠覆。

不能“本土化”,就没有必要“士族化”。

实际上跟曹操一样,刘备和诸葛亮要建立的也是“法家寒族之政权”,只不过刘备更倾向于寒族,诸葛亮更倾向于法家。但,不走袁绍路线,是一样的。

号称宗室的刘备其实出身贫寒,刘备集团的早期核心成员也都不是名门望族出身,关羽对名流和士大夫更是不屑一顾。刘备和诸葛亮则表面上客气,政治上警惕。一旦发现名士的言论和行为危害政权,他们都不会手软。

所以,刘备杀张裕,诸葛亮杀彭羕,废来敏,黜廖立。彭羕的罪名是煽动谋反,颠覆政权;廖立的罪名是诽谤先帝,诋毁群臣;来敏的罪名是乱群。张裕是蜀中名流,彭羕是益州名士,廖立是楚之良才,来敏是荆楚名族,可见刘备、诸葛亮只是打击士族,与地域无关。 〔38〕

这就跟曹操没有两样。

事实上诸葛亮和曹操都是法家,他们要建设的也都是高效廉洁的政府、公正清明的社会。但,公正就不能偏袒士族,高效就不能只看出身,廉洁就不能容忍贪腐,清明就不能允许霸道。所有这些,都跟士族地主阶级“垄断仕途,控制舆论,成为豪强”的三大特征格格不入,他们怎么会拥护?更重要的是,以曹魏之强大,尚且不得不放弃努力;以蜀汉之弱小,又怎么抗争得了?

所以,蜀汉必定先亡。

现在可以得出结论:魏、蜀、吴在本质上都是“非士族政权”,三家之主也均非士族,因此与士族阶级都有矛盾。斗争的结果,是曹魏放弃,孙吴妥协,蜀汉坚持。正因为坚持,所以蜀汉先亡。正因为放弃,所以曹魏也亡。正因为妥协,所以孙吴尚能苟延残喘,却也不得不亡。因为只有晋,才是完全彻底的士族地主阶级政权。

这就是“三国纪”。

那么,我们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

第六章

桃园惊梦

千年一梦

几乎所有被后世关注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一般都会有三种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历史形象是正史记载或历史学家研究出来的,文学形象是小说或戏剧创造的,民间形象则是一般民众心目中的。 〔1〕

历史的读法、理解和评判也有三种:历史意见,时代意见,个人意见。站在古人立场的是历史意见,站在今人立场的是时代意见,站在自己立场的是个人意见。 〔2〕

三国,便是三种形象和三种意见集中的地方。

这当然要拜罗贯中所赐。正是由于他的《三国演义》,这段原本并不十分重要的历史,在大中华文化圈内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尽管一般人知晓的并非历史形象。

问题是:何以如此?

原因之一,是《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不低。单是创造的成语典故之多,就堪称一绝。但更重要的,还是这部小说不但有价值取向,而且其价值观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官方和民间认同,这才口耳相传经久不衰。

那么,《三国演义》的价值观是什么?

忠义。

这是贯穿始终的。事实上,正如《三国演义》的倾向是“尊刘贬曹”,它的灵魂则是“弘扬忠义”。因此它的第一回不是董卓入京,而是桃园结义。也正是由于这一精心刻意的安排,历史变成了另一个样子。

什么样子呢?

袁绍与曹操的路线斗争被淡化了,刘备与曹操的权力之争变成了忠与奸的道德之争;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孙权黯然失色,没那么重要的关羽则大放光彩。

关羽不太重要吗?

是的,至少并非至关重要。真正重要的人物,应该是改变了历史趋势和走向的,比如断送东汉的董卓,率先割据的袁绍,抗衡中原的孙权。这样看,关羽的重要性远不如拿下荆州的吕蒙、战胜刘备的陆逊。

然而关羽在后世受到的推崇,甚至超过了诸葛亮。他在元代即已成神,后来又成圣成佛,号称“武圣人”和“盖天古佛”。这显然并非因为他的武艺,而是因为他的忠义。千里走单骑是其忠,赤壁之战中放走曹操是其义。

关羽,是忠义的典型、旗帜和榜样。

这同样要拜罗贯中所赐。

事实上,关羽离开曹操时,曹操尊重他的选择,下令不得阻拦追击;后来兵败赤壁的逃亡路上,曹操也根本就没有遇到关羽。关羽的许多感人故事和英雄业绩,包括“温酒斩华雄”之类,都全靠罗贯中的生花妙笔。 〔3〕

就连关羽的被俘投降,也被找到了正当理由:不能撇开结义的兄长、被俘的嫂嫂和受难的皇上,一个人自己去死节。条件当然也由罗贯中代讲:降汉不降曹。

◎ 关羽的神话

皇帝 封号

汉献帝(刘协) 汉寿亭侯

刘备 前将军,五虎上将之首

刘禅 壮缪侯

宋徽宗(赵佶) 义勇武安王

宋高宗(赵构) 壮缪义勇武安王

宋孝宗(赵眘) 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

元文宗 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

明神宗(万历) 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明思宗(崇祯) 真元显应昭明翼汉天尊

清世祖(顺治) 忠义神武关圣大帝

清世宗(雍正) 封关羽祖辈三代

清高宗(乾隆) 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

清仁宗(嘉庆)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关圣大帝

清宣宗(道光)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

清德宗(光绪)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

关羽“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的过程。

这可真是漏洞百出。

什么叫“降汉不降曹”?难道刘备一伙原本是对抗大汉的“反政府武装力量”,现在决定投降汉帝国了?另外两件事情也同样大成问题:过五关斩六将对曹操是不义,华容道放走曹操对刘备是不忠。

罗贯中编的这些故事和说辞,还可以相信吗?

实际上,《三国演义》的破绽不胜枚举,比如“三气周瑜”就绝无可能,因为周瑜从来就没算计过诸葛亮。何况周瑜风流儒雅气度非凡,岂会被别人气死?诸葛亮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又岂能在害死盟友后还出言轻佻?

没错,周瑜是主张防范刘备,但那是在赤壁之战后,怎么会在战前一再陷害诸葛亮?同样,诸葛亮也并非奸诈小人,又怎么会幸灾乐祸地说“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样的品位和格调,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难怪胡适先生要斥之为“陋儒”。 〔4〕

世间有此陋儒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国人不以为非反倒推崇备至;书中有此破绽也不奇怪,奇怪的是国人并无质疑反而津津乐道。这又是为什么?

为了圆梦。

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其实是一直有梦的。第一个叫“大同梦”,也就是回到部落时代。第二个叫“小康梦”,也就是回到邦国时代。这两个梦都实现不了,就开始做“治世梦”。这是帝国时代的“中国梦”。

治世梦也包括三个内容。首先是希望有一个仁慈而明智的好皇帝,这就是“圣君梦”。其次是希望各级官员清正廉洁,这就是“清官梦”。如果圣君和清官都指望不上,则希望有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就是“侠客梦”。

圣君,清官,侠客,是中国人的千年梦。

这三个梦,罗贯中都帮我们圆了。圣君就是刘备,清官就是诸葛亮,侠客或侠士就是关羽和张飞。三个梦三个代表,都在刘备集团,尊刘贬曹岂能不大得人心?

至于历史的真相,则无人关注。

事实上,《三国演义》创造的文学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原本来自民间,之后又在民间广泛流传,变本加厉。两股力量的齐心协力,使这段历史与它的本来面目渐行渐远。

这并不奇怪。毕竟,治世是万众之向往,忠义乃核心之价值。作为农业民族,或者说,作为非商业民族,我们没有契约精神,没有法治观念,没有公民意识。结果,就只有君臣父子、纲常伦理和江湖义气。

忠义作为核心价值,也应运而生。

不可否认,这里面有着美好的愿景和良善的动机:忠用来规范自己,义用来规范别人。我忠诚,你仗义,秩序便得以维持,关系便得以维系,天下便得以太平。

这是一个“桃园梦”。

然而忠义作为核心价值,却又十分可疑。实际上,它的内部充满矛盾和悖谬。比方说,清官要尽忠,侠客要仗义,圣君呢?忠也好,义也罢,用在他身上都不合适。

如此说来,皇帝岂非就该不忠不义?

为君不易,为臣也难。比如张辽要对曹操尽忠,便只好对关羽不义,将关羽要走的意思如实汇报。关羽要对曹操行义,也只好对刘备不忠。要知道,他杀袁绍的大将颜良时,刘备可正在袁绍那里寄人篱下。

然而不杀颜良,就无法报答曹操的大恩大德,也就不能问心无愧地回到刘备身边,关羽岂非两难?

好在关羽获得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我们唯一无法弄清的是:为什么关羽的依曹、反曹、降曹、别曹、放曹都是忠义,如果换成吕布就是不义?

可惜无人回答,也没人问。

弘扬忠义的《三国演义》则走了麦城:代表明君梦的刘备“长厚而似伪”;代表清官梦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代表侠客梦的关羽既投降了敌人,又放走了敌人。 〔5〕

罗贯中先生想过这些吗?

也许没有。因为他表达的,是他们的时代意见。

时代不同了。老调子已经唱完,瞒和骗的艺术也可以收场了。我们需要建立的,是新的社会观、道德观、历史观和核心价值观,非如此不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是只能通过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来完成的。《三国演义》可以谢幕,桃园结义可以梦醒。

现在,让我们回到历史。

再说孙权

历史有大趋势,也有小插曲。大趋势就是中华帝国的统治阶级终将由贵族地主(秦汉)变成士族地主(魏晋南北朝),最后变成庶族地主(隋唐以后)。小插曲则是秦汉与两晋之间,三个“非士族政权”的同时并立。

这就是三国。

三国鼎立,关键人物是孙权。如果不是因为他毅然决定联刘抗曹,那么,刘备必将被剿灭。据有荆州的曹操插进长江中游,上游的刘璋,下游的孙权,也就迟早会成为张绣和吕布,整个中国将变成曹魏的一统天下。

这就是赤壁之战的意义,也是孙权的意义。在《三国演义》中并不引人注目的孙权,其实至关重要。

夷陵之战也如此。

这是官渡和赤壁之后的第三大战役,战争的后续也有两种可能。当时许多东吴将领要求乘胜追击,刘备也来信扬言再战,陆逊等人却主张撤出战争。因为曹丕正在调兵遣将,名为助吴伐刘,实则包藏祸心,不可不防。 〔6〕

孙权完全同意陆逊的决策,并与刘备讲和。从此,曹魏“雄霸”于北部中国,蜀汉和东吴则分别“偏霸”于长江上游和中下游,谁也吃不掉谁。

三国,就这样形成。

诸葛亮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执政后,立即接受邓芝的建议,与东吴重修盟好。诸葛亮说:使吴之事我考虑已久,可惜一直找不到合适人选,不过现在有了。

邓芝问:丞相选中的人是谁?

诸葛亮笑着说:就是你呀!

邓芝也不负厚望。他到东吴后,孙权满腹狐疑,不肯立即接见。邓芝便上表告诉孙权:使臣此番来吴,主要是为贵国着想,并非仅仅为了蜀国。

孙权问:此话怎讲?

邓芝说:贵我双方,一家有“重险之固”,一家有“三江之阻”。如果互为唇齿,那就“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相反,如果大王投靠曹魏,又还想保持独立,则势必两面受敌,江南之地就不会再是大王的了。

孙权默然良久,然后回答:你说得对。 〔7〕

其实,孙权的狐疑并非没有道理。孙权不是袁绍,他没有世家大族的背景;孙权也不是刘备,他没有皇族宗室的光环;孙权更不是曹操,他没有“奉天子以令不臣”的优势。因此,他只能见风使舵,以求左右逢源。

事实上,孙权把“变脸”这一套玩得烂熟。赤壁之战时,他大义凛然地宣称:孤与老贼(曹操)势不两立。但为了从刘备手中夺取荆州,他又不惜向曹操称臣,劝曹操称帝,还把关羽的脑袋送到了曹操那里。

这次也一样。曹丕大军压境时,他可怜兮兮地表示要交出土地和人民,到地老天荒之处苟全性命。然而一旦与刘备言和,与诸葛亮结盟,他又是另一副嘴脸。

所以,曹操和曹丕也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孙权。

问题是,孙权何以能够如此?

因为他不是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并不在乎东汉是存是亡,也不在乎曹操是忠是奸,甚至不在乎自己的政权属于士族还是庶族,只要他那一亩三分地姓孙就好。

实际上,孙权是无理想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只不过,他知道自己势单力薄,因此他并不着急。一直等到条件完全成熟,才肯戴上皇冠。

这一点,吴国君臣其实心中有数。

曹丕册封孙权为吴王后,孙权派都尉赵咨使魏。曹丕问赵咨:你们吴王,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

赵咨说:雄略之主。

曹丕问:什么叫“雄略之主”?

赵咨答:虎视天下是雄心,屈身陛下是谋略。 〔8〕

这可真是大实话。

实话实说的还有邓芝。他第二次使吴时,孙权对他表示:将来灭了曹魏,贵我两国分治天下,岂不很好?

邓芝却说:天无二日,士无二主。消灭曹魏以后,如果大王还不知道天命在哪里,贵我两国就只好各自都敲起战鼓来。那个时候,战争可才刚刚开始呢!

孙权哈哈大笑说:你怎么实诚到了如此地步! 〔9〕

然而五年过去,孙权当真称帝时,就连诸葛亮也不说这样的空话了。他力排众议,毅然遣使祝贺,并与孙权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不但承认东帝(吴帝)与西帝(蜀帝)并尊,还在纸面上预先瓜分了曹魏的地盘。 〔10〕

这时,由于丢失街亭而自贬三级的诸葛亮,刚刚恢复丞相职务。面对众人的质疑,他的回答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要考虑的,是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匹夫之勇是没有意义的,教条主义也没有意义。 〔11〕

没错,审时度势,不等于不要原则。

孙权也是这样。当他弯下腰来屈身事魏时,头却是抬着的。曹魏多次要他送儿子做人质,他就从不答应。可以说,他是卑躬不屈膝,屈膝不变心,有傲骨无傲气。

他的使臣也不卑不亢。

还是上次赵咨使魏的时候,曹丕因为自己博古通今才华横溢,曾不无嘲讽地问:吴王也懂学术吗?

赵咨答:吴王博览群书,却不咬文嚼字。他守卫的是千里江防,统率的是百万雄师,领导的是众多贤才。经天纬地才是他的志向,寻章摘句不是他要做的事情。

曹丕又问:朕可以讨伐吴国吗?

赵咨答:陛下有陛下的军队,寡君有寡君的防备。

曹丕又问:吴国害怕我大魏吗?

赵咨说:千军万马,金城汤池,何惧之有!

曹丕再问:像先生这样的人才,吴国有多少呢?

赵咨说:特别聪明的也就八九十个吧!至于像微臣这样的,那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 〔12〕

对于孙权,我们是不是该有新的认识?

看待刘备,也当如此。

再说刘备

刘备与孙权有异有同。

论家庭出身,刘备比曹操和孙权都好。曹操阉宦之后,孙权出身寒门,都让士族看不起。刘备却号称西汉中山靖王的后代,又是名儒卢植的学生。这就让人不敢小看,中山国的富豪甚至拿出真金白银来资助他。 〔13〕

刘备又特别会做人。他寡言少语,乐善好施,喜怒不形于色,却广交豪侠游士。由于出道时正值黄巾之乱,人民缺衣少食,刘备便散尽家财,与朋友同甘共苦。结果他的身边集结了不少人才,包括关羽和张飞。

刘备的为人甚至让他幸免于难。他做地方官时,有人买凶来杀他。刘备不知来人是刺客,照例盛情款待。刺客在感动和敬重之余如实相告,然后一走了之。 〔14〕

这很像孙权。

孙权也是会做人的。鲁肃前来投奔时,孙权给他母亲送衣服,送蚊帐,送生活用品,很像侄儿对婶娘。吕蒙病重时,孙权把他接到自己的殿内住下,又怕见面行礼吕蒙太累,竟在墙壁上挖了小洞,时时观察吕蒙的病情。 〔15〕

如此用心,可谓关怀备至。

所以,孙权和刘备的身边人才济济英雄辈出,让曹操和曹丕都叹为观止。公元224年九月曹魏伐吴,退兵的原因据说就是曹丕发现了孙权的这一优势。原本并无多少实力的刘备和孙权终成大业,确实并非偶然。 〔16〕

但,孙、刘的道路又各异。

与孙权拥有江东六郡不同,刘备一无所有。就连他的理想、目标和蓝图,都是后来诸葛亮给的,他自己则只有不甘碌碌无为的雄心。有一次上厕所,刘备看见大腿长出了赘肉,不禁泪流满面。刘表问他为什么,他说:眼看老之将至,功业却无法建立,怎么能不悲哀! 〔17〕

不清楚刘备的雄心壮志从何而来,但正是这股精气神让他坚忍不拔,一次次跌倒又站起。这就让人敬佩。曹操认定天下英雄只有自己和刘备,也许就因为这个?

大小军阀们看重刘备,则因为他在士族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尤其是袁绍死后,反曹拥汉的士族和名士,能够寄希望的也就是刘备了。而且,如果天佑大汉,刘备没准会成为光武帝刘秀之后的又一位存亡继绝的人物。

刘备也或多或少清楚这一点。因此,如果说在夹缝中生存的孙权打的是外交牌,那么,空手套白狼的刘备打的就是政治牌。赤壁之战前,别人扩大地盘,他扩大声望。结果许多军阀对他礼遇有加,刘备则在他们中间寻找机会。

机会是曹操和孙权给的,这就是赤壁之战。差一点命丧黄泉的刘备,反倒从此走上了帝王之路。这实在堪称天道酬勤,却也让他忘乎所以,这才犯下一系列无可挽回的战略性错误,包括痛失荆州和兵败夷陵。

其实刘备原本知错能改。他自任益州牧以后,为了节约粮食抗旱救灾,曾下令禁酒。执法的官员雷厉风行,老百姓家里藏有酿酒的器具,也要抓捕归案,同样受罚。如此矫枉过正,自然弄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

昭德将军简雍便提出批评。

有一天,简雍陪刘备散步,正好看见路上一对男女结伴同行。简雍马上说:他们想通奸,快抓起来。

刘备奇怪:你怎么知道?

简雍说:他们身上长着通奸的器官,这跟家里藏着酿酒的器具,岂不是一样的吗?

刘备哈哈大笑,立即纠正了苛法。 〔18〕

实际上刘备气量不小。他发动夷陵之战时,偏将军黄权是主张小心谨慎稳扎稳打的。刘备不听,把黄权打发到江北。战败后,黄权的退路被阻断,只好投降了曹丕。

曹丕说:将军弃暗投明,是想学韩信和陈平吗?

黄权答:臣受刘主厚恩,降吴不可,还蜀无路,只好归命陛下。败军之将不敢言勇,苟全性命已是万幸,又岂敢自作多情仰慕古人?

曹丕说:将军家人已被刘备诛杀,朕为你发丧吧!

黄权说:臣与刘备、诸葛亮推心置腹,他们也一定理解臣的苦衷,请陛下不要急于发丧。

事实证明黄权猜得并不错。蜀汉执法部门确实提出了诛杀黄权家人的意见,但被刘备否决。刘备说:这次是朕辜负黄权,黄权并不负朕。投降了曹魏的黄权则终其一生敬重刘备和诸葛亮,就连司马懿都对此感叹不已。 〔19〕

然而刘备的小气也匪夷所思。关羽、张飞、马超和黄忠都是一等的“名号将军”,赵云却始终只是二等的“杂号将军”。后来刘禅追谥故将军,关、张、马、黄都有份,又没有赵云。刘家父子对赵云,实在忘恩负义。 〔20〕

赵云不受待见,只因忠言逆耳;刘备屡犯错误,则因为胜利来得太快太突然。也许,他真认为自己是皇天上帝之所眷顾,哪里还把赵云的不同意见当回事?

就连诸葛亮,也只能保持沉默。

实际上刘备前期坎坷曲折,中期时来运转,晚年一错再错,不是命,不是运,也不是风水,而是时势。时势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只能是那个样子,刘备的建国之路也只能是“抄袭历史,剽窃邻国”。可以说,他的成功原本就在计划外,他的失败则应该在意料中。 〔21〕

刘备是时势造英雄,孙权是英雄造时势。

然而刘备仍然可圈可点。他二十四岁从军,三十四岁起步,四十八岁翻身,五十九岁称王,六十一岁称帝,六十三岁病故,可谓颠沛流离多,一帆风顺少。但他从不气馁,也不偏执,这才脱颖而出,成为一代枭雄。

临终前两个月,刘备做了他一生中最后也最正确的选择和安排:托国托孤于诸葛亮。事实上,也只有忠诚、谨慎而务实的诸葛亮,才能呵护蜀汉那“多愁多病之身”,尽管这政权并没有什么“倾国倾城之貌”。

再说诸葛亮

诸葛亮是累死的。

这并不奇怪。他要处理的事务太多,头绪也太多。偏偏他又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唯恐辜负先帝厚望。可以说,他是要豁出命来完成使命,决心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2〕

责任和担当已不堪重负,何况自己还有理想。

麻烦也由此而生。

真正的麻烦还不在兴复汉室,而在于兴复一个什么样的汉室。如果姓刘就行,何不辅佐刘表?如果仍然要走东汉的老路,又何不追随袁绍?要知道,官渡之战时诸葛亮已经二十岁,早就把自己看作管仲和乐毅了。

选定刘备,诸葛亮必有想法。

其实,跟曹操一样,诸葛亮既是新秩序的建设者,又是旧制度的改革者。他在蜀汉执行的,实际上是一条“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甚至还可能走得更远。 〔23〕

比如“以法治国”。

这是曹操和诸葛亮都主张的,也是他们都不可能完全做到的。但,人治和法治,在曹操那里是四六开,甚至五五开。他杀孔融,杀崔琰,杀杨修,就毫无法治可言,尽管他一贯赏罚分明,也曾“法办”过自己。 〔24〕

诸葛亮则做到了三七开,甚至二八开。他也纵容过法正的行为不端,冤杀过益州大族,但那或者是不得已,或者有政治需要。只要有可能,他总是尽量公正。 〔25〕

结果怎么样呢?

贵贱贤愚无不叹服,也无不怨恨。叹服是因为执法公平,怨恨则因为立法严峻。事实上,公平不等于不严峻,只不过对所有人都同样苛严。所以,一方面是“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另一方面是“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 〔26〕

那么,诸葛亮的法,是严刑峻法吗?

当然。因为他的政府是军政府,他的政治和经济管理也都是战时体制。这样看,就连彭羕一案,恐怕也是出于政治需要,尽管诸葛亮极其厌恶此人。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允许有人在战争年代胡说八道。言论自由?休想!

就连诸葛亮自己,也谨小慎微。

谨慎也是政治需要。要知道,诸葛亮在蜀汉的权力和权威远远超过了刘禅,北伐曹魏又连连失利、劳民伤财,误用马谡压制魏延也不算英明。高处原本不胜寒,何况处处是风口是浪尖,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吗?

也怕的。

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就只有严格要求自己。至少,诸葛亮内无余帛外无赢财,确实做到了两袖清风。正是这种高风亮节,让他赢得了人民群众由衷的敬佩和怀念。 〔27〕

问题是,他有必要那么累吗?

也没有。

事实上,所谓刘禅无能的说法并不成立。诸葛亮去世以后,刘禅不再任命丞相,而是由大司马蒋琬主管行政兼管军事,大将军费祎主管军事兼管行政。这样一种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和权力分配,岂是弱智的人想得出的?

刘禅也不糊涂。司马懿征讨辽东时,蜀人都认为是北伐曹魏的大好时机,刘禅却很沉着冷静。他下令蒋琬进驻汉中,同时指示一定要等到吴军也开始行动,东西两方相互呼应,魏国内部又出现问题时,才发动进攻。 〔28〕

弱智吗?否!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大权独揽,不肯还政于君?

也许,他是要政改。

或者说,他要兴复的其实是理想中的西汉。

西汉初年国家制度中隐含的政治理想,就是区分宫廷与朝廷、皇权与相权、宫中与府中。皇帝是国家元首,主要起象征国家统一的作用;宰相是政府首脑,带领官员具体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

这种制度,就叫“虚君实相”。

虚君实相,好吗?

不算最好,但也不坏。因为按照这种制度,皇帝授权而不负责,宰相负责而无主权。一旦国家有事,并未行政的元首就能以授权人的名义责问实际负责的宰相,后者也就有可能成为“责任内阁”或“可以问责之政府”。

诸葛亮主政时的蜀汉就是这样。《出师表》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这就是既有授权又有问责,其实比皇帝亲政更好。

但,这里面问题很多。

首先,如何保证拥有实权的宰相不会趁机政变,变成既篡位又亲政的新皇帝?诸葛亮的办法是用自己的人格做担保,可惜道德的担保从来就是靠不住的。诸葛亮本人不是王莽,不等于别的什么人不是曹丕。

其次,在既无宪法又无国会的情况下,我们也不知道那拥有实权又永不政变的宰相如何产生。刘备当然运气很好,刘禅就不敢赌这一把。蒋琬去世后,他干脆“自摄国事”,结果成为亡国之君,只能到洛阳去装疯卖傻。

诸葛亮的政改终于失败,如果他确有此意的话。

如果。

政改失败的诸葛亮只能去做道德楷模,甚至吕洞宾的师兄。人们为他的“出师未捷”唏嘘不已,对他的“三顾乃见”羡慕有加,甚至让他穿上八卦衣,摇着鹅毛扇,从袖子里掏出锦囊妙计,并美其名曰“智慧的象征”。 〔29〕

虚君实相,以法治国,无人提及。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想都别想。

也许这就是历史。历史并非总是能够真实地呈现自己的本来面目,历史形象也总是不如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影响深远,而庸众们的偶像则是不容批评和讨论的。

诸葛亮的在天之灵,只能去咀嚼自己的孤独。

那么,曹操呢?

再说曹操

曹操不但孤独,而且冤屈。许多事情别人做得,他做不得。比如来敏和彭羕,就是蜀国的孔融和祢衡。然而诸葛亮杀了彭羕,没有任何人批评;曹操并没有杀祢衡,却要背上千古骂名。公平吗?有道理吗?

没道理,但有原因。

原因之一,是曹操在中原,在中央,士族云集举世瞩目,局面大动静也大。蜀汉则相反。所以同样一件事,在曹魏会引起轩然大波,在蜀汉就只有些微波澜。

何况士族对曹操也充满敌意。

敌意是深不可测的。众所周知,士族在东汉末年,已经是统治集团的主要力量。他们要成为统治阶级,也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和平过渡,二是武装斗争。然而董卓入京,使前一种方式不再可能;官渡之战,又使后一种方式化为泡影。董卓和曹操,岂非他们的头号仇家?

相比之下,曹操又更可恨。

的确,董卓其实是敬重甚至畏惧士族的,他的问题是粗鲁、野蛮和没有教养。曹操却在骨子里藐视士族。他甚至在立足未稳之时,就公然杀了恃才傲物出言不逊的名士边让,结果兖州士人义愤填膺,天下士族同仇敌忾,老朋友张邈和老部下陈宫也都一齐反叛了曹操。 〔30〕

兖州牧由曹操变成了吕布,也因为此。

其实曹操代理兖州牧,陈宫是出了大力的。然而边让被杀后,陈宫却死心塌地反曹到底。他甚至宁肯去帮助有勇无谋的吕布,而且兵败被俘后也宁死不降。 〔31〕

曹操于心不忍,便叫着陈宫的字说:公台,你死了不要紧,你的母亲可怎么办,老婆孩子又怎么办呀!

陈宫却义无反顾。他长叹一声说: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后,老母和妻儿是死是活,全在明公您了。说完,昂首走向刑场。 〔32〕

曹操流着眼泪为陈宫送行,赡养其家人的诺言也得到了兑现,既定的路线却没有因此而改变。相反,也许正是在那一刻,曹操更加坚定了建立“法家寒族之政权”的信念,尽管他并没有时间表,也没有路线图。

然而影响却极大。

事实上,正是曹操在不断向世人证明,只有非士族出身的军阀才能夺取政权,也只有撇开袁绍代表的“儒家士族路线”才能成功。这就是刘备和孙权能在“后袁绍时期”胜出的原因,起了带头和榜样作用的则是曹操。

天下变成三国,原因也在于此。

可惜曹操的想法有问题。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对于帝国制度来说,最合适的统治阶级是庶族地主,最合适的意识形态却不是法家思想。因此隋唐以后的政治路线,便既不是袁绍的“士族儒家”,也不是曹操的“庶族法家”,而是“庶族儒家”,或庶族地主加儒道释三教合流。

但,这是只能在经过了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的试错之后,才可以实现的。以两晋为代表的士族政权,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曹操既超前又失误,岂能不败?

士族地主阶级的敌意则不难理解,因为曹操挡住了他们的道路,耽误了他们的时间。他们肯定要将满腔的愤怒倾泻到曹操身上,怀着刻骨的仇恨将他“妖魔化”。

何况曹操自己也授人以柄。

曹操最大的失误,是为曹丕的称帝创造了条件。不妨设想,如果曹操不称魏王,甚至不封魏公、不建魏国,哪怕曹家世代为相,事情会怎么样呢?

恐怕就变成诸葛亮了。

实际上诸葛亮与曹操不乏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开府的丞相,都封了县侯,也都兼任州牧。如果把两人的职务和头衔并列起来看,那简直就是“双胞胎”——

曹操:武平侯,丞相,领冀州牧。

诸葛:武乡侯,丞相,领益州牧。

曹操多出来的,只有魏王的王爵。

因此,正如马克思之所预言:如果皇袍终于落在仿效其伯父拿破仑发动政变的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同样,当曹丕把皇袍披在身上时,曹操就只能等着被画成一张大白脸。 〔33〕

与此同时,诸葛亮也走上了神坛。

不可否认,诸葛亮身上有太多闪光的精神。他的心系天下,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廉洁奉公,谦虚谨慎,以身作则,都堪称千古楷模。但诸葛亮成为神,却并不完全因为这些。主要的原因,还是社会需要典型。帝国统治者需要一位忠臣,普通老百姓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则需要一位代表。这跟曹操变成鬼是同样的道理。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正面典型,也需要反面典型。

事实上,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和诸葛亮,不过是长江的前浪和后浪;作为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的曹操和诸葛亮,则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枚硬币就是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诸葛亮既然被看作天使,曹操就只好去做魔鬼;诸葛亮既然是后浪,曹操也只好死在沙滩上。

然而历史的长河却不管什么前浪后浪,它只会顺着自己的河床一往无前。因此,当苏东坡站在长江岸边遥想赤壁风云之时,他看到的竟是这样一个画面:年轻帅气的周瑜新婚燕尔小乔初嫁,一身便装统领舰队西进。羽扇指点处,谈笑风生间,曹操的数十万大军灰飞烟灭。

这当然也是一种历史意见和精神风貌,只不过不是三国的,而是魏晋的。没错,苏东坡笔下的周瑜更像一个魏晋的名士,而不是三国的将军。尽管周瑜非常懂音乐,就像曹操是诗人;也尽管魏晋与三国相距不远。

但,三国是三国,魏晋是魏晋。它们的时代精神是不同的,风采、气度、韵味和格调也是不同的。

那么,魏晋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度?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魏晋风度》

图据彩绘陶说唱俑,1982年四川新都三河马家山23号崖墓出土,高48厘米,国宝级文物。手舞足蹈的说唱者踞坐于石墩之上,眯缝着双眼,正唱到兴起处。

后记

何时忘却三国

有朋友说:很期待你的中华史《三国纪》这一卷。

哦,是吗?

他很期望,我很惆怅。

三国,不该这样被人瞩目。

事实上,这段历史并不重要。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

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当然,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三国演义》讲述的,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三国志》和范晔的《后汉书》。中国如此,日本、韩国和越南也一样。

其实《三国演义》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直到清代的毛声山、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才风行天下。所以《三国演义》的成败得失,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

那么,毛氏父子给了什么“添加剂”?

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曹操是哭了的;赤壁战败之后,曹操也说过“郭奉孝(郭嘉)在,不使孤至此”的话,还失声痛哭说: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 〔1〕

但,也仅此而已。

毛批本《三国演义》却大肆渲染,做足了文章: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前一哭胜过了赏,后一哭胜过了打。

接下来,他们不无嘲讽地说: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又能当棍子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笑!

请问,这还是历史吗?

当然不是,但可看,好看,让人想看。

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需的,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可以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无中生有,以假乱真。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是真,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三国演义》则照单全收。

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但,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就绝不敢大胆于一时,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

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

这就很有些哲理。

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所见。比如他们说:忠厚人乖觉,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老实人使心,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又比如:英雄所自负者,义耳;奸雄所自负者,智耳。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还有价值取向。

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上: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为了战胜奸邪,忠义只好以恶抗恶。这种对抗,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

勾心斗角贯穿了《三国演义》的始终,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一个“妒忌阴险”,另一个“奸刁险诈”,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 〔2〕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

这可真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所谓“三国热”表现出的国民心态,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不可疑吗? 〔3〕

实际上,《三国演义》历久不衰,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心机,算计,权术,谋略。它们可以用于战场、官场、商场甚至情场,谁不想要?

打出“重读经典”的旗号,不必吧?

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正能量”的忠义,也很可疑。什么是忠?臣忠于君,子忠于父,妻忠于夫。但,君要忠于臣吗?父要忠于子吗?夫要忠于妻吗?不用。请大家想想,这难道不是“不平等关系”?

义也大成问题。道义,正义,仁义,情义,信义,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当这些“义”发生矛盾冲突时,又该如之何?谁都没有解释,谁都说不清楚,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你说我不仁,我说你不义。

忠义,变成了整人的武器。

这并不奇怪。事实上,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忠是不变的,义是多变的。结果,要么信口雌黄,周公恐惧流言日;要么弄虚作假,王莽谦恭未篡时。

其实一切政治斗争,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争利而言义,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这就是“伪善”。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则是“权谋”。不搞权谋也不行。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都要指责对方“不义”。这就只能搞阴谋,不能搞阳谋。

显然,权谋是因为伪善,伪善是因为忠义。被高高举起的那面“道德的旗帜”,其实是罪魁祸首。

这就是《三国演义》的“性之病”。 〔4〕

也就是说,毛批本《三国演义》的问题,还不在于给历史“整容”,更在于“变性”。整容是可以的,变性是不可以的,除非明确表示你说的不是历史,读者也不把那小说当历史看。可惜,这一点从来就没人说清楚。

那么,三国这段历史的本性是什么?

前半段,是曹操与袁绍的路线斗争;后半段,则是曹魏、蜀汉和孙吴的权力斗争。后来三分归一统,不过是回到了历史的本来走向。指出这走向,并找出它背后的深刻意义和支配力量,才是历史学的任务。

因此在本书中,并没有多少剑拔弩张和老谋深算。本书不是《三国演义》,而是《三国纪》。你也许看不到某些特别想看的东西,只有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

朋友,你会失望吗?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公元25年(建武元年),刘秀称帝,东汉开始。

公元57年(中元二年),光武帝卒,享年六十二岁。子刘庄继位,年三十岁,是为汉明帝。

公元75年(永平十八年),汉明帝卒,享年四十八岁。子刘炟继位,年十九岁,是为汉章帝。

公元88年(章和二年),汉章帝卒,享年三十二岁。子刘肇继位,是为汉和帝,年十岁,窦太后临朝,窦宪专政。

公元92年(永元四年),十四岁的汉和帝与宦官郑众共灭窦宪,窦宪自杀。

公元106年(延平元年),汉殇帝卒,享年两岁。侄刘祜继位,是为汉安帝,年十三岁。

公元121年(永宁二年),十八岁的汉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灭邓骘,邓骘自杀。

公元125年(延光四年),宦官孙程等十九人起兵拥立汉顺帝,阎显被杀。

公元159年(延熹二年),二十八岁的汉桓帝与宦官唐衡等灭梁冀,梁冀自杀。

公元167年(延熹十年),汉桓帝卒,享年三十六岁。窦太后命窦武迎立宗室刘宏继位,是为汉灵帝,年十二岁。

公元168年(汉灵帝建宁元年),宦官曹节等共灭窦武,窦武兵败自杀,并被斩首示众。

公元189年(中平六年)四月,灵帝卒,皇子刘辩继位,是为少帝。外戚何进执政,谋诛宦官,反被宦官所杀。袁绍入宫杀宦官。九月,董卓入京,废少帝刘辩,改立刘协,是为汉献帝。十二月,曹操起兵讨董。

公元190年(初平元年),关东州郡俱起兵讨伐董卓,公推袁绍为盟主,曹操行奋武将军。董卓杀弘农王刘辩,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

公元191年(初平二年),袁绍自任冀州牧,表曹操为东郡太守,荀彧离开袁绍投奔曹操。

公元192年(初平三年),吕布杀董卓,投奔袁绍。曹操代理兖州牧,收黄巾军三十万,号称青州兵。

公元194年(兴平元年),吕布为兖州牧,刘备领徐州牧。

公元195年(兴平二年)夏,曹操大破吕布。七月,汉献帝自长安东归。十月,汉献帝任命曹操为兖州牧。

公元196年(建安元年)六月,曹操表刘备为豫州牧。七月,汉献帝至洛阳。八月,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九月,曹操迎汉献帝都许。

公元197年(建安二年),袁术称帝。袁绍以大将军领豫州牧、青州牧、幽州牧、并州牧。

公元198年(建安三年)十二月,曹操擒杀吕布。

公元199年(建安四年)六月,袁术死。八月,曹操军进黎阳。九月,分兵官渡。十一月,张绣投降曹操。十二月,曹操以官渡为大本营。

公元200年(建安五年)正月,曹操征讨刘备。二月,袁绍军至黎阳。七月,袁绍军进阳武。八月,袁绍军至官渡。十月,官渡之战结束,袁绍败。同年孙策被刺身亡,孙权接班,年十九岁。

公元201年(建安六年),刘备投奔刘表。

公元202年(建安七年),袁绍病死。

公元204年(建安九年),曹操自领冀州牧,让还兖州。

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诸葛亮出山。

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六月,曹操自任丞相。七月,征刘表。八月,杀孔融。十二月,赤壁之战。

公元209年(建安十四年)十二月,周瑜攻破江陵。孙权任徐州牧,刘备任荆州牧,孙权以妹嫁之。

公元210年(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周瑜谋灭刘备,至巴丘病卒,临终前推荐鲁肃接替自己。鲁肃屯兵陆口,建议孙权将荆州“借”给刘备。

公元211年(建安十六年)春,曹操西征马超、韩遂。十二月,刘备大军入蜀。

公元212年(建安十七年)正月,诏令曹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五月,诛马腾,灭三族。十月,东征孙权,荀彧卒。

公元213年(建安十八年)正月,曹操从濡须退兵。五月,以冀州十郡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七月,魏建社稷。

公元214年(建安十九年)夏,刘备入成都,自任益州牧。

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西征张鲁。十一月,张鲁投降。是年,孙权向刘备索还荆州。

公元216年(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曹操为魏王。

公元217年(建安二十二年)四月,曹操仪同天子,曹丕为魏国太子。

公元219年(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刘备自称汉中王。十二月,孙权杀关羽,上书称臣于曹操。

公元220年(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卒。曹丕继位后实行九品官人法。十月,曹丕代汉,是为魏文帝。

公元221年(魏文帝黄初二年)四月,刘备称帝。八月,曹丕封孙权为吴王。

公元222年(黄初三年),夷陵之战。

公元223年(黄初四年)四月,刘备卒,刘禅继位。

公元226年(黄初七年)曹丕卒,子曹叡继位,是为魏明帝。

公元227年(魏明帝太和元年,蜀汉建兴五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临行前上《出师表》。

公元228年(曹魏太和二年,蜀汉建兴六年)春,蜀军兵败街亭,诸葛亮杀马谡。十二月,诸葛亮第二次北伐。

公元229年(曹魏太和三年,蜀汉建兴七年,孙吴黄龙元年)春,诸葛亮第三次北伐。四月,孙权称帝。

公元231年(曹魏太和五年,蜀汉建兴九年)二月,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八月,李严被废为庶人。

公元234年(魏明帝青龙二年,蜀汉建兴十二年)二月,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八月,病卒于军中。

公元249年(曹芳正始十年),司马懿发动政变,杀大将军曹爽,曹魏政权归司马氏。

公元252年(魏嘉平四年),孙权卒。

公元263年(魏元帝景元四年)八月,魏军出兵洛阳伐蜀。十月,刘禅降魏,蜀汉亡。

公元265年(西晋泰始元年)十二月,晋王司马炎逼魏元帝禅让,曹魏亡,西晋始。

公元280年(咸宁六年),吴亡,晋一统天下,三国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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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三国纪

产品经理 | 吴畏 装帧设计 | Mirro 内文设计 | 谈天

出版统筹 | 吴畏 学术顾问 | 陈勤 法律顾问 | 黄荣楠

插图绘制 | 方佳翮 杨婕 何月婷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策划人 | 路金波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时代 魏之亡

晋之乱

五胡入中华

谁的东晋

全线崩溃

第二章 人物 英雄与奸贼

叛臣王敦

政客王导

枭雄桓温

宰相谢安

第三章 精神 名士派

嵇康之死

阮籍之醉

陶渊明之隐

名士皇帝司马昱

第四章 风尚 唯美时代

漂亮地活着

人与自然

魏晋世界杯

无弦琴

第五章 价值观 真真假假

病态的自由

畸形的独立

非病不可

走向南北朝

后记 那些女人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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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11

魏晋风度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风度/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3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397-4

Ⅰ. ①魏… Ⅱ. ①易…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魏晋南北朝时代 Ⅳ. ①K2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8099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吴 畏 徐慧敏

装帧设计 Mirro

内文设计 谈天

插画 方佳翮 何姝 陈昭

易中天中华史

魏晋风度

易中天 著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27 千字

印张 7.25

印数 1-10, 000

插页 2

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397-4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时代

魏之亡

一切重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一般地说都会出现两次,这是黑格尔告诉我们的。而且,正如后来马克思之所补充:第一次是作为悲剧,第二次是作为笑剧。 〔1〕

魏晋的改朝换代就是如此。

公元220年,曹丕逼汉献帝让位,这是第一次。不到半个世纪,司马炎又逼魏元帝禅让,这是第二次。曹丕当然想不到他的王朝如此短命,故伎重演的司马炎也没想到他的帝国不但年头不长,还荒唐可笑之极。 〔2〕

司马懿就更想不到。

后来被追尊为宣皇帝的司马懿,是晋王朝的实际开创者和缔造者。也许,这应该归结为他特别有心计,也特别有耐心。从进入政界到夺取政权,他前后用了四十三年的时间,历经曹操、曹丕、曹叡、曹芳四代君主,终于把曹家的“房产”据为己有,只留下一道过户的手续。

这是一个怎样的人?

司马懿出身于高级士族,高祖是东汉的将军,曾祖和祖父都是郡的太守,父亲司马防则官居京兆尹(首都地区长官)。曹操初入仕途就能出任洛阳北部尉(首都北城区公安局长)一职,便是由于司马防的推荐。

对此,曹操一直感恩在心。后来,当了魏王的曹操设宴款待司马防,又旧话重提。曹操说:请司马公看看,孤王现在还可以再当一个县尉吗?

司马防说:老夫推荐时,大王当个县尉正合适。

曹操哈哈大笑。 〔3〕

司马防的回答十分得体,也实事求是。四十二年前的曹操年方二十,由于被举为孝廉而任郎官(储备官)。从宫廷外放到地方,当然只能担任副县级的公安局长。

实际上,直到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六年后,司马家族仍未必看好这位政坛新秀。曹操征召司马懿到府中任职,司马防的这位次子便拒不受聘。他声称自己得了风瘫病,宁肯长期卧床也不就任。 〔4〕

这样一拖就是七年。到赤壁之战那年,曹操给了司马懿两个选择:要么进朝廷,要么进监狱。司马懿的病装不下去,只好加入曹政府。他不但在曹操那里展示出自己的才华,在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的时代,更成为皇帝的得力助手,魏帝国独一无二的谋略家。

因此,当曹叡病重需要托孤时,他想到了司马懿。

当时司马懿已官居太尉(最高军事长官),刚刚消灭了自称燕王的公孙渊,将辽东收入魏帝国的版图,正准备屯兵镇守关中,曹叡的诏书却三日五至。司马懿星夜兼程赶回洛阳,与大将军曹爽共受遗命辅佐新帝曹芳。

曹魏之亡,也开始有了征兆。

事实上,曹叡的托孤有气无力。孙策托孤于张昭时说得斩钉截铁: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刘备托孤于诸葛亮时也说得不留余地: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曹叡呢?眼泪汪汪地看着八岁的曹芳,一句硬话都说不出。 〔5〕

结果,被授权可以自行其是的忠心耿耿,被当面叮嘱托以后事的夺了政权。

另一位顾命大臣曹爽也托非其人。此公原本既无才干又无战功,是魏明帝临终前一时糊涂,才突击提拔为大将军的。然而曹爽却自命不凡,一心想要排挤司马懿,办法则是让曹芳下诏将司马懿由太尉转任太傅。 〔6〕

这是典型的明升暗降。

没错,太傅地位崇高,却没有实权。

司马懿当然清楚这一点。他也很清楚,自己的力量尚不足以与曹爽抗衡,干掉此人只能乘其不备。于是,在周旋了几年以后,司马懿第二次装病。

装病是有经验的。上一次装风瘫病,曹操派人去假装行刺,司马懿躺在床上纹丝不动。这一回当然是风瘫病顺理成章地复发,司马懿的演技也更上层楼。

演出是在司马懿的太傅府,观众则是曹爽派去的新任荆州刺史李胜。李胜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司马懿的双手已经接不住婢女递过来的衣服,喝粥的时候粥水全都洒在前胸,还把李胜要去的荆州听成是并州。

李胜只好纠正说:下属要去的是荆州。

司马懿却说:去并州委屈你了。并州接近胡地,千万好自为之。今后你我只怕难得一见,如何是好?

李胜又说:是荆州,不是并州。

司马懿这才若有所悟地说:是荆州吗?老夫不大听得清楚你的话。很好,很好!在荆州是可以建功立业的。我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就拜托你了。

说完,泪流满面,声音哽咽。

李胜回去报告曹爽,曹爽很放心。 〔7〕

司马懿却在暗中加紧准备。装病两年半以后,他趁曹爽陪同皇帝外出之机突然发动兵变,一举消灭了强大的对手。曹爽先被罢官,后被灭族,兄弟和同党也被一网打尽,其中就有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之一何晏。

曹爽的无药可救也在此案中暴露无遗。兵变时,司马懿屯兵洛水,曹爽屯兵伊水;司马懿占领了洛阳,皇帝却在曹爽手中。因此有人建议,挟持天子到许县,然后命令各地军队勤王,完全可以对抗司马懿。

然而曹爽却拒绝了这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放弃抵抗向司马懿投降,还把司马懿弹劾自己的奏章交给了皇帝。曹爽说,司马公不过是要夺权而已,给他就是。我做不了大将军,还可以做大富翁嘛! 〔8〕

志大才疏的曹爽哪里想得到,司马懿的阴险狡猾和心狠手辣举世无双。在曹爽还有抵抗力量时,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处理仅止于罢官。甚至在曹爽被软禁在家时,他还假惺惺地派人送粮送肉。然而,当曹爽等人“谋反”的证据收集齐全以后,又怎么样呢?满门抄斩。 〔9〕

曹家人,根本不是司马懿的对手。

小皇帝曹芳就更是傀儡。

然而就连这个傀儡,也在司马懿去世三年后被他的儿子司马师废掉,成为魏帝的是十四岁的曹髦。六年后,不甘心做傀儡的曹髦也被杀死,魏帝换成十五岁的曹奂。这就是魏元帝,也是曹魏的最后一个皇帝。

曹芳、曹髦、曹奂,史称“三少帝”。

司马懿政变成功后,三少帝的时代就变成了司马家族的时代。司马懿,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相继把持朝政十六年。立国总共只有短短四十六年的魏,倒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并不姓曹。

剩下的事情就是办手续。

于是,司马昭先是册封晋公,然后升格为晋王。咸熙二年(265)八月,司马昭卒,子司马炎继位。十二月,魏元帝禅让,司马炎称帝,是为晋武帝。

所有这些程序都跟曹魏代汉一模一样,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东汉的傀儡皇帝只有一个,曹魏则有好几个;曹家只用两代人就偷天换日,司马家族则用了三代四人。

这简直就像是报应。

历史往往是公平的,报应也接踵而来。司马炎死后仅仅一年,祸乱就迅速爆发。他的儿子被废又被立,被立又被杀,他的王朝则四分五裂万劫不复,而且篡夺皇位颠覆政权分裂国家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血亲。

晋之乱

祸乱的根源是司马炎自己埋下的。

这个说法,晋武帝的在天之灵恐怕很难接受,因为他的本来愿望是长治久安。他甚至把曹魏的灭亡看作前车之鉴,称帝之初就进行了制度的改革。但可惜他错了。

司马炎错在哪里?

恢复封建。

西周创立的封建制是被秦始皇推翻的。之后,秦汉两代实行的都是郡县制,只有西汉初年实行郡县与封建并存的郡国制。结果,异姓王造反,同姓王叛乱。帝国的统治者从高祖到武帝花了将近百年的工夫,才算摆平江湖消除隐患(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 〔10〕

此后,帝国不再封建。

当然,封王封侯的事仍然有。不过,汉只封侯,魏才封王。而且即便封王,也是虚封,只有东汉末年曹操的魏公和魏王是实封。结果怎么样呢?代汉自立了。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因此,曹丕称帝之后,所封的国王都只有王爵,没有王土和王臣。或者说,诸王名义上有封国,却没有治权,也没有兵权。他们不能建立自己的政府,统率自己的军队,也不能参与朝政。

曹魏的国王,实际上是被软禁在封国。

结果又怎么样呢?司马家族篡魏的时候,曹家的那些国王们一点忙都帮不上,魏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司马炎认为,这就是魏亡的经验教训。

因此,他决定反其道而行之。

就在称帝的当年,司马炎封皇族二十七人为王,每个王国都有自己的军队。其中大国三军,兵五千人;次国二军,兵三千人;小国一军,兵一千五百人。国王不但可以割据一方,还可以入朝执政,成为宰辅。

异姓的士族则封为公侯,也是实封。他们不但有封国和官属,郡公、郡侯和县侯还有军队。也就是说,国王也好公侯也罢,都是实力派。司马炎认为,只有让他们掌握了实力,才能够担负起保卫中央的责任。而且,既然他们都从帝国那里获得了利益,就应该担负起责任。

然而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八王之乱。 〔11〕

这是晋武帝司马炎去世一年后爆发,历时十六年之久的政治动乱和骨肉相残。原本危机四伏的西晋王朝也在这动乱中变得虚弱至极,最后亡于外敌的入侵。不过,引爆这颗炸弹的却不是那些国王,而是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叫贾南风。

贾南风是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司马集团死党贾充和郭槐的女儿。贾充阴险狡诈,郭槐嫉妒霸道,贾南风则兼而有之。碰巧她的丈夫又忠厚得近乎无能甚至弱智,因此这位贾皇后想不弄出些动静来都难。 〔12〕

可惜贾皇后的野心并没有那么容易实现,掌握朝政的是杨太后的父亲杨骏。杨骏父女出身于华阴杨氏,祖上是东汉名臣杨震,门第极高。晋武帝司马炎与这样的名门望族联姻,正是为了提高皇家的清望。在他看来,只要皇族和士族同心协力,就能形成辅佐帝室的两翼。 〔13〕

但是抱歉,他又错了。实际情况是:皇族与士族互不买账,贾皇后则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矛盾。晋惠帝继位后第二年三月,她就召司马炎的第五个儿子楚王司马玮(读如伟)入朝,杀了太傅杨骏,废了杨太后,辅政大臣则变成司马懿的第四个儿子汝南王司马亮。

这当然不是贾皇后的本来愿望。于是,三个月后,她就命令杀死了杨骏的楚王司马玮,以谋反的罪名杀了汝南王司马亮,然后又以矫诏的罪名杀了司马玮。司马玮杀了士族又杀皇族,自己也被杀,士族的代表和皇族的代表都变成了冤鬼,借刀杀人的贾皇后则掌握了政权。

贾南风志得意满。

然而司马家族的阴谋家和野心家更是层出不穷。因此九年后,这个女人也被废被杀,罪名是谋杀太子司马遹(读如遇)。司马遹是惠帝司马衷与谢淑媛的儿子,当然为贾皇后所不能容,于是被罗织罪名,诬为谋反,废为平民。但他后来被杀,则是由于赵王司马伦的密谋。

赵王司马伦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原本是贾皇后的党羽。然而他怂恿贾皇后杀太子,却是为了自己夺权。因此太子一死,他就以复仇的名义起兵进宫废了贾皇后。之后又干脆废了晋惠帝,自己做起皇帝来。

这下子别人不干了。

首先发难的是司马炎之侄、齐王司马冏(读如窘)。同时起兵响应的,则有司马炎的第十六个儿子、成都王司马颖,司马炎的堂弟、河间王司马颙(读如庸之阳平),司马炎的第六个儿子、长沙王司马乂(读如义)。结果,司马伦兵败被杀,晋惠帝司马衷复辟。

这是持续十六年之久的政治动乱和骨肉相残。晋武帝司马炎崩后一年,皇后贾南风政治野心大起,于291年联合楚王司马玮发兵杀太傅杨骏。余下七王相继发难,战争几经反复,最终晋怀帝司马炽即位。十年后,西晋灭亡。

政权,又落到齐王司马冏手里。

司马冏原本也是司马伦的党羽。司马伦废贾皇后,进宫动手的就是他。当时司马冏带兵百人长驱直入,当着皇帝的面一刀就杀了贾皇后的外甥贾谧(读如密)。

贾皇后问:你来干什么?

司马冏答:有诏抓捕皇后。

贾皇后说:诏书都是我发出的,你奉谁的诏?

司马冏不回答。

贾皇后又问:起事的是谁?

司马冏答:赵王。

贾皇后说:绳子拴在了狗尾巴上,当然是这结果。

可惜,她并没有后悔药可吃。

贾皇后的党羽废了贾皇后,司马伦的党羽杀了司马伦,可见政治斗争中不会有永远的朋友,靠阴谋和杀戮起家的西晋皇室则天性贪婪狠毒。因此,司马冏执政不久便被同伙长沙王司马乂所杀,也不奇怪。

杀了司马冏的司马乂,同样遭到了讨伐。另外两个当年的同伙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同时起兵并围困洛阳,孤立无援的司马乂则在京师被捕。束手就擒的他被送往对方军中,并被司马颖的部下杀死。

抓捕司马乂的,是东海王司马越。

图中黑体字者,即八王。

司马越是司马炎的堂弟,也是“八王之乱”中的第八个王。前面五个(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都死了,后面就是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与东海王司马越的战争。

战争几经反复。最后的结果,是司马越反攻胜利,司马颖兵败被杀。战后,司马颙也被谋杀,晋惠帝司马衷则被毒死,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

五年后,司马越卒,洛阳被外敌攻陷,晋怀帝司马炽被俘。两年后,太子司马业于长安称帝,是为晋愍帝。又过了三年,晋愍帝向入侵的外敌投降,西晋亡。

从晋武帝司马炎篡魏,到西晋灭亡,共五十一年。从八王之乱起,到西晋灭亡,二十五年。从八王之乱终,到西晋灭亡,十年。可见西晋其实亡于内讧,外敌入侵只不过推了一把,这就是司马炎遭到的报应。

攻陷洛阳和长安,从而宣告西晋王朝灭亡的,是一个匈奴人建立的政权。此后,北部中国就变成了少数民族的天下,晋皇室则偏安江左,是为东晋。

五胡十六国的时代开始了。

五胡入中华

五胡十六国是一团乱麻。

乱是肯定的。这个历史时期起于西晋惠帝,止于南朝刘宋,历时一百三十六年。其间建立的政权,则其实有十九到二十个。他们有的先后兴替,有的同时并存。最多的时候,竟有八个政权在中国北方并立了九到十年。

政权的建立者则多为少数民族,包括匈奴、羯(读如竭)、鲜卑、氐(读如低)、羌,合称“五胡”。其中,鲜卑人建立的政权最多,七个。其次为氐人,四个。再次为匈奴人,三个。羯人和羌人,各一个。另外还有四个小政权是汉人建立的,共二十国。不算仇池和北魏,十八国。称为“十六国”,则是没有计算冉魏和西燕。

十八国名单如下:

◎ 十八国兴亡表

国名 创建人 名族 兴亡年代(公元) 灭于何国

汉(前赵) 刘渊 匈奴 304-329 后赵

成汉 李雄 巴氐 304-347 东晋

前凉 张寔 汉 314-376 前秦

后赵 石勒 羯 319-351 冉魏

冉魏 冉闵 汉 350-352 前燕

前燕 慕容皝 鲜卑 337-370 前秦

前秦 苻洪 氐 350-394 西秦

后秦 姚苌 羌 384-417 东晋

后燕 慕容垂 鲜卑 384-407 北燕

西燕 慕容泓 鲜卑 384-394 后燕

西秦 乞伏国仁 鲜卑 385-431 夏

后凉 吕光 氐 386-403 后秦

南凉 秃发乌孤 鲜卑 397-414 西秦

南燕 慕容德 鲜卑 398-410 东晋

西凉 李暠 汉 400-421 北凉

夏 赫连勃勃 匈奴 407-431 吐谷浑

北燕 冯跋 汉 407-436 北魏

北凉 沮渠蒙逊 匈奴 401-439 北魏

◎十六国兴亡表,引自杜建民《中国历代帝王世系年表》第81页。

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记住这些国名和人名,但很清楚所谓“十六国”基本上都在北方;而从下面的地图则不难看出,这一现象为什么会被称为“五胡乱华”。

五胡十六国是一团乱麻。西晋惠帝至南朝刘宋这一百三十六年间,匈奴、羯、鲜卑、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在中国北方建立政权。晋王朝丢掉了关中,疆域缩到长江沿线。引自《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没错,晋王朝的半壁江山已然丢失,而且丢得实在“不是地方”:关中地区本为周文明的发祥地,长安和洛阳更是秦、汉、魏、晋四朝帝都所在,不折不扣的华夏正宗。现在统统变成了“胡天胡地”,岂非“乱我中华”?

这确实让许多人痛心疾首。我们知道,汉民族的前身是华夏族,而华夏族的根据地在中原。周成王时期青铜器何尊上的“中国”甚至指的就是洛阳,这可是“中国”二字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记载。洛阳落入胡族之手,其严重性绝不亚于罗马帝国失去了罗马。

何况华夏民族一直有一种观念:居中国则为正宗,为正宗则治天下(详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第三卷《奠基者》)。夏、商、周、秦、汉、魏、晋,都是。现在胡人“居中国”了,是不是该做天子、治天下?

胡人认为应该,汉人认为不该。

持这种观点的汉人代表当数刘琨。刘琨是中原沦陷之际坚持“敌后抗战”的西晋将领,曾试图策反敌方匈奴人的羯族部将石勒,给出的理由居然是:你们胡人反正做不了天子,不如到我们晋朝来做一个名臣。

石勒用名马和珍宝客客气气地打发了使者。他写给刘琨的回信说:将军是汉人,理当效忠于晋朝。我石勒却本是夷狄,贵国的事恐怕爱莫能助。 〔14〕

刘琨碰了钉子,石勒则做了皇帝。

石勒并非五胡在中国北方称帝的第一人,第一个是匈奴人刘渊,国号叫汉。他甚至宣称自己就是大汉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因为冒顿单于是刘邦的女婿,后世单于跟汉皇帝就是表兄弟。兄终弟及,大汉帝统当然由他承接。

可惜刘渊的说法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他的国号后来也被侄儿兼养子改成了赵,史称前赵。羯人石勒建立的国家也叫赵,史称后赵。前赵是被后赵灭的,后赵是被冉魏灭的,冉魏是被前燕灭的,前燕是被前秦灭的。灭了前燕以后,中国北方就暂时是前秦的了。

前秦是氐人的政权,前燕则是鲜卑人的。因此五胡十六国前半段的主角就是:匈奴(前赵)、羯(后赵)、鲜卑(前燕)、氐(前秦),以及前秦衰落时异军突起的羌(后秦),汉人的冉魏则昙花一现。至于后半段,当然是鲜卑人的,他们建立的北魏甚至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

谁说“夷狄”不能为王?

当然能。独霸天下,显然只是汉人的一厢情愿和自作多情。事实上,自从匈奴刘渊打开了缺口,中国北方在长达两个半世纪内就是少数民族的历史舞台。就连最后统一全中国的,也是北方胡汉混血的隋和唐。

这就是事实,也就是历史。

事实上,把胡人看做可欺辱的劣等民族,这本身就是荒唐可笑的文化偏见。更何况所谓“五胡”,也并非从遥远的异国他乡突如其来杀进中国的。他们早就居住在中国境内,并与汉人混杂甚至混血。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已是华人(Chinese),奈何以“异类”视之?

然而汉民族毕竟代表着先进的文化,于是事情的结果竟是这样: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对汉人的歧视和压迫忍无可忍;另方面,他们对汉文明和汉制度却心悦诚服地敬佩和向往。因此,胡人进入中原地区称王建国之后,并没有打算实施“胡化”,而是反过来将自己“汉化”。

汉化早就开始了。

率先汉化的是匈奴。因为从东汉光武帝时代起,他们就开始持续南迁,并在黄河的河套地区沿长城一线扎下了营盘,充当着汉帝国的戍边者和同盟军。这一过程到西晋已历时二百多年,匈奴哪里可能还是胡人?刘渊声称他有权得到汉王朝的祖业,并非全无道理。

建立后赵的羯,建立前秦的氐,建立后秦的羌,汉化程度深浅不一,对汉文化的热情却不亚于匈奴,前秦皇帝苻坚甚至堪称汉学家。他曾经不无自得地说:朕一月而三临太学,周公和孔子的传统总算不会在朕这里中断。 〔15〕

但,力度最大的还是鲜卑。

或者说,鲜卑拓跋氏的北魏。

北魏的故事已不在魏晋,而在南北朝,因此只能从长计议。可以肯定的是,北魏的汉化彻底而全面。孝文帝拓跋宏甚至下令禁止胡服和鲜卑语,把贵族们的鲜卑姓氏统统改为汉姓(比如拓跋改为元),还命令六位皇弟跟自己一样娶汉族高官之女为妻,堪称“全盘汉化”。

结果是只用了短短三十年,这个民族就融入了汉族之中;而被南方汉族逐渐淡忘的某些文化传统,则在北方少数民族匈奴、羯、氐、羌、鲜卑那里薪尽火传(以上所述均请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

这就不能叫“五胡乱华”,而该叫“五胡入华”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少数民族的融入,一个以汉民族为多数人的新民族才得以诞生,中华历史上的“第二帝国”(隋唐)也才得以建立。只不过,他们谁都不知道,当时欧洲也在发生民族大迁徙,大批日耳曼蛮族涌入罗马帝国,罗马文明面临的命运和选择几乎跟中华一模一样。

当然,这是后话。

谁的东晋

公元318年也许是划时代的。前一年,西晋最后一个皇帝被杀。这一年,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即位,是为东晋元帝。下一年,匈奴“汉国”皇帝刘曜更改国号,是为前赵;羯族将领石勒称王建国,是为后赵。

从此,东晋据有江南,前赵据有关中,后赵据有关东,南方和北方都换了主人或主角。

北方是胡族做主,南方是士族当家。

胡族和士族,是书写这段历史的两支笔。

南方成为士族的天下并不奇怪,因为东晋的第一个皇帝司马睿并没有多少政治资本。他能够建立流亡政府并登上帝位,完全依靠士族的拥戴和支持。更幸运的是,这些士族还有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作为主持人。

他就是王导。

王导出身名门望族,琅邪人(琅邪读如郎牙,也写作琅琊,在今山东省临沂市),跟原本是琅邪王的司马睿是老朋友,东晋帝业其实出自他的深谋远虑。王导很早就看出中国将乱,便劝司马睿谋得安东将军职位,渡江移镇建邺(晋愍帝时改名建康),为将来做准备。 〔16〕

事实证明王导很有远见。九年后,西晋果然灭亡。北方士族没了故乡,南方士族没了中央。在政治和文化两方面都举足轻重的大族纷纷南下(史称“衣冠南渡”),流亡的难民云集建邺(建康),建邺成为另一个洛阳。

司马睿的称帝,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初来乍到的司马睿却没什么威望。北方士族对他没有信心,南方士族对他心存疑虑,就连司马睿自己也觉得寄人篱下,颇有些惴惴不安。

做工作的又是王导。

王导很清楚,中原必将沦陷,晋室不可复兴,唯一的出路是偏安江左,与北方胡族划江而治。如此,或许还能保住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华夏文明的薪尽火传。

这就需要有一个司马家族的人来当皇帝,也需要南北士族的通力合作。有了前者,才能维持“华夏正宗”的名分;有了后者,新政权才不至于是空中楼阁。

永嘉之乱后,中原世族南迁主要有两条路线——迁往长江下游与长江上游。青徐之地的上层阶级,多迁往首都建邺附近,而殖产兴利,则在会稽、临海之间的区域。次等氏族为避开江左名宗,则迁往京口、晋陵(今江苏)一带。南阳、新野地区(今河南)的次等氏族及雍秦流民,则迁居襄阳(今湖北),形成一个由中层社会阶级组成的强大的武力集团。

可惜这很难。北方士族视江东为“蛮夷之地”,视南人为“亡国之余”(孙吴政权的残渣余孽);南方士族则把北方士族看作入侵者,痛恨他们侵犯自己的地盘和利益。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成为关键。

为此,王导殚精竭虑。他甚至学会了说吴语,不像其他北方士族那样坚持只说洛阳话。他又发明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相当于北方豪门在江东的特区和领地。这就兼顾了双方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争取到了南方士族领袖的支持。 〔17〕

比如顾荣。

顾荣出身吴郡四大家族,祖父顾雍是孙权的丞相。由于王导的努力,顾荣率先向司马睿表示拥戴和支持,而且两人有过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

司马睿说:寄居在别人的国土上,很是惭愧。

顾荣则跪下来回答说:王者以天下为家,请陛下不必对迁都一事过于在意。 〔18〕

这其实就是一种默契了。司马睿代表新政权和北方侨居士族承认江东的真正主人是当地土著,顾荣则代表江东土著士族承认司马政权是华夏正宗,并与之合作。从此南北一团和气,东晋和南朝的基业也由此奠定。 〔19〕

王导成功了。

显然,没有王导,就没有东晋。

对此,司马睿心知肚明。因此登基之日,他竟然一再邀请王导跟他同坐御床,接受百官朝贺。王导只好谦恭地推辞说:如果太阳与万物同辉,臣下将如何瞻仰?

司马睿这才作罢。 〔20〕

不过,王导没有与东晋皇帝并尊,晋帝也无法与王家争权。东晋初年,行政权在王导手里,军事权则由王导的堂兄王敦掌握。王导内执朝政,王敦外掌兵符,实际权力绝不在皇室之下,时人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东晋究竟是谁家的,岂非一目了然?

实际上,君臣共治是东晋一朝的特色,只不过这个王朝只有半壁江山,参与政治的权臣也不仅王导一家。准确地说,东晋政治是高级士族轮流坐庄,权威和影响最大的则是四大家族(以执掌朝政先后为序):

王氏:王导;

庾氏:庾亮;

桓氏:桓温;

谢氏:谢安。

旧时王谢堂前燕,即此之谓。

的确,对东晋政权贡献最大的,就是王导和谢安。王导开创了基业,谢安则保卫了它。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大举出兵,以压倒优势进攻东晋。执政的谢安以弟弟谢石为统帅,侄子谢玄为先锋,御敌于国门之外,并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一举击败了苻坚的进攻。

这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意义非凡。当时,北方沦入胡族之手,南方也并未彻底汉化。汉民族和汉文化以江东为壁垒,可谓命悬一线。因此,谢安、谢石和谢玄的胜利,便不但挽救了东晋王朝,也挽救了华夏文明。

君臣共治,岂非很好?

可惜,东晋政治虽有“虚君共和”的意味,却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晋元帝和他的后代不甘心大权旁落,权臣中也不乏阴谋家和野心家。王敦和桓温就企图篡位,桓温的小儿子桓玄则终于称帝。毕竟,魏晋两朝皆因“禅让”立国,司马家族也没法不让人模仿他们的祖宗。

因此东晋政治之乱并不亚于西晋,只不过西晋是皇室与皇室斗,东晋是皇室与权臣争。权臣士族之间(如王导和庾亮、桓温和殷浩),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高级士族与低级士族、世家大族与寒门庶族,也都矛盾重重。

结果是什么呢?

动乱频繁。淝水之战前,有王敦之乱、苏峻之乱,以及桓温未遂的篡位图谋。淝水之战后,则有孙恩之乱、桓玄之乱、卢循之乱。苏峻之乱时,建康宫阙被焚毁;桓玄之乱时,国号被改为楚。至于内战,当然更在所难免。

东晋并不安宁。

最后的结果,是政权落入庶族出身的刘裕之手,而且把魏代汉、晋代魏的程序也走了一遍。公元420年(元熙二年),晋恭帝司马德文让位于宋王刘裕。东晋终于在内乱中灭亡,共一百零四年,十一帝。

刘裕的新王朝国号宋,史称“刘宋”,以区别于后来既有北又有南的“赵宋”。刘裕自己,则为南朝宋武帝。他称帝十九年后,北魏灭亡北凉,魏晋十六国时代终,南北朝时代始(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

全线崩溃

从曹魏代东汉,到北魏灭北凉,历史上的“魏晋十六国”共计二百一十九年。加上董卓入京后、曹丕称帝前的东汉之末,刚好二百五十年。如果用最简单的词语来描述这两个半世纪,那就只有一个字—— 乱。

乱的同时,是腐败。

腐败几乎是两晋王朝的天性。有一次,晋武帝司马炎问大臣刘毅:爱卿愿意把朕比作汉代的哪个皇帝?

刘毅答:桓帝、灵帝。

晋武帝大惊失色:这也太过分了吧?

刘毅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这样看,陛下还不如他们。

晋武帝只好解嘲说:他们可没有你这样的直臣。 〔21〕

刘毅说的是实话。西晋王朝从一开始就是腐败的,也是腐朽的。史家曾这样描述说:当时的士族,做人以行同禽兽为通达,谋职以不走正道为才能,当官以不负责任为高尚。官场中充满奔走之士,朝廷里不见让贤之人。所有人都只有两个目标:一是名,二是利。 〔22〕

高级士族如此,寒门庶族亦然。

比如贾充。

贾充就是导致“八王之乱”的那位贾皇后的父亲,他自己的父亲则是贾逵。贾逵是坚决捍卫曹魏政权的。当时甚至有传闻说,司马懿就是因为梦见贾逵变成了厉鬼,才吓得一命呜呼,可见贾逵立场之坚定,之鲜明。 〔23〕

然而贾充却成为司马家族的帮凶,小皇帝曹髦就死在他的手里。当时曹髦因为不满大权旁落,率领亲兵攻打司马昭的相府,相府的兵丁并无一人胆敢上前。贾充却大喝一声说:相公养兵千日,不就是为了用在此时吗?

于是曹髦被杀。

这当然是极其严重的罪行,无论儒家伦理和帝国法律都不能容忍。因此,当司马昭召集会议讨论善后时,大臣陈泰就明确表示:只有腰斩贾充,或许还能平息民愤。

司马昭问:还有第二方案吗?

陈泰说:这是最好的,没有其次。 〔24〕

司马昭当然不会采纳。他的办法,是另外找了一个替罪羊。他们父子,对贾充其实感恩戴德,否则贾南风也当不了皇后。实际上,贾充帮了司马昭的大忙:他做了司马昭想做的事,又让这家伙保住了脸上的假面具。

没错,忠孝仁义的儒家面具。

假面具是老早就戴上的。从司马懿到司马炎,这个家族一直都重礼重孝。司马昭去世后,司马炎甚至不顾大臣劝阻,坚持三年之丧。他说:朕本儒生,以礼传家,岂能因为做了天子就忘了本色? 〔25〕

这可真是别出心裁。作为国家元首,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皇帝行过此礼。司马炎坚持这样做,无非为了标榜自己是纯正的儒家、地道的士族。

然而这位“纯儒”却十分好色,他后宫的女人甚至多达上万,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跟谁上床,只好坐一辆羊车在宫里转,羊停在哪儿就进哪间房。那些可怜的女人们则用竹叶插窗,盐水洒地,希望羊能走向她的房门。

不以为然的,只有胡芳。

胡芳是征南将军胡奋的女儿,被晋武帝司马炎册封为贵嫔。这位将门虎女并不认为皇帝有什么了不起,入宫后竟号啕大哭,跟司马炎做游戏也寸步不让。

司马炎大怒:你真是个将种!

胡芳却反唇相讥:北伐公孙渊,西拒诸葛亮,这样的人不是将种又是什么?

据说,司马炎竟满脸惭愧。 〔26〕

司马炎确实应该惭愧,但不是因为司马懿曾经担任过军职,而是因为他和他王朝的虚伪。这个靠阴谋诡计和巧取豪夺建立的帝国,可谓集贪婪、奢侈、残忍、狡诈、荒淫于一身,高高举起的却是儒家伦理的道德旗帜。

旗帜是必需的。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力量。旗帜上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则是为了与曹魏相区别。曹操是坚持“法家寒族路线”的,诸葛亮也一样(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卷《三国纪》)。士族儒家的司马政权当然必须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他们的立国之本。

然而实际上的作为又如何呢?弑君篡位是不忠,废黜太后是不孝,骨肉相残是不悌,滥杀无辜是不仁,争权夺利是不义,丧权辱国是无能。请问,儒家伦理安在哉?但只见: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结果又是什么呢?

中华帝国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

支柱就是儒家学说。独尊儒术之后,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它已经成为汉民族的魂魄所系,也维系了两汉三百多年的稳定,怎么说倒就倒了呢?

除了司马家族的口是心非,儒学本身也有问题。

问题出在儒学变成了官学(正式称谓叫经学)。官学是有权威性的,也是有政治性的。这两条都决定了儒学必将失去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生命活力,走向神化、僵化、教条化,变成让人讨厌的东西。

事实正是如此。

两汉经学的特点,一是繁琐迂腐,二是妖妄荒唐。或者说,咬文嚼字,装神弄鬼。比方说,五个字的经文,可以写出两三万字的注解。普普通通一句话,可以看出神秘兮兮的微言大义。请问这还是学术、还是思想吗?

当然不是。

因此,两汉经学发展到后来,就连统治者(比如王莽和刘秀)都感到厌烦,更不用说真正有头脑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于是进入魏晋以后,上流社会便“家弃章句(抛弃儒学),人重异术(以非儒家的异端邪说为时尚)”,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以燎原之势席卷天下。 〔27〕

首先兴起的是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思想文化的标志性成果,玄学家主张的则是清谈或玄谈。顾名思义,其特征并不难想见:远离政治,回避现实,无关道德,蔑视俗务,只关心高深玄远的理论问题,向往超凡脱俗的高雅生活。

这是一种真正理性和思辨的纯粹哲学。 〔28〕

如此哲学,对于重伦理、重政治、重现实的儒学当然是强烈的冲击,何况还有佛学推波助澜。东汉时传入的佛学也是“夷狄”的文化,而且比“五胡”更不“中国”,却受到知识界和统治者的普遍欢迎,岂非改天换地?

佛学是外来文化,玄学则是内部反对派。儒学遭此内外夹攻,实际上已无招架之力。没有了这根精神支柱,两汉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精神世界也只能全线崩溃。

没错,这是一个无望的时代。国土四分五裂,政权频繁更迭,时局瞬息万变,战火连绵不绝,谁都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有安全感,包括那些皇帝在内。

魏晋之乱,首先在人心。

乱世出英雄,也出思想。事实上,正如有春秋战国的礼坏乐崩,才有百家争鸣;有汉末以后的腐朽溃烂,也才有魏晋风度。不同的是,百家争鸣备受推崇,魏晋风度却褒贬不一。其中奥秘,则正是需要我们去探索的。

第二章

人物

英雄与奸贼

沉默良久之后,许劭回答了曹操的问题。

这时的曹操还是年轻人,许劭则早已是东汉末年著名的评论家,每个月的初一都会对当时的人物发表评论,叫“月旦评”(大年初一叫元旦,每月初一叫月旦)。被许劭点评过的立即名闻天下,难怪曹操要去见他。

然而身为名士的许劭,却看不起这个出身宦官家庭的小伙子。曹操则使出浑身解数,用近乎耍无赖的办法逼许劭表态。万般无奈之下,许劭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据说,曹操竟欢天喜地而去。 〔1〕

曹操当然要高兴的。因为这时他还寂寂无名,甚至被人鄙视,只有太尉桥玄对他另眼相看,认定他是将来安定天下的人。就连曹操去见许劭,也是桥玄的建议。 〔2〕

其实桥玄也有点评,而且与许劭相似:

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 〔3〕

这个故事在当时肯定广为流传,而且有各种版本。但最为后世认同的,是这样十个字: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4〕

从此,奸雄二字,就成了曹操的标签。

标签显然从桥玄和许劭的说法演变而来。他们都使用了两个词:奸贼,英雄,合起来就是奸雄。

然而三个版本的意思却不相同。按照第一种和第二种说法,曹操活在治世就会害人,活在乱世反倒对了。第三种说法则相反,尽管这个说法据说也是许劭的。

没必要弄清楚哪一个版本是最原始和最正宗的,因为无论哪种都承认曹操不是寻常人等。实际上在汉末魏晋时期,英雄与奸雄或者枭雄,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英雄”这个词也是有明确定义的:

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 〔5〕

很清楚:英和雄是一回事,即卓异突出,只不过植物中最优秀的叫英,动物中最杰出的叫雄。这就像群和众是一回事,只不过动物叫群,人类叫众。所以一个人,像花儿一样漂亮就叫英俊,像虎豹一样强劲就叫雄姿。

于是,人们便把原本用于动植物的“英雄”一词挪用到人物,并给出以下定义:

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

显然,英,就是才华出众(如英才),或天赋过人(如英气),或青春焕发(如英年);雄,则是大无畏的(如雄霸),或强有力的(如雄风),或极威武的(如雄赳赳)。据此,曹操当然是英雄。他自己这么认为,别人也这样看。

英,形声字。本义是花。

艸(艹)表意,篆书字形像草,表示英是草本植物的花。央表声,兼表花在绿叶中央。

雄,形声字。本义是公鸡,泛指雄性动物。

隹表意,篆书字形像鸟,表示公鸟。厷表声,厷是肱的本字,有孔武有力之意。表示雄性鸟或动物比雌性勇健。

有一次,匈奴派使节来华。

这时曹操已是魏王,却因其貌不扬而自惭形秽,便让崔琰代为接见,自己扮作卫士握刀站在一旁。事后,曹操派人去问使节:你对魏王的印象怎么样?

使节说:魏王(指崔琰)仪表堂堂。但他坐榻旁边那个“捉刀人”(指曹操),才是真正的英雄。

曹操听说,便把那使节暗杀了。 〔6〕

此事的可靠性不妨存疑,体现出的观念却无疑属于那个时代。第一,英雄是引人注目的。第二,一个人是不是英雄,无关乎外貌,也无关乎道德,只关乎气质。

曹操当然有此气质。

实际上,东汉魏晋所谓“英雄”并非道德评价,而是气质判断,或事实判断。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禀赋非凡英气逼人,哪怕只不过能把事情闹大,就是英雄。

所以,董卓也是英雄,刘备就更是。 〔7〕

刘备是被诸葛亮和曹操都认作英雄的,曹操甚至认为天下英雄只有他们哥俩。据说,曹操说这话时,刘备正跟他一起吃饭,竟当场吓得掉了汤勺和筷子。 〔8〕

鲁肃则称刘备为“天下枭雄”。其实在汉末和魏晋人的眼里,枭雄、奸雄都是英雄。他们在意的不是前面那个字,而是后面这个非常男性的字—— 雄。 〔9〕

没错,英雄也可以简称为雄。

谁是英杰谁为雄?这是汉末魏晋时期人们十分关注的,因为那是一个乱世。乱世出英雄。也只有英雄,才能在乱世一显身手,大展宏图。

关注的背后,是社会的认可与尊崇。 〔10〕

这是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我们知道,两汉推崇的是功业,汉代风云人物也都是与功业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张骞通西域,卫青平匈奴,司马迁写《史记》,公孙弘设博士。没有这些功业,他们就没有价值,也不被世俗所承认。

魏晋却不以成败论英雄。只要有英雄之志,哪怕未能如愿或功败垂成,也照样能得到人们的敬重。

比如祖逖(读如替)和刘琨。

祖逖和刘琨都是在西晋覆灭之际挺身而出的,也都以驱除胡族兴复神州为己任。祖逖甚至在北渡长江船至中流之时,豪气干云地敲着船楫朗声发誓:我祖逖如不能收复中原,那就让我有如这滚滚东去的江水,不再回来!

这就是所谓的“击楫中流”。

同样广为流传的是“闻鸡起舞”的故事。有一次,二十四岁的祖逖半夜听到鸡叫,便叫醒同样年轻的刘琨:这是上天在激励我们呀!于是一起到屋外舞剑。 〔11〕

闻鸡起舞和击楫中流的故事,后来成为中国人励志的常规教材,祖逖和刘琨的事业反倒是鲜为人知的。事实上他们俩都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祖逖忧愤而死,刘琨被人冤杀,却像出师未捷的诸葛亮一样让人怀念。

人物比功业更重要,这是一个转变。

与此同时,对人物的追捧也由圣贤而英雄。圣贤都是道德楷模,英雄则未必。董卓不用说,曹操和袁绍年轻时也近乎无恶不作。他们俩甚至在参加婚礼的时候故意制造混乱,趁机去偷人家的新娘子。然而这样的故事却被人们津津乐道,并没有人因此而认为他们不是英雄。 〔12〕

实际上魏晋时期英雄的概念与道德无关。刘琨便原本是风流才子,喜欢声色犬马,祖逖的行为则几近劫匪,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忠君爱国和建功立业。同样,他们把天下大乱看作扬名立万的大好时机,因半夜鸡叫而惊喜,也不奇怪,尽管这惊喜难免“幸灾乐祸”之嫌。 〔13〕

也许,这就是“魏晋风度”了:道德评判退隐,个人价值彰显。吸引眼球颠倒众生的,不再是功业、节操、学问,而是气质、才情、风神。或者说,正因为怀疑和否定了外在权威,才有了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 〔14〕

所以,英雄可以同时是奸贼。

比如王敦。

叛臣王敦

王敦最后是身败名裂了的。

跟堂弟王导一样,王敦也是东晋王朝的实际缔造者和保卫者。想当年,司马睿初到建康毫无威望,是王导设计让他在三月三日上巳节坐轿子出行,自己和王敦等文武百官骑高头大马前呼后拥,一下子就镇住了持观望态度的江东大族,司马睿后来的称帝也才有了社会基础。 〔15〕

此后,王导内执朝政,王敦外掌兵符,行政权和军事权都掌握在王氏家族手里,晋元帝司马睿不过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时人称之为“王与马,共天下”。

这就是王导创立的君臣共治模式。

可惜对于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满意的只有王导,王敦和司马睿都不满意。王敦桀骜不驯专横跋扈,司马睿则不甘大权旁落,试图利用他人的力量来钳制王家,结果是手握重兵镇守荆州的王敦不想谋反也得谋反。

于是,司马睿称帝四年后,王敦便反于武昌(今湖北鄂州),并很快攻入建康。司马睿重用的人死的死,降的降,逃亡的逃亡,朝政完全落入王敦之手。元帝本人则几至皇位不保,并在当年忧愤而死。

据正史记载,司马睿在一败涂地之后,根本就不敢以君臣大义谴责王敦,只能一面脱下戎装,一面嘀嘀咕咕地说:想要位子,我回琅邪就是,何必让老百姓受苦?

战马披甲,自古有之。发展壮大于两晋南北朝的甲骑具装,在马身披上皮甲,以保护躯干主要位置。

东晋皇帝之无奈,由此可见一斑。

晋元帝死后,继位的是晋明帝司马绍。明帝和王敦都磨刀霍霍,必欲置对方于死地。最后,王敦之乱因其病逝而告终。他的势力被东晋王朝的政府军剿灭,本人的尸体也被挖出,脑袋还被砍下来挂在浮桥上示众。 〔16〕

王敦岂非不得善终?

当然是。而且按照儒家伦理,他也是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然而在魏晋,王敦受到的却是由衷的敬佩。

王敦死后二十三年,征西大将军桓温攻进成都,灭亡了五胡十六国之一的成汉。这位胜利者在成汉宫中大宴宾客,蜀中士绅也悉数到场。桓温为人原本豪爽,此刻更是雄姿英发语惊四座,以至于散席之后众人还回味无穷。

大家都说:桓大将军真是当代英雄!

一位王敦过去的部下却不以为然。他说:那是因为你们没见过王大将军! 〔17〕

实际上就连桓温对王敦也钦佩有加,尽管他并不认为自己在王敦之下。但当他路过王敦墓前时,仍充满崇敬发自内心地大声呼喊:可儿!可儿!

可儿,就是称心如意之人。

很难想象这是对一个“逆贼”的评价,而且据说这评价在王敦活着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流行。 〔18〕

那么,王敦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大丈夫。

后来执掌了东晋军事大权的王敦,出道似乎比堂弟王导要早。他很早就来到了西晋的首都洛阳,并成为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在“八王之乱”中,王敦散尽家财,还把公主的婢女配给将士,从而深受爱戴。王导为司马睿经营帝业时要拉王敦入伙,并非没有道理。 〔19〕

不过谁都想不到,出身名门望族的王敦在京城却被看作乡巴佬。因为他不会说洛阳话,也不懂豪门的规矩,更不擅长琴棋书画。他甚至闹了不少笑话,其中之一,是在公主那里上厕所时,把塞鼻子用的干枣和洗手用的澡豆都吃了,结果公主的婢女无不掩口而笑。 〔20〕

王敦却既在意也不在意。

有一次,晋武帝与社会贤达聚会讨论音乐,王敦坐在旁边一句话也插不上,便自告奋勇要求击鼓。晋武帝见他脸色难看,也就下令将鼓和鼓槌放在他的面前。

王敦一甩袖子站了起来。

这一通鼓打得漂亮至极。那急速和谐的音节,那豪迈激越的气势,那旁若无人的神情,都让人叹为观止。乡巴佬所受的窝囊气,也在这敲击中宣泄一尽。

听众给出的评价则是两个字:雄爽。 〔21〕

雄爽即大气。

王敦确实是大气的。正是这种雄霸之气,使他虽被看作乡巴佬,却出入豪门而无愧色。当时,洛阳最富的人是石崇,石崇家的厕所里常常站着十几个婢女,客人上厕所都要由她们伺候着换衣服,许多害羞的人只好憋着。只有王敦不但照去,换衣服时还一脸的傲慢。

于是婢女们交头接耳说:此人必能做贼! 〔22〕

婢女们的直觉并没错。事实上,石崇的排场是让人非常不舒服的,也是有震慑力的,但这种炫耀却因为王敦的泰然处之变得一文不值。这就比在皇帝的宴会上表演鼓乐还要震撼,因为镇定自若比一显身手难得多。

炫富的暴发户,也永远比不上能做贼的英雄。

前面两个故事都发生在西晋时期,也就是王敦刚出道的时候。也许正是从那时起,他就获得了“可儿”的称号。至于王敦的自我评价,则是“高朗疏率”,也就是高尚、爽朗、疏放、率真,可谓自视甚高。 〔23〕

然而王敦的个人魅力,似乎也正在于此。他确实是睥睨一切的,也没有什么能够让他恋恋不舍。有人曾经对他说,过于频繁的性生活不利于健康,你现在身体就很虚弱。王敦说:是这样吗?很容易的啦!于是打开后门让那些女人统统出走,爱上哪儿就上哪儿。 〔24〕

这其实也够狠。

对自己都能下手的,对别人也不会有同情心。有一次洛阳巨富王恺(一说石崇)宴请王敦和王导兄弟,特地安排了美女敬酒。客人如果不能一饮而尽,就杀了那敬酒的美人。因此王导虽不胜酒力,也只好勉为其难。王敦却在连杀三人之后,依然滴酒不沾,而且泰然自若。

王导实在看不下去,便责备王敦。王敦却满不在乎地回答:他杀自家人,关你什么事! 〔25〕

这样的人,当然能做贼,而且是窃国大盗。

“敦顿首顿首,蜡节忽过,岁暮感悼,伤悲邑邑。想正如常。比苦腰痛,愦愦。得示知意,反不以悉。王敦顿首顿首。”王敦擅书法,但墨迹只有《蜡节帖》传世。王敦写草书,运笔流利,间有纵引,是“今草”的笔调;但结体平正,不如堂侄王羲之草书那样欹侧多姿。

实际上王敦一生最大的追求就是君临天下,最大的遗憾则是未能称帝,因此临终前特地交代嗣子:我死之后你先即位,设置了朝廷和百官之后再给我发丧。

可惜王敦的这位嗣子并不中用也无主见。他听从谋士的建议,把王敦的尸体席裹涂蜡埋在议事厅中,然后日夜纵酒淫乐,以为这样就能稳定军心,可以坐等前方传来的好消息,结果等来的却是全军覆没。嗣子和他的生父被沉入长江,王敦则被开棺戮尸,差一点死无葬身之地。 〔26〕

一代英雄或枭雄或奸雄,就落得这个下场。

这,大概是王敦始料未及的吧?

事实上,王敦的理想至少是做曹操。他担任东晋大将军时最喜欢的诗,就是曹操的《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据说,他在吟诵这诗时,会用玉如意去敲击玉唾壶,以至于壶口都被敲破。 〔27〕

王敦没想到的,王导也想不到。王导大约是想做周公或者诸葛亮的,尽管他的抱负要小得多。这样的人,当然不可能有谋逆之心。然而王敦却闹出了惊天大案,而王导与王敦的关系则无论如何都无法撇清。

那么,此刻的王导又在哪里?

政客王导

王导带领子弟族人在宫门外待罪。

这是永昌元年(322年)的正月,王敦以讨伐奸臣的名义反于武昌,晋元帝司马睿也针锋相对地下诏要御驾亲征讨伐王敦。双方的战争一触即发,里外不是人的王导除了待罪宫门也别无选择。

不少人都替他捏把汗。

司马睿却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他接见了王导,并让他穿上朝服。诚惶诚恐的王导跪下来磕头谢罪说:乱臣贼子历代都有,没想到竟出在臣的家族。

元帝则以最高礼遇回答王导。他光着脚走下御座,握着王导的手叫着他的字说:茂弘,这是什么话!朕还要把千里江山都托付给你呢! 〔28〕

王导渡过了难关。

从此,他成为东晋官场的不倒翁。元帝驾崩后,王导又辅佐了明帝和成帝,是不折不扣的三朝元老。

原因当然首先是政治上的。两晋原本是士族地主阶级的政权,偏安江左的东晋更必须依靠世家大族,王导代表的琅邪王氏当然不容小看。但王导的稳坐钓台,却不能不归结为他特别会做人,也特别会做官。

与王敦的跋扈相反,王导的为人要随和得多,也周全得多。有一次,他同时接待数百客人,却很快就发现一位临海来的和几个胡人由于没人搭理而落落寡欢。于是王导走到临海那人跟前说:您一出来,临海可就没人了。

那人很高兴。

王导又走到胡人跟前,用他们信仰的佛教礼仪弹着手指打招呼说:兰阇(阇读如舌,兰阇为梵语音译,意为清静无烦恼)!兰阇!胡人都笑了起来。

结果,四座皆欢。

后来甚至有人说,任何人与王导交往,哪怕只是初次见面,感觉也像老朋友。 〔29〕

这样的公关大师,自然也是调和矛盾的高手。王敦第二次作乱时,明帝曾下令拆除朱雀门外的浮桥。然而负责此事的丹阳尹温峤(读如叫)不但没有执行,上殿以后也不谢罪,还索要酒肉。明帝龙颜大怒,殿堂之上气氛非常紧张,所有人都战战兢兢,不敢多说一句。

打圆场的又是王导。

王导是最后上殿的。他一进来就发现事情不对,也立即就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于是便光着脚下地请罪说:天威有如雷霆,竟然使得温峤没有机会谢罪了。

这个说法让温峤和明帝都有了台阶。温峤立即乘势下拜谢罪,明帝的脸上也多云转晴。局面如此得到扭转,实在是只有王导才能做到的。 〔30〕

事实上,善于化解矛盾,也是东晋皇帝不得不倚重王导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那个半身不遂的帝国实在是矛盾重重。权臣与权臣,士族与士族,都不消停。没有王导这样一个和事佬从中斡旋,他们的皇位其实坐不稳。

王导也很清楚自己的角色,因此把政权的稳定放到了第一位。他在以丞相之职兼任扬州刺史时,曾经派人到各郡督察。这些按察官员回到建康后,便集体向王导汇报各处郡守的优劣短长,只有顾和一言不发。

顾和是顾荣的族子,他的意见王导当然很重视。

王导问:老弟听说了些什么?

顾和说:明公身为首辅,应该网漏吞舟,怎么能靠收集风言风语和小道消息而行明察之政呢?

王导恍然大悟,原来这才是江东世家大族的心里话和政治诉求。他也很明白,作为外来政权,对江东本土的事情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他对顾和连连称善,弄得那些认真负责的官员甚感无趣。 〔31〕

此后王导秉承的原则,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在晚年甚至什么都不过问,只管画诺。王导这样叹息说:大家都说我糊涂,总有一天你们会怀念这糊涂。 〔32〕

这就不是政治家,只能叫政客了。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在于:前者多少有些理想,后者却只有现实。那么请问:王导有理想吗?没有。

但,王导大事不糊涂。

有一次,北方名士在长江边聚会。当时风和日丽,江水滔滔,天地之间充满诗情画意。这时,座中一人却喟然叹息说:风景还是一样的好,只是黄河换成了长江。

所有人都哭了起来。

王导却沉下脸来义正词严地说:我等正当同心协力报效朝廷收复中原,岂能像囚徒一样哭哭啼啼!

此言一出,所有人又都收泪道歉。 〔33〕

这事往往被看作王导光彩夺目的一笔,却其实同样出于现实的考虑。事实上,北方士族刚刚南下时,既没有信心也没有信念;而稳定人心鼓舞士气的唯一办法,是高举政治正确的旗帜。所以,王导必须喊出“打回老家去”的口号。至于中原能否收复,却未必是他真正想知道的。

他只知道,东晋王朝必须保住。

因此,当司马睿要动摇国本时,他不能不管。

国本就是太子,这时的太子是司马绍。司马睿由于宠爱郑妃,便想废掉司马绍,改立郑妃的儿子司马昱(读如玉)。他甚至把诏书都写好了,却不知道如何才能万无一失地昭告天下,因为赞成这方案的只有一个人。

孤独的皇帝甚至没有勇气面对强大的反对派。他想出的办法,居然是让王导等人先到东厢配殿休息,然后偷偷摸摸把诏书交给那个赞成者,再让群臣接受既成事实。

然而王导一眼就看穿了司马睿的如意算盘。他一把拨开引导他去东厢配殿的人,径直走到皇帝御座前,恭敬而强硬地问道:不知陛下为何要召见臣等?

司马睿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一声不吭从怀里掏出更换太子的诏书,撕得粉碎后扔向王导。

皇储的人选,就这样定了下来。 〔34〕

后来,司马绍继承了皇位,是为晋明帝。

司马绍这皇位来得并不容易,因为当年王敦也曾经想要废掉他。因此,司马绍对王家人难免有戒备、有警惕甚至有怨恨,尽管阻止了王敦的仍然是王导。

也因此,当司马绍接见王导和温峤时,便非常蹊跷地向温峤提问:我们家何以能够得天下?

温峤没想到会有此一问,当场愣在那里。

王导却一点都不温良恭俭让了。他毫不客气地说:温峤少不更事,还是让老臣来为陛下陈述。

于是王导掰起指头,从司马懿开始,将司马家族如何排除异己,威逼皇室,结党营私,篡位夺权,一五一十从容道来。一身冷汗的司马绍魂飞魄散,他把脸贴在御床上弱弱地说:诚如相公所言,国运岂能长久? 〔35〕

呵呵,和事佬王导也有枭雄的一面。

王导的这堂历史课,自然有倚老卖老,教训晋明帝不可胡来的意味。但晋明帝悟出的问题,却恐怕是连王导也想不到的。是啊,东晋这个先天不足来历不明又偏安一隅的脆弱王朝,国运能够长久吗? 〔36〕

抱歉,这就只有天知道了。因为东晋王朝的那些权臣和勋贵,几乎没谁是寺庙里的菩提树。

比如桓温。

枭雄桓温

无论如何,桓温都是不可不说也值得一说的。这不仅因为他的权势和功业,更因为他那句惊世骇俗的名言:就算不能流芳百世,难道还不能遗臭万年? 〔37〕

这是怎样的人物!

桓温是两晋名臣桓彝的儿子,据说生下来不满周岁便被温峤一眼看出非同寻常,因此以温峤之姓命名为温。后来,又因为庾亮之弟庾翼的推荐成为晋明帝的女婿,从此扶摇直上,简直就是王敦的翻版。

然而桓温对人们把他比作王敦是不满意的,他更欣赏的是刘琨。北伐前秦时,桓温偶遇当年刘琨府上的歌女,这个老女人一见桓温就眼泪夺眶而出。桓温问她为什么,老女人答:看见将军就像看见了刘司空(刘琨)。

桓温非常高兴,便重整衣冠,让老女人再看。

这下子老女人看出差别来了。她说:脸皮像,可惜薄了点;眼睛像,可惜小了点;胡须像,可惜红了点;身材像,可惜短了点;声音像,可惜有点娘娘腔。

据说,桓温因此郁闷了好几天。 〔38〕

此事虽然见于正史,却其实可疑。因为桓温的长相是胡须像刺猬毛,眉骨像紫石棱,属于孙权和司马懿一类的人物。这样的人,说起话来怎么会是娘娘腔?

那么,桓温的这一相貌特征可靠吗?

可靠。因为作此描述的是刘惔(读如谈)。 〔39〕

刘惔也是晋明帝的女婿,而且跟桓温是好朋友,他的描述应该不会错。更何况刘惔虽然是清谈家,基本上不务正业,看人却是极其准确的,看问题也相当透彻。桓温西征讨伐成汉,朝中大臣都不看好,只有刘惔认定必胜。给出的理由是:此人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哪怕是游戏。 〔40〕

桓温后来的尾大不掉,当然也在刘惔意料之中。

这是晋穆帝时期的事。此刻的东晋王朝,早已不是王导时代的样子。晋明帝司马绍去世后,五岁的晋成帝司马衍继位,朝政实际上落入庾太后哥哥庾亮之手。庾亮是要加强中央集权的,因此与地方势力冲突严重,终于酿成苏峻之乱,东晋王朝也差一点就万劫不复。

“大事之日,仆在都,谓无所复见慰劳,又计时事也,逐节郎来,已具言意,馀所慰劳,诸相具答,边将粗当尔耳,仆无所使酒席意。”

字如其人。桓温的字,汪洋恣肆,一如其野心。

更麻烦的是,苏峻之乱虽然被平定,庾亮却从中央变成了地方。他和他的弟弟庾翼先后担任荆州刺史达十一年之久,等于占有了东晋的半壁江山。因此,庾翼去世后谁来接替这个职位,就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

三岁的晋穆帝当然回答不了,执政的会稽王司马昱也是清谈家,何况这事本来就是难题。荆州北面是强胡,西边是劲蜀,派个忠厚老实能力差的去当刺史,抵挡不住那些蛮族;继续交给庾家人,又不放心。

最后,朝廷选择了桓温。 〔41〕

刘惔却说:有了桓温,荆州倒是不会沦入敌手;但是有了荆州,桓温可就没人管得住了。 〔42〕

结果,不幸而言中。

事实上,桓温的野心就是从担任荆州刺史之后开始膨胀的,只不过这野心也可以说是雄心。因为桓温的矛头并不像王敦那样指向建康,而是指向胡人。灭亡成汉后,他又征前秦、败姚襄、伐前燕,兵临长安,军进洛阳,取得了东晋有史以来的最大胜利。

对此,朝廷的态度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实际上,自从成汉被灭,朝廷就起了戒心。桓温的军事行动每每不被批准,无能之辈则一再被启用。结果这些家伙兵败如山倒,收复中原的大业就这样坐失良机。

桓温后来的北伐,其实是孤军作战。

想当时桓温心里一定充满悲愤。军进洛阳时,他站在旗舰的船楼上眺望北国,曾非常感慨地说:中原沦陷,大好河山丢失,某些人是应该负责任的! 〔43〕

这恐怕是话里有话。

然而东晋朝廷宁可不要中原,也不愿意桓温成功,这就注定了他的事业只能功败垂成。伐前燕时,桓温的部队高歌挺进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枋头(今河南浚县),结果却铩羽而归,还差一点就全军覆没。

枋头之败让桓温威名顿挫,六十之年更让他感到时不我待。宁可遗臭万年也要功成名就的桓温,决定把一肚子气都出到天子身上,并借此机会震慑天下。

没错,桓温要废立皇帝。

当时的皇帝是司马奕。此公即位十年谨言慎行,并无过错,便只能在私生活方面做文章。桓温的办法是指控司马奕性无能,所生三子都是野种。无法做亲子鉴定的皇帝百口莫辩,只能由着他以太后的名义把自己废掉。 〔44〕

新皇帝是会稽王司马昱,是为简文帝。

简文帝就是差一点被司马睿立为太子的那个人。他也是清谈家,而且学识渊博,气度非凡,口碑极佳,就连桓温都每每感叹:朝廷中竟有这样的人物! 〔45〕

可惜桓温废立皇帝并不是为了讨论哲学,简文帝也只好打起精神与之周旋。好在桓温虽然跋扈,却总算知书达理恪守礼节,简文帝也就多少能够维持皇帝的尊严。

其实,桓温对简文帝也是有所忌惮的。毕竟,简文帝是开国皇帝司马睿的儿子,又历任穆帝、哀帝和废帝三朝宰辅,何况之前两人的关系也不错。有一次,官职还是抚军将军的简文帝与桓温一起上朝,竟执意要让桓温走在前面。桓温只好说:伯也执殳(读如书),为王前驱。

简文帝则说: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46〕

两句话都出自《诗经》。桓温比简文帝年长一些,因此以“伯”(哥哥)自称,但表示仍不过是王的马前卒。简文帝则暗示无论官职年龄是大是小,大家都会追随桓公。

不难想象,当时两人定是会心一笑。

可惜这样的好日子再无可能,只不过内心深处的剑拔弩张仍必须表现为温文尔雅,否则就不是魏晋风度。因此平时不善言辞的桓温为了对废立一事进行解释,竟精心准备了数百字的发言稿,然后才去见简文帝。

简文帝却不听他解释,只管流泪。

桓温也居然乱了方寸,一句话都说不出。 〔47〕

然而枭雄并不会因为别人的眼泪就停止行动。为了排除异己夺取军权,桓温仍然提出要废掉担任太宰的武陵王司马晞(读如希),后来又要杀了他们全家。简文帝批准了前一项要求,却无论如何不肯杀人。他的批文说:此言已为朕所不忍,又岂能再付诸行动?

桓温又上表坚持。

简文帝再次批复:如果桓公认为晋的国运还久,请奉前诏执行。如果认为我朝气数已尽,朕逊位让贤就是。

据说,桓温接诏,竟汗流浃背。 〔48〕

如此这般地相持七八个月后,简文帝驾崩,时年五十三岁。晋人给了他极高的评价:庙号太宗。

一年后,桓温也驾鹤西去,享年六十二岁。他被追赠为丞相,谥号宣武。但他盼望已久的九锡,却依然没能在临终前等来。九锡是皇帝赐给权臣的九种器物,王莽、曹操和司马昭都是加了九锡的,桓温则未能如愿。

东晋王朝却转危为安,后来还出现了一派新气象。淝水之战的胜利,就是在桓温去世十年后取得的。但这并不是因为简文帝,而是因为谢安。

宰相谢安

谢安是东晋的救星。

桓温废立皇帝以后,也像当年的王敦一样回到了自己的军事基地。这些枭雄是绝不会待在京城的。辅佐简文帝并料理后事的,便主要是吏部尚书谢安和侍中王坦之。桓温如果想发动政变,就得先拿下他们两个。

于是,桓温设下了鸿门宴。

桓温是在简文帝去世后半年来建康的。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来,只知道他原本希望简文帝临终前禅让皇位,而且认为这一愿望落空是谢安和王坦之从中作梗。 〔49〕

因此,当桓温召见他俩时,京城里便人心惶惶,王坦之更是心惊胆战不知所措。谢安却镇定自若地对他说:我们去!我朝的生死存亡,就在此一行! 〔50〕

桓温与谢安终于相见。

实际上桓温一直都很欣赏谢安。谢安二次出山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就是桓温手下的司马(中下级军官)。桓温甚至曾这样评价谢安:安石(谢安字)是不可以轻贱和凌辱的,因为他的自处之道无人能及。 〔51〕

这一次,谢安也没有让桓温失望。他一步一步走上台阶趋前就席,从容不迫地将帐下的卫士看了一遍,然后不慌不忙地问桓温:谢安听说,诸侯有道,守在四邻,不知明公为什么要在墙壁间埋伏这么些人?

桓温笑了。他说:那也是不得已。

说完,桓温下令撤走了甲兵,然后跟谢安开怀畅饮高谈阔论。这样住了几天以后,他又回到了驻地。

谢安和东晋,也都躲过一劫。 〔52〕

其实桓温的野心不能实现,谢安是做了手脚的。后来桓温病重时,曾再三催促朝廷给他加九锡,朝廷也不得不表示同意。然而文秘起草的诏书,谢安总是不满意。结果改了又改,写了又写,拖到桓温去世也没能发出。 〔53〕

改朝换代的事,就这样泡了汤。

那么,谢安是什么来历,他又何以能够如此?

在南下的士人中,谢家并非一流的大族,然而谢安的名气却很大。他四岁时就被桓温的父亲桓彝视为神童,后来也深受王导的赏识。只不过他对政治似乎没有兴趣,当了一个小官后,很快就称病辞职隐居东山,与王羲之等名流来来往往,游山玩水时还不忘带着妓女。 〔54〕

对此,当时还是宰相的简文帝曾发表评论说:安石既然与民同乐,那就必须与民同忧,不怕他不出山。 〔55〕

不出简文帝所料,谢安终于再次出仕,从此留下“东山再起”的成语。不过他的东山再起,是在社会各界呼声很高以后,因此有人不无嘲讽地问他:老兄高卧东山不肯出仕,弄得人们都说“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现在安石出山了,请问苍生又该拿安石怎么办?

谢安笑而不答。 〔56〕

然而舆论却似乎并不肯放过谢安。当时有人送给桓温一些草药,其中一种根名远志,叶名小草。桓温就拿起来问谢安:为什么它会有两个名字呢?

谢安愣住。

座中一人却应声而答:待在地下(隐居)的时候就叫远志,出头露面(做官)了就叫小草呗!

谢安很狼狈。

桓温却看着谢安笑。他说:这个解释不错,而且很有意思!嗯,嗯,很有意思! 〔57〕

确实很有意思,因为其中有时代精神。

实际上魏晋风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不装。所以,像桓温那样公然宣称宁可遗臭万年,也不虚度一生,是真实可爱的。像谢安这样硬要“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反倒有装模作样、沽名钓誉、待价而沽之嫌。

于是就连谢安的雅量,也被怀疑为做秀。

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大举出兵,以压倒性优势进攻东晋,与谢安的弟弟谢石、侄子谢玄大战于淝水。谁都知道,这是决定东晋王朝命运和前途的战争。然而捷报传来时,谢安却在下棋。而且看了一眼后,继续下棋。

客人沉不住气了,问谢安出了什么事。

谢安这才淡淡地说:小儿辈大破贼。

这当然是雅量非凡,然而正史却另有记载:客人走了以后,谢安狂奔进屋,结果连鞋跟都折断了。 〔58〕

据南京六朝博物馆所藏木屐绘制。木屐,以薄木板为底,两块木片嵌在鞋底作为屐齿。根据“男方女圆”的规制,左图为男性,右图为女性。

后面这一幕,才是真实的。

事实上雅量并非谢安的本色。小时候,他曾经去找名士王蒙辩论,王蒙对他的评价就是“咄咄逼人”。可见谢安骨子里其实跋扈,超凡脱俗和淡泊宁静是装出来的。或者说得好听一点,是后天的修养或修为。 〔59〕

但即便如此,却仍然可贵,因为当时的天下需要这样一位人物来做政治领袖。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像当年的王导一样,让面临倾覆的王朝转危为安。

这样看,王导和谢安,又堪称政治家。

至少,也是高明的政客。

的确,谢安和王导不乏相通之处,他们也都懂得“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道理。谢安执政时,正遇到士兵和奴仆因不堪压迫剥削大量逃亡,而且大多就近逃到南塘一带的船中。谢安却否决了大搜捕的提议。他说:如果连这些人都不能包容,那么京都还叫京都吗? 〔60〕

有此一说,谢安便堪称真宰相。

这也是王导和谢安执政时,矛盾重重的东晋政界相对和睦的原因之一。实际上,谢安是懂政治的,也是很会做人的。有一次,谢家人聚会,正好天上下起了大雪。谢安便兴致勃勃地问:白雪纷纷何所似?

侄儿谢朗答:撒盐空中差可拟。

侄女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

谢安哈哈大笑。 〔61〕

谁都看得出,谢道韫的回答远胜于谢朗,然而谢安却只是开怀大笑,并不加以点评。这就既表示了对侄女道韫的由衷赞赏,又给侄儿谢朗留足了面子。

家为国之本。能齐家的,也会治国。

实际上,谢安被公认为做宰相的材料,正是从一件小事看出。隐居东山时,他和朋友们一起出海,海上却突然起了风浪。船夫见谢安神情闲适,便继续前进,结果风浪越来越大而众人喧哗不安。直到这时,谢安才不紧不慢地说:要不然我们回去?

大家都说:回去!回去!

谢安这才让船夫掉头。

于是舆论认为,如此器量,足以镇安朝野。 〔62〕

镇安朝野,正是公众对谢安的期许,也是时代对他的要求。谢安则不负众望,以他镇定从容甚至不失安闲的精神风貌,让东晋这只大船躲过了风浪。

显然,这里面的关键词就是器量。器量,也是魏晋风度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在东汉末年开始流行的新词。它甚至比纯洁更重要。一个人,如果器量不足,再纯洁也只是清澈的山泉。相反,哪怕污浊一点,也是汪洋大海。 〔63〕

谢安也许就是这样。或者说,他希望能够这样。至少在这个时期的政治人物中,他最能代表魏晋风度,尽管真正能代表时代精神的另有其人。

那就让我们再回到汉魏。

第三章

精神

名士派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那年,嵇康五岁。 〔1〕

嵇康是魏晋名士的精神领袖,也是那个时期的重要人物。他跟诸葛亮之间,难道会有什么关系?

当然没有,只不过都很漂亮。诸葛亮身长八尺(一米八四),嵇康七尺八寸;诸葛亮“容貌甚伟”,嵇康“风姿特秀”。不难想象,那是相当引人注目的。 〔2〕

实际上出山之前的诸葛亮,是一位飘逸不群的翩翩美少年。他耕田,未必是为了谋生;他读书,只不过观其大略。他最喜欢的,或许并不是挑灯夜读,也不是高谈阔论,而是在清晨和夜晚抱膝长啸于山林。 〔3〕

这是什么样的风度?

魏晋风度。

的确,魏晋风度实际上开始于汉末,标志之一便是啸的流行。啸,就是双唇收紧努起,让气流从舌尖吹出,大约相当于吹口哨。也可以用手指夹住嘴唇,或者将手指插入口中,发出的声音会更加尖锐响亮。

原则上说,啸是要有环境和条件的,而且一般在深山幽谷之间,茂林修竹之下,登高望远之际,心旷神怡之时。这样的啸,是一种自我陶冶和自我沉醉,也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欣赏,当然高雅至极。 〔4〕

因此,啸,便成了魏晋名士的身份标志之一。

名士中最擅长啸的是阮籍,他的啸声据说可以传出数百步远。有一次,阮籍在苏门山遇到一位名叫孙登的得道高人。无论阮籍跟他谈什么,他都抱膝闭目养神,阮籍只好长啸而去。走到半山腰,却听见啸声远远传来,有如龙吟凤鸣,群山响应。回头一望,正是孙登。 〔5〕

这样看,诸葛亮抱膝长啸时,岂非神仙似的人物?

正是。

不过,诸葛亮终于走进了滚滚红尘,魏晋的那些名士们也未必真能超然物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很少有比魏晋时期更加身不由己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无时不有,名士们夹在当中其实左右为难。他们也大多并不敢公然对抗,能够寄托情怀的就只有啸。

比如阮籍。

阮籍跟他的朋友嵇康一样,在魏末的政治斗争中是倾向于曹家的。不过嵇康对司马氏公开持不合作态度,阮籍却不敢。司马昭加九锡的劝进表,就是由他起草的。尽管为了躲避这件事,他曾经喝得酩酊大醉。

然而阮籍依然希望能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更不愿意被看作司马昭的普通僚属。他的办法是借酒装疯,在司马昭的宴席上傲然长啸。这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在大庭广众下面对尊者而啸,是非常傲慢无礼的行为;而宴席上的其他人,又无不正襟危坐庄严肃穆。

司马昭却默许了阮籍的猖狂。这不仅因为他对阮籍原本有所偏袒,也因为名士们的放肆已为社会见惯不怪。后来谢安的哥哥谢奕,虽然在桓温担任荆州刺史时做了他帐下的司马,宴席上却同样是披头散发想啸就啸。桓温哭笑不得,只好说谢奕是自己的“体制外司马”。

没想到谢奕比阮籍还过分。他不但啸,还发酒疯,而且桓温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最后桓温只好躲进老婆南康长公主屋里,公主则不无讥讽地说:稀客呀!如果没有那位狂司马,我都没机会见到夫君了! 〔6〕

请问这叫什么做派?

名士的做派。有此做派的,就叫名士派。

据甘肃高台魏晋墓室画像砖绘制。

① 耕田

② 盛食

③ 对弈

④ 宰羊

⑤ 帐居

⑥ 狩猎

什么是名士?名士原本指名满天下的士人,这是战国时期就有的。但以士族中的精英为名士,并成为社会群体和流行概念,是在东汉末年。党锢之祸后,社会舆论以各种名目为士人做排行榜(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榜上有名的就是名士。

后来,排行榜不做了,品评人物则成为风尚,许劭就是这方面的名家。他不愿意对曹操做点评,恐怕也因为曹操实在不能算作名士。但称曹操为英雄,却意义重大。

实际上汉末魏晋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就是两类人物:英雄和名士。前者以曹操、刘备、祖逖、刘琨、王敦、桓温为代表,后者的典型则有孔融、阮籍和嵇康。 〔7〕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没错,名士与英雄不乏相通之处。至少,他们的内心深处都充满了骄傲,也都不同于流俗。名士们固然放浪形骸,纵情任性,蔑视凡尘,不拘礼节,英雄们又何尝把礼教和社会舆论真正放在眼里?桓温读《高士传》,看到某“道德楷模”的故事时,竟厌恶得把书都扔掉了。 〔8〕

但,他们的角色并不一样。

英雄是有可能创造历史的,尽管历史未必都由英雄来创造,以英雄自许的却往往以此为己任。在他们看来,成就大业原本前缘命定,夺取天下则不过囊中取物。因此英雄们大多豪气干云,充满自信,不惮于把自己的本色甚至野心展露出来,此之谓“英雄气”。

名士却多半只有派头。因为名士并不能创造历史,只能书写或点评,还未必能够由着他们来。于是名士的骄傲和自信,就只能表现为个人风采和人生态度。比方说,风流倜傥,超凡脱俗,恃才傲物,卓尔不群。

也许这就是区别:英雄气,名士派;英雄本色,名士风流。当然,英雄也好,名士也罢,都得是真的。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风流不是寻花问柳,尽管未必不寻不问。它更多的是指一种风度和标格,因此一定要表现为派头。东晋的王恭就说,做名士并不难,只要无所事事,痛饮酒,熟读《离骚》就可以了。这其实就是风流。 〔9〕

仰天长啸,则是派头之一种。

毫无疑问,风流既然是风度,那就一定是风尚,也就一定会变化。大体上说,汉末重气节,魏时喜放荡,东晋尚超脱。魏晋之际的名士,不但要啸,要饮酒,有的还要服药。这种药叫五石散,吃了以后皮肤发热容易擦伤,所以只能穿宽松的旧衣服,身上也会长虱子。 〔10〕

于是,一边抓着虱子,一边高谈阔论,就成为名士的一种派头,叫“扪虱而谈”。后来成为前秦皇帝苻坚之谋臣的王猛,就以此闻名于世。而这样一种满不在乎,表现出来的则正是狂傲的态度,以及不羁的人格。 〔11〕

不过东晋以后,名士的狂傲便渐渐收敛了,他们更崇尚的是玄远的清谈。王导、桓温、谢安和简文帝,也都是个中高手,名士开始与统治者打成一片。

何况清谈之所重,是高深的义理、敏捷的才思、优雅的姿态、动听的谈吐,讲究的是喜怒不形于色,而且绝不涉及时政,也不会触犯权贵。在这种场合,大约是听不到啸声,也不会有人发酒疯的。

东晋与汉魏,岂非颇为不同?

这当然有原因。

事实上,相对英雄,名士只能算作弱势群体。他们没有公权力,也没有枪杆子,只有满腹经纶再加上一肚子的牢骚,以及自命不凡的唇枪舌剑。可惜批判的武器敌不过武器的批判,帝国也并不希望它的臣民具有独立的人格和主张。坚持狂傲和不羁,付出的将是生命的代价。

嵇康就是。

嵇康之死

嵇康被杀那年,四十岁。

已经无法确知这是哪一天的事情,只知道当时出了太阳。嵇康看了看地上的影子,知道离行刑的时间还早,便让人取来琴,演奏了一曲《广陵散》。他说,过去有人要跟我学这支曲子,我没答应他,现在成为绝响了。

说完,从容就戮。

嵇康死后,普天之下的士人无不为之痛惜,据说就连司马昭也感到后悔。 〔12〕

那么,嵇康为什么会被杀?

嵇康以善弹此曲著称,临刑前从容不迫,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曰:“《广陵散》于今绝矣!”

直接的原因是得罪了钟会。

钟会出身高级士族,父亲钟繇(读如姚)是曹魏的开国元勋,官居太傅,位列三公,而且是小楷的创始人,书法艺术的鼻祖之一。在这样一个家庭成长的钟会,天资机敏聪慧,更兼才艺超群,年纪轻轻就声名鹊起。 〔13〕

然而钟会对嵇康却似乎心存敬畏。他撰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想拿给嵇康看,却又不敢面交。在户外犹豫徘徊多时以后,钟会将论文扔入嵇康院中,掉头就跑。 〔14〕

这里面其实有政治原因。钟会要讨论的哲学问题,就像“文革”后检验真理标准的辩论,实际上代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两条路线,就是曹魏主张的法家庶族和司马集团主张的儒家士族。钟会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是站在司马集团这一边的。他不敢见嵇康,很可能是怯战。

因此,当他自以为有底气时,就再次来见嵇康。

想来钟会为这次见面做足了准备。他甚至邀请了当时各界的社会名流,穿着名贵的衣服,驾着豪华的马车,宾从如云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地一同前往。

嵇康却在打铁。

现在看来,嵇康的打铁,就像诸葛亮耕田,刘备编织工艺品,未必是为了谋生,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情趣或政治态度。他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树,嵇康便在树下打铁。拉风箱的,则是为《庄子》作注的著名哲学家向秀。

向秀和嵇康,都不理睬钟会。

很没意思地等了一阵子后,钟会悻悻而去。

嵇康这才开口: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15〕

嵇康继续打铁。可惜他这种日子过不了太久,因为钟会已经下定决心要他的性命。

正好这时发生了一桩冤案。嵇康朋友吕安的妻子被哥哥吕巽(读如迅)设计奸污,吕巽却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诬陷吕安不孝。嵇康为了证明吕安的清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结果和吕安一起被捕入狱。 〔16〕

钟会报复的机会来了。他趁机向司马昭大进谗言,声称像嵇康这样的“卧龙”绝不能再留在民间。最后嵇康和吕安都被杀害,罪名是散布错误言论。 〔17〕

这当然是典型的以言治罪,却并不是第一次,曹操杀孔融就是如此。据称,孔融曾说:父于子并无恩,因为父亲当时原本是满足性欲。母于子也无爱,因为十月怀胎就像一件东西暂时寄放在瓦罐里。于是曹操以“不孝”的罪名将孔融杀掉,连他儿子都没放过。 〔18〕

说起来此事实在颇具讽刺意义。因为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曹操则是主张唯才是举,无妨不仁不孝的。看来曹操的用心除了故意羞辱孔融,还要趁机打儒家士族路线一耳光:孔子的嫡孙都不孝,儒家伦理靠谱吗?

嵇康的情况却不同。

实际上,孔融是否散布过不孝的言论,并无证据。判决书上指认的证人是祢衡,而祢衡早被黄祖杀害,可谓死无对证。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非议商汤、周武,鄙薄周公、孔子),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证据,就是嵇康的代表作《声无哀乐论》和《与山巨源绝交书》。

表面上看,《声无哀乐论》只是一篇美学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嵇康提出了一个类似于19世纪奥地利美学家汉斯立克的观点:音乐只是美的形式,与情感无关。 〔19〕

这,又怎么犯了忌讳呢?

因为与儒家思想相冲突。儒家美学认为,音乐是情感的表现。通过音乐,可以看出人心的向背,也可以陶冶性情敦风化俗。因此,音乐可以也应该为现实政治服务,统治阶级则无妨利用音乐来实施治理,是为“乐教”。

乐教和礼教相辅相成,共同组成礼乐文明。嵇康主张音乐只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就是反对司马集团的儒家士族路线,当然为司马昭等人所不能容。

更不能容忍的是,他公开表示不合作。

跟年轻时的谢安一样,嵇康很不愿意做官。只不过谢安终于东山再起,嵇康却当真归隐山林。与之神交的,是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据说,他们七个人曾作“竹林之游”,世人称之为“竹林七贤”。 〔20〕

据南京西善桥出土砖刻画绘制。

其实竹林七贤并不是组织或团体,就连所谓竹林是否确有其地都很可疑。七个人的命运、性格甚至人品也各不相同。王戎是有名的吝啬鬼,山涛则加入了司马集团,并在调离尚书吏部郎岗位时,推荐嵇康接替自己。

嵇康断然拒绝,并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

巨源,是山涛的字。

绝交原本是朋友之间的事,并不关乎政治。然而嵇康宣布与山涛绝交,却是为了表明政治态度。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友情依然存在,嵇康还在临死前把儿子嵇绍托付给了山涛。他说:有巨源伯伯在,你不会成为孤儿。 〔21〕

所以,这封信其实是写给司马昭他们看的。

换句话说,与山涛绝交,就是与当局公开决裂。

这就已经让司马昭不快,何况嵇康的态度和语气更是堪称恶劣。他陈述自己不愿做官的理由居然是:爱睡懒觉不能早起;有警卫员和秘书跟进跟出不好玩;开会办公要正襟危坐,不能抓虱子;不喜欢看写公文;不爱参加婚礼和追悼会;讨厌跟俗人做同事;不想多费脑子。 〔22〕

呵呵,这简直是拿官场开涮。

更为严重的是,嵇康明确亮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旗号,而且声称不会改变观点,只能辞官不做。这当然是挑衅。据说,读完这封信,司马昭震怒。 〔23〕

钟会得志,不过“逢彼之怒”而已。

对此,嵇康其实是有思想准备的。他在信中说,自己的毛病,是刚直倔强,嫉恶如仇,直言不讳,而且遇事便会发作,完全管不住自己。

嵇康并非没有自知之明。

实际上嵇康也没打算管住自己。也许在他看来,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是比生命更加宝贵的。一个人,如果活得窝窝囊囊,战战兢兢,有话不能说,有屁不能放,还要在权贵面前唯唯诺诺,那还不如死了好!

也许吧,也许。

然而嵇康之死,对士林的震撼相当之大。当年拉风箱的向秀,就在嵇康死后投靠了司马昭。司马昭问:先生不是要学尧舜时期的那些隐士吗?怎么会在这里?

向秀却回答:他们哪里值得羡慕!

司马昭大为满意。 〔24〕

这不难理解。毕竟,多数人还是怕死的,包括阮籍。

阮籍之醉

阮籍几乎是泡在酒坛子里度过一生的。

这并不奇怪,因为饮酒是魏晋名士的标志之一,要酒不要命的故事也层出不穷。比如有个名叫毕卓的,跟山涛一样官居尚书吏部郎,只不过是东晋的。某天晚上,他嗅到隔壁官署有酒香,竟翻墙过去偷酒,还拉着抓他的巡夜人一起喝。最后,这位老兄终因酗酒而被免官。 〔25〕

阮籍就聪明得多。他的办法,是向司马昭申请去做步兵校尉,因为步兵校尉官署的酒特别好。司马昭当然立马批准,阮籍也因此而被称为“阮步兵”。 〔26〕

比阮籍更像酒鬼的则是刘伶。他常常让仆人扛着锄头跟在身后,自己带一壶酒坐在鹿车上边走边喝,并对那仆人说:我醉死在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 〔27〕

魏晋名士多嗜酒。这是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遗址最全、遗物最多、延续时间最长且最有地方特色的古代烧酒作坊遗址。

该遗址出土了横跨元、明、清至近现代的炉灶、晾堂、酒窖、蒸馏设施、墙基、水沟、路面、灰坑和砖柱等,完整说明了中国古代烧酒生产的工艺流程。

辛弃疾词“醉后何妨死便埋”,说的就是刘伶。 〔28〕

实在看不下去的刘太太便劝他戒酒。

刘伶说:很好!不过我管不住自己,得请神帮忙。

太太也只好备酒备肉祭神。

刘伶却跪下来祷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命。一饮一斛(读如胡,十斗),五斗去病。女人的话,怎么能听?于是趁机大吃大喝,直到烂醉如泥。 〔29〕

酒鬼总是能找到说法的,刘伶也一样。

这让人想起了刘昶(读如厂,刘昶字公荣),此公的特点是跟什么人都能在一起喝酒。他的说法是:遇到比我强的,不能不跟他喝。遇到比我差的,不好意思不喝。如果遇到跟我差不多的,那就更得喝了。 〔30〕

不过,阮籍和王戎却另有说法。他们说:遇到比公荣强的,不能不跟他喝。遇到比公荣差的,也不好意思不喝。只有遇到公荣本人,可以不跟他喝。结果,在阮籍和王戎那里,刘昶一杯酒都喝不上,但谈笑风生如旧。 〔31〕

刘伶和刘昶这样的,大约是纯粹地爱酒,阮籍的酗酒则恐怕另有原因。一个可供参考的史实是:司马昭想跟阮籍联姻,阮籍却连续大醉两个月,此事只好作罢。 〔32〕

于是,到司马昭加九锡,需要有人写劝进表时,阮籍便故伎重演。可惜这回大家都不放过他,阮籍被叫醒后也马上就一气呵成,写了一篇文词清壮的锦绣文章。众人看过以后,都说是神来之笔。 〔33〕

◎ 九锡

一曰车马 指金车大辂和兵车戎辂;玄牡二驷,即黑马八匹 其德可行者赐之

二曰衣服 指衮冕之服加上配套的赤舄一双 能安民者赐之

三曰乐则 指定音、校音器 使民和乐者赐之

四曰朱户 指红漆大门 民众多者赐之

五曰纳陛 有两种说法:一是登殿时特凿的陛级,二是阶高较矮的木阶梯 能进善者赐之

六曰虎贲 守门之军虎贲卫士若干人,或谓三百人;也指虎贲卫士所执武器,戟、铩之类 能退恶者赐之

七曰弓矢 彤弓矢百,玄弓矢千 能征不义者赐之

八曰 钺 能诛有罪者赐之

九曰秬鬯 指供祭礼用的香酒 孝道备者赐之

据《礼纬·含文嘉》。

九锡是帝王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物品,是最高礼遇的表示。通常天子才能使用这些礼器,受九锡之礼,形式上的意义远大于使用价值。后世权臣图谋篡位,辄先邀九锡。

如此神笔,恐怕是早有准备的吧?也许,阮籍的打算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酒也就醒了。他可不想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真把脑袋变成酒壶。婚姻是私事,司马昭也不好意思硬来。加九锡是公务,阮籍岂敢搪塞?

这样看,他其实从来就没真醉过。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司马昭也给了阮籍最大限度的宽容甚至袒护。阮籍在居丧期间饮酒吃肉被人弹劾,司马昭却替他辩解说:你看他悲痛得都没有人形了,为什么不能跟他分忧?身体有病而饮酒,是符合礼制的嘛! 〔34〕

然而阮籍哪里是身体有病?他的病在心里。实际上阮籍跟嵇康一样,对司马昭他们借礼教之名行谋篡之实是心怀不满的,对那些礼俗之士也极为蔑视。因此,阮籍也会像孔融那样口出狂言,甚至故作惊人之语。

有一次,阮籍说:杀父可以,杀母不行。

众人大惊。

司马昭也说:弑父乃滔天大罪,怎么可以?

阮籍却解释说:比如动物,都是只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的。所以,弑父是行同禽兽,杀母是禽兽不如。

众人又都叹服。 〔35〕

阮籍这样说话,并不奇怪。事实上,从东汉末年到东晋末年,礼教几乎成为虚伪的代名词。比如桓温的小儿子桓玄,最后是篡位了的,然而他在公众面前的表现却是大孝子。有一次,一位客人在席间要求温酒,桓玄竟痛哭流涕起来,因为“温”是他亡父的名字,提都提不得。

难怪阮籍要故意跟礼教唱反调。他家附近酒店的老板娘很有姿色,阮籍和王戎便常常去店里买酒,喝醉了就睡在那女人身旁。对此,店主人曾大为起疑。但经过细心观察,却发现阮籍一点邪念都没有,也就释然。 〔36〕

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就是这样的吧? 〔37〕

一个有着赤子之心的人可能活得很快乐,也可能会很痛苦。因为成年人不可能真是小孩子,所谓“像孩子”不过是率性和率真。阮籍就是这样。据说他会青白眼,遇到欣赏的人用青眼看,不喜欢的就给他白眼。嵇康和哥哥嵇喜在阮籍那里,享受到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待遇。

然而毫不掩饰自己好恶的阮籍,却终其一生“口不臧否人物”,也就是不对任何人发表评论。这一点让司马昭极为赞赏,他甚至认为天底下最谨慎的人就是阮籍。 〔38〕

这就是阮籍了:率真而又自律,率性而又谨慎。这样的人,心里面是会郁结成疙瘩的。因此有人认为,阮籍酩酊大醉,就是为了用酒来浇那心中块垒。 〔39〕

他的哭,也如此。

阮籍一生,应该哭过多次。某个非亲非故素不相识的女孩子死了,他也前往痛哭一场。原因,据说仅仅因为那姑娘才貌双全,却未嫁而亡。这确实是很不幸的人生。以阮籍之诗人气质和哲人敏感,不能不为之恸哭。

但,他更可能是哭自己。想想阮籍这辈子,跟那女孩在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他的人生价值当真实现了吗?他那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诗,有多少人看得懂呢?他为司马昭写的劝进表,会是自己想说的心里话吗?

难怪阮籍要跟刘伶一样,驾一辆车携一壶酒漫无目的到处乱走。不同之处在于,刘伶吩咐“死便埋我”,阮籍却一定要走到路尽头,再恸哭而返。 〔40〕

没人能够确切知道他们的想法。也许,刘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无论一生一世如何度过,最后终归于死。那又何妨走到哪里算哪里,死到哪儿埋哪儿?同样,人生既然并无意义,那又何妨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所以刘伶之狂甚于阮籍。有一次朋友去看他,却发现他全身赤裸一丝不挂地坐在那里。朋友们大为怪异,刘伶却很坦然。他满不在乎地说:天地就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诸位为什么要走进我的裤子里来? 〔41〕

这实在要算是疯话。

其实刘伶并不疯癫。他的心里比谁都明白,也很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次酒后与人发生口角,对方卷起袖子就要动手,瘦瘦小小的刘伶马上让步。他的说法是:我这几根鸡肋恐怕不值得安放您那尊贵的拳头。

对方当然一笑了之。

实际上这也是刘伶的处世之道。对司马政权,他不像嵇康那样公开对抗,也不像阮籍那样委曲求全,而是在被招聘时大谈虚无,让执政者觉得自己百无一用。所以刘伶最后的的结局,竟是寿终正寝。 〔42〕

阮籍却一直处于痛苦的挣扎之中。据说他在观看刘邦与项羽的楚汉战场时,曾说过一句名言: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可见他是认为要有英雄的,也希望能为那没有英雄的时世找到一条出路。他的途穷而哭,则因为发现上下求索的结果,是仍不知道路在哪里。 〔43〕

我们也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不会在陶渊明的田园里。

陶渊明之隐

跟刘伶、阮籍一样,陶渊明也嗜酒如命。

陶渊明就是陶潜,渊明是他的字。因为短时间做过彭泽(今属江西九江)县令,所以又称陶彭泽。彭泽县令依法享有三顷公田,陶渊明竟然吩咐全部种上酿酒用的高粱,声称只要能常醉于酒,就心满意足。后来只是由于太太的强烈抗议,才同意拨出五十亩改种粳稻。 〔44〕

可惜陶渊明并没能等到高粱成熟,因为上级机关派来了督邮。督邮是郡守派遣到各个县,监察县官和县吏的巡视员,官不大权不小,架子也足。刘备做安喜县尉时,就因为受不了督邮的气焰嚣张,才挂冠而去。而且,一怒之下鞭打督邮的也不是张飞,而是刘备本人。 〔45〕

这回轮到陶渊明。

督邮来到彭泽时,县里的下属就提醒长官:大人得穿戴整齐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前去拜见。陶渊明同样受不了这窝囊气,当即解下官印和绶带离职走人。只不过,他没让督邮挨一顿鞭子,而是留下了一句名言:

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陶渊明回家了,从此再不做官。

现在看来,不再做官很可能是他早已产生的想法。据陶渊明自己说,这位只在任上待了八十多天的县令,原本是想等到一年后再走的。但他的妹妹突然去世,只好辞职奔丧,时间是在义熙元年(405)的十一月。高粱也好粳稻也罢,恐怕还没种下去呢! 〔46〕

于是就连陶渊明为什么要突然辞职,是因为督邮还是因为妹妹,都成了无头案。三顷公田六分之五种高粱,六分之一种粳稻,也只是说说而已。

但辞官以后的陶渊明,心情似乎特别舒畅。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回归:小船一摇一摆缓缓行驶在江上,江风吹拂着身上的衣裳。遇到岸边的行人,便询问前面的路程还有多远,只觉得晨曦出现得太晚太晚。

归心似箭啊!

到家以后更是欣喜。仆人和孩子在门前迎候,自己则看见家门便一路狂奔。庭院里的小路已经荒芜,所幸松树和菊花还在,更让人高兴的是窖中有酒盈樽。那就坐在南窗下自斟自饮吧!你看那山谷中飘出的云可有心机?那纷纷回巢的鸟儿也不过是累了而已。 〔47〕

一切都那么自然,回家的感觉真好!

决心永不做官的陶渊明开始了自己的田园生活。实际上他在担任彭泽县令之前就已经参加农业劳动,此番不过重操旧业。然而陶彭泽的技术水平似乎不敢恭维,因为“种豆南山下”的结果,竟然是“草盛豆苗稀”。 〔48〕

好在陶渊明的躬耕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谋心。一个有着僮仆的家庭,大约也不会指望男主人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贡献。所以他可以在自家院子里闲庭漫步,他笔下的田园生活则虽然艰苦,却充满诗意: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49〕

清晨,鸡鸣狗吠之中,远处的人家若隐若现,自己的村落炊烟袅袅,这是农村最寻常不过的景象,在陶渊明的眼里却是那样的清新、恬静、怡然自得。

当然,他眼中的田野也十分迷人: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50〕

畴(读如筹)就是田地。平旷的田野上吹着远来的清风,茁壮成长的禾苗欣欣向荣,这是怎样地让人陶醉!

如此诗句当然是不朽的,陶渊明也因此而获得了“田园诗人”的桂冠,甚至被视为真隐士的典型。因为他不像某些号称隐士的人,隐居的目的是抬高身价。陶渊明可是再也不曾出山的,交往的对象也只有农夫: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51〕

好一个“但道桑麻长”!他关心的竟只有收成。

这就连农夫都看不下去。据说某天早上,有位农民拎着一壶酒来看望陶渊明。这位好心肠的农夫诚恳地对那田园诗人说:我们这种地方不该是先生您屈就的。现在举世都在同流合污,先生又为什么不可以随波逐流呢?

陶渊明谢绝了农夫的好意。他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还是一起喝了这杯酒吧!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后来,陶渊明把这件事写进了诗中: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

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

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 〔52〕

诗是好诗,事可存疑,也不必较真。但,一大早听见有人敲门,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好就去迎接,这种心情和心理是真实的。显然,陶渊明渴望与人交往。他也许躲避官场躲避政治,却并不躲避社会。

其实就连对政治,也未必毫不关心。据说,陶渊明写诗作文标注日期,绝不使用刘宋的年号。也就是说,他并不承认刘裕的宋是合法政权,他的心目中只有晋。 〔53〕

那么,他又为什么不做晋官?

官位太小。

田园诗人真隐士,会嫌官小?

会的,因为陶家祖上极为显赫。曾祖父陶侃,官居大将军,位进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兼任两州刺史(其中一州还是荆州),被时人评价为英明神武似曹操,忠诚勤劳如孔明。这是何等豪雄的风云人物! 〔54〕

难怪陶渊明要称督邮为“乡里小人”。

也难怪他“不堪吏职”,要辞官而去。

没错,他弯不下那高贵的腰。 〔55〕

可惜到了渊明这一代,陶家已经败落,变成了破落贵族或破落士族。但,血性、精神和性格,却似乎是可以隔代遗传的。因此陶渊明的内心深处,有着一般人不易觉察的高傲和高贵。只不过,这种内在力量在陶侃那里表现为英雄气,在渊明这里则看起来像是平常心。

然而最不平常的,恰恰就在看似平常之中。辞去彭泽县令职务的第二年重阳节,已无酒喝的陶渊明坐在宅边菊花丛中,满手把菊,写下了这一千古名句: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56〕

也许,这就是陶渊明的真实形象。在这里,“见”是不能错为“望”的。望,就刻意了,也不悠然。只有不经意间看见了南山,平淡之中才蕴含着绚烂至极。

也只有如此,才是魏晋风度。

名士皇帝司马昱

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时,简文帝已去世二十多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死后被尊为太宗的东晋皇帝,其实比陶渊明更像隐士,也更像名士。

没错,他才真是“大隐隐于朝”。

简文帝司马昱的身世,前面已经说过。他是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的小儿子,差点被司马睿立为继承人。只是由于王导等人的坚持,长子司马绍才成为第二任皇帝。

其实晋明帝司马绍并不简单。某次,有人从长安来见晋元帝司马睿,只有几岁的他正好坐在父王腿上。晋元帝便问儿子:长安和太阳,哪个远,哪个近?

司马绍回答:长安近。因为长安来人了,没听说过有人从太阳那里来。

晋元帝很得意,第二天在宴会上又故意问了一遍。

司马绍却说:太阳近。

晋元帝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改口。

司马绍说:举目即见太阳,不见长安。 〔57〕

这件事当时就传遍了天下,因为司马绍的回答和改口都很精彩。实际上晋元帝第一次问他之前,就已经把洛阳和长安沦陷的事情讲了一遍,还潸然泪下。司马绍为了安慰父亲,才故意说长安近。但是第二天面对群臣,他就必须说只见太阳不见长安。这才是领袖说的话,尽管当时他还是小孩子,他父亲也还只是琅邪王或晋王。

所以,此事如果属实,司马绍是有政治天赋的。

简文帝司马昱的政治才能却相当一般,政绩更是乏善可陈。他以会稽王的身份执掌朝政时,制衡野心家桓温的办法竟然是起用清谈家殷浩,让殷浩去北伐。只会谈玄学的殷浩哪里是北方蛮族的对手?也只能一败再败。

结果是殷浩被废为庶人,内外大权尽归桓温之手。可惜桓温并不领情,因为他收复中原的计划被耽误了。殷浩更是怨气冲天,说哪有把人送上高楼又撤走梯子的!于是成天在空中反反复复写四个字:咄咄怪事! 〔58〕

殷浩是不是说过那些话,历史上有争议。但司马昱被桓温推上皇位后,那皇帝当得可怜兮兮,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就连火星出现在太微,他都惶惶不安。因为前任皇帝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桓温废掉时,星象就是这样。

于是司马昱把中书郎郗超(郗,旧读如痴,今读如希)拉进偏殿问:天命的长短原本就无法估计,只不过会不会又有以前那样的事情发生呢? 〔59〕

这当然是个问题,但为什么要问郗超?

因为郗超是东晋重臣郗鉴的孙子、郗愔(读如音)的儿子,更是桓温言听计从的谋臣。让自己的老爸交出兵权退居二线,把皇帝换成司马昱,都是郗超的主意。所以谢安和王坦之对郗超,都得小心翼翼地让他三分。 〔60〕

郗超对司马昱倒是不敢不客气。他回答说:大司马(桓温)正在对外巩固边防,对内安定社稷,一定不会发生什么非常之事,臣愿以身家性命为陛下担保!

司马昱则对郗超说:请向令尊大人致意!家国之事到了如此地步,都是由于朕的无能,真是羞愧难言!

说完,泪流满面。 〔61〕

至尊天子地位的安稳,竟然要靠一个小小的郎官来担保,这样的皇帝也实在是窝囊透了。难怪谢安认为司马昱不过是晋惠帝之流,顶多清谈的水平要高一些。 〔62〕

实际上司马昱更应该去做名士。成为皇帝之前,他的府邸高朋满座,常常聚集着当时的各界名流。包括桓温和殷浩,也包括其他清谈家和僧侣,都是他的座上客。他们的清谈会不但胜友如云,还往往通宵达旦。司马昱甚至自己也成为清谈家,尽管被认为只是二流的。 〔63〕

不过,名士们倒都认可司马昱。当时一位名望很高的诗人就说:只有非常精通的人,才能跟他剖析义理,刘真长(刘惔)可算一个。也只有非常深沉的人,才能跟他安闲相处,简文帝(司马昱)就是这样。 〔64〕

这是很高的评价。

司马昱也确实堪称名士风流。他美仪容,大器量,高智商,雅趣味,更重要的是有名士的心境。登基后,他步入皇家的华林园,竟发表了这样的点评:

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65〕

濠就是濠水,在今安徽凤阳。濮则是濮水,在今河南省境内。在濮水,庄子拒绝了楚王的招聘,表示宁可做一只在泥潭里打滚的乌龟,也不愿意从政。在濠水,庄子则怡然自得地对惠子说:你看那鱼儿在水里从容不迫地游来游去,那就是鱼的快乐呀! 〔66〕

所谓“濠、濮间想”,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皇帝,把皇家园林看作了庄子隐居并体验自由的濠水和濮水,还说这“会心处”并不需要太远(意思是皇宫之中也行),岂非“大隐隐于朝”?只要置身于幽静深邃的林木溪水间,就能油然感到大自然和小动物自发地与人亲近,岂非典型的名士心态和艺术家气质?

当然是。尽管他和陶渊明一样,都不啸。

东晋纸本,纵长100厘米,1964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东晋墓出土,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描绘墓主人坐于垂幔下,头戴高冠,身穿袍服,手执团扇纳凉。夫人头束环髻,脸上涂胭脂,侍立于后。

毫无疑问,“大隐”是被桓温逼出来的。但从皇族变成名士,则很可能是他的华丽转身。事实上,司马昱并没有想到后来会当皇帝;而只要不参与政治惹是生非,做一个名士并不比做皇帝差,甚至还更体面。

这应该是司马昱最好的选择。

可惜司马昱比谁都身不由己。陶渊明可以辞官,他却不能。他只能硬着头皮跟桓温这样的枭雄周旋,在皇宫里提心吊胆地度日如年。幸运的是,他的眼泪终于挡住了桓温的咄咄逼人,东晋王朝也没在他手里被革除天命。

野心勃勃的桓温,在汉献帝般的司马昱面前放慢了篡位的步伐,这事常常让人费解。但如果了解魏晋,便会觉得不足为奇。没错,这是一个黑暗和混乱的时代,却依然有着自己的精神。在它面前,桓温也好王敦也罢,都得有所收敛甚至却步,因为那也是他们的精神。

那么,魏晋的精神是什么?

对人格力量的敬重。

很难说简文帝司马昱有多大的人格魅力,但他的气质确实华贵,气度也确实不凡。有一次,桓温、司马昱和武陵王司马晞同车出行。桓温暗中让人进行骚扰,仪仗队顿时乱作一团,司马晞也吓得要求下车。司马昱却端庄静穆,安详闲适,不为所动,让桓温肃然起敬。 〔67〕

后来桓温敢废了司马晞,却不敢硬逼简文帝杀人,原因之一也许就在这里。否则我们实在不明白,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司马昱,有什么可让桓温顾忌的?要知道,司马晞是有兵权的,司马昱却连稻子都不认识。 〔68〕

然而司马昱有器量,这恰恰是魏晋人最为看重的。这样一种人格力量,嵇康有,王戎有,王导有,庾亮和谢安也有,司马昱则更兼以华美。晋废帝时,诸公上朝总觉得朝堂昏暗。只有会稽王兼丞相司马昱走进来时,人们才眼前一亮。因为他气宇之轩昂,竟有如朝霞升起。 〔69〕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力量:美的力量。

而且,这种力量也是无敌的。

第四章

风尚

唯美时代

公主震怒。

怒火满腔的殿下号称南康长公主,是明帝的女儿、成帝的姐姐。愤怒的原因则任何女人都能理解:她的丈夫居然在书房里偷偷藏了一个小妞。

小妞其实也是公主,哥哥李势是成汉国的皇帝,只不过此时已经亡国。率军灭亡了成汉的征西大将军桓温顺手牵羊,把李势年轻貌美的妹妹作为战利品带回了家中,背着妻子南康长公主“书屋藏娇”。

公主当然不能容忍。

震怒的公主一把推开了房门,身后跟随着几十个持刀的婢女。她们进门的时候,李势的妹妹正在梳头,长长的头发拖到地上,皮肤像玉一样温润。

所有人都看呆了。

李势的妹妹却不紧不慢继续梳头。她把头发梳好盘了起来,这才起身向公主行礼,然后平静而凄婉地说:国破家亡,无心至此,若能见杀,乃是本怀。

刀子被扔在了地下。南康长公主冲了过去,抱着李势的妹妹说:好孩子,你实在是太漂亮太可爱了,就连我看见你都要动心,何况我们家那个老东西! 〔1〕

这当然是传闻,却未必不真实。至少,它表现出来的风气和风尚是真实的。那就是一个唯美的时代,爱美之心不但人皆有之,而且可以使人生,也可以让人死。

比如孙策。

孙权的哥哥孙策,与周瑜同为汉末有名的少年英雄和青年偶像。他们俩二十四岁迎娶江东美女大乔和小乔时,被吴人亲切而欣赏地呼为孙郎和周郎。那时的孙策,在战场和情场都很得意,真能让所有的男人都羡慕不已。

可惜好景不长,孙策被仇家刺伤。伤并不致命,只不过脸被划破。孙策却说:我的脸都变成这副样子了,还能再建功立业吗?说完大吼一声,创口破裂而死。 〔2〕

奇怪!建功立业与长相有关系吗?

有,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以貌取人。一个人如果才貌出众,就会受到追捧,比别人更容易成功。

比如潘岳。

潘岳字安仁,小名檀奴,是西晋的文学家,也是当时的头号美男子。他甚至在后世成为俊男的标准,正如西施是美女的代名词。因此,一个男人如果长得漂亮就叫“貌若潘安”,女人则会把自己的最爱称为“檀郎”。

事实上潘岳早就是“大众情人”。他年轻的时候,只要拿着弹弓坐车出去玩,洛阳城的女人便会老老少少全都跑出来,手牵着手围着他看,还要往他的车里送水果。潘岳的风头,绝不亚于今天的好莱坞明星。

这当然很让人羡慕,因此另外两位文学家左思和张载便见贤思齐,也拿一个弹弓坐车出来玩。可惜他们俩的长相实在对不起观众,于是所有的女人都冲左思吐口水,男孩子都向张载扔石头。结果,潘岳空着车子出去,一车水果回来。张载空着车子出去,一车石头回来。 〔3〕

如此风气是否可取,当然不妨见仁见智。实际上潘岳的人品十分可疑。为了巴结讨好贾皇后的外甥贾谧,他和石崇每天都要等候在街头,远远看见贾谧车子扬起的尘土便拜倒在地,叫“望尘而拜”,也叫“拜望尘”。

就连他的母亲都对此嗤之以鼻,潘岳自己最后也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据说,临刑前潘岳曾对母亲说:妈妈我对不起你!然而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4〕

潘岳人头落地,尽管那张脸漂亮至极。

羊车,据甘肃高台魏晋墓室壁画砖绘制。

马车出行图,据甘肃高台魏晋墓室壁画砖绘制。

陶牛车及陶佣群,1970年南京象山7号墓出土。

陶牛车,1955年南京中华门砂石山出土。

牛车行走缓慢平稳,车厢宽敞高大。魏晋南北朝时期,乘坐牛车成为一种风尚。

相反,庾亮则死里逃生。

与王导、桓温和谢安相比,庾亮可能是东晋“四大执政”中最漂亮的。晋元帝司马睿甚至就因为庾亮光彩照人风情万种,才决定聘他妹妹为皇太子司马绍之妃。庾亮也才得以在晋明帝司马绍驾崩后,以国舅爷的身份执掌朝政,大权独揽,尽管名义上的顾命大臣是他和王导两人。 〔5〕

然而庾亮的能力显然不如王导、桓温和谢安,他一意孤行的结果则是逼反了拥兵自重的地方官苏峻。苏峻兵临建康城下,庾亮只好狼狈逃窜,先去投奔温峤,然后又和温峤一起向陶渊明的曾祖父征西大将军陶侃求援。 〔6〕

陶侃却要杀庾亮。

这并非没有原因。于私,陶侃认为顾命大臣的名单中没有自己,是庾亮做了手脚。于公,苏峻之乱确实是庾亮一手酿成。所以,当陶侃率领大军来到温峤的驻地时,便明确表示不杀庾亮兄弟,不足以谢天下。而且,也只有杀了庾亮兄弟,苏峻才会从建康退兵。 〔7〕

当然,也有人说陶侃并无这种表示,只不过大家都这样议论和猜测而已。但庾亮惶恐不安,则可以肯定。实际上这时的他,已经连逃跑的可能都没有,只能接受温峤的建议,硬着头皮去见陶侃。 〔8〕

陶侃却又意外地高抬贵手。

此事同样是疑案,也众说纷纭。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说法是:陶侃一见庾亮,就为他的风度神采所倾倒。不但马上改变了态度,还非常喜欢器重这个漂亮人物。 〔9〕

美能救人一命,这似乎是一个例证。

这当然未必可靠。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庾亮在陶侃面前主动而坦诚地承担了酿成苏峻之乱的责任,在“引咎自责”的同时又表现出极佳的风度(风止可观),让陶侃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看法,并表示出欣赏。 〔10〕

可能吗?

完全可能。

实际上此案与李势妹妹的故事如出一辙。在那个案例中,真正打动南康长公主的,与其说是那姑娘的长发拖地和皮肤如玉,不如说是她的“神色闲正,辞甚凄婉”。或者说,正因为她视死如归,才格外地楚楚动人。

庾亮应该也如此。

事实上作为魏晋名士和当朝宰相,器量和风度之于庾亮简直就是起码的修养。他在与苏峻作战兵败逃亡时,手下的士兵射箭误中了自己船上的舵手。当时众人大惊失色如鸟兽散,庾亮却从容镇定不紧不慢地说:呵呵!这样的技术水平,怎么能指望他打败贼兵! 〔11〕

这就跟谢安在海上的表现一模一样。

甚至直到晚年,庾亮也都维持着良好的风貌。苏峻之乱后,庾亮离开中枢出任荆州刺史,驻节武昌(今湖北鄂州)。某天晚上,一群名士聚在南楼吟诗作曲。就在音调渐入高亢之时,庾亮带着十几个侍从来了。众人正要起身回避,庾亮却说:诸位请留步,老夫也兴致不浅。

于是举座皆欢。

那是一个月朗风清的秋夜,参加聚会的也都是一时之选,包括后来被司马昱用于制衡桓温的清谈家殷浩。庾亮和众名士无拘无束地谈笑风生,一任凉爽的江风把他们的高谈阔论和欢声笑语送到远方。

远在建康的丞相王导,后来是从王羲之那里听说这件事的。听完,王导忍不住问:那时,元规(庾亮字)的风度恐怕不得不略有减损吧?

王羲之却不容置疑地回答:唯丘壑独存。 〔12〕

这是很高的评价,王导也只能默然。问题是,王羲之他们极为看重的“丘壑”是什么?为什么只要心中存有“丘壑”就能风度不减,让人不敢小看呢?

漂亮地活着

丘壑就是深山幽谷。

深山幽谷是隐居的地方。王羲之说庾亮的心中“丘壑独存”,难道是说他有隐逸之心?

应该不是。

庾亮当然不会去做什么隐士,他甚至也不会“大隐隐于朝”。所谓“唯丘壑独存”,只不过是闲静超脱的胸怀情趣依然故我而已。这倒是魏晋名士必需的情怀。就连那位名士皇帝司马昱,也要把皇家园林看成深山幽谷。

这其实是一个悖论。

我们知道,魏晋是士族的时代,东晋尤其是。而所谓“士族”,则是世代读书做官的家族。这样的族群或阶层竟然以归隐山林为境界和情怀,岂非咄咄怪事?

当然奇怪,却不能简单地称之为“虚伪”。包括那位“望尘而拜”的潘岳,在撰写《闲居赋》的时候也未必就是虚情假意。也许,他确实愿意过那种钓钓鱼、种种菜的闲居生活,却又无法抵挡高官厚禄的诱惑。这就像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很难说哪个更真实。

实际上在魏晋名士那里,出来做官与向往隐逸并不矛盾。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最后不是官拜司徒,位列三公了吗?赞美庾亮“丘壑独存”的王羲之,不也担任了右将军的高级官职,因此被称为“王右军”吗?

不能说一点纠结都没有。嵇康的儿子嵇绍,就曾经在出(出仕)处(读如楚,隐退)之间左右为难。这当然主要由于政治原因:司马政权于他有杀父之仇。然而受嵇康之托抚养了他的山涛却说:天地之间,尚且有日月盈亏的千变万化、春夏秋冬的此消彼长,何况人事呢? 〔13〕

意思很清楚:改朝换代不算什么。

嵇绍终于做了西晋的官,而且是著名的忠臣。八王之乱时,官居侍中的他挺身捍卫晋惠帝司马衷,结果被害于帝辇之侧。事后,宫人给晋惠帝换衣服,惠帝却说:朕这件衣服不要洗,那上面有嵇侍中的血! 〔14〕

晋惠帝历来是被视为“白痴皇帝”的。现在看来,他的智商也许不高,情商却肯定不低。 〔15〕

成问题的,反倒是某些“高智商”的人。

实际上从一开始,嵇绍的出仕和死节就备受争议。争论的焦点,则无非在忠与孝、出与处的关系。在许多被认为“有思想”的人看来,嵇绍根本就不该仕于晋,因为出仕则必须尽忠;而嵇绍越是忠于晋,就越是不孝于父。于是连带把嵇绍推荐给晋武帝的山涛,也备受诟病。 〔16〕

但,这很重要吗?

未必。因为儒家伦理绝不代表魏晋风度。

那么,魏晋风度的主旋律是什么?

人要漂亮地活着。

的确,魏晋是唯美的时代;而在魏晋人看来,人物之美不仅是“长得漂亮”,更是“活得漂亮”。这当然并不容易。做到这一点,不但要有勇气,可能还得付出代价。

比如夏侯玄。

夏侯玄是魏晋玄学的开山宗师之一,也是曹魏与司马集团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其实是被司马师杀害的,只不过表面上经过了司法程序。负责审讯的,则正是书法家钟繇的儿子、当时的廷尉(公安部长)钟毓(读如育)。

这是一场让帝国的审判官丢尽脸面的讯问。夏侯玄从走进审讯室那一刻起,就一言不发。严刑拷打之后,还是一言不发。钟毓交不了差,只好亲临现场。

跟随钟毓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弟弟,也就是后来害死了嵇康的钟会。也许,钟会想缓和气氛;也许,他认为可以跟夏侯玄套近乎。总之,钟会自作聪明地上前握着夏侯玄的手说:太初(夏侯玄字)何至于此!

夏侯玄断然拒绝。他毫不客气地对钟会说:鄙人虽是受刑的囚犯,也请钟君放尊重点!

钟会狼狈至极。

廷尉钟毓就更加狼狈,因为司马师规定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惶惶不安之中,万般无奈之下,钟毓只好亲自捉刀代笔,按照司马师要求的口径替夏侯玄写了供词,然后流着眼泪拿给夏侯玄看。夏侯玄却只草草地看了一眼,便冷冷地说:难道不就该如此吗?

此后直至走上刑场,夏侯玄都神色不变。 〔17〕

对此,人们尽可做出道德的赞扬和评价:有风骨,有气节,威武不能屈,等等。但如果换个说法,就叫“活得漂亮”。没错,论态度,是有节;论风度,是漂亮。

事实上夏侯玄也是漂亮人物,当时人们对他的点评就是“朗朗如日月之入怀”。他的漂亮甚至让魏明帝曹叡十分难堪,因为曹叡让自己的小舅子毛曾跟夏侯玄并坐,竟被时事评论员们称为“芦苇靠在了玉树旁”。 〔18〕

这就又让人想起了嵇绍。

嵇绍同样活得漂亮。他在前去捍卫晋惠帝时,有人劝他带上一匹好马。嵇绍却说,此事只有两种结果:要么逆贼伏法,要么忠臣死节,带好马干什么?

那人只能一声叹息。 〔19〕

实际上嵇绍原本漂亮,他甚至给我们留下了“鹤立鸡群”这个成语。事情的原委是:有人对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说,嵇绍真是漂亮呀!那昂然挺拔的风度,就像野鹤独立于鸡群。王戎却说:那是因为你没见过他爹! 〔20〕

那么,嵇康又漂亮到了什么程度?

跟夏侯玄以及夏侯玄的“同案犯”李丰一样。只不过夏侯玄是“玉树”,李丰和嵇康是“玉山”,或“玉山之将崩”。当时的说法是:李丰萎靡不振,或者嵇康酩酊大醉的时候,就像一座玉山将要轰然倒塌的样子。 〔21〕

不难想象,那是怎样的风度和风采!

其实漂亮得像玉树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庾亮。庾亮去世后,一位参加葬礼的名士十分痛惜地说:就这样把玉树埋在了黄土中,让人怎么受得了! 〔22〕

什么样的人,才能获得如此评价?

外表清朗俊秀,风姿安详文雅,内心澄明透彻,处世超凡脱俗,没有一点污染。用王戎的话说,就叫“风尘外物”(超脱于世俗之外的人物)。 〔23〕

没错,瑶林琼树,原本就不该在世间。

按照这个标准,庾亮似乎段位还不够,谢安的伯父谢鲲(字幼舆)就这么认为。有一次,还是太子的晋明帝司马绍问他:众人都拿庾亮跟您相比,您觉得怎么样?

谢鲲说:居庙堂之高,为百官典范,臣不如亮。处江湖之远,一丘一壑寄情山水,亮不如臣。 〔24〕

这大约是实话。八王之乱时,长沙王司马乂曾下令鞭打谢鲲,谢鲲坦然脱衣就刑,面不改色。后来被赦免,同样面无喜容。如此泰然处之,恐怕就因为“丘壑独存”。所以后来顾恺之画像,便干脆把谢鲲画在了岩石里。这位中国的达·芬奇说:幼舆先生就该待在深山幽谷之中。 〔25〕

然而谢鲲却其实是在朝的。他也好,庾亮也罢,恐怕都只不过把那深山幽谷藏在了心中。问题在于,人要活得漂亮,与那山山水水又有什么关系?当这种情愫、情结或情怀成为风尚时,又意味着什么呢?

也许,我们还得再借用一下谢鲲的眼睛。

人与自然

谢鲲最欣赏的除了嵇绍,就是卫玠。 〔26〕

玠读如介,是一种玉器。卫玠自己也人如其名,像玉一样漂亮。据说,少年时代的他曾经坐一辆白羊车在洛阳城里走,结果满街议论纷纷:这是谁家玉璧般的孩子?

从此卫玠号为“璧人”。

可惜璧人儿不经看。卫玠二十七岁那年到建康时,由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的人围得像一堵墙,竟不堪其扰一命呜呼,当时的说法叫做“看杀卫玠”。 〔27〕

当然,漂亮得像玉的并非只有卫玠。夏侯玄和庾亮是玉树,李丰和嵇康是玉山,此外与王戎齐名的裴楷,夏侯玄的远房侄儿夏侯湛,还有美男子潘岳,也都被称为“玉人”,夏侯湛和潘岳还被称为“连璧”。 〔28〕

鸡心形玉佩,东晋高崧家族墓出土。

铜承露盘和玉高足杯,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

玉剑璏,东晋高崧家族墓出土。

玉樽,西晋刘弘墓出土。

玉组佩,北周王士良墓出土。

如此看来,以玉比人,乃是当时的风尚。

那么,魏晋名士为什么如此看重玉?

或者说,玉的品质是什么?

纯洁而高贵。

实际上这就是魏晋风度的追求,因为这种风度的创造者是士族。士族这个概念常常让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学家感到为难,因为在他们的话语系统中没有相应的词语可供翻译。出于无奈,便只好使用“贵族”这个称谓。

然而士族与贵族并不能画等号。根本的区别,在于贵族有世袭的爵位,士族没有。他们甚至不像欧洲中世纪的骑士,还有一个君主将剑放在右肩的册封仪式。因此,士族要实现彼此之间的身份认同,以及与其他阶层和族群的区别,除了靠族谱,还得靠外在风度和内在精神。

那么,什么样的精神和风度能够代表士族?

高贵和清纯。高贵是为了与卑贱者相区别,清纯则是为了与混浊者划清界限。这两条缺一不可,因为士族是一个优越感极强的阶层。他们通婚必须门当户对,也不能跟身份不配的人坐在一起,即便后者贵为皇亲国戚。毛曾被称为靠着玉树的芦苇,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出身寒门。

出身寒门必定寒酸,寒酸则必无气度和品位,这就是高级士族的观念。尽管这种观念未必正确合理,却为名门望族所坚持。结果,位高权重的桓温为儿子求娶王坦之的女儿,便被老爷子王述拒绝;谢安家由于在西晋以前不是一流大族,竟也被讥为“新出门户”。 〔29〕

不过士族的优越感是血缘的,更是文化的。因此他们更看重的不是贵贱,而是清浊。这是东汉末年就开始产生的观念,一般的理解大体是:正直为清,邪恶为浊;高雅为清,鄙俗为浊;读书人为清,暴发户为浊。

清纯而高贵,就叫清高。

所以,那些坚持自己的操守和品位,不跟权贵和暴发户同流合污的士大夫就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叫清望,品格叫清标,言论叫清议,就连扬起的尘土也叫清尘。

这就必须超凡脱俗。

因此,魏晋名士酷爱的对象、形象和意象,便或者是清纯的,或者是明亮的,或者是晶莹剔透的,或者是风姿绰约的,或者是楚楚动人的,而且几乎无不用于人物的鉴赏和品评。比方说:轩轩如朝霞举,濯濯如春月柳,朗朗如百间屋,烂烂如岩下电,肃肃如松下风。 〔30〕

是啊,一个人,气宇轩昂有如朝霞升起,明净清新有如春柳初绿,开阔明朗有如高屋建瓴,目光炯炯有如岩下闪电,那是怎样的风采和风度!

还有清风朗月,那几乎是魏晋风度的形象代言人。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松。

松,原本是道德的象征。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就是这个意思。这种象征意义魏晋也有,一位名叫和峤的大臣就被点评为“森森如千丈松”,意思是国家的栋梁。因此他的去世,也被称为“峨峨若千丈松崩”。 〔31〕

比和峤更早得到这种好评的是李膺。李膺是东汉名士的领袖,位居名士排行榜“八俊”的榜首(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他得到的评价,是有如劲松之下强劲的清风(谡谡如劲松下风)。 〔32〕

这是风骨的象征。

嵇康也获得了类似评价。山涛就说嵇康平时有如“孤松之独立”,醉倒有如“玉山之将崩”,其他人则认为嵇康“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也就是说,李膺的风清冽强劲(谡谡),嵇康却是慢慢吹上去的。这样的松下风,显然更有一种飘逸潇洒甚至自由散漫的神韵。 〔33〕

实际上,这也是东汉与魏晋的区别,即东汉更重道德而魏晋更重审美。而且,审美的前提是“丘壑独存”。难怪一个人优秀漂亮,就叫“长松下当有清风”;也难怪人们对山涛的观感有如“登山临下”,但觉“幽然深远”。 〔34〕

这可真是活得漂亮。

没错,漂亮得就像大自然。

魏晋名士对自然界的热爱,确实超过了前人。简文帝那一句“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道尽了他们的心曲。他们不但以清风明月、春柳劲松来品评人物,更亲自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并从中体验到难以言表的愉悦。

比如顾恺之和王献之。

顾恺之是画家,王献之是书法家,但他们最喜欢的都是会稽郡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一带的山山水水。顾恺之的描述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献之的说法则是: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两位都是艺术家,感受当然敏锐,不过这种感受能力却未必没有普遍性。有一位僧人从建康回会稽路过吴中遇到下雪,事后对当时情景的描述便同样富有诗意:郊邑还在纷纷扬扬,山林却是一片洁白。 〔35〕

对于这样的文字,任何解释都会显得多余。要说的仅仅是:这已经完全不同于之前《诗经》和《楚辞》对风景的描写。在那里,自然和自然现象只不过是人物或故事的背景。在这里,却是独立和纯粹的审美对象。

同样,魏晋人眼中的自然界,也不再是孔夫子那里的道德象征、董仲舒那里的政治筹码。它跟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一样可以观赏和品评,只不过也许更漂亮。

王珣《伯远帖》

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王献之《中秋帖》

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乾隆帝酷爱书法,在自己卧室旁设一小暖阁,用以珍藏三幅世之所稀的名帖,供他时时把玩。此阁名为三希阁,此三帖唤作三希帖。乾隆帝视《快雪时晴帖》为三帖之首,在帖前题写了“神乎其技”四个大字。《快雪时晴帖》共二十八字,被誉为“二十八骊珠”。

天人依然合一,然而意味不同。

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大转折,人与自然的关系从道德和政治的一变而为审美的,由此产生的文明成果则是山水画和山水诗。尽管它们要到隋唐以后才蔚为大观,但东晋却无疑在观念上开启了先河。

转变并不奇怪,因为魏晋是一个唯美的时代,而最漂亮的活法则莫过于自然。事实上魏晋人热爱自然界,就因为它自然。自然在汉语中,原本就是“天然如此,无须人为”的意思。能做到这一点的,则非自然界莫属。所以日本人用“自然”来翻译nature,也很自然。

然而正如中国的山水画不能理解为西方的风景画,魏晋对自然的发现也与科学无关。在人们眼里,自然界仍然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是有意志力和人情味的。因此,当他们不再将自然界道德化和政治化以后,发展起来的便是自然科学以外的两种精神文明。

这就是哲学和艺术。

魏晋世界杯

魏晋的哲学是玄学,玄学的表现是清谈。清谈和唯美是当时的两大风尚,东晋四大执政王导、庾亮、桓温、谢安,还有前面提到的漂亮人物比如夏侯玄,也都同时是清谈家。璧人儿卫玠更不但被看死,还差点被谈死。

卫玠是在西晋战乱时陪着母亲南下的。他先到了江夏(今湖北武汉),后到了豫章(今江西南昌),最后被看死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实际上他在被围观前就已经大病一场,原因则是遇到了谢鲲。

被顾恺之画在岩石里的谢鲲是野心家王敦的属下。当时王敦镇守豫章,卫玠前去拜访,与谢鲲一见如故。结果卫玠居然置主人王敦于不顾,跟谢鲲大谈玄学,一连几天通宵达旦,终于一病不起,无可救药。

看来,卫玠其实是“过劳死”。他在建康,恐怕是躺在病床上或车子里被人围观的。一个人,重病在身还能受到那样的追捧,实在堪称漂亮至极。

被卫玠冷落的王敦表现得也很漂亮。他对谢鲲说:当年王弼的言论可谓金声,此番卫玠的清谈要算玉振。这是很高的评价,因为王弼是魏晋玄学创始人之一。他如果参加清谈会,是几乎没有对手,只能自问自答的。

可惜王弼更短命,只活了二十四年。

好歹活到了二十七岁的卫玠,同样是多愁善感的少年天才。据说,他未成年时便开始思考各种哲学问题,还专门去请教了当时的美男子兼清谈家乐广。

卫玠问:梦是什么?

乐广答:想。

卫玠说:梦中之事根本就没经历过,怎么是想呢?

乐广又答:因缘。

小小年纪的卫玠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因缘是什么,竟然抑郁成疾。乐广听说大吃一惊,立即乘车前往卫玠家为他分析解说,卫玠这才转危为安。

此事让乐广颇为感慨。卫玠成年后,乐广便把女儿嫁给了他。由于翁婿二人都聪明漂亮玲珑剔透,因此被评价为一个冰清(乐广),一个玉润(卫玠)。 〔36〕

美与智,竟是这样的关系。

不知道乐广当年怎样为卫玠解说,但乐广的清谈水平却毋庸置疑。某次,一位客人跟他讨论《庄子》提出的“指不至”问题。这句话的意思是:概念与事物不可能完全相称,叫“指不至”;相称是没有止境的,叫“至不绝”。因此人类的认识也永无止境,不可能达到真理的彼岸。

问题是,概念与事物如果完全不能相称,那又要它干什么?真理的彼岸如果不能到达,那又何必追求?为什么我们使用概念时,多少总能有所认识?概念与事物,认识与真理,到底是什么关系?

客人想不明白,来问乐广。

乐广却举起了麈尾。

麈尾常见于佛像手中,为清谈时常用道具。右图为六朝麈尾盒,现藏于日本正仓院。

麈读如主,是鹿群的领袖。鹿群的行动,则全看鹿王尾巴的摆动。因此,麈尾有指挥棒的意思。名士们手中的麈尾,是类似于羽扇和拂尘的东西,有手柄和麈尾毛。它是清谈时的道具,后来更成为清谈领袖和高级士族的身份标志。至于本次,乐广则把它变成了说理的工具。 〔37〕

客人问:指,究竟是至,还是不至?

乐广用麈尾触及几案说:至不?

客人说:至。

乐广又把麈尾移开:既然到了,怎么拿得走?

客人恍然大悟。

这是典型的清谈。事实上,尽管魏晋的清谈未必每次都像这样涉及深刻的哲学问题,但清谈必须富有哲理和充满智慧,则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它在魏晋是一件不可小看的事情。那些一流清谈家的聚会很久以后还广为传颂,表现突出的名士则会像国际影星一样出尽风头。

比如殷浩。

殷浩就是后来被司马昱用来制衡桓温的人。此人的政治和军事能力虽然一般,却因擅长清谈而享有盛名。所以他在早年以庾亮属下的身份来到建康时,王导竟然以丞相之尊专门为他召开清谈会,还亲手解下悬挂于帐带的麈尾与之对谈,直至半夜三更兴尽方散。

这次清谈会的内容无从知晓,但应该相当精彩。因为根据第二天早上桓温的回忆和评论,会上自始至终都没人插得上话,听得懂的则只有他自己和谢安的堂兄谢尚,另外两个名士就只能像小母狗似的乖乖待着。

不过,王导地位尊贵,殷浩则跟庾亮关系密切。因此尽管唇枪舌剑,也一定彬彬有礼,殷浩更是要收敛。等到他跟刘惔辩论时,可就火药味十足。跟另一位名叫孙盛的清谈家辩论时,更是双方都用力甩动麈尾,结果是饭菜冷了又热,热了又冷,里面落满了麈尾毛。

这样的辩论,就叫“剧谈”。

其实哪怕不是剧谈,也会让人紧张。因为清谈的知识和智慧含量极高,听不懂和跟不上都是丢人现眼的。所以谢尚向殷浩讨教时,才听了寥寥数语便已汗流浃背。殷浩则不紧不慢地说:来人呀,拿条毛巾给谢郎擦汗! 〔38〕

但即便如此,魏晋名士仍趋之若鹜。事实上,清谈既是风流人物展示聪明才智的手段,也是上流社会重要的社交活动,因此老成持重如王导,飘逸潇洒如庾亮,野心勃勃如桓温,从容镇定如谢安,也都乐此不疲,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方式。

清谈,是名士们的世界杯。

这并不奇怪。因为魏晋是士族的时代,而士族正是通过掌握知识和拥有智慧成为特权阶层的。无论是要显示自己的文化优势,还是要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他们都必须借助清谈。哪怕贵为相王如司马昱,也如此。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魏晋玄学。

玄学当然也是“中国式哲学”,而且一开始还披着儒学的外衣,包括重新为《论语》这样的儒家经典作注。然而无论世界观还是方法论,玄学与儒学都南辕北辙。我们甚至可以说,孔夫子他们要的,就是玄学不要的;孔夫子他们不要的,则正是玄学想要的。

那么,玄学与儒学的区别何在?

借用康德的术语,儒学是“实践理性”的,玄学是“纯粹理性”的。儒家思考的那些现实世俗问题,比如政治和伦理,恰恰为玄学所不感兴趣。实际上玄学之“玄”,就在于研究课题的高深玄远和无关实际。比方说,世界的本体是什么,思辨的方法又是什么。

玄学形而上,儒学形而下。

很清楚,儒学最终要做,玄学却只需要说。这才有“清谈误国”的批评。对此,谢安曾嗤之以鼻。他说:秦任商鞅不尚空谈,怎么也二世而亡? 〔39〕

事实上魏晋的清谈家中并不乏实干家,他们对玄学兴趣盎然也并非不务实,甚至也未必当真要弄清楚世界的本体是有是无,只不过欣赏和喜欢那高谈阔论之中体现和蕴含的智慧。是啊,当一群聪明绝顶的人聚在一起,挥舞着麈尾唇枪舌剑时,岂非极其高雅的智力游戏?

没错,这是一种活法,一种人生态度。

这种态度是哲学的,也是艺术的。

无弦琴

据说,陶渊明的琴没有弦。

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有这样一张无弦琴。如果是因为不懂音乐,或认为大音希声,固然可以无弦,那张琴岂非也是多余?然而陶渊明却偏偏要有琴。而且但凡有酒,就要抚弄那无弦琴,演奏着谁也听不见的乐曲。 〔40〕

也许,琴就是他的麈尾。

没有证据显示陶渊明参加过清谈,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是另类。相反,作为魏晋最后一位名士,陶渊明的人生态度也是哲学和艺术的。只不过殷浩他们要以其他清谈家为交流对象,陶渊明的对象却是田园和自己。

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诗中读出。是啊,为什么村子里的鸡鸣狗吠,邻居家的炊烟袅袅,田野中的良苗远风,农耕时的带月荷锄,这些再普通寻常不过的情和景,会变成他心中和笔下的情之所钟?诗人其实已经做了回答: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41〕

辩就是言说,不是辨别。人类需要言说,是因为有心意要表达。心意可以是情感,是意志,是认识,但都需要通过概念性的语言来传递。然而概念性语言(言)能不能充分地表达心意(尽意),却是一个问题。为此,魏晋玄学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可以,一派认为不能。

这就是“言尽意”和“言不尽意”之争。

也因此,此处的“辩”不能写成“辨”。

陶渊明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告诉我们,当他采菊东篱下,悠悠然无意间看见了南山,看见那缓缓西下的秋阳和结伴而归的飞鸟时,就已经领悟到了什么(此中有真意),但想说的时候却忘了该怎么说。

当然,更重要的是:不必说。

所以,他的琴也不必有弦。因为重要的是真意,忘言则无关紧要。有此真意,则即便“结庐在人境”,也能“而无车马喧”,何况还有那菊花,那南山,那飞鸟。

这其实是艺术化的玄学。

据顾恺之《斫琴图》(局部)。

实际上玄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探究真意,只不过这真意是世界和宇宙的。这就更非一般概念性语言所能把握和表达,只能诉诸“玄言”,还得“玄之又玄”。当这种玄之又玄的语言也无法尽意时,就只能诉诸艺术了。

艺术也是言说,却是“非概念性”的。艺术语言无论抽象如音乐、书法,具象如雕塑、绘画,都多少具有不确定性。然而这种特性对于无法穷尽的真意却是福音。因为确定即限定,限定则有穷,那又岂能是众妙之门?

玄学的艺术化,势在必然。

而且,也只是换了一种言说的方式。

事实上陶渊明并没有否认言说的必要,否则他连这诗也可以不写。这就正如麈尾不是清谈的目的,清谈却仍然需要麈尾助兴。哲学也好,艺术也罢,都需要载体,也需要道具。所以,琴不能没有,哪怕无弦。

同样,围棋也不能没有子,哪怕只有黑白两种。

围棋与音乐、书法、绘画并称为琴棋书画,从分类学的角度看是很怪异的。但如果清谈也能变成游戏,围棋又为什么不能变成艺术?实际上在魏晋,围棋就是“无言的清谈”,叫“手谈”;也是“坐着的隐居”,叫“坐隐”。手谈睿智,坐隐清高。这岂止是艺术,简直就是哲学。 〔42〕

当然,也是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

书法和绘画亦然。

如果说围棋是从游戏变成了哲学,那么,书法就是从实用变成了艺术。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在那字写出来是为了传递信息,还是仅仅为了好看。这就正如绘画作品是不是艺术,不能看功能,只能看审美。审美是有个性的。没有个性,就只有画工和画匠,没有画家。

天下第一行书。图为唐代冯承素用双钩填墨法所摹《神龙本》,纵24.5厘米,横69.9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当然有一个漫长和渐进的过程。就连琴棋书画并称为四艺,也要到唐。但魏晋无疑是重大转折期。以顾恺之和王羲之为代表,不同于前人的观念开始产生,作为纯粹艺术的绘画和书法已是崭露头角或呼之欲出。 〔43〕

毫无疑问,这首先得益于唯美的风尚。或者说,这种转变本身就是唯美风尚的组成部分。但书法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却很可能与玄学有关。因为只有经过哲学训练的头脑,才有可能从一撇一捺的线条组合中看出真意来。那样一种审美眼光,是要称之为“玄心妙鉴”的。

甚至就连琴棋书画在魏晋的大行其道,也许都要拜玄学所赐。至少,音乐、围棋和书法的共同特点,就是素雅和抽象。因此,它们与“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以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老庄思想是相通的,与玄言和清谈的风尚也是合拍的。 〔44〕

看来,玄学艺术化的同时,艺术也在玄学化。

自然美的发现,同样如此。

跟艺术一样,晋人眼里的自然界也是玄学化的。玄学探究的是宇宙的规律,这规律被《老子》表述为“道法自然”。这句话的意思不是“道”之外还有一个什么“自然”供它效法,而是说“道”的法则就是“自然而然”。唯其如此,天地才会“有大美而不言”。 〔45〕

那么,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什么样子?

林无静树,川无停流。

这是两晋之交郭璞的诗,在后世备受推崇。有人甚至这样说:风声萧瑟,水声泓峥,那意境实在不可言传。每次读到这两句,便觉得神超形越。 〔46〕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深长意味尽在不言中。

很清楚,如果说玄学的艺术化是换了言说方式,那么自然的玄学化就是换了审视眼光。这种眼光就叫“玄对山水”,前提则是“方寸湛然”(方寸即心,湛即清澄)。 〔47〕

也就是说,内心世界一片纯净。

现在,我们已经不难理解魏晋名士的审美取向,理解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玉,喜欢春月柳,喜欢松下风。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秋冬之际的山阴道尤难为怀,而郊邑还在飘雪,山林却已皓然,会那么让人感动。

没错,所有这些都纯净而自然。

自然就真实,真实则率性。某个大雪纷飞的晚上,王献之的哥哥王徽之一觉醒来打开房门,发现那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初晴的雪夜月色清朗四野皎然,于是当即决定去见画家戴逵。然而船行一夜来到戴家门前,徽之却吩咐返航。他说:乘兴而来,兴尽而去,何必见戴? 〔48〕

也许,这就叫真性情。

有此真性情,人与人的交往也会变得纯净而自然。有一次,王徽之去建康,船停在码头上,正好精通音乐的名士桓伊在岸边路过。并不认识桓伊的王徽之,居然派人传话说:先生能为我吹笛子吗?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桓伊也二话不说,坐在胡床上吹奏三曲,然后转身上车而去。自始至终,两人没有一句客套和寒暄。 〔49〕

什么叫性情中人?这就是。

真性情,美仪容,尚自然,爱智慧,重门第,所有这些加起来,也许便是魏晋风度。问题在于,这样一种风度有价值吗?如果有,又是什么呢?

第五章

价值观

真真假假

当我们打开历史的长卷,把魏晋风度次第展开时,眼前出现的是一幅难以看懂的画面。因为里面有太多的自相矛盾和令人费解,还很可能集于一人之身。

比如王戎。

王戎是竹林七贤之一,也是嵇康和阮籍的好朋友。跟阮籍一起到漂亮老板娘那里买酒喝的就有他,尽管他比阮籍小了二十岁。有一次,嵇康、阮籍、山涛和刘伶在一起喝酒,王戎后到。阮籍说:你这俗物又来败坏兴致。王戎却笑着说:你们这帮人的兴致岂能败坏得了! 〔1〕

那么,王戎俗吗?

俗不可耐。他虽然官至司徒位列三公,家财万贯富可敌国,却一毛不拔。侄儿结婚送件便衣,又要了回来;女儿回娘家,也拉下脸来暗示她归还嫁妆。家里的李子拿出去卖,又怕人家得了好种,竟不厌其烦钻破果核,还跟老婆半夜三更摆开筹码算账,真可谓财迷心窍。 〔2〕

然而俗不可耐的王戎却又风流倜傥飘逸潇洒。所谓目光炯炯如岩下闪电,说的就是他,而且还是玉人儿裴楷的评论。说“琼林玉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这句话的,也是王戎。他甚至七岁时就表现出从容镇定的风度,在攀栏咆哮的老虎面前纹丝不动,让魏明帝曹叡大为惊诧。 〔3〕

命都不在乎的,要什么钱呢?

奇怪!

因此也有人说,王戎贪财跟刘备种菜和阮籍酗酒性质一样,都是为了避免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假想敌。 〔4〕

这当然仅供参考。但财迷王戎跟他的财迷老婆相当恩爱浪漫大约是事实,因为王太太称王戎为卿。当时的习惯和风俗,是尊称曰君,相当于“您”;昵称曰卿,相当于“你”。因此按照礼教,太太应该称他夫君。

可是王太不管不顾,偏要叫卿。王戎纠正,她却理直气壮地说: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亲你爱你,这才用你叫你,我不用你叫你,谁有资格用你叫你)?王戎也只好听之任之。 〔5〕

从此留下一个成语:卿卿我我。

如此看来,王戎简直一身都是矛盾。他身材短小却目光如电,吝啬贪财却雅量非凡,是大名士也是大孝子,放浪形骸却又儿女情长。儿子王万去世后,山简(山涛之子)去看他,王戎正哭得死去活来。这当然很另类。因为按照礼教,父母去世才该痛不欲生,儿子死了却大可不必。

于是山简说:请节哀!再说也不至于此。

王戎却说:圣人超凡脱俗,愚民麻木不仁。他们对待情感,或者淡然若忘,或者不知所以。最看重也最专注于感情的,恰恰正是我们这类人啊!

这就叫“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6〕

王戎的话并不错,魏晋人确实最重感情。一位姓王字伯舆的名士,甚至在登上茅山(在今江苏句容)时放声大哭说: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7〕

枭雄如桓温,也如此。他西征成汉路过三峡时,军中有人捉到一只小猿猴。失去了孩子的母猿一路哀号,在岸边跟随百里,最后跳上船来,当即死亡。剖其腹,肠皆寸寸断。桓温得知,立即将捕猿人撤职查办。 〔8〕

挥舞战刀者,也有柔软的心。

桓温甚至多愁善感。北伐路过某地时,看见自己三十年前种下的柳树已经很粗,便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手扶柳枝,潸然泪下。 〔9〕

为王徽之吹过笛子的桓伊就更是如此。他是只要一听见有人唱挽歌,就要跟着喊一声“奈何”的。这里的“奈何”不是“怎么办”的意思,只不过是挽歌的组成部分。然而逝者与桓伊并无关系,他喊什么“奈何”呢?

难怪谢安说:子野(桓伊)可谓一往有深情。 〔10〕

情感是最真实的,唯情感不可作伪,因此重情感者必率性。真实而率性,正是魏晋风度的构成部分,魏晋名士的基本要求。简文帝司马昱就曾这样点评一个名叫王述的名士:此人才能平平,又不能淡泊名利,只因为有那么一点点真率,便足以超过其他人许许多多。 〔11〕

简文帝说的王述,就是后来与谢安并肩作战的王坦之的父亲。他在被任命为尚书令(宫廷秘书长)时,接到命令就去上任。王坦之便说:大人似乎应该辞让。

王述问:为什么?资格不够还是能力不强?

坦之说:都没问题,但谦让是美德。

王述感慨地说:既然能够胜任,何必要去谦让?人们都说青出于蓝,我看你根本就比不上我。 〔12〕

这真可谓全身都是率真。 〔13〕

率真的王述也有一个率真的女婿,他就是谢安的弟弟谢万。王述担任扬州刺史时,谢万居然头戴纶巾坐着轿子冲进官署说:人们都说大人痴,大人果然痴!

王述却说:正是如此!只不过好名声来得太晚。 〔14〕

如此翁婿,按照儒家礼教简直不成体统,在当时的士林中却传为美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其实是肯定和向往真性情的。这种向往和肯定的背后,则是魏晋风度体现和追求的价值和价值观。

我们知道,它就是真实。

真实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没有哪个民族和哪种文明会主张虚伪,反对真实。因此,它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有物理的真实,也有心理的真实;有认知的真实,也有情感的真实;有科学的真实,也有艺术的真实。那么请问,魏晋追求的又是哪种真实?

心理、情感和艺术的。

顾恺之的画便体现了这一点。他画人物,有时几年目不点睛。因为在他看来,人体的其他部分无关紧要,传神写照就在瞳孔。他甚至在玉人儿裴楷的脸上无端地增加了三撇胡须,理由是更能体现此人的神采风韵。 〔15〕

据清代丁观鹏摹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曹植《洛神赋》一出,于是有了吟诵梦中情人的千古流传之佳句: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

实际上就连儒家伦理,也都建立在情感真实的基础之上。在孔子他们看来,人最真实可靠的,莫过于亲亲之爱。父母爱子女,子女爱父母,是与生俱来和不证自明的,需要的只是发扬光大。因此,从“父慈子孝”出发,便不难做到“君仁臣忠”,天下也就祥和太平。

情感的真实,岂是可有可无?

可惜在魏晋两代的政权内部,这种真实荡然无存。权臣篡位,宗室逼宫,亲人反目,骨肉相残。曹丕与曹植和曹彰兄弟固然水火难容,司马家族更是刀兵相见。他们不但不讲亲情,就连起码的事实和道理都不讲。

晋武帝的儿子楚王司马玮就死不瞑目。他原本是奉皇后贾南风之命杀了汝南王司马亮的,却被以矫诏的罪名绑赴刑场。临刑前,二十一岁的司马玮从怀里拿出青纸诏书对监斩官说:为了国家受诏而行,竟落得这个下场!那监斩官也只能低头流泪,不敢仰视。 〔16〕

请问,此时此刻,真实在哪里?

谁都清楚,谁都不说。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戎,他其实是时代的缩影。实际上,在一个不真实的时代追求真实,这本身就是悖论。因此魏晋对核心价值的种种追求,就只能变态畸形,充满了纠结。王戎如此,其他人也一样。

比如何晏。

病态的自由

何晏没想到自己会死。

或者说,没想到司马懿会杀他。

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何晏,是何进的孙子、曹操的养子,从小在宫中长大。后来,他在司马和曹魏的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成为曹爽党羽,结果败者为寇。

不过,刚开始司马懿并没有逮捕何晏,反倒让他参加了对曹爽“谋反”一案的调查,而且事先告诉他涉案的共有八族。何晏则深挖细找卖力办案,终于查出了丁谧(读如密)等七人的罪行,拿着材料向司马懿汇报。

司马懿说:还差一个。

何晏情急之下脱口而出:难道是我?

司马懿说:正是。

于是何晏被满门抄斩。 〔17〕

何晏就这样死了,尽管说起来他也是聪明人。当年曹操收编了何晏的母亲尹夫人,也想正式收他为儿子。这时何晏虽然年方七岁,却很有主见。他的办法,是在地上画了一个方框,自己站在里面。

曹操问:这是什么?

何晏说:何家的房子。

曹操也只好一笑了之。 〔18〕

可惜何晏的这点小聪明,完全对付不了司马懿的老谋深算,宫廷和官场也早就被改造成冷酷无情的绞肉机。因此何晏即便重新站队也不行,只能去死。

不过何晏虽然死于非命,却并不妨碍他成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因为至少有三种风尚与他有关,甚至由他开风气之先,这就是谈玄、嗑药、男人女性化。

女性化的风气大约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的,但名气最大的还是何晏。他原本就长得白白净净,却无论走到哪里都粉白不离手,以便随时随地可以补妆。走路的姿势大约也婀娜多姿,还要一步一回头观看自己的影子。 〔19〕

就算真是女人,也未必如此吧?

这就引起了魏明帝曹叡的好奇,他的办法是在大热天请何晏吃热汤面。于是何晏一边吃一边擦汗,结果那张脸越擦越白,这才知道他天生就是小白脸。即便如此,何晏仍然要使用化妆品,只不过我们不知道配方。 〔20〕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何苦如此。

知道配方的是何晏所服之药。这种药叫五石散,东汉医圣张仲景就开过处方,作用是疗伤治病强身健体,正如伟哥的研发目的是治疗心脏病。同样,正如伟哥的“副作用”改变了人类生活,何晏也意外地体验到服用五石散的神奇效果。当然,他可能略为改动了一下药方。

五石散成了魏晋的伟哥。 〔21〕

很难说这件事是否可以写进中国科技史。但这项科技创新成果及其应用,或许应该享有马镫子和印刷术的历史地位。马镫子增强了骑兵的作战能力,从而造就了欧洲的骑士阶层;印刷术打破了特权阶层对知识的垄断,使文化的大面积传播成为可能。那么五石散呢?

改变了士大夫的风度。

形成于两汉的士大夫,原本应该是正襟危坐衣冠楚楚的谦谦君子。因为按照儒家伦理,服饰是身份的标志、道德的象征。赤身裸体,衣冠不整,甚至穿着随便不合礼制,都会是很严重和不可原谅的行为。

但是嗑药的人顾不了这许多。因为药性发作以后,会有一系列的药物反应(比如全身发热然后发冷),弄不好还会死人。解毒的办法,是吃冷食,喝热酒,洗冷水澡,还要快走,名曰“行散”。至于衣服,自然是少穿或不穿,要穿也得是宽大的旧衣服,哪怕里面长虱子。

于是从何晏开始,风尚为之一变,名士的形象也慢慢变成了这个样子:宽衣博带,披头散发,脚拖木屐,手持麈尾,扪虱而谈。就连那些不嗑药的也见样学样,甚至装出抓虱子的动作,以为飘逸和潇洒。

这实在让人跌破眼镜。

服饰与心理和性格是统一的。外表变了,内心世界也会改变。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模样变了,是因为思想起了变化。实际上魏晋名士早就想改头换面,药物反应只不过是借口。因为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突破儒家伦理的束缚,实现心灵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

若为自由故,衣冠皆可抛。

的确,魏晋是崇尚自由的。有人送给僧人兼清谈家支道林两只鹤,支道林非常喜欢。为了留住它们,他剪掉了鹤翅的羽毛。有翅难飞的鹤低头看着自己的翅膀,神情十分沮丧。支道林感慨地说:既有凌云之志,岂肯做人玩物?于是细心调养,让鹤长好翅膀,任其飞翔。 〔22〕

八仆抬舆图,据顾恺之《女史箴图》。

临镜梳妆图,据顾恺之《女史箴图》。

五石散问世后,风尚为之一变,魏晋名士爱上宽宽大大的衣裳。宽衣博带成为流行时尚,男子袒胸露臂,女子俊俏潇洒。

支道林能够如此,无疑因为他自己也向往自由,这才能将心比心。但他的这份同情心,恐怕很难加之于麻雀之类的其他飞禽,只会用于鹤,或者鹰。毕竟,鹤在中国文化系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比如焚琴煮鹤被视为典型的暴殄天物),它甚至象征着一种人生的理想和态度。

什么理想?什么态度?

真实、自由而漂亮地活着。

这其实是从庄子以来就有的价值追求,只不过魏晋在真实和自由之外再加漂亮。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真是自由的体现,美是自由的象征。不自由,就难以做到真实。不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没有艺术。因此,自由而真实就一定漂亮。鹤,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形象大使。

然而自由二字真是谈何容易,我们民族在历史上甚至对自由产生过恐惧感,或者视自由为贬义词,比如自由散漫或者胡作非为,最好的理解也不过自由自在。这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liberty)。 〔23〕

如此重大的课题,当然只能从长计议。这里要说的是:魏晋对真实、自由和美的追求,都表现出一种病态。

玉璧般的卫玠就是这样,他是柔弱到连质地轻软的罗衫都不堪承受的,这岂非根本就是病人?实际上从顾影自怜的何晏,到弱不禁风的卫玠,表现出的都是病态美,只不过卫玠是身体有病,何晏是心理有病。 〔24〕

有病的表现是嗑药、酗酒和清谈,它们的危害性则很难做出排行榜。就个人而言,最害人的自然是嗑药;就国家而言,最不可取的则是清谈。清谈当然自有价值,也未必一定误国,但清谈如果上瘾,那又与嗑药何异?政府官员如果只知清谈不务正业,又岂非有病?

酒也一样。饮酒当然不是病,酗酒就是,像阮籍的侄儿阮咸那样就更是。此人喝酒不用杯子,用瓮,诸阮围坐瓮前直接用嘴吸。如果猪闻到酒香赶来,便与猪共饮。这实在很难说是自由还是放任,解放还是堕落。 〔25〕

问题是何以如此?

因为他们并不自由。正如阮籍所言,弥天大网笼罩着世界,没有谁能展翅飞翔。也许,只有在药性发作和醉生梦死之时,或者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之中,才多少能感觉到自由吧?这是在不自由时代体验的病态自由。 〔26〕

显然,心理有病,归根结底是社会有病,因为健康的社会是不会以病人为美人的。现在唯一需要知道的,是当时的社会病到了什么程度,病因又是什么。

畸形的独立

西晋永嘉五年(311),匈奴汉国将领羯人石勒大破晋军于苦县(今河南鹿邑),晋军将士十万多人无一幸免,王公大臣也悉数被俘,包括他们的元帅。

元帅叫王衍。

王衍字夷甫,琅邪临沂人,是王戎的堂弟,也是魏晋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皮肤非常之白,以至于他的手跟麈尾的白玉柄很难区别。他也非常漂亮,王敦就说王衍跟众人坐在一起,就像珠玉在瓦片石块当中。 〔27〕

何况王衍的风度也极好,王戎所谓“琼林玉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说的就是他,王导则说他高峻秀拔,有如壁立千仞。所以,王衍在士林中威望很高,甚至成为名士的标杆,人们一提起他几乎都是赞不绝口。 〔28〕

然而壁立千仞的王衍在被俘之后却风骨全无。石勒问他晋军为什么会战败,他却回答自己并不管事,还劝那胡人趁机称帝。如此诿过于人又卖身投靠,让奴隶出身的石勒十分愤怒。他说:太尉名扬四海身居高位,怎么能说没有责任?我看破坏天下的罪魁祸首,正是您老人家!

结果,全身瘫软的王衍被扶了出去。

不过石勒倒也没想杀他,因为王衍实在漂亮。犹豫再三之后,心存恻隐的石勒问部下:本将纵横天下,从没见过这么有风采的,能饶他一死不?

部下说:他又不会为我们卖命,留着有什么用?

石勒说:那也不能动刀。

王衍终于没能像庾亮和李势妹那样死里逃生,他的漂亮只为自己换得了一种死法:在夜里被推倒的墙砸死。临死前,王衍追悔莫及地说:我等当年如能勤劳国事,不痴迷于清谈,也不至于会有今天啊! 〔29〕

难怪桓温认为,北方的沦陷此人要负责任。 〔30〕

很难说西晋的灭亡就该归咎于王衍的空谈误国,实际上这个王朝从诞生之日起就已经该死。至少,恢复封建制度的司马炎,酿成八王之乱的贾南风,还有他们在曹魏时期大搞阴谋诡计和宫廷政变的祖宗,也都是祸乱之源。

但王衍的两面性,同样毋庸置疑。

作为名士的标杆,王衍无疑是漂亮的。据说,山涛看见童年的他,曾惊讶地说:谁家女人,能生出这样的孩子!王衍也是潇洒的。由于痛恨老婆贪财,他发誓口中绝不提“钱”字。老婆不信,吩咐婢女用钱把床围起来。王衍的办法则是喊了一声:来人呀!把这些东西拿走! 〔31〕

不清高吗?清高。

然而清高的王衍其实势利。他的女儿原本嫁给了太子司马遹为妃,司马遹受贾皇后迫害,王戎立即上表朝廷提出离婚。他担任宰辅后,也不以国家安危为念,而是费尽心机为自己留后路,还自鸣得意地说狡兔就得有三窟。他的贪生怕死和卖国求荣,其实不足为奇。 〔32〕

看来追求真实的魏晋,也同时弥漫着虚伪。或者准确地说,魏晋的时代特征就是充满矛盾:漂亮又丑陋,清高又贪婪,潇洒又势利,高雅又庸俗,真实又虚伪。这就像西方人看不懂的日本人:好斗又温和,喜新又守旧,崇尚武力又极其爱美,倨傲自尊又彬彬有礼。

没错,菊花与刀。 〔33〕

只不过在日本,菊是皇家族徽,刀是武士象征,魏晋则菊花和刀都在士族手中,既在陶渊明的东篱下,也在简文帝的华林园,还在王敦和桓温的军营里。因为就连两晋的皇族也原本是士族,并且以士族自居和自豪。

钱币背面为十六瓣八重表菊纹,为日本皇室家徽。

源自平安时期的朝廷最高等级仪式用太刀,只有皇族及参议以上的公卿可佩用。菊与刀,两者构成同一幅画,也揭示了日本国民性格的双重矛盾性。

士族才是魏晋的主人翁。

的确,中华之有士族,正如欧洲之有骑士,日本之有武士。他们都是相对独立的阶层,圈子意识很强,有自己的一整套价值体系、行为规范、道德观念和审美标准。比方说,以尊重女性为美德(欧洲骑士),以完成责任为天职(日本武士),以血统纯正为高贵(魏晋士族)。

然而魏晋的士族,与欧洲的骑士、日本的武士又是不同的。后者更在意的是自己的个人身份和职业标志,士族却相当看重家族的地位、血脉和传统。由是之故,骑士离开军团即为剑客,武士失去宗主便成浪人,魏晋之士如果出身寒门,或家道中落,那就什么都不是。

于是士族的独立,就无可避免地具有双重性。

实际上从汉末起,士大夫阶层就一直在寻求独立。这固然因为要反对外戚和宦官干政,更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才是最能维护文化价值的人。这是他们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因此当仁而不让于皇帝。

这就为皇权政治所不能容忍,因此有党锢之祸。也就是说,在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集权于皇帝的天下,是不允许任何人结党的。但不准结党,却不能不准成家,甚至还得鼓励。于是,一个家族如果世代为官又繁衍不息,他们就成了世家。当世家越来越多时,士族就独立了。

当然,是以家族的方式实现独立。

没人能够阻挡这一趋势,更何况司马睿的东晋原本靠世家大族的支持来建立。结果,是士权开始抗衡皇权,士族与皇族共治天下。至于政治生活以外的领域,更是天高皇帝远,文化的发展也就有了相对自由的空间。魏晋成为春秋战国以后又一思想活跃期,这是原因之一。

可惜,这种独立又是畸形的。

畸形有两层含义。第一,士族只是作为整体和群体相对独立,士族中的个人是不独立的。第二,士族作为群体的独立,也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帝国的统治者动辄可以将其族灭,哪怕他是名门望族。在这个问题上,举起屠刀的人并无顾忌。因为灭了九族,还有百家。

因此,士族在魏晋其实没有安全感。而且,正因为他们与皇族共治天下,反倒比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的其他人更没有安全感,尽管那个时代据说是他们的。

这实在是一个悖论。

时代的悖谬必定造成心理的扭曲,魏晋士族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生命的无常。何况没有个体的独立,就没有人格的独立;没有人格的独立,就没有意志的自由。结果,便只有无穷无尽的纠结和烦恼。因为他们独立了,却弄不清站在哪里;他们自由了,却不知路在何方。

那么,不想也罢。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反过来,近忧无法破解,就只能诉诸远虑。于是玄学应运而生并大行其道。因为玄学之为玄学,就在玄远。玄远在政治上没有风险,反倒为思想的驰骋开辟了广阔天地,岂能不大受欢迎?

更重要的是,玄学为魏晋追求的核心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按照何晏和王弼的观点,万物以无为本,无是最高的真实。要想不虚伪,就只能虚无。一无所有,当然真实;无为则无不为,这就自由。自由而真实,也就漂亮。至于独立与否,可以暂时不管。

玄学取代儒学,原因即在于此。

但这是具有讽刺意义的。因为士族成为士族,原因在独尊儒术。熟读儒家经典,才能世代为官为宦。因此,为了垄断仕途,就必须坚持儒家路线,让士族成为统治阶级。现在,士族占领了上层建筑,儒学却丢失了舆论阵地,岂非悖谬?如此悖谬,人心岂能不乱?

当然如此。只不过,乱有乱的意义。

非病不可

中华文明早该大病一场。

人都是要生病的,文明也一样。而且严格地说,没有哪种文明能够一成不变地长久维持良好状态,正如没有谁能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相反,任何文明一旦成熟,就会开始糜烂,从成熟走向烂熟,从鼎盛走向衰亡。这时,命运和选择就只有两种:要么一病不起,要么浴火重生。

幸运的是,我们民族选择了后者。

实际上中华文明能够三千七百年不中断,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延续至今的第一代文明,就因为我们能够通过大动荡实现大整合。这就像一个人病后产生了抗体,获得了免疫力,甚至新的生命,未必不是好事。

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次大动荡。

之前则是春秋战国。春秋战国动荡的结果,是产生了第一帝国(秦汉)和汉文明。魏晋南北朝动荡的结果,则是产生了第二帝国(隋唐)和唐文明。因此,史家往往将二者相比较:魏晋相当于春秋,南北朝相当于战国。

这当然有道理。事实上,两次大动荡都因为前一种文明出了问题。春秋面临周文明的崩溃,魏晋面临汉文明的危机,总之是老祖宗风光不再,新问题层出不穷。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周的差错在制度,汉的麻烦在文化。

因此春秋战国以后,诞生的便是新制度。魏晋南北朝以后,诞生的则是新文化。与汉文明相比,唐文明更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就连独尊儒术也变成了三教合流(儒释道),尽管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仍是儒学。

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作用。

或者说,汉文明的危机,就是儒家思想的危机。

儒学原本没有危机。当它作为民间思想存在时也是生机勃勃的,孟子甚至还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这种表现为“浩然之气”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恰恰是儒学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即便在魏晋也并未泯灭。

就说周顗(读如义)。

周顗也是魏晋名士,名士的派头和毛病一点不少,比如啸、饮酒、口出狂言等等。他落难时,曾经得到过王敦的帮助,跟王导的关系更是好到十分随便。有一次,王导枕在他膝盖上指着他的肚子说: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周顗回答:空洞无物,但像你这样的能装几百个。 〔34〕

然而王敦兵变时,周顗却坚决维护中央政府,与王敦交战阵前。战败后又奉命出使王营,与王敦当面交涉。

王敦问:你为什么辜负我?

周顗答:大人的戎车冒犯朝廷,下官很惭愧地率领六军出战,没想到王师不能振作,因此辜负了大人。

王敦又问:近来作战还有余力吗?

周顗又答:只恨力不足,哪有余?

王敦听了当然咬牙切齿,于是有人劝周顗逃亡。周顗却说:身为朝廷大臣,岂能在国家危难之际苟且偷生?结果周顗被王敦杀害。死前,周顗大骂王敦乱臣贼子。奉命前来抓捕他的人用戟砍他的嘴,鲜血一直流到脚下,周顗依然神色自若,旁观者无不泪流满面。 〔35〕

于是,王彬站了出来。

王彬是王导和王敦的堂弟,也是周顗的朋友。虽然周顗生前并不看重王彬,王彬却仍然满怀敬意,不顾王敦的淫威到周顗灵前痛哭一场,然后去见王敦。 〔36〕

王敦问:你的脸色怎么这样难看?

王彬说:刚刚哭过伯仁(周顗字)。

王敦说:他自己找死,再说人家也看不上你。

王彬抗声回答:伯仁忠厚长者,又是您的亲友,无辜被害谁不悲伤!反倒是哥哥您,犯上作乱,陷害忠良,图谋不轨,恐怕要祸及满门。我们王家麻烦大了!

王彬说得声泪俱下,王敦听了暴跳如雷。他说:你小子如此狂妄悖谬,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旁边的王导赶快打圆场,劝王彬下拜谢罪。

王彬说:脚疼,跪不下来。

王敦说:下跪和砍脑袋,哪个更疼?

王彬却不理不睬,毫无惧色。 〔37〕

这实在让人肃然起敬。

周顗和王彬的表现,在魏晋风度就叫雅量,在儒家伦理就叫气节,可见魏晋风度跟儒家伦理未必冲突,甚至还有相通之处。但不管怎么说,人要有一点精神。这种精神让人敬重,也让人敬畏。实际上,周顗被害前,王敦是一见到他就要以扇遮面,或者拼命扇扇子的。 〔38〕

儒家思想恰恰能够培养这种精神。事实上,儒学对汉文明的贡献,就是提供了核心价值和一整套可操作的行为规范,比如仁义礼智信。这些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是否需要和可以继承,自然不妨从长计议。不过在当时,却无疑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和人心的稳定。

这正是儒学的意义所在。至少,有这么一些观念作为全民共识,统一的帝国就有了统一的思想,也就不但能够实现书同文,还能实现行同伦。因此,汉历史虽被王莽拦腰砍断,汉文明却不但没有断裂,反倒走向了世界。

儒家伦理不是信仰,胜似信仰。

然而儒学又毕竟不是信仰。信仰可以不讲道理,因为信仰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因此要么坚信不疑,要么不予理睬,没什么可讨论的。

相反,儒学则是纯世俗的。儒家虽然也讲天命,但孔孟的天意其实是民意,董仲舒的天则不但不超自然,还与人合一。所以儒学不是宗教。它能够成为维护王朝统治的工具,不是靠信仰,而是靠权威。一旦王纲解纽,儒学就会权威顿失,汉民族的精神支柱也会轰然倒塌。

魏晋便正是如此。皇帝也好,礼教也罢,谁都不是老大,谁都没有权威。简文帝司马昱去世后,十一岁的孝武帝继位,到日暮时分仍不举丧。身边人说:皇上,依礼该哭了。孝武帝却说:想哭就哭,哪能规定时间? 〔39〕

礼崩乐坏啊!

崩坏未必不是好事,正如儒学的独尊自有原因。事实上,正因为独尊的儒学失去了权威,我们民族才迎来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荣,而且是先有思想大解放(魏晋),后有文化大繁荣(隋唐)。

独尊的思想和思想的独尊,岂非可以不要?

当然。如果是小国寡民的城邦时代,就不会有;如果是法治健全的现代国家,就不需要。由农业民族建立的统一大帝国,却不能没有政治和思想的权威。一旦失去,就会人心涣散,国家分裂,变成一盘散沙。

三国和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便是证明。

然而有此一劫,却该额手称庆。因为事实证明,此前帝国的文治和武功都已走到尽头,再无生命活力。否则区区一董卓,又岂能让好端端的大汉王朝土崩瓦解?

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一切,我们的文明便大约只能慢慢老去,一点一点地枯萎、衰败、腐朽,最后烂死,或者被外来的蛮族彻底摧毁,就像罗马。

这是文明的生命规律,除非你能关机重启。

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次机会。

但,谁又能刷新页面呢?

走向南北朝

重建核心价值和实现文化复兴的使命,照理说应该由士族来承担。因为他们是知识精英,也是两汉以后时代的主人。新文化不由他们建设,又该是谁,能是谁?

可惜,士族不堪此任。

产生于东汉延续到初唐的士族,是中华帝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其他民族和文明没有。欧洲的骑士也好,日本的武士也罢,都只是独立阶层,不是统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只有中华的士族,时间则主要在魏晋。

可惜这个阶级很不称职,因为他们统治的方式就是不统治,既不主张也不作为。有的人甚至上任多时,都不知道自己担任何官何职,或者故意装作不知道。

比如王徽之。

王徽之的职务是参军(相当于参谋),起先在大司马桓温帐下,后来任桓温之弟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但无论在哪里,都蓬头垢面,衣冠不整,无所作为。

有一次,桓冲来视察工作。

桓冲问:你在哪个官署任职?

徽之答:经常看见有人牵马来,好像是马曹。

桓冲又问:有几匹马?

徽之答:不问马。

桓冲再问:近来死了几匹?

徽之答:未知生,焉知死。 〔40〕

两句话都出自《论语》,牵涉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马厩失火,孔子只问伤人了没有,不问伤没伤马。第二件事是子路问什么是死亡,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的两处引用,都是故意断章取义,卖弄小聪明。 〔41〕

对此,桓冲无可奈何,徽之则更加放荡不羁,有一次甚至坐进桓冲的车里,还说长官岂能独占一车!桓冲拿他没有办法,只好在某次见到王徽之时对他说:你来的时间也不短了,好好工作,我尽快提拔你!

王徽之却不回答,只是看着高处,然后用手板支着脸蛋说:大清早到西山去,那里的空气很清新。 〔42〕

呵呵,这就是魏晋风度。

这样的风度当然误国误民,也是自掘坟墓。试想,一个政权如果号称属于某个阶级,而这个阶级中的人却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它,请问还不该亡吗?

挡都挡不住。

实际上两晋之亡在于有病,而病因就在士族。士族与贵族的区别,在于贵族靠血统世袭爵位,士族靠门第垄断仕途。保证这一特权的制度,则叫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又叫九品官人法。具体地说,就是把官职分成九等,叫官品;候选人的基本条件和综合评估也分成九等,叫乡品。评定乡品的叫中正(中正官),朝廷的吏部则比照中正评定的乡品给予官品。这就是荐举制,既不同于两汉的察举,也不同于隋唐以后的科举。

荐举是曹魏时期陈群的发明,乡品的评定也要看各方面的条件和本人的表现。但是到了东晋,就只看门地。门地就是门和地,即门第和郡望(籍贯)。比如太原王氏是西晋名门,琅邪王氏是东晋望族。王徽之可以在桓冲面前傲慢无礼,就因为他属于琅邪王氏,是王导的族人。

门第和郡望决定着人的命运。名门望族的子弟,不需要任何考核就能给予较高的官品,叫“门地二品”(一品永远空缺)。寒门和庶族则相反,只能做低级官员。由此造成的局面,就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43〕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始于曹魏,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又有所变化。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科举制,为中国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中正官由朝官兼任,依照家世、行状,负责评定同籍的士人的品级,供吏部选官参考。

起家官品是入仕者初次被授予职位的官品。据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的研究,中正品的一品及七、八、九品虚悬不用。官品与中正品的对应只是一种大致趋势,并非法制规定。

结果又如何呢?

帝国没有了激励机制,个人没有了奋斗目标。一个世家子弟,几乎刚生下来就有做官的资格,那又何必努力何必奋斗?因此即便为官一任,也不造福一方。如果有人认真工作,还要被嘲笑,被讥讽,被视为俗气。

至于国家的兴亡,自然不必也不会关心。因为他们的荣华富贵是家族的门第和郡望决定的,不是王朝和皇上的恩典,那又何必管帝国的死活?因此高级士族中人大多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国难当头,首先想到的是保家,不是卫国,王衍的狡兔三窟和卖主求荣就是证明。

有趣的是,帝国似乎也没指望这些家伙保卫自己,朝廷授予世家子弟的大多是清要之职,地位高,待遇好,事务少,责任轻。繁杂而辛苦的工作,都交给庶族寒门。久而久之,上层社会便充斥着无能之辈。除了清谈误国和腐化堕落,其他什么都不会,只能做寄生虫。

然而待遇和特权却一点也不少。根据西晋政府颁布的占田令,官员可以按级别占有近郊田。一品五十顷,依次递减到九品十顷。更重要的是,法令颁布之前大族多占的田亩并不需要清退,没占够数的却可以“依法”补足,真不知道帝国中央对贪腐的态度是遏制还是鼓励。 〔44〕

至少,也是默许。

◎ 西晋占田制

在占田制的法令中,对平民、贵族和一般官员各有所规定。

平民

受田人 年龄 占田数(自有耕用) 课田数(供完税用) 共计耕作数

丁男 16-60 70亩 50亩 120亩

次丁男 13-15 / 61-65 70亩 25亩 95亩

丁女 16-60 30亩 20亩 50亩

次丁女 13-15 / 61-65 30亩 - 30亩

王公贵族

封国大小 近郊占田亩数

大国 1500亩

次国 1000亩

小国 700亩

对于贵族在京城近郊的占田数额,西晋政府作了明文规定;至于贵族在封国或食邑内的占田数额,则并无明确限制。

一般官员

官品 占田数 佃客数 每户佃客平均耕数 惠帝元康元年赠给

一品 5000亩 50户 100亩 荣田1000亩,

田騶(役隶)10人

二品 4500亩 50户 99亩 荣田800亩,

田騶(役隶)18人

三品 4000亩 10户 400亩 荣田600亩,

田騶(役隶)16人

四品 3500亩 7户 500亩

五品 3000亩 5户 600亩

六品 2500亩 3户 833亩

七品 2000亩 2户 1000亩

八品 1500亩 1户 1500亩

九品 1000亩 1户 1000亩

据《晋书·食货志》,《晋书·职官志》,金家瑞《西晋的占田制》。

社会不公的结果,是两晋比东汉更加迅速地腐朽。东晋倒数第三个皇帝孝武帝司马曜,甚至在三十五岁那年被自己的宠妃张贵人谋杀。原因则是好色的孝武帝跟三十岁的她开玩笑说:你这把年纪,就该废掉了。

结果,他自己当夜先被干掉。 〔45〕

被谋杀的司马曜,其实是东晋最后一个皇帝,因为此后的安帝痴呆得不辨寒暑,恭帝则被刘裕废杀。孝武帝自己似乎也敏感地意识到末日将临。他被杀前不久,天上出现了彗星,这在古人眼里是不祥之兆。于是孝武帝说:敬你一杯酒吧,彗星呀彗星!自古以来哪有万岁天子! 〔46〕

当然,也不会有万岁王朝。

这个时候,如果儒家伦理还有权威,事情也许会好办一些。因为儒家伦理尽管问题多多,却好歹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魏晋却只有门第观念,没有精神支柱。他们追求的真实、自由和美,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和特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全民共识,又岂能支撑帝国的大厦?

支柱倒塌的结果,是精神的空虚、心理的变态,比如酗酒和嗑药,再加奢侈和斗富。最离谱的,是晋武帝司马炎为了帮舅舅比阔,赐给他一株二尺高的珊瑚树。洛阳富豪石崇见了,却不屑一顾地将其砸碎,然后摆出自己的珊瑚树任由那位国舅爷挑选,株株更高更漂亮。 〔47〕

如此炫富,岂非变态?

变态并不奇怪,因为靠垄断仕途起家的士族其实是文化暴发户。暴发户都是要炫富的,因此连同名士们自鸣得意的雅量、清高和洒脱,都带有炫耀和标榜的意味。他们追求的真实、自由和美,竟只能通过佯狂、醉酒和男人女性化来实现,这说明这个阶级完全没有底气。

士族注定只能是文明的过客。

这就跟春秋战国的大夫和士并不相同。后者是生机勃勃的新生力量,代表着方兴未艾的地主阶级,腐朽没落的只是上层的领主阶级。这时,华夏文明当然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自我修复和自我更新。但即便如此,也仍要借助华夏化的蛮夷,比如齐,比如楚,比如秦。

因此,新文化的创建不但不能指望士族地主阶级,甚至不能单靠汉民族来完成。种种事实都证明,政治需要新制度,文明需要新生命,民族需要新血液。动荡和分裂只不过意味着新的整合,而整合的前提是融合。

中华的历史,势必走向南北朝。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南朝,北朝》

后记

那些女人

永嘉元年(145年),也就是冲帝去世那年,东汉朝廷收到一封多人联名的举报信,举报当朝太尉李固目无君父。证据是:冲皇帝出殡时,道路两旁的臣民无不痛哭流涕,李固却浓妆艳抹,搔首弄姿,左顾右盼,走着猫步卖弄风情,只有自恋之意,全无悲痛之心。 〔1〕

啊!李固是女人吗?

不,男人。

但看起来,比女人还女人。

不知道这是不是顾影自怜的第一例,但男人的女性化在东汉末年应该已经开始,后来的魏晋名士只不过登峰造极而已,尽管李固可能是冤枉的。 〔2〕

何晏他们,则确实不男不女。

这未必是什么好兆头。因为男人的女性化只可能有两个原因,要么是文明的精致化,要么是文明的粗鄙化。精致就追求细腻,难免英雄气短;粗鄙又要假装文雅,只能儿女情长。但无论哪种原因,结果恐怕都一样。

是的,雄性激素减少,变得娘娘腔。

娘娘腔盛行于魏晋,除了文明的精致化,也与士族阶级有关。魏晋士族不同于欧洲骑士、日本武士之处,在于后者尚武,前者崇文。文则雅,雅则柔,雅化的同时往往也是阴柔化。所以,隋唐新文化,就主要得靠北方汉化的胡人来开创,这正是下一卷《南朝,北朝》要说的。

不过,魏晋的男人虽然女性化,魏晋的女人却相当出色和能干。这也许要拜礼崩乐坏所赐,或者那时的男人实在萎靡不振。总之,读《晋书·列女传》和《世说新语·贤媛》,你会发现那里面的女人一点都不比男人差。

比如许允之妻。

许允之妻是卫尉(首都卫戍司令)阮共的女儿,长得奇丑无比,因此许允在新婚之夜便不肯进入洞房。后来经朋友劝说勉强走入房内,又掉头就跑。允妻知道他这一去再也不会回来,便一把拽住许允的衣襟不放。

于是许允说:妇人四德,你有几个?

四德,就是品德、言语、容仪、女功。

允妻答:只差一个。

接着她反问:士人的美德,夫君又有几个?

许允答:一个不少。

允妻说:好德不好色,也有吗?

许允这才发现此女非凡,于是夫妻情好日密。

实际上许允之妻颇有大将风度。许允担任吏部郎(相当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时,被人举报以权谋私,提拔任命的都是自己的老乡。魏明帝接到举报,立即下令派禁卫军将许允捉拿归案,许允也只好去见皇帝。

全家人号啕大哭。

允妻却镇定自若。她对家人说:不要哭,老爷一会儿就会回来。又交待丈夫:见了皇上只能讲理不能求情。

许允听了妻子的话。他对魏明帝说:知人善任,是用人的原则。臣之所选,都是臣了解的人。请陛下查检他们是否称职。如果有不称职的,臣甘愿领罪伏法。

查检的结果,是许允被无罪释放。

回家时,妻子已经煲好了小米粥在等他。

不过许允终究还是卷入了李丰、夏侯玄的案子,被司马师逮捕,最后死在流放的路上。消息传来时,允妻正在织布。她跟上次一样神色不变,只是淡淡地对报信的门生说:早就知道会是这样。她也谢绝了门生帮她藏匿儿子的好意。允妻说:孩子们不会有事的,用不着藏起来。

实际上她的儿子并非没有危险,司马师也果然派了钟会前来查看。司马师的指令很明确:如果许允之子的德才与父亲相近,那就必须斩草除根。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许允之妻却从容应对。她交代两个儿子:既不用担惊受怕,也不用耍小聪明,老老实实有问有答就好。哭是要哭的,但不要太悲哀,还可以多少问点朝廷的事。

儿子果然平安无事。 〔3〕

这就是大智慧了。这种大智慧,许多女人都有。只不过在男权社会,她们没有用武之地,只能在动乱之时帮自己的家人站稳脚跟,渡过难关。

比如辛宪英。

宪英是曹魏重臣辛毗(读如皮)的女儿。司马懿发动政变时,她的弟弟辛敞是大将军曹爽的参军。当时,司马懿关闭了洛阳城门,曹爽和皇帝在城外。曹爽的部下决定闯关出城救援,要辛敞也一起去。

辛敞拿不定主意,去问姐姐。

宪英说:曹爽必死无疑。

辛敞说:那我就不该出城了吧?

宪英却说:怎么能不去?职守是人之大义,悲悯是人之常情。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你是大将军的属下,当然要去救援,这只不过是尽职尽责随大流罢了。

于是辛敞出城,曹爽也果然被杀。事后,辛敞不无感慨地说:幸亏向姐姐请教,差点成为不义小人。

这样的女人,哪一点输给男人?

还有严宪。

严宪是杜有道的妻子,十八岁守寡,一手拉扯大一儿一女。后来,她把女儿嫁给了一个名叫傅玄的人。这事让族人大惑不解,议论纷纷。因为当时曹爽气焰正旺,司马懿则装病在家,而曹爽的党羽何晏又是傅玄的死对头。傅玄受何晏压迫,几乎没人敢跟他通婚。

族人说:何晏要灭傅玄,那是排山压卵以汤浇雪。

严宪却说:你们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何晏多行不义必自毙,司马太傅(司马懿)则不过“兽睡”而已。卵破雪融的,当然自有人在,但绝不会是傅玄。

结果不出所料,何晏被司马懿杀掉,傅玄则在六十二岁那年寿终正寝。顺便说一句,傅玄不比寻常。他是西晋哲学家和文学家,著有《傅子》等书,《晋书》有传。

严宪的见识,岂非在众人之上?

至少,远远超过曹爽之流。那帮人都认为司马懿已经行将就木,只有她看出是猛兽装睡。 〔4〕

这简直堪称女政治家。

不过最具政治家素质和风范的,也许当数曹操的第二任正妻卞夫人。卞夫人原本出身倡门(艺人家庭),地位很是卑贱。然而她的气度和见识,却远在一般大家闺秀之上。曹操因为反董卓,只身逃出洛阳,结果在中牟县被捕。消息传来,家中乱作一团,属下也准备作鸟兽散。

卞夫人挺身而出。

当时还是小妾的卞夫人对大家说:曹君情况不明,为什么要惊慌失措?现在临阵脱逃,将来曹君回家,诸位可有脸面见他?再说大难临头,不正该同甘共苦吗?

此事让曹操大为感动,也非常敬重。因此,他跟原配丁夫人离异后,便将卞夫人立为正妻。卞夫人却依然尊丁夫人为大房,一年四季都派人给丁夫人送东西,还趁曹操出征的时候把丁夫人迎回家来,恭恭敬敬地侍奉,尽管丁夫人当年对卞夫人母子是很不怎么样的。

丁夫人也大为感动。

难怪曹操认为卞夫人可以母仪天下。卞夫人自己也非常低调朴实,宴请家人从来不用山珍海味。她甚至明确告诫卞家人:别指望我为你们谋取私利,也别指望犯了事我帮你们求情,如果想罪加一等倒有可能。

这又让曹操另眼相看。

实际上卞夫人非常懂道理,也非常会做人。曹操缴获了珠宝首饰之类的战利品,总是拿来让卞夫人先挑,卞夫人则每次都挑中等的。曹操问她为什么,她说:挑最好的是贪婪,挑最差的是虚伪,所以挑中等的。

这叫什么?这就叫得体。

卞夫人的最大优点也正是得体。她的儿子曹丕被册封为太子后,身边人都来祝贺讨赏。卞夫人却说:丕儿能够成为储君,不过因为年长而已。至于我自己,能够不被批评为教子无方便已是万幸,有什么可庆祝的?

曹操听说后又大为赞赏。他说:愤怒而神色不变,欣喜而举止有节,这可是最难做到的啊! 〔5〕

没错。这在魏晋风度,就叫雅量。

谢安的太太刘夫人也是一个有雅量的。尽管她对谢安的好色防范甚严,却能不动声色,四两拨千斤。谢安想要纳妾,让小辈们去做刘夫人的工作。于是众人大讲《诗经》,说那就是圣人教导我们的不妒之德。

刘夫人是名士刘惔的妹妹,当然知道《诗经》是怎么回事。于是故意问:这些教导都是哪位圣人的?

众人答:周公。

刘夫人说:难怪!要不你们也去问问周婆? 〔6〕

呵呵,魏晋那些女人!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公元220年(黄初元年),曹丕代汉,魏始。

226年(黄初七年),曹丕卒,子魏明帝曹叡继位。

239年(景初三年),魏明帝卒,侄曹芳继位,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共辅政,次年改元正始。

249年(正始十年),司马懿政变,杀曹爽,曹魏政权归司马氏。王弼卒,年仅二十四岁。

251年(嘉平三年),司马懿卒,子司马师执政。

254年(嘉平六年),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

255年(正元二年),司马师卒,弟司马昭执政。

260年(甘露五年),曹髦讨伐司马昭兵败被杀,司马昭立曹奂,是为魏元帝。

263年(景元四年),蜀汉亡,阮籍卒,嵇康卒。

264年(咸熙元年)三月,司马昭由晋公为晋王。五月,追谥司马懿为宣王,司马师为景王。

265年(咸熙二年,西晋泰始元年)八月,晋王司马昭卒,子司马炎继位。十二月,魏元帝禅让,司马炎称帝,是为晋武帝。追谥宣王司马懿为宣皇帝,景王司马师为景皇帝,文王司马昭为文皇帝,按照西周封建制封皇族二十七人为国王。曹魏亡,西晋始。

272年(泰始八年),向秀卒。

280年(咸宁六年),吴亡,晋一统天下,三国终。

285年(太康六年),汉字传入日本。

290年(永熙元年)三月,晋武帝司马炎卒,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

291年(永平元年)三月,贾皇后召楚王司马玮入朝,杀太傅杨骏,废杨太后,由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六月,贾皇后诬司马亮谋反(八王之乱一),下诏令楚王司马玮杀之,然后又以矫诏罪名杀司马玮(八王之乱之二)。

299年(元康九年),贾皇后诬太子司马遹(读如遇)谋反,废为平民,杀其母谢淑媛。

300年(永康元年),赵王司马伦(八王之乱三)怂恿贾皇后杀司马遹,然后又以“为太子复仇”为名,发动政变废贾皇后(之后被杀)。

301年(永康二年,建始元年,永宁元年),司马伦废晋惠帝而自立,齐王司马冏(八王之乱四)起兵杀司马伦,司马衷复辟。

302年(永宁二年,太安元年),长沙王司马乂(八王之乱五)起兵杀司马冏。

303年(太安二年)八月,成都王司马颖(八王之乱六)、河间王司马颙(八王之乱七)起兵讨伐司马乂,司马颙遣都督张方进围洛阳。

304年(太安三年)正月,东海王司马越(八王之乱八)执司马乂送张方,张方烧杀之。司马颖等人逼晋惠帝立司马颖为皇太弟,以司马颙为太宰。七月,司马越攻司马颙,兵败,司马衷被俘。十一月,张方挟司马衷迁都长安,废皇太弟司马颖,立司马炽。同年,氐族豪帅李雄据益州,称成都王。匈奴酋长刘渊称汉王。

305年(永兴二年),司马越等举兵讨司马颙,司马颙遣司马颖率军拒之,司马越兵败,司马颖进据洛阳。

306年(光熙元年),司马越反攻胜利,司马颖兵败被杀。司马越杀晋惠帝,立司马炽,是为晋怀帝。司马越以太傅辅政,司马颙被谋杀。李雄在成都称帝,国号成。

308年(永嘉二年),刘渊称帝,都平阳。

310年(永嘉四年),刘渊卒,子刘聪杀继承人自立。

311年(永嘉五年),司马越卒。刘渊部将石勒大破晋军,掳太尉王衍。后攻陷洛阳,掳晋怀帝司马炽,晋武力尽失。刘渊侄子刘曜攻长安,杀南阳王司马模。

312年,西晋无皇帝,无年号。郭象卒。

313年(建兴元年),司马业于长安称帝,是为晋愍帝。

316年(建兴四年),晋愍帝司马业出降,西晋亡,立朝五十一年。

317年(建武元年)冬,晋愍帝被杀。

318年(太兴元年),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即帝位,是为晋元帝,东晋开始。同年刘聪卒,子刘粲继位,后被杀,刘曜自立称帝。

319年(太兴二年),刘曜还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刘曜部将石勒称赵王。

322年(永昌元年),王敦兵临建康城下。晋元帝司马睿卒,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晋明帝。

324年(太宁二年),王敦卒,王敦之乱平。

325年(太宁三年),晋明帝司马绍卒,子司马衍继位,是为晋成帝,年五岁,庾太后临朝,王导和庾亮辅政。

327年(咸和二年),苏峻之乱起。

328年(咸和三年),石勒擒杀刘曜,前赵亡。

329年(咸和四年),苏峻之乱平。

330年(咸和五年),石勒称帝,国号仍用赵,史称“后赵”。后赵拥有北方大部,与东晋隔淮河对峙。

333年(咸和八年),石勒卒,子石弘继位。

334年(咸和九年),李雄卒,李雄子李期杀继承人李班自立。石虎杀石弘。

337年(咸康三年),鲜卑豪帅慕容皝(读如恍)称燕王,都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

338年(咸康四年),李寿杀李期自立,改国号为汉。

339年(咸康五年),王导卒。

340年(咸康六年),庾亮卒。

342年(咸康八年),晋成帝司马衍卒,弟司马岳继位,是为晋康帝。

343年(建元元年),成汉国李寿卒,李势立。

344年(建元二年),晋康帝司马岳卒,子司马聃继位,是为晋穆帝,年两岁。

345年(永和元年),桓温任荆州刺史。

347年(永和三年),桓温伐蜀,李势投降,成汉亡。

349年(永和五年),石虎称帝,不久卒,内乱起。

350年(永和六年),石虎养子汉人冉闵篡位称帝,国号魏,史称“冉魏”。

351年(永和七年),后赵帝石祗被其部下所杀,后赵亡,立国三十三年。氐族豪帅苻健自称天王大单于,都长安,国号大秦,史称“前秦”。

352年(永和八年),燕王慕容隽擒杀冉闵,冉魏亡。慕容隽称帝,都邺,史称“前燕”。同年苻健称帝。

354年(永和十年),桓温伐前秦,兵至灞上。

356年(永和十二年),桓温大败姚襄,入洛阳。

357年(升平元年),前秦苻健继承人被苻坚所杀。

361年(升平五年),晋穆帝司马聃卒,司马丕继位,是为晋哀帝。

364年(兴宁二年),葛洪卒。

365年(兴宁三年),晋哀帝司马丕卒,弟司马奕继位,是为晋废帝。

369年(太和四年),桓温伐前燕。

370年(太和五年),前秦大破燕军,前燕亡。

371年(太和六年)十一月,桓温废司马奕,立会稽王司马昱,是为简文帝。

372年(咸安二年)七月,简文帝司马昱卒,遗诏以桓温辅政,依诸葛亮、王导故事。太子司马曜继位,是为孝武帝。

373年(宁康元年)七月,桓温卒。

374年(宁康二年),日耳曼蛮族诸部开始大举入侵罗马帝国,欧洲民族大迁徙。

376年(太元元年),前秦伐前凉,前凉亡,立国五十七年。之后,前秦又伐鲜卑拓跋部所建之代国,代亡。至此,中国的北方完全由前秦统一。

383年(太元八年),秦晋淝水之战。

384年(太元九年),前秦苻坚部将鲜卑人慕容垂自称燕王,史称“后燕”。慕容泓称济北王,史称“西燕”。羌人姚苌称秦王,史称“后秦”。

385年(太元十年),姚苌擒杀苻坚。前秦部将鲜卑人乞伏国仁建国,史称“西秦”。

386年(太元十一年),鲜卑酋长拓跋珪(读如归)称王建国,史称“北魏”。后秦王姚苌入据长安称帝。氐族人吕光建国,史称“后凉”。

394年(太元十九年),西秦灭前秦,前秦亡,立国四十四年。后燕灭西燕,西燕亡,立国十一年。

396年(太元二十一年),晋孝武帝司马曜被其妃张贵人谋杀,子司马德宗继位,是为晋安帝。

397年(隆安元年),鲜卑秃发乌孤称王建国,史称“南凉”。后凉匈奴豪帅沮渠蒙逊建国,史称“北凉”。

398年(隆安二年),后燕慕容德称王建国,史称“南燕”。

399年(隆安三年),孙恩之乱。

400年(隆安四年),西秦王降后秦,西秦亡。北凉敦煌太守李暠(皓的异体字)建国,史称“西凉”。

402年(元兴元年),桓玄起兵攻东晋。

403年(元兴二年),南凉、北凉攻后凉,后凉降后秦,后凉亡。晋安帝让位与桓玄,桓玄称帝,国号楚。

404年(元兴三年),刘裕起兵讨桓玄,桓玄兵败被杀。

405年(义熙元年),晋安帝复位。谯纵叛晋称王,据成都,史称“西蜀”。

407年(义熙三年),后秦将军匈奴人赫连勃勃叛后秦称王,国号夏,史称“胡夏”。后燕天王慕容熙被杀,后燕亡,立国二十四年。高云为燕帝,史称“北燕”。

410年(义熙六年),东晋擒杀南燕帝慕容超,南燕亡,立国十三年。

413年(义熙九年),刘裕遣军攻西蜀,西蜀亡。

414年(义熙十年),西秦攻南凉,南凉亡,立国十八年。

417年(义熙十三年),东晋攻后秦,后秦亡,立国三十四年。

418年(义熙十四年),刘裕毒杀晋安帝司马德宗,立其弟司马德文,是为晋恭帝。

420年(东晋元熙二年,刘宋永初元年),晋恭帝司马德文让位于宋王刘裕,东晋亡,立国一百零四年。刘裕称帝,是为武帝。国号宋,史称“刘宋”。南朝开始。

421年(永初二年),北凉攻西凉,西凉亡,立国二十二年。

427年(元嘉四年),陶渊明卒。

431年(元嘉八年),胡夏攻西秦,西秦亡,立国三十九年。吐谷浑击胡夏,胡夏亡,立国二十五年。

436年(元嘉十三年),北魏攻北燕,北燕亡,立国三十年。

439年(元嘉十六年),北魏攻北凉,北凉亡,立国四十三年。五胡十六国时代终,南北朝时代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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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魏晋风度

产品经理 | 徐慧敏 装帧设计 | Mirro 内文设计 | 谈天

出版统筹 | 吴畏 学术顾问 | 陈勤 法律顾问 | 黄荣楠

插图绘制 | 方佳翮 何姝 陈昭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策划人 | 路金波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大换血 上帝之鞭

匈奴继承大汉

羯人石勒

氐人苻坚

再分裂

第二章 鲜卑人 中国靴子

从联盟到帝国

喋血萧墙

转折关头

全盘汉化

第三章 南朝试验田 短命鬼

时势不再造英雄

同室操戈

梁武帝之死

只有更糟

第四章 宗教问题 道教兴起

佛法西来

一步登天

拾阶而上

太武与梁武

第五章 再造新文明 重归一统

淮河南北

长城内外

沼泽地

整合的力量

后记 一国两朝,南方北方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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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12

南朝,北朝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朝,北朝/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3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394-3

Ⅰ. ①南… Ⅱ. ①易…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南北朝时代 Ⅳ. ①K239.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8104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吴畏 范佳倩

装帧设计 Mirro

内文设计 谈天

插画 方佳翮 何姝 高文婧 范佳倩

易中天中华史

南朝,北朝

易中天 著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27 千字

印张 7.25

印数 1-10, 000

插页 2

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394-3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大换血

上帝之鞭

五胡十六国终结,南北朝开始那年(439),有一群“野蛮人”在迦太基的故址上建立了他们的王国。这些原本居住在西班牙的汪达尔人(Vandals)是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来到北非的。经过十年的征战,他们夺得罗马帝国阿非利加行省的大部,并有了自己的国家。 〔1〕

与此同时,中国的北凉被灭。

建都姑臧(今甘肃武威)的北凉是十六国中最后一个灭亡的,汪达尔人却不是建立王国的第一个蛮族。此前此后,中华和罗马都有许多险象环生的故事上演。因此这一年虽然意义重大,却既不是结束,也不是开始。

事实上,十六年后(455),汪达尔人又杀回欧洲。他们挨家挨户抢劫了西西里和撒丁岛的居民,然后在6月2日到16日的两个星期内,有条不紊地将罗马城洗劫一空,就连朱庇特神殿屋顶上的镀金铜瓦都被装船运走。

这是罗马的浩劫,却不是第一次。

第一次是在公元410年,也就是东晋灭亡十年前,劫匪则是西哥特人(Visigoths)。他们在罗马城内逛街似的洗劫了三到五天,然后南下而去。超载的货车和不尽的人流挤满了阿皮亚大道,其中甚至还有罗马皇帝的妹妹。

八百年不曾陷落的世界之都和永恒之城罗马,就这样被蛮族变成了随时都可以破门而入的库房,或牧场上待宰的羔羊,一如中国西晋时胡人眼里的长安和洛阳。

文明古国,似乎总是对付不了蛮族。

的确,对于罗马帝国而言,西哥特和汪达尔就是他们的胡人,只不过不叫胡或蛮夷,叫日耳曼(Germanic)。这是恺撒时代就已经有了的称谓(最早见于恺撒的《高卢战记》),尽管没有哪一种日耳曼人会这样称呼自己,正如中国的匈奴和羯不会管自己叫胡人。

实际上“日耳曼”跟“胡”一样也是统称,包括了许多被罗马视为蛮人的族群,比如汪达尔人、西哥特人、东哥特人(Ostrogoths)、勃艮第人(Burgundians)、法兰克人(Franks)、盎格鲁人(Angles)、撒克逊人(Saxons)、朱特人(Jutes)、伦巴德人(Lombards),等等。

朱庇特神庙位于罗马的卡比托利欧山,是古罗马最伟大的宗教庙宇。

当时的罗马帝国就处在这些蛮族的包围之中。他们不但潮水般地涌了进来,还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王国:西哥特(419),汪达尔(439),勃艮第(457),法兰克(486)和东哥特(493),刚好也是五个,罗马则失去了帝国的一个又一个行省。这跟我们的五胡十六国又有什么两样?

岂止相似,可能还有关联。关联就在匈奴人(Huns)。

事实上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帝国,是被匈奴人用鞭子驱赶着的。不能确切地证明后者就是原先居住在中国的北匈奴,但似乎可以肯定,这是一些乌拉尔—阿尔泰系的游牧民族,长期在漫无边际的中亚大草原漂移,并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征战和迁徙把自己变成了锐不可当的力量。

作为蛮族中的蛮族,匈奴让蛮横的日耳曼人都谈虎色变闻风丧胆,更不用说罗马人了。公元374年,也就是第一次罗马浩劫的三十六年前,这个马背上的民族越过伏尔加河,征服了顿河流域和黑海北岸的奄蔡人(Alans)以及东哥特人,逼得日耳曼蛮族狼奔豕突。

欧洲的民族大迁徙,从此开始。

首先逃进罗马境内的是西哥特人。他们在匈奴人越过伏尔加河的两年后,由于被追杀而渡过了多瑙河。这当然得到了罗马皇帝的批准,但付出的代价却很惨重:交出自己的武器,在罗马人的统治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只能吃腐烂的食物,并被罗马官员任意屠戮。

这是让任何民族都无法忍受的。于是,不堪压迫和羞辱的西哥特人掀起了大暴动。他们像闪电划过山顶一样对罗马人发动了进攻,极其愤怒地扫荡了色雷斯(今保加利亚一带),并让御驾亲征的罗马皇帝瓦伦斯兵败身亡。

再过三十二年,他们制造了第一次罗马浩劫。

西哥特人因祸得福。洗劫罗马城九年后,他们在高卢南部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其他日耳曼蛮族为了躲避匈奴人的兵锋,也前赴后继地占领罗马帝国的地盘:西班牙、阿非利加、科西嘉和撒丁岛、高卢、不列颠等等,可怜兮兮的西罗马皇帝则成了日耳曼雇佣军手中的傀儡。

最后,日耳曼雇佣军的将领干脆废掉了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西罗马帝国灭亡,只剩下东罗马帝国,正如中国的西晋灭亡,只剩下东晋。

西罗马帝国灭亡是在公元476年,但此前罗马的日子就已经很不好过。除了日耳曼蛮族的践踏和蹂躏,匈奴人也没有放过他们,尤其是在公元434年以后。因为在这一年,匈奴有了让所有人都感到恐惧的领袖和统帅。 〔2〕

这个人的名字叫阿提拉(Attila)。

他还有一个绰号:上帝之鞭。

阿提拉的事迹现在是只能看作传奇了。据说,他身材矮胖,肩膀宽厚,鼻子扁平,一双冷酷无情的黑眼睛深不可测,只有在看儿子的时候才露出温柔。他的生活则俭朴得像普通牧民:住在简陋的木屋里,用木杯饮酒木盘吃饭,可以称得上奢侈的只有一间石头砌成的洗澡房。

但是没有任何人胆敢因此而怠慢他,因为阿提拉的力量大到足以毁灭整个罗马世界。事实上早在公元443年,他就入侵巴尔干,兵进君士坦丁堡,逼得东罗马皇帝纳贡割地求和。到公元450年,他的胃口更大,竟要求西罗马皇帝拿出半壁江山作为他迎娶罗马公主的嫁妆。遭到拒绝后,阿提拉毫不客气地闯入西罗马,横扫欧洲直抵奥尔良城。

东西两罗马,都变成了匈奴人的屠场。

没有什么打击比这更具有毁灭性了。据说,上帝之鞭扫过的城市不再听得见鸡鸣狗吠。这就逼得罗马人跟西哥特人和法兰克人联合起来对付他,由此爆发了公元451年的沙隆战役。此战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各五十万,想不两败俱伤都不可能,挽救罗马就更不可能。

幸免于难的只有罗马城,据说这还是由于教皇利奥一世(Pope Leo I)的苦苦哀求和重金贿赂。已经寇略了意大利北部的阿提拉退了回去,留下一片破碎的山河以供被他驱赶的日耳曼蛮族与罗马人共享或争夺。

这就是公元439年前后东西两个半球的天下大势:中国在走向统一,先是由胡人统一北方,然后由汉胡混血的隋唐统一全中国。罗马却在走向崩溃,替代统一大帝国的将是林立的小王国。它们都是日耳曼蛮族建立的,加快这个进程的则是亚细亚蛮族,是上帝之鞭阿提拉。

不过,上帝终于还是收回了他的鞭子。在与最后一位新娘进行了剧烈运动后,阿提拉暴毙在婚床上。死因可能是血管破裂导致的大出血,时间在公元453年。 〔3〕

这一年,中国南朝刘宋的皇帝和太子双双被杀。皇帝是被太子杀的,太子则死在一位王爷的刀下。这位王爷自己当了皇帝,继承他皇位的人则将被另一位王爷杀掉。

两年后,汪达尔人洗劫了罗马城。

没有了阿提拉的匈奴人很快就从历史上消失了。他们融解在当地居民中,慢慢从蒙古利亚人变成了雅利安人。这个民族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直接成为今天匈牙利人的祖先,尽管他们也许在那里留下了不少后裔。

◎ 欧洲民族大迁徙年表

时间(公元) 事件

374 匈奴人越过伏尔加河,引起欧洲民族大迁徙

376 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

378 镇压西哥特人的罗马皇帝瓦伦斯兵败被杀

400 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入侵不列颠

410 西哥特人攻陷罗马

419 西哥特王国建立

420 法兰克人定居高卢,勃艮第人定居罗纳河流域

429 汪达尔人进入北非

439 汪达尔王国建立

443 阿提拉兵进君士坦丁堡

450 阿提拉入侵高卢,抵奥尔良城

451 匈奴与罗马和日耳曼联军激战于沙隆

453 阿提拉卒,匈奴帝国瓦解

455 汪达尔人攻陷罗马城

476 西罗马帝国灭亡

486 法兰克王国建立

493 东哥特王国建立

那么,中国的匈奴又如何?

阿提拉(406-453)死后,帝国很快分裂,但他的生平被演绎成各种传奇故事。德国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匈奴国王Etzel就是以阿提拉为原型的。

匈奴继承大汉

阿提拉的祖辈们越过伏尔加河的时候,中国的匈奴人已经演完了自己最后一场大戏。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同一个民族,更没有材料显示他们之间有过联系,尽管西方史学家通常都将中国的匈奴人和阿提拉的同胞称为Huns,也尽管他们跟突厥和鞑靼一样都是蒙古利亚人。 〔4〕

然而这两种Huns却不可同日而语。

区别是明显的。至少,阿提拉并不在乎罗马文明,中国匈奴人——准确地说是迁徙到内地的南匈奴,却对汉文明充满了敬意和向往。这种区别甚至表现于他们对双方通婚的态度:阿提拉把收编罗马和日耳曼姑娘看作对方纳贡的一种形式,中国南匈奴的看法则相反。

这里面的消息意味深长。

事实上,早在阿提拉把最后那位日耳曼公主抱上婚床的四百八十三年前,中国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就迎娶了汉宫的宫女王昭君。这样的联姻当然并非首次,第一次是刘邦将宗室女作为公主嫁给冒顿单于,之后的惠、文、景、武也纷纷效仿。目的则很明确:以女人换和平。

但这毫不妨碍南匈奴把自己看作大汉皇帝的外孙,如果他们想要这样的话。实际上在曹操执政的晚期,南匈奴的酋长就已经改姓为刘。他们的说法是:既然冒顿单于是高皇帝的女婿,我等当然可以使用外祖父的姓氏。

这可是汉高祖始料未及的。

刘邦当然也不会想到,五百年后,匈奴会宣称自己才是大汉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公元304年,也就是西晋的太安三年,一位匈奴酋长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宣布自己是历史上第三位汉王。四年后(308)他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又宣布自己是新的大汉皇帝。 〔5〕

说这话的人叫刘渊。

刘渊本是汉化的匈奴。作为曹操任命的匈奴左部帅之子,他从小生活在洛阳宫中,饱读诗书文武双全,深受司马昭的赏识和名士们的赞扬。刘渊自己也胸怀大志。称王之时,有人提出要复兴呼韩邪单于旧业,刘渊却说:要做就做汉高祖、魏武帝,呼韩邪有什么好学的!

呵呵,好大的口气!

不过刘渊等人毕竟是汉化的匈奴,深知名正言顺的重要性,而上天也给足了他们机会。当时正值八王之乱,司马皇族内讧频起,骨肉相残。在刘渊集团看来,这就雄辩地证明天命不在晋,而在汉。汉人既然不能兴复汉室,那就交给他们的弟弟好了。兄终弟及,天经地义。

于是刘渊集团宣布,作为汉高祖的外孙和汉皇帝的表兄弟,匈奴有权合法地接管大汉政权,尽管这个政权即便从刘禅亡国算起,也已经中断了四十年。

剩下的事情便只是安排好演出。高皇帝刘邦、光武帝刘秀、昭烈帝刘备被尊为三祖,文帝刘恒、武帝刘彻、宣帝刘询、明帝刘庄、章帝刘炟(读如达)被尊为五宗。被魏和晋篡灭的汉,在匈奴的蒙古包里神奇地复活。

那么,这是汉文明的复活节吗?

当然不是。

事实上刘渊的理想是匈奴人做天子。对此,他其实说得很明白:夏大禹和周文王都是夷狄,谁当帝王难道有什么一定之规?国号叫汉,只不过汉有号召力。 〔6〕

他这是借壳上市。

可惜汉匈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并非自称高皇帝外孙就可以化解的。晋武帝时,有人建议重用刘渊,反对派的说法便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后来刘渊称王,拥立派的说法则是“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一个怨恨对方的种族歧视,另一个则时时怀有戒心,他们并不和谐。 〔7〕

看来,即便是改姓为刘,匈奴在汉人眼里也仍然是胡人。因此刘渊的侄儿兼养子刘曜当了皇帝以后,便干脆撕下了假面具,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他也不再祭祀刘邦等人,而是以冒顿单于配皇天,高祖刘渊配上帝。 〔8〕

不过刘曜已是“汉—前赵”的末代皇帝,成就帝业则是在刘聪时代,尽管刘曜也功不可没。刘聪是刘渊的第四个儿子,也在西晋的首都洛阳长大,小小年纪便成为闻名京城的书法家、汉学家和汉语作家,堪称冠绝一时。

刘聪,岂非更是汉化的胡人?

然而刘聪身上流淌的却是匈奴的血。他身材高大膂力过人,能拉三百斤的弓,绝非西晋那些文弱书生可比。因此他不但在受到威胁时毫不犹豫地夺取了皇位,也把西晋最后两个皇帝和他们的王朝都送上了断头台。

两位晋帝都是被刘曜俘虏的,一个在洛阳(311),一个在长安(316)。他们被刘聪杀掉时,一个三十岁(晋怀帝),一个十九岁(晋愍帝)。死前,他们都充当了刘聪的酒吧服务生,倒酒,洗杯子,晋愍帝还被叫到厕所里为刘聪翻马桶盖,随行的晋臣无不失声痛哭。

刘聪一怒之下,便把他们都杀了。 〔9〕

其实就算不杀,这些人也生不如死。怀帝投降后,刘聪封他为会稽郡公,还请他吃饭。刘聪说:当年你做豫章王的时候,朕跟一位朋友前去拜访,你说闻名已久,给朕看你写的歌词,送给朕许多礼物,这些事还记得吗?

晋怀帝说:臣岂敢忘,只恨当时不识龙颜。

刘聪说:你们家骨肉相残,怎么那样厉害?

晋怀帝说:天命在大汉(刘渊政权),所以臣家要为陛下打扫房间腾出地方,这是臣等的“自相驱除”。如果臣等精诚团结,弘扬武皇帝的基业,陛下如何能得天下?

好一个“自相驱除”,真可谓无耻之尤!刘聪听了却大为满意,当即赏给他一个漂亮女孩,尽管后来刘聪还是毒死了这亡国之君,并把那姑娘据为己有。 〔10〕

这样看,怀帝已是奴颜婢膝,为什么还要杀他?

仇恨,还有恐惧和厌恶。

实际上刘聪的两次杀人,原因恐怕都在这里。有一天他外出打猎,让晋愍帝穿上军装担任开路先锋,沿途民众见了都忍不住流下眼泪。于是刘聪敏感地意识到,人心在汉在晋,不在他们这个假冒伪劣的。这几乎是无法改变的现状和现实。除了杀人,他想不出别的办法。 〔11〕

那时刘聪的心里,一定五味杂陈。

心情复杂是必然的,因为身份认同是大问题。事实上当刘渊集团自称大汉的合法继承人时,也就同时意味着承认汉政权才是正统,汉文明才是正宗。因此他们是入汉入华,不是乱汉乱华,更不是灭汉灭华。问题是,当时又有谁能这样理解?就连他们自己也未必想得清楚。

民族大融合,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汉朝对匈奴进行长期征战,画中汉朝官兵正与胡兵格杀,双方短兵相接,战斗激烈。

其实不但汉人与胡人,就连胡人与胡人也有矛盾,有冲突,有斗争。晋愍帝被害十一年后,匈奴的“汉—前赵”也灭亡了,举起屠刀的正是另一个胡人。他杀了前赵末代皇帝刘曜,把中国北方变成了自己的舞台。

这是公元329年的事。此时,距离中亚匈奴人引起的欧洲民族大迁徙(374),还有将近半个世纪。

从刘渊称王到刘曜被杀,汉化匈奴人的这个政权只存在了短短二十五年,就像流星划过夜空。然而大一统的局面却被撕开了口子,清风带着血腥吹了进来,新民族和新文明则将在血与火的交汇中诞生。只不过这万里长征的接力赛,还得有更多的火炬手才能跑完全程。

羯人石勒

接替前赵的是后赵。

后赵的皇帝是石勒。

石勒是羯人。

羯(读如竭),又称羯胡。他们可能是小月氏(读如月支或肉支)的后裔,可能是西域胡的一种,可能是匈奴的附庸或混血,也可能是伊朗人种。总之,分布在上党(今山西潞城一带)的羯人是来历不明和形迹可疑的。但以其深目、高鼻和多须,一望便知非我族类。 〔12〕

实际上羯人也备受压迫和歧视。我们知道,胡的本义是兽类下巴的垂肉,这就已是蔑称。羯本义则是割去睾丸的公羊,那就更是蔑称。称为羯胡,实在是侮辱至极。

羯,是胡人中的胡人。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弱小的民族。他们很可能是作为匈奴人的战俘或奴隶而被带到中国的。因此,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羯人的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只能做牛做马任人奴役。西晋官员甚至把他们当作商品投放市场,辗转贩卖时头上都戴着木枷,两个人共一副。

石勒就是这样的奴隶。

奴隶石勒原本是个羯人部落的小帅,多少也算有点身份。然而他们民族的命运是那样悲惨,这个小帅便注定要受尽磨难。事实上他当过佃农,做过买卖,还打算干贩卖人口的勾当,只不过并州刺史抢先一步,把他也抓去卖了。

幸运的是,买主解除了他的农奴身份。不幸的是,获得自由的石勒又落入乱军手中。这就让他明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忍气吞声是没有出路的。羯人要想摆脱被奴役被宰割的命运,唯有自强。

石勒揭竿而起。

从乱军手中逃出后,石勒召集山野亡命之徒,拉起了一支凶悍的土匪队伍。以此为本钱,他由打家劫舍而攻城略地,由投靠他人而占山为王,终于完成了从奴隶到将军的转换,成为匈奴汉国一员骁勇的战将。到刘渊称帝第二年,石勒攻陷了冀州,兵力也增加到十多万人。

关键时刻到了。

作为草莽中崛起的枭雄,石勒完全可以继续他的杀戮生涯。作为屡被汉人欺辱的羯胡,他也有了报仇雪恨的资本。然而公元309年的石勒,却表现出对汉文化的敬重和向往。他在军中为汉族知识分子专门设立了一个部门,叫君子营,还将汉人张宾尊为谋主,奉为上宾。 〔13〕

汉人张宾是张良一类的人物,当然知道那乱世不乏可乘之机,因此把石勒选定为自己的刘邦。张宾说,我一生阅人无数,只有这个羯胡将军能够共成大事,于是手提宝剑到军门大呼求见。石勒则在张宾的预见和计谋屡试不爽之后,对这个算无遗策的谋士言听计从。 〔14〕

张宾的到来让石勒如虎添翼,何况这个天赋极好的羯族酋帅早已磨炼得胆大如斗心细如发。公元314年,也就是与刘曜会师攻陷洛阳俘虏晋怀帝的三年后,石勒和张宾又通力合作,一口吞掉了盘踞在幽州的王浚。

王浚出身名门望族,在西晋末年趁着战乱招降纳叛割据一方。当时北方士族为了躲避胡人,纷纷前去投靠。王浚不明白这是因为人心思汉,还以为天命在己,居然做起了皇帝梦,完全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石勒却很谨慎。

对幽州垂涎已久的石勒采纳张宾的建议,派人带着礼物向王浚致意。在一封充满外交辞令的信中,石勒谦卑地自称“小胡”,并诚恳地表示愿意支持王浚称帝。王浚看了又惊又喜。他问来人:石将军的话可信吗?

来人说:我们将军确实英雄盖世,也并非对称帝一事不感兴趣。只不过他很明白,自古以来只有胡人名臣,没有胡人帝王,这正是石将军见识过人之处。

这话很符合汉人的观念,王浚也就坚信不疑。

王浚放松了警惕,石勒便决定突袭。三个月后,他以送礼和劝进为名,赶着数千头牛羊大摇大摆进了蓟城(蓟读如记,今北京市)。这些牛羊其实是用来堵塞街巷,以便对付王浚部队的,如果王浚在城中设有埋伏的话。

当然,事实上是没有。

猝不及防的王浚被活捉并被杀掉,石勒则一路高歌猛进并蒸蒸日上。西晋灭亡三年后(319),石勒自称赵王。这个爵位原本是匈奴皇帝刘曜封给他的,但很快两人就反目为仇。于是石勒说:赵王也好,赵帝也罢,孤自己爱当什么就当什么!名号的大小,难道归他管? 〔15〕

成为赵王的石勒再次表现出对汉文化的敬重。他明令禁止侮辱汉族知识分子,还设立公族大夫来管理士族。他又实行汉胡分治的政策,设门臣祭酒管胡人诉讼,设门生主书管胡人出入。他当然也没忘记维护胡人尊严,因此建国后便将胡人改称国人,并严禁使用“胡”字。

可惜消弭民族隔阂并不容易,汉人还是习惯性地将少数民族称为胡人。有一次,某人酒后闯入宫门,石勒责问门官为什么不严格执法,门官竟脱口而出说:那是一个喝醉了的胡人,哪里还能跟他讲理?

石勒笑了。他说:胡人是不好说话。

又一次,一位被石勒召见的汉族官员衣衫褴褛,让石勒大为诧异。石勒问:爱卿难道贫穷到了这个地步吗?

汉官答:臣的家财都被羯贼洗劫一空。

石勒又笑了。他说:羯贼抢去的,孤王来赔偿。

汉官这才发现说错了话,赶紧磕头。

石勒却说:孤的禁令是针对小民的,不关你们这些老书生的事。说完,当真赐给此人一大笔钱。

这就实在很难得了。更难能可贵的是,石勒高度重视文化教育,甚至亲临太学和小学考试儒家的经义,尽管他自己目不识丁。但石勒有石勒的办法,他的办法是让儒生读书给他听,即便在行军的路上也如此。久而久之,奴隶和强盗出身的石勒也慢慢有了学问。

如果不是文盲,石勒没准也会成为汉学家。

然而尊师重道复兴儒学的他,已经足够被认为是合格的君主。石勒在称帝之后曾经问一位臣僚:你看朕可以比得上哪位开国帝王?该大臣的回答是:神武韬略超过汉高祖,雄迈卓绝超过魏武帝,夏商周三王都不可比,也许只是略逊于轩辕黄帝他老人家吧?

石勒笑了。他说:你这话恐怕吹捧过了头。人贵有自知之明。朕如果遇到高皇帝,就只能俯首称臣;如果遇到光武帝,则不知鹿死谁手。但,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就该光明磊落有如日月,终不能像曹家和司马家父子,靠狐媚阴柔玩弄诡计,欺负孤儿寡母得天下!

据说,当时群臣全都拜倒在地,山呼万岁。 〔16〕

石勒这话确实说得豪气干云,他的历史地位也不可低估。如果说匈奴刘渊的作用,是在汉文明的腹地打进了一根楔子,那么羯人石勒的意义,则在于首次实现了中国北方分裂后的重新统一,尽管这次统一是短暂的。

然而南北朝的局面却已初见端倪。在灭亡了匈奴的前赵以后,羯人的后赵拥有了除辽西(前燕)和甘肃(前凉)以外的北方大部,与东晋隔淮河对峙。这就为今后将近两个半世纪的历史定了调子,尽管北方将再次分裂,直到另一个民族再来整合,再次实现短暂的统一。

那么,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又是谁呢?

氐人苻坚

匈奴和羯人的后继者是氐(读如低)。

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很可能与羌族同源,或同时,或同种。由于住在今天的陕西省境内,因此汉化程度很高。同样,正因为世居西部,才得以在长安建国。 〔17〕

建国前的氐人原本是前赵和后赵的附庸。后赵石勒死后,侄儿石虎篡位;石虎死后,养子冉闵篡位,建立汉族政权,国号魏,史称冉魏。冉闵对胡人进行疯狂报复,杀羯人二十多万,引起民族仇恨,被鲜卑的前燕所灭。氐族豪帅苻健便趁机建国,国号大秦,史称前秦。

不过前秦成为中国北方的主人,是在苻坚的时代。正是他,灭前燕(鲜卑)、前凉(汉)、代(鲜卑),伐西域三十多国,实现了中国北方的完全统一。

这是比后赵更大的成就。

那么,石勒没做到的,苻坚为什么能做到?

因为他对汉文化的热情更高。八岁时,苻坚就提出要请老师教书,这让他的祖父喜出望外。祖父说,我们戎狄本是异类,从来就只知道喝酒,你这小子倒要读书!于是大加赞赏欣然同意,苻坚也成为汉学家。据说他到太学视察时,提出的问题往往连五经博士都回答不了。

这可真是胡人中的汉人。

汉学家苻坚不但自己喜欢读书,还让其他人也学习汉文化。苻坚攻下代国后,便把被俘的代王送进了太学。有一天,视察太学的苻坚问了代王一个问题:中国人读书,长寿;漠北人吃肉,短命。什么原因?

代王答不上来。

苻坚又问:能给朕推荐几个可以担任将领的人吗?

代王说:我们漠北人长年逐水草而居,只知道打猎和放牧。跑得飞快不成问题,哪里能当将领?

苻坚又问:好学吗?

代王说:如果不好学,陛下何必送臣进学校?

苻坚大为满意。 〔18〕

酷爱汉学的苻坚当然也不会没有汉族谋臣,这个人就是王猛。王猛是在考虑再三之后才跟了苻坚的。当时东晋大将军桓温西征前秦,王猛一身破衣烂衫前去见他,一面抓着虱子,一面高谈阔论(扪虱而谈便典出于此)。

桓温说:本将光复华夏,父老为何都不响应?

王猛当然知道原因所在。桓温西征原本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东晋朝廷对他又不放心。何况即便灭了前秦,朝廷也会另派大员镇守关中。也就是说,胜则只有威名并无实惠,败则威风扫地血本无归。因此他不能不犹豫,也不能不考虑低成本高效益的方式,比如不战而屈人之兵。

于是王猛回答:将军不远千里深入敌后,长安近在咫尺却不渡灞水,百姓看不清将军之心啊!

桓温被说穿心思,一言不发。

王猛却看出东晋和桓温都没有前途,因此决定到苻坚那里去做诸葛亮(事实上苻坚也是这么看待他的)。只要能成大业,胡人或汉人又有什么所谓呢? 〔19〕

苻坚与王猛一拍即合,正如石勒和张宾。

有了王猛,苻坚加速了前秦的汉化,同时加速了统一的进程。公元370年,也就是中亚匈奴人越过伏尔加河的四年前,前秦伐前燕。王猛在阵前召开誓师大会,意气风发地说:王某受国重恩,决不贪生怕死。今与诸君同心同德共建奇功,光宗耀祖报效国家,大家说好不好?

众将士一片欢腾,破釜弃粮奋勇向前。

结果,前秦大破燕军,前燕亡。

毫无疑问,这里面有利益驱动。比如大将邓羌,就是在王猛许诺了他想要的职位后,才一跃而起的。但王猛把氐人的政权看作了自己的国家,却同样毋庸置疑。他已经抛弃了那个自以为是的东晋,认异族为自家了。

这样的汉人,应该不止王猛一个。

事实上对于广大民众而言,谁当皇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日子过得如何。而在苻坚和王猛的治理下,前秦河清海晏国泰民安,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从长安到各州都开通了国道,沿路也种上了槐树和柳树,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商旅畅通于道,行人讴歌于途。 〔20〕

前秦能够实现更大的统一,并非没有原因。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苻坚的厉行改革肯定至关重要。作为新建政权,前秦在初期难免部落习气,勋贵和豪酋更不乏横行霸道之徒。王猛却不畏强梁,上任之初就整肃风纪严明法制,狠狠打击不法分子,结果被既得利益集团和氐人上层贵戚一状告到了御前。

苻坚决定亲自审理此案。

有趣的是,苻坚的断案标准是儒家的。他问:朕听说为政以德,治民以仁。卿上任不过几天就杀人无数,为什么要如此严酷呢?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王猛说: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天下太平,当然可以一团和气;凶猾横行,就必须重拳出手。其实,很可能还有一句话他没有说出来:对待知书达理的当然可以温良恭俭让,对付没文化的野蛮人就只能用鞭子。

听完这番话,熟读汉学经典的苻坚很自然地把王猛理解为法家,理解为管仲、子产一类的人物。他首肯并支持了王猛的改革,而且在初见成效后感叹地说:今天我才知道天下之有法,也才知道天子之为尊。 〔21〕

当然,苻坚也好,王猛也罢,都是儒法并用。在依靠严刑峻法打击豪强肃清吏治的同时,他们也鼓励农桑,兴办教育,提倡孝悌,苻坚则一月三临太学。对此,苻坚颇为自得。他曾经问一位儒学博士:朕之尊儒,可以比得上汉的两位武皇帝(汉武帝、光武帝)吗?

该博士答:哪里是二武可以比的。

苻坚笑了。在他看来,前秦就是汉帝国的再生,自己就是汉文明的代表。他甚至不无得意地说:周公和孔子的传统总算不会在朕的手上中断。 〔22〕

呵呵,他把自己看作了华夏文脉的延续者。

然而王猛却很清楚,不管前秦做了些什么,也不管他们做得多好,华夏正宗仍然会被认为是在东晋,因此临终前对苻坚留下遗言:臣死之后,万万不可伐晋。 〔23〕

苻坚放声大哭,王猛的话却被当成了耳边风。

王猛去世八年后(383),苻坚悍然发动了意在吞并东晋的战争。此前,他已经灭亡了前凉和代国,鲜卑的慕容垂和羌族的姚苌(读如常)也来投靠,于是苻坚便认为一统天下非他莫属。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长江天堑又如何!以我百万之众,每人扔根鞭子也能让它断流。 〔24〕

但,结果又如何呢?

长江没有断流,断流的是淝水,而且是被前秦将士的尸体阻断的。中箭后逃出战场的苻坚和他的部下,则听见风吹和鹤叫都以为是东晋的追兵,甚至早在交战前看见八公山上的草木都觉得像人形。于是苻坚对中华文明的最后贡献竟是留下了两个成语: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25〕

淝水成了苻坚的麦城和滑铁卢。

又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迅速陨落了,尽管此前它曾是那样地闪亮。这可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其中奥秘,难道不该深思吗?

那就来看淝水之战。

再分裂

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东晋和前秦乃至整个中国命运前途的淝水之战,更像是一场没有导演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当时,两军的先头部队分别到达淝水,后续部队也正陆续赶来。前秦军由苻坚亲率,号称九十七万,前后旗鼓相望延绵千里,东晋总兵力却只有区区八万人。

然而弱小的晋军居然挑战了。

晋军的挑战书写得就像邀请函。他们派遣使者过河对秦军统帅说:贵军不远千里而来,却临水布阵,很像是居家过日子的模样,请问这又如何施展身手?不如请贵军稍稍后退几步,腾出一小块地方来让双方将士周旋,下官与诸君骑在马上缓缓而行慢慢观赏,岂不是很潇洒吗?

当然潇洒,只不过也很可疑。

可疑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无必胜的把握,或者必死的决心,谁都不会背水一战。苻坚却满不在乎地同意了晋军奇怪的请求。他说:让他们过来!过来以后,我以铁骑数十万围而剿之,且看他们如何变成落水狗!

苻坚的想法并非没有道理,也并非没有原因。实际上他不怕交战,只怕晋军退回去固守长江。那时候,没有了用武之地的百万雄师,难道当真去投鞭断流不成?

于是苻坚下令退兵。

晋军这边,则以八千人渡河。

是的,八千而已。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秦军一退便不可收拾。他们不是后退几步就停下来严阵以待,而是狼奔豕突溃不成军。苻坚之弟副帅苻融亲自出马都阻止不住,自己反倒掉下马来被乱兵杀死。就连苻坚也身中流矢,只能落荒而逃。

渡过淝水的晋军当然不会放过这天赐良机,他们趁机发起进攻并予以痛击。失去统帅的秦军失魂落魄,夜以继日一路狂奔,自相践踏而死的人蔽野塞川。刚刚拉开序幕的淝水之战,就这样突然以戏剧性的转折告终。 〔26〕

这实在怪异。

是啊,秦军后退,原本是要腾出地方做战场,以便与晋军决一死战的。不料苻坚一声令下,竟然就由退兵变成了败兵和逃兵,而且毫无组织性纪律性可言。难道堂堂秦国军队不过乌合之众?难道他们本来就准备要打败仗?

正是如此。

事实上苻坚发动这场战争并不得人心。他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此事时,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不但官员们不同意,将领不同意,他的弟弟苻融也不同意。苻融说:贪得无厌和穷兵黩武,都是要亡国的。何况华夏正统在晋,正统不会让人。天之所佑,岂是我等戎狄可以灭亡? 〔27〕

这其实是当时的共识,尽管未必在理。

因此,东晋虽然腐朽腐败,却仍是人心所向。比如晋将朱序,虽然在被俘后投降了苻坚,却成为晋军的卧底和线人。正是他,利用被派往晋营劝降之机,建议趁秦军立足未稳赶快动手。也正是他,在秦军刚刚后退时大喊“苻坚败了”,这才导致了不可收拾的局面。

但朱序的谎报军情只是导火索。实际上,如果秦军当真志在必得斗志昂扬,朱序就不会得逞。相反,正因为秦军早就人心浮动,这才由于一句谎言而全盘崩溃。

其实就连苻坚和苻融兄弟,也都在战前没了底气,这才会在眺望八公山时觉得草木皆兵。情绪是会传染的。统帅的忐忑传染给将士,结果就是人心惶惶。换句话说,他们还没投入战斗,就已经准备失败逃亡了。

苻坚和他的前秦军,只能风声鹤唳。

何况他们也确实是乌合之众。苻坚的百万大军中,有汉人、氐人、羯人、羌人、鲜卑。汉人不想打汉人,羌人和鲜卑则同床异梦。王猛和苻融都说,东晋不可颠覆,羌人和鲜卑才是心腹之患。苻融甚至明确指出,羌人姚苌和鲜卑慕容垂怂恿前秦伐晋,其实别有用心。 〔28〕

可惜苻坚不听。

事实证明,王猛和苻融说得并没错。淝水之战以后,慕容垂倒是有情有义,以他硕果仅存的三万人马护送苻坚西归,尽管苻坚只剩下了一千多人。不过走到半路,两人还是分道扬镳。第二年,慕容垂称王建国,史称后燕。 〔29〕

姚苌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战前被苻坚任命为龙骧将军的姚苌是羌人。跟世居西部的氐人一样,羌人也是古老而弱小的民族。尽管他们在殷周之际曾盛极一时,并世代与周王通婚,但到魏晋早已是明日黄花。不过由于姚苌,这个民族在五胡十六国时代也登台亮相,虽然时间并不太长,政权也不太强。

羌人的政权叫后秦。

后秦是在慕容垂称王之后建国的。这时,鲜卑人建立的政权除了慕容垂的后燕,还有慕容泓的西燕。于是姚苌决定在燕、秦两败俱伤时,再来坐收渔翁之利。

实际上,他也等到了这一天。

淝水之战两年后,鲜卑人的西燕军攻陷长安。姚苌则趁火打劫,在五将山(在今陕西岐山)俘虏了出城迎敌的苻坚,并厚颜无耻地向他索要传国玉玺。

苻坚怒发冲冠。他痛骂姚苌说:大胆小羌,竟敢威逼天子!玉玺早就送给了晋人。就算在朕手中,也不能传给尔等。我们五胡的序列中,没你们羌人的名字!

姚苌又要求苻坚禅让。

苻坚又骂道:你这叛贼,怎敢自比古人!

姚苌被苻坚骂得无可奈何,只好将他绞死在佛寺。短时间统一了北方的一代天骄,就这样死于非命。 〔30〕

实际上早在淝水之战后,前秦就已经风光不再,北方则再次陷入分裂。第一阶段分裂为八国:前秦(氐)、后燕(鲜卑)、西燕(鲜卑)、后秦(羌)、西秦(鲜卑)、仇池(氐)、北魏(鲜卑)、后凉(氐)。分裂只用了三年,并存则在公元384年到394年的十年之间。

以后的半个世纪,便是不断有人建国,又不断有人亡国。新建的有:南凉(鲜卑)、北凉(匈奴)、南燕(鲜卑)、西凉(汉)、北燕(汉)、胡夏(匈奴)。灭亡的则有:前秦、西燕、后凉、后燕、南燕、南凉、后秦、西凉、西秦、胡夏、北燕、北凉,只留下北魏和仇池。

不过,仇池的灭亡,也只是早晚的事。

最后胜出的,是北魏。

北魏是十六国的终结者,也是南北朝的开创者。这个时代在南方上承东晋,在北方上承十六国。由于南北两方面的势力长时间对立,所以史称南北朝。

南朝包括宋、齐、梁、陈,北朝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南朝是一个政权替代另一个政权,北朝则是先由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再由北齐和北周分别替代东魏和西魏。北周灭北齐后,北方再次实现统一。替代了北周的隋灭亡了南朝的陈以后,全中国统一。

显然,南北朝的重头戏在北魏,此前的十六国则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首先亮相的是匈奴(汉—前赵),第二个是羯(后赵),第三个是氐(前秦),第四个是羌(后秦)。其中,后赵和前秦实现了北方短时间的统一,而北魏维持统一的时间竟长达将近一个世纪。之前那么多民族创造的轰轰烈烈和分分合合,似乎都只是为了这一天。

千呼万唤始出来,鲜卑人该上场了。

第二章

鲜卑人

中国靴子

鲜卑正式出场时,应该有了马镫。

而且,是双镫。

很少有什么发明像马镫这样既简单又伟大了,它几乎改写了人类的历史,至少改写了战争史。我们知道,马参加战争,起先都是用于车战。后来有了骑兵,战斗力却非常有限。因为如果没有马镫,又想在狂奔时张弓射箭,交战时挥刀杀敌,对不起,那一定会掉下来。

然而马镫却让骑兵成为最可怕的敌人。有了马镫这个着力点,他们可以稳稳地骑在马上且走且射,拔出剑来左劈右砍;而当他们挥戈前进时,奔驰的战马还将大大增强长矛的冲击力。总之,马镫让马上白刃战成为可能。

当然,他们或许还要穿上长筒靴。

1965年在北票县北燕贵族墓中出土了一对南北朝时期的马镫,木芯长直柄包铜皮,是现存年代最早的马镫实物。自南北朝后,马镫历经改造,形式呈现多样,也逐渐出现银、铁鎏银、铁,甚至景泰蓝等不同材质。

但不管怎么说,人马合一的骑兵变得所向无敌。正是靠着这种极具杀伤力的快速部队,唐王朝击败东西突厥和吐谷浑,创造了农业帝国大规模战胜游牧民族的奇迹。也正是马镫,促使欧洲产生了骑士阶层和封建制度。难怪有人会这样认为:历史是由科学技术的进步造就的。 〔1〕

也许吧,也许。

马镫传入西欧,一般认为是在公元8世纪;马镫的发明者,则一般都认为是Chinese,因此,马镫也被称为“中国靴子”。这种“靴子”在我国多有出土,而且与鲜卑也不无关系。比如最早的双镫实物,以及绘有双马镫的陶俑,便是在鲜卑人或鲜卑化汉人的墓葬中发现的。

这两个墓葬,一个属于北燕,一个属于北魏。 〔2〕

毫无疑问,这并不意味着鲜卑就是马镫的发明人。马镫的发明显然更早,而且起先是单镫。但如果把“中国靴子”的称号送给鲜卑人,也许可谓恰如其分。因为正是这双“靴子”的筚路蓝缕,为中华民族蹚出了一条新路。

那就来看鲜卑人。

鲜卑是东胡系少数民族之一。他们原本居住在大兴安岭的森林中,也就是现在鄂伦春人居住的地方。而且他们叫鲜卑,很可能就因为大兴安岭叫鲜卑山。至于他们使用的语言,则大约是突厥语再加早期蒙古语和通古斯语。

这是一个古老的森林民族。

后来,鲜卑人走出森林来到草原,接管了匈奴人的塞外故地,把自己变成了游牧民族。南迁和西迁以后的鲜卑人与不同民族混血,形成了不同的部别,包括宇文部、慕容部、段部、乞伏部、秃发部、拓跋部等等。他们组成松散的政治军事联合体,占据了北方辽阔的土地。

混血的鲜卑各部是风情万种的。其中最漂亮的是皮肤白皙的慕容部,他们也因此而被称为白虏。慕容部的姑娘则不少成为东晋皇族和士族的女人,比如晋明帝司马绍的母亲就是。因此这位汉族皇帝便有着黄色的须发,甚至坚毅果敢的性格,终于使王敦的谋篡未能得逞。

慕容,是鲜卑的佼佼者。

实际上鲜卑中最先崛起的也是慕容部,他们建立的政权共有四个:前燕(337)、后燕(384)、西燕(384)和南燕(398)。此外,乞伏部和秃发部也各自建国一个,即乞伏国仁的西秦(385)和秃发乌孤的南凉(397)。

最落后的是拓跋部。

拓跋部跟宇文部一样,男人都剃光头,只留顶部一撮头发结成辫子,因此被称为索头或索虏。甚至从大兴安岭迁徙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后,这个部族也仍然保持着原始野蛮的习俗,自说自话地拒不接受汉人先进的文化。

后来北魏改革之难,不言而喻。

然而这个最落后的部族,却终于成为新时代和新文化的开创者。这里面无疑有太多的故事,但公元258年肯定是重要的年份。这一年,鲜卑拓跋部在阴山南麓的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举行大会,宣布他们完成了从部落到部落联盟的转换,并开始向国家时代进军。

这时还是三国时期。曹魏以及之后的西晋、东晋和热闹非凡的十六国,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弱小部族的存在,更想不到他们从这里出发,将来会雄霸北方。只有拓跋人自己牢牢记住了阴山下的那些岁月,以至于在变成北魏又变成东魏的二百八十年后,还能够这样深情地歌唱: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是怎样的历史沧桑,这是怎样的家国情怀!

据说,这首歌的原文是鲜卑语,翻译成汉语后仍然雄浑大气。翻译者斛律金(斛读如胡)是使用敕勒语的斛律部人,他是应汉人高欢的要求译唱的,因此这首汉语的《敕勒川》本身就是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见证和象征。 〔3〕

大哉敕勒川!

大同智家堡北魏墓棺板画(A板)

绘画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以山水为界,左边为盛大的车马出行队列,右边为激烈的狩猎场面。

(B板)

绘画内容以帷屋为中心,左侧排列男女侍仆和马匹车辆;右侧为庖厨取食捧钵者。男仆女婢谦恭等待的形象表现得十分逼真。

(C板)

绘画内容主要是形式不同的车舆。

定居阴山南麓的鲜卑拓跋部,缓慢进入了文明史。半个世纪后,部落联盟的大酋长被西晋封为代公,之后又升格为代王。但这只不过体现了晋人的怀柔政策,拓跋各部落的小酋长们却并不欢迎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就连把游牧改为定居,他们都有不同意见。

结果是脆弱的代国被强大的苻坚所灭,时间在公元376年,也就是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那年。代国的灭亡标志着中国北方完全由前秦统一,也意味着鲜卑拓跋人走向文明的重大挫折。此后十年,他们只能痛定思痛,直到更加强有力的领袖带领他们在草莽中勃然崛起。

领袖是拓跋珪(读如归)。

他建立的王朝国号魏,史称北魏。

拓跋珪是在牛川(今呼和浩特)称王建国的,时间是公元386年。十二年后(398),他又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并自称皇帝。此后,直到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平城一直是北魏的首都。

这是完全不同于五胡十六国的政权。

十六国都是短命的,大多只有二三十年,少数能有四十多年,最短只有两三年。超过六十年的只有一个,还是无人理睬的偏远小国(前凉),根本无足称道。北魏却存在了一个半世纪,还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维持了中国北方的完全统一,这岂是十六国可以同日而语的?

更重要的是,北魏不仅是一个政权、一个国家,更是连汉族都承认其正统性的朝代。朝代跟国家是不同的。三国时期,只有曹魏还可以勉强称为朝(魏朝),孙吴就不能叫吴朝,蜀汉也不能叫做蜀朝或汉朝。只有北魏及其以后的四个政权,可以跟南方四政权并称为北朝和南朝。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十六国与南北朝,也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可以与北魏相比拟的,大约只有后来发展为查理曼帝国的法兰克王国。事实上,正如五胡中只有鲜卑拓跋真正刷新了历史,欧洲日耳曼诸蛮族中也只有法兰克人成就了千古大业。其中奥秘,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4〕

从联盟到帝国

如果说历史真有巧合,那么中华与罗马的命运就堪称神似。西晋灭亡前后,有五个少数民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以公元纪年,依次是匈奴的汉—前赵(304),羯人的后赵(319),鲜卑的前燕(337),氐人的前秦(351)和羌人的后秦(384)。当然,这里说的鲜卑还是慕容部。

但紧接着就是拓跋部了。

同样,西罗马灭亡前后也有五个日耳曼蛮族建国,依次是西哥特(419),汪达尔(439),勃艮第(457),法兰克(486)和东哥特(493)。这简直就像是把中华史照样演出了一遍,只不过他们那边刚好晚了一个世纪。 〔5〕

日耳曼,就是欧洲的五胡。法兰克,则是他们的北魏。

实际上这两个民族的道路也确实相似。他们都是先有王国后有帝国,也都在走向帝国时有过挫折。拓跋的代国被灭,法兰克则陷入分裂。但到中国的中唐时期,法兰克查理曼帝国之版图,便已经包括了今天的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一部分。

这就比北魏还让人震惊。

其他日耳曼国家也无法与之相比,包括先后兴起于西班牙的苏维汇(Suevi,409),意大利的伦巴德(Lombard,568)。事实上,只有法兰克,才是破碎的罗马世界中真正的新生力量。这种力量是历史性的而非民族性的,因此注定还要从中再诞生两大帝国:法兰西和德意志。 〔6〕

法兰克人可以自豪。

更值得他们骄傲的是,法兰克人不像拓跋珪或者之前的刘渊、石勒、苻坚那样自己称帝,而是得到了上帝通过其代理人的授权。教皇利奥三世在公元800年的圣诞节为查理大帝举行了加冕礼,并授予他奥古斯都的称号。

此事引起了东罗马皇帝的强烈不满,因为在他看来自己才是帝统的唯一继承人,何况法兰克首任国王的王衔还是罗马皇帝授予的。但到公元814年,拜占庭也不得不承认了查理的帝号,正如主张“天无二日,人无二君”的中国汉族士大夫,不得不承认北魏也是王朝。 〔7〕

据《圣德尼法国编年史》。

查理大帝在位十四年,发动过对伦巴德人、萨拉森人、撒克森人等的五十多场战争,控制了大半个欧洲。他就是扑克牌里那位“红桃K”的原型。

这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法兰克人的拓跋珪叫克洛维(Clovis),原本是撒利克法兰克人的酋长,就像拓跋珪是拓跋鲜卑人的首领。克洛维甚至也曾迁都,把都城从苏瓦松迁到巴黎,就像拓跋珪从牛川迁都平城,尽管他俩并没有彼此商量过。

他们的历史使命是一样的,那就是将野蛮的部落改造成文明的国家。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一样,那就是如何酬劳和安抚那些追随他们打江山的弟兄。毕竟,克洛维也好,拓跋珪也罢,都是靠武力夺取政权和地盘的。

克洛维的办法是把土地分封给亲兵、廷臣和主教,这并没有耗费他太高的成本。因为这些土地原本属于罗马皇室和罗马国库,是他没收来的,用不着自己掏腰包。

如此慷慨大方,当然让军事贵族们感到满意,甚至大得高卢地区主教们的欢心。然而这种完全私有的赐地,却终于让王国囊中羞涩。因此到二百年后,法兰克不得不诞生了自己杰出的改革者,并创造出一种新的制度。

改革者叫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

查理·马特的办法,是把赏赐变成了交易。封臣可以获得土地,叫采邑。但条件是必须尽义务,服兵役。采邑可以层层分封,但不能世袭。封臣去世后,封主就将其收回。封臣的子孙要想继承,必须重新注册再立新功。这就叫采邑制。

采邑制的主要受惠者是骑士,由此,便诞生了骑士阶层。靠着骑士们奋勇杀敌,查理·马特打败了阿拉伯人,并使法兰克王国成为抵挡伊斯兰文明渗入欧洲的屏障。他本人也获得了“马特”的称号,意思是铁锤。

与采邑制同时诞生的是封建制。

封建制也是必然要诞生的。因为罗马帝国和文明崩溃以后,失去主心骨的芸芸众生已不能再指望委员会,只能层层依附于比自己强大的人。这就形成了封建关系,而层层分封的采邑制,则成了这种关系的现实支持。

法兰克终于成为封建大帝国。 〔8〕

然而这种方案并不可能成为拓跋珪的选择。因为封建制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被周人发明,又在六百年前被秦始皇彻底废除。拓跋珪的道路,只能是一步就从部落联盟跨入帝国时代,迅速完成从野蛮到文明的转换。

可惜这并不容易。

我们知道,以游牧和掠夺为生的鲜卑拓跋部,原本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联盟中拥有实权的,是各部落的酋长(部大人)。这些家伙就像黑社会各帮老大,手下有众多马仔和小弟,并不认为国王有什么意义。即便有,那也只是土匪联席会议的主席,可以轮流坐庄的。

拓跋珪要对付的,就是这帮人。

不过首先还得酬劳和安抚。拓跋珪的办法是建立“班赐”制度,由国王按照等级和战功赏赐牲畜和奴隶,实际上是坐地分赃的合法化和制度化。因此,尽管赏赐的额度并不大,秩序却建立起来,这就迈出了第一步。

第二步是利用鲜卑人对政治的无知,大量起用汉族知识分子担任文官,迁都平城后还建立太学祭祀孔子。这就赢得了被统治民族的好感,也让拓跋珪有了底气。他甚至对鲜卑将领表示:有民就有国,在哪儿不能为王?意思也很清楚:不要以为我就离不开你们的支持。

与此同时,农业也越来越替代畜牧业成为了北魏的经济命脉。也许,这才是最关键的一步。事实上,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如果从游牧变成了农耕,他们就必须接受或建立文明。走到哪吃到哪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作为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不能不考虑房产证和电冰箱。

拓跋珪决定迁都。迁都是在公元398年,也就是罗马帝国分裂的三年后。此前,拓跋珪已夺取并州,攻陷中山(后燕首都),拥有了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继续实行游牧时代的部落联盟制度,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9〕

建立农业大帝国的时机到了。

拓跋珪大刀阔斧。他将被征服的后燕吏民工匠五十万人迁入平城京畿内外,按照户口分配土地。拓跋各部落也迁徙到这里,然后就地解散,分土定居。管理这些地区和臣民的将不再是部落的酋长,而是朝廷的命官。原来占山为王的各部大人,则成为北魏的编户齐民。

换句话说,酋长都变成了老百姓。

至于帮主们手下的马仔,当然也跟酋长对部民的统率权一样被收归国有。他们成为北魏君主的直属部队,被组建成一支既骁勇善战又服从中央的国军。

这就是拓跋珪的“部落解散政策”。这个政策,是之前五胡十六国中从来没有的。 〔10〕

也就在这一年年底,拓跋珪称帝。

称帝是实至名归的。事实上当拓跋珪迁都平城时,从联盟到帝国的走向便已经不可逆转。之后的北魏,将跌跌撞撞地向前迈进。只不过,那是一条铺满荆棘的道路,途中将有一个又一个人倒下,包括汉人和胡人、改革派和保守派,也包括他们的皇帝,甚至包括拓跋珪自己。

喋血萧墙

拓跋珪是三十九岁那年被谋杀的。 〔11〕

凶手是他的儿子拓跋绍,十六岁。

此案的直接原因,是拓跋绍的生母受到威胁。为了救母亲,拓跋绍只好杀了父亲。这当然未尝没有可能。事实上拓跋珪死前已经精神失常,许多人仅仅因为一言不合甚至呼吸不畅,便被疑神疑鬼的他亲手杀死在天安殿。因此即便拓跋绍不去行刺,恐怕也会有别人动手。 〔12〕

那么,拓跋珪何以如此?

史家的说法是嗑药,也就是吃了五石散(五石散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但更大的可能是心理负担过重。他发病时数日不食,彻夜不眠,对着空中自言自语讨论建国以来的成败得失,就是证明。 〔13〕

看来,做一个开国之君也不容易。

拓跋珪就更不容易。因为他的族群不但是戎狄,就连在鲜卑人中也是最落后的。保守势力顽固坚持陈规陋习,完全不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汉族士大夫则离心离德,以至于请他们出来做官还得动粗。比如一位名叫崔宏的高级士族,就是在逃跑后被抓回来强行戴上官帽的。 〔14〕

这实在让他崩溃。

拓跋珪的悲剧既是民族性的也是历史性的,因此注定还要重演,以后也还有皇帝不断被杀。实际上北魏皇帝十四个,倒有九个死于非命。他们有的是儿子杀的,有的是太后杀的,有的是宦官杀的,有的是权臣杀的。其中,就包括第三任皇帝世祖拓跋焘。

不过,人们更习惯于叫他太武帝。

太武帝拓跋焘是太祖拓跋珪的长孙,太宗拓跋嗣的长子。他十六岁登基,在位三十年,享年四十五岁。后两项纪录在北魏都是最高的,既空前,也绝后。 〔15〕

何况还有业绩。继位后九年,拓跋焘便在胡夏灭亡西秦之后又灭胡夏(431),继而一鼓作气灭北燕(436),亡北凉(439),破柔然(449),伐刘宋(450)。至此,北魏真正成为北朝,十六国结束,南北朝开始。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

但,此人也一身是谜。

最大的疑团是他的死。我们只知道,拓跋焘是在北魏正平二年(452)二月初九被害的,凶手是宦官宗爱,具体细节却一概不知。更可疑的是,这个逆贼不但事后当了宰相,还在八个月后又杀了自己新立的皇帝。直到这时,新的政变集团才把他送上断头台。 〔16〕

这就奇怪!北魏不是东汉,也不是后来的晚唐,宦官哪来这么大的权势?事实上宗爱能够得逞,就因为当时执政的朝臣没把他放在眼里。拓跋焘死后,这伙人原本是要立另一个人做皇帝的,却被宗爱骗入宫中杀掉。就连他们藏在秘室中的那位储君,也被宦官搜出来处死。 〔17〕

由此可见,朝臣们原本大权在握,实际上决定秘不发丧另立新君的也是他们。既然如此,血案发生后他们为什么不立即抓捕凶手,反倒进宫与宗爱相见?就算鲜卑不像汉人那样视弑君为滔天大罪,也不至于对太武帝之死无动于衷,让那个杀人犯逍遥法外吧?

凡此种种,岂不可疑?

然而官史却讳莫如深。

吞吞吐吐,当然是有太多的不可告人。实际上此案的背景相当复杂,甚至可以追溯到另外两个人的死亡。这两个人,就是皇太子拓跋晃和司徒崔浩。

拓跋晃是在太武帝被害前八个月神秘去世的,死因据说是得了抑郁症。官方史书称,当时太武帝听信宦官宗爱的谗言,震怒之下诛杀了太子身边的诸多属官。拓跋晃惊恐万状,竟在惶惶不安和有苦难言之中忧愤而死。

太武帝则很快就发现拓跋晃受了委屈,追悔莫及的他开始怀念儿子。现在轮到宗爱心惊胆战了。为了保命,这个小人便铤而走险谋杀了皇帝。 〔18〕

这就是所谓正史的说法。

可惜这并不能自圆其说。以拓跋焘之英武果敢,如果发现太子是被宗爱诬陷,岂能让这家伙活到变成凶手那天?因此南朝方面对北魏公布的说法表示存疑,民间的小道消息更是不胫而走,吵得沸沸扬扬。

怀疑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太子死前半年,拓跋焘正在南征。志在必得的他势如破竹,军进瓜步(在今江苏六合),饮马长江,还在那里建起了行宫。然而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拓跋焘却突然撤军。这就让严阵以待的刘宋大惑不解,并认为拓跋焘一定是后院失火。

于是南方传言:魏太子拓跋晃谋反。

谋反的说法细节丰富言之凿凿。据说,当时拓跋焘得到情报,留守平城的太子图谋不轨。因此,他便在大宴群臣后立即撤兵,并在回国途中派人送信到平城,谎称皇帝已经驾崩。太子不知是计,匆匆赶来迎丧,结果在空空如也的灵柩前被捕,并被关进铁笼秘密处决。 〔19〕

这个说法由于缺乏证据而不被《资治通鉴》采信,事实上它也疑点甚多。我们知道,皇太子拓跋晃到鲁口(今河北饶阳)迎驾是在二月二十日,官方宣布的死亡时间则是六月五日。当中这么长的时间都干什么去了?皇太子三四个月不露面,难道竟然无人置疑?

拓跋焘的态度也很怪异。如果太子谋反属实,他就应该庆幸,宗爱也不必紧张。就算谋反是冤案,也没有宗爱什么事,除非假情报是他发出的。但同样,他也早就该因为欺君之罪而被怒不可遏的太武帝碎尸万段。

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北魏宫廷只是匆忙埋葬了那位死得不明不白的太子,后来还追认他为皇帝。太武帝拓跋焘则既没有追究谎报军情的责任,也没有追查可能存在的谋反集团,只是想起儿子就泪流满面。

这哪里像是发生了谋反案?

看来事实可能是:皇帝和太子之间没有个人恩怨,也没有权力斗争,却存在政见分歧。这种分歧决定着帝国未来的走向,当然不能含糊。太武帝在东宫大开杀戒,就是为了剪除太子羽翼。区区宗爱,其实不足为道。

那么,他们的分歧又在哪里?

在宗教。

宗教是南北朝的大问题,牵涉到文化,也牵涉到政治,只能从长计议(详见本书第四章)。至于此刻的分歧,简单地说就是皇太子崇佛,太武帝灭佛。但这与信仰无关。实际上太子拓跋晃他们信佛,很大程度上在于释迦牟尼也是“胡人”,因此对佛教天然地抱有亲切感。

太武帝拓跋焘却并不认为自己是胡人。相反,他要做的是“中华皇帝”。或者说,是道教鼓吹的救世主“太平真君”。因此,他不能接受佛教,只能尊崇道教,因为道教才是中华本土的。拓跋焘甚至用“太平真君”四个字做了自己的年号,而且正是在他统一北方之后的第二年。 〔20〕

拓跋焘之心昭然若揭。

然而奇怪的是,崇佛的拓跋太子受到打击,反佛的汉人崔浩也不得好死。崔浩是北魏的三朝元老,辅佐过拓跋珪、拓跋嗣和拓跋焘三代皇帝,拓跋氏的江山差不多有半个是他帮着打下来的。可惜他的结局却是满门抄斩,还连累三个姻亲一并灭族,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

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

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官

中书侍郎傅用骏足一元大武

柔毛之牲敢昭告于

皇天之神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

历载亿年聿来南迁应受多福

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边庆流

后胤延及冲人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剋

翦凶丑威暨四荒幽人忘暇稽首来王始

闻旧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

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祜

归以谢施推以配天子子孙孙福禄永

延荐于

皇皇帝天

皇皇后土以

皇祖先可寒配

皇妣先可敦配

尚飨

东作师使念凿

转折关头

崔浩是由于撰写国史而死的。

此案发生在皇太子拓跋晃死前一年,但似乎与太子并无关系,尽管恃宠而骄的崔浩从来不把这个未来的皇帝放在眼里,两人的矛盾也是连南朝都知道的公开秘密。不过崔浩也好,太子也罢,都无法决定对方的命运。掌握着他们命运前途的仍然是太武帝,也只能是太武帝。 〔21〕

那么,太武帝为什么要杀崔浩?

因为愤怒,因为失望,而拓跋焘对崔浩原本是寄予厚望的。在荡平了北方诸国之后,太武帝觉得伟大的北魏已经不能再没有一部国史。于是他给崔浩下达诏书,让他领衔完成这个任务。给出的指令是:务从实录。 〔22〕

崔浩欣然命笔。

学富五车又历仕三朝的崔浩信心满满,然而这种自信心却让他身首异处。国史完成后,头脑发热的崔浩在他人怂恿下,竟将这部得意之作刻于石碑,耗资三百万做成方圆百步的碑林,任何人都可以前往观看阅读,等于是自作主张地公开发表了未经审阅的北魏国家史。

可惜崔浩并非生活在网络时代,动用国库经费建成的碑林也不该是他的自媒体。更何况崔浩为了彰显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良心,对某些必须“为尊者讳”的故事一概秉笔直书。这就触动了鲜卑敏感的神经。要知道,作为曾经的野蛮人,他们的祖上可是并不怎么文雅的。

投诉信雪片般地飞到了御前。

太武帝勃然大怒。他万万没有想到,崔浩竟会如此辜负圣恩。修史诏书从“我太祖道武皇帝”说起,一直说到“岂朕一人获济于此”,意思难道还不清楚吗?务从实录是不要漏掉丰功伟绩,谁让你“肆意诽谤”来着?

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人不杀又该杀谁?

崔浩血溅刑场。 〔23〕

此案常常被看作胡汉矛盾冲突的典型,其实不然。崔浩之死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国史案不过是导火索。事实上太武帝对“诽谤”一事并未深究,参与撰写此书的汉人也并非全都被杀,比如高允就幸免于难。 〔24〕

汉人高允是这部《国书》的主笔,也是皇太子拓跋晃的老师。因此案发之后,太子便把并不知情的老师请进东宫住下。第二天带他去见皇帝时,又特地交代高允:一会儿皇上问起来,我怎么说,老师就跟着怎么说。

高允问:什么事呀?

太子说:进去就知道了。

进殿以后,拓跋晃便极力为高允开脱。太子说:高允从来就小心谨慎,不敢自作主张。此番虽与崔浩同事,但崔浩专横跋扈,高允人微言轻,请皇上赦免其罪。

太武帝问高允:这部书都是崔浩写的吗?

高允回答:除了太祖那部分,都是臣与崔浩写的。不过崔浩只是总裁,著述方面臣多于浩。

太武帝大怒:高允罪过大多了,怎么能不杀?

拓跋晃忙说:天威严重,高允刚才是吓糊涂了。

太武帝问高允:真是太子说的那样吗?

高允却回答:不是的。臣以不才,谬参其事,罪该万死。太子殿下不过因为臣陪读东宫,想为臣讨一条小命罢了。皇上不问,臣不敢说。皇上垂问,臣也不敢糊涂。

太武帝大为感动。他回过头来对拓跋晃说:如此正直和诚信,岂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于是不但赦免高允,还让他担任专案组的组长,起草国史案的处分决定。

高允却迟迟不能下笔。

犹豫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按照有关部门的意见,自崔浩以下涉案人员一百二十八人,统统都要灭五族。于是,高允面见皇帝据理力争。高允直言:有没有漏网之鱼,臣不敢说;这么多人都判死刑,臣也不敢同意。

结果,高允救下了几千条人命。 〔25〕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功德无量的高允健康地活到九十八岁,五任皇帝都对他礼遇有加。国史案也好,太子党也罢,也都没对他造成任何影响。因为高允终其一生都坚守道德底线,甚至清贫到只有草屋数间咸菜几坛,让后来的文成皇帝拓跋濬(读如俊)感慨不已。 〔26〕

道德,是可以超越民族界限的。

何况此时的民族关系已不同于前。崔浩的父亲崔宏是被拓跋珪抓来做官的,崔浩却为北魏殚精竭虑。实际上崔浩的问题不在于他有抵触情绪或敌对情绪,反倒在他太把北魏当成自己的国家。这就引起了那些真正主人即鲜卑贵族的反感。当反感找到突破口时,崔浩便不能不死。

没有证据显示,后来皇太子拓跋晃的去世,与崔浩之死有什么关系。但如此之多的奇案频频发生,则证明此时的北魏已经到了转折的关头。这个转变将因太武帝的被杀而减缓,直到一个神秘的女人再来启动新的程序。

这个女人就是冯太后。

跟太武帝拓跋焘一样,冯太后也一身是谜,只不过这些谜团同时伴随着绯闻。按照正史的记载,冯太后是文成皇帝拓跋濬的女人,十四岁进宫,两年后成为皇后,九年后成为太后。这时的她,只有二十五岁。 〔27〕

二十五岁的冯太后表现出了奇特的爱情观。她先是跳进火里要为文成皇帝殉葬。被人救出当了太后,却又传出绯闻。结果是继位的献文皇帝拓跋弘忍无可忍,处死了她的两个情夫。作为报复,冯太后则毒死了这个皇帝。 〔28〕

这里面的恩恩怨怨已经无法弄清。事实上,作为冯太后名义上的儿子,献文帝也可能是她的男人。因为按照鲜卑人“收继婚”的习俗(纳娶父亲去世后留下的不是生母的其他女人),献文帝是可以这样做的。甚至就连他的儿子孝文帝拓跋宏,也可能是他跟冯太后所生。 〔29〕

如此说来,献文帝的杀人便可能是吃醋,冯太后的报复则难免“最毒妇人心”之嫌。

当然,不会有人追究。

但毫无疑问,冯太后是强悍的。作为皇太后和现任皇帝可能的情妇,她在献文帝继位的第二年(466)就以霹雳手段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丞相,架空皇帝,迅速掌握了北魏政权。那时,她应该还没有怀孕。 〔30〕

不过,这并不妨碍她跟皇帝会有一个孩子,也不妨碍她后来杀了那皇帝,如果这些猜测属实的话。

呵呵,冯太后可不是崔浩。

当然不是。事实上,除了拓跋宏出生前后的那些短暂的时间,冯太后都牢牢把握着权力。作为北燕王室的后裔,她似乎有着极高的政治天赋,可以在顷刻之间做出生杀予夺的决断,让许多男人望尘莫及。最后,心灰意懒的献文帝只好去做太上皇,尽管当时只有十八岁。

孝文帝拓跋宏继位,五岁。

这是北魏承明元年(476)的事。也就在这年,日耳曼雇佣军将领废掉了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西罗马帝国日落地中海,一个古老的文明就此谢幕。

北魏王朝却华丽转身。三十六岁的冯太后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临朝称制,开始了政治和社会的全面改革。这些改革将从根本上改变鲜卑和北魏。幸运的是,这不但是拓跋焘和崔浩的遗愿,也是冯太后和拓跋宏的共识。

全盘汉化

拓跋宏更像一个汉人。

这并不奇怪。无论拓跋宏是冯太后名义上的孙子,或者实际上的儿子,都是她一手抚养成人的。作为鲜卑化的汉人,冯太后理所当然地用汉文化的乳汁哺育了这个原本混血的孩子。因此冯太后去世后,拓跋宏不但继承了她的改革事业,还干脆把首都从平城迁到了洛阳。

不难想象,这件事阻力重重。

没有人会喜欢无缘无故地搬家,更何况迁都会损害不少人的既得利益。拓跋宏只好曲线救国,宣布要出兵讨伐南齐。为此,他装模作样进行了占卜,结果卜得革卦。故太子拓跋晃之孙任城王拓跋澄说:革就是革命。这是改朝换代的卦,不是讨伐逆贼的,不吉利。

拓跋宏说:卦辞称“大人虎变”,怎么不吉利?

任城王说:陛下早就是龙,为什么还要做虎?

拓跋宏大怒:国家是朕的,任城王想干什么?

任城王说:江山社稷当然是皇上的,但臣等也有做臣子的责任。陛下既然征求意见,臣当然要实话实说。

拓跋宏无奈,只好在散会后留下任城王说悄悄话,并告诉他自己的真实意图是要迁都。忠心耿耿的任城王恍然大悟,原来皇帝是要一统海内,这才选择了东周和东汉的京城作为帝都。于是立即转变立场,积极支持南征。

公元493年(北魏太和十七年),也就是东哥特人建国的那年,拓跋宏率领群臣和大军来到洛阳。当时正是农历九月,天降大雨不止,所有人都畏首畏尾不肯前进。拓跋宏却一身军装骑在马上,摆出了准备一个人南征的架势。

群臣齐刷刷地跪在了马前。

拓跋宏说:不想南征,那就迁都。

相对于迁都,鲜卑贵族更怕南征,只好妥协。

第二年,拓跋宏正式迁都洛阳。 〔31〕

这是北魏王朝的第二次迁都。上一次迁都平城,他们彻底实现了从游牧部落到农业帝国的转变。那么,这一次迁都洛阳,意义又何在呢?

全盘汉化。

应该说,这正是冯太后要做的事情。只不过,她更侧重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比如实行俸禄制(官僚制度改革)、三长制(基层政权改革)、均田制(土地制度改革)、租调制(税收制度改革)等等。这些制度创新,有的甚至来自她汉族情人李冲的建议。 〔32〕

拓跋宏却还要进行社会改革。

实际上在与任城王谈话时,拓跋宏就说得很清楚: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是文治之都。后来,他又对一位鲜卑名士说: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何必一定要住在中原?但子孙后代如果永在漠北,又怎么能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因此拓跋宏说,移风易俗,势在必行! 〔33〕

只不过谁都没想到,他的力度会那么大。

改革是与迁都同步的。太和十八年(494)三月,北魏朝廷举行了最后一次迁都听证会。四月,祭天仪式和地点由鲜卑的西郊改为汉人的南郊。十月,太庙神主和皇帝先后启程。十二月,尚在迁都途中的拓跋宏颁布了社会改革的第一道诏令,禁止士农工商再穿鲜卑服装。 〔34〕

鲜卑人大为不满。

不满是可想而知的,拓跋宏也明白只能循循善诱再加恩威并施。于是,次年(495)五月二十六日,已经到达洛阳的他跟群臣有了一次深入耐心而又惊心动魄的恳谈。

拓跋宏说:请问诸位的心愿,是希望朕和朕的国家能够超过商、周呢,还是比不上汉、晋?

群臣说:当然是超过前王。

拓跋宏又问:那么应该移风易俗呢,还是因循守旧?

群臣答:当然应该日新月异。

又问:只是朕一人刷新呢,还是子子孙孙?

答:当然要传之万代。

再问:这么说诸位不反对改革了?

众人异口同声:上令下行,谁敢反对!

于是拓跋宏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从今天起,朝堂之上禁止再说鲜卑话。三十岁以上的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可以从缓。三十岁以下的现任官员,如若胆敢违令,那就是明知故犯,必须撤职查办,诸位以为然否?

群臣说:谨奉圣旨!

拓跋宏又说:朕曾经跟李冲讨论过此事,李冲居然说四方之音无所谓谁是谁非。仅仅这一句他就该死!

李冲赶忙免冠磕头。

拓跋宏拿李冲开刀杀鸡儆猴,确实用心良苦。因为李冲是冯太后的情夫,又是汉人,还是改革派,而且一向为拓跋宏所敬重。如果李冲都该死,其他人呢?

当然都噤若寒蝉。

拓跋宏又责问宫官:朕已明令禁止胡服,但是宫中女人仍然夹领小袖,你们为什么阳奉阴违?

众人都磕起头来。

几天后,改革官方语言的诏令正式下达。

接下来就是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迁入内地的鲜卑人死后一律葬在洛阳,这就等于改变了籍贯;按照汉制使用长尺和大斗,这就改变了度量衡。然而,拓跋宏意犹未尽,他还要改变鲜卑人的姓氏,比如拓跋改成元,步六孤改成陆,等等。所改之姓,多达上百。 〔35〕

下一步,是分定姓族。

姓族其实就是门第,或者说就是高门,只不过一等的叫姓,二等的叫族。姓族名单由官方严格审核,组织部门则按图索骥授予官职。姓族子弟天生就有做官特权,八姓更不得授予低级职位,跟东晋的“上品无寒门”一样。

显然,这是魏晋门阀制度的鲜卑化。这个制度一旦实行,鲜卑人便也就有了门第。结果是什么呢?是门当户对的胡汉两族可以通婚。事实上拓跋宏紧接着就下达了一纸诏书,命令他的六个弟弟娶汉人四大家族的女儿为妻。

皇族与汉族通婚,示范作用当然显著。当其他鲜卑人也纷纷效法时,民族融合就得到彻底实现。当然,是作为少数民族的鲜卑像盐一样溶化在汉民族的水中。

更何况,他们还都得着汉服,说汉语。

汉族服饰特征为宽袍大袖,喜高冠长袍。鲜卑族喜窄袖且上衣下裳分开,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服饰特征。

这两件武士俑所穿小袖服装是典型的鲜卑服饰,其中露右臂是鲜卑人的着装习俗,是这一时期鲜卑风尚依然存在的反映。

这可真是大混血。

混血是种族的,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实际上,姓族制度建立以后,士庶之别就取代了胡汉分野。民族界限模糊了,身份认同从族别变成了门第。鲜卑的豪门与汉人的望族共同组成统治阶级,下层则混为一谈。这正是当年崔浩的理想,拓跋宏则把它变成了现实。 〔36〕

与此同时,洛阳也再度成为华夏文化的中心。拓跋宏迁都三十多年后,一位名叫陈庆之的南梁将领曾这样描述他亲赴洛阳的切身感受:我原本以为两京沦陷之后,长江以北便都变成了戎狄之乡。这次到洛阳,才知道衣冠人物尽在中原,根本不是我们江东可比的。 〔37〕

拓跋宏成功了。他其实已是中华皇帝,虽然也只有半壁江山。但他开创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由胡汉混血的北方来统一中国,从而创建新的中华文明。

这就是鲜卑人的历史功绩。

那么,原本代表华夏正宗的南朝又如何呢?

第三章

南朝试验田

短命鬼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南朝,那就只有四个字:乏善可陈。短短的一百六十九年间,居然换了四个朝代。其中年头最长的是刘宋,六十年。其次是南梁,五十六年。再次是陈,三十三年。最短是南齐,二十四年。

宋、齐、梁、陈,都是短命鬼。

王朝短命,皇帝亦然。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个,居然只有一年。此外,在位两年、四年和八年的各三个,三年的七个,五年和六年的各一个。超过十年的只有五个,其中十二年的两个,十五年的一个。 〔1〕

那么,在位时间长的又如何?

也不怎么样。梁武帝萧衍四十八年,宋文帝刘义隆三十年,在位时间都不短。但,梁武帝困死宫中,刘义隆则被自己的儿子谋杀。实际上南朝二十四帝,至少有十三个死于非命,凶手则从太子、宗室、权臣,到侍从、禁卫军、叛乱者、外敌和新皇帝,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2〕

这很值得琢磨。

当然,宋、齐、梁、陈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刘宋皇帝共八个,不得好死的竟有五个;南齐皇帝七个,死于非命的有四个,都超过半数。最惨的是南梁,四个皇帝全都不能寿终正寝。而且,这三个朝代被杀的皇帝,竟有六个是未成年人,其中年龄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只有十三岁。 〔3〕

情况最好的是陈。包括亡国之君陈叔宝,也都没有被谋杀,他甚至活到了隋炀帝迁都洛阳那年。不过,陈朝五帝中仍有一个是被废掉的,而且,被废一年半以后就神秘地去世,年龄只有十九岁,难道不可疑吗? 〔4〕

更何况,陈实在不好意思再叫做朝。当他们接受禅让建国时,南梁的国土已经大面积沦丧,陈朝也只能龟缩在东南一隅等着隋来灭亡,尽管他们曾经也想振作一番。可惜,无可奈何花落去,好景不再来。

其实宋、齐、梁、陈的开国皇帝都是有为之君,也都开创过新气象,因此宋有元嘉之治,齐有永明之治,梁有天监之治。但无一例外,紧接着都是大乱,然后则是亡国。一部南朝史,几乎就是治乱循环史。

这就与北魏大不相同。

北魏也乱,十四个皇帝有九个非正常死亡。但北魏动乱的结果是前进,是由蛮夷之邦变成了中华帝国。南朝却早就丧失了中华帝国的意识和气度,更没有东晋那样中央政府的名分,只不过庞大的诸侯王国而已。 〔5〕

结果是什么呢?

是就连汉化了的胡人也看他们不起。在北魏的官方史书中,东晋是被称为“僭晋”的,刘宋、南齐和南梁则被称为“岛夷”。也就是说,晋代表华夏正宗不成问题,只不过东晋政权的合法性可疑。之后的南朝则连冒充中华的资格都没有,只能算作蛮夷,还是小蛮夷。 〔6〕

这可真是莫大的讽刺。

于是我们要问:南朝的存在也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吗?如果有,又是什么呢?

充当中华文明的试验田。

实际上,一向被许多人忽视的南北朝恰恰是中华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北方和南方都在进行各种探索和实验,只不过北方更多地提供了成功经验,南方却在试错。然而试错同样是有意义的。事实上,正是由于有北方的经验和南方的教训,后来的隋唐才能实现大变革。

在历史问题上,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那么,南朝的实验又是什么?

改革东晋的政治。

我们知道,东晋的政权是士族的,政治是门阀的。然而南朝的开国之君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和陈武帝陈霸先,却都是寒门素族和行伍出身。这就跟晋武帝以儒生和名士自居大相径庭,也必然导致政权内部士族与庶族、文官政府与军人政权的矛盾。

南朝之乱,主要原因在这里。

问题是,士族的政权,为什么会落到军人手里?

因为士族越来越懒惰和无能。按照门阀制度,那些名门望族的子弟天生就有做官和免税的特权,法律和制度保证了他们可以不劳而获。因此,这些家伙从小就锦衣玉食游手好闲,只知道峨冠博带高谈阔论,或者涂脂抹粉顾影自怜,地地道道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这是一些寄生虫。

寄生虫是不会有上进心和创造力的,也不会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养尊处优的世家子弟们甚至把官职分成了清浊两种。只不过,清官的意思不是清廉,而是清闲。因此与“清官”相对应的也不是“贪官”,而是“浊官”。

浊官的职责是处理具体事务,比如税收和诉讼。这些俗务烦杂、琐碎而劳碌,寄生虫们根本就不愿意去做。久而久之,他们就变成这样: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 〔7〕

这是一群窝囊废。

窝囊废和寄生虫,能保家卫国吗?不能。能安邦定国吗?也不能。能从蛮族手里收复中原吗?更不能。

于是,寒门素族有了机会。

机会是名门望族让出来的,尤其是既辛苦又有危险的军职。这就给了底层平民一个进身之阶,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则正好抓住了机会和机遇。而且自从刘裕成功,寒门子弟便形成了一个共识:要想出人头地,就去当兵。

南朝都是军政府,并不奇怪。

不过刘裕能够成功,又与东晋的国情有关。东晋其实是没有中央军的,事实上也不可能有。琅邪王司马睿建立的政权是一个流亡政府,哪能真以中央的名义一统江山号令天下(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

举足轻重的,是北府和西府。

北府和西府都是军事集团,组成部分主要是躲避战乱的南下流民,性质则介于官军和民兵之间。由于驻军地点分别在东晋首都建康以北和以西,所以叫北府和西府,也叫徐州北府和豫州西府(或荆州西府)。 〔8〕

刘裕改朝换代,依靠的就是北府。

这也并不奇怪。事实上,两府统帅虽然名义上都是朝廷命官,手下的兵丁和将领却由自己招募。因此,统帅如果对王朝忠心耿耿,他们就是东晋国军,比如淝水之战时谢玄指挥的北府兵。相反,如果统帅别有用心,他掌握的武装力量就不会被用来保卫王室,而是颠覆政权了。

桓温指挥的西府兵,就是这样。

因此,东晋王室和朝廷对两府充满纠结。他们既希望有人为自己平息内乱抵御外敌,又害怕后者一旦成功便尾大不掉。这些家伙的如意算盘是:两府不用帝国劳心费力养兵千日,却能完全服从中央指挥驰骋沙场,还不至于因为做大做强而危及王朝和政权的稳定。

可惜天底下从来就没有这么便宜的好事。机关算尽的结果,是收复中原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地丧失,篡位夺权的事情则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只不过前几次功败垂成,刘裕则成功了。他不但终结了东晋,也终结了士族。

那就来看刘裕。

时势不再造英雄

刘裕的崛起,是因为孙恩之乱。

这样的内乱在东晋并非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之前已有王敦之乱(322)、苏峻之乱(327),之后则有桓玄之乱(402)、卢循之乱(410)。乱世出英雄。北府的先驱郗鉴军团,西府的前身陶侃部队,就是在平定苏峻之乱时脱颖而出,使自己成为影响历史之力量的。

现在轮到刘裕。

公元399年,也就是北魏国王拓跋珪迁都平城并且称帝的第二年,孙恩之乱起。孙恩号称道教徒,其实是邪教组织和恐怖组织头目。在他的蛊惑和挟持下,数万民众倾家破产抛妻别子,甚至杀死被认为是累赘的婴儿,跟着他攻城略地杀人放火,一时间竟风起云涌。 〔9〕

东晋政权的腐朽,世家子弟的无能,则在这场动乱中暴露无遗。孙恩起事时,会稽郡长官王凝之(王羲之次子)既不出兵也不防备,天天在密室里祈祷,还宣称请到了鬼兵数万把守要津。结果如何呢?城破被杀。 〔10〕

难怪他的妻子谢道韫,死都看不起他。 〔11〕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是北府,扭转战局的则是刘裕。尽管当时他只是北府小小的参军,却让貌似强大的孙恩一再溃败终至灭亡。这说明孙恩的邪教组织不过乌合之众,更说明东晋政权已病入膏肓。他们能躲过一劫,靠的竟是这位出身寒门的下级军官,堪称命悬一线。

然而东晋的无可救药却一再显示出来。实际上,孙恩之乱断断续续地拖延了两年多时间,并未居安的执政者却竟然毫不思危,反倒一如既往地骄奢淫逸。这些家伙除了勾心斗角,便是纸醉金迷,简直就是自取灭亡。

结果,孙恩还没死,桓玄就来了。

桓玄是桓温的小儿子,而桓温原本是要篡晋的,只是由于谢安等人的阻挠未能得逞,这一遗愿便只好由桓玄来完成(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桓玄名为西府督帅,坐镇荆州,却其实占有了晋的三分之二。他与朝廷翻脸,皇室能够指望的就只有北府。

北府却倒向了桓玄。

倒戈是有原因的。之前,北府的督帅历来都由门阀士族担任,这时却已经换成行伍出身的刘牢之。刘牢之一生戎马为国驰驱,功勋显赫却并无政治头脑。当时,刘裕等人都极力反对勾结桓玄,刘牢之却大发脾气说:消灭桓玄易如反掌,但之后朝廷那帮家伙还容得下我吗?

原来,他更害怕功高震主。

这就是糊涂了。实际上当时的情况,是桓玄来势汹汹却没有名分,晋室正当防卫又力量不足,因此双方都要借重北府军,拉拢刘牢之。刘牢之如果有政治远见,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可惜他没有。 〔12〕

看来,士族固然腐朽,武夫也未必中用。

收降了北府的桓玄却如虎添翼。他顺顺当当地接管了东晋朝廷,消灭政敌之后又要解除刘牢之的兵权。始料未及的刘牢之惊慌失措,决定前往广陵(今江苏扬州)起兵讨伐桓玄,问刘裕愿不愿意一起去。

刘裕断然拒绝。

已经在战乱中成长起来的刘裕直言相告:将军以劲旅数万望风而降,桓玄以新得之志威震天下,人心都已离开将军到桓玄那里去了,请问将军还到得了广陵吗?刘裕无法再追随将军,只能回京口(今江苏镇江)去。 〔13〕

京口是北府的大本营。

当然,只有一江之隔的广陵也是北府的根据地,可惜却是老根据地。当年北府从那里移镇京口,就因为京口与建康并无大江阻隔,又能与广陵隔岸呼应。也就是说,刘裕要回的京口比牢之要去的广陵离桓玄更近,他们一个是迎难而上,另一个却其实是逃之夭夭。 〔14〕

两种选择,高下立判。

刘牢之却不死心,又召集手下将领开会,没想到将领们一哄而散。众叛亲离的刘牢之只好北上,但刚刚离开建康就吓得自缢身亡,后来还被桓玄开棺戮尸。他的儿子则连哭丧都来不及,北上投降了鲜卑人的南燕。 〔15〕

追随刘裕的是何无忌。

何无忌是刘牢之的外甥,也是刘裕的老朋友。牢之与刘裕分道扬镳,无忌左右为难。刘裕则态度明朗地对他说:跟我一起去京口吧!桓玄如果是忠臣,你我就共同辅佐他;不然,就干掉他! 〔16〕

结果,桓玄果然被干掉。

跟孙恩一样,桓玄的兴起和灭亡都很迅速。从进入建康到兵败被杀,他一共只折腾了二十六个月,重要原因之一则是他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称帝。元兴二年(403)十二月,桓玄逼晋安帝禅让,改国号为楚。于是,早就想消灭他的刘裕,便有了正当理由和强硬口实。 〔17〕

三个月后,刘裕起兵。 〔18〕

很难说刘裕的初衷是为了兴复东晋王室,还是实现个人野心,或者是为刘牢之报仇,但双方力量对比之悬殊却毋庸置疑。当时,北府将领大多被害,北府军也实际上不复存在,刘裕率领的联军其实只有一千七百人。靠这么一点兵力就去进攻桓玄,简直无异于以卵击石。 〔19〕

然而双方的斗志也不可同日而语。手持长刀的刘裕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敌营两员大将都死在他的刀下。与之相反,桓玄却闻风丧胆不战而走。当时一个部下拉住他的马笼头,请求与刘裕一战。桓玄只是用鞭指了指天,便急不择路地狼狈逃窜,他的结局其实已无悬念。 〔20〕

次年(404)五月,桓玄被杀。

此后的历史就由刘裕来书写了,选择的路线则与当年的桓温神似,那就是先建功立业,再篡位称帝。于是短短十几年间,他先后灭南燕(410),灭西蜀(413),灭后秦(417),将东晋的王旗重新插到了长安城头。

这时就连北方的胡人,也知道刘裕下一步要干什么会干什么。匈奴胡夏国王兴奋地说:我看刘裕一定得胜,之后一定回朝,关中就是我的了。崔浩则对北魏皇帝说:王猛是苻坚的管仲,刘裕是晋室的曹操。灭秦之后他一定会回去篡位,秦国的地盘迟早是我们大魏的。 〔21〕

刘裕之心,一如当年的司马昭。

套路也是一样的:先是封宋公,后是封宋王。这时距离成为宋帝,已只有一步之遥,刘裕却说不出口。他只好在寿阳(今安徽寿县)王宫装模作样宴请百官,宣称自己应该功成身退,准备交还爵位,养老京师了。

众人没听出言外之意,一片歌功颂德,只有一个名叫傅亮的高级官员出门以后才恍然大悟。他立即回过身去敲门求见,刘裕的宫门也应声而开。

傅亮进门就说:臣最好先回建康。

刘裕也不多说,只问:需要多少人送你?

傅亮说:几十个足够。

回到京城的傅亮很快就做了安排,甚至起草了禅位诏书让晋恭帝照抄,恭帝竟也欣然命笔。他对身边人说:桓玄之后,我晋朝就已经亡了,只是靠着宋王才又延续了近二十年。今日之事,朕心甘情愿。

公元420年六月,刘裕即皇帝位,国号宋。 〔22〕

南朝开始了。

同室操戈

刘裕的成功值得深思。

谁都知道,刘裕并非篡晋第一人。之前的王敦和桓温条件都比他好,却都功败垂成抱憾终生,桓玄甚至还把自己弄成了过街老鼠。然而出身寒微的刘裕,却成功地崛起于草莽之中,称帝于动乱之后,这又是为什么呢?

时势,还有政治。

如果说三国是英雄的时代,魏晋是士族的舞台,那么到了晋末,时势就不再造英雄,士族也不再成气候。英雄谢幕,登台的就有可能是混混;士族下课,得势的就有可能是流氓。因此刘裕的宋,包括之后的齐和梁,就注定命运多舛充满血腥,谋杀案也接二连三地不断上演。

杀戮从建国之初就开始了。

第一个被杀的是晋恭帝,时间在禅让一年半以后。他是晋、宋、齐、梁四个逊位皇帝中活得最久的,但这绝非因为刘裕心慈手软,而是恭帝防范甚严。他每天都跟自己的皇后共处一室,饮食也都由她亲手烹制于床前。这位可怜兮兮的前任皇帝,其实已生不如死。

刘裕却不想再等下去。他设法让皇后的两个哥哥把皇后调开,杀手则翻墙而入送去了毒药。当恭帝声称佛教徒自杀便不能转世为人时,这些人用被子闷死了他。 〔23〕

接下来被杀的是刘裕自己的儿子少帝刘义符。这位年轻的皇帝是在正常接班两年后,被刘裕生前指定的顾命大臣徐羡之、傅亮等人废掉并杀掉的,时年十九岁。同时被杀的还有他的弟弟庐陵王刘义真,十八岁。结果是刘裕的第三个儿子宜都王刘义隆继承了皇位,是为宋文帝。 〔24〕

发动政变的徐羡之和傅亮却没有好下场。拥立刘义隆为帝时,徐羡之问傅亮:宜都王可以跟谁相比?

傅亮说:超过晋文帝(司马昭)。

徐羡之说:那就应该知道我们的赤胆忠心。

傅亮却说:未必。

果然,一年多以后,刘义隆下诏,以谋杀罪判处徐羡之和傅亮死刑,于是徐羡之自杀,傅亮被捕。读完刘义隆的诏书,傅亮说了八个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25〕

拥立了两代皇帝的傅亮,兔死狗烹。

让位给刘裕的晋恭帝死了,刘裕的儿子刘义符和刘义真死了,杀死刘义符和刘义真的徐羡之和傅亮也死了,现在轮到当了三十年皇帝的刘义隆。

宋文帝刘义隆当然是一代雄主,元嘉之治就是在他手里实现的。他甚至发动了北伐战争,试图从北魏手中夺回中原失地。可惜他遇到的对手是太武帝拓跋焘,结果是北魏的大军势如破竹地杀到了长江边。如果不是后来拓跋焘突然撤军,刘宋几近不保(请参看本书第二章)。

刘义隆躲过了拓跋焘的兵锋,却死在儿子的刀下。拓跋焘被宦官谋杀的第二年(453),宋太子刘劭发动了兵变。当时刘义隆正与心腹大臣密谋废黜太子,谈话通宵达旦。太子兵入宫中时,刘义隆猝不及防举起几案自卫,结果十指全被砍断,最后倒地身亡,时年四十七岁。

前一年被杀的拓跋焘,四十五岁。

想来当时宫中的气氛一定十分紧张。刘义隆与心腹大臣密谋时,谈话前总要让这个人举着蜡烛四处检查,唯恐有人窃听。然而泄密的却恰恰是他自己。不知为什么,刘义隆把废黜太子的想法告诉了潘淑妃,潘淑妃又告诉了自己的儿子刘濬。刘濬原本就是刘劭同伙,当然要通风报信,走投无路的太子刘劭也只好铤而走险。 〔26〕

谋杀了父皇的刘劭同样紧张。他匆匆忙忙宣布即皇帝位后,便躲进宫中不敢出来,就连晚上睡觉都刀不离手,床边则点着一排又一排的灯。刘劭心里很清楚,他的政变并不得人心,何况外面还有个三弟武陵王刘骏。作为江州刺史,刘骏手中可是有兵权的。 〔27〕

刘劭决定杀了刘骏。

但让刘劭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派去宣判刘骏死刑的官员反戈一击倒向了刘骏,内战也随之全面展开,而且很快就决出胜负。刘骏成为宋室新主人,是为孝武帝。刘劭和刘濬则成为刀下之鬼,并以凶手的身份载入史册。

有些细节很值得玩味。

刘劭是躲进井里后被抓住的,刘濬则在逃亡的路上向叔叔江夏王刘义恭投降。被俘的刘劭完全没有了皇帝的尊严和架子,他甚至谦恭地问:天子在哪里?

抓他的人答:就在附近。

刘劭问:可以代为启奏,只判我流放吗?

答:皇上自有处分。

刘劭只好听天由命。

与刘劭不同,刘濬倒是没有称弟弟为天子,他使用的称谓是刘骏的官职南中郎将,自称则用小名虎头。看来,刘濬仍寄希望于骨肉亲情,幻想弟弟会网开一面。

刘濬问他叔叔:南中郎此刻在做什么?

江夏王答:君临天下。

刘濬又问:虎头是不是来晚了?

江夏王答:恐怕太晚。

刘濬又问:总不至于会死吧?

江夏王答:可以先去请罪。

刘濬再问:能给个一官半职,让我戴罪立功不?

江夏王答:那就不知道了。

事实上新皇帝根本没打算给他两个哥哥活路,就连嫂子和侄儿也被斩尽杀绝,骨灰则被扔进了长江。据说,临刑前刘劭的殷皇后曾愤愤不平地质问执法官:他们刘家人骨肉相残,为什么要祸及无辜?

执法官答:当了皇后,怎么能说无辜?

殷皇后说:早知道让别人当。 〔28〕

可惜这并由不得她,也由不得别人,猜忌和戾气则像病毒一样在刘宋扩散。孝武帝刘骏,前废帝刘子业,明皇帝刘荀彧,后废帝刘昱,个个都是杀人狂,宗室的叛乱也此起彼伏。开国皇帝刘裕的九个儿子,四十多个孙子,六七十个曾孙,死于非命的竟达十之七八。 〔29〕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刘宋的政权终于落到了一个不怎么被猜忌的普通将领萧道成手里。公元479年,也就是北魏冯太后开始政改和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三年后,顺帝刘准被迫禅让。萧道成称帝,改国号为齐,是为南齐。

退位的顺帝则在第二个月被杀,这是他被迫让位之时就已经料到的。小皇帝当时最多只有十三岁,却很清楚让出皇位会是什么结果。因此举行典礼那天,他躲进佛堂的宝盖之下死活不肯露面。被硬拖出来后,这个身不由己的孩子抹着眼泪说:但愿来世不要生在帝王家。 〔30〕

当然,这也由不得他。

齐高帝萧道成倒是吸取了教训,他和儿子齐武帝都能善待宗室,南齐也有了永明之治。但从齐明帝起,噩梦又开始了。前任皇帝和宗室诸王都被他屠杀,结果南齐只存在了二十四年,就被南梁取代。

颠覆南齐的是梁武帝萧衍,让出皇位的则是齐明帝的第八个儿子和帝萧宝融。当月,这位十五岁的小皇帝拒绝了让他吞金自杀的方案,要来好酒喝得沉醉不醒,任由萧衍派来的杀手用某种方式把自己送上西天。 〔31〕

梁武帝非常满意。他当然想不到,四十七年后自己也会死于非命,而且死得更窝囊。

梁武帝之死

梁武帝是被活活气死的。

这一天是太清三年(549)五月初二。此刻的萧衍实际上已是被软禁在宫中受人慢待的病夫。夏季的建康烈日炎炎酷暑难当,躺在病榻上的他很想喝一口蜂蜜水,却是求之不得。于是,在“嗬嗬”地叫了两声之后,八十六岁高龄的梁武帝孤独而凄凉地离开了人间。

皇太子闻讯泪流满面,却不敢哭出一声。 〔32〕

没错,萧衍父子都是体面的囚徒。他们除了依然保留着皇帝和太子的名分,其实手无寸铁,身无分文。

掌握他们命运的,是侯景。

侯景原本是从北方叛逃到南朝的。此前,立国一百五十年的北魏,已经像罗马帝国一样分裂为东西两半。西魏都长安,实际掌权者为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东魏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实际掌权者为鲜卑化的汉人高欢。

当然,两魏名义上还是鲜卑拓跋的政权。

鲜卑化的羯人侯景则曾是高欢的部下,但在高欢去世后与继承人高澄翻脸,于是,携黄河以南十三州土地向梁武帝投诚。梁武帝以为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却没想到西魏趁火打劫占了侯景的地盘,南梁的援军则被东魏打得落花流水。出于无奈,梁武帝只好与东魏议和。

条件,当然是交出侯景。

这就等于把侯景逼入了死角。与此同时,侯景也看透了南梁的腐朽无能。反正只有死路一条的他调转枪头对建康发动突然袭击,像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洗劫罗马一样攻陷并血洗了南梁的首都,最后又攻进了台城。

台城位于今天南京市的玄武区,在东晋和南朝是皇宫与政府的所在地,也是首都建康的城中之城。由于当时的中央政府叫尚书台,所以叫台城。也就是说,当时南梁的首都外围是京城,中心是台城。建康城破,中央政府还在。台城一旦失守,皇帝和太子就只能束手就擒。

侯景与梁武帝终于见面。

不过,这场战争毕竟不是两国交兵。侯景并不认为他是叛乱,梁武帝也不认为自己是败军之将和亡国之君。因此他们的见面依然遵守君臣之礼,侯景甚至表示自己是受奸臣迫害,不得已才惊动圣躬,此刻特地前来请罪。

他的身后,则站了五百个披甲的卫士。

实际上已经成为战俘的梁武帝倒是从容镇定。他十分平淡地说:爱卿久在军中,一路辛苦了!

侯景竟汗流浃背,不敢仰视。

于是梁武帝问:你是哪里人?为什么胆敢如此?你的老婆孩子还在北方吗?

侯景又不敢应对。

旁边的人只好替他回答:臣侯景全家老小都被高澄屠杀已尽,只能只身一人归顺陛下。

梁武帝便问:初渡江时,你有多少人?

侯景答:一千。

梁武帝又问:围台城时,又有多少人?

侯景答:十万。

梁武帝再问:现在多少?

侯景答:率土之滨,都是我的人。

梁武帝低下了头。 〔33〕

这实在是极具戏剧性,而且这种戏剧性其实是历史本身的。是啊,走投无路的侯景以区区千人渡江,不过乌合之众亡命之徒,怎么就一举颠覆了一个王朝呢?

直接的原因是有内奸。

内奸叫萧正德。他是梁武帝的侄儿,也曾经一度是他的养子。梁武帝自己有了儿子以后,萧正德也就失去了做太子的可能,因此怀恨在心。也因此,当侯景许诺拥立他当南梁皇帝时,他打开了建康的城门。 〔34〕

但这只是原因之一。事实上从侯景起兵到台城陷落,前后有半年之久。这么长的时间,京都被围,两宫(皇帝和太子)被困,难道就没人出手救援? 〔35〕

当然有。邵陵王萧纶(梁武帝六子)、湘东王萧绎(梁武帝七子)、司州刺史柳仲礼等人,都曾率军前来勤王。然而怎么样呢?不是止步不前,就是隔岸观火。甚至当城中饿殍遍地时,他们还在城外搂着妓女喝花酒。

这就让很多人看不下去,却没有人能动员他们。邵陵王萧纶固然不听他人劝说,柳仲礼则连父亲柳津的话也不肯听。当时,困在台城的柳津登上城楼向儿子喊话:君父在难而见死不救,子孙后代会怎么看你?

柳仲礼竟不为所动。

无可奈何的柳津回到了宫中。他悲愤满腔地对问计于自己的梁武帝说:陛下有邵陵王,老臣有柳仲礼,全都不忠不孝,反贼又哪里能够平定? 〔36〕

也只能指望台城的守将了。

作为孙吴、东晋、刘宋、萧齐、萧梁、陈朝六代都城,建康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

守城的主将萧坚是邵陵王萧纶的世子(王储),然而这位侯爷却是典型的酒囊饭袋。当时侯景掘开了玄武湖引水灌城昼夜攻战,身负重任的他却只知酗酒,完全不理军务,也不知道奖励将士抚恤百姓。结果,忍无可忍的部下在黎明时分放下绳子,把侯景的人引入城中。

台城因此失守,萧坚也掉了脑袋。

乱兵入城,其他人也顶不住了。萧坚的弟弟萧确倒是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可惜就连奋力作战的他也败下阵来,只好跑回宫中报告台城沦陷的消息。

梁武帝躺在卧榻上淡定地问:还能一战吗?

萧确说:不能。

梁武帝叹了一口气说:那好吧!你赶快出城,告诉你父亲,不要为我和太子担忧。大梁的江山由我得来,又由我自己失去,没什么可遗憾的。 〔37〕

也许这是真心话。也许吧,也许。毕竟,之前的南齐只存在了二十四年,梁武帝却在位四十八年,执政的年头是整个南齐王朝的两倍,确实可以死而无憾。

但,果真如此吗?

只有更糟

梁武帝肯定死不瞑目。

不能说梁武帝是无道昏君。是的,他勤政,十冬腊月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办公。他朴素,不饮酒,不食肉,每天只吃一餐饭,还是素菜。他节俭,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两年。他谦恭,对待宦官都彬彬有礼。他克制,五十岁以后就不过性生活,简直就是苦行僧。 〔38〕

历史上,有这样苦哈哈的好皇帝吗?

没有。

梁武帝甚至也是仁君。普通民众犯了死罪,他总要痛哭一场才下令行刑;王公贵族横行不法,更只是叫来哭骂一顿就算了事。比如萧正德,是曾经叛逃到北魏的。但当他又逃回来时,等待他的仍然是西丰侯的爵位。

这哪里是皇帝,简直就是菩萨。

然而萧正德对梁武帝的回报,却是既要他的官位也要他的命。台城被攻破后,萧正德最想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拿刀去杀了梁武帝和皇太子。如果不是侯景提前派兵守住宫门,这两个人早就没命了。 〔39〕

问题在于,萧正德固然禽兽不如,其他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侯景攻入台城后,号称前来救驾的联军立即就地自动解散,总司令柳仲礼还投降了侯景。进入台城后,他甚至先拜侯景后见皇帝,气得他父亲失声痛哭说:你不是我的儿子!你不是我的儿子!何必劳驾来见我! 〔40〕

这一切,梁武帝可曾想到?

当然想不到。

梁武帝其实是很希望长治久安的。而且,由于亲历了宋与齐、齐与梁两次改朝换代,他的治国格外用心。就连姑息纵容萧正德这样的败类,也是为了避免重蹈前朝祸起萧墙的覆辙。至少,他本不想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结果却是更糟。

更糟是肯定的。实际上台城被围时,各路诸侯之所以按兵不动作壁上观,就是想借刀杀人,听任侯景与梁武帝和皇太子龙争虎斗,两败俱伤后再来坐收渔翁之利。很清楚,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皇上和父亲。

所以,台城刚刚沦陷,他们就一哄而散;武帝尸骨未寒,他们就手足相残。这其实是重演宋和齐的悲剧,但等而下之的是还要引狼入室里通外国。萧正德投靠侯景,武帝的孙子萧詧(同察)投靠西魏,萧纶投靠取代了东魏的北齐,萧绎则既投靠西魏又投靠北齐。

于是,就在南梁封侯景为汉王的同时(550),北齐和西魏分别封萧纶和萧詧为梁王。第二年,北齐又封萧绎为梁相国。也就是说,为了消灭竞争对手,武帝的子孙纷纷向北方“夷狄”俯首称臣,把自己变成了卖国贼。

南梁也终于灭亡。

实际上武帝一死,南梁就亡了。后来的简文帝其实是侯景的傀儡,梁元帝其实是割据的诸侯,梁敬帝则不过建立陈朝的跳板。时机一到,陈霸先就逼他禅让了。换句话说,南梁其实只有一个皇帝,寿命只有四十八年,跟宋和齐一样并没跳出改朝换代和治乱循环的怪圈。

这当然值得反思。

反思从刘裕就开始了。刘裕是以寒门和军人的身份推翻士族阶级之东晋的,因此他为自己的新政权确定了三条原则:皇权必须加强,天下不可共治,士族应该下课。也因此,宋、齐两朝都大量起用寒门庶族担任中央要职,地方军事重镇和军政大权则交给封为藩王的皇族。

也就是说,寒门掌机要,军权托宗室。 〔41〕

结果怎么样呢?

同室操戈,内乱频起,一朝倾覆。

吸取了前朝教训的梁武帝开始调整政策。一方面,他恢复了士族的社会地位,吏部甚至按照《百家谱》记载的郡望门第给高级士族授予高级官位。另一方面,具有工作能力的寒门庶族仍被任用,以便处理实际政务。宗室诸侯更是地方实权派,不像在宋、齐那样受人监视。 〔42〕

梁武帝认为,这样就能摆平皇族、士族和庶族三方面关系,从而实现政治势力的均衡和制衡。如果更理想一点,这三股力量还能作为三根支柱支撑起帝国的大厦。

可惜他落空了。

首先,士族在东晋末年已经变成腐朽的阶级,此后又遭受了宋、齐两朝八十多年的遏制,怎么可能重振魏晋时期的雄风?他们像出土文物一样被挖出来,恐怕只能腐朽得更快。五谷不分如建康令王复,甚至连马都不认识,一口咬定那是老虎。靠他们保家卫国,岂非天方夜谭? 〔43〕

皇族也不争气,一个个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穷奢极欲贪得无厌,为非作歹不知廉耻。梁武帝的六弟、萧正德的父亲萧宏,甚至与武帝的女儿也就是自己的侄女通奸,还密谋篡夺皇位。这样的人,哪里靠得住? 〔44〕

能依靠的,只有庶族。

但,且不说庶族本身良莠不齐,就算清一色都是君子也很难获得社会认可。毕竟,门阀制度在魏晋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这个百足之虫可是死而不僵。现在,梁武帝又老调重弹,庶族怎么可能成为中坚力量?

更重要的是,从汉末开始,华人社会就没有了核心价值,只剩下门第观念(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如果连这也被废除,请问拿什么填补空白? 〔45〕

梁武帝想到了这一点。

他的办法是九个字:兴国学,行德治,崇佛教。

北魏孝文帝礼佛图

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大规模传播,南北两方政权大都尊奉佛教。北魏宣武帝为纪念父母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花费二十四年时间在龙门开凿了宾阳中洞,洞口两侧的石壁上,原来有两组大型浮雕,即《皇帝礼佛图》和《皇后礼佛图》。

文昭皇后礼佛图

遗憾的是现在宾阳中洞洞口两侧只留下了两个触目惊心的大疤痕。《皇帝礼佛图》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皇后礼佛图》现藏于美国堪萨斯纳尔逊博物馆。

国学在南梁其实就是儒学,或太学,武帝的创新则是为儒家五经设立五馆。五馆是五经博士讲课的地方,也是候补官员考试的地方。任何人只要通过考试,就有可能获得官职,而无论出身如何。事实上,由于五馆生员以寒门子弟为主,因此它其实就是隋唐科举制度的前身。 〔46〕

这大约是萧衍政治中最可圈可点的。

然而他的以德治国却是一败涂地。比如萧宏,曾经被人举报家有库房百间,疑为私藏兵器。梁武帝闻讯亲自前往查看,却发现里面全是金银财宝,仅仅钱币就藏了三十间房子,每间一千万,共计三亿。梁武帝看了大为放心,兴致勃勃地对萧宏说:阿六,你的生活不成问题呀! 〔47〕

请问,这是什么德育和德治?

事实上,堆满萧宏库房的全是民脂民膏,这一点应该谁都清楚。侯景围台城时,就曾经向城中士民散发谋士代笔的传单。传单上说:请大家看看梁朝王公贵族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吧!这些家伙不耕不织,却锦衣玉食。如果不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他们的钱财又能从哪里来? 〔48〕

侯景虽然混蛋,这话说得却并不错。

如此看来,梁武帝的艰苦朴素便该视为虚伪。这种虚伪虽未必是他本人的,却可以肯定是体制的。而且,正因为他的以德治国其实是体制性的虚伪,才会死到临头都没人救援,哪怕他把自己打造成了道德楷模。

国学和德治能够救梁?白日做梦。

现在,救命稻草只剩下了一根,那就是宗教。宗教是南北朝的大问题,梁武帝则是重要的代表人物。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便与他息息相关。更何况,正是宗教而非其他,最鲜明地体现出第一帝国与第二帝国,秦汉文明与隋唐文明的分野,是中华史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

那就来看宗教。

第四章

宗教问题

道教兴起

佛教在中国,一开始是被看作道教的。

这并不奇怪。中国原本没有宗教,也没有信仰。夏和夏以前大约只有巫术。商代有上帝,却是祖宗崇拜,不是宗教信仰。商的上帝也不是God,不是造物主,而是去世的帝王。与之对应的是“下帝”,即在任的商王。

下帝和上帝,都是人。

或者说,下帝是人,上帝是鬼,是死人。

之后的周人既拜祖宗也信天命。天的主要功能是授权天子管理天下,并对不合格的统治者进行革命。这样一种既是Heaven(上苍)又是Nature(自然)的存在其实是人,因此在以后的漫长时代也被形象地称为老天爷。

这同样不是宗教,不是信仰。

事实上,中国并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宗教(原因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第三卷《奠基者》、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正如我们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一样。也就是说,宗教之于中华,只能是外来的异族文化。因此初入中华的佛教,也只能被理解为中国已有的东西。 〔1〕

那么,这东西是什么?

广义和初始的道教。

实际上,就像文化本是“用文明来教化”之意,宗教在汉语中也是“宗奉某种教化”的简称。于是,但凡“以道来教化”的理论和实践,便都是广义的道教。先秦的诸子百家,后来的佛教道教,都曾被这样理解。 〔2〕

这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religion)。

初始的道教也不是。它一半是思想,即黄老道;一半是法术,即方仙道。道教,是黄老和方仙的杂糅。

先说黄老道。

黄老道又叫黄老之术,简单地说就是打着黄帝和老子旗号的思想和方法。把黄帝和老子联系起来是在战国,大行其道则在两汉。这时的黄老道内容庞杂,包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再加上周易哲学、神仙思想和阴阳五行,是这些思想观念的大杂烩。

这是一种思潮。

作为思潮,黄老之术在汉初受到推崇,因为当时的统治者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但即便如此,他们对黄老的态度也只是信奉,不是信仰。而且就连这种信奉,在独尊儒术以后也逐渐淡出。黄老道中的周易哲学和阴阳五行被儒家吸纳,剩下的就只有神仙思想。

神仙思想是中国独有的,其他民族只有神没有仙。神与仙的区别在于:神是神,仙是人;或者神是死人,仙是活人。一个人,如果生前对国家和民族有大贡献,死后便可封神,就像罗马的恺撒。如果通过修炼或服药而长生不老肉体飞升,那就是仙,比如韩湘子或吕洞宾。

很清楚,封神是国家民族的事,个人只能成仙。

成仙是道教的核心。

实现成仙愿望的方式和技术就是方术,掌握方术的则是方士。方士起源于战国燕齐一带沿海地区,共同特点是能为一般人所不能为,比如,秦皇时徐福能求仙药,汉武时栾大能通鬼神,曹操时左慈神出鬼没,总之是或有奇方或有异术,因此能行走江湖并且结交王侯。

很难说这些人当中谁是骗子谁是奇人,但可以肯定方术并不简单地等于巫术,比如神医华佗就是方士。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巫术与医术往往密不可分,所谓方术则更有可能是被巫术化和神秘化的科学技术。

比如房中术。

房中术其实就是性科学和性技术。道教认为,性生活是必需的,但应该讲究方法。因为性交的意义既不是生育也不是纵欲,而是养生。换句话说,做爱就是合气,也就是把男人的阳气和女人的阴气进行调和,以达到“采阴补阳”和“采阳补阴”的双重目的。

这就只能通过肌肤之亲和交换体液来实现,因此性生活必不可少。只不过如果不合时宜,不知节制,不得要领,则会适得其反。因此要有禁忌,也要有技术。插入的深浅,抽动的快慢,性高潮的时机都有讲究。总之掌握了房中术,就能益寿延年返老还童,甚至成仙。

如此方术,恐怕不少人都乐意奉行。是啊,即便不能成仙,也能飘飘欲仙,或欲仙欲死,何乐不为?

方术与成仙的关系,大体如此。

这就是方仙道。

方仙道的内容当然远远不止于房中,至少还有服食和行气。行气其实是中医倡导的一种呼吸方式,目的是吐出浊气,吸取清气,即吐故纳新,简称吐纳。吐纳的同时还要配合体操,叫导引。再加上按摩,就是行气。

服食也包括两种,即服药和服丹。药就是灵芝一类的草木,所以叫药。丹则是以丹砂为主的矿石,所以叫丹。药能强身健体,丹能让人成仙,所以叫仙丹。最好的仙丹吃下去以后,成仙只需三日,叫九转金丹。

九转就是反复烧炼,炼丹的则是炉鼎。用丹砂等原材料炼出来的叫外丹,化学成分主要是铅和汞,结果不但不能成仙,反而会中毒。因此道教又主张以人体为炉鼎,用自己的精气神为药石和炉火来烧炼,这就是内丹。后来南宋的全真教南北二宗,便都排斥外丹,主张内丹。

服食、行气、房中,是秦汉方术的三大派。此外,方术还包括天文(含占星术)、历算、占卜、命相、堪舆(看风水)、黄白(炼金术)等等。这些五花八门大多被道教照单全收,而且不少被附会为黄帝的发明和老庄的主张。

方仙道与黄老道,由此合二为一。

但这并不是宗教。事实上,方仙也好,黄老也罢,重中之重都是养生和成仙。这就只与个人有关,宗教却是社会有组织的行为。黄老道和方仙道如果不能与社会大众和国家事务发生关系,那就永远不过方术而已。

于是,斋醮(读如叫)和符箓(读如录)被发明了出来。

斋醮是一种祭祷仪式,程序有设坛、摆供、焚香、化符和念咒等等,目的则是求福消灾。这就至少在理论上是利国利民的事,因为斋醮的受惠者上至九五至尊,中至各级官员,下至平民百姓,完全一视同仁。

道教能有群众基础,斋醮的作用不可小看。

符箓则是用朱笔写在纸上的似字非字的图形,据说烧掉以后就能通神、驱鬼、求雨、治病。这就比成仙更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实际上最早的道教组织天师道和太平道(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就是靠符箓的神秘作用吸引广大信众,并发展壮大起来的。

道教中符箓种类繁杂,主要有复文、云篆、灵符、符图等几类。可以用来为人治病、救灾止害、召将请神。

更重要的是,符箓在后来还成了一种制度。天师道规定,一个人如果在一定仪式上接受了正式授予的符箓并随身佩戴,便意味着他加入了组织,成为这个教团的一员。我们知道,宗教的标志之一是教团组织,作用之一是身份认同(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因此有了符箓制度,方仙道距离宗教也就只有一步之遥。

然而这一步也可能是十万八千里。毕竟,宗教不可能在中国自发地产生,黄老道和方仙道也并不必然地要变成宗教。如果没有外力的推动和他人的示范,那么,天师道也好,太平道也罢,就算能够产生,也只能是靠巫术来维系的民间组织,弄不好还可能成为邪教。

幸好,佛教来了。

佛法西来

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日子历来有不同说法。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是西汉哀帝的元寿元年(前2)。这一年,有一位博士弟子听大月氏使者口授了《浮屠经》。浮屠其实就是佛陀(Buddha),大月氏使者讲述的则是释迦牟尼的生平故事,与后来所知的传说并无出入。 〔3〕

这是比较可靠的最早时间。

那么,最晚是在什么时候?

东汉明帝时期。尽管明帝派遣使者到印度寻求佛法只是传说,但他弟弟楚王刘英崇尚浮屠,在王宫中斋戒礼拜应是事实,可见当时佛教的影响已经不小。而道教第一部经典《太平经》的诞生,却至少要在半个世纪之后。 〔4〕

天师道和太平道成为宗教组织,就更晚。

因此,道教创始人从佛教那里受到启发获得灵感,甚至见贤思齐,是完全可能的。没错,从现存资料看,道教的创立似乎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问题是,说佛教对这件事毫无影响,就有证据吗?对不起,也没有。 〔5〕

事实上,只有佛教的影响才能解释,天师道和太平道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被凭空创造出来。也许,他们并不知道宗教为何物,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创教,只不过认为别人有这么个东西,我们也应该有,可以有。

也因此,道教在发展过程中还会继续向佛教学习。佛有寺,道就有观;佛有僧尼,道就有道士;佛有袈裟,道就有道袍;佛有释迦牟尼,道教便只好把老子抬出来。其实老子是否确有其人都是问题,跟宗教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只有这样,道教才会看起来更像模像样一些。 〔6〕

毫无疑问,这并不奇怪,也不丢人,因为文化原本就是需要学习甚至模仿的。吊诡的是,尽管道教对佛教亦步亦趋,后者却在东汉被看作类似于前者的东西。当然,是被看作初始的道教,即道教前的道教——前道教。

这样的佛教,叫浮屠道。

浮屠道就是外国的黄老道,这是东汉时期上流社会的普遍看法。因此楚王刘英和后来的汉桓帝,都是黄老与浮屠并尊。他们的宫中,则既有黄老祠,又有浮屠庙。 〔7〕

不能说这样做没有道理。事实上,从未见过宗教的中国人只能按照已有的知识去理解那舶来品,比如把僧尼称为道人(道教的神职人员则叫道士)等等。更何况佛教主张的四大皆空,与道家哲学的无中生有;佛教主张的常乐我净,与道家哲学的清静无为,又何其相似乃尔! 〔8〕

然而差别,也不能以道里计。

区别之一在目的。

道教的目的是成仙,佛教的目的是成佛。仙和佛都不是神,而是人。所以,这两个汉字也都是单人旁。这是道教与佛教的共同之处,也是他们与其他宗教不同的紧要之处。也就是说,佛教和道教都是人本的,这很符合中华文明的精神(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但,仙与佛又大不相同。

仙的特点是不死,佛的特点是觉悟。一个人,只要悟得无上正等正觉(最高智慧),就可以立地成佛。当然,严格地说,只有做到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才是佛。只能做到自觉和觉他的,是菩萨(菩提萨埵Bodhisattva)。唯独自己一个人觉悟的,是罗汉(阿罗汉Arhat)。

罗汉、菩萨、佛,都会死。释迦牟尼就是八十岁时去世的,但他生前却已经成佛。他的去世,也被称为涅槃(Nirvana)或圆寂(Parinirvana)。

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

实际上,死亡是死亡,圆寂是圆寂,涅槃是涅槃。圆寂的本义是“圆满的寂灭”,涅槃则是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它在梵文中的原意是风的吹散,火的熄灭,却绝不是死亡。相反,是一种超越了生死也超越了时空、苦乐以及一切经验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不可言说的,只能称之为涅槃。

涅槃有四种德性,叫常乐我净。简单地说,不生不死就是常,永无痛苦就是乐,本性不变就是我,一尘不染就是净。显然,佛教的目的不是把人变成仙,而是改变人的精神状态。精神状态变了,至少也是罗汉。

罗汉与神仙,是两码事。

佛教与道教,也是两码事。

目的不同,方法和途径也不同。比如道教讲守一,佛教讲禅定,都要求精神的专一和专注,看起来很像,其实不同。简单地说,守一是为了防止精气神扩散和泄漏,从而保证长生不老;禅定却是要集中精力观想某个特定对象(比如莲花或诸佛),这样才能获得最高智慧。

显然,守一是养生,禅定是修心。

所以,佛教讲定慧双运,道教讲性命双修。性命就是性和命,神和形,心灵和身体。换句话说,性命双修就是既要身体健康,更要心理健康,是身心都健康。

这当然是很可贵的思想。

禅定则是禅和定的合称。禅(Dhyana)就是禅那,也就是静虑。定(Samadhi)就是等持,也就是专注。慧(Mati)则是明察,也是决断。这三个词连起来,就是安安静静地想(禅),专心致志地求(定),然后斩断迷惑,做出明察,获得佛教之所追求——般若(读如波惹)。

般若(Prajna)就是智慧,或通过智慧到达涅槃的彼岸,所以也叫般若波罗蜜多。佛教认为,生死是迷界,是此岸;涅槃是解脱,是彼岸。从此岸到彼岸,就叫波罗蜜多(Paramita)。而能够如此,是因为有智慧。智可以认识世间事,慧能够证悟出世法,合起来就是般若。

当然,这不是凡夫俗子能有的。

实际上,般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智慧,而是成佛所需的特殊认识。拥有最高智慧“无上正等正觉”的,甚至只有佛陀一人。但不能成佛,还可以做罗汉。关键在于有没有觉悟,能不能从无边苦海中解脱出来。 〔9〕

这就只能从长计议了(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四卷),但佛教与道教的区别却一目了然。不妨这样说:佛教是心灵的宗教,道教是生命的宗教。道教希望人活着就能过上神仙般的日子,佛教却更关注灵魂的安顿和寄托。因此,服食和行气等等,佛教也是不讲的。

没错,智慧与方术无关。

宗教需要的,也不是装神弄鬼点石成金。

所以释迦牟尼本人是反对巫术的。他甚至规定,弟子如果实施咒术就算违反了佛戒。不过这项规定并未在他的后继者那里得到严格的遵守。小乘佛教也好,大乘佛教也罢,都以附属的方式保留了咒术。至于与婆罗门相结合的密教,更是以高度组织化了的巫术为特征。 〔10〕

然而宗教在本质上却不是巫术。如果它依然与巫术勾勾搭搭难解难分,那就没有必要变成宗教。因此,一种宗教越是纯粹,就越是远离巫术。中国的禅宗就是如此,尽管禅宗也不是真正和纯粹的宗教,而是哲学。

事实上禅宗之所以诞生,是因为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必须中国化。儒学化的禅宗是中国化的第三步,玄学化的般若学是第二步,巫术化的浮屠道则是第一步。第一步虽然看似荒唐,但没有它,佛教就不可能在中国落地生根。

当然,也不可能成为中华史的故事。

那就来看这一步。

一步登天

大和尚到!

随着典礼官一声高呼,所有的王公贵族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包括他们的皇帝。

无疑,这是为了表示对一个人的崇敬。

这个人叫佛图澄。 〔11〕

佛图澄是后赵佛教界的领袖,“大和尚”则是后赵皇帝石勒给他上的尊号,意思是“伟大导师”。 〔12〕

僧人地位之尊贵,于此为最。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佛图澄获得这一地位,靠的并不是他的佛学造诣,而是道教喜欢的方术。

佛图澄是西域龟兹(读如秋慈,即今新疆库车)人,也可能是天竺(印度)人。他九岁出家并熟读佛经,进入内地前曾在敦煌逗留。西晋怀帝永嘉四年(310),佛图澄到洛阳传教,却赶上了西晋灭亡前的兵荒马乱,只好潜伏在石勒的一个部将家中。

有一天,石勒召见这位部将。

石勒说:据我所知,你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奇谋,也没什么异术。可是最近一段时间,每次行军打仗,你都能预测到结果。实话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

部将说:是一个沙门预测的。

沙门(Sramana)就是佛教的出家人。

部将还说:这个沙门预测到将军会得天下。

于是石勒召见了佛图澄。

这时的佛图澄自称已经一百多岁,可以不吃不喝只靠呼吸空气过日子。据说,他的肚子上有一个小洞,平时用棉絮塞住。晚上要读书时,只要拔出棉絮,洞中放射出来的光芒便足以将整个房间照耀得一片明亮。

呵呵,这哪里是和尚,明明是道士,或巫师。

石勒却不在乎是佛是道,他关心的是这个沙门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因此他问:佛道有什么灵验?

佛图澄很清楚,跟这个没文化的羯人讲什么般若智慧是没有用的,他的办法是要来一盆清水并焚香念咒。结果转眼之间,水中便长出了莲花,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所有人都大为叹服。

实际上这恐怕是一种魔术,当时的许多僧人和道士也都会玩。东汉末年一个名叫左慈的方士,就曾当着曹操的面从空空如也的铜盆里变出吴淞江的鲈鱼。另一次,他一个人自斟自饮,在座上百个士大夫都觉得酒足饭饱,街市上所有饭店的酒和肉则都莫名其妙地不翼而飞。

可惜曹操不信邪,他决定杀了这妖孽。

左慈看破了曹操的心思,立即穿墙而出,街市上的行人也统统都变成了左慈的模样,让曹操的兵丁无从下手。最后,被追捕的左慈竟然逃入羊群,又变成了羊。

曹操只好说:不杀你,不过试试你的法术罢了。

于是一头老公羊像人一样站起来说:何必如此!

话音刚落,数百只羊都变成了老公羊,也都屈着前蹄像人一样站起来说:何必如此!何必如此!

曹操终于没能杀了左慈。 〔13〕

同样,石勒也没能杀掉佛图澄。

石勒顿起杀心并不奇怪,统治者总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底细的,而佛图澄又总是料事如神。当然,这一次也一样。石勒刚刚有了一闪念,佛图澄就逃之夭夭。更让石勒大吃一惊的是,当他感到后悔并想念这僧人时,神秘失踪的佛图澄却又笑眯眯地出现在他面前。

石勒问:你昨晚为何出走?

佛图澄答:因为将军有了恶意。

石勒又问:今天为什么又来了?

佛图澄答:因为将军改变了主意。

石勒呵呵大笑说:你这道人信口开河!

没错,这时佛图澄的称呼还是“道人”。

佛图澄获得信任,是在他帮石勒建功立业之后。这些事业无一例外地都被说得神乎其神,比如听见寺庙的铃响就能预见某某敌将必败,在手掌上涂抹麻油就能看见前赵皇帝被擒,这就让石勒不得不信。更有可能的是,聪明的石勒发现,这个僧人对自己的帝业是帮得上大忙的。

因此称帝之后,石勒尊佛图澄为“大和尚”。

现在看来,佛图澄能够参与军政运筹帷幄,并非因为他真有什么“五眼六神通”,而是见多识广老于世故,更兼弟子众多消息灵通,再加上必要和适当的故弄玄虚,这才让他的建议和判断看起来像是神机妙算。结果,石勒和后继者石虎都对他心悦诚服,言听计从。

可惜世界上没有谁总能一帆风顺,羯人的政权就更是难免命运坎坷。公元343年,东晋出兵相逼,伐前凉又出师不利。后赵连遭挫折人心惶惶,石虎也怨气冲天怒火满腔。他发脾气说:奉佛供僧却招来外敌,佛有什么用?

佛图澄却自有说法。

说法来自轮回。佛图澄说:陛下前世是大商人,曾经举办法会供养了六十个阿罗汉,所以才转世投胎来到中华做了皇帝。这就是善有善报呀,为什么要抱怨呢?

石虎听了转怒为喜,跪下来答谢佛图澄。

不过,石虎还是有问题。

有一次他问:什么是佛法?

佛图澄答:不杀。

石虎说:朕为天下之主,岂能做到不杀?

佛图澄说:该杀的当然要杀。关键是不能有杀心,更不能滥杀无辜。只要陛下心怀慈悲,就能福祚延绵。杀几个恶贯满盈罪该万死的,不是问题。

石虎很满意。 〔14〕

其实,佛图澄的说法很成问题。请问什么叫该杀?又有哪些人该杀?如果这世界上是有些人不该杀,有些人却该杀可杀的,不杀生的主张又有什么意义?

然而佛图澄却不会去纠缠这些问题,就算想清楚了也不会告诉我们。对于他来说,要紧的是把石虎争取到佛教这边来,哪怕他徒有弟子之名,并无慈悲之心。

事实证明,这很重要。后来,石虎鉴于僧人太多良莠不齐,曾经下诏要求有关部门治理整顿。于是,某些人便趁机提出要全面禁止佛教,石虎却予以驳回。他说,赵国人民有信奉自由。任何人都可以信佛,哪怕是汉人。 〔15〕

有了最高当局的力挺,佛图澄的事业蒸蒸日上,佛教的传播也星火燎原。后赵短短几十年间,国内建立的寺庙多达八百九十三所,是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的最高数。

佛图澄成功了。

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佛教的生态环境。过去,佛教的译经、建寺、传教,主要靠民间信徒的支持,再加乡绅富豪和知识分子的资助。佛图澄却让最高统治者把佛教置于国家公权力的保护之下,利用皇权来取得教权。

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是第一次。 〔16〕

佛图澄也因此成为划时代的人物。他的历史地位,也许只有让罗马皇帝狄奥多西跪下来忏悔的那位米兰大主教才能相比(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更何况佛图澄的成功虽然空前,却并不绝后。在他之后直到清代,都不断有僧人走进宫廷,高僧的参政议政甚至成为一个传统。被视为方术的佛教,终于一步登天。

拾阶而上

与此同时,道教也登堂入室。

如果说佛教是从外国到中国,那么,道教便是从下层到上层。从东汉顺帝时期(125-144)于吉著《太平清领书》,到北魏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440)并亲至道坛接受符箓(442),这三百年的历程也很漫长。

路漫漫其修远兮,只能拾阶而上。

事实上,正如佛教的中国化有三个步骤,道教的合法化也有三个台阶。第一个是民间道教,这就是天师道和太平道。它们虽被看作道教诞生的标志,却其实只是“类宗教”或“准宗教”,而且是底层的甚至地下的。 〔17〕

因此,天师道和太平道不但没有合法地位,还可能遭到取缔和镇压,尤其是在太平道变成黄巾军以后。

孙恩的组织,也一样。

幸运的是,由于教长张鲁投降曹操,天师道躲过一劫并得以传播。更幸运的是,它受到了部分魏晋名士的关注和欢迎。大批高级士族加入道教,甚至出现了世代尊奉道教的天师世家,比如王羲之、葛洪、陶弘景。领袖和主力由方士变成了名士,道教也就上了第二个台阶。

没错,民间道教变成了士族道教。 〔18〕

士族道教是民间道教的升级版,也是士族阶级的奢侈品和麻醉剂。实际上,由于门阀制度和黑暗政治,士族作为阶级固然享有法定特权,可以养尊处优不劳而获,作为个人却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更可怕的是,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祸从天降,又会落到谁的头上。

闲暇的日子需要打发,高贵的身份需要显示,这就有了清谈(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不安的心灵需要抚慰,空虚的精神需要寄托,于是道教走红。

那么,为什么是道教,不是佛教?

因为东晋以后,偏安江左的士族心之所系已不再是国家兴亡和民族盛衰,而是既得利益和个人安危。他们并不想普度众生,只希望健康长寿。因此,道家学派中杨朱主张的及时行乐,庄子主张的逍遥自在,与道教宣扬的服食行气养生成仙,便一并成为士大夫的首选和最爱。

更何况,佛教是胡人的,道教是汉人的。

所以,尽管道教的士族化与佛教的玄学化几乎同时(都完成于东晋),士族化的道教却并没有变成玄学,变成玄学的是佛教的般若学。也就是说,对于佛教,名士们更看重的是义理,是哲学意味和思辨精神。对于道教,他们的态度却是实用主义的,与秦皇汉武并无二致。

很好,清谈有佛,成仙有道。

于是东晋的风气,便是沙门谈玄,名士炼丹。飘逸不群如王羲之,则既谈玄也炼丹。至于民间道教,当然毫无疑问地被视为邪门歪道,根本不能登大雅之堂。

古人为追求长生,不惜一切代价炼制长生不老丹。其实丹丸中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服用非但无益,反而有害。中国炼丹术始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上图三尊炼丹炉现藏于上海中医药博物馆。

从此,道教开始两极分化。转入地下的民间道教继续以通俗的形式传播,甚至从中产生出秘密组织,成为农民起义的旗帜和纽带。进入上层社会的士族道教则从书斋和道观走进宫廷,最后青云直上变成皇家道教。

这是第三个台阶。

皇家道教的诞生是必然的。事实上,没有皇帝这把保护伞,任何宗教都不可能获得合法性。因此,道教也要将自己置于皇权的羽翼之下,借助最高权力来求得生存和发展。只不过他们走出这一步,比佛教晚了将近百年。但异曲同工的是,道教依靠的也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

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佛图澄。

道教的佛图澄叫寇谦之。

寇谦之是北魏上谷昌平(今北京昌平)人,祖上也是世家大族,自己则从小就痴迷于仙道。可惜这位候补神仙虽然热情洋溢态度虔诚,却一直不得要领,经年累月服药练功全都没用,直至遇见一位高人。

高人叫成公兴。

成公兴说:先生有意学道,能隐居吗?

寇谦之说:当然能。

于是,寇谦之被带到华山的一间密室,吃了成公兴给他的一种药,从此没有了饥饿感。但是,当寇谦之来到嵩山的密室,被要求吃第二种药时,他吓得掉头就跑。

那种药,是毒虫和一些让人呕吐的东西。

成公兴叹了一口气说:看来先生与成仙是无缘了,不过却正好可以安邦定国,成为帝王之师。

没人知道寇谦之当时怎么想,只知道后来某一天,成公兴走进第三重密室死去,又在第二天复活,并被来到嵩山的两个仙童接走。原来,成公兴本是神仙,是因为犯了错误才被贬下凡尘的,刑期既满自然重返天庭。

呵呵,原来神仙也会犯错误。

寇谦之则在成公兴“仙逝”之后继续留在嵩山,直到被太上老君和他的玄孙亲自接见。两位上仙传给寇谦之道教秘笈和各种方术,授予他“天师”职称、方圆万里的教区以及统领人鬼之权,同时还赋予他两项神圣的使命,那就是治理整顿道教,并辅佐北方的太平真君。

显然,这是只能当作武侠小说来看的故事,却被隆重地载入史册,因为故事编得像模像样言之凿凿:太上老君下凡是在北魏神瑞二年(415)十月二十二,他的玄孙降临嵩山则在泰常八年(423)十月初五。 〔19〕

这样的造假水平不能不让人佩服。

实际上这两个日子很可能真实地存在,只不过是寇谦之完成准备工作的时间。当然,那两项使命也是他自己赋予自己的。然而这正是寇谦之的过人之处,他非常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也十分明白道教该向何处去。这是他深刻反省天师道近三百年历史和当前现状的结果。

那么,当时的道教问题在哪里?

低俗、混乱、危害政权。比方说,以修炼房中术之名淫乱苟且,以授人符箓之名勒索钱财,以进行宗教活动之名散布流言蜚语聚众闹事等等。这就为士大夫所不齿、统治者所不容,道教也迟早会被镇压或取缔。

宗教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是全方位的。从“扫黄打非”(废除房中术,清理伪书)、制度创新(增订斋戒仪范和戒律)到整顿组织(改革教职父死子继的陈规陋习),不一而足。但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国家政权,严禁妖言惑众,犯上作乱。

这才是关键所在。

改革后的道教被称为新天师道,也称北天师道。它的核心价值其实就是儒家主张的三纲五常,宗教形式和观念则大量模仿照搬佛教,包括立坛宇、修功德、诵经文、持戒律等等,也包括宣扬六道轮回。也就是说,实现改革目标其实靠的是两手:兼修儒教和引佛入道。 〔20〕

寇谦之左右逢源。

如此识大体顾大局,当然颇得统治者的欢心、士大夫的赞同。公元424年或425年,也就是刘义隆成为宋文帝那年或次年,寇谦之在北魏首都平城建立了天师道场。十六年之后,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两年后,他又亲至道坛接受符箓,并使之成为新皇帝即位时必须举行的仪式。 〔21〕

道教正式成为北魏国教。

寇谦之则成为北魏国师。

这时,距离佛图澄被尊为大和尚已近百年。在中国北方曾经风靡一时的佛教,现在命运又如何?

太武与梁武

佛教大难临头。

公元446年,也就是太武帝拓跋焘亲至道坛接受符箓的四年后,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禁佛。太武帝的指令十分明确:所有的寺庙和佛像都必须捣毁,所有的经书都必须烧掉,所有的僧人无论老少都必须坑杀。而且,带兵离京平叛的太武帝,在长安就已经这样做了。

幸运的是,留守平城的皇太子拓跋晃不以为然。于是他一面上书父皇力陈不可,一面故意泄露消息,让各地的僧人带着经书佛像藏匿起来。不过,无法藏匿的寺庙还是被毁于一旦,太子本人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但,如果不是他的暗中维护,佛教面临的将是灭顶之灾。

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次大法难。

造成法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以后再说,直接原因则有两个:一是太武帝发现长安某寺庙居然私藏武器、财宝、酒具和女人;二是他的身边有人撺掇。 〔22〕

撺掇太武帝的是崔浩。

崔浩是拓跋焘的亲信,也是寇谦之的盟友。当时,寇谦之带着编造的神话和经书来到平城,却没想到当局并没有那么好哄骗。太武帝只是给他安排了食宿,朝野上下也将信将疑。如果没有崔浩,寇谦之肯定一事无成。

那么,崔浩为什么要帮助寇谦之?

志同道合,或利益相关。

出身名门望族的崔浩是华夏文明的维护者,他的理想则是实现鲜卑民族和拓跋政权的全盘汉化(请见本书第二章)。因此,崔浩对佛教这种外来文化和外国宗教很是反感。他要尊崇的是儒家学说,哪怕这儒学已不纯粹。

对此,寇谦之深表理解和同情。

这同样并不奇怪。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新天师道可以说是披着道教外衣的新儒学,寇谦之的宗教改革则是道教的儒学化。他甚至向崔浩虚心求教说:太上老君赋予我的使命,是辅佐太平真君,承继千古绝统,因此令我兼修儒教。可惜我才疏学浅孤陋寡闻,还请你多多指导!

于是,崔浩便帮寇谦之恶补儒学。

寇谦之则向崔浩传授养生秘方。 〔23〕

弄清楚可以互利双赢之后,崔浩便在太武帝面前为寇谦之鼓吹。崔浩的长篇大论其实只有一个要点:像寇谦之这样的清德隐仙居然不请自到,只能说明陛下所受的天命可以相当于当年的轩辕黄帝了。

听了这话,太武帝岂有不动心之理?

寇谦之能够成功,崔浩功不可没。

然而崔浩要灭佛,寇谦之却不同意。没错,道教与佛教确有意见分歧和利益冲突。但这只能打口水战,不能动真格的。赶尽杀绝的事,佛祖和老君都不会支持。因此寇谦之对崔浩说:你这样毁佛杀生,会祸及满门的! 〔24〕

后来,崔浩果然被灭族。

佛教则死灰复燃。太武帝去世后,继位的文成帝便下诏复兴佛法,并把此前灭佛的责任,归咎为有关部门错误地领会了先帝意图。于是,由于前太子拓跋晃暗中保护而藏匿起来的僧人、佛像和经书,都重见天日。佛教再度在中国北方兴盛,直至遭遇第二次大法难(请见本书第五章)。

第二次是在公元574年。此间一百三十年,佛教一直受到北方统治者的尊崇。北魏一位临朝听政的太后不但建寺礼佛,斗争失败后还准备削发为尼。可惜她并没受到佛祖的保佑,依然被愤怒的政变者扔进了黄河。 〔25〕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然而这位太后在新都洛阳修建的永宁寺,却是北魏佛教繁荣的象征。据说,当时洛阳有佛教僧院一千多处,被称为伽蓝(僧伽蓝Sangharama,伽读如茄),永宁寺无疑堪称最壮观的寺院之一。它金盘炫目光照云表,就连中国禅宗的初祖菩提达摩见了,都不能不顶礼膜拜合掌数日。

永宁寺塔为北魏洛阳城的皇家寺院永宁寺中的佛塔。始建于孝明帝熙平元年(516),由笃信佛法的胡太后主持修建,规模宏大,为洛阳千寺之冠。是专供皇帝、太后礼佛的场所。永熙三年(534),永宁寺塔被大火焚毁。

四月初八的佛诞节,就更是盛况空前。旗幡如林,宝盖如云,香烟如雾,飘散的金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梵乐和诵经之声响彻云霄。洛阳,简直就是佛国之都。 〔26〕

实际上太武帝灭佛几年后,首都平城西郊的云冈石窟便已开凿。此后历时一百多年,凿出佛像十万多个,最大的高达七丈。迁都洛阳后,又在城南开凿龙门石窟,工程期延续四百年之久。再加上前秦开凿的敦煌石窟等等,佛陀那慈祥的面容和目光,可谓无处不在。

北朝千千窟,堪比南朝四百八十寺。 〔27〕

不过佛教受到的最高礼遇和尊崇,是在太武帝灭佛的八十一年后。这一年(527),有一位南朝皇帝来到建康的一座寺庙,脱下皇袍,披起袈裟,以普通信众的身份在佛寺里服杂役,诵经文,讲佛学,一如在教堂里素服下跪的狄奥多西(请参见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只不过,那罗马皇帝是要忏悔,这中国皇帝是要舍身。

舍身,就是舍去凡身,供奉佛祖。

自愿舍身的是梁武帝,地点则是同泰寺,它的旧址上现在是明代所建的鸡鸣寺。梁武帝的舍身共有四次,当然每次都被群臣赎回,赎金是一个亿。也就是说,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便为寺庙募得四个亿的国家捐款。 〔28〕

这可真是佛教的最大赞助商。

梁武帝洋洋得意,他甚至以“皇帝菩萨”自居。然而菩提达摩却嗤之以鼻,认为他并无功德(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四卷)。事实上也没有——这些功德钱并非他个人所得,一分一厘都是民脂民膏。 〔29〕

更何况梁武帝对佛教的狂热扶植,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财政和国计民生。要知道,按照当时的政策,寺庙的土地是不要钱的,和尚尼姑是不纳税的。结果,正如一位官员所说,天下户口已经丢失一半。而且长此以往,势必处处建庙家家剃发,不会有一寸土地和一个人属于国家。 〔30〕

梁武帝当然明白这一点,他的办法是废除小乘佛教允许吃肉的规定,严禁酒肉并带头吃素。可惜这种假慈悲并不能解决问题,何况梁武帝的素菜也不便宜。 〔31〕

实际上佛教的多次被灭,包括灭佛的同时灭道教,原因之一也在这里。是的,没有哪个政权会愿意自己的劳动力和战斗力,统统变成了在统治者看来毫无用处的出家人。

控制宗教的规模,是统治者不能不考虑的。

除了经济原因,还有政治原因。事实上,宗教如果对政治介入过深,统治者就不能不有所防范和忌惮。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放心的只有儒学。因为按照儒家的教导,居家则为孝子,出门则是忠臣,这样的子民谁不喜欢?

可惜儒学不是宗教,也只适合治世,不适合乱世。乱世无秩序,无权威,无希望,靠得住的只有神。是啊,统治者要借鬼神之威,造反派要假灵异之力,草民们期盼着救世之主,于是佛法大行,道教大兴。

剩下的事情就是选择。

选择也可以有各种标准,包括统治者的个人好恶,但在魏晋南北朝却还有民族问题。石虎就说,佛是戎神,理当供奉。如此,则北方重佛南方重道,才是当然。 〔32〕

然而怪异的是,北魏太武帝是胡人,却灭佛;南朝梁武帝是汉人,却媚佛。这岂非颠倒?太武和梁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在颠倒的背后,又有什么玄机呢?

也许,答案在南北朝谢幕的那一刻。

第五章

再造新文明

重归一统

陈朝亡国前,有雾霾。

雾霾弥漫在建康城,铺天盖地无孔不入,每个人的鼻子里都是又辣又酸。据正史记载,后主陈叔宝甚至在新年团拜会上昏睡过去,直到黄昏才醒了过来。 〔1〕

这是隋开皇九年(589)的正月初一。雾霾中昏睡不醒的陈叔宝也许不知道,就在这天,隋文帝杨坚派出的大军已兵分两路渡过长江,很快就要兵临城下。 〔2〕

二十天后,这位亡国之君成为俘虏。

俘虏做得很不体面。隋军进入台城时,城中的文武百官跑得一干二净,只有少数几个人留在了宫中。一位忠心耿耿的大臣向陈叔宝建议:着正装御正殿,像当年梁武帝见侯景那样接见隋军将领,这样至少还能保住尊严。

陈叔宝却说:刀锋之下怎么相见?我自有办法。

他的办法是躲进井里。

可惜陈叔宝并没想到隋军会“落井下石”,实际上他也是听见对方扬言要扔石头,才在井底发出声音的。这回轮到敌人大跌眼镜了。他们只放下了一根绳子,却同时拉上来三个人:后主陈叔宝,贵妃张丽华,贵嫔孔某某。 〔3〕

后面的故事便既无趣味也无悬念。红颜祸水张丽华被隋军将领杀掉,据说这很让对她有意的晋王杨广(也就是后来的隋炀帝)感到不快。亡国之君陈叔宝则被带到长安,靠着他的没心没肺和厚颜无耻活够了岁数。 〔4〕

历史却大为改观。之前的中华大地,有四个世纪是分裂和混乱的。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总体上是四分五裂,南北对峙,动乱不止。但,当陈叔宝从井里被拉上来以后,这一切便都结束了。

一个时代,就这样喜剧性地落下帷幕。

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时代。我们知道,从秦并天下到董卓入京,秦汉“第一帝国”历时四百一十年。从隋文帝灭陈到朱全忠灭唐,隋唐“第二帝国”历时三百一十八年。二者之间这一段,刚好整整四百年。显然,这就不能看作过眼烟云,而应该引起深刻的反省和思考。 〔5〕

是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运和选择?

不妨来看陈和隋。

被隋文帝灭亡的陈朝是陈霸先建立的,时间则是在侯景之乱以后。这时由于萧衍子孙的争权夺利、骨肉相残和卖身投靠,南梁的国土大面积沦丧。淮南和广陵被东魏所取,益州、汉中、襄阳为西魏所得。南朝原本就只有半壁江山,现在又再丢失一半,简直就不成体统。

也就是说,陈国建立之初,便只是小王朝。

更可怕的是,南方汉族政权得以偏安,原本靠的是从巴陵(今湖南岳阳)到建康的长江防线。但是,由于江陵(今湖北荆州)实际上被西魏控制,长江天险便已不足为凭,陈霸先的国家可谓危如累卵。 〔6〕

因此,尽管陈朝前面几任皇帝都很想振作,却其实已经回天无力。于是就连一度收复的江北诸郡,最后也要再次沦入敌手,陈人也只能再次缩回自己的小窝。 〔7〕

到陈叔宝继位,就只能等着亡国了。

事实上隋文帝的伐陈是有备而来的,出征也是大张旗鼓的。他甚至发表了讨陈宣言,历数陈叔宝二十条罪状,抄写三十万份广而告之。当时,有人认为,兵以诈立,不宜张扬。隋文帝却说:朕替天行道,为什么要保密?如果那小子看了檄文以后就改邪归正,又有什么关系? 〔8〕

隋文帝底气十足。

底气是有依据的。当时,隋军的兵力有五十一万八千人之多,将士们也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昂扬。陈叔宝又有什么呢?按照隋文帝的说法,国土不过“手掌之地”而已,哪里能够抵挡天朝的雄师? 〔9〕

陈叔宝却嘻嘻哈哈。

实际上,隋文帝大军压境时,间谍的情报便源源不断地送到了陈廷。然而朝中一位大臣竟说:这都是那些边防将士想立军功,故意夸大敌情。长江自古是天堑,北虏难道能够飞渡?要是能,臣就该做太尉公了! 〔10〕

陈叔宝哈哈一笑,继续夜夜笙歌。

没错,此人治国虽然无能,写情诗倒是十分在行,而且还有代表作,比如《玉树后庭花》。 〔11〕

难怪隋文帝给了他四个字的评价:全无心肝。 〔12〕

看来,陈叔宝作为亡国之君很是合格,隋文帝能够灭陈则在情理之中。实际上,陈朝甚至南梁都早就该亡。他们能够苟延残喘,仅仅因为北方也不太平。

隋朝滥用武力、四处征讨,强征暴敛的财赋大多消耗于此,不过单就兵器甲胄而言,隋代兵甲的精良也无可否认。除了明光铠之外,两裆铠是隋军又一主要铠甲,而且两裆衫也继续作为文武官员的礼服使用。

问题出在北魏。

从开创了南北朝时代的那一年(439)起,北魏就是中国北方的主人。此后,他们又在那里维持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的统一。这无疑要归功于三个人:建立帝国的拓跋珪,开创北朝的拓跋焘,迁都洛阳的拓跋宏。

可惜迁都洛阳五年后(499),拓跋宏就去世了。他的后继者跟不上他的理想和思路,也把握不了未来的历史走向,更无法掌控改革后的政局。结果,宫廷政变和政治阴谋延绵了三十年。终于,在梁武帝第一次舍身同泰寺的第二年(528),北魏大乱。然后,是分裂。

分裂后的北魏变成了东魏(534)和西魏(535)。两魏表面上都由拓跋后裔继承,实际上东魏的掌权者为鲜卑化的汉人高欢,西魏则由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控制。正因为大权其实旁落,所以禅让形式的政变还会发生。最后,东魏变成了北齐(550),西魏变成了北周(557)。

也就在这一年,南梁变成了陈。

齐、周、陈,三国鼎立。

三国当中,北周地盘最大,能量最小——武装力量比北齐弱,政治地位不如陈,文化更是相对落后。然而最后胜出的却是北周。公元577年,北齐首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被攻陷,北周重新统一了中国北方。就连陈宣帝从北齐手里夺回的江北诸郡,也被他们夺走。

天下,眼看就是北周的了。

可惜灭亡北齐才一年半,壮志未酬的周武帝就一病不起,享年三十六岁。失去了灵魂的北周立即陷入黑暗和混乱之中,直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局面。 〔13〕

我们知道,他就是隋文帝。

隋文帝杨坚是鲜卑化的汉人,鲜卑姓普六茹,鲜卑名那罗延(意为金刚不坏),爵位隋国公。不过,当这位普六茹·那罗延由隋公晋升为隋王,并改回到他的汉族名字杨坚时,又一出禅让的好戏就上演了,北周也变成了隋。完全统一中国的使命当然也由隋来承担。

于是,四百年的历史就可以这样来概括:统一的大帝国一分为三,这就是三国。短暂统一之后再次大分裂,这就是魏晋十六国。然后是四分五裂变成南北对峙,这就是南北朝。最后是西方战胜东方,北方统一南方,诞生新的中华大帝国,其路线跟当年的秦并天下几乎一样。 〔14〕

奇怪!四百年分裂动荡之后,为什么会重归一统?

统一的进程,为什么是从北到南?

在此之前,北方为什么还要再分裂一次?

从未分裂过的南方,为什么不能完成统一大业?

最后实现统一的,为什么只能是鲜卑化的汉人?

这正是我们想知道的。

淮河南北

北纬33度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或许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个纬度上下,中西部海拔2000米的秦岭阻隔了南北的冷暖气流,其势延伸到东部即是淮河。淮河与秦岭共同构成了中国800毫米降水线的分野:以北,年降水量在800毫米以下;以南,在800毫米以上。

以此为界,中华大地被分为南方和北方。

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的北方是辽阔的旱作平原,肥沃的黄土地上生长着小麦和大豆,以及落叶的阔叶林,比如苻坚在前秦的国道旁种植的槐树。每到秋冬之际,漫山遍野便是一片金黄,然后又在转眼之间变成枯黑。当河流和空气都被冻结时,天地间更是充满了肃杀之气。

这是出产血性男儿的地方。

南方却是亚热带湿润地区,即便一月份的平均气温也在摄氏零度以上。树木多为常绿的阔叶林,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和油菜。并无结冰期的湖泊里还有菱角和莲藕,当然也有鱼虾和螃蟹。在那风吹稻花香两岸的季节,多情的女子便会为自己的男人献上轻歌曼舞和美味佳肴。

难怪北方建立的政权一旦撤到了南方,便会变得文恬武嬉起来,直把杭州作汴州。也难怪从古到今,一统天下的总是来自北方靠小米和棍棒养大的武装力量。

呵呵,劲草朔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

淮河南北,是两样的风景。

十六国与南北朝,也是不同的时代。

区别是显著的。从政治的立场看,十六国大分裂,南北朝半统一。从文明的角度讲,五胡不如东晋,北朝胜过南朝。也就是说,分裂的十六国变成统一的北魏后,历史进程就发生了逆转:胡人的北方不断进步,汉族的南方每下愈况。北进南退,统一大业便只能由北方来完成。 〔15〕

这一切,又都与那条南北分界线有关。

事实上从东晋开始,淮河就既是地理分界线,也是军事分界线。后赵与东晋、前燕与东晋、前秦与东晋,都是隔淮而治。淮河南岸从东到西今之淮阴、蚌埠、淮南、信阳一线,也几乎一直是东晋的边防前哨和国境线。

可以说,没有淮河就没有东晋。

同样,没有隔淮而治,也就没有南方和北方。

是的,在华夏文明的思想体系中,原本没有南北两方的概念。南北和东西一样,都是“中国”的外围,而非对峙的两半。从商周到秦汉再到魏晋,华夏民族从来就认为自己住在天下的正当中,全世界也只有这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在魏晋之前就叫中国,魏晋之后则叫中原。 〔16〕

中心首先是文化的。也就是说,文化先进的夏族和华族为中,东西南北是蛮夷和戎狄。统一大帝国诞生后,中心又有了政治意义,即帝都所在为中,东西南北是帝国的郡县。换句话说,秦汉以前只有中国和四方,秦汉两代则只有中央和地方,没有以淮河为界的南方和北方。

汉的中央就是长安和洛阳,魏晋则只有洛阳。洛阳的地理位置,正好在秦岭至淮河南北分界线的中间偏北。看来周公他们把洛阳称为“中国”(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并非没有道理,甚至堪称慧眼独具。何况从东汉到西晋,洛阳还做了近三百年帝都,当然是中心。 〔17〕

然而公元311年洛阳的失守,以及五年后长安的沦陷把这一切都改变了。一方面,这两座文明古城像日耳曼蛮族刀锋下的罗马和米兰一样惨遭蹂躏;另方面,大批中原士族纷纷南下,试图把建康变成中国的拜占庭。

这时,我们就有了多种选择。

第一种是放弃长安和洛阳,华夏文明全面南移,以建康为中心重振旗鼓,并向更南边的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发展,实现这些地区的彻底华夏化,就像亚历山大之后北非的希腊化。中原地区则让给胡人,让他们发展壮大建立自己的文明,就像希腊北边的罗马。

可惜这并不可能。入主中原的并非只有一个民族,而是五个。他们当中也没有谁堪比罗马。偏安江左的汉族人民和士大夫也不愿意拱手相让,甚至直到陈朝时期仍然希望收复中原。事实上他们也未必没有这个能力,只是由于后面将要讲到的原因,这一愿望总也未能实现。

因此其他的选择同样没有可能。比方说,由北方胡人统一中国,实现全中国的全盘胡化。或者反过来,入华的五胡尊奉建康政府为宗主,组成以晋皇帝为天子的中华联邦,然后融入华夏文明,实现他们的全盘汉化。

显然,这都无异于痴人说梦。

不可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秦岭、淮河的阻隔以及双方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势均力敌。更重要的是,无论胡汉都认同华夏文明,争执仅仅在于谁更有代表权。建康方面和汉民族当然不会自动弃权,北方胡人如前秦苻坚或拓跋北魏,则宣称只有他们才代表华夏正宗。

胡与汉,都认为自己是中华,是老大。

于是,一个中心变成了两个,只不过一南一北。

结果是有了南北朝。

有了南北朝,这才有了南方和北方。

地分南北并无不妥,两个中心却有问题。因为从商周到汉魏,华夏文明从来就是先聚焦于一处,然后再向文化气息稀薄的外围扩散。更何况多中心即无中心,除非它们能像长安和洛阳那样,相互依存又各有分工:长安融合东西,洛阳沟通南北;长安代表进取,洛阳代表稳定。 〔18〕

建康与北方的“胡都”却不是这样。

何况胡人们的首都星罗棋布,还飘移不定。 〔19〕

这样看,拓跋宏的迁都洛阳就意义重大。事实上,正是在这里,他为后来的隋文帝和唐太宗理顺了思路,进行了试点,积累了经验,聚集了人气,也留下了希望。尽管后来的东魏和西魏都放弃了洛阳,也尽管隋文帝创立新帝国,唐太宗建设新文明,都不在洛阳而在长安。

其实长安也地位尊贵。毕竟,关中是周、秦和西汉的龙兴之地。五胡中的四大天王——匈奴的前赵,羯人的后赵,氐人的前秦,羌人的后秦,竟有三个以长安为都(前赵刘曜,前秦苻健,后秦姚苌),恐怕并非没有原因。

只有隋炀帝和武则天,更喜欢洛阳。 〔20〕

相比较而言,建康就差得远了。

现在叫做南京的建康,原本也是气象非凡的。诸葛亮就曾这样赞叹:钟山龙盘,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然而怎么样呢?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从西晋灭吴起,此间建立的政权便都是短命的小王朝。 〔21〕

北魏将建康政府称为“僭晋”,也并非没有道理。

然而即便不算孙吴,建康作为帝都也有连续二百七十年的历史,时间并不比洛阳短多少,北魏反倒在迁都洛阳之后不久就陷入内乱。更何况南方的潜力早在三国时期就已经显示出来。曹操荡平北方群雄一如秋风扫落叶,却始终不能跨过长江一步,便是证明。

看来,建康和洛阳都不必对历史负责,需要负责的只能是人。实际上中原的混乱和南北的对峙会持续二百七八十年之久,恐怕就因为南方和北方都有问题。只不过在十六国那会,北方麻烦更多,所以五胡不如东晋;到南北朝时代,则南方问题更大,因此北朝胜过南朝。

那么,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长城内外

先看北方。

北方的边界是长城,正如南北的分野在淮河。淮河是天然的,长城却是人为的。早在南北朝之前,长城就已经成为一条分界线,把内地与外族区分开来。那个时候,长城以外的地老天荒才是北,长城以内淮河以北则是中,是文化先进文明璀璨的中国和中华,也叫中土和中夏。 〔22〕

与夏相对应的是夷,是蛮夷戎狄,也叫胡。

毫无疑问,在这种并不礼貌的称谓背后,有着文化的优越感,也有着民族的自信心。只不过谁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事情竟会变成这样:长城之外的戎狄成了内地的主人,原来的主人则被撵到东南一隅,并被称为岛夷。

长城内外,天翻地覆。

这样的变化谁都无法适应,包括那些胜利者。面对突然出现的权力真空和历史舞台,他们只能各自占山为王或者次第登场,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自己的血性和蛮野,并把好端端的中原大地变成破碎的山河。

五胡十六国之乱,原因就在这里。

然而即便在这空前的动荡之中,文明的力量也仍在顽强地生长,从混乱走向有序则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于是前有后赵石勒的小统一,后有前秦苻坚的大统一。尽管两次统一都很短暂,未来的走向却毋庸置疑。而且无论羯人的后赵,氐人的前秦,鲜卑的北魏,都自称中华。

这就跟罗马不同。

曾经的世界领袖西罗马帝国,是在北魏冯太后开始体制改革那年(476)灭亡的。命丧黄泉的西罗马分裂为诸多的碎片,只有东边的拜占庭帝国活到了中国明朝的景泰年间,最后在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也就是在这一年,英国和法国打完了他们的百年战争。

不过,拜占庭虽然号称东罗马,却其实是另一个国家,也是另一种文明。至少,它的初期更像是亚历山大帝国的起死回生,希腊传统的借尸还魂,再加上基督教会的社会革命,而不是罗马文明的伟大复兴。真正的罗马文明,从迁都君士坦丁堡那天起就已经死了。

事实上罗马也是先分裂后灭亡,而且这种分裂跟三国和南北朝也不可同日而语。三国都是汉族政权,北朝则实行双语制,东西罗马却分别是希腊语和拉丁语文化区。于是东罗马渐行渐远,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则在西罗马破碎的土地上由日耳曼人创造出来。

中华与罗马,是不同的裂变。

也许,只有一样东西是大家都喜欢的,那就是皇帝的称号,只不过罗马叫恺撒。德意志和奥地利的Kaiser其实就是恺撒,俄罗斯的沙皇也是。但,他们似乎并没像拓跋焘自命为中华皇帝那样,说自己是罗马皇帝。 〔23〕

不是罗马皇帝,就没有义务复兴罗马文明,也不必重新统一帝国的天下。何况罗马文明原本就是次生的,之前早就有西亚文明、埃及文明、波斯文明和希腊文明。因此,罗马境内的日耳曼人即便已经罗马化,也不一定要对罗马文明从一而终,完全可以分家自己过日子。

中华文明却是原生的。由于喜马拉雅山脉和帕米尔高原的阻隔,西亚和印度文明对中国其实影响甚微,至少在魏晋之前是这样。而且在当时的东亚地区,中华也是唯一的文明。因此,长城之外的游牧民族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停留在部落时代,要么越过长城与中华认同。

五胡选择了后者。

而且,他们也早就越过长城了。

罗马却没有长城,只有大道。条条大路通罗马与长城内外分夷夏,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和取向。前者意味着文明可以是多元的,也可以新建,哪怕付出代价。后者却认为世界只有一个中心,文明只有一种形态,我们也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守住自己的根基,哪怕重新整合。

否则,就只有毁灭。

四百年动荡分裂之后还得重归一统,重新统一后建设的也只能是中华文明,原因大约在此。

问题仅仅在于谁来统一。

历史选择了鲜卑拓跋部。

这似乎没有道理。因为鲜卑在五胡当中是文化最落后的,拓跋在鲜卑各部中又最落后。但,战国七雄中,秦国不是相对逊色吗?西方国家中,美国不是崛起最晚吗?看来文化落后并不要紧,关键在善于学习并勇于创新。

何况先进有先进的问题,正如大有大的难处。事实上罗马和东汉终于灭亡,就因为这两种文明都已经由成熟而至于烂熟,走到了发展的尽头。这个时候,依靠自身的力量已无法革故鼎新,只能借助外力来再造辉煌。遗憾的是,日耳曼人没能给罗马输血,他们把它肢解了。 〔24〕

之后,便有了欧洲五彩斑斓的版图。

鲜卑人却进退两难。

表面上看,他们可选的道路很多。上策是称霸中原荡平天下建立统一大帝国,中策是割据一方安营扎寨保住小政权,实在不行则退回漠北,像其他那些游牧民族一样继续充当劫匪,寇略中原,满载而归,来去匆匆。

但,进入内地定都平城变成农业民族以后,第三条道路在事实上已无可能。像鲜卑同胞慕容部的前燕等等那样昙花一现,则等于坐以待毙。置于死地而后生,已无退路的鲜卑拓跋部只能朝着成为中华帝国的目标挺进。

问题是,作为少数民族和后起之秀,北魏即便能够实现统一,也无法将中国鲜卑化。这不可能,也不应该。他们唯一能做的,是先改变自己,再改变中国。

要想得天下,必须中国化。

冯太后锐意革新,拓跋宏全盘汉化,原因即在于此。

实际上,这也是必由之路。

然而这就意味着数典忘祖伤筋动骨,也意味着改变鲜卑人的文化传统,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因此统一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北方还得再分裂一次,变成东魏和西魏。东魏和西魏也得各自再政变一次,变成北齐和北周。

北齐与东魏,北周与西魏,名为两朝,实为一体。因为掌握实权的,东魏和北齐都是高欢一族,西魏和北周都是宇文泰一家。宇文泰是汉化的鲜卑人,高欢则是鲜卑化的汉人。汉化的鲜卑和鲜卑化的汉,最后谁能胜出?

鲜卑化的汉人。

但,不是高欢,而是杨坚。

杨坚知道,黄河九曲十八弯,最终要流入大海。天下不定,根本问题在民族关系。高欢调和民族矛盾,结果被北周所灭;宇文泰要汉人鲜卑化,结果为隋所亡。只有做到了“汉胡互化,以汉为主”的隋,才最后成功。 〔25〕

隋唐帝国的人民是一个新的民族。这个新民族融入了匈奴、羯、氐、羌和鲜卑各部,因此可以叫做新汉族。在下一阶段,他们将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创造者。

三四百年的民族大混血,至此功德圆满。

鲜卑脱胎换骨,北魏凤凰涅槃,新诞生的隋帝国其实是拓跋魏的升级版。他们和唐帝国的创始人,都是民族混血儿中的佼佼者,身上有着华夏文明的遗传基因,也有着少数民族的生命活力。创造新历史,他们当仁不让。

这可是南人无法匹敌的,何况他们自己还有问题。

那么,南朝的问题又在哪里?

沼泽地

北方的问题在民族,南方的问题在阶级。

阶级斗争是南朝政治的主旋律。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后一年多,就诛杀了把自己推上帝位的徐羡之和傅亮(请参见本书第三章),便正是斗争的表现:怂恿刘义隆杀掉这两个人的都是名门望族,徐羡之和傅亮却是庶族寒门。

这很不寻常。

前面说过,作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宋武帝刘裕依靠的主要是皇族和庶族。后者掌握朝政,前者则掌握军权和政区。此后,寒门掌机要,外藩托宗室,便成为南朝的基本国策。这固然因为宋、齐、梁、陈的开国之君都出身寒门庶族,也因为士族已经腐朽没落,不堪重任了。 〔26〕

那么,刘义隆为什么要杀徐羡之和傅亮?

也许是因为恐惧。

事实上,当徐羡之和傅亮迎奉刘义隆入京为帝时,义隆的许多部将都表示担忧和疑虑,只有出身名门的一些人力主成行。他们的说法是:徐羡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诸生,这样的泥鳅根本就翻不起大浪,何足为惧? 〔27〕

刘义隆却很清楚,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寒门也未必就是省油的灯。作为顾命大臣,徐羡之和傅亮既然胆敢谋杀皇上和王爷,又岂能保证他们不会再起图谋?这些靠着侥幸和投机进入上层的小人,根本就没有道德底线。因此刘义隆坐稳江山之后,那两个家伙便必须人头落地。

南朝的阶级斗争,也血淋淋地拉开了帷幕。

血案的背后是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纠结,那就是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两个阶级的权力和路线之争。这种斗争表现为皇族与士族、庶族的三角恋爱,也表现为他们的三国演义,因此波诡云谲,却又并无道理。因为按照商鞅变法和秦并天下的逻辑,帝国根本就不该有阶级。

的确,作为地主阶级与领主阶级斗争的产物,帝国的意志原本是要消灭阶级的。在这种新的制度下,原来的封建贵族没有了。皇族以外的所有人无论贵贱贤愚,统统成为帝国的编户齐民,包括后来当了皇帝的刘邦。

编户齐民,就是编入户籍,一律平等的意思。

当然,是在皇权面前人人平等。

这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有此革命,天下才能真正归于一统。于是有刘邦的诛灭功臣,晁错的削藩之策,武帝的推恩之法(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七卷《秦并天下》、第八卷《汉武的帝国》)。究其所以,就是不允许在皇帝与平民之间,再有一个阶级或阶层。

士族却把这个制度破坏了。

首先,他们有做官特权。其次,他们有免税特权。更严重的是,根据两晋政府颁布的占田令和占客令,他们合法地占有一定规模的土地和一定数量的佃客。佃客则不自立户籍,也不负担国家课税,完全是豪门的依附人。 〔28〕

佃客之外还有部曲,也就是家丁和庄客。他们平时种田、战时打仗,实际上是世家大族的私人武装。从东汉末年起,部曲就作为亲兵跟随主人南征北战,往往在关键时刻起着重要作用。而且由于历届政府对部曲的数量从无限制,招募部曲就成了土豪们扩军备战的重要手段。 〔29〕

此外还有食客和门生。他们是出身卑微的士人,依靠攀龙附凤在豪门那里分一杯羹。由于士族垄断了仕途,这些人是有利可图的,比如主人做刺史,他们做县令。因此食客和门生虽然地位比幕僚低,情谊却更亲近。 〔30〕

佃客、部曲、食客、门生,就是依附人。

世家大族与依附人之间,是君臣关系。就连某些地方官自己招聘的僚属,虽然不是依附人,也视长官为君,终身追随不离不弃,只知有家不知有国,跟春秋时期的家臣与大夫一样(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四卷《青春志》)。 〔31〕

也就是说,汉末魏晋俨然退回到秦汉以前,国家无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实,士族无诸侯之名而有诸侯之实,难怪日本学术界有“六朝贵族政治”一说。 〔32〕

实际上,士族虽然没有世袭的爵位和封地,因此并非真正的贵族,派头却绝不亚于春秋的大夫。表现之一,就是与寒门庶族严格划清界限。士族如与寒门通婚,便会成为骇人听闻的事情;寒门若想与士族同坐,即便有皇帝的旨意也不能如愿,因为士族根本就羞与为伍。

这实在是没有道理。

无理是显然的。且不说士族与庶族同为帝国子民,就算有士农工商之别,世族与寒门也都是士人,难道也要分高低?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不但士庶有如天壤,士族内部也有贵贱之分。比如,说洛阳话的北方士族就高于说吴语的南方士族,南下的北方士族又要分先来后到。

于是,阶级和等级被人为地制造了出来。而且,正如北方之有五胡,南方的社会阶层也变成了五个:世家大族、寒门庶族、编户齐民、依附人、奴隶。 〔33〕

这是一种怪异的结构。

怪异是肯定的。士族和庶族原本都是地主,却变成两个阶级;佃客和部曲原本都是编户,却变成依附人;率土之滨原本莫非王臣,豪门大族却自成体系逍遥法外。这样怪异的现象,也只有在那乱世才会成为现实。

结构的怪异只能造成心理的变态和社会的畸形,何况这种毫无道理的森严等级和阶级壁垒,已经严重威胁到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统治集团内部既不能精诚团结,士族凭借种种特权和众多依附,也足以与皇室分庭抗礼。长此以往,岂非国将不国?是如可忍,又有孰不可忍?

东晋政权却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司马睿在建康建立流亡政府时,所有的资源都在士族手里,自己只是徒有其名的光杆司令。因此他和他的后继者别无选择,只好让出实权和实惠,甚至尊严和体面,与世家大族共治天下。

可惜就连这都是一厢情愿。

实际上,士族对于皇室的态度,是只共治不共存。在他们看来,家族的门第声望远比国家政权重要,因此,可以为了保全家门而拥护中央,却绝不会为了服从中央而牺牲门第。为此,即便放弃中央或改换门庭甚至卖身投靠,也在所不惜。要知道,当时无论南北胡汉,都承认门阀制度和士族特权。既然如此,谁当皇帝又有什么关系? 〔34〕

这样的士族,简直就是帝国的癌细胞。

不过治疗的方案却让统治者为难。篡晋的桓玄,建宋的刘裕,都主张动手术;后来的宋文帝和梁武帝,则似乎倾向于保守疗法。事实上,正是由于刘义隆和萧衍在起用寒门的同时也善待士族,这才各自有了数十年的太平。

然而,早在南朝之前,东晋就病入膏肓。因此,宋文帝的元嘉之治也好,梁武帝的天监之治也罢,都不过回光返照,之后则是更加不可救药的堕落。梁亡前,国土面积已经最小,社会风气已经最坏,世家子弟已经最不中用。侯景杀进来时,他们毫无还手之力和自救之方,只能抱着玉器饿着肚子,穿得漂漂亮亮地坐在家里等死。

梁武帝也最可悲。他并非不努力,却无论怎样都事与愿违:善待宗室却众叛亲离,调和士庶却势同水火,以德治国却道德沦丧,建立信仰却失魂落魄。他就像陷入了沼泽,越是挣扎,灭顶之灾就来得越快。只不过这沼泽不是他个人的,而是整个时代、民族和社会的。

那么,我们能够走出这片沼泽地吗?

如果能,出路又在哪里?

整合的力量

梁武帝第二次舍身同泰寺那年(529),拜占庭帝国颁布了《敕法汇集》。由于这部法典是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下令编纂的,因此也叫《查士丁尼法典》。

之后,十六人的委员会又完成了《法学汇编》、《法学总论》和《法令新编》。其中,《法学汇编》被称为“罗马法的圣殿”,《法令新编》则用希腊语写成。四部法典合起来统称《民法大全》,并被公认为是西方法律之母。 〔35〕

如此浩大而重要的工程,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查士丁尼也因此被称为“最伟大的立法者”。尽管他还有别的遗产,比如索菲亚大教堂;也还有别的头衔,比如“大帝”的称号,但《民法大全》肯定最为不朽。 〔36〕

那么,这是一位怎样的皇帝?

跟刘裕等人一样,查士丁尼一家子都出身贫寒。那位收他为嗣子的前任皇帝甚至目不识丁,只能用木刻的图章来代替签名。他自己的皇后狄奥多拉(Theodora)则是马戏场粗鲁无礼的看门人或驯兽师的女儿,婚前的形迹十分可疑,在上流社会的眼里完全不够资格母仪天下。

查士丁尼却被这来历不明的女人深深吸引,尽管她可能曾经与多个男人有染。为此,他请求父皇修改了相关法律。没错,门当户对在中国只是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罗马帝国却明文规定元老院议员不得与下层女子结婚。

狄奥多拉也没有辜负查士丁尼。在后来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她不但坚定不移地站在夫君一边,而且成为查士丁尼的精神支柱。在一场类似于侯景之乱的暴动中,她只用一句话就镇住了主张弃城出逃的那些人:帝王的权力是最好的殓尸布,统治者一旦成为逃亡者那就连死都不如。

听完这话,查士丁尼重新变成了男人。

平息暴乱或镇压起义的一年后,意气风发的查士丁尼重整山河。公元533年,灭亡汪达尔王国;535年,占领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536年,收复罗马城;554年,灭亡东哥特王国,同时将西哥特人占有的西班牙东南部等地收入囊中。至此,地中海重新变成了罗马的内湖。 〔37〕

当然,是东罗马帝国的。

罗马梦实现了,查士丁尼如愿以偿。

不能不说查士丁尼是一个幸运儿。上帝不但赐给他狄奥多拉,还赐给他足够多的时间:享年八十三岁,执政三十八年。这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实属罕见,跟享年八十六岁执政四十八年的梁武帝相比,也只是略为逊色。 〔38〕

甚至就连两人的时代背景和奋斗目标都极为相似。查士丁尼有罗马梦,梁武帝有中华梦。为了重建罗马或振兴中华,他们也都借助于宗教,只不过梁武帝礼拜佛祖,查士丁尼信仰上帝。他的理想,是一个国家(罗马帝国),一部法典(民法大全),一个教会(基督教会)。

查士丁尼是罗马人的梁武帝。

当然,他们也都清楚,宗教不能代替一切(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是以后的事,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四卷)。因此,查士丁尼要以“主耶稣基督的名义”编纂法典,梁武帝则在大兴佛教的同时制礼作乐。 〔39〕

没错,一个讲法治,一个讲礼治。

礼治和法治,是传统中国与西方世界的重大区别,其中的成败得失一言难尽。要说的是,查士丁尼实现的罗马梦只是昙花一现,梁武帝则在活着的时候就一败涂地。他的理想其实是在中国北方实现的,靠礼治获得成功的也是另外一位武皇帝——北周武帝宇文邕(读如雍)。

这是一件发人深省的事情。

前面说过,在鼎立的陈、齐、周三国中,北周原本是最弱的,然而,最后胜出的却是他们。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周武帝。毕竟,再次分裂的北方是因为他而重新统一,新帝国的基业也其实由他生前奠定。他的不幸是壮志未酬英年早逝,但一统天下却是他的毕生追求。 〔40〕

当然,北周的创始人宇文泰尊崇周礼的治国理念,以及他奉行的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等儒家伦理,也被全盘继承。换句话说,礼治天下的设想在周武帝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看,周武帝不愧宇文泰的后继者,隋文帝则不过是政治遗嘱的执行人。 〔41〕

他们实现的,也都是梁武帝曾经的梦想。

那么,梁武帝为什么失败?周武帝为什么成功?

抓住了根本,找对了路径。

根本就是人心,人心需要凝聚。事实上,四百年的动荡既表现为国家分裂,也表现为人心涣散。胡人与汉人有民族矛盾,庶族与士族有阶级斗争,佛教与道教有门户之见。要想平定天下,必须先把他们都整合起来。

这需要力量,也需要旗帜。

力量只能来自统治者,当时的民间没有这个能力。旗帜则不能是某种宗教,因为宗教并非中华传统。实现大一统的中华梦,本土的道教无能为力,北魏太武帝已经证明;外来的佛教也无济于事,南朝梁武帝也已经证明。

唯一可行的,是整合儒、释、道。

梁武帝就是这样做的。只不过他的办法,是把孔子和老子说成佛陀的弟子,即“三教同源源于佛”。周武帝也想兼容三教,只不过他排定的座次,是儒学为先,道教为次,佛教最后,尽管他曾经一度以道教为最上。 〔42〕

可惜三家谁都不服,世俗地主与僧侣地主的矛盾则日益加深。更重要的是,富国强兵的需要逼得他“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再也不能温良恭俭让。 〔43〕

周武帝决心斩断争论。

公元574年,也就是北周灭北齐的三年前,周武帝下诏同时禁止佛、道两教,不但烧毁经书偶像,还命令僧人和道士一律还俗,是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二次大法难。 〔44〕

手无寸铁的僧侣当然无法抗拒。据说,周武帝在被兼并的北齐宣布灭佛令时,大殿里聆听训示的五百僧侣全都低头垂泪,只有一位僧人抗声争辩:陛下仗着皇权破灭佛门,就不怕进阿鼻地狱吗?那地方可是不分贵贱的。

周武帝却不为所动。他两眼直视那位僧人,毫不客气地回答:百姓若有人间之福,朕也不辞地狱之苦。 〔45〕

这实在很有气魄。

毫无疑问,利用公权力来干涉宗教信仰,并不是一件可取的事情,但在当时却有着非凡的意义。我们知道,北周政权的鲜卑色彩原本很浓,许多汉族将领甚至都被迫改用鲜卑姓氏。周武帝却把这件皇帝的新衣脱了下来。他原话是:朕非五胡,为什么要信佛? 〔46〕

这就对了。现在已经没有五胡,只有中华。后来的历史则证明,民族融合要以汉为主,汉胡互化;意识形态要以儒为主,并容佛道。这是最适合当时国情的选择。

周武帝远见卓识。

其他人也没有错。实际上,太武帝之尊奉道教,梁武帝之皈依佛门,周武帝之推崇儒学,都是在为将来的三教合流长期共存做准备。这三位武皇帝也都有着开放的心态和长远的目光,这才置自己的族别于不顾,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当隋文帝杨坚改回汉姓并再度崇佛时,一种更具开放性和兼容性的新的文明,便已是呼之欲出。

我们知道,那将是伟大的世界性文明。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隋唐定局》

后记

一国两朝,南方北方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南北朝的历史意义,我认为那就是:原来有的没了,原来没的有了。

什么没了?

五胡。

什么有了?

南北。

五胡是被消融而非消灭的。匈奴、羯、氐、羌和鲜卑都融入了新汉族,途径则是通婚混血和移风易俗。不过这种变化是双向的,汉化的同时也在胡化。比如双脚着地坐在椅子上,就是胡人的坐法。汉人的坐法是双膝前跪,席地而坐。现在谁要恢复这汉家风度,恐怕很难。

不穿裤子,改为“上衣下裳”,也很难。

诸如此类的“胡作非为”还有很多,包括“胡思乱想”和“胡言乱语”。比如以时间为世,空间为界,合称世界;以认识为智,领悟为慧,合称智慧,便是胡人的思想方法。只不过那“胡人”不在五胡之中,而在印度。

语言也一样。现在的普通话中,胡语胡音不少。有后来蒙古人和满族人的,恐怕也有当年五胡的。正宗的“中原雅言”倒是有一些保留在闽南话中,可惜,听得出来的人不多。同样,找到懂鲜卑语的,也不容易。

历史上的五胡与汉,已经融为一体。

汉胡界限模糊之后,南北分野便突显出来。士族,南方的尚清谈,北方的尚实务;佛教,南方的重玄理,北方的重践行;文艺,南方秀丽唯美,北方雄浑质朴。那些厚重的石窟比如敦煌、麦积山、云冈、龙门全在北方,骈文和诗歌等文学方面的成就则南方更高,都绝非偶然。

南方与北方,俨然两个世界。

此后,关于南北差异的说法越来越多,比如,南腔北调和南拳北腿。前者的意思是:北方方言只是声调不同,南方方言则连读音都两样。后者的意思是:南方人打架喜欢用拳,北方人动武喜欢用腿。就连男女关系暧昧,南北说法都有不同:南方叫“有一手”,北方叫“有一腿”。 〔1〕

南人与北人的区别,自然也就成了许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顾炎武就说,北方学者的问题,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学者的毛病,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鲁迅先生则说,北人的优点是厚重,缺点是愚钝;南人的优点是机灵,缺点是狡猾。总之是大为不同。 〔2〕

南人与北人,俨然两个民族。

同一个民族中有两种不同的文化,似乎不大可能。然而按照林语堂先生的说法,南人和北人在身体、性格和习俗上的差异,甚至不亚于地中海人和日耳曼人。至于原来的胡汉之别,可是一点都看不出来了。 〔3〕

所有这一切,追根溯源都要拜魏晋南北朝所赐。没有那三四百年的隔淮而治和风云激荡,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文化和文明。种种故事,也就无从说起。

原来有的没了,这才有了政治上的一国两朝。南朝和北朝都认自己为中华帝国,称对方为魏虏或岛夷,正所谓“一个中华,各自表述”。原来没的有了,这才有了文化上的南方北方。从此,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并驾齐驱,隋唐开创的新中华将诞生在两河之间,一直延续至今。

这就是魏晋南北朝影响后世的根本所在。因此我的说法也许“很不专业”,却很有文化。文化远比专业重要。至少对我来说,是宁可“不专业”,也不能“没文化”的。

当然,这已是题外话。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公元前2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使者向博士弟子景庐口授《浮屠经》。

公元57-75年(东汉明帝时期),楚王刘英崇尚浮屠,传说明帝派遣使者到印度寻求佛法。

125-144年(东汉顺帝时期),张陵创天师道(五斗米道),于吉创太平道。

189年(东汉中平六年),董卓入京,天下大乱,分裂时代实际上开始。

220年(曹魏黄初元年),曹丕代汉,魏始。

258年(曹魏甘露三年),鲜卑拓跋部在阴山南麓的盛乐举行大会,开始定居于此。

265年(曹魏咸熙二年,西晋泰始元年)十二月,魏元帝禅让,司马炎称帝,曹魏亡,西晋始。

304年(西晋太安三年),氐族豪帅李雄称成都王,匈奴酋长刘渊称汉王,五胡十六国始。

306年(光熙元年),李雄在成都称帝,国号成。

308年(永嘉二年),刘渊称帝,次年迁都平阳。

310年(永嘉四年),刘渊卒,子刘聪立。拓跋酋长被晋封代公。佛图澄到洛阳传教。

311年(永嘉五年),匈奴汉国将领刘曜、石勒等人攻陷洛阳,掳晋怀帝司马炽。

314年(建兴二年),西平公汉人张轨卒,子张寔(读如实)继位,建立割据政权。

316年(建兴四年),刘曜攻陷长安,晋愍帝司马业出降,西晋亡。

318年(东晋太兴元年),司马睿即帝位,东晋始。刘聪卒,子刘粲继位,被杀,刘曜继位。

319年(太兴二年),刘曜改国号,史称“前赵”。

329年(咸和三年),石勒杀刘曜,前赵亡。

330年(咸和五年),羯人石勒称帝,史称“后赵”。石勒称帝之后,尊佛图澄为大和尚。

335年(咸康元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允许汪达尔人入居班诺尼亚(大部在今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境内)。

337年(咸康三年),鲜卑豪帅慕容皝(读如恍)称燕王,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史称“前燕”。

347年(永和三年),桓温伐蜀,李势投降,成汉亡。

350年(永和六年),后赵皇帝石虎养子汉人冉闵篡位称帝,国号魏,史称“冉魏”。

351年(永和七年),后赵亡。氐族豪帅苻健自称天王大单于,都长安,国号大秦,史称“前秦”。

352年(永和八年),冉魏亡。燕王慕容隽称帝,都邺,史称“前燕”。同年苻健称帝。

370年(太和五年),前秦大破燕军,前燕亡。

374年(宁康二年),匈奴人越过伏尔加河,日耳曼蛮族诸部开始大举入侵罗马帝国,欧洲民族大迁徙。

376年(宁康四年),前秦伐前凉,前凉亡。之后,前秦又伐鲜卑拓跋部所建之代国,代亡。至此,中国的北方完全由前秦统一。同年,西哥特人渡过了多瑙河,因不堪罗马人的压迫掀起大暴动。

378年(太元三年),亚得里亚堡战役,罗马皇帝瓦伦斯兵败被杀。

383年(太元八年),秦晋淝水之战。

384年(太元九年),前秦苻坚部将鲜卑人慕容垂自称燕王,史称“后燕”。慕容泓称济北王,史称“西燕”。羌人姚苌称秦王,史称“后秦”。

385年(太元十年),姚苌擒杀苻坚。前秦部将鲜卑人乞伏国仁建国,史称“西秦”。氐帅杨定自立为公,称藩于晋,史称“仇池”。

386年(太元十一年),鲜卑酋长拓跋珪在牛川(今呼和浩特)称王建国,史称“北魏”。后秦王姚苌入据长安称帝。氐族人吕光建国,史称“后凉”。

392年(太元十七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

394年(太元十九年),西秦灭前秦,前秦亡。后燕灭西燕,西燕亡。

395年(太元二十年),罗马帝国分裂。

397年(隆安元年),鲜卑秃发乌孤称王建国,史称“南凉”。后凉匈奴豪帅沮渠蒙逊建国,史称“北凉”。

398年(隆安二年)十月,后燕慕容德称王建国,史称“南燕”。七月,北魏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十二月,拓跋珪称帝。

399年(隆安三年),孙恩乱起。法显赴印度求佛经。

400年(隆安四年),西秦王降后秦,西秦亡。北凉敦煌太守李暠(皓的异体字)建国,史称“西凉”。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开始入侵不列颠岛。

402年(元兴元年),桓玄之乱起,孙恩兵败自杀。

403年(元兴二年),南凉、北凉攻后凉,后凉举国降后秦,后凉亡。晋安帝被逼禅让,桓玄称帝,国号楚。

404年(元兴三年),刘裕讨桓玄,桓玄兵败被杀。

405年(元兴四年,义熙元年),谯纵叛晋称王,据成都,史称“西蜀”。西凉迁都酒泉,以逼北凉。

406年(义熙二年),南凉迁都姑臧(甘肃武威)。

407年(义熙三年),后秦将军匈奴人赫连勃勃叛后秦称王,国号夏,史称“胡夏”。后燕天王慕容熙被杀,后燕亡。高云为燕帝,史称“北燕”。

410年(义熙六年),南燕亡。西哥特人攻陷罗马。

413年(义熙九年),刘裕遣军攻西蜀,西蜀亡。

414年(义熙十年),西秦攻南凉,南凉亡。

417年(义熙十三年),东晋攻后秦,后秦亡。

418年(义熙十四年),东晋封刘裕为宋公,刘裕毒杀晋安帝司马德宗,立其弟司马德文,是为晋恭帝。

419年(元熙元年),西哥特王国建立。

420年(东晋元熙二年,刘宋永初元年)东晋亡。刘裕称帝,国号宋,史称“刘宋”。南朝开始。法兰克人开始定居于高卢,勃艮第人开始定居于罗讷河流域。

421年(永初二年),北凉攻西凉,西凉亡。

422年(永初三年),武帝刘裕卒,少帝刘义符继位。

423年(景平元年),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卒,子太武帝拓跋焘继位。

424年(景平二年),刘宋少帝被废杀,宣都王刘义隆继位,是为宋文帝。寇谦之在北魏平城建天师道场,称新天师道,也称北天师道。

429年(元嘉六年),汪达尔人进入北非。

431年(元嘉八年),胡夏攻西秦,西秦亡。吐谷浑击胡夏,胡夏亡。

436年(元嘉十三年),北魏攻北燕,北燕亡。

439年(刘宋元嘉十六年,北魏太延五年),北魏攻北凉,北凉亡。五胡十六国时代终,南北朝时代始。汪达尔人在迦太基的故址上建国。

442年(刘宋元嘉十九年,北魏太平真君三年)正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至道坛接受符箓。

443年(刘宋元嘉二十年,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匈奴王阿提拉(上帝之鞭)兵进君士坦丁堡。

444年(刘宋元嘉二十一年,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北魏开始禁佛教,为“三武灭佛”之一,亦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大法难。

446年(刘宋元嘉二十三年,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北魏太武帝下诏烧毁所有佛像经书,坑杀老少僧人,佛教几乎遭遇灭顶之灾。

450年(刘宋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杀崔浩。刘宋伐北魏。阿提拉率军五十万越莱茵河入侵高卢,抵奥尔良城。

451年(刘宋元嘉二十八年,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沙隆战役,匈奴人与罗马、西哥特和法兰克联军激战,双方投入总兵力计百万之众。

452年(刘宋元嘉二十九年,北魏正平二年,承平元年,兴安元年),北魏内乱,太武帝被杀,皇太孙拓跋濬继位,是为文成帝。

453年(刘宋元嘉三十年,北魏兴安二年),刘宋皇太子刘劭弑父,宋文帝卒。武陵王刘骏称帝,是为孝武帝。孝武帝杀刘劭。阿提拉卒,匈奴帝国瓦解。

455年(刘宋孝建二年,北魏兴光二年),汪达尔人攻陷罗马城,大掠十四日。

464年(刘宋大明八年,北魏和平五年),刘宋孝武帝卒,子刘子业继位。

465年(刘宋永光元年,景和元年,泰始元年,北魏和平六年),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卒,献文帝拓跋弘继位。南朝宋帝刘子业暴戾被杀,湘东王刘彧继位,是为宋明帝。

466年(刘宋泰始二年,北魏天安元年),北魏冯太后发动宫廷政变,掌握政权。

471年(刘宋泰始七年,北魏皇兴五年,延兴元年),北魏献文帝拓跋弘让位,子拓跋宏继位,是为孝文帝。

472年(刘宋泰豫元年,北魏延兴二年),宋明帝刘彧卒,子刘昱继位。

476年(刘宋元徽四年,北魏承明元年),北魏献文皇帝卒,冯太后以太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开始政治改革。日耳曼雇佣军废西罗马帝国末帝,西罗马帝国亡。

477年(刘宋元徽五年,升明元年,北魏太和元年),南朝刘昱暴戾被杀,弟刘准立,是为顺帝。

479年(刘宋升明三年,南齐建元元年,北魏太和三年),刘宋封萧道成齐王,萧道成逼宋顺帝禅让,南朝刘宋亡。萧道成称帝,是为高帝。国号齐,史称“南齐”。

482年(南齐建元四年,北魏太和六年),南齐高帝萧道成卒,子萧赜继位,是为武帝。

490年(南齐永明八年,北魏太和十四年),北魏冯太后卒,孝文帝拓跋宏亲政。

493年(南齐永明十一年,北魏太和十七年),南齐昭明太子卒,齐武帝萧赜卒,子萧昭业继位。东哥特人攻陷罗马城,建立东哥特王国。

494年(南齐隆昌元年,延兴元年,建武元年,北魏太和十八年),南齐内乱,齐明帝萧鸾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正式迁都洛阳。

496年(南齐建武三年,北魏太和二十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下诏改姓。

498年(南齐建武五年,永泰元年,北魏太和二十二年),齐明帝萧鸾卒,子萧宝卷继位。

499年(南齐永元元年,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卒,子宣武帝继位。

501年(南齐永元三年,中兴元年,北魏景明二年),萧衍立萧宝融为帝,是为齐和帝。萧宝卷被杀。

502年(南齐中兴二年,南梁天监元年,北魏景明三年),南齐封萧衍为梁王。萧衍逼和帝让位,南齐亡。萧衍称帝,是为武帝,国号梁,史称“南梁”。

506年(南梁天监五年,北魏正始三年),仇池亡。

509年(南梁天监八年,北魏水平三年),北魏崇佛。

515年(南梁天监十四年,北魏延昌四年),北魏胡太后临朝称制。

527年(南梁普通八年,大通元年,北魏孝昌三年),梁武帝第一次舍身同泰寺。菩提达摩到广州。

528年(南梁大通二年,北魏孝昌四年,武泰元年,建义元年,永安元年),尔朱荣杀胡太后,北魏大乱。

529年(南梁大通三年,中大通元年,北魏永安二年),梁武帝第二次舍身同泰寺。东罗马帝国《民法大全》完成。

534年(南梁中大通六年,北魏永熙三年),北魏孝武帝自洛阳西奔长安,高欢另立皇帝,自洛阳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史称“东魏”。汪达尔王国被东罗马帝国征服,汪达尔人逐渐与当地居民融合。

535年(南梁大同元年),北魏宇文泰立魏文帝,史称“西魏”。北魏正式分裂。

546年(南梁大同十二年,中大同元年),梁武帝第三次舍身同泰寺。

547年(南梁中大同二年,太清元年),梁武帝第四次舍身同泰寺。

548年(南梁太清二年),侯景之乱起。

549年(南梁太清三年),三月,侯景攻陷台城,梁武帝任其为大丞相。五月,梁武帝惨死,子萧纲继位,是为简文帝。

550年(南梁大宝元年),东魏亡。高欢子高洋称帝,国号齐,史称“北齐”。南梁封侯景为汉王。北齐和西魏分别封萧纶和萧詧为梁王。

551年(南梁大宝二年),侯景废杀梁简文帝萧纲,又废萧栋,自立为帝,国号汉。

552年(南梁承圣元年),侯景之乱止。

556年(南梁绍泰二年,太平元年),西魏亡。

557年(南梁太平二年),宇文觉称天王,国号周,史称“北周”。南梁敬帝让位于陈霸先,陈霸先称帝,国号陈。

574年(陈太建六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教,为“三武灭佛”之二,亦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二次大法难。

577年(陈太建九年),北周攻陷北齐首都邺城,北齐亡,北周统一北方。

578年(陈太建十年,北周建德七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卒,北周开始陷入混乱。

581年(陈太建十三年,隋开皇元年),北周静帝让位于隋王杨坚,北周亡。杨坚称帝,是为文帝,国号隋。

582年(陈太建十四年,隋开皇二年),陈宣帝卒,子陈叔宝继位,是为陈后主。

583年(陈至德元年,隋开皇三年),隋文帝迁都大兴(在今陕西西安)。

589年(陈祯明三年,隋开皇九年),陈亡,隋统一中国,南北朝时代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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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测你对历史的真相到底了解多少?

易中天中华史:南朝,北朝

产品经理 | 范佳倩 装帧设计 | Mirro 内文设计 | 谈天

出版统筹 | 吴畏 学术顾问 | 陈勤 法律顾问 | 黄荣楠

插图绘制 | 方佳翮 何姝 高文婧 范佳倩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策划人 | 路金波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隋炀帝 第二帝国

血案与疑团

败家子

那个昏夜

大运河

第二章 唐太宗 高祖李渊

玄武门之变

天可汗

贞观路线

新政治

第三章 官僚政治 大背景

三省六部

政事堂

权力的制衡

科举

第四章 混血王朝 异类帝国

西域情

吐蕃义

生意人回纥

半盘胡化

第五章 世界帝国 高句丽

偷渡客

国际化都市

文化航母

命运与选择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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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13

隋唐定局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唐定局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339-4278-6

Ⅰ. ①隋… Ⅱ. ①易… Ⅲ. ①中国历史—隋唐时代—通俗读物 Ⅳ. ①K2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1128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吴畏 范佳倩 李烨

装帧设计 Mirro

内文设计 谈 天

插画 方佳翮 何姝 高文婧

易中天中华史

隋唐定局

易中天 著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18千字

印张 6.75

印数 1-42, 000

插页 2

版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278-6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隋炀帝

第二帝国

跟之前那动乱的四百年一样,创造了世界性文明的隋唐也是由一系列阴谋和杀戮开场的。隋文帝杨坚杀了北周的皇帝和皇族,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则杀了自己的哥哥(唐太宗还杀了弟弟)。此外,隋文帝杨坚是否死在隋炀帝杨广手上虽尚无定论,但杨广被亲信和亲兵所杀则确凿无疑。

所谓青史,斑斑血迹。

然而在这片血染的土地上,开出的却是绚烂无比的文明之花。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大唐毋庸置疑地代表着中华的鼎盛与辉煌,因此有理由成为我们民族的标志性符号或者代名词。比方说,海外华人的聚集区被叫做唐人街,某种中国特色的服装则被称为唐装,尽管那样式与大唐毫不相干。

与之相对应的,是隋往往被遗忘。

就算记得住,也只有炀帝的“昏暴”。

昏暴是唐人对杨广的盖棺论定。在此之前,杨广其实是有谥号的:明皇帝。也有庙号:隋世祖。可惜这两个体面的称号系由隋帝国的洛阳留守政权所给出,因此很快就被新建立的唐王朝推翻,改谥为炀。 〔1〕

从此,他被叫做隋炀帝。

这是差得不能再差的恶评。依照《谥法》,炀的意思有三种:好内远礼(贪恋女色不遵礼法),去礼远众(破坏礼制背弃公众),逆天虐民(违背天理虐待人民)。有前两条就是昏,有后一条则是暴。根据后世的描述、演绎和普遍看法,杨广大约是兼而有之,既昏又暴。 〔2〕

不知道李渊他们为什么要如此评价杨广。没错,为了证明改朝换代的合理性,新政权往往要把前朝或末世说得一团漆黑。这已经几乎是所有短命王朝或亡国之君难以逃脱的宿命。然而,其他那些末代君主,得到的谥号大多马马虎虎还过得去,跟杨广一样声名狼藉的只有夏桀和殷纣:贼人多杀曰桀,残义损善曰纣,简直就是十恶不赦。 〔3〕

更让杨广难堪的是,炀,原本是他送给陈朝后主陈叔宝的谥号。这对于那位声色犬马的昏君倒是恰如其分。不要忘记,那家伙不但在即位之后只知道醉生梦死,便是在做俘虏时怀里也抱着两个漂亮女人。

把这个谥号送给陈叔宝的杨广,也有资格作出这样的历史评价。因为他不但是隋王朝第二任皇帝,也是当年灭陈部队的大元帅,亲眼目睹了陈叔宝的荒淫无耻和昏庸无能。只不过,杨广做梦都想不到,他的下场会更惨,送给陈叔宝的恶谥也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唐人甚至说,两位炀皇帝相逢于九泉,恐怕不合适再讨论《玉树后庭花》了吧? 〔4〕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可惜,历史从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我们也只能管杨广叫隋炀帝。问题在于,他真有那么不堪吗?

未必。有一位历史学家说得好:秦始皇做过的事,隋炀帝多半也做了,却没有焚书坑儒;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却没有开凿运河。那么,凭什么秦始皇和唐太宗是千古一帝,隋炀帝就只能遗臭万年? 〔5〕

这很不公平。

如果连累到隋的意义也被低估,就更不公平。

没错,隋是短暂的。短短三十八年,相对于三千七百年的中华文明史和两千一百多年的中华帝国史,可谓弹指一挥间。然而,这个短命王朝完成的工作量,却相当于其他朝代的数倍;它留下的物质遗产、文化遗产和政治遗产,比如大运河、科举制和三省六部制,则直到明清两代都让人受用无穷。这样的王朝,难道可以小看? 〔6〕

更何况,正如汉帝国不过是秦政治的遗嘱执行人,隋王朝也是唐文明的历史开创者。没有前面的秦,就不会有后面的汉;没有前面的隋,也没有后面的唐。事实上,唐太宗是跟在隋炀帝后面亦步亦趋的。他不但以隋为鉴,更是以隋为师,而且并不仅仅只是将其当作反面教员。 〔7〕

隋,可谓时间短暂,内容丰富。它是短命的,也是不朽的。西晋才叫作昙花一现。真正有意义的是东晋,可惜却只有半壁江山,不是统一的大帝国。 〔8〕

能够比较的,是秦。

隋与秦堪称难兄难弟——都开创了统一的局面,也都是二世而亡,还都是前有长时间的动荡和战乱(春秋战国五百年,汉末魏晋南北朝四百年),后有强大兴盛的世界大帝国(汉四百多年,唐接近三百年),而且后面两个统一王朝都曾经断裂,汉有新莽,唐有武周,可谓惊人地相似。

这恐怕不是巧合。

当然不是。事实上,正如隋唐与秦汉颇为相似,明清与宋元也极为相同,即都是前面一个汉族王朝,后面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存活的时间则大体相当:宋三百年出头,元一百年左右,明二百七十六年,清二百六十七年。明和清的时间几乎一样,而且都只比唐略短一点。 〔9〕

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区别显著。

因此,如果以朱全忠灭唐为界,中华帝国的历史便可以分为上下两段。上半段一千一百二十八年,下半段一千零四年,两段的时间差不多,堪称上下两千年。

两千年表现为两种趋势。大体上说,上半段是先进行制度创新(秦和隋),然后变成世界帝国(汉和唐);下半段则是先进行制度改革(宋和明),走向糜烂之后再由少数民族政权(元和清)来输血和救场。也就是说,上半段是上坡路,下半段是下坡路,鼎盛与辉煌是在唐宋。

唐宋是巅峰,也是分水岭。

分野是明显的:前开放后收敛,前上升后下滑,前动荡后稳定,元与明甚至实现了无缝对接。然而宋元与明清的区别也很明显:宋元延续了秦汉以来的宰相制度和隋唐以来的分权制度,明清两代却是“有政府无宰相”,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皇帝大权独揽乾纲独断,一人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结果是明专制,清独裁,最后走向崩溃。

辛亥革命,也不是偶然的。

显然,宋元与明清不能混为一谈,秦汉与隋唐就更不能。所以,上下两千年也可一分为四:第一帝国秦汉,四百四十一年;第二帝国隋唐,三百二十六年;第三帝国宋元,四百一十六年;第四帝国明清,五百四十三年。此外还有三百六十九年无法归类,只能“计划单列”。 〔10〕

这三百六十九年,就是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持续时间之长超过两汉以外任何朝代,统一时间之短相当于秦,政治制度和文化特质既不同于秦汉也不同于隋唐,社会形态和历史意义则接近于春秋战国。也就是说,魏晋南北朝跟春秋战国一样,是在为新制度和新时代做准备。 〔11〕

难怪隋会跟秦一样短命了,因为他们都是探索者和排头兵。前浪是只能死在沙滩上的,隋炀帝则不过是被送上祭坛的牺牲品,尽管他远非秦二世或陈叔宝可比。

实际上,由于隋既是南北朝的终结者,又是唐文明的先驱者,担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使命,因此难免表现出矛盾和分裂。结果,不但文帝和炀帝判若两朝,炀帝的前期和后期也判若两人。这就让史家和公众纠结:只看见后期的恨不能鞭尸三百,只看到前期的则力主翻案。 〔12〕

不过这并不重要。杨广是该被称为炀皇帝,还是该被称为明皇帝,其实毫不关我们的痛痒。重要的是通过他对第二帝国进行反思,从而更好地审视我们的命运和选择。

但这一切,又都得从炀帝之死说起。

血案与疑团

隋炀帝是在江都被杀的。

江都即今江苏省扬州市,远在长安的千里之外,当然不是隋帝国的首都,甚至就连陪都也算不上。隋的陪都其实是洛阳。洛阳和江都,都是隋炀帝的最爱。他即位之后就立即下令营建洛阳,运河开通后又三下扬州,被杀之前竟在江都住了一年半以上,便都是证明。 〔13〕

但,炀帝喜欢江都,不等于骁果也喜欢。

骁果就是御林军,意为骁勇果毅。作为保卫皇帝的精锐部队,他们配置精良,个个头戴金盔,臂刺血鹰,骑着汗血马,身强力壮武功非凡,却对江都没有兴趣。原因也很简单:这些汉子都是关中人。来扬州玩玩可以,老死江都,不干。

隋炀帝却不打算回到西北。

不回去也不完全是喜欢江南,实际上是回不去。大业十二年隋炀帝离开洛阳前往江都时,他的事业就已经从巅峰跌入了低谷。征高句丽民怨沸腾,巡突厥则差点被俘,炀帝却不思悔改继续一意孤行,结果是从贵族到农民全都跟他反目为仇。这位刚愎自用的皇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到炀帝被杀那年,天下大势对杨广已十分不利:长城内外烽烟四起,大河上下叛军遍野,就连帝国的首都长安也被唐公李渊占领,并另立隋帝,改元义宁。这个时候,炀帝就算回到西北又能如何?难道真去表哥李渊和孙子杨侑(读如又)那里做什么“太上皇”不成?

也只能赖在扬州,甚至往南京和杭州跑。

于是骁果人心浮动。

其实,思乡心切的御林军一开始并无意造反。他们的打算是开小差,约定日期集体逃亡。毕竟,隋炀帝平时待他们不薄。他甚至采纳谋臣的建议,为这支部队在江都就地解决了性生活问题。因此,如果不是由于炀帝身边出了吃里扒外的白眼狼,事情的结果也许就会两样。 〔14〕

白眼狼是三兄弟。

三兄弟分别叫化及、智及和士及,是许国公宇文述的宝贝儿子。作为鲜卑贵族、关陇豪门和开国元勋,以及夺嫡斗争中的杨广死党,宇文述深受炀帝信任。于是这三兄弟便在老爹去世后弹冠相庆飞黄腾达,尽管他们原本是无恶不作的纨绔子弟,其中两个还犯有死罪。但,宇文述临终前的含泪哀求,让隋炀帝的心软了下来。 〔15〕

谁知道这竟是养虎为患呢?

现在已不能确定三兄弟中是谁使坏。总之,骁果军的司令官司马德戡被告知:逃亡不是办法,造反才有出路。我们知道,宇文述生前就被认为最能代表关中人的利益,司马德戡等御林军将领也原本就是他的部下。因此,宇文兄弟与司马德戡很快达成共识,其他人更是纷纷依附。 〔16〕

兵变迅速酿成。

经过一夜的调兵遣将,三月十一日凌晨,在门卫官裴虔通的策应下,司马德戡率兵长驱直入杀进宫中,御林军校尉令狐行达更是拔出刀来冲到了隋炀帝的跟前。

炀帝说:你要杀我吗?

令狐行达说:臣不敢,只想尊奉陛下回到关中。

说完,令狐行达放下武器,扶隋炀帝下楼。炀帝来到乱军之中,发现带兵前来抓捕他的正是自己做晋王时的藩邸老部下裴虔通,不禁惊问:怎么连你也反了?

裴虔通说:臣不敢反,但是将士们思乡心切。

隋炀帝说:朕其实正准备回关中去,只不过在等待运粮的船只。既然如此,我们现在就走。

裴虔通说:恐怕还得请陛下亲口对大家说。

于是,裴虔通牵来一匹马,要隋炀帝去见群臣。炀帝嫌马鞍简陋有失身份,死活不肯上马。裴虔通只好换了一副马鞍,炀帝这才放下架子让他牵出去游街示众。

然而乱党之首宇文化及却不想见隋炀帝了。这个家伙原本就是被两个弟弟和司马德戡他们硬逼着,才成为兵变领袖的。在整个兵变过程中他都胆战心惊,此刻则如梦方醒传出命令:把那人牵来干什么?还不赶快动手!

结果,隋炀帝又被牵回寝殿。

面对持刀环立如临大敌的司马德戡等人,在问了几个问题并眼睁睁地看着十二岁的爱子被裴虔通所杀之后,隋炀帝坦然地说:天子自有死法,拿毒酒来。

毒酒是老早就准备好了的,就藏在炀帝的那些漂亮女人那里。炀帝曾经对她们说,将来万一有难,你们先喝,朕接着喝。可惜这时那些女人一个都不见,司马德戡他们又不肯耽误时间,炀帝只好让令狐行达把自己绞死。

隋帝国,也同时宣告灭亡。

亡国并不奇怪。就连炀帝,恐怕也认为自己的死是在为大隋之亡履行手续。他似乎早就想到了这一天,以至于摸着脖子对萧皇后说:这么好的脑袋,谁来砍呢? 〔17〕

但,这绝不意味着本案没有疑点。

事实上司马德戡他们密谋时,信息是泄露了的,一个宫女甚至报告了萧皇后。萧皇后却只是说:你想上奏,就上奏好了。结果炀帝把那宫女杀了,理由是国家大事不该由奴婢过问。因此,后来又有人报案,萧皇后便说:天下事已不可收拾,何必再让皇上增添烦恼。

从此,炀帝身边再也没人通风报信。 〔18〕

没人知道萧皇后为什么会持这样一种态度,我们只知道隋炀帝在江都怠慢朝政放荡不羁纵情声色,这位皇后不但不加劝谏,反倒参加了所有的酒宴和派对。没有证据表明她有过任何说法,也没有证据表明她有过任何不满。换句话说,她对夫君的自取灭亡竟是听之任之。

呵呵,贤妻原来是这样做的。

炀帝被杀时她当然更是袖手旁观,也没有像炀帝的某位红颜知己那样从夫而死,只是跟宫女一起用床板做了一副棺材,默默地为相伴了三十五年的夫君料理后事。也许,在她看来,只有这才是她该做和能做的。 〔19〕

作为知书达理的妇道人家,她这样做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叛军对她也秋毫无犯。我们知道,皇帝被杀一般都是会株连皇后的。南朝刘劭的殷皇后就曾质问执法官为什么要祸及无辜,得到的回答是:当了皇后便是罪过。

那么,萧皇后怎么就无罪?

萧皇后不该无罪。因为她是南方人,而且是南梁皇室之后——高祖是梁武帝萧衍,曾祖是昭明太子萧统,祖父萧詧 (读如察)和父亲萧岿(读如亏)都是后梁皇帝。隋炀帝那么喜欢江南,与这位萧皇后是有关系的。

何况萧皇后在隋炀帝那里并非摆设。从嫁到晋王府那天起,她跟炀帝就如影相随,影响力也众所周知。因此,如果说隋炀帝是因为赖在江都而得罪了骁果,萧皇后就该负连带责任;如果说炀帝是因为贪恋女色而怠慢了朝政,那么,作为六宫之主,她应该负领导责任。

萧皇后岂能无罪?

然而,无论弑君的御林军,造反的窦建德,虎视眈眈的突厥人,还是以隋为鉴的唐太宗,都对萧皇后礼貌有加。毫无疑问,萧皇后聪慧、柔顺、节俭、识大体、善解人意,堪称温良恭俭让,确实让人敬重。但联想到炀帝被杀前她的知情不报和见死不救,却又不能不让人疑窦丛生。 〔20〕

这个疑案,也许永远无法破解。

隋炀帝自己,恐怕就更想不通。

败家子

据说,隋炀帝死前问了三个问题。

他先问:我有何罪,以至于此?

兵变方面当然自有说法,还说得炀帝哑口无言。不过炀帝还是想不通。他说,我确实对不起老百姓,但对你们这些人可是一点都不亏呀,为什么要如此相逼?

这个问题无人回答。

于是炀帝再问:今日之事,是谁挑头?

司马德戡终于忍无可忍,脱口而出说:普天之下无不怨声载道,想杀你的又何止一个两个! 〔21〕

那么请问,此人说的是事实吗?

恐怕是。据统计,隋炀帝执政的后期,仅历史文献中可以确认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就有二百多个,其中既有勋贵出身的李密,也有农民出身的窦建德。按照唐代名臣魏徵等人所撰《隋书·食货志》的说法,当时为盗为寇造反起义的,竟多达天下人的十之八九。 〔22〕

魏徵的这个数字当然未免夸张,但即便打个对折也很恐怖。可以说,死前的炀帝已是人神共愤千夫所指。

既然如此,他死了以后,普天同庆了吗?

没有。相反,包括反对他的人在内,普天之下竟是同声哀悼,宇文化及那伙人则成了过街老鼠。他们先是被李密拼了老本予以痛击,然后又被窦建德一举歼灭。李密虽然为此而元气大伤,却自始至终无怨无悔。窦建德的态度更是十分明朗,他就是要为隋炀帝讨还血债。 〔23〕

这就耐人寻味。

毫无疑问,这里面的情况相当复杂。比如李渊就很可能是猫哭耗子,李密和窦建德则有可能是为了政治正确而举起的旗帜,做出的姿态。但可以肯定,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秦末。请问,秦二世死后,刘邦项羽为他哭丧尽哀,陈胜吴广为他报仇雪恨了吗?没有,也不可能。

的确,天下苦秦久矣,却未必苦隋久矣。至少,隋文帝时代的日子比秦始皇那会儿好过。比方说,根据杨坚在建国之初的一道政令,成年男子可以有三年不纳租调,不服徭役,这样的免税政策秦王朝又何尝有过? 〔24〕

隋,并不是秦。

文帝本人也不是暴君和昏君,反倒更像一个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老农民,每天临朝听政不知疲倦,平时吃饭只有一个肉菜,衣服也是缝缝补补。他关心民间疾苦,痛恨官员腐败,甚至不惜用“钓鱼执法”的手段整顿吏治:派出亲信去贿赂官员,中计者当然必死无疑。 〔25〕

不过,对于功臣故旧,他并不吝啬,该赏就赏。对治下子民,也不放纵,该防就防。最荒唐的是,他规定民间不得拥有三丈以上的船只,理由是会藏匿反贼。 〔26〕

看来,他也不是什么观音菩萨。

这就是隋文帝:勤政如秦始皇,节俭如梁武帝,出手大方如汉高祖,严刑峻法如秦孝公。于是,破碎的山河迅速得到恢复,中华大地一片欣欣向荣,隋也成为历史上最富庶的王朝,而且脱贫致富的时间之短史无前例。 〔27〕

显然,这样的王朝本不该亡。

难怪舆论的矛头一致指向隋炀帝,视他为鼎盛王朝的败家子。这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这位“超级富二代”之性格和作风,跟他的创业者和守财奴父亲都大相径庭。他的追求是大作为和大功德,做派则是大手笔和大排场。何况此人天资聪明精力旺盛,又刚愎自用目空一切。因此他的战车一旦发动引擎,就再也停不下来。

第一件事,是营建洛阳。

仁寿四年(604)十一月三日,刚刚办完父皇丧事的隋炀帝亲至洛阳勘测地形。他登上邙山遥视伊阙(今河南省洛阳市南面龙门山),但见两山对望一水长流,便兴奋地说:这不是龙门吗?为什么没人在这里建都?

宰相苏威说:正是留待陛下。 〔28〕

隋炀帝很高兴。第二年(大业元年)三月十七日,他下令由杨素、杨达和宇文恺等人负责新都的建设。杨素是隋炀帝夺取政权时的帮手,宇文恺是隋朝最著名的建筑家和设计师,杨达则是武则天的外祖父——营建洛阳时,他把女儿嫁给了来自太原的木材供应商武士彟(读如获)。

历史,也是有缘分的。

四天以后(三月二十一日),隋炀帝又下诏开凿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打通从洛阳到江都的河运。与此同时(三月三十日),又下令建造用于运河的帝国舰队。舰队的规模相当庞大,大小船只至少有五千之多。其中仅仅是造炀帝自己乘坐的龙舟,就相当于在今天建造航母。 〔29〕

因此,这个工程也不小。

东都、运河、龙舟,三管齐下,这样的大手笔也只能出自隋炀帝。更不可思议的是,如此浩大的工程居然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五个月后,舰队完工,洛阳至江都的水路也全线贯通。一切都在炀帝的规划之中。这不能不让他满面春风志得意满,并于当年八月十五开始了第一次南巡。

紧接着,东都洛阳在第二年的正月初六竣工,前后历时十个月,同样堪称神速。于是,在江都住了半年的隋炀帝又带领舰队浩浩荡荡回到洛阳,并大陈法驾,在四月三十一日风头十足地搞了一次入城式。

帝国朝野,也是一片歌功颂德。

没错,这确实是前无古人的大事业。只不过,丰功伟绩的背后,是普通民众的血汗和尸骨。

祸乱之源,从此埋下。

隋炀帝却想不到这些。他只觉得,帝国的国库可真是充盈,皇帝的权力也真是好用。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只要他想,那就能。

因此,他还要北狩。

对北方的巡狩是从大业三年四月十八日开始的,到九月二十三日回到洛阳,历时也近半年,路经今天的陕西省、内蒙古、山西省和河南省,声势浩大并不亚于南巡。 〔30〕

天才发明家宇文恺,还专为此行设计制造了折叠式千人大帐和观风行殿。前者是巨大的帐篷,可以举行国宴;后者是行走的宫殿,能够容纳数百人。而且,行殿随时都可以拆卸也可以安装,只要装上轮子就能自由移动。

随扈的群臣则住在行城里,当然也是装上了轮子的大房子。行殿的外围是行城,行城的外围是铁骑。这就等于把帝国的首都搬到了草原上,并行走在路途中。突厥牧民哪里见过这种神奇的东西?全都拜倒在地。 〔31〕

这又让炀帝出尽风头。

隋炀帝仍不满足。大业六年正月十五,他又在长安和洛阳两地举行盛大的元宵联欢晚会。洛阳的晚会现场边长五千步,参加者仅管弦乐队就多达一万八千人。街头巷尾张灯结彩,莺歌燕舞通宵达旦。为了招商引资,炀帝规定外国人来吃饭一律免费,还宣称这是中国惯例。

结果一个胡商问:我看你们中国也有衣不蔽体的,为什么要开免费餐厅,还把丝绸都缠到树上呢?

中国商贩愧不能答。 〔32〕

隋炀帝却不管不顾,继续不停地折腾,南巡北狩之外还要征高丽。结果,一征高丽,山东农民反;二征高丽,杨素之子反;三征高丽,三巡突厥,全国皆反。等到他第三次下扬州时,可就不是南巡,而是逃命了。

剩下的问题,就只是那颗好脑袋由谁来砍。

那个昏夜

的确,隋炀帝是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

除了在江都等死的那一年半载,隋炀帝在位十五年几乎年年都在折腾,简直一刻都不消停。不能说他做的事情都不该做,比如,开运河就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征高丽则是从隋文帝到唐太宗的共同心愿,而且直到唐高宗时代才算大功告成。就事论事,隋炀帝并无可指责。

可惜炀帝的每一次折腾都意味着人民的苦难。因为这位精力过人的皇帝不但好大喜功,而且急功近利,每项工程都是大干快上,每次行动都是志在必得。于是执行命令的官员便只好把鞭子打在并非快马的民工身上。当民众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时,崩溃的就不仅是他们的心理。

帝王苦竭生灵力,大业沙崩固不难。 〔33〕

隋之亡,即因为此。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隋炀帝干了些什么,而在于他干得太快又太密集,结果自然是虐用民力。比如,营建洛阳时每个月用工二百万人,十个月便是二千万人次。但如果把工期延长到十年呢?或者不要与此同时又开运河又造龙舟又建行宫呢?民众的负担就没那么重,至少可以喘口气。 〔34〕

那么,隋炀帝为什么心急火燎?

通常的说法是为了及时行乐,可惜这种最能满足小市民庸俗趣味和窥私心理的论调最不可取。试想,如果他开通运河只是为了到江南游山玩水寻花问柳,那么请问,巡突厥和征高丽又作何解释?尝鲜吗?猎奇吗?

严肃的历史学家当然不会跟酸腐文人一般见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隋炀帝由于得位不正,因此更急于表现自己的雄才大略,迫不及待地希望早出成果,一气呵成地完成宏图大业,功追三皇,名超五帝。 〔35〕

但,唐太宗也得位不正,为什么并不急吼吼的?

解释是:有隋炀帝为前车之鉴,因此唐太宗深知民心比政绩更重要,也明白权力不可滥用。同样,当唐太宗坐稳江山大权在握以后,各种欲望便都开始膨胀。他差一点杀掉直言不讳的魏徵,一意孤行地征高丽,就是证明。

唐太宗和隋炀帝,不过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那么,他们当真得位不正吗?

唐太宗肯定是。他是发动玄武门政变,杀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才夺得皇位的。尽管此案的真相由于唐人篡改历史曲笔回护而变得模糊不清,但唐太宗骨肉相残,得位不正,恐怕是谁都无法翻过去的铁案(详见下一章)。

隋炀帝却未必。

跟唐太宗一样,隋炀帝在皇子中也排行老二。太宗有哥哥李建成,炀帝有哥哥杨勇。杨勇和杨广都是嫡出,因为独孤皇后根本就不允许隋文帝跟别的女人有孩子。按照“立嫡以长”的宗法制度,皇太子只能是杨勇。

然而最后继位的,却是杨广。

而且,登基的当天,杨广就杀了杨勇。

这就不能不让人认为,隋炀帝得位不正。他一定是用阴谋诡计诱使父皇废了杨勇,立他为太子的。甚至就连隋文帝的死,也被普遍认为应该由杨广负责,凶手则被指认为是其亲信杨素和张衡。唯一不能确定或有争议的,是谋杀系由杨广指使还是默许或纵容。 〔36〕

可惜在这个问题上,正史和野史都靠不住。因为当隋炀帝被定性为昏暴之君以后,史料的选择便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心理暗示。更何况,官修正史多有顾忌,民间野史又喜欢夸大其词,案情就只能被弄得扑朔迷离。

不妨来看《隋书》的记载。

那是一个昏暗的夜晚,病入膏肓的隋文帝忽然接到一封送错了的信。这封信是杨素写给杨广的,内容是回答杨广的问题:万一皇帝龙驭上宾,应该如何应对。隋文帝读后已是满腔怨恨,碰巧宠妃陈夫人又来控诉杨广对她非礼。一怒之下,文帝决定召回废太子杨勇,重新确定接班人。

这是《杨素传》的说法。

后面的故事,《隋书》本身就其说不一。《杨素传》的说法是:杨广得到消息,立即与杨素商量对策。杨素便矫诏封锁宫禁,并派张衡服侍文帝。结果文帝当晚驾崩,于是宫廷内外议论纷纷,到处都是流言蜚语。

然而《宣华夫人传》却另有说法。据说,文帝听了陈夫人的投诉,勃然大怒说:畜生!怎么能托付大事!然后对正在身边的杨勇党羽柳述和元岩说:叫我儿来!

柳述和元岩问:是太子吗?

文帝说:是杨勇。

于是柳述和元岩来到外间,起草了诏书,并且拿给正在值班的杨素看。杨素立即向杨广通风报信,杨广则马上把陈夫人和文帝身边的其他女人转移到别处,同时命令张衡进入内室服侍文帝。没过多久,文帝驾崩。

这就是所谓“最可靠”的正史说法。

然而正是这堂堂正史让人疑窦丛生。比方说,事变突发之时,是杨素通风报信,还是杨广找他商量?派张衡进入内室的,究竟是杨素还是杨广?张衡进入内室以后,是碰巧目睹了文帝的死亡,还是实施了谋杀?如果是谋杀,那么,是杨素或杨广指使、暗示,还是他自作主张?

基本事实都不清楚,怎么让人相信?

何况逻辑也不通。根据《隋书·高祖纪》的记载,隋文帝驾崩是在大宝殿,案发前杨素、柳述和元岩都在殿中内阁侍疾。而且据《杨素传》的记载,杨广当时也在大宝殿。也就是说,杨素和杨广同在一殿。那么请问,他们有必要书信来往吗?后来的商量对策,难道也是靠写信的?

再说了,如此重要的书信,岂会误送,又岂能误送?更何况杨素当时正在文帝身边,他写给杨广的信怎么会送出去又送进来,转一大圈到了文帝手里?文帝既然已经知道杨素是杨广同伙,为什么不对杨素采取行动?

那位陈夫人也很可疑。她状告杨广,为什么不早不晚恰恰就在这封信送到之时?这也未免太碰巧了一点。而且按照《隋书·宣华夫人传》的说法,她原本是杨广重金收买安排在文帝身边的卧底和线人。当天晚上文帝去世后,杨广还给她送了同心结并且上了床。这就更奇怪了。这样一个女人为什么要诬告杨广,差点就把他送上断头台?

就连魏徵他们也觉得说不过去,因此编造或采信了这样一个细节:陈夫人接到杨广的礼品盒,以为里面是毒药,吓得不敢打开。难怪有学者认为陈夫人其实是杨勇同党,她是跟文帝的两位公主结成同盟保杨勇反杨广的。 〔37〕

或者说,她是“双面间谍”。

同谋之一,则是柳述的妻子兰陵公主。

这样一来,本案就完全可能是另一个阴谋:所谓杨素给杨广的回信其实是柳述和元岩伪造的,陈夫人则看准时机火上浇油,目的自然是要干掉杨广,让杨勇复辟。只不过杨广和杨素抢先一步控制了局面,当晚跟陈夫人上床则不过无稽之谈。至于文帝是自然死亡还是被杀,已无关紧要。

当然,这个说法魏徵他们绝不会采信。

但可以肯定,文帝驾崩当晚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正是杨勇和杨广夺嫡斗争的延续。当然,那场斗争的真相已被魏徵和司马光们掩盖和歪曲,也被后世许多文人作了低级趣味的解读,尽管那才是第二帝国的秘密所在。

那么,侦破此案揭开谜底的关键又在哪里?

大运河。

大运河

大运河是隋炀帝的传世之作。

当我们乘坐高铁从杭州飞驰北上,六个小时即可到达北京时,是不大可能想起当年之南北大运河的。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在那交通不便的时代,作为帝国的大动脉,大运河有着怎样非凡的意义。那些扬帆远航的船上,承载的远远不止粮米和丝绸,更是一个民族自古以来的愿望。

这个愿望就是打通南北。

众所周知,由于地形的原因,我国境内的主要河流都是由西向东。因此,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物质的交换和文化的交流,就只能靠车马走旱路。但,车辚辚,马萧萧,哪里比得上轻舟已过万重山?成本低效益高的水路航运,才是古代社会交通运输的最佳选择。

开通运河,也就势在必行。

于是有春秋连接长江与淮河的邗沟,战国连接淮河与黄河的鸿沟,秦代的江南运河丹徒曲阿,以及隋文帝的扬州山阳渎。山阳渎开通的次年,隋文帝便发动了灭陈战争。不过他的八路大军只有一路使用了山阳渎,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文帝此举除了运兵运粮,应有更长远的打算和设想。 〔38〕

这个设想,只能由隋炀帝来完成。

事实上他也完成了,而且毕其功于一役。从大业元年开始开凿通济渠,到大业六年打通江南河,一条南起余杭(今杭州),北至涿郡(今北京),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五大水系,全长四千多里的运河全线贯通。以秦岭和淮河800毫米降水线为分野的南北方,从此连为一体。

大运河其实可以分为南北两段。北段,永济渠连接了黄河与海河;南段,通济渠连接黄河与淮河,邗沟连接淮河与长江,江南河连接长江与钱塘江。南段与北段的交接处,是洛阳。或者说,洛阳是南北大运河的中心。

当然,也是隋炀帝的指挥中心。

因此,读懂了洛阳与运河,就读懂了隋炀帝。

但,这跟谁当太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就在杨广的夺嫡成功是真正的“政变”——政治路线的改变。政变的背后,不仅是利益集团的权力之争,也是政治派系的路线斗争。其中,杨勇代表西北帮,杨广代表南方系。他建都洛阳,开凿运河,三巡江都,皆因为此。 〔39〕

派系的形成是在隋文帝时代,占优势的则是西北帮,正式名称叫关陇集团——盘踞在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 (六盘山)一带的政治军事势力。实际上,这也是西魏、北周、隋和唐的统治集团。西魏执政者和北周开创者宇文泰,隋王朝开创者杨坚,唐王朝开创者李渊,都属于这个团伙。

而且,也都出自武川。

武川就是武川镇,是北魏建国之初道武帝拓跋珪在北方边境设置的六大军区(六镇)之一,宇文泰、杨坚和李渊的先祖都是武川镇职业军人。北魏末年天下大乱,宇文泰奉命改镇关中。于是,与当地土豪相结合的武川集团,也就变成了关陇集团。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不但将“班子成员”的籍贯改为关中,还赐给他们鲜卑姓氏,比如杨坚的父亲杨忠被赐姓普六茹,李渊的祖父李虎被赐姓大野。 〔40〕

所以,这个集团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

武川军阀,关陇勋贵,混血家族。

难怪杨坚改朝换代来得容易,因为这不过是同一统治集团内部换届,并不危害到集团的根本利益。这就像一家公司用更能干的人替换了不称职的总经理,股东们不但不会损失既得利益,反倒能够获得更多的红利,谁会反对呢? 〔41〕

毫无疑问,这样一个集团的政治路线,势必以关中为本位,为基地,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实行关中本位政策。皇太子杨勇代表的,就是这个利益集团和这条政治路线。 〔42〕

杨广却不一样。

作为杨坚的次子,萧妃的丈夫,二十二岁时就担任扬州总管的青年皇子,杨广至少在情感上更偏向于南方。坐镇江都十年中,他对南方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南方士族表现出最大的尊重,甚至能说一口流利的吴侬软语。就连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杨广都跟杨勇唱反调:杨勇支持三阶教,杨广则力挺天台宗,并受戒成为天台宗的俗家弟子。 〔43〕

杨广俨然成为江南地域集团的代言人。

也就在此期间,杨广与杨素结为政治联盟,牵线搭桥的则是宇文述。这是可以称为“南方系”或“老二帮”的联合阵线 :杨广在皇子中排行老二,上面有哥哥杨勇;杨素在辅臣中排名第二,前面有宰相高颎(读如窘);江南士族在帝国的政治地位也如此,关中本位让他们成为二等臣民。

现在,心有不甘的“老二”们联合起来了。那么,压抑已久又奋起一搏的他们,能成功吗?

关键的关键,就看隋文帝的态度。

态度在废立之前就已经表现出来。开皇十九年(599)八月初十,也就是杨勇被废的一年前,建国以来一直担任宰相的高颎被罢,还差点被杀。高颎可是隋王朝的开国元勋,任职近二十年时突然遭此打击,恐怕只有一个原因。 〔44〕

没错,他已经由栋梁变成了绊脚石。

事实上隋文帝废杨勇立杨广之前,是征求了这位老宰相之意见的。高颎的反应是大吃一惊,然后长跪不起说:长幼有序,太子岂能说废就废? 〔45〕

文帝默然。不久,高颎被免职。 〔46〕

与高颎一样惨遭不幸的还有三阶教,这个中国佛教的宗派在杨广被立为太子后,也被隋文帝下令禁止传播,时间都在开皇二十年(600)。但如果我们知道,高颎是三阶教最大的支持者和赞助商,就不会对此表示惊讶。 〔47〕

种种迹象表明,这场斗争的总导演是隋文帝自己,杨广及其同党或帮凶只是顺应了潮流。炀帝跟后来的雍正一样都是合法继位,他在文帝死前是否推了一把已不重要。 〔48〕

那么,隋文帝为什么要更换太子?

为了改变政治路线。事实上,隋文帝在建国之初,即明确表示要与北周告别。为此,他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详见第三章),到晚年则开始反思关中本位政策,最后毅然决定走马换将。可惜炀帝在执行这一政治遗嘱时急功近利又矫枉过正,以至于得罪了整个关陇集团,终于身败名裂。 〔49〕

这样看,萧皇后的待遇可真是奇怪。

隋炀帝却不奇怪。实际上,营建洛阳和开通运河,都是当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做过和想做的事。而且,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动荡和分裂后,真正的中华皇帝都会打通南北。这也正是隋炀帝之所想。为此,他不惜东都和运河双管齐下,结果是为民族建立了千秋伟业,为自己留下了万古骂名。 〔50〕

大运河,功德无量,劳民伤财。

是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古人有“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却可以批评他不该忘记“民贵君轻”的圣人教导。隋炀帝确实太不把人当人了。在他眼里,民众不过是可以任意驱赶和屠戮的牛马和犬羊。结果正如孟子所说,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司马德戡的话并非戏言。

隋炀帝,其实是被自己拥有的绝对权力所杀。

幸运的是,有人从隋炀帝的灭亡中吸取了教训。而且正如此人所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个政权,如果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反倒与民争利,与民为敌,它的灭亡就指日可待,只剩下一个时间表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唐太宗。

第二章

唐太宗

高祖李渊

隋炀帝躲在江都时,李渊打起了长安的主意。

这是大业十三年(617)的春夏之交,各地反隋的斗争如火如荼:杜伏威占据历阳,窦建德加冕称王,梁师都据郡起兵,刘武周兵进汾阳,李密更是攻下兴洛仓威逼东都,帝国手中的要地除了长安、洛阳和江都,就只剩下太原。 〔1〕

太原非同小可。作为拱卫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的北方军事重镇,它也被称为北都(隋炀帝所在的江都则似乎可以称为南都)。隋炀帝在南巡之前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将整个辖区的军政大权都交给他,未必没有经过慎重考虑。

李渊似乎值得信任。

跟宇文泰和杨坚一样,李渊一门也是武川军阀、关陇勋贵和混血家族,李渊跟杨广还是表兄弟,只不过李渊年长两岁,是表哥。当然,这不能说明什么。为了争夺皇位和最高权力,亲兄弟都能骨肉相残,表兄弟又能如何呢?

实际上炀帝这一任命,打的是如意算盘。太原北面是突厥,长城之内则四面都是反政府武装力量:东有窦建德,西有梁师都,南有李密,北有刘武周(见下页图)。因此隋炀帝认为,李渊只能替他看家护院,根本就无法兴风作浪。他哪里想得到,那位表哥会趁此机会握五郡之兵作为资本呢?

他当然也想不到,李渊会跟突厥勾结。

不过,李渊最初的表现确实让炀帝放心。当全国各地的反叛风起云涌时,李渊所在的太原却出奇地安静。这个军事重镇似乎远离了漩涡的中心,李渊本人则一如既往地沉湎酒色贪污腐败,一副胸无大志没心没肺的样子。 〔2〕

然而突然之间,他说反就反了。

反叛似乎是被逼出来的。某个春意盎然的晚上,一个名叫裴寂的人请李渊吃饭。当时,隋炀帝在太原辖区所在地建立了行宫,叫晋阳宫。裴寂是晋阳宫的副监,李渊则以太原留守的身份兼任总监。副监宴请总监,理所当然。

官员的酒宴上照例有女人做三陪,裴寂却在李渊享用之后告诉他那是晋阳宫的宫女。动了皇帝的女人,哪怕这些女人其实闲置,也是不可饶恕的大逆不道。中了圈套的李渊如五雷轰顶,只好向裴寂讨教计将安出。

据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裴寂说:唯有造反。

而且,裴寂还告诉李渊,造反时机成熟,准备充分。二郎李世民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只是因为担心得不到大人的同意,这才安排明公与这些女人有肌肤之亲。

跌入陷阱的李渊只好说:既然我儿确有此心,而且拿定了主意,那就听他的吧! 〔3〕

呵呵,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李世民好主意!

可惜这根本就靠不住。

我们要问,裴寂请客吃饭是在晋阳宫内还是宫外?如果在宫内,李渊当然知道做三陪的是宫女,也当然会避之唯恐不及。如果在宫外,则李渊完全可以不认账,甚至倒打一耙以涉嫌陷害长官的罪名将裴寂就地正法。他怕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再次领教了官修正史的不可轻信。为了把李世民塑造成唐帝国的真正缔造者,官方史学家都不惜制造或采信伪证。这就像《三国演义》为了抬高诸葛亮,不惜丑化周瑜,矮化刘备、孙权、鲁肃。 〔4〕

可惜假的就是假的,手段再高明也会穿帮。

穿帮是在时间表上。按照司马光的说法,当李世民在一段时间之后向李渊旧话重提时,被“绑架革命”的李渊却翻脸不认人,拿起纸笔要写状子将李世民送进官衙。

世民说:大人一定要举报,儿不敢怕死。

李渊说:我哪里忍心,你不要乱说就是。

世民只好反复劝进。李渊这才叹了一口气说:好吧!今后是家破人亡也由你,是化家为国也由你! 〔5〕

按照这个说法,太原起义便完全是李世民的功劳,李渊倒可以“胁从不问”的。但是请问,裴寂请客吃饭之后,李渊把那些宫女收编了吗?如果收编,则造反的决心已下,不必再装糊涂。如果没有,则他们制造李渊“被嫖娼”一案岂非多余,既诬陷了高祖,也诬陷了太宗? 〔6〕

如此信口雌黄,学术良心何在?

利令智昏而已。

这里说的“利”当然不是物质利益,而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按照这个利益的需求,史学必须具有鉴戒意义。这就只能做整容手术,比如妖魔化隋炀帝,神圣化唐太宗。尊重历史和尊重事实,不是帝国官方史学的职业道德。

顺便说一句,以史为鉴,正是唐太宗的主张。

可怜他爹,也只好去做窝囊废。

然而黑白不容颠倒。事实上,种种迹象表明,李渊绝不是糊涂虫,更不是窝囊废。他的糊涂和窝囊是装出来的,觊觎之心反倒早已有之。否则,他为什么要李建成和李世民兵分两路,一个去潜结英俊,一个去密招豪友? 〔7〕

按兵不动,只是为了稳操胜券。

因此,一旦看准时机,他就会动如脱兔。大业十三年五月十四日,已经看出李渊有异动迹象的两个副留守,准备按照隋炀帝的监视命令对其采取行动,却被李渊逮捕杀掉,罪名自然是捏造的。这时,他可没有片刻犹豫和手软。

这样看来,贞观史臣和司马光们的篡改历史,真可谓弄巧成拙,反倒显得世民少不更事,李渊老谋深算。实际上李渊就像当年的孙权,比谁都沉得住气。正如王夫之所说,他是处至危之地,观天下之崩,伺机而动,以求一逞。 〔8〕

而且一旦动起来,就比谁都狠。

没错,他盯住了长安。

长安本是帝国的首都,只是由于隋炀帝要打通南北重整山河,政治中心才东移到了洛阳。这就使得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一线,成为逐鹿中原之各路诸侯的必争之地,长安反倒被人遗忘。在那风云激荡的年头,长安也像太原一样出奇地安静,成为一个死角或者真空地带。

然而长安毕竟是关陇集团的根据地。拥有长安,以长安为新王朝的发祥地,对于李渊这样的武川军阀、周隋故旧和关陇勋贵,不但名正言顺,而且驾轻就熟。何况镇守长安的是十三岁的代王杨侑,李渊想要,岂非囊中取物?

李渊却没有轻举妄动,他必须先解除后顾之忧。

为此,他做了三件事。

据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首先是与突厥的始毕可汗达成协议:攻下长安后,土地人民归李渊,女人财宝归突厥。这当然因为突厥在北,长安在南。从太原南下取长安,如果被突厥抄了后路,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李渊也谢绝了突厥准备派遣的大军,只接受了他们的马匹。他可不想引狼入室受制于人。 〔9〕

搞掂了突厥,李渊又去忽悠李密。他写信给自命为反隋盟主的李密,表示衷心拥戴他奉天承运,自己只要能再封于唐就心满意足。于是骄狂的李密不再留意李渊,一心一意攻打洛阳,反倒成了替李渊阻拦东路兵锋的挡箭牌。 〔10〕

最重要的一招,是举义旗不举反旗。李渊宣布,南下的目的是复兴隋室,立杨侑为帝,尊杨广为太上皇。这就规避了人臣造反的罪名,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也因此,炀帝一死,他就立即撕下假面具,毫不客气地做起皇帝来。

隐患都已排除,现在可以动身。

七月初五,李渊率军三万誓师南下。十一月初九,攻克长安。次年三月十一日,杨广在江都被杀。五月二十日,李渊即皇帝位。一个王朝倒下了,另一个王朝站起来,只不过这新王朝还必须再接受一次血雨腥风的洗礼。

玄武门之变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长安。

清晨的阳光照例洒在通往皇宫的路上,路边伫立的禁卫军有如兵马俑般面无表情。一切都跟往常一样。骑在马上并肩而行的李建成和李元吉似乎也很坦然,尽管头天晚上有人通风报信:李世民在父皇面前告了他俩的刁状。 〔11〕

但,这又不是头一回。

是的,建国八年了,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的关系越来越势同水火。原因很简单,从太原首义到统一中华,李世民一直战斗在第一线。可以说,大唐的天下至少有一半是他打下来的。然而按照宗法制度,储君却只能是李建成。

这就不要说李世民不服,天下人不服,跟随李世民出生入死的弟兄们不服,就连李建成自己都忐忑不安。没错,他是嫡长子。不过除此之外,又有多少本钱呢?就算将来能够顺利接班,李世民也未必安分守己俯首称臣。

好在,有李元吉支持自己。

皇四子齐王李元吉为什么会站在李建成一边,恐怕只能是一个谜。正史的说法,是他打算先干掉李世民,然后再取李建成而代之。可惜就连所谓正史,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李世民幕僚的道听途说。是否属实,死无对证。

当然,真正重要的还是李渊。

李渊态度暧昧。在李建成看来,父皇至少也是防范李世民的,因为李世民功高震主已是不争的事实。幸亏他是皇帝的亲儿子。如果是韩信,恐怕早就兔死狗烹了。

奇怪的是,李世民并不韬光养晦,反倒十分张扬。武德四年(621)六月,打了胜仗的他甚至高调举行了入城式。李世民自己身着黄金盔甲骑马走在前面,李元吉等二十五名将领紧随其后,一万名铁甲骑兵如同黑色森林,三万名武士浩浩荡荡走进长安,队伍之长竟排出两公里以上。 〔12〕

这真是好大的排场!

如此耀武扬威,给谁看呢?

李建成心知肚明,李渊更是眼睛雪亮。奇怪的是,他却突发奇想,提出让李世民带领自己的人马驻扎洛阳,并使用天子的旗号统治今天陕西省以东的所有地区。

高祖的说法是:东西两都,天下一家。

但,这哪里是天下一家,分明是国家分裂。这个方案如果当真实行,大唐就会像狄奥多西一世死后的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不过,两罗马是可以并存的,因为两个首都相距甚远。洛阳和长安却只有咫尺之遥,岂能不刀兵相见?

那么,李渊为什么要出此昏招?

直接的原因,据说是李建成宴请李世民时,在酒里下了毒(具体下毒人不详)。李世民饮酒之后吐血数升,被参加宴会的淮安王李神通扶回了秦王府。李渊闻讯前来探视,不忍心再看见他们兄弟手足相残,才提出了这个方案。

然而此说可疑。

我们要问:李建成如果真要毒死李世民,哪里还能让他走出东宫,又怎么会请来一位身为叔王的目击证人?李渊来探视时,为什么并不追究投毒案,只是告诫建成以后不要让弟弟过量饮酒?因此,这很可能是李世民的苦肉计。 〔13〕

李渊当然不傻,他反过来给李世民设了局中局:现在就分你一半江山,你要不要?如果要,那就是有野心。

结果,李世民的心思被李渊看破。

于是,当李元吉又来怂恿父皇杀掉李世民时,李渊的回答竟是:那个人功高盖世,杀他有什么名目?

看来,李渊也有杀心。

知道了这些背景,就不难理解六月三日发生的事情。

事情的起因,是这一天太白金星滑过了天空。有关部门立即向李渊密报:天象显示,秦王当有天下。

于是李渊召李世民进宫,向他出示报告。

此说同样可疑。有关部门的密报,为什么要拿给李世民看?要知道,当有天下,可以是现在,也可以是将来。是将来就该立他为储,是现在就得当机立断,李渊对这个密报到底作何理解?但无论哪种,都用不着给李世民看。

李渊的做法不可思议,李世民的奏对也答非所问。他的回答竟是: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

这可真是中国逻辑。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跟太白金星滑过天空又有什么关系?然而正是这逻辑不通,让李渊方寸大乱。恼羞成怒的皇帝只好放过天象,先解决后宫问题。

他宣布:明天开会,当面对质。

消息立即就传到了建成和元吉那里。但是他们不怕,因为李世民根本就无法举证。欺君之罪,必死无疑。

就连李渊,说不定也是这么想的。

可惜他们谁都没有想到,李世民根本就没打算对质。

第二天早晨,李建成和李元吉坦然进宫,一直走到玄武门外才感觉不对。他俩立即掉转马头准备逃回东宫,却发现自己走投无路,李世民的悍将已将他们团团围定。 〔14〕

太子和齐王,中了埋伏。

情急之下,李元吉决定先发制人。他拿起弓箭,准备擒贼先擒王,却哆哆嗦嗦拉不开弓。相反,李世民的表现要沉稳得多。他不慌不忙叫住掉头就走的大哥,不知道跟李建成说了些什么,然后就一箭射穿了他的喉咙。

接着,李世民的爱将尉迟敬德也射杀了李元吉,还把元吉和建成的脑袋都砍了下来。结果,当东宫和齐王府的人赶来救援时,尉迟敬德只是把这两颗人头亮了出来,大部分救援部队便溃不成军,一哄而散。

于是,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去见皇帝。

皇帝陛下此刻正在游船上,身边是几位重臣。也许,他们是想在上朝之前统一思想。只不过没人想到,尉迟敬德竟会从天而降,而且手持兵器,一身戎装,满脸血污。

李渊当然大吃一惊。他的第一反应是出事了,因此开口就问:外面是谁作乱?

尉迟敬德答:太子和齐王作乱,秦王正在平定。

李渊又问:你来干什么?

尉迟敬德答:保卫陛下。

李渊松了一口气。 〔15〕

只要不是来杀自己的,当然一切都好商量。

李渊便问宰相裴寂:事到如今,你看怎么办?

裴寂没有说话。 〔16〕

另外两位却异口同声:秦王功盖宇宙天下归心,若能立为太子付以国务,则陛下如释重负,苍生欢欣鼓舞。 〔17〕

李渊说:这正是我早想做的。

是吗?天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尉迟敬德戎装持械擅自闯宫,已经触犯刑律。因此同样可以肯定,禁卫军早已归属李世民。尉迟敬德哪里是来护驾,分明是逼宫。

识时务者为俊杰,李渊就一贯识时务。他马上按照尉迟敬德的要求手书敕令,将一切指挥权都交给李世民。

直到这时,李世民才应召入宫。

父子相见恍如隔世。秦王扑到皇帝怀中,亲吻着父亲的乳头泣不成声,李渊也老泪纵横抚摸着孝顺的好儿子,双方都心领神会的交易则在抱头痛哭时暗中达成:做皇帝的父亲将交出最高权力,接班的儿子则保证他安享晚年。 〔18〕

这时,大约是下午四点。 〔19〕

现在,杨隋变成了李唐,高祖换成了太宗,一切都那么具有戏剧性,又那么顺理成章,还那么让人疑惑。

其中教训,又在哪里?

天可汗

李渊成在长安,杨广败在江都。 〔20〕

没错,占据长安,再加上尊奉隋室,就有了号令天下的有利地位。相反,背离了关中本位政策,则势必被关陇集团集体抛弃。隋炀帝至死都不明白的问题,答案就在这里。

但,杨广不能不营建洛阳,不能不打通南北。他唯一的错误是不该视人民为土芥。因此,当他成为人民公敌时,也只能躲到江都。令人费解的是,他居然把首都长安留给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却把太原给了李渊,这又是为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突厥(Turks)。

突厥是继匈奴和鲜卑之后,对中华史影响重大的北方游牧民族。可惜,我们对这个古老的民族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的起源地在准噶尔盆地以北,以狼为部落的图腾,曾经臣服于柔然,为他们在阿尔泰山打铁,因此得名突厥,进入中华史的视野则是在西魏文帝的大统八年(542)。

不过到北周时期,突厥已经建立了强大的汗国,辖境东至辽河上游,西至中亚里海,北至贝加尔湖。突厥人的国家之所以叫汗国,是因为国王叫可汗(读如克寒)。这个称号是他们从柔然那里学来的,相当于匈奴的单于。

实际上从西魏末到隋初,突厥都是欧亚草原上最强大的国家,控制着东西方的交通和贸易。在西方,他们与拜占庭帝国眉来眼去,还相约共灭伊朗的萨珊王朝(Sassanid,又译萨桑王朝)。在东方,他们当然免不了要越过长城前来拜访,而且多半不怀好意,也不会空手而回。 〔21〕

突厥,是匈奴之后的中华北方边患。

幸运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突厥在开皇三年(583)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这就给了隋帝国挑拨离间、分化瓦解的大好机会。结果是东突厥的启民可汗俯首称臣,西突厥的泥撅处罗可汗接受招抚,就连世世代代与西突厥为仇的波斯帝国也来表示友好,隋炀帝的外交大获成功。

可惜在政治斗争中,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启民可汗去世后,继位的始毕可汗就跟炀帝翻脸。他甚至在大业十一年(615)八月以数十万骑兵,将第三次北巡的隋炀帝围在雁门(今山西省代县),差点就要了他的命。

隋炀帝从此一蹶不振。 〔22〕

始毕可汗却学会了坐收渔翁之利。隋炀帝在他和西突厥之间翻云覆雨,他则在隋帝国动荡之时浑水摸鱼。谁来依附他,他就封谁为天子。那些反政府武装力量,也乐意接受可汗的称号。炀帝用于突厥的手段,被反治其身。 〔23〕

难怪他要把李渊安排在太原,突厥不可不防。

但,突厥固然是北方的狼,李渊也不是看门的狗。他的野心比谁都大,也更狡猾。为了夺取天下,他不惜放下身段向始毕可汗俯首称臣,而且此事的主谋就是李世民。 〔24〕

这就在历史上留下了案底,让李唐君臣耿耿于怀。何况建国以后,始毕可汗仗着他跟李渊的特殊关系,向大唐索求无度,态度傲慢。他的继承人也如此。尤其是颉利可汗(颉读如鞋),更是三番五次前来骚扰。立足未稳的李渊,则不得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虚与委蛇。 〔25〕

显然,不解决突厥问题,将国无宁日。

其实就连玄武门之变,也可能与突厥有关。当时,突厥铁骑包围了乌城(在今内蒙古乌审旗或陕西定边县),李元吉被任命为统兵元帅前往救援。李世民却得到线人密报:太子将在为元吉饯行的宴会上谋杀自己,自己的爱将尉迟敬德等人则将由李元吉编入部队,在战场上秘密处决。 〔26〕

这样一来,李世民就不得不自卫反击。

当然,这个情报未必可靠。甚至有没有这个情报,恐怕都很可疑。但,玄武门事件之后,突厥就出兵大举进犯则是事实。而且,在遭遇了尉迟敬德的抵抗和拦截后,颉利可汗仍然抵达渭水之北。朝野为之震惊,长安为之戒严。

此时,秦王李世民刚刚得到皇位。

实际上,京师戒严与太宗登基几乎同时。这就说明形势的紧迫已容不得李渊父子慢条斯理地行礼如仪,击退突厥的希望则被寄托在一贯英勇善战的李世民身上。问题是,既然猛将尉迟敬德的防线都被攻破,长安城内其实也并没有多少兵力,唐太宗又靠什么克敌制胜? 〔27〕

勇敢和智慧。

八月二十八日,颉利可汗派了一名亲信进入长安打探虚实耀武扬威。这名使者宣称,可汗率领的百万雄师已经全部到位。唐太宗则毫不客气地痛斥来人:我与你们可汗曾当面缔结盟约,为什么却不讲诚信?尔等虽是戎狄,也应该长着人心吧?再若自夸强大,我现在就杀了你!

说完,唐太宗将此人关押在门下省,然后带了五位大臣出玄武门,一行六人来到渭水边,与颉利可汗隔水相望。突厥的各路酋长远远看见大唐天子骑在马上,英姿飒爽,闲庭信步般走来,无不感到震撼,纷纷下马向这位虚龄二十九岁的年轻皇帝行突厥大礼,弄得他们的可汗十分尴尬。

没过多久,大唐部队也来到渭水。他们的军旗在秋风中高高飘扬,他们的盔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们自己也阵容齐整步调一致,展示着中华帝国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

突厥酋长们再次感到了震撼。

太宗皇帝却轻轻挥了挥手,让部队后退,并以战斗序列留在原地。自己则打马向前,与颉利可汗单独谈判。正史没有记载这次谈话的内容。但我们知道,两年前,颉利可汗入侵时,秦王李世民是提出过要单挑决斗的。这一回,皇帝李世民应该是义正词严地指责对方背信弃义吧?

两天后,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

长安解围了,大唐得救了,各族人民也避免了一场战争灾难。这是太宗皇帝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事实上,当时就有大臣拦马劝阻。李世民却说:这是我深思熟虑的决定。突厥胆敢来犯,无非欺负我们国有内乱且朕初即位,想必无力反抗。因此,只要镇定自若,强虏一定不战而走。

那么,突厥撤退时,该不该追呢?

太宗的主张是不追。他说,我已经在突厥的退路上埋伏了军队,消灭他们易如反掌。然而,一旦开战,双方都会有伤亡。不能解决问题,反倒结下仇恨,何必呢?现在国家尚未安定,百姓尚未富裕,还是清静为好。至于突厥汗国,不过乌合之众。到他们分崩离析时,再一网打尽不迟。 〔28〕

原来,唐太宗打的是政治战、心理战。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懂政治,才战无不胜。有内乱,则必败无疑。实际上,事态的发展也正如太宗所料,突厥汗国作为依靠武力威胁和掠夺致富而建立的松散联合体,很快就无法维持下去,大唐的反攻也在充分准备之后发动。

贞观三年(629)十一月,战争全面展开。不到半年,大唐军队即大获全胜。西起阴山北至大漠的广阔地带,都被收入唐帝国版图,颉利可汗则成为俘虏,东突厥从此灭亡。

消息传来,太上皇李渊非常高兴。他说:当年,汉高祖被困于匈奴。今天,我儿子灭掉了突厥。我可是选对了接班人啊!于是,他召集王公贵族设宴凌烟阁。酒过三巡,太上皇自弹琵琶,唐太宗翩然起舞,欢声笑语通宵达旦。

更让太宗满意的是,原本由突厥人统治的北方各族酋长一致推举他为“天可汗”,亦即各族人民的“总皇帝”。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因此他笑容满面谦虚地说:我是大唐天子,还可以再做可汗的事吗?

得到的回答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29〕

贞观路线

打败突厥的同时,大唐也迎来了贞观之治。 〔30〕

贞观之治的代表人物是魏徵。

魏徵本是李建成的人,官职太子洗马(洗读如显),官阶从五品。他的职位虽不高,却是“太子党”的核心人物,曾经力劝李建成及早对李世民动手。因此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要离间我家兄弟?

这是大兴问罪之师,来势汹汹,咄咄逼人。

魏徵却不好回答。赖账是不行的,谁都知道他的立场和作为。解释也不行,越解释越不通。认账更不行,那是把自己往死里送。何况李世民提出的根本就是伪问题。他们兄弟你死我活,哪里是因为有人挑拨,又岂是谁能离间的?

那么,李世民为什么要这么问?

为了给自己开脱罪责,也为了将惊天血案轻描淡写。按照这个问题的内在逻辑,玄武门之变是他的自卫反击,而李建成和李元吉要除掉自己,则是被小人挑唆。

但,这个问题又为什么要问魏徵?

因为需要魏徵亮出观点。魏徵是太子党中最有头脑和影响力的人,他的回答不仅代表着李建成集团残余势力的政治态度,也将决定大唐的政局和命运——如果魏徵质疑玄武门之变的正当性,那就不知道会有多少颗人头落地。

魏徵的态度又是什么?

不卑不亢,神情自若。

他说:先太子如果早听我的,哪有今天? 〔31〕

所有人都吓出一身冷汗。

李世民却如释重负。他马上改变态度,非常礼貌地请魏徵到自己身边来工作。因为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东宫与秦王的斗争没有是非,也无关乎道德,只有一个谁先下手的问题。因此,此案将按照成王败寇的逻辑进行解释。魏徵的个人态度和立场也很明确:士为知己者死。

难踢的球,被轻轻踢了回去。

毫无疑问,魏徵这样回答并非没有风险。李世民如果听不出言外之意,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但,故太子虽然算不上知己者,好歹也有知遇之恩,那就为他去死好了。

魏徵把命运交给了上天。

李世民却接住了球。他立即就作出反应和判断:与其杀了魏徵,让他为李建成去死,不如委以重任,让他为自己而死。他甚至接受魏徵的建议,同意太子余党参加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葬礼。如此豁达大度,化敌为友,不但迅速地稳定了政局,也壮大了力量,终于造就贞观之治。

这就是李世民的政治智慧。

魏徵也决定为这位知己者竭尽全力。在他看来,国家利益绝对高于个人恩怨,大唐何去何从也远比李家兄弟谁是谁非更为重要。因此,当李世民向他伸出橄榄枝时,他回报的厚礼便是帮这位新皇帝确立政治路线。

那么,贞观路线的核心是什么?

王道。

表面上看,这不过儒家伦理的老生常谈,但在当时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因为从西魏、北周到隋唐,关陇集团从来就是靠霸道起家的。改行王道,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要偏离关中本位政策,立足未稳的唐太宗可以这样做吗?

他决定进行讨论。

武德九年十月,也就是李世民登基两个月后,一场关于政治路线的辩论在大臣们之间展开。唐太宗首先发问:方今正值大乱之后,天下恐怕很难治理吧?

魏徵却认为不但做得到,而且很容易。他说:乱世之民人心思治,反倒比骄奢淫逸的久安之民更好治理。这就好比一个人又饥又渴,只要给他吃的喝的就能解决问题。

意思也很清楚:必须行王道,施仁政。

一个名叫封德彝的人却跳出来反对。他说:王道的时代已经过去,想要实现也实现不了。秦始皇严刑峻法,汉武帝杂用霸道,不是他们不想垂拱而治,而是因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不可收拾。魏徵是书呆子,不能让他空谈误国!

魏徵当面反驳。他说:尧舜行帝道而大同,汤武行王道而小康。可见实行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人心是亘古不变的。如果真像封德彝说的那样越来越坏,世间早就变成了鬼域,哪里还能讨论什么治理?

封德彝哑口无言。

然而朝中大臣,却多半站在封德彝一边。

那么,魏徵与封德彝,谁是谁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唐太宗采纳魏徵的建议推行王道,与政治对手实现和解,让人民群众休养生息,结果是只用四年就天下大治。据说,四年后的大唐境内,人人安居乐业,户户丰衣足食,死刑犯一年只有二十九人,物价低到斗米三钱,太宗本人则成为各族人民的天可汗。

可惜封德彝没能看到。唐太宗感叹说。 〔32〕

魏徵成功了,封德彝却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背离关中本位政策是有风险的,隋炀帝就是教训。问题在于封德彝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别忘了,隋有开皇之治,就因为文帝施仁政。炀帝的问题则不仅在于脱离关陇集团,更在于横行霸道。他是被关陇集团和人民群众一起抛弃的。

但,隋炀帝的重心转移和打通南北却没有错。如果能把洛阳建设得朴素和缓慢一些,就更没有错。因为洛阳的地理位置确实比长安更好。作为真正的“天下之中”,无论调配物资还是调遣军队、发号施令,洛阳都比长安方便快捷。定都洛阳,其实更有利于建设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因此,贞观四年(630)六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的三个月后,营建洛阳的诏令下达,初衷就是为了便于管理和节约成本。遗憾的是,唐太宗遭到了抵制。

抵制的人叫张玄素。

张玄素给唐太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反对的理由主要是劳民伤财。他甚至为唐太宗开出明细账单,比方说当年隋炀帝营建洛阳时,仅仅搬运一根柱子就需要数十万人工。张玄素还说,当今国力远非隋时可比,隋亡之鉴又近在眼前。如果还要重蹈覆辙,那就连隋炀帝都不如。

太宗说:我不如隋炀帝,比得上夏桀和殷纣吗?

不难想象,他当时肯定一肚子气。

张玄素却说,只要营建洛阳,那就没什么区别。

不过,接下来张玄素又说:想当年,陛下平定洛阳,太上皇下令毁灭宫殿,陛下却提出要将拆下来的砖瓦木材赐给穷人。这件事,民众颂扬至今,陛下自己难道忘了吗?

唐太宗只好说:我考虑不周。 〔33〕

营建洛阳一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但唐太宗的决定却绝非一时兴起。他甚至就是要走隋炀帝的老路,因为他们俩实在太像了:在皇子中都排行老二,都是通过打倒现任皇太子而登上帝位,也都要依靠关陇集团以外的力量。没错,在长期的征战中,李世民与“山东豪杰”的关系非同一般。

于是一切都变得跟隋代一样:太子党以关中为本位坚守长安,老二帮以关东为基地青睐洛阳。不同的是,由于张玄素的慷慨陈词,长安与洛阳之争变成了王道与霸道之别,唐太宗也只好走中间路线,立足关中实行仁政。 〔34〕

对此,魏徵似乎是赞成的,却未必十分在意根据地应该在关中还是关东。他更在意的还是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在他看来,那才是应该毕生追求的东西。 〔35〕

那么,新政治又该是怎么样的呢?

新政治

贞观八年(634),帝国发生了一件怪事。一个名叫皇甫德参的中牟县丞上书朝廷,历数皇帝的三大错误:修宫殿劳民伤财,收地租与民争利,宫女梳高髻带坏了社会风气。县丞只是从八品的小官,皇甫德参的话也未免过分,于是太宗勃然大怒:这家伙什么意思!难道要朕一个人都不用,一分钱都不收,宫女都剃光头,他才称心如意吗?

据此,皇甫德参该按讥讽和诽谤定罪。

出来说话的又是魏徵。

魏徵说,自古以来,上书都是言过其实的,因为非如此不能引起君主的注意。唐太宗也马上明白过来。他说,朕如果治这个人的罪,以后谁还再敢说话?

于是,赐皇甫德参绢二十匹。

魏徵却说:最近陛下的心胸好像不够开阔。

唐太宗又明白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皇甫德参提拔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正七品,而且是专职监察官员,享有不必请示汇报就可以直接进行弹劾的独立监察权。任命皇甫德参为监察御史,表明皇帝是真心愿意听取意见。 〔36〕

门窗一开,清新的空气便吹进朝廷。

这其实并不容易。毕竟,皇权的使用没有法律限制,舆论的监督也没有制度保障。在这样一种前提下,要造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环境和风气,为君者固然需要气度和雅量,为臣者更不但需要勇气,还需要技巧和智慧。

对此,魏徵有着清醒的认识。

贞观之初,有人向唐太宗打小报告:魏徵为人处世不拘小节,影响不好。魏徵却说:君臣应该同心同德,存公道而去私迹。如果都拘泥于小节,国家是兴是亡就不好说了。

唐太宗马上回答:我明白了。

魏徵趁机说:愿陛下成全魏徵,做良臣不做忠臣。

太宗很惊异。

他问:忠与良,有区别吗?

魏徵说:当然。忠臣是只管提意见,不考虑对方能不能接受,结果自己丢了性命,人君也背上恶名,并不可取。正确的做法,是让君主成为明君,自己成为良臣。

太宗说:很好!

接着他又问:怎样才能成为明君?

魏徵答:偏听则暗,兼听则明。 〔37〕

太宗点头称是,于是两人一起努力。魏徵的原则是:所有的批评和建议都出于公心。技巧和智慧则是:所有正确的决定都归功于皇帝,包括贞观年间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和政治局面。他曾当众回答太宗的表扬说:臣等畅所欲言,全由陛下引导。否则,魏徵又岂敢屡犯龙鳞? 〔38〕

这不是拍马屁,反倒实事求是。

毕竟,在皇权时代,帝王才是决定性因素。

但即便如此,魏徵也差点就掉脑袋。有一天,唐太宗下朝回宫,气呼呼地对长孙皇后说:魏徵这家伙老是当面给朕难看,总有一天朕要杀了这乡巴佬。

皇后听了一言不发,换了朝服向太宗礼拜。

太宗大吃一惊,问:皇后这是干什么?

长孙皇后回答:臣妾听说,主明则臣直。如今魏徵这样耿直,岂非因为陛下是明君,臣妾又岂敢不贺?

这件事当然未必属实。但长孙皇后在他们两人之间曾经起着调和作用,是事实。太宗耿耿于怀,魏徵担着风险,也是事实。于是我们要问:魏徵这样置生死于度外,除了报答唐太宗的知遇之恩,还要干什么? 〔39〕

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魏徵的抱负又是什么?

建立理想的君主政治,它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承认人民是君主存在的前提和理由。用唐太宗的话来说,就是“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因此,可以“以一人治天下”,不能“以天下奉一人”。 〔40〕

其次,强调君主必须有道德,尤其要尊重民众的生命权和生存权。同样用太宗的话说,就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损害人民利益满足个人欲望,那是自杀政策。 〔41〕

第三,主张君臣一体,共治天下。唐太宗说,没有人真能日理万机。而且就算能,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如果所有的决定都出自一人,那么,只要一天犯一个错误,十天就是十个。日积月累,不亡国又更待何时? 〔42〕

所以,只有君臣同心,天下才可望有治。

民为邦本,君道有德,共治天下,这就叫“理想的君主政治”,是魏徵和太宗的共同追求。

实际上,这也是当时的最佳选择,甚至是唯一选择。在我们这样一个古老而又早熟的农业民族中,以及在这片广袤而又开阔的农耕土地上,不可能自发地产生民主政治,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我们只能选择君主制,并从“三级分权”的邦国制(封建制)走向“中央集权”的帝国制。

在此前提下,开明专制便是理想。

但这绝不能寄希望于某个开明的君主。君主的个人魅力和道德品质都是不可靠的,人治也从来就不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主旋律。个人政治的特点是人亡政息,根本不能保证长治久安。因此它只适用于动乱时代(如三国)和雄主时期(如汉武帝),承平之世却只能靠制度。

◎唐户部记账一览表

年代 州府数 县数 乡数 户数 口数 出处

武德年间 200余万 《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贞观年间 不满300 万 《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贞观十三年大簿 358 1,551 《初学记》卷8,《总叙州郡》

永徽元年 3,800,000 《资治通鉴》卷199,《通典》卷84

神龙元年记账 6,156,141 37,140,000 《资治通鉴》卷208,《唐会要》卷84

开元十四年记账 7,069,565 41,419,712 《资治通鉴》卷213,《唐会要》卷84

开元二十年户部计 7,861,236 45,431,265 《旧唐书》卷8,《资治通鉴》卷213

开元二十二年记账 315 8,018,710 46,285,161 《唐六典》卷3

开元二十八年记账 328 1,573 8,412,871 48,143,609 《资治通鉴》卷214,《新唐书》卷37

天宝元年记账 362 1,528 16,829 8,525,763 48,909,800 《旧唐书》卷9

天宝元年 8,348,395 45,311,272 《册府元龟》卷486,《通典》卷7

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在国内厉行节约,百姓休养生息,社会秩序稳定,唐的经济和人口逐步增长。

站在这个立场,我们就得重新评价贞观之治。

事实上,贞观之治是典型的人治,它的成功主要由于太宗和魏徵。如果魏徵遇到的是隋炀帝,早就人头落地;如果太宗身边都是封德彝,也难免重蹈覆辙。玄武门之变前,封德彝向李世民大表忠心,却又暗中充当李建成的鹰犬。这事直到他死后才暴露出来,让唐太宗大吃一惊。 〔43〕

人,又怎么靠得住?

太宗自己也靠不住。贞观初年,他确实谦虚谨慎。到了中期,就开始骄傲自满。就连他表扬和推崇魏徵,也未尝没有自鸣得意的成分。贞观十二年(638)三月,唐太宗在五品以上官员的宴会上将佩刀赐给魏徵,然后又问了一句话:朕这些年的政务跟以前相比,怎么样啊?

显然,他是想听到吹捧。 〔44〕

魏徵却说:威德所加今非昔比,人心所向今不如昔。

唐太宗目瞪口呆。

他说:怎么会呢?

魏徵回答:贞观初年,陛下唯恐听不到忠言,总是千方百计地引导,兴高采烈地听从。现在虽然也能听取意见,却总是勉勉强强,面有难色,当然比不上从前了。

唐太宗怅然若失:人真是难得自知之明啊! 〔45〕

难怪魏徵去世后,唐太宗会这么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撒手人寰,朕失去一面镜子了。 〔46〕

但,这样的镜子,岂非可遇不可求?

因此,靠得住的还是制度。

事实上,隋唐正是一个制度创新的时代。这一创新始于开皇年间,成于贞观之治,是几代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丰富内容,是我们马上就要讲到的。

现在则不妨先做小结:壮丽辉煌的隋唐,是许多人共同缔造的。隋炀帝打通了南北,唐太宗融合了胡汉,魏徵等人建立了新政治,他们一起创造了新文明。这个新文明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官僚政治,混血王朝,世界帝国。

那就让我们一一道来。

第三章

官僚政治

大背景

在不少人心目中,中华史其实是从唐宋开始的。因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不是春秋战国,也不是秦汉魏晋,更不是五胡十六国,而是唐宋元明清。这五个朝代构成了一种历史的整体感,浑然一体到不假思索便能脱口而出。 〔1〕

那么,这种整体感又从何而来?

三省六部和科举制度。

科举和三省六部,都是隋唐的制度创新,也是本章的主要内容。大体上说,三省六部是中央政府的组织制度,科举则是帝国官员的选拔制度。其中,科举制和六部制一直延续到晚清,持续时间占据了中华帝国史的六成以上。唐宋元明清之所以一气呵成,就因为有这两条线索贯穿始终。

显然,这里面必有奥秘。

奥秘在国家的性质。

从传说中的启废禅让开始,我们民族就告别史前进入了国家时代。以二里头遗址为考古学证据,这个时代至今三千七百年。三千七百年的国家史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秦并天下之前是邦国时代,秦并天下之后、辛亥革命之前是帝国时代,之后是共和国(Republic)时代。

时代不同,政治和制度也不同。

在邦国时代,国家是封建制,政治是贵族制。名义上得到上天授权的天子将天下分封给诸侯,是为国(邦国);诸侯再将邦国分封给大夫,是为家(采邑)。诸侯对邦国,大夫对采邑,都享有独立的治权,是为封建。 〔2〕

天子作为天下共主,诸侯作为邦国国君,大夫作为采邑家君,爵位和权力全都在家族内部世袭,没有继承权的其他子弟则成为士。他们共同构成一个阶级,是为贵族。

贵族管理采邑叫齐家,治理邦国叫治国,维持国际秩序叫平天下。但,无论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尽义务而非被雇用,因为家和国都是他们自己的。因此,他们并无俸禄和薪酬,有可能腐化,不可能腐败,是为贵族政治。 〔3〕

邦国,是贵族的时代。

贵族的时代也有四个阶段:西周是王的时代,东周是诸侯的时代,春秋是大夫的时代,战国是士的时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贵族阶级每下愈况,邦国制度也终将解体。没有哪种制度和政治会是永恒的,新的国家制度必然诞生。

这就是帝国。

帝国制度的特点是中央集权,普天之下的产权和治权都属于一个人、一个家族,即皇帝和皇族。皇帝之下,士农工商统统编入户籍,叫“编户齐民”。功臣勋贵和皇亲国戚虽然也封王封侯,但封国不再是领地,他们也没有治权。 〔4〕

因此,作为一个阶级的贵族,理论上已不该存在,实际上也日趋消失。或者说,在帝国时代,权贵阶层是有的,贵族阶级是没有的,贵族政治当然也难以为继。

取而代之的,又能是什么,该是什么?

照理说是皇权政治,秦皇汉武他们也是这样想的。然而中华帝国的幅员是那样地辽阔,人口也如此地众多,完全实行“皇帝一人治天下”的人治,事实上并不可能。

可能的是什么?

官治。

换句话说,官员治国,或官员代理。

这里面略有差别。官员治国,就是皇帝高高在上只做元首,代表国家的统一和主权,所有的政务都交给官僚集团打理。这是儒家的理想。官员代理则是皇帝直接行使治权,官员充当代理人和执行人。这是法家的主张。

毫无疑问,官员治国和官员代理是对立的统一。因为即便是由官僚集团来治理帝国,也只能在皇权政治的框架之下进行。同样,即便是皇帝一人独裁,中央政务也得由官员来处分,地方行政也得由官员去代理,皇帝无法包办一切。

因此,帝国的政治,就可以说是官僚政治。

当然,也可以说是皇权政治。

贵族政治则只能下课,矛盾和腐败也应运而生。因为贵族治国齐家,其实是自己管自己,相当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便有斗争,也是争夺承包权。包括后来诸侯发动兼并战争,大夫鲸吞国有资产,本质上都如此。

皇权政治和官僚政治却从来就是责权利不清。比如天下和国家到底是谁的?就模棱两可。一方面,大家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另一方面,又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如此矛盾,岂非产权不清? 〔5〕

权属不清,就责任不明,左右摇摆。结果,如果皇帝强势,就是皇权政治;皇帝弱势,就是官僚政治。

同样,由于天高皇帝远,九五至尊对许多具体事务都鞭长莫及,这就给官员的权力寻租留下了广阔空间。再加上官员在帝国这家公司并无股份和分红,势必利用代理皇权的机会上下其手牟取私利,终致腐败不可遏止。

这是帝国的胎毒。

官僚制度多次变革,直接原因就在这里。

也就是说,以儒生为基本队伍的官僚集团,总是希望分得更多的权力。这不仅是利益驱动,更是理想使然。在他们看来,理想的政治应该是君臣共治天下,建立文官政府行王道施仁政。贞观之治备受推崇,原因也就在这里。

可惜历史上既有开明皇帝如唐宗宋祖,也有霸道如秦皇汉武和朱元璋。王道是从来就敌不过霸道的,皇权与官治之争也将贯穿始终,并导致一次又一次的政治体制改革。

但更重要的,还是谁成为统治阶级。

邦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领主,帝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地主。这是最重要的历史分野。但,究竟哪一种地主阶级才最适合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却经过了漫长的实验和探索。

首先登上舞台的是贵族地主阶级,时间在秦汉。这丝毫都不奇怪。毕竟,秦汉是第一帝国,刚刚从邦国时代过渡而来,贵族地主正好充当中介。因此西汉初年,便是皇族与功臣集团共掌朝政,勋贵出身的列侯担任宰相竟成为惯例。

这当然并不符合帝国的本性,于是有刘邦和吕后的兔死狗烹,以及武帝的多次夺权。实际上,汉武帝打破先封侯后拜相的惯例,任命平民出身的公孙弘为丞相,就说明他已经意识到贵族地主不能成为统治阶级。遗憾的是,他们防得了功臣,躲不过外戚,掌握政权的还是贵族地主。

不过,汉武帝毕竟独尊儒术了,读书做官也逐渐成为风气和共识,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群体,即士族或士族地主阶级。这样一来,与皇家平分天下的,便由功臣集团和外戚集团变成了名门望族,并终于形成门阀政治。

门阀是一种半官僚半贵族政治,真正的官僚则应该类似于今天的职业经理人。更重要的是,官僚集团不能与皇权相抗衡,因此他们不能出身高贵。也因此,寒门庶族,即庶族地主阶级才是合适的,门阀制度则不过承前启后。

制度变革的背后,是历史的走向。

现在,贵族地主和士族地主都完成了历史使命,唐宋元明清将是庶族地主的时代,隋唐则是转折的紧要关头。

这就有了两个方面的制度创新。一方面是帝国官员的选拔制度,即科举制,目的是确保庶族地主能够替代士族地主成为统治阶级。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的组织制度,即三省六部制,目的是实现皇权政治与官僚政治的和谐与平衡。

如此创新,当然非同小可。

那么,什么是三省六部?

这种制度,又为什么能摆平皇权与官僚?

三省六部

简单地说,三省六部就是隋唐两代的中央政府。其中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则是尚书省下属的六个职能部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这个制度意义重大,其影响既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现在我国中央政府的部门仍然叫部,日本的则仍然叫省。 〔6〕

那么,什么是省?

省的本义是后宫。魏晋隋唐时期,王朝中枢建筑群的最前面(南端)是皇城,有太庙、社稷、官署、衙门。中部为宫城,是皇帝会见群臣之处。最后面(北端)为后宫,是皇帝与后妃的私密空间,非有特旨严禁入内,所以称为禁或禁中。西汉元帝时,为了避皇后之父的名讳,改禁为省,从此禁省通用,或称禁,或称省,或称禁中,或称省中。

显然,省,原本不是政府。

禁省成为政府机构,要拜汉武帝所赐。此人为了从宰相手里夺权,变官僚政治为皇权政治,发明了“一国两府”的政治体制:宫外以宰相为首组成“外朝”,宫内以大司马为魁组成“内朝”,内外共理朝政(详见《汉武的帝国》)。

毫无疑问,这是两套班子。

两套班子是早就有的。汉初,皇帝与宰相分工明确各得其所。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宰相所处为府(相府),机构为曹;皇帝所处为宫(皇宫),机构为尚,分别叫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尚书。很清楚,六尚基本上都是管生活的,与相府之十三曹并不矛盾。

汉武帝却把这个制度破坏了。一方面,他从朝中选调能员担任尚书处理政务;另一方面,任命大司马主持工作参与密谋(西汉叫“领尚书事”,东汉叫“录尚书事”)。结果自然是大司马和尚书的意见变成国策,尚书也由秘书班子变成决策班子,相府反倒由决策机构变成了执行机构。

一国两府由此诞生,尚书的地位也从此改变。

不过,由大司马领导主持“尚书事”并不正规,领录尚书事也不是官衔,以人事代制度更非长远之计。于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便干脆建立尚书台,也叫台阁。从此,尚书不再是宫廷秘书或临时事务,而是正式的国家机关。

尚书事(事务)变成尚书台(机构)以后,一国两府就成了制度。但,一个国家,两个政府,可怎么办公呢?也很简单:宰相保留官职,政务交给台阁。换句话说,三公的相府徒有其名形同虚设,尚书的台阁才是真正的枢机。

因此,到曹魏黄初三年(222),尚书台便移出宫外,正儿八经地成为了中央政府。到西晋或刘宋,它又变成了尚书省。尚书台为什么能改名为尚书省?因为台和阁都是皇家建筑,只不过台在禁省之内,阁在宫城之中,所以台阁又叫台省。改台为省,不过是换了称呼而已。

中书省的来历也差不多。

汉武帝让尚书越权去管朝政,原来由尚书所做收发保管文件的工作,只好派给别人,这就是中书。但是,领导主持“尚书事”的大司马成为实际上的宰相之后,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皇帝又受不了。因此,汉宣帝刘询便效法他曾祖父武帝的办法,用中书去取代尚书,把大司马架空。

这当然是担任大司马的外戚不能接受的。所以到成帝建始四年(前29),他们又把权力夺回尚书台。到曹魏时期,由于尚书台移到宫外,宫内不能没有秘书处,身边不能没有自己人,魏文帝曹丕便将秘书令改称为中书令,把官署设在宫中,叫“中书监”,晋以后叫“中书省”。

结果怎么样呢?

一如前例。宫禁之中的中书省,逐渐取代宫禁之外的尚书省成为决策机关,时人谓之“凤凰池”。一个官员,如果由中书令变成尚书令,是要被视为明升暗降的。

中书省成了事实上的宰相府,当然又不行,门下省便冒了出来。门下省的前身是侍中寺,曾与东寺和西寺合称“禁中三寺”,东汉末年改称侍中省,曹魏时与散骑省并为“禁中二省”。到东晋哀帝时二省合并,就是“门下省”。

门下省的本职工作,主要是负责皇帝的日常事务。但因设在内廷,近在帝侧,万机之事,无不预闻,又成为新的政府替代者。北朝的门下省长官,更是成为实际的宰相。

这就是三省的来历,重要性则没有一定之规,全凭皇帝高兴。不过,大体上是东汉重尚书,南朝重中书,北朝重门下。到隋唐则三省并重,一起成为中央政府。称谓也沿袭汉代尚书台旧例,称为台阁或台省。唐高宗时,又把尚书省叫中台,门下省叫东台,中书省叫西台。

当然,这时的门下省,早已移到宫外。

移出宫外的三省三足鼎立。中书和门下面对面,门下省在东,中书省在西,合称两省或北省。尚书省则位于承天门大街,在中书门下之南,又称南省或南宫。

三省当中,尚书省的级别最高,长官尚书令正二品,副长官左右仆射(读如夜)从二品。这当然因为尚书省出道最早又管事最多,直到隋代仍然是总揽一切的机关,高颎和杨素便是以左右仆射的身份成为隋的宰相。

尚书省的规模也最大,下辖六部二十四司。其中,吏部管官员,相当于组织部或人事部;户部管度支,相当于财政部兼民政部和商务部;礼部管祭祀和教育,相当于文化部兼教育部再加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兵部管军政,相当于国防部;刑部管刑律,相当于公安部和司法部;工部管营造,相当于建设部兼交通部、农业部、水利部。

六部的长官都叫尚书,正三品。副长官都叫侍郎,正四品(吏部侍郎正四品上)。每个部下面还有四个司,司官都叫郎中,从五品上;副司官都叫员外郎,从六品上;其下为主事,从九品上。六部二十四司,每部第一司即为本司,比如吏部第一司为吏部司,户部第一司为户部司,等等。

这六个部,在尚书省分左右两边办公,两边各有一个分管领导和秘书长。吏、户、礼为左,兵、刑、工为右,领导和秘书长则分别为左右仆射和左右丞(正四品)。左右丞只负责协调具体事务,大事则必须向左右仆射请示汇报。

除分管领导和秘书长外,尚书省还有一个总办公厅,叫都省,也叫都堂。各部的办公厅,则叫部堂。六部尚书和侍郎,每天上午都要到都堂集中开会,下午再回本部办公。如果尚书要出席国务会议,就由侍郎主持工作。 〔7〕

显然,这是一个严密而精致的体系,因此从隋唐到明清基本保持不变。六部的部数、部名、职能、排序、结构和官衔都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有官阶和权力。简单地说,官阶是清代最高,权力则明代最大,但这已是后话。 〔8〕

明清两代六部位高权重,不仅因为经过隋唐和宋元四朝的实践,完全证明它是行之有效的行政制度,还因为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以后,不再有中间环节。六部直属皇帝,共同组成中央政府,当然与隋唐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明清两代也只是名义上没有宰相。明的内阁和清的军机,其实是没有名分的宰相,或者说是不伦不类羞羞答答的半个宰相。这当然是皇权政治的胜利,但这种胜利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帝国制度的彻底灭亡。

隋文帝和唐太宗当然想不到这一点。作为新兴力量的代言人,他们要做的事情是改变制度创造历史。事实上他们也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漂亮。可以说,正是由于制度设计的合理和成功,他们才创造了世界性文明。

那么,隋唐政改的紧要之处又在哪里?

政事堂

要说隋唐,先得看汉。

汉代中央政府的组织制度是三公九卿。三公,在西汉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在东汉是太尉、司徒和司空,他们都是宰相。九卿则是九个或九个以上的部门负责人,相当于政府部长。三公有府,公府相当于三省;九卿有寺,卿寺相当于六部。隋唐政改,就是要以三省六部取代三公九卿。尽管为了这一天,魏晋南北朝准备了三百六十九年。

这就有了四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改?第二,改了哪些地方?第三,怎样改的?第四,效果如何?

先看六部和九卿。

表面上看,六部与九卿没有区别。九卿是政府部长,六部尚书也是。但,九卿的工作却是政务与事务不分。主管国家财政经济的大司农就是政务官,相当于户部尚书;负责皇帝出行的太仆则是事务官,管的还是皇家事务。

如此不清不楚,不该改革吗?

当然应该。

隋唐的办法,是政务全归六部,事务全归寺监。比如太常寺管祭祀,光禄寺管宴会,卫尉寺管器械,宗正寺管宗室等等。至于皇帝的饮食起居之类,交给殿中省和内侍省。事务与政务分类,皇家与国家分离,尚书省下属的六部成为纯粹的国家机关和职能部门,改革完全成功。

六部制一直延续下来,原因也在这里。

那么,三公又有什么问题?

权力太大。

按照汉初的制度,帝国的行政、军事和监察之权都掌握在三公手里。三公各自开府,独立办公。遇到大事则由三公会议,拿出方案再由皇帝批准。皇帝五日一朝,不过听取汇报表示可否,并不参与决策,简直就是橡皮图章。

这当然为强势皇帝如汉武等人所不能接受,这才有了内朝和外朝,有了尚书事和尚书台。可惜,帮助皇帝夺取了相权的,自己又成为新的宰相,皇帝也只好另起炉灶。结果是什么呢?尚书之后有中书,中书之后有门下,没完没了。

显然,必须有一个治本的办法。

三省制就是这样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说白了,就是将一个接一个从宫内走到宫外的省,全部正式变成取代公府的宰相机构,但不承认三省是相府,也不承认三省长官毋庸置疑地就是宰相。即便是,也要分割他们的相权。

这里面当然有一个过程。在隋代,尚书省的左右仆射都是被视为宰相的。唐代尚书省的长官却是尚书令。尚书令当然是宰相,可是没人敢当,因为唐太宗即位之前担任过这一职务。于是,尚书省就只有两个副长官,即左右仆射。左右仆射是不是宰相呢?对不起,要看情况。

什么情况?

是否有资格并实际上参加政事堂会议。

什么是政事堂?就是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开会的地方。两省长官为什么要开会呢?因为分工不同。简单地说,中书省的任务是草拟法令,门下省的任务是进行审核。中书门下两省机关面对面,就是这个原因。

当然,他们也必须打交道。

事实上,法令的起草虽然归中书省,能否颁发却要看门下省。一种情况是中书省起草完毕加盖印章后,呈送皇帝签署,就形成诏书。另一种是文本形成后先送门下省,由门下省的长官侍中、副长官门下侍郎及其属官复核,没有问题才由皇帝“画敕颁下”(画一个敕字下达尚书省)。

但即便是第一种情况,皇帝签署后仍然要送门下省。没有门下省的副署,诏书仍然没有法律效力。中书省送到门下省的文件,如果门下省觉得有问题,更可以将原件涂改以后送回,叫“涂归”,也叫封驳、封还、驳还。 〔9〕

也就是说,门下省不同意,中书省就无法作为。

这里面自有深刻意义(详后)。至少,唐人已经懂得执政也好立法也罢,必须讲程序,不能由着性子胡来。可惜这个制度似乎并未当真实行。为了讲效率,也因为怕麻烦,唐代的宰相们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即行文之前先开会。两省意见一致,再行文,就不会“封驳”了。

开会的地方,就叫“政事堂”。

政事堂起先在门下省,后来改在中书省,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干脆改名为“中书门下”。中书门下的会议,两省的正副长官都参加,尚书省的负责人则或者参加或者不参加。所以在唐人的心目中,只有中书门下才是真宰相。所有的命令,也只有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才算合法。

那么,政事堂就是中央政府吗?

也是也不是。因为政事堂不是机关部门,只不过是个开会的地方,就像人民大会堂。尽管后来它也被称为“政府”(意思是政事堂之府),但那是开元十一年为政事堂设立了办事机构以后的事。唐玄宗以前,没人整天在那里办公。

参加政事堂会议的人数也没有一定之规,最多的时候十几个,最少的时候两三个。最尴尬的是尚书省的副长官左右仆射。他们的官阶比中书门下的正职还高(前者从二品,后者正三品,代宗时才升为正二品),但如果不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就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也不是宰相。

相反,官阶较低的其他官员,如果加授“同中书门下三品”头衔,就可以参会,也是宰相。这就跟两汉不同。两汉的宰相就是三公。其中除丞相可能两人,其余都是一人,不会像唐代这样一群人当宰相,还人数不定,时多时少。

政事堂这个“中央政府”也没有总理,会议则只有一个轮值主席,叫“执政事笔”,也叫“执笔”。执笔由参加会议的人轮流担任,有时十天一轮,有时一天一换。显然,唐代只有“国务会议”和“国务委员”,没有“国务总理”,当然也没有“国务院”或“宰相府”。 〔10〕

三省六部,大不同于三公九卿。

但,两种制度也有相同之处。

相同在于分割相权,只不过方式不同。两汉的办法是三权分列,丞相管行政,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管监察。唐代的办法,则是相互制衡,中书管出令,门下管复核,尚书管执行。尚书有行政权无决策权;中书有决策权无审核权;门下虽有审核权,却既无行政权,更无决策权。

结果,谁都不能一家独大。

权力制衡的结果,是尚书省亏损最多。尤其是唐玄宗开元以后,左右仆射不再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从此彻底退出宰相行列。与此同时,政事堂行文则改用中书门下之印,三省体制变成了中书门下体制。

直到这时,政事堂才由国务委员们的会议厅,变成了帝国政务的运作中心,多少有了“国务院”的意思。但,终有唐一代,都没有两汉相国或大司马那样的职务。权相李林甫和杨国忠的大权独揽,只是特例,不是制度。

因此,即便政事堂是中央政府,也是有政府无首脑。

这就为后来的政治体制变革留下了伏笔。宋代,三省合为政事堂,与管军事的枢密院、管财政的三司并列,构成所谓“二府三司”体系。元代,又废除尚书、门下两省,让中书省、枢密院与御史台成为三大并列机构。最后,中书省也被朱元璋撤消,宰相制度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隋唐政改的意义,岂容小觑?

权力的制衡

表面上看,从两汉到明清,皇权政治与官僚政治一直在相互较量,相权也一直在被限制和削弱,其实并不尽然。真正取消相权是在明清,结果是明专制清独裁。两汉和宋元则更多地着眼于分工:汉是行政、军事和监察,宋是行政、军事和财政,元又回到行政、军事和监察。

这种方式,可谓“寓分权于分工”。

特殊的是隋唐。

隋唐更看重的是权力的制衡而非职责的分工,这一点唐太宗说得非常明确。他说,中书省起草的法令,门下省一定要认真审核,因为没有谁是绝对正确的。如果顾忌个人恩怨和脸面,做出民怨沸腾的错误决策,那就是亡国之政。 〔11〕

无疑,这是清醒的认识。

更难得的,是还有制度的保证。

首先是逐步取消了尚书省的决策权。尚书省资格老,人员多,权力大,又是执行部门。如果参与决策,其实会有相当大的发言权。要知道,就连六部尚书,都与中书门下的长官平级(均为正三品),更不用说尚书令和仆射。他们参加政事堂会议,倘若从自己的部门利益出发,岂不麻烦?

也只有让他们靠边站。

这就把立法与执法、决策与行政分离开来。部门利益无法在决策层得到体现,中书门下可以放开手脚。但,没有执行部门的参与,中书门下的决策会不会脱离实际?起草法令的权力在中书省,谁能保证他们就不犯错误呢?

于是,又有了进一步的制度设计。

新制度的高明之处,是为中书和门下两省各自安排了至关重要的中级官员,即中书舍人和给事中(给读如几)。中书舍人隶属于中书省,定员六人。给事中隶属于门下省,定员四名。官阶都是正五品上,却秤砣虽小压千斤。

中书舍人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他是文件的起草人。而且按照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宰相姚崇的改革方案,但凡遇到国家大事,中书舍人都要畅所欲言,写出各自的提案,并杂署其名(张三的名字签在李四的提案上,李四的名字签在王五的提案上),叫“五花判事”。 〔12〕

这就是“匿名制”了。中书舍人既可以各抒己见,长官中书令和副长官中书侍郎,在审阅文件草案时也就能够不带成见,甚至能将不同意见一并向皇帝汇报。因此,除非故意捣乱或存心渎职,中书省起草的文件不至于太不靠谱。

何况还有门下省把关。

门下省的把关人除了长官侍中、副长官门下侍郎,还有给事中。给事中有封还权、涂改权和批驳权,哪怕皇帝的敕令也不例外。元和年间,给事中李藩就在唐宪宗的敕书上写过批语。当时有人说,你的意见怎么能写在圣旨上?李藩却回答:另外找张白纸写,那还叫批驳吗? 〔13〕

给事中的分量,可见一斑。

毫无疑问,李藩胆敢在圣旨上写写画画,并不因为他是李藩,只因为他是给事中;给事中有分量,则又由于门下省有权力,包括审核权和副署权。审核权是针对中书省的,副署权却是针对皇帝的。没有门下省官员的副署,敕令就没有法律效力。因此,副署便成为制约皇权的有力武器。

魏徵就使用过这项权力。

武德九年(626)十二月,唐太宗听信封德彝的建议,要征点十八岁以下的男孩子当兵。当时他签署的敕令已经送到门下省,魏徵却死活不肯签字。结果,逼得李世民认真听取魏徵的意见,终于收回成命,从而避免了错误。 〔14〕

唐太宗开创的新政治,其实是有制度保障的。

实际上给事中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言官或谏官。言谏制度是秦汉就有的,最主要的官员是给事中和谏议大夫,合称给谏。其下则唐有补阙、拾遗,宋有司谏、司言。他们也分左右,而且两代都是左在门下省,右在中书省。

给事中们的职责,是对皇帝的言行和朝廷的政令提出意见和批评。这就是言谏。监督政府和官员的则叫监察。监察制度也是秦汉就有的。从秦汉到明清,中央的监察官员都叫御史,监察机关则西汉叫御史府,东汉以后叫御史台,明清两代叫都察院。所以,监察官员也叫台官。

台官与谏官合在一起,就叫台谏,也叫台垣,因为监察机关叫宪台,言谏机关叫谏垣。监察和言谏,有时也会联合办公。比如给事中,就有权与侍御史和中书舍人组成合议庭受理冤假错案,叫“三司受事”,也叫“三司详决”。侍御史是御史台的官员,从六品下,官阶更低。然而包括宰相,都是其监督对象;甚至连皇帝,也都可以批评。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制度设计的用心,那就是权力的制衡。在这种制度下,没有谁的权力不受限制。中书省有匿名制,门下省有封驳权,言谏官员有批评权,监察官员有监察权,皇帝和宰相都不能为所欲为。而且,为了保证监督和批评有效,还规定言者无罪,一言不发反倒是渎职。

但,这里面还是有问题。

问题很明显:监督部门的权力那么大,会不会成为新的不可控力量?不会。因为垣官(言谏)只有批评权,没有决策权 ;台官(监察)也只有弹劾权,没有处分权,典型的君子动口不动手。何况台垣的规模也有限。御史台固然无法与尚书台相比,谏垣更是连一个像样的办公地点都没有。

然而高明之处也正在这里,因为言谏与监察的作用就像秤砣。秤砣叫权,秤杆叫衡。秤杆必须长,秤砣则要小。唯其如此,才能够权衡,也才能够制衡。

这就叫“以小制大”。

三省同样如此。三省中,唯独尚书省有都省。它是总办公厅,也是首脑机关。中书门下却既无都省,官阶也低,其正副长官跟六部尚书和侍郎是平级的。也就是说,中书门下其实是部,尚书才是省。然而中书门下却是宰相机关,尚书省则不过是执行部门,岂非也是“以小制大”? 〔15〕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三省都是由宫廷变成朝廷,所以叫省。三省官员也都由皇帝的秘书演变而来:尚书是政治秘书,中书是机要秘书,门下是生活秘书。然而三省从宫廷独立出来以后,却成为真正的政府部门,甚至部分地成为制衡皇权的力量,这是了不起的进步。

第二,汉代的三公九卿虽然也有机构(公府和卿寺),却是因人设庙,即先有宰相或三公,后有相府和公府。如果宰相没有获得开府的授权,他就没有府。太尉一职被汉武帝取消后,太尉府也就不复存在。所以,汉代的制度只能叫三公九卿,没有“三府九寺”的说法。

隋唐却是先有三省六部,然后再任命长官和次官,机构在前首长在后。这就是隋唐与两汉的根本区别:三公九卿是个人,三省六部是机构;汉代还是人治,隋唐才是官治,尽管官僚政治要到宋代才真正成熟。

第三,作为草创阶段,隋唐尽可能地实现了官僚政治与皇权政治的平衡。一方面,由于相权分散到三省,更兼中书门下相互制约,皇权便得到了加强;另一方面,因为宰相由个人变成了群体,反倒更有力量制衡皇权。唯其如此,君臣共治的理想才得以提出和实践,并延续到两宋。

这是既不同于两汉,也不同于魏晋南北朝的新政治。新政治当然要有新官僚,新的官员选拔制度也必将诞生。

我们知道,它就是科举。

科举

科举是中华帝国史上第三种官员选拔制度,前两种是两汉的察举和魏晋南北朝的荐举。荐举一般指大臣向皇帝推荐人才并负连带责任的制度,汉代就有,本书则用来特指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察举、荐举、科举,在中国古代都叫选举——选就是选择,举就是提拔。这样看来,现代政治生活中的选举就该叫票举或票选,只是选举的一种。 〔16〕

那么,科举有什么独到之处?

先得来看察举和荐举。这两种选举方式,常常被学者混为一谈,其实区别十分明显。首先,察举的执行人是帝国的各级官员,从宰相到郡守均有考察推荐人才之义务。荐举的执行人却是多由豪门担任、名为“中正官”的专职官员,这才造就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政治。

其次,察举分科不分级,荐举分级不分科。察举将人才按照特长分成类别,比如才能卓异叫秀才,品行端正叫孝廉等等。这就是科目。荐举则将人才分为品级,从上上到下下一共九等,所以又叫“九品官人法”。

但,无论察举或荐举,都不考试。

或者说,只考察,不考试。

结果是什么呢?考察成了形式。东汉末年,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所谓人才,不少是假冒伪劣。汉灵帝则干脆明码实价买卖官爵,帝国也就灭亡。

南朝的情况也不佳。由于可以坐享其成,名门望族的子弟变得越来越腐朽无能。他们大事做不来,小事不肯做,尸位素餐玩忽职守,最后也连同王朝一起完蛋。

看表现,生冒牌货;讲门第,出寄生虫。不改革行吗?

当然不行。但,办法呢?

考试。

科举是一定要考试的。通过由国家统一组织的考试来选拔官员,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可谓开现代公务员制度之先河。但,正因为史无前例,便需要探索。事实上,唐代科举并不完全看考卷,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的推荐也能决定录取和排名。而且,由于推荐是公开的,反倒不容易作弊。 〔17〕

比如徐凝和张祜(读如户)。

张祜和徐凝都是才子,也都是诗人。他们要争夺州考的第一名,便在杭州刺史白居易的宴会上吟诵自己的诗句。张祜的名句是:日月光先到,山河势尽来。徐凝则诵曰: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张祜愕然不能对,于是社会舆论便一致认为徐凝应该摘取头牌。 〔18〕

然而中晚唐以后,世风日下,向考官推荐人才完全变成了营私舞弊,甚至仗势欺人。比如一个名叫裴思谦的,便公然拿着宦官头子仇士良的推荐信,闯进贡院 (考试机关和考场)向礼部侍郎高锴要状元。仇士良是横行霸道连皇帝都害怕的人,高锴也只好说:别的名次行不行?

裴思谦答:上头说了,状元非裴秀才不可。

高锴无奈,低头说:那我总得见见他本人吧?

裴思谦又答:我就是裴思谦。 〔19〕

这实在太不像话。因此宋以后就只认考试,明清两代更是考场如战场,从上到下严防死守。一旦发现通风报信、泄漏考题、买通关节、冒名顶替等舞弊行为,不知会掀起多大的风浪,也不知会有多少颗人头落地。

毫无疑问,坚持考试和只以考试为依据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同为选拔官员,科举与其他方式的本质区别就在十六个字:设立科目,统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唯其如此,它才能排除各种干扰,直奔为帝国选拔人才的主题而去。

因此,它还有一个配套政策。

配套政策就是考生资格的认定。第一种是生徒,也就是国学、州学和县学的学生。由于上学有名额,所以生徒也叫生员,正如官僚有定员而叫官员。第二种叫乡贡,也就是并非生徒的其他读书人,只要符合一定的政治和身体条件,就可以向州县报名,由州县推荐参加尚书省的考试。

这就是海纳百川了。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帝国政府在最大限度上开放门户,门第身份变得不再重要,因此大受庶族地主知识分子的欢迎。同时,它也意味着读书人有了自我推荐的可能性,因此也有学者将科举称为“自举”。 〔20〕

自举,也是了不起的进步。

参加尚书省考试的生徒和乡贡,在唐代都叫举人,也叫举子。如果是常规的科举考试,他们必须在头一年的十月向尚书省报到,验明正身,次年正月参加考试(地点前期在尚书省都堂,后期在礼部贡院),放榜则大约在二月份。

当然,这只是指一般情况。

那么,科举都考些什么?

唐代是分科的。第一科叫秀才,考方略策,成绩以文理的优劣分为四等。这是非常难考的科目,而且秀才科的举子如果全部落第,州的长官就要受处分。结果是此科因渐渐无人报名而被废弃,秀才也在明清变成了生员的代名词。

容易考的是明经,比秀才容易比明经难的是进士。明经和进士都是考试科目,而且进士科是隋炀帝发明的,目的则是打破士族垄断经学的限制,向庶族地主敞开大门。因此学术界往往将隋炀帝设进士科,视为科举制度之始。 〔21〕

事实证明,进士科设计正确。明经科考儒家经典,进士科考时务策。前者只要死记硬背,后者却要真才实学,难怪当时便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22〕

然而唐人对进士科却是趋之若鹜,因为进士科的时务策比秀才科的方略策好考(不必在通晓时事的同时还要引经据典提出对策),录取比例却只有百分之一二。因此进士及第就是既有可能又有面子的事,岂能没有吸引力?

何况进士前程远大,是高级官员的候选人。当然,按照唐代制度,通过了礼部的考试只是及第,吏部还要再考。通过吏部考试获得“春关”以后,才可以“持证上岗”正式成为官员。但那飞黄腾达,已是指日可待。

因此及第的进士万众瞩目,他们自己也志得意满。除了用泥金帖子向家人报喜,拜谢考官参谒宰相,出席名目繁多不计其数的各种宴会,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杏园探花。唐人以杏花为科举的吉祥物,因此每每指派及第进士中最少年英俊的两个人为探花郎,骑马巡街探访名花。探花在明清成为状元和榜眼之后一甲第三名的通称,来历就在这里。 〔23〕

长安城的花街柳巷,当然也对这些新贵敞开大门(同时收费也加倍)。于是莺歌燕舞之时,传杯换盏之际,偎红倚翠之中,一个新的官僚集团和社会阶层便悄然诞生。

这一切,后来被唐代诗人孟郊概括为两行名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24〕

至于那些落第的举子,除看破红尘和财力不支者外,大约也只能年复一年地继续考下去。这对于他们个人自然是不幸,对于帝国却是大幸。因为这些有可能成为不安定因素的读书人,或者已经为其所用,或者只能在考场蹉跎岁月,根本成不了气候。难怪一位名叫赵嘏(读如古)的唐代诗人会这样道破天机: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25〕

实际上唐太宗恐怕也正是这么想的。据说,他曾在一次放榜时悄悄来到端门,看着新科进士一个个从榜下走过,心中窃喜的他不禁脱口而出: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26〕

彀读如够,圈套或牢笼的意思。

唐太宗当然可以得意。因为不仅天下英雄,就连五湖四海蛮夷戎狄,差不多也都入了他的彀中。

比如西域,比如吐蕃。

第四章

混血王朝

异类帝国

唐宣宗大中年间,有个名叫李彦升的人在长安参加考试进士及第 。这时,距离隋炀帝设置进士科已经将近两个半世纪,照理说实在要算稀松平常。之所以至今仍被提及,只因为这位李彦升进士其实是阿拉伯(大食)人。

这并不奇怪。

事实上,隋和唐都是世界帝国、混血王朝,长安城里正可谓满街都是胡人。比如在玄武门之变中力挺李世民的尉迟敬德,就是于阗国的王族之后。于阗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和田市,尉迟家族应当是早已汉化的胡人。

把大唐王朝闹得天翻地覆的安禄山也是。据说,此人可能有中亚伊斯兰民族的血统,是康国人,本姓康。姓安,是因为从了养父安波偃。这样算,他又是安国人。 〔1〕

安国在哪里呢?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康国又在哪里呢?也在乌兹别克斯坦,国都在今撒马尔罕。据说两国的国王本是同族,都是粟特人(Sugda)。但到安禄山这一代,恐怕早就不是什么纯种,何况他的母亲还是突厥,因此《旧唐书》干脆称他为“杂种胡人”。 〔2〕

其实这样的种族偏见毫无意义。因为杨隋和李唐,连同隋之前的北周也是混血,宇文周、杨隋和李唐王朝的三个皇族也都有血缘关系,而且都与一个胡人有关。

这个胡人叫独孤信。

独孤信可以算是历史上最会嫁女儿的人。他的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的儿子北周明帝宇文毓,四女儿嫁给了唐高祖李渊的父亲李昞(读如柄),七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杨坚。三个王朝都是他们家女婿的,如此岳父大人可谓空前绝后。

然而独孤信的民族归属却是问题。有人说他是匈奴,有人说他是鲜卑,也有学者说他是突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家族与北魏同时兴起,先祖叫伏留屯,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酋长。独孤信本人,则是宇文集团的大佬。 〔3〕

作为胡人或混血儿的独孤信英俊潇洒,军中称他为“独孤郎”,意思是“独孤小帅哥”,就像孙策和周瑜被称为孙郎和周郎。某次,独孤信狩猎归来驰马入城,无意中帽子被风吹歪,结果第二天满城都像他那样歪戴着帽子。 〔4〕

这是北周的周瑜。

将门出虎女,独孤信的女儿也不简单。尤其是杨坚的独孤皇后,居然让他的五个儿子都是嫡出。因为独孤皇后十四岁出嫁时,杨坚便向她保证不跟别的女人生孩子。有了这柄尚方宝剑,独孤皇后毫不犹豫地使自己成为一夫一妻观念身体力行的维护者,并不惜杀了与丈夫有染的女孩。

此事发生在独孤皇后将近五十岁的时候,皇帝陛下的心情也可想而知。据正史记载,满腔悲愤的隋文帝只身一人骑马冲出宫苑,不问路径闯入山谷二十多里,吓得宰相高颎和杨素一路追来,拦在马前苦苦相求才把他劝回宫中。也就在这时,杨坚说了那句名言:朕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 〔5〕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皇帝也一样。

实际上独孤皇后堪称隋文帝的贤内助。她本人虽然有很强的执政能力,事实上也纠正了杨坚的不少错误决策,却决不允许自己的家族掌握大权,更不为他们牟取私利或谋求法外开恩。有一次,隋文帝打算宽恕她的一个犯了死罪的母系亲属,皇后的回答是:国家之事,焉可顾私?

这事很可能让她的亲戚们不满,另一个母系亲属竟然使用巫术来对她进行诅咒。案发之后,独孤皇后绝食三天向皇帝求情。她说,此人毒害的如果是百姓,当然罪该万死。既然诅咒的只是妾身,那就请陛下网开一面。 〔6〕

独孤皇后岂非女中豪杰?

当然。

并且,我们还可以强调一下:这位独孤皇后正是李渊的亲姨妈。此外,唐高祖的窦皇后,唐太宗的长孙皇后,也都是鲜卑人。长孙皇后祖上姓拓跋,因为担任宗室之长而改姓长孙,窦皇后的舅舅则是赫赫有名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可以说,隋唐两代的皇族早就世代混血,胡汉不分。 〔7〕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隋唐成了异类。

我们知道,中华帝国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华夏民族建立的,比如秦、汉、宋、明。尽管宋人和明人已非纯种汉族,也尽管就连两汉的汉人也早已混血,但在文化心理上却有着自己的身份认同,即自认为是华夏,是汉人。

这一类,不妨称之为“华夏王朝”。

另外两类政权则是由其他民族建立的,其中一类叫渗透王朝(Dynasties of Infiltration),另一类叫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前者有五胡和北魏,后者有元和清。由渗透而转向征服,是中华史上的重要变化。 〔8〕

隋唐却既不是作为少数民族渗透到华夏,也不是作为征服者而入主中原。他们的统治者是混血儿,却又以华夏正宗自居。大唐天子更是兼具双重身份,对内是唐皇帝,对外是天可汗,对周边民族的态度则既开放又兼容。

这就恐怕只能叫混血王朝(Dynasties of Hybrid)。 〔9〕

混血王朝的建立对中华民族意义重大。我们知道,华夏民族的传统观念,历来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而混血之后,究竟谁“非我族类”便很难说清,原本就有胡人血统的李唐王朝更不会去刻意区分。再加上唐太宗志向高远气度恢宏,一种新的民族政策便在贞观年间诞生。

政策虽新,伎俩却是老的,即恩威并施。只不过,汉武帝更喜欢诉诸武力,唐太宗则尽可能施惠施恩。比方说,下嫁公主宗女,开放边境贸易,招募外族豪酋到朝廷任职,鼓励戎狄子弟到中国留学。而且,对外族人在任命、赏罚、安置和抚恤诸方面,都与大唐子民一视同仁。

但,最重要的还是羁縻(读如基迷)。

什么是羁縻?羁是马笼头,縻是牛缰绳,羁縻其实就是放风筝。具体做法,是在归属了大唐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地方行政单位,大的叫都督府,中的叫州,小的叫县,分别叫羁縻府、羁縻州、羁縻县,简称羁縻州。府的都督和州的刺史,则由当地原来的那些可汗或酋长担任。 〔10〕

不过,接受了帝国任命的豪酋必须放弃可汗称号,羁縻州之上也还要再设由汉人任长官的都护府,代表帝国中央行使主权。这就等于把周边大大小小的汗国和部落,统统变成了大唐的郡县,山大王般的异族首领们能愿意吗?

愿意。因为这一政策,是在东突厥战败后大规模普遍实行的。而且,与普通州县不同,羁縻州的长官可以世袭。原来的部众仍然由他们统治,所收赋税也原则上自行支配,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更是一如既往,大唐反倒还要负责保证其安全。这对于战败国和附庸国,已是很开明的专制。 〔11〕

开明总比残暴好,羁縻政策也大获成功。这是很能让唐太宗志得意满的。贞观二十一年(647)五月,他在翠微殿发表讲话,内容之一就是:贵中华贱夷狄由来已久,只有朕爱之如一,因此各族人民都视朕为父母。 〔12〕

这倒不完全是太宗皇帝自吹自擂,心悦诚服称其为“华夷父母”者确实大有人在。毕竟,李世民的祖母、母亲和妻子都不是汉人,他的“爱之如一”也未必就是虚情假意和政治谋略,尽管一团和气的背后难免刀光剑影。 〔13〕

但,民族团结的局面毕竟形成,文化交流的通道也已经打开,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大唐注定将会异彩纷呈。

那就先看西北。

西域情

我国的大西北有三座山脉。南面是昆仑山,北面是阿尔泰山,横卧在两山之间的天山山脉则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然地分为南疆、北疆和东疆,它们在古代都叫西域。 〔14〕

西域原本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大约自阳关(在今甘肃敦煌)和玉门关(在今甘肃玉门)以西都是,最远可到伊朗高原,最近也要到葱岭(帕米尔高原)。本书所指,主要为狭义的西域,即葱岭以东的汉唐西北疆域。 〔15〕

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的确,西域是得天独厚的,气候变化之前更是如此。天山之北有辽阔的牧场,之南有肥沃的绿洲,山上则大面积覆盖着原始森林。准噶尔兮大漠横,塔里木兮冰河冷,吐鲁番兮风景胜。这是各族人民繁衍生息的家园。

生活在西域的应该有许多民族,他们使用的语言更是五花八门,既有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也有印欧语系的伊朗语和印度语,比如西徐亚语(Scythian)、粟特语(Sogdian)和吐火罗语(Tocharian)。不难想象,戴着尖帽子操伊朗语的塞种人(Saka)从伊犁河边走过,或最早获得中原养蚕技术的于阗在南疆的绿洲建国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西域,是风情万种的国土。

宁夏盐池县苏步井乡窨子梁唐墓出土。门均呈长方形,出土时有铁锁锁扣,每扇石门正中浅雕一个胡旋舞男子。

风情万种的西域人民创造了璀璨的文化,更表现出面向世界的宽阔胸襟。在这里,梵文经典跟在恒河两岸一样受到尊崇,亚历山大时期的肖像画法也得到了复活,深受希腊和印度影响的雕塑和壁画洋溢着浓浓的异国情调,波斯或罗马风格的工艺品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16〕

所有这些,都和胡旋舞、葡萄酒、玻璃杯一起传入了中国。当然,是伴随着丝绸之路上那延绵不绝的驼铃。 〔17〕

没错,西域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尤其是位于吐鲁番盆地,从而变成西域门户的高昌国,更是没有争议地成为大唐和西突厥的争夺对象。因为谁都清楚,控制了此地,即控制了丝绸之路。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高昌王为什么会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看作了可居的奇货。

其实,他完全可以另作选择。

高昌是在胡人之车师前国故地建国的,国王应该是胡化的汉人,同时也是佛教徒。公元629年,玄奘法师去西天取经途经高昌,受到了国王隆重的接待。而且就在第二年,也就是唐太宗成为天可汗那年,这位国王归顺了大唐。 〔18〕

对此,西突厥当然不能坐视不管,示好的信息也向高昌王频频发出。高昌王则只是看见了西突厥的嫣然一笑,便愚蠢地以为自己不可一世,有恃无恐地跟大唐翻了脸。

毫无疑问,作为夹在两个强国之间的小邦,高昌不能不设法自保。因此他们的正确做法,是与大唐和突厥都维持睦邻友好关系。如果更聪明一点,则不妨把自己变成丝绸之路上坐收渔利的中间商,甚至调解双方纠纷的和平使者。

可惜,高昌王利令智昏。他不但一屁股坐在了西突厥的那一边,还干起了拦路打劫的勾当。前往长安的西域各国使节被他任意扣留,归属了大唐的伊吾(在今新疆哈密)也遭到他的威胁。看来此人虽然虔诚地听玄奘法师讲了一个月的佛经,却并没有悟得无上正等正觉。

唐太宗当然不能容忍。贞观十三年(639),他力排众议派遣大军征讨高昌。消息传来,高昌王嗤之以鼻。因为从长安到高昌,不但路途遥远,而且千难万险。仅仅其中两千里流沙覆盖的地段,便足以让大唐军队望而却步。

因此在高昌王看来,他至少也能以逸待劳。

不幸的是他又打错了算盘。第二年,由汉、东突厥和铁勒部族混编的唐军长驱直入,猝不及防的高昌王惊恐万状呜呼哀哉,信誓旦旦与高昌国共存亡的西突厥协防部队则闻风丧胆星夜撤离。此时此刻,正如一首民谣所言: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

高昌只能亡国。

据说,唐军兵临城下时,继位的新高昌王原本是还想周旋一番的。这个年轻人亲自来到大唐军营,声称与大唐交恶是先王之事,态度简慢地希望唐军放他一马。唐军的一个将领却拍案而起:跟这小屁孩啰唆什么,攻城要紧!

年轻的国王吓得汗如雨下匍匐在地。这个“小屁孩”被作为战俘带回长安,献在了太宗皇帝的丹墀之下。就连他的一把镶嵌着宝石的战刀,也被赐给了随军作战的东突厥将领阿史那社尔,以奖励此人在胜利之时的秋毫无犯。

此后,尽管魏徵反对,亡国的高昌还是被太宗皇帝改成了大唐的一个州,名叫西州。从西突厥手中夺得的可汗浮图城(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也一样,名叫庭州。管辖西域的安西都护府,则建在了车师前国的交河故城。 〔19〕

初战告捷,大唐一发而不可收拾。

贞观十八年(644),高昌之西的焉耆被灭。焉耆在博斯腾湖西北岸,国都即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他们与高昌原本是宿敌,却在高昌被灭后倒向了西突厥。看来西突厥的外交手段非同一般,唐王朝的军事力量则让人生畏。

焉耆的反水让长安方面有了讨伐他们的充分理由,事态的变化则完全在太宗皇帝的计划之中。据说,李世民甚至算准了焉耆灭亡的具体日子。正史记载,当他对侍从宣布自己的测算时,前方的捷报居然如期而至。 〔20〕

下一个目标,是龟兹。

龟兹读如秋慈,国都在今新疆库车县,是丝绸之路上最为迷人的绿洲。我们只要举三个例子,就能证明这个文明古国的非同凡响:风靡天下的龟兹乐舞,堪比敦煌莫高窟的佛教石窟,与玄奘齐名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此外,龟兹还是古印欧语在东方分布最远点的标志性地名。

决心控制整个北亚的唐太宗,当然不会放过龟兹。

担任统帅的正是那位东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副手则有铁勒将领契苾何力(苾读如必)、安西都护郭孝恪等。他们的到来让龟兹国王大吃一惊。因为按照常理,敌人应该来自东南方向,谁想到他们竟然从西北翻过了天山呢? 〔21〕

后面的故事并无太多悬念。英勇善战的龟兹武士被假装败退的唐军诱入沙漠一举歼灭,王城及国王退守的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也相继被攻破,龟兹王被俘。其壮观场面,据说在库车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生动的描绘。 〔22〕

一个文明古国,就此落下帷幕。

龟兹的灭亡让整个西域大为震惊。结果,没有再耗费太宗皇帝的一兵一卒,另外两个与龟兹面积大致相当的王国于阗和疏勒(今新疆喀什)便半自动地归顺了大唐。为了巩固胜利成果,帝国设置了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马克)四个军区,合称“安西四镇”。

公元657年,也就是唐高宗显庆二年,大将苏定方率领远征军对西突厥发起总攻击。在强大的攻势面前,西突厥很快就溃不成军。他们的可汗逃到石国(国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却被石国人活捉了献给唐军。从此,西突厥树倒猢狲散,并在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彻底灭亡。

也就在这一年,大唐达到了极盛。

玄奘法师则在焉耆被灭的第二年回国。为了履行和高昌王再见一面的承诺,他放弃了便捷的海道从原路返回,却在途中听说了高昌国的遭遇。慈悲为怀的法师只好擦干眼泪望空遥拜,然后直接从于阗回到长安。

剩下的故事,就只能留给羌笛和杨柳了。

吐蕃义

高昌亡国的第二年,文成公主走进了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是平均海拔四千多米的世界屋脊,也是世人眼里遥不可及的神秘世界。在那里,喜马拉雅巍然屹立,雅鲁藏布奔腾不息,纳木错和羊卓雍错湖水清澈。当格桑花漫山遍野盛开的时候,一个民族和王朝在雅砻河谷勃然兴起。 〔23〕

他们的名字叫吐蕃(读如播)。 〔24〕

吐蕃王朝的建立大约与李唐同时。公元七世纪初,王朝的建立者用武力降服了古代羌人的苏毗(毗读如皮,苏毗在今西藏北部及青海省西南部)和羊同(即象雄,在今西藏北部)诸部落,并将自己的首邑迁到了逻些(今西藏拉萨)。一个神奇的王国,从此屹立在雪域高原。 〔25〕

迁都的人叫松赞干布。

松赞干布的身份是赞普,即吐蕃王。在吐蕃语中,赞的意思是雄强,普的意思是汉子,干布的意思是深沉,松赞则是他自己的名字。因此,松赞干布赞普这个称谓,翻译过来就是:深沉的松赞,雄强的汉子,吐蕃人民的王。 〔26〕

这是吐蕃历史的真正缔造者。事实上在他之前,恐怕很少会有人知道这个民族的存在。是啊,彪悍的突厥,优雅的龟兹,近处的高丽,远方的波斯,个个都更加吸引中华的目光和注意力。吐蕃?对不起,闻所未闻。

不过,松赞干布很快就让世人刮目相看。

事情是由求婚引起的。我们知道,从汉高祖开始,中华帝国就有“和亲”的传统,唐太宗即位之后更是大力推行这一政策,嫁给外族豪酋的公主和宗女不知凡几,那位英勇善战的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便娶了李世民的皇妹。松赞干布听说有这种事,便认为自己也应该同享这样的荣耀。

不幸的是,太宗皇帝低估了吐蕃的战斗力和侵略性。他草率地拒绝了松赞干布的请求,而且让赞普的使者认为自己受到了怠慢。深沉的松赞决定给大唐一点颜色看看,只不过他的兵锋却是指向吐谷浑(谷读如欲)的。

这件事意味深长。

吐谷浑是鲜卑慕容部的政权,位于今天的青海、甘南和川北一带,建国于西晋时期。吐谷浑建国后,中华大地虽有连年的战乱,这个王国却远离风暴中心,在各种强大势力的夹缝中生存下来,一直存活到大唐贞观年间。

那么,松赞干布为什么要打吐谷浑?

表面上的原因是吐蕃使者的一番话。这位使者回到拉萨以后向松赞干布哭诉:大唐对臣等原本礼遇甚隆。然而吐谷浑的使团一到,待遇马上就变了,答应的婚事也告吹。

但,事情真有那么简单吗?

当然不是。

看看时间表就知道。吐蕃出兵吐谷浑,是在贞观十一年或十二年。而在此前的贞观九年(635),大唐已经通过战争把吐谷浑变成了自己羁縻之下的傀儡。所以,吐蕃这次出兵就不仅是捏软柿子,也是打狗给主人看。

更重要的是,从柴达木盆地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正在吐谷浑境内,这可是连大唐也垂涎已久的,更何况吐谷浑的治下还有不少藏民。因此,吐蕃迟早要下手。他们最终在公元663年灭亡吐谷浑,就是证明。这一次,不过是小试牛刀。

如此一箭三雕,这位赞普确实深沉。

早已沦为大唐附庸的吐谷浑根本不是吐蕃的对手,只能狼狈逃窜到青海以北。松赞干布却打得兴起,顺手牵羊又征服了吐谷浑旁边的两个羌人部族——党项和白兰。

遗憾的是,大唐似乎仍未觉醒。

未来的女婿只好向他的准岳父宣战。贞观十二年(638)七月,松赞干布率军二十万屯兵大唐边镇松州(约在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境内,扬言前来迎娶公主。这位求婚者甚至宣称,如果见不到公主,他只好带着厚重的聘礼继续大踏步前进,以表示自己的一番诚意。

这下子轮到唐太宗大跌眼镜了,他付出了沉重代价才把松赞干布赶出边境。不过,大唐皇帝也清醒地意识到,绝不能小看这可怕的邻居。因此,当松赞干布再次求婚时,唐太宗马上就表示同意,尽管嫁出的并不是他的亲女儿。

深沉的松赞也给足了太宗面子。他派出自己的得力助手大宰相禄东赞(噶尔·东赞)前往长安,用实实在在的巨款和厚礼表达对大唐公主的仰慕。精明能干的禄东赞也不辱使命,不卑不亢地与帝国君臣进行交涉。结果是太宗皇帝对他另眼相看,希望这位使节娶皇族的女孩为妻。 〔27〕

禄东赞礼貌地谢绝了皇帝陛下“买一送一”的好意。他回答说:臣在国内已有发妻,父母所聘岂能抛弃?何况我们赞普还没有见到公主,陪臣又岂敢先行一步?

皇帝闻言大为嘉许,同时也更加坚定了笼络的决心。于是唐太宗不管不顾,强制性地将自己姐姐的外孙女嫁给了禄东赞。这在帝国的和亲史上,恐怕是没有先例的。

答应松赞干布的婚事,当然更没问题。

贞观十五年(641)正月,文成公主进藏。

婚礼隆重而排场。大唐方面派出担任礼部尚书的一位王爷持节护送公主,并主持婚礼;松赞干布则从拉萨来到今天的青海省境内,在被他们吞并的吐谷浑故地亲迎殿下。他甚至在拉萨为文成公主专门修建了一座宫殿,自己则脱下藏袍换上唐装,完全是一副大唐皇帝好女婿的样子。 〔28〕

现在看来,这钱花得值。

事实上,大唐与吐蕃的联姻为两地人民赢得了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两位君主也得以各忙各的。太宗皇帝成功地遏制了西突厥的进犯,并把西域各国收入囊中;松赞干布则将其扩张征服事业做到极致,还不失时机地教训了印度人。

更重要的,是文化交流。

据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不但有释迦牟尼佛像和奇珍异宝、服装家具、烹饪食材等等作为嫁妆,更有携带着诗书礼乐、医疗器械、农具良种的学者、乐师、医生和工程技术人员,简直就是庞大的文化代表团和扶贫工作队。 〔29〕

松赞干布也向大唐派去了留学生,他们多半是吐蕃的王室成员和豪酋子弟。不过,深沉的赞普并没有把自己吊死在大唐这一棵树上,反倒跟方方面面都保持平衡。他从尼泊尔迎娶了公主,从印度引进了文化。而且,也正是在松赞干布的时代,这个聪慧的民族创造了自己的文字。 〔30〕

吐蕃和平崛起,尽管同时也伴随着武力。

毫无疑问,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邻居的强盛对于大唐也未必总是福音。事实上吐蕃的后继者并没有松赞干布那么好说话。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吐蕃与西突厥联手大举攻唐,先后攻陷于阗、疏勒和龟兹,安西四镇因此被废,太宗皇帝创下的家当被赔得一干二净。

吐蕃得手之后却没有就此住手。相反,安史之乱时,他们又乘势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占领长安,并将甘肃一带的陇右、河西等地区划归己有。之后,他们还占领了吐鲁番等战略要地,并把敦煌置于其治下六十年之久。

崛起的吐蕃终于成为让人头疼的地方。

结果,是有了大唐与吐蕃的两次会盟,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的和平纪念碑也至今仍然耸立在拉萨市。只不过,这时的唐蕃双方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到公元9世纪中,大唐的皇帝终于沦为宦官手中的傀儡,吐蕃王朝则在内乱中四分五裂彻底崩溃,往日的繁荣全都变成了美好的回忆。 〔31〕

格桑花凋谢了,尽管它还会开放。

生意人回纥

与吐蕃在安史之乱后乘虚而入相反,有一个北方的少数民族在动乱中成了大唐的同盟军。至德二年(757),他们帮助唐肃宗收复了西京长安;宝应元年(762),他们又帮唐代宗收复了东京洛阳。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支部队其实应该算作雇佣军,而且要价之高与趁火打劫无异。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民族曾经大显身手却毋庸置疑。 〔32〕

是的,这里说的是回纥(Ouigours)。

回纥(读如何)原本是铁勒的一支,隋炀帝大业年间从西突厥泥撅处罗可汗的统治下独立出来,正式宣布其族名为回纥。唐德宗贞元四年(788),他们又行文大唐,宣布自己改称回鹘(读如胡),意思是回旋轻捷有如鹘鸟。 〔33〕

没错,回纥确实善于周旋。

跟之前的匈奴和突厥一样,回纥起先也是游牧民族。不同的是,他们与中原地区基本上相处甚安。而且,尽管与突厥有着千丝万缕的种种关系,他们在历次战争中却都站在大唐一边。贞观四年(630),回纥助唐攻灭了东突厥;显庆二年(657),又助唐攻灭了西突厥。 〔34〕

这样看,他们还真是大唐的同盟军。

不过,天底下从来就没有什么免费的午餐,回纥助唐也绝非行侠仗义。说白了,他们每次都是有利可图的。灭亡西突厥之后,东西突厥的土地就归了回纥。之后回纥推翻后突厥统治,大唐也投桃报李给予帮助。在此基础上,这个民族建立起自己的汗国,并得到了大唐的承认和册封。

大唐与回纥,不过互相利用。

相互利用的规律从来就是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当大唐国破家亡两京沦陷时,有资格开价的便是回纥,名为各族人民之天可汗的大唐皇帝则只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

宁国公主就是这样嫁给回纥可汗的。

与文成公主不过宗室之女不同,宁国公主可是唐肃宗最为疼爱的亲生小女儿。临行之前,皇帝亲自设宴饯行,父女二人依依惜别,席间笼罩着生离死别的凄凉之情。最后还是公主含泪宽慰父皇:为了国家安危,女儿何辞一死!

肃宗皇帝潸然泪下。

回纥可汗却全无当年松赞干布的恭敬和感恩。他不但不出境亲迎,反倒身穿黄袍头戴胡帽,大大咧咧地坐在牙帐里接见护送公主的汉中王李瑀(读如禹)一行。

可汗问:王爷是天可汗的什么人?

李瑀答:大唐天子堂弟。

可汗又问:站在你上首的是谁?

李瑀答:宫中宦官某某。

可汗说:宦官是奴才,怎么能居王爷之上?

那个宦官吓得马上后退。

可汗又说:你们见了本汗,为什么不拜?

李瑀答:宁国公主是大唐天子亲女儿,可汗则是大唐天子亲女婿,岂有高踞胡床受此恩典之理?

回纥可汗这才起身受诏。 〔35〕

不过李瑀的交涉只是为王朝挽回了面子,在实惠方面回纥却寸步不让。据正史记载,依照当年的约定,大唐帝国每年付给回纥的雇佣军酬金,仅仅绢帛就多达两万匹,这还不包括他们抢劫、勒索和以各种名义追加的。 〔36〕

贪得无厌的回纥却还要强买强卖,价钱是一匹马换绢帛数十匹。有一次,回纥自说自话地将两万匹马运往大唐,开价绢帛五十万匹。大唐实在用不了这么多马,也实在拿不出那么多绢。经过反复交涉,才以半价成交了事。

奇怪,回纥索要如此之多的绢帛干什么呢?

利用天时地利大发横财。他们从唐帝国那里巧取豪夺来的绢帛,小部分成为回纥贵族的奢侈品,大部分经由回纥商人和粟特商人之手流入了西方。这些绢帛甚至跟波斯的银币和大唐的铜钱一样,成为当时商业贸易的通货。 〔37〕

这并不奇怪。不要忘记,那条沟通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商贸通道,可是被叫作丝绸之路的。何况绢帛既便于携带又价格高昂,西方人还趋之若鹜,迅速倒手当然红利可观。

回纥汗国财源滚滚。

与此同时,这个民族的社会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大批回纥人从游牧走向了定居和经商,过起了可以称之为“游牧都市生活”的日子。在汗国的全盛时期,他们位于鄂尔浑河(在今蒙古国境内)上游的汗庭金碧辉煌,城中鳞次栉比地矗立着宫殿和寺庙,也走动着各国的商人和僧侣。 〔38〕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摩尼教的法师。

摩尼教(Manichaeism)是公元3世纪兴起于波斯的古老宗教,其教义简单地说就是相信光明终将战胜黑暗,因此又称明教。这种宗教大约是在公元6世纪到7世纪从陆路传入西域,又从西域传到回纥的。回纥人也迅速地放弃了他们原先信仰的萨满教(Shamanism),奉摩尼为国教。

这又是为什么呢?

正史的解释,是进入漠北传教的摩尼法师才高八斗,口若悬河,让回纥可汗和贵族为之倾倒。但,为什么摩尼教在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却远不及在回纥呢?难道那些地方的传教士们都胸无点墨,笨嘴笨舌?讲不过去吧? 〔39〕

显然,此说可疑。

可以作为反证的是中原的态度。总体上说,大唐皇帝和儒生们是不喜欢摩尼教的,唐玄宗就曾在开元二十年(732)明令严加禁断。只是由于回纥救驾有功,唐代宗才在大历三年(768)特批摩尼教建立寺庙,并赐额大云光明寺。但回纥汗国刚刚灭亡,它又马上成了被禁的邪教。 〔40〕

那么,摩尼教在内地为什么会受冷遇?

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之一,恐怕是在许多人眼里,摩尼法师并不清心寡欲。他们进入长安后,最喜欢的就是在市场上出没,与商人们勾搭成奸,这哪里像是出家人? 〔41〕

中国士大夫反感的,却很可能正是回纥喜欢的。这个民族似乎天生就有商业头脑,这才把自己从小小的部落经营成庞大的汗国,把他们的汗庭建设成一座国际色彩浓郁的游牧商贸都市,甚至在长安也刮起了逐利之风。 〔42〕

难怪他们跟摩尼教一拍即合了。因为波斯原本就是商业帝国,长期在丝绸之路上充当中间商,摩尼法师在回纥传教时更有可能投其所好,跟他们大谈生意经。

回纥的道路,将注定与众不同。

唐武宗开成五年(840),已经改名为回鹘的汗国遭到突然袭击,国破城毁宣告灭亡。亡国的回鹘人却并没有退回到游牧时代,而是兵分三路继续挺进。其中一部分人南下融入了中华农耕文明;一部分人进入甘肃成为张掖的甘州回鹘和敦煌的沙州回鹘;更多的族民则迁到了新疆,与西域同族的原住民汇合成为西州回鹘或天山回鹘。

这是一个民族的凤凰涅槃。之前,他们已经有过一次华丽转身,从游牧民族变成了商贸民族。之后,则将定居于我国西北,成为裕固族和维吾尔族的先祖,或先祖之一。 〔43〕

西迁回鹘的宗教信仰也发生了变化。甘南的裕固族信奉喇嘛教格鲁派(黄教),新疆的回鹘则在公元10世纪中建立的喀喇汗王朝时期全面接受了伊斯兰教。其实这丝毫都不奇怪。因为早期伊斯兰正是阿拉伯半岛上贝都因人创造的游牧商贸文明,也是回旋轻捷有如鹘鸟的。

只不过,这是后话。 〔44〕

半盘胡化

灭亡回鹘的是黠戛斯。

黠戛斯(读如侠加斯)在名义上是铁勒的一支,实际上却是白种人。他们身材高大,头发火红,皮肤白皙,眼珠则是碧绿的。人类学家认为,这是条顿民族(Teuton)的体质特征。换言之,活跃在大唐帝国的还有日耳曼蛮族。

蛮族是能够改写历史的,黠戛斯也一样。

不过,黠戛斯把回鹘打得七零八落以后,自己居然也不知去向,直到蒙古人兴起之时才重返历史舞台。至于他们的后裔,在俄罗斯叫哥萨克(Cossack),是骁勇的骑兵;在中国则叫哈萨克(Kazak),是勤劳的牧民。

黠戛斯人进入中国的时间已不可考,只知道他们在汉代被称为坚昆。坚昆的习俗是:孩子生下来如果是黑头发,便会视为不祥;如果是黑眼珠,则被看作汉将李陵的后裔。可见他们其实早已混血,但又坚持白人的身份。 〔45〕

其实黠戛斯人不必在意,因为混血是大趋势。

趋势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就开始了,到隋唐两代更是愈演愈烈。之前还只是通婚造成的种族变异,后来就从自然发展到了文化。胡人的生活方式影响到衣食住行方方面面,仿效胡人习俗则蔚然成风,甚至引领着时尚的潮流。

这就叫胡化,也叫胡风。

胡化是从长安波及全国的。这固然因为首都总是开风气之先,也因为那里聚集着大量的侨民。安史之乱后,回纥在长安的常住人口总在千人左右,冒充回纥的粟特人数又要加倍。贞观年间的突厥侨民更多达万户,至少占到当时长安总人口的三十分之一以上,数量可谓惊人。 〔46〕

更重要的是,侨民当中不乏非富即贵的头面人物。波斯的王子,突厥的将军,吐蕃的使节,西域的高僧,粟特的大鳄,回纥的商人,是这个特殊群体的中坚和主流。他们在长安和洛阳买豪宅,建高楼,置田产,任要职,娶妻生子乐不思蜀,俨然中华帝国首都之一员。

与之交往的则是大唐的上流社会,包括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他们流连忘返于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长安西市,纸醉金迷于胡人开设的高档会所,乐此不疲地参加各种派对,因为那里不但有好听的龟兹乐,好看的胡旋舞,好喝的葡萄酒,更有如花似玉的胡姬充当陪酒女郎。

对此,诗人李白曾直言不讳: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哈!难怪他会“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了。 〔47〕

名流带头,追星族岂会无动于衷?

何况胡人的生活方式也确实很够刺激。打马球展示着雄性的力量,着胡服则体现出女人的性感。前者是波斯人的发明,所以叫波罗球(polo)。后者的特点则是衣袖窄小剪裁贴身,尽可能地凸显女性的身材和曲线,其风采可以概括为这样两句诗: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 〔48〕

呵呵,小蛮腰。

所有这些,都让长安少年的肾上腺受到刺激,荷尔蒙分泌增多。早就被李世民立为太子的李承乾,甚至一心一意要做突厥人。他不但说突厥话,穿突厥衣,还在东宫院内搭起帐篷竖起狼头旗,一本正经地扮演起突厥可汗来。

演出极其认真。李承乾找来一批长得像突厥的人,让他们披着羊皮编着辫子扮作突厥武士,自己则假装可汗死在了牙帐里,然后命令这些群众演员按照突厥习俗割面流血号啕大哭,骑着马围绕牙帐默哀。直到这时,李承乾才忽地一下坐起来说:如果真能这样,岂不快哉! 〔49〕

太子殿下如此,风气可想而知。

大唐的女人也不甘落伍,她们的服饰则始终如一地“崇洋媚外”——戴耳环是跟波斯人学的,叫步摇;搭披肩是跟印度人学的,叫巾帔(读如配) ;发型是跟中亚人学的,叫髻堆 ;脸妆是跟吐蕃人学的,叫面赭。当然,她们绝不会只有一种装饰风格,但长安肯定是时尚的风向标。

她们的帽子更是与时俱进。唐高宗以前,女人帽檐有布帛下垂,长可过膝;后来就只有丝网,垂到脖子;再后来改戴胡帽,露出脸蛋;最后干脆不戴帽子,露髻出行。 〔50〕

总之,大唐的女人是衣服越穿越小,身体越露越多,参加活动越来越频繁。她们甚至会身着男装骑着马去踏青或者打球。球场上,英姿飒爽的女人纵横驰骋娇声呐喊,围观的男人们则报之以一阵又一阵的叫好声。 〔51〕

看来,大唐的男男女女都有了“胡心”。 〔52〕

这当然有问题。因此,唐高宗咸亨二年(671),朝廷下令治理整顿,可惜收效甚微。这个混血王朝的臣民似乎已经拿定主意,要在文化上也变成混血儿。唯一的变化是随着吐蕃和回鹘的兴起,女人的妆扮改成了回鹘发型吐蕃脸,尽管她们被告知这绝不是一个中华儿女应有的模样。 〔53〕

请问,这该算是半盘胡化呢,还是全盘?

姑且算半盘吧!

但即便只有半盘,也足以让大唐的世界五彩斑斓。也许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当时的长安已能吃到通行于中亚、印度和伊斯兰国家的抓饭,开元以后更是以胡食为时尚。长安城里“西餐厅”之多,恐怕不亚于今天的上海。 〔54〕

当然,不可或缺的还有葡萄酒。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葡萄酒与唐人的关系实在太密切。尽管它在汉魏就已经传入中国,自己酿造却是在征服高昌之后。太宗皇帝甚至亲任酿酒师,在原来配方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监制出了八个新的品种。 〔55〕

这样的皇帝,也属罕见。

据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

事实上唐代胡风之盛,与皇帝关系很大。有唐一代长安盛行打球,就因为唐太宗开风气之先。唐玄宗李隆基更是个中高手,曾经让吐蕃的球星自愧不如。此后的宣宗、僖宗都是球员,穆宗、敬宗都是球迷,打球岂能不成风气? 〔56〕

此外还有建筑。

盛唐时期的建筑流行西亚的材料和风格,并且采用了在酷暑天降温的技术。设计师巧妙地让水从屋檐流下,形成水帘隔断室外的热浪,同时用流水推动风扇在室内送风,当然十分凉快。唐玄宗曾经在这种凉殿接待了一位爱提意见的言谏官员,结果该官员因着凉而腹泻,狼狈不堪。 〔57〕

那么,这种技术又是哪个国家的?

东罗马帝国。 〔58〕

呵呵,倒是不远万里。

实际上隋唐所谓胡,并非只指中国境内北方和西北的少数民族,更包括波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罗马人。他们在两《唐书》中跟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一样被看作西域的一部分,重要性仅次于突厥、回鹘和吐蕃。

也许,这是一种世界眼光。

世界眼光是隋唐特有的,因为他们都是混血王朝。自己是混血儿,就不会太在意别人的种族,尽管他们都以中华自居,都认为中华是世界的中心,还都雄心勃勃和自以为是地要把其他国家和民族纳入中华的体系。唐太宗甚至不无得意地说:朕提三尺龙泉一统四海,不比秦皇汉武差吧? 〔59〕

当然。

事实上,秦汉文明虽然已经具有世界性,隋唐却更是世界性的超级大帝国,影响力之广远超其版图。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大唐固然影响了世界,世界同样影响了大唐,影响是双向的。而且,我们能创造出世界性文明,也并非只有太宗和大唐之力,至少还有隋炀帝一份功劳。

第五章

世界帝国

高句丽

公元607年,有一位名叫小野妹子的日本大使率团来到中国,向中国皇帝递交了国书。国书可能是执政的圣德太子起草的,但很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外交意愿——推古女皇和日本国希望能够与中华帝国平等交往。因此,国书开篇的问候语便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中国皇帝阅后大为不快。

不快简直就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皇帝看来,世界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大中华;天下也只有一个天子,那就是他自己。天无二日,人无二君,什么时候又冒出另一个,还公然自称旭日东升,视我中华为日薄西山?万幸的是,中国皇帝并不知道当时的日皇是个女人,否则真要气晕过去。

即便如此,国书仍然成为一个事件。 〔1〕

当然,这位中国皇帝也很清楚,自己对于远在天边的那蕞尔岛夷其实鞭长莫及,已经看过的国书也不方便再退还给来使,便只好吩咐鸿胪寺(外交部)官员:以后再遇到这种不识好歹不懂礼貌的蛮夷,不要让朕知道。

这位中国皇帝就是杨广。

然而在第二年的三月十八日,皇帝陛下还是很大度地接见了小野妹子一行,只不过让他们跟东南亚的赤土等国使节站在一起。四月,隋炀帝又派出十三人的使团,取道朝鲜半岛南部出使日本,带去了中华皇帝的亲切问候。 〔2〕

小野妹子大喜过望。

不能确定隋炀帝当时是怎么想的。也许,他并没把日本太当回事。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是要把日本和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等国都变成统战对象,以远交近攻的策略对付高句丽(句读如勾,高句丽也写作高勾丽)。 〔3〕

高句丽是大隋帝国的肉中刺。早在十年前,也就是开皇十八年(598)的六月,隋文帝就曾任命皇五子汉王杨琼为统帅,率领水陆两路三十万大军出征辽东,开启了隋唐两代多次讨伐高句丽的战端。结果,劳师远征的隋军得不偿失损失惨重,活着回来的人最多十之一二。

只有杨广因祸得福。征讨高句丽的失败被归咎于随军的宰相高颎,尽管高颎原本反对这次军事行动。然而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说,高颎的下台意味着帝国的大政方针发生了重大转变,皇太子也就顺理成章地由杨勇变成了杨广。

既然如此,杨广即位以后,当然要将关中本位政策调整为对外扩张征服世界的新路线,也一定会继承父皇的遗志讨伐高句丽,甚至不惜倾全国之力。结果,却是接二连三地惨遭失败,反隋的斗争则在反战的歌声中爆发。 〔4〕

隋炀帝其实是栽在高句丽上的。

奇怪的是,即位后时时处处以隋为鉴的唐太宗,在高句丽问题上却与隋炀帝高度一致:一样的御驾亲征,一样的不听劝阻,一样的接连失败。唯一的区别,是唐太宗曾经表示过后悔。他说,如果魏徵还在,一定会拦住朕的。 〔5〕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说完这话,又继续东征了。高宗李治继位以后也是如此。直到总章元年(668)攻破平壤,彻底灭亡高句丽才算了事。也就是说,两朝四代中华皇帝都视高句丽为心腹之患,必欲灭之而后快,岂不怪哉?

这就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高句丽。

隋唐时期的高句丽,跟五代时期由王建在公元918年建立的高丽并不是一回事,尽管前者在历史上和正史中也被称为高丽,但那多半是一种习惯性的简称。实际上,一直要到大唐灭亡之后,高丽王朝才建国,那才真是高丽。 〔6〕

所以,我们还是管前者叫高句丽为好。

高句丽人最早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西汉末年建国时定都于今天的吉林省集安市,行政区划归属于玄菟郡,民族分类属于濊貊(读如畏陌)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自强不息的高句丽人不断发展壮大,并在北魏拓跋焘和南朝刘义隆的时代迁都平壤,成为朝鲜半岛鼎立的三国之一。 〔7〕

另外两国,是百济和新罗。

百济和新罗是朝鲜半岛南部韩人建立的国家。韩人最早分为三支:马韩、辰韩、弁韩,号称三韩。之后,马韩建立了百济,辰韩建立了新罗,弁韩建立了金官。这是朝鲜半岛南部最早的三国。高句丽南下之后,新罗也兼并了金官,朝鲜半岛鼎立的三国就变成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 〔8〕

百济在西南,新罗在东南,高句丽在北。

三国当中,高句丽受中华影响最大,文明程度最高,综合国力最强,处境也最微妙。东边的南朝和北朝,南边的新罗和百济,西边的日本,北边的靺鞨(读如末合)、室韦、契丹和突厥,都不是什么好相处的邻居。当然,高句丽自己并不省油,他们对东亚地区的霸权也觊觎已久。

因此,中国南北对峙之时,朝鲜半岛同样热闹非凡。大体上说,是高句丽联合新罗,百济勾结日本,在半岛长时间问鼎逐鹿征伐不已,一如春秋战国时的中华。

这就不但要打军事战,也要打外交战。

于是,高句丽、新罗、百济和日本,都争相与中华建立各种关系,甚至同时向南北两朝示好。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也都不但来者不拒,而且尽量阻止对方与他方往来。高句丽与新罗、百济、日本也一样,全都希望这种联盟关系能够具有排他性。两朝三国一倭,构成东亚波诡云谲的画面。

公平地说,这里面没有道德问题和正义与否。无论南朝北朝,还是半岛三国,都是受利益的驱动,打的也都是如意算盘,即都希望对方长期分裂,自己一统江山。

隋文帝灭陈,却把平衡打破了。

首先感到不安的是高句丽。作为好不容易才独立出来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跟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帝国接壤,绝不会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如果对方还跟南边的新罗或百济联手,自己面临的就将是灭顶之灾。

利用中华帝国动荡分裂之机干他一票的时代过去了。腹背受敌的高句丽必须找到同盟军,救亡图存。

他们想到了东突厥。

大业三年(607)六月,隋炀帝巡幸塞北,高句丽的使者也到了那里。启民可汗不敢隐瞒,向皇帝如实汇报。隋炀帝立即警觉起来:高句丽如果当真联盟东突厥,再裹胁契丹和靺鞨之众,势必成为帝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9〕

这颗定时炸弹必须排除。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隋炀帝为什么突然对“不懂礼貌”的日本使团转变了态度。事实上,小野妹子递交国书正在这一年,隋炀帝遣使回访则在第二年四月。而且,也就在得知高句丽的动向后,隋炀帝杀了高颎。 〔10〕

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做的高句丽,则铁定地成为中华帝国的眼中钉。公元668年,也就是新罗依靠大唐兼并百济的八年之后,高句丽也被大唐联合新罗而灭亡。这时,唐高宗已经因病休假不问政事,执掌朝政的是皇后武则天。

武则天就更不会含糊了,她什么时候心慈手软过?

在百济和高句丽灭亡之日,不知有没有人想到过他们的历史功绩。要知道,佛教就是先由前秦传入高句丽,又从高句丽传到新罗的。百济更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通道。日本人学会使用汉字,后来又借此创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就因为百济博士王仁把《论语》和《千字文》带到了日本。 〔11〕

毫无疑问,两国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可以说,没有百济和高句丽,就不会有以汉字为载体的东亚文明圈。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也不该忘记他们。

高句丽和百济永垂不朽!

偷渡客

唐武宗开成四年(839)四月五日,有一艘驶往日本的船只在海州(今江苏连云港)靠岸。谁都没有想到,船上一位本应回国的日本僧人却带着三个随从偷偷下船,因为他做了一个大胆而鲁莽的决定:返回大唐,非法居留。

这位僧人就是圆仁法师。 〔12〕

圆仁是日本佛教天台宗山门派的创始人,去世后被清和天皇谥为慈觉大师。他的法号在今天可谓如雷贯耳,但当时的他却只是跟随日本使团一起入唐的请益僧。请益僧跟学问僧一样,都是到大唐学习佛法的僧人。不同的是:学问僧享受留学生待遇,可以在大唐国内长期滞留;请益僧却只能随团而来随团而去,相当于签证期有限的访问学者。

寸金难买寸光阴,请益僧必须抓紧时间。

这倒也没什么。圆仁的老师最澄当年就是请益僧,同样功德圆满。最澄回国时,从临海龙兴寺带去《法华经》等章疏一百二十八部共三百四十五卷,还携回王羲之等名家碑帖拓本十七种,因此得以正式创立日本佛教天台宗。可惜,最澄未能像同船入唐的真言宗创始人空海法师那样,在长安学习正统密教,以至于成为日本天台宗的一块心病。 〔13〕

圆仁赴唐,便希望能够弥补这个缺憾。

不幸的是,圆仁抵达扬州以后,就被当局限制在开元寺学习梵文,不得离开地界一步。他希望到老师访问过的天台宗圣地天台山参拜,也得不到支持和批准,更不用说前往长安深造了。圆仁此行的目的,一个都不能实现。

回国在即,他只好把自己变成偷渡客。

偷渡是有风险的。事实上圆仁下船以后,就被当地人识破身份,并被官府押回船上。但是圆仁没有放弃努力。六月七日,他搭乘的遣唐使船停靠赤山浦(今山东文登青宁乡赤山村),圆仁便在第二天又下了船。

幸运的是,他躲进了新罗人的寺院。

新罗很早就与中华有来往,成为朝鲜半岛的主人之后更是如此。儒家经典是新罗国学的考试科目,更有大批贵族子弟来到长安成为留学生。其中成绩卓异者如崔致远,十八岁就中了进士,其著作《桂苑笔耕集》甚至流传至今。 〔14〕

两国之间的海上贸易也十分频繁。负责物流的商船往返于山东半岛、江苏沿海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乘兴而来满载而归。这些商船运送货物也搭载旅客,圆仁搭乘的就是日本遣唐使雇用的新罗船,一共九艘。 〔15〕

这确实很国际化。

与此同时,不少新罗人在中国沿海地区侨居下来,而且有了自己的定居点,叫新罗坊。圆仁第二次登陆的赤山浦就是新罗人的聚落,他藏身的赤山法华院也是新罗人修建的佛教寺院,建院的则是新罗侨领张保皋。 〔16〕

张保皋非同一般。

通过国际贸易而发家致富的张保皋,同时具有政治头脑和军事才能,是深度介入国内政治,有着强硬后台、武装力量和人脉关系的风云人物。圆仁进了他的寺院,就像进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滩的租界,而且被黄金荣、杜月笙那样的人保护起来,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否拜过码头。 〔17〕

可以肯定的是,八个月后,圆仁领取了地方政府颁发的通行证,由偷渡客变成了合法旅行者。为他转变身份而上下疏通的,是当地政府派出机构的一员小吏,职务是负责与新罗侨民协调关系的联络官,叫“勾当新罗押衙”。

一个日本人的心愿,就这样由新罗人和中国人成全。

这可真叫作国际合作。

获得了新身份的圆仁如愿以偿地朝拜了五台山,然后又进入长安学习了将近五年,他的这段经历则被写进了用汉语创作的《入唐求法巡礼记》。尽管许多人都将这部著作与玄奘法师的 《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相提并论,但真正具有可比性的还是玄奘和圆仁。

没错,唐三藏也是偷渡客。

其实,玄奘西行原本是提交了申请的,只不过没有得到批准;人走以后当局也是拦截了的,只不过没拦住。没拦住当然是有人帮忙,其中就包括帝国的官员。据说,玄奘昼伏夜行来到瓜州(今甘肃安西)时,瓜州刺史独孤达还高兴地设宴款待,只有州吏李昌对来人的身份产生怀疑。

李昌说,我这里有一份从凉州(今甘肃武威)快递来的文件,要缉拿擅自出境的玄奘,说的就是法师您吧?

玄奘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李昌说:只要法师实言相告,弟子一定成全。

玄奘说:贫僧就是玄奘。

李昌销毁了文件。然后说:法师快走!

玄奘这才得以继续西行。尽管依然千难万险,但是到达伊吾(今新疆哈密)就转危为安,因为高昌王已经派人在此恭候。他们的动人故事本书第四章已经讲过,那是可以催人泪下,并证明宗教力量之超越国界的。

此后的行程一路绿灯。当时西域各国都信仰佛教,高昌王则为玄奘办理了通关文书,并随文附上了厚礼。三藏法师从此变成合法旅行者,只不过是高昌国的。 〔18〕

玄奘与圆仁,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只不过,一个是出不去,另一个是进不来。

不能因此就得出帝国保守封闭的结论。相反,对外开放是隋唐两代的基本国策,而且在炀帝时代就已经确定。事实上正是由于受到隋炀帝的鼓励,才有了日本大使小野妹子的二次访华。这一次,他带来了留学生和学问僧各四名,用汉字书写的国书开场白则是: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据说,这是日本国首次以天皇名义向中国致书。 〔19〕

对此,中国史书不置一词,后来两国的交往好像也没有了下文。然而日本人的热情却有增无减。贞观四年(630)八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四五个月后,日本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并且在长安住了整整两年。 〔20〕

此后的遣唐使便络绎不绝,终有唐一代共十九次。人数最多的是在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六百五十一人;次为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和开元四年(716),分别为五百九十四人和五百五十七人。他们多数踏上了中华大地,但也有人中途遇难或客死他乡,再也不能回到亲爱的祖国。 〔21〕

这么多日本人不畏艰险奔赴大唐,究竟为了什么?

学习和交流。

事实上,遣唐使团人数众多,就因为随团的还有留学生和学问僧。他们有的学成回国,为日本文明作出贡献,比如创造了片假名的吉备真备;有的留在中国,为中日友好牵线搭桥,比如担任过大唐回聘日本使节的阿倍仲麻吕;更有高僧回国开宗立派,比如前面说过的空海和最澄。

在这里,宗教显示了极大的存在感。尤其是佛教,更为日本人所热衷。小野妹子就明确表示,他们此行就因为听闻中华“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才郑重其事地前来学习。 〔22〕

其实,兴盛于唐代的外来宗教又岂止佛家,至少还有祆教(祆读如掀,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又名拜火教)、景教(Nestorian Church,即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和摩尼教,甚至还有伊斯兰教。他们在唐都和一线城市都建有寺庙并招募信徒,大唐政府则不但给予保护,还授予其教长以官职,或享受同等级别官员待遇。 〔23〕

显然,这是一种世界性的开放。隋唐的世界性文明,也可以说是各国人民共同创造的。

但,文明的中心却在长安。

国际化都市

唐代长安是世界的首都。

同样配得上这一称号的,大约只有古代的罗马城。然而长安却不像西欧许多城市那样以公共广场为中心,放射状地铺开道路。总面积七倍于罗马城的长安是方方正正的。这座由鲜卑族天才发明家宇文恺规划设计,后来经唐人不断修建扩充的城市,典型地表现着中华帝都的气派和威严。

那就让我们走进长安。

长安城北面的正中是属于皇家的宫城,其中包括皇帝的太极宫、太子的东宫、宫女的掖庭宫,以及相当于宫廷办公厅的内侍省。宫城之南是皇城,有太庙和社稷坛,以及中央政府各高级衙署,比如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

这是帝国的政治中心。

图中的太极宫是先建的,大明宫是后建的。后世皇帝多住大明宫,故又称东内,太极宫则称西内。据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

构成帝国政治中心的宫城和皇城面积差不太多,东西两侧对齐,都是规整的长方形。皇城北面没有墙,两城以一条宽三百步的横街相隔,街北是宫城的南门承天门。每逢重大节日,朝廷便会在这里举行盛典,接见外国使团和少数民族豪酋也在此处,相当于现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从宫城的南门承天门出发,中经皇城南门朱雀门,再到长安南门明德门,是一条笔直的大道,叫朱雀大街,也叫作天街。天街宽150米,两边设有人行道和排水沟,还栽种着整齐漂亮的柳树。以此为中轴线,长安城表现出东西对称的格局,东边万年县,西边长安县,都属于京兆府。

天街两边各有五条南北走向的道路,与十四条东西走向的街道纵横交错,将宫城和皇城以外的城区分隔为一百一十一个格子。除东市和西市外,其余的方格子都是居民区,东边五十四个,西边五十五个,叫作坊。

坊的独立性和封闭性很强。它们都有围墙和坊门,大坊四个,小坊两个,由坊正负责,清晨开门傍晚关闭。各坊之间的南北距离均在40米左右,坊内则有街道和小巷通往各家各户。规模如此之大的坊居然星罗棋布于长安城,是很让人惊讶的。但考虑到当时全城总面积大到84平方公里,是现存西安老城的九倍,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拥挤。 〔24〕

这可真是“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25〕

隋唐洛阳城将宫城布置在都城地势最高的西北,象征居于天之中央的北极星,故而隋唐洛阳城宫城又被称为“紫微宫”。据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

洛阳城的格局大同小异,也是许多方格子的集合体,只不过宫城和皇城偏于西北一角,街道和坊也不如长安多。两相比较,长安显然更像帝都。

如此规划,用心何在?

意图在长安那里看得更为明显:皇帝坐北朝南,通过中央政府君临天下。士农工商等子民,则众星捧月般围绕在领袖和最高权力的周边,有如天上的星星参北斗。统一的规划和布局,则意味着统一的国家要有统一的意志和管理。中央集权大帝国的政治理念,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一目了然。

这种规划甚至也体现着混血王朝的风格。那棋盘般的格局让人想起西周的井田制,一个个自成系统的坊又让人联想到胡人的部落。我们不能肯定宇文恺是不是这样想的,但如果当真,那可就是将井田和部落城市化了。 〔26〕

无疑,这需要才华横溢,也需要气度恢宏。

才华属于宇文恺,气度则属于李世民。他在政权尚待稳固的贞观初年就让投降的突厥入住长安近万户,可不是只看城市容量就能够作出的决定。以后的皇帝财大气粗,就更不在乎。据统计,盛唐时期鸿胪寺的国宾馆里竟然住了几十个国家和民族的使节或代表,有的一住就是几十年,使命完成了也不回国,所有的开销都由鸿胪寺大包大揽。

呵呵,有钱就是任性。

但是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吃不消了。于是宰相李泌(读如必)下令停止供应,使节们则一状告到了政府。敢作敢为的李泌却不吃那一套,他把这些人召集起来训斥说:天底下哪有你们这样的外交官?要么取道回纥或者海路回国,想留下来就得为大唐效劳,干活领俸禄。你们看着办吧!

没有一个人愿意走,李泌便把他们编入神策军。结果是皇家添了壮丁,鸿胪寺则每年省下五十万招待费。

拍手叫好的,还有东西两市的商人。 〔27〕

东西两市是长安的商业区。大体上说,东市是国内贸易中心,西市是国际贸易中心。从奇珍异宝到针头线脑,一应商品不是买于东市,就是买于西市。久而久之,购物就变成了“买东西”。也许“东西”就是这个意思——从东西两市买来的就是东西,否则就不是东西。

但,使节和代表被收编,商贩们为什么高兴?

因为这些“外宾”常常打白条,店铺老板碍于“外交关系”又不便催要。其实使节和代表们赊账,是由于国家财政吃紧,鸿胪寺的补贴不能按时发放。大唐拖欠外宾,外宾就拖欠店铺,店铺却不能拖欠国家,岂能不叫苦连天?

不过,这只是动乱之后的乱象,盛唐时的长安可是风花雪月一片繁华。有个故事说,唐玄宗天宝九载(750),一个名叫郑六的人在逛街时邂逅一位绝色美女,两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共度良宵。直到第二天早晨,他在坊门跟卖饼的胡人说起,才知道自己爱上的是狐狸精。 〔28〕

这位美丽善良的狐狸精,是胡姬的艺术形象吧?

其实,有狐狸精的又岂止长安,其他许多城邑也是国际化的都市,比如洛阳,比如扬州,还有河西走廊的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沙州(敦煌)。在那些西北的城市中,佛法是伴随着驼铃,用印度语、波斯语、粟特语、突厥语和吐蕃语,由不同民族广为传播的。

最典型的还是广州。

广州从孙权的时代开始就是我国重要的通商口岸,到唐代更是胡商云集。仅鉴真法师所见,就有波斯、印度、斯里兰卡和南海、东南亚各国商船。萨珊王朝灭亡后,阿拉伯人就更多。不过,阿拉伯船只仍然被叫做波斯舶,印度洋通用的也是波斯语,正如陆路通用粟特语。 〔29〕

各国的船只,停满了广州港。

大唐给予的则是尊重、保护和优惠政策。胡商们单独居住在蕃坊之中,通过蕃坊的负责人来接受官府管理。他们被允许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甚至被授予一定的自治权,以便裁决内部的纠纷。于是,就连建筑风格也都是阿拉伯的。南国风光再加异国情调,真是分外妖娆。

唐太宗“爱之如一”的主张得到了充分体现,客居广州的侨民则把大唐看作了自己的国家。因此,当黄巢的军队打进来时,他们很自然地就站在了广州保卫战的第一线。结果是十二万侨民被杀,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

信仰之争暂时搁置了。此刻,他们都是唐人。

扬州则是另一番景象。靠着京杭大运河富庶繁荣起来的扬州,最鲜明的标志是诗人、美女和波斯客。后者在萨珊王朝灭亡之后流寓中华,却无不腰缠万贯,以至于冒牌货被叫作“穷波斯”,意思是波斯人中没有穷的。是啊,囊中羞涩岂能“烟花三月下扬州”,商埠之夜注定纸醉金迷。 〔30〕

于是杜牧有了他十年一觉的扬州梦,争当第一的徐凝和张祜也竞相开屏。张祜诗云:十里长街市井边,月明桥上看神仙。徐凝则说: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这一回,张祜似乎又落了下风。

其实多彩多姿的还有盛产蜀锦的益州(成都),作为中转站和集散地的洪州(南昌),等等等等。这些城市当然也都风采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满街都是胡人。 〔31〕

那么,究竟是什么,吸引着世界各国的商人、银行家或高利贷者、外交官、书生、探险家和传教士呢?该不会只是丝绸、茶叶和善解人意的青楼女子吧?

当然不是。

文化航母

阿倍仲麻吕要回日本去了。

中文名字叫做晁衡的阿倍仲麻吕,是在开元四年(716)作为留学生来到大唐的。当时他十九岁,同行的则有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玄昉,均为一时之选。进入国子监学习的阿倍仲麻吕也不负厚望,以优异成绩一举考中进士。 〔32〕

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了三位外籍进士,先后是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新罗人崔致远、阿拉伯人李彦升。

这里面的信息值得深思。

前面说过,唐代科举最难考的是进士。因为其他科目比如明法和明算,选拔的都是专业技术人员。进士科的设置却是要为帝国的高级官员和政治家做人才储备,因此并不考核专业技术,对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则要求更高。

那么,进士科考什么?

贴经、杂文、时务策。贴经就是从儒家经典中选取部分段落篇章做填空题,杂文是写诗和骈文,时务策则是论述时政对策。第一项考基础知识,第二项是才艺展示,第三项相当于学位论文。如此全面考核,难怪考中不易。

对于外国人,就更难。

阿倍仲麻吕却一举成功。此后他留在了长安,成为大唐的一名官员,一住就是几十年。天宝十二载(753),思乡心切的仲麻吕被玄宗皇帝任命为大唐出使日本的使节,与久别重逢的故人、遣唐副使吉备真备一起回国。

消息传出,朝野上下依依不舍,名重一时的王维等人纷纷作诗送别。阿倍仲麻吕则写下了著名的《衔命还国作》送给中国朋友——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33〕

这说明什么呢?

阿倍仲麻吕已经融入大唐。 〔34〕

大唐境内,像仲麻吕这样的外国人不在少数,融入的原因也五花八门。比如萨珊王朝被阿拉伯帝国灭亡后,流亡的波斯王族复国不得,就只好客死长安。但更多的是来了就不想走,比如赖在鸿胪寺国宾馆的那些使节。问题是,并非所有外国人都被唐帝国包养,吸引其他人的又是什么呢?

财富,机会,制度,文化。

逐利而居的商人当然是冲着巨额财富,或者说赚钱机会而来的。这其实要感谢隋炀帝。由于大运河的开通,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基本贯通起来。商旅从广州港登陆,取道梅岭进入洪州,再向东进入钱塘江,就可以一帆风顺地从杭州而扬州,而洛阳,直至丝路的东方起点长安。 〔35〕

作为世界首都,长安是国际贸易的大市场。在此,帝国政府设有市局和市准局,负责工商管理和标准计量,也负责平抑物价。薄利多销的政策刺激了消费,稳定低廉的物价更让远道而来的胡商有利可图。于是,以粟特、波斯和阿拉伯人为主的外来资本集团,就自然而然地形成。

胡人的商团非常专业,甚至操纵和垄断着部分行当。有一次,某寺在做完道场后得到一件施主奉献的宝物,长约数寸形如朽钉。寺僧不识货,拿到西市请胡商鉴定。胡商只看了一眼,马上就说:哪里来的?开个价吧!

寺僧决定狮子大开口,要价十万。

胡商却呵呵大笑。直到寺僧将价码加到五十万,胡商这才不紧不慢地说:告诉你吧,这个值一千万。

成交之后寺僧才知道,那是佛骨。 〔36〕

此事的真伪不得而知,胡商的长袖善舞则毋庸置疑。在他们眼里,对外开放的大唐简直就是天堂。没错,长安是聚宝盆,扬州是销金窟,他们当然乐不思蜀。

但,这样看问题,也就是商人而已。

更多人看重的是建功立业的机会。安史之乱前,作为世界帝国,大唐弥漫着英雄主义的氛围,充满了开拓进取的精神;作为混血王朝,他们又不分种族地对所有人才都敞开大门。于是大臣有天竺人迦叶济,名将有高句丽人高仙芝,外交官有波斯人李密翳,堪称各色人等济济一堂。

隋唐创立的制度也是一块磁石,因为它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先进的。于是,这些制度被移植到了日本。就连长安城的模样,也被几乎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奈良。

更吸引人的,是文化。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生活方式,而唐人的生活充满了趣味和诗意,并崇尚知识、智慧和才情。一个人,如果才华出众风流倜傥,那是会拥有众多粉丝的。

有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唐玄宗开元年间某一天,诗人高适、王昌龄和王之涣在酒楼小饮,邂逅皇家乐团的几位歌女。当时正值寒冬,天上微微飘着雪花。三位诗人回避到外间拥炉听歌,同时约定以歌女所唱诗歌之多寡,来认定自己在诗坛的排名。

然而唱来唱去,不是王昌龄的,便是高适的。王之涣开始沉不住气了。他指着歌女中最出色的一位说:回头她如果不唱我的诗,这辈子不跟你们争高下。

最漂亮的那位也终于发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一曲,直唱得回肠荡气响遏行云,被公认为最精彩。

诗人与歌女就此相识,愉快地度过了一天。 〔37〕

此事的真伪同样无从稽考,体现出的氛围却很可靠。事实上,由于皇家酷爱此道,科举推波助澜,诗在唐代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一种潮流和时尚,以及上流社会的身份标志和统治阶级的共同教养。难怪杜牧能在扬州的青楼如鱼得水了。要知道,他并非富可敌国。

这就雄辩地证明了大唐的文明程度之高。因为只有在高度文明的国家,诗人才会有那么崇高的地位,也才会有那么多人写诗,还人才辈出。在繁星般的名家背后,应该是数量更为庞大的作者和读者群。

阿倍仲麻吕,就是被这种氛围所吸引吗?

也许吧,也许。

可以确知的是,每次遣唐使来华,都会大量搜集唐人的诗作带回日本,吟诗作赋也成为日本皇室和达官贵人的必修功课。与唐宪宗和唐穆宗同时的平安朝嵯峨天皇,甚至写出了丝毫都不逊色于唐人的诗句: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鲈鱼脍,莼菜羹,餐罢酣歌带月行。 〔38〕

何况还有雕塑、绘画、书法和乐舞。

这同样是无法历数的领域,或许只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是作为中国独有的艺术样式,书法在日本和新罗也十分热门。日本的嵯峨天皇、空海法师和新罗的崔致远,都有名作传世。第二是流传到日本和天竺的唐代乐舞,深受西域文化的影响。事实上西域乐舞在长安早已压倒中华乐舞,胡旋舞和柘枝舞(柘读如这)更为上流社会所喜欢。鼓催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西域乐舞简直就是魅力无穷。

有魅力就有传播力,有传播力就有生命力。

大唐正好搭建了这样一个交流传播的平台,满足的需求是双向的,受益也是双向的。外域文化让唐人大开眼界内心丰富,唐制度和唐文化则启迪着其他民族的心智。于是,大唐便成为一艘巨大的文化航母,各国和各民族的使节、商人、僧侣和留学生从这里起飞,把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传播到东亚、中亚、西亚、南亚、西欧和北非。

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就这样横空出世。

命运与选择

似乎从一开始,大唐就面向了世界。

看看他们的都护府就知道——贞观十四年(640)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总章元年(668)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次年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调露元年(679)置安南都护府于宋平(今越南河内)。东西南北,都有都护府。

辖境则早已超出了中国版图。南边到了越南,东边到了朝鲜和韩国,北边到了蒙古国和俄罗斯,西边更是包括了哈萨克斯坦东部和东南部、吉尔吉斯斯坦全部、塔吉克斯坦东部、阿富汗大部、伊朗东北部、土库曼斯坦东半部、乌兹别克斯坦大部。这些今天属于他国领土的地方,当时都被大唐不由分说地看作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甚至疆域。

这,难道还不是世界性大帝国?

然而所有这些动作,都在武后称帝之前完成。从建立安西都护府到设置安南都护府,则只用了三十九年。这就充分说明,对外扩张是太宗到武后三代执政者的共同国策。一个农业民族的王朝,竟会有如此膨胀的野心,又能如此迅速地予以实现,恐怕非比寻常。其间奥秘,究竟何在?

简单地说,有三个原因。

首先,隋唐虽然是农业帝国,却不是或不完全是农业民族建立的。建立新王朝的是混血民族。杨隋和李唐的皇族和重臣身上,都流淌着游牧民族的鲜血。他们从祖上开始,就没有安于本分的习惯,攻击、侵略、开拓、进取反倒是他们的天性,只不过这一次的“草原”更加辽阔而已。

其次,农业帝国也未必就不扩张,亚述和两汉便极具扩张性。两汉的区别仅在于西汉主要向北,东汉主要向南。实际上,农业民族的逻辑是这样的:由于需要定居,所以建立国家;由于需要兴修水利、对付天灾和抵抗外敌,又必须由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最后发展为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帝国建立以后,疆域就成了问题。人口增加以后,土地又成了问题。无论保家卫国还是发展生产,都必定与周边国家产生摩擦,导致战争。因此,农业帝国又必然会发展为农业军事帝国,开疆辟土则成为维持生存的不二法门。

扩张势在必行。

这一点,农业帝国与游牧帝国并无两样。不同的是,游牧民族的战争诉求是财富,农业民族的则是土地。一个要动产,一个要不动产,道不同,术也相异。所以,游牧军事帝国只占领不治理,只屯兵不垦荒,往往是打下一片又丢掉另一片。是啊!天底下只有吃草的,哪有种草的呢?

农业军事帝国的政策却是屯垦戍边。前面的军队打到了哪里,后面的农民就会跟到哪里。在他们看来,扩张就像开荒,也应视为开荒,没有农业跟进的开荒是没有意义的。也因此,如果前方不宜人居,战车就会停下来。

所以,农业帝国的扩张是理性的和有度的,他们的边界就在安全线内,视土地需求的饱和而止。游牧帝国的扩张则是非理性和无限度的,他们的边界是自己的能力。或者说,他们总要打到打不动为止。也因此,他们的历史就像旋风或台风,迅速兴起,迅速消亡,只留下一片狼藉。

这样看,大唐产生征服世界的野心并不奇怪,没有这个野心反倒不太正常。别忘了,就连小小的高句丽,也知道把自己变成军事王国,趁中原内乱之机南下扩张,何况统一强大如汉、唐?所谓“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云云,是借口也是实情。只不过,汉和唐可以用这种口气说话,而且能说到做到,高句丽就不行,这又是为什么呢? 〔39〕

文化的优劣。

请问,文化有优劣吗?

一般地说,就性质和品质而言,文化无优劣。文化就是文化。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任何文化都有存在的理由和权利,也不具备可比性。因此,我们不能说某种文化是优质的,另一种或另一些是劣质的。

但,品质无优劣,形势却有,态势也有。换句话说,世界上没有优质文化或劣质文化,却有优势文化,也有劣势文化。优势肯定优质,也肯定强势。劣势虽未必劣质,却肯定弱势。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成为世界性文明的是隋唐而非其他,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40〕

不过,这里面还是有问题。

问题在于优势不是永远的,具有优越性也不等于一定具有世界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华文化怎样才能长期保持优势,处于弱势的其他文化又将何以自处?

东亚各国各民族,都面临选择。

突厥、回纥和吐蕃选择了坚守。他们虽然也懂汉语,识汉字,使用的公共语言却独立自主。尽管突厥文源自粟特,回纥文源自突厥,吐蕃文则以印度文字为母体,但是总归是他们自己的。同样重要的是佛教和道教始终未能进入突厥社会,回纥干脆选择了摩尼教,吐蕃则在同时引进印度和汉传佛教后创立了自己的宗教系统,并延续至今。

这不难理解。

的确,面对大唐的强势,缺乏深厚积累的他们不能不充满警觉并坚守阵地,以免被高度发达又极具传播力的汉文明吞没。然而有趣的是,同样弱势的日本和新罗,却选择了全盘汉化的文化战略,不惜在日文和韩文创造之前大量直接使用汉字,唯恐不能与中华文明有着共通的文化标识。他们也争相引进汉传佛教,与突厥、回纥和吐蕃正好相反。

选择决定命运。总想与隋唐保持距离的突厥和回纥在历史舞台上功成身退,与中华若即若离的吐蕃以特色鲜明的姿态融入了民族大家庭,全盘汉化的日本和新罗则最终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蓦然回首,真让人感慨万千。 〔41〕

大唐同样面临选择。

没错,公元7世纪的大唐有着令人羡慕的文化优势。两千年前开创的古老文明,在经历了四百年的磨难后,又被五胡和鲜卑注入新鲜血液,从而兼具了农业民族的沉稳和游牧民族的血性,比当年的两汉更加优质和强势。这时,他们就算关起门来孤芳自赏,冲出国境耀武扬威,或者居高临下地目空一切,恐怕也没有太多人好意思批评。

大唐却选择了开放和包容。

开放是对外而言的。任何人都可以进来,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包容是对内而言的。任何外来文化都能为我所用,国民则完全可以各取所需。没有限制,没有区别,没有条条框框,没有清规戒律,只有博大胸怀。

这是自信的表现。

历史学家已经发现,一个王朝和国家,越是政权不稳统治动摇,就越是对内拼命钳制,对外顽固排斥。相反,如果相信自己的政权稳如泰山,自己的文化浩如沧海,那就会打开所有的门窗,对外来文化一视同仁地照单全收。 〔42〕

不能不钦佩唐人。他们有优势,也有优越性,却没有优越感,反倒对外来文化表现出好奇心,对其他民族表现出平常心,既不妄自菲薄,也不仗势欺人。因为他们相信,任何文化都不能颠覆我们的传统,只能成为自己的养分;他们也相信,文明不是私有财产,它属于天下人。

这才真叫大国风度。

现在可以作一个总结了:农业帝国原本就有扩张性,隋唐又是混血王朝,更兼挟中华文化之优势,以开放的姿态和兼容的心态面对现实,这就是他们创造出世界性文明的三大原因。与拜占庭、阿拉伯并为三大帝国,也就不足为奇。

那么,三大帝国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禅宗兴起》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581年(隋文帝开皇元年),北周静帝让位于隋王杨坚,北周亡。杨坚称帝,是为文帝,国号隋。杨坚以长子杨勇为皇太子,封次子杨广为晋王,任并州主管,年十三岁。

582年(开皇二年),南朝陈宣帝卒,子陈叔宝继位。

583年(开皇三年),废九品中正制,东西突厥分裂。

584年(开皇四年),凿广通渠,引渭水至潼关。

588年(开皇八年),隋师伐陈,以杨广为行军元帅。

589年(开皇九年),陈亡,隋统一中国。

591年(开皇十一年),吐谷浑称臣。

592年(开皇十二年),日本推古女皇继位。

600年(开皇二十年),废太子杨勇,立杨广。

603年(仁寿三年),西突厥尽有东突厥之地。

604年(仁寿四年)七月十三日,隋文帝杨坚卒于仁寿宫,享年六十四岁,在位二十四年。二十一日,皇太子杨广继位,是为隋炀帝。是日,杀故太子杨勇。十月十六日,葬文帝。十一月三日,亲至洛阳勘测地形,定洛阳为东都。十一月二十日,陈叔宝卒,谥为炀。

605年(隋炀帝大业元年),开通济渠,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达于淮。开邗沟入江。八月,隋炀帝到江都。

607年(大业三年),日本大使小野妹子到中国。

608年(大业四年),正月,开永济渠,南建于河,北通涿郡(今北京)。

610年(大业六年),三月,隋炀帝再至江都。十二月,开江南河,自京口(今镇江市)至余杭(今杭州市)。

612年(大业八年),第一次征辽东。

613年(大业九年),第二次征辽东。

616年(大业十二年),隋炀帝三至江都,同时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

617年(大业十三年)五月,李渊起兵太原。十一月,攻克长安,立杨侑为皇帝,尊杨广为太上皇。

618年(唐高祖武德元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享年五十岁,在位十五年。五月,李渊称帝于长安,国号唐,唐王朝建立。

619年(武德二年)正月,定租庸调法。

621年(武德四年),李世民战洛阳,活捉窦建德,逼降王世充,六月在长安举行入城式。

622年(武德五年),穆罕默德在麦加创立伊斯兰教。

626年(武德九年)六月,玄武门事变。

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玄奘赴印度取经。

630年(贞观四年),唐破东突厥,唐太宗被各民族酋长尊为天可汗。穆罕默德建立阿拉伯帝国,中国人称为大食。

632年(贞观六年),穆罕默德逝世。

635年(贞观九年),唐军攻陷吐谷浑国都,吐谷浑成为大唐羁縻之下的傀儡国家。景教传入中国。阿拉伯军团攻陷东罗马帝国大马士革。

637年(贞观十一年)或638年(贞观十二年),吐蕃大败吐谷浑。

639年(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出兵西域征讨高昌。

640年(贞观十四年),高昌王麴文泰卒,子智盛继位,败于唐。唐建安西都护府于交河故城。

641年(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进藏。

644年(贞观十八年),唐灭焉耆国。

645年(贞观十九年),玄奘回到长安。

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唐灭龟兹国。

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李世民卒,享年五十一岁,在位二十四年。

651年(唐高宗永徽二年),阿拉伯军团灭波斯萨珊王朝,阿拉伯帝国使节至长安,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

657年(显庆二年),唐军击溃西突厥。

660年(显庆五年),唐高宗病休,武则天执政。新罗联合大唐灭百济。

668年(乾封三年,总章元年),唐灭高句丽,尽有其地,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

670年(咸亨元年),吐蕃大举攻唐,安西四镇被废。

672年(咸亨三年),吐蕃再攻吐谷浑,吐谷浑亡。

679年(调露元年),置安南都护府于宋平(越南河内)。

690年(武则天天授元年),武则天称帝,国号周。

705年(唐中宗神龙元年),武则天卒,大唐复国。

713年(唐玄宗开元元年),渤海王建国。

742年(天宝元年),西突厥彻底灭亡。

755年(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起。

763年 (唐代宗广德元年)十月,吐蕃占领长安,国力鼎盛。

783年(唐德宗建中四年),唐蕃在清水缔结盟约。

788年(贞元四年),回纥行文大唐,宣布改称回鹘。此后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至唐宪宗元和十六年(795-821)为回鹘汗国全盛时期。

821年和822年(唐穆宗长庆元年、二年),唐蕃在长安和拉萨缔结盟约。

840年(唐文宗开成五年),回鹘汗国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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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隋唐定局

产品经理 | 范佳倩 装帧设计 | Mirro 内文设计 | 谈天

出版统筹 | 吴畏 学术顾问 | 陈勤 法律顾问 | 黄荣楠

插图绘制 | 方佳翮 何姝 高文婧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策划人 | 路金波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拜占庭 摇晃的帝国

基督让人为难

流放教皇

上帝的愤怒

给野蛮人加冕

第二章 阿拉伯 半岛

先知

伊斯兰

帝国

告别巴格达

第三章 禅 真经与净土

禅宗故事

六祖惠能

立地成佛

否定之否定

第四章 佛教中国化 法难与自救

人间佛法

时代精神

通往自由之路

改变中国

第五章 大洗牌 搅局

地中海

走向世界

王权与教权

错失良机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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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14

禅宗兴起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禅宗兴起/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1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391-2

Ⅰ. ①禅… Ⅱ. ①易… Ⅲ. ①禅宗-佛教史- 中国-通俗读物 Ⅳ. ①B946.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3955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吴畏 李烨

装帧设计 Mirro

插画 方佳翮 彭琬清 高文婧 何姝

易中天中华史

禅宗兴起

易中天 著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27 千字

印张 7.25

印数 1-45, 000

插页 2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391-2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拜占庭

摇晃的帝国

公元610年堪称非比寻常。就在这一年,再赴江都的隋炀帝开通了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至余杭(今浙江省杭州市)全长八百里。与此同时,伊斯兰教的伟大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得到了天启,而一位名叫希拉克略(Heraclius)的人则成为拜占庭(Byzantium)的皇帝。

新的历史就这样开启了。

此后的世界,便是拜占庭、阿拉伯和隋唐帝国叱咤风云的舞台。当然,三大帝国命运各异。一个半世纪后,大唐达到鼎盛然后衰退,阿拉伯扩张至极面临分裂,拜占庭则跌入低谷准备复兴。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创造了影响世界的文明,而且这文明还都与宗教有关。

不妨先看拜占庭。

拜占庭又称东罗马帝国。不过,东罗马也好,拜占庭也罢,都是后人的说法。正如东晋人从来不说自己是东晋,拜占庭人也从来就认为自己是罗马。他们的国家依然叫做罗马帝国,他们的元首也依然叫做罗马皇帝,尽管帝国的首都早就不在罗马,罗马城也衰颓得不像样子。

实际上在受过古典教育的人眼里,新帝国就像一个破落户私生的混血儿和败家子,不但丢失了祖传的罗马城,还说着拙劣的希腊语,以一种来历不明的宗教为国教。这种宗教的成熟和传播虽然是在古罗马,它的创立者耶稣基督却是犹太人,其教义更是与罗马文明的传统八竿子打不着。 〔1〕

这样的国家,怎么也好意思叫做罗马?

然而拜占庭人却不这么看。作为当时西方世界最强大帝国的臣民,安纳托利亚(Anatolia,即小亚细亚)、埃及和叙利亚以及整个多瑙河以南东欧的主人,他们跟长安城里的中国人一样认为自己是居住在文明世界的中心,只不过这中心在他们那里叫做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像章。约铸于公元324-326年,金制,直径3.6厘米。

君士坦丁堡是在公元330年5月11日成为罗马帝国之首都的,之前的它则是博斯普鲁斯海峡(Strait of Bosporus)西岸的希腊要塞,叫拜占庭。谁都没想到的是,拜占庭虽然由于成为新首都而被改了名字,它的原名却被后人用来称呼迁都之后的新帝国,看来历史确实喜欢开玩笑。

把拜占庭变成帝国新都的,当然是那位赫赫有名的大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他迁都拜占庭的目的也很明确,那就是要实现“新首都,新帝国,新宗教”的政治主张和理想。这个新宗教就是信仰唯一之神的基督教,因此帝国政府必须远离众神喧嚣又破败不堪的老罗马城。

于是,皇帝陛下不辞劳苦地亲自跑马圈地。看着那些疲惫不堪的随从,君士坦丁庄严宣布:在我前面引路的是不可见的神灵——上帝。当然,为了证明信仰的虔诚,新首都的城市中央建起了圣索菲亚(St. Sophia)大教堂,奥古斯都广场上皇帝雕像的手中也既拿着地球仪,又拿着十字架——前者象征着征服世界,后者象征着追随基督。

拜占庭式建筑典范,因其巨大的圆顶而闻名。公元537年竣工,设计师是物理学家米利都的伊西多尔和数学家特拉勒斯的安提莫斯。公元1453年6月,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入君士坦丁堡后,在教堂周围建了四座高大的尖塔。

君士坦丁的这种宗教热情显然需要解释。因此,作为依靠军队拥戴和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的皇帝,他声称自己在进军的途中亲眼看见太阳里出现了十字架形的光芒。受这一神迹的启示,此公便将罗马军旗的图案改成了十字架。据他自己和历史学家们说,从此君士坦丁战无不胜。

呵呵,上帝与他同在。

可惜这种说法越是神乎其神就越是形迹可疑,君士坦丁的信仰确实值得商榷。事实上,他虽然大力扶植基督教,却又宽容地保护异教徒,尤其是大权在握之后。他甚至一再推迟履行入教的手续,直到临终之前才接受了洗礼。

显然,君士坦丁是基督徒,更是政治家。在他那里,帝国的统一和政权的稳固才是第一位的。因此,当基督教各派为教义争得面红耳赤时,君士坦丁却超然物外,甚至将教士们视为命根子的神学理论玩弄于股掌之间。他当然也不会为了基督教去打击多神教。别忘了,拜占庭的新名字是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之城),不是上帝之城或基督之城。

实际上君士坦丁推崇基督教,看重的不是教义,而是它主张一神崇拜。这种单纯的性质正是大一统帝国需要的。这就正如汉帝国独尊儒术并非多么喜欢儒学,只不过儒家学说更适合成为统一帝国的统一思想。

君士坦丁是古罗马的汉武帝。

不能说君士坦丁的选择没有道理。事实上,异教徒们很快就发现了基督教的过人之处:崇高的精神、纯净的心灵和严谨的组织,以及坚定不移的信仰。基督徒的行为举止也令人尊敬。他们扶贫济困,宽恕敌人,勇于殉道,尊重妇女并唾弃背叛。所有这些,都来自他们唯一之主的教导。

相反,古罗马的宗教则显得不堪,如果那也能够叫做宗教的话。要知道,它可是连一个合适的名字都没有,更不要说神学教义、道德规范和组织机构。那些名目繁多的神每个都来历不明,而且不乏通奸乱伦和弑父杀子诸多罪行,根本就不足以成为帝国臣民的道德楷模。

这时不管换了谁,也会选择基督教。

可惜,君士坦丁的上帝并没能保佑他的帝国。基督教被定为国教不过三年,罗马就分裂为东西两半,西边那半也在大部分臣民皈依基督之后不久便轰然倒塌。就连东边的君士坦丁堡最终也未能幸免。它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并被改名为伊斯坦布尔(Istanbul),意思是伊斯兰之城。

据意大利制图者克里斯托弗·保德尔门特1420年制作的羊皮纸墨水画。君士坦丁堡的主要特征均清晰可见:护城河、双层城墙、大广场,还有皇家记功柱、圣索菲亚大教堂,堪称最早的君士坦丁堡实用地图。

这可真让人哭笑不得。

当然,东罗马帝国灭亡要到公元1453年,也就是中国明朝的景泰四年。但在公元610年,希拉克略接手的却无疑是一个烂摊子:国库空空如也,军队士气低落,敌人则从四面八方将帝国团团围定,包括北方的日耳曼蛮族,以及来自中亚的好战民族阿瓦尔人(the Avars)和波斯人。

波斯人是罗马帝国的老对手和死对头,尤其是在萨珊王朝(Sassanid Dynasty)取代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后。他们不但频频发动战争,在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方面也大唱对台戏。罗马帝国迫害基督教徒时,萨珊王朝大批收容他们;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波斯人又支持其异端。被中国人称为景教的那个派别,就是在萨珊波斯形成的。

毫无疑问,波斯人对基督教并没有兴趣,他们信仰的是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因此,收容基督徒和支持其异端,都不妨碍他们在公元614年的5月蜂拥而入圣城耶路撒冷,将基督教的古迹夷为平地。更过分的是,这些异教徒还撬走了教堂中耶稣受难的真十字架,并把它作为战利品连同俘虏一起运往波斯首都泰西封(Ctesiphon)。

是可忍孰不可忍,何况波斯人并没有就此收手。在横扫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后,他们又让东罗马人的埃及总督举手投降。能够为帝国提供四分之一收入的宝地无可奈何地落入敌手,再也没有一粒粮食从亚历山大港运往君士坦丁堡,希拉克略也不得不中止了对市民免费的面包供应。

公元620年,咄咄逼人的波斯军队前进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对岸,与君士坦丁堡隔水相望。这条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通道是那样地狭窄,以至于拜占庭皇帝一眼就能看见敌营中闪烁的火光,甚至能想象出他们的饮酒狂欢。

兵临城下国难当头,被逼入死角的希拉克略不能不把自己变成罗马帝国的防卫者。实际上,当他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皇位时,也就把臣民的厚望放在了肩头。如果不能让摇晃的帝国重新站立,他的下场不会好过前任。

那么,上帝会保佑他吗?

基督让人为难

拯救帝国,对希拉克略来说并不容易。

希拉克略原本是亚美尼亚人(Armenians),父亲则是东罗马帝国的非洲总督,也叫希拉克略。当时,非洲总督权力极大,在任皇帝则被认为很不称职。那个依靠政变上台的家伙根本无法对付日趋严重的内忧外患。帝国需要强者,人民需要领袖。因此,当希拉克略的舰队在秋高气爽之日来到君士坦丁堡准备夺权时,城内城外竟是一片欢腾。

躲进教堂的老皇帝则被两个元老院议员捆绑起来。他毫无悬念地被罢黜,并处以极刑,还被株连九族。临刑前,这个倒霉鬼用充满怨恨的目光看着新皇帝希拉克略,然后鼓起勇气不无嘲讽地对他说:你会更好!

希拉克略记住了这句话。

拜占庭索利多金币,直径20毫米,重4.45克。正面是希拉克略一世及长子希拉克略·君士坦丁、次子希拉克罗纳斯戴王冠的站像。背面有十字架及基督符。英勇的希拉克略一世35岁时即位。

事实上,接过权杖的希拉克略一直都很努力。他即位之后就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全面改革,调整政府机构,整顿财政系统,加强军事建设,甚至亲自出面与阿瓦尔人谈判,带兵跟波斯人作战,结果却是仅仅幸免于被俘。看来,脆弱的帝国已是积重难返,希拉克略必须借助更为强大的力量。

他想到了宗教。

跟君士坦丁相信十字军旗战无不胜一样,希拉克略也认为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当年,从迦太基(Carthage)起航前往君士坦丁堡时,这位年轻的将领就把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钉在了自己的船桅上。现在,他当然也坚信上帝、基督和圣母绝不会让异教徒长期占领圣城和大主教的驻节地,无论这些异族是波斯人、阿瓦尔人还是斯拉夫人。

因此,在完善制度和积蓄力量的同时,希拉克略也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循循善诱地告诉臣民们,帝国将要进行的是一场信仰的保卫战。神圣的上帝之剑将刺向邪恶的魔鬼心脏,沦陷区的基督教兄弟则将得到解放。

希拉克略的这一说法得到了教会的支持。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打开库门慷慨解囊,甚至允许帝国政府借用教堂的金银盘子来铸造硬币。这位大主教还请人在城门上画了基督和圣母的像,以至于在后来的危难关头,不少虔诚的信徒亲眼看见圣母本人出现在城墙上,而且就在自己身旁。

于是,公元622年,希拉克略率领他的军队在大主教的祝福下开始了远征。此后漫长而艰难的战斗毋庸赘述,那不是我们要关心的事情。总之最后的结果,是拜占庭的大军在公元627年的年底兵临泰西封城下,并于次年4月3日与波斯人签订了条约,战争以希拉克略的全胜宣告结束。

这是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前一年的事。

两年后,也就是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的公元630年(贞观四年),波斯人掠去的真十字架被送回耶路撒冷。这件圣物是由希拉克略赤着脚扛进圣城的,由此证明了上帝是如何宠爱他赤诚的仆民。至于留给波斯人的,则是此起彼伏的内乱和无政府状态,以及最终被阿拉伯人灭亡的命运。

十字架本是用来处死战俘、罪犯的刑具。基督教传说中耶稣遭陷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后复活。从此,十字架成为基督教徒信仰的标志。不同的基督教派系,使用的十字架也不尽相同,据说有三百种之多。

异教徒们安静了,基督教的世界却喧嚣不已。

事实上就在希拉克略为帝国的存亡殚精竭虑时,基督教各派别也一刻都没有停止他们的口水战。争论的焦点在于耶稣基督的性质,争论的原因也很简单:基督是上帝之子,又是圣母玛利亚生的。那么,基督到底是人还是神?或者既是人也是神?他的本性又是什么?神性?人性?是只有神性或只有人性,还是既有完整的人性,又有完整的神性?

基督真是让人为难。

这并不奇怪。因为无形的上帝使凡人受孕,生下可以复活的耶稣,本身就很荒谬。然而正因为荒谬,才需要信仰也只能信仰。这是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us)的基本观点。他的话,道破了信仰的秘密和宗教的天机。

没错,如果想得清楚,那又何必信仰?

实际上,如果说宗教也是一种思考,那么,它思考的也只是宇宙的终极问题,而终极问题是不可思考的,或者说是想不出答案的。答案只在信仰之中。作为答案的上帝,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信仰的直白。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信仰,也只作为信仰而存在,无须证明也不能证明。

难怪有人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也因此,聪明的做法是放弃争论,虔诚信仰。

但是这很难。事实上,理性地意识到荒谬需要信仰或信仰必定荒谬,是只有德尔图良这样的人才能达到的境界,也是了不起的境界。对于一般信众而言,如果不想迷迷糊糊地相信(迷信),就必须把上述问题都搞清楚。教会也有责任给广大信众一个交代,否则就是失职。

教会给出了解释,而且这解释正是德尔图良在公元3世纪提出的,叫“三位一体”(Trinity)。这种学说认为,作为无须证明的宇宙本体,上帝只有一个,却又包含着三个同等的位格(Person),即智慧生命的存在显现。第一个位格是造物主,即圣父;第二个是道成肉身的救世主,即圣子;第三个是永远存在于基督徒心灵中的指导思想,即圣灵。

“三位一体”论主张:圣父、圣子、圣灵为同一本体、三个不同的位格。通俗地说:仅有独一的天主;圣天父完全是天主,圣子完全是天主,圣灵完全是天主;圣天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天父。

圣父、圣子、圣灵,虽然是三个位格,本体却只有上帝一个。一个本体,三个位格,就叫“三位一体”。不过,这样的教义不能靠思考去理解,只能靠信仰来接受。德尔图良甚至说,让柏拉图和辩证法什么的见鬼去吧!我们要做和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除此之外,别无所信!

这当然是真正的信仰,可惜偏偏有人叫板。利比亚的主教阿里乌(Arius,又译阿利乌)就跳出来说,不管上帝有几个位格,反正基督是人不是神。因为既然上帝唯一,如果又说基督是神,那就成了多神教。这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是这样一来,基督的性质便又一下子成了问题。如果基督是人,那么他也有神性吗?如果没有,请问凭什么成为救世主?如果有,他的人性和神性又是什么关系?

正统教义的说法是:一个位格,两个全性。

也就是说,基督只有圣子这一个位格,却有人和神两个完全的本性,也有完全的人格和完全的神格。他的神格与圣父同体,人格则与世人相同,但没有原罪。因此,基督作为圣父的独生子,是二性的,也是一位的。

一性派(Monophysitism)却不同意。他们认为,既然是本性,那就只能有一种。基督虽然是人,但他的人性已经完全地融入了神性。因此从本质上说,基督只有一个本性,这就是神性。只有人性或兼有二性的说法是不通的。

这可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看来,最好的办法是“一个基督,各自表述”。反正大家都是基督徒,也都是罗马人。爱国不分先后,信教不分派别,岂不天下太平?

可惜都不干。

不干也有道理。作为主教和神学家,当然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够占上风。作为帝国,既然为了统一臣民的思想而选择了基督教,又岂能容忍他们七嘴八舌莫衷一是?

罗马皇帝不能坐视不管。

事实上他们也管了。只不过,君士坦丁的做法比较粗鲁和野蛮。他在主教会议上强迫阿里乌派接受正统观念,否则就逮捕法办。希拉克略则想两面讨好。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基督虽然有人和神两种本性,却只有一个意志,这就叫“基督一志论”(Monothelitism)。

那么,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争论的双方都对这种说法不满,以至于希拉克略派到亚历山大城的新主教也不得不动粗。血腥的镇压当然不可能换来衷心的拥护。到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Ⅱ)执政的时代,更加无法遏制的冲突和悲剧终于酿成。

流放教皇

君士坦斯比希拉克略更难。

新皇帝是在文成公主进藏那年(公元641年,大唐贞观十五年)开始执政的。这时,帝国的领土早在阿拉伯人的铁蹄下一片片沦丧。从波斯人那里收复失地仅仅六年,忠于安拉的穆斯林军队就杀声震天地冲了过来。耶路撒冷和叙利亚相继沦陷,被俘的帝国长官甚至还被缝进了死骆驼中。

阿拉伯人的迅速崛起是下一章要讲的事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没有让人左右为难的基督。作为严格的一神教,伊斯兰明确宣称先知穆罕默德是人不是神。唯一的神是安拉,穆罕默德只是安拉的使者。因此,穆斯林并不会去争论先知究竟有两种本性还是只有一种。也因此,他们可以一心一意秉承安拉的意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希拉克略却只能徒呼奈何地听任教士们唇枪舌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土次第沦入敌手。他去世后九个月,亚历山大城也向穆斯林军队举起了降旗。那可是拜占庭最富庶的商业中心,希腊文化的重镇和基督教世界的首府啊!

帝国到了这步田地,教士们却还在那里不识大体地喋喋不休,这实在让皇帝陛下寒心和恼怒。公元648年,已经即位七年的君士坦斯发布诏令,禁止再讨论基督的本性和意志问题,违者将受到体罚、监禁甚至流放。

君士坦斯的这一决定多半是想釜底抽薪,没想到实际效果却是火上浇油。诏令发布第二年,罗马教省和西部地区就反了,而且带头人就是教皇马丁一世(Martin Ⅰ)。

这当然很严重。

我们知道,基督教是有着严密组织机构的。他们的教务行政区叫教区,大的教区叫教省。教区的主管叫主教,教省的叫大主教,首都或大都会的叫都主教,最高级别的叫宗主教(Patriarch,东正教称为牧首)。所谓教皇,其实就是罗马城主教、罗马教省都主教和西部地区宗主教。

罗马主教当然不是唯一的宗主教,却因为西罗马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Valentinianus Ⅲ)的一纸文书而得以自封为教会最高首脑,以后又被西方教会逐渐接受为普世最高主教,因此称为Papa(父亲),汉译教皇。 〔2〕

不过,当时的罗马教皇虽然由选举产生,依照惯例却仍然需要罗马皇帝认可,哪怕这罗马其实是拜占庭。然而在公元649年,也就是君士坦斯发布诏令的第二年,罗马城的神职人员公然罔顾东罗马皇帝的权威,自说自话地就让马丁接手了去世教皇的职务,并开始行使职权。

马丁也当仁不让,三个月后便召开了主教会议。105名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和非洲的主教齐聚一堂,共同声讨并谴责一性派和一志论。马丁让人把会议情形画成了壁画,还给君士坦斯写了一封公开信。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将决议呈送皇帝陛下御览,并同时将其副本传遍全国。

拜占庭索利多金币,直径20毫米,厚1毫米,重4.37克。正面为君士坦斯二世像。这位流放了教皇的拜占庭皇帝,数年后又下令处死同胞兄弟狄奥多西,就此众叛亲离。君士坦斯被暗杀后,他的儿子君士坦丁四世即位。

显然,这无异于挑衅,甚至摊牌。

这时的君士坦斯还不到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因此尽管马丁在信中表达了对帝国元首的忠诚,年轻的陛下仍然怒不可遏。在经历了一系列噩梦般的折腾后,躺在病床上的教皇还是被蛮不讲理的武夫们押解到君士坦丁堡,并在单独监禁三个月后被送上了帝国法庭的被告席。

罪名却是叛国。

教皇坦然地面对审判。他甚至建议证人们在出庭时不必宣誓说真话,这样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信口开河。他也赞扬了操办此事的人。他们是那样地敬业和专业,以至于每个程序都中规中矩,显然经过了认真和有效的排练。

走完法定程序之后,教皇被带到宫中的庭院,剥去法衣接受鞭挞。年轻的皇帝在阳台上观看了全过程,然后将死刑判决改为流放。武则天被立为皇后那年,也就是公元655年的9月,前教皇死在了黑海以北的克里米亚(Crimea),那地方对于曾经的文明中心罗马来说真可谓地老天荒。

马丁在流放地只存活了两年,他当然没有看到君士坦斯最后的下场。此君在高句丽灭亡那年(668)被臣属谋杀在浴室里,距离他流放马丁是十五年。

但,作为背上叛国罪名的殉道者,马丁却看到了世态的炎凉。他的职位很快就被拜占庭皇帝可以接受的人继承,原先跟他并肩作战的主教们也不再关心他的痛痒,仿佛他早已在地球上消失。据马丁自己在临终前说,那些人把他遗忘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根本就不想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

孤独的马丁只好孤独地死去。

很难谴责主教们的冷漠无情。毕竟,马丁可以赴死,教会却要存活。这就不能跟君士坦丁堡弄得太僵,同时又必须保持罗马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这样的平衡木并不好走。

因此,当君士坦斯决意置马丁于死地,甚至不惜诬陷他勾结阿拉伯人时,罗马教会便不得不做出让步。这不仅因为他们在名义上还是拜占庭帝国的臣民,也因为基督教世界已经四分五裂,东方教会并不跟他们同心同德。

事实上,当时的宗主教有五个,排名为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Antioch)和耶路撒冷,后面四个宗主教的辖区都在东方——小亚细亚、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尽管东方四大教区之间也有意见分歧,但在文化传统等方面与西方更有隔阂,这不能不让罗马感到压力。 〔3〕

与君士坦丁堡,矛盾就更多。

其实,自从迁都以后,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的关系就一直非常微妙,而且这种微妙跟唐代的长安和洛阳不同。洛阳只是陪都,罗马却是废都。这个曾经的世界中心已经由百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沦落为只有几万人的小城,而且饱受摧残和蹂躏。它那往日的辉煌都被埋在了废墟之中,只剩下无数的冤魂在暗夜呻吟,在天空徘徊。

幸亏还有教会。

的确,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城的威望、秩序甚至市民的生存,都只能靠教会来维持。教皇实际上承担了罗马皇帝的责任,远在天边的皇帝则既派不出一兵一卒,又掏不出一分一厘。那么请问,他又凭什么对罗马指手画脚?

显然,曾经的文明中心罗马虽然自知再也无法成为帝国的政治首都,却不能不力保宗教首都的地位。而且在罗马主教看来,他们作为耶稣大弟子圣彼得的继承人,原本就应该享有这样的崇高地位和绝对权威。 〔4〕

相反,东部教会则始终处于拜占庭皇帝的控制之下。这些君主原本是俗人,却居然主持召开宗教会议,任命主教和惩罚教士。如此将教俗两界的权力集于一身,本身就让人无法容忍。如果他还要自命为上帝的代言人,让君士坦丁堡取代罗马的地位,那就更不能接受。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也是罗马的底线。 〔5〕

罗马必须说不,也有资格说不。

也许,这就是马丁要惹是生非的原因。换句话说,罗马教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感到,绝不能把对教义的解释权让渡给拜占庭皇帝,更必须用三位一体的正统观念来统一基督教世界的思想和信仰,非如此不能捍卫教会的、同时也是上帝的权威和尊严。

因此,尽管这一次罗马教会在人事上做了让步,但教权与皇权之争不会停止,西部和东部则终有一别。也因此,当拜占庭皇帝再一次粗暴干预宗教事务,试图将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时,新的风暴就会掀起。

上帝的愤怒

公元726年,也就是唐玄宗的开元十四年,一座火山在爱琴海底爆发。灼热的岩浆喷涌而出,海面上掀起了滔天的巨浪,火山灰遮蔽着整个天空,仿佛末日已经来临。

几乎所有人都惊呆了。

正如传统社会的中国人会把这种现象视为天谴,本次火山爆发也被拜占庭人看作了上帝的愤怒,皇帝陛下对此更是坚信不疑。因此,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了。

此时的皇帝是利奥三世(Leo Ⅲ)。这个叙利亚出生的退伍军人在公元717年的3月登上皇位,接手之时帝国的山河正如百年之前一样破碎。而且在他即位后不久,阿拉伯的海军和陆军就对君士坦丁堡发起了进攻。两路军队从东部穿越了小亚细亚,爱琴海上的一支舰队也来势汹汹。

利奥三世沉着应战。他聪明地与保加利亚人结成了联合阵线,那些来到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也显然更愿意与拜占庭人结盟,而非与阿拉伯人为邻。皇帝还向上天求助。他用十字架拍打着海面,请求上帝保佑它忠诚的仆民。

终于,在718年的夏天,无心恋战的阿拉伯人沮丧地撤出了战场,利奥三世却没有感到欣喜。因为当他一片片收复失地时,看到的竟是满目疮痍。过去那些繁华的都市现在遍布贫民窟,美轮美奂的建筑物则统统变成了残垣断壁,阿拉伯人已经成功地让拜占庭帝国遍体鳞伤。

皇帝陛下悲愤满腔。

现在看来,利奥三世应该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同时也是一个喜欢思考问题的人。他很可能反思了帝国这数百年的历史,探讨了民族多灾多难的原因。答案也很简单:一定是拜占庭人做了什么错事,从而引起了上帝的愤怒。

问题在于错在哪里。

火山爆发给了他启示。事实上,在他进行君士坦丁堡保卫战的718年,爱琴海也曾有过一次这样的灾难,结果是双方军队都损失惨重,阿拉伯人的舰船也大部分被烧光。但是现在阿拉伯人已经撤退了,上帝却还要表示愤怒,而且只惩罚拜占庭人,那就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这就要弄清楚阿拉伯人与拜占庭人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不同在信仰的坚定性和纯粹性。

众所周知,阿拉伯人跟拜占庭人以及犹太人一样,信仰的都是一神教。一神教的特点是只崇拜唯一的神,而且无论这神是被叫做上帝(God)、安拉(Allāh)或雅赫维(Yahveh),都是没有形象的。唯其无形,才无限,也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能够“无中生有”地创造一切。

因此,犹太、基督和伊斯兰这三大一神教,都反对偶像崇拜。伊斯兰教甚至认为多神崇拜和偶像崇拜是最恶劣和最不可饶恕的罪恶,违者是一定要罚入火狱的。穆斯林也严格地遵守了这一规定。他们在占领了拜占庭的行省后,便立即重新铸造硬币,以便抹去上面的雕像。

拜占庭人就差多了。

与早期基督徒遵循着犹太人的足迹,严格遵守禁止偶像崇拜的摩西律法不同,拜占庭人在公元6世纪开始对圣像崇拜习以为常。许多虔诚的教徒在基督、圣母和圣徒的形象面前祈祷,教堂中也布满了偶像。这些教徒中当然也包括拜占庭皇帝,帝国的防卫者希拉克略就是其中之一。

既然圣徒都受到崇拜,天使当然更不例外,罗马教会甚至为战胜了撒旦的大天使长米迦勒(Michael)修建了一座教堂。大天使长加百利(Gabriel)也备受欢迎,因为他曾经向圣母玛利亚报告了由圣灵怀胎的福音。

在如此之多的形象面前顶礼膜拜,实在难免偶像崇拜甚至多神崇拜的嫌疑,也饱受穆斯林和犹太人的诟病。在后者的眼里,这种行为已经跟异教徒没有两样,拜占庭的一落千丈和国势日颓也可以说是自作自受。

利奥三世认为,问题显然就出在这里。也就是说,正是对偶像的崇拜引起了上帝的愤怒,而要想彻底拯救帝国就必须痛改前非。这是爱国爱教者当仁不让的历史使命,一场运动也就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展开。

这就是圣像破坏运动(Iconoclasm)。

运动是雷厉风行的。基督、圣母、圣徒和天使的画像和塑像从教堂和公共场所拆除,而代之以十字架、花朵、鸟类等官方认可的图案。这种替换是如此迅速而彻底,以至于有人尖刻地说:我们的教堂现在成了水果店和鸟笼子。

皇帝陛下非常满意,却没想到此举不但未能平息上帝的愤怒,反倒燃起了臣民的怒火。他们指出,圣像的存在有利于凝聚信徒的宗教情感,光秃秃的墙面则实在无法让人打起精神。何况拜占庭人普遍认为,请已故的圣徒“代祷”比自己祈祷更为有效,圣像破坏运动却使这不再成为可能。

据创作于6世纪的耶稣与圣麦纳斯画像。原作为木版蛋彩画像,长宽均为57厘米,现藏于法国巴黎卢浮宫。

利奥三世已经犯了众怒。

愤怒席卷了希腊半岛和意大利,尤其是在利奥三世试图加倍征收财产税以后。某些地方的军队甚至发生兵变,只是由于教皇格列高利二世(Gregorius Ⅱ)的劝阻,他们才停止了另立皇帝和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动作。

然而罗马教会的态度却很鲜明。格列高利二世正本清源地说:向圣像行礼不是崇拜而是致敬,皇帝的说法完全是混淆是非。而且,为了捍卫罗马对宗教事务的领导权,这位教皇毫不客气地宣布圣像破坏运动是异端(heresy)。

判定为异端是基督教内部斗争的杀手锏。在这种斗争中,对付持不同意见者最便当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宣布对方是异端。前面说过的阿里乌派、一性论和一志论就享受过这种待遇,现在轮到利奥三世主导的运动。

呵呵,罗马教会也当仁不让。

利奥三世的答复,则是在公元733年派了一支舰队前往意大利,很可能是要像君士坦斯对待马丁那样对付教皇。这时的教皇已经是格列高利三世(Gregorius Ⅲ)。此君比他的前任更加强硬,竟在两年前召开会议,宣布将赞成圣像破坏运动的人开除教籍,并停止向拜占庭国库缴纳贡金。

皇帝陛下当然不能容忍。尽管他派出的舰队在亚得里亚海的风暴中沉没了,他的固执却变本加厉。作为报复,他宣布将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划出罗马教区,将这些地区的教廷司法权移交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他还没收了教皇在西西里的地产,看来皇帝的愤怒也不可等闲视之。

公元741年,利奥三世死于水肿病。在反对派看来,恐怕这才体现了上帝的愤怒。何况此前在君士坦丁堡还发生了地震,尽管同年拜占庭也击退了阿拉伯人的进攻。

这笔账,也许永远都算不清。

圣像破坏运动却仍在继续。公元754年,利奥三世的继承人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Ⅴ)召开会议,宣布圣像崇拜就是偶像崇拜,皇帝有权干预教会。会后,许多修道院被迫关闭或者变成兵营,大批教士被迫还俗,大量教产也被收归国有。愤怒的罗马教皇则针锋相对地宣布,给予拜占庭皇帝及其追随者以“绝罚”处分。依照教规,受到绝罚处分的教徒将被教众孤立,而且死后不能进入天堂。

皇帝当然不会被吓倒,案子却翻了过来。两个支持圣像的女人——女皇艾琳(Irene)和皇太后狄奥多拉(Theodora)让利奥三世的所有努力都打了水漂。后者甚至在843年让东部教会做出决定,将反对圣像崇拜的人开除教籍。 〔6〕

但这已是利奥三世去世以后太多年份的事,彻底失望的教皇也早就开始谋求他人的支持。为此,他不惜把王冠戴在了蛮族的头上,从而翻开了欧洲历史新的一页。

给野蛮人加冕

教皇联合的蛮族是法兰克人(Frank)。

法兰克是日耳曼人(Germans)的一支,而日耳曼人就是古罗马帝国的“五胡”,只不过他们建立的国家年头都超过了我们的十六国,西哥特王国的时间甚至比北魏还长。但日耳曼王国中最为兴旺发达的,还是法兰克。 〔7〕

这个王国的故事,我们在本中华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中已经说过。他们的成功得益于三件事,这就是建立采邑制,皈依基督教,实现罗马化。结果,法兰克变成了超级封建大王国,并成为抵挡伊斯兰渗入欧洲的屏障。

罗马教皇却显得弱势。

事实上,自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可怜的罗马就几乎成了一座孤城。由于君士坦丁堡鞭长莫及又自顾不暇,教皇不得不自筹资金,用以养兵和贿赂伦巴德人(Lombard)。那些曾经的蛮族近在咫尺,而且无时无刻不是虎视眈眈。

公元754年,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伦巴德人终于向罗马发起进攻。教皇史蒂芬二世(Stephen Ⅱ)向伦巴德国王行贿无效,向拜占庭皇帝求援无果,只好佩戴着基督的圣像,赤脚率领教士和信徒游行,向神祈祷。最后,就连这一招也不管用时,教皇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是的,他决定向法兰克王国求助。

这时法兰克王国的执政者是丕平(Pepin)。矮子丕平是铁锤查理(Charles Martel)的儿子,职位是宫相。宫相就是宫廷的总管,但在查理·马特的时代已经成为实际上的执政者。事实上查理·马特也是法兰克的曹操,建立封建制就是他的杰作,并且由于击败阿拉伯人的进攻而获得了马特(铁锤)的称号。因此,丕平也很愿意把自己变成曹丕。

公元751年,通过贵族会议的程序,法兰克的傀儡国王将王位禅让给了丕平,当时的教皇则对此表示了祝福。他派出使者为新国王举行了涂油礼。当神圣的液体倒在丕平头上之日,谁都没想到一个新时代其实已经来临。

首先诞生的是教皇国(Papal States)。

教皇国其实是丕平的酬谢。这不仅因为前任教皇派人施了涂油礼,更因为新任教皇史蒂芬冒着寒风和大雪,翻过阿尔卑斯山出现在他的面前。这可是罗马教廷设立以来,教皇第一次踏上法兰克的国土,对于曾经的野蛮人当然是意外的惊喜和非同寻常的鼓舞,丕平不能不激动万分。

毫无疑问,教皇大人其实是来求援的,而丕平正好也要求助。他的民族备受歧视,他的王位也来路不明,这些都需要正名,更需要上帝的祝福。因此在篡位之前,丕平曾派遣使者访问罗马,请教皇指示究竟谁该当国王。

教皇立即意识到这是树立权威的绝佳时机,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拥有了废立君主的特权。史蒂芬二世当然更明白个中利害,于是亲自为丕平重新举行加冕礼,宣布上帝将法兰克赐予新国王,还赠给他的两个儿子以罗马贵族的头衔。这样一来,两位新贵也就同时有了保卫圣城的义务。

感恩戴德的丕平决定投桃报李。754年和756年,他率领部队两次南下,打得伦巴德人满地找牙彻底臣服。丕平将伦巴德人吐出来的肥肉慷慨地赠予教皇,意大利半岛的大片土地归属了罗马教会,政教合一的教皇国由此建立。

这当然是拜占庭不愿意看到的。在他们看来,这些土地是帝国的而非教会的。然而教皇却不失时机地拿出了显然是伪造的文件,声称这不过是兑现君士坦丁当年的承诺。对于这一谎言,君士坦丁堡只能沉默。因为他们很清楚,无论激怒教皇还是激怒丕平,都不是明智的选择。

接下来,是查理曼帝国登场。

查理曼帝国是丕平的儿子查理建立的。此君在位四十六年,征战五十三次,灭亡伦巴德,击退阿拉伯,征服萨克森(Saxony,撒克逊人的一支),打败阿瓦尔,把疆域扩大了几乎一倍,让占领地的人民都皈依了基督教,因此被称为查理曼(Charlemagne),意思是伟大的查理,或查理大帝。

伟大的查理不再满足于只做国王,何况其王国的版图已经包括今天的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一部分,这难道还不是帝国?

加冕是迟早的事,需要的只是时机。

时机说来就来。公元799年,教皇利奥三世因不得人心而被罗马贵族废黜,只身逃往法兰克,投奔查理曼。查理曼很清楚利奥三世被废的原因之一,是跟自己走得太近。因此在第二年,他便亲自带兵将教皇护送回国,并把他重新扶上圣座,自己则陪伴教皇在罗马度过了漫长的冬天。

教皇决定报恩。

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晚上,罗马城内的圣彼得大教堂灯火通明,庄严肃穆的赞美诗在穹顶回响。当查理曼跪下来祈祷时,教皇轻轻地走到他身边,然后将一顶华美的皇冠戴在了他的头上。紧接着,教士和信徒们齐声欢呼:查理·奥古斯都,上帝加冕的伟大而温柔的皇帝万寿无疆!

最初由君士坦丁于公元326-333年修建,后毁于战乱。16世纪重建,工期长达120年,意大利最优秀的建筑师米开朗基罗、德拉·波尔塔、布拉曼特和卡洛·马泰尔陆续主持设计和施工,直到1626年11月18日才完工。

又一位罗马皇帝就此诞生。

查理曼被这突如其来的戏剧性场面惊呆了,甚至试图制止罗马人的欢呼。显然,没人向他事先通知教皇的计划,因此尽管这皇冠确实是他想要的,却还是有点不知所措。

不管怎么说,法兰克王国现在变成了查理曼帝国。只不过这个名字正如拜占庭帝国,也是后人的称呼,当时的正式说法却是罗马帝国。也就是说,从那一刻起,天底下又有了两个罗马帝国,两个罗马皇帝,就像东罗马和西罗马。

但,为什么是罗马,不是法兰克?

有三个原因。

首先,正如中国的五胡都认同华夏,建立政权后都自称中华皇帝,那时的希腊人和日耳曼人也都认同罗马,只要他们曾经生活在罗马文明圈,或者皈依了基督教。不认同的都是圈外的,比如波斯人或阿拉伯人。这样看,罗马不愧为影响世界的伟大文明,有着自己的道统和文脉。

其次,在罗马文明圈中,只有获得了奥古斯都的称号才是皇帝(恺撒则是副帝),他们的国家也才是帝国。否则就只能叫国王,他们的国家也只能叫王国,就像胡人的首领只能叫可汗,国家只能叫汗国。元首不叫奥古斯都的帕提亚和阿拉伯也被称为帝国,是后世历史学家的说法,罗马人是不承认的,正如隋炀帝不会认为日本天皇是皇帝。

第三,奥古斯都这个称号类似于中国的天子。称天子的都是中华皇帝,称奥古斯都的当然也都是罗马皇帝。就连副帝的称号恺撒也被沿用,俄国的沙皇就是恺撒的意思。这个时候,奥古斯都或者恺撒是说拉丁语还是斯拉夫语已经不再重要。想想看,拜占庭人不就说希腊语吗?

因此,教皇为查理曼加冕,并称他为奥古斯都,就意义非凡。这不仅意味着承认法兰克人属于罗马文明圈,可以成为罗马世界的领袖,也表明了一个清晰的意向——如果教会必须依附于某个皇帝,那么,罗马的效忠对象就将由拜占庭变成法兰克,尽管两个帝国的皇帝其实都不是罗马人。

这时的拜占庭人真是沮丧至极又痛苦万分,却也只能面对现实。因此,尽管许多人坚持认为,野蛮人和外国人不适合皇帝的职位,但经过反复权衡,君士坦丁堡最终还是承认了查理曼的帝号,承认他也是“罗马人的皇帝”。 〔8〕

此后,两个“罗马帝国”都有各自的路要走。查理曼帝国将孕育三个新的国家: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拜占庭帝国则将走出低谷实现复兴。现在,我们的目光却必须转向阿拉伯,转向那勃然崛起的新帝国、新宗教和新文明。因为只有看清了他们的来龙去脉,才能更好地理解大唐。

第二章

阿拉伯

半岛

与海风吹拂的拜占庭不同,阿拉伯帝国的诞生之地贫瘠而荒凉。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岛,被红海、阿拉伯海、波斯湾和阿曼湾环绕的这个地方,三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然没有一条永久性的河流,大部分地区是碎石平原、熔岩区、沙漠或旷野。干燥而灼热的草原上长着可供骆驼食用的灌木丛,适宜农耕的绿洲则寥若晨星。 〔1〕

于是,阿拉伯半岛虽然夹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之间,却仿佛被造物主遗忘。直到两河文明和埃及文明陨落多年以后,这里依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动静,响起来的只有驼铃。也许,除了真主,谁都想不到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竟会兴起一种伟大的、影响世界的文明。

这是一个奇迹。

新文明的创造者是阿拉伯人(Arabs)的一支,叫贝都因人(Bedouins,又译贝杜因人或贝督因人),意思是“荒原游牧民”。他们属于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主要靠饲养骆驼和马、羊为生,每年都要周期性地沿固定路线迁徙,游牧的距离常常在一千公里以上。只有少数有幸住在绿洲的居民种植大麦、小麦、甜瓜和椰枣,或者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于是椰枣和骆驼便成了这个半岛最具特色的风光和象征。

知道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伊斯兰文化为什么那样喜欢和亲近绿色,并把天堂称为天园,地狱称为火狱。是啊,半岛最炎热的地方夏季气温超过50摄氏度,沙漠的地表温度更高达70摄氏度以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又有谁不向往绿色之园呢?贝都因人的生存条件确实太艰苦了。

幸亏还有商道。

商道叫希贾兹(Hejaz),又译汉志。它北起约旦,南至也门,中经沙特阿拉伯王国三省,背靠希贾兹山脉而与红海平行,并且跟红海一样狭长,历来就是连接欧亚两洲的商贸之路。那些装在帆船上的东方商品——主要是奢侈品,包括产自印度和中国的宝石、香料和丝绸,经由阿拉伯海运到也门以后,为了避开拜占庭和波斯人的战乱,往往选择走陆路运往叙利亚和地中海岸,再运往欧洲卖出大价钱。

无数来自东方远洋的商品,先用帆船运至也门,然后用骆驼沿希贾兹商道运往叙利亚和地中海岸,再运往欧洲。随着大型商队和沿线城市的出现,希贾兹商道也达到鼎盛,成为当时连接欧亚的交通要道。

这样一条路,实在堪称“生财之道”。

何况半岛的南部还是乳香和没药的产地,尽管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作为香料和药膏,这两种橄榄科植物的树脂对于许多文明古国都至关重要。希伯来人用它们来祭祀神灵和养颜治病,罗马人用来掩盖火葬时产生的恶臭,埃及人则用来制作最好的木乃伊,结果其身价竟至于几近黄金。 〔2〕

有了乳香和没药,又有了希贾兹商道,养骆驼的贝都因人很便当地就把自己从牧民变成了半游牧半商贸民族。实力雄厚的部落组织起商队,那些穿灯笼裤、腰间插着弯刀的散兵游勇则成为向导和保镖。这对于骑惯了骆驼走惯了远路的他们来说,显然并不存在转换身份的困难。

商队是规模庞大的,最多时据说人员可达三百,骆驼可达二千五百头,上千骆驼则很可能是标准配置。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行走在漫漫征途,就不但需要安全,也需要沿途的补给。前者使商队变成了武装集团,后者则催生了城市经济。而且,这些城市也有着独特的称号——它们被学术界恰如其分地称为“队商城市”。 〔3〕

队商城市是由商站发展而来的,尽管其中也有一些曾经是犹太人的农垦区。事实上,绿洲上的村落原本就是游牧民获取农产品的园圃,现在变成商队的中转站和补给站同样顺理成章。当它们由于需求的增长变成旅店、商铺、作坊和农贸市场的庞大集合体时,站点也就变成了城市。

这样的城市当然规模有限,但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却意义重大。因为正如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所指出,史前与文明的分界在国家,国家的标志在城市。也就是说,一个民族一旦建立了城市,他们的国家和文明就迟早要诞生。

何况商道上的城市不是一个两个。作为商队必须停下来歇脚打尖,购买便鞋、马鞍和盛水皮囊的站点,它们从南到北接二连三,就像古埃及的城邦——诺姆。只不过,把诺姆像珍珠一样串联起来的是尼罗河,把队商城市连缀起来的则是希贾兹。由商道而非河流创造历史,正是伊斯兰文明的独特之处。种种奥秘,可谓尽在其中。

不妨来看麦加(Mecca)。

作为穆罕默德的出生地和伊斯兰教的兴起地,当年的麦加并无今日之景象。那时,这座其貌不扬的小镇坐落在干燥而多沙“没有庄稼的山谷”之中,令人绝望地被两重荒凉无树的群山环绕。用石头或干砖——晒干而非烧制的砖块砌成的平顶屋构成了它拥挤的居民区,只有城市中心开阔广场上的一眼圣泉和一座神庙,才暗示着它必将非同凡响。 〔4〕

这就是渗渗泉和克尔白。

克尔白是Ka‘ba(阿拉伯语,以下无另注者皆同)的音译,意思是“立方体的房屋”。这座四方盒子般的建筑物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其中藏有一块黑色的陨石。它被认为是天上掉下来的圣物,而且据说是人类的始祖所安放。克尔白旁边的渗渗泉(Bir’Zam-zam)同样不凡,它是阿拉伯人的先祖在造物主的指引下挖出甚至一脚踩出来的。 〔5〕

神奇而神圣的黑陨石和渗渗泉,让麦加在成为伊斯兰教第一圣地之前就成为阿拉伯人的朝觐中心,也为这座城市赢得了和平。隋文帝开皇六年,也就是穆罕默德十六岁的公元586年以后,麦加被各部落约定为不得斗殴的禁地,管理事务和维持秩序的监护权则被交给了古来氏人。 〔6〕

古来氏(Quraysh)一词的本义是钱币或鲨鱼,但无论哪种解释用于这个部落都很合适。事实上他们就是贝都因人当中的大鳄,不但全民经商,而且多财善贾,尽管他们原本以游牧和掠夺为生。但当希贾兹成为“生财之道”后,精明的古来氏人立即就放下了屠刀,转而依靠出租骆驼和护送商队发家致富,并发展为定居麦加的专业化商贸部落。 〔7〕

成为商贸民族的古来氏人无疑很懂生意经。他们不但成功地把麦加变成了希贾兹商道上的队商城市,也很好地维护着这座城市朝觐中心的地位,并利用禁地和禁月的惯例大做文章。在约定禁止斗殴的月份,他们为前来朝觐并进行交易的中西部阿拉伯人提供种种方便,甚至还组织一年一次的乌卡兹(Ukaz)集市,就像现在的贸洽会和商品展。

麦加日趋繁荣。

繁荣的麦加吸引着八方来客,无论他们是要在那朴素的圣殿进行虔诚的祈祷,还是要在那多彩的市场进行公平的交易。总之,在先知宣示天启之前,麦加已经同时成为半岛的商业中心和宗教中心。尽管严格地说,此时的麦加还只能称作朝觐中心,但成为宗教中心却只是早晚的事。

这就既不同于主要是政治中心的中国都邑,也不同于主要是商业中心的希腊城邦。由此诞生出来的,当然就既不可能是中国式的大陆农耕文明,也不可能是希腊式的海洋工商文明,而只能是二者之外的第三种——游牧商贸文明。

事实上伊斯兰文明的生命种子,就孕育在贝都因人从游牧到商贸的华丽转身,麦加两个中心的双重性格,以及犹太教和基督教通过商道的传播之中。这就让阿拉伯半岛凝聚了极具创造性的力量,也使伊斯兰作为世界宗教而兴起成为可能。尽管这历史使命的完成还需要另一座城市给力,但不管怎么说,新文明已是呼之欲出。

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位先知,一位领路人。

我们知道,他就是穆罕默德。

先知

一个威严的声音在天空回响:宣读!

我不会。听到声音的人说。

这是实话,不识字的他确实不知道该宣读什么。

宣读!

威严的声音继续发出命令。与此同时,受命的人感到自己被无形的手紧紧抱住,几乎透不过气来。但,当他精疲力尽并感觉被放开时,仍弱弱地说:我不会。

于是命令和动作再次重复,如是者三。最后,威严的声音明确告诉他: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他曾用血块创造人。你应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 〔8〕

听到这话,那人浑身战栗。

这是公元610年2月的某个晚上,按照阿拉伯传统历法和后来的伊斯兰教历则是9月。地点是在麦加城北的希拉(Hirā’)山洞,说话的是天使哲布勒伊莱(Jibrā’īl,又译吉卜利勒、吉布利里等等,即基督教的大天使长加百利),面对天使的那人当然就是穆罕默德。

跟中国的圣人孔夫子一样,伊斯兰教的伟大先知穆罕默德也出身于一个破落贵族的家庭。他的祖父曾经是麦加渗渗泉的掌管者,父亲却在经商途中客死他乡,只给妻子留下五峰骆驼和一群羊,以及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女奴。

作为遗腹子,降生在麦加的穆罕默德被送往沙漠中一户贝都因人收养,五岁时才接回母亲身边。不幸的是,他的母亲和祖父很快就相继去世,孤苦伶仃的他只好小小年纪便跟随伯父外出经商。幸运的是,艰苦的生活和艰难的旅程给了他健康的体格,勤劳好学的他更是因此而见多识广。

这可真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成年后的穆罕默德也表现卓异。他的外表是俊美的,有着长长睫毛的眼睛目光深邃,迈出的步伐坚定而沉稳。他的品德也是高尚的,工作勤勉,待人诚恳,信守诺言。他虽然未能受过正规教育,却是那样地受人尊敬,以至于获得了艾敏(al-Amin)的称号,意思是“忠诚可靠的人”。

更幸运的是,他娶了赫蒂彻为妻。

赫蒂彻(Khadīja)是古来氏贵族的遗孀,四十岁时与穆罕默德结婚。这时的穆罕默德二十五岁,原本是赫蒂彻的雇员。婚后,赫蒂彻把“公司”交给丈夫打理,这就将穆罕默德提升到富有和负责任的地位,为他今后成为阿拉伯人的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奠定了基础。

从贫困和琐事中摆脱出来的穆罕默德开始思考。在他看来,麦加和古来氏人都已经变得堕落。他们在聚敛财富的同时背弃了道德,整个社会人欲横流。贪恋取代勇敢成为卑鄙者的通行证,忠诚反倒成了高贵者的墓志铭。神圣的克尔白殿堂里居然拥挤着三百六十尊偶像,小商小贩们恬不知耻地叫卖各种护身符和小玩意,简直就是对神的亵渎和嘲讽。

这是一种背叛,穆罕默德认为。

于是,四十岁以前,未来的先知常常会在禁月,也就是被称为莱麦丹(Ramadān,又译来埋丹、赖麦德等等)的阿历九月,独自一人在希拉山洞沉思和祈祷,直到天使哲布勒伊莱降临。这是他首次接受天启,此夜也被伊斯兰史学家称为“高贵的夜晚”,又称“受权之夜”。

也就是说,从此他成为先知。

然而先知对此似乎并无思想准备。不知所措的他一路小跑回到了家中,浑身发抖地对为他生了四个女儿和两个儿子的贤妻说:快,快拿条毯子把我盖起来!

赫蒂彻却神闲气定。

听完丈夫的奇遇,这位后来被称为“信士之母”的聪慧女人决定向自己的堂兄请教,因为老先生不但早就皈依了基督教,而且精通希伯来文。结果,这位长者宣布:穆罕默德得到了上天的启示。唯一之神曾将这启示赐予先知摩西和基督耶稣,现在赐给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必须顺从。

那就顺从吧!

顺从的穆罕默德接受了使命。当然,天使哲布勒伊莱也多次降临给他启示。正是这些启示,奠定了伊斯兰教最核心的内容: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接受这信条并崇拜真主敬仰先知的,就是穆斯林(Muslim)。

最早的穆斯林是赫蒂彻,以及先知的一些亲朋好友。宣教和传教则先是秘密的,后是公开的。穆罕默德这样做,当然是因为得到了真主的命令,却遭到麦加古来氏贵族的抵制甚至迫害。这些家伙是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而穆罕默德的许多主张和做法则显然动了他们的奶酪。

先知决定迁往雅特里布。

雅特里布(Yathrib,又译耶斯里卜)也是希贾兹商道上的队商城市,在麦加以北大约400公里,是一处椰枣树环绕的绿洲。当穆斯林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劣时,迁往伸出双手欢迎他们的雅特里布,未尝不是明智的选择。

是的,雅特里布人向先知发出了邀请,尽管他们只是把穆罕默德看作一位可以调停他们内部纠纷的智者,而不是宗教领袖。但有此绿洲,总比困在麦加好。

真主似乎也表示了赞许。据说,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天使哲布勒伊莱引领穆罕默德乘坐一匹长着翅膀的白马来到耶路撒冷,在那里登上云霄,看见了历代先知,也目睹了天园和火狱,然后在黎明时分回到麦加。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伊斯兰教的“登霄节”,耶路撒冷也因此成为伊斯兰的圣城,尽管它先前既是犹太教的,也是基督教的。 〔9〕

此事似乎说明,转折即将发生。

公元622年9月24日,先知抵达雅特里布。这对于他和他的追随者们都是历史性的一步,同时也充满风险。因为按照传统,这就意味着与原来的部落断绝血缘关系,也自动放弃了由此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一旦在那陌生的城市和人群中无法立足,请问他们将何以自处,何以为生?

穆罕默德却睿智地把坏事变成了好事。是啊,既然血缘已无意义,那就依靠信仰吧!于是,一种名叫乌玛(Umma)的穆斯林共同体被发明和建立起来。乌玛有章程、纪律、机构和分工:迁士(随迁穆斯林)担任军事要职,辅士(本地穆斯林)负责户籍税收,导师、领袖和统帅当然是先知。不难看出,这样政教合一的组织离国家已只有一步之遥。 〔10〕

先知大获成功。雅特里布也被改名为麦地那,全称麦地那·纳比(Madinah al-Nabī),意思是“先知之城”。这次迁徙则被称为希吉拉(Hijrah,英语Hegira,汉译徙志),迁徙之年也在后来被定为伊斯兰教教历的元年。

成功的先知并没有忘记麦加。公元630年,穆罕默德率军万人进入自己的故乡。他接受了麦加贵族的皈依,拆除了克尔白殿堂中的偶像,将古庙和陨石定为圣物。从此,麦加成为伊斯兰的宗教中心,麦地那则成为政治中心。

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不久就传入中国,以唐、宋、元为主要时期。传播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陆路,沿丝绸之路从阿拉伯经伊朗、阿富汗到新疆天山南北,再经青海、甘肃穿河西走廊到达长安;二是海路,从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出发经印度洋、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到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中国沿海城市。

这一年,唐太宗也成为了天可汗。

公元632年初,也就是先知与世长辞的半年前,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穆罕默德从麦地那来到麦加,主持了规模空前的朝觐仪式,史称辞朝。参加这次朝觐的十万之众清一色全部都是穆斯林,先知则登上阿拉法特山宣布了真主最后的启示: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 〔11〕

这是新宗教的成年礼。

按照天启,它被命名为伊斯兰(Islām)。

伊斯兰

伊斯兰的意思是顺从。

穆斯林则是顺从的人。

顺从是有特指的,这就是顺从真主的旨意。真主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安拉(Allāh),原本是多神崇拜时期麦加居民的创造神,而且很可能是主神。伊斯兰教兴起以后,安拉成为唯一的神。伊斯兰教认为,只有绝对地敬畏安拉,顺从安拉的旨意,才有可能获得幸福和安宁,获得和平。 〔12〕

没错,伊斯兰还有和平的意思。

这当然是典型的一神教,而且非常坚定和彻底。穆斯林们被告知,全人类拥有同一个宗教,这就是伊斯兰;也只应该崇拜唯一的神,这就是安拉。犹太教的雅赫维,基督教的耶和华,只不过是唯一之神的不同表述。 〔13〕

因此,三大一神教一脉相承,承继了安拉旨意的则是使者(Rasūl,音译来苏里)和先知(Nabī,音译纳比)。先知是能够以各种方式领受安拉启示,并做出预言的人。使者则不但能够如此,还要肩负安拉赋予的特殊宗教使命。所以,先知未必是使者,使者则一定是先知。 〔14〕

先知和使者都是安拉从人类当中特别挑选出来,在不同时期派往不同民族的。穆罕默德之前,最有名的使者和先知是阿丹、努海、易卜拉欣、穆萨、尔撒,实际上也就是《圣经》中的亚当、诺亚、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 〔15〕

穆罕默德则是最后的使者,封印的先知。就是说,此后安拉就不再选派使者和先知了。因此,穆罕默德也是最伟大的圣人,汉语表述为至圣,阿丹(亚当)和尔撒(耶稣)等五人则是大圣,此外还有钦圣和列圣不一而足。

这的确耐人寻味。

那么,安拉为什么要派遣至圣穆罕默德(他也因此被简称为穆圣)来作最后的启示呢?

恐怕是以前的教义不能让安拉满意。

最不能接受的是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真主,无论是叫做安拉还是上帝,都是独一无二的,怎么可能是三个位格中的一位,唯一的神又怎么可能会有三个位格?如果那三个位格都同样受到崇拜,请问与多神教又有何区别? 〔16〕

把耶稣说成是基督(救世主)也很可疑,说成神的儿子更是不通。安拉没有儿子,耶稣是人不是神。他只是安拉的使者,而且只是使者之一,还不是最伟大的。最伟大的使者是穆罕默德,但同样是人不是神。穆斯林只顺从真主,他们对先知的态度是敬仰而非崇拜。至于神的儿子为了替人赎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在他们看来更是无稽之谈。 〔17〕

因此,没有什么“道成肉身”,只有“道成经典”。

经典包括安拉降示的所有天启,就连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也得到承认。犹太人和基督徒则被称为“有经人”,比没有经典和信仰的人高贵。但,正如最伟大的使者是穆圣,最神圣和最完美的经典是《古兰经》。作为安拉最后的启示,《古兰经》是用世界上最优秀也最优美的阿拉伯语宣布的,因此最接近安拉的语言,也是安拉旨意最准确的版本。 〔18〕

《古兰经》共有30卷114章6236节,古兰经每一章以一个阿拉伯语词作为名称。2015年7月22日,英国伯明翰大学表示,该校图书馆发现了全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古兰经》手抄残页,手稿的年代不会晚于穆罕默德归真20年之后。这些残页至少已有1370年历史,是全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古兰经》手稿。

所以,穆斯林极其重视《古兰经》的诵读,并有一系列的相关规定。早期某些学者甚至反对将《古兰经》译为其他语言,因为那会导致安拉旨意的失真,至少无法准确地传达经文在韵脚、节奏和修辞方面的激情和感染力。

这并不奇怪。

实际上古兰(Qur’ān)的本义就是诵读,而诵读能够增强信念和凝聚力。要知道,除第九章外,《古兰经》每一章的章首都有“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这句话,而每次礼拜时都必须诵读的首章则是这样的: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至仁至慈的主,报应日的主。我们只崇拜你,只求你佑助,求你引导我们上正路,你所佑助者的路,不是受谴怒者的路,也不是迷误者的路。 〔19〕

显然,这里表达的,是伊斯兰教最核心的信仰,最核心的诉求,最核心的价值观。不难想象,当穆斯林齐声诵读这段经文时,内心深处升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诵读,岂非不可或缺?

信安拉,信使者,信经典,再加上信天使、信末日和信前定,就构成伊斯兰教的六大信仰。简单地说,就是一切都由安拉事先安排,包括现存世界将会毁灭。一切也都由安拉创造,包括用光创造的天使。天使各有职司,比如哲布勒伊莱负责向穆罕默德传达天启,伊斯拉非来(Israfil)则要在将来吹响审判的号角,宣告世界末日来临。 〔20〕

末日是惊心动魄的。那时,所有的死者都要复活,然后逐一接受安拉的审判。生前行善者将进入天园,作恶者将坠入火狱;功过相抵者则悬在半空,既能望见天园之乐,又能看见火狱之苦,不能不祈求安拉的赦宥。 〔21〕

这就与基督教颇为相近,但伊斯兰教不承认原罪。他们认为人是生而纯洁的,有罪只因不顺从安拉。因此,作为穆斯林,最重要的就是对安拉和先知坚信不疑。也因此,伊斯兰教的五项功课之首就是念功,也就是念诵清真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

清真言是伊斯兰教基本信仰的纲领性表达,因此是每个穆斯林一生中讲得最多的话。在某些隆重的场合,比如入教时和临终前,则不但要念诵清真言,还要念诵作证言——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真主的独一无可怀疑;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奴仆和使者。

显然,清真言和作证言的主要内容完全一致。那么,有了清真言,为什么还要念诵作证言呢?

为了坚定信仰。

实际上,清真言和作证言虽然内容基本一样,口气却不相同。虔诚地念诵“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已是信仰的表白,再加上“我作证”就更加显得坚定不移。所以,这两句话必须念出来,以示公开表白。

君无戏言,穆斯林也一样。

除了念诵清真言和作证言,穆斯林每天都要礼拜,并在先知第一次得到天启的莱麦丹月斋戒。如有条件,一生中至少到麦加朝觐一次,不具备条件的则可请人代为履行。

此外还有纳课,也就是按照一定比例上交正常开支以外盈余财产的部分,用于扶贫济困和宗教事务。由于这是“奉主命”而定的宗教义务,是能够让安拉喜悦的事情,所以叫天课(Zakāt,音译扎卡特)。念诵、礼拜、斋戒、纳课和朝觐简称念、礼、斋、课、朝,是穆斯林的五项功课。

有了六大信仰和五项功课,伊斯兰作为宗教已是相当地完备。问题在于,这种宗教为什么能使阿拉伯人在短短不到百年的时间内,迅速由沙漠部落结成的松散联盟,发展为强大的世界帝国;又在阿拉伯帝国灭亡以后,继续保持向世界各地传播和渗透的态势,终至成为不受王朝兴衰影响,能够依靠自身机制和力量屹立不倒的世界性宗教?

其中奥秘,究竟何在?

帝国

公元632年6月8日,伟大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与世长辞回归安拉,这让许多人六神无主。的确,伊斯兰教由传创而确立,一半因为穆斯林相信安拉的启示,一半也因为穆罕默德的个人魅力。现在,先知已经归真,安拉也不再派遣使者,没有了主心骨的芸芸众生将何去何从?

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首当其冲的还是谁来接盘。前面说过,自从穆罕默德率众迁往雅特里布,乌玛就逐渐取代了原来的氏族和部落。先知归真时,这种政教合一的新社会组织究竟应该定位为穆斯林社团、伊斯兰公社还是麦地那国家,就连后世的历史学家都莫衷一是,更不用说当局者迷。但是谁都清楚,乌玛就像海上的帆船和路上的商队,需要舵手和领路人。

新的制度必须被发明出来,这就是哈里发。

哈里发(Khalīfa,又译海里凡)的本义,是继承者和代理人。乌玛哈里发的全称为Khalīfat Rasūl Allah,意思是“安拉使者的继承人和代理人”。这可以说是相当准确和严谨的表述,因为他的任务是加强团结和巩固政权,继续先知的神圣使命,但不再有接受天启的权力和可能。

最早的四任哈里发是选举产生或被拥立的,史称“四大正统哈里发”。他们被选中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事实证明选择并不错。在短短不到三十年间,四大哈里发不但统一了阿拉伯半岛,还征服了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埃及、亚美尼亚和利比亚,将拜占庭帝国的大片土地都置于伊斯兰的旗帜之下,甚至干脆灭亡了波斯萨珊王朝。 〔22〕

这可真是非同凡响。

光荣归于真主,哈里发也功不可没,尤其是征战最多的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Umar)。实际上从统一了半岛的首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Abū Bakr)开始,乌玛就不再是社团或公社,而应该称之为“哈里发国家”。不过,这个国家虽然已经具有对外征服的帝国特征,却没有世袭的皇帝。他们的版图之大有如秦汉,权力的交接却类似于尧舜。这当然难以为继,哈里发国家也迟早要变成阿拉伯帝国。

革命几乎注定要发生。

麻烦则由来已久。事实上,前三任哈里发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一部分人坚持认为只有与先知血缘关系最近的才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他就是阿里(’Ali),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先知之女法蒂玛(Fātima)的丈夫。

拥护阿里的人被称为什叶(Shi‘ah)派,意思是追随者或阿里党。对立面则叫逊尼(Sunni)派,意思是遵守逊奈(Sunnah,先知的传统和榜样)的人。逊尼派直到现在也仍是多数派,人数多达世界穆斯林的十之八九。两派当然也有教义的分歧,但最早的分歧起于谁当哈里发。

阿里也终于等到了机会。武则天被立为皇后那年,也就是公元655年,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Uthmān)被来自埃及的叛乱者谋杀,穆斯林的第一次内战随之爆发,许多人都参加了进来。内战中取胜的阿里成为第四任哈里发,并把首都从麦地那迁到了伊拉克南部的库法(Kufah)。可惜,他的地位并不稳固,也必须面对更强有力的挑战。

挑战来自穆阿维叶(Mu‘āwiyah)。

穆阿维叶是麦加古来氏部落的伍麦叶(Umayyah,旧译倭马亚)贵族,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的堂弟,也是哈里发国家最赫赫有名的战将之一,阿拉伯人的第一支海军就是他建立的。他的舰队曾经让塞浦路斯不战而降,让拜占庭人狼狈逃窜,最终彻底瓦解了东罗马帝国的海上霸权。 〔23〕

实际上,尽管阿拉伯人很早就发明了三角帆船,掌握了航海技术,却只是用于商业,不曾用于战争。沙漠中的贝都因人甚至被告知,人在船上就像风暴中树叶上的昆虫。因此当穆阿维叶提出要远征塞浦路斯时,奥斯曼提出的条件是只能招募志愿者并带上妻子。这显然是怕他胆大妄为。

事实却证明阿拉伯人的帆船远比罗马人的优越。前者可以在任何风中行驶,后者在逆风时就只能依靠人工。结果是有了史称“船桅之战”的胜利,穆阿维叶也威名远扬。因此当穆阿维叶提出阿里应该为奥斯曼之死负责,并把奥斯曼的血衣作为旗帜时,阿里其实已经对付不了他。 〔24〕

更重要的是,身为叙利亚总督并经营已久的穆阿维叶不但拥有重兵,而且老谋深算。公元657年,御驾亲征的阿里与穆阿维叶在幼发拉底河畔罗马人的旧地两军相遇,发现自己处于劣势的穆阿维叶立即使用了谋略。他命令士兵把《古兰经》绑在长矛的顶端,然后高喊:让安拉来裁决!

没有哪个虔诚的穆斯林会向真主的书进攻,申请仲裁的要求按照阿拉伯人的传统也必须接受。这就直接导致了阿里阵营的分裂。主战的阿瓦利吉(Khawārij)派失望地离开了阿里另立山头,最后还用一把匕首结果了他的生命。

穆阿维叶立即与阿里的长子哈桑(Hasan)谈判,受到追随者拥护的哈桑则同意放弃哈里发的职位。靠着丰厚的年金和特别费,他在麦地那度过了不太长的一生,并成为继阿里之后的第二任伊玛目,受到什叶派穆斯林的尊敬。

成为哈里发的穆阿维叶做了三件事:定都大马士革,建立世袭制,将政教合一的体制与拜占庭和波斯萨珊王朝的行政管理体系融为一体。这三件事,尤其是确定由伍麦叶家族世袭哈里发,使穆阿维叶成功地完成了从哈里发时代向王朝时代的过渡,他的政权当然也就叫伍麦叶王朝。

伍麦叶王朝继续着哈里发国家的扩张事业,接二连三地征服了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西班牙,中亚细亚各国、阿富汗和印度北部也落入其手。公元732年,也就是唐玄宗的开元二十年,阿拉伯军团的刀锋所向距离巴黎甚至已不到160公里。如果不是遇到号称铁锤的法兰克王国统治者查理·马特,他们还不会停下几乎无法阻挡的脚步。

至此,伍麦叶王朝已经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世界性大帝国,把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尽管这“内湖”原本是罗马人的。但是现在,东罗马人却只能在君士坦丁堡望洋兴叹,勉为其难地守住那半壁江山。

穆斯林的军团却继续挥师东进征服了塔什干,并在怛罗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大败唐帝国名将高仙芝。结果是一方不再西进,另一方也不再东征,拜占庭、阿拉伯和大唐三大世界帝国遂成鼎足之势。 〔25〕

据刘明翰《世界通史·中世纪卷》。

不过,这时已是阿巴斯(’Abbāsids)王朝了。 〔26〕

阿巴斯人是举着黑旗推翻伍麦叶王朝的,这让他们得到了“黑衣大食”的称号。赠送这个称号的是中国人,因为中国古史称阿拉伯帝国为大食。使用这种颜色的原因也有三种说法:受波斯文化影响,表示反叛和哀悼,与伍麦叶王朝画清界限。没错,尚白的伍麦叶是“白衣大食”。 〔27〕

至于后来出现的法蒂玛王朝,则称“绿衣大食”。

但无论原因何在,结果都一样:伊斯兰世界的历史从此改写,帝国的中心也从接近拜占庭的叙利亚东移到原来波斯的伊拉克,起初定都库法,后来迁都巴格达。尽管无论是伍麦叶的首都大马士革,还是阿巴斯的新都巴格达,都已经远离了穆罕默德的麦地那,两个王朝还是有很大区别,以至于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是一场超越了改朝换代的革命。 〔28〕

革命的结果是阿拉伯帝国的盛极而衰,以及伊斯兰教更大范围的传播。这两件事的同时并存未免让人费解,其中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却不能不深究。

那就让我们走进巴格达。

告别巴格达

巴格达与泰西封只有一步之遥。

泰西封是波斯萨珊王朝的故都,巴格达则原本是底格里斯河西岸的一个村落,距离泰西封只有32公里。阿巴斯王朝的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al-Mansur)把它定为新都,而且像罗马皇帝君士坦丁迁都拜占庭、隋炀帝营建洛阳一样,亲自选址并亲自监工,当然不会是心血来潮。

事实上“巴格达”这个名字很可能来自波斯语,意思是“真主的恩赐”。建成之后的正式名称则是麦地那·萨拉姆(Madinah al-Salaam),意思是和平之城。显然,这就意味着帝国将来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放弃地中海,转而依靠波斯的传统,寻求波斯的支持。难怪阿巴斯人要把自己的政权称为道莱(Dawla)了,他们开创的确实是一个新纪元。 〔29〕

新,是方方面面的。

首先,王朝在曼苏尔和他以后都“一国两府”。哈里发是宗教领袖和国家元首,行政事务和大权则交给名曰维齐尔(Wazīr)的宰相或首席大臣。他们通常由波斯人担任,权力大到不但理所当然地主持国务会议,而且可以任命和罢免行省总督。基督徒和犹太人也被委以大臣和顾问的要职,阿巴斯王朝变成了联合政府领导的多民族帝国。 〔30〕

这就与定都大马士革的伍麦叶风格迥异。伍麦叶王室是不相信非阿拉伯人的,他们也不会把国家事务假手他人,对其他民族的文明更不感兴趣。这个从麦地那乌玛到哈里发国家一路上升的家族,更像隋唐初年的关陇集团。他们的“关中本位”政策就是依靠阿拉伯人,尤其是阿拉伯武士。

阿巴斯王朝却显得开放和宽容,各色人等都能在这个帝国如鱼得水。这其实也是被逼出来的。作为旧政权的颠覆者和过去的少数派,他们既不能依靠伍麦叶的人,自己又没有执政能力,只好就地取材使用波斯官员和波斯官制。何况阿巴斯人造反起义时得到了什叶派、基督徒、犹太人和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支持,胜利之后总要以德报德。

结果,政权的性质就变了。

变化也有两方面。一方面,统治集团由过去的阿拉伯贵族和阿拉伯武士,变成了职业文官、商人地主和教法学家组成的群体。另方面,帝国也变成了波斯化的王朝。实际上这些久居伊拉克的阿拉伯征服者,早就与那些被征服的萨珊贵族眉来眼去,现在更是心安理得地接过波斯传统,模仿波斯习俗,迷恋波斯女人。当波斯音乐从底格里斯河畔的豪华别墅飘出来时,他们与沙漠中的游牧生涯已如隔世。

这又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是过去的武夫变得文雅,帝国的政策也变得宽容。这种宽容是当时西方世界所没有的。犹太人、基督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被允许坚持自己的信仰,更被允许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没有焚书坑儒,也没有异端裁判所,尽管维系帝国统一的纽带仍然是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 〔31〕

宽容和雅致催生了文明之花,阿巴斯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一片欣欣向荣。富饶的两河流域提供着各类丰富的农产品,从大唐战俘那里学到的造纸术传遍全国,纺织业和银行业茁壮成长,交通运输四通八达,巴格达开出的支票可以在摩洛哥兑现。总之,当中国的大唐陷入安史之乱的泥潭不能自拔时,阿巴斯人却迎来了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

当然,也是和平时代——萨拉姆。

于是就有了功德无量的“百年翻译运动”。从公元830年到930年,也就是中国的晚唐五代时期,对其他民族文明成果大规模有组织长时期的翻译推介活动,以巴格达为中心全面展开。正是这一壮举,使古希腊典籍得以完整保存,为欧洲的崛起提供了指路明灯,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有了能够站立起来高瞻远瞩的巨人肩膀。

星盘是古希腊人发明的,阿拉伯学者们加上了角度的刻度,从而可以进行精确测量。其用途非常广泛,包括定位和预测太阳、月亮、金星、火星等天体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确定所在地的经纬度和时间等等。借助星盘,穆斯林们可以随时掌握麦加的准确方位进行朝拜。

但与此同时,帝国也走向衰朽。

衰朽是从统治者开始的。长时间的和平繁荣,使他们日趋骄奢淫逸,也更加没有执政能力。哈里发们自称“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却其实是波斯人文官政府的影子,后来还变成突厥禁卫军随意废立的傀儡。到公元9世纪中,也就是大唐皇帝接连被宦官谋杀,查理曼帝国也一分为三时,阿巴斯王朝的政府已经由波斯人的变成了突厥人的。

这就离亡国不远。公元1055年,也就是中国的北宋仁宗至和二年,巴格达被塞尔柱(Seljuk)突厥人占领。突厥首领自封苏丹(Sultan)成为实际统治者,哈里发则变成徒有虚名的宗教领袖。公元1258年,即南宋理宗宝祐六年,成吉思汗的孙子率领蒙古军团血洗了巴格达。既政教分离,又只剩下可怜兮兮两河流域的阿拉伯帝国正式灭亡。 〔32〕

算到这年,阿巴斯王朝维持了近五个世纪的统治,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灿烂辉煌,三分之一起伏跌宕,三分之一名存实亡。这个王朝甚至一开始就是分裂的。西班牙有“后伍麦叶王朝”,中国史称西大食;突尼斯和埃及有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史称南大食;阿巴斯王朝则只是东大食。

两个另立山头的王朝也曾有过自己的美好时光。后伍麦叶王朝的首都科尔多瓦(英语Cordoba)与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齐名,是当时的世界文化中心之一。法蒂玛王朝则不但占领了埃及,还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希贾兹,位于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更是名扬四海的高等学府。

阿拉伯世界三国鼎立。

然而在巴格达沦陷前,后伍麦叶和法蒂玛王朝都已先期谢世,只有阿巴斯苟延残喘。种种迹象表明,阿拉伯人的辉煌已是明日黄花,只能留待后人在晚霞中凭吊和吟唱。 〔33〕

既然如此,那就让别人来接手吧!

事实上之后伊斯兰教的传播,主要就靠波斯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影响最大的是奥斯曼、沙法维(英语Safavid)和莫卧儿(英语Mughal)三大帝国。奥斯曼是突厥人的,在今天的土耳其;沙法维是波斯人的,在今天的伊朗;莫卧儿是蒙古人的,在当时的印度。他们都不在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人反倒成了“少数民族”,在今天的穆斯林中只占八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公元10世纪后,伊斯兰教的传播已主要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实现的。受传教师、移民和商人影响而伊斯兰化的地区,包括了印度尼西亚群岛、马来半岛南端和非洲一部分,就连作为征服者的蒙古人也自动皈依。这不能不说是神奇,而且必有原因。

不过,我们还是把这问题留待将来吧!

现在已经完全清楚了。麦地那乌玛,哈里发国家,伍麦叶帝国,阿巴斯王朝,阿拉伯人一步一个台阶地走完了自己的路。但这道路不是罗马的,也不是中华的。实际上,由于西周奠定的人本、现实和艺术三大精神,中华大地并不具备宗教土壤,因此只可能产生具有世界性的文明,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宗教,更不可能产生世界宗教。这里面没有是非对错的问题,只不过事实如此而已。

然而中国的隋唐之际,却是世界宗教的时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灿烂辉煌,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以及对人类文明和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我们在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那里已经领略过了。中华帝国并非与世隔绝,对此应当不会无动于衷,何况另一种世界宗教早已传入中国。那么,当佛教作为外来文化遭遇中华传统时,原本不乏矛盾冲突的双方又该怎样相处和自处,新的思想文化会因此而诞生吗?

第三章

真经与净土

李世民被尊为天可汗的第二年,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历尽千辛万苦抵达印度,入住摩揭陀王国(Magadha)的那烂陀寺(Nālandā,梵语,以下无另注者皆同)。这座恒河以南的寺庙是佛教的最高学府,高僧云集,学科齐全,师生人数常达万众。年轻的玄奘以此为据点访师参学,誉满印度僧俗两界以后,才带着一腔热血和满腹经纶回到祖国。

开明的太宗皇帝隆重地接待了他,尽管玄奘出国违反了他的禁令。帝国政府还为法师的译经活动提供了种种方便和大力支持。作为在印度被尊为“大乘天”和“解脱天”的得道高僧,玄奘译出的当然都是真经。他和弟子窥基共同创立的法相宗唯识论,在他看来当然也是真理。

然而怎么样呢?

没过多久就被忘得一干二净。

被遗忘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他们那一套理论实在太专业也太难懂。仅仅阿赖耶识(Alayavijnāna)这样一个根本无法意译的名词,便足以吓退许多人。就连“外境非有,内识非无”这样最浅显的道理,对芸芸众生也是丈二和尚,更不用说高等数学般的论证过程。何况就算弄懂“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道理又能如何?能立地成佛么?不能。

那就不学也罢。

中国人从来就是讲实用的,包括太宗皇帝。他首先想到的是劝玄奘还俗为官,然后才考虑到支持翻译佛经也许有利于树立帝国的正面形象。不过他更赞成法师将自己西行的所见所闻口述记录下来。那样一部《大唐西域记》在未来可能的战争中,说不定会起到军事地图的作用。 〔1〕

民众则是另一种心态。他们万人空巷地欢迎玄奘法师回到长安,无非是要亲眼目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就像争先恐后去听爱因斯坦演讲的贵妇人,关心的只是能否收集到讲课时扔下的粉笔头。相对论也好,唯识论也罢,其实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感兴趣,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听得懂。

没奈何,不被理解的玄奘只好主要靠《西游记》,次要地靠《大唐西域记》活在历史上和人们心中。他视为生命的唯识论被旧话重提,要到辛亥革命之后。 〔2〕

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8月,玄奘从长安出发。

公元631年秋,玄奘终于到达向往已久的摩揭陀国那烂陀寺,那已是他离开长安的第五年。

兴旺起来的,是净土宗和禅。

净土宗和禅宗都是中国佛教的宗派,也都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宗派。不同的是,知识界对禅情有独钟,一般民众则多修净土。净土宗的最受欢迎之处,是道理通俗易懂,方法简单易行。即便目不识丁,也能借此脱离苦海。

那么,净土宗的道理又是什么呢?

求来世,求往生。

净土宗告诉信众,我们的人生是很苦的。那幼小的生命刚刚形成时,被安置在一个名叫子宫的空间里,浸泡在名叫羊水的液体中,真可谓水深火热,暗无天日。有苦难言的我们只能备受煎熬,直至忍无可忍破门而出。然而出生的道路是那样狭窄,落到产褥上时又那样疼痛,结果所有的婴儿无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诸位说,是也不是?

所有信众都点头。

当然是。想想看,有谁落地笑呵呵?

接下来的道路也不平坦,忧虑和恐惧则伴随终身。皇帝怕篡位,官员怕免职,商人怕赔本,盗贼怕杀头,谁家没有难念的经?爱人生离死别,冤家狭路相逢,好事求不来,坏事躲不掉,简直苦不堪言。诸位说,是也不是? 〔3〕

信众又都点头。

确实,做得人上人,滋味又如何?

因此佛教四圣谛(Catursatya)第一条,就是苦谛。而且佛祖当年身为王子却毅然出家,就因为在王城的四个门看见了生老病死四种痛苦,由此得出“人生是苦”的结论。这个结论在佛教看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叫“谛”。

问题是为什么。

这就要查找原因。如果原因找对了,就叫集谛。净土宗认为,原因在于我们生错了地方,生在了东方秽土。因此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那就是争取下辈子往生西方净土。净土是佛住的地方。佛有无数,净土也无数。只要从东方秽土转移到西方净土,就会在佛光普照之下幸福无比。

人生是苦,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生错地方,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往生净土,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而且这些道理简单明了一听就懂,那又何必去学什么唯识论?

剩下的是如何操作。

那就更简单了,只要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就行。南无(Namas)读如拿摩,意为致敬。阿弥陀佛(Amitābha)则是极乐世界(Sukhāvatī)的教主,也是接引佛。只要信仰阿弥陀佛并向他致敬,他就能把你接到西方净土去。 〔4〕

如此当然甚好,可惜得等到来世。来日方长,我们可是眼前这道坎就过不去,请问又能如之何?

念诵“南无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是中国的圣母,不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还有千手千眼和万千化身。因此,只要念诵菩萨圣号,一切难题都会迎刃而解,菩萨心肠的观音是有求必应的。

这就有点像伊斯兰教的念功。不过,念诵清真言是为了坚定信仰,念诵佛号则是为了解决问题。观音菩萨解决现实问题,阿弥陀佛解决归宿问题,今生来世都有保障。而且修行的方式简单到只要念诵,再没文化的愚夫愚妇也都学得会做得到,可谓无障碍通道,当然大行其时。

可惜,净土宗仍有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不能解决佛教与中华传统,尤其是与儒家伦理的冲突。不要忘记,在他们宣扬鼓吹的西方净土和极乐世界中,并没有给皇帝安排特殊的地位。那个地方可是人人平等的,这让至尊天子情何以堪?因此,帝国的统治者便难免怀疑这很可能是一个阴谋,目的是要用谁都无法证明的所谓来世,颠覆君君臣臣的现存秩序,甚至政权。

净土宗则偏偏为这种怀疑提供了证据。从佛教传入中国那一天起,僧侣就坚持不向皇帝行跪拜之礼,只是双手合十表示敬意。理由是他们已经出家,是佛弟子而非臣民。这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观念当然是严重的挑战,净土宗的始祖、东晋高僧慧远却还要撰写《沙门不敬王者论》据理力争。这不能不让佛教与皇权结下梁子。

他们的另一做派也让儒家不满,那就是单身和姓释。要知道,过不过性生活,是你自己的事;生不生孩子,却是全社会的事。如果所有人都不生孩子,请问我们的民族将何以延续,劳动力又从哪里来?长此以往,岂非亡国亡种?

何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毕竟,中华文明是以家族为本位的,人心的凝聚靠的是祖宗崇拜。既不生孩子,又不随父姓,西周奠定的文明基础岂不会被彻底颠覆?那可比改穿夷狄的服装,甚至比让胡人当皇帝,都严重多了。

不敬王者是无君,不随父姓是无父。无君无父那就是禽兽,更不用说还要断子绝孙。因此,尽管慧远一再申明,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皇权政治,在家修行的居士也仍然应该尽忠尽孝,但疑虑依然无法打消。 〔5〕

事实上,如果佛教的教义也是忠孝,则他们多余;如果反对忠孝,则他们危险。显然,仅仅只有净土宗,是无法让佛教在中国站稳脚跟的。必须有一种与儒家伦理全无冲突又能自成体系的宗派,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禅宗应运而生。

禅宗故事

佛祖在灵山说法那天,不知道有没有花。 〔6〕

照理说是有的,而且应该从天上掉下来。南梁高僧云光为梁武帝说法时,就曾感动得花儿在空中缤纷而降,叫“天花乱坠”;东晋高僧道生在虎丘山讲经时,山上的石头都连连称是,叫“顽石点头”。释迦牟尼,当不亚于此吧? 〔7〕

不管怎么说,佛祖“拈花示众”了。

他拿起一朵花给大家看。

没有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只有弟子摩诃迦叶(叶读如社)破颜微笑。于是佛祖说,从今天起,我另外开辟一条传法的途径,什么话都不说,只靠相互之间的心心相印。这个新的法门和宗派,现在交给摩诃迦叶。 〔8〕

禅宗,就这样在会心一笑中诞生。

它的宗旨,则是“不立文字,见性成佛”。

但这故事靠不住。因为释迦牟尼创教,跟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一样,从来就靠言说。佛经也像《古兰经》,是弟子们记录整理出来的,所以往往开头就说“如是我闻”,意为“我是这样听佛祖说的”。摩诃迦叶也不是什么“道体心传”的开创者,反倒是将佛经编纂成书的发起人。 〔9〕

实际上,禅宗是中国佛教的宗派,印度佛教并没有类似的主张。禅(Dhyana)的本义是静虑,与定(Samadhi,专注)合为禅定,跟鲜花和微笑八竿子打不着,也没有什么“教外别传”的意思。因此,不但摩诃迦叶的故事是编出来的,就连将菩提达摩尊为中国禅宗初祖也颇有可疑。

外来和尚菩提达摩(Bodhidharma,又译菩提达磨)倒是确有其人,而且见过中华皇帝,时间是在梁武帝第一次舍身同泰寺的公元527年(南梁普通八年)。当时这位最大的佛教赞助商正志得意满,因此开口便问自己有何功德。

菩提达摩说:并无功德。

据西安碑林碑刻(局部)绘。菩提达摩的弟子除了慧可,还有道育、僧副、昙林等。

没人想到会有这样的回答,菩提达摩却理直气壮。因为学佛原本为求解脱,梁武帝却要求福报,岂非南辕北辙?如果捐了钱就要得好处,跟做生意又有什么两样?

梁武帝却死不开窍。他问:如何是真功德?

菩提达摩说:这个世上求不来。

梁武帝又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菩提达摩说:空寂孤独没有圣。

梁武帝再问:回答朕的是什么人?

菩提达摩说:我不认识。 〔10〕

这就无异于鸡同鸭讲,两个人只好分道扬镳。梁武帝继续去种他的福田,菩提达摩则去嵩山少林寺面壁。据说,他是站在一根芦苇上渡过长江的,叫“一苇渡江”;在那个山洞里一动不动坐了很久,叫“面壁九年”,直到一位僧人为了拜他为师在大雪中站了一夜,还砍断了自己的左臂。

据北宋黄庭坚书《达摩颂》碑拓片。

那个僧人就是慧可。

达摩问:你如此这般,要求什么?

慧可说:我心不安。

达摩说:把心给我,我帮你安。

慧可说:我的心拿不出来。

达摩说:我已经给你安好了。

于是慧可豁然开朗。

得到真传的慧可成为菩提达摩的衣钵传人——达摩在临终前把一件袈裟和一个钵盂传给了他。袈裟是木绵的,所以叫木绵袈裟。木绵不是木棉(英雄树),而是棉花。那时棉花还没有传入中国,中国只有丝绵。于是,印度才有的棉花便被称为“木绵”,意思是从植物那里得到的“丝绵”。

慧可得到的衣钵非同小可,据说是释迦牟尼佛祖交给摩诃迦叶,又经过二十八代传到菩提达摩手里的。这当然是故事传说,却并非没有意义。因为禅宗是宗派不是学派。学派只需要思想观点一致,宗派却还要有组织关系。它需要一代又一代名正言顺地传下去,也需要类似于传国玉玺那样的东西。衣钵,就起到这样的作用。 〔11〕

何况禅宗不立文字,代代相传靠的是心心相印,这就难免会有问题。是啊,难道历代掌门交班,都靠拈花一笑?口说尚且无凭,微笑岂能算数?因此,主张“心传”的禅宗反倒更需要物证,达摩传授衣钵时也说了这样十六个字: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 〔12〕

衣钵传人,即典出于此。

据河南嵩山少林寺碑林石刻线画。慧可禅师活了一百零七岁,圆寂于隋文帝开皇十三年,谥大祖禅师。

不过谁都没想到,那衣钵会惹出大麻烦。

菩提达摩将衣钵传给慧可,慧可就成为他的法嗣(禅宗佛法继承人),中土禅宗的二祖。此后,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是为禅宗五祖。

弘忍是被道信一眼看中的。当时,弘忍还只是一个随母乞讨的私生子,人称“无姓儿”。道信却看出他有慧根(领悟佛教般若智慧的天赋),应该收为徒弟。

于是道信问:小朋友,你贵姓啊?

弘忍说:姓倒是有,但不一般。

道信问:那是什么?

弘忍答:佛性。

佛性的性,当然不是姓氏的姓,不过谐音而已。然而小小年纪便能如此对答,道信不能不另眼相看。

于是又问:难道你自己就没有姓吗?

弘忍说:性空,故无。

这就是“未入佛门,已然成佛”了。因此,当弘忍为自己选择法嗣时,门槛便不可能低,甚至还只会更高。何况到此时,禅宗的江湖地位早就今非昔比,衣钵也成了暗中争夺的对象。选非其人或处理不当,后果都很严重。

弘忍的办法是竞争上岗。

按照当时的规矩,传法要作偈(Gāthā,读如记)。禅师以此指点迷津,学徒以此汇报心得,叫“示法偈”。于是弘忍对弟子们宣布:你们都各自依照本性作一偈来。谁的偈最有觉悟,我就把衣钵和佛法传给谁。

结果,很快就有人交了作业──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弘忍深感失望。 〔13〕

没错,又是菩提树,又是明镜台,还要时时防止“精神污染”,请问这是“四大皆空”,还是“到处都有”?说得难听一点,此偈几乎要算尚未入门。

作偈的是神秀,神秀非同一般。从小饱读诗书的他,入寺以后从砍柴挑水做起,这时已位居上座(Sthavira,得道高僧),担任可以为受戒者传授礼仪的教授师。弘忍圆寂后,他继承遗志大开禅风,成为禅宗北宗的开山祖师,九十多岁时还被武则天请到洛阳,史称“两京法主,三帝门师”(两京即长安、洛阳,三帝即中宗、睿宗和武则天)。

弘忍却没有把衣钵传给神秀。除了失望以外,他也在等另外一个人,看看这个人能否交出更漂亮的作业来。因为弘忍对他已有感觉,甚至这次考试就是为他而设。尽管那人此刻还是没有剃度的行者,正在厨房里服役打杂;也尽管弘忍很清楚,他的决定可能会使佛教的江湖不再平静。 〔14〕

那么,弘忍看中并且等待着的人是谁呢?

惠能。 〔15〕

六祖惠能

六祖惠能目不识丁。

的确,惠能与穆罕默德有太多相似——出身不错,但家道中落;幼年失怙,又自强不息。先知是遗腹子,惠能的父亲则在罢官流放到岭南(今广东省)不久就撒手人寰。三岁丧父的惠能与母亲相依为命,靠上山砍柴艰难度日。如果不是一位居士赞助,他根本就不可能到弘忍那里学佛。

不过,先知创教靠天启,惠能成功靠天赋。这位后来的六祖确实是有慧根的。因此,当他在双峰山东禅寺(今湖北省黄梅县境内)初见弘忍时,就让弘忍刮目相看。

弘忍照例问:你从哪里来?

惠能答:岭南。

弘忍又问:想干什么?

惠能答:作佛。

弘忍说:岭南人野蛮,怎么能学佛?

惠能反问:人有南北,佛性也有吗?

弘忍心里一惊:肉身菩萨来了。同时他也明白,这件事不能张扬。于是不动声色地命令惠能到厨房劈柴踏碓,也不为他剃度,八个月后才宣布以示法偈定接班人。

惠能果然不负厚望,在神秀之后写出偈来。不过因为声称不识字,只能口述,再请人帮忙抄在墙上。

偈云: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回头再看神秀的: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不用多说,高下立判。

弘忍既欣慰又为难。没错,论资排辈,当选神秀;择优录取,该选惠能。然而仅凭一则偈子,就将一个勤杂工指定为宗门祖师,不要说神秀不服,恐怕也难服众。何况惠能透彻了悟,神秀众望所归,很难说谁是熊掌谁是鱼。

老和尚决定再试一把。

第二天,也可能是当晚,弘忍悄悄来到厨房,看到惠能腰里绑块石头正在舂米,便问:你这个米好了没?

惠能说:早舂好了,只欠一筛。

这是双关语——筛字下面是师。

弘忍懂了,拿起禅杖在石碓上敲了三下。

惠能也明白,三更时分进入了方丈室。

这事可疑。可疑不在太像《西游记》——准确地说,恐怕《西游记》才是抄它的。问题在于,惠能怎么知道筛字的下面是师字,他不是自称一字不识吗?

看来,惠能目不识丁是假的。声称不识字,有可能不过是自谦,更有可能是坚持“不立文字”的宗旨。据说,未剃度时,他曾为一位老太太解说《涅槃经》经义。老太太拿起经书问字,惠能却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因此,他很可能是识字不写字,或者不会写,或者不想写。 〔16〕

惠能进了方丈室,弘忍便为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惠能突然大彻大悟说:众生的本性原来清净,众生的本性不生不灭,众生的本性具足佛性,众生的本性不可动摇,众生的本性包罗万象。

弘忍也立即明白:禅宗六祖,非他莫属。

于是当即传他钵盂和袈裟。弘忍还说,初祖西来,无人相信,这才以此为信物。现在立足已稳,不可再传。衣钵本是争端,传衣命若悬丝。此处不可久留,快走快走!

师徒二人连夜来到江边。

上船以后,惠能说:和尚请坐,弟子摇橹。

弘忍不肯。他说:本该我来度你。

这又是一语双关。佛家讲慈航普度,度人是为师的职责所在。度与渡谐音。渡惠能过江,就是度他到彼岸。

惠能却说:迷时师度,悟了自度。

意思也很清楚:我不明白的时候,感谢老师度我。现在已经开悟,当然自己度自己。

这话很对。觉悟,毕竟是每个人自己的事。

弘忍连连点头,一声长叹:是这样,正是这样啊!三年以后我会圆寂,佛法就靠你弘扬了!

没有史料记载惠能如何回答,只知道辞别恩师后,惠能一路南行,然后隐姓埋名,潜伏下来,直到他认为时机成熟之日才公开亮明身份。那时,阿拉伯人早就告别了四大哈里发时代,伍麦叶王朝也已经建立十五年。

惠能现身是在广州法性寺。

那天,寺庙里面的幡(旗帜)翩然起舞。

据明万历年间刊本《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坛经》全称《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记载六祖惠能得法、传宗、言教等等事迹,含行由、般若、决疑、定慧、妙行、忏悔、机缘、顿渐、护法、付嘱十品。

刚刚听完住持印宗法师讲《涅槃经》的一众僧人,便七嘴八舌地讨论这个问题。

问:幡是无情物(没有意识),怎么会动?

答:风吹幡动。

又问:风也是无情物,怎么会动?

有人说:因缘合和。

也有人说:幡不动,风自动。

这时,惠能从人群中站了出来,对众僧一声断喝:什么风动,什么幡动,都不过是你们心动!

正在一旁休息的印宗法师大吃一惊。他客客气气地把惠能请进方丈,继续探讨风幡问题。惠能从容不迫,将原理慢慢道来。印宗越听越入迷,竟不知不觉站起来说:早就风闻五祖的法嗣到了岭南,莫非就是行者您?

惠能说:不敢。

印宗说:请出示衣钵,以告众人。

惠能这才把衣钵拿了出来,印宗则为惠能剃度,然后拜惠能为师。此后,惠能便在岭南升坛、说法、收徒,创立了禅宗的南宗,以神秀为代表的一派则称为北宗。

这时,距离玄奘法师回到长安三十一年,距离惠能到黄梅双峰山拜见弘忍十五年。想当初,惠能曾对弘忍说,人有南北,佛性没有,何曾料到禅宗却会分南北呢? 〔17〕

此后的禅宗也只有法嗣,不传衣钵。是啊,南宗和北宗都自称正宗,如果一定要以衣钵为证,岂不会祸起萧墙大打出手?相反,不传衣钵,接班的人数就不受限制,必将有利佛法的弘扬。更何况,本来无一物,要什么衣钵呢?

事实上,六祖之后,法嗣就不再一脉单传,甚至还各自开宗立派。也不称祖,称世,包括四祖和五祖旁出的(见上页表,后面提到的人物关系亦见此表)。可以说,从菩提达摩到六祖惠能,便相当于阿拉伯人的四大哈里发,北宗和南宗则相当于伍麦叶和阿巴斯王朝。只不过,禅宗的伍麦叶和阿巴斯是同时并存,至少开始的时候是这样。

然而最终风行于中华大地的却是南宗,后来人们说到禅宗指的也是它。南宗与禅宗合而为一,提到北宗时才需要特别加以说明。这样看,惠能其实是中土禅宗的初祖,因此也只有记录惠能言论的著作才叫做经,即《六祖坛经》。

这可是佛祖才能享受的待遇。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立地成佛

南宗的优越性,在主张顿悟。

顿悟和渐悟,是南北宗根本分歧所在。简单地说,即神秀主张“渐入佳境”,惠能主张“立地成佛”。由于主张慢慢修成正果,所以要“时时勤拂拭”。相反,既然认为可以一步到位,当然要说“本来无一物”了。

显然,这里没有是非对错。惠能也说,本来正教并无顿悟和渐悟之分,只不过人与人有个体差异。有的敏捷,有的迟钝。迟钝的人修渐教,循序渐进;敏捷的人修顿教,立竿见影。但只要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即无差别。 〔18〕

这是很实在的说法。可惜没人承认自己迟钝,大家也都希望速成,南宗作为顿教当然大受欢迎。

问题是,顿悟成佛有可能吗?

小乘佛教说No,大乘佛教说行。

乘(Yāna)音译衍那,梵文的本义为道路,汉语的本义为车辆,在佛教中指抵达彼岸的方法和途径。不过,小乘和大乘的主要区别不在运载工具,而在奋斗目标。前者追求个人解脱,后者宣传普度众生。因此,后者认为自己的道路和事业都大,便自称大乘(Mahāyāna,音译摩诃衍那),而把前者称为小乘(Hīnayāna,音译希那衍那)。

当然,前者并不认账,他们自称上座部。

看来,大乘主张兼济天下,小乘主张独善其身。这当然无可无不可。但不管怎么说,普度众生毕竟功德无量。小乘即便不肯做,也不至于反对,为什么不能同意呢?

关键在佛性。

佛性(Buddhatā)原指佛陀本性,也叫如来性,是人与佛的本质区别——佛的本性是佛性,人的本性是人性。佛性既然是佛的,就不可能是人的。否则佛与人有何区别,我们又为什么要拜佛?因此小乘佛教认为,人不可能成佛,也不可能度别人,最多只能修罗汉果,把自己解脱出来。

据明代董其昌楷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清拓本。《金刚经》是大乘佛教般若部经典之一,在五祖弘忍、六祖惠能后的禅宗有极高地位。成书于公元前494年间,从古印度传入中国后,自东晋到唐有六种译本,流传最广的是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及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大乘佛教却认为,这种境界实在不高。学佛,就得修持佛果。即便一下子达不到佛的果位,也可以争取做佛的“候补委员”——菩萨。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如果奋斗目标定得那么低,弄不好阿罗汉果也修不成。

何况罗汉也不是众生。这就是说,人性可以改造,佛与人也并非截然对立。相反,通过修行和努力,人能够逐渐向佛靠拢,先修成阿罗汉,再修成菩萨,最后成佛。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么,就连小乘佛教也不能成立。

问题在于,人又为什么能够向佛靠拢?

也只能承认:人性中原本就有佛性,只不过没有被发现和开发出来。但作为可能性,它是存在的。当它因佛教的修行而被引发时,就能够成为罗汉,甚至菩萨。如果还能够全部引发,圆满显现,那就是佛了。 〔19〕

因此,必须修订对佛性的定义:佛性是佛陀本性,也是成佛的可能性。它存在于一切生命体中,犹如尚未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种子。唯其如此,创立佛教才有意义,普度众生才不是骗局,建立佛国净土才不会永无期日。

于是大乘佛教宣布: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20〕

然而这样一来,就同时有了三个问题:第一,如果众生皆有佛性,请问坏人有没有?第二,既然众生皆有佛性,为什么他们未能成佛?第三,佛与众生,究竟区别何在?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坏人也是众生。何况如果众生都是好人,则慈航普度没有意义。度得了恶人才是真普度,容得了小人才是真宽容。慈悲为怀不看对象,普度众生不设门槛,认定佛性当然也不论善恶。

实际上,佛教关心的不是善恶,也不是美丑,而是觉悟与不觉悟,也就是悟与迷。因为佛的本义就是觉悟,佛陀则是觉悟了的人。相反,不觉悟,未能觉悟,不肯觉悟,那就是众生。迷即佛众生,悟即众生佛。佛与众生,不但可以相互转化,而且只有一念之差──迷,还是悟。 〔21〕

既然只有一念之差,顿悟便完全可能。事实上,禅宗的四祖道信,就是在刹那之间觉悟的。当时他十四岁,拜在三祖僧璨门下学佛。僧璨问他:你来学佛想要怎样呢?

道信说:求解脱。

僧璨问:谁捆住你了啊?

道信答:没有人捆住我。

僧璨说:没人捆你,要什么解脱?

道信大悟,于是入门。 〔22〕

这叫什么呢?

一念悟时,众生是佛。 〔23〕

如此说来,再苦再难也不要紧?

不要紧。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作恶多端也没关系?

没关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难怪那么多人喜欢禅宗,也难怪禅宗会被骂作“精神鸦片”了。是啊,按照“苦海无边”的逻辑,社会不公你不要抱怨,被人欺负也不要反抗,那只怪你自己不觉悟。如果你肯回头望望,就能看见那彼岸世界的灯火闪亮。

江湖骗子、不法奸商、贪官污吏,甚至窃国大盗,则不妨依然故我。反正只要在适当的时候放下屠刀,佛界仍有你一席地位,此前则尽管纸醉金迷,杀人放火,男盗女娼。禅宗已经为你留下后路,并且准备了心灵鸡汤。

如此说教,难道不是精致的骗局? 〔24〕

然而这是误读和误解。禅宗从来就没有说过要解决现实问题。他们没这个能力,也没这个愿望。他们所说的一切都只在宗教的范围内,而且只是阐明一个基本原理:众生与佛的区别就在迷与悟,任何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所谓“回头是岸”云云,不过为了打消顾虑的极而言之。

因此,如果你要面对现实,完全可以不理睬禅宗。

何况觉悟二字真是谈何容易。它就像孔子的仁,一方面想要就有(我欲仁,斯仁至矣),另方面又难以企及(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正可谓近在眼前,远在天边。 〔25〕

想想也是。真那么简单,岂非满街是佛?

那么,不能成佛,问题在哪?

在执。

什么是执?就是一根筋,死心眼,不开窍,非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执则迷,迷则不悟,叫“执迷不悟”。这是一切众生的通病,就连某些号称禅师的人也未能免俗。比如唐末禅师祖印明,便曾这样向惠能叫板:

六祖当年不丈夫,请人书壁自糊涂。

明明有偈言无物,却受他家一钵盂。

意思也很清楚:你既然已知菩提无树,明镜非台,四大皆空,万法皆无,为什么还要夺人衣钵?如此知行不一,骂作糊涂已是口下留情,且看他如何对答。

回答很容易,反问一句就够了:你既然透彻了悟,又何必多管闲事?衣钵固然空无,是非何尝不是?更何况,知道色相是色相,色相就不是色相;明白空无是空无,空无就不再空无。如此,则衣钵的受与不受,有何区别?

呵呵,既明万事皆无物,何必管他受钵盂!

然而我们却只能说祖印明悟性不够,却不能指责他批评了六祖惠能。他是可以骂的,而且应该骂,必须骂。

因为禅宗的特色就是“呵佛骂祖”。

否定之否定

丹霞天然骑在了僧徒的脖子上。

这个胡作非为的人是惠能的四世法孙。由于当时流行在法号前面加山名、地名、寺名,所以叫丹霞天然——丹霞是山名,天然是法号。实际上他原本是儒家,只因为在赴京赶考途中遇到一位学佛的禅者,才彻底改变了人生。

禅者问:施主到哪里去?

丹霞天然说:考公务员。

禅者说:当公务员哪里比得上做活菩萨?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丹霞天然立即改道江西去见惠能的三世法孙马祖道一,却被马祖一球踢到石头希迁那里。因为丹霞天然见了老师也不说话,只是用手托着额头,意思是要剃度。马祖知道来者不善,便将这烫手山芋扔了出去。

来到南岳衡山的丹霞天然故技重演,石头希迁却不吃他那一套,让他进了厨房。有一天,希迁让学生们到佛殿前铲除杂草,丹霞天然却洗了头在他面前跪下。石头希迁只好铲除这家伙头上的“杂草”(为他剃度),丹霞天然则在剃完头发后捂住耳朵掉头就跑,又跑回马祖道一那里。

这次他直接进入僧房,将那坐禅的僧人当驴骑。

马祖道一只好来看他,然后说:我子天然。

意思大概是:你倒天真可爱。

丹霞天然却翻身跪下来说:谢恩师赐法号。

石头希迁和马祖道一,是当时最受尊崇的禅师。石头希迁剃度,马祖道一赐号,立即让丹霞天然名满天下。然而此人却依然无法无天。有一年在洛阳慧林寺,竟然将木头佛像烧了取暖。院主责问,他却拨着灰烬说是要取舍利。

院主说:木头佛像,哪来的舍利?

丹霞天然说:没舍利吗?那就再烧两尊。 〔26〕

啊!对待佛祖,也可以这样?

当然。禅宗五大流派之一临济宗的创始人临济义玄,就主张“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惠能的六世法孙德山宣鉴则声称:这里无祖无佛,达摩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这就从佛祖、菩萨再到禅宗的祖师爷,一个不少地全骂完了。 〔27〕

德山宣鉴的另一大壮举是烧经书,而他原本是熟读佛经反对禅宗的。他说,我们出家人千辛万苦,皓首穷经,尚且不能修成正果,岭南那野蛮人(指六祖惠能)却说什么“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便挑了一担经书去找禅师辩论,扬言要直捣龙潭剿灭禅宗。

没错,德山宣鉴去见的,正是龙潭崇信。

然而走到半路,他就挨了当头一棒。

当时,德山宣鉴向一个卖烧饼的老太太买点心。

烧饼婆婆问:法师挑的是什么书?

德山宣鉴说:《金刚经》。

烧饼婆婆说:好!我有一问。答得上来点心白送,答不上来别处去买。《金刚经》上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请问法师要点哪个心?

德山宣鉴瞠目结舌。

是啊,一个烧饼婆婆的问题都回答不了,读那么多经书又有什么用?因此,到了龙潭寺,经崇信稍加点拨,德山宣鉴便豁然开朗,一把火烧掉了所有的经书。 〔28〕

临济义玄也不含糊。他到菩提达摩塔前,塔主问他先拜祖(菩提达摩)还是先拜佛(释迦牟尼),他的回答居然是祖佛都不拜,气得塔主火冒三丈:长老跟祖佛有仇啊?

有趣的是临济义玄的解释。

曾经有人问他:你这一堂僧人还看经吗?

临济义玄说:不看经。

那人又问:习禅吗?

临济义玄说:不习禅。

那人不懂:既不看经,又不习禅,你们都做什么?

临济义玄说:成佛呀! 〔29〕

奇怪!成佛就要烧佛像,烧经书吗?

是的,因为破执极难。

破执有三关:我执、法执、空执。我执,就是执著于我,不知“我由法生”。法执,就是执著于法,不知“万法皆空”。空执,就是执著于空,不知“空亦是空”。能破我执,就是罗汉。能破法执,就是菩萨。能破空执,就是佛。

但这很难。什么叫“空亦是空”?大乘佛教中观派的表述是:非有,非无,非亦有亦无,非非有非无。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不是有,不是没有,不是又有又没有,也不是既没有有,也没有无。所以,空亦是空,亦是不空。 〔30〕

请问,有几个人听得懂?

也只好棒喝。

棒就是打,喝就是吼,代表人物则是临济义玄和德山宣鉴,号称“临济喝,德山棒”。后者甚至扬言: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问他道理何在,也是三十棒。 〔31〕

总之,跟他们学佛,不是挨打就是挨骂。

此外还有胡说八道或文不对题,比如惠能的五世法孙赵州从谂(读如审)。有人问他什么是古佛心,他答“三个婆子排班拜”;问他什么是永恒真理,他答“一个野雀儿从东飞过西”;问他什么是祖师西来意,他答“庭前柏树子”。

据齐白石画作。赵州从谂(778-897)留下了不少意味深长的禅林公案,以“庭前柏树子”最为著名,完整的偈子是:出入云闲满太虚,元来真相一尘无。 重重请问西来意,唯指庭前一柏树。

于是便有人问:柏树子也有佛性吗?

赵州说:有。

那人又问:什么时候成佛?

答:虚空落地时。

那人再问:虚空什么时候落地?

答:柏树子成佛时。 〔32〕

请问,这是回答了呢,还是没回答?

当然是回答。

其实,棒喝,胡说,呵佛骂祖,都是为了直截了当地破执。因为众生执迷,无非由于总认为有某种东西不能不“死认”。死认就执著,就不觉悟。为了破执,只好壮士断腕以身试法,拿佛、祖、经开刀。擒贼先擒王,树倒猢狲散。最神圣的都可以不当回事,还有什么可执著的?就连“我”也可以否定,比如马祖道一的法嗣兴善惟宽。

有人问兴善惟宽:狗也有佛性吗?

兴善惟宽说:有。

那人又问:和尚你有吗?

兴善惟宽说:我没有。

那人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为什么你没有?

兴善惟宽说:我不是一切众生。

那人便问:既然不是众生,莫非是佛?

兴善惟宽说:我不是佛。

那人又问:既不是佛,也不是众生,那是什么东西?

兴善惟宽说:也不是东西。 〔33〕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无话可说。什么都已否定,也就什么都不必否定。吃饭睡觉可以有,娶妻生子可以有,建功立业可以有,升官发财可以有,君臣父子、三纲五常、修齐治平等等当然更可以有。与世俗生活不矛盾,与皇权政治不矛盾,与儒家伦理也不矛盾。一切问题,通通解决。

是为“否定之否定”。

自我否定之后的佛教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它也完成了自己的中国化,不再是外来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而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一步,就不会有影响世界的大唐文明,也没有中国人的习惯思维方式。这里面的种种原因和奥秘,正是我们要继续探讨的。

第四章

佛教中国化

法难与自救

大唐当局原本并不喜欢佛教。

不喜欢是可以理解的。被他们取代的隋,不但皇帝姓杨而且尊佛。即便为了画清界限,李唐也要改弦更张,何况被道教尊为教主的老子据说还姓李。因此,尽管老子究竟是谁并无定论,更非号称“道德天尊”的真神,跟李世民他们家也风马牛不相及,唐太宗仍然在贞观十一年(637)颁布尊道抑佛的命令,宣布道教的地位在佛教之上。

这一年,武则天进宫,成为唐太宗的女人。

年方十四的武则天当然管不了这事,出面据理力争的是高僧法琳。他甚至对唐太宗说,陛下的李氏出自鲜卑,与陇西李氏毫无关系。意思也很清楚:大唐是胡人的王朝,应该尊奉胡人的宗教,何况拓跋的血统比老子高贵多了。

法琳自以为得计,却没想到犯了大忌,李氏父子最痛恨的就是把他们视为胡人。想当年,纯正鲜卑血统的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时,就明确而坦然地宣布自己不是胡人,也不怕下阿鼻地狱。法琳哪壶不开提哪壶,岂非找死?

勃然大怒的太宗皇帝将法琳打入死牢,并且下令说:法琳不是在著作中声称口诵观音的人刀枪不入吗?那就让他在狱中好好念诵菩萨的圣号,七天之后再来试刀。

期满之日,执法官问:念观音有效吗?

法琳答:贫僧不念观音,只念陛下。

执法官说:你怎么念起陛下来?

法琳答:因为陛下就是观音。

太宗皇帝轻蔑地撇了撇嘴,将法琳流放到益州。 〔1〕

法琳躲过一劫,问题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南朝,北朝》中所说,自从胡僧佛图澄被后赵皇帝羯人石勒尊为“大和尚”,佛教在中国就跟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要依靠皇权与道教争夺江湖地位,国家则要借助宗教维持统治。只不过,主动权在后者手里。皇帝可以选择佛教,也可以选择道教,还可以在二者之间搞平衡。

原因,则多种多样。

隋文帝是公私兼顾。这个武川军阀诞生在佛寺,由一位比丘尼抚养成人,对佛教有着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兴佛不但可以报答养育之恩,证明自己得天独厚,还能与灭佛的前朝撇清关系,争取到佛教信徒的众多人心。 〔2〕

后来武则天的崇佛,原因也在这里。

于是,前面的皇帝灭佛,后面的篡位者就兴佛,比如杨隋;前面的王朝崇佛,后面的取代者就抑佛,比如李唐。他们必须这样选择,非如此不能显示自己正确。佛道两教的此消彼长,也不是什么风水轮流转,而是强权在操纵。

这实在与信仰无关。

中国的皇帝,也没谁真有信仰。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政权的稳固、统治的长久,佛教却总让他们放心不下。五胡十六国以后,佛教兴盛发达,僧尼不入编户,不纳赋税,不敬王者,许多寺院甚至有着自己的法律法规(僧律)和武装力量(僧兵),俨然王土之上的国中之国。幸亏它们规模有限也未联成一体,否则那些方丈岂非割据的诸侯? 〔3〕

问题是他们还要自称“佛子释种”,等于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即便那些带发修行的居士,虽然也娶妻生子,但谁能保证孩子们不会被教育成“中国面孔天竺心”?

更严重的是,靠着佛教,外来文化和异端邪说有了“思想租界”。那些崇洋媚外和离经叛道的异己分子,完全可以躲进那里“政治避难”,以佛祖的名义蛊惑人心,不断挑战儒家伦理的底线。其种种表现,已如前章所述。

这很危险。寺院超过规模,会亡国;信徒超过数量,会亡种;文明根基动摇,会亡天下。因此,在统治阶级和正统儒家眼里,佛教岂止精神鸦片,简直就是定时炸弹。唐太宗只是贬低佛教,仍然让佛教与道教并行,已是开明。

相比较而言,道教让人放心得多。

道教能够成立,自然有它的道理,也有它的优点,最突出的优点就是具有中国特色。比方说,食人间烟火,修现世功德,讲修身养性,求长生不老。这些都非常符合华夏文明的现实精神,何况道教的养生之道也不乏技术含量。

更何况,它好歹也是中国人“自主研发”的。

可惜道教不争气,总也斗不过佛教。说起来这也怪不得他们。中国原本没有宗教土壤,不可能自发产生宗教,只能照猫画虎。这样硬生生弄出来的东西,便只能一半是佛教的山寨版,一半是巫术的升级版,哪里比得上体大思精内涵丰富的佛教?人心所向,皇权也奈何不得。

竞争不过,只好动粗。

于是,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之后,又有了唐武宗的会昌毁佛和后周世宗的整顿佛门,史称“三武一宗”四次大法难。尽管此前由于武则天和其他皇帝的扶植,佛教在唐代曾达到鼎盛。但在武宗的打击下,已是元气大伤。

这虽然理无可恕,却也情有可原。

原因不仅在于武宗崇道,更因为佛教的过速发展已经严重影响到政权稳定和国计民生。以当时的生活水平,十户人家才能供养一个僧人,而会昌五年(845)还俗的僧尼就多达二十六万,大唐子民的负担之重可想而知。这时就算换了武则天,恐怕也得调整政策,何况武则天只有一个。 〔4〕

但,三武一宗以后,却再也没有灭佛的事情发生。佛教不但与朝廷,与道教和儒家也相安无事。文学作品如《红楼梦》中,佛僧和道士还往往联手。明代嘉靖皇帝崇道,清代雍正皇帝信佛,都没有引起政局的动荡。自称破尘居士或圆明居士,在宫中举行法会说法受徒的雍正皇帝,甚至照样毫不留情地刮起廉政风暴,将帝国的财政扭亏为盈。 〔5〕

这当然不会是皇权政治变成了神权政治,只可能是佛教发生了变化,当权者、儒家和道教也做出了相应调整。他们学会了和平共处和中庸之道,也懂得了“斗则两败,和则俱存”的道理,终于携起手来致力于中华文明的共建。

首先是佛教在帝国的结构中摆正了位置。他们通过种种方式和途径,包括对寺院规模和僧尼数量的自我控制,一再向统治者表明心曲:自己将永不谋求执政地位,也不打算将中华帝国变成中华佛国。但,这只能保证他们不再遭受迫害和法难。要想长期生存,必须自我革命,自我拯救。

也就是说,彻底中国化。

中国化早就开始了。第一步是巫术化的浮屠道,时间在东汉到五胡十六国;第二步是玄学化的般若学,时间在西晋到东晋。靠着这两步,佛教从鲜为人知的外来文化变成了风靡天下的中华时尚。这就让他们意识到,与华夏传统相结合才是自强自立的不二法门,而代表着这传统的是儒家,因此还必须迈出关键的第三步——实现自身的儒学化。

儒学化的佛教就是禅宗。 〔6〕

禅宗虽然创始于唐,大行其道却是在宋,佛教不再有性命之忧也是在宋。这说明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过程,佛教的中国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切都是从惠能开始的,他提出的“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正是佛教的儒学化纲领。 〔7〕

这就同时给我们提出了四个问题:禅宗怎样实现了佛教的儒学化?实现这一革命目标的为什么不是别的宗派,而是禅宗?变革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在这时发生?禅宗在改变了佛教的同时又改变了别的什么?

那就让我们探个究竟。

人间佛法

从谂禅师驻锡赵州观音院以后,学佛的人便一天天地多了起来,有一次竟然来了好些僧徒。于是,院主(监寺)就请这位后来被称为赵州从谂或赵州和尚的得道高僧,去看看那些慕名而来的新人,给他们上开学第一课。

八十高龄的赵州和尚慈眉善眼。他走上前去,和蔼可亲地依次询问:同学,你以前到过我们寺院吗?

第一位新生双手合十答道:弟子来过。

赵州说:好好好,吃茶去。

又问另一个。

回答是:弟子没有来过。

赵州又说:好好好,吃茶去。

如此这般询问一遍,开学典礼就宣布结束。

院主不懂。他问:大和尚,前面那个是来过的,你让他吃茶去。后面这个没来过,怎么也让他吃茶去?

赵州大声说:院主!

院主说:在!

赵州说:吃茶去! 〔8〕

啊!莫非学佛参禅就是吃茶?

正是。因为六祖惠能说得非常明确: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禅,当然就是喝茶,也就是吃饭、洗碗、打扫卫生、挑水砍柴,等等。 〔9〕

准确地说,就是生活。

这是一种人间佛法。

人间佛法是符合中华传统的,因为先秦诸子的思想就是人间哲学。就连最抽象的周易哲学和老子哲学,也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物理学之后”(形而上学),而是中国式的“伦理学之后”,是可以付诸行动的实践理性和实用哲学。 〔10〕

孔孟之道,儒家伦理,更是如此。

不同之处,也就是儒家讲修身,禅宗讲修行。但修身和修行,都在生活中。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孝子?晚上铺好席被服侍父母就寝,早上去探视请安,叫“昏定晨省(省读如醒)”。同样,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佛?也很简单,那就是踏踏实实把自己的事做好,甚至自己养活自己。

提倡这种修行方式,并建立起相应清规戒律的,是惠能的四世法孙、马祖道一的法嗣百丈怀海。百丈怀海在禅宗发展史上的地位,应该视为仅次于菏泽神会。神会的重大贡献和历史功绩,是确立了南宗的正统身份。南顿北渐,北方神秀一系是渐教,南方惠能一系是顿宗,这个说法就是从他开始的。禅宗的正宗是南宗,也是从他开始的。为此,神会只身一人与神秀派公开辩论,差一点就惹来杀身之祸。

这就有点像基督教的圣保罗。事实上,如果不是圣保罗提出了原罪和救赎两大教义,基督教未必成功。同样,没有神会不畏强暴力挽狂澜,惠能的学说也很可能就烟消云散无疾而终。要知道,当时北宗的后台老板可是皇家。 〔11〕

神会,是禅宗的圣保罗。

不过神会获得成功,却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当时,两京沦陷神州陆沉,九十高龄的神会挺身而出,设坛度僧收“香水钱”以供军需。战后,唐肃宗为了报恩,建造菏泽寺作为神会的驻锡之地,所以史称菏泽大师、菏泽宗。 〔12〕

禅宗起死回生既然如此,后续发展当然也不能脱离人世自命清高。然而与朝廷共赴国难的机会毕竟百年不遇,筹款效忠的事也不可再三。更重要的是,佛教要想彻底打消统治者的顾虑,必须让对方相信:寺院僧尼不但不会谋反,也不会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因为他们将自食其力。

怀海的“百丈清规”由此产生。

百丈清规的正式名称是“禅门规式”,它明确而详细地规定了禅宗寺院僧团的组织体制、宗教礼仪和生活方式。这些规定经过完善,尤其是在元世祖时奉旨修订后,便成为禅院僧尼必须遵守的丛林清规。丛林是阿兰若(Aranyaka)的梵文汉译,意思是僧侣的修行处,当然也包括禅院。

这是佛教儒学化的重要一步。

实际上百丈怀海创立的禅院制度和禅林清规,从组织上和思想上都渗入了中华的精神和主张。比如:丛林以无事为兴盛,长幼以慈和为进德,待客以至诚为供养,处众以谦恭为有礼。这岂非温良恭俭让,再加道家的清静无为?

百丈怀海还规定,禅院僧尼在学佛修道的同时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自己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他本人更是亲自开荒种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样一种“农禅”生活,与儒家主张的耕读生涯,又是何其相似乃尔! 〔13〕

百丈怀海所制定的“禅门规式”,又称“古清规”,其原貌已无从得见。现在流传的《敕修百丈清规》是怀海禅师入灭五百多年后,由元朝顺帝敕命重新编撰的。

但对于佛教,却是革命。

佛教的诞生地印度是一个坚持种姓制度的地方,属于婆罗门阶层的僧侣充满了优越感和高贵感,根本就不屑于自己动手,甚至视掘地、除草、种树为“不净业”。因此,他们只能靠布施和供养。也因此,他们并不只吃素。素食是梁武帝提倡的,目的是节约开支,尽管他的素菜并不便宜。

怀海却清醒地意识到,佛教招人厌恶与吃不吃肉没有多少关系,有关系的是那寄生虫式的乞食制度,哪怕吃的只是咸菜和稀粥。作为农业民族,华人在心理上是排斥不劳而获巧取豪夺的。因此,禅门僧侣的自力更生,就能为佛教重新赢得尊重,也使禅僧与其他僧尼判然有别,使禅院从一般寺院分离出来,从而使禅宗最终成为独立的宗派。

如此怀海,岂非宗教改革家?

当然。事实上这样一种丛林清规,不但对于佛教,就连对于禅的理解都是革命性的。前面说过,禅(Dhyana)在梵文中的本义是静虑,因此英文通常翻译为Meditation,意思是沉思或冥想。怀海和惠能却把这个定义完全颠覆。成佛的途径不但是瞬间顿悟,而且是身体力行。这离那个既条分缕析又超然物外的印度佛教,实在是十万八千里。

难怪他们要自称“教外别传”了。

与儒学却越靠越拢。成佛与成圣,修行与修身,慈悲与仁爱,几乎可以置换,只不过禅宗并不治国平天下。但他们主张的普度众生,岂非也可理解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理想?如果还赞成忠孝,与儒家伦理更是全无冲突。

披着袈裟的,已俨然是儒者。

然而这种变革却只有禅宗才能实现。这不仅因为惠能主张人间佛法,也因为他坚持众生皆有佛性。佛性问题与丛林清规是有关系的。因为鄙视劳作的人,也不会当真认为众生平等。小乘佛教坚持人性是人性,佛性是佛性,其实就是主张一部分人天生种姓高贵,也只有这部分人才能成佛。

佛与众生,在他们那里其实有天壤之别。

惠能抹平了这一界限。虽然“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是大乘佛教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变成现实的却是惠能。他以樵夫和行者的身份成为禅宗六祖,便雄辩地证明了任何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就像孟子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佛性作为般若智慧的种子是人人都有的,只看你会不会耕耘。

这是一种时代精神。

的确,生机勃勃的大唐是一个耕耘的时代,也是一个撒下种子就能开花结果的时代。之前四百年的动乱,等于把中华大地深深地犁了一遍又一遍。底层的沃土翻了上来,外面的肥水流了进来,开放宽容的政策更是让阳光雨露得以充分降临,生命活力得以尽情挥洒。毫无疑问,这样的时代是需要发出自己声音的,无论是在哪个领域。

于是,禅宗便被挑选为宗教方面的发言人。

时代精神

选择是在门阀制度衰朽之后开始的。

事实上,中国虽然没有种姓制度,却有血统观念和门第观念。表现于历史,就是西周到春秋的贵族政治和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政治。贵族政治时代,佛教尚未传入中国,华夏民族也没有产生自己的宗教,凝聚人心的是祖宗崇拜。而且直到明清两代,祖宗崇拜也仍是主流。

因此,当贵族政治在秦汉逐渐让位于官僚政治时,门阀制度便诞生了。门阀时代的统治阶级不是贵族领主,而是士族地主。他们虽然并不世袭领地,却垄断仕途;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靠的正是祖宗。门阀制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就因为只有祖宗崇拜的中国才有这样的土壤。

当然,也因为官僚体制最早在中国成熟。

不过这样一来,矛盾就产生了。因为官僚政治绝不允许仕途被垄断,帝国制度也绝不允许国土被瓜分。要维护天下一统,就必须消灭贵族领主;要保证皇权至上,就必须消灭士族地主。汉唐两代,肩负的就是这种使命。

动摇了血统观念和贵族政治的是汉,挑战着门第观念和门阀政治的是唐。汉是平民王朝,唐是混血王朝。两个王朝的不同性质,造就了他们不同的气质。包括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也有着自己的风度和风采。

这是黄河九曲十八弯一样的历史长卷。

总体上说,汉是雄浑大气的。唯其雄浑,所以厚重;唯其大气,所以朴拙。那些碑刻、陶俑、画像石,以及霍去病墓前的雕塑,都表现出第一个农业大帝国初生牛犊般稚嫩而笨拙的生猛,以及新兴贵族地主小乔初嫁式的天真烂漫和满心欢喜。即便迂腐繁琐如经学,妖妄荒唐如谶纬,铺陈排比味同嚼蜡如汉赋,也未尝没有汉文明的自豪与自信。

自信的背后,是历史的逻辑。

实际上,作为秦始皇政治遗嘱的执行人,以及真正意义上的“中华第一帝国”,两汉奠定了帝制时代的基本原则和主旋律:重农抑商,中央集权,独尊儒术,孝治天下。如果真如黑格尔所说,历史与逻辑是一致的,那么,两汉就是历史逻辑“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魏晋南北朝。

作为逻辑意义上的否定,魏晋南北朝与两汉,历时大约等长,风貌截然相反:华夷不辨,胡汉混杂,战乱频繁。天下一统变成了群雄割据,对外征服变成了民族混血,统治阶级变成了士族地主,意识形态变成了魏晋玄学,就连佛教也由巫术化的浮屠道变成了玄学化的般若学。

当然,风骨也变成了风度。

汉文化是有风骨的。它甚至延续到建安时期,因此而被称为“汉魏风骨”。这其实是一股心劲,一种可以“激扬文字”的精气神。建安诗人的“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是这个时代的终结篇,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强音。 〔14〕

之后就变成潇洒飘逸了。应该说,此前没有哪个时代像魏晋这样,把才情和气质看作审美对象,将游山玩水、饮酒服药、论道谈玄作为生活方式,让最放荡不羁和最严肃认真的统一起来,然后整体性地打包成一种风度——魏晋名士基本上是同一个调调,不像先秦诸子那样各说各的。

所以,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心态,而心态关乎思想。人们津津乐道的既然是道家的无、佛门的空,睿智的谈吐当然成为追求目标。就连钟爱漂亮的风貌也不奇怪。这不仅由于那风貌原本表现为脱俗的言行,体现着高超的睿智,也因为玄学本体和般若智慧,最终都要变成美。

实现这一转化是在唐。

否定之否定的大唐灿烂辉煌。玄学时代像玉山一样崩溃之后,留下了一片广阔天地和诸多文化遗产;混血的杨隋和李唐则不拘一格地兼收并蓄,气度恢宏地对外开放。新文明海纳百川厚积薄发,理所当然地多元多样,多彩多姿,其五光十色和绚丽斑斓已于《隋唐定局》尽述。那缤纷的色彩就像唐三彩上的铅釉,浓郁得化都化不开。

朴实无华的,似乎只有禅宗。

禅宗确实是最朴素的。没有吓人的高头讲章,没有华丽的铺陈排比,只有最普通的日常用语。一位高僧甚至在插秧时悟到了菩提智慧,写下了这样一则示法偈:

手捏青苗种福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六根清净方成稻,退步原来是向前。 〔15〕

在实现农业机械化以前,插秧是基本农作之一。为了将集中培育的水稻秧苗分株定植在稻田中,农民必须低头弯腰一根根插秧。如果往前走,就会踩踏已经插好的秧苗,他们只能一步步往后退。然而这位僧人却在年复一年的简单重复劳动中看出了大道理,不但字字平实,而且句句双关,这显然是只有亲自参加生产的禅僧才能做到的。

据清宫廷画家焦秉贞所作《御制耕织图》1696年版本。该图册含耕种图23幅、纺织图23幅,每幅图配康熙诗一首。

没错,成稻就是成道,佛也正是水中之天。

如此朴实无华,虽然显得一枝独秀,却恰恰也是“否定之否定”,即心态如魏晋般玄远,形式像两汉般朴拙,这才从容不迫,心平气和,比玄言更上层楼。问题在于,为什么是这样一种境界的禅宗,成为了大唐的宗教发言人呢?

因为科举。

事实上,禅宗的兴起与科举的发展几乎同步——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而惠能成为六祖,南宗成为正统,怀海进行宗教改革,也正好在这三个时期。何况与百丈怀海同时期同辈分的,还有南泉普愿、兴善惟宽、药山惟俨、丹霞天然、天皇道悟等等,均为一时之选;而科举完全成熟,禅宗大行其道,则又都是在唐以后的宋代。请问这是巧合呢,还是天意? 〔16〕

都不是,是理所当然。

前面说过,消灭士族地主是隋唐的历史使命,庶族地主也迟早要登上历史舞台。因此,当门阀政治穷途末路日薄西山时,科举制度就被发明出来。它不但为帝国的文官集团建立了人才库,实现了官僚的儒生化和儒生的官僚化,也相对公平地为天下读书人提供了进身之阶。贫寒之士不用考虑门第族姓,凭借自身努力就能一步登天,由布衣而卿相,岂非另一种意义上的立地成佛和普度众生?

的确,寒门也可以做官,文盲也可以成佛,这就是新时代,也就是大唐梦,而且是可实现的。难怪庶族与禅僧要惺惺相惜了,因为他们共同挑战着血统观念和门第观念;也难怪禅宗会成为时代发言人了,因为正如玄学化的般若学是门阀地主的意识形态,禅宗则属于勤劳耕耘的寒门庶族。战胜了关陇勋贵和山东豪门后,他们将成为时代主人。

何况禅宗还告诉大家,入世与出世,求官与求佛,并不矛盾,因为成佛只在一念之间。金榜题名固然好,科场失意或削职为民则无妨退而参禅。这就为那些苦读于寒窗,颠沛于仕途,沉浮于宦海,纠结于穷达的人,提供了得意时的憩息地,失意时的避难所。当然,是心理上的。

与此同时,士大夫和知识界的心境开始变得平和,思想和文化也开始倾向于内省。因为安身已由科举解决,立命则可以交给禅宗。科举保证了国家的稳定,禅宗保证了心态的平衡。从此,中国人的目光便不再停留在外部世界,而更多地投向了内在心灵。这是中唐到两宋的基本调性。

时势造英雄,也造观念。

当然,这同样有一个过程,而且也同样有趣。

通往自由之路

马祖道一刚开始学佛时,也是坐禅的。

于是,南岳怀让便去禅房看他。

怀让问:年轻人,你在这里坐禅,究竟图什么?

道一说:成佛。

南岳怀让便找了块砖头,在墙上磨。

道一问:和尚磨砖干什么?

怀让说:做镜子。

道一说:磨砖岂能成镜?

怀让说:磨砖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

道一问:那要怎么样?

怀让说:牛车不动,该打车,还是打牛?

道一答不上来。

怀让说:你自己好好想想,到底是要学坐禅,还是要学做佛?如果学禅,禅非坐卧;如果学佛,佛无定相。像你这样整天坐禅,这不是学佛,是杀佛。

马祖道一如醍醐灌顶,顿悟。 〔17〕

现在看,怀让不愧为惠能的亲炙弟子,确实已得六祖的真传。实际上禅宗的宗旨,就是心性本净,佛性本有,无念为宗,见性成佛。这一点,惠能说得很清楚:

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

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 〔18〕

这就是怀让不主张坐禅的原因。禅是车,心是牛。牛不肯走,你打车干什么?佛就在你心中,怎么不去找?

当然,牛若肯走,车也可坐,否则仍是执迷。

因此禅宗的修行主张是:

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 〔19〕

这当然是革命,也是颠覆。因为佛教之教法和证法的核心就是佛、法、僧,号称三宝(梵文Triratna),皈依佛门就是皈依三宝。禅宗作为革命派,当然要颠覆。问题在于,心是看不见的,悟道却需要契机,传法也需要载体,牛和车都不可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向何处求?

生活,实践,大自然。

的确,禅宗跟庄子和魏晋名士一样极其热爱自然。因为自然在汉语中,原本就有“自然而然”的意思,与禅宗主张的“觉悟不假外求”高度一致。因此在禅宗这里,自然界最有佛性,也最接近无上正等正觉,正所谓“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20〕

于是,修禅就变成了休闲: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21〕

也是泛舟,是垂钓,是一无所获:

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

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 〔22〕

般若智慧,就这样变成了美。

显然,如果说“道”在基督教那里变成了肉身,在伊斯兰教那里变成了经典,那么,在禅宗这里就变成了生活。宋代高僧克勤禅师还因此写下了“茶禅一味”的名言。但,如果以为茶味就是禅意,却大错特错。 〔23〕

可惜,许多人连这一步都达不到,比如某律师。

律师是熟悉经书戒律的僧人。按照佛家分类法,参禅的是禅师,讲律的是律师。道不同,原本不相为谋。然而那位菜鸟律师,却偏要来刁难马祖道一的法嗣,百丈怀海、南泉普愿和兴善惟宽的同门师兄弟大珠慧海。

律师问:你们禅师,也用功吗?

慧海说:当然。

那律师又问:怎样用功?

慧海说:饿了就吃,困了就睡。

律师说:这跟闲杂人等有什么不同?

慧海说:他们吃饭时百种思索,睡觉时千般计较。 〔24〕

对于那不开窍的律师而言,慧海这是启蒙,告诉他众生之迷在于吃饭时不好好吃,睡觉时不好好睡。那么,认准吃饭就是吃饭,睡觉就是睡觉,喝茶就是喝茶,对吗?

也不对。

有一次,一位大宋提刑官在离职前,到双峰山向法演禅师请教修行悟道的法门。法演笑眯眯地看着他说:提刑大人年纪轻轻,多少总读过点情诗吧?有两句诗非常贴切:频呼小玉原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

官员听罢,唯唯诺诺而去。

后来写出“茶禅一味”名言的克勤,那时还只是法演的学生和侍者。于是他问老师:这位大人明白了吗?

法演说:他只认得声音。

表面上看,这并不错。因为这首诗的本来意思就是:帅哥哥(檀郎)到家里来做客,小姐不便出面相见,就频繁地呼叫丫鬟(小玉)。其实她什么事都没有,只不过是想让情郎记住自己的声音。因此克勤问:老师不是说“只要檀郎认得声”吗?既然他认得声音,怎么就不对?

法演猛喝:祖师西来意就是庭前柏树子吗?说!

克勤恍然大悟。

于是答道: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

法演说:恭喜! 〔25〕

这是一则破执的典型案例,看起来费解,其实简单。它告诉我们的道理是:通过什么途径觉悟,是吃饭、睡觉还是喝茶或者恋爱,都无所谓,因为“频呼小玉原无事”。甚至就连“檀郎认得声”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认得心”。

认得心就是认得佛,也就是觉悟。但,这是你和佛之间的事。只有你和佛知道,也只需要你和佛知道。正如少年时代的风流韵事,只有也只需要我和她知道。

那么请问,还能说茶味就是禅意吗?

是,又不是,既不是“是”,也不是“不是”。

明白了这一点,才真正懂得“茶禅一味”,也才能真正懂得大珠慧海。实际上,所谓“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并不完全是顺其自然,更重要的是发现自我,因为佛性就在每个人的心中。通往心灵之路,就是通往自由之路。

据1865年《煎茶图式》,酒井忠恒编,松谷山人吉村画。中国茶道在唐宋时期逐渐形成,其标志就是陆羽《茶经》的问世。而圆悟克勤的墨宝,也与日本茶道有着密切的因缘关系。

可惜这很难。

有一次,一位僧人向兴善惟宽请教。

那人说:请问大和尚,道在哪里?

惟宽说:就在眼前。

那人说:既然就在眼前,我怎么看不见?

惟宽说:因为你有“我”,所以看不见。

那人说:那大和尚你,看得见吗?

惟宽说:又有你,又有我,更看不见。

那人说:没有我也没有你,就看得见了吧?

惟宽说:没有你也没有我,谁看啊? 〔26〕

这才真是精彩之极。

改变中国

兴善惟宽的问题很难回答。

我们知道,禅宗一贯主张: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叫“即心即佛”。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想成佛,就得观照自己的内心,发现自我,找回自我。 〔27〕

然而前提,却是破除自我。因为要觉悟就得破执,首先要破的恰恰是“我执”。我,是一个人最容易执著也最难以破除的。正是“我”蒙蔽了佛性,破我执才能见真佛。兴善惟宽说你有“我”所以看不见道,原因就在这里。

问题是,既然“我心即佛,佛在我心”,那又怎么能不承认“我”?任何人类心灵,都是以自我意识为前提的。无我则无心,无心则无佛。何况“我”都没了,成佛做甚?

大约也只能“忘我存佛”。

其实这并不容易,没准就会弄巧成拙,比如法号玄机的唐代某比丘尼。她去挑战雪峰禅师时,雪峰曾问:你这个“玄机”一天织多少布?她的回答竟是“寸丝不挂”。然而走出山门才三五步,自以为雷翻雪峰的玄机就被突然叫住。

雪峰说:玄机师太,袈裟拖在地上了。

玄机马上回头看。

于是雪峰说,呵呵呵,好一个“寸丝不挂”! 〔28〕

破执,忘我,岂非很难?

正因为难,这才有了公案。

公案本指官府的案牍,或待审的案件。由于禅宗认为启迪智慧和辩论教理,就像衙门断案、老百姓打官司,所以把前辈禅师判断是非迷悟的案例也称为公案。雪峰禅师和玄机师太的故事就是,法演与克勤的故事也是。

不过,官府的公案直截了当,简单明白,因为必须明断是非。禅宗则相反,不但不明断,甚至干脆没有是非。事实上说到底,一定要讲谁是谁非,本身就是执。同样,一定要讲“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也是执。

比如有人问马祖道一:和尚为什么要说即心即佛?

回答是:为了不让小孩子哭。

又问:小孩不哭了又什么样?

回答是:非心非佛。 〔29〕

这就是自我否定了。否定,正是为了破执,即破除僧众和信徒对“即心即佛”的执著,其实两种说法并没有本质区别。然而这很难懂。是即是,非即非,黑即黑,白即白,“非心非佛”怎么可能就是“即心即佛”呢?

也只能当头一棒。不雷劈,不开窍。

于是便有了机锋。

机锋也是禅宗特有的。机,是机缘,也是机警,还是机要,锋当然就是锋利。也就是说,利用机缘巧合,借助含有机要秘诀的语言,或一言不发的动作,或超常规的手段比如棒喝,一举刺破宿执,点燃心灯,所以也叫“禅机”。

禅机的内涵一如佛性本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全靠当事人心领神会。这就要有悟性,要有慧根,比如德山宣鉴的开悟就是。当时夜深人静,星月全无,龙潭崇信让侍立在旁的宣鉴回房间去。宣鉴走出门外,回过头说:天太黑。

龙潭崇信为他点燃烛火,又在递过去后一口吹灭。

德山宣鉴顿悟。 〔30〕

当然,如果对方不能领悟,恐怕也无可奈何。比如有人问石头希迁一个老问题: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希迁的回答就是:你去问露柱(炫耀门第的柱子顶端龙形部分)。

那人说:学生不会。

希迁说:我也不会。 〔31〕

此事没有下文,但作为公案流传了下来。实际上,后世许多人就是通过阅读公案修禅的,记录公案的著作也成为禅者的必读之书,哪怕那些公案看起来平淡无奇。

比如有人问慧轮:宝剑未出匣时怎么样?

慧轮说:不在外面。

又问:出匣以后怎么样?

慧轮说:不在里面。 〔32〕

这话看似寻常,其实含有深意。因为第一个答案不是“在里面”,第二个也不是“在外面”,而是“不在外面”和“不在里面”,强调的正是否定。否定才能破执,包括“执著于破执”。唯其如此,石头希迁才要说“我也不会”。

这是从未有过的思想观念,也是从未有过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可谓前无古人,却后有来者。包括《红楼梦》中人物,也不乏参禅的高手。贾宝玉作偈云: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林黛玉却认为境界不够,又加两句: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33〕

故事当然是虚构的,氛围却很真实。事实上,参禅在唐宋以后,就成为知识界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风气时尚。禅悦、禅风、禅语、禅意、禅诗、禅画,还有语录体和山林气,可谓不胜枚举。唐宋元明清的一气呵成之感,不仅因为三省六部和科举制度,也因为禅宗。 〔34〕

实际上先秦诸子之后,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思想文化成果就是玄学和禅宗。在玄学和禅宗影响下,我们民族不但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变了,就连生活方式也焕然一新,比如全民性地喝起茶来,而此前的茶是药用或者加葱姜的。

更有趣的是,饮茶甚至跟科举和禅宗一样,也是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坐禅的僧人带头喝茶,禅宗流行后成为风气,最后在德宗时代有了陆羽《茶经》。茶与禅的关系,岂非该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35〕

难怪赵州和尚的名言是“吃茶去”。

◎ 科举、茶与禅

唐高宗时期 唐玄宗时期 唐德宗时期

科举制度 承袭隋制并完善 科举成为定制 科举全面盛行

茶道 茶正式成为饮料 饮茶成为风气 陆羽《茶经》问世

茶道流传日本

禅 惠能成为六祖 南宗成为正统 怀海进行宗教改革

禅宗大行其道

显然,禅宗的中国化相当成功。他们岂止中国化,也是化中国。事实上,越到后来,禅宗就越是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部分。唐诗、宋词、元曲、山水画、明清小说,处处可见禅宗的影子。就连慷慨纵横不可一世如辛弃疾,那“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不也禅意盎然吗? 〔36〕

然而禅宗只可能向儒学靠拢,不可能变性。毕竟,儒家要修齐治平,禅宗却只要心境湛然。他们甚至与道家也不可能融为一体,却一定会跟儒道两家争夺人心。这就最终要逼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来,只不过这是后话。

其实,这里面有得有失。

禅宗最大的正面意义,是丰富了中华智慧的宝库。他们强调的顿悟成佛,以及留下的机锋公案,都提供了一种看待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视角,即不要执著,不要拘泥。这就在老子的反向思维和庄子的诗性思维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后世许多学者和思想家以禅为喻、借禅说理,并不足为奇。

其次,禅宗让我们明白了智慧与知识的区别——知识属于社会,智慧属于个人;知识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启迪。因此,他们只要求学佛的有慧根,开悟的有机智,却从不提供标准答案。相反,那些公案和禅偈是不妨反复琢磨的。比如宝剑出匣那段话,便可以有多种解读。中国人原本就善于领悟,长于鉴赏,现在更是升级,就像学会了品茶。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们民族从此建立了一种对待外来文化的模式:以我为主,洋为中用。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中国,都必须中国化,否则就没有容身之地。这可是屡试不爽的。从佛法西来到西学东渐,都如此。

然而正是禅宗创造的这一模式让我们错失良机,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和心理素质方面的巨额亏欠,直至今天都无法还清债务,补足功课,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然而要讨论这样一个重大话题,却必须有全球视野。因为只有在那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我们才能看清文明的走向。

第五章

大洗牌

搅局

丹霞天然和他的同学们跑江湖——在江西和湖南之间跑来跑去时,世界的江湖也在重新洗牌。其中至少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一是曾经的蛮族法兰克人此刻成了罗马教皇的保护伞,国王查理曼后来还被加冕为罗马皇帝;再就是以前属于罗马、今天由天主照看的西班牙,不但变成了阿拉伯穆斯林的国土,还与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分庭抗礼。 〔1〕

这确实意味深长。

改换门庭并不奇怪。西班牙,或者说大西洋与地中海之间、法国之南摩洛哥之北的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早就数易其主。它曾经属于一些古老民族,公元前19年成为奥古斯都治下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公元419年又变成了西哥特人的王国,两段时间分别为四百多年和三百年。

然后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应该是渡海而来的,因为此前穆阿维叶建立的舰队早就让塞浦路斯不战而降。公元714年,阿拉伯人开始了西班牙的伊斯兰时代,将东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带到了那里。756年,死里逃生的穆阿维叶后代又将科尔多瓦(Córdoba)定为“后伍麦叶王朝”的首都,并把它建设成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让所有人都叹为观止。

事实上那时的科尔多瓦也气象非凡,就连其他地方的穆斯林都相信它是帝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图书馆里的藏书多达四十万册,七百座清真寺美轮美奂,三百所公共澡堂星罗棋布,难怪它会与长安、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并称为世界四大都会,拜占庭皇帝和欧洲各国国王都要派来使节了。

中国人教给他们的造纸术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利用,希腊和其他民族的经典也像在巴格达那样被大量翻译。翻译家中有不少是犹太人,那些典籍则先由希腊文译为阿拉伯文,再用西班牙语译为拉丁文字,连同伊斯兰的其他文明成果一起传入欧洲。再加上西西里(Sicilia)也被穿绿衣服的法蒂玛阿拉伯人控制,便让基督教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于数百年后,在意大利那不勒斯(Naples)的大学图书馆里第一次读到了阿拉伯文的希腊经典。 〔2〕

看来,洗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公元8世纪,拉赫曼一世征服西班牙,在昔日罗马神庙和哥特式教堂的遗址上,建造了这座大清真寺。当西班牙人重新夺回科尔多瓦后,要在原址重建教堂,但大清真寺的建筑实在太美,美到连信奉天主教的国王都不忍毁坏它。最终,在卡洛斯五世的直接干预下,保住了残留的大清真寺,为世界留下了这座罕见的混搭伊斯兰风格的伟大建筑。

得到好处的还有日耳曼蛮族。他们原先可是目不识丁和粗俗不堪的,根本不知文明为何物。按照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的描述,这些欧洲“胡人”几乎是为了战争而来到人世,劝他们精耕细作比砍他一刀还要困难。对和平毫无兴趣的日耳曼武士认为,明明可以通过流血来获取却偏要去流汗,是懦弱无能、没有骨气和让人鄙视的;驰骋沙场和冲锋陷阵则不但无上光荣,而且非常好玩。 〔3〕

世界是他们的游乐场,战争是他们的嘉年华。

然而皈依基督以后,过去的蛮族便变得衣冠楚楚和彬彬有礼起来。非但如此,法兰克王国还成为抵挡伊斯兰狂飙的铜墙铁壁,日耳曼武士也逐渐变成基督教骑士。他们把剑放在教堂的圣坛上,然后由国王亲手佩戴,这样就可以为教会承认的正当理由进行圣战。威武的查理曼甚至在征战三十二年后给了战败的萨克森人两条出路:要么成为基督徒,要么沦为奴隶,然后运往帝国本土做牛做马。 〔4〕

萨克森人选择了前者,而且得到了公平待遇。

平等相待是基督教的主张,也是罗马帝国的政策。因此法兰克人的基督化其实就是罗马化,而罗马化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文化就是变化,也就是文明化。所以,历史上屡屡出现征服者反过来被同化的案例:征服了汉民族的胡人被汉化,征服了阿拉伯帝国的蒙古人被伊斯兰化。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文化也一样。

毫无疑问,被征服者也会向征服者学习,从他们那里获得新鲜血液。也许,这就印证了《周易》的哲学观念:世界永远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只不过在欧洲人眼里,不变的还有西班牙女郎,她们总是那么漂亮。

当然,阿拉伯人最终还是没能保住美丽的西班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归属天主教。雪上加霜的是,科尔多瓦沦入敌手二十年后,巴格达也被蒙古军团攻陷。由于此前南大食早已灭亡,阿拉伯帝国便随着阿巴斯王朝一起终结。

不过,除了西班牙和西西里,原属于穆斯林的那些地区仍然回荡着悦耳的“邦克”声。成吉思汗所向无敌的孙辈们灭亡阿巴斯王朝仅仅三十七年,就由新可汗带头,集体地皈依了伊斯兰教。更何况,穆斯林只是失去了西班牙,罗马人却丢掉了大本营——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忠诚于安拉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皇帝战死,罗马帝国彻底灭亡。 〔5〕

胜利了的土耳其人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将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兰之城,即伊斯坦布尔(Istanbul);再就是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后来又在穹顶竖起高达三十米的铜制新月,结果是整体建筑更加宏伟、庄严和肃穆。由于奥斯曼帝国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帝国境内的清真寺也都见贤思齐纷纷效仿,便让许多人误以为新月是伊斯兰的标志。 〔6〕

◎ 两大帝国的终结

750年 唐天宝九载 阿巴斯王朝建立

756年 唐天宝十五载 后伍麦叶王朝定都科尔多瓦

800年 唐贞元十六年 查理曼加冕为罗马皇帝

843年 唐会昌三年 查理曼帝国一分为三

864年 唐咸通五年 基督教传入保加利亚

909年 后梁开平三年 法蒂玛王朝建立

950年 后汉乾祐三年 基督教传入波希米亚

967年 北宋乾德五年 基督教传入波兰

988年 北宋端拱元年 基辅罗斯皈依基督教

1008年 北宋大中祥符元年 基督教在瑞典确立

1054年 北宋皇祐六年 东西方基督教会分裂

1096年 北宋绍圣三年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

1171年 南宋乾道七年 开罗法蒂玛王朝灭亡

1236年 南宋端平三年 穆斯林在西班牙的统治结束

1258年 南宋宝祐六年 阿拉伯帝国终结

1291年 元至元二十八年 十字军东征告终

1299年 元大德三年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

1453年 明景泰四年 君士坦丁堡被攻陷,拜占庭帝国亡

新月升起,十字架依然闪亮。

的确,伊斯兰教向外传播时,基督徒也没闲着。阿巴斯王朝建立一百年后,保加利亚、波希米亚、波兰和瑞典先后接受了传教士们的布道,斯拉夫人的基辅罗斯公国也皈依了基督。科尔多瓦被收回前,基督教已传入东欧和北欧。到君士坦丁堡改名时,就连十字军东征也成了遥远的回忆。

其实,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之日起,西方所谓“中世纪”就走到了尽头。这个时代的得名缘于它处在古希腊罗马与文艺复兴之间,所以叫The Middle Age,意思是“中间的世纪”。但如果以为中世纪是一潭死水或一团漆黑,那就大错特错。恰恰相反,光明的种子和生命的活力就蕴含在这数百年中,只不过人们往往看不见,也不知动力所在。 〔7〕

动力在罗马化了的日耳曼蛮族那里。查理曼大帝去世后不久,他的帝国便一分为三,这三个地方后来都成为欧洲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策源地:意大利有文艺复兴,德意志有宗教改革,法兰西有启蒙运动。这恐怕并非偶然。就连法西斯主义产生在意大利和德意志也不稀罕,更不用说光荣革命发生在英国,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又会变成美国了。

蛮族,让欧洲脱胎换骨。

事实上,正是这些形形色色并不同族的日耳曼人,使欧罗巴(Europe)真正成为世界的一个洲;而在之前的希腊罗马时代,它是只能看作亚洲之半岛和岬角的。蛮族却将文明的范围从地中海扩展到整个欧罗巴,使欧洲各民族有了统一的身份认同,也有了再度联合的观念和机制。 〔8〕

欧洲文明,其实是日耳曼文明。 〔9〕

或者说,是罗马化了的日耳曼。

此前的希腊和罗马,则与其说是欧罗巴的,不如说是地中海的。实际上罗马帝国即便在其全盛时期,也只有部分领土属于欧洲,其余大部分是在小亚细亚、中东和北非。唯其如此,人们才说地中海是罗马的内湖。这样看,历史上所谓“古希腊罗马世界”(Graeco-Roman World),称作“地中海文明圈”(Mediterranean Civilization)才更为准确。

同样,或者照理说,基督教就该以地中海为圆心向欧亚非三大洲扩散,把地中海文明圈变成基督教文明圈。然而阿拉伯人的崛起却把这一进程打乱了,日耳曼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搅局更是迫使“环地中海地区”重新洗牌。于是一种新的格局终于诞生,并将一直影响到当今世界。 〔10〕

那么,这种格局是什么呢?

地中海

新格局就是“划海而治”。

海,主要是地中海,然后是黑海和里海。其实看看地图就知道,两大宗教几乎一开始便以地中海为界:之南是伊斯兰的地盘,之北是基督教的天下。以后的走向也一样:基督教向北,然后向西传播到南北美洲;伊斯兰向南,然后向东传播到印度半岛西部、马来半岛南端和印度尼西亚。

因此,伊比利亚(西班牙)和小亚细亚(土耳其)的互换归属,恐怕就只能说是命该如此。于是,黑海也成为南北分界线,双方都不再越雷池一步。分隔欧亚大陆的里海则成为东西界碑,东边广袤辽阔的大片土地属于穆斯林,西边的欧洲则由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三分天下。

看来,洗牌并没有白费工夫。

效益也确实是显著的。因为洗牌的结果,是并非两大宗教创造者的其他民族——日耳曼人和突厥人、波斯人、蒙古人等等,接过了罗马人和阿拉伯人手中的火炬。接手本身就意义非凡,何况这些曾经的蛮族还是要走向世界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想不成为世界宗教,恐怕都难。

这简直无异于“五胡入中华”。

实际上,那段时期就是地中海的南北朝,只不过之后并无隋唐。两大世界宗教没有也不可能统一起来,尽管他们有着共同的源头,甚至源头就在同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希伯来王国的故都,也是三大天启宗教共同的圣地,耶稣基督在这里受难,穆罕默德在这里登霄。尽管这些事真伪难辨,基督徒和穆斯林却毫不怀疑。因此,耶路撒冷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也就毋庸置疑。

实际上耶路撒冷的地理位置极为特殊:西是埃及,东是美索不达米亚,北是地中海,南是阿拉伯人的半岛。而且幸运的是,埃及和巴比伦这两个文明古国,都曾经是犹太人的居留地;不幸的是,他们在那里是奴隶和囚徒。这种罕见的经历让史学家们找到了解释希伯来文明的说法: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即便不能多难兴邦,也该“多难兴教”的。

犹太教的兴起,往往被归结为此。

以色列王国时代,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摩利亚山建造了第一座圣殿,又称所罗门圣殿。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王国摧毁耶路撒冷,圣殿被毁。波斯帝国推翻新巴比伦王国后,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第二圣殿于公元前515年竣工。公元70年,罗马帝国将军提多围攻耶路撒冷,圣殿再次被毁,只剩下一道围墙,即哭墙。

遗憾的是,苦难似乎并不足以让唯一的神对这个民族青睐有加。要知道,比犹太人命更苦的数不胜数,只不过由于销声匿迹而鲜为人知。那么请问,为什么众多的民族都不知所终,失去祖国的犹太人却成为一神教的创立者呢?

这实在让人费解。

一神论也是奇迹。多神和泛神的观念并不奇怪,它甚至可以在儿童那里找到心理依据。小孩子都是天生的万物有灵(animism)论者。他们会跟花花草草说话,命令挡在前面的石头乖乖让路,等等。这不过是最朴素的将心比心。原始民族几乎无不多神崇拜,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相信宇宙间只有唯一的神,却是相当高级的文明。因为唯一就得万能,万能就得无限,无限就不可言说。让一两个人相信这种不可言说的存在,或许能够做到;让一个民族长时间整体性地坚信不疑,其实很难。因此,犹太人的一神教就像希腊人的民主制,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特例和个案。

也许真是天启了。也许吧,也许。

但可以肯定的是,正如使民主制成为世界潮流的不是希腊人,将一神论变成世界宗教的也不可能是犹太人。这不仅因为犹太人坚持他们的“特选”观念,坚持只有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从而将其他民族排斥在外;也因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的一神教,背后需要强有力的哲学支持。

提供这种支持的是希腊人。

希腊人也是奇特的民族,他们似乎天生就有艺术气质和科学精神。而且正如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所说,这看似对立的两面在希腊人那里却高度统一。因此,当犹太人独尊一神时,与耶路撒冷隔海相望的雅典可是另一番景象:希腊人在与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眉来眼去打得火热时,探寻宇宙间之“唯一”的工作也进行得如火如荼。

只不过,这种探索被称为科学。

科学,至少希腊人的科学有两条原则:第一,真理肯定只有一个;第二,答案一定非常简单。它甚至简单到可以用数学(比如几个数字或一个方程式)来表达,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因为唯有简单明了,才可能接近正确。

事实上他们也这样做了。比如宇宙的真理和美,就被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学派表述为“数的和谐”。因此天体一共是十个,包括银河系、太阳、地球、月亮和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只有九个?对不起,为了凑足数字,毕达哥拉斯他们又发明了一个尚待寻找的天体,名叫“对地”。 〔11〕

这样的科学,已经非常接近哲学,甚至宗教了。实际上希腊人的科学和哲学就是他们的宗教,那多神的所谓宗教则其实是艺术。当然,他们也早就为未来的一神教做好了思想准备,那就是世界的精神实体和宇宙的终极真理。

毕达哥拉斯根据勾股定理绘出的可以无限重复的图形,因为形似树,被称为毕达哥拉斯树。图中两个相邻小正方形面积的和等于相邻大正方形的面积;直角三角形两个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毕达哥拉斯学派喜欢把数描绘成各种几何图形,正所谓“凡物皆数”。

精神实体在柏拉图(Platon,拉丁文,下同)那里叫“绝对理念”。他的观点是:世界先有理念,然后才有实体,实体不过是对理念的模仿。比如木匠模仿桌子的理念,就造出了桌子。我们的世界则是“巨匠”(dēmiourgos)所制。巨匠模仿的是什么呢?最高理念,或者绝对理念。

这样的真理,也非常接近真神。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的方法是找原因。原因无非四个:质料、形式、动力、目的。比如要盖房子(目的),就得通过劳作(动力)将泥土(质料)变成砖头(形式)。砖头高于泥土,因此形式高于质料。房子又高于砖头,所以低级形式是高级存在的质料。层层类推,都一样。

如此这般地推演下去,按照逻辑,一定有一个不能再高的形式,一个没有任何质料的纯粹形式。它是一切形式的形式,一切目的的目的,一切动力的动力。作为目的,它是“终极目的”;作为动力,它是“第一推动力”。那么请问,这样的纯粹形式该是什么,又能是什么呢?

当然是神,只能是神,而且是唯一的神。

难怪亚里士多德哲学被认为是“神学目的论”了。事实上绝对形式也好,最高理念也罢,都跟基督教的上帝和伊斯兰教的安拉一样,无形无象,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而且既超自然,又超世俗,只不过一为哲学,一为宗教。

合流却指日可待。

把两希(希腊和希伯来)文明装进了同一个篮子的是罗马人,那个名叫“地中海文明圈”的篮子则硕大无比,还极其包容。这种包容性是海洋文明特有的,因此与同样包容的中华文明不尽相同。至少,罗马帝国不但文化多元,还实行双语制,这正是我们民族所不具备的土壤。

于是,第一种具有世界性的一神教便在罗马的偏远省份兴起,新增部分则用通俗易懂的希腊“白话文”写成。因此可以说,正是地中海孕育了基督教。但即便如此,它成为国教也要到帝国迁都君士坦丁堡之后。其中奥秘,除了在《两汉两罗马》一卷中讲过的政治因素外,说希腊语的小亚细亚更适合基督教发展,恐怕也是不能忽略的原因之一。 〔12〕

不过这样一来,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就分家了。这就为后面的洗牌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基督教文明的影响力离阿拉伯半岛也更近了。因此,当强劲的海风沿着希贾兹商道吹进沙漠,另一颗沉睡的种子便会被温柔地唤醒。地中海文明圈也将被新锐的力量撕破,由一个篮子变成两个。

这股力量就是伊斯兰。

走向世界

穆斯林是高喊着“安拉乎艾克白勒”(Allahu Akbar)奋勇前进的。在半岛,在地中海,在世界各地,都如此。

这是阿拉伯语。意思是:真主最伟大!

真主确实伟大,伊斯兰教的发展也突飞猛进。犹太教至今仍然还是民族宗教,基督教在耶稣去世后多年都没有什么起色,穆罕默德却在有生之年便成就大业,归真之后的事业更是日新月异蓬蓬勃勃。从麦地那乌玛到哈里发国家只用了短短十年,成为当时史上最大的帝国则不到百年。如此惊人的速度,大秦帝国和罗马帝国也望尘莫及吧?

何况全盛时期伊斯兰帝国的疆域之广,势力之强,文化之先进,影响之深远,几乎无人可及。亚历山大和罗马帝国只是把地中海变成了内湖,穆斯林却还要加上印度洋,尽管控制了印度洋的已经不再是阿拉伯人。但不管怎么说,西起阿曼、也门、索马里,东至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包括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都在伊斯兰的旗帜之下。

结果是什么呢?是逼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实际上那些航海家的初衷就是想绕过穆斯林的海上控制区,另辟通往印度的蹊径。由此可见,当时的伊斯兰何等强势。这种光焰万丈的强势甚至让许多人都黯然失色,以至于印度和罗马的两项发明竟被分别称为“阿拉伯数字”和“土耳其浴”。 〔13〕

没错,两件事都张冠李戴了。 〔14〕

这在穆斯林看来,当然证明了真主的伟大,而且这种伟大又来自安拉的至仁至慈,阿拉伯语叫拉赫曼(Rahmān)和拉希姆(Rahīm)。这也是安拉九十九个美名中处于首位的两个。正是这仁慈,让皈依伊斯兰的人越来越多。

那么请问,是这样吗?

恐怕是的。与许多人的想当然相反,伊斯兰教并不是或主要不是通过战争来传播的。战争确实存在,主动挑起争端的战事也为数不少。但,除了立足未稳的传创之初,战争的标的几乎从来就不是宗教信仰的改变,而是政治统辖和经济需求。只要能够达到这两个目的,阿拉伯人并不在乎被征服者信什么教。像查理曼那样,要求被征服者在皈依与为奴或死亡之间做出选择,即便有过,也极为罕见。 〔15〕

于是宽容的政策便泽被臣民:首先是“有经”的犹太人和基督徒,然后扩大到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人。他们被允许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并免服兵役。附带条件则只是不挑衅帝国的权威,安分守己并缴纳人头税和财产税。

这就让阿拉伯征服者大得人心。

其实,哈里发和他的统治集团并不欢迎其他民族皈依伊斯兰教。在他们看来,先知得到的天启原本只属于高贵的阿拉伯人。这是统治者的宗教,因此信仰真主应该是阿拉伯贵族和武士的特权。先知说得很清楚:所有的穆斯林彼此都是兄弟。那么,怎么可以有不是阿拉伯人的兄弟呢? 〔16〕

何况成为穆斯林是有好处的。除了免税,还能光明正大地参加圣战。在阿拉伯帝国,当兵是令人羡慕的职业:战功赫赫的能成果丰硕,光荣牺牲的则能升入天园。如果听任其他人混入,蛋糕岂非不够分配,天园岂非拥挤不堪?

呵呵,宽容的背后也有种种考虑。

可惜青山遮不住,新皈依的原住民还是越来越多。他们叫做麦瓦里(mawali,阿拉伯语,下同),与阿拉伯穆斯林同工不同酬,纳税多而收入少。这就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并导致帝国的改朝换代,新王朝则很快就调整了政策:皈依不再受限制,所有人不论民族都得缴纳相同的土地税。毕竟,任何国家都一样: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不能没有财政收入。 〔17〕

但,宽容作为一种精神却建立起来。

宽容来自先知的开明、罗马的传统和基督教的教训。当年穆罕默德率军进入麦加时,就只流了一点点血,也没有进行报复。麦加的贵族和居民轻轻松松就成群结队地皈依了新宗教,先知则大度地接纳了他们,尽管之前穆斯林的军队曾横扫半岛,穆圣的成功也首先是战场上的。

图为来自摩洛哥的犹太教诗文板,其作用是提醒信徒们神的存在,通常被挂在犹太会堂东墙。在伊斯兰帝国,尽管会受到一些限制,犹太人和基督徒仍然可以继续信奉自己的一神教,并被称为“有经人”。

只不过,那要称为“吉哈德”(Jihād)。

吉哈德往往被理解为圣战,其实不然。它的阿拉伯语本义是奋斗,用于伊斯兰教则是“为主道而奋斗”,包括但并不特指战争。何况为真主而战只是“小吉哈德”,让安拉喜悦才是“大吉哈德”,比如萨拉姆(Salaam,和平)就是。这就要在适当的时候放下屠刀,尽管谁都不可能完全避免战争。

因此,阿拉伯人堪称温和的征服者。他们扩张,但没有破坏;占领,但没有迫害。他们的统治比拜占庭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的苛政更容易让人忍受,结果是许多地区的基督徒在穆斯林军团到来时放弃抵抗。因为他们早就得知,伊斯兰旗下叙利亚的同教派兄弟比自己过得更好。 〔18〕

这就是教训。

教训让人成熟。伊斯兰教之所以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基督教在前面蹚路。我们知道,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源头都在犹太教,而犹太教是既苛严又高贵的。唯其高贵,所以苛严;唯其苛严,所以高贵。这才会对教徒的生活作出那么多的明确规定,而且那些名目繁多的清规戒律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持民族和信仰的纯洁性。 〔19〕

这种高贵感和纯洁性,使犹太人在地中海文明圈里成为特立独行的异类。要知道,把宗教当作艺术的希腊人决不道貌岸然。只要好玩和开心,他们并不在乎伤风败俗。打个比方说,犹太人就像佛教的律师,希腊人则有点像禅师。

对希腊文明亦步亦趋的罗马人也一样。

因此,当基督教作为犹太教的一个分支独立出来,尤其是大量外邦人皈依时,就面临一个难题:还要不要一丝不苟地坚持和延续犹太教的仪轨?比如,要不要割去新教徒阴茎的包皮?犹太人是要的,因为那是与上帝立约的证据。何况犹太人的想法跟我们并不相同。物以稀为贵。未能成为世界宗教在我们看来是个遗憾,他们却没准引以为豪。 〔20〕

决心革故鼎新的基督教却不能这样想问题。相反,新宗教必须在信仰体系、教徒来源和生活方式三个方面都与老大哥画清界限。最后,占上风的意见认为,基督的牺牲和爱已经把我们从戒律中解放出来。新宗教不再是犹太人的,而是所有人的。与上帝签约的技术性问题也不难解决,那就是用谁都可以接受的洗礼替代让成年男子难堪的割礼。 〔21〕

宽容才能壮大,改革才有前途,这就是结论。

基督教迈出了走向世界的关键一步,却又陷入了异端与正统的长期纷争。如前所述,正是诸如基督究竟只有一性还是二性之类的争端,把帝国和教会都拖入了泥潭。结果是基督教文明圈自毁长城,阿拉伯穆斯林乘虚而入,异端教派阵前倒戈,西部东部分道扬镳,想想真是何苦!

伊斯兰教就要简单得多。首先,他们明确宣布穆罕默德是人不是神,也不是神之子,这就没什么可争。其次,他们也没有特选观念,而是代之以安拉的普慈和特慈,即拉赫曼和拉希姆。拉希姆(特慈)就是在后世对穆斯林中的信仰坚定者和生前行善者独赐恩惠,拉赫曼(普慈)则是在今世对所有人都普施仁慈。普施仁慈就大公无私,独赐恩惠就赏罚分明。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而且简单明了。 〔22〕

简单是最接近真理的,简单也是最容易实行的。希腊的科学,中国的禅宗,都得益于简单。但,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成为世界宗教,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又没有那么简单。至少,与政治的关系就是问题。

王权与教权

与政治关系最深的是基督教。

犹太教就没有这个问题。首先,犹太人很早就失去了自己的祖国。国家都没有,哪来王权与教权之争?其次,犹太人也没有教会,无法形成与政权对抗的力量。因此,尽管他们在罗马人的眼里是精灵古怪和团结一致的,却又同时是易于识别和安分守己的,帝国对他们大可放心。

基督教则不一样。他们一开始就打破了民族界限,以信仰实现身份认同。结果,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基督徒,任何地方也都有可能出现基督徒。重要的是,他们居然还有自己的的组织,而且教会的号召力还不亚于政府。那些基督徒甚至宁可被扔进角斗场喂狮子,也不肯为帝国服兵役。 〔23〕

罗马不能不镇压,尽管他们总体上是宽容的。

当然,帝国和教会最后还是“咸与维新”了。前者发现一神教其实更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后者则表示愿意支持“正义的战争”。可惜基督教并非救命稻草,教会这只大猫更不是可以饲养的宠物。因此,虽然握手言欢对双方权力的增长都不乏推动之功,但在度过一个不长不短的蜜月期后,有着自己财政收入、法律法规、行政体系和众多民众的教会便开始与帝国分庭抗礼,并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教廷”。 〔24〕

之后,借用中国的名词,便是教廷与朝廷的明争暗斗甚至公开翻脸,那些心怀鬼胎的封建领主和独立自主的大小城镇则扮演了墙头草的角色,哪边有利就倒向哪边。斗争也从来就没有过压倒性的胜利,教廷和朝廷都小心翼翼地恪守着底线:教皇不会说自己是皇帝,帝王也不以教皇自居。

当然,这种争风吃醋只发生在欧洲,君士坦丁堡的规矩却是最高主教(牧首)由皇帝指派并管辖。拜占庭后来变成伊斯兰的地盘并不再回归基督教,这可能是原因之一。 〔25〕

宗教改革之前的历史,大体如此。

然而正是罗马帝国的“失误”使西方受益无穷。王权与教权的鹬蚌相争,让王室与教廷之外的其他各种集团和势力渔翁得利。包括宗教改革能够在德意志顺利进行,也都因为钻了这个空子。这才有了城市经济,有了市民阶级,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西方现代文明,尽管这是后话。

阿拉伯帝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首先,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阿拉伯人没有国家。也就是说,他们是先立教后建国的。而且,先知穆罕默德既是宗教领袖,又是政治领袖;既是宗教的传创者,也是帝国的缔造者。以后的阿拉伯帝国也都政教合一,阿巴斯王朝的维齐尔(宰相)则只是行政权力的代理人。等到苏丹成为实际统治者并架空哈里发时,帝国也变成突厥人的了。

其次,穆罕默德是封印先知。以后的哈里发都只能继承遗志,再也不能接受天启。这就从理论上永久性地排除了任何人充当“人神中介”而被神化的可能。所有的穆斯林都只听命于安拉,只顺从安拉的旨意。如果说有什么人能够指导他们的思想的行为,那也是已经归真的最后先知。

这就导致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又一重要区别:没有教士阶层,没有教义机构,没有教会组织。当然,伊斯兰教也有乌里玛(阿拉伯语‘Ulamā),即教法学家和神学家。但他们只是正统观念和社会准则的监护人,没有直接干涉穆民生活的权力和手段,何况他们的机构还是国家控制的。 〔26〕

因此阿拉伯帝国不存在颠覆上层建筑的基层力量,这在其创始之初就已经确定下来。伊斯兰教则在麦地那乌玛建立后就自上而下地传播,并非基督教那样先在基层发酵,然后才自下而上地夺权,又岂会出现二元结构?

这可与中华有得一比。

跟阿拉伯帝国一样,中华帝国从来就没有过教权和王权的同时并存,平分秋色。不同的是,后者从东汉末年起就有以宗教为名义和号召的反政府武装斗争。只不过,从黄巾起义到太平天国,争取的都不是教权,而是政权。

事实上,中国人从来就不知教权为何物,也不知教会为何物。即便有组织,也是帮派,不是教派;有领袖,也是帮主,不是教主;有规矩,也是帮规,不是教规,尽管打着宗教的旗号。同样,中华皇帝也会皈依某教,但如果某个和尚或道士胆敢自称教皇,他的脑袋就会立即搬家。

更何况,中华皇帝即便自称弟子,那也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弟子,甚至被认定为佛陀转世或天尊下凡。得道高僧和成仙道士也只有礼拜赞颂的份,哪里还能平起平坐?何况更多的时候皇帝还是孔夫子的好学生,佛教和道教能够敲敲边鼓分一杯羹,就已经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了。

难怪儒释道三家混战多年,合流或并存以后仍然要以儒家为首,以儒家为主。说白了,就因为儒学不是宗教,儒生不是教士阶层,儒家也没有教义机构和教会组织,而且永远都不会有。当然,他们更不会变成敌对势力,或者让统治者感到头皮发麻,就像打着净土宗旗号的白莲教。

这倒是有点像伊斯兰。

伊斯兰教与儒家思想不乏相似之处:都可能是国家意识形态,都是族民或臣民从小就要接受的教育,都注重道德修养和道德情操,也都从头到脚影响和规范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举止,还都主张与人为善和孝敬父母。先知甚至这样传达他得到的天启:我(安拉)曾命人孝敬父母——他母亲弱上加弱地怀着他……你应当感谢我和你的父母。 〔27〕

孝敬父母,已是仅次于信仰真主。

先知也非常务实。他没有提出玄奥莫测的教义、难以完成的目标,所有的训示教诲都通俗易懂,所有的宗教义务也都简单易行。这就不但像儒家,也像禅宗。换言之,伊斯兰教和儒家思想都是实践理性的,是世俗和人间的。

唯其如此,伊斯兰教才不仅是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也是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也因此,它的维持和发展仅靠自身机制就能实现,可以完全不受王朝兴替的影响。 〔28〕

这才真叫“长治久安”。

那么,如果伊斯兰教抢先一步传入中国,会不会也像佛教那样中国化,改变中华文明的走向?不会的,因为跟儒学太像。太像就没有互补性,也就没有必要重复。何况伊斯兰教是信仰极为坚定的宗教,他们在全盛时期的宽容也只是允许其他民族自行其是,并不等于放弃自己的原则迁就和融入其他文明。这也是所有一神教的共同特点。 〔29〕

能够中国化的,只有佛教。

佛教却是奇葩。作为三大世界宗教中最早的一种,佛教诞生在原本不该它诞生的地方——印度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种姓观念,而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因此,当世俗的权力(比如孔雀王朝)支持它时,也能兴旺发达盛极一时。一旦社会政治发生巨变,新宗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强势兴起,佛教在本土就没有了容身之地,只能墙内开花墙外香。 〔30〕

离家出走的佛教选择了与犹太教不同的道路,这也并不奇怪。因为犹太教不仅是民族宗教,而且是犹太民族唯一的宗教。教在,则族存,保教就是保族。因此,尽管犹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地,却必须顽强地保持犹太教的纯洁性,才能保证犹太人的独立性,从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佛教却没有保族的使命,因此完全不必考虑与印度文明保持一致。何况印度也不存在统一的民族,它的文明是多元多样多种族的。所以,佛教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同时,也会设法适应当地的土壤。这其实是明智的选择。因为尽管结出的果子会发生基因变异,却也毕竟是丰硕成果。

比如禅宗。

错失良机

禅宗诞生在中国,原本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无论人们怎样强调禅宗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却无法否认它是佛教的一个宗派。既然还是佛教,那就跟印度文明脱不了干系;而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又实在是相去甚远。

不妨看看印度。

历史上所谓印度文明,是在公元前1400年以后由雅利安人(Aryans)创造的。这些移民来自突厥斯坦(Turkestan,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奇姆肯特州),文明成果被称为吠陀(Vedic),意思是“神圣的知识”。既然如此,他们实行种姓制度,掌握神圣知识的祭司婆罗门位居第一等级,提出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就都不奇怪了。 〔31〕

然而印度也没有教皇。

这里面的原因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首先,印度的婆罗门就像中国东晋的士族,社会地位虽然高,却没有组织,不是集团,当然也没有领袖。其次,宗教在印度是轮流坐庄的,婆罗门教、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都曾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耆那教和锡克教也势力不小。第三,古代印度屡遭外敌入侵,侵略者有的掠夺而去,有的入乡随俗,有的还带来了自己的宗教。如果要教皇,请问选谁?

实际上印度半岛是一块动荡的土地。英国人实行殖民统治之前,它几乎没有被真正统一过,分裂和断裂倒是家常便饭屡见不鲜,可谓铁打的印度,流水的王朝。事实上,它的面积过于广袤,人口过于密集,文化过于多元,力量又过于分散,实在无法形成中华或罗马那样的大帝国。 〔32〕

没有统一的帝国,就不需要统一的思想,也不需要统一的宗教,当然更不需要教皇。于是,从未有过安宁的印度便只好变成“宗教博物馆”,还是没有馆长的。

这倒不难理解。奇怪的是,虽然印度盛产宗教,印度人也充满宗教情感,却只有佛教走向了世界,印度教、耆那教和锡克教都不迈出国门一步,这又是为什么呢?

也只能说佛教是异类。

佛教很早就走出了国门,而且还是公派出国。在中国的韩非子竭力宣扬法家学说时,梵文名叫无忧(Asoka)的阿育王派出高僧到各地弘扬佛法,足迹所至东到缅甸,南到斯里兰卡,西边甚至到了叙利亚、埃及和希腊。 〔33〕

不能确切地知道阿育王的想法。也许在他看来,好东西就该与人分享。让更多的人在佛光普照之下得到解脱,则无疑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也体现了菩萨心肠。

后来兴起的印度教却显然没有这个兴趣。他们跟犹太教一样,更愿意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甚至阶级性。这个新的综合体虽然吸收了佛教和耆那教部分教义,本质上却仍属婆罗门。三位伟大的神——梵天(Brahmā,梵文,下同)、毗湿奴(Visnu)和湿婆(Siva)分别作为世界的创造者、保护者和破坏者共存于顶级,然后繁衍出众多的神。

这是符合印度国情的。等级森严符合种姓制度,多神崇拜符合多元文化,因此很快就占了上风。无法回到祖国的佛教只好继续远行,到异国他乡去寻找出路。

幸运的是,他们来到了中国。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不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还是宗教的真空地带。何况佛教来得正是时候。没过多久,中国就像印度一样陷入长时间的动乱和分裂,此为天时;传播路线主要经由少数民族居住的西域,此为地利;北方胡人视其为同类,南方士族视其为知音,此为人和。

这就不但能落地生根,还能做转口贸易。

当然,这里面其实存在问题:中华和印度两大文明毕竟异质,就像希腊和希伯来。好在文明史上并不乏此类奇怪的组合,比如罗马教皇与法兰克人的联盟。可见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政治如此,文化亦然。

何况佛教与中华文明并非没有相通之处。实际上从宗教的角度看,文明无非四种:一神、多神、泛神、无神。多神教很难有世界性,最典型的就是印度教。一神教虽然有可能走向世界,但前提条件是:新皈依者表面上多神崇拜,实质上是泛神论者,原本并没有坚定的信仰,比如埃及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当然,如果他们之前已有一神倾向,也不妨顺水推舟地改宗更为纯粹的一神教,比如波斯人。

佛教和华人的态度却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的。你可以说他们无神,因为佛陀和祖宗都是人,不是神。同样,也不妨称其为多神和泛神,因为这些崇拜对象具有神性,能够赐福于子孙后代和芸芸众生。正是这种不确定,使双方都有了各自表述的空间和余地,难怪能够共建文明。

文明的混血势必产生巨大的能量,大唐也因此具有了毋庸置疑的世界性。事实上,从中国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的佛教,是作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跟儒家学说等等一起漂洋过海的,这里面当然也有禅宗一份功劳。

但,禅宗也让我们错失良机。

作为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师之一,玄奘留学印度十七年,糅合十家学说编译而成一部《成唯识论》(简称《唯识论》)。图示书影为明万历海宁陈瓛重刊本。

机会是佛教带来的,玄奘法师取回的真经其实包含着中华文明稀缺的资源,这就是作为印度哲学“五明”之一的因明(Hetuvidyā)。明(Vidyā)就是知识、智慧、学问,比如声明就是音韵学和语言学。因(Hetu)则是推理依据,所以因明就是逻辑学和认识论。认识论又叫量论,研究对象则是现量和比量,也就是直觉知识和推理知识。 〔34〕

可惜最后被欣然接受的却主要是声明。它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中,由此产生了格律诗。因明却很少有人知道,因为禅宗的主张是顿悟成佛,那又何必要什么逻辑推理? 〔35〕

于是连同因明背后的科学精神也被拒之门外。事实上遍检禅宗的公案和机锋,你会发现那更多的是抖机灵,而非爱智慧。要知道,智慧和爱智慧可是两回事。没有希腊人那样对智慧的爱,最后就只会剩下文字游戏和耍嘴皮子。

包容精神属于地中海,科学精神属于雅利安,因明在本质上是西方的。所以这一次的擦肩而过,就给我们民族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因为技术进步可以依靠劳动人民,科学研究和国民教育却只能依靠知识阶层。如果知识阶层集体地对逻辑推理不感兴趣,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就实在堪忧。甚至就连阿Q精神也多少要由禅宗负责。试想,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示众等等,不也颇有禅意吗?

看来,反思是必须的,却又只能留待将来。

现在可以做总结了。似乎可以这么说:自从隋炀帝打通南北大运河,穆罕默德在麦加得到天启,世界就进入了洗牌的时代。洗牌风起云涌地延续了好几个世纪,从阿拉伯人建立世界大帝国,日耳曼蛮族成为欧洲新主人,直到成吉思汗的蒙古旋风横扫欧亚大陆,奥斯曼土耳其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主宰,拜占庭作为千年帝国落下帷幕。

这就是文明的走向。

在这浪潮激荡的岁月,中华文明一方面与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另方面则按照自身的趋势走向巅峰。灿烂辉煌的唐宋,是世界文明圈的时代。之后,是盛极而衰,是起伏跌宕、日薄西山和浴火重生。中华帝国由扩张而收缩的转折点,则正是看似与禅宗无关的怛罗斯战役和安史之乱。

于是就有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西方人眼中黑暗的中世纪,却反倒是伊斯兰和中华文明的黄金时期?为什么这两大文明,后来会有不同的道路?为什么禅宗的兴起,也会成为历史的分水岭?其中奥秘,究竟何在?

要回答这些问题,又必须先看武则天。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女皇武则天》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330年(东晋咸和五年),罗马帝国迁都拜占庭,并更名为君士坦丁堡。

376年(东晋太元元年),日耳曼民族大迁徙。

386年(太元十一年),拓跋珪称王,北魏建国。

392年(太元十七年),基督教被定为罗马帝国国教。

395年(太元二十年),罗马帝国分裂。

398年(东晋隆安二年),北魏迁都平城,拓跋珪称帝。

410年(东晋义熙六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城。

420年(东晋元熙二年),东晋亡,刘宋建国。

427年(刘宋元嘉四年),高句丽迁都平壤。

439年(元嘉十六年,北魏太延五年),北凉亡,五胡十六国时代终,南北朝时代始。

444年(元嘉二十一年,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北魏禁佛。

445年(元嘉二十二年),罗马主教利奥一世自称教皇。

476年(刘宋元徽四年,北魏承明元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北魏冯太后开始政治改革。

494年(北魏太和十八年),拓跋宏迁都洛阳。

496年(南齐建武三年,北魏太和二十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皈依基督教。

526年(南梁普通七年),菩提达摩在广州登陆。

527年(普通八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即位。梁武帝第一次舍身同泰寺,菩提达摩见梁武帝。

534年(南梁中大通六年),拜占庭灭亡北非汪达尔。《民法大全》完成。

552年(南梁承圣元年),养蚕制丝技术传入拜占庭。

555年(承圣四年),拜占庭灭亡东哥特。

581年(隋开皇元年),杨坚称帝,大隋建国。

589年(开皇九年),陈亡,隋统一中国。

592年(开皇十二年),日本推古女皇继位。

597年(开皇十七年),基督教传入英国。

604年(隋仁寿四年),隋文帝卒,隋炀帝继位。

610年(隋大业六年),隋炀帝再赴江都,开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里。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得到天启。亚美尼亚人希拉克略成为拜占庭皇帝。

612年(大业八年),穆罕默德开始在麦加公开传教。

618年(唐武德元年),李渊称帝,大唐建国。

622年(武德五年)9月24日,穆罕默德抵达雅思里布,雅思里布从此改名麦地那,意为先知之城,此年也在以后被定为伊斯兰教教历的元年。

628年(唐贞观二年),拜占庭与波斯人签订停战协议。

629年(贞观三年),玄奘赴印度取经。

630年(贞观四年),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日本开始派出遣唐使。穆罕默德率军攻陷麦加,麦加居民全部皈依伊斯兰教,麦加成为伊斯兰教的第一圣地。

631年(贞观五年),玄奘法师抵达印度,入住恒河以南摩揭陀王国的那烂陀寺。

632年(贞观六年),穆罕默德逝世。阿布·伯克尔成为首任哈里发,在位期间统一了阿拉伯半岛。

634年(贞观八年),欧麦尔成为第二任哈里发。

635年(贞观九年),唐军攻陷吐谷浑国都。景教传入中国。阿拉伯军团攻陷拜占庭帝国重镇大马士革。

638年(贞观十二年),阿拉伯人占领耶路撒冷。

640年(贞观十四年),唐建安西都护府于交河故城。

641年(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进藏。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卒,君士坦斯二世开始执政。

642年(贞观十六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

644年(贞观十八年),奥斯曼成为第三任哈里发。

645年(贞观十九年),玄奘法师回到长安。

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李世民卒,唐高宗李治继位。阿拉伯人征服塞浦路斯。

651年(唐高宗永徽二年),阿拉伯军团灭亡波斯萨珊王朝,阿拉伯帝国使节至长安,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

656年(唐显庆元年),阿里成为第四任哈里发,迁都库法,伊斯兰内战开始。

657年(显庆二年),大唐灭亡西突厥。

660年(显庆五年),新罗联合大唐灭百济。

661年(显庆六年),阿拉伯帝国伍麦叶王朝建立,从麦地那迁都大马士革,定哈里发为世袭,西方史学界称其为阿拉伯帝国,中国史称白衣大食。

668年(唐乾封三年,总章元年),唐灭高句丽,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

671年(唐咸亨二年),惠能到黄梅双峰山拜弘忍为师。

676年(唐仪凤元年),惠能现身广州法性寺。

679年(唐调露元年),置安南都护府于宋平(越南河内)。

690年(武则天天授元年),武则天称帝,国号周。

698年(圣历元年),阿拉伯帝国伍麦叶王朝征服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

705年(唐中宗神龙元年),武则天卒,大唐复国。

714年(唐玄宗开元二年),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

726年(开元十四年),拜占庭帝国圣像破坏运动。

732年(开元二十年),阿拉伯军团被法兰克王国统治者查理·马特击败。

742年(唐天宝元年),西突厥彻底灭亡。

750年(天宝九载),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建立,中国史称东大食,又称黑衣大食。

751年(天宝十载),阿巴斯王朝征服塔什干。唐将高仙芝攻阿拉伯军队于怛罗斯(今江布尔)城,大败而归,被俘唐军中有造纸工匠,造纸术遂传入阿拉伯。法兰克王国宫相矮子丕平篡位,建立加洛林王朝。

755年(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起。

756年(天宝十五载),教皇国建立。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王子在西班牙建立后伍麦叶王朝,定都科尔多瓦,中国史称西大食,也称白衣大食。阿拉伯帝国分裂。

762年(唐肃宗宝应元年),阿巴斯王朝迁都巴格达。

788年(唐德宗贞元四年),回纥行文大唐,改称回鹘。

800年(贞元十六年),查理曼加冕为罗马皇帝。

804年(贞元二十年),查理曼征服萨克森。

840年(唐文宗开成五年),回鹘汗国灭亡。

843年(唐武宗会昌三年),查理曼帝国一分为三,奠定了意大利、德意志、法兰西三国雏形。

864年(唐懿宗咸通五年),基督教传入保加利亚。

909年(后梁开平三年),法蒂玛王朝建立,占有西西里和北非,中国史称南大食,又称绿衣大食。

929年(后唐天成四年),后伍麦叶王朝(西大食)阿卜杜·拉赫曼三世宣布自己为哈里发。

950年(后汉乾祐三年),基督教传入波希米亚。

962年(北宋太祖建隆三年),神圣罗马帝国诞生。

967年(乾德五年),基督教传入波兰。

988年(太宗端拱元年),基辅罗斯皈依基督教。

1008年(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基督教在瑞典确立。

1031年(仁宗天圣九年),西大食灭亡,西班牙分裂为二十多个小王国。

1054年(皇祐六年),东西方教会大分裂,罗马公教和东正教诞生。

1055年(至和二年),巴格达被塞尔柱突厥人占领,阿巴斯王朝名存实亡。

1096年(哲宗绍圣三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

1147年(南宋高宗绍兴十七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1171年(孝宗乾道七年),土耳其帝国攻陷开罗,南大食灭亡。

1189年(孝宗淳熙十六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1202年(宁宗嘉泰二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1206年(宁宗开禧二年),铁木真被尊为成吉思汗。尊奉伊斯兰教的印度德里苏丹国建立。

1215年(嘉定八年),英国国王约翰签署《大宪章》。

1217年(嘉定十年),第五次十字军东征。

1219年(嘉定十二年),蒙古军团开始西征。

1228年(理宗绍定元年),第六次十字军东征。

1236年(端平三年),卡斯提人攻陷科尔多瓦,结束了穆斯林在西班牙的统治。

1248年(淳祐八年),第七次十字军东征。

1256年(宝祐四年),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率蒙古军团占领伊朗全境,实际上建立伊儿汗国。

1258年(宝祐六年),旭烈兀率蒙古军团攻陷巴格达,阿巴斯王朝(东大食)灭亡,阿拉伯帝国终结。

1265年(度宗咸淳元年),英国首次召开国会。

1270年(咸淳六年),第八次十字军东征。

1291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十字军丧失了在东方的最后据点,十字军东征告终。

1295年(成宗元贞元年)6月19日,取代了阿巴斯王朝的伊儿汗国合赞汗率领将士集体皈依伊斯兰教,11月3日即汗位,改名穆罕默德,自称苏丹。

1299年(成宗大德三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

1453年(明代宗景泰四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拜占庭帝国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随即迁都君士坦丁堡,并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意为伊斯兰之城。

1492年(明孝宗弘治五年),西大食残余势力被消灭。

1517年(明武宗正德十二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开罗,征服埃及,帝国的苏丹兼任哈里发(教主),成为伊斯兰世界最高精神领袖,至1924年被土耳其共和国宣布废除。马丁·路德在德意志揭开宗教改革序幕。葡萄牙商人远至中国广州,欧洲商人直接与中国贸易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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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禅宗兴起

产品经理 | 吴畏 装帧设计 | Mirro 内文设计 | 谈天

出版统筹 | 吴畏 学术顾问 | 陈勤 法律顾问 | 黄荣楠

插图绘制 | 方佳翮 彭琬清 高文婧 何姝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策划人 | 路金波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夺宫 麻烦岂止是情人

夺嫡之争

愚蠢的皇后

糊涂的谏官

寒心的功臣

第二章 弄权 大尾巴羊

小人也有用

谋杀与谋反

大清洗

谁是皇帝

第三章 血洗 李弘之死

再废太子

更换皇帝

扬州兵变

裴炎被杀

第四章 变脸 杀戒

色戒

魔戒

革命前后

正义与天良

第五章 无字碑 谁来接班

狄仁杰脱险

重来未必要卷土

女皇谢幕

又见女人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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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15

女皇武则天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皇武则天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3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448-3

Ⅰ. ①女… Ⅱ. ①易… Ⅲ. ①武则天(624〜705)- 人物研究 Ⅳ. ①K827=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9688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吴畏 张雪健

装帧设计 Mirro

内文设计 谈天

插画 方佳翮 徐婧儒

易中天中华史

女皇武则天

易中天 著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27千字

印张 7.25

印数 1-50, 000

插页 2

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448-3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夺宫

麻烦岂止是情人

据说,女皇陛下又要选美了。

当然,据说而已。

然而响应号召的却很是不少。有位官员郑重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理由是那男孩长得白白净净眉清目秀。还有一位官员毛遂自荐,公然声称性器官雄壮伟岸,十分给力。这事闹得朝野上下沸沸扬扬,街谈巷议大多不堪入耳。于是一位名叫朱敬则的谏官,便认为不能不说点什么。 〔1〕

谏官也叫言官,职责是给皇帝提意见,正如台官的职责是监督官员。这种制度是秦汉就有的,但最为完备并起到作用是在唐宋。魏徵能够不断纠正唐太宗的错误,原因之一便在于他长期担任谏官。所以,谏官哪怕品级再低,发言权和影响力都不小,尽管他们只能提出批评。 〔2〕

朱敬则就是中书省的谏官,职务是右补阙,级别是从七品上,相当于副县级。不过,问题并不在于地位高低,而在话不好说。不好说也不因为事关私生活。我们知道,在“家国一体”的制度框架下,皇家即国家。因此,作为天下之主和帝国元首,皇帝理论上是没有私生活的。如果他娶非其人或纵欲过度,从宰相到谏官都有权表示反对。

可惜当今圣上却是女人。

女人成为国家元首,其他民族史不绝书。埃及有,罗马帝国有,后来的英国和俄国有,当时的日本和韩国也有。中华帝国却从来就没有为女人当皇帝,做过任何思想准备和制度设计,因此女皇陛下的性生活便成为难题。 〔3〕

这个问题是男性皇帝没有的,因为有制度保障。唐代制度规定在皇后以外,还有四妃、九嫔(读如频)、九婕妤(读如捷于)、九美人、九才人等等。一般地说,这已够用,何况他还可以挑选,可以换人,甚至扩招,就像晋武帝。

贵妇人也问题不大。丧偶可以再嫁,甚至可以公然索要性伙伴。南朝刘宋的山阴公主就曾对弟弟说:我和陛下都是先帝骨肉,陛下后宫万人,姐姐我却只有驸马一个,这也未免太不公平。结果,当皇帝的弟弟便为她挑选了三十个年轻貌美身强力壮的男人充当床上用品,号称面首。 〔4〕

◎ 世界历史上的女皇

持统天皇(645-703),日本第41代天皇,在位时间公元686年至697年。年轻时嫁给天武天皇为妃,生皇子,并获封皇后。天武天皇死后临朝称制,扶持皇子继位,可惜皇子早死,持统本人随即登位。在位十余年后让位于文武天皇。

伊莎贝拉一世(1451-1504),西班牙统一前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女王,与阿拉贡王储斐迪南二世联姻,共同完成了西班牙历史上著名的“收复失地运动”,为日后的西班牙统一奠定了基础。

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英国汉诺威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在位时间公元1837年-1901年,长达六十余年,开启了著名的“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君主之一。

可惜,这并不适用于女皇。

女皇是不能再嫁的。再嫁以后,谁当皇帝?她也无法册封皇后和嫔妃,除非有同性恋倾向。至于男性后妃,则史无前例闻所未闻。问题是,女皇又不能没有性生活。如果连这都没有,怎么称得上九五至尊?再说也不人道。

没奈何,只好偷情。

偷情是半公开的,第一个情夫是薛怀义。这家伙本是洛阳街头卖狗皮膏药的混混,原名冯小宝。由于身材魁梧肌肉发达,被高祖皇帝的女儿千金公主一眼看中,试用之后又推荐给女皇。推荐语是:小宝有非常材用,可以近侍。

这时的女皇虽然名义上还是太后,实际上已是临朝称制的一国之君,她那个傀儡儿皇帝当然管不了这事。陛下本人则虽然年逾花甲,却依然性欲旺盛。孀居两年之后得到这样一个男人,真是久旱逢甘霖,根本顾不上什么身份。不过为了掩人耳目,她还是让冯小宝改名薛怀义,并剃度为僧,因为僧侣和道士能以宗教活动为借口自由出入后宫。 〔5〕

献身于女皇当然会有丰厚的回报,假和尚薛怀义也立即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可惜这个没文化的市井无赖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中华传统文化是讲名分的。他薛怀义虽然在床上深得女皇欢心,却不是正式册封的男妃。因此,当他公然对宰相苏良嗣傲慢无礼时,便被政府大堂的法警按倒在地,狠狠地打了几十耳光。

薛怀义逃进宫里向情人哭诉,未来的女皇此刻的太后却并无雷霆之怒。她只是笑了笑说:呵呵,法师呀,以后你走后门吧!前门是宰相们的地盘,不可冒犯。

公是公,私是私,老太太心如明镜。

苏良嗣当然也一点事儿都没有,反倒是一位名叫王求礼的监察官员上书朝廷,奏请割掉薛怀义的生殖器,以保证“宫女们的贞节”。毫无疑问,太后对此也是一笑了之。 〔6〕

假和尚与女皇帝的性关系大约维持了十年,最后以薛怀义的死于非命而告终。这家伙多半是女皇杀的,原因可能是他既对提供性服务感到厌倦,又要争风吃醋。这当然为已经有了新欢的陛下所不能容忍。总之,此人在坏事干尽之后变成了死狗一条,朝野上下没有人表示同情。 〔7〕

女皇的态度也一样。

实际上,两年之后她又有了两坨小鲜肉,这就是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兄弟俩都只有二十多岁,女皇则已是七十三岁高龄。不过陛下的兴致丝毫不减当年。也许,由于她的前夫高宗皇帝长期多病,性生活的质量很可怀疑,大好光阴实际上被虚掷不少。现在,帝国既然已是她的天下,自己的性能力又被薛怀义开发出来,当然要安享晚年。

张氏兄弟是通过太平公主得以入宫的,事先是否经过试用则不得而知。情况大体上是:女皇陛下那位乖乖女很贴心地将张昌宗推荐给母亲大人,张昌宗又推荐了自己的哥哥张易之,理由是哥哥的器官更伟岸,还精通房中术。 〔8〕

女皇欣然接受。

这是风格完全不同的情夫。假和尚薛怀义是粗俗不堪的肌肉男,张氏兄弟则是眉清目秀的小白脸,而且能歌善舞多才多艺,所以人称五郎和六郎。当时有个被舆论讥为“两脚野狐”的马屁精便曾这样吹捧他俩:大家都说六郎漂亮得就像莲花,依我看应该是莲花漂亮得就像六郎。 〔9〕

看来,女皇要换口味,而且胃口不小。

朱敬则也因此有了批评的理由,指导思想则是儒家主张的中庸之道。他说,男欢女爱乃人之常情,关键在于要张弛有度。陛下已经有了薛怀义、张易之和张昌宗,应该可以心满意足。像现在这样众人以性能力自荐,恕臣愚钝,实在是不可理解。愚臣职在言谏,也不敢不奏。

女皇却淡然一笑:是吗?若非你直言,朕还不知道。 〔10〕

于是重赏朱敬则,后来还让他当了宰相。

呵呵,女皇并不糊涂,因为她是武则天。

武则天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甚至就连她的这个称呼也都独一无二。没错,她是姓武,名字却不叫则天。后者是她的尊号——退位后叫“则天大圣皇帝”,去世后叫“则天大圣皇后”。姓氏加尊号,就成了“武则天”。

这就等于称唐太宗为李太宗,唐明皇为李明皇,其实不伦不类。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不能称她为“周则天”。她建立的那个周朝,不但别人不承认,就连她自己,最后都只好宣布放弃。同样,我们也不能称她“唐则天”,因为“则天大圣皇帝”是武周的,不属于李唐。 〔11〕

至于她自己起的名字武曌,则几乎从没用过。因为当她有资格发明这样一个怪字时,已经没人胆敢直呼其名。她本人当然也用不着。那时,她的自称是“朕”。

也只好叫“武则天”。 〔12〕

然而就连这也大成问题。武则天,是则天皇帝,还是则天皇后、则天太后?都是,又不全是,不只是。其实对于正统历史学家,她就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制造的麻烦也远不止情人或名称,而是把整个系统和程序都打乱了。 〔13〕

这当然因为她以女人之身而为皇帝。事实上,中华帝国并不乏女性执政者,只不过之前的吕后,之后的慈禧,都是女主而非女皇。女皇只有武则天,也只有她那个时代才会产生女皇。因此问题便很清楚:她为什么会当皇帝?

释文(自右往左):

天地日月星 载初授证圣 国臣正年月 万君照人生

武则天造字不止于“曌”字,亦不止用于其名,考古所见武周时期墓志铭中有新造字近二十个,略编于上。据洛阳碑志拓片博物馆。

夺嫡之争

没人想过武则天会当皇帝,包括她自己。这不仅因为她既非皇族又是女人,更因为她接手的大唐江山其实本是李世民的。太宗皇帝是那样励精图治和深得人心,如果不是出了差错,他的政权怎么会被颠覆,又有谁能够颠覆?

差错出在接班人。

接班人原本不是问题,因为李世民有十四个儿子,而且长子李承乾、四子李泰、九子李治都是长孙皇后嫡出。皇后为人贤德,威望极高,太宗皇帝对她也十分敬重。因此于情于理于法,储君都非嫡长子李承乾莫属。时年八岁的承乾在李世民即位后两个月就被立为太子,便是证明。

◎李世民的儿子们

皇后长孙氏 皇长子李承乾 封恒山王。八岁封皇太子,成年后谋反被废。

皇四子李泰 封宜都王,后改封越王、魏王等。谋反,死于33岁。

皇九子李治 封晋王。后继承皇位,即为唐高宗 。

杨妃(炀帝女) 皇三子李恪 封蜀王,后改吴王。有声望。冤死于房遗爱谋反案。

皇六子李愔 封梁王,后改蜀王。田猎无度,因房遗爱案被贬流放。

燕妃 皇八子李贞 封汉王,后改越王。有才干。起兵反武失败自尽。

皇十一子李嚣 封江王,早薨,谥曰殇。

阴妃 皇五子李祐 封宜阳王,后改楚王等。游冶无度,叛乱被贬。

韦妃 皇十子李慎 封申王,后改纪王。懦弱无能。死于流放途中。

杨妃 皇十三子李福 封赵王。平庸无奇。得善终。

杨氏 皇十四子李明 封曹王。谋反被贬,被逼自杀 。

王氏 皇七子李恽 封郯王,后改蒋王。被告谋反,惶惧自杀。

无名宫女 皇次子李宽 出继给叔父楚哀王李智云,早薨,无后。

皇十二子李简 封代王,早薨,无后。

唐太宗共生有皇子十四名,其中仅两人(李福、李治)得以善终,令读史者唏嘘不已。《旧唐书》感叹:“子弟作藩,磐石维城。骄侈取败,身无令名!”

可惜这位太子实在不争气。太宗皇帝为他先后聘请了数位名师进行教导都无济于事,以至于彻底失望。他自己则在汉王李元昌和宰相侯君集的煽动下谋反,事败被废,流放黔州(今四川省彭水县),两年后孤独地死去。 〔14〕

依照宗法,储君之位便轮到皇四子魏王李泰。

李泰比承乾只小一岁,而且相貌英俊,聪明好学,端肃多才,是父皇一直比较喜欢和看好的。事实上废太子李承乾铤而走险,与李世民偏心眼,以及李泰气焰嚣张和步步紧逼不无关系。兵变失败后,承乾曾对太宗作结案陈述:儿臣贵为太子,还能有什么图谋?只不过为泰所逼而已。如果父皇立泰为储君,那就正好中了他的圈套。 〔15〕

唐太宗心里不免咯噔一下。

朝中重臣也反对李泰,尤其是已故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和谏议大夫褚遂良。他们主张立皇九子晋王李治。李治时年十六岁,虽不失为仁爱孝悌的良善青年,却是出了名的糯米团子,一点魄力都没有。唐太宗就曾对长孙无忌忧心忡忡地说:你们都劝我立治儿,可是治儿懦弱,奈何? 〔16〕

然而长孙无忌等人看中的,恰恰正是李治的温厚文弱和一无所长。也许,他们伺候李世民已经很累,不想再来一位“雄主”。更重要的是,元老派有自己的既得利益,李泰身边却集结了一大批以功臣子弟为主的少壮派。这个班底就是他的“小舰队”和小朝廷,随时准备抢班夺权,改天换地。这可是长孙无忌、褚遂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 〔17〕

相比较而言,李治就要好控制得多。他没有党羽,没有能力,也没有经验,只能躲在元老派的大树下,实现唐太宗和魏徵一贯主张的君臣共治。至于性格的柔弱或懦弱,则是可以非常善意地正面理解为“仁孝”的。

这个算盘打得并不错,只是没把武则天算进去。长孙无忌也好,褚遂良也罢,都不可能想到李治身边会出现蛇一样的女人。他们当然也想不到,李治虽然好控制,却不是控制在他们手里,而是控制在武则天手里。结果,他们把李治扶上了台,李治却在老婆的指使下把他们整了下去。

当然,这是后话。

李泰这边也屡犯错误。他为了讨得父皇欢心,夺取储君之位,竟信誓旦旦地对唐太宗说:臣只有一个儿子。将来儿臣寿尽之日,一定为陛下把他杀了,传位给晋王。

这话实在太假,精明过人的唐太宗却信以为真,满心欢喜地告诉了褚遂良。他说:父子之爱,本是天性。泰儿为了遂朕心愿,居然提出作此牺牲,实在让朕感动。

褚遂良立即警觉。没错,正因为父子之情是天性,所以李泰必是作伪。于是上前一步对李世民说:陛下失言。请问天底下,哪有杀了爱子传位给弟弟的?何况承乾谋反,不就因为太子之外另有夺嫡之人吗?如果陛下要立魏王,那就非处置晋王不可,否则魏王和社稷都没有安全。

如此一来,事情就严重了。其实动动脑筋就能明白:魏王现在是只有一个儿子。将来呢?不再生了?如果像父皇李世民一样,也生出十个八个来,难道统统杀了?就算李泰自己说话算数,他的儿子难道就坐以待毙?如果十几个儿子都只有死路一条,难道不会联合起来对付晋王李治?

李治这边也有问题。李泰已经许愿死后让位,李治难道就不紧不慢地等着哥哥去死?他难道就不会对哥哥之死做点什么促进工作?如果李泰死前来不及杀掉那些侄子,他又将如之何?难道亲自动手或者刀兵相见?都不可预料。

可以预料的是,按照李泰提出的方案,太宗皇帝百年之后必有一场骨肉相残的血光之灾。而且,由于预设了先后两位储君,朝中大臣必定会分为两派。到时候,两派都会参加到宫廷斗争中来,就连国家都有分裂的可能。因此,如果要立魏王李泰为储,那就只有现在就杀了晋王李治。

唐太宗也明白了。他泪流满面地说:我不能。 〔18〕

李泰却继续上蹿下跳,甚至对李治进行恐吓:你平时跟汉王李元昌关系最好,现在他参与太子谋反被砍了头,你就不害怕吗?李治本来就胆小怕事,闻言果然愁眉苦脸,在父皇面前也战战兢兢。只不过李泰没有想到,他的自作聪明反倒提醒了李世民:如果立李泰,承乾和李治都有危险。只有立李治,才能保证三个儿子一生平安。 〔19〕

于是,太宗皇帝毅然决定将太子和魏王同时废黜,后者也被打发到了均州(今湖北省均县)。事实证明,保全三个儿子的想法得到了实现:李治对两个哥哥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极大的同情,甚至由于担心他们衣服不够,饮食不好,还特地请求父皇下令沿途有关部门给予特别关照。 〔20〕

李治确实孝悌。

承乾和李泰的夺嫡之争终于偃旗息鼓,太宗皇帝却感到筋疲力尽甚至心灰意冷。他私下对几个心腹大臣说,你们看朕这三个儿子一个弟弟(汉王李元昌)都干了些什么!想想活着真没意思。说完拔出佩刀,竟然要自尽。

大臣们立即上前拦腰抱住。

褚遂良则一把夺过佩刀,交给了李治。

长孙无忌马上就看懂了褚遂良的这个动作,他自己也不愿意错过机会,于是当即问李世民:陛下究竟要立谁?

太宗皇帝脱口而出:我想还是立晋王。

长孙无忌立即表态: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

太宗皇帝只好对李治说:拜谢你舅舅吧!

李治就地向长孙无忌单膝跪下。

太宗皇帝又说:不知舆论会怎么样?

长孙无忌说:晋王仁孝,天下归心已久。恳请陛下向文武百官征求意见。如果有不同意的,臣万死不辞。

太宗皇帝批准了这个提议,并在太极殿召见六品以上的官员。李世民说: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打算在皇子当中另选一人为储君,诸位说谁最合适?

殿中一片异口同声:晋王仁孝,当立为储。

懦弱的李治,就这样成为太子。 〔21〕

其实,这个戏剧性的场面十分可疑,因为太宗皇帝很快就反悔了,打算改立吴王李恪,结果又理所当然地被长孙无忌阻止。可以说,此刻的太子,后来的高宗,其实是被元老派推上台的。他们能够这样,一方面固然因为唐太宗强调君臣一体共治天下,另方面也因为贞观后期权力转移:褚遂良掌握了动议权,长孙无忌则掌握了决策权。 〔22〕

太宗皇帝的心软和退让,当然也是原因之一。

也许,雄才大略的李世民,到了晚年也英雄气短。他只想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长孙无忌等人则只想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都没想到会犯下无可挽回的错误——大唐王朝差一点就丢了江山,长孙无忌、褚遂良他们则丢了性命。

天上掉下的馅饼却既是李治的,也是武则天的。因为女人虽然不能当皇帝,却可以当皇后。

愚蠢的皇后

武则天原本并不能当皇后。她不是李治的女人,而是李世民的,进宫时只有十四岁。据说,当时她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就像生离死别。小姑娘却满不在乎地说:去见天子焉知非福,何必哭哭啼啼地儿女情长?

母亲杨氏马上就不哭了。

之后的经历便鲜有信史可言。官修史书遮遮掩掩,民间传说五花八门,大体上可以确定的是:武姑娘被唐太宗册封为正五品的才人,赐号武媚,人称武媚娘。她在宫中波澜不惊无所事事地度过了十一年光阴,又在太宗皇帝去世后按照惯例进入感业寺削发为尼,时年二十五岁。 〔23〕

做尼姑当然不是武媚娘的心愿,她的奋斗目标至少也是正二品的嫔,或正一品的妃,还得是受宠的。但显然,太宗皇帝并没有给她机会。相反,随着老皇帝的驾崩,她的远大理想也灰飞烟灭,多半只能在青灯古佛前了此一生。

在一般的女人看来,这就是命了。

◎唐后宫等级一览表

一后 皇后

四妃 贵妃 贤妃 德妃 淑妃 正一品

九嫔 昭仪 昭容 昭媛

修仪 修容 修媛

充仪 充容 充媛 正二品

二十七世妇 婕妤九人 正三品

美人九人 正四品

才人九人 正五品

八十一御妻 宝林二十七人 正六品

御女二十七人 正七品

采女二十七人 正八品

以上为史籍所载的唐后宫制度,后期有所调整,省去嫔妇之类,改为三妃、六仪、美人、才人四等。参看《唐六典》之《尚书吏部》、《内官》诸篇。

非比寻常的武媚娘却是决不肯认命的,她的蜘蛛网也早就悄悄地搭在了一个年轻男人的身上。这个人当然就是后来的高宗李治,时间则应该是在太宗皇帝病重期间。当时李治以太子的身份在御前亲侍汤药,武媚则因才人的职务而负责饮食起居。两人频繁相遇,或日久生情,或一见钟情,或眉目传情,甚至以身相许,都是完全可能的。 〔24〕

至于种种细节,官修史书照例语焉不详,尽管文人墨客们更愿意想象成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Cleopatra)那样的香艳故事。高宗皇帝倒是必须对天下臣民有一个交代,他的说法是:当年朕作为太子侍奉先帝时,与父皇的嫔妃从来就不曾目光相遇。先帝非常赞赏,遂以武氏赐朕。 〔25〕

这当然是弥天大谎,而且那谎撒得并不高明。稍微动动脑筋就知道,既然先帝已经将武媚娘赐给皇太子,那又何必让她去一趟感业寺?声称“未尝迕目”更是此地无银。如果你们俩从未有过意思,那么,就算先帝有所赏赐,为什么不是别人,偏偏就是武媚呢?不打自招!

不过,高宗皇帝总算公开承认,他跟武媚娘是在先帝时代就认识的。后来的发展则极具戏剧性:第二年,新皇帝在太宗的忌日到感业寺为父皇上香,两人再次相遇。说了什么没人知道,只知道武媚泣不成声,李治潸然泪下。 〔26〕

显然,他俩在太宗皇帝榻前从未相互看过一眼,不折不扣是假话。相反,这对干柴烈火即便未能几番云雨,至少也已心心相印,否则就不会有感业寺这一幕。

父皇榻下曾相识,感业寺中再度逢,这就是事实。

很难考证出这次重逢是偶然相遇,还是刻意安排。可以肯定的是,当年武媚在李治身上一定下过功夫。十四岁时就已经有了主见的她,当然清楚这位前途无量的年轻人,要比行将就木的老皇帝有用得多。因此,即便她未必乐意用身体作交换,也不妨碍她用感情作诱饵。而李治,这个多愁善感又初尝禁果的大男孩,很自然地便成了她的俘虏。

武媚娘应该感到欣慰,因为李治并没有始乱终弃,反倒旧情难忘,她的命运也必将转变。问题在于,皇帝也得遵守礼法。毕竟,那可人儿既是先帝之妾,又是出家之人。没有正当理由和坚强后盾,重入后宫就是一厢情愿。

◎ 唐代女性时尚

武媚娘征服李治,除了心机,必然还与其魅力有关。一个“媚”字既是她个人的总结,也是唐代女性风流的展示。

女子化妆顺序:敷铅粉、抹胭脂、画黛眉、贴花钿、点面厣、描斜红、涂唇脂。图片及注释据西安大明宫遗址博物馆。

唐代女子发型百变,这里选取的是其中三种。据美籍华裔插画师Nancy Duong作品重绘,参考纳春英《唐代服饰时尚》和杨志谦《唐代服饰资料选》。

这时,一个蠢女人帮了他们的忙。

这个女人就是王皇后。

王皇后出身名门,又是太宗皇帝亲自挑选,无疑正派贤淑端庄大方,足以母仪天下。然而唯其如此,她在丈夫眼里便未免缺少魅力,床上功夫更是无从谈起。李治虽然没有经天纬地之才,却并不等于没有性的需求,更不等于他就只能凑合。不!他还有萧淑妃。这个女人既跟他颠鸾倒凤,也为他生儿育女,正宫娘娘的肚子却始终鼓不起来。

皇后认为,这都是萧淑妃害了自己。

于是,跟所有利令智昏的蠢女人一样,皇后想出了一个自以为得计的馊主意:把那偷情的小尼姑接进宫来,让她去跟小贱人萧淑妃撕咬,以毒攻毒,自己坐山观虎斗。

有了皇后的支持,武媚娘很快就如愿以偿。她拿着那张旧船票,重新登上了后宫这艘豪华游轮,并迅速升级为九嫔之首的昭仪。李治也高兴。朝思暮想的女人终于到手,成熟女性也比黄毛丫头更懂得床笫之欢。结果,他就像苍蝇掉进了蛛网,虽然那网很柔软,很温馨,还有点香味。 〔27〕

王皇后却得自己吞下苦果。她的主意也许不错,只可惜找错了对象。没错,小尼姑刚进宫时,在皇后面前乖巧得就像一只猫,也成功地让皇帝疏远了萧淑妃,甚至并不像萧淑妃那样独占皇帝。但是她的温顺、她的隐忍、她的一颦一笑都有一个远大目标,那就是取王皇后而代之。

愚蠢的皇后终于发现自己是引狼入室,曾经相互仇视的两个女人也决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更加危险的情敌,却可惜为时太晚。武昭仪已经为当今圣上连生三胎,李治这头大尾巴羊也决心投入狼的怀抱,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28〕

更何况,奇案也早就在宫中发生。

案情说起来很简单。永徽五年(654)初,或者头一年的年底,武昭仪生下了一位公主。某天,高宗皇帝兴致勃勃来看女儿,却发现小公主死在襁褓中。李治大惊失色问:刚才谁来过?一众宫女异口同声回答:皇后陛下。 〔29〕

这就是“杀婴案”。

但,此案可疑。

事实上,婴儿暴死,可能有多种原因。王皇后看望并摆弄过孩子,并不能证明她就是凶手。如果她当真狠毒到不惜杀人,那么被杀的就该是武昭仪的儿子,而非女儿。何况王皇后再笨,也不至于蠢到将情敌的住处作为犯罪现场。更何况从宫廷斗争中的表现看,她根本就下不了这毒手。

指控武昭仪为凶手也于理不通。尽管“虎毒不食子”并不一定适用于这个女人,却不能低估她的智商。她可不是什么傻乎乎只知蛮干的母老虎,而是一条可以在草丛里隐忍潜伏很久,一旦开口就要见血封喉的毒蛇。那么请问,掐死自己的孩子,以此陷害刚离开的皇后,这个赃栽得了吗?

栽不了。因为王皇后孤身一人看望摆弄孩子,实在太怪异了。以皇后之尊,临嫔妃之室,身边岂能无人伺候?身为母亲和下属的武昭仪岂能不一旁作陪?皇后又岂能吩咐她们统统退下?漏洞破绽如此之多,这个赃可怎么栽? 〔30〕

因此公主之死,只是一起意外事故。

事实上此案并未引起轩然大波,小公主也要到十年后才被追封。武昭仪很清楚,这时顶多能多给皇帝施加一点心理影响。毕竟,王皇后的谨严方正朝野闻名。要想扳倒这个最大的情敌,需要等待,也需要更大的阴谋。 〔31〕

这个阴谋就是“厌胜案”。

厌胜是一种诅咒他人致病致死的巫术,具体做法则是将仇人的形象绘成图画或刻成木偶,然后扎针念咒。此案同样扑朔迷离。能够推测出来的,大约也就是扎满尖针的木头小人在王皇后的寝宫被当场搜出。木偶的形象是武昭仪还是高宗皇帝?是谁告发了厌胜之事?此事究竟是王皇后之母柳氏的馊主意,还是武昭仪对王皇后的设计陷害?官修史书一概语焉不详,甚至其说不一,只能留给后人任意猜测。 〔32〕

古代的厌胜术由来已久。托名古代巧匠鲁班的《鲁班经》中记录了一些住宅建造时可用的厌胜术(如上图第一排所示),认为以厌胜之法放置锁头、桃符、双刀等可影响房屋的风水,甚至影响居住者的健康和命运。更为流行和普遍的厌胜术体现在“厌胜钱”上(如上图第二排所绘),取求福消灾之义,和“压岁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此刻,是永徽六年(655)的六月。

旧案未了,新案又起,王皇后岌岌可危。那么,这个虽然愚蠢却尚属良善的女人,能够保住地位和性命吗?决心置对方于死地的武昭仪,又能够如愿得逞吗?

糊涂的谏官

武昭仪稳操胜券。

事实上从进宫那天起,她就一刻都没闲着,而且很快就看清了形势。首先,王皇后无懈可击,却也毫无魅力,并不被皇帝宠爱,完全可以取而代之。其次,今后她的战场就是后宫,而后宫不过方寸之地。第三,像她这样的女人是既遭鄙薄又招忌恨的。只有改善环境,才能站稳脚跟;也只有步步为营,才能克敌制胜。而且,这一点都不难。

的确,武媚娘天赋极好。早在太宗时代,她就明白能在后宫这是非之地制造是非的,不是皇后更不是皇帝,而是那些不起眼的奴仆,尤其是宫女。正因为她们地位卑贱,所以无人防范;也正因为她们人微言轻,所以无人怀疑。但当需要压死骆驼的稻草时,随便抽出一根都能管用。

稻草需要培育,武昭仪当然会。

因此,她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王皇后不同的做派。王皇后和她的家属,仗着出身名门地位高贵,从来就不把下人放在眼里。武昭仪却非常懂得如何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尤其是拉拢那些憎恶王皇后和萧淑妃的人。结果怎么样呢?后宫布满了她的亲信,布满了她的线人。而且奇案发生时,她们又都成为证人,尽管那些奇案根本就经不起推敲。 〔33〕

然而这样更好。似是而非,才能疑神疑鬼。何况武昭仪十分清楚,她需要的只是说法,或者暗示。

王皇后却百口莫辩,只能寄希望于朝廷大臣。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倒是站在王皇后一边,可惜刚一交手就败下阵来。这些元老重臣很可能把事情想简单了,也把对手看简单了。他们显然没有想到,李治竟会那么受武昭仪的操控和影响,而且这娃娃犟起来会像一头驴。因此,当高宗皇帝在退朝之后召集秘密会议时,这些人都掉以轻心。

其实高宗皇帝也稀里糊涂。他的目的,当然是要废了王皇后,另立武昭仪。然而给出的理由,却不是杀婴案或者厌胜案,而是皇后无子。此事本来就责任在他——长期睡在其他女人身边,皇后哪来的儿子?这就难免底气不足。再加上平时就忌惮那些元老派大臣,结果李治的一番话便说得软弱无力结结巴巴,连他自己也觉得是强词夺理。 〔34〕

元老派立即举牌反对。

挺身而出的是褚遂良,反对的理由也很简单:王皇后出身名门,先帝所选,并无过错。三句话都讲得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尤其是王皇后曾经为先帝披麻戴孝三年,符合大唐律法不得休妻的规定。李治无可反驳,只好不欢而散。

武昭仪却马上就看明白了。

事情很清楚。首先,杀婴案也好,厌胜案也罢,根本无法拿上台面,对王皇后也没有杀伤力。李治在秘密会议上只字不提两案,说明连他也将信将疑。由此也可推测,小公主绝非其母所杀,否则岂非机关算尽反误性命?要知道,昭仪的父亲武士彟(彟音获),可是吕不韦一类的投机家。这个木材供应商的女儿——聪明绝顶的武媚娘,决不会做赔本买卖。 〔35〕

其次,李治这个男人是靠不住的。他优柔寡断,没有主心骨,心肠和耳朵都很软,在女人的怀里像个孩子,在元老派面前也一样。这就只能循循善诱又步步紧逼,床上软磨堂前硬抗。更重要的是,必须把枪顶在他腰上。因此,第二天再议此事时,武昭仪就隔着帘子坐在皇帝身后了。

褚遂良大约不知此情,继续慷慨陈词,而且越说越激动也越不得体。他说,就算陛下要另立皇后,也得妙选名门望族之女。昭仪乃先帝旧人,众所皆知。如果立她为后,请问天下耳目如何遮掩,子孙万代又会怎样议论?

高宗皇帝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褚遂良却只管说自己的。他说,先帝临终时,曾经拉着陛下的手对臣说:朕的好儿子好儿媳,今天就交给你了。先帝德音乃陛下亲聆,想必不会忘记吧?微臣既辜负了先帝的厚望,又忤逆了陛下的圣意,羞愧莫名,无以自处,只能将陛下所赐之象笏奉还,请陛下准臣告老还乡!

说完,将朝臣专用的象笏放在地上,叩首出血。 〔36〕

皇帝勃然大怒。

愤怒是必然的,因为褚遂良把炮弹全砸在了他身上。这时不要说大唐天子,便是换了别人也会火冒三丈。更为可恶的是,褚遂良开口先帝,闭口先帝,简直就是不拿现任天子当皇帝。没错,我李治是不如父皇,却不等于换个皇后的权力都没有。如果连这都做不到,岂非更不如先帝?

李治的这些心理,褚遂良可曾想到?

显然没有。相反,他恐怕多多少少是倚老卖老,把皇帝当小孩子,自己摆老资格。当然,褚遂良这种态度未必是故意的,多半是习惯使然或有意无意。但这更可怕。如果所有的元老重臣都是这副德行,请问李治那皇帝可怎么当?

褚遂良真是糊涂透顶。

不错,李治是比较柔顺,也比较懦弱,但并不等于他就没有脾气。事实上,柔弱的人往往倔强,正如刚毅的人往往豁达。何况只要当了皇帝,再差的人也会威风八面。更何况正因为他一贯被视为绵软,也就特别需要发发脾气。

这一次,褚遂良便撞到了枪口上。

然而他还要火上浇油。谁都知道,李治的偷情乱伦既是公开的秘密,又是最不能公开的秘密。私生活,公开说,要到则天皇帝坐稳江山之后。此时则讳莫如深犹嫌不足,岂能哪壶不开提哪壶,当众揭短?再说了,武媚娘能够由尼姑变成昭仪,不就是王皇后一手操持的吗?请问又作何解释?

交出象笏更为不智。这就不但是跟皇帝吵架,而且是跟皇帝翻脸了。好嘛!你不把朕当皇帝,朕当然也可以不把你当大臣。于是李治瞠目怒喝:来人啦,把他拉出去!

一声娇斥也从帘后传出:还不杀了这野狗! 〔37〕

谁都听得出,这是一个三十岁女人的声音。

由于褚遂良的意气用事和不讲策略,一局好棋完全被他搅乱,元老派也顿时乱了阵脚。现在,问题已经由王皇后该不该废,武昭仪该不该立,变成了褚遂良该不该杀。长孙无忌只好赶紧来救老朋友的命,哪里还能顾得上别的?

说起来褚遂良也算政治老手了,此番表现却简直愚不可及。他自以为有先帝这个大后台、门第这根杀手锏,高宗和昭仪就会乖乖就范,服输认栽,却不知李治最讨厌拿先帝来压自己,而大唐皇族最恨的就是门第。 〔38〕

如此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当然必败无疑。可惜此人至死都不觉悟。两年后,被贬到爱州(今越南清化)的褚遂良上表自陈,字里行间充满哀怨,也充满哀求。他说,当年承乾和魏王争当太子,是臣和无忌力挺陛下,扭转乾坤。先帝大行之后,又是臣和无忌扶陛下即位于灵前。臣老了,自悔有忤圣意,恳请陛下看在往事的分上,多加哀怜。 〔39〕

看来,褚遂良是想打情感牌,因此还特别提到太宗皇帝去世时,李治趴在自己肩上痛哭的事。可惜他又错了。在皇权体制下,政治人物之间,尤其是君臣之间,是没有交情和友谊可言的。如果对方是英雄,或许还能惺惺相惜,用理性唤醒,靠真情感动。然而李治不是。像李治这样被先帝光环笼罩的,重提往事等于揭他老底,只能让他恼羞成怒。因此这封信送到长安之后,便如泥牛入海,全无消息。

据说,李治甚至连看都没看。

显庆三年(658),褚遂良在流放之地忧郁而死,享年六十三岁。这时,武昭仪成为皇后已经三年。因为并非所有的元老重臣都是褚遂良,官僚集团也不是铁板一块。

寒心的功臣

夺宫之战打响时,阵线似乎很分明。

天平明显地倾斜。武昭仪这边,只有一帮新提拔的小人如李义府、许敬宗之流(详见下章),再加上后宫微不足道的奴仆。高宗皇帝虽然支持她,却软弱无力摇摆不定。王皇后那边则阵容强大,立场坚定的至少有太尉长孙无忌,尚书省副长官右仆射褚遂良,中书省长官中书令来济,门下省长官侍中韩瑗(读如院),已占到国务委员的半数以上。

只有一个人态度暧昧,他就是李绩。 〔40〕

实际上,李治在退朝后秘密讨论废王立武一事,召见的宰相是四人。除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还有司空李绩、尚书省副长官左仆射于志宁。然而李绩却请病假。早不病,晚不病,偏偏在这个时候病了,这病生得蹊跷。 〔41〕

李绩确实有心病。

官阶正一品的司空李绩是大唐的开国元勋,之前则是瓦岗军李密的部将,本姓徐,叫徐世勣(绩的异体字)。瓦岗军兵败之后,大片土地和许多人马仍掌握在李绩手中。李绩却没有趁机自立,也没有视为资本,而是交还给李密,让李密献给大唐。高祖皇帝大为感动,于是将他封为国公,赐予李姓,委以重任,看作贴心贴肺的家里人。

太宗皇帝跟李绩也情同手足。贞观十七年(643)四月,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李绩则得了一种怪病。太宗听说胡须灰可以治疗,竟然自己剪了胡须送给李绩。李绩感恩戴德进宫拜谢,太宗却说:我这也是为了江山社稷。朕要把儿子托付给你。你不曾辜负李密,也不会辜负我。

李绩当场感动得把手指都咬出了血。 〔42〕

但,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十五日,也就是太宗皇帝去世的十一天前,李绩却突然接到命令,以正二品的特进官阶和“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职务,调任叠州(今甘肃省迭部县)都督。那个地方,距离长安一千三百多里,因高山重叠而得名叠州,正可谓千里之外,万山丛中。 〔43〕

调令来得蹊跷,李绩却没有片刻的观望犹豫,连家都没有回就立即赴任。一个多月后,他又突然奉调回京,拜为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而且继续担任国务委员。

◎唐代散官官阶(贞观十一年)

品位 文官 武官

从一品 开府仪同三司 骠骑大将军

正二品 特进 辅国大将军

从二品 光禄大夫 镇军大将军

正三品 金紫光禄大夫 冠军大将军

从三品 银青光禄大夫 云麾将军

正四品上、下 正议大夫、通议大夫 忠武将军、壮武将军

从四品上、下 太中大夫、中大夫 宣威将军、明威将军

正五品上、下 中散大夫、朝议大夫 定远将军、宁远将军

从五品上、下 朝请大夫、朝散大夫 游骑将军、游击将军

正六品上、下 朝议郎、承议郎 昭武校尉、副尉

从六品上、下 奉议郎、通直郎 振威校尉、副尉

正七品上、下 朝请郎、宣德郎 致果校尉、副尉

从七品上、下 朝散郎、宣义郎 翊麾校尉、副尉

正八品上、下 给事郎、征事郎 宣节校尉、副尉

从八品上、下 承奉郎、承务郎 御侮校尉、副尉

正九品上、下 儒林郎、奉仕郎 仁勇校尉、副尉

从九品上、下 文林郎、将仕郎 陪戎校尉、副尉

“特进”、“开府仪同三司”都是散官官阶。散官与实际官职不同,用于勋位的判定和奖赏,形成“品位”体系,与“职位”相对,萌生于秦汉魏晋,由来已久。参见阎步克《品位与职位》和《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这一天,是贞观二十三年的六月二十日。此前,他就已经改任洛州刺史兼洛阳宫留守,时间在六月一日以后。也就是说,李绩根本就没有可能到达叠州。他只不过离开长安旅游了一趟,就官复原职,还升了半级。这就实在怪异。因此我们不能不问:这一个多月时间内都发生了什么? 〔44〕

太宗驾崩,高宗即位。

事实上李绩的七上八下,就是太宗皇帝一手安排。他深知此人的特点是重感情讲义气,因此在四月份病重期间对太子李治说:李绩才智有余,你的恩德不足,我死之后他未必对你效忠。所以,朕现在就把他贬到天荒地老去。如果立即上路,你就提拔重用;如果观望犹豫,那就只能杀了! 〔45〕

忠心耿耿的李绩,差一点就人头落地。

李世民的这一安排,不过雄猜之主的惯用伎俩。然而由此造成的深远影响,却是这位千古一帝没有想到的。

首先,朝廷的格局变了。

变化是微妙的。此前,李绩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他们同属元老集团,在夺嫡斗争中也同属晋王派。但,拜为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之后,就成了仅次于首相的次辅。到永徽四年(653)二月拜为司空,便更能与长孙无忌分庭抗礼,因为司空和太尉的官阶都是正一品。因此,李绩如果与长孙无忌他们不再同心同德,武昭仪便大有空子可钻。 〔46〕

实际上李绩的心态已经改变。自从看透了皇上的心思而迅速离京,他的心就寒到了零度以下。是啊,你不仁,休怪我不义。江山社稷与我无关,远离是非才是全身之道。他李绩已经犯不着为李唐王朝出生入死,也犯不着跟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这帮飞扬跋扈的家伙搅在一起。因此,当他察觉到秘密会议是要讨论废立皇后时,就非常及时地生了病。

结果,武昭仪的命运也变了。

武昭仪其实差一点就当不上皇后。因为李治的御前会议不欢而散后,未能与会的另外两位宰相——中书令来济和侍中韩瑗,也通过面见皇帝或上书朝廷主动表明了态度。态度当然是反对废王立武,而且立场坚定,言辞激烈,从殷纣王一直说到汉成帝,简直就是在给李治上历史课。 〔47〕

这事非同小可。正如《隋唐定局》一卷所说,唐代实行三省六部制。除尚书省长官尚书令曾由李世民担任,因此长期无人填补空白外,门下省长官侍中、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都是当然的宰相,即可以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国务委员。尚书省副长官左右仆射如果“同中书门下三品”,也一样。

所以,中书令来济、侍中韩瑗站在太尉长孙无忌和尚书省右仆射褚遂良一边,就几乎等于宰相群体同仇敌忾,三省一致反对另立皇后。面对如此强大的反对派,高宗皇帝不能不倒抽一口冷气,甚至打算放弃努力。

是的,如果没有李绩的话。

没有证据表明是武昭仪让皇帝去见李绩的。但以武媚娘嗅觉之敏锐,不会看不出李绩病得蹊跷;而以英国公地位之崇高,李绩的态度将是关键的一票。总之,皇帝不耻下问地向李绩道出了自己的烦恼:朕想立武昭仪为皇后,可是顾命大臣都不同意,是不是该就此止步? 〔48〕

李绩说:这是陛下家事,何必再问外人? 〔49〕

平平淡淡一句话,却立马点醒梦中当局。是呀,朕的家务事,何劳国务委员和三省六部过问?同时,李绩这个不是态度的态度也等于变相地告诉李治:并非所有的元老重臣都一边倒地反对废王立武,皇帝陛下不妨独断专行。

一言兴昭仪,武媚娘咸鱼翻身。

不过,媚娘毕竟是媚娘。就在李治下诏立她为皇后的第三天,即永徽六年(655)的十月二十一日,新皇后上表请求褒奖韩瑗和来济。她的说法是:对抗圣意,风险很大,极为不易。若非公忠体国,岂能做到,又岂能不赏? 〔50〕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韩瑗和来济却一身冷汗。因为按照这个逻辑,最该奖赏的就是褚遂良,怎么没有他的份?因此很清楚,新皇后这是黄鼠狼在给鸡拜年,只不过反对派已经无计可施。何况韩瑗还心存幻想,希望自己的让步能够换来褚遂良待遇的改善,尽管其实并不可能。 〔51〕

来济和韩瑗估计得不错:武皇后不会放过仇人,无论他们是情敌还是政敌。实际上没过多久,王皇后和萧淑妃就死于非命。两年后,韩瑗和来济被贬。四年后,长孙无忌也被谋杀,办法是刘邦和曹操都用过的:诬以谋反。

韩瑗也被牵涉到这个案子里,只不过其时韩瑗已死,曾经的昭仪没能砍成他的头。来济的下场要好一些。他在与突厥作战时为国捐躯,没给武后留下诬以谋反的机会。 〔52〕

当然,新皇后此刻还顾不上这些,她正忙着加冕呢!

十一月一日,帝国举行了隆重的册封仪式。礼使英国公李绩将皇后玺绶恭敬地递给武昭仪,然后盛装的新皇后来到肃仪门,接受文武百官和四夷君主的祝贺。这种朝拜皇后的仪式是由她别出心裁首开先例的。武媚娘,这个木材商平凡的女儿,老皇帝卑贱的侍妾,感业寺寂寞的尼姑,唐高宗宠爱的情人,终于一步登天,成为大唐王朝的国母。 〔53〕

这一年,她三十一岁。

现在,作为女人,武则天已经到了顶峰。精力旺盛才智过人又不甘寂寞的她,便只好去做男人的事情。

那么,她的男人会同意吗?

第二章

弄权

大尾巴羊

使武则天成为男人的,正是她的男人李治。

总体上说,李治是个厚道人。他性格内向,仁爱有余而阳刚不足,因此让父皇一直不能放心。贞观十八年(644)的四月,也就是李治被立为储君一年后,太宗皇帝便在两仪殿当着儿子的面问群臣:太子的品行,民众都知道吗?

长孙无忌答:殿下虽不出门,天下无不仰其圣德。

知子莫如父。皇帝一声长叹说:是吗?民谚有云,生子如狼,还怕是羊,朕的治儿可是从小就宽厚啊!

长孙无忌又说:陛下神武,是创业之君;太子仁恕,有守成之德。陛下与太子性格相异,却又各得其所,这正是皇天上帝佑我大唐,天下苍生难得之福啊!

太宗皇帝默然。 〔1〕

表面上看,长孙无忌的话并不错。的确,铁马金戈可以得天下,却不可以治天下。开国之君必须是虎,守成之君则不妨是羊,甚至兔子。只是他没想到,羊并不只吃草。如果当了皇帝,也吃人。皇权,是能让食草动物食肉的。

但,这不是李世民之所担心。

太宗皇帝的希望,是李治成为有道圣君。因此他把太子带在身边,一有机会就进行教育。吃饭,则言种田之苦;骑马,则云劳逸结合;乘船,则论载舟覆舟;就连在树下休息也要谆谆告诫:木有墨绳即直,君听意见则明。 〔2〕

如此耳提面命循循善诱,几乎让史家一片叫好。可惜他们都错了。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太宗皇帝恨铁不成钢,给年轻的太子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让他觉得自己无能,总也长不大。男人长不大,就会依赖女人,尤其是年龄略大的成熟女性。唯其如此,武媚娘才有了可乘之机。

太宗皇帝其实教子无方。

实际上,李治即位以后,皇帝也曾当得像模像样。他的一个叔叔,也就是建造了滕王阁的滕王李元婴,还有弟弟蒋王李恽(读如运)搜刮民财,屡教不改,臭名远扬。因此在赏赐诸王时,李治便说:滕叔和蒋弟我看就算了。赞助他们两车麻绳,自己拿去穿铜板吧! 〔3〕

显然,李治并不昏庸,也不愚蠢。

但,他的心思却很重。

其实李治刚一上台,就面临三大难题:如何走出先帝的阴影,如何摆脱权臣的控制,如何克服性格的弱点。这三个问题他一定想了很久,只可惜百思不得其解。

在一般人看来,李治从李世民手上接过这个摊子,是很幸运的。贞观之治,成就斐然,君仁臣忠,民富国强。唐太宗这位盖世英主,几乎把什么都设计好了,考虑好了,安排好了,新皇帝简直就只需要坐享其成。

然而创业虽难,守成更难。李治的苦恼,只有李治自己知道:干好了,是先帝的福泽;干不好,是自己无能。父皇太成功了,后来人无论怎样都躲不过那光环。

权臣同样是麻烦。李治即便再笨,也看得出这些老家伙不好伺候。他们追随先帝多年,功勋盖世,谋略过人。说是来辅佐自己的,谁知道心里怎么想?即便没有反意,总把朕当小孩也很可气,何况还以权谋私,公然腐败。

有一件事让李治印象深刻。

那是永徽二年(651)的闰九月,即位一年多的高宗皇帝在御前会议上问宰相群体:朕听说有关部门在处理各类案件时多讲情面。不知这样的事,有,还是没有?

长孙无忌答:讲人情,看面子,哪个朝代没有?因此不敢断定其绝无。不过,本朝皇恩浩荡风清月朗,僚属们已经是最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了。徇情或有,枉法不会。至于收取一点点人情,恐怕陛下也未能免俗,何况臣等! 〔4〕

皇帝愕然。首相都这么说,还反什么腐败?

其实,二十四岁的皇帝心里很清楚,国舅爷长孙无忌就是带头腐败的大老虎。因此两三年后,为了能将武昭仪顺利地推上后座,夫妻两人居然也向长孙无忌行贿。

行贿的手笔很大。先是皇帝和昭仪临幸相府,在长孙无忌的家宴上一口气封了三个其宠姬所生之子,然后又送了十车金银财宝和绫罗绸缎。这哪里是只收取一点点人情?更气人的是,长孙无忌只收钱,不办事,甚至怂恿或默许褚遂良从中作梗。天底下,有这么黑,有这么霸道的吗? 〔5〕

实际上李治早就发现本人已被架空。就在向长孙无忌行贿的那年七月,他曾在朝堂上质问群臣:先帝在世时,朕亲眼看见五品以上官员积极参政议政,或者反映民意,或者封驳公文,整天络绎不绝。难道时至今日,就没有国家大事要讨论了吗?诸位为什么都一言不发呢? 〔6〕

结果,还是没人说话。

很清楚,朝廷已经变成了长孙无忌他们的。长孙无忌不愿意出现声音,那就不会有。就算有,也是元老派和权臣们想要的,比如反对废王立武,或者杀掉这个那个。

李治成了摆设,尽管冠冕堂皇。

这样的皇帝,当得还有意思吗?

没有。

看来,元老和权臣已经尾大不掉,高宗皇帝则实际上大权旁落,一场厮杀也在所难免。羊群中总要有羊被杀,谁的尾巴大就杀谁,只不过李治下不了手。因为他才是尾巴最大的羊,长孙无忌则是大尾巴狼。只要见到那些狼眼,李治就心里发怵,舌头打结。除了一忍再忍,还能干什么呢?

这就是李治的苦恼。这些苦恼很需要向人诉说,更需要有人帮他走出困境,因为他无法克服性格的弱点。但,又能跟谁商量,请谁出力呢?后妃们只知道争风吃醋,朝臣们又各自心怀鬼胎。年轻的皇帝感到了孤独。

幸亏,上天把武媚娘派来了。

已经很难追溯两人当年偷情的缘由。也许,武媚未尝没有投机心理,李治则多半出于性的冲动。事实上,担任昭仪的那四年,媚娘正处于性欲既旺技巧也高的年龄。她甚至根本不需要动什么脑筋,就能让李治欲罢不能。 〔7〕

后来她统治帝国,也一样。

李治则很快就发现,这个女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和魅力,正是自己求之不得的。她沉着冷静,深谋远虑,机敏果断,精力旺盛。不像自己,多愁善感,软弱任性,优柔寡断,胆小怕事。相比之下,武昭仪反倒更像爷们。

皇帝很为自己的发现而欣喜。这不就是互补吗?其实像李治这样羞怯内向的大男孩,原本就有恋母情结。正如那些男性气质特别明显的,喜欢的女人往往一半像妹妹,一半像女儿。更何况年长三岁的昭仪既有长孙皇后的母爱,又有太宗皇帝的威严,简直就是父皇和母后再生。

总之,武媚娘的港湾是温暖的,也是安全的,很适合李治这样的小船停泊。于是,高宗皇帝决心和这个女人一起来解决自己面临的三大难题。这才是他不顾一切也要把武昭仪推上后座的原因,也是长孙无忌等人无法理解的。因为他们的想象力有限,跳不出好色或惧内的窠臼,更想不到年轻的皇帝心中竟会有那么多的苦恼,那么多的纠结。

至于武昭仪,大约也很庆幸,庆幸另一种意义上的棋逢对手。没错,如果李治的要求也像先帝,只要娇媚可人,不必精明强干,自己就当不了女一号,也没戏可唱。她在太宗身边整整十一年而不得升迁,便是证明。

皇帝的心思重,皇后的心机深。

一场好戏也将开锣。

小人也有用

李治寄希望于武媚娘的,也正是她自己想做的。

已经无法弄清这个女人的政治兴趣从何而来。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对政治有着天生的敏锐和潜能。再加上女人特有的直觉,玩起来便得心应手,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比如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

表面上看,这事怪异。因为褚遂良是在御前会议上被高宗皇帝问起,才发表意见的。韩瑗和来济则明明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却偏要主动表示反对,岂非更加可恶?

然而熟悉朝廷事务的武昭仪很清楚,按照隋唐两代实行的三省六部制,所有诏令依照程序都要由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核,并有权驳回皇帝的任命。韩瑗和来济便正好是两省的长官。他们唱反调,封后一事就无法昭告天下。

创设于唐初,经过几朝发展,三省六部制已经成为国家运转的核心机构。图据本中华史第十三卷《隋唐定局》。

更何况,按照制度,他们也是当然的宰相。

显然,这两个人至少暂时不能得罪。相反,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一方面可以显示自己宽宏大量,另一方面也可以分化瓦解反对派集团,还能保证两省在后面的法定程序中予以积极配合,堪称通盘考虑,左右逢源,一箭三雕。

武皇后实在是太懂政治了。

什么是政治?在帝制时代就是人事,就是帮派,就是权力的授受,以及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因此,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只是缓兵之计,建立自己的队伍才是根本之策。何况武家班的人选也很现成,比如李义府和许敬宗。

李义府跟来济一样,都是高宗做储君时的太子党,以文采斐然而闻名于世,当时并称来、李。但,来济耿直,义府谄媚,也阴险,人称笑里藏刀,外号则叫李猫。 〔8〕

猫都是要偷腥的,李义府也一样。废王立武一事悬而未决时,长孙无忌不知抓住了这家伙什么把柄,打算把他贬到外地去。李义府惊慌失措,便问计于同僚王德俭。

王德俭说:现在能救你的,只有一个人。

李义府问:谁?

王德俭答:武昭仪。

李义府摇头:皇上想立昭仪为后,至今没有结果。武昭仪自己的事都办不好,还管得了别人?

王德俭笑了:武昭仪不能如愿,是因为孤立无援。如果你能雪中送炭,肯定转危为安。别忘了,昭仪的事,就是皇上的事。你帮了皇上这个大忙,还怕长孙无忌吗?

李义府如梦方醒,于是代替王德俭到宫中值班,当晚就向皇帝叩请废黜王皇后,改立武昭仪。这对于陷入困境的李治和武媚无异于拨云见日,李义府则鲤鱼跳了龙门。他被任命为中书省副长官中书侍郎,并以“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身份成为可以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国务委员。 〔9〕

万事开头难,李义府的投石问路也意义非凡。首先,皇帝和昭仪发现,朝臣并非一边倒,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就有了松动的可能,也就有了对李绩的咨询。其次,某些人看出其中奥秘,开始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比如尚书省副长官兼国务委员于志宁。第三,由于李义府的表率作用,一批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中高级官员公开站到了武昭仪一边,逐渐形成一股不大不小的势力,并影响局势。 〔10〕

这个团伙的代表人物,就是许敬宗。

许敬宗是看准了风头才出手的。李绩那个不是态度的态度告诉他,朝廷必将分裂,皇帝、昭仪和司空的那一派才是旭日东升。因此,他一面到处散布李绩的说法,一面推波助澜大造舆论。他的说法是:宰相们乱管闲事。一个农民多收了三五斗,尚且要换老婆,何况贵为天子? 〔11〕

这话说得粗俗不堪,不过话糙理不糙,皇帝和昭仪也听得很入耳。何况许敬宗是有影响力的。他是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又官居礼部尚书。依照唐代制度,六部尚书与尚书省左右仆射地位相当,号称八座,岂能等闲视之?

如此给力,不能不赏;如此贴心,当然要用。武昭仪封后的第二年三月,李义府被任命为中书省长官;八月,许敬宗出任门下省长官。与此同时,来济被贬到今天浙江省的台州市,韩瑗则被贬到了今天的三亚。 〔12〕

没有证据表明这是武皇后的主意,但肯定是她希望看到的结果,也是李治的心愿。在刚刚过去的那场斗争中,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和来济让他感到寒心和后怕,李义府和许敬宗则让他感到欣慰,就像孤军奋战的斗士遇到了拔刀相助的侠客,四顾茫然的独行者看见了远方的一缕炊烟。

人最珍惜的,就是他孤立时得到的支持,哪怕这种支持微不足道,哪怕它来自卑贱的人。这时,感恩者一般都不会去考虑支持者的动机。同样,李治也不会去琢磨,这些家伙究竟是忠君爱国,还是投机取巧;是自己的队伍,还是皇后的人马。对于当时的他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

遗憾的是,李义府和许敬宗都是小人。

小人得志便猖狂。当上了国务委员的李义府听说洛阳某女犯长得国色天香,竟命令审判官枉法释放,然后据为己有金屋藏娇。东窗事发后,又逼那法官在狱中自杀。如此无视王法,当然要被弹劾,却被高宗皇帝包庇纵容。 〔13〕

李义府春风得意。他居然对弹劾自己的侍御史(官阶从六品)说:御史大人放了空炮,不觉得惭愧吗?那位监察官员却昂然答道:孔子任大法官七天,就杀了少正卯;下官任侍御史六日,却不能为民除害,确实惭愧! 〔14〕

看来,公道自在人心,多行不义则必自毙。七年后,作恶多端的李义府终于被判处流放。案情其实简单:朝廷已经内定授予长孙无忌的孙子某职,“专业卖官为事”的李义府却将这个消息泄露给当事人,然后索要七十万。因此,朝廷给这家伙定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而非索贿受贿。 〔15〕

三年后,李义府死在了今天的四川省西昌市。据说消息传来时,朝野上下无不额手称庆,拍手称快。 〔16〕

许敬宗倒是寿终正寝,活到了八十一岁,死后还被高宗皇帝追赠为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的确,此人不像李义府那么放肆和嚣张,恶劣程度却不相上下。他在主持国史馆工作时,就曾利用职权牟取私利:向他行贿便不吝粉饰,跟他有仇则盛加其罪。如此篡改历史,难道还不是小人? 〔17〕

武皇后却顾不上这么多。对于她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队伍,集结人马,而无论这些人的品质如何。何况所谓的君子都不跟她合作,不起用小人又能怎样?

也只能靠政治态度来画线。

实际上,小人有小人的用处。他们最擅长察言观色和揣摩上意,也擅长造谣告密和拍马吹牛。因此,制造事端要靠他们兴风作浪,遮人耳目要靠他们粉饰太平,在宫廷斗争中更不妨将种种卑鄙龌龊之事,放心地交给他们。

放心是肯定的。小人没有道德底线,方便收买;没有个人意志,容易指挥;没有社会基础,不难控制,而且一旦失去利用价值即可弃如敝屣,岂非物美价廉?

所以,历代帝王都是既用君子,又用小人。前者用来伸张正义,树立楷模;后者用来制造恐怖,实施阴谋。君子是领头羊,小人是看门狗,缺一不可。女皇武则天在她执政的后期大量起用狄仁杰那样的正人君子,就是证明。

但现在不行。武昭仪虽然霸王硬上弓当了皇后,其实根基未稳,危机四伏。长孙集团人还在,心不死,王皇后和萧淑妃也未尝没有复辟梦想。看来,靠阴谋夺取的地位,也只能靠阴谋来维持,甚至借助小人杀出一条血路。

是的,她要杀人。

谋杀与谋反

最早被杀的,是王皇后和萧淑妃。

两个女人当然是被情敌所害。她们被废没多久,武昭仪就下令将两人各打一百大板,然后砍去手脚塞进酒坛,惨死之后又碎尸万段。对此,官修史书几乎异口同声,记载也相当一致,个别细节的不同则微不足道。 〔18〕

但,此案可疑。

问题不在案发的年头,尽管准确的日子略有出入,也尽管在我们看来武昭仪未免下手太早。没错,如果这时还没有举行册封大典,当务之急就该是行礼如仪。相反,如果典礼大功告成,则新皇后地位已定,完全可以从容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甚至慢慢折磨两个情敌,着什么急呢? 〔19〕

显然,出情况了。

情况出在高宗皇帝李治。

前面说过,李治这人是优柔寡断又多愁善感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在某天突发奇想,竟然漫步来到冷宫,想看看曾经的皇后和爱妃过得怎样。这时的后宫,早已是武昭仪的天下。王皇后和萧淑妃被囚禁在暗室,门外站着如狼似虎的打手和走狗,仅能糊口的残羹剩饭则从小洞送入。

皇帝顿时柔肠寸断。他万万没想到,两人的待遇竟猪狗不如。于是带着哭腔喊道:朕的皇后和淑妃在哪里?

不敢当!王皇后代表自己和萧淑妃回答。臣妾已被废为奴婢,岂敢再用往日尊称?陛下如果顾念旧情,请将此地改名回心院。臣妾若能重见天日,便是吾皇再造之恩。

皇帝当即说:你们等着,朕自有处置。

王皇后和萧淑妃默念阿弥陀佛。

可惜李治根本就不可能有所作为。他的话音刚落,武昭仪就得到了消息。要知道,她在后宫可是布满线人的。这时她该如何动作,就看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了。

据正史记载和学者考证,有关事件的时间表是:这年十月十二日,王皇后和萧淑妃被废为庶人;十八日,百官上表请立中宫,皇帝下诏立昭仪为后;二十日,新皇后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十一月一日,举行册封皇后大典。 〔20〕

◎武则天入宫至封后有关事件一览表

年份 年号 月日 事件

651 永徽二年 八月至十月间 武媚娘入宫封为昭仪

652 永徽三年 七月 李弘出生

653 永徽四年 二月 李绩拜为司空

654 永徽五年 年初 小公主暴毙

时间不详 高宗与昭仪向长孙无忌行贿

十二月 李贤出生

655 永徽六年 六月 王皇后厌胜案发

七月 王皇后舅舅被贬

武昭仪谋立为宸妃未遂

九月 许敬宗任礼部尚书

高宗正式提出废王立武

褚遂良反对废王立武

韩瑗、来济反对废王立武

李绩表态

许敬宗大造舆论

十月十二日 王皇后、萧淑妃被废

十月十八日 武昭仪立为皇后

十月二十日 新皇后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

十一月一日 册封皇后大典

很清楚,这里面有时间差。

时间差有两个。一是十月十二日到十八日,二是十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一日。后一个时间段相对安全,因为册立新皇后的诏书已下。君无戏言,李治哪能说反悔就反悔?

何况这时大家也忙不过来。封后大典的各项准备工作正进行得紧锣密鼓,各种别出心裁的花样翻新都需要武皇后的策划和创意。高宗皇帝虽然无所事事,总不能趁机溜出去看望那两个废人。再说他也没这心思。

前一个时间段就不好说了。这时,旧皇后已废,新皇后未立,属于真空期,也是危险期。这时,李治至少可以做到将后位暂时空缺,并立即改善两人待遇。因此《旧唐书》称此事发生在她们“初囚”之日,应该是准确的。

事出偶然,又关系重大,就容不得瞻前顾后了。武昭仪只能先下手为强,当机立断斩草除根。

但虐杀,则不大可能。

不可能并不因为下不了手。把王皇后和萧淑妃弄残疾再塞进酒坛,咬牙切齿地吩咐“让她们醉到骨头”,很符合情敌间你死我活的心理,也符合媚娘心狠手辣的性格,却不符合她的处境。虐杀如果发生在十月十八日前,则此时她还只是昭仪,就不怕吓着皇帝?如果在此之后,则与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同时,就不怕两件事反差太大,露了马脚?

以武则天之沉着冷静,不会干这种蠢事。

再说也没必要。比起如花似锦的前程,歇斯底里地泄愤实在意思不大;而对于木材供应商的女儿来说,做没必要的事就是赔本生意,至少性价比不好。因此《旧唐书》称王皇后和萧淑妃是被武昭仪派人勒死,更为可靠。 〔21〕

没错,那时只能赶紧杀人,而且动静越小越好。

剩下的故事就只能姑妄听之了。临死之前,王皇后表现出真正的大家风范,甚至祝福了皇帝和昭仪。萧淑妃则毫不留情地诅咒说:但愿来世我为猫,阿武为鼠。到时候,非咬断她喉咙不可!据说,从此宫中不再养猫。 〔22〕

但这是假的,因为武则天当了皇帝之后都养猫,还训练出猫与鹦鹉和平共处,并且拿到朝堂上去炫耀。结果好戏没演多久,猫就把鹦鹉吃了,弄得女皇陛下很难为情。 〔23〕

正史,也不一定靠得住。

可以肯定的是,王皇后和萧淑妃都死于非命,就连用刑据说都得到了皇帝的批准。这实在让人无法理解。那个充满恻隐之心,信誓旦旦要拯救弱者的男人,此刻在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他是否想得到,正是自己的软弱任性和不负责任断送了两条性命?如果还若无其事,岂非心肝全无? 〔24〕

这些疑团,还是留给历史吧!

不过,此案中倒是未见李义府的身影,只有许敬宗在王皇后被废之后落井下石,提出取消她父亲的政治待遇。武昭仪受到启发,干脆将王皇后改姓蟒,萧淑妃改姓枭。高宗皇帝的见死不救和默许谋杀,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25〕

但,废太子李忠之死,许敬宗脱不了干系。

李忠不是王皇后的儿子,他的生母卑贱而无名。只是由于王皇后自己没有生育,李忠又是高宗的长子,才被皇后的舅舅联合褚遂良和韩瑗说服长孙无忌和于志宁,稀里糊涂地拥立为太子,从此开始了他坎坷的命运。 〔26〕

那一年,李忠十岁,李治二十五岁。

二十五岁的皇帝匆匆忙忙立十岁的庶子为储君,这件事实在太怪异了。但如果知道就在同年同月,武昭仪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儿子李弘,便会恍然大悟。没错,此举从消极的意义讲,是为了巩固王皇后的地位;从积极的意义讲,则是为了对付日益得宠的武昭仪——谁知道她还会生几个!

褚遂良和韩瑗确实深谋远虑,媚娘也真会生儿子。做昭仪时生了李弘和李贤,当皇后时又生了李显和李旦。前面两个都是太子,后面两个都是皇帝。结果除了高祖,大唐皇帝两个是她丈夫,两个是她儿子,其余的都是她孙子。

武昭仪当然不会不知道褚遂良他们想什么,许敬宗更知道后台老板的心思。因此,封后大典的两天后,他就以礼部尚书的身份提出更换储君。因为依照宗法制度,太子就该是嫡长子。现在武昭仪已是皇后,嫡长子就是李弘。

这让所有人都没有话说。

高宗则回答:忠儿已经多次提出让位了。

很好!许敬宗说。这是古风,应该促成。 〔27〕

于是李忠变成了梁王,李弘成为太子。

此事可疑。十四岁的孩子,知道让位避祸吗?是有人出谋划策,还是许敬宗篡改了国史?不知。我们只知道,李忠的祸并没能避了。当年稍后,他就被迁到了今天湖北省神农架一带,成为名副其实的落难太子。四年后,一个名叫阿刘的女仆莫名其妙地进京告状,李忠又被废为庶人。 〔28〕

庶人李忠被囚禁在废太子大伯父李承乾旧宅,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又在四年后被赐自尽,时年二十二岁。如果不是友爱的新太子李弘出面说情,他甚至无人收葬。

这次的打手又是许敬宗,罪名也是谋反。

看来,诬以谋反真是帝制时代政治斗争的好武器,几乎百发百中。因此,它还会被用来对付另一个人,以便拔去武皇后的眼中钉和肉中刺,尽管那人也曾这样陷害无辜。

这个人就是长孙无忌。

大清洗

长孙无忌少年得志。

小人得志便猖狂,李义府就是。少年得志便张狂,长孙无忌就是。作为长孙皇后的哥哥,他与太宗皇帝年龄相近情同手足。太宗二十多岁当皇帝,无忌二十多岁做宰相,甚至一度统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事务,其地位之崇高,权力之巨大,家族之显赫,直逼隋朝权臣越国公杨素。

长孙无忌志得意满。一次宴会上,他居然问客人:诸位看无忌的富贵,是比得上越公呢,还是比不上?

客人七嘴八舌。

长孙无忌却自问自答:要说比不上,也只有一条。越公富贵时已经老了,无忌富贵时还很年轻。 〔29〕

这,难道还不是张狂?

张狂是会惹祸的,长孙无忌也一样。

前面说过,太宗皇帝对于立晋王李治为储,一直犹豫不决摇摆不定。他更看好的是吴王李恪。李恪的生母是隋炀帝的女儿,本人也跟父皇一样英武果断。这一提案当然动了长孙无忌的奶酪,因此不但极力反对,而且怀恨在心,总想伺机消灭这个在臣民心目中威望甚高的异己分子。

机会也说来就来。

永徽三年(652)十一月,京城里发生了一件怪事:太宗皇帝的女儿高阳公主,状告丈夫房遗爱的哥哥、开国元勋房玄龄的长子房遗直对自己非礼。事情牵涉到皇家,高宗皇帝便派了既是首相又是舅舅的长孙无忌前去审理。 〔30〕

然而审来审去,民事案却变成了政治案:房遗直指控房遗爱和高阳公主伙同他人谋反,阴谋拥立高宗的叔叔荆王李元景为帝。这原本是房遗直的一面之词,提供的证据也捕风捉影。但因涉案的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三位驸马都是当年魏王李泰党羽,长孙无忌便抓住不放锻炼成狱。

结果自然是一个个皇亲国戚人头落地。

此案的真相已无法弄清,冤情则大约在所难免。薛万彻就不服判决,无奈因房遗爱提供证词,只好走上刑场。临刑前他悲愤交加地大声喊道:我薛万彻堂堂男子汉,不能驰骋疆场为国捐躯,却因为房遗爱这混蛋而死,太冤了!

刽子手被他吓住,竟然一刀砍偏。

薛万彻又大吼一声:为什么不用力?

刽子手哆哆嗦嗦,连砍三刀才把薛万彻杀死。 〔31〕

房遗爱却是另一副德行。作为第一当事人,他不但对谋反一事供认不讳,为坐实薛万彻罪行出庭作证,而且还诬陷吴王李恪也参与其事,希望以此讨好长孙无忌,争取在量刑时能因为“有重大立功表现”而宽大处理。

长孙无忌并没有给房遗爱一条活路,当然也没有放过让天下人对李恪死心的机会。与此案毫无关系的李恪无法自证清白,终于被赐自尽。死前,李恪大骂:长孙无忌!你玩弄权术,陷害忠良。如果祖宗有灵,不久你就要灭族。

无忌却毫无顾忌。本来,此案已经弄死了两个王、两个公主、三个驸马,他又在结案后趁机株连,软禁一王,流放一王、一宰相、一驸马。结果,皇室中稍有能力的都被剪除殆尽,以至于武则天改朝换代时易如反掌。这当然为长孙无忌始料之所未及,但他的大兴冤狱也天理不容。因此史家有评论说:此人后来冤死,可谓天网恢恢。 〔32〕

报应同样说来就来。

显庆四年(659)四月,一个名叫李奉节的洛阳人状告朝中两位官员朋比为奸,图谋不轨。此案蹊跷怪异,高宗皇帝便派了中书和门下两省的长官前去审理。 〔33〕

长孙无忌的末日到了。

事实上此时的长孙无忌,早已没有当年的权威。政事堂会议成员七人,六个不是他的党羽。更何况此案的主审官员之一,正是他的死对头现任中书令许敬宗。

许敬宗到底是历史学家,熟悉本朝故事,也深知当年长孙无忌怎样制造冤假错案。办法无非是先小题大做,将普通案件转变成谋反大案;然后由此及彼,顺藤摸瓜扯出想要牵连的人;最后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据以结案。因此,他决定如法炮制,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把柄也很快就被抓住。被告之一由于受不了酷刑,自杀未遂。许敬宗立即定性为畏罪自杀,罪行也被确定为“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隙谋反”。

这段话说得含糊其词,却是故意的。欲与,伺隙,有证据吗?没有,也不需要。皇帝愿意相信,就是真的。如果不相信,也没主审官什么责任。

高宗皇帝却万万没有想到案子会审成这样,不禁目瞪口呆心惊肉跳。他对许敬宗说:怎么会有这种事?舅舅被小人挑拨离间,疑神疑鬼或者可能,哪里至于谋反?

许敬宗答:同案犯供认不讳。臣等反复推理,确认无忌谋反之心暴露无遗。陛下不肯相信,社稷危在旦夕。

皇帝当然相信。

或者说,暗示自己相信。

事实上,高宗已经受够了权臣的跋扈,也清楚地记得七年前碰的钉子。当时自己流着眼泪为元景和李恪求情:荆王是朕的叔父,吴王是朕的兄长,能饶他们不死吗?

结果居然是不能。 〔34〕

因此,如果能扳倒长孙无忌,他倒是乐观其成。

不过,李治还是哭了。他伤心地说:我们家不幸,亲戚中总有人居心不良。以前是高阳公主和房遗爱,现在舅舅又这样,真叫朕羞于见人。如果情况属实,该怎么办呀!

许敬宗说:遗爱乳臭未干,公主女流之辈,他们能成什么气候?长孙无忌先帝旧臣,居相位三十余年,天下无不服其智谋,畏其权势。如今东窗事发,难免狗急跳墙。只要登高一呼,势必同恶云集。陛下不会想做隋炀帝吧?

李治被吓住了,他当然知道那是什么结果。是啊,隋炀帝就因为太信任宇文述一家子,才落得身败名裂,国也破家也亡。于是泪流满面说:就算真是这样,朕也不忍心。杀了舅舅,叫天下人怎么看朕,后代人怎么看朕啊!

许敬宗再次发挥历史学家的作用。他说,汉文帝杀舅舅薄昭,至今人称圣明。薄昭不过一怒之下杀了人,无忌却要伺机谋反,哪个罪过更大?陛下有何不忍,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姑息养奸,势必变生肘腋,只怕后悔莫及。

高宗皇帝完全被这位博学多才的历史学家说服。他甚至没有派人把长孙无忌召来核实一下,便下令将他贬到废太子李承乾的流放地黔州。三个月后,许敬宗又趁李治下令重审此案之机,派人前往黔州逼长孙无忌自缢。

百年老树就这样倒下了,随着倒下的是一片林子。曾经的宰相褚遂良、韩瑗、来济,以及王皇后的舅舅柳奭(读如是)都被牵连进来,他们的亲属当然也成为城门失火时被殃及的池鱼,或被贬,或被杀,或流放,或除名,就连严守中立的现任宰相于志宁都未能幸免,堪称大清洗。

没有确凿而直接的证据表明,那位武皇后在此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只知道从此政归中宫。也许,她从来就没有给过许敬宗什么明示或暗示,一切都是那家伙投其所好、察言观色和自作聪明,皇后陛下则只需要坐享其成。

也许吧,也许。

看着政敌们人仰马翻,许敬宗笑了,武则天笑了,李治大概也笑了。只不过,李治很快就笑不起来。因为他发现除掉长孙无忌集团之后,权力好像也并不属于自己。

谁是皇帝

李治这皇帝当得很不开心。

有一天,他找李义府谈话,因为这家伙的公然鬻官卖爵和家人的横行不法已经闹得民怨沸腾。于是皇帝陛下语气温和地告诫说:你的儿子和女婿都不太谨慎。朕倒是可以帮着掩饰掩饰,不过爱卿也该教训一下才是。

李义府勃然变色。他满脸通红,青筋暴起,压低了声音一字一句地反问李治:这是谁对陛下说的?

高宗皇帝差点噎住。

混账!这难道是臣子在跟君父说话吗?

然而他无可奈何。谁都知道,打狗还得看主人,而这条狗的主人是轻而易举就能让皇帝陛下偃旗息鼓的。于是高宗强压怒火说:只要情况属实,何必问朕从哪里听来?

李义府却居然满不在乎地扬长而去。 〔35〕

这事让李治很是恼火,他既恨李义府也恨自己。为什么要跟这狗仗人势的王八蛋对话呢?又为什么身为天子却落了下风呢?无非因为那畜生的后台老板是皇后。

一想到皇后,李治便不免有些泄气。

没错,他对那位皇后是越来越看不懂了,对自己这个皇帝该怎么当也越来越不明白。过去,面对长孙无忌、褚遂良他们,他感到有压力。现在换了李义府和许敬宗,又觉得受愚弄。过去,他觉得天下不是他的,是长孙无忌的。现在又觉得这江山仍然不是他的,是武皇后的。

李治觉得很窝囊。

窝囊的李治进行了三次努力。

麟德元年(664)十二月,也就是长孙无忌被诬谋反的五年后,李治突然密召宰相上官仪,要他起草废后诏书。可惜诏书墨迹未干,皇后就得到了消息;而皇后刚刚站到皇帝的面前,皇帝就没了脾气。他甚至立马就出卖臣下,摇着尾巴对皇后说:我没这意思,都是上官仪教唆。

见过怕老婆的,没见过这么怕的。

皇后却笑了,因为上官仪曾是李忠下属。于是,又一桩谋反案被许敬宗驾轻就熟地铸成。废太子李忠赐死,上官仪则不但身首异处,而且被判全家入宫为奴。

至于李治,当然更加服服帖帖。

实际上从这时起,武则天就从后台走到了前台。她开始垂帘听政,与李治并称“二圣”。然而,坐在帘子前面的皇帝不过摆设,坐在后面的皇后才是木偶的提线人。 〔36〕

如此这般又过了十多年。

皇帝越来越觉得没有意思。他打算彻底交权,由武则天独掌国政,或者干脆把位置让出来 ,结果遭到宰相郝处俊的坚决反对。在此之前,他也曾想禅位于太子李弘,自己去做太上皇,太子李弘却突然死去,死因十分可疑。 〔37〕

位于武则天出生地四川广元的皇泽寺建有二圣殿,中有武则天和唐高宗李治的双人塑像。这也是留存至今仅有的以“二圣”为主题的古迹。绘图据建筑照片。

李治发现自己的任何努力都徒劳无益。他就像一只肥囊囊的大尾巴羊,当了皇帝跟陷入狼群没有两样。之所以没被吃掉,是因为所有的狼都盯着这唯一的羊。狼们也需要留着他这颗羊头,以便贩卖自己的狗肉。李治完全没有办法从狼群突围,只能听天由命,当一天皇帝坐一天朝。

何况他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三十三岁时,李治得了风眩病,目不能视,部分政务只好交给皇后处理。三十五岁又患风痹,四十六岁患疟疾。总之李治的后半生,大体上是在病痛中度过的。他实在已经管不了许多。 〔38〕

武则天却越活越年轻,越干越红火。废后阴谋破产的两年后,她与李治同往泰山,首开皇后参与封禅的先例。八年后又宣布今上改称天皇,自己改称天后,并发布厉行改革的十二条施政纲领。也就是说,她实际上已是大唐的核心人物和政治领袖。因此,当李治在五十六岁那年病逝时,武皇后几乎没费多少气力就轻而易举地接管了政权。

这并不奇怪,因为她整整当了二十八年皇后。这二十八年间,武皇后可没有闲着,也没有虚度,一直活跃在大唐政治舞台,而且一直在洗牌。洗一回,赢一把。

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头十年为“皇后时期”,主政的基本上是李治,武后临朝不过偶一为之。中间十年为“二圣时期”,两人同时临朝,武后公开参政。到“天后时期”那会儿,高宗基本上不能临朝,皇权其实由武后行使。 〔39〕

◎十二条施政纲领(建言十二事)

一 劝农桑 , 薄赋徭 。

二 给复三辅地 。

三 息兵,以道德化天下。

四 南北中尚禁浮巧。

五 省功费力役。

六 广言路 。

七 杜谗口。

八 王公以降皆习《老子》 。

九 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 。

十 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 。

十一 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

十二 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 。

据《新唐书》。

前前后后,正好掉了个儿。

武后能够走到这一步,完全因为她的深谋远虑,也因为大家都小看了这女人。人们以为,她要求参加封禅,不过是爱出风头;上书谈论改革,不过是心血来潮。没想到前者是在造舆论,后者是在讲政治,都有良苦用心。

女人往往被小看,这让武后心中窃喜。

因此,当她提出要召集文学之士编撰书籍时,也没引起特别的注意。李治甚至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放手让她去抓这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且,尽管皇后特地提到了“以史为镜”的名言,还是没人想到与当前政治有什么关系,更想不到一个女人会有那么大的政治兴趣和野心。

直到有一天,北门学士出现在朝堂。

北门是皇宫的后门,依法只有皇帝、后妃、太子和王公才可以出入。武后却奏请高宗批准,特许这些撰稿人从北门进宫。看看地图就知道,皇后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绕过宰相和百官办公的南衙。因此,这些人的任务绝不仅仅只是编写《列女传》之类的玩意,他们还有参决政事权。

只不过,是秘密的。

秘密总要公开,北门学士当中也终于有人不再只是悄悄待命于玄武门,而是堂皇地走进政事堂,成为参加国务会议的宰相。这个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皇后不但要研究历史,还要改写历史;不但要组织写作班子,还要组织顾问班子和行政班子。天后并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做。 〔40〕

这是不流血的“玄武门之变”。

变革早就在慢慢进行。显庆四年(659)六月,以《姓氏录》替代《氏族志》的诏令从宫中发出。贞观时代的《氏族志》是一部家世门第的排行榜,明确标出了各家各户的社会地位。因此这一目录的修订,便有着类似修宪的意义。

许敬宗和李义府是此事的始作俑者。后者甚至将已经流行的《氏族志》统统收缴上来予以销毁,因为书中没有他们家的地位。许敬宗却是要拍武则天的马屁,而且他提出的改版理由,就是前书将武后的家族视为寒门小姓。 〔41〕

结果,新编《姓氏录》便取代了《氏族志》。武氏家族跟李唐皇室并列为一等,许敬宗和李义府由于是宰相也列为二等,五品以上官员的家族全部榜上有名,没有一官半职的旧士族则被淘汰出局。如此以官本位批判血统论,对于传统观念当然是颠覆。因此《姓氏录》一出,舆论哗然。

武则天却不管什么舆论不舆论,此后她还要用科举制度进一步摧毁门第观念。实际上《姓氏录》的出笼时间十分值得注意:两个月前,长孙无忌被诬谋反;三个月后,无忌被逼自尽。关陇勋贵倒下,寒门庶族起来,绝非偶然。

此时,距离她封后才三年多。

由此可见,武则天从一开始就在做准备。她的准备工作做得很足,积累的政治资本也不少——就在她垂帘听政三年多以后,李绩攻陷平壤,高句丽灭亡。隋唐两代三位皇帝没能做到的事情,她做到了。这时恐怕就连其政敌,也不得不承认她是大唐实际上的皇帝,而且称职。

那么,她能得到皇帝的名分吗?

能。只不过要流血。

第三章

血洗

李弘之死

上元二年(675)春夏之交的大内,气氛相当压抑、紧张和诡异。因为就在一个月内,接连有两位皇室成员死得不明不白。而且四月二十五日去世的,竟是武皇后的亲儿子和唐高宗的嫡长子,二十四岁的太子李弘。

当时就有人说,李弘是母后毒死的。 〔1〕

怀疑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以前就有人“吃错东西”。那起谋杀案的时间在九年前,场合是武皇后的家宴,在场的也都是皇后的亲戚:堂兄武惟良和武怀运,以及外甥女魏国夫人贺兰氏。也许,还有皇后的母亲荣国夫人。

食物中毒的是魏国夫人贺兰氏。

贺兰氏的母亲是武皇后的姐姐,诰封韩国夫人。由于妹妹是皇后,这个风韵犹存的寡妇便常常带着年轻貌美的女儿出入后宫,终于都上了高宗的龙床。韩国夫人死后,皇帝又打算正式收编魏国夫人,只不过一直没敢开口。

这当然突破了武后的底线,正好她母亲也对武惟良和武怀运颇为不满。于是事情就变成这样:魏国夫人不幸吃了两个舅舅献上的食品而当场暴毙,惟良和怀运则因故意杀人而被判死刑。一切看起来都严丝合缝,皇后的大义灭亲也体现了帝国的司法公正,尽管此案根本经不起推敲。 〔2〕

高宗皇帝就不相信。

魏国夫人死后,她的兄弟贺兰敏之入宫吊唁。高宗皇帝哭着说:朕上朝前人还好好的,怎么转眼就没救了?

敏之只是哭,什么都不说。

武则天立即明白:这小子怀疑我。四年半以后,贺兰敏之被判流放,接着被杀或自杀。罪名则骇人听闻:与外祖母荣国夫人通奸,逼奸太子李弘的未婚妻,强奸武后之女太平公主的随行人员等等。此事同样真伪难辨。如果是真,敏之未免过于胆大;是假,武后又似乎不必如此作伪。 〔3〕

说起来这也是武皇后的自作自受。由于痛恨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和两个堂兄,她排斥武家人,让贺兰敏之继承了父亲武士彟的爵位。因此,后来要扳倒这位国公,便不得不大费周章,甚至赔上母亲和未来儿媳妇的名誉。

真相究竟如何,大约只能存疑。

但,另一个儿媳之死,武后难逃罪责。

这个无辜的女人姓赵,是武后之子李显的王妃,同时也是高祖之女常乐公主的女儿。问题的关键也在这里:常乐公主身份特殊。论血缘,她是太宗皇帝的姐妹;论辈分,是高宗皇帝的姑姑。所以李治与她,关系十分密切。

武后却不能容忍。实际上,她不允许任何女人与皇帝过从甚密,无论他们是否有性的关系。于是,常乐公主和她的丈夫被打发到千里之外,他们的女儿则被软禁,尽管这女人同时是天后的儿媳,李显的正妻。

跟被废的王皇后和萧淑妃一样,赵妃的日子过得可怜兮兮暗无天日。她甚至必须自己给自己做饭吃。因此,当卫士注意到赵妃的住处好几天都没有炊烟升起时,这才想起打开门锁进去看看,也才发现她的尸体已经腐烂。

此案照例不了了之。他杀?自杀?意外死亡?既没有结论也无人过问。我们只知道,发现赵妃尸体的那天是上元二年(675)的四月七日,十八天之后李弘死亡。 〔4〕

没有证据表明两案有什么关联。但,命案的发生也未免太密集了一点,宫里宫外难免飞短流长。当然,赵妃应该不是“吃错东西”。准确地说,她是死于武后的冷暴力。李弘的事就不好说了。太子与皇后不和已是公开的秘密,而且就在李弘监国之时,母子两人还发生了严重冲突。

冲突与另外两位公主有关。

两位公主是萧淑妃的女儿。萧妃被害之后,她们倒是保全了性命,却既无母爱也无父爱。没人关心的公主直到三四十岁仍然待字闺中,成为不折不扣的剩女。李弘听说后大为吃惊,悲从中来的他决定为姐姐讨回公道。

统领六宫的武后无法拒绝这样的正当要求,处理办法则是将两位公主嫁给了当天值班的卫士。尽管如此,她对太子仍然充满怨恨。因为李弘的人道主义关怀,至少反衬出她的残忍和冷漠。更可恨的是,李弘不是向中宫请旨,而是直接上奏父皇,这让她如何母仪天下?

是可忍孰不可忍!

天后绝不允许挑战她的权威,哪怕是自己的亲儿子。要知道,就连皇帝在她面前也得服服帖帖,何况其他?于是朝野上下纷纷传言,太子殿下也“吃错了东西”。 〔5〕

显然,要侦破此案,必须回答两个问题:李弘有没有可能为两个姐姐主张权利?武后有没有必要毒死儿子?

前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为冤死的废太子李忠收尸就是证明。李忠出京时,李弘实际年龄才三岁半,兄弟俩并没有感情。他替同父异母的哥哥说话,完全是出于儒家主张的孝悌和发自内心的同情,这倒与母后正好相反。

的确,李弘天性善良。

善良在他少年时期便已经表现出来。有一次,老师为他讲《春秋左传》,讲到楚成王被太子商臣逼宫谋杀时,李弘立即叫停。他说:圣人的书,怎么会有这种内容?如此有悖人伦天理的事,话都说不出口,怎么听得入耳?

老师只好改讲《礼记》。

事实上,李弘的仁爱非常纯朴自然。咸亨二年(671)关中大旱,皇帝率领百官就食于洛阳,留二十岁的李弘在长安监国。太子殿下亲自到军中视察,发现士兵们吃的竟是树皮草根,便下令打开自己的库房,给军队补足口粮。这事当时就广为流传,并在大唐臣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太子李弘,可以说口碑极好。

可惜他的身体却很不好。早在被封为太子那年,他就曾大病一场,以至于御医无策。监国时,也因多病而由其他人处理政务。皇帝陛下甚至不得不减少他的工作量,并把他接到东都洛阳,回天无力地看着他死在了那里。

也就是说,去世前的李弘已经病入膏肓。 〔6〕

既然如此,武则天大可不必故伎重演,再次充当投毒案的主角。更何况,这时她与高宗同时临朝已经十年,封过了泰山,灭亡了高句丽,还改称为天后。她的根基,岂是李弘所能动摇?何况那太子还跟父皇一样病病恹恹。 〔7〕

惯于冤枉好人的,也可能被冤枉。

那么,我们该作何判断?

李弘是主张疑罪从无的。征高句丽时,朝廷曾规定士兵但凡不能按时报到,一律视为逃亡,全家罚没为奴。李弘却上书表示反对。在一篇洋洋洒洒的奏折中,他指出了士兵不能到位的多种可能,比如路途生病,海上遇难,遭遇敌人而不慎受伤等等。既然无法甄别,不如一概不问。

没错,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怪一人。 〔8〕

这就是李弘的观点。何况他为姐姐主张权利,是在去世四年多以前,武后岂能因此而起杀心?为了尊重事实,也为了尊重李弘的价值观,我们最好算他病故。 〔9〕

总之,孝悌仁爱的弘死了。这是大唐的不幸,却未必是武则天的。上天召回了不听话的初生牛犊,反倒省去她考虑食品安全的麻烦。何况她还有三个儿子,作为赌注和资本已绰绰有余。是的,没了李弘,还有李贤;没了李贤,还有李显和李旦。这些都是她手中的棋子,怕什么呢?

难怪她会毫不留情地废掉章怀太子李贤了。

再废太子

李贤是当了五年太子之后被废的。 〔10〕

这是高宗朝第二次废黜太子。不过,上次被废的李忠是庶子,本次被废的李贤却是嫡子。而且,李贤是在嫡长子李弘去世后顺序接班,具有毋庸置疑的合法性。因此,一种无风不起浪的说法便在宫廷内外广为流传:李贤不是武皇后的儿子,而是姐姐韩国夫人和高宗皇帝李治的私生。 〔11〕

当然,也只是交头接耳和窃窃私语。

没人知道这些流言蜚语从何而来。就算我们想保护其著作权,结果也只能是查无此人。传播者当然照例是那些微不足道的宫女。考虑到此类人物在昭仪时代的作用,未免让人怀疑源头就在武后,却又想不出这对她有什么好处。

武皇后,总不会为了废黜李贤而造此舆论吧?

应该不会。

李贤就更不可能是传言的制造者和散布者。相反,他被这风声弄得惴惴不安。然而即便贵为太子也无可奈何,只能疑神疑鬼东张西望。母后却似乎存心跟他过不去,各种训斥和指责接二连三劈头盖脸,直到这位太子被废。

缘由,却是一起谋杀案。

被杀的叫明崇俨。这是一个妖孽,或邪教人物,据说精通种种妖术,因此深受天皇和天后信任,得以出入宫廷干预朝政,还被授予官职。由于我们不知道的原因,这个装神弄鬼的家伙兴风作浪,声称太子李贤不堪承继,李显和李旦才有帝王之资。这当然是严重的挑拨离间和煽风点火。因此他被谋杀,太子几乎在第一时间就成为怀疑对象。 〔12〕

不过,李贤有动机,武后无证据。

没有证据就只能按兵不动。事实上,明崇俨被杀是在仪风四年(679)五月,李贤被废则在次年八月,其间有一年三个月的时间差。而且就在明崇俨被杀五天之后,太子李贤便受命监国,此案的审理应该也在这个时候。 〔13〕

主管部门和侦查过程已无从知晓,只知道最后以“为盗所杀”结案。至于真相是盗贼谋财害命,还是那家伙与黑道中人结了梁子,一概不知。但这不等于武后不再怀疑。种种迹象表明,她已经决定废掉太子,只不过要等待时机。

机会是李贤自己创造,又由太子党提供的。

李贤原本优秀。甚至可以说,武则天四个儿子,最优秀的是前两个:哥哥李弘孝悌仁爱,弟弟李贤聪明好学。由他组织名儒所作的《后汉书》注,至今仍是史学名著。再加上监国用心,施政宽厚,其实很得父皇欣赏,臣民拥戴。 〔14〕

然而李贤跟那些纨绔子弟一样,也喜欢声色犬马,甚至可能与家奴有同性恋关系,其他方面的行为也不检点。太子手下一位正六品的谏官看不下去,便上书劝谏。这位谏官和他的父亲都是进士出身,品学兼优。而且他父亲任正八品的监察御史时,还弹劾过正三品的中书令褚遂良。 〔15〕

父子俩既然都是正派人,批评就肯定属实。如获至宝的武皇后立即让皇帝下令,由中书侍郎薛元超、门下侍郎裴炎和御史大夫高智周联合办公,三堂会审,彻查。 〔16〕

结果,正如当年长孙无忌把民事案变成了政治案,这次也由情色案审出了谋杀案和谋反案。李贤的那个同性恋家奴供认,明崇俨是自己受太子指使暗杀的,有关部门又在马房里搜出了数百件盔甲。李贤百口莫辩,只能等死。

高宗皇帝当然不敢相信。公主谋反,舅舅谋反,废太子谋反,现任太子也谋反,李唐皇室谋反的也太多了吧?可惜他不会辩诬只会求情,结果当然被天后驳回。她说:为人子而谋弑逆,天理不容。大义灭亲,哪有宽赦余地!

于是,李贤被废为庶人。

这一天,是调露二年(680)八月二十日。三天后,改名为李哲的李显被立为太子,同时改元永隆。从李贤那里搜出的盔甲则在洛阳城外的天津桥南焚烧,以昭告天下。一起骇人听闻的惊天大案就这样迅速落下帷幕。 〔17〕

天津桥位于洛阳城内的核心地带,跨越洛水,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人流如织,繁华热闹。武周时期天津桥南成为重要的社会公共场所,也是诸多政治事件的发生地。如后来张氏兄弟案发,正是枭首于此处。将盔甲焚毁于天津桥南,具有重要的昭告作用和象征意义。

但,此案疑云重重。

首先,明崇俨真是太子指使家奴暗杀的吗?不知,因为只有口供没有证据。何况这口供也来得蹊跷。审判官要问的原本是他和太子的性关系,为什么供词却是杀人?如此答非所问,是主动交代还是有人暗示?如果是主动,则不伦变成杀人,岂非罪加一等?如果是诱供,请问是谁诱使?

其次,马房里藏着兵器武备,是谁提供的线索?难道又是那同性恋家奴?那他可真是找死。要知道,杀人比不伦罪过大,谋反罪更大;而谋杀一个明崇俨,是用不着私藏几百件盔甲的。但,如果没有线索,有关部门怎么会去搜,又怎么敢搜?现任太子的官邸,难道是可以随便出入的?

第三,也最可疑的,是此案为什么要三堂会审?由中书和门下两省副长官,会同监察部门长官组成合议庭,而且三位主审官都兼任或曾任国务委员,这种阵仗要审的可是大案要案。对付生活糜烂,犯得着如此大动干戈吗? 〔18〕

也只有一种解释:武后存心要小题大做。

但,为什么呢?

恐怕不是为了明崇俨,至少不仅仅是。如果是,早就该动手。这一回,也是项庄舞剑。事实上,即便明崇俨确为那家奴所杀,盔甲也确系李贤所藏,那也只是犯了教唆杀人罪和私藏兵器罪,而非造反谋逆罪。何况数百件盔甲,能谋什么反?身为太子,又何必要谋反?除非即将被废。

那么,天皇和天后表示出要废他吗?

没有。

既然如此,李贤又谋的哪家子反?

然而天后认定他谋反,他也只好“被谋反”。谋反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保住性命也许仅因“未遂”。不过可怜兮兮的废太子最后还是死于非命。被废三年半以后,他的母后突然派了一位将军去加强软禁的戒备,那将军却把李贤关押起来逼他自尽。李贤只好告别人世,享年三十一岁。 〔19〕

武则天当然不会承认这是她的指使,于是将那个“自作主张”的将军贬到外地,又追封李贤为雍王。

这是不折不扣的假惺惺。因为那个被贬的将军很快就官复原职,李贤的家人却继续受到迫害。他的一个后来封为邠王(邠读如宾)的儿子甚至“学会了”天气预报:说下雨就下雨,哪怕晴空万里;说天晴就天晴,哪怕乌云满天。只不过邠王表现出这本事,是在二三十年后的玄宗时代。

四川广元皇泽寺的唐代石窟中可见一个别具特色的供养人形象,着官服,戴官帽,合掌跪于大佛脚边,形象微小、神情虔诚。有观点认为这一形象代表了李贤,他曾主理石窟开凿,以供养人形象出现,以求神佛护佑。

于是玄宗皇帝问:邠哥难道有什么奇术吗?

臣没有,邠王答。由于先父的原因,臣在宫中被关押了十几年,每年都要被痛打好几顿。因此每到下雨前,背上就会疼痛,快放晴时就轻松,屡试不爽。臣遍体伤痕,以此而知晴雨,非有奇术也。说完,泪流满面。

玄宗闻言,也潸然泪下。 〔20〕

显然,这里面有太多的让人想不通。

照理说,李贤与天后的关系,应该比李弘好。因为李弘顶撞和批评过她,李贤却没有。何况李贤既然被废,无论武后动机为何,目的都已达到,为什么还要在软禁多年之后实施肉体消灭,而且对李贤的儿子(其实也是她的孙子)如此残忍?难道贤儿真是韩国夫人私生? 〔21〕

不过当真如此,下手就该是明崇俨被杀之日。反正证据真伪并不重要,何不趁热打铁?李贤之死又为什么要拖到三年半以后?只能有一种解释:武则天首先是政治动物,然后才是女人和母亲。私情之于她,从来就不是最重要的。因此这一系列谜团,也只有放到政治背景下才能破译。

更换皇帝

事情还得从李弘之死说起。

有证据表明,皇太子李弘去世前,高宗皇帝是曾经打算让位于他的。这当然多半因为天皇的状况越来越差。李弘去世前一个月,他甚至由于病重而不能临朝,萌生禅让的念头应该就在此时。没想到,儿子却比他先走一步。高宗只好追谥李弘为孝敬皇帝,算是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22〕

则天皇后却五味杂陈。

没错,十五年来,政治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比跟体弱多病的皇帝相处更能让她兴奋。因此,她并不喜欢什么禅让。皇帝变成太上皇,她就只能是太上皇后。太上皇后也可以坐在嗣皇帝后面垂帘听政吗?对不起,没这一说。 〔23〕

是啊,皇帝都退休了,皇后还赖在朝廷?

那还不如做皇太后,甚至太皇太后。

不过这样一来,被杀的就该是李治。谋杀李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弘死了还有贤。贤儿已经二十一岁,还耳聪目明年富力强,谁知道高宗会不会让位给他?因此,最理想的状态是皇帝和太子病而不死,所有的政务都交由天后。

这才是武皇后的如意算盘。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弘还是死了,贤则顺序接班。这就给了历史一个缓冲期,也给了天后一个机会。李贤继位太子不到一年,病情加重的高宗鉴于贤儿经验不足,竟然异想天开地提出要让武后正式摄政,甚至让她做皇帝。

此刻,大约是上元三年(676)四月。 〔24〕

宰相团震惊。见过出格皇帝,没见过这么荒唐的。中书令郝处俊和中书侍郎李义琰(读如演)明确表示反对,理由则有两个:一,男主外,女主内,不能颠倒。二,天下是列祖列宗的,不是李治自己的,岂能私相授受? 〔25〕

中书令是当然的宰相,李义琰也是新任“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国务委员。他们以中书省正副长官兼现任宰相的身份一齐亮出红牌,而且反应强烈,高宗不能不三思。 〔26〕

逊位之事,也只好不了了之。

没有任何记录显示武则天持什么态度。但以她政治嗅觉之敏锐,不可能毫无想法。这件事至少告诉她,原来掌权并不一定要靠垂帘听政,还可以自己当皇帝。只不过,不要说称帝,即便代理皇权,宰相团和太子党都不会同意。 〔27〕

很清楚,公开摄政有人反对,自己称帝更加不行。既然无论如何都会引起反弹,也既然反正要跟那些反对派和死硬派决一死战,那么武则天该作何选择?

当然是自己当皇帝。

因此,她看李贤的目光,便大不同于看李弘。李弘只是不够听话,李贤却是敌人的棋子。实际上两位出身名门的宰相已对高宗表明:陛下应该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言外之意也很清楚:就算需要有人摄政,那也该是太子李贤。

李贤已经成为绊脚石。

也就在这时,明崇俨开始兴风作浪。这个自称会算命的家伙说不定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由于不足月,也由于出生在数九寒冬,而且是在去昭陵的路上,真李贤很可能在生下来那天就死了,高宗与韩国夫人的私生子则被抱过来冒名顶替。至于武则天是否被蒙在鼓里,不得而知。 〔28〕

我们知道,明崇俨这类人物,是最擅长打听隐情或制造传言的。不难想象,武则天听他说出李贤为什么不堪承继时是什么感觉,何况李贤还挡了她的路。总之,无论如何李贤都必须被废,问题仅仅在于被废和被杀的时间。

这就要排出详细的时间表。

◎公元671年至684年有关事件一览表

年份 年号 月日 事件

671 咸亨二年 正月 皇太子李弘在长安监国

同月或稍后 李弘为两个姐姐主张权利

674 上元元年 八月十五 高宗称天皇,武后称天后

675 上元二年 三月 高宗病重不能临朝

四月七日 赵妃被发现已经死亡

四月二十五日 皇太子李弘卒

六月三日 李贤继位为太子

676 上元三年 四月 高宗提出逊位于武后

677 仪凤二年 不详 明崇俨入宫供职

679 调露元年 五月 明崇俨被杀

680 调露二年 八月二十日 李贤被废为庶人

八月二十一日 李显(李哲)被立为太子

683 弘道元年 十二月四日 唐高宗卒

十二月十一日 李哲继位

684 嗣圣元年 二月六日 李哲被废

文明元年 二月七日 李旦为嗣皇帝,改元文明

二月十五日 武太后临朝称制

二月二十七日 李贤被杀

光宅元年 九月六日 改元光宅,全面改制

很清楚,从高宗提出逊位于武后,到明崇俨被杀,正好三年。这家伙入宫供职,则不早不晚正在第二年。此后李贤的身世之谜就成了皇后和太子的心结,太子买凶杀人也未尝没有可能。之所以没有立即处分,也许是为了避嫌,尽管后来还是扯出了这起谋杀案,结案罪名却是谋反。

至此,母子二人大约都已心照不宣。无论李贤是武后的亲儿子还是养子,他都没有继续担任太子的可能,但应该还能保住性命。之所以仍然被杀,是因为出大事了。

大事就是高宗驾崩和新帝被废。

高宗当然是病故。弘道元年(683)十月,他的病情已经严重到头痛欲裂双目失明,御医针刺之后才稍有好转,但挨到十二月四日还是撒手人寰,享年五十六岁。他留下的遗嘱共三条:太子继位,丧事从简,大事不决者问天后。 〔29〕

十二月十一日,也就是头七之后,此前已经改名为李哲的太子李显在灵柩前即位,时年二十八岁,是为中宗。大行皇帝李治的未亡人武则天,也由天后变成了太后。

中宗李哲是被明崇俨吹捧为最像太宗的,其实根本就不是当皇帝的料。他的第一项人事决定,竟然是要任命老丈人韦玄贞担任门下省长官。这项提议遭到首相兼顾命大臣裴炎的反对,新皇帝却发飙说:国家是朕的。就算朕把天下都让给他,也没什么了不起,何况只是让他当个侍中?

武太后勃然大怒,废立行动也迅速展开。

嗣圣元年(684)二月六日,中书令裴炎、中书侍郎刘祎之和羽林将军程务挺等人带兵进宫,宣读皇太后令,废新皇帝李哲为庐陵王。李哲却好像还没有从梦中醒过来,被扶下殿时居然懵懵懂懂地问:我有什么罪?

太后一声冷笑:把天下让给姓韦的,难道不是罪?

李哲哑口无言。 〔30〕

这时,李哲登上皇帝宝座还不到两个月,此后就失去了自由。他被迁出京城,软禁在今天湖北省丹江口市的一座旧宅里面,过着担惊受怕和以泪洗面的日子。那座宅子当年是伯父李泰居住的。李泰夺嫡失败,李治才当了皇帝。李哲却没有跟谁争夺过帝位,为什么也关在了这里?

那就得问他的母后了。

母后的心思很清楚,那就是要把皇权据为己有。这个最高权力握在她手里二十多年了,怎么舍得交出去?哪怕是交给自己的儿子。想当年,四个儿子是她捍卫皇后宝座的重要资本,现在却统统成了累赘,当然要弃如敝屣。

小儿子李旦倒是简单。他在哥哥被废的第二天就确定为嗣皇帝,时年二十三岁。五天之后,新皇帝率领文武百官给母亲重上皇太后尊号,他母亲则在三天之后以皇太后的身份正式册封李旦为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睿宗。 〔31〕

这一系列的程序看起来繁琐诡异,却是必不可少的精心设计。中华帝国是礼仪之邦,权力的交接必须合礼;而皇帝由太后正式册封,则意味着他执政的合法性来自太后。因此太后让他靠边站,自己临朝称制,就变得合理合法。

程序走完,武太后堂而皇之地公开摄政,新皇帝则被安排在其他宫殿里长期带薪休假。当年唐高宗想让武皇后做而没能做成的事,现在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

剩下的问题,是李贤。

李贤却只有死路一条。因为无论他自己怎么想,都不可避免会被别人拿来当枪使。毕竟,国赖长君。三十一岁的李贤比二十三岁的李旦更能当好皇帝,何况他的被废原本就有人喊冤。所以,废中宗,就必须杀李贤,以绝后患。

武则天的防范并没错,至少对她来说是这样。李贤死后半年,就有人打着他的旗号公开造反。叛军气势汹汹,似乎转眼之间就会分裂国家,颠覆政权。刚刚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故的帝国皇太后,能度过这新的政治危机吗?

扬州兵变

太后稳坐朝堂听取汇报。

情况很快就弄清了。叛军人马十万,起兵扬州,时间在九月二十九日,挑头闹事的叫徐敬业,是当年主持过皇后册封仪式之开国元勋李绩的孙子,所以也叫李敬业。 〔32〕

这事好办,还让他姓徐就是。

徐敬业扬言李贤没死,就在扬州城中。

假的。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也不足为道。

他们还传檄(读如席)天下。

这就要研究了。檄是一种官方文书,或用于征召,或用于晓谕,或用于声讨。徐敬业这份檄文,当然是用来声讨武则天,并表示自己如何正当正义的。中国古代战争非常讲究师出有名,通过檄文很能看出对方的想法。

于是太后吩咐:读来听听!

不听也知道会骂人。果然,开篇就是“伪临朝武氏者”。

太后暗笑:伪临朝?你说了算吗?

接下来自然是人身攻击,所有旧账都被翻了出来,就连高宗皇帝也被指责为乱伦,当然是被诱惑,而罪魁祸首正是武某: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读如闭,宠幸)。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

笑话!后宫之内,谁不争宠,谁肯让人?

第二段自吹自擂,声称徐敬业“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势力之强大,已是“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军队之威武,堪称“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这样的力量当然所向无敌不可战胜,正所谓“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太后又笑了。十万乌合之众,也敢这样吹嘘?

最后是号召,包括煽情:一抔(póu,捧)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也包括许愿: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还包括打气: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不过,刚读到煽情那句太后便突然叫停,目光炯炯地问:谁的句子?

答:骆宾王。

宰相失职!太后说。这样的人才,怎么没发现? 〔33〕

这个细节值得注意。

的确,骆宾王是“初唐四杰”之一,他这篇檄文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作,确实写得铿锵有力。但,鉴赏能力不低的武则天,仅仅是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欣赏吗?

不。她从中看出了许多奥秘。

最明显的问题是夸大其词。没错,高宗皇帝驾崩于东都洛阳是在去年的十二月四日,灵柩西行回长安却在第二年五月十五,入土为安更拖到八月十一日,距离徐敬业造反只有一个半月,堪称“一抔之土未干”。但,中宗二十八岁,睿宗二十二岁,怎么能叫“六尺之孤”?浮夸!

浮夸是文人的通病,也是兵家的大忌。拿这样一篇夸夸其谈的东西作为纲领性文件,只能说明徐敬业一伙既不懂军事也不懂政治。比方说,檄文号称“共立勤王之师,无废旧君之命”。那么请问,要勤哪个王,旧君又是谁?如果是睿宗李旦,则此王安然无恙;如果是中宗李哲,则置睿宗于何地?还有假李贤,又算哪一出?简直着三不着两。

清除妖孽也一样。谁是妖孽?妖孽是谁?除“伪临朝武氏者”外,还包不包括追随太后的满朝文武?同样,所谓“凡诸爵赏,同指山河”也很可笑。这大唐的江山,难道是你们徐家的?且不说谁胜谁负还很难讲,就算平定了天下,论功行赏也是皇帝的事,你徐敬业封什么官,许什么愿? 〔34〕

包藏祸心、窥窃神器的,是你们自己吧?

事实上,徐敬业集团就是一伙破落贵族、失意官僚再加落魄文人,由于被贬而聚集在扬州。因此,气壮山河的背后是色厉内荏,义薄云天的背后是公报私仇。难怪太后要责备宰相失职。因为骆宾王如果官场得意,他那支妙笔写出的就不是声色俱厉的檄文,而会是天花乱坠的颂歌。

也许,这就是武则天读出的信息。

此贼不足虑也!太后非常笃定。没错,这伙人的家底很容易就能查清,这样的狐群狗党也不难对付。因此,太后只是迅速调集了三十万大军,便将前方战事交给指挥官李孝逸和监军魏元忠,自己继续忙活朝中事务去了。

结果不出所料,徐敬业的豪赌和骆宾王的鼓噪并没有得到多少人响应,叛军方面却屡犯错误。最后,那两人的首级被他们的部将砍下送到了洛阳,扬州兵变从头到尾仅仅持续四五十天。平叛过程也基本上有惊无险,相当于帝国进行了一场真刀真枪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如果不是因为骆宾王那篇传世之作,人们甚至不会记得曾经有过这场战争。

但,反思却仍然必要。

胜败之因倒是简单,徐敬业首先是被自己打败的。他的动机如果当真是要匡复唐室救驾勤王,那就应该采纳军师魏思温的建议,挥师西进直取洛阳。苟如此,则可争取到天下人心,即便战败也虽死犹荣。可惜徐敬业的真实想法,却是分裂割据占山为王,因此南下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直奔那“金陵王气”而去,结果既失地利又失人和。 〔35〕

武则天却优势明显。首先,她代表的是中央政府,占领着道德高地。其次,天下承平日久,帝国深得人心,臣民并不希望动乱。第三,监军魏元忠鞠躬尽瘁足智多谋,在关键时刻起到了重要作用。最后,她还应该感谢隋炀帝,正是炀帝开通的大运河保证了军队的调遣和粮草的供应。 〔36〕

谁胜谁负,一目了然。

不过这样一来,就有了新的问题:力量的对比既然如此明显,徐敬业为什么还敢造反?所谓“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难道仅仅只是宣传?造反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是九月二十九日?在此之前,莫非发生了什么事情?

正是。

第一件事当然是中宗被废、睿宗继位和太后临朝,不过这在当时还不足以引起公愤。毕竟李旦也是高宗嫡子,太后执政则可能仅仅只是过渡(详见下节)。所以,这年二月份发生的事,不会是引起扬州兵变的直接原因。

那么,关键时刻在哪天?

安葬高宗以后不到一个月的九月六日甲寅。是日,武太后颁布一系列诏令,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朝政。

变革几乎是全面的,包括:

改元光宅,大赦天下。

旗帜改用金色。

东都洛阳改称神都。

中央政府改名:中书省改称凤阁,长官改称内史;门下省改称鸾台,长官改称纳言;尚书省改称文昌台,左右仆射改称左右相,六部尚书改称六官;御史台改称肃政台,并且分左右。其余各省、寺、监,以此类推。

谁都看得出,这是要变天了。

武太后也没打算遮掩。又是鸾台,又是凤阁,明摆着就是要做女皇帝。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势必引起强烈反弹和坚决反对,一场恶斗在所难免。

但,武则天决定要做的事,那就一定会去做。而且一旦站稳脚跟,就会迅速推进。因为她已经六十岁了,可谓时不我待,容不得她慢条斯理,四平八稳。因此,这个女爷不会退缩也不会让步,只会傲然地去迎接那血雨腥风。

是的,她还要杀人。

只不过这次被杀的,竟是宰相裴炎。

洛阳本为唐之东都,更名神都后,成为帝国的实际中心,并进行了相应的改造,建设了天堂、明堂等一系列建筑,宣告新时代的诞生。洛阳平面图据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局部图据杨鸿勋《自我作古 用适于事——武则天标新立异的洛阳明堂》,原载《华夏考古》2001年第2期。

裴炎被杀

裴炎死得奇怪。

中书令裴炎是十月十八日被杀的。这时,距离徐敬业在扬州起兵不到二十天,他那姓李的资格和特权也要在第二天才被取消,此刻还叫李敬业。大敌当前杀宰相,而且这宰相在八个月前还跟太后联手废了中宗李哲,更早的时候还帮她定了李贤谋反的罪名。如此帮凶,怎么也杀了呢? 〔37〕

当然是有罪,罪名也照例是谋反。

同样,照例也没有证据。准确地说,可以作为怀疑依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对讨伐徐敬业态度消极。按说,国家出了这样的大事,作为首相应该马上召集政事堂会议,讨论如何平叛安民。裴炎却无动于衷,置若罔闻。但,这种“不作为”也只能定为渎职罪,怎么就是谋反呢? 〔38〕

当然是有人这样认为。

事情出在御前会议上。当时,太后问计于裴炎,希望他拿出平叛方案来。裴炎却回答:皇帝成年而不能亲政,这才给了反贼借口。只要太后还政,叛军不攻自破。 〔39〕

于是,一位监察御史便指控裴炎有通敌谋反嫌疑。他的理由是:国难当头,身为宰相而不积极主动讨贼,反倒趁机要求太后归政。如果不是别有所图,请问作何解释?

结果,裴炎被捕下狱。

这就是蛮不讲理了。没错,裴炎在这个时候提出还政的要求,确实未免有逼宫嫌疑,也让人觉得别有所图,却肯定不是谋反。太后退休,皇帝亲政,怎么是谋反呢?就算裴炎想做拥立新君的功臣,那也是大唐的呀!何况裴炎的忠诚朝野皆知,因此消息传出便舆论哗然。以鸾台(即门下省)长官为首,众多朝中大臣向太后拍着胸脯担保裴炎不反。

太后说:确有征兆,只是你们不知。 〔40〕

不可能!辩护人说。如果他谋反,臣辈也反了。

太后却只是笑着摇头:朕知裴炎反,卿等不反。

这些话真是丈二和尚,嫌犯的态度更是费解。当时有人劝他认罪求情,或许可免一死,裴炎也只是笑着摇头:宰相下了大狱,哪里还能出来?然后安安静静等死。

裴炎,似乎与太后心照不宣。

悲剧啊!想当初,裴炎与太后的配合何等默契。他们甚至不费吹灰之力,就波澜不惊地完成了一次宫廷政变。现在却一个在宫中,一个在狱中,他们都会想些什么呢?

没人知道。

有一点却可以肯定,那就是两个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前,裴炎是太后的得力助手,甚至帮凶;现在则不但成为对立面,更是成为抗衡太后之政治力量的领袖人物和领军人物。他的逼宫,其实是摊牌。

摊牌会有风险,也要付出代价,机会却只有一个。唯其如此,裴炎才会在扬州兵变消息传来时那么淡定。这并非如某些人所说,是为了表现处变不惊的宰相风度,当然更不是与徐敬业勾结合谋。实际上,他就是要借此机会将太后逼回后宫,让睿宗走上前台。因此,裴炎必须让徐敬业把火烧得更旺些,以便把武太后变成热锅上的蚂蚁。 〔41〕

可惜在那个年代,没有谁是武则天的对手。她甚至不用多看一眼,就读出了裴炎的内心独白,然后顺手便把他放在了热锅上。太后很清楚,裴炎已不是从前的他,自己也不是从前的我。只不过这一转变,裴炎知道,太后知道,其他人不知道。所以她才会说:炎反有端,顾卿不知耳!

当然,什么时候变的,也不知道。

因此,要想侦破此案,必须排出详细时间表。

◎光宅元年(684)有关事件一览表

月 日 事件

正月 一日 改元嗣圣

二月 六日 李哲被废

七日 立李旦为嗣皇帝,改元文明

八日 李哲之子李重照由皇太孙废为庶人

命刘仁轨专知西京事

九日 派人前往巴州加紧看管李贤

十二日 李旦为母后上皇太后尊号

十五日 武太后临朝称制,册封李旦为皇帝

二十七日 李贤被杀

四月 二十二日 迁李哲于房州

二十六日 再迁李哲于均州李泰旧宅

五月 十五日 高宗灵柩西还

八月 十一日 葬高宗于乾陵

九月 六日 改元光宅,全面改制

二十九日 徐敬业扬州兵变

十月 十八日 宰相裴炎被杀

十九日 取消徐敬业姓李资格

十一月 十八日 徐敬业兵败被杀

十二月 二十六日 程务挺被杀

很清楚,三次改元的684年真可谓不平凡的一年,事件最密集的则是二月。仅仅顺着时间表读下来,我们都能够感受到紧张的气氛。尤其是八日、九日两天,太后先是将李哲的嫡长子废为庶人,接着就派人去谋杀废太子李贤。两件事的目的完全一样,都是要杜绝后患。毕竟,中宗被废以后,自己称制之前,局势是瞬息万变,极不稳定的。

这时,她授权刘仁轨镇守长安,就非同寻常。

刘仁轨在高祖时就加入了唐政权,此刻年逾八十,堪称四朝元老,而且与高宗和武后夫妇有通家之好,武则天甚至可以跟刘夫人说家常话。这样的君臣关系十分罕见,这样的元老重臣更是硕果仅存,太后可以重托的也只有他。 〔42〕

她的说法是:刘公就是朕的萧何。 〔43〕

然而这位萧何却以老病为由谢绝委任,并在回信中特地提到汉初吕后的故事。身在洛阳的太后大吃一惊,马上派专人到长安,以最隆重的玺书形式慰劳挽留,态度谦卑、诚恳并充满敬意。她表示,临朝称制只因为皇帝年轻。政权迟早会交给李旦,重蹈吕后覆辙的事是绝不会做的。 〔44〕

刘仁轨德高望重,武太后言辞恳切,大家信了。

武则天却言而无信。人们等了大半年,不见她有半点还政的迹象,反倒又是凤阁,又是鸾台,又是光宅,还把洛阳改称神都。什么意思?要“再造东周”呀!

太后欺骗了天下臣民。

这时不要说徐敬业,便是裴炎也要反了。

当然,裴炎是反武不反唐。

这一点,双方心里都很清楚。所以,武则天会对群臣这样说:朕知裴炎反,卿等不反。潜台词是:如果还政,裴炎必不反;如果称帝,则裴炎必反无疑。

只不过,这话谁都不能说出口。

武则天的称帝却已是箭在弦上,因此裴炎在思想上便已是反贼。这个账裴炎当然要认,所以也不为自己辩护。于是在天下臣民一片目瞪口呆中,两人最后一次达成默契:一个心安理得地杀人,另一个问心无愧地去死。

裴炎被杀前,照例要抄家。人们发现,官居首相的裴炎竟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武则天却不在乎一个人是清官还是贪官,甚至不在乎是否阻挠过自己。刘仁轨就在一年后寿终正寝,享年八十四岁,追赠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与裴炎的待遇判若云泥。而且,女皇在临终前,对几乎所有的情敌和政敌都表示了歉意,只有裴炎和徐敬业是例外。 〔45〕

那么,她在乎什么?

思想,还有动机。在她看来,刘仁轨的劝谏,可谓公忠体国,深明大义,裴炎则居心不良。尤其是在国难当头之时逼她还政,简直就是趁火打劫,绑匪行径!

结果是大批人受到牵连,就连在前方与突厥作战的程务挺也未能幸免,竟被太后派人直接杀害于军中。这一文一武都曾是太后的左膀右臂,为什么会落得这个下场?他们跟武则天的合作与分手,又该如何理解,作何解释?

关键在怎样看待各自的角色和关系。

裴炎是按照“家天下”的传统观念来定位的。任何一个家庭或家族,家长当然是男人,当家的却不妨是女人,比如大太太和老太太。同样,管家也可以是外人,比如孔子的学生冉有。武后就是李唐的大当家,裴炎则是大管家。管家的和当家的,当然能够合作,也应该合作。

就连当家的要换太子或皇帝,也没问题,因为这不过是公司变更法人代表。但,代表可以变,权属不能改。大唐的家业是高祖武皇帝和太宗文皇帝的。管家不能把那产权证改成姓裴,当家的也不能将其改成姓武。如果当家的要把婆家的变成娘家的或自家的,裴炎作为管家便不能不管。

但,这番心思,谁懂呢? 〔46〕

帝国的产权过户,却是没人拦得住了。

第四章

变脸

杀戒

程务挺被杀不久,太后与群臣对话。

她说:朕没什么对不起天下的,你们知道吗?

群臣唯唯诺诺:是。

太后冷笑:当真知道?公卿之富贵,是朕赐予。天下之安乐,是朕养育。为什么谋反的都是王公大臣?

没人敢回答。

太后说:自己想想吧!你们当中,有受命于先帝,倔强难制如裴炎的吗?有将门之贵种,能纠合亡命之徒如徐敬业的吗?有重兵在握,战无不胜如程务挺的吗?这三个,堪称众望所归。不利于朕,朕照杀不误。如果谁更有能耐,倒是不妨试试。否则就得洗心事朕,不要弄得身败名裂。

群臣一齐顿首:唯太后之命是从。 〔1〕

此事真伪难辨。轻狂浅薄如此,武后也许不至于。 〔2〕

但,她干得出来。事实上,如果她需要翻脸,一定比翻书还快。不妨回忆一下,当年带兵进宫,帮她废掉皇帝李哲的都是哪些人?中书令裴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现在,裴炎和程务挺都死了,刘祎之如何?

也只比程务挺多活了两年半。

不过,这一次的罪名不是谋反,是受贿和通奸。根据帝国的反腐要求和监察制度,刘祎之必须接受调查,哪怕罪名原本是诬陷。然而当办案人员出示太后手令时,刘祎之却拒绝配合。因为按照唐代制度,公文必须由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核。现在中书、门下两省虽然改名,规矩却没变。因此刘祎之说:未经凤阁鸾台,怎么能算正式文件?

于是,他被定为“拒捍制使”罪。

这就比妨碍公务或藐视法庭更为严重,因为宣布制令的使者(制使)代表着最高权力,岂能抗拒?难怪睿宗闻讯之后赶紧上书求情。刘祎之却一声长叹:我死定了!太后独断专行,岂容他人置喙?皇帝这是加快我的灭亡啊!

刘祎之说得不错,赐他自尽的命令果然很快下达。临刑之时,这位前宰相神色自若地沐浴更衣,然后让儿子起草表章谢主隆恩。儿子泣不成声无法握笔,刘祎之拿过纸来洋洋洒洒一挥而就,据说读过的人无不动容。

结果,有两个赞不绝口的被贬了官。 〔3〕

本案的意义其实并不亚于裴炎被杀。因为裴炎只是武则天的同路人,刘祎之却是她的自己人。作为“北门学士”的代表人物,他可是武后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刘祎之也不负厚望,甚至曾经因为一件小事而让太后感动。

案子确实不大。裴炎被杀五个月后,一个小官因为降职而到凤阁(中书省)投诉。当时的凤阁长官,正是由于审判裴炎有功而成为宰相的骞味道。为了打发这个上访的,骞味道不假思索就对那小官说:这是太后的决定。

副长官刘祎之却立即反对。他说,官员的升迁从来就是有关部门先提方案再上奏,怎么能说是太后所定?

显然,一个是推诿,一个是揽责,高下立判。

太后也大加赞赏。她说,君为元首,臣为股肱,哪有手脚出问题而归之于心脏的?刘祎之引咎于己,是忠臣!至于那个推卸责任的骞味道,当然也被贬到外地去了。 〔4〕

呵呵,武太后并不糊涂。

刘祎之的心情却越来越沉重。他已经看出,太后恐怕是要自己当皇帝了;而这个太后的亲信却跟裴炎一样,是不能同意变更大唐帝国权属的。因此他悄悄对下属说:太后反正能废立皇帝,何必还要临朝称制,让天下人不得安心?

下属立即密报太后,刘祎之也只有死路一条。

剩下的事,不过设圈套和找借口。 〔5〕

其实,武则天并不嗜杀,也不想杀人。毕竟,裴炎是她的智囊,祎之是文胆更是心腹。所以,杀裴炎,她心疼;杀祎之,她心寒。但是不杀又能如何?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已经演不下去,她也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还政李旦,让他去卖羊肉;要么亮出招牌,兜售狗肉包子,但会血流成河。

那就杀吧!杀一个是杀,杀一万也是。

已经无法准确统计死亡人数,但可以肯定那将是一个长长的名单。死得最多的大约是李唐皇室成员,因为他们是改朝换代的直接障碍。其实从李贤被害开始,宗室就已经人人自危。要知道,即便李贤是私生子,那也是高宗皇帝的亲骨肉啊!如果李贤都可以杀,还有谁是安全的?

事实上屠刀已经举起。最早被害的是平定扬州兵变的指挥官、高祖堂弟李神通的儿子李孝逸。时间在刘祎之被杀的半年后,罪名居然是名中有逸,逸中有兔,兔在月宫;而李孝逸以此为据,自称能当天子。这就罪该万死。但因平叛有功而减罪,流放海南岛,最后冤死在那里。 〔6〕

如此牵强附会地进行政治迫害,终于导致了一次不成功的兵变。结果是更多的李唐宗室被杀,甚至被灭门。到武则天称帝建国前一个月,能杀的基本上已经杀完。 〔7〕

与此同时,裴炎一案也在继续发酵。

武则天称帝一年前,宰相魏玄同被赐在家自尽,享年七十三岁。此案的直接原因是有人诬陷他出言不逊,散布“太后老了,不如还政嗣君”的言论。这当然为则天不容。再加上玄同与裴炎关系极好,时称“耐久朋”(铁哥们),太后便很自然地将他看作了裴炎的死党和余孽。

然而就连被派来监刑的官员也看出这是冤案,于是善意地劝他:老人家,随便举报一个人吧!太后的规矩,是但凡有人举报,一定亲自接见,那时就可以辩诬了。

魏玄同却说:皇太后杀,阎王爷叫,不都是死吗?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连累一个无辜的人呢?

于是从容就死。

此案又照例牵连一大批人。他们或被杀,或被贬,或者被流放。最让人不解的是,就连当年指控裴炎有谋反嫌疑的那个家伙居然也被秘密处决,死因不详。 〔8〕

这可真是大开杀戒。

但,世界上有敢杀的,就有不怕死的。裴炎死后,他的侄子裴伷先(伷读如宙)请求面陈。太后接见了这个年方十七的小官,劈头就问:你伯父谋反,还有什么话说?

臣不敢诉冤,不过替太后着想。裴伷先说。陛下其实是李家之妇,岂能独揽朝政,排斥宗室,滥杀忠臣?如能及早还政,尚可安享晚年;不然天下一变,只怕万劫不复!

胡白(胡说)!太后大怒。你小子不知天高地厚!

然后下令:给我拉出去!

裴伷先却不管不顾,边走边回头:现在还来得及。

太后更怒,当廷打了他一百大板,然后永久性地发配到穷乡僻壤——今天广西省的十万大山去了。 〔9〕

然而豁得出去的真多。前有裴伷先,后有郝象贤。郝象贤是宰相郝处俊的孙子,罪名也是谋反,被害时间在刘祎之和李孝逸之后。当时,郝家人到朝堂击鼓鸣冤,监察御史经过审理也认为证据不足。太后却对当年郝处俊反对自己摄政一直怀恨在心,郝象贤终于被绑赴刑场。

谁都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郝象贤挣脱了绳索,又从路人甲手中抢过一根杠子,为自己清理出一个舞台,然后在刑场上发表演说。演说全文现在已无从知晓,但不难想象应该是通俗版的骆宾王檄文,而且一定滔滔不绝。

行刑官兵看得目瞪口呆,围观群众听得津津有味。等到大家想起这是一个死刑犯时,该说的都已经说完,包括老太后的心狠手辣、背信弃义、两面三刀和荒淫无耻。

当然,也会提到假和尚薛怀义。 〔10〕

色戒

薛怀义来得正是时候。

原本在洛阳街头卖狗皮膏药的小混混薛怀义,是在垂拱元年(685)成为太后床上用品的。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只有弄清楚了这一年前后发生的政治事件,才不至于把武则天的这一私生活,庸俗地看成绯闻故事或色情小说。 〔11〕

那么,垂拱元年有什么特点?

相对闲暇。

前一年是非常紧张的:正月改元(嗣圣);二月废帝(中宗),再次改元(文明),临朝称制,册封新帝(睿宗),杀废太子李贤;五月西还;八月葬夫;九月改元(光宅)并全面改制;十月杀裴炎;十一月平叛;年底杀程务挺。

改元就有三次,真要忙出一身汗来。

下一年也不轻松。第一件事情,当然是在新年伊始之际摆出还政于君的姿态。李旦是个明白人,何况还有三个哥哥作为前车之鉴,因此只是叩头,死也不肯答应。太后当然不再坚持,顺水推舟地继续大权独揽,并推进改革。

之后便是朝着既定目标挺进,开始新一轮的繁忙:建立告密制度,屠杀李唐宗室,捏造上天授权的证据,为改朝换代做组织上、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不亦乐乎。

只有垂拱元年,相对风平浪静。

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薛怀义进宫之后陛下的精力主要放在了哪里。但,这绝不意味着太后被迷得神魂颠倒。实际上垂拱元年的平安无事也许是有意为之,目的是要让天下臣民放松警惕,误以为她会就此止步。太后当然也乐得趁此机会享受生活,因此薛怀义的出现便可谓天道酬勤。

很难定义两人的关系,称为情人未必合适,看作性伙伴也失之简单。感情大约是有的。日子久了,当然会生情,却未必是爱情。爱的前提和要义不在纯洁,更非神圣,而在关系平等。平等才能相互欣赏,真心相爱。

但这太难。因为即便在高宗面前,武后也很强势。像她这样的女人,恐怕只有被更强势的男人征服和吞噬,才反而会心满意足,也才真正会与对方融为一体。能让她产生这种感觉的,只有李世民吧?可惜太宗皇帝没有兴趣。

作为女人,武则天其实很可怜。

因此,她只能把李治当作可以操控的夫君,把薛怀义看作爱不释手的工具。何况武后从来就没有什么“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浪漫情怀。她永远不会因为自己是女人,就不再是政治动物。再说就算平等相爱又能如何?带着薛怀义到夏威夷海滩去晒太阳吗?没这可能,也没这情趣。

那就用好这工具吧!

于是,薛怀义不但由小混混变成了大和尚,而且成为帝国最大的开发商。他在垂拱元年重修了洛阳白马寺,并亲自担任该寺住持,三四年后又主持建造了明堂。

明堂是儒家传说中的圣殿,古代圣君秉承天意颁布圣教的地方,因此隋文帝、唐太宗和唐高宗都有建造之意,天才建筑师宇文恺甚至连模型都做出来了。可惜那些饱读诗书的儒生对明堂的样式意见不一各持己见,结果议而不决,只好不了了之。武则天却敢作敢为。她干脆撇开那些腐儒,自己与北门学士一起拟出方案,然后让薛怀义监工。 〔12〕

派一个出家人去修建儒家的明堂,这在一般人看来简直就是疯狂、荒诞和不负责任。然而真儒生吵了一百年没能干成的事,假和尚不到一年工夫就大功告成。垂拱四年(688)十二月二十七日,只在儒家经典中被反复强调却从未有人见过的圣殿,美轮美奂地巍然耸立在洛阳城。 〔13〕

左半部为正视图,右半部为内部结构图。据杨鸿勋《自我作古 用适于事——武则天标新立异的洛阳明堂》,原载《华夏考古》2001年第2期。

洛阳明堂共三层,下面是方的,上面是圆的,象征着天圆地方。四方形的第一层四面四色,象征着东西南北,也象征着春夏秋冬。中间层十二边形,象征着十二个月和黄道十二宫。第三层圆形,象征天;九根龙柱支撑圆顶,象征九五至尊。而且,正如伊斯坦布尔那座一度被改为清真寺,现在是博物馆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圆形穹顶上也有象征物,只不过既不是十字架,也不是新月形,而是凤凰。

没错,三米多高的镀金铁凤凰。

薛怀义却意犹未尽,又在明堂后面建造天堂。天堂高达五层,用以供奉佛像。仅仅小指头上便能站好几个人的佛像巨大无比,就像这一男一女膨胀的野心,也完全符合他们在方方面面的一贯追求。成本则不在考虑之列。大唐的国帑和民工的血汗,原本就该用来把太后打造成老佛爷。

实用主义再一次战胜了理想主义,象征女权的凤凰终于高踞于象征男权的龙之上。在儒生们一片瞠目结舌中,他们向往已久的明堂被命名为万象神宫。小混混兼假和尚薛怀义也因为十分给力,被任命为大将军,封梁国公。 〔14〕

一将功成万骨枯,却没有多少人在意那些尸骨。

太后也开心极了。实际上现在她已经不是太后,而是圣母神皇。这个尊号是在五月份新加的,因为有人在洛河捡到一块石头,上面刻着八个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

这当然是伪造。

造假人的名字,以后就会知道。 〔15〕

可惜没有任何人出来拆穿这套把戏。相反,呈报祥瑞的绿纸书,言说天命的劝进表,雪片般地飞往宫中。其中最离谱的,是各地纷纷扬言有母鸡变性。看来,帝国今后养殖业的繁荣和臣民鸡蛋的供应,恐怕是只能靠公鸡了。 〔16〕

敏锐的太后却立即看出风向有利,马上就扬起了“圣母神皇”的风帆。这是一个富有创意的称号:说是皇帝,她又是圣母;说是太后,她又是神皇——堪称左右逢源。

武则天不怕翻船。

然而方向也更加明确。事实上,自从离开了那该死的感业寺,武媚娘就拾级而上:昭仪、皇后、天后、太后,直至神皇。看来,没什么杀戒不可开,没什么色戒不可破,也没什么事情不可为。她的步伐绝不会停下,她的目的则一定要达到。为此,她不惜翻天覆地,她不惜劳民伤财。

结果,也终于有人忍不住了。

站出来泼冷水的是王求礼。这个小官素以刚直不阿而闻名朝野,奏请阉割薛怀义的就是他,这次也毫不客气。他上书说:古代的明堂,茅草参差不齐,梁柱粗细不一。如今陛下之奢华,恐怕连夏桀和殷纣都要自愧不如。 〔17〕

神皇不予理睬。

王求礼则依然故我,神皇变成女皇以后也如此。某年三月天降大雪,宰相率群臣入宫祝贺。王求礼却说:如果三月下的是瑞雪,那么腊月里响的是不是瑞雷?告诉你们,这是天灾,这是天谴!看看现在吧,君主荒唐,臣下谄媚,戎狄乱华,民不聊生,正官少,伪官多,百姓不送贿赂就打不成官司。如果苍天有眼,请问征兆会因什么感受而来?

七十七岁的女皇立即罢朝,以示对天有不测的惊恐。 〔18〕

这是大足元年(701)的事。从奏请阉割薛怀义算起,十五年来王求礼居然毫发无损,可真是一个奇迹。但这不等于武则天就不杀别人,更不等于她接受批评。事实上万象神宫落成后一年半,薛怀义就伙同僧法明等人制作了《大云经》注疏,宣称圣母神皇是弥勒佛出世。而且就在太后变神皇的三个月后,大批李唐宗室被杀,多数被灭门。 〔19〕

偷情、造神、杀人同时进行,这就是圣母神皇或现世弥勒的“无量功德”。既开了杀戒又破了色戒的女爷兼佛爷春风得意,毫不在乎有多少无辜家破人亡,哭干了眼泪。

尸骨前满脸狞笑的,则是那些毫无人性的酷吏。

《大云经疏》见于敦煌文书者两处,这里选取的是其中一部分,叙述经卷的缘起。放大部分释文:“大云者,广覆十方,周遍一切,布慈荫于有识,洒慧泽于无边。既布大云,必澍甘雨。窃维云者,即是武姓。”为武则天造势的意图不言而喻。图据《敦煌宝藏》绘制,编号S6502。

魔戒

酷吏其实是培养出来的。

起因却在告密。中宗皇帝被废那天,有十几个禁卫军将士聚在一起喝酒。其中一个说,早知道没有奖赏,还不如仍然尊奉庐陵王(李哲)。结果酒席未散,宪兵就到了。说这句话的人被砍头,其他人被绞死。原因很简单:他们当中某个人在席间悄悄离开酒店,从玄武门进宫密报了太后。

告密之风,由此开端。 〔20〕

不过,告密作为制度而被建立,要到两年以后。这两年当中,武后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尤其是扬州的兵变和裴炎的逼宫,让她想起来就后怕。徐敬业那反贼,甚至将不肯同流的叔叔李思文(即徐思文)羁押起来,宣布他姓武。并非皇族的徐敬业尚且如此,货真价实的宗室又会如何?

裴炎和刘祎之也让她心惊肉跳。他俩一个是智囊,一个是文胆,却不约而同地都反对她临朝称制,更不可能赞成她改朝换代。幸亏在垂拱二年(686)建立了告密制度,否则怎么能发现刘祎之这亲信竟然是潜在的敌人呢?

那个本名冯小宝的薛怀义也是问题,太后不用多想就知道朝野上下都在说些什么。显然,形势已经容不得她温良恭俭让,甚至不能等着有人撞到枪口上来。既然通往帝位的道路只能由尸骨铺就,头顶的皇冠也只能用鲜血染成,那就干脆让所有人都服服帖帖噤若寒蝉,而无论手段如何。

未来的女皇选择了两面三刀。

两面就是一面造神一面杀人,三刀则是告密制度、酷吏集团和冤假错案。她的运气也不错,一个名叫鱼保家的人献上了自己的科技发明。鱼保家是裴炎谋反案主审官鱼承晔的儿子,该项发明则叫铜匦(读如轨,即信箱),特点是信件投进去后只有指定收件人才能取出,非常适用于告密。

铜匦很快就造了出来,也很快就收到密信,其中一封就是举报鱼保家的,罪名是为徐敬业打造兵器。结果,这个发明家不但没能保住家,反倒血祭了这该死的制度。

这可真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告密却继续受到鼓励。武则天规定,任何人都不得阻拦告密者,即便他们是樵夫和农民。所有告密者都将按照五品官的待遇送到洛阳,得到太后的亲自接见和赏赐,即便揭发不实也不反坐,所言称旨者更是立即升官发财。

于是,四方密告蜂拥而至,朝中大臣人人自危。 〔21〕

酷吏也应运而生。

这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告密制度的建立初衷固然在掌握敌情,更在制造冤案,而且越大越好。只有不断制造出惊天大案,才能趁机消灭公开和潜在的政敌,实现杀一儆百震慑朝野的目的。这是那些尊重法律严守程序的正派法官不可能做到的,只能在体制外另找杀手,而且人选现成。

比如索元礼。

索元礼是胡人,也是薛怀义的干爹,因为告密而蒙太后召见,很快就被赋予承办御案的权力。他的办案特点是只要抓住一个,就一定要扯出数十上百人,再小的事情也能做成大案,因此很得太后欢心,成为她的第一批政治打手。 〔22〕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索元礼得宠后,其他一些见利忘义的家伙便纷纷效仿,共同组成了一个酷吏集团。这是一帮毫无人性的衣冠禽兽和无耻之徒,在他们那里完全没有道德底线可言。只要有利可图,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23〕

比如侯思止和王弘义。

王弘义本是地痞流氓,无恶不作。他向邻居索要瓜吃而不得,便向官府报告瓜田有白兔。官府派兵搜寻,邻居的瓜都被踩烂。他又诬告进行正常民间活动的乡民谋反,结果二百多人被杀,自己则因举报有功加入了酷吏行列。

侯思止原本是卖饼的,因诬告他人而被召见。这家伙见机会难得,竟恬不知耻地要求做监察官员。这事连太后也觉得离谱,便忍住笑说:你连字都不认识,怎么做法官?

那小人说:獬豸也不识字。

獬豸(读如谢至)是传说中的神羊,能辨曲直。无论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它都会用角去顶理亏的。因此古代法官的帽子就做成獬豸形,叫獬豸冠。武则天不知道这些话是事先有人教侯思止的,竟然也让他当了侍御史。

其实,太后并不在乎这些人都是什么出身,是否知书达理和懂得法律。这些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会看脸色,听从使唤,并足够卑鄙和残忍,以便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对她的反抗已徒劳无益。按照这个要求,酷吏们都已达标。比如某地方官被诬谋反,被告不服,王弘义的办法便是不由分说先一刀砍下他的脑袋,然后再替他写供词。 〔24〕

如此办案,何求不得?

没有统计数据表明,当时的告密之风和恐怖统治到了什么程度,比如太后每年收到举报信多少封,接见举报者多少人次,其中诬陷和属实又各占什么比例。帝国不会提供这种资料,但从下面的表格中不难看出问题的关键所在。

◎建立告密制度至武则天称帝前重要案件一览表

年份 年号 案件 案发原因

687 垂拱三年 宰相刘祎之被赐死 下属告密

草民杨初成谋反案 事败

宗室李孝逸谋反案 被人诬陷

都督冯元常案 酷吏诬陷

688 垂拱四年 郝象贤谋反案 诬告加酷吏陷害

宗室起兵案 事败

宰相骞味道案 诬告加酷吏陷害

689 永昌元年 宗室十二人谋反案 事败

纪王李慎案 被株连

宰相魏玄同案 酷吏诬陷

将军黑齿常之案 酷吏诬陷

690 载初元年 宰相韦方质案 酷吏诬陷

舒王李元名案 酷吏诬陷

某地民众谋反案 地痞流氓诬告

都督王安仁谋反案 酷吏谋杀

李上金、李素节案 酷吏诬陷

宰相裴居道案 酷吏诬陷

宗室李颍等十二人案 不详

殿中监裴承先案 酷吏谋杀

很清楚,这十九个案子,除刘祎之一案事出有因,李颖等宗室十二人被杀情况不明外,只有三起谋反案属实,其余十四个都是冤假错案。其中,被株连的一起,被他人诬陷的两起,诬告加酷吏陷害的两起,酷吏谋杀的两起,酷吏自己诬陷的七起。冤案与告密和酷吏的关系,不言自明。

那么,这些家伙为什么能频频得手?

刑讯逼供加威胁利诱。他们发明了一系列酷刑,甚至编纂了名叫《罗织经》的实用手册,人手一本。其基本原则有两条:只要动刑,一定让人犯生不如死;如果认罪,就确保对方不吃皮肉之苦,举报他人还可以争取免死。结果,不少人一进审讯室就编造供词,案子也雪球般越滚越大。

比如徐敬真案。

此案发生在圣母神皇自名武曌的三个月前,由于案情复杂而未列入前表。简单地说,就是徐敬业的弟弟徐敬真在逃亡途中被捕。为了活命,他诬陷了一大批朝廷大臣,包括平定扬州兵变的功臣魏元忠。这就明摆着是冤案,因此行刑之时神皇便派出使者赦免其死罪。使者害怕来不及救人,又派骑兵飞驰刑场先行传递信息,刑场上一片欢呼。

魏元忠却安坐不动。他说:虚实未知。

使者气喘吁吁赶来,对魏元忠说:大人请起!

魏元忠又说:还没宣读敕令。

使者赶紧宣读,魏元忠这才慢慢起身谢主隆恩。据正史记载,原本阴云密布的天空,这时突然艳阳高照。

事后,神皇问元忠:为什么总是有人告你的状?

魏元忠答:因为猎人总在等着鹿肉下锅。 〔25〕

其实他只说对了小半,如果不把太后算进去的话。实际上酷吏不过猎犬,真正的猎人是武则天。她的猎物也不是魏元忠,而是帝位,那才真是逐鹿问鼎。然而她不可能像汉高祖或唐太宗那样驰骋疆场,因此没有战士只有打手,酷吏集团及其代表的特务政治也就存在和延续了十一年。 〔26〕

然而十一年来,打破的是魔戒,放出的是心魔,这就是人性中潜在的恶。这种恶原本被天地良心和伦理道德关进了牢笼,却被武则天放了出来。那么请问,这是什么圣母神皇?这是什么弥勒出世?分明是老巫婆和女魔头!

释放了心魔的神皇却决定变成女皇,因为随着魔戒的解除,所有的障碍都被扫荡。剩下的事情,就是撕下那若隐若现半遮脸面的薄纱,以便正式换上皇帝的新衣。 〔27〕

只不过,这要用别人的手。

革命前后

遮羞布是由一系列“请愿活动”扯下来的。

载初元年(690)九月三日,也就是薛怀义和东魏国寺僧侣宣称神皇是弥勒出世的两个月后,有九百个所谓“关中父老”到宫门请愿,奏请将国号改为大周,赐带薪休假的睿宗皇帝姓武。领头的是一个七品芝麻官,叫傅游艺。

这事可笑也可疑。帝国政府,什么时候说过民众可以聚众游行到宫门上访的?傅游艺一个河南汲县人,还是朝廷的监察官员,怎么会大老远地领来九百个陕西农民?这些人又怎么胆敢提出改换国号的要求,难道不怕掉脑袋?

当然,没有人追究。神皇也表现出空前的大度。她和蔼可亲地谢绝了民众的请愿,只是让傅游艺连升十阶,由官阶从七品上的侍御史晋升为正五品上的给事中。 〔28〕

请愿也随之升级,人数由九百变成了六万,参加者也由无业游民变成了王公大臣、四夷酋长、和尚道士,就连睿宗皇帝也上表自请赐姓武氏。更重要的是,第三天,群臣一致声称亲眼看见凤凰从明堂飞进宫里,站在梧桐树上;紧接着又有数万只象征大周火德的朱雀飞来,聚集在朝堂。

这可真是百鸟朝凤。

天意民心如此,神皇“不好意思”再推脱,于是在七日那天宣布同意臣民请愿,并将正式接受天命的时间,定在两天之后的九月九日。此年,她正好六十六岁。

六六大顺,九九重阳,好日子!

这一天,圣母神皇来到了洛阳紫微宫的正南门。这座门是隋炀帝在大业元年(605)修建的,当时就叫则天门。炀帝当然不会想到,八十多年后会有一个女人在这里登基,而且最后就叫武则天。则天,就是以天为法则。因此,新皇帝便将这一年改元天授,意思是得到了上天的授权。至于她此时的尊号,则由圣母神皇转变而来,叫圣神皇帝。 〔29〕

女皇帝诞生了,在祥云下,在颂歌中。

是的,没有异象,也没有杂音。就连再三上书批评酷吏和苛政的陈子昂,都写出了充满革命激情的赞美诗;就连远在湖南常德(朗州)的母鸡,也都变成了公鸡。 〔30〕

呵呵,无量寿佛!

现在,中华史上第一位,同时也是唯一的女皇,深信她是在进行伟大的革命。没错,革命在中国古代,原本就是变革天命的意思,比如殷革夏命,周革殷命。不过,商汤和周武都只是摧枯拉朽,武周却是在旧王朝兴旺之时,硬碰硬地由女性颠覆男权,难道不更该视为革命?

当然是,而且旷古未有,开天辟地,只有武则天这样的女人才敢想象,才能完成。实际上早在称帝十个月前,她就为自己取名武曌。曌,就是日月当空,更是日月星辰都为之一空。这意思也再明白不过:如果上帝不准她革命,她就革上帝的命;如果老天不给她氛围,她就自己来创造;如果居然有人跳出来表示反对,她就让所有人都不敢开口说话。

然而现在革命已经成功,王朝便需要新气象。酷吏也再一次被派上了用场,只不过这回是要借他们的脑袋来抚平伤痕,告慰亡灵,安定人心。女皇决心让人们认识到,黑暗和恐怖仅仅属于那该死的李唐,武曌却是光明的天空。光明的天空日月高悬,岂能再容魑魅魍魉横行?

酷吏必须被杀掉。或者说,杀一些,留一些。

于是女皇登基四个月后,就有一个酷吏被杀。这家伙叫丘神勣(绩的异体字),一贯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废太子李贤就是死在他手上。平定李冲兵变时,更是不问青红皂白几乎杀光了当地所有人。这种东西,当然死有余辜。 〔31〕

接着就轮到周兴。

周兴血债累累。前面提到的酷吏诬陷案,就有半数左右是他的手笔,比如郝象贤案、魏元忠案、魏玄同案。他之所以被女皇抛弃,是因为有人告发他跟丘神勣同谋。 〔32〕

审理此案的则是来俊臣。 〔33〕

来俊臣的狠毒举世闻名,诸如“求即死”之类的酷刑就是他的发明创造,据说《罗织经》也由他主编。此番奉旨审查周兴,更是驾轻就熟游刃有余。当时两人正在吃饭,来俊臣很诚恳地请教:人犯不肯招供,不知有什么办法?

周兴说:这太容易了!找一只大瓦罐来,用木炭在四周烧烤,再把人犯放进去,还有什么不招的。

来俊臣如法炮制,然后对周兴说:请吧!

如遭五雷轰顶的周兴魂飞魄散。最后,他被女皇法外开恩减罪流放岭南,并在途中被仇人杀死。这家伙虽然没给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却留下了“请君入瓮”的成语。 〔34〕

索元礼之死也异曲同工。此人刑讯逼供的办法是给人犯戴上铁帽子,再把楔子打进去,直至脑浆流出。因此,当他成为被告时,审案的人便问:要不要把铁帽子拿来?结果当然是不用。最后,此贼孤零零地死于狱中。 〔35〕

半年后在狱中自杀的是傅游艺。他的不幸在于不小心做了一个想入非非的美梦,又不小心把这个梦得意扬扬地告诉了最亲近的人。结果被人告密,以涉嫌谋反而被关押。此时距离他带领关中父老到宫门请愿,刚好整整两年。

来俊臣则继续耀武扬威,直到周兴和索元礼死后六年半才以谋反罪而被正法。出庭作证的,有太平公主和武氏家族诸王。原因也很简单:这个酷吏竟异想天开地打算把李唐和武周两个皇室的成员都送进自己的冤狱,逼得他们联合起来把这不吐骨头的杀人恶魔送上了刑场。

这一回是公开处决。也许,他的嘴里会塞着木球。这是郝象贤被杀后就定下的规矩。来俊臣知道的秘密更多,当然更不能让他开口说话。没有挖下他的眼睛,已是开恩。

行刑之日,洛阳城万人空巷,争看这恶人的下场。那家伙的人头刚一落地,臣民们便欢呼雷动,蜂拥向前,争相抢夺撕咬他的尸体,排山倒海,势如疯狂,不可遏止。

顷刻之间,来俊臣被踏成一摊烂泥。

陛下再一次“顺应了”民情。她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宣布来俊臣罪大恶极,尽管此人曾是她最得力的走狗。她也宽恕了那些帮来俊臣买官卖官的人。官员们说:乱国家之法死的只是臣一人,得罪来俊臣可是立即会灭族啊! 〔36〕

女皇默然,因为这原本就是她造的孽。没有她的姑息纵容和暗中指使,区区来俊臣岂敢如此妄为?要知道,就连一只苍蝇在榻前飞过,她都能看出是不是双眼皮。

事实上,只要看看后面这张时间表,就知道酷吏不过是武则天手中的工具,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冤假错案也没有在革命之后就完全消失,总是在该发生时就会发生。女皇陛下虽然不会弹钢琴,但节奏感确实很好。

◎酷吏兴衰及有关主要事件一览表

年份 年号 月份 事件

686 垂拱二年 三月 建立告密制度

索元礼等酷吏兴起

688 垂拱四年 五月 太后称圣母神皇

八月 李冲兵变,大批宗室被杀

十二月 明堂落成,号万象神宫

689 永昌元年 十一月 始用周正,改元载初,神皇自名武曌

690 载初元年 四月 酷吏群起

七月 薛怀义称神皇是弥勒佛出世

八月 大杀宰相、重臣和宗室

天授元年 九月 武周革命,改元天授

691 天授二年 一月 杀酷吏丘神勣

二月 酷吏周兴死于流放途中

酷吏索元礼死于狱中

692 天授三年 一月 来俊臣制造狄仁杰谋反案

693 长寿二年 一月 来俊臣诬陷皇嗣李旦未遂

694 延载元年 九月 酷吏王弘义被杀

697 神功元年 年初 来俊臣与武毅宗等人制造大冤案

不过她还是要装糊涂。来俊臣被杀三个月后,武则天问后来成为开元名相的姚崇:当年朕也曾怀疑,周兴、来俊臣他们报上来那么多谋反案,难道就没有诬陷不实的?然而派亲近大臣前去审核,又都证据确凿,供认不讳。朕的近臣亲至狱中都不能查明真相,这又为什么呢?

姚崇答:他们自身尚且难保,哪里还敢说真话?

这就是了!女皇非常满意。她说:以前的宰相总是顺着周兴他们,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言,甚合朕心。 〔37〕

这是有意无意地曲解姚崇。她不想想,就连亲近大臣都慑于酷吏的淫威,究竟是谁之过?但她不会这么想,更不会这么说,因为她是一贯正确的。现在,她高踞于皇帝的宝座之上,慈眉善眼,宽宏大量,俨然一副菩萨心肠,似乎并没发现那笑逐颜开青春永驻的脸上沾满了血迹。

正义与天良

武则天不承认,不等于历史不知道。

实际上,如果有兴趣将前面的时间表都再看一遍,就不难发现其中规律。首先,所有案件如果有设计,那都是针对上层的,被害人不是高官便是宗室,没有基层官员,更没有一般民众。其次,酷吏的重用和冤案的制造是阶段性和间歇式的,其中垂拱二年(686)三月到载初元年(690)八月案件频发,血流成河,可谓密集区和高峰期。

那么,此前此后,有什么情况?

垂拱二年正月假装还政,载初元年九月武周革命。

很清楚,这一轮大清洗,目的就是肃反,即肃清所有反对武周革命的人。不管他们是公开的,暗藏的,疑似的或者被诬的,一律从重从快,杀了再说,甚至先斩后奏。

没错,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走一个。

这就非重用酷吏不可。同样,兔死之后,便不妨将那些走狗烹了,煲成抚慰臣民的心灵鸡汤。于是,历史进入屠宰替罪羊阶段,一年之内九个月中,连杀丘神勣、周兴、索元礼和傅游艺,感觉就像要将四年的债务一次还清。

其实不然。女皇并未杀光酷吏,来俊臣就留下了。而且他的猖獗较之前期,可谓有过之无不及,竟把魔爪伸向李唐和武周两个皇族。即便如此,女皇也迟迟不肯下手。她对这个民愤极大的家伙,似乎有着不舍之情。

那天女皇在园中骑马休闲,为她牵缰的宰相吉顼(读如需)也是被视为酷吏的打手。陛下看似漫不经心地问:最近宫廷外面都有些什么事情,什么议论?

吉顼答:只奇怪来俊臣的判决书怎么还没批下来。

女皇说:俊臣毕竟有功于国。

吉顼说:国贼一个,杀之何惜! 〔38〕

女皇无言。她很清楚,重用酷吏无异于饮鸩止渴,可惜权力斗争却方兴未艾。所以她不能没有这些鹰犬,甚至还要培养长江后浪,比如吉顼,还有堂侄武懿宗。毕竟,她年事已高时日不多,接班人早就是敏感的政治问题。以武则天之聪明过人和经验丰富,当然知道酷吏不能完全没有。

但,捉弄一下龌龊的告密者,是不碍事的。

事情发生在武周革命一年多以后。以弥勒自居的女皇为了表示虔心礼佛,下令禁止屠杀牲畜和捕捞鱼虾。一个名叫张德的小官却因为喜得贵子,违禁杀羊宴请同僚。当时来俊臣之流还很猖獗,告密信便被赴宴的人送达御前。而且为了表示证据确凿,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块羊肉。

张德当然想不到饭局会改变命运,第二天照例上朝。

女皇满面慈祥:朕闻爱卿生了儿子,恭喜呀!

张德出列拜谢。

女皇突然变色:羊肉从哪里来的?

张德魂飞魄散,伏地磕头如捣蒜。

女皇语气又变:朕禁杀生,但红白喜事可以例外。只不过爱卿以后请客,最好先看清楚了人。说完,将密信交给群臣传阅,所有人都恨不得朝那告密者脸上吐口水。 〔39〕

这一耳光打得大快人心,也充分表现了女皇陛下的政治智慧。没错,她需要改善自己的形象,也需要多少改变一下社会风气。告密毕竟不是光彩的事,更不值得提倡。王朝的长治久安是绝不能靠这种下流勾当来维持的。

但,正如战争只能靠战争来消灭,出卖也只能由出卖来遏制。这就是武则天要抛出告密者的原因。更何况,只要从政治斗争中超脱出来,她的好恶跟我们一样正常。

那些正派的大臣,就更是如此。

女皇扶持佛教,一时朝野释法鼎盛。武则天下令在神都洛阳修建了与明堂相邻的礼佛塔,命名为“天堂”,并以供养人的身份资助龙门石窟的开凿。有说法称龙门最著名的卢舍那大佛即是以武则天面相为原型而制。

比如刘仁轨。

就在临朝太后武则天举起屠刀披荆斩棘时,四朝元老刘仁轨也在帮忙清场,只不过清理的是另外一种人。裴炎被捕之后,某官员从洛阳出使长安。镇守京城的刘仁轨向他问起案情,此人竟落井下石说:下官早就看出裴炎异常。

刘仁轨却不动声色。他追问道:真的看出来了?

那人说:当然。

于是刘仁轨说:仁轨有奏折,烦请即便带交太后。

这家伙兴高采烈就接受了任务。太后打开奏折,里面却只有一句话:捎信之人明知裴炎谋反而不举报。太后看完二话不说,立即下令将这小人拉出去杀了。 〔40〕

另一个名叫王庆之的也成为牺牲品。武则天称帝的一年之后,这家伙受人指使纠集数百号人到宫门集体上书,奏请废掉已由皇帝变成皇嗣的李旦,另立他人,以为也能像率众请愿的傅游艺一样升官发财。可惜这蠢货不长脑子,忘记傅游艺不久前刚刚死在狱中。结果女皇被他弄得心烦,下令凤阁侍郎(中书省副长官)李昭德教训教训。 〔41〕

李昭德的父亲可是弹劾过褚遂良的,他本人的强悍也不输老爹。女皇登基两年后,有人献上号称祥瑞的白石,理由是白石外现红纹,可见其忠。李昭德却一声怒斥:你这石头倒是一颗红心,难道其他石头都是反贼不成?

众人哄堂大笑,马屁精面红耳赤。

王庆之这厮落到李昭德手里,下场可想而知。他被拖到宫外示众,李昭德又是一声怒吼:此贼妄想废我皇嗣。然后下令痛打,直至口鼻流血,毙于杖下。 〔42〕

这大约要算曲线救国吧,虽然那些小人也很可怜。

不过,李昭德最后还是死于来俊臣的诬陷,来俊臣则以同样的罪名被杀在同一刑场同一天。这让帝国的臣民百思不解悲喜交集:直臣与酷吏,怎么会是同样的命运? 〔43〕

宰相杜景俭却因营救李昭德而被贬官。当时,杜景俭与徐有功、来俊臣、侯思止并为四大法官,作风和理念却完全不同。杜和徐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所以流行的说法是:遇来、侯者死,逢徐、杜者生。 〔44〕

这当然与恐怖政治并不相容,武则天却令人意外地信任重用杜景俭、徐有功。徐有功只好说:麋鹿跑出山林,就离厨房不远。陛下以法官用臣,是要让臣死在任上呀! 〔45〕

女皇却不准他辞职,徐有功居然也得以寿终正寝。事实上他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只不过满不在乎,依然故我地坚持公平正义原则。这实在让女皇陛下又爱又恨,有一次竟蛮不讲理地问:徐卿办案,错放的为什么那么多?

徐有功答:错放乃人臣小过,好生是圣人大德。

女皇默然。 〔46〕

然而乾坤却不是徐有功一己之力可以扭转的。就在他这次幸免于难两个月后,皇嗣李旦被诬图谋不轨。李旦的身边人哪能扛住来俊臣的严刑逼供,眼看就要屈打成招,太常寺乐工安金藏却突然高喊:大人不信皇嗣不反,金藏掏出心来给你看。说完,拿起佩刀剖腹,五脏皆出,血流满地。

这真是何其惨烈,又何其悲壮!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工人安金藏的这一壮举震撼了狱吏,惊动了女皇。陛下命令用御辇将他抬进宫中,请御医进行抢救,直到第二天安金藏才醒了过来。这时,站在病床前的女皇感叹说:朕有儿子,却不能自明清白,害得你吃这么大的苦头!说完,铁石心肠的武曌老泪纵横。 〔47〕

正义和天良,其实永存。

头上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李旦躲过一劫,像螃蟹一样走路的来俊臣却继续横行。这无非告诉我们,本台大戏还远远没有演完。事实上,安金藏也许可以感动女皇,却无法撼动帝制。围绕皇权的争夺,也还有新的角色需要出场。

接下来的故事,将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第五章

无字碑

谁来接班

杖杀王庆之以后,李昭德与武则天有过谈话。

内容当然是接班人问题。这是国家的大事,也是女皇的心事,不能不谈,只不过王庆之没有资格。实际上这个小人之罪,并不在要废谁立谁,而在妄议。储君乃国本,立储乃大计,也是你一介草民可以品头论足、说三道四的?

更何况女皇当时正在纠结。

纠结在情理之中。想当年,秦始皇没能事先立储,结果二世而亡。晋武帝严守宗法制度,结果也二世而亡。汉武帝立了太子又杀太子,结果后继无人。唐太宗则不但一手制造了玄武门之变,还一手铸成大错——当初如果不听长孙无忌他们的,坚持选择李恪而非李治,李唐岂会变成武周?

谁来接班关系重大,前车之覆也殷鉴不远。

但,武周更麻烦。

麻烦倒不在政权来自篡夺,而在武周情况特殊。因为照理说,如果皇帝有儿子,皇位就应该传给他,或者皇子中的一个。然而武则天的皇位,却恰恰从儿子那里夺来。这费尽心机历尽艰险才弄到手的东西,有还回去的道理吗?

不要说武则天,换了别人也想不通。

不能传给儿子,就只能传给兄弟、侄子、女儿。可惜尽管“兄终弟及”也符合继承法,则天皇帝却不是兄,也没有幼弟。传给女儿也不行。女儿当皇帝,女婿算什么?皇夫或男皇后吗?再说女儿死了以后又传给谁?外孙女吗?

儿子、女儿、兄弟都不行,便只能传给侄子。侄子也有两种。一种是李治的,但那还不如中宗李显或睿宗李旦,好歹也是女皇陛下自己的亲骨肉。这样算来算去,可以考虑的就只有武家的侄儿,而且人选现成。

这个人就是武承嗣。 〔1〕

武承嗣是武则天同父异母哥哥武元爽的儿子。武元爽和哥哥武元庆与他们的后母,也就是武则天的生母荣国夫人关系恶劣。因此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便将这两个哥哥贬到地老天荒,表面上谦逊退让,实际上公报私仇。武元爽甚至还被牵连到武氏投毒案中,家属也被流放到岭南。这种一箭双雕借刀杀人的伎俩,武后一直玩得十分顺手。

至于父亲武士彟的爵位,则由外甥贺兰敏之继承。

可惜贺兰敏之同样必须去死,武则天这才重新想起本家的人,也才将武承嗣从岭南接回继承周国公的爵位。咸鱼翻身的侄儿倒是乖巧,并不记恨姑姑的杀父之仇,反倒心甘情愿充当鹰犬和走狗,因此武周革命之后便被封为魏王。

说起来武承嗣也确实卖力。那块刻着“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字的石头就是他伪造的,萧淑妃两个儿子的谋反案也是他指使周兴炮制。已经很难统计,此人究竟伙同其他酷吏为姑姑搬掉了多少绊脚石,又陷害了多少人。但是可以肯定,王庆之出面组织的请愿活动,他是总导演。

只不过这一回,是为了自己。

不能说女皇没有动过立武承嗣为储的念头,事实上王庆之起先也颇受优待。陛下甚至给了他特别通行证,以便随时可以出入宫廷面陈己见。这就足以让他得意忘形。

但,为什么又被一脚踢了出去?

因为李昭德给武则天打了预防针:承嗣既已封王,那就不宜再拜相。以皇亲国戚之尊,而居中央政府之要,是不合适的,也是有风险的。魏王的权力不能太大。

女皇解释:承嗣是朕侄儿,故委以腹心。

李昭德说:儿子尚且有篡位弑父的,何况侄子?

女皇猛省:我没想到! 〔2〕

想法变了,心情和感觉也会变。此刻的王庆之在女皇陛下眼里,已经由采花的蜜蜂变成了逐臭的苍蝇。然而这家伙却不识大体,还要纠缠不休,便只能一掌拍死。武则天没把他交给武承嗣,而是交给李昭德,意思十分明显。

李昭德却意识到,这是一言兴邦的难逢机会,于是趁热打铁向武则天进言:请陛下想想,自古以来有侄儿为姑姑立庙的吗?天皇是陛下之夫,皇嗣是陛下之子,没有谁比他们跟陛下更亲,陛下当真忍心天皇得不到祭祀吗? 〔3〕

女皇无言以对。

第一次储位风波就这样过去了,但绝不意味着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实际上李昭德不过延缓了火山的爆发,他的说词也并非完全在理。没错,历史上是没有侄儿为姑姑立庙的事情,但是请问有女人当皇帝的吗?既然如此,怎么就不能像祭祀娲皇(女娲)那样祭祀女皇呢?讲不通吧?

其实真正打动武则天的,是“弑君篡位”四个字。这让她顿时明白,此刻无论立谁为储都有风险,上上之策是既不断绝武承嗣的非分之想,同时保留李旦的皇嗣身份。皇嗣跟太子是不同的。前者只是认可血缘,后者才确定权力继承的政治关系。因此谁来接班,仍然是巨大的悬念。

悬念即伏笔,伏笔即炸药,炸药即隐患。此后,两派斗争的激烈程度如下表所示,不亚于革命之前。

◎武周革命前后与储位之争有关事件一览表

年份 年号 月份 事件

684 光宅元年 二月 中宗李显被废,睿宗李旦继位

690 天授元年 九月 武则天称帝,李旦为皇嗣,赐姓武;

武承嗣封魏王,武三思封梁王,诸武皆封王,诸亲信赐姓武

691 天授二年 一月 始杀酷吏,丘神勣等人死

九月 王庆之率众情愿废皇嗣李旦,立武承嗣为储;

武承嗣和来俊臣诬反对派大臣谋反,数十人被杀

十月 杀王庆之,李昭德阻立武承嗣

692 天授三年 一月 来俊臣制造狄仁杰谋反案

693 长寿二年 一月 来俊臣诬陷皇嗣李旦谋反未遂

697 神功元年 年初 来俊臣与武懿宗等人制造大冤案

六月 来俊臣与李昭德同时被杀

698 圣历元年 三月 李显被秘密接回神都

八月 武承嗣卒

九月 李旦逊位,李显立为太子

699 圣历二年 七月 李武两家子弟盟誓 〔4〕

700 久视元年 正月 吉顼被贬出京

705 神龙元年 正月 女皇逊位,李显复辟

不难看出,这一阶段的斗争有两条线,一是主张仁政的官员与酷吏斗,二是拥戴李家的大臣与诸武斗,而诸武与酷吏是联手的。其中大案有两个,一是靠安金藏以死相争才平息下来的皇嗣李旦被诬案,二是神功元年的谋反案。第二个倒不是冤案,却因为主犯血口喷人,酷吏趁机株连,被灭族的海内名门多达三十六家,判处流放的达一千多人。 〔5〕

武周时代,照样还有血雨腥风。

实际上在王庆之上书之后,被打死之前,就已经有数十个高级官员被杀。罪名又照例是谋反,制造冤案的照例是武承嗣和来俊臣,真实原因也当然是这些人都反对废皇嗣而立魏王。这个时候李昭德还敢说话,是因为他摸透了武则天的心思:唱反调的不能容忍,为她着想则另当别论。因此武承嗣又想故伎重演时,女皇回答:你比不上李昭德。 〔6〕

不过,李昭德最后还是与来俊臣同时被杀。只用一句话就把来俊臣送上刑场的吉顼,则在两年半以后被贬。原因是这位进士出身的宰相,不但变成了李家的太子党,而且公开表现出对诸武的不屑。龙颜不容触犯的武则天决定教训一下这家伙,也让大家知道现在是谁的天下。

于是在一次朝会上,当吉顼又要引经据典时,武则天却拦腰截断。她说:每次上朝你都喋喋不休,朝臣和朕早就不胜其烦,不如来讲个故事。当年,太宗皇帝有匹烈马,谁都驯服不了。朕却说,这件事一点儿都不难,只要有三样东西就行。先用鞭子抽。不服,用铁锤打。再不服,就用匕首割断它喉咙。朕的这股豪气,太宗皇帝可是大为欣赏。

然后女皇问:你莫非要弄脏朕的匕首吗?

魂飞魄散的吉顼只能伏地求饶。

吉顼一案意义非凡,因为他原本投靠了武承嗣。神功元年的谋反案,就是他向来俊臣举报,由武懿宗审理的。现在连他都反对诸武,很能说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因此,当贬往外地的吉顼向武则天辞行时,女皇接见了他。

陛下吩咐赐坐,问他有什么要说。

吉顼问:和水土为泥,有纠纷吗?

女皇说:没有。

吉顼又问:分一半为佛,一半为天尊,如何?

女皇说:那就有纷争了。

吉顼顿首说:臣也认为是这样。宗室和外戚各安其分就天下太平,势均力敌就纷争不已,请陛下三思。

女皇说:朕何尝不知。但事已至此,又能怎样? 〔7〕

也许,这得去问狄仁杰。

狄仁杰脱险

狄仁杰是武则天的克星,也是她的救星。

以“中华神探”的头衔闻名中外的狄仁杰,其实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可以说,太宗之后,玄宗之前,称得上政治家的只有他和武则天。还可以说,没有狄仁杰,武则天充其量不过治国有方的女皇帝,再加玩弄权术的女政客。能不能避免身败名裂都很难说,哪里还能成为政治家?

狄仁杰却让武则天修成正果,甚至立地成佛。这是女皇陛下自己都很清楚的,因此在晚期竟以“国老”相称,上朝时也不让他下拜。她的说法是:每见国老下拜,朕的身上就会疼。狄仁杰去世,武则天更是痛哭失声。她说:朝堂从此空无一人。皇天夺我国老,为什么这样早,这样早啊! 〔8〕

然而这位国老,却差点死在来俊臣手里。 〔9〕

天授三年(692)一月,狄仁杰与另外几位宰相和大臣被诬谋反,进了来俊臣的“例竟门”。这个特务机关之所以得此戏称或恶名,是因为进去的案犯照例没有活着出来的。不过酷吏们也有一个政策,那就是立即认罪的可以免死。 〔10〕

于是,狄仁杰回答来俊臣:反是实。

来俊臣喜出望外。他原以为狄仁杰不好对付,没想到竟不费吹灰之力。而且其他案犯除了魏元忠,也都纷纷效法,自认有罪。看来所有的预案都用不着了,对这样积极配合的也该宽大为怀,以便为今后办案节约成本树立榜样。因此,来俊臣只是将案犯们收监了事,看管却不那么戒备森严。

狄仁杰则靠着不打自招的策略,为自己争取到缓冲时间和空间。他悄悄写好一封信,藏在丝绵袍子里,然后请看守将绵袍交给家人。他的说法是:开春了,要换季。

看守没有起疑,丝绵袍子也送进了狄府。

将门出虎子,狄少爷马上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一月的洛阳还很寒冷,父亲为什么急于拿掉袍中的丝绵?结果密信很快就被找到,并由狄公子设法送达御前。

女皇惊诧。

她问来俊臣:狄仁杰当真承认谋反吗?

来俊臣说:供认不讳。

女皇问:家属为什么又来喊冤?

来俊臣说:这是臣等疏忽了。狄犯入狱之后,立即认罪服法。所以,臣等待之以礼,丰其衣,足其食,高其枕,宽其居,以为谋反若非是实,岂有承认之理。现在看来,此等死囚如不动用刑法,怎么会招?招了也会翻供。 〔11〕

女皇说:是吗?朕倒要派人看看。

来俊臣紧张了。他当然不能对狄仁杰怎么样,而且再也不能用刑。万一陛下亲自来看呢?当然,也不能让狄仁杰与使者见面,那可就满盘皆输。来俊臣的办法,是找了一个手下人做替身,穿上狄仁杰的衣服让使者看。

当时正是夕阳西下。假狄仁杰站在西边,女皇的使者站在东边,阳光刺目,根本就看不清。何况这使者进了“例竟门”就心惊肉跳,哪敢细看?东张西望唯唯诺诺而已。

来俊臣却说:天使稍候,有文书烦请带交陛下。

带去的文书是狄仁杰的“谢死表”,也就是表示自己罪有应得,因此甘愿就死,并谢主隆恩的奏折。有了这样一份文件,又有使者的亲眼所见,狄仁杰已是翻案无门。 〔12〕

这时,一个九岁的男孩救了他。

男孩也是宰相之子,父亲被来俊臣诬陷谋杀,本人则进宫做了奴隶。他以举报为由求见女皇,其实要告人的正是来俊臣。男孩说:臣父已死,臣家已破,多说无益。只是痛惜王法被来俊臣之流玩弄得不像样子,实在有负圣恩。

女皇呵呵一笑:是吗?

是。男孩说。如果不信此言,罪奴斗胆恳请陛下挑选几名廉洁奉公忠诚可靠的大臣,诬以谋反,让来俊臣他们去查去审,看看有没有不招供、不承认的。

女皇心中一动:哪里还用找?狄仁杰就现成。

被来俊臣打入死牢的狄仁杰,是从洛州司马的任上调回神都成为宰相的。如此越级破格提拔,是因为他担任豫州刺史时,曾经写密信为判死刑的人求情,人数多达两千。狄仁杰说:没有这么多人谋反,他们其实是冤枉的。但如果公开奏明,有为贼人开脱之嫌;知而不言,又恐违背了陛下好生之德。因此奏折写了又毁,毁了又写,竟不知所云。 〔13〕

当时还是太后的武则天批准了狄仁杰的请求。两千条性命从刽子手的屠刀下被救了下来,他们的救命恩人却因为得罪权贵而被贬官。他们当然都没想到,武则天牢牢记住了狄仁杰的名字,并在称帝一年后就把他调到了自己身边。

见面那天,女皇对狄仁杰说:朕清楚你在地方上很做了些好事,但也有人说你的坏话,想知道名字吗?

不想知道。狄仁杰回答。如果陛下认为臣有过错,臣应该改正;如果陛下知臣无过,臣倍感荣幸,何必还要知道那些人的名字?不知道,反倒还能正常相处。 〔14〕

这样的人,会谋反吗?

何况此案疑点甚多,最可疑的就是谢死表。如果真有这样一份文书,来俊臣在被质疑时就应该拿出来。反过来的推理就是:如果女皇不派人去,还会不会有谢死表?

狄仁杰的供词也有问题。他的原话是:大周革命,万物唯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 〔15〕

显然,这里没有任何事实,只有一个空洞的罪名,以及一个似是而非的认罪理由:武周取代李唐是一场革命。革命就是新陈代谢,就要吐故纳新,原来属于大唐的旧人也就该被淘汰,甚至心甘情愿去死。所以,反是实。

岂有此理!按照这个逻辑,所有的唐朝旧臣便都可以视为反贼了。这叫什么自认有罪?分明是话里有话。

再看狱中表现。狄仁杰认罪后,另一个酷吏王德寿找他谈话。王德寿说:大人免死无疑,下官却功劳不够。能不能请狄公再把某某某也牵连进来,也好让鄙人升一两级?

狄仁杰问:为什么是某某某呢?

王德寿说:因为他曾经是大人的下属呀!

狄仁杰断然拒绝。他悲愤满腔地用头去撞柱子,血流满面说:皇天后土啊!为什么要仁杰做这种缺德事! 〔16〕

没有证据显示,武则天是否了解这些情况,又是否进行了以上推理。但可以肯定,她已经起了疑心,不再相信来俊臣他们那一套,并决定亲自过问此案。

案犯齐刷刷地跪在了女皇面前。

女皇问:狄仁杰,如果你没谋反,为什么要认账?

狄仁杰答:臣不认账,早就死在皮鞭下了。

女皇又问:那为什么还要写谢死表?

狄仁杰答:没有写过。

女皇下令核对笔迹,马上查出谢死表是伪造的。

至此,本案已真相大白。但,帝国是不能认错的,也从来就没有过错误。因此,所有案犯仍然要受处分,狄仁杰也被贬为彭泽县令。武承嗣和来俊臣还想杀狄仁杰,被武则天坚定地予以拒绝。来俊臣退而求其次,又要求杀掉涉案人员中的一个,结果也被正派法官徐有功据理驳回。

武承嗣和来俊臣的阴谋终于没能得逞。

死里逃生的狄仁杰再次成为地方官,这无非更加丰富了他的阅历。更何况,由于到地狱走了一遭,狄仁杰已经炼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因此,当他重返朝堂,并得到陛下的信任和重用后,释放的能量和表现的智慧已是无人能及。

女皇的帝国,将是另一番天地。

重来未必要卷土

回到神都的狄仁杰,发现朝廷已今非昔比。

狄仁杰清楚地记得,上一次他担任国务委员(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是在天授二年(691)的九月三十日。那时的洛阳城真可谓山雨已来。就在前一天,傅游艺在狱中自尽;十二天之后,又有一大批反对武承嗣的高级官员被杀,紧接着是拥立武承嗣的王庆之被李昭德打死。难怪四个月后,自己就被诬陷下狱。来得不是时候,风口浪尖啊! 〔17〕

这次重新拜相,却正是时候。四年十个月前,皇嗣李旦被诬谋反案平息;两年半以前,假和尚薛怀义被杀;十个月以前,来俊臣和武懿宗制造了最后的冤案;五个月前,来俊臣和李昭德这两个死对头同时被杀。一片空白呀!

狄仁杰可以有所作为。

◎狄仁杰与有关事件年表

年份 年号 月份 事件

690 天授元年 九月 武则天称帝

691 天授二年 一月 始杀酷吏,丘神勣等人死

九月 傅游艺被杀

狄仁杰拜相

十月 大批反武派大臣被杀

李昭德杀王庆之,阻立武承嗣

692 天授三年 一月 狄仁杰被诬谋反

693 长寿二年 一月 皇嗣李旦被诬谋反

695 证圣元年 二月 杀薛怀义

697 神功元年 年初 来俊臣与武懿宗等人制造大冤案

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成为女皇男宠

六月 李昭德与来俊臣同时被杀

闰十月 狄仁杰重新担任宰相

698 圣历元年 三月 李显被秘密接回神都

八月 武承嗣卒

九月 李旦逊位,李显立为太子

699 圣历二年 七月 李武两家子弟盟誓

久视元年 正月 吉顼被贬出京

700 久视元年 九月 狄仁杰卒,享年七十一岁

其实只要看看上面的年表,就不难发现狄仁杰真正位居中央要职,影响武周政局,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帮武则天确定了皇太子。这绝不仅仅只是谁来接班的问题。不是的。应该说,正是通过这一问题的解决,狄仁杰使自己和武则天都成为了政治家。

那么,他又是怎样做到的?

似乎也并无高明之处,只不过一有机会就说:姑侄与母子哪个更亲?天底下有侄儿给姑姑立庙的吗?等等。这些话不过重弹李昭德的老调,并无新意。问题是李昭德没有真正成功,反倒落得身首异处。狄仁杰却不但完成了李昭德未竟之事业,还被尊为国老。这又是为什么呢?

时也,势也,运也,法也。

李昭德建言时,武则天称帝刚刚一年。新官上任尚且三把火,何况新皇帝?这个时候,跟她讨论谁来接班,只能让她反感。王庆之被杀,这是原因之一。好在李昭德只是反对立武承嗣,并没提出要立谁,否则当时就性命不保。

狄仁杰重返神都时,情况就不同了。首先,女皇已经七十三岁,称帝也已经七年,应该安排后事。其次,对李旦的诬陷失败,证明李唐皇室威望犹存。相反,武承嗣的飞扬跋扈和武懿宗的滥杀无辜,都让武氏家族人心尽失。甚至就连突厥也来凑热闹,扬言只认李唐不认武周。 〔18〕

还有一个因素也不可小看,那就是张氏兄弟。

张氏兄弟成为男宠与狄仁杰再次拜相是在同一年,月份要早一些,底气却明显不足,因此曾经向吉顼和狄仁杰讨教长久之计。两位宰相的意见一致,那就是建议他们利用亲近女皇的有利条件,积极参与建储大业。吉顼明确指出,以色事人不能久,做一件功在千秋的事才是正当。 〔19〕

兄弟俩倒也乖巧,一点就通,温柔地吹起枕边风。

女皇当然猜得出是谁在背后出谋划策,干脆将吉顼召来询问。吉顼给出的建议,是在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当中任选一人。他说:两位皇子都是陛下亲生,先帝所托,也都是天下臣民人心所向。至于选谁,全由陛下圣裁。 〔20〕

武则天点了点头。

因此后来有人认为,李唐复辟,吉顼是首谋。 〔21〕

就算是吧,就算。

不过吉顼的结局,也只比李昭德稍好一点:从宰相贬为县尉。直接原因是他在朝堂上盛气凌人地欺负武懿宗,根本原因却恐怕是武则天看穿了他的政客面目。当年,为了讨好武承嗣,你不是连妹妹都送上门了吗?不是跟武懿宗和来俊臣联手制造了三十六家灭族的大冤案吗?现在拥护李唐的呼声高涨,你就这副嘴脸?告诉你,朕还没死!

吉顼只好客死他乡。 〔22〕

狄仁杰却在重入朝堂之后不久,很快就与武则天进入了蜜月期。这恐怕首先得益于武则天政治上的开明,狄仁杰政治上的聪明。武则天深知,夺权无妨靠小人,靠酷吏。治理好国家,安排好后事,却只能靠刚正贤良之臣。同样,狄仁杰也明白,真正能推翻武周、复辟李唐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武周皇帝自己。这样的人能反对吗?不能。

何况武则天这皇帝当得也不差。尽管作为当局者,狄仁杰不可能意识到,武则天活跃于政坛的半个世纪,正是从治世(贞观)通往盛世(开元)的桥梁。但作为宰相,他至少清楚:帝国的版图在扩张,人口在增长,人才的辈出也由于女皇对科举的高度重视,有如长江后浪推前浪。 〔23〕

这样的皇帝,又为什么要反对呢?

更为难得的是,女皇陛下虽然年事已高,而且实际执政时间很长,却没有同类实权人物的晚年病,比如暴戾狂躁或者荒淫倦政。相反,她的头脑之清醒,思维之敏捷,精力之充沛,判断之准确,都丝毫不减当年。这真是个奇迹。 〔24〕

因此,不要说奴才和蠢才,就连一般人才恐怕也都不能入她法眼。女皇要的宰相,必须既是帮手又是对手。狄仁杰就是这样的人。他冷静耐心,机警权变,足智多谋,却又诚实友善,刚正不阿。也就是说,他们两人的智商和情商处于同一水平和层次,政治态度和处世理念又刚好相反。

武则天当然清楚这一点。实际上狄仁杰在供词中已经表明立场: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只不过,狄仁杰是反周不反武。不反武则天,这就是共识。把武周皇帝的最后岁月经营好,也是共识。有此共识,相互欣赏的两个人就可以求同存异,积极配合,共同实现各自的理想。

酒逢知己又棋逢对手,这才真是“天作之合”。

实事求是,推进共识,也才是成功之道。

聪明的狄仁杰甚至很好地利用了既是老乡又是同龄人的优势,将建储大计变得就像夕阳下两位老人拉家常。对于狄仁杰的这种絮絮叨叨,女皇居然百听不厌,只不过偶尔也会撒娇使横,打断他说:朕的家务,你不要管! 〔25〕

狄仁杰答:王者以天下为家。四海之内,家即是国。 〔26〕

武则天不回答。但是有一天,她表演了魔术。

她说:狄公请回头,看看谁来了。

狄仁杰回头,看见了站在身后的庐陵王李显。

武则天说:朕把储君还给你。

狄仁杰拜倒在地,半天都扶不起来。

从内心挣扎中解脱出来的女皇,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她抚摸着狄仁杰的背,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你不是朕的臣子,你是大唐的社稷之臣。 〔27〕

狄仁杰如释重负。

实际上,庐陵王李显是在狄仁杰拜相的五个月后,被武则天以治病为名秘密接回洛阳的。这就雄辩地证明了,真正解决储君问题的恰恰是女皇本人。她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并不容易,其中奥秘和深层原因要到以后才能揭晓。

后面的事情就变得十分简单。夺嫡无望的武承嗣很快抑郁而死,聪明识趣的李旦立即恳请逊位,藏在宫中的李显被立为太子,并由李哲复名为李显,后来又改名武显。

对此,狄仁杰并无异议。

立储问题解决后,从上到下都松了一口气,女皇陛下的统治风格也开始变得温柔。这让她越来越像政治家。其实政治家的要旨不在温柔也不在霸道,而是能够在霸道和温柔之间自由转换,该霸道时霸道,该温柔时温柔。武则天当然有这种能力。但没有狄仁杰,她开发不出来。

七十四岁的武则天和六十九岁的狄仁杰,还有两年的合作时间,他们的关系也更像相互搀扶的老伴。靠着狄仁杰润物细无声般的规劝和调教,武则天慢慢变成了从善如流的开明君主。大约也就在这时,狄仁杰被称为国老。

狄仁杰不仅为武周重臣,在朝野举足轻重,后世更成为一代名相。宋范仲淹为其撰写的《唐狄梁公碑》也成为历代热门碑文,书家如黄庭坚、赵孟等都曾书此碑,这里选录的是赵孟作品。该碑文极言狄仁杰的丰功伟绩,反映了历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向往。

女皇谢幕

八月的洛阳秋高气爽,女皇和国老心情很好。

两位老人闲庭信步,武则天却看似不经意地问起了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宰相娄师德。这是一个脾气好得被李昭德骂作乡巴佬都不生气的人,狄仁杰不大看得起他。

看不起也并非没有原因。据说,娄师德的弟弟曾经向哥哥请教为官之道,得到的建议竟然是“唾面自干”。他的解释是:别人把口水吐到你脸上,你不生气,自己去擦,就算有涵养吗?不,这只会更加惹怒对方。因此,正确的做法是擦都不擦,让风吹干。风,总是会把什么都吹干的。 〔28〕

如此没有骨头的人也值得尊敬?狄仁杰不认为。所以当女皇问他娄师德算不算贤人时,他的回答是不知道。

武则天微微一笑。

又问:那么,他有没有识别人才的鉴赏力呢?

狄仁杰答:臣也没有发现。

女皇却说:朕知道国老,正是娄师德的推荐。

狄仁杰这才知道天外有天。 〔29〕

女皇却要求狄仁杰推荐人才。的确,之前连续不断的宫廷斗争留下了大量空白急需填补,能够担任宰相的更是凤毛麟角。于是她说:国老,朕需要一条好汉,有吗?

狄仁杰问:陛下用来做什么?

武则天答:出将入相。

狄仁杰说:那就只有张柬之。这个人虽然年纪大,却是真正的宰相之材。而且长期不被重用,一定感恩效力。

武则天点点头。过了几天,又向狄仁杰要人。

狄仁杰说:臣已经推荐了张柬之。

武则天说:朕已经让他当洛州司马了。

狄仁杰说:臣推荐的职位是宰相。 〔30〕

结果,张柬之终于拜相,只不过是在狄仁杰去世整整四年之后。因此,狄仁杰的本意并非要埋下地雷,尽管后来发动政变逼女皇逊位的主谋,确实是年过八十的张柬之。 〔31〕

惹出是非的却是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看完下页的年表就会明白,在武承嗣和狄仁杰等人相继退场后,这两个陪女皇陛下寻欢作乐的小伙伴,已经变成帝国的风暴中心。

◎张氏兄弟与有关事件年表

年份 年号 月份 事件

697 神功元年 年初 张氏兄弟成为女皇男宠

闰十月 狄仁杰重新担任宰相

698 圣历元年 二月 吉顼劝张氏兄弟参与建储之事

三月 李显被秘密接回神都

八月 武承嗣卒

九月 李旦逊位,李显立为太子

699 圣历二年 七月 李武两家子弟盟誓

久视元年 正月 吉顼被贬出京

700 久视元年 九月 狄仁杰卒

701 大足元年 九月 李显子女因得罪张氏兄弟被杀

702 长安二年 八月 李显及弟妹请封张昌宗为王

703 长安三年 九月 张氏兄弟制造魏元忠谋反案

704 长安四年 七月 张氏兄弟腐败案发,被赦免

九月 张柬之拜相

十二月 张氏兄弟再次成为被告并被包庇

705 神龙元年 正月 张柬之等人发动兵变,杀张氏兄弟,李显即大周皇帝位

二月 李显宣布恢复大唐国号

十一月 武则天卒 〔32〕

很难界定围绕张氏兄弟的一系列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斗争。但可以肯定,他俩的权势之大和民愤之大,都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邵王李重润、永泰郡主李仙蕙和她的丈夫魏王武延基只不过私下议论了一下,居然就死于非命。至于是女皇下令杖杀,还是他们的家长缢杀,不详。 〔33〕

现在只知道,此事发生在狄仁杰去世后整整一年。

这件事在当时应该震惊朝野。因为李重润和李仙蕙是太子李显的嫡长子和嫡女,女皇的嫡孙和嫡孙女,武延基则是魏王武承嗣的继承人。身为金枝玉叶,又是李唐和武周两个皇族的嫡传,却死得不明不白,怎不让人惊诧!

朝廷却没有发布官方消息,正史也讳莫如深,反倒是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在一年以后联名上书,奏请册封张昌宗为王。这就不是什么来俊臣可以比的了,“后狄仁杰时代”的女皇也变得让人恐惧和不可捉摸。老太太难道要把皇位传给那两个小白脸吗?这种想法简直让人发疯。

统一战线迅速形成。

作为坚强后盾的是李唐和武周两个皇族。女皇将李显改名为武显以后,又安排他们在明堂盟誓,把两家人变成了一家子。现在为了共同的利益,当然要携起手来。只不过他们不便出面,冲在前面的是朝廷大臣,包括从周兴刀下被救出的魏元忠,也包括后来成为名相的宋璟(读如景)。

发起的攻击则有三波,结果却是失败。最后一次,宋璟甚至差一点就定了张昌宗的死罪,却被武则天救回。更为严重的是,此时女皇生病,文武百官一律不见,身边只有张氏兄弟负责一切事务,谁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箭在弦上,只好逼宫。

神龙元年(705)正月二十二日,张柬之等率左右羽林军将士五百多人从玄武门入宫,不由分说先一刀砍下张氏兄弟美如莲花的脑袋,然后提着人头去见女皇。

女皇惊起。问:叛乱者是谁?

答:张易之和张昌宗,现已奉太子之命斩杀。

女皇这才发现,这伙人身后哆哆嗦嗦地站着她那宝贝儿子李显。于是用鄙夷的口气说:你?回东宫去吧!

政变者之一却说:太子还回得去吗?

女皇转身问另一个:你是朕一手提拔,为什么来?

答:正是为了回报陛下的大恩大德。 〔34〕

女皇不再说话。两天后,当了十四年四个月皇帝的她下诏传位给太子李显。李显即大周皇帝位,称母亲为“则天大圣皇帝”。二月四日,新皇帝宣布恢复大唐国号。

这就必须对历史有一个交代,武则天的深谋远虑也显现出来。实际上,当年她在建储问题上犹豫不决,恐怕就是纠结于一个别人想不到的问题——对武周革命的评价。评价当然只能由后人给出,因此谁是后人便成了关键。武承嗣或武三思固然不会诽谤本朝,守不守得住江山却大可怀疑。一旦失守,武周立马就会变成伪政权,这个风险可冒不起。

相反,如果将皇位交还给李显或李旦,革命虽然无异于失败,自己和武周却不会被看成王莽和他的新朝。亲儿子总不好意思把母亲骂作逆贼,更何况皇位还是从武周皇帝那里接过来的。武周是伪政权,他们岂非也是伪皇帝?

两害相权取其轻,武则天选择了退一步海阔天空。

李显没有让母亲失望,张柬之他们也没有。官方发布的正式文告把责任推到了徐敬业和程务挺身上,认定女皇称帝是临危受命,此刻逊位则是开启未来。也就是说,武周的革命和李唐的复辟都是奉天承运,也都合理合法。 〔35〕

女皇放心了。尽管由于政治和男人都玩不成,她迅速地衰老下来,却还是活了不短的时间,并接受新皇帝十天一次的探望。直到这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逊位的则天大圣皇帝才在豪华体面的软禁中孤独地死去,享年八十一岁。 〔36〕

武则天的陵墓前树立着一尊无字碑。碑身由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刻着螭(读如痴,一种蛟龙类神物)和龙,却没有字。也许,女皇帝的一生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也许,她有意在身后留下一片空白,任由褒贬,随人评说。当然,也许她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些什么。

风,确实是会把很多东西吹干的,包括鲜血。

不过,临终前她还是留下了遗言,赦免王皇后和萧淑妃等情敌、褚遂良和韩瑗等政敌,自己去帝号,称皇后,葬于乾陵,回到丈夫高宗身边,仍然去做李家的媳妇。 〔37〕

半个多世纪以前,守着青灯古佛的小尼姑武媚娘曾在感业寺给热恋中的李治写过一首情诗: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38〕

以后那漫长的岁月,不知有多少人拜倒或败倒在她这石榴裙下。直到她换上帝王的衮冕,也依然魅力无穷,让人敬畏,让人臣服,让人痴迷。事实上,正是这位女皇帝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层次和色彩,让男性中心的世界不那么单调和乏味,也让后人在解读历史时多了一个选择和视角。

现在,她又要换上石榴裙了,因为她无法对抗强大的文化传统。这个一生要强的女子不得不离开男人的世界,回到女人的天地。武则天终究未能把革命进行到底。

但,这并不是她的错。

又见女人

武则天谢幕之后,其他女人开始折腾。

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大唐的女人可不是只会绣花。高祖李渊的女儿平阳昭公主甚至有自己组建的武装力量,精兵上万,号称“娘子军”。所以她死后,送葬的是战斗队,伴奏的是军乐团,一路威风凛凛,戟举旗扬,马嘶角鸣。 〔39〕

呵呵,这是什么阵仗!

当然是游牧民族的气派,混血王朝的排场,甚至鲜卑女子才有的英姿飒爽。因此,只有大唐这样的时代,才会演出武周那样的故事,产生武后那样的人物。别忘了,唐代上流社会的女人,可是穿回鹘衣,化吐蕃妆,说突厥语,骑西域马,打波罗球(polo),甚至女扮男装的。

她们的男人怕老婆,也不足为奇。

波罗球又称马球,是唐代流行于贵族阶层的运动,一时风行,女子打马球也不少见。这里描绘的是一组唐代波罗球比赛陶俑,马上均为女子,英姿飒爽。原俑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

实际上,正如平阳昭公主的军中,有号称“名贼”的亡命徒;太宗皇帝的手下,也有堪称“名怕”的大将军。由于此人功勋卓著,太宗皇帝赐给他两名绝色女子,此人却死活不敢接受。皇帝只好请来他的太太,倒了一杯液体,然后给她两个选择:要么不再吃醋,要么喝下毒酒。

那女人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身经百战的太宗目瞪口呆:这女人也太可怕了。 〔40〕

比较而言,武则天倒算温柔。

她的儿子李显却比父亲李治更怕老婆。高宗皇帝至少能做一半的主,真有大事也是他拍板。中宗的天下却一半是老婆的,一半是女儿的。老婆韦皇后固然干预朝政,安乐公主李裹儿也常常草拟了诏书,拿过来就让父皇签字。难怪当年武则天要废了中宗,她早就看出这人扶不起来。 〔41〕

两个女人却野心勃勃。韦皇后想学婆婆当女皇帝,安乐公主则异想天开要做皇太女。她说法是:阿武(武则天)连天子都能当,我不过当个天子女,怎么就不行? 〔42〕

这就已经够麻烦了,不幸的是她们还有一个帮手,那就是上官婉儿。婉儿的祖父就是当年为高宗起草诏书,差一点废了皇后武则天的宰相上官仪。上官仪被杀,还在襁褓中的婉儿也随母亲罚没为奴,在宫中长大。但,当她十四岁那年被带到武则天面前时,女皇陛下竟是眼前一亮。

从此,上官婉儿成为武则天的得力助手,中宗即位之后又被册封为昭容。这个女人却把自己和韦皇后都变成了武三思的情妇。再加本是武家媳妇的安乐公主,便形成了“韦武联盟”。只有戴绿帽子的中宗蒙在鼓里,还乐呵呵地在他们聚赌时忙出忙进帮着看筹码,不像皇帝倒像宦官。 〔43〕

三个女人一台戏,可惜演出的是悲剧。

悲剧包括政变和谋杀。政变是被“韦武联盟”逼上绝路的太子发动的,结果是武三思先被太子杀掉,太子又被手下人所杀。当时中央政府已经还都长安,太子带兵从肃章门斩关而入,要求交出上官婉儿。婉儿一声冷笑:好主意!先抓婉儿,再抓皇后,最后轮到皇帝,是不是?

中宗被她激励,倒是变得像个爷们。他走上城楼对兵变者说:你们都是朕的心腹,为什么要谋反?缴枪不杀,反戈有赏。结果太子阵脚大乱,政变集团顷刻瓦解。 〔44〕

太子失败,三个女人更加嚣张。其他有头有脸的七大姑八大姨也纷纷见不贤而思齐,在私人会所里买官卖官,形成了以韦皇后为核心的“贵妇特权团伙”。不过这帮人做生意倒也童叟无欺。只要肯出三十万,就能弄个一官半职。

这样的官员,当然既不可能由中书省提名,更不可能经门下省审核,就连中宗皇帝也不好意思用朱笔书敕,照常规封发,只好“斜封墨敕”,请有关部门将就着承认。 〔45〕

如此大唐,比得上武周吗?

韦皇后本人却在上官婉儿的导演下,亦步亦趋地走“武后道路”。武则天发明了天皇和天后,她们就山寨为应天神龙皇帝和顺天翊圣皇后,中宗倒也欣然从命。 〔46〕

“贵妇特权团伙”的出现是唐代社会普遍现象的一个极致表征,女性(尤其是贵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参与达到了令人瞩目的程度。如这张敦煌壁画描绘的“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一心供养”,塑造了雍容虔诚的女性供养人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女仆群像中可见着男袍者,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流行风貌。图据敦煌莫高窟130窟壁画。

不过中宗虽然糊涂,却还有底线。太子政变失败,韦皇后的党羽要求大开杀戒,他不批;要求杀周兴都没能杀了的魏元忠,他也不肯。这样看,他又并不糊涂。 〔47〕

结果,昏庸却不失善良的中宗突然就死了。

死因据说是谋杀,嫌犯则很可能有四个: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以及皇后的两位情夫。前两人应该是主犯,后两个是胁从。这两位官员一个擅长烹饪,一个精通医术,完全可能提供技术支持。毕竟,皇帝是吃了馅饼才龙驭上宾的。

这一回,恐怕真是“吃错了东西”。 〔48〕

总之,李显是死了。这只昏头昏脑的大尾巴羊,一生栽在最亲密的四个女人身上:亲娘武则天,爱妻韦皇后,娇女李裹儿,再加小老婆兼助理上官昭容。

那么,大唐就没爷们了吗?

当然有,李旦的第三个儿子李隆基就是。

李隆基再现了太宗皇帝的风采。景云元年(710)六月二十日夜,繁星似雪,临淄王李隆基的政变部队神兵天降般地出现在宫中。作为首都警卫军团,他们被告知:韦皇后一伙毒死先帝,危害社稷,罪恶滔天,人神共愤,务必在今夜予以全歼。早就对韦氏集团恨之入骨的将士们一呼百应,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等人也都在黎明前全部被杀。

此刻,距离中宗暴毙不到二十天。

这一年,李隆基二十六岁。

后面的事情似乎顺理成章。李旦成为新皇帝,隆基则成为皇太子,并在两年后接过了父皇让出的帝位。可惜事情并没那么简单,因为他还要面对一个更难对付的女人。

这个人就是李隆基的亲姑姑太平公主。

说起来大唐的公主也真不省油,以至于《新唐书》不得不开设专栏,为这些小姑奶奶和老姑奶奶们树碑立传。太平就更是“公主中的公主”。作为高宗和武后的小女儿,她的政治地位仅次于小哥哥相王李旦,则天时代的政治斗争中常常可见她的身影,中宗即位后又加封为镇国太平公主。既然封号是镇国,当然不会只在府中听着音乐安享晚年。

实际上在兵变第四天,太平公主就以她特殊的身份召开御前会议,要废黜韦皇后所立的中宗之子李重茂。太平公主开口便说:皇帝要让位给叔叔,大家看怎么样?

李隆基的一个亲信立即跪下来:天下归心。

很好!太平公主点点头,然后一把将十六岁的小皇帝从御座上拎起来。她说:好孩子,这座位不是你的了。 〔49〕

◎太平公主与李隆基有关事件一览表

年份 年号 月日 事件

697 神功元年 年初 太平公主向女皇推荐张昌宗

699 圣历二年 七月 太平公主参与李武盟誓

702 长安二年 八月 太平公主与二兄请封张昌宗

705 神龙元年 正月二十二日 太平公主支持张柬之兵变

正月二十五日 太平公主加号镇国

710 景云元年 六月二日 中宗李显驾崩

六月七日 皇太子李重茂即位

六月二十日 李隆基兵变

六月二十四日 太平公主逼李重茂逊位

六月二十七日 册封李隆基为太子

711 景云二年 正月 太平公主公开提出废黜太子

二月二日 皇太子李隆基监国

712 景云三年 八月三日 李隆基即位,李旦为太上皇

八月七日 改元先天

713 先天二年 七月三日 李隆基粉碎太平公主集团

七月四日 太上皇全面交权

七月六日 太平公主赐死于家

十二月一日 改元开元

716 开元四年 六月十九日 太上皇李旦驾崩

呵呵,如此跋扈,还不是姑奶奶?

现在轮到睿宗皇帝成为夹心饼干。一边是不让须眉的太平公主,一边是年轻有为的太子隆基,可怜的哥哥和爸爸只好走平衡木。每次处理政务,他都要先问一遍:向太平请示了吗?跟三郎讨论过吗?这皇帝当得真累,平衡木也慢慢变成走钢丝。于是睿宗决定退居二线,让隆基去做天子。 〔50〕

没有了缓冲地带,公主和新皇帝便只能正面交锋。更麻烦的是,他们的理念并不相同。隆基要复兴贞观路线,太平却留恋则天时代。明争暗斗的结果,是势不两立终于演变为你死我活。回旋余地没了,流血已是不可避免。

先天二年(713)七月,李隆基得到线人举报,太平公主将在四日发动政变。年轻的皇帝当机立断,抢先一步在三日那天将公主的党羽一网打尽。成为孤家寡人的公主殿下逃入山寺又回家自尽,不再纠结的睿宗也彻底交权。 〔51〕

直到这时,大唐才真正有了新皇帝。他叫唐玄宗,也叫唐明皇。新时代开始了,它叫开元盛世。当然,潜伏已久的危机也会到来,它叫安史之乱。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安史之乱》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617年(隋炀帝大业十三年),武则天之父武士彟追随李渊在太原起兵。

618年(唐高祖武德元年),李渊称帝,大唐建国,武士彟名列二等功臣十四人之一。

620年(武德三年),武士彟升任工部尚书,正三品。

622年(武德五年),伊斯兰教教历元年。

625年(武德八年),武则天出生。

630年(唐太宗贞观四年),穆罕默德率军攻陷麦加。

631年(贞观五年),玄奘法师抵达印度。

632年(贞观六年),穆罕默德归真。

638年(贞观十二年),武则天被召入宫,赐号武媚,年十四岁。阿拉伯人占领耶路撒冷。

643年(贞观十七年)正月,魏徵卒。四月,皇太子李承乾被废,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时年十六岁。

649年(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唐太宗李世民卒,享年五十二岁。六月一日,唐高宗李治继位,时年二十二岁。八月前后,武媚娘入感业寺为尼,时年二十五岁。

651年(唐高宗永徽二年)八月至十月间,武媚娘入宫,为昭仪,正二品。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

652年(永徽三年)七月,李忠立为太子,李弘出生。十一月,高阳公主、房遗爱等谋反一案事发,吴王李恪因长孙无忌诬陷被赐自杀。

653年(永徽四年)二月,李绩拜为司空。

654年(永徽五年)十二月,李贤出生。

655年(永徽六年)十月十二日,王皇后、萧淑妃被废。十八日,武昭仪立为皇后。十一月一日,册封皇后大典。

656年(显庆元年)正月,皇太子李忠被降为梁王。十一月五日,李显出生。

657年(显庆二年)三月,李义府任中书令;八月,许敬宗任侍中。来济和韩瑗被贬。大唐灭亡西突厥。

658年(显庆三年),褚遂良在流放地去世。

659年(显庆四年)四月,长孙无忌被诬谋反;六月,诏令修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七月,无忌被逼自尽。

660年(显庆五年)六月,唐高宗中风,武后开始参决朝政。新罗联合大唐灭百济。

661年(显庆六年),阿拉伯帝国伍麦叶王朝建立。

662年(龙朔二年)六月一日,李旦出生。

663年(龙朔三年)四月,李义府被判处流放。

664年(麟德元年)三月,武则天已故长女被追封为安定公主。十二月,高宗废后失败,宰相上官仪被杀,废太子李忠被诬以谋反并被赐死。从此,高宗垂拱而治,武后垂帘听政,帝后同时临朝,时称“二圣”。

666年(乾封元年)正月,封禅泰山,武后亚献。八月,武后毒杀魏国夫人,而嫁祸于武惟良和武怀运。

668年(乾封三年,总章元年)九月,李绩率军攻陷平壤,唐灭高句丽,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

670年(咸亨元年),吐蕃攻陷大唐西域十八州。

671年(咸亨二年)六月,杀贺兰敏之。

674年(咸亨五年),高宗称天皇,武后称天后。

675年(上元二年)四月,皇太子李弘卒,享年二十四岁。李贤继位为太子,时年二十三岁。

679年(调露元年),置安南都护府于宋平(越南河内)。

680年(调露二年,永隆元年)八月,太子李贤被废为庶人,李显(李哲)为太子。

683年(弘道元年)十二月四日,唐高宗卒,享年五十六岁。十二月十一日,李显继位,时年二十八岁。

684年(光宅元年)二月六日,李显被废。李旦继位,时年二十二岁。李贤被杀。武太后临朝称制,改革朝政。徐敬业反。裴炎、程务挺被杀。徐敬业败亡。

685年(垂拱元年),武则天以薛怀义为情夫。

686年(垂拱二年)三月,设铜匦,建立告密制度。

687年(垂拱三年),杀刘祎之、李孝逸等。

688年(垂拱四年)四月,杀郝象贤。五月,武则天加尊号“圣母神皇”。八月,李冲兵变失败,大批李唐宗室被杀。十二月,明堂落成,改名“万象神宫”。

689年(永昌元年)正月,大飨万象神宫。八月,徐敬真案发。十一月,始用周正,改元载初,自名武曌。

690年(载初元年)七月,薛怀义等人作《大云经》注疏,宣称圣母神皇是弥勒佛出世。九月,武则天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加尊号为“圣神皇帝”,时年六十六岁。

691年(天授二年)一月,杀酷吏丘神勣。二月,周兴死于流放途中,索元礼死于狱中。九月,傅游艺下狱自杀,狄仁杰拜相。十月,大批反武派大臣被杀。

692年(天授三年)一月,狄仁杰被诬谋反。四月,改元如意。九月,改元长寿。

693年(长寿二年)一月,皇嗣李旦被诬谋反。

695年(证圣元年),薛怀义被杀。

697年(神功元年),武则天七十三岁,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成为其内宠。六月,李昭德与酷吏来俊臣被杀。闰十月,狄仁杰重新担任宰相。

698年(圣历元年)三月,李显被秘密接回神都。八月,武承嗣卒。九月,李旦逊位,李显被立为太子。

699年(圣历二年)七月,李武两家子弟盟誓。

700年(久视元年)九月,狄仁杰卒。

705年(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兵变;二十三日,武则天令太子监国;二十四日,下诏传位太子李显;二十五日,李显即大周皇帝位;二十六日,武则天被软禁于上阳宫;二十七日,李显为武则天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二月四日,李显宣布恢复大唐国号。十一月二十六日,武则天卒,享年八十一岁。

706年(神龙二年)十月,中央机关迁回长安。

707年(神龙三年)七月,太子李重俊兵变,杀武三思,自己也被杀。九月,改元景龙。

710年(景云元年)六月二日,中宗被杀。二十日,李隆基发动兵变,推翻韦皇后集团;二十四日,睿宗李旦即位。

712年(景云三年)八月,睿宗李旦自任太上皇,传位于李隆基,是为唐玄宗。同月改元先天。

713年(先天二年)七月,粉碎太平公主集团。十二月,改元开元。唐玄宗时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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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测你对历史的真相到底了解多少?

易中天中华史:女皇武则天

产品经理 | 张雪健 装帧设计 | Mirro 内文设计 | 谈天

出版统筹 | 吴畏 学术顾问 | 陈勤 法律顾问 | 黄荣楠

插图绘制 | 方佳翮 徐婧儒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策划人 | 路金波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开元新政 大阅兵

姚崇拜相

宋璟当国

宇文融理财

张说下台

第二章 潜在危机 张九龄碰壁

李林甫擅权

杨玉环专宠

安禄山进京

杨国忠惹事

第三章 动乱始末 渔阳鼙鼓

潼关保卫战

马嵬坡

肃宗即位

平叛之路

第四章 走向沉沦 宦官乱政

藩镇割据

朝臣内讧

胡人添堵

大唐灭亡

第五章 唐诗精神 盛唐气象

多样与统一

怛罗斯

新的诗风

知向谁边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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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16

安史之乱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史之乱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339-4553-4

Ⅰ. ①安… Ⅱ. ①易… Ⅲ. ①安史之乱-通俗读物 Ⅳ.①K242.20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4644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陈富余

特约编辑 贺彦军

装帧设计 Mirro

插画 方佳翮 徐婧儒 江雪

易中天中华史

安史之乱

易中天 著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31千字

印张 7.5

印数 1-50, 000

插页 2

版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5339-4553-4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开元新政

大阅兵

唐玄宗亲政后的第一件大事是阅兵。

阅兵式庄严而隆重。二十万受阅部队在骊山脚下沿着河流摆开阵势,旌旗相连长达五十多里。他们的金戈和铁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们的军容威武雄壮。二十九岁的皇帝甚至身着戎装擂起战鼓,亲自指挥了军队的进退出入。 〔1〕

三军将士山呼万岁。

随后,玄宗发布了嘉奖令。陛下不无忧虑地指出,帝国的状况不容乐观,就像快要坠落的珠串。因此他希望,全体官兵能够同心同德,令行禁止,以忠贞不渝的精神和无坚不摧的实力,誓死捍卫大唐的江山社稷。 〔2〕

很难说这些话是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玄宗正式接管政权之时,大唐立国已近百年。这对于经历了四个世纪分裂动荡的中华大地堪称幸运,何况太宗执政的二十三年还号称贞观之治,他本人也成为各族人民的天可汗。

之后半个世纪的高宗和武后时代,帝国仍然兴旺发达歌舞升平。尽管武则天称帝前后也曾乌云蔽日,但那黑暗是李唐皇室和部分官员的,不是人民群众的,甚至不是庶族地主阶级的。相反,由于武则天清除了关陇勋贵的势力,也由于她大力推行科举制度,贫寒之士反倒有了出头之日。唯其如此,帝国的大厦才不会因为她的血洗和屠戮而坍塌。

实际上武则天是大唐王朝的掘墓人,更是它的守陵人甚至建设者。正如诸位在《女皇武则天》中读到的,唐太宗在维护既得利益的长孙无忌等人撺掇下,选择了能力最弱的李治为接班人。在他看来,这样就能避免因祸起萧墙而导致帝国分裂,自己的政治路线和一世英名也能得以保全。

可惜英明的太宗皇帝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没有能力掘墓的人往往也守不住陵。他当然也想不到,李治不但将帝国拱手相让,而且还是让给了一个女人。

这才真是天大的玩笑。

幸运的是,这个女人偏偏具有治国的能力。在她与高宗共同执政和独立执政的四十多年间,武则天保证了帝国长期和持久的统一,并让它充满活力。就连改朝换代,较之以前的宋、齐、梁、陈、北周和隋,也是代价最小的。

更何况,她还把帝国交还给了李唐。

可惜,由于历史不能假设,我们无法设想没有武后的高宗政权是什么样,更无法设想李弘或李贤的王朝。因为没有武则天就没有李弘和李贤,哪怕李贤是私生子。但似乎可以肯定,她至少没有把国家弄得更糟,尽管鼓励告密、制造冤案和滥杀无辜对世道人心无疑有着破坏作用。 〔3〕

那么,玄宗皇帝的危机感从何而来?

短暂而混乱的中宗和睿宗时期。

无字碑位于高宗和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是武则天所立。有说法认为,武则天立此碑,有功过是非让后人去评说的意思。

这是一段空洞无物和令人沮丧的岁月。当一群官员成功地将女皇武则天赶下台后,才突然发现她留下的空白根本就没有人能够填补,自己反倒在她的有生之年被夺权,后来又被彻底消灭。女皇交出的政权,则落入一伙既无德又无能的人手中,包括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唐中宗的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以及女皇政敌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

如此奇怪的联盟,当然只会胡作非为。这就给了唐玄宗李隆基创造历史的机会,而他原本是与皇位无缘的。因为他的父亲李旦是武则天的第四个儿子,中宗李显的弟弟,他自己则在兄弟中排行老三,实在与九五之尊远隔重洋。这位王子后来能够成为大唐第六任皇帝,还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仅仅因为历史选择了他,他选择了政变。

当然,也要拜韦皇后的愚蠢所赐。

韦皇后的愚蠢在于太想当女皇帝,她的女儿安乐公主也太想当皇太女。她们甚至等不到中宗寿终正寝,就提前把他送进了鬼门关。此案虽然扑朔迷离,韦皇后一伙不得人心则大约是实,因此毫无悬念地便被李隆基就地正法。

当时,李隆基才二十六岁,还很不起眼。

政变得到了太平公主的帮助,甚至干脆被认为就是武则天的这个小女儿所策划。因为事情进行得易如反掌,背后肯定需要权力和金钱的支持。这两样东西李隆基都不多,太平公主却应有尽有。她在女皇的时代就很活跃,中宗即位之时又加封了“镇国”的头衔。唯其如此,事成之后她才会走到台前,蛮横傲慢地完成了把李旦变成皇帝的杰作。 〔4〕

总之,太平公主认为现在轮到她大显身手。尽管当时她只能将李旦推上皇位,甚至无法阻止李旦将皇位传给太子李隆基,但她并不认为帝国就是那父子俩的。她的身上既然流着李唐和武周两个皇帝的血,小哥哥睿宗李旦又是那样地与世无争,那么,平治天下,她当仁不让。

一心向往曾祖父“贞观之治”的太子和皇帝李隆基,也只好跟他那坚持则天路线的姑姑斗法。结果则一如我们在《女皇武则天》中所述,失败的太平公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结束了一个时代。从此以后,直到晚清,再也没有哪个女人能够如此严重地影响到中华帝国的政局。

获胜的唐玄宗却感到了危机。他清楚地记得,成败只有一天之差。如果不是由于得到线人通报,抢先一步在七月三日动手,那么,死无葬身之地的恐怕就是自己,大唐也弄不好会再出现一位女皇帝,尽管她姓李。

教训啊!

结论却很简单,那就是必须集权,尤其是要把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事实上,太平公主之所以比韦皇后一伙更难对付,原因之一就在后者只知道买官卖官,手下尽是无能之辈;前者却不但控制了文官,而且收买了军队。

当时的形势确实严峻。政事堂会议成员七名,四个是太平公主的人;宫廷警卫部队四军,也有两军效忠公主。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则掌握在退居二线的太上皇手里。太平公主正是靠着这位和事佬哥哥,一手遮住半边天的。 〔5〕

显然,这其实是三个人的博弈,睿宗李旦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软弱或糊涂。他一生三让天下:第一次让给母亲武则天,第二次让给哥哥李显,第三次让给儿子李隆基,每次都不是高风亮节,而是精打细算。当然,是为自己。

这一回事情的起因是天空出现了一颗彗星。按照当时的传统观念,应该视为上天神秘的警示。太平公主便让人放出风来,声称还发现象征皇帝和太子的星辰也都有异变。言外之意很明显:只有废黜太子,皇帝才是安全的。

可惜公主机关算尽,却没有哥哥聪明。睿宗干脆宣布辞去皇位,那可就一了百了,彻底安全。他甚至对闻讯赶来匍匐在地的皇太子李隆基把话挑明:让位是为了避灾。你如果真是孝子,何必一定要等朕死以后再即位? 〔6〕

所有人都无话可说。

就连他保留帝国的最高仲裁权,也表面上是太平公主的阴谋诡计,实际上是睿宗皇帝的如意算盘。大事拍板,小事不管,这个太上皇当得游刃有余。可怜的儿皇帝却连自称朕的资格都没有,不过是李旦的打工仔和挡箭牌。

看来,李隆基其实应该感谢太平公主的步步紧逼,否则他真是无法将自己变成帝国真正的当家人。尽管之前太上皇和他的关系很像董事长和总经理,大唐却不是公司。对于中华帝国来说,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稳定就要集权,而且必须集中在皇帝手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三家分红。

难怪唐玄宗在接管政权之后三个月就要阅兵了。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昭告天下:新时代已经开始。

因此他也要杀人,或假装要杀。

姚崇拜相

差一点被杀的是郭元振。

郭元振是大功臣。先天二年(713)七月三日,唐玄宗发兵捕杀太平公主党羽,太上皇李旦闻变登上城楼,正是郭元振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身份率兵前往护驾。他对李旦说:皇帝奉命诛灭乱党。没有别的,请陛下放心! 〔7〕

这就不但稳住了李旦,也为事变定了调子。之后,以太上皇名义发布的诏书便声称公主的党羽妄图弑君谋篡,被皇帝奉太上皇之命讨除。李隆基的行动因此有了合法性,郭元振的作用则几乎相当于玄武门之变中的尉迟敬德。 〔8〕

然而十月十三日的阅兵式上,玄宗却突然翻脸,以“军容不整”的罪名要将郭元振军法从事。只是由于另外两位新任宰相跪在马前苦苦哀求,才饶他不死改判流放。 〔9〕

这很奇怪。军容不整当然牵强,兔死狗烹也未必。郭元振不是韩信,并不对皇权构成威胁,至少可烹可不烹。事实上为他求情的那两人,便正是因为有功而拜相。更何况玄宗当真要杀郭元振,又岂是他们能够劝阻的?

显然,这是假装要杀。

假装要杀也未必是为了立威,至少并不完全如此。威当然要立,却不一定要靠杀人,实际上也没有杀。因此结论只有一个:玄宗不想要郭元振的脑袋,却想要他的职位: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个职位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或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这样说,有证据吗?

有。因为就在第二天,即十月十四日,唐玄宗便立即任命他人接替了郭元振的职务。此人时任同州刺史,受命之前不过是阅兵式的观礼人员,也不曾参与粉碎太平公主集团的行动,可见玄宗的任免其实深思熟虑蓄谋已久。因此,谁来接替那倒霉的郭元振,便成为解开谜团的关键所在。

继任的叫姚崇。

姚崇是武则天的人。八年多以前,则天皇帝逊位,中宗君臣弹冠相庆,只有姚崇泣不成声。旁边人提醒他这样做不合时宜,姚崇却表示悲从中来情不自禁,而且惜别旧君正是人臣之义。结果,他当天就由宰相贬为刺史。 〔10〕

玄宗皇帝看中的,却正是这份忠诚。

忠诚历来就是君主对臣僚的要求,只不过忠诚或忠臣也有两种。一种是谋臣之忠。他们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殚精竭虑替君主谋划,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敢冒风险也甘冒风险。至于所谋之事是否正当,则不在考虑之列。

另一种是贤臣之忠。他们当然会恪守君臣大义,为君主的事业鞠躬尽瘁。但这与其说是忠于君主本人,不如说是忠于自己认可的道德准则和社会理想。这就要求对方是英明的领袖,起码也是合格的君主。如此,贤臣才能借助君权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11〕

幸运的是,李隆基正好是一个想做圣君的人,姚崇的任命也被描述得极具戏剧性。据说,阅兵式的第二天,唐玄宗在渭水之滨打猎,姚崇被召见在马前。当时玄宗皇帝的心情和兴致都很好,便笑容满面地问他:爱卿会打猎吗?

姚崇说:臣读书不多。要说打猎,老当益壮。

很好!玄宗皇帝说。朕很久没有见你了,正好有些事情要听你的意见,跟着宰相们一起走吧!说完策马而去。

姚崇却不跟着,落在后面。

玄宗奇怪。

姚崇说:臣是小地方官,不该与宰相同列。

玄宗说:你现在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姚崇并不谢恩。

皇帝暗自惊讶,却也并不多问。到了行宫,玄宗让宰相们坐定,姚崇却跪下来说:臣有十项主张要奏明圣上。如果陛下认为事不可行,刚才的任命臣不敢奉诏。

玄宗说:尽管言无不尽,朕量力而行就是。

姚崇问:不靠严刑峻法,而以仁义治国,行吗?

玄宗说:这正是朕寄希望于爱卿的。

姚崇问:不穷兵黩武,不好大喜功,行吗?

玄宗说:完全可以。

姚崇问:宦官不得干预朝政,行吗?

玄宗说:考虑已久。

姚崇问:国戚不任宰相,冗官一律淘汰,行吗?

玄宗说:早该如此。

接下来姚崇提出的其他主张,玄宗全部接受,包括所有的臣僚都能犯颜直谏,他们的人格尊严不受欺侮;也包括将两汉和武周的历史教训记录在案,永为警示。于是姚崇山呼万岁:天下万幸!圣君千载难逢,姚崇敢不肝脑涂地。

玄宗说:赐坐。

原本坐在首位的中书令立即起身让座。

姚崇说:中书令是首相,姚崇岂敢僭越。

玄宗说:那就由你来做中书令。 〔12〕

唐代三彩文官俑,1981年洛阳龙门安菩夫妇墓出土。

唐代彩绘文官俑,洛阳博物馆藏。

上述故事实在太像小说,所以不被正史采信。但,姚崇有这十项施政纲领是事实,担任了中书令也是事实,只不过要到两个月以后。原来的中书令,则被贬为刺史。 〔13〕

这当然又是姚崇所为。某次上朝,姚崇一瘸一拐。玄宗关切地问:爱卿难道有足疾吗?

姚崇说:没有足疾,只有心病。

玄宗问:病在哪里?

姚崇答:中书令秘密地进了岐王府。 〔14〕

久经沙场的玄宗皇帝立刻就听明白了。想想看,历史上哪一次政变不是因为内外勾结?尽管玄宗相信岐王作为自己的弟弟不会谋反,破坏政治规矩的人却必须严惩。

朝野轰动,因为下台的中书令是张说(读如月)。

张说早在武则天的时代便已名闻天下。长安三年(703)九月,国务委员魏元忠被张昌宗兄弟诬告谋反,女皇令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和全体宰相组成合议庭,让魏元忠与原告在御前当面对质。于是张昌宗提出,传张说出庭作证。他的理由是:魏元忠妄议陛下老迈年高,乃是此人亲耳所闻。

没想到,张说进去后却一言不发。

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朝堂外,正派的大臣担心张说作伪证,在他进去之前纷纷提出警告。御座前,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话来。魏元忠沉不住气,高声叫道:张说,难道你要伙同张昌宗诬陷我吗?张昌宗则胜券在握,气焰嚣张地催着张说赶快作证。

张说这才开口。他先是斥责魏元忠:身为宰相,怎么像贩夫走卒一样没有见识!然后禀告武则天:陛下明鉴!当着陛下的面,张昌宗都可以把人逼成这个样子,不难想象在外面何等猖狂。臣不敢欺君,臣确实不曾听见魏元忠有过不当言论,反倒是张昌宗许以高官厚禄,要臣信口雌黄。 〔15〕

位卑官微的张说从此让人刮目相看。中宗即位后,他从放逐之地被召回京城,后来又跟姚崇和郭元振一起成为李隆基的太子党。只不过在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中,郭元振保住了相位,张说被排挤到洛阳,所以都在七月三日的事变中立下汗马功劳,姚崇却由于被贬到外地而与此无缘。

因此张说下课,以及其他“七三功臣”纷纷被贬,便被认为是姚崇的嫉妒所致。其实不然。玄宗不是睿宗,更不是中宗,岂是姚崇所能左右?说到底,他的翻脸不认人,根本原因是要开创新纪元。别忘了,新皇帝的新年号可是叫做“开元”的。走马换将,不过意味着启动新的程序而已。

那么,姚崇能让玄宗开门红吗?

宋璟当国

姚崇并没有辜负唐玄宗。他担任中书令仅仅一年,就理顺了所有的关系,也包揽了所有的政务,以至于他那唯唯诺诺的同僚几乎形同虚设,竟被称为“伴食宰相”。 〔16〕

于是姚崇不免飘飘然,甚至不无得意地问下属齐澣(浣的异体字,读如换):你看我这个宰相可以跟谁相比?

齐澣不回答。

姚崇又问:比得上管仲、晏婴吗?

齐澣实话实说:好像比不上。

姚崇说:虽然如此,总得有个说法吧?

齐澣说:也不过救时之相而已。

姚崇却喜出望外。他高兴地把笔一扔:哈哈!能够救时的宰相,又岂是随随便便找得到的? 〔17〕

这是自得,也是自知。作为担任过军职的文臣,姚崇的行事风格是干脆利索又勇于担当,确实能够救时。开元三年(715)五月,太行山以东遭遇蝗灾,地方官和老百姓都畏惧天命不敢灭蝗。姚崇却说:怕什么!民以食为天,哪有保蝗而不救人的道理?请皇帝陛下不要颁旨,由我签署政府命令剿灭蝗虫。如果有天谴,我姚崇一人承担就是。 〔18〕

此言颇有太宗遗风。贞观二年(628)六月,查看灾情的李世民就曾抓起一把蝗虫往嘴里送。他的说法是:五谷是老百姓的命,不能被它们吃了,要吃就来吃朕的脏腑!

侍从急忙阻止:这种东西吃了有伤圣体。

太宗皇帝却说:朕执政为民,怕什么病! 〔19〕

这很酷,尽管未免做秀之嫌。 〔20〕

姚崇却无法与太宗相提并论,朝野上下对他也并非没有微词。实际上作为开元新政的当头炮,他能做的也就是对过去的弊病进行改革,帮玄宗在政治上扭亏为盈。因此,当这一历史使命接近完成之时,他的政治生命也就到头。

更麻烦的是,姚崇喜欢玩弄权术,也不够廉洁,至少没能管好子女,甚至卷入里通外国的贪腐案中。幸亏他及时接受齐澣“逊位避祸”的建议,主动辞去相职,这才平平安安软着陆,还得到了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的荣衔,距离他担任中书令刚好整整三年,真可谓“救时之相”。 〔21〕

接替姚崇的是宋璟(读如景)。

宋璟是姚崇推荐的,两人的风格却完全不同。姚崇机动灵活,能谋善变;宋璟坚持原则,老成持重。据说,当时玄宗派了一位将军迎他进京,宋璟居然一路闭口不言。受到冷遇的将军回去以后大吐苦水,皇帝对宋璟却更加敬重,因为执行公务的时候原本就不该讲什么私房话。 〔22〕

其实宋璟的正派耿直举世闻名。就连专横跋扈如武则天都不得不敬让他三分。长安四年(704)十二月,女皇的男宠张昌宗私召术士看相一案东窗事发,时任御史中丞(监察部副部长)的宋璟便要求将其正法。理由是:术士妄称张昌宗有天子之相,张昌宗为什么不移送司法?可见包藏祸心。

女皇说:这件事昌宗已经向朕奏明,可以算自首。

宋璟说:依法,自首免罪条款不适用于大逆不道。

女皇只好放下身段和颜悦色说软话,宋璟却声色俱厉不依不饶。站在一旁的马屁精宰相急忙宣读敕令,要宋璟立即退朝。宋璟却一声冷笑:圣主在上,哪里用得着你矫诏?

则天皇帝无可奈何,只好批准宋璟审理此案,却又在中途用特赦令将张昌宗从御史台救出。自知理亏的女皇让张昌宗私下里去向宋璟谢罪,宋璟却不给面子。他说:如果要谈公事,请公开说。如果讲私情,对不起,国法无私。 〔23〕

这就是宋璟的刚正不阿。

当然,他也因此得罪了中宗皇帝和太平公主。 〔24〕

玄宗看中的却正是宋璟的正直,而且宋璟的到来也正是时候。头三年,百废待兴,一团乱麻,需要姚崇的随机应变和大刀阔斧。现在进入制度性建设阶段,就要靠宋璟的浩然正气和稳扎稳打了。看来上天对玄宗确实垂爱,玄宗也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两位宰相上朝时,他起身迎接,退朝时又送到门口。姚崇和宋璟的礼遇,无人能及。 〔25〕

与此同时,宰相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

以前多次说过,汉、唐两代的宰相是不同的。汉代宰相是个人,比如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他们的办公地点和办事机构则叫相府。唐代宰相却是群体。但凡有资格参加国务会议的,不论人数多少都是宰相。宰相没有正副,只有轮值主席,叫执笔。开会地点在政事堂,所以叫政府。

相府与政府,是汉与唐的区别。

因此准确地说,唐代宰相没有总理、副总理,全部都是国务委员。区别仅仅在于,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侍中、尚书省正副长官尚书令和左右仆射是当然宰相。但由于尚书令职位长期空缺,所以总人数是六人。

其他委员为特任宰相,头衔叫“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为中书令和侍中都是正三品官员。后来,又增加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相当于列席委员或候补委员。

显然,唐代宰相都是兼职,中书令、侍中或六部尚书才是本职。所以,他们都是上午在政事堂开会,下午回去主持各自的省务和部务工作。三省六部,才是中央政府。

宰相既然是兼职,人数就不固定。最多时十几人,最少时一两个。人数少,是因为从睿宗时代起,左右仆射不再是当然宰相,非有特任不得参加国务会议;而中书和门下两省的长官,又往往职位空缺,无人担任。

委员制,开始向领袖制转变。

姚崇和宋璟的时代,情况就更特别,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总有一个职位空缺。姚崇任中书令,就没有侍中;宋璟做侍中,又没有中书令。结果,姚崇和宋璟便自然而然地成为首席宰相,一正一副搭班子也成为不成文的惯例。

没错,是惯例,不是规矩,更不是制度。

优点和缺点也都在这里了。优点是:中书和门下两省变成了一个协调的组织,行政效率明显提高。而且由于有了实质上的首相,它也是一个可以问责的政府。否则,姚崇当年怎么敢大包大揽地说,我签署命令,出了事情我负责?

缺点则是权力失去了制衡。实际上,三省六部的制度设计初衷,就是要将决策、审批和执行权分散到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以便互相监督。现在,中书门下连为一体,尚书省出局,制衡岂非变成失衡,分权岂非变成集权?

当然。这是趋势,也是玄宗与姚崇和宋璟的共识。事实证明,集权会有成效,同时也有弊病。因为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谁来掌权就成了关键。结果,君明臣贤则治,开元盛世是证明。君昏臣奸则败,安史之乱是证明。

宋璟似乎意识到了这一危险。他的补救办法,是权力集中与政务公开并行。实际上,政务公开在太宗时代就已经制度化。当时宰相入宫奏事,旁边一定要有谏官和史官;御史弹劾官员,也一定要戴法冠着法袍,当众宣读起诉书。这样一来,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谁也搞不了鬼。

武则天却把这个制度破坏了。她要行非常之事,只能搞特务政治和暗箱操作。于是宋璟主张拨乱反正,玄宗也批准了他的建议。开元五年(717)九月皇帝下诏:从今往后除非事关国家核心机密,一切政务公开,并记录在案。 〔26〕

走到这一步,新政的框架才算是建立起来。

难怪后来有人这样评论:姚崇以其通达完成了历史的转变,宋璟以其正派守住了帝国的根本。正是由于他们两人殊途同归的接力赛,开元盛世才得以初见端倪。 〔27〕

宇文融理财

开元八年(720)正月,宋璟突然被免去宰相职务,跟姚崇一样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衔成为国策顾问。他在相位上停留的时间也跟姚崇差不太多,实际上只有三年。 〔28〕

以此为标志,短暂而难忘的贤臣时代宣告结束。

这是一个君臣共治的时代。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进行磨合和探索,试图在强有力的君主和他的辅臣之间建立一种健康的关系。因此,这也是一个克制的时代。玄宗谨慎而明智地运用着皇权;宰相勤劳国事,同时防止国家进行劳民伤财和野心勃勃的冒险行动,有如帝国的定海神针。 〔29〕

难怪姚崇和宋璟虽为名相,执政期间却并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作为。因为他们的治国方略和时代特征就是这样十六个字: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 〔30〕

宋璟却还是下台了。

导致他下台的原因在司法和财政。也许是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和政权的稳固,宋璟对罪犯们没完没了的申诉极为反感和厌恶,竟将积压案件全部交给监察部门处理,并且交代政策:认罪服法的宽大处理,继续上诉的统统关起来。

结果民怨沸腾,就连艺人也看不下去。当时天旱,一个优伶在表演节目时便扮作旱魔在皇帝面前手舞足蹈。

玄宗问:你这家伙怎么跑出来了?

扮作旱魔的艺人答:奉宰相之命。

玄宗问:此话怎讲?

艺人答:三百多苦主被宰相关押,旱魔能不出来?

玄宗很以为然。 〔31〕

不过,直接让宋璟倒台的是货币问题。我们知道,中华帝国是没有银行的,货币在理论上只能由官方发行。然而由于商业的发达,官铸的铜钱根本不够使用。而且随着货币需求量的迅速增长,它们的质量也变得低劣,还不如民间私铸的铜钱。政府也只好允许私钱流通,以免贸易呆滞。

宋璟和他的搭档却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奏请恢复私铸铜钱判处死刑的禁令,并派专使前往私铸最为盛行的地区治理整顿。结果,专使的雷厉风行导致了物价的大幅度波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舆论哗然。

两位宰相只好为他们灾难性的失败埋单。 〔32〕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短板却暴露出来,那就是帝国的多数官员都不善理财,而且没有兴趣。实际上,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并建立起文官制度,话语权就掌握在儒生手里。在他们的评价体系中,占第一位的是所谓道德文章,其次才是管理才能;而在管理才能中,理财又最为他们鄙视,甚至被看作小人的伎俩和行径。不被骂作卑劣,已是万幸。

可惜帝国不能只靠道德文章来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要用钱,王公贵族的穷奢极欲要用钱,雄心勃勃的对外扩张更要用钱。钱,不由天降,不由地生。没人理财,皇帝靠什么过日子,官员靠什么领工资,天下靠什么致太平?

于是,汉有桑弘羊,宋有王安石,唐有宇文融。

宇文融是在宋璟退场刚好一年后浮出水面的,当时官职不过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提出的方案是查户口。这并非没有道理。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农民离乡背井不在原籍,有的定居外地成为逃户,有的流离失所成为流民。前者造成国家财政流失,后者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的角度,将他们重新纳入户籍管理都十分必要。

玄宗批准了宇文融的方案,并任命他作为特使专门处理此案。宇文融也不负厚望。经过不断努力和调整政策(比如允许主动申报的逃户免税六年),这项工作大获成功。三年半以后,八十多万农户和相应的田亩被登记在册,相当于帝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皇帝对此十分满意,宇文融则被任命为监察部的副部长,后来又兼任财政部副部长。 〔33〕

然而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反对有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实际上,移民他乡的农户之前得以逃税,是因为依附于当地土豪。这些土豪往往是帝国的官员或他们的家族。因此,宇文融的行动就损害了暴发户的利益,何况那些地产商还有着官方背景。

政治的原因则在宇文融和他的团队享有特权。由于是皇帝的特派员,他们在帝国的官僚体系之外自行其是,形成了一个不受国家机器控制的特殊群体。宇文融也毫不客气地以钦差大臣自居,每到一处都要召集男女老少宣示圣旨,给予种种优惠政策,心满意足地听他们感恩戴德痛哭流涕。

于是,当宇文融和他的团队巡视天下时,他们就变成了流动的中央政府。各级地方官员畏惧其特权,大小政务都要先报告宇文融,再报告中书省。就连判处死刑的罪犯,没有宇文融点头核准,地方官也不敢擅自行刑。 〔34〕

这就完全打乱了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也对帝国的官僚集团构成了威胁,以至于他们不得不群起而攻之。而且从理论上讲,这也是在捍卫国家制度和人格尊严。毕竟,中央集权的帝国不该政出多门,州县长官也不该听命于特使。

反对派的领袖是张说。

张说是在宇文融担任特使之后半年重归相位的,起先担任的职务也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一年半以后成为首相,任中书令。他的卷土重来一般被认为标志着玄宗执政理念和基本国策的调整,因为张说是姚崇的死对头。

姚崇不喜欢张说是有原因的。作为武则天的重臣,他跟狄仁杰一样主张务实,讨厌舞文弄墨和夸夸其谈。何况张说还难免口是心非之嫌,旧史就认为当年如果不是宋璟等人提出警告,张说未必不会作伪证。据说,张说甚至还想私下里修改有关历史记载,只不过遭到了史官的拒绝。 〔35〕

玄宗看中的,却恰恰是张说的文才,甚至称他为“当朝师表,一代词宗”。用这样一个适合担任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或者作协主席的人做首相,只能说明皇帝开始由求真务实变为好大喜功。没错,制定礼仪需要当朝师表,粉饰太平需要一代词宗,张说自有张说的作用。 〔36〕

何况张说也并非只务虚不务实,裁军二十万和改革兵制就是他的手笔。当时,玄宗不敢相信可以减少兵员,张说却回答说:臣久在疆场,熟悉边务,很清楚将帅们的扩军不是为了备战,而是为了自肥。更何况,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陛下如不放心,臣愿以全族性命担保。

结果,边防军由六十万变成四十万,裁减三分之一。 〔37〕

更大的动作,则是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

这可并不仅仅只是更名,而是要改制。因为更名之后用印也要变。原来用政事堂之印,现在用中书门下之印。政事堂是会议,加印之后的文件只能算会议纪要;中书门下却是机构,形成的便是政府公文。一样吗?不一样吧!

其他方面当然也都发生了变化。以前,宰相们不过坐而论道,开会的地点也先在门下省,后在中书省。现在则不但有了正规的官署,还有了五个下属办事机构。借用现代政治术语,就是国务会议变成了国务院。与之相适应,原来的集体负责制也会变成个人负责制,甚至首相的独断专行。 〔38〕

后来一位宰相能独专朝政十几年,原因之一在此。

当然,这并不该张说负责,因为集权化正是姚崇时代就已经开始的趋势和政策。但可以肯定,张说既然要提高宰相地位,加强宰相权力,便容不得别人节外生枝。何况作为科举官僚和文坛领袖,他也看不起宇文融这样靠世袭特权进入官场的北周皇室后裔,以及其他那些没有学问和文采的务实派官员。总之,他们的矛盾不可调和,只看谁胜谁负了。

张说下台

开元十四年(726)四月初四,中书令张说的府邸突然被禁卫军包围,他本人和家属也被捕下狱。原因是包括宇文融在内的监察部正副部长三人联名弹劾张说,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和收受贿赂,并且生活奢靡。其中最为严重也最能刺激玄宗敏感神经的是:该犯竟然私聘术士夜观星象。 〔39〕

皇帝陛下龙颜大怒。

其实,张说早就该料到会有这一天,因为监察部这三个正副部长都是他的死对头。御史台被敌对势力控制,当然是非常严重的事。而且当时就有人提醒他:宇文融理财有圣上支持,不可以太得罪。张说却不屑一顾地说:那种鼠辈干得了什么?于是依然故我地继续处处与宇文融作对。 〔40〕

结果怎么样呢?自己变成了过街老鼠。

说起来张说也是自作自受,因为他得罪的并不单单是宇文融一个人,而是一大批。几个月前,张说排除异己,包揽了封禅大典的所有事务,以至于得到封赏的全是他的人。这就犯了众怒,宇文融也才利用时机狠狠捅了他一刀。

幸运的是,一个宦官救了张说。

救张说的就是传说为李白捧靴的高力士。当时唐玄宗派高力士到狱中看个究竟,高力士回来禀告说:张说蓬头垢面坐在草上惶恐待罪,家人都用瓦罐吃饭喝水。

玄宗不禁心软。

高力士又说:张说是忠于陛下的,而且有功。

玄宗当然清楚这一点。案件审理的结果也表明,私聘术士夜观星象确有其事,却是下属所为,张说并不知情,顶多负有领导责任。于是玄宗将张说从御史台放出,仅仅免去他担任了三年两个月的中书令职务,其他待遇照旧。 〔41〕

宇文融的政治生命却更短。他在扳倒张说三年后的开元十七年(729)六月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在九月被贬为刺史,担任相职只有九十九天,史称“百日宰相”。

原因,当然也是犯了众怒。

宇文融离开朝廷,帝国的财政立马就成了问题。于是玄宗皇帝愤怒地问那些反对派:你们总说宇文融不好,朕依了诸位,结果没钱用了,请问卿等有什么办法?

当然没有。或者说,反对派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继续攻击宇文融,以此证明自己的正确。于是,宇文融的问题被不断揭发,先是受贿,后是贪污。这个倒霉的家伙也被一贬再贬,最后死在了流放的路上。 〔42〕

一个异类就这样被干掉了,现在轮到另一个。

另一个异类叫王毛仲。他是高丽人,也是唐玄宗当王子时府上的家奴,由于粉碎太平公主集团有功,成了玄宗皇帝禁卫军的首领。后来又由于治军有方,竟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衔,与姚崇和宋璟的政治待遇相同。

那时的王毛仲真可谓备受恩宠。就连他嫁女儿,皇帝陛下都要亲自过问,问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

王毛仲说:万事齐备,只欠宾客。

唐玄宗问:张说之流,岂不是一叫就到吗?

王毛仲答:也有请不到的。

唐玄宗笑:你说的是宋璟吧?朕来请他。

第二天,宋璟果然到场,尽管只喝了半杯酒。 〔43〕

王毛仲却赚足了面子。

小人得志便猖狂,王毛仲也不例外。他目空一切,尤其看不起宦官。也许在他看来,宦官男不男女不女,根本就不能算人,又岂能与他这大将军相提并论,平起平坐?

结果,王毛仲栽在了宦官手里。

开元十八年(730)某日,王毛仲生了儿子。唐玄宗派高力士前往祝贺,并且封那婴儿五品官衔。力士回宫后,皇帝陛下兴致勃勃地问:怎么样?毛仲很高兴吧?

高力士答:王毛仲说,这样的孩子不够三品吗?

玄宗大怒。

其实,王毛仲此言是要羞辱高力士,也是发泄对宦官受宠的不满,因为高力士的官阶正是三品。所以,他要把孩子抱出来给高力士看,意思是我这身体健全的儿子才五品,你这个连命根子都没了的家伙又凭什么三品?

唐玄宗却理解为王毛仲泄愤,因为不久前王毛仲索要兵部尚书的职位被皇帝拒绝。于是高力士趁机说:北门奴才气焰太盛,又早就结成了团伙,恐怕不是长久之计。

北门就是玄武门,那可是经常发生政变的地方。唐玄宗将王毛仲等家奴安排为北门禁军的将领,就是要让他们当看门狗。但是,走狗如果对主人呲牙咧嘴,则非杀不可。于是皇帝在剥夺了王毛仲的兵权之后,又将他赐死。 〔44〕

张说却很乖巧。他在被免去中书令职务十个月后,就以尚书省副长官(尚书右丞相)的身份退休,专心致志从事学术研究,成果有《大衍历》和《开元礼》等等。宋璟也远离了是非中心,退休住在洛阳。他们两人都寿终正寝。

朝廷也变得安静起来。

实际上张说罢相之后,朝堂之上就乏善可陈。这固然因为人才难得,同时也因为玄宗厌恶党争。因此他宁肯宰相的能力差一些,威望低一点,也不能让他们成了气候。

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斗争与否也无关乎能力。此后多年,宰相班子就像走马灯,却没有一个是团结的。皇帝按下葫芦起了瓢,不胜其烦。直到开元二十一年(733)三月,中书令萧嵩推荐韩休搭班子,大家才觉得可以松一口气。

然而他们又错了。

萧嵩其实并不了解韩休。他推荐韩休,只不过认为韩休为人柔和,却没想到此人外柔内刚。当时,玄宗皇帝要流放一个县尉,新任宰相韩休却说:该犯并非大奸大恶,陛下应该抓大放小。金吾大将军某某贪赃枉法,民怨沸腾,问题更为严重。臣请先处分某将军,再处分那个县尉。

玄宗不同意。

韩休说:陛下只拍苍蝇不打老虎,臣不敢奉诏。

玄宗只好同意。

这件事让所有人对韩休都刮目相看,就连退居二线的宋璟都说:没想到韩休竟能如此,这是仁者之勇啊! 〔45〕

玄宗也对韩休肃然起敬,甚至忌惮。据说,皇帝只要稍微放纵一下自己,就会左顾右盼说:韩休知道吗?更为夸张的说法是:话音刚落,韩休的意见书就送达了御前。

不能随心所欲的皇帝只好对着镜子叹气。

身边人说:自从韩休拜相,陛下就瘦了许多,也没有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为什么不罢免他?

玄宗说:朕是瘦了,百姓可就胖了。萧嵩顺着朕,可是退朝之后朕睡不着。韩休虽然喜欢顶撞,可是朕睡得香。朕用韩休,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江山社稷啊! 〔46〕

这时的唐玄宗,还真不糊涂。

萧嵩却忍无可忍。他实在受不了韩休这刺儿头,也受不了他在朝堂上的得理不饶人,于是向皇帝申请退休。

玄宗说:朕又没烦你,为什么要走?

萧嵩说:现在走人,还来得及。等到陛下烦了,臣恐怕连脑袋都保不住。说完,泪流满面。

玄宗皇帝明白了。他的办法跟以前一样:宰相不和就同时罢免。于是,萧嵩改任尚书省的副长官,韩休则改任工部尚书。新宰相一个是京兆尹裴耀卿,任门下省副长官;还有一个则是张说的接班人张九龄,任中书省副长官。 〔47〕

新的一幕也即将开始,虽然需要前奏。

第二章

潜在危机

张九龄碰壁

张九龄是在居丧期间接到任命的。

这是莫大的信任和恩典。因为帝国以孝治天下,除非万不得已,官员在居丧期间都必须守在灵前。然而张九龄请求服丧期满以后再来就职,却被玄宗拒绝。非但如此,皇帝还在张九龄到京五个月后,将他和裴耀卿分别提拔为中书令和门下侍中,建立起两省长官同时在位的宰相班子。

张九龄感恩戴德,决心以忠诚报效陛下。

玄宗皇帝也很满意。没错,创作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名句的张九龄是有名的才子,十三岁就写得一手好文章,参加科举考试也一举进士及第,就连文坛领袖张说对他都赞不绝口。他的风度更是堪称玉树临风,以至于玄宗皇帝每次选拔人才都要问上一句:像张九龄吗? 〔1〕

裴耀卿也不简单。长期困扰帝国的粮食问题,就是他担任转运使期间解决的,据说三年之中积粮七百万石,节省运费三十万贯。有人建议他将这一成绩上报朝廷,裴耀卿却回答说:这原本就是公家的钱,怎么能用来沽名钓誉? 〔2〕

很好!张九龄有道德文章,裴耀卿有管理能力,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又没有个人恩怨,岂非最佳搭档?

可惜谁都没有想到,这又是一个短命的班子。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裴耀卿和张九龄被同时罢免,分别改任尚书省副长官左右丞相。这时,他们担任侍中和中书令才两年半,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算起也只有三年。

一般认为,这是因为李林甫使坏。

以“奸相”之名载入史册的李林甫,是在张九龄和裴耀卿被任命为两省长官的同时,担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论职权,他并不能与那两位当然宰相分庭抗礼。论出身,作为皇室远亲而进入官场的他,也与大多数科举官员不同。但是,李林甫乖巧,懂得在张九龄面前装弱智,唐玄宗面前抖机灵,结果君臣二人都被他蒙蔽,放松了警惕。

其实李林甫并非等闲之辈。正如当年提醒张说防范宇文融的是张九龄,跟宇文融一起联名弹劾张说的监察部副部长也正是李林甫。可以说,李林甫继承了宇文融的衣钵,就像张九龄在某种意义上是张说的传人。

只不过,李林甫更狡猾,张九龄更迂腐。

迂腐表现在张九龄刚刚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提出放弃国家对货币发行的垄断,允许民间铸造铜钱。这个书生气十足的提案立即遭到裴耀卿等人的强烈反对,结果当然是胎死腹中,反倒将张九龄的不切实际暴露无遗。

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个案子。

案子倒也简单。有两个人谋杀了一位监察官员,原因是他们认为该官员应该对自己父亲的冤死负责。这样的血亲复仇有着悠久的传统,也被民间视为正当。因为杀父之仇和夺妻之恨都是非报不可的,否则就不是男子汉。何况帝国既然以孝治天下,就没有判处孝子死刑的道理。

因此,张九龄主张免于追究。

裴耀卿和李林甫则认为王法无情,玄宗皇帝也认为此例决不可开。他在敕书中说:国家制定法律,原本就是要禁止谋杀。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私下复仇,请问天底下又有谁不是孝子?如此仇怨相报,恶性循环,又何时是个尽头?于是玄宗皇帝下令将那二人杖杀,结果舆论哗然。民间人士集资安葬了那两位孝子,表示哀悼的诗文也传遍朝野。 〔3〕

很难说此事对张九龄的仕途影响如何,但他与玄宗理念不同应该已是不争的事实。事实上就在一两个月前,张九龄便因为一项任命跟皇帝陛下大起冲突。

事情也很简单。有一位将领打败了契丹,并将契丹王的头颅传送京城,让皇帝郁积多年的闷气一扫而空。因此按照李唐王朝出将入相的惯例,玄宗提出任命此人为宰相。

张九龄却说:宰相职位不是用来做奖品的。

唐玄宗说:给个名义,不管政务,行不?

张九龄说:名义也不能随便乱给。刚刚打败了契丹就要当宰相,将来消灭了突厥又赏他什么?

唐玄宗被呛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4〕

过了一年多,张九龄与唐玄宗又起冲突,原因仍然是官员的任命。这次皇帝要奖励的是河西节度使牛仙客,因为他节约开支,勤于政事,让防区之内兵强马壮气象一新。玄宗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提出给他加封尚书的头衔。

张九龄照例反对。

其实张九龄与牛仙客并无个人恩怨,反对的原因也仅仅由于在他看来,宰相和尚书应该是像他这样的士大夫,而不该是长期在地方上工作的基层干部,更不该是军人。因此他极其傲慢地说:牛仙客当了尚书,朝廷会因之蒙羞。

玄宗只好让步:封个爵位总可以吧?

张九龄说:那也不行。爵位是用来奖励功臣的。牛仙客只是做好了本职工作,哪有功劳可言?陛下如果一定要予以嘉奖,多赏些金银财宝就可以了。

皇帝终于忍无可忍,勃然变色说:天底下,难道什么事情都得由你说了才算吗?

张九龄跪倒在地说:臣愚蠢,不敢不实话实说。

玄宗皇帝一声冷笑:你口口声声讲资格,嫌牛仙客出身卑微上不了台面。那么请问,你自己又是什么门第?

张九龄说:牛仙客生于中原,是华夏正宗,确非臣这岭南边鄙野人可比。但,臣在朝廷毕竟任职多年,牛仙客却是边境小吏,胸无点墨,又岂能担当重任?

玄宗皇帝恨得牙齿发痒。 〔5〕

实际上这次皇帝发怒是有原因的。此前,为了从洛阳还都长安,他就跟张九龄闹得很不愉快。玄宗希望尽快,张九龄却坚持等到入冬,理由是当时正值秋收。这件事最后是靠李林甫解决的。李林甫私下里对皇帝说:长安和洛阳不过是陛下的西宫和东宫,想住就住,挑什么日子?

封赏牛仙客的事也如愿以偿。这同样因为李林甫私下里对皇帝说:只要有才干,何必一定要会写文章?何况用人乃天子之权。天子想用谁就用谁,用谁不是用? 〔6〕

玄宗皇帝很高兴。

老天爷也似乎要帮李林甫的忙。离开洛阳那天,长安发生地震。玄宗趁机免去两京当年的赋税,又提拔奖赏沿途地方官员,赦免罪犯,于是一路听到的都是歌功颂德。

更凑巧的是,回到长安不久,洛阳也地震了。这就让玄宗认为,他和李林甫的决定是正确的。而且,按照“天人合一”的理念,地震意味着宰相不合格,应予罢免。 〔7〕

张九龄却不知道自己危在旦夕,依然我行我素,结果由于为某个涉案官员辩护,而被认为是结党营私。更何况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他也与玄宗意见相左,终于让皇帝下定决心搬走这块挡路的石头,将他和裴耀卿一起罢免。 〔8〕

推波助澜的,当然又是李林甫。

实际上张九龄并无意于争权夺利,他甚至写了一首名为咏燕的诗送给李林甫。在诗中,张九龄以燕子的口气表明了自己的心迹: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 〔9〕

可惜,鹰隼并不会因为燕子与世无争就不下手。李林甫既然要大权独揽,就不会放过张九龄和裴耀卿。于是,并未与张九龄结党的裴耀卿,也只好成为城门失火之时被殃及的池鱼。据说,宣布任免决定时,两位前宰相悲愤难言,李林甫洋洋得意,旁观者则窃窃私语说:一雕挟两兔。 〔10〕

是的,李林甫笑了,笑得又阴又冷。

李林甫擅权

李林甫笑眯眯地看着大家,比哭还难看。

这是开元二十四年(736)的年底。十一月,张九龄和裴耀卿同时被免,李林甫接替张九龄任中书令,牛仙客任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裴耀卿留下的侍中职位空缺,宰相班子由三人变成两人,李林甫成为不折不扣的首相。

新首相的第一把火,是召来谏官训话。我们知道,朝廷设立谏官,原本职在提出不同意见。然而首相大人为他们树立的榜样,却是宫廷仪仗队里的立仗马。这些高高大大的骏马养得漂亮之极,任务则只是站在殿前一言不发。于是李林甫说:大家看见那些马了吗?可都是三品待遇。但如果乱叫一声,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如今圣上英明盖世,哪里用得着你们多嘴多舌?要不要作仗马之鸣,诸位自己看着办。

据说,朝堂之上便再无反对的声音。 〔11〕

此事真伪难辨,因为李林甫在历史上被妖魔化了。后人甚至说,他的为人是甘言如蜜,腹中铸剑,由此产生了“口蜜腹剑”的成语。可惜李林甫的同僚,包括被他扳倒的张九龄和裴耀卿都没有这样说过,因此同样可疑。 〔12〕

毋庸置疑的是,他担任宰相的时间最长。此前,宰相任职一般三年,最长的一个九年五个月。唯独李林甫,任职十九年,独裁十六年,堪称空前绝后。 〔13〕

这不可能没有原因,也不可能没有道理。

原因一般被认为有两个,一是李林甫狡猾,二是唐玄宗糊涂。可惜这说不通。李林甫是否狡猾另当别论,但可以肯定唐玄宗并不糊涂。安史之乱时,已经成为太上皇并且避难成都的李隆基曾经与身边人评点历任宰相,数到李林甫时说了一句非常精准的话:此人的嫉贤妒能举世无双。

身边人问:既然如此,陛下为什么用他那么久?

李隆基默然。 〔14〕

这一沉默往往被理解为玄宗自知理亏,或者证明他在李林甫时代已经变得昏庸,其实不然。因为这次谈话中,李隆基对宰相们的评论都很精准,甚至对宋璟评价不高。他的原话是:那个人的耿直,不过是沽名钓誉的手段罢了。

请问,头脑如此清楚,能说是昏庸吗?

结论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玄宗皇帝明明知道李林甫嫉贤妒能,也要用他,而且重用,正如他十分清楚宋璟未免“卖直以取名”之嫌,也仍然要委以要职一样。

实际上玄宗不愧为明主。他知道金无足赤,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关键在于用得是不是地方,是不是时候。执政之初,要用善于变通的姚崇;拨乱反正,则要用依法治国的宋璟;建设国家,要用重视干部的张嘉贞;打造盛世,又要用文采斐然的张说。他这是因人而异,各取所长。 〔15〕

那么,唐玄宗看上了李林甫的什么?

懂事,执行力也强。

李林甫确实懂事。他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也知道该怎么说,在什么时候说。这往往被视为奸滑。但如果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懂规矩。规矩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十分重要。懂不懂规矩,甚至也就是有没有政治素质,而李林甫在这方面简直具有天赋,这才大得皇帝欢心。

更重要的是,在历任宰相中,李林甫最能读懂唐玄宗的想法和心思。比方说,他深刻理解陛下关注边境战事,并不仅仅只是好大喜功和穷兵黩武,更是出于对整个国际环境的通盘考虑。他当然也知道强军必先富国。没有足够财政收入作为坚强后盾,是打不赢战争的。因此,他全力支持玄宗的决定并付诸行动,没有一丁点儿书生气。 〔16〕

但,他决不胡来。

这一点,又是李林甫的难得之处——既能体察顺应皇帝的意志,又做得中规中矩,合理合法。正如现代历史学家所指出,李林甫是精明能干的行政官员,也是名副其实的制度专家。他比他的前任更关心国家机器的高效有序运转,并亲任工程师和程序员。由于他的改革,行政手续大为简化,执政成本大为降低,帝国和民众都减轻了负担。 〔17〕

事实上李林甫在执政期间并非只是排除异己,更多的精力恐怕还是用在了制度建设方面。他会同一批法学家,对帝国的法典进行整理和修订。由此产生的《开元新格》和《唐六典》,则充分体现了他对法度的尊崇,对行政程序合理化的决心,以及对有条不紊工作方法的痴迷。在此后一个多世纪中,《唐六典》一直是最方便和最权威的行政法提要。

效果也是显著的。开元二十五年(737),刑部(公安部)按照李林甫修订的新法审理案件,结果当年天下的死刑犯只有五十八人。由于杀气不重,囚犯减少,乌鸦竟在监狱外面筑起了鸟巢,过去人满为患的大理寺(最高法院)变得安静祥和。这当然是仁政的表现,符合儒家的理想,李林甫和牛仙客便因此而被玄宗皇帝册封为国公。 〔18〕

两位宰相也当之无愧。因为他们搭班子的六年,确实是帝国的安定时期。朝廷没有党争,人民安居乐业,市场一片繁荣,国库日益充盈。天宝八载(749)二月,也就是李林甫担任首相十二年多以后,唐玄宗带领文武百官参观金银财宝堆积如山的库房,洋洋得意之情竟是溢于言表。 〔19〕

北图藏唐代《开元新格·卷三·户部》。

太平盛世,也不过如此吧?

这当然并非一日之功,更非一人之功。但,大唐的极盛时期恰恰就在李林甫执政之日,难道仅仅是巧合?一个大权独揽十六年,进行了制度建设和政治改革的人,有可能只是在前人栽种的树下乘凉摘桃子的吗?

看来,唐玄宗并没有用错人。

可惜玄宗也没有替自己辩护的资本,因为李林甫必须为安史之乱的酿成负责。责任有间接的,也有直接的。比如玄宗皇帝晚年的骄奢淫逸、倦于朝政和不听忠言,即便不是李林甫有意怂恿,至少也是他推波助澜。但直接造成严重后果的最大错误,则是“以寒族胡人专大将之任”。

这是重大变革。正如《隋唐定局》一卷所说,大唐本是混血王朝,因此旗下不乏胡人将领,号称番将。但在太宗皇帝的时代,这些番将多半是贵族,比如突厥王子,或者铁勒酋长。他们也不是专任,只在重臣节制下任临时军职。战争结束,士兵留驻战略要地,番将则回京另谋高就。

李林甫当然不怕这个,他怕的是那些有权节制番将又军功显赫的边帅。按照大唐“出将入相”的传统和惯例,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调回京城进入中枢。如果是牛仙客那样的倒也罢了,倘若来一个文武双全的,好日子可就算过完。

于是,李林甫在他担任首相的第十二年向玄宗皇帝提出动议,由寒族胡人担任边疆各大军区常任军事长官。他的理由是:文臣贪生怕死,贵族结党营私,都不能放心。胡人英勇善战,寒族孤立无援,相对安全可靠。当然,还有一句话他没说出来:既然是常任,就不会跟他争夺相位。 〔20〕

唐玄宗没有片刻犹豫就同意了。这时,六十三岁的他已经当了三十多年皇帝,对于政治实在打不起精神。甚至早在六十岁那年,他就提出要将天下之事都交给李林甫,自己去修身养性,却被高力士劝阻。只不过,在打消了皇帝陛下这一念头之后,高力士也不敢再妄议朝政。 〔21〕

结果是李林甫再次得逞。大家都没想到,这个决定会使帝国的边防军变成反政府武装力量——差一点就颠覆了王朝的安禄山也正是寒族胡人。当时,李林甫关心的只是如何巩固权势,唐玄宗则一门心思惦记着跟心爱的女人泡温泉。

没错,这个女人就是贵妃杨玉环。

杨玉环专宠

杨玉环成为唐玄宗的女人,是在骊山温泉宫。

六十六年后,诗人白居易根据民间传说和艺术想象追述了当时场景: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呵呵,天生丽质的小女人被精力充沛的老皇帝折腾得站都站不起来。

这是开元二十八年(740)十月的故事,因此赐浴之日并非乍暖还寒时节。选在君王之侧的杨玉环也非“养在深闺人未识”,而是玄宗之子寿王李瑁(读如冒)的王妃。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李隆基霸占了自己的儿媳妇。 〔22〕

如果较真,这是乱伦。

华清宫为唐代帝王游幸的别宫,位于今陕西西安临潼区。

对于有着胡人血统的李唐皇族而言,乱伦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太宗皇帝就占有了弟媳妇,高宗皇帝则收编了父皇的女人武媚娘。不过,这两人纳娶的是寡妇,二十二岁的杨玉环却是现任王妃,这让寿王情何以堪。

然而寿王也只能忍气吞声,甚至暗自庆幸。实际上李瑁的处境一直很尴尬。他是玄宗和武惠妃的儿子,也是宁王李宪的养子。当年,由于武惠妃所生子女接二连三夭折,李瑁便被送到了宁王府中,由宁王的元妃抚养成人。

宁王和惠妃都非比寻常。前者是李隆基的大哥,玄宗的太子之位就是他让出来的,所以死后谥为“让皇帝”。后者是武则天的侄孙女,也是玄宗皇帝的宠妃。因此,李林甫等人便曾经一度极力主张立李瑁为皇太子。

可惜李林甫押错了宝,寿王的特殊身世反倒使他与储君之位无缘——不少人视武氏家族为李唐仇敌,唐玄宗也不愿意宁王系统过于得势。最后,根据高力士的建议,被立为太子的是当时的忠王、后来的肃宗李亨。

对此,原本无意于东宫的寿王似乎并不在意。他没想到的是,父皇不但夺他之位,还要夺他之妻,而且原因居然还是怀念他的母亲。据正史记载,寿王之母武惠妃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十二月去世后,玄宗皇帝就闷闷不乐。尤其是冬天驾临骊山时,睹物伤情,更是郁郁寡欢。环顾左右,三千佳丽竟是粉色如土。直到高力士揣摩上意,将杨玉环从寿王府邸接到温泉宫,陛下的脸上才绽放出久违的笑容。 〔23〕

怀念一个女人,就让她的儿媳来顶替,真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同样,一个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要什么有什么,却偏要跟儿子抢女人,也不知是何道理!

大约只能说,有权就是任性。

不过,任性的皇帝也不得不遮人耳目。他在骊山偷情的两个月后,也就是开元二十九年(741)正月初二,下敕昭告天下,宣称为了成全杨玉环对已故太后的孝心,批准她自愿度为女道士。而且,一本正经地,道号太真。 〔24〕

敦煌莫高窟第445窟《弥勒经度》中剃度图局部。

放完这个烟幕弹,两人就兴高采烈泡温泉去了,时间竟是在当月。当年十月,第三次幽会骊山之后,女道士杨玉环干脆大模大样住进了兴庆宫,饮食起居仪同皇后。宫中则按照民间对家庭主妇的称谓,管她叫“娘子”。 〔25〕

想当时两人一定情投意合如胶似漆。因为就在第二年正月初一,唐玄宗宣布改元天宝。与皇祖母武则天相反,玄宗并不喜欢改元。他在位四十四年,改元只有三次。第一次是公元712年登基,改元先天。第二次是713年亲政,改元开元。这个年号沿用了近三十年,为什么要改呢?

因为开元就是开创新纪元,而玄宗皇帝自认为这一伟业已经大功告成。太平盛世就该普天同庆,伟大的君王也该安享晚年。因此,不但要在骊山修建长生殿,也要尽情享受杨玉环的温柔性感,那可真是上天赐给他的宝贝啊!

没错。云想衣裳花想容,岂非倾国倾城? 〔26〕

众所周知,这是李白专门为杨玉环写的诗,共三首,总题《清平调》,由著名音乐家李龟年谱曲演奏传唱,时间在杨玉环被度为女道士的三年后。而且也就在这一年,唐玄宗再次花样翻新,改年为载,是为天宝三载。此事虽然并不可能是杨玉环的主张,陛下的好心情却无疑是她带来的。

更何况,当时年景也好。

好年景和好心情让玄宗皇帝极为放松,更觉得自己跟女道士杨玉环的关系真是神仙眷侣。他们俩去骊山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即便在长安也其实是公开同居。这才有了李白那三首流传千古的诗,以及各种未必靠谱的故事传说。

事已至此,就没有必要遮遮掩掩了。天宝四载(745)八月初六,刚刚过完六十一岁生日的唐玄宗,正式册封二十七岁的杨玉环为贵妃。当时宫中并无皇后,贵妃实际上是六宫之主。四年多的陈仓暗度,终于修成正果。

寿王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十天前,玄宗已经为他另选王妃,不用再担心与武惠妃、宁王和杨玉环的瓜葛,只需要一心一意做皇帝陛下的孝顺儿子就行了。

如此结局,似乎倒也皆大欢喜。

出人意料的是,杨玉环成为贵妃以后,反倒跟李隆基闹起别扭来,以至于两次被逐出皇宫,一次在天宝五载(746)七月,还有一次在天宝九载(750)二月。两次出宫,虽然都以戏剧性的转折收场,传递出的信息却耐人寻味。

杨玉环不是武则天,闹别扭肯定与政治无关,原因多半应该是争风吃醋。当然,也有人说是她移情别恋,对象则是宁王李宪。唐人张祜的诗就说:日映宫城雾半开,太真帘下畏人猜。黄翻绰指向西树,不信宁哥回马来。 〔27〕

这恐怕是艺术想象。因为宁王早在开元二十九年(741)十一月就已去世,岂能在四年半以后闹出风波?至于说玄宗与宁王在天宝九载(750)二月开音乐会,贵妃趁机偷吹宁王玉笛,惹得玄宗大怒,当然也更不靠谱。 〔28〕

此图旧传为唐代画家周昉所绘,绢本设色,重彩。用笔朴实,气韵古雅,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画中描绘了几位衣着艳丽的贵族妇女,在春夏之交赏花游园的情景,展示了仕女们在庭园中的闲适生活。

比较靠谱的是玄宗风流成性,在天宝五载(746)派出所谓“花鸟使”到民间搜访美女;后来又拈花惹草,在天宝九载(750)与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不清不楚。杨玉环无法接受,与唐玄宗发生冲突,而且出言不逊,于是被遣送到哥哥府中。 〔29〕

结果是两个人都受不了。第一次,杨贵妃刚出宫,唐玄宗就茶饭不思,乱发脾气,直到善于揣摩上意的高力士将贵妃接回宫中才恢复正常。第二次则是杨玉环痛不欲生。她割下一缕青丝对使者说:臣妾的荣华都是圣上所赐,唯有身体受之父母。永别之日,愿以此酬谢陛下恩宠。

唐玄宗看见杨贵妃的头发,大惊失色,急忙派高力士将她召回。如此这般过家家似的闹过两回以后,皇帝似乎不再花心,贵妃也似乎不再任性。他们甚至在天宝十载(751)七夕节立下海誓山盟。正所谓: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30〕

结果是什么呢?

从此君王不早朝。

这里说的,当然不是元旦和冬至的大朝会,也不是每月初一十五的朔望朝,而是每天或隔日一次的御前会议,也就是常朝。这其实是件苦差事,因为天不亮就要起床,而且弄不好一开就是好几个小时,皇帝和官员都很辛苦。 〔31〕

所以,玄宗不再早朝,倒是让不少人松一口气。李林甫更是暗自庆幸,他正希望陛下泡在温柔乡里,专注于修身养性和卿卿我我,陶醉于《霓裳羽衣曲》呢!要知道,那乐曲是玄宗糅合印度和中原音乐创作,又由杨贵妃改编为舞蹈,并由陛下本人亲任鼓手,堪称帝国“第一乐舞”的。 〔32〕

可惜,李隆基这位音乐家皇帝并不知道,当他心爱的女人梳着玉环髻,穿着尖头小皮靴翩然起舞时,金玉其外的帝国已是岌岌可危。他当然也不会想到,后来害得杨玉环死于非命的,正是贵妃娘娘的干儿子安禄山。

安禄山进京

第一次见到皇帝时,安禄山气都透不过来。

后来改写了大唐历史,也改变了唐玄宗和杨贵妃命运的安禄山,原本是个卑微的胡人,而且是混血儿——生父康某是粟特人,母亲阿史德则是突厥巫婆。她这个儿子由于是向战神轧荦山(荦读如落)祈祷所得,所以叫禄山(轧荦山的汉译)。又由于母亲改嫁突厥将军安延偃,所以姓安。 〔33〕

混血的安禄山长得雄伟而白皙,年轻时很可能相当帅气和漂亮。他的邻居小伙伴史思明(本名阿史那崒干,崒读如卒)虽然也是突厥混血儿,却其貌不扬。不过,两个小伙子都非常聪明,通晓多种民族语言,曾经在大唐与突厥的边境贸易活动中充当掮客。当然,如果有机会,他们也不在乎干些偷鸡摸狗和顺手牵羊的勾当,直到因盗窃而被捕。

决定他们生死的,是幽州节度使张守珪(读如归)。

节度使是唐代的地方军政长官,相当于军区司令。受命之时,朝廷要赐以双旌双节,表示有权节制调度。安禄山和史思明落到节度使手里,几乎只有死路一条。依法,像他们这样在作案现场被捉拿的盗匪应该用乱棍打死。

张守珪却把安禄山和史思明放了。因为他发现这伙毛贼虽然为非作歹,却也身强力壮,聪慧矫健,说不定是他镇守边疆克敌制胜的可用之才。于是,三十岁的安禄山和史思明成为张守珪帐下的“捉生将”(敢死队员),靠着对地形地貌的熟悉和心狠手辣胆大妄为,为张守珪屡建战功。

安禄山,也被张守珪收为养子。

可惜那时的他还是年轻气盛,结果在一场战争中由于轻敌而导致全军覆没,张守珪也只好将其押解到京。玄宗皇帝却一看就明白了。将在外,不由帅。原本有着节制调度之权的张守珪,之所以没把这个败军之将就地正法,其实是舍不得,也是要把这个人情留给自己做。因此,尽管当时的中书令张九龄力主将其斩首示众,玄宗却决定法外施恩。

捡回一条性命的安禄山长了记性,他的人生也从此芝麻开花。后来,张守珪获罪贬官,安禄山却步步高升,并于天宝二年(743)正月第一次见到了皇帝陛下。

这时,他的官职已是平卢节度使。

在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长大的安禄山,万万没有想到帝国的首都是如此气势恢宏一片繁荣。他当然也没有想到,至尊天子是那样令人敬畏。因此,当他气喘吁吁走完殿前的台阶,并一头跪倒在地时,脑子里竟是一片空白。

不过,安禄山很快就进入了角色。他对皇帝说:去年我们营州闹蝗灾,臣焚香祈祷禀告上天:如果臣心术不正,就让蝗虫把臣的心吃了;如果体谅臣一片忠心,就让蝗虫离开营州。结果,北方飞来一群鸟,把蝗虫吃得精光。 〔34〕

这当然是胡编乱造,玄宗听了却很受用。这就让安禄山摸准了帝国的脉。同时他也清楚,无论自己官位多高,在大唐那些王公贵族眼里仍然是土包子,是尚未开化的戎狄和粗俗不堪的武夫。但,唯其如此,皇帝才会放心地把权力交给自己,就连嫉贤妒能的宰相李林甫也不设防。

安禄山决定将装傻卖萌进行到底。

天宝六载(747)正月,安禄山又一次觐见皇帝。这年他四十五岁,身体早已发福,据说光是肚子就重三百斤,然而跳起胡旋舞来却转动如陀螺。唐玄宗忍俊不禁,不由得半开玩笑地问:你这杂胡,肚子这么大,里面都装些什么?

安禄山一本正经地回答:全是赤胆忠心。

玄宗很高兴,让他见过太子。

安禄山却问:太子是什么官?

玄宗说:太子就是储君,朕百年之后的天下之主。

安禄山犹豫片刻,然后一脸真诚和无辜地跪下来说:我们胡人愚蠢,不懂中华礼仪。因此,长期以来,臣只知道有陛下,不知道有太子,真是该死,罪该万死!

毫无疑问,这是装疯卖傻。要知道,这时的安禄山已经兼任御史大夫,怎么可能连太子都不知道?恰恰相反,他太知道皇帝和宰相对太子李亨的态度,也很清楚玄宗最怕的是朝臣和边将与太子结党。因此,这不过是他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台戏,要说的台词也只有一句:臣只知有陛下。

结果,太子很尴尬,皇帝很放心。

安禄山却得寸进尺,提出要认杨贵妃为干妈。这当然马上就得到了批准。以后每次进宫,他都是先拜贵妃,然后才拜皇帝。玄宗问:你这家伙如此这般,是何道理?

安禄山答:胡人都是先敬母亲,后敬父亲。

说这话时,也照样憨态可掬。 〔35〕

尽管谁都看得出,安禄山这是政治投机,杨玉环却不但欣然接受,还把事情越闹越大。天宝十载(751)正月,安禄山四十九岁生日第三天,三十三岁的贵妃娘娘亲自主持了洗儿礼。宫女们把安禄山像婴儿一样扔进华清池洗刷,然后用巨大的襁褓包起来,用彩车抬着招摇过市,大肆张扬。

从此,安禄山被宫中呼为“禄儿”。 〔36〕

◎安禄山与杨玉环年表

公元 年号 月份 事件

740 开元二十八年 不详 安禄山任平卢兵马使

十月 杨玉环与唐玄宗第一次幽会

741 开元二十九年 正月 杨玉环被度为女道士

八月 安禄山任营州都督

742 天宝元年 正月 安禄山任平卢节度使

743 天宝二年 正月 安禄山第一次到长安面圣

744 天宝三载 三月 安禄山兼范阳节度使

745 天宝四载 八月 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

746 天宝五载 七月 第一次出宫事件

747 天宝六载 正月 安禄山兼御史大夫

杨玉环收安禄山为养子

748 天宝七载 六月 赐安禄山丹书铁券

750 天宝九载 二月 第二次出宫事件

五月 册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

751 天宝十载 正月 杨玉环为安禄山行洗儿礼

二月 安禄山兼河东节度使

七月 唐玄宗与杨玉环海誓山盟

755 天宝十四载 十一月 安禄山反

756 天宝十五载 六月 杨玉环死

很难猜出杨玉环当时的心情和想法,然而上一页的年表却表明,她和安禄山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命定前缘。他们几乎在同一年登上历史舞台,又几乎同步地得到玄宗的宠爱,尽管最后要分道扬镳。那么,当安禄山提出认这个比自己小了十六岁的女人为干妈时,她会不会心中一动呢?

不知。也许,这不过是游戏。

玄宗皇帝的恩宠却有着政治考量。由于继承北周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唐帝国的军事重心一直偏于西北。吐蕃的崛起和大食(阿拉伯帝国)的东进,更是使他们无暇顾及华北和东北,尽管契丹和奚人也在骚扰帝国边境。这时,最好的选择便是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代理人,帮皇帝陛下和中央政府看守好被称为“河朔”的黄河以北地区。

安禄山,就是这样一条看门狗。

表面上看,这个人选是合适的。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以来,河朔就一直是胡汉杂居之地,不但民风彪悍,而且情况复杂。朝廷派去的使臣,常常被当地人欺负或驱逐,就连张守珪这样的大将也感到头疼。安禄山却不同。他比胡人还要胡人,比土匪还要土匪,还怕摆不平那些混混?

何况安禄山又是忠诚的,至少曾经忠诚。玄宗皇帝甚至想不出他不忠诚的可能性和理由——安禄山没有强大的部落势力作为资本,自己反倒是他的再生父母和救命恩人。

安禄山也没有让皇帝失望。他总是不断送来对契丹和奚人作战的捷报,尽管这些战争其实也有一些是他为了军功而挑起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个番将每次进京都会献上大量的战利品,这就等于实实在在地证明了河朔地区的安宁。

于是,安禄山的地位越来越高,权力也越来越大。也就在被杨玉环扔进华清池洗过以后一个月,他成为平卢、范阳以及河东三镇的节度使。平卢节度区治所营州,在今辽宁省朝阳市;范阳节度区治所幽州,在今北京市;河东节度区治所太原府,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这真是好大的地盘。

至于三镇的兵力,加起来近二十万,占全国边防军的百分之四十,是中央军的两倍有余。

呵呵,谁还能说安禄山没有谋反的资本?

就算过去没有,现在也有了。

但,有资本谋反,并不等于一定要反。因此,也有人说是被逼出来的。而且这个逼反安禄山的人,竟然就是他名义上的干舅舅、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 〔37〕

杨国忠惹事

杨国忠这个名字,是唐玄宗赐给他的。他是杨玉环的远房堂兄(共曾祖父),本名杨钊。父亲是个小官,母亲是武则天男宠张易之的妹妹,自己则是酒鬼、赌棍和色狼,据说跟杨玉环的姐姐(后来的虢国夫人)关系暧昧。这个家伙出身既卑微,品行又不佳,临近不惑之年也没能混出名堂,只好娶了个从良的妓女,凑凑合合在成都过日子。 〔38〕

谁都没想到,此人也会时来运转。

不过,杨国忠的咸鱼翻身和飞黄腾达,倒不完全是沾了杨家姐妹的光。他最早引起玄宗注意,其实是靠了自己的拿手好戏——赌博。当时,宫中流行一种名叫樗蒲(读如初葡)的游戏。玄宗自认为天下无敌,国忠更是精于此道,结果两人棋逢对手,让皇帝陛下龙颜大悦。

当然,杨国忠能够进宫,是靠了杨家姐妹的推荐。

玄宗皇帝却看出杨国忠是理财的好手,便任命他担任了户部(财政部)的官员。以后,此人虽然一路攀升,兼职也非常之多,为帝国理财却始终是他的主要任务。

事实证明,杨国忠比他的前任宇文融、裴耀卿等人更加能干也更有办法。他甚至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中央库藏不足的问题,让好大喜功和挥霍无度的皇帝可以大手大脚。满心欢喜之余,唐玄宗应其请求赐名国忠,意思是国之忠臣。

这时,就连李林甫也奈何不得了。

李林甫与杨国忠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狼狈为奸到反目为仇的过程,变化的原因当然是杨国忠的权力和野心都越来越大,势必与李林甫一决雌雄。天宝九载(750)四月,杨国忠折其左膀,御史大夫宋浑被判流放。两年之后,杨国忠又断其右臂,户部侍郎王鉷(读如洪)被赐自尽。最后,当李林甫抓住机会绝地反击时,老天爷叫走了他。

据说,李林甫临终前,杨国忠曾前往相府探望,诚惶诚恐拜于床下。一生嫉贤妒能排斥异己的李林甫,则泪流满面地托以后事。但这些都是不管用的。这位盘踞相位十九年的老政客尸骨未寒,就被杨国忠诬以谋反。玄宗皇帝也翻脸不认人,下令打开棺材,夺走了所有的陪葬品。 〔39〕

当然,杨国忠也如愿以偿,成为首相。

安禄山却不干了。

节度三镇爵封郡王的安禄山,一生只怕一个人,那就是李林甫。而且,他对李林甫是由衷地畏惧和敬佩,心悦诚服地自认为不是对手,以至于每次线人从长安归来,他问的第一句话都是:十郎(李林甫)怎么说我?

所以,李林甫在位时,安禄山是不敢妄自尊大,更不敢轻举妄动的。在他眼里,李林甫才是帝国的顶梁柱,唐玄宗则不过是坐在屋顶看风景的老头子。尽管那风景确实“这边独好”,但没了李林甫,就会“落叶满长安”。

实际上,由于多次进京,安禄山早已将帝国的底细打探得一清二楚。那可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皇帝懒惰,官员欺瞒,中央军久违沙场,当权派纸醉金迷。本应用于通报政务军情的特快专递,送来的竟是贵妃娘娘的荔枝。就连杨国忠这种靠裙带关系上位的小混混,也居然成为首相。如此腐朽不堪的政权,还有存在的合理性吗?

安禄山嗤之以鼻。 〔40〕

杨国忠也咬牙切齿。因为那个每次见到李林甫,即便在寒冬腊月也会汗流浃背的安禄山,居然根本就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于是,杨国忠一有机会就说安禄山要谋反。他甚至对唐玄宗说,请陛下召安禄山进京,他肯定不敢来。

结果,安禄山一叫就来。

天宝十三载(754)正月初四,安禄山在华清宫最后一次见到了玄宗。他泣不成声地说:臣本胡人,不认识字,赖陛下恩宠才有今天,现在可是要死在杨国忠手上了。

玄宗的反应跟那些心肠柔软的慈祥老人没有两样。他看着安禄山好不容易才跪倒在地的肥胖身体,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可怜模样,不禁有些心酸,便赏赐了一大笔钱,还准备给他增加特任宰相的头衔,只不过又被杨国忠阻止。

陛下觉得很抱歉。

唐代陶质彩绘猎骑胡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安禄山所辖三镇有近二十万兵力,其中不少是胡人骑兵。

安禄山却心中窃喜。远在范阳的他,对于“列席国务会议”之类的虚衔没有兴趣,皇帝的歉意却能换来实惠。这些实惠包括兼领闲厩、群牧和牧总监的职务,以及一大把空白委任状。靠着前者,他暗中挑选了数千匹好马藏起来;靠着后者,他收买了成百上千的边防军将士。

赚得满盆满罐的安禄山深知长安不可久留,便在三月一日向玄宗辞行。尽管临行前皇帝将御衣披在他身上,也尽管高力士奉命将他送出京城,安禄山仍然有如惊弓之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他乘坐的船只十五里一换,昼夜兼程,日行数百里,差不多是一口气就赶回了范阳。

这时,几乎谁都知道安禄山要反了。 〔41〕

只有唐玄宗执迷不悟。他把所有的迹象都归结为杨国忠与安禄山的矛盾,并认为这总比结党为好,却没想到这不和的两人,一个集中了行政、人事和财政的权力,另一个则是最有力量的边将,他们的对抗必将导致帝国的分裂。

杨国忠也不放弃努力。第二年二月,安禄山派他的副将进京,提出要把节度区的汉族将领换成胡人。杨国忠和他的副手一致认为这是安禄山意在谋反的铁证,皇帝却再一次满足了那家伙的要求。两位宰相只好提出,召安禄山入朝担任国务委员,同时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节度使换为忠诚可靠的汉人,这样就既保全了安禄山,也保全了帝国。

应该说,杨国忠的这个主意并不错。唐玄宗却在同意之后又反悔,派了一个宦官去范阳送礼。安禄山当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便率领部下表演了一出出大表忠心的好戏。更重要的是,他让皇帝的这个家奴不虚此行,满载而归。

吃饱喝足钱包鼓鼓的宦官就像得了糖果的灶王爷,当真上天言好事。玄宗皇帝则对两位宰相说:安禄山的一片忠心毋庸置疑,朕还要靠他抵御外敌保卫北疆。现在,朕亲自为他作保,任何人都不得再以此类的妄言来烦朕。 〔42〕

杨国忠只好自己去收集证据。他瞒着皇帝,秘密逮捕并杀害了安禄山的线人。安禄山当然马上就知道了。因为他留在长安的长子安庆宗,既是人质也是卧底。这时,满腔愤怒又惶恐不安的他,除了加快谋反步伐也别无选择。 〔43〕

所谓“杨国忠逼反安禄山”,这是证据之一。 〔44〕

现在已经无法准确判断,安禄山究竟是被逼反,还是被“催反”。但,此人与朝廷离心离德已毋庸置疑。他甚至在天宝十四载(755)七月提出一项奇怪的动议,要派二十二个番将率领六千射手入京,理由是献马三千匹。

这一次就连玄宗皇帝也感到蹊跷,他又派了一个宦官去范阳,邀请安禄山来华清池泡温泉。安禄山大大咧咧地坐在胡床上接见了来人。他说:圣上可好?马不献也罢。请你回去告诉陛下,我准定在十月份前往京师。

然后,就再也不予理睬。

使者夹着尾巴回到了长安,连装模作样谢恩的表章都没能带回一封。看来,这个宦官在范阳受尽委屈,以至于见到玄宗时竟心有余悸地说:奴才差一点就见不着大家。 〔45〕

大家,是唐代宦官对皇帝的称呼。

安禄山也没有再去长安朝拜玄宗,而是在这年的十一月挥师南下,向当时世界上的三大帝国之一发起挑战。公开亮出的口号,则是诛杀祸国殃民的奸相杨国忠。

安史之乱终于爆发。

第三章

动乱始末

渔阳鼙鼓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的华清宫,跟往年并没有太多不同。皇帝照例在十月份就来到骊山,跟他心爱的女人鸳鸯戏水。七十一岁的他对帝国的政务越来越没兴趣,反应也越来越迟钝,以至于安禄山起兵的情报传来时,他竟然只是草草看了一眼,就满不在乎地放在一边,然后笑呵呵地对杨玉环说:爱妃呀,又有人告你那个禄儿谋反了。 〔1〕

贵妃娘娘大约也只是嫣然一笑。他们都没想到,那渔阳敲响的鼙鼓(鼙读如皮)竟会“惊破《霓裳羽衣曲》”。 〔2〕

鼙鼓就是军中的小鼓,渔阳则是现在的天津蓟县(蓟读如纪),因县城在渔山之南而得名。玄宗一直认为,安禄山驻军此地,是为了替他看守帝国的北大门,对付那些不安分的契丹和奚族,哪想到这家伙竟会调转枪头呢?

实际上,安禄山早就利用“双料胡人”的身份,集结起自己的武装力量。核心当然是他的本族粟特。粟特跟当时的阿拉伯人一样,也是游牧商贸民族,只不过信仰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他们长期在大唐帝国各地经商,积累起来的财富则源源不断地流向柳城大本营,也流向安禄山的库房。

这并不奇怪。我们知道,安禄山的本名轧荦山在粟特语中就是光明,也是琐罗亚斯德教崇拜的光明之神。把神赐的财富献给神之子,靠商贸将散居的粟特人凝聚起来,都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甚至顺理成章。 〔3〕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安禄山长袖善舞。

财大气粗的安禄山甚至拥有一支八千人的敢死队,由契丹和奚族的战士组成,号称“曳落河”,意为壮士。至于他的亲兵部队,则全部是英勇善战以一当十的家奴。 〔4〕

这些情况,唐玄宗和杨国忠都一无所知。要知道,就在安禄山回到范阳一个月后,他还上奏朝廷,声称俘虏了奚王李日越。他的敢死队,怎么会是契丹和奚族人? 〔5〕

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被安禄山骗了。

没错,契丹和奚族曾经是帝国的边患,但他们早就不再与大唐为敌,只想安安生生在自己的地盘上过日子。安禄山却不肯消停。作为被唐玄宗信任、杨国忠猜忌的边将,他必须制造危机四伏的假象,也必须创造克敌制胜的战功。

结果是什么呢?是一起又一起的谋杀案。那些对安禄山充满信任的契丹和奚族部落酋长,毫无防范地被这家伙以请客吃饭为名诱杀,其部下则被安禄山收为养子。这些勇敢而单纯的人被告知,安禄山这样做,完全是奉朝廷之命不得已而为之,所有的账都应该向大唐清算。 〔6〕

呵呵,军功就这样建立,仇恨就这样制造,对手就这样消灭,力量就这样壮大。安禄山一箭四雕。

据许道勋、赵克尧著《唐玄宗传》第472页图所绘。

因此,当这个经纪商出身的节度使,决定以此为资本做一笔大买卖时,他很轻易地就组建起以通古斯系少数民族为主的多民族混编部队,号称二十万(实际十五万),以“剿灭国贼杨国忠”为名在华北地区举起叛旗。

这一天,是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九日。 〔7〕

叛乱是精心策划的。因为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誓师的第二天,北京(今山西太原)副留守就成了叛军的俘虏。可见这伙人是在按计划展开行动,包括让朝廷误以为他们要沿着当年李渊的路线,从太原直取关中。

唐玄宗却要到七天以后才相信这一事实,杨国忠更是为自己的判断被证实而扬扬得意。他对皇帝说:叛乱的只有安禄山一个人,其他人不会响应。过不了几天,这家伙的脑袋就会被送到行宫,兵不血刃而叛乱可平。

群臣面面相觑,玄宗却很以为然。 〔8〕

不能说杨国忠全无道理,因为武则天时代徐敬业谋反的结果就是如此。然而这一次的情况却如下表所示,帝国的政府军根本抵挡不住安禄山的凌厉攻势。从范阳起兵,到洛阳沦陷,竟然只有短短三十四天。难怪安禄山会好奇:杨国忠的脑袋为什么迟迟还没有送来? 〔9〕

◎天宝十四载有关事件时间表

月 日 事件

十一月 九日 安禄山反于范阳

十日 北京副留守被叛军俘虏

十一日 消息传到华清宫,玄宗不信

十五日 杨国忠宣称兵不血刃即可平叛

十六日 封常清向玄宗夸下海口

十九日 叛军攻陷博陵

二十一日 玄宗回到长安,杀安禄山之子安庆宗

二十二日 任命皇六子荣王李琬(读如碗)为元帅、名将

高仙芝为副元帅,招募新兵讨贼

十二月 一日 高仙芝率军出征

二日 叛军自灵昌渡过黄河

五日 陈留失守

七日 玄宗扬言御驾亲征

八日 荥阳失守

十二日 洛阳沦陷

稍后 高仙芝、封常清退守潼关

十六日 玄宗重提御驾亲征,留太子监国,被阻

十八日 封常清、高仙芝被杀

次年正月 初一 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

作为替罪羊而被杀的,是高仙芝和封常清。

高丽族裔的高仙芝是帝国名将,也是大唐盛极而衰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的故事以后还要讲到。封常清则是高仙芝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人,时任安西节度使。他对当时形势的估计跟杨国忠如出一辙,而且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声称将逆胡之首献于阙下,简直就指日可待。 〔10〕

玄宗皇帝转忧为喜。他调兵遣将,在半个多月内设下三道防线。第一道,河南节度使张介然率军一万守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第二道,封常清作为新任范阳、平卢节度使守洛阳,就地募兵六万;第三道,高仙芝以兵马副元帅身份守陕郡(今河南省陕县),兵力五万。有此三道防线,又有两位亲密战友并肩作战,安禄山似乎不足为虑。 〔11〕

然而高仙芝在十二月初一刚刚离开长安,初五那天陈留就失守了。奔赴洛阳的封常清也发现,那些临时招募的兵勇根本挡不住久经沙场训练有素的叛军。浴血奋战的封常清五战五败,力不能支,东都洛阳终于沦陷。 〔12〕

屡战屡败的封常清只好西奔陕郡,高仙芝也采纳了他的建议退守潼关。这是正确的选择。因为陕郡无险可守,潼关则并无重兵。如果叛军拿下或绕过陕郡直取潼关,帝国的东大门就会被他们打开,首都长安就会危如累卵。

唐玄宗却把高仙芝和封常清杀了。

已经很难判断皇帝当时的心理,只知道封常清兵败之后三次派人报告战况,玄宗都拒不接见;自己想亲赴长安面陈利害方略,走到渭南也被挡回。相反,一个小人的谗言玄宗倒是全听进去了,尽管那家伙无德无能也不会打仗。 〔13〕

小人叫边令诚,是皇帝派到高仙芝身边监军的宦官。监军制度古已有之,宦官监军却是唐玄宗的发明。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会出此昏招,结果却不难想象:不懂军事的边令诚颐指气使,身经百战的高仙芝则嗤之以鼻。那个以皇帝为后台的家伙向高仙芝索贿,当然也不可能得到响应。 〔14〕

边令诚怀恨在心,封常清的战败和高仙芝的转移则给了他打击报复的口实。洛阳沦陷六天之后,已经被免去职务的封常清又被边令诚奉玄宗之命斩于潼关军中。临刑前,封常清交出了早就写好的遗表,文中希望皇帝不要轻敌,盼望朝廷早日平叛。拳拳报国之心,可谓跃然纸上。

封常清被杀后,边令诚又奉命来杀高仙芝。高仙芝悲愤满腔地对边令诚说:遇敌而退,我死有余辜。但,以贪污军粮军饷为罪名,这是诬陷。上有天,下有地,三军将士个个都在,足下莫非真不知道我高仙芝有没有贪腐罪?

边令诚不回答。

高仙芝便对部下说:弟兄们,我把大家召来,原本是要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现在却只想讨句公道话。如果我真的贪污了诸位的粮饷,就喊有罪;没有,请喊声冤枉。

结果,三军将士齐呼冤枉,吼声震地。 〔15〕

此案影响长远。就唐代而言,它开启了宦官干政左右朝局的祸端。就历史而言,同样的错误明代还要再犯。这就不能不做出深刻检讨,但也只能留待将来。因为宦官之祸要到明代才登峰造极,才真正令人发指。

唐玄宗却一点都没发现错了。照理说,他应该知道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何况被杀的还是既忠心耿耿又英勇善战的名将!他也应该知道,如果不是高仙芝采纳封常清的建议退守潼关,自己根本就不可能稳坐在长安。现在,大敌当前而长城自毁,他又靠谁去抵挡来势汹汹的安禄山?

皇帝想到了哥舒翰。

潼关保卫战

哥舒翰原本是杨国忠的一张牌。

跟安禄山、高仙芝一样,哥舒翰也是番将,只不过三人的族别不同:安禄山是粟特,高仙芝是高丽,哥舒翰则属于西突厥的分支突骑施,以部落名“哥舒”为氏。所以,哥舒翰讽刺安禄山是野狐狸,安禄山骂哥舒翰为突厥狗。安禄山及其族兄安思顺,跟哥舒翰是死对头。 〔16〕

这就让杨国忠窃喜。他极力笼络哥舒翰,玄宗皇帝似乎也想在两个番将之间搞平衡。安禄山节制东北三镇,杨国忠就让哥舒翰节制西北;安禄山封东平郡王,哥舒翰就封西平郡王。那时,大唐帝国的西域美丽富饶,西平郡王的使者常常骑着白骆驼进京,日行五百里,真是好不威风。 〔17〕

哥舒翰春风得意。

可惜,乐极生悲。洋洋得意的哥舒翰纵欲过度,结果在浴室中风,卧床不起,直到再次被皇帝召唤,接替高仙芝担任兵马副元帅。元帅荣王李琬(读如碗)去世后,又改称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统领的部队,也号称二十万。

玄宗把潼关交给他了。

任命一个偏瘫病人为潼关保卫战的总指挥,无论如何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更加匪夷所思的是,这个偏瘫病人竟然宝刀不老,旗开得胜。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十天后,也就是至德元载(756)正月十一日,哥舒翰便击退了进犯潼关的安禄山次子安庆绪,为惴惴不安的帝国打了一剂强心针。 〔18〕

杨国忠却反目了。

这一回理亏的是哥舒翰。三月二日,一心要公报私仇的哥舒翰逼着皇帝处死了时任户部尚书的安思顺,罪名是私通安禄山。没有史料表明,安思顺是在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得罪了哥舒翰,但可以肯定,包括皇帝在内,谁都知道这是哥舒翰制造的冤案,身为首相的杨国忠却不能营救。 〔19〕

血案让一贯暗箭伤人的杨国忠感到恐惧。更让他想起来就害怕的是,拥兵二十万的哥舒翰,军衔前面还有“皇太子先锋”几个字;而太子李亨对杨氏家族的专横跋扈,则可谓痛恨已久。如果哥舒翰当真甘为太子先锋,与太子联合起来对付自己,甚至帮太子夺取天下,后果将不堪设想。 〔20〕

杨国忠不能不防。

与此同时,军中反对杨国忠的声浪也越来越高。不少人都认为,安禄山的谋反和叛乱,就是杨国忠一手造成。只要杀了杨国忠,战争就会结束,自己也能回家过年。哥舒翰的得力干将、高丽人王思礼甚至提出,由他率领三十个骑兵将杨国忠劫持到潼关杀掉。哥舒翰当然不敢同意。他说:那样一来,谋反的就不是安禄山,而是我哥舒翰了。 〔21〕

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杨国忠的耳朵里。他甚至听到更为恐怖的说法——有人建议哥舒翰留三万人守潼关,然后率领精锐部队回师长安,剿灭国贼杨国忠。 〔22〕

此话如果当真,那就比安禄山还可怕。

其实,就算没有这些情报,杨国忠也会警惕。他的身边更是有人提醒:现在,朝廷重兵可是全在哥舒翰手里。万一他有什么想法或异动,相公岂不危险? 〔23〕

杨国忠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他的办法是以第二梯队和后援部队的名义,在长安和潼关之间布置了一万多人。哥舒翰也不愿意腹背受敌。他的办法是奏请皇帝将这些人马交由自己节制,并把杨国忠任命的统兵将领骗到潼关杀了。

这一天,是至德元载(756)六月一日。 〔24〕

至此,杨国忠与哥舒翰的矛盾已不可调和。这个家伙也很清楚,自己已经无法与哥舒翰抗衡。能够消灭哥舒翰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安禄山。帮安禄山干掉哥舒翰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他们在潼关之外决一死战。

杨国忠决定置帝国的安危于不顾。

实际上,半年以来,天下大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起兵范阳之后的一个多月,安禄山可谓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以至于没过多久就攻克东都,称帝洛阳。现在却不一样了。由另外两位大唐将领统帅的政府军在黄河以北频频告捷,沦陷区人民也进行了敌后抗战。安禄山的死党史思明被困,驻守范阳的叛军不敢南下,范阳与洛阳的通道也被切断。 〔25〕

形势的变化对安禄山是不利的。救援河北吧,等于放弃东都;进攻长安吧,又有潼关之险;留守洛阳吧,那皇帝也当得怪怪的。不但很不是滋味,而且没有安全感。

安禄山进退两难。

战争处于胶着状态,就要看谁更沉得住气了。安禄山原本是沉不住气的。他甚至后悔发动叛乱,暴跳如雷地把下属痛骂了一遍。但经过一位谋士的劝告,这个聪明人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兴高采烈地与部下自娱自乐,夜夜笙歌。 〔26〕

当然,狡猾的安禄山绝不会无所作为。他一方面让部队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另方面大放烟幕弹。于是,远在深宫的唐玄宗得到情报:驻守陕郡的叛军兵员不满四千,都是老弱病残,还松松垮垮吊儿郎当,根本不堪一击。 〔27〕

哥舒翰马上看出这是骗局。他上书朝廷说:安禄山久经沙场,又是叛乱谋逆,怎么可能毫无防备?明明是设下陷阱诱我中计。实际上,叛军远来,利在速战;我军据险,利在坚守。因此,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何况反贼之所为,其实不得人心,发生内讧是迟早的事情。到那时,再集我河北之军南下,出我潼关之兵东进,多行不义之贼必定自毙。 〔28〕

对此,河北的两位将领都很同意。

唐玄宗却听不进去,下令哥舒翰立即出关。杨国忠更是煽风点火,扬言不能坐失良机。这在唐玄宗,是昏,也可能是浮躁。在杨国忠,则是奸,是要置哥舒翰于死地。但结果是一样的:传送出兵诏令的人竟不绝于道,项背相望。 〔29〕

君相二人都把哥舒翰往火坑里推,哥舒翰也只好硬着头皮往下跳。六月四日,这位“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在大哭一场之后引兵出关,并在四天以后(六月八日)与叛军会战于灵宝(今河南省灵宝市)西原。

战争极为惨烈。哥舒翰的部队几乎从一开始,就毫无悬念地进入了叛军的伏击圈,对方则始终以猫玩耗子的态度来对待这位老将。他们甚至在交战之初,仍然装出乌合之众的模样,发起反攻之后却无所不用其极。结果,哥舒翰的人马有的被石头砸死,有的被大火烧死,有的被河水淹死,有的在逃跑时被自己人踩踏而死,几乎全军覆没。

◎潼关保卫战及有关事件时间表

天宝十四载(755)

月 日 事件

十二月 十二日 洛阳沦陷

十八日 封常清、高仙芝被杀

十九日 拜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

二十三日 兵马大元帅荣王李琬去世

不详 哥舒翰改称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

至德元载(756)

月 日 事件

正月 一日 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

十日 哥舒翰被加封宰相头衔

十一日 哥舒翰击退安庆绪的进攻

三月 二日 安思顺在长安被杀,杨国忠不能救

六月 一日 哥舒翰杀杨国忠心腹杜乾运

四日 哥舒翰引兵出关

七日 两军相遇于灵宝

八日 灵宝会战,唐军大败,哥舒翰投降

九日 安禄山军攻克潼关

十日 杨国忠建议避难蜀中

十三日 凌晨 唐玄宗仓皇出逃

哥舒翰本人,则被部下劫持。

劫持了哥舒翰的也是一个番将。他说:元帅以二十万众而一战即溃,还有什么脸面回长安去见天子?再说了,您老人家难道全然不知高仙芝和封常清是什么下场?

于是不由分说,将哥舒翰带到洛阳。

安禄山见了哥舒翰,倒是十分高兴。他笑眯眯地问这位老朋友:过去你总是看不起我,现在感觉如何?

哥舒翰跪下来答:臣愚昧,肉眼不识圣主。

安禄山更高兴了。他做了两件事:一是任命哥舒翰为大燕的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是以“不忠不义”的罪名杀了劫持哥舒翰的那个番将。哥舒翰也投桃报李,写信给自己的旧部,要他们跟着投降。只不过,没人响应。 〔30〕

一年多以后,哥舒翰被安庆绪所杀。

潼关则在灵宝会战的第二天就落入敌手,从潼关到长安沿途的守将和兵勇也如鸟兽散,再也没人在傍晚时分点燃烽火台上的火炬,向皇帝陛下和中央政府报告平安了。 〔31〕

这样的结局,杨国忠可曾料到?

马嵬坡

杨国忠恐怕是给自己留了后路的。

后路就是今天的四川,当时的剑南。作为曾经的成都赌棍和剑南节度使,杨国忠把蜀中看作自己的老窝。安禄山叛乱以后,他更是加紧了对此地的控制和经营。所以,他能毫不顾忌哥舒翰兵败的后果,极力怂恿玄宗下令。同样,当潼关失守长安难保之时,他给出的建议便是“幸蜀”。 〔32〕

贵妃娘娘很是赞同,因为那也是她的老家。

可惜兄妹二人都没想到,他们根本就回不了成都。这两个人跟着唐玄宗逃出长安才一天半,就被杀死在京城一百多里外的马嵬驿(嵬读如委),也叫马嵬坡。 〔33〕

事变看起来像是突发的,就连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有突然性。比方说,六月一日,哥舒翰还悍然杀了杨国忠的心腹,四日就被逼出了潼关。又比如,六月十二日,唐玄宗还当众宣布要御驾亲征,第二天人就不见了。

想当时宫中肯定一片混乱。据正史记载,六月十三日那天早晨,依然有官员上朝。当他们走到宫门时,还清晰地听见报时的漏声,仪仗队也庄严肃穆地站在殿前。然而宫门打开之后,却不见皇帝,也不见宰相,只见宫女们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跑,宦官们则冲出来说不知道陛下在哪里。 〔34〕

还能在哪里?当然是跑了。

事实上,唐玄宗是在黎明时分仓皇出逃的。当时,长安城里细雨蒙蒙,朱雀大街一片寂静。陛下带着嫔妃、太子和亲王、皇孙,在贴身宦官和禁卫军的簇拥之下,贼一样地悄悄溜了出去。他甚至来不及或者没打算通知住在宫外的王公大臣、皇亲国戚和凤子龙孙,干脆就将他们弃如敝屣。 〔35〕

怨气,可能在这时便已产生。

之后的遭遇与普通难民无异。至尊天子过了中午也吃不上一口饭,皇孙们得到一点粗粮便狼吞虎咽,一众人等又累又饿,无不以泪洗面。如此千辛万苦地走到金城(今天陕西省兴平市)已是半夜,驿站空无一人,疲惫不堪的他们只能挤在一堆和衣而卧。这可是从来就没受过的罪,因此第二天中午走到马嵬坡,禁卫军便再也不肯前进一步。 〔36〕

首先发现情况不对的是他们的司令官陈玄礼。

陈玄礼是在王毛仲被杀之后担任禁卫军统帅的,由于清廉严谨忠于职守而深得皇帝信任。作为司令官,他当然知道将士们都憋着一口气,也知道怨气从何而来,更知道如果这怨气不能宣泄,一旦部队哗变,后果不堪设想。

办法只有一个:杀了杨国忠。

这是陈玄礼早就想做的事,可惜在长安没能得手,此刻当然不会坐失良机。因此,他召集将士们说:天下弄成这个样子,罪责全在杨国忠。如果杀了这贼,大家说如何?

禁卫军众口一词:念之久矣,虽死无憾! 〔37〕

据许道勋、赵克尧著《唐玄宗传》第511页图所绘。

行事谨慎的陈玄礼立即将想法向太子李亨报告,太子的态度则至少是不反对。于是,陈玄礼面见唐玄宗,向皇帝慷慨陈词。他说:诛杀杨国忠,虽然是逆胡谋反的借口,但他民愤极大也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国步艰难,圣驾蒙尘,恳请陛下顺应民意,将杨国忠之流就地正法,以安社稷。 〔38〕

史书没有记载唐玄宗如何回答,只知道忍无可忍的将士们已经动起手来。当时,正好有一群吐蕃使者向杨国忠索要粮食,禁卫军便趁机大喊“杨国忠里通外国”,紧接着就乱箭齐飞。顷刻之间,猝不及防的杨国忠被团团围住。将士们甚至懒得理论和控诉,直接用刀把他砍得支离破碎,然后割下他的脑袋,用枪挑着举到了驿站的门外。

杨国忠的儿子和杨玉环的姐姐,也一并被杀。 〔39〕

此时,驿站外面全是杀红了眼睛的禁卫军官兵。御史大夫魏方进被杀,另一位宰相韦见素则被打得头破血流。好在他平时为人厚道也为官清正,这才幸免于难。 〔40〕

玄宗皇帝听到门外喧哗,惊问出了什么事情,得到的回答是“杨国忠谋反”。陛下不禁错愕:杨国忠谋反?杨国忠怎么会谋反,又怎么可能谋反呢? 〔41〕

好在皇帝很快就明白了:杨国忠犯了众怒,为了杀他只好“诬以谋反”。这原本是宫廷斗争的惯用手段,此番则被兵变的禁卫军所用。不过,既然他们还需要合法性,便说明自己依然受到拥戴,那就出门说几句好话安抚安抚吧!

于是,唐玄宗颤颤巍巍地站在了将士们面前。

陈玄礼却抢先一步替兵变的禁卫军陈情。他说:杨国忠欺君乱政,祸国殃民;如不诛杀,动乱难平。臣等为安天下社稷先斩后奏,请陛下治臣矫诏之罪!

唐玄宗也就坡下驴。他说:爱卿这是哪里话!此人之奸朕已知之,原本打算到了蜀中再公开处决。今日卿等受神明启示,成全朕之心愿,只有功,哪有过? 〔42〕

然后皇帝轻轻地说:诸位收队吧!

将士们却纹丝不动。

玄宗只好尴尬地回到房间,派高力士前去打探,得到的回答是:贼本尚在。高力士还进一步解释说:杨国忠被他们杀了,贵妃娘娘还在宫中,将士们害怕打击报复。陈玄礼也传话说,逆贼已诛,他的妹妹不合适再留下吧? 〔43〕

这可是唐玄宗万万没有想到的。挨了当头一棒的他只是说了一句“朕当自处之”,就拄着拐杖低头不语。

此时,四周安静得可怕。

韦见素的儿子韦谔忍不住了。他说:众怒难犯,安危在此一刻,请陛下速决!说完,叩首出血。

玄宗说:玉环常居深宫,哪里知道谁谋反?

高力士说:贵妃确实无罪,但继续留在陛下身边,将士们就没有安全感。将士安则陛下安,请陛下深思。

其实哪里用得着深思,结论几乎是明摆着的:玄宗根本就不敢再面对禁卫军脸上的戾气和血污。花容月貌的杨贵妃终于被绞死在佛堂,皇帝甚至让陈玄礼等人前往验尸。

结果,将士们山呼万岁。 〔44〕

马嵬坡也被历史记住了。它既是唐玄宗的伤心地,也是唐帝国的转折点。是啊,一个皇帝,如果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又岂能保护帝国和子民?因此,当禁卫军将士一言不发看着他时,玄宗就应该知道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实际上,杨国忠和杨玉环两条人命,也只是换来了短暂的安宁。三天后在扶风郡(今陕西省凤翔县),禁卫军再次人心浮动,就连陈玄礼也无法控制。玄宗却很清楚,他现在已经是落毛的凤凰。既然如此,那又何妨再拔几根?

于是皇帝把将士们叫来,指着刚刚收到的蜀锦说:诸位都是国家的功臣,为了朕不得不抛妻别子。此去蜀中,山高路远,郡县狭小,要吃的苦还很多。不如就此别过,共分此锦作为盘缠。诸位回去以后,见了长安的父老乡亲,烦请替朕问个好,各人也好自为之吧!说完,泪如雨下。

将士们也哭着说:臣等愿意追随陛下,生死不渝! 〔45〕

此后倒是再没有什么风险,唐玄宗甚至一边走一边组建自己的流亡政府,任命了三个宰相,颁布了若干制令。七月二十九日,在经历了四十六天的长途跋涉之后,玄宗及其追随者一千三百多人终于到达成都。

只不过,他并不知道自己早就变成了太上皇。

但,玄宗皇帝应该清楚,禁卫军在扶风郡为什么会动荡不安。原因很简单,杨国忠和杨玉环被杀的第二天,太子李亨也离他而去。追随这位落难的老皇帝还有没有前途,帝国今后的大局又会怎样,已经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肃宗即位

李亨离开父皇,看上去也是事出偶然。

六月十五日,玄宗一行准备离开马嵬坡,但何去何从却又成了问题。经历了腥风血雨的皇帝变得谦和,甚至虚心地听取了禁卫军的意见。将士们却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有的说去陇西,有的说去灵武,有的说去太原,还有人主张杀回长安。最后,还是韦见素的儿子韦谔一锤定音:先去扶风避避风头看看再说。这才有了前面所说分蜀锦的一幕。 〔46〕

然而动身之时,乡亲们却来了。

这些纯朴的民众是来挽留玄宗的。他们拦在马前言辞诚恳地说:宫殿是陛下的家居,陵寝是陛下的坟墓。陛下抛弃家居和坟墓,要到哪里去,又能到哪里去?

玄宗无奈,只好留下太子做工作。

父老乡亲们又说:至尊一定要走,就请太子殿下率领我等收复长安。我等生于圣代,世为唐民,愿同心同德,讨伐逆贼。如果至尊和殿下都不留,谁为中原百姓做主?

这时,围住太子的已有数千人。

太子只好不走。

不走也有三个原因。一是走不了,二是不想走,三是不敢走。长期以来,太子李亨先是受李林甫打压,后是被杨国忠排挤,但两任宰相都如此猖狂,不就因为他们的背后有父皇吗?如果再跟父皇去蜀中,谁知道会是什么下场?

更何况,此刻是多好的机会呀!杨国忠死了,杨贵妃也死了,一向强势的父皇其实很受伤,也很清楚自己的鞭子现在有多长。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决不能错失良机。

太子这么想,太子党就更是这么想。李亨的两个儿子和宦官李辅国抓住缰绳力陈利害,看出太子心中动摇的父老乡亲更是将他团团围定,太子只好答应他们。于是,一直在远处等待的唐玄宗得到消息:太子殿下走不了啦!

皇帝一声长叹:天意! 〔47〕

天意即民意。正如李亨之子李倓(读如谈)所说,人心向背是最重要的,而当前的人心所向就是平叛。平叛就不能去蜀中,而应该去西北,去华北。只有高举义旗,联合西北和华北的力量,才能凝聚人心,重整河山。 〔48〕

◎玄宗逃亡、李亨北上时间表

天宝十五载或至德元载(756)

时间 事件

六月 十三日 晨 玄宗从长安仓皇出逃

十三日 夜 玄宗到达金城(今陕西省兴平市)

十四日 玄宗到达马嵬驿,发生事变

十五日 玄宗与太子李亨分手

十六日 李亨到达新平(今陕西省彬县)

十七日 玄宗到达扶风(今陕西省凤翔县)

李亨到达安定(今甘肃省泾川县)

十八日 李亨到达彭原(今甘肃省宁县)

十九日 玄宗到达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

李亨到达平凉(今甘肃省平凉市)

二十日 玄宗到达散关,重组禁卫军

二十四日 玄宗到达河池(今陕西省凤县)

七月 十日 李亨到达灵武(今宁夏吴忠市北)

十三日 玄宗到达普安(今四川省剑阁县)

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

十九日 玄宗到达巴西(今四川省绵阳市)

二十九日 玄宗到达成都

据许道勋、赵克尧著《唐玄宗传》第540页图所绘。

因此,太子与皇帝,只能分道扬镳。

实际上,看看前面的图和表就知道,尽管玄宗和李亨的前进速度几乎一样,走的却是两条不同的路线。皇帝走的是逃亡路线,太子走的是救亡路线。尽管李亨的才干和魄力都远不如父皇,但这一次的选择,却高下立判。

当然,李亨的正确也许是逼出来的。一开始,他也是在逃亡,既要逃离叛军的兵锋,也要逃离父皇的控制,因此头几天几乎是一路狂奔。路途之狼狈,不亚于乃父。 〔49〕

但是到了灵武,就完全不同了。

灵武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北,开元九年(721)帝国在这里设置了朔方节度区。看看地图就知道,由北向南的黄河以东,北边是安禄山的根据地河东、范阳、平卢,中间是双方交战区,南边是洛阳和长安两大沦陷区,河西则是朔方节度区。以灵武为指挥部,朔方为大本营,东进可以直捣安禄山的老窝,南下可以收复两京,可谓左右逢源。

朔方节度区条件也好。境内有大量的营田和牧场,杂居着突厥、铁勒、党项、吐谷浑等游牧民族,以及善于经商的粟特人。因此,朔方军跟安禄山的叛军一样,也是多民族之混编部队。如果我们还知道,太子李亨曾经兼任朔方节度大使一职,便会觉得这种安排简直就是天意。

李亨也没有错过机会。

天宝十五载(756)七月十三日,也就是跟玄宗分手差不多一个月后,李亨在朔方留守官员的拥戴下即皇帝位,是为唐肃宗。当日,改元至德,因此本年也叫至德元载。 〔50〕

这时,李亨到达灵武只有三天。

如此匆忙即位,是会引起怀疑的,这才有了煞费苦心想出的年号。至德来自《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意为最高道德就是孝。显然,肃宗需要向天下人宣示,他的称帝是为了领导平叛,以便尽快将父皇迎回长安。作为皇太子,这才是大孝,也才是至德,是没有任何道德瑕疵的正当行为。

问题在于,领导平叛与当起皇帝来,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玄宗对此也没有明确授权,李亨反倒不无参与甚至主导马嵬事变的嫌疑。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陈玄礼向唐玄宗提出诛杀杨国忠之前,是请示过太子的,只不过太子的态度不够明朗。不明朗也可以有多种理解,比如默许,甚至是希望万无一失,或者干脆是后世史家的春秋笔法。 〔51〕

但,陈玄礼为什么要请示太子?

没有证据显示,两人此前有过交集,唐玄宗也不会允许禁卫军司令官与皇太子眉来眼去。实际上,事变之后他们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陈玄礼对皇帝依然忠心耿耿,一路护驾去了蜀中。回到长安后,又被肃宗安排提前退休。 〔52〕

陈玄礼不是太子党。

可疑的是王思礼。这个曾经主张将杨国忠劫持到潼关杀掉的高丽人,在马嵬坡事变前一天深夜来到金城,被玄宗任命为河西、陇右节度使以后又匆匆离去。问题是此人并没有遵旨履新,而是在肃宗即位后追随了新皇帝,官至司空,成为大唐开国以来唯一不曾担任宰相而位至三公的人。 〔53〕

这就难免让人怀疑,王思礼究竟有什么特殊贡献?莫非在那不寻常的深夜,他与皇太子、高力士或者陈玄礼有过什么密谈,直接导致了第二天事变的发生?可惜,史书上一点儿蛛丝马迹都没有,我们也只能疑罪从无。 〔54〕

可以肯定的是,陈玄礼清楚太子与杨家的关系。洛阳沦陷后,唐玄宗曾经打算御驾亲征,令太子监国。杨氏兄妹得到消息抱头痛哭,贵妃娘娘则嘴含土块,以请求皇帝赐死的方式,梨花带雨般地进行劝阻,太子监国终于泡汤。 〔55〕

显然,杨国忠固然是死敌,杨玉环也是障碍。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杀了杨国忠之后还要杀杨贵妃——如果留下这个女人,谁知道她什么时候嘴里又会含块石头呢?

杨玉环非死不可。

这一点,皇太子、高力士和陈玄礼都心知肚明。至于他们是进行了密谋,还是心照不宣地听任禁卫军闹事,已经不再重要。就连唐玄宗,恐怕也看清楚了大势所趋,这才不但在马嵬坡放走了李亨,还对他的称帝表示追认。

一切都那么机缘巧合,又那么顺理成章。

当然,该上演的戏码还得照演不误。礼治的中国从来就是政治舞台,忸怩作态是必须要走的过场。因此,李亨即位之前,臣僚的劝进需要多达五到六次,太子才能装着不得已而顺从民意。总之,新历史总算拉开了帷幕,尽管拥戴肃宗的官员其实寥若晨星,正如他的政府不过草台班子。

然而事实证明,这一步又走对了。肃宗即位的消息传出以后,当月就有安禄山手下五千同罗将士向朔方投诚,大唐的京兆尹(首都市长)和长安县令则在西市(外贸区)率众欢呼,杀叛军数千人,然后浩浩荡荡奔赴灵武。 〔56〕

接着,李泌(读如必)来了,带来了平叛方略。郭子仪和李光弼也来了,带来了精兵强将。这是肃宗时期最为重要的三个人物。有了他们,在灵武城楼草草登基的肃宗皇帝才不再是孤家寡人,大唐的复兴也才有了希望,虽然这过程漫长曲折得就像黄河,必须走过九曲十八弯。

平叛之路

郭子仪是在动乱之初担任朔方节度使的,此后就成为帝国的中兴名将。他甚至两次收复长安,第一次从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那里,另一次是从吐蕃手中。当时,安史之乱刚刚平息,吐蕃却来趁火打劫。即位一年多的唐代宗出奔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虚弱的帝国再次面临灭顶之灾。

然而极具戏剧性的是,长安城里的吐蕃兵仅仅只是听说郭子仪率军将至,便弃城而走,跑得一干二净。 〔57〕

不过,两年后,他们又来了。

这一次是跟回纥一起来的,郭子仪决定分化瓦解。他在回纥军前布下阵营,然后一身戎装出出进进。

回纥兵喊话:刚才那位大人是谁?

唐军答:郭令公。

郭子仪担任过中书令,所以被尊称为令公。 〔58〕

回纥大惊:郭令公还在吗?

唐军答:当然!

回纥又问:天可汗(唐皇帝)呢?

唐军答:万寿无疆。

回纥说:令公如果真在,能让我们见见吗?

郭子仪拍马而出,免胄释甲,投枪于地。

回纥惊呼:郭爸爸,郭爸爸,果然是我们的郭爸爸!

于是全部下马,向郭子仪行回纥大礼;子仪则握着回纥元帅的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方不好意思地说:早知道令公将兵在此,就不来了。要不我们一起打吐蕃?

吐蕃闻讯,连夜撤兵。 〔59〕

由此可见,郭子仪已被视为大唐的守护神。难怪唐肃宗这样对他说:家国虽然是朕的,却全靠您的再造。 〔60〕

但,要论战功,却是李光弼第一。 〔61〕

现在看来,玄宗朝可谓番将如云:安禄山是粟特,高仙芝是高丽,哥舒翰是突厥,李光弼则是契丹。这个契丹酋长的后代几乎天生就是将星,不但足智多谋,英勇善战,而且执法如山。有一次,某侍御史违抗军令被捕,提拔此人的诏书却到了。李光弼说:今天原本杀侍御史。如果宣诏,那我就杀御史中丞。如果他拜相,我就杀宰相。

皇帝派来的宦官吓得半死,只好不宣诏。 〔62〕

强将手下无弱兵,李光弼的部属也艺高人胆大。有一天早晨,史思明的猛将李日越带了五百精兵杀过来,却看见李光弼的人悠闲地躺在战壕里吹口哨。李日越从没见过这样迎接战争的,忍不住问:太尉(李光弼)在吗?

答:昨晚走了。

李日越又问:你们有多少人?

答:一千。

李日越再问:带兵的是谁?

答:牙将某某。

李日越叹了一口气说:那我投降吧!

投降在李光弼的意料之中。头天晚上他离开时,就曾交代领兵的牙将:明天,史思明手下定有一员猛将来袭。如果来了,你们不要出战。如果投降,带他来见我。

没想到,李日越还真的降了。

更没想到的是,史思明的另一员猛将也来投降。

于是大家说:请问元帅,这是怎么回事?

李光弼说:人之常情罢了。史思明听说我在城外,一定会派人来。李日越抓不到我,一定不敢回去。另外那员猛将听说他在我这里受到款待和重用,当然要跟着投降。 〔63〕

这可真是用兵如神。

也难怪,郭子仪受命之日,就推荐了李光弼。

实际上,洛阳沦陷以后,唐玄宗之所以还能在长安苟延残喘半年,原因之一就在郭子仪和李光弼。尤其是当年五月二十九日的嘉山(在今河北省曲阳县)会战,两人携手并肩大破叛军,斩首四万,史思明披头散发光着双脚狼狈不堪夺路而逃,河北沦陷各郡纷纷起义归顺大唐。 〔64〕

不难想象,这时,如果唐玄宗不听杨国忠的怂恿,而是接受三位大将的建议,让哥舒翰坚守潼关,派郭子仪和李光弼进攻范阳,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遗憾呀,遗憾!

现在,皇帝变成了肃宗,不会出问题了吧?

不,继续遗憾,因为没听李泌的。

李泌也是神奇人物,据说七岁时就被玄宗赏识。当时皇帝正在下围棋,宰相张说拿起一粒棋子说: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李泌应声而答: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才,静若得意。呵呵,更高明!

也就在这时,还是忠王的肃宗跟李泌成了朋友。册封皇太子以后,更是尊李泌为先生。他们在东宫度过了不寻常的岁月,对于李林甫的打压都有切肤之痛。但是,当已经登基为帝的肃宗要将李林甫挫骨扬灰时,李泌却不同意。

皇帝问:过去的事,先生难道忘了?

李泌说:当然没有,但是太上皇还在成都。太上皇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如果听说陛下在翻旧账,不知道心里面会怎么想。那时,只怕陛下富有四海而不能奉养。

肃宗大惊失色。他抱着李泌的脖子哭道:朕错了,朕考虑不周。如果不是先生,差点不能成为孝子。但,朕之大孝至德,莫过于收复两京,削平四海,解万民于倒悬,迎父皇回长安。那么,依先生之见,逆贼何日可平?

李泌答:两年。

肃宗问:为什么?

李泌说:贼心如此。臣早就发现,逆贼但有斩获,总是全部运回范阳。这就是苟且之贼,岂能拥有中国?可见不足为虑。但,王者之师,讲究的是“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这就不能急功近利,必须稳扎稳打,谋定而后动。

具体的设想倒也简单:由李光弼、郭子仪和皇帝自己各率一军,从河北、河东和扶风交替出击,让敌人疲劳奔命于千里,不战而溃。待来年开春,便命西北各军与李光弼联手直取范阳,覆其巢穴。逆贼退无所归,留不心安,势必人心惶惶斗志全无。届时,我军四面围歼,可以灭此朝食。

显然,这是斩草除根一劳永逸的方案,肃宗却在同意之后又反悔。原因也很简单:他太想收复长安和洛阳,根本等不到两年之后,也不认为范阳有多重要。 〔65〕

◎安史之乱大事年表

公元 年号 月份 事件

755 天宝十四载 十一月 安禄山反于范阳

十二月 洛阳沦陷,封常清、高仙芝被杀

756 至德元载 正月 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

六月 潼关失守,哥舒翰投降

唐玄宗出逃,马嵬坡事变

太子李亨与玄宗分手

安禄山军进入长安

七月 李亨在灵武即位

757 至德二载 正月 安庆绪杀安禄山,即皇帝位

九月 郭子仪与回纥联手收复长安

十月 收复洛阳

759 乾元二年 四月 史思明在范阳称帝

九月 史思明占领洛阳

761 上元二年 三月 史思明被杀,史朝义即皇帝位

762 宝应元年 四月 玄宗、肃宗崩,代宗即位

十月 唐与回纥联手收复洛阳

763 广德元年 正月 史朝义自杀

闰正月 回纥大军回国,安史之乱平

不听李泌之计的结果如前表所示,长安和洛阳虽然如愿收复,战争却又延续了五年,洛阳也再次沦陷。而且,安史之乱的最终平息,还要拜叛乱集团的内讧所赐:先是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谋杀,后是安庆绪被部下史思明斩首,然后是史思明被儿子史朝义绞死,最后是史朝义自杀。

如果他们团结一心呢?

难讲。

可怜大唐人民,却得为两任皇帝的错误决策埋单。宝应元年(762)十月,帝国第二次收复洛阳。由于借助了回纥的力量并有过协议,回纥兵进城以后便疯狂掠夺,大火竟累旬不灭,残暴程度不亚于“叛匪”。政府军也以河南地区是“贼境”为由,所到之处一路掳掠,时间长达三月之久,肆虐程度也不亚于“同盟军”。洛阳城的建筑物全被毁坏,士农工商无论贵贱贤愚都只能以纸为衣。 〔66〕

这可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民为国本。洛阳民众的苦难,其实暗示着帝国的未来将命运多舛,只不过当局者还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只会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一个文明在溃烂中沉沦。

第四章

走向沉沦

宦官乱政

沉沦从宦官监军那天起就开始了。

广义地说,宦官就是宫中的男性工作人员,由于星空中帝座之西有宦星而得名。早期的宦官,包括士人(生理正常的良家子弟)和阉人(割去阴茎的男子),东汉开始才全部使用阉人。明代以宦官充任十二监主管,结果所有宦官都被尊称为“太监”。就像侵华日军,官兵都叫“太君”。 〔1〕

以阉人为宦官,当然是为了保证后宫嫔妃的贞节和皇家血统的纯正,防止出现让帝王丢失脸面的丑闻。因此,古代君主制国家,包括埃及、波斯、印度、罗马、阿拉伯、俄罗斯、朝鲜、越南,都有阉人充当宦官,英文名叫eunuch,希腊语的本义是“守护床的人”。

唯一的例外,据说是日本。 〔2〕

宦官制度扎根最深、影响最大是在中国,闹得最凶是在汉、唐、明,而唐代第一个炙手可热的宦官是高力士:太子称他为兄,王公称他为翁,驸马只能管他叫爷。就连一人之下如李林甫,万人之上如安禄山,都得让他三分。

其他官员当然更是极尽逢迎之能事。据说,高力士曾经在长安修建了一座宝寿寺。寺钟铸成之日,满朝来贺,敲钟一下捐资十万,居然没有一个不敲十次以上的。 〔3〕

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这就比太子还风光。

幸运的是,高力士是个聪明人。他得宠却不骄横,得势却不专断,顺从却不阿谀,直言却不触犯。为人处世,可谓有原则,有底线,有技巧。再加上识大体,顾大局,并不以权谋私,结果皇帝始终信任,朝臣也不反感。 〔4〕

玄宗朝的大臣们甚至应该庆幸有这样一位宦官。皇帝龙颜大怒,他是灭火剂;君臣之间有摩擦,他是润滑油。有不少事,都是高力士四两拨千斤,比如太子之立。当时,李林甫兴风作浪,唐玄宗犹豫不决,高力士悄悄说了一句:立嫡以长,谁还敢争?皇帝大悟,立即拍板立李亨为储。

这可真是一言兴邦。实际上,如果皇帝是当局者,其他有利害关系的是当事人,那么,旁观者的作用就有可能是积极的,只不过这旁观者必须清,既清廉,又清醒。

高力士,就碰巧是这样的人。

没错,碰巧。

事实上,高力士虽然富可敌国,也收受人情,却没听说有过什么权钱交易。相反,一事当前,他首先考虑的是皇帝的利益。即便提意见,出主意,也是吹耳边风。作为玄宗最贴身的人,高力士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只是皇帝的家奴。

中晚唐的宦官就完全两样。

这一点,最清楚的当然是皇帝自己。开成四年(839)十一月的某一天,大唐第十四任皇帝文宗李昂,突然召来一位翰林院学士,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就爱卿读书所知,朕可以跟前代的哪位帝王相比?

学士答:臣愚,但天下人都说陛下是尧舜之君。

皇帝说:朕其实是想问,比得上汉献帝吗?

该学士大惊失色:陛下怎么能这样说?

皇帝答:献帝只是受制于强臣,朕却受制于家奴。这样看起来,朕只怕还不如他。说完,泪如雨下。 〔5〕

文宗说的家奴,就是仇士良。

仇士良可谓宦官乱政的典型人物。他不但专横跋扈二十多年,而且视皇帝为玩偶。开成年间某天深夜,一位值班的翰林院学士被叫进秘殿,只见四周帷幕重重,仇士良则端坐堂上虎着脸说:太后要换皇帝,你起草诏书吧!

该学士吓得魂飞魄散:杀头灭族的事,我不敢!

仇士良沉默片刻,然后拉开帷幕。坐在里面的,竟是文宗皇帝本人。于是这个宦官头子阴冷地说:陛下,如果不是这位学士不肯草诏,这地方你恐怕坐不成了。

文宗居然低头不语。 〔6〕

这实在骇人听闻,却有可能。事实上,哀帝之前,大唐九个皇帝,只有两个(宪宗和敬宗)不是宦官拥立,却又都是被宦官杀掉的。宦官的势焰熏天,可谓无以复加。

问题是:何以如此?

直接原因当然是宦官掌握了禁卫军的兵权。唐代首都的驻军,早期有南北之分。北门的叫禁军,保卫皇帝,也就是禁卫军。南边的叫卫兵,保卫政府,其实是中央军。然而安史之乱的结果,是中央军土崩瓦解,禁卫军名存实亡。悄然崛起并影响了中晚唐政治的,是神策军。

神策军本是哥舒翰为了对付吐蕃而建立的边防军,安禄山叛乱后被调往东部战线。但是,当他们遭到史思明的迎头痛击之后,却发现基地早已被吐蕃占领。也就在这时,他们遇到了在前方监军的宦官鱼朝恩,后者则不失时机地将这支无家可归的队伍变成了自己的力量。

接下来,神策军两次保卫了皇帝。第一次是吐蕃攻陷长安时,鱼朝恩成功地将逃难的代宗接到身边,并把陛下重新扶上了皇位;第二次是德宗时期发生兵变,皇帝仓皇出逃到奉天(今陕西省乾县),神策军赶来救驾。所以,尽管鱼朝恩由于专横跋扈已被代宗诛杀,德宗还是将这支队伍扩充为左右神策军,兵权则交给了自己信任的两个宦官。

不能说皇帝的决策全无道理。毕竟,神策军在边疆早已锻炼得强悍团结,又因为被提拔为禁卫军而感恩忠诚。至于领兵的宦官,既没有地盘,也没有后代,绝不会像安禄山那样自己称帝。因此,由宦官统领神策军,可以放心。 〔7〕

结果却是灾难性的。

灾难有两方面:神策军变得腐败,宦官变得嚣张。腐败并不奇怪,因为从边防军变成禁卫军以后,神策军没有了战事却有了特权。宦官嚣张也不奇怪,因为皇帝和保卫皇帝的武装力量都在他们手里。皇帝如果听话,固然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就算不听话,也可以换一个,甚至杀了他。

当然,一般地说,宦官并不喜欢杀皇帝,更不会反对皇帝制度。他们的办法,是把皇帝变成废物。仇士良告老还乡时就曾问同伙:愿意听老夫说说怎么伺候皇上吗?

众宦官异口同声:请老前辈指教!

仇士良说:关键的关键,是不能让他闲着。闲,就会博览群书,接见儒臣,听取意见,我等就没戏了。因此,上上之策莫过于让皇帝声色犬马,忙于吃喝玩乐,朝政都交给我们处理。如此一来,恩泽和权力,又能到哪里去? 〔8〕

呵呵,仇士良可不是高力士。

显然,人是靠不住的。要知道,就连玄宗皇帝都前后判若两人,又岂能要求宦官都是高力士?恰恰相反,如果皇帝不是唐玄宗,高力士倒没准会变成仇士良。

靠得住的,只有制度。

然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按照制度,最高权力和绝对权力必须归于皇帝。至于这权力是不是皇帝本人行使,包括他有没有能力行使,则无人过问。这才有女主、外戚和权臣的代行皇权,只不过代理人在中晚唐沦落到宦官而已。

更何况,宦官与皇帝制度是共生的。要消灭宦官,就得先消灭皇帝。能够遏制宦官的,也只有皇帝。但,如果皇帝是靠宦官保卫的,请问他又怎么可能遏制宦官呢?也只能像陷入沼泽地的人,越是挣扎陷得越深。 〔9〕

这是一个谁都解不开的死结。

制度出了问题,就只能靠人。实际上,唐代宦官的乱政就是由一位野心家终结的。此人进入长安后,居然一口气杀光了所有的宦官。只不过,他顺手把大唐也杀了。

宦官可真是与大唐共存亡。

藩镇割据

宦官乱政的同时,藩镇在割据。

藩镇又叫方镇。方即四方,藩即藩篱,镇即镇守,也指军镇。因此藩镇的本义,就是镇守一方,保卫中央。

最早设立的藩镇是十个军区,其中九个军区的长官是节度使,一个是经略使,统称“天宝十镇”。这十个军区有五个在西北,三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南,一个在华南,战略目标也很明确:保卫关中,进而保住世界帝国的地位。因此十镇的总兵力竟多达四十九万,是中央军的五倍半。 〔10〕

这就是典型的强枝弱干了,唐玄宗却毫不在意,将节度使换成番将的李林甫更是自鸣得意。结果安史之乱起,原本应该保卫中央的藩镇,变成了反政府武装力量。

教训惨痛啊!

◎天宝十镇一览表

镇名 治所 曾任节度使 兵力 战略目标

安西 龟兹 高仙芝、封常清 两万四千 抚宁西域

北庭 庭州 封常清 两万 防制突骑施、黠戛斯

河西 凉州 王忠嗣、哥舒翰 七万三千 断隔吐蕃、突厥

陇右 鄯州 王忠嗣、哥舒翰 七万五千 备御吐蕃

朔方 灵州 王忠嗣、郭子仪 六万四千 捍御突厥

河东 太原 王忠嗣、安禄山 五万五千 捍御突厥

范阳 幽州 裴宽、安禄山 九万一千 临制契丹、奚人

平卢 营州 安禄山 三万七千 镇抚室韦、靺鞨

剑南 益州 鲜于仲通 三万九百 西抗吐蕃,南抚蛮獠

岭南 广州 裴敦复 一万五千 绥静夷獠

本表所列曾任节度使只选代表人物。

治所地:龟兹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庭州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凉州即今甘肃省武威市,鄯州即今青海省乐都县,灵州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太原即今山西省太原市,幽州在今北京市,营州即今辽宁省朝阳市,益州即今四川省成都市,广州即今广东省广州市。

帝国却没有反思。相反,为了尽快享受胜利成果,肃宗和代宗不计后果地封官许愿、招降纳叛。结果,藩镇的数量没有减少反倒增多,势力也没有减弱反倒增强。到第九任皇帝德宗时,全国共有藩镇四十多处,大的辖地十州,小的也有三四州。藩镇不再是边防军,而是相望于内地。 〔11〕

换句话说,京畿之外,几乎都是藩镇。

新藩镇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中央系,也就是帝国新设节度区,任命政府军的将领担任长官。这样做,当然是为了酬劳那些平叛有功的人。但,前面有节度使造反,后面就册封更多的节度使来平息,岂非饮鸩止渴?

更糟糕的是,安禄山和史思明手下的将领,投降以后也成为大唐的节度使。这就是安史系。安史系的将领,多半是胡人或胡化的汉人。他们的势力范围,也多半是胡化程度较深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特点是民风彪悍,崇尚武力,跟吟诗作赋风花雪月的长安,俨然两种文化,两个中国。

安史系镇区的统治系统,是军政合一的。节度使是最高军事长官,也是最高行政长官。他的军队遍布全区,由私人任命的镇将来率领。镇将的部属,也是私人的。因此,镇将强悍,就能更换统帅;统帅强悍,就能对抗中央。中央系的节度区虽然没有这么蛮横,却也未必一定听话。 〔12〕

藩镇,差不多是“半独立王国”。

这就有点像东周,却比东周混乱。东周至少讲规矩。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都是有着法定程序和制度保障的封建关系,谁都不能自说自话地当起诸侯和大夫来。此时的节度使却可能由镇将拥立或驱逐,全凭武力和实权说话。中央政府则只能在事后追认,完全是橡皮图章。

显然,中央系也好,安史系也罢,都是军阀。

是军阀就会混战。实际上,安史之乱后,受到重创的唐帝国之所以没有立即灭亡,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军阀们自己要混战,谁也不能一家独大,谁也不能一统天下。因此哪怕灭了大唐,造就的也只是分裂状态的五代十国。那可是一桌五道主菜轮流上,周围摆了十碟凉菜的宴席。

其实,这种闹剧在中唐就已经预演过。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十一月,河北四个藩镇一齐宣布独立,或称孤,或道寡。雪上加霜的是,被朝廷寄予平叛厚望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跟着反了,还被那四个人怂恿着要称帝。 〔13〕

强悍的李希烈是安史系藩镇李忠臣的养子。而且,就像黑社会里经常会发生的故事一样,他在羽翼丰满之后驱逐了养父和主帅,自己当起节度使来。对此,朝廷一点脾气都没有就给予了追认。这次他把事情闹得更大,帝国政府也仍然忍气吞声,只是派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去“宣慰”。

这位大臣就是颜真卿。

◎五代十国的分裂形势

五代 国家 都城(今) 开国帝王 年代 亡于

后梁 开封 朱温 907—923 后唐

后唐 洛阳 李存勖 923—936 后晋

后晋 开封 石敬瑭 936—947 辽

后汉 开封 刘知远 947—950 后周

后周 开封 郭威 951—960 宋

十国 南楚 长沙 马殷 927—951 南唐

吴越 杭州 钱镠 907—978 宋

前蜀 成都 王建 907—925 后唐

吴 扬州 杨行密 902—937 南唐

北汉 太原 刘崇 951—979 宋

南汉 广州 刘䶮 917—971 宋

荆南 江陵 高季兴 924—963 宋

闽 福州 王审知 909—945 南唐

后蜀 成都 孟知祥 934—965 宋

南唐 南京 李昪 937—975 宋

颜真卿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不但是唐代首屈一指的大书法家,也是安史之乱中坚持敌后抗战的英雄,他的哥哥颜杲卿(杲读如搞)甚至在被俘之后骂贼而死。这样刚直不阿的人到了叛军营中,当然不会嘻嘻哈哈一团和气。

此碑为颜真卿四十四岁时所书,是其早期楷书代表作品。

叛军也剑拔弩张。李希烈的亲兵和养子一千多人围着颜真卿舞刀弄枪,破口大骂,一副就要吃人的样子,颜真卿却面不改色,纹丝不动。李希烈只好用身体护住这位大唐的太子太师,客客气气请进行营,拿出那四个人的信来说:四王不约而同拥戴本帅,难道不能说明一点什么问题吗?

颜真卿说:什么四王?四凶罢了!

四人的使者却对李希烈说:我等正要上表称臣,太师就来了,这不就是上天把宰相赐给都统您吗?

颜真卿说:什么宰相!你们没听说过颜杲卿吗?那正是家兄。老夫年近八十,只知守节而死,岂能受此蛊惑?反倒是尔等,倒行逆施,只怕死无葬身之地!

李希烈便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大坑,名曰“坑颜”。

颜真卿说:何必如此麻烦!拿把剑来岂不痛快? 〔14〕

李希烈无可奈何,但也不会停下叛乱的步伐,朝廷则只好调兵遣将。建中四年(783)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奉命率领五千人马,从泾州(今甘肃省泾川县)前往襄城(今河南省襄城县)御敌,却没想到走到半路就兵变了。

兵变是由一件小事引起的。姚令言的部队风尘仆仆赶到长安,长安市长(京兆尹)却拿野菜粗粮劳军。当时,天降大雨冷风刺骨,随军家属饥寒交迫,勤王官兵怒火中烧。他们说:热饭热菜都吃不上一口,凭什么要我等卖命?长安的库房里应有尽有。他们不给,我们自己去拿!

于是,已经走到长安东边的部队突然哗变。他们一脚踢飞了装着粗茶淡饭的坛坛罐罐,扬铃打鼓地杀回京城。此时姚令言正在宫里向皇帝辞行,闻讯大惊失色,赶忙冒着纷飞的箭矢冲进军中大声说:弟兄们,不要这样!

哗变的官兵根本不听,裹胁了姚令言就往里冲。

德宗皇帝也大吃一惊,赶忙派宦官宣诏,官兵每人赐帛两匹。将士们更加愤怒,杀了宦官继续前进。陛下赶紧又派人拉了二十车帛去,城门却已攻破。潮水般涌进大街小巷的叛军高喊:百姓不要惊慌,我们只抢皇帝,不抢你家!

皇帝只好仓皇出逃。 〔15〕

这是继玄宗和代宗之后第三位流亡天子,赶来护驾的就是前面说过的神策军。叛乱了的平叛部队在长安拥立了一个退居二线的节度使为皇帝,先称秦,后称汉,流亡在外的德宗则只好下诏赦免那五个称王的藩镇。不过,愿意领情的却只有三个,另外两人一个继续南攻,一个自称楚帝。

德宗只好再逃。

幸运的是,这些叛军都不能叫团队,只能叫团伙,叛乱的同时还要内讧。比如李希烈就是被部下所杀,继位的部下则再被部下杀掉。这两个先后谋杀了主帅的部下,也都被唐政府任命为节度使。毕竟,长安已无能力驾驭他们,帝国反倒要仰仗各路藩镇,才不至于亡于外敌和内乱。 〔16〕

虚弱的大唐,只能姑息养奸。

因此,本次内乱平定后,藩镇的力量更强大了。德宗之孙宪宗继位时,全国藩镇共计四十八处,不向中央申报户口的十五镇,每年上缴财税的仅八镇,可谓尾大不掉。 〔17〕

这才有了宪宗的削藩,包括调用十六镇兵力,用三年的时间平定淮西。经过如此这般不懈努力,到元和十四年(819)的春天,全国的藩镇至少在名义上都服从了中央。可惜这位能干的皇帝在后期也变得荒唐,终于被宦官所杀。

大唐帝国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

此后的八十多年,就基本上是朝廷宦官乱政,外地藩镇割据。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天下变成这副样子,难道就没有人为国分忧?朝中那些大臣,又在干些什么?

朝臣内讧

藩镇割据的同时,朝臣们在窝里斗。

斗争是激烈的。从宪宗到宣宗的半个世纪中,除少数洁身自好或人微言轻者外,朝臣泾渭般地分为两大派系(当时的说法叫朋党),各自拉帮结伙,彼此互不相让。如果牵涉到人事安排,更不惜在御前会议上脸红脖子粗。

比如开成三年(838)正月的某日。

本次会议讨论的,是一位被贬官员的工作安排。这时的皇帝是文宗。由于反抗宦官乱政失败,他实际上已成为模范监狱中的体面囚徒,因此一开始就按照某派系与宦官达成的共识提出:某某贬到外地好几年了,给个官位吧! 〔18〕

另一派系的宰相郑覃(读如谈)立即亮出红牌:陛下可怜他,就让他移动几百里。如果要提拔,臣申请让位!

郑覃的同伙也说:那家伙专搞派系,是小人。

对立面则说:做事要公道,不能讲个人好恶!

文宗也说:给个刺史还是可以的。

郑覃却说:顶多让他做洪州司马。

洪州在今江西省南昌市,距离长安三千里,而且那人原本就是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市)的司马。衡州司马调任洪州司马,只不过从中州调到了大州,保他的人当然不干。于是两派在皇帝面前吵成一锅粥,互相攻击,不可开交。

退朝后,文宗问身边人:宰相这样,像话吗?

身边人说:是不像话,但郑覃他们也是一片忠心。 〔19〕

文宗没有再说什么,也无话可说。他早已领教了两派的势同水火和意气用事,以及自己的无能为力,因此曾经不无感慨地说:消灭朝中派系,比消灭河北叛贼还难。 〔20〕

朝臣们却不承认这一点。

有一次,宪宗皇帝问:派系斗争这么严重,为什么?

宰相李绛回答说:因为历朝历代的帝王,最痛恨的就是派系斗争。因此,小人要攻击君子,就说他们搞派系。派系这东西,说起来可恶,查起来没影,最方便用来整人。何况君子和君子,本来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难道一定要让君子和小人苟且在一起,才叫没有派系吗? 〔21〕

结论是:没有派系斗争,只有君子小人。

或者说,君子在一起叫同道,小人在一起叫朋党。 〔22〕

这话听起来似乎在理,实际操作却很困难。至少,我们无法分辨当时的两派,究竟谁是君子,谁是小人,甚至不能通过对无辜者的同情心来进行判断。因为在唐文宗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后不久,两派的领军人物都被打压排挤出京,而且一贬再贬,罪名则都是莫须有。 〔23〕

同样,我们也很难指控那些实施排挤诬陷的人,因为他们以反对宦官乱政为己任,而且为此献出了生命。何况如果这几个是小人,岂非证明受打压的是君子?都是君子,又为什么要弄得势不两立,你死我活?讲不通吧? 〔24〕

君子小人论,可以休矣!

但,朝臣分为两派却是事实。比如李绛,就跟另一位宰相李吉甫是死对头。吉甫主张什么,他就反对什么。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跟李宗闵、牛僧孺又是死对头。前面所说郑覃要打压的那个被贬官员,就是李宗闵。所以,中晚唐的派系斗争,便又叫“二李党争”或“牛李党争”。 〔25〕

牛僧孺和李德裕都不是小人。前者拜相,是因为唐穆宗意外发现他是拒绝贿赂的清官。后者则在得势之后,不顾唐武宗的意愿,顶着宦官仇士良的压力,竭尽全力为自己的政治对手请命,终于在刀下救回了两位前任宰相的性命。 〔26〕

那么,两派窝里斗,又是为什么呢?

与藩镇有关,与出身也有关。李德裕和郑覃代表着北朝以来延续数百年的关东世族,牛僧孺和李宗闵一派则多半是进士出身的科举官员。在对待藩镇和外族(主要是吐蕃)的问题上,前者持强硬态度,后者主张和平解决。 〔27〕

换句话说,世族系是鹰派,科举系是鸽派。

政见加门户,当然针锋相对。世族系甚至恨不得废了进士科的考试,只留下明经科。郑覃就对文宗说:官员有能力就行,何必还要才艺?陈后主和隋炀帝倒是文采斐然,结果国破家亡。进士也一样,轻浮浅薄,不堪重用。

文宗弱弱地说:也不能一概而论吧?轻薄的人未必都是进士出身,科举官员中也有敦厚的。再说了,进士科的设立已经二百年,总不能说废就废。

郑覃说:那也不能太抬举。 〔28〕

呵呵!态度如此强硬,底气从何而来?

宦官。

没有证据表明,郑覃与宦官有什么勾连。但朝臣的派系与宦官的帮派,则大约确有瓜葛。主战的世族系李吉甫一派在宪宗朝得势,就不仅因为宪宗皇帝要遏制藩镇,也因为宦官头子吐突承璀(读如崔)是鹰派。相反,当宪宗皇帝和吐突承璀死于非命,皇帝和宦官头子都换了人时,用兵就变成了裁军,掌权的也变成科举系的李宗闵和牛僧孺了。 〔29〕

此后的发展同样令人沮丧。杀了吐突承璀的宦官王守澄也被杀掉,把持内廷的是专横跋扈的仇士良。结果,李宗闵和牛僧孺都被贬到千里之外,李德裕则再次拜相,直至官居太尉,封卫国公,达到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两派势力的消长,几乎与宦官头子的更换同步。

但,要说政局完全由宦官左右,皇帝和朝臣不过傀儡和演员,则未免言过其实。要知道,势焰熏天如仇士良,后来也遭到李德裕抵制,并因为感到恐惧而申请退休。 〔30〕

进行道德批判就更没有必要。事实上, 不管人们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都得承认宦官是长安政界的组成部分。一个顺理成章和毋庸置疑的结论是:官员如果不跟宦官进行广泛的接触,达成某种幕后的和解默契,就将一事无成。 〔31〕

何况皇帝也并非无所作为。宣宗听政第二天,李德裕就被免去相职,而且一贬再贬。最后,由于制造冤案的丑闻东窗事发,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也就是在今天的海南省琼山市做管民政的小吏,级别从八品下。 〔32〕

这可真是一跟头栽到底。

想当时李德裕在崖州恐怕悲愤满腔。据说,在他常常登临的望阙亭上留下了这样一首诗: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归去,百匝千遭绕郡城。 〔33〕

的确,他是回不去了。

不可能再回长安的李德裕在崖州孤独地走来走去,有次走到一座禅院,看见内壁挂着十几个葫芦。于是他问:方丈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可以救救弟子么?

方丈一声长叹:哪里是什么药,是骨灰。这些人,都是太尉您当年为了泄私愤,贬死在这里的。

李德裕闻言,怅然若失,心痛如绞。

当晚,他与世长辞。 〔34〕

此后没过多久,由于内廷的宦官不再发生冲突,也不再与外朝的大臣分别勾连,朝中派系也在宣宗去世之后自行解体烟消云散。只不过,那时离亡国已经不算太远。

如此看来,闹得沸沸扬扬,前后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派系斗争,其实无聊透顶。原本应该成为帝国中流砥柱的士大夫阶级,除了充当宦官的应声虫和附属品,便只能在结党营私和钩心斗角中发挥聪明才智,结果不但扼杀人才,而且消耗国力。因此,当内讧终于结束时,能够改变国家命运的内部力量已经荡然无存。虚弱衰朽的王朝甚至没有力气为自己挖一个坟墓,只能依靠外来力量合上棺盖。 〔35〕

胡人添堵

外来力量首先是胡人。

作为混血王朝,大唐与胡人有着不解之缘,安史之乱的前前后后更是番将轮流登场:粟特人安禄山造反,高丽人高仙芝被杀,突厥人哥舒翰投降,契丹人李光弼平叛,最后在帝国的伤口上撒盐的则是铁勒人仆固怀恩。

铁勒本是突厥北邻,有回纥、同罗、仆固等部落。他们最早活动在今天的西伯利亚和蒙古国北部,太宗皇帝时代成为大唐子民。作为仆固酋长后代的怀恩,则是在安禄山叛乱之后走进历史的。他保卫肃宗,平定河朔,收复两京,迫使史朝义兵败自杀,可谓厥功甚伟。他的三个女儿远嫁他乡为国和亲,一家四十六人牺牲在战场,可谓忠烈满门。 〔36〕

但,这个大功臣却反了。

反叛让帝国很受伤。因为在此之前,吐蕃已经再次让大唐的皇帝成为流亡天子。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大军突然兵临长安,代宗猝不及防仓皇出逃,好不容易靠着郭子仪救驾才重返京师。仆固怀恩却在皇帝惊魂未定之时,率领由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组成的多民族联军红尘滚滚地杀了过来,一路风卷残云,让苦难的王朝雪上加霜。 〔37〕

好在天佑大唐,仆固怀恩在途中暴毙,联军也被郭子仪分化瓦解,一如我们在前章所述。然而代宗皇帝听到消息却十分惆怅。他说:怀恩并不想谋反,他没想要反啊! 〔38〕

不想反叛,为什么起兵?

表面上的缘由是内讧。安史之乱平息后,作为辅助部队全面复员的一部分,仆固怀恩奉代宗皇帝之命护送回纥雇佣军和他们的可汗返回草原。然而往返路过太原时,河东节度使却闭门不出,更不按照常规礼仪提供犒劳,原因则据说是怀疑仆固怀恩与回纥勾结,有可能偷袭太原。

此事的真伪已死无对证,两人交恶则是事实。愤怒的怀恩决定给那家伙一点颜色看看,便一面上书朝廷,一面在太原周边布下重兵。这就给了河东节度使以控告仆固怀恩谋反的口实,并说服了代宗派来的宦官,使他相信那个骁勇的番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确有图谋不轨的嫌疑。

因此,宦官到了怀恩军中,便不免疑神疑鬼。

其实怀恩对那位宦官相当热情,他甚至按照胡人的习俗亲自为远方来客表演了歌舞,宦官则依据长安的规矩支付了演出费。这下子仆固怀恩更高兴了。他盛情邀请宦官留下与他共度端午,还吩咐部下将宦官的马藏了起来。

仆固怀恩这样做,原本出于好客的天性,那个宦官却吓坏了。他连夜逃回长安,向皇帝报告怀恩谋反。怀恩一怒之下也上表朝廷,要求杀了那宦官和河东节度使。

代宗只好又派了一位宰相去安抚。

可惜这于事无补。怀恩抱着宰相的脚号啕大哭,却拒绝到长安去见皇帝,理由是怕死。此后,他又扣留了出使回纥的御史大夫。事情到了这个份上,不反也得反了。 〔39〕

安史之乱后帝国面临的问题,也因此而暴露出来,这就是深刻的信任危机——朝廷与重兵在握功高震主的武将互不信任,就连郭子仪和李光弼也被解除兵权或明升暗降。这并不难理解:功臣害怕兔死狗烹,朝廷则害怕他们变成第二个安禄山。如果此人还是番将,就会更多猜忌。

仆固怀恩却比安禄山更不能让人放心,因为有太深的回纥背景。当年,肃宗皇帝为了平叛向回纥借兵,谈判代表就是仆固怀恩。后来,回纥可汗为儿子求婚,嫁出去的也是他的女儿。结果,怀恩护送回纥雇佣军返回草原时,骑在马上伴随身边的就是他那个继承了汗位的女婿。

河东节度使不能不防。

实际上,帝国君臣对回纥有着复杂的感情。毕竟,在周边那些小兄弟中,回纥是最友好的,否则肃宗皇帝也不会想到向他们借兵。事实上,如果没有回纥骑兵,平叛战争的结果确实无法预测。要知道,天宝末年的唐政府军已经变得骄奢淫逸,回纥骑兵却是当时东亚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40〕

国家图书馆藏,此抄本又名《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简称《玄奘传》,是海内外孤本。抄本内容是玄奘弟子慧立记述老师西行、求经的经过。回鹘佛教僧人详古舍利于10世纪上半叶译成回鹘文。

不过,既游牧又经商的回纥是精明的生意人。他们愿意帮助大哥,但必须亲兄弟明算账,而且要价不低,服务态度也未必好。最让唐人感到愤怒的是,宝应元年(762)十月第二次收复洛阳时,身为天下兵马元帅的雍王李适(后来的唐德宗)竟受到回纥将军的当面羞辱。由于一言不合,殿下忠心耿耿的扈从遭到了鞭打,其中两个不治身亡。 〔41〕

新疆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中的回鹘人形象。

对此,德宗耿耿于怀。

然而在宰相李泌的劝说下,德宗也还是同意对回纥采取友好政策,甚至和亲。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吐蕃。

吐蕃和回纥的故事,都已在《隋唐定局》中讲过。因此我们应该不会忘记,唐蕃关系并非总在蜜月期。事实上早在高宗时,吐蕃就让大唐的西域不得安宁,安史之乱后更是将河西和陇右(今甘肃、青海和新疆的部分)收入囊中,就连长安也变成了他们可以随便来逛逛的免费商城。

已经无法准确统计吐蕃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但大唐失去了自己的牧场则毋庸置疑。于是,帝国不得不仰仗回纥的马匹和骑兵,尽管回纥既垄断经营又欺行霸市,大唐之所得远远低于之所付,欠下的债务则似乎总也还不清。 〔42〕

但是没有办法。两害相权取其轻,朝廷只能采纳郭子仪的建议,联合回纥,对抗吐蕃。对此,回纥态度积极,改名回鹘(鹘读如胡)以后也如此。因为他们跟吐蕃一样,都对天山之南那条翻过葱岭便可来到撒马尔罕(Samarqand)和布哈拉(Bukhara),最后抵达波斯和罗马的商道感兴趣。 〔43〕

没错,这里说的是丝绸之路。

看看地图就知道,回纥和吐蕃可谓一路相隔,一个在丝绸之路北,一个在南。但显然,南方的吐蕃更强势,也更具进攻性。他们在控制了帕米尔高原的勃律国之后,又对塔里木盆地发起进攻,迫使大唐一度放弃安西四镇。这当然是严重的问题。要知道,安西都护府和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镇的设立,原本是大唐用来确保丝绸之路安全的。 〔44〕

回纥也不会高兴。他们通过与粟特商人的合作,早就在横穿欧亚的长途贩运中获利,并不希望别人插上一脚,更不希望断了财路。因此,回纥很乐意与大唐联合,不管是充当雇佣军还是同盟军。这样既能对付咄咄逼人的吐蕃,又能大量获取在国际贸易中作为硬通货使用的绢帛。 〔45〕

生意人的想法,总是不吃亏的。

大唐却不能不忍痛割爱。为了对付安禄山,朝廷从西北撤回了常备军,只留下少量守军维持秩序。这其实无异于将帝国的西域拱手相让,听由吐蕃和回纥摆布,后者当然也十分愿意填补空白。唐德宗贞元五年(789)十二月,吐蕃大举进攻北庭(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已经改名为回鹘的回纥则出兵救援,最后以吐蕃的决定性胜利告终。

本次战争是划时代的。战后,原本通过回鹘与中央政府联系的北庭和安西音信全无,存亡莫知。中华帝国从此丧失了对塔里木和准噶尔的控制,时间竟长达千年之久。 〔46〕

不过回鹘和吐蕃也好景不长。就在唐文宗感叹自己受制于家奴的第二年,回鹘汗国灭亡。之后不久,吐蕃王朝也轰然倒塌,大唐则陷入了内战之中,反倒是作为西突厥支系和族群之一的沙陀,在北庭战役后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五代后唐的实际开国之君李克用,便正是当时沙陀酋长朱邪尽忠的曾孙。只不过到那时,丝绸之路已是另一番景象。

依然响起的,大约只有驼铃。

大唐灭亡

当沙陀人李克用作为最后的番将粉墨登场时,围绕混血的李唐皇族这个实际上或者名义上的主角,历史的舞台上早就已经有各色人友情出演。除了其他王朝也可能出现的谏臣如魏徵,重臣如狄仁杰,权臣如李林甫,外戚如杨国忠,酷吏如索元礼、周兴、来俊臣,诗人和艺人如李白、杜甫、李龟年等,最具大唐特色的是五种人。他们是—— 女人:武则天、韦皇后、太平公主、杨贵妃;

胡人: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李光弼、仆固怀恩;

军人:封常清、郭子仪、各藩镇;

阉人:高力士、吐突承璀、王守澄、仇士良;

党人:牛僧孺、李宗闵、李德裕、郑覃。

上天对大唐,还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

演出可以分为上下场,分界点则是安史之乱。杨贵妃演完言情剧和悲情剧以后,女人就没戏可唱,占据舞台中心的是割据的藩镇、乱政的宦官和内讧的朝臣。当然,胡人是贯穿始终的。别忘了,长孙无忌至少是半个胡人,何况还有鲜卑将军尉迟敬德和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

四种人的关系错综复杂,有角逐也有勾连,有斗争也有和解,各自也都有进退和消长,还有轮流坐庄。这就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在这种态势下,中晚唐的皇帝一方面被他们摆布架空,另方面又变得更加不可或缺。帝国大厦没有因为安史之乱而坍塌,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然而藩镇、外朝和内廷的关系,本质上是明争暗斗和相互钳制的。包括添乱的胡人在内,没有哪一种力量能够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因此,在这停滞不前的时代,打破僵局就只能靠体制外对现状极为不满的人——处于社会底层,深受战乱和盘剥之苦的士兵和农民。他们是第六种人。 〔47〕

第六种人的代表是黄巢。

黄巢的名字许多人都耳熟能详,至少知道大唐其实是被他颠覆的。事实上,从揭竿而起到兵败自杀,黄巢战斗了整整十年,远远超过从安禄山到史朝义的总和。兵锋所至则几乎扫荡了大半个中国,破坏程度也远非安史之乱可比。

说他是王朝的掘墓人,应该没有问题。

但,要描述和评价这个历史人物,却很难。也许在不少人眼里,他是行侠仗义的好汉、改天换地的英雄,至少失败之后死得像个爷们。僖宗中和四年(884)六月十五日,黄巢打完最后一仗,已是走投无路。两天后,他对自己的外甥兼部将林言说:我本想洗干净这污浊的世界,没想到一败涂地如此。把我的头砍下来领赏去吧,不要便宜了别人。

据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第153页。

林言于心不忍,黄巢竟拔刀自刎。 〔48〕

这就让人刮目相看。实际上,就连官修史书也承认,黄巢并非不得人心。至少,他第一次进入长安城的时候,便没有遭遇像样的抵抗,反而受到某种程度的欢迎。在僖宗皇帝效法玄宗仓皇出逃奔赴成都之后,长安市民涌上街头,夹道围观了反政府军既声势浩大又不伦不类的入场式。 〔49〕

黄巢很满意,他的副手则告诉大家:黄巢大王是来拯救世界的,不像李唐家的只知道欺负老百姓。手下的将士们也响应号召,争先恐后将随身携带的财物送给贫困家庭。 〔50〕

如果得人心者得天下,黄巢应该成功。

然而王朝时代臣民对待改朝换代的态度,从来就像春天的气候一样可疑。四个月后,黄巢战败撤离长安,长安市民又欢天喜地迎接官兵。他们有的用砖头瓦块参加战斗,有的捡起地上的箭送给政府,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 〔51〕

黄巢的爱民和扶贫简直自作多情。

恼羞成怒的黄巢决定报复。五天后他重返长安,便纵兵抢劫杀戮。据说,当时罹难的平民多达八万之众,以至于尸骨成山血流成河,黄巢却称之为“洗城”。 〔52〕

洗干净污浊的世界,难道要用血么?

但,我们很难判断官修史书对黄巢的记录,有没有言过其实甚至污蔑诽谤之辞。何况就算是事实,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下层民众死心塌地无怨无悔地跟着那“恶魔”。这又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当时的帝国政府比恶魔还要恶魔。 〔53〕

事实也是如此。讨伐黄巢的政府军进入长安之后,竟然纷纷冲进各家各户,抢劫财物,奸污妇女。市面上那些小混混也扮作官兵,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这样看来,跟着政府军打黄巢的,才真是开门揖盗,才真是自作多情。 〔54〕

也许,首善之区的长安市民并不知道,官逼民反早在黄巢之前就已发生。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六月,陕州(今河南省陕县)大旱。老百姓向地方官报告,该官员却说:树上不是还有叶子吗,哪来的旱灾?然后把报告灾情的人痛打了一顿。民众忍无可忍,将这个地方官驱逐。这家伙狼狈逃窜到老百姓家,讨口水喝,得到的却是尿液。 〔55〕

官民关系恶劣到这个程度,不反才怪!

帝国的政府和官员却不知反省,继续自欺欺人。唐僖宗乾符二年(875)七月,大批蝗虫遮天蔽日飞到京畿,所到之处全部变成赤野。京兆尹(首都市长)却报告说:蝗虫来到天子脚下就不吃庄稼,自己抱着荆棘而死。

这是什么狗屁父母官!

皇帝却信以为真,宰相也上表道贺。 〔56〕

老实说,官僚机构腐朽如此,执政集团昏聩如此,再不垮台真是天理难容。事实上就在一年前,濮州(今山东省鄄城县)的王仙芝便已发起暴动。生活在今天山东省菏泽市的黄巢参加这支起义军,则正在一个月前。只不过后来王仙芝战死,黄巢接过了旗帜把事业做得更大。

这里面当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黄巢和王仙芝都是贩卖私盐的人,官方说法叫“盐贼”。盐贼其实是盐商,只因为帝国实行食盐专卖制度,他们才被看作“贼”。

那么,要国家垄断经营,还是民间自由贸易?

老百姓选择了后者。因为官盐价格高、质量差,王仙芝和黄巢们的私盐则物美价廉。我们知道,盐,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吃的,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国家既然不能靠优质产品和良好服务来竞争,私盐的贩卖就只可能屡禁不止。

何况鱼有鱼路虾有虾路。老百姓不愿意做冤大头,盐贩子也有自己的销售渠道和网络。他们甚至会像回鹘那样为了商业利益,建立起武装力量。这种涉嫌黑社会的地下组织和私人武装,由于能给民众带来实际上的好处,其实是受到暗中保护和支持的。同样,当黄巢代表苦难的底层人民为生存而战斗时,起义军就会像滚雪球似的发展壮大。 〔57〕

可惜黄巢的起义部队斗不过沙陀的乌鸦兵团,也无法保证自己内部不出叛徒。乌鸦兵团的统帅就是李克用,叛徒则是朱全忠(又叫朱温、朱晃)。叛徒是靠不住的。朱全忠能背叛黄巢,当然也能背叛大唐,而且不会有心理障碍,只不过是在他羽翼丰满,成为最大的藩镇之后。 〔58〕

开平元年(907)四月,朱全忠称帝,国号梁。

大唐灭亡,五代十国开始。

后梁太祖朱全忠的夜光杯里飘出了酒香,但那红酒是鲜血酿成的。之前,他已经杀掉了几乎所有的宦官,以及权臣崔胤、皇帝昭宗和李唐宗室。最后杀朝中士大夫时,他身边那个在科举考试中一再名落孙山的幕僚阴狠怨毒地说:这些人总是以清流自居,不如把他们扔进黄河变成浊流。

朱全忠笑着接受了这一建议。 〔59〕

巨大的疑问也在浪中升起:强盛的世界帝国和璀璨的世界文明,难道就从此付诸东流了吗?在那“长河落日圆”的时刻,哗啦啦的黄河水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第五章

唐诗精神

盛唐气象

唐玄宗天宝年间,有位贵妇人身着男装骑在马上,带领一众人等前往曲池踏青。此行虽然在正史中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却被诗人和画家记录在案。看来,这件事在长安恐怕也轰动一时,甚至成为街头巷尾茶楼酒肆的谈资。 〔1〕

这位贵妇就是虢国夫人。

虢国夫人是大名鼎鼎之杨贵妃的姐姐,当时的流言蜚语似乎暗示她跟唐玄宗关系暧昧。此事当然死无对证,称她为绝代佳人则不成问题,因为她即便拜见皇帝也素面朝天。杜甫的诗就说: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金门。却嫌脂粉涴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涴读如卧,污染的意思。化妆品只会破坏容颜,可见其天生丽质国色天香。 〔2〕

所谓盛唐气象,也能从中看出一二了。

《虢国夫人游春图》,唐代画家张萱所绘,此图再现了杨贵妃的三姐虢国夫人及其眷从盛装出游的景象。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为北宋时代的摹本。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杜甫《丽人行》

的确,用枯燥的统计数字来证明安史之乱前的大唐处于极盛时期,是困难和没有意义的。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盛世更多的是一种国民心态,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满足感,一种物质充盈和人身安全前提下的内心宁静和骄傲自豪,以及无处不在可以触摸的繁荣昌盛、青春活力和雍容华贵。 〔3〕

盛唐,确实是一种气象。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出土于西安一座建造于公元723年的陵墓。根据一些乐工的衣饰、胡须和面部轮廓,可断定他们来自中亚。唐朝的陵墓常用陶俑陪葬。陶俑多用中亚男人,包括乐工和照管马或骆驼的人。这些陶俑说明了唐代士族对中亚音乐和商队的喜爱。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唐代马球运动,不仅在帝王与文武百官之间流行,还普及于民间,甚至妇女也成了马球活动的参与者。

气象无疑首先表现于城市规划和建筑。正如我们在《隋唐定局》一卷中所说,唐代长安和洛阳的气势恢宏,已经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也让后世自愧不如。明清两代最有鉴赏力的人甚至能够一眼看出,哪些城市是唐代所建,哪些是宋和宋以后的:唐的城廓一定宽广,街道一定正直,基址一定宏敞,绝不会有哪怕一丁点儿小家子气。 〔4〕

可惜再好的复原图和沙盘,也无法真正再现当年,可以一睹芳容的只有壁画和雕塑。尤其是被称为唐三彩的那些工艺品,不但可观赏,而且可把玩。它们是那样地巧夺天工和生机勃勃,那造型,那光泽,那釉彩,本身就是气象。

何况它们还是一个辉煌时代的真实缩影。在一件西安出土的作品中,骆驼上的乐工很明显地来自中亚;另外一尊陶俑则告诉我们,热爱运动的打马球女人是多么地引人注目和受到欢迎。总之,所有这些栩栩如生的雕塑艺术,都在讲述着当时的中国人如何在亚洲创造了英雄般的史诗。 〔5〕

唐诗就更是如此。

诗歌之于唐(其实还有宋)意义非凡。它绝不仅仅只是某种文学样式,更是生活方式,以及一个绅士或者上层人物的身份象征。因此,就连身为女人如武则天,非进士出身如李德裕,也会写诗。而且如我们所知,写得还不错。

读诗、唱诗和听诗的人就更多。同样如《隋唐定局》中所说,那是一种风气、潮流和时尚,是市井小民和青楼女子都要参与其事并乐此不疲的。这就极大地提高了唐人的生活质量和审美品位,使他们变得风流倜傥,就连牢骚也发得对仗工整漂亮潇洒: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6〕

但,最能体现大唐精气神的,却是一首《菊花》: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7〕

没错,这是黄巢的诗。

据说,是落第后所写。

这很有可能。唐代科举,正月考试,二月放榜,及第的进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只可惜没有黄巢的份。好嘛!你不让我戴大红花,那我就披黄金甲;不让使用批判的武器,那就实施武器的批判。咱们秋后算账!

事实上,黄巢正是坐着金色马车进入长安的,他的部队也让黄金之甲满城尽带。但,如果把这首诗仅仅看作发牢骚或者图报复,却未免失之简单。相反,这里面体现出的恰恰是大唐精神和大唐梦——在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和对外开放的前提下,每个人张扬个性和追求幸福的无限可能。

唐诗就是这种精神的最好诠释。

比如李白。

李白无疑是唐诗的代表。但,不代表艺术成就,只代表时代精神。要论艺术成就,则唐诗不如宋词,初盛唐不如中晚唐。唐诗的文学史意义,在于格律诗的发明和成熟;而要论平仄、对仗、用典、吐属和意象,没人超过李商隐: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8〕

这首诗基本上是无解的。没人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或者想要说什么。是啊,当时便已惘然的,又如何追忆?但如不追忆,又岂知当时惘然?可见问题不在可说不可说,而在怎么说。把不可说的说得声声入耳,正是李商隐的魅力。

李白却不是这样。

与字字珠玑的李商隐不同,也与工于格律、被后人视为典范的杜甫不同,李白基本上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完全是兴之所至,汪洋恣肆,比如: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9〕

又如: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10〕

显然,这里面没有什么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只有随心所欲的痛快淋漓,脱口而出的波澜壮阔。实际上李白的诗句不少口气吓人,这会儿要搥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过会儿又恨不得把一江春水都变成好酒: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新酦醅(读如坡胚)。明明是些大话、疯话、牛皮话,但他自己乐意说,别人也乐意听,还百听不厌。 〔11〕

这才是盛唐气象。

实际上在安史之乱前,大唐是相当包容的,既容得下武则天这样的女人,也容得下安禄山那样的胡人,当然更加容得下李白一类的狂人。看看杜甫笔下的酒仙群体吧: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12〕

李白当然更不含糊。在一次朋友的家宴上,他大大咧咧豪气干云地对主人说:喝喝喝!干吗告诉我酒钱不够?你不是还有五花马吗?你不是还有千金裘吗?快快快,把你儿子叫出来,拿这些东西去换酒,我们今天一醉方休! 〔13〕

如此反客为主,已近乎无赖。然而在朝气蓬勃百无禁忌的盛唐,这种无赖由于真实、率性、毫不做作,也是讨人喜欢的。因此,李白可以公然声称自己“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简直就是横着走路,豪迈得差点就会吼出“满城尽带黄金甲”来。 〔14〕

就这样,李白鲜活地成为时代的形象代言人。

杜甫也是。

多样与统一

李白无拘无束,杜甫忧国忧民。

杜甫似乎是带着悲悯情怀降临人世的,因此对苦难的体验超过了同时代人。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冬,大唐政府军与安史叛军在长安西北的陈陶作战,几乎全军覆没。困在京城的杜甫得到消息,悲痛欲绝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15〕

这是比《春望》更为沉重,也更有分量的作品。没有煽情的语言,只有如实的记录:寒冬腊月,十郡子弟,四万青年,同日而死,还有比这更惊心动魄的吗?没有。

难怪野旷天清,鸦雀无声。

但,此时无声胜有声。

悲声从心底发出,穿越千年时空直指人心,让我们至今读来仍不免震撼和颤栗。是啊,历史上有过太多战争,也有过太多死难。但是,又有多少人为那些陌生的亡灵,写过如此沉痛和肃穆的墓志铭呢?也就是杜甫吧!

这是一种人道主义情怀。正是这情怀,让杜甫对底层人民的遭遇充满同情。那生离死别的新婚夫妇,那相依为命的老年伴侣,那无家可别的孤独征夫,都让他揪心。也正是这情怀,使他在唐玄宗感觉良好,杨国忠粉饰太平时,敏锐地看出了社会的不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16〕

情怀是真诚的,关切也是实在的。杜甫客居夔州(夔读如魁,今四川省奉节县)时,有位寡妇常到他门前打枣,杜甫也听之任之。后来,草堂为侨居的晚辈姻亲借用,新房客就筑起了篱笆。杜甫听说,便请那年轻人网开一面: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17〕

照理说,杜甫可以不管这件事。毕竟,那只是一个非亲非故的邻居。然而唯其如此,才更需要将心比心。体贴入微的诗人甚至注意到,那无助的老妇每次来打枣时,其实是惴惴不安的;而一贫如洗的她,竟仍是官府征收的对象。

是的。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人民的生活早就水深火热,连天的战火却在继续燃烧,个体命运就这样跟天下的兴亡联系起来。杜诗被称为诗史,并不为过。

难得的是,杜甫对历史的记录并非宏大叙事,而是落到了具体的人物和事件,甚至不怕家长里短。唐肃宗至德二载(757)闰八月,诗人从今天的陕西省凤翔县回到富县的羌村家中,心情既欢快又沉重: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没有一句不是实实在在的生活。 〔18〕

看来,如果说李白纵情释放着心理能量,那么,杜甫便触动了人心最柔软的地方。那善解人意的邻居,渴望父爱的幼子,还有“夜阑更秉烛”的场景,谁不为之感动呢?唐诗通常被认为是不可翻译的,但这几句应该是例外。

这样的诗,王维就不大可能写。

自称“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的王维,对自然界却充满感情。在他眼里,每一条溪流都有生命,每一朵野花也都有故事,空无一人的山林更是充满情趣。就连水中白鹭被溅落的浪花惊起,又安详地飞回原处,都让他欣喜。 〔19〕

王维是大自然亲切的画家。

该图原为宋内府秘物,《宣和画谱》著录,南宋高宗题“王维写济南伏生”,钤“宣和中秘”印。绢本设色长卷,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的确,王维总是能够把诗和画融为一体,而且不乏大气磅礴之作: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毕竟,作为盛唐诗人,气度几乎是必需的。 〔20〕

但,最耐读的,还是那些绘画小品般的五绝: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21〕

这是一组空镜头(scenery shot)。寂静的山涧旁,辛夷花悄悄开放又凋谢着。但,没人知道是热热闹闹地开,纷纷扬扬地落;还是委委屈屈地开,凄凄惨惨地落。不过作为盛唐之音,不会是陆游笔下的梅花: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多半,是旁若无人地开,满不在乎地落。 〔22〕

所谓禅意,也就在这里了。

王维是信佛的,曾皈依荷泽神会禅师,还为六祖惠能写过碑铭。因此他的许多作品,便既是诗也是禅: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23〕

此诗可与前首并读。前一首写动,这一首写静;前一首写白天,这一首写夜晚。春夜里,空山一片寂静,桂花落地无声。早已憩息的山鸟却被悄然升起的明月惊醒,莫名其妙地叫了起来,一会儿响起一声,过会儿又响起一声,反倒更加显得万籁俱寂。这可真是此时有声胜无声。

然而禅之为禅,正在自然。所以,尽管辛夷花开得蓬蓬勃勃甚至欢天喜地,却是没有声音的,正如有着鸟鸣的画面其实静止。对立的双方就这样相互契合,一切也都在有意无意之间。这样看来,追问意义其实没有意义,追问动机就更是不必,倒不如鸟宿鸟鸣都自在,花开花落两由之。

这就是禅。

王维也因此获得了“诗佛”的称号,正如李白和杜甫被分别称为“诗仙”和“诗圣”。但,盛唐最有成就的三位诗人恰恰对应着儒释道,却未必是巧合。实际上,隋唐两代的国家意识形态是混合型的,不但儒法并用,而且兼容释道。统治者并不拘泥于某一家的思想,反倒更乐意各取所需为我所用。

开明的态度和开放的政策,造就了文学艺术的生机勃勃和百花齐放。丝绸之路则不但让长安胡商云集,也把这座城市变成国际化大舞台。西域的胡旋舞,中亚的柘枝舞(柘读如这),印度的婆罗门曲,都在这里风靡一时,成为皇家与民同乐的保留节目。这些盛大场面记录在敦煌壁画中,显示出的打击、弹拨、吹奏、拉弦等乐器多达四十余种。 〔24〕

莫高窟第45窟北壁。

莫高窟第445窟,盛唐时期。

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这就是盛唐气象的思想基础。各色人等无论汉胡男女都可以轮番上阵,各种声音无论清浊雅俗都可以竞相争鸣,这就是盛唐气象的社会氛围。 〔25〕

因此,新的文明也一定是多样而又统一的。多样,是因为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统一,则因为同时代人会有相同的感受。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你能一眼看出都是谁写的吗?

前两句是李白的,后两句是杜甫的。 〔26〕

那么,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又是谁的?

杜甫。 〔27〕

这并不奇怪。实际上,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边境战争从来就是唐诗的主题之一,建功立业也从来就是唐人的向往。盛唐有如强汉,少有文弱书生,诗人们至少在精神上是豪雄的。所以就连王维,也不会只看风景。李白、杜甫和其他人,更会将目光部分地投向边塞,投向战场。 〔28〕

但,边塞诗的代表,当首推岑参。

怛罗斯

岑参被称为“诗雄”当之无愧,他的诗确实充满阳刚之气: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29〕

这实在是豪雄之极。

豪雄与性格有关,更与经历有关。进士及第的岑参曾两次出塞,先后在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手下任职,足迹远至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吉木萨尔和库车县,最近处也到了甘肃武威。唯其如此,他才写得出这样铿锵有力扣人心弦的诗句: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30〕

这是西北重镇和军旅生涯的真实写照。

同样,也只有亲历者才会道出边防军的特殊感受: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31〕

的确,西域山高路远,征战前途未卜,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平安书信当然弥足珍贵。但,边防将士却并非都是强征入伍,自愿从军的也不乏其人,这又是为什么呢?

高适回答了这个问题: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32〕

这是真实的心理。如前所述,大唐是一个好舞台,为各色人等提供着自我实现的多种可能性,远赴边疆建立军功便是其中之一。那里固然火山炙热,冰河寒彻,却也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多情的外族姑娘,旦夕可至的扬名机会,一马平川的广阔疆场,确实能让热血男儿跃跃欲试摩拳擦掌。

更重要的是:天子非常赐颜色。

事实上,从太宗到玄宗,包括女皇的时代,成为世界中心就一直是帝国的梦想。有此梦想也不奇怪。因为长安和罗马一样,都曾经是世界首都,只不过一个是东方的,另一个是西方的。因此,尽管罗马再也回不到从前,却不等于长安的新主人不可以再造辉煌,尤其是在重归一统之后。

奖励边功,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结果是大唐雄辩地证明自己不输于两汉。在王朝最强盛的时期,太宗皇帝的继承者们成功地将伊犁河流域以及今天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巴尔喀什湖(Balkhash)、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伊塞克湖(Issyk-Kul)和托克马克(Tokmok,碎叶)都置于掌控之中。据说,李白就出生在那里。

但是到唐玄宗天宝十载(751),情况就变了。

说起来这也是帝国最沮丧的一年,三员大将几乎一齐在前方遭遇失败: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在云南败于南诏,东北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败于契丹和奚人。至于另一场败仗,则应由岑参曾经的顶头上司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负责。 〔33〕

这就是著名的怛罗斯战役(Battle of Talas)。

怛罗斯(怛读如答)的准确位置已无法确定,一般认为在今天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这虽然算不上世界大战,意义却是世界性的。交战双方是当时的两个超级大国——大唐和阿拉伯帝国,卷进来的则是夹在当中的大小城邦。

显然,这里面有着错综复杂的民族和国际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吐蕃和阿拉伯帝国都对丝绸之路的某些必经之地表现出强烈的占有欲,尽管那里是大唐的势力范围,当地人民也更愿意接受大唐的保护,成为中华帝国的藩属。

吐蕃和阿拉伯却咄咄逼人。前者一度让大唐失去了安西四镇,二十二年后才被武则天收回。阿拉伯帝国则在征服波斯帝国之后,又把前沿阵地延伸到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而且进军塔什干(Tashkent),骚扰费尔干纳(Fergana)。 〔34〕

这就只能武力解决了。

据陕西礼泉县唐代长乐公主墓墓道东壁壁画所绘。

天宝六载(747)七月,兵分三路的高仙芝部一万骑兵会师今天阿富汗境内的连云堡,然后乘胜追击,生擒小勃律王和他的吐蕃王后,让青藏高原的极西地区重归大唐。创立奇功的高仙芝,也因此被任命为安西四镇节度使。 〔35〕

不过,高仙芝立了功,也惹了事。天宝九载(750)十二月,他以签订和约的名义诱骗塔什干(石国)国王,从而使后者成为自己的战俘。破城之日,高仙芝还屠杀了当地的老弱病残,并把大量战利品用骆驼运回了家中。

石国王子逃到其他城邦,向粟特同胞控诉高仙芝的背信弃义,所到之处一片怒火。于是,这些原本依附于大唐的印欧语系民族,决定请阿拉伯人来主持公道,这当然是后者求之不得的。刚从白衣大食(伍麦叶王朝)变成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的阿拉伯帝国派出了他们在中亚的部队,高仙芝则率领远征军深入七百里迎战,怛罗斯战役因此打响。

两军相持五天之后,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高仙芝带来的铁勒同盟军临阵倒戈,与阿拉伯武士一起夹攻唐军。猝不及防的高仙芝一败涂地,大批将士不是阵亡就是被俘,就连随军的造纸工匠也被胜利者顺手牵羊带回了伊拉克。 〔36〕

阿拉伯人从此掌握了造纸术。

大唐却丢失了抵抗东进势力的边防前哨,只得将中亚的控制权拱手相让。四年半以后,安史之乱爆发,高仙芝和他的亲密战友封常清被杀,再也回不到那片绿洲。

怛罗斯变成了东方滑铁卢。

这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伊斯兰文明在中亚和西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大唐却节节败退步步紧缩。到唐德宗贞元六年(790)秋天,就连准噶尔(北庭)和塔里木(安西)也都彻底失联,成为已非长安可以羁縻的断线风筝。

历史不能假设,因此无法断定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大唐还能不能在中亚重建权威。也许,作为农业帝国,对外扩张在天宝十载已经走到头了,三场败仗就是警示。

那么,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吗?

有。在《兵车行》中,杜甫对帝国连年不断的征伐提出了质疑: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是啊,没人从事生产,国力从何而来?亲人暴尸荒野,百姓难道愿意?

当然不愿意。杜甫这样描述了普通民众像鸡狗一样被驱赶着强征入伍,以及亲人们撕心裂肺生离死别的惨状: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37〕

于是诗人悲愤地说: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38〕

这就几乎是指名道姓的批判了,表现出的正是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事实上,伟大作品的背后,总是横卧着人类亘古的苦难。真正的诗人,也总是时代敏感的神经。杜甫的《兵车行》有可能写于天宝十载,他的《丽人行》则应该写于十二载。等到十四载冬天,他喊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渔阳鼙鼓便终于惊破了霓裳羽衣曲。 〔39〕

唐诗就这样成为唐史。

同样,杜甫也成为另一个时代的代言人,尽管通常都认为他属于盛唐。但,杜甫的盛唐已不同于李白。他开辟的道路则将由新的群体继续前行,并创造出新的局面来。

新的诗风

杜甫的贡献在七律。

七律是格律诗的一种,在后世更是常用的一种。但在初唐和盛唐,诗人们更喜欢的是古体,比如李白和岑参;或者五绝和五律,比如孟浩然和王维。王昌龄的名作更清一色都是七绝,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和“一片冰心在玉壶”。创作七律的也有,却乏善可陈。

让事情发生变化的,是杜甫。

杜甫当然是全才。他的五古如《羌村三首》,七古如《饮中八仙歌》已于前介绍,其余则五律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五绝如“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七绝如“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也全都脍炙人口。 〔40〕

但真正超越了前人的,还是他的七律。

比如《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是被称为古今七律之冠的作品,因为不但完全符合格律,而且做到了极致: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简直就是既可以学习又无法企及的范本。 〔41〕

也许,必须稍微讲点这方面的知识。

跟所有格律诗一样,七律最重要的是平仄。平,大体上就是现代汉语四声中的阴平和阳平。仄,则是上声(上读如赏)和去声,再加古代的入声。所以,某些现在读平声的字比如发、七、出,也是仄,因为在古代是入声。

平仄的要求叫粘对。粘就是相同,对就是相反。一般地说,一句当中,第二个字与第四个字,第四个字与第六个字都要平仄相反。一首诗当中,第一句和第二句要相反,否则叫失对。第三句和第二句却要相同,否则叫失粘。以下由此类推。不过,韵脚的字,平仄是一样的。句中某些字,也可以马虎,但平脚的句子不能除韵脚外只有一个平声。 〔42〕

符合要求,又怎么样呢?

就会错落有致。因为字与字,句与句,都是相反之后又相同,相同之后又相反,读起来特别好听。

这是音乐之美。

平仄之外是对仗,包括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副词对副词,形容词对形容词。比如杜甫的“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就是每个字都对上了,可称工对。 〔43〕

这是文学之美。

词性要相同,平仄要相反,这当然很难。但,由于我们这个世界原本充满了矛盾,对仗的使用便可能因为张力而产生奇效,比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或者“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44〕

至于七律,也有它的优越性:七言较之五言,八句较之四句,空间更大,余地更多,可以游刃有余地起承转合,尽管难度也因此更大。所以中唐以后,七律便佳作频出,金句迭现。比方说,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许浑的“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以及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45〕

当然,更多的名句应该还是出自七绝。比方说,韦应物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韩愈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以及白居易的“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46〕

杜牧就更是堪称七绝之王,他的许多佳作恐怕是必须整首照录的: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实在让人爱不释手,更不用说“停车坐爱枫林晚”和“牧童遥指杏花村”了。 〔47〕

七言和律绝成为主流,已是趋势。

这当然有原因,有道理。五绝太短,不能尽兴,长歌又不便于记忆。包括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那样的名作,也没有多少人背得下来。真正流传千古的,恰恰是那些明白如话让人一见倾心的七绝,比如杜牧的《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48〕

再就是七律了。七律其实是七绝的叠加,只不过三四两句(颔联)和五六两句(颈联)都必须对仗,四五两句又平仄相同,因此读起来回肠荡气,比如李商隐的《无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在这里,看要读如堪。

无疑,正如杜甫不同于李白,被称为“小李杜”的杜牧和李商隐也各有千秋。商隐耐人寻味,杜牧清新可人,体现出的时代精神却相当一致,那就是沉稳、多样和内向。

沉稳是必然的。安史乱后,人心思治,天下求稳,受够了动乱的君臣都希望过安生日子。所以,尽管有藩镇时不时地叛乱,却很快就平息;尽管朝中派系针尖对麦芒,也最多只是把对手贬到地老天荒,赶尽杀绝的事不大发生。

稳定压倒一切,可谓朝野共识。

于是,尽管有藩镇割据、宦官乱政和派系斗争,中唐的统治集团仍然致力于国家管理的有序化,包括财政收入实行两税法,人才选拔完善科举制。这两种制度及其深远意义是下面一节要展开讨论的,但可以肯定,较之初盛唐生龙活虎的开拓进取,中唐更希望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程式化规范化的七律,便很符合这种心理。尽管它因为过于工整而难免呆滞,但严守格律却能保证基本品质,至少读起来抑扬顿挫。可见平仄和对仗很有意义,呆滞的缺憾则可以由晚唐五代兴起的“长短句”(词)来弥补。

何况没有谁只写七律,即便同为七律也气质不同。事实上,中晚唐文坛人才之辈出,个性之鲜明,风格之多样,均远胜于前,甚至有幽奇诡异如李贺: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 〔49〕

这可真是堪称“鬼才”。

个性鲜明是因为感情细腻。的确,如果说初盛唐更关注外部世界,那么中晚唐便更在意内心感受。因此,就连边塞诗的调性也不同于高适和岑参,比如李益: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50〕

没错,反映戍边之苦,批判相关政策的不合理,历来是边塞诗的主题之一。高适就说: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但,高诗是陈述事实,表达的是谴责;李作是描写氛围,表达的是伤感。区别是微妙的,也是明显的。 〔51〕

只不过,这也是时代之别。

知向谁边

分界点仍是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以后的大唐似乎换了一个样,不但皇帝不再是李世民和武则天那样的,就连服饰也焕然一新:衣服由紧身窄袖变成长袍宽袖,眉毛则由又细又长变成又短又粗。难怪白居易这样描述老宫女的过时落伍: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 〔52〕

社会上也是另一番景象。实际上德宗以后,上层风气日趋奢华,浅斟低唱和车马宴游成为新的时尚。英勇豪迈的慷慨悲歌不大有了,青春年少的直朴气质不大有了,冲破传统的反叛氛围也不大有了,士大夫们更多地是痴迷于书法、图画、围棋、占卜,以及各种脍不厌细的精美饮食。 〔53〕

这可真是恍如隔世。

◎唐代前后期服饰对比图

盛唐时期,敦煌第151窟北耳洞龛女像。少女头梳双髻,着圆领长袍,选自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

盛唐时期,陕西西安南郊出土韦顼墓石椁装饰画。图中少妇头戴胡帽,身着领袖窄小的翻领胡服,这是天宝年间流行的妇女时装样式。

晚唐时期,选自周昉《簪花仕女图》。图中女子梳高髻,上插牡丹花,身穿大袖纱衫,披锦绣罗帔,下着长裙。

晚唐时期,敦煌壁画第196窟。选自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

变化与两件事情有关,这就是科举制和两税法。后者简单地说,就是以田亩为单位确定地税,以贫富(户等)为标准确定户税,以货币替代谷米和绢帛进行缴纳,每年不晚于六月和十一月起征,其他苛捐杂税全免。由于有地税和户税两种,又是夏秋两季征收,所以叫“两税法”。 〔54〕

平心而论,两税法的意义是积极的,因为赋税的征收由按人口计算变成了按资产计算。户税固然是大户多纳,小户少交,地税也是地多的税多,地少的税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广大贫苦人民的负担,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也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55〕

可惜在王朝时代,立法者的善意往往是一厢情愿,中晚唐皇帝的诏令更未必能真正实行。贞元三年(787),全国大丰收,物价低到每斗米一百五十钱,粟八十。为了防止米贱伤农,帝国下令以平价收购粮食。这当然是中央政府的惠民政策,结果却是农民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德宗皇帝得知这一情况完全是意外。十二月某日,他外出打猎路过一家农舍,便信步走了进去。也许,他是想顺便做一次调研。当然,更可能是想听到歌功颂德。

农户叫赵光奇。

唐德宗问:怎么样?老百姓都很幸福吧?

赵光奇答:不幸福。

德宗奇怪:丰衣足食,为什么不幸福?

赵光奇说:因为政府不讲诚信。说是地税和户税之外不取分文,其实额外收的比两税还多。后来又说什么平价收购粮食,实际上是只拿粮食不给钱,还要我们运到老远,害得我们几乎破产。我等愁苦如此,哪有幸福?

德宗叹息,下令补偿赵光奇。

农民赵光奇确实光奇,皇帝唐德宗却其实不德。赵光奇说得非常清楚:朝廷体恤民众的所有诏令,到了地方上从来就是画饼和空文。德宗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只是补偿赵光奇一家,又有什么意义?难怪司马光很不以为然。 〔56〕

但,实行两税法以后,帝国变得安定富庶,官员也变得阔绰起来,则是事实。更重要的是,由于唐代科举之盛始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所以创造了两税法的德宗朝,便成为历史的一个分界点——此后的中华帝国将是庶族地主阶级的政治舞台。 〔57〕

没错,科举制和两税法,都是有利于他们的。

新阶级要有新文化。于是有了韩愈、柳宗元代表的古文运动,白居易的新乐府,以及唐传奇。传奇就是小说。小说原本不入流,唐传奇的作者却是大家,比如创作《枕中记》的是史官,创作《李娃传》的是诗人,元代戏曲《西厢记》前身《莺莺传》的作者更是大名鼎鼎的元稹。 〔58〕

实际上传奇与唐诗不但并行不悖,而且相辅相成。白居易写了《长恨歌》,陈鸿就写《长恨歌传》;白行简写了《李娃传》,元稹就写《李娃行》。历来被看作高雅艺术的诗与通俗文学传奇,竟然毫无障碍地“同流合污”。

这是中晚唐的时代精神。

的确,由于越来越多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并逐渐成为官僚队伍的主流,文学艺术的平民化已是大势所趋。事实上,正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指向未来,古文运动也是借复古之名,行创新之实。韩愈和柳宗元们反对四六骈文,则其实是要颠覆门阀士族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

因此,韩、柳的文章都明白如话,决不晦涩难懂。比如韩愈的《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此而已。又如他的《杂说四》: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至于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更是不押韵的白话诗: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白居易的新乐府就更是如此。据说,他的乐府诗是连普通民众都能听懂的。难怪同时代的日本人欣赏唐诗时更偏爱中唐,在中唐诗人中又最喜欢白居易。毕竟,那时他们正在向中华文明学习,而且“文化程度还不高”。 〔59〕

但这并不妨碍白居易写出极其高雅的七律: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60〕

与盛唐一样,这里面体现出的仍然是大唐精神,是个性的张扬和幸福的追求,只不过个性更加鲜明,对幸福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所以,韩愈可以因坚持己见而得罪皇帝: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杜牧也可以不管不顾地流连忘返于红灯区: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61〕

同样,他们可以一面谈情说爱,一面忧国忧民;昨日指点江山,今朝礼佛参禅。因此,尽管柳州城“惊风乱飐(读如斩)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长安和洛阳的牡丹花下仍是游人如织。那是一种时尚,与贵贱穷达无关。相反,官僚政治和派系斗争时代的士大夫,早已习惯了宦海沉浮。君不见,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62〕

牡丹也一样。

只不过,牡丹花会被代以黄金甲。

是的,黄巢用他的《菊花》诗,以批判的武器为唐诗精神做了总结,也靠转战南北,用武器的批判为世界帝国画了句号。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十二月,他攻陷了大唐的东南口岸福州,又在次年兵临广州城下。担任广州节度使的要求被拒绝后,黄巢破门而入,屠杀了坚持抵抗的居民,其中便包括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和琐罗亚斯德教徒。这些外国人是丝绸、瓷器、茶叶、樟脑等中国产品的出口商,黄巢却连桑树都砍掉了,让阿拉伯人很久穿不上漂亮衣服。 〔63〕

这一切,长安市上酒家眠的李白可曾想到?

应该想不到。但传为他所作的《忆秦娥》,却不妨看作长安和长安所代表之时代的悼词: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没错,大唐灭亡后,长安将永远不再成为帝都。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城市,也将是几乎全新的文明。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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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710年(景云元年)六月二日,中宗被杀。二十日,李隆基发动兵变,推翻韦皇后集团。二十四日,睿宗李旦即位。

712年(延和元年)八月,睿宗李旦自任太上皇,传位于李隆基,是为唐玄宗。同月改元先天。

713年(先天二年)七月,李隆基粉碎太平公主集团。十二月,改元开元,姚崇任中书令。

716年(开元四年)十二月,姚崇罢相,宋璟任门下侍中(黄门监)。

720年(开元八年)正月,宋璟罢相。

721年(开元九年)二月,宇文融开始理财。九月,张说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722年(开元十年)八月,张说改革兵制。

723年(开元十一年)二月,张说任中书令。是岁,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

724年(开元十二年)八月,宇文融任御史中丞。

725年(开元十三年)二月,宇文融兼户部侍郎。

726年(开元十四年)四月,张说罢相。

729年(开元十七年),宇文融任宰相百日,被贬。

731年(开元十九年)正月,王毛仲被贬赐死。

732年(开元二十年)九月,张说上《开元礼》。是年天下总计7861236户,45431265人。

733年(开元二十一年)三月,韩休为相,十月罢。

734年(开元二十二年)五月,裴耀卿为侍中,张九龄为中书令,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736年(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裴耀卿、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为中书令,牛仙客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739年(开元二十七年)四月,李林甫为吏部尚书兼中书令,牛仙客为兵部尚书兼侍中。八月,追谥孔子为文宣王。

740年(开元二十八年)十月,李隆基与杨玉环幽会于骊山温泉宫,一见钟情。

741年(开元二十九年),杨玉环度为女道士,号太真。

742年(天宝元年)正月,改元天宝,大赦天下。

743年(天宝二年)正月,安禄山第一次入朝。

744年(天宝三载)正月,改年为载。三月,以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兼范阳节度使。是年,杨玉环已在宫中称娘子,唐玄宗欲以天下事悉付李林甫,被高力士阻止。

745年(天宝四载)八月,册封杨玉环为贵妃。当时唐玄宗六十一岁,杨贵妃二十七岁。

747年(天宝六载)十月,改温泉宫为华清宫。十一月,用李林甫之策,以寒族胡人专大将之任。

751年(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在云南与南诏作战,大败。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与阿拉伯帝国在怛罗斯作战,大败,唐帝国失去对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的控制权。八月,东北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败于契丹和奚人。

752年(天宝十一载)十一月,李林甫卒,杨国忠为首相大权独揽。

755年(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起兵于范阳,唐玄宗以荣王李琬为兵马元帅,高仙芝为副,封常清为范阳和平卢节度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十二月,玄宗听信谗言杀高仙芝、封常清,另拜哥舒翰为副元帅。

756年(至德元载)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唐玄宗以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四月至五月,郭子仪、李光弼大败史思明。六月,哥舒翰被杨国忠逼出潼关,兵败于灵宝,向安禄山投降。唐玄宗仓皇出逃,发生马嵬坡事变,杨国忠和杨玉环被杀,太子李亨与玄宗分道扬镳。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改元至德。李泌赴灵武见肃宗。八月,郭子仪、李光弼将兵至灵武。玄宗下制称太上皇。九月,肃宗借兵于回纥。十二月,回纥兵与郭子仪会合;永王李璘反于江陵;吐蕃乘虚而入,攻陷多处。

757年(至德二载)正月,安庆绪杀安禄山,即大燕皇帝位。李倓被诬陷而死。二月,郭子仪平定河东。肃宗至凤翔,舍弃李泌平叛方案。李璘败死。四月,颜真卿至凤翔。九月,郭子仪与回纥兵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自凤翔入长安。十二月,玄宗回长安,史思明伪降。

758年(乾元元年)二月,改元,改载为年。五月,立李俶为太子。八月,以郭子仪为中书令,李光弼为侍中。九月,以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十二月,平卢自立节度使。

759年(乾元二年)正月,史思明称王。三月,史思明杀安庆绪。四月,史思明称帝。七月,郭子仪回京,以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使。

760年(上元元年)正月,以李光弼为太尉兼中书令。数月间,李光弼大败史思明。四月,改元。七月,李辅国迁玄宗至太极宫,陈玄礼、高力士失势。

761年(上元二年),受仆固怀恩之累,李光弼败。三月,史思明被杀,史朝义即位。八月,加李辅国兵部尚书。

762年(宝应元年)四月,太上皇李隆基、皇帝李亨相继去世,太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十月,唐借助回纥收复洛阳,人民被回纥兵和政府军蹂躏。

763年(宝应二年)正月,史朝义自杀。闰正月,回纥退兵回国,安史之乱平。八月,仆固怀恩反。九月,吐蕃入侵,代宗出奔,长安沦陷。十月,郭子仪收复长安。

765年(永泰元年)十月,吐蕃联合回纥入侵,郭子仪退回纥兵,吐蕃撤军。

779年(大历十四年)五月,代宗卒,德宗继位。

782年(建中三年)十一月,河北四个藩镇宣布独立,之后李希烈亦反。

783年(建中四年)十月,泾原军兵变,德宗流亡。

789年(贞元五年)十二月,吐蕃大举进攻北庭,回鹘出兵救援。次年吐蕃大胜,北庭和安西失联,中华帝国丧失对塔里木和准噶尔的控制千年之久。

805年(永贞元年)正月,德宗卒,顺宗继位。八月,顺宗让位,宪宗继位。朝中朋党争起。

820年(元和十五年)正月,宦官杀宪宗,立穆宗。

824年(长庆四年)正月,穆宗卒,敬宗继位。

826年(宝历二年)十二月,宦官杀敬宗,立文宗。

835年(太和九年)十一月,甘露之变。

840年(开成五年)正月,文宗卒,宦官立武宗。

846年(会昌六年)三月,武宗卒,宦官立宣宗。

859年(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卒,宦官立懿宗。

873年(咸通十四年)七月,懿宗卒,宦官立僖宗。

874年(乾符元年),王仙芝起义。

875年(乾符二年)六月,黄巢参加王仙芝起义军。

880年(广明元年)十二月,黄巢攻陷长安,唐僖宗仓皇出逃。黄巢称帝,改元金统,国号大齐。

882年(中和二年)九月,黄巢部将朱温叛变降唐。十月,唐赐朱温名朱全忠。十二月,李克用参加讨伐黄巢战争。

884年(中和四年)六月,黄巢兵败自杀。

888年(文德元年)三月,僖宗卒,宦官立昭宗。

903年(天复三年)正月,朱全忠大杀宦官。

904年(天祐元年)正月,杀权臣崔胤。闰四月,唐昭宗被绑架到洛阳。八月,杀唐昭宗。李柷即位,年十三岁,是为哀帝。二月,杀宗室。六月,杀朝中士大夫。

907年(开平元年)四月,朱全忠称帝,国号梁。大唐灭亡,五代十国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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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安史之乱

产品经理 | 贺彦军 装帧设计 | Mirro 内文设计 | 谈天

出版统筹 | 吴畏 学术顾问 | 陈勤 法律顾问 | 黄荣楠

插图绘制 | 方佳翮 徐婧儒 江雪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策划人 | 路金波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新生活 闲情与闺情

市井歌谣

椅子与包子

刺青者

景德镇

第二章 新政权 陈桥兵变

约法

集权

官本位

共治天下

第三章 新经济 庄园

城市

海外贸易

科技文化

商业奇观

第四章 新形势 契丹人来了

萧太后

杨家将

花钱买和平

另类儿皇帝

第五章 新战略 谁是包公

狄青之死

如此军改

自毁长城

逼出来的开明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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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17

大宋革新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宋革新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9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601-2

Ⅰ. ①大… Ⅱ. ①易… Ⅲ. ①古代史-中国-宋代-通俗读物 Ⅳ. ①K24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1553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吴畏 张雪健

装帧设计 Mirro

插画 方佳翮 何姝

钟蓉 徐婧儒

易中天中华史

大宋革新

易中天 著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30千字

印张 7.5

印数 1-40, 000

插页 2

版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601-2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新生活

闲情与闺情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也就是王安石变法的那会儿,有位名叫晏几道的词人与他朝思暮想的女子不期而遇。似梦非梦又惊又喜之余,他写下了一首著名的《鹧鸪天》: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1〕

釭就是灯,读如刚,也读如工。剩把银釭照,就是不断地、一个劲地举着银灯照了又照,生怕看不清楚,生怕看不够,生怕看错人。即便如此,也仍然担心是在梦中。

这是怎样的深情厚意!

如此感受我们似曾相识。安史之乱时,杜甫与家人劫后团圆,不就“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吗?与晏几道久别重逢的,难道也是战乱中离散的亲人? 〔2〕

不,是曾经邂逅的某位歌女。

已经无法确认歌女的姓名。我们只知道,在初次见面的那个晚上,词人曾为她开怀痛饮,她也为词人轻歌曼舞通宵达旦,唱尽了歌诗,而那些曲目是写在扇子背面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就是这个意思。

一夜之欢,竟是终身难忘。

呵呵,这也未免太过钟情。

问题是这种深情在宋词中并不罕见。比如: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3〕

章台路,其实是夜总会的代名词,因为唐代长安歌女和舞女集中居住的地方就叫章台街。词中“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一句,也有红颜易老青春不再的意思。显然,这首词就是为花街柳巷的青楼女子所写,而且充满同情心。

那么,作者又是谁?

当过副宰相,常以儒家庄重面目示人的欧阳修。

当然,也有人说作者是五代南唐的冯延巳。但是这并无所谓,冯延巳也当过宰相的。何况欧阳修还为歌女写过别的词作,比如:拟歌先敛,欲笑还颦,最断人肠。 〔4〕

这可真是:时代精神不在马上,而在闺房。 〔5〕

说起来这也是晚唐和五代的传统。实际上,又被称为长短句的词,几乎从它诞生之日起便以闺情为主旋律。这不仅因为词在早期原本由歌女传唱,流行于秦楼楚馆,也因为正如《安史之乱》一卷中所说,中唐以后士大夫的心境已经发生变化,目光也从外部世界收回到内心。唯其如此,他们对情感的体验才会变得十分细腻和真切。

那是一些相当感人的故事。比如有位女子明明知道留不住自己的情郎,即便“留得也应无益”,却又清楚地记得离别之时他穿的衣服:白纻(同苎,读如住)春衫如雪色,扬州初去日。是啊,这样一位白衣翩翩美少年,在春光明媚的日子却要去那莺歌燕舞的扬州,怎不让人伤心欲绝? 〔6〕

异曲同工的还有另一首: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如同记录历史一样以准确的日子开篇,之前虽然也有杜甫做过(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但《北征》原本就是反映社情民意的作品,当然郑重其事。这首词写的又是什么呢?男女之情而已。 〔7〕

这可真是:心之所系不在国情,而在闺情。

的确,宋代词人是多情的。一段艳遇,甚至也许只是看了一眼,便能产生千古绝唱,比如贺铸的《青玉案》: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台花榭,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碧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8〕

凌波,即美女的脚步;芳尘,即美女的身影。这位美女是何许人也?不知。作者却忍不住猜想:她那锦瑟般的青春年华,会和谁一起度过呢?但,反正是见不着了。只留下痴情的词人不但目送,而且心随。他那无限的惆怅,就像满地的青草,满城的柳絮,满天的黄梅雨,又多,又轻。 〔9〕

轻的感觉早就有了,比如: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10〕

白居易这首介于诗与词之间的名作,是可以看作宋词之鼻祖的。实际上从中唐开始,诗家和词人的心中便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思绪。这种思绪屡屡成为他们的话题,欲诉还休欲罢不能。尽管谁都说不清楚,那似花非花,似雾非雾,似梦非梦,似云非云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大约,也只能叫闲愁,或者闲情。

闲愁在北宋词人张先的笔下如诗如画。正如有“梅子黄时雨”名句的贺铸被称为“贺梅子”,善于写“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的张先也被叫作“张三中”。张先却自命“张三影”,因为他自己最得意的词句是: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风絮无影。 〔11〕

其实,张先更漂亮的句子是:

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 〔12〕

这样的意境,真是轻到了极致。

的确,苏轼之前,甚至之后,宋词不少是轻音乐,主题则不是闺情便是闲情。风花雪月、离愁别绪和艳遇雅集往往被视为当行本色,代表人物则是晏几道的父亲晏殊。

晏殊是无论写闺情或闲情都极其到位的。比如: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又如:窗间斜月两眉愁,帘外落花双泪堕。再如: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以及: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13〕

如此这般的花轻似梦,雨细如愁,显然大不同于唐诗之包罗万象,气贯长虹。看来,至少在晏殊他们那里,词的追求已不在厚重,而在工巧;不在气象,而在心境。 〔14〕

代表作,便是这首脍炙人口的《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晏殊的时代,是北宋前期的太平盛世;他本人,则是养尊处优的达官贵人。然而,我们却分明从他词中读出了无名的惆怅,淡淡的忧愁。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竟然唱着这样的小曲开场,确实令人惊诧,也让人感慨。

唐宋之别,或许就在这里了。

的确,赵宋与李唐大不相同,不但政权是新的,制度是新的,文化是新的,生活是新的,就连首都也是新的。过去的京城不是长安便是洛阳,宋却先是开封,后是杭州。

那就让我们走进宋都,去看看那里的生活。

市井歌谣

最熟悉都市生活的,是柳永。

与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不同,柳永一生并不得意。他曾五次参加科举考试,四次名落孙山。原因,据不太可靠之野史的说法,是主张儒家正统思想的皇帝不满意他为歌女创作靡靡之音,宋仁宗甚至批了“且去填词”四个字。于是柳永便在落榜之后写了一首《鹤冲天》,声称“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扬言“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皇帝更不高兴了,干脆将其拉黑,以示成全。 〔15〕

官场失意,那就去情场。于是,自称“奉旨填词”的柳永就像“十年一觉扬州梦”的唐代诗人杜牧,一生流连忘返于歌楼妓馆,为那些女人写下了不少名作,比如: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16〕

脍炙人口的,还有这首《蝶恋花》: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千古名句,就是这样来的。

这可真不知道是不幸,还是幸运。

但不管怎么说,柳永成了歌女们的最爱。因为一个歌女是否当红,不仅要看色艺,还要看能否成为最新流行曲目的首唱之人。因此,歌女们恨不得把柳永包养起来。就连此公死后的丧葬费,据说也是由她们集资凑份子。 〔17〕

柳永也不负歌女们的厚望。他不像同样写“艳词”的其他人那样假正经,而是根据市场需求,大量使用民间俚语为通俗歌曲撰写歌词。比如:针线闲拈伴伊坐。或者: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18〕

如此明白如话,当然为自命清高的雅士不容。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恩科,柳永进士及第,吏部却不授官。柳永到政府投诉,宰相晏殊问:这位才俊,是写小曲的吧?

柳永答:就像相公您也写歌词一样。

晏殊说:老夫歌词里可没有“针线闲拈伴伊坐”。 〔19〕

这就是偏见了,柳永当然不会接受。何况柳永也并非不能够雅。那据说引得金主完颜亮顿起投鞭渡江之意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便出自他的笔下。 〔20〕

柳永,是能俗能雅,雅俗共赏的。

结果是什么呢?

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唱柳永的歌谣。 〔21〕

所谓“有井水的地方”就是市井。因为在没有专门商业区的聚落时代,货物常常是在公用水井旁边买卖的。后来聚落发展为城市,有了街道和商铺,井也仍然存在,甚至成为市中心。没错,井边总会有人,有人就有生意,有商机。

市井之名,即源于此。 〔22〕

宋都开封就有这样的井。它的位置在进城不远的十字路口偏西,井东有商贩支着遮阳伞在卖佛具,井西是一家诊所兼大药房。对面路南的棚子可能是说闲话的茶摊,也可能是听故事的书场,茶摊或书场的南边可能是当铺。井的斜对面是一家规模不小的商务酒店,叫“久住王员外家”。 〔23〕

这是典型的市井。

告诉我们这一切的,是《清明上河图》。它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作品,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的意思,可能是清明节、清明坊(开封地名)或者清明盛世;上河,则可能是“皇上之河”或者“溯流而上”。

《清明上河图》高25.2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为一长卷。此处截全图为上下两部分,可以看出原画从城外到城内的场景变化。从两处细节的放大图中可以看出画家的精湛技艺。

不过,就连这样其说不一的解释也有人不同意。他们认为图中所绘并非汴河,也非开封,而是某个卫星城市。还有人认为这幅画不是北宋徽宗年间张择端的写实作品,而是南宋时期某个或某些画家对开封(汴梁)的追忆。 〔24〕

于是,此画成谜。

但,说它是北宋的城市风俗画,应该没有问题。

同样不成问题的是,柳永对这一切恐怕都很熟悉。因为他不但久在开封,还曾客居杭州、苏州、扬州、成都,全都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地;而他出没的,也无非是风月场所和酒肆茶楼。什么叫市井生活,他应该再清楚不过。

可以作证的,是他的《锦堂春》。

这是有点像“二人转”的唱词,应该是由女艺人来扮演失恋的痴情少妇。相信“女为悦己者容”的她,已经被杳无音信的情郎弄得“坠髻慵梳,愁蛾懒画”;而那个负心汉当初为了博得好感,竟是骗她剪下了一缕秀发的。

然而怎么样呢?得手之后,便再三爽约。

于是,一个收拾那家伙的计划便在她心中形成:下次他若再来,不开房门。即便放他进来,也不上床。直到夜静更深那人心痒难忍时,再细细数落,慢慢修理,一定让他低头认罪痛改前非。这可是只要想想就十分过瘾的。

同样不难想象,演出现场一定是满堂喝彩。

毫无疑问,这样的故事和情感只属于市井小民,这样的民众在《清明上河图》中则比比皆是。别的不说,单是虹桥上看热闹的,就有不少闲杂人等。坐着大客船由汴河进京的丝绸商和观光客,也应该是此类表演的热心观众,就像来到纽约和巴黎的人要去百老汇,看红磨坊。

宋代的娱乐场所叫勾栏瓦舍。勾栏也叫勾阑,原意是曲折的栏杆,宋元时期指瓦舍中的演出棚,相当于戏院。瓦舍也叫瓦子、瓦市、瓦肆,意思是来时瓦合,去时瓦解,易聚易散,逢场作戏,所以用来指市民娱乐的演艺场所。演出难免有色情或情色内容,但勾栏瓦舍变成妓院的代名词,再等而下之地由瓦子变成窑子,则要到明代以后。 〔25〕

开封的勾栏瓦舍为数不少,这是孟元老之《东京梦华录》告诉我们的。该书跟《清明上河图》一样,记录的都是北宋第八代皇帝徽宗时期开封的实况。据称,当时仅东角楼一带便有勾栏五十多处,最大的瓦舍之一“象棚”容纳数千人,其中既有名角的表演,也有各种吃食、货物和杂耍。

杂耍之一是相扑,也叫探搏。从宋画中看,探搏很像日本相扑,只不过运动员没那么胖。另外,宋代相扑还有女运动员,曾经进入皇宫表演。开封瓦舍里也有专门卖假货的商铺和市场,叫何楼,真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26〕

柳永词大受欢迎,丝毫都不奇怪。

据山西晋城宋墓壁画。

但,意义却非凡。

我们知道,中国原本没有“市民”概念。即便有,也不同于西方的市民(Citizen)或古希腊的公民(Polites)。古希腊公民是城邦(Polis)里的人,西方的市民是城市(City)里的人,中国古代的市民却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在历史上更为常见的称谓,甚至不是“市民”,而是“市人”。 〔27〕

市人就是商人,因为商业场所(市场)和商业活动(买卖)都叫“市”。只不过,按照“行商坐贾”的分工,只有长期在固定商业区从事交易的才需要向政府登记。固定商业区就是市井,这样的人就是贾人,他们的户籍叫市籍,带有明显的身份歧视意味。列入市籍的,甚至世代不得为官。 〔28〕

能做官的是士人。士人与市人,有贵贱之分。

然而事情在宋代发生了变化。市籍取消了,征收交易税的机关也移到了城门。于是整个城市在法律上都被看作了商业区,所有的城市居民便都是市民。这样一来,原本与“市人”相对立的“士人”也不可能不变,柳永以士人的身份为市人歌唱便是证明。市井文化的兴起,已势不可当。 〔29〕

那就再到井边去看一看。

椅子与包子

井边那家药铺里,应该有椅子的。

药铺叫“赵太丞家”,看来是老字号,也是大药房,还很可能有官方背景。因为太丞是太常寺太医局的长官,也就是宫廷办公厅保健局的局长。何况该局长还姓赵,说不定跟皇家有什么关系,这才被画进了《清明上河图》。 〔30〕

这样的药铺在开封城内很是不少,而且专业化,比如山水李家专司牙科和喉科,银孩儿、柏郎中家小儿科,大鞋任家产科。当然,这些药铺同时也都是诊所。 〔31〕

赵太丞家可能是专科,也可能是全科。店里打出的广告虽非包治百病,却也五花八门,丸散膏丹都有。图中来看病的女人怀里还抱着孩子,说明这家诊所没准也看儿科。

不过,那女人似乎是坐在长凳上。

“赵太丞家”位于主干道,来往人流密集。这一部分属于《清明上河图》的高潮至尾声部分,在全幅画面的左侧位置。

这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宋是中国人坐姿的转折期。唐宋以前,古人是席地而坐的。即便贵为天子,也是双膝着地跪坐在草席上,因此有席位、主席、列席等说法。魏晋时有了胡床,是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双腿垂地而坐,在唐代也开始流行。于是五代南唐的《韩熙载夜宴图》中,便什么样的坐具和坐姿都有,甚至还有盘腿坐在椅子上的。 〔32〕

但,凳子和椅子大行其道,应该是在宋。

这同样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中看出——开封许多店铺里都有桌子和长凳,而在席、榻、胡床的时代,是只有低矮的几案,没有桌子的。宋代甚至还有一种奇怪的坐法,就是在榻上放椅子。可见椅子取代榻,也是一场革命,而且要到将首领称为“坐第一把交椅”才算成功。

从此,时代精神不在榻上,而在椅上。

椅上与榻上,有什么不同?

榻是席的升级版。席,有坐席,有卧席。卧席到了韩国和日本就变成榻榻米。榻榻米可卧可坐,榻也一样。只不过前者铺在地上,不可移动;后者如果是木制的,则可以移来移去,最轻便的还可以在不用时挂起来。 〔33〕

木制的榻有大有小。而且一般地说,小而低就叫榻,只能坐;大而高的则称床,可坐可卧,就像东北人的炕。实际上我国北方的火炕,很可能就是从土榻发展而来。 〔34〕

当然,坐榻如果大得像床,上面也可以放几。

桌子却是跟椅子配套的。宋以前,直到隋唐五代都没有这个词出现。因为人在榻上,无论跪坐、盘腿或斜卧,均只能使用低矮的几案。结果正如《韩熙载夜宴图》所示,由于习惯使然,不但榻前,就连椅前置放的也是几。 〔35〕

我们今天坐在椅子上、桌子前,是宋的文化遗产。

轿子也一样。轿子又叫肩舆,很早就有。因为它由车子演变而来,是人抬的无轮辇车,所以也叫步辇。但在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中,李世民是坐在榻上的;而《清明上河图》中的轿子里面,则显然是椅子,不是榻,尽管合法地普遍使用这种交通工具要到南宋高宗之后。 〔36〕

这个变化,也延续至今。

不要小看这变化,因为这是身心的解放。实际上,席地而坐是拘谨的,通常要求双腿弯曲,膝盖着地,臀部坐在脚后跟上,双手放在膝前。头部要正,不能左顾右盼。如果是肃坐,可抬头,恭坐和卑坐则都要低头。 〔37〕

如此坐姿,当然很累,这才有了榻和床,可以盘腿或者斜卧。但,这毕竟是非正式的姿式,也不够舒服。真正舒服的还是坐在椅子上,尤其是靠背椅和扶手椅发明之后。至于配套的桌子,则显然有利于解放脑力劳动的生产力。审案的官员端坐桌后,惊堂木一拍,也很气派威风。

气派是必然的,舒适也是必然的。事实上,使用桌椅之后,家具的尺度将随之增高,室内的格局也会相应变化,这是可以从南宋画家刘松年的作品中看出的。

结果,是市井之中也遍布桌椅。

从《清明上河图》看,摆放桌子板凳的地方多半是饭庄和酒家,而宋代餐饮业之发达则毋庸置疑。一般民众光顾的小吃摊供应馒头、馄饨、小菜和小酒,为达官贵人和暴发户服务的大饭店更是芳香四溢,水陆杂陈。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统计,当时杭州城内,仅市面上常见的菜式就多达三百三十五款,还不包括鲍、翅、熊掌之类。小吃店里和街头巷尾挑担叫卖的糕点、零食和甜品,则有七十多种。 〔38〕

但,各阶层都爱吃的,是包子。

包子就是有馅的馒头,据说是诸葛亮的发明,叫这名字则开始于宋,吃出花样来也在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二月丁酉太子诞生,真宗皇帝便蒸了包子遍赏群臣。王公大臣领回去掰开一看,里面的“馅”竟是金银珠宝。 〔39〕

这样的包子,也就他们赵家有。

达官贵人的包子也好生了得,豪门大族甚至有专门蒸包子的厨房。徽宗年间,有人买了一个小妾,自称是太师蔡京府上包子厨房的。那人很高兴,便让她蒸包子,她却推辞说不会。那人问:你既然是包子厨房的,怎么不会?

答:妾是包子厨房专管捋葱丝的。 〔40〕

呵呵,这才真是“低调的奢华”。

不过,如此食不厌精的蔡京最后却是饿死的。因为此人是有名的奸臣,所以在流放的路上有钱也买不到吃的。关于他的故事,施耐庵的《水浒传》说过,本中华史下一卷《王安石变法》也还要再说,这里且说苏轼。 〔41〕

苏轼是有名的吃货,东坡肉据说就是他的发明,弄不好便会中毒的河豚也是他的爱物。有一次,一个朋友备了河豚请他到家里来吃。一家人躲在屏风后面,想听这位“拼死吃河豚”的美食家做何评论,苏轼却只管吃不说话。正当大家感到失望之时,此公却喊了一句:也值得一死! 〔42〕

好嘛!时代精神不在刀尖,而在舌尖。

上图左为宋墓壁画中的包包子场景,右为宋代厨娘形象。均据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舌尖上的赵宋美不胜收,更值得一提的是服务。当时开封的各大酒楼,分工极为精细。一旦承办宴席,从布置会场到迎来送往都有专人负责。用孟元老的话说,就是“主人只出钱而已,不用费力”,就连“椅桌陈设”都不用操心。更让人满意的是,饭店也“不敢过越取钱”。 〔43〕

服务到位,讲究也多。比如南宋杭州的规矩,是客人进了酒肆坐下,店家要先下“看菜”,也就是样品。问清楚需求之后,再正式做出来上桌。样品其实也很精美,因此常常有外地人见了就下筷子,结果让店家暗地里嘲笑。 〔44〕

土包子,就是这个意思吧?

这一点都不奇怪。一方面,在王朝时代,所有时尚都由帝京领风气之先;另方面,两宋也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的城市经济繁荣期。这种繁荣的实况、原因和影响,将在第三章展开讨论。但可以肯定,变化是从首都开始的,影响也是从首都扩散的。京师,是全国城市的样板和标杆。

开封和杭州,当然最有话语权。

因此,那些“首善之区”的居民,便完全可以把自己看作城里人,把其他地方的统统看作乡下人,哪怕后者是封疆大吏,前者却不过是贩夫走卒和市井小民。 〔45〕

没错,他们是城市的主人,不管身上有没有刺青。

刺青者

宋人酷爱刺青。

刺青就是文身。这是世界各民族都有的习俗,我们也不例外。实际上,甲骨文的“文”字,就是“文身之人”的象形。也就是说,有文身的人,才有“文”这个字,也才有了文采、文艺、文化、文明等等一系列概念的诞生。

这可真是意味深长。 〔46〕

可惜人人身上刺青,却是在原始社会。这一点,世界各民族概莫能外。因此,正如本中华史《从春秋到战国》一卷所说,文身在华夏民族眼里是野蛮人的习俗,为先进文化和正人君子所不齿。只是到了宋,这种习俗才死灰复燃,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甚至成为英雄好汉的标志。

比如“九纹龙史进”。

“九纹龙史进”是梁山好汉中排位第二十三的“天微星”,“九纹龙”的诨名即来自其身上所刺的九条青龙。上图为明代画家陈洪绶所绘“水浒叶子”中的史进形象。第二排所列为甲骨文中的“文”字,也是纹身人的形象。甲骨文字形据《甲骨文编》。

史进当然是小说人物。但,施耐庵的《水浒传》显然比罗贯中和毛宗岗父子的《三国演义》靠谱。何况文身一事在宋代可谓史不绝书,甚至还有各种专业名称,比如刺青又叫刺绣,文身又叫锦体,文身师叫针笔匠,等等。

最夸张的,是“花腿”。

花腿就是从臀部开始,双腿刺青直到足部。当时开封的习俗,是每逢佳节便要游行。跟在妓女队伍后面的,多半是纨绔子弟。为这些轻薄少年牵马的,便是花腿。可见花腿其实是阔少和衙内的马仔。只不过,宋人并不可能裸着身体招摇过市,他们那布满刺青的臀部和双腿又给谁看呢?

更奇葩的是一个名叫葛清的荆州人,全身上下二十多处刺青全都是白居易的诗和画,号称“白舍人行诗图”。看来此人是白居易的铁杆粉丝,刺青只是为了刻骨铭心,因为能够欣赏到那些“诗画”的人也实在是为数不多。 〔47〕

除了刺青,还有刺字。

刺字的一般是军人,最有名的当然是岳飞。他的背上刺有“尽忠报国”四个大字,相传是他母亲所刺。可惜此事查无实据,就连宋代的野史都没有记载。也有人说所刺是“精忠报国”或“赤心救国”,刺字的人是他的部将。 〔48〕

不过,刺字明志的不止岳飞。南宋初年,抗金名将王彦的部下,脸上就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号称八字军。意向相反的则有仁宗时期的反政府军,他们脸上刺的是“义军破赵得胜”,宣示着推翻赵宋的决心。 〔49〕

这就非同一般,值得推敲。

众所周知,在脸上刺字,原本是一种刑罚,叫黥(读如情),也叫墨,目的是对人犯进行身份歧视和心理摧残,因此在西汉被文帝废除。此后,它成为一种私刑,主要用于逃亡的奴隶。北宋却制定了刺配法。但凡被判处流刑的,脸上都会刻有“刺配某州牢城”字样,比如宋江和林冲。

刺字的还有军人。

囚犯刺字在面颊,军人在额头,或者额头刺番号,手背刺姓名。这其实是把他们视为犯人,产生的社会影响将在第四章阐述。总之,军人自愿在脸上刺字,是表示了一种必死的决心;岳飞在背上刺字,则证明了他的忠贞不贰。 〔50〕

那么,刺青呢?

大约只能解释为“扮酷”了。事实上,喜欢刺青的或者是血性男儿,比如史进;或者是英俊少年,比如燕青。施耐庵甚至这样赞美燕青的文身:雪练也似白肉,刺了这一身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难怪泰山比武之时,他甫一脱衣便是万众喝彩;后来见了李师师,也把那名妓迷得神魂颠倒,忍不住用纤纤玉手在他身上轻轻抚摸。 〔51〕

这是一种审美的态度。

审美的对象,是人体。

对人体美的欣赏从魏晋时期就开始了。只不过,魏晋崇本色,隋唐重时尚,两宋爱刺青。魏晋的追求,是玉树临风楚楚动人;隋唐的讲究,是“画眉深浅入时无”。两宋则兼而有之:要求“雪练也似的白肉”“刺一身遍体花绣”。前者是魏晋之遗风,后者是隋唐之变异,二者融合为刺青。 〔52〕

一半魏晋风度,一半盛唐气象,即为两宋之美。

因此,宋人也爱大自然。

这是士大夫的审美。他们是不文身的,宗室的刺青更为朝廷所明令禁止。毕竟,文身并不符合儒家的礼教传统。史进的父亲就曾这样吐槽:母亲说他不得,怄气死了,老汉只得随他性子。很有些自责“教子无方”的意思。 〔53〕

于是,无法也无意欣赏刺青的士大夫,便将审美的目光投向了田园和山水。这一方向是魏晋名士开辟的,但主要表现于诗。无论陶渊明的“鸡鸣桑树颠”,还是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都堪称清水芙蓉,冠绝一时。 〔54〕

绘画方面却乏善可陈。当时的所谓山水,主要是作为人物和事件的背景而存在,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水平和成就都很低。唐代画家的关注点,也仍在人和物,比如周昉之仕女图,韩幹之牛马画,阎立本之帝王像。只有五代后梁的荆浩,才可以说开了中国山水画之先河。 〔55〕

范宽《溪山行旅图》是宋代山水代表作之一,绢本设色,纵206.3厘米,横103.3厘米。画面气势恢宏,飞瀑直下,林间可见旅人。

但,蔚为大观,是在宋。

宋的山水画无疑是一个高峰。无论关同之峭拔,李成之旷远,范宽之雄杰,都鼎峙百代,超越千古。据说,三家都学荆浩,都具有写实性,因为荆浩是写生的。董源也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这才栩栩如生。 〔56〕

问题是,宋代山水画很真实吗?

也许吧!表面上看,关同画的就是河朔,李成画的就是齐鲁,范宽画的就是关陕,董源画的就是江南。问题是,中国画从来就不满足于外在的形似,更追求内在的气韵。因此他们笔下的山水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是一种移入情感见其大意的想象的真实,心理的真实,甚至幻觉的真实。

更重要的,是情趣。

情趣恐怕是可以讨论的。的确,在宋代山水画中,人与自然极为亲近,甚至融为一体。那样一种宁静,可以说如入无人之境。即便有负薪樵夫或泛舟渔父点缀其中,也非劳动的颂歌,更看不到人间疾苦。能够感受到的,只有理想化和审美化了的画面,以及懒洋洋、慢悠悠的田园牧歌。

这样一种情趣,只属于新时代的新主人。

这个新主人,就是庶族地主阶级。

庶族地主阶级成为中华帝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坐稳江山,则是在宋。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的,大批的世俗知识分子通过科举,由野而朝,由农而仕,由乡村而城市,由地方而中央。宦海沉浮之中,他们的人生往往大起大落,布衣而卿相,卿相而布衣。

于是,丘山溪壑,渔樵闲话,野店村居,对于他们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得意时,是他们情感的补充;失意时,是他们心灵的归宿。因此,那些精明的商家便会将自己的茶楼酒庄设计成园林式建筑,甚至村落之景,以此媚雅。 〔57〕

这样一种心态,可以由一首词来代表: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58〕

这首词的作者王禹偁(读如撑)出身农家,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及第,是典型的新时代知识分子。前面所说此类人物的心理状态、复杂情感和对山水田园的态度,词中也应有尽有。因此,这首词是可以与宋代山水画并读的。只要读懂其中之一,就能读懂宋,以及那些情绪。

当然,也会读懂“景德”这个年号或年头。

景德镇

景德是北宋第三任君主真宗的年号之一。这位皇帝在位二十六年,很做了几件有影响的事,比如与契丹签订维持了一百多年和平的澶渊之盟(澶读如馋),进行中华帝国史上最后一次封禅,确定天廷最高的神是玉皇大帝。另外,他还发现赵家的远祖叫赵玄朗。结果,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个方位神,便有一个(玄武)被改名为真武。

与景德年号有关的事情是:今天江西省某地,由于官窑烧制的瓷器底部有“景德年制”字样,被称为景德镇;禅师释道原撰写的禅宗史,因为完成于景德元年(1004),被称为《景德传灯录》。前者关乎瓷器,后者关乎禅宗;而能够把这两件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之事联系起来的,则是茶。

茶、禅、瓷器,都是两宋文明的标志性符号。

那就先说茶。

茶与禅的关系,我们在《禅宗兴起》一卷中其实已略有介绍。它们都兴盛发达于唐,也都是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与科举的兴起正相同步。 〔59〕

然而“茶禅一味”的观念,却产生于宋。写下这四个大字的,是两宋之际赫赫有名的克勤禅师。其真迹在南宋时期被日本茶道的开山鼻祖荣西高僧带回东瀛,现在作为镇寺之宝珍藏在奈良大德寺。这就至少证明了两点:

一、日本的茶道源于中国的两宋。

二、禅的味道,就是宋代茶的味道。

奇怪!难道时代不同,茶味也不同?

正是。我们知道,茶树虽然是中国土生土长,也早为我国的植物学家和医药学家发现,却因为茶汤有明目、提神和醒酒等功能,长期以来是做药用的。饮用,是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大行其道者,则是禅院、禅师和参禅的人。

此后,茶便成为中国特有的传统饮料,甚至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物和代名词。其过程,则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流行于唐,大盛于宋,普及于元。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元代杂剧中常常出现的说法。 〔60〕

不过,像今天这样用开水冲泡散条形茶叶,是明代以后的事情,此前的饮茶方式则五花八门。比如,用开水煎煮茶叶叫“煎茶”,用开水冲泡茶末叫“点茶”。唐代的煎茶还要放米、奶、盐、姜、葱和香料,相当于麦片粥。 〔61〕

茶味,当然各不相同。

那么,宋代的茶,什么味道?

诗的味道。

唐诗如酒,宋诗如茶。事实上,宋诗无法获得唐诗宋词的崇高地位,固然由于后者无与伦比,自身又有爱发议论爱讲道理的毛病,也因为不够刺激。其实宋诗不乏佳作。比如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和“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就不输唐人。 〔62〕

但,味道总归是淡。比如: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63〕

唐诗浓烈,宋诗淡雅。

这种淡雅倒是与山水画相一致。比如范成大的诗: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这不就是宋画中常见的田园牧歌吗? 〔64〕

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禅。正如我们在《禅宗兴起》一卷中所说,自从百丈怀海进行了宗教改革,参禅与农耕就难解难分。禅院的僧侣固然要参加劳动,耕读为本诗书传家的士人也不妨从中悟得般若智慧,哪怕农作不过做做样子。

只有喝茶,是当真的。

宋代上流社会的饮茶极其讲究。比如点茶,便先要用纸将茶饼包好捶碎,再用碾子磨成细末,然后用茶罗筛。筛出来的茶末放进茶盅,加沸水少许调成茶膏。茶膏调匀,再用沸水冲成茶汤。这时,要用茶筅(读如显)轻轻敲击,直到产生泡沫。泡沫叫汤花,也叫云脚,要求鲜亮雪白,到达苏轼所称“汤发云腴酽白,盏浮花乳轻圆”的效果。 〔65〕

茶香飘逸,汤花轻溅,水雾朦胧,这是什么境界?

原图为山西汾阳金墓壁画,画面中右侧人物所执即为茶筅。据《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临摹图。

宋代瓷器的境界。

似乎不必细细讨论五大名窑或八大名窑,宋瓷的成就毋庸置疑。它甚至和宋词一样成了专有名词。人们只要提起词或瓷器,首先想到的就是宋。也就是说,这两种艺术样式在宋代都达到了自己的顶峰,让后世无法企及。

实际上宋词与宋瓷也不乏相似之处,那就是与唐诗和唐三彩相比,态度更平和,而工艺更考究。比如景德镇瓷器的要求,就是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瓷器艺术典雅古朴、澄明浑然、细洁莹润、包容自在的美学风格,在宋瓷那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爱不释手。 〔66〕

关键,还是审美态度。

跟宋词一样,宋瓷的风格也是多样的。虽然总体上可分为青瓷、白瓷和黑瓷三大体系,实际上却精彩纷呈,或灿若朝霞,或碧似湖水,或凝如羊脂。有诗为证:

宋代瓷器青白黑,兼重釉质与釉色。

均窑釉厚海棠红,定窑胎薄象牙白。

弟窑光照梅子青,哥窑断纹如冰裂。

汝窑雨过正天晴,官窑托出春江月。

更喜景德镇中炉,世界瓷都成一绝。 〔67〕

这首诗,要用古韵读才有味道。

但,尽管宋瓷是人间最美的器物,却并不高高在上或拒人千里之外,反倒多为生活用品,同时又极具内涵。这就只能用时代精神来解释了。也就是说,宋有着与唐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和追求,那就是:世俗、平和并雅致地活着。

这样看,全国都是景德镇。

的确,宋人比唐人更享受生活,尤其是士大夫。唐代的诗人会借着酒劲,唱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怀才不遇的满腹牢骚。宋代的词家却不一样,哪怕官场失意,也照样与三五友人围炉品茗,参禅论道。拍案而起,击节而歌,恨不能“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也有,但要到靖康之后。 〔68〕

即便到那时,也“直把杭州作汴州”。 〔69〕

这就是宋给人的初步印象:无病呻吟的文人词,一碰就碎的细瓷器,宁静悠闲的山水画,琢磨不透的禅,以及需要细细品味的茶。与汉和唐相比,宋显得文质彬彬。

能表现出雄风的,似乎只有刺青。

但这是不全面的。即便宋词,就并非只有柳永、晏殊和欧阳修,也有苏轼、陈亮、辛弃疾。何况宋代还有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兵器工业,岂能只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实际上,宋文明是一个极为兼容的复合体,或者相当和谐的矛盾体。仅以词而言,便豪放与婉约并存,典雅与俚俗兼有。展示于瓷器,是既有流光溢彩如均窑,又有含蓄莹润如汝窑。表现在舌尖,则既有美食,又能品茶。难怪他们的城市既是田园的,又是市井的;既有勾栏瓦舍,又有数不清的书店,以及可以清修的寺院和高耸入云的宝塔。

宋,大雅大俗。

那么,究竟是怎样一伙人,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缔造了这样一个王朝和时代?

第二章

新政权

陈桥兵变

缔造大宋的是一伙军阀,头子叫赵匡胤。

赵匡胤就是宋太祖,而军阀总是被文人看不起。太祖征伐南唐时,后主李煜派了文臣徐铉(读如炫)去见他。徐铉以为文化可以抵抗武化,竟吟颂起李煜的《秋月》来。

太祖哈哈大笑:这种酸溜溜的文人腔,朕可看不上。

徐铉反唇相讥:想必陛下更有佳作。

宋臣全都变了脸色,太祖却不紧不慢:朕戎马一生,不大吟诗作赋。有次喝醉了酒,睡在田野里。一觉醒来,只见明月当空,两句诗便脱口而出。徐卿愿意听听吗?

徐铉说:愿闻其详。

太祖朗声吟出:未离海底千山暗,才到天中万国明。

徐铉五体投地。 〔1〕

李煜也很快就光着膀子向宋军投降。作为战俘的他被带到开封以后,曾经以极为沉痛的语气回忆了当时情景: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2〕

这当然很有戏剧性。

赵匡胤的称帝建国,就更是。

那是建隆元年(960)正月初四的黎明,睡梦中的赵匡胤突然被弟弟赵匡义和幕僚赵普叫醒。当时,他的职务是五代最后一个中原王朝后周的殿前都点检,也就是皇帝亲兵的总司令,此行的任务则是抵抗契丹入侵。但,他头天晚上刚刚走到周都开封四十里外的陈桥驿,第二天就出事了。

被惊醒的赵匡胤走出驿门,只见三军将士金盔铁甲明火执仗,喧哗之声倒海翻江。他们拔出刀来高声喊道:愿奉太尉为天子!然后不由分说便将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再拜倒在地,山呼万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 〔3〕

从此,黄袍加身便成了称帝的代名词。

但,此案可疑。

首先是时间。兵变之后,军队当天就回到了开封,后周留守的官员们也当天就承认了政变,并在黄昏时排出了新政府的组成名单。赵匡胤更是毫不客气,当天晚上就在崇元殿登上皇位,并于次日宣布改元改国号,大赦天下。 〔4〕

所有事情一天搞掂,这也未免太快了吧?

其次是过程。

事实上陈桥兵变之后,赵匡胤和他的部队在名分上就成了反政府武装力量。然而他们进入开封城,却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赵匡胤也如同上班似地回到官署,尽管在见到宰相范质时哭了一鼻子。总之,事情非常顺利,一个翰林院的官员甚至当场就从袖子里掏出了后周恭帝的让位制书。 〔5〕

奇怪,这文件哪来的?

恐怕跟那来路不明的黄袍一样可疑。

更可疑的是,之所以有陈桥兵变,是因为赵匡胤要率军抵抗契丹入侵。既然如此,他称帝之后就该另选统帅并进行部署。可惜没有。契丹和勾结契丹的北汉也不见踪影,据说是自行遁逃,原因不明,也没人深究。 〔6〕

显然,陈桥兵变绝非突发事件,反倒是精心策划各方配合之有预谋的军事政变。就连北汉勾结契丹入侵,也都是编造出来哄骗七岁的周恭帝和他母亲那妇道人家的。 〔7〕

问题在于,谁是主谋?

赵匡胤当然不会承认。欺负孤儿寡母的事,总归不地道也不光彩。宋代的史臣同样也不会让他承认,反倒要帮他极力遮掩。比如司马光对陈桥兵变过程的记录,便有“太祖固拒之,众不听,扶太祖上马,拥逼南行”的字样。 〔8〕

好一个“拥逼南行”!皇帝也可以这样对待么?

“拥逼南行”见于司马光的笔记《涑水记闻》卷一,这里摘录的取自《四库全书》本。《涑水记闻》为司马光晚年退居乡野所著,可视为对《资治通鉴》的补充。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恐怕都不能。

实际上赵匡胤是在演戏。说到底,他就是总编剧、总导演和男一号。这一点,弟弟赵匡义和幕僚赵普都心知肚明也配合默契。人前,他们都说太祖当皇帝是被逼的,甚至自己也是拥逼者之一。但到说私房话时,就难免暴露真相。

事情发生在赵匡胤称帝三年以后,原委则是太祖要授予一位重臣以兵权,遭到赵普的坚决反对。赵普甚至借口手续不够完备,将皇帝已经签署的命令扣下。太祖很不理解地问赵普:你何苦疑神疑鬼!他不会对不起朕。

赵普反问:陛下怎么就能对不起周世宗?

太祖无语。 〔9〕

周世宗就是周恭帝的父亲柴荣。赵匡胤如果只是陈桥兵变的“胁从”,他就该回答:我对不起周世宗,不都是你们逼的吗?为什么不这样说呢?因为他就是主谋。 〔10〕

而且说实在的,他这一招也没什么创意,几乎是山寨了老前辈郭威的故事。郭威原本是后汉的邺都(今河北省大名县)留守,由于功高盖主为后汉隐帝不容。血气方刚的隐帝派人到邺都去杀他,派去的人反倒站在了郭威一边。结果是郭威以“清君侧”的名义杀回了开封,隐帝则在混乱之中被人弑杀。被郭威请出来维持局面的,只能是太后。 〔11〕

但这局面,又岂是那位太后维持得住的?

郭威想不当皇帝,都不可能。

后面的情节就简直是陈桥兵变的彩排:都是先有消息说契丹入侵,报信的也都是今天河北省境内的镇州和定州,还都是走到半路就兵变了。不同的是,那次兵变在澶州(澶读如馋,今河南省濮阳县),理由则更加充分:他们此前已经造过一回反了,不如革命到底。当然细节也更为真实:加在郭威身上的黄袍是临时扯下的一面黄旗。 〔12〕

于是,郭威成为后周的太祖。

身为后周皇帝亲兵总司令的赵匡胤,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故事。照抄一遍,也不会有人指责他剽窃。现在唯一无法弄清楚的是:他在何时起了这念头,又是如何部署的?我们只知道,赵匡胤还在开封时,城内就议论纷纷流言四起,都说军队只要一出城,就会发生兵变,立他为天子。

赵匡胤也听说了,急得在家里团团转。

这可能是作态,是犹豫,也可能是紧张。总之,一个女人帮他做了决断——赵匡胤那面如铁色的姐姐从厨房里冲了出来,拿着擀面杖边打边骂:男子汉大丈夫,有了事情就该自作主张,跑回家来吓唬我们女流之辈干什么! 〔13〕

好嘛,一棍打出个宋太祖。

这恐怕只能姑妄听之,大宋的太祖皇帝可不是什么棍子能够打出来的。相反,赵匡胤自己就是棍子,据说还发明了双节棍。尽管他并不那么光彩地抄袭了郭威,他的宋却不是郭威的周,也不是之前的后汉、后晋、后唐、后梁。

的确,宋是残唐五代的终结者。从黄巢之前的庞勋起义算起,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动乱、分裂、民不聊生,由于宋太祖和他臣僚以及继承者的努力宣告结束。代之而起的,是经济繁荣、思想活跃、科技发达、社会稳定的新时代,尽管这个王朝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版图最小,后来还只有半壁江山,最后被北方兴起的蒙古人灭亡,等等。

更重要的是,这并不容易。

事实上,赵匡胤接过了后周的政权,也接过了一个烂摊子和一大堆问题。比方说,如何恢复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帝国的财政收入?如何结束诸侯割据的纷争局面,实现天下的重归一统?如何对付五十年前强大起来的契丹,收复被他们夺去的北方重镇?当然,核心的核心,是保证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和千秋万代,避免重蹈五代覆辙,成为第六个短命的政权。 〔14〕

那么,宋太祖他们,又是怎样做到的呢?

约法

据说,赵匡胤同意称帝,是讲了条件的。

条件讲在“拥逼南行”之时。当时赵匡胤勒住了马,对兵变将士说:你们贪图富贵,硬要立我为天子。那好,我有号令,能听从吗?如不能,就地解散,我们各奔前程。

兵变将士一齐下马说:唯命是从。

于是赵匡胤约法三章:小皇帝和老太后是我旧主,不得惊犯;众王公和诸大臣是我同僚,不得凌辱;朝廷府库和老百姓家,不得侵掠。遵命者赏,违法者斩,做得到吗?

众将士异口同声:诺! 〔15〕

赵匡胤这才“勉为其难”地当了皇帝。

这当然是事先就设计好了的剧情和台词,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此前那些篡夺政权的野心家,往往许诺进城之后放纵士兵掠夺,以此诱使军人参加政变。赵匡胤却反其道而行之。这就不但雄辩地证明了陈桥兵变是他主谋,也证明此人并非一般的军阀,而是有着深谋远虑的政治家。至少他明白一点:夺天下可以靠武力,保政权却要得人心。

宋能延续三百多年,并非没有道理。

已经无法知晓,赵匡胤什么时候思考了这些问题。但可以肯定,这绝非他一时兴起。因为他不仅在政变之时对部下严加约束,更在即位之后对自己无法预测是贤是愚、是仁是暴的子孙后代,立下了严厉的祖宗家法。

那是一个神秘兮兮的故事。据说,赵匡胤在太庙寝殿的密室里,立了一块四尺宽、七八尺高的石碑。所有的新皇帝即位,都要在禀告列祖列宗之 后,进入密室诵读碑文。随同新皇帝走到碑前的,只能是一个不识字的小宦官,其他人则必须远远地肃立恭候。新皇帝跪下来默诵完毕,便牢记在心并身体力行。如有违反,据说就会天打五雷轰。

太祖之后北宋的八位皇帝,应该都履行过这种宗教仪式般的手续;而那块石碑的神秘面纱,则由于金兵攻陷宋都启封密室而被揭开。原来上面镌刻的,也是约法三章:

一、保全柴氏子孙(即后周皇族);

二、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

三、不加农田之赋。 〔16〕

碑,现在已经找不到了。碑文,后人也记载不一。就连有没有这块碑,也都成问题。但,赵匡胤“祖宗家法”的真实性,应该无可置疑。因为北宋的皇帝都基本上做到了保全柴氏子孙和不杀士大夫两条,太祖有此家法更是两宋朝野的共识。因此即便有皇帝想杀人,也会受到抵制。

比如宋神宗。

神宗画像选自故宫南熏殿旧藏宋代帝后画像轴。

宋神宗赵顼,北宋第六任皇帝,为宋英宗长子。神宗年间王安石当权,推行“熙宁变法”,即下卷中华史重点讨论的“王安石变法”。

神宗就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那个皇帝,由于年轻气盛而难免冲动。有次因为陕西用兵不利,要杀一个小官。不过他也知道这件事并不容易,所以第二天上朝的时候,就特地向宰相问起:朕昨天批示要杀的人,执行了没有?

宰相答:正要上奏。

神宗说:怎么,有疑点吗?

宰相答:祖宗家法不杀士人,臣不愿陛下破戒。

神宗沉默良久,然后说:那就脸上刺字,流放。

这时,站在旁边的中书侍郎章惇(读如敦)说话了。

章惇说:那还不如杀了他。

神宗问:什么意思?

章惇答:士可杀不可辱。

神宗声色俱厉:让朕快意的事,一件都做不得吗?

章惇面不改色:如此快意,不做也好。

神宗只好把一口气咽进肚子里。 〔17〕

难怪太祖会说:你们以为当皇帝容易呀? 〔18〕

其实,没有哪个统治者是观音菩萨,也没有哪个统治者不喜欢随心所欲。能够像宋太祖和他的继承者那样,为了长远利益而克制自己,在那个时代就算很不错了。

不妨再举一例。

有一次,太祖皇帝在园子里用弹弓打麻雀,一个名叫张霭的监察官员却紧急求见。原本兴致勃勃的太祖,只好放下弹弓接见了他。然而此人说了半天,全都是鸡毛蒜皮。于是皇帝勃然大怒:你说的事有那么急吗?

张霭说:总比打麻雀急一点。

太祖气得发抖,拿起斧柄就敲落了张霭两颗牙齿。

张霭却慢慢弯下身子,捡起牙齿放在袖中。

太祖冷笑:怎么着,拿去做证据控告朕吗?

张霭答:告是告不了,但史官会记录在案。

太祖只好赔礼道歉。 〔19〕

显然,太祖赵匡胤脾气并不好,自尊心也强,更不认为臣僚可以跟皇帝平等。但是他有追求,希望长治久安;也有敬畏,害怕留下骂名。所以,他比其他军阀头子克制。

如果不克制呢?就变成五代之后第六代了。

因此,太祖皇帝能克制就克制,他的臣僚比如赵普也能坚持就坚持。有一次,赵普推荐一个人任某职。申请报告交上去,太祖不批。第二天,又交同一份报告,又不批。到第三天,推荐如故,气得皇帝将奏折撕碎,扔到了地上。

赵普却面不改色,一片片捡起来。

过了几天,撕碎的奏折被粘贴完整再次送达御前。

太祖也只好没了脾气。

又一次,还是为了任命,皇帝跟宰相顶起来。

太祖说:朕就不批,你能把我怎么样?

赵普说:有罪当罚,有功该赏,古今如此。何况刑罚也罢奖赏也好,乃是天下之刑赏,不是陛下一个人的,怎么能以个人好恶来决定贬责和升迁呢?

太祖大怒,站起来就走。

赵普则不紧不慢亦步亦趋跟着走。太祖走进宫里,赵普就站在门口,一站就是半天。太祖又只好没了脾气。他派人从宫中传出话来:朕准了,照宰相的意见办。 〔20〕

此事在历史上一直传为美谈,其实却恰恰证明,帝王就是帝王,大宋也不是什么法治国家,赵匡胤的祖宗家法更不具有“宪章”的性质,反倒是专制的铁证。因为这故事和那约法的潜在前提是:皇权无限制。皇帝真要杀人,或者硬不批准某项任命,天下人也奈何他不得,只能忍着。

赵匡胤,只不过碰巧选择了开明专制。

同样碰巧的是,他也有人情味。

说起来赵匡胤也是性情中人。他当了皇帝以后,仍常常到臣僚家里串门。去得多的是赵普家,以至于赵普退朝之后都不敢换衣服。某夜漫天大雪,太祖居然也推门而入。始料未及的赵普刚刚换了便衣,狼狈不堪,皇帝却毫不在意地大喊“嫂子烤肉来吃”,结果是君臣相谈甚欢。 〔21〕

这样人性化的管理,当然很得人心。

明代宫廷画家刘俊绘制的《雪夜访普图》表现了“雪夜访普”的历史场景。在这幅图中,赵匡胤和赵普都坐在榻上,可见当时虽然已经有了椅子,却并不盛行。此画为绢本设色,纵143.3厘米,横75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不过如此随意,有时也会让臣僚紧张。又一次,太祖突然来到赵普家,只见屋檐下放了许多坛坛罐罐,都是吴越王从杭州送来的。太祖说:海货可是好东西,打开看看。

打开一看,全是金子。

赵普跪下来磕头:臣实不知情,否则就奏闻陛下了。

太祖却哈哈大笑:无妨,尽管拿去用。那些家伙,还真以为国家大事都是你们这些书生在做主呢! 〔22〕

这才是一语道破天机。

事实上,无论赵宋皇帝怎样善待宰相和大臣,都不意味着他们会割让皇权。恰恰相反,先集地方之权于中央,再集中央之权于皇帝,才是他们真正要做的事;而要实现这一政治改革的目标,又首先要限制和分割宰相之权。

集权

相权与皇权的矛盾,由来已久。

矛盾是从汉武帝开始的。帝国制度创立之初,统治者或重法术,或贵黄老,都主张君主无为、臣僚执政,因此皇帝和宰相的责权利也很明晰:皇帝是国家元首,象征着天下的统一和主权;宰相是政府首脑,由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执掌行政、军事和监察权,实际管理国家,并向皇帝负责。相府和皇宫各就各位,不相混淆。 〔23〕

然而这个制度让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不能满意,于是用大司马为魁的内朝架空丞相为首的外朝,皇帝实际上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一身。这种做法对皇帝的要求很高。皇帝如果由于种种原因不具备执政能力,大权就会落入外戚、权臣甚至宦官手里,汉帝国也最终因此而灭亡。

隋唐吸取两汉的教训,重新建立了宰相制度。相权仍然存在,但被分割为决策、审核、执行三个环节,对应地产生了中书、门下、尚书三个部门。中书门下合为政事堂,称为政府,以取代两汉的相府。政府组成人员是有权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们都是宰相。不像西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都只有一人。

换言之,汉有国务总理,唐只有国务委员。

显然,唐代制度设计的目的是分割削弱相权,然而实际情况却事与愿违。为了提高效率,尚书省负责人退出政事堂会议,成为纯粹的执行者;中书和门下则合并办公,不再相互制衡。再加上宰相人数没有一定之规,结果就出现了李林甫和杨国忠大权独揽的局面,安史之乱随之而起。

结论是:汉制和唐制,都有问题。

所以到了宋,就得改制。

改制的办法,是横一刀,竖两刀,再补一刀。横一刀就是把宰相分为两等,一等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一品,为正宰相。其次叫参知政事,正二品,为副宰相。参知政事与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尚书左丞、枢密使,都叫执政。宰相与执政合起来,叫宰执。这是唐代没有的。

竖两刀,就是把相权切成行政、军政和财政三块。行政权归政事堂,也叫政府、东府。宋代政府在名义上也跟唐代一样,由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组成。但门下、尚书两省形同虚设,只有中书省在宫中,政事堂也设在中书省,因此叫中堂。后世把相当于宰相的人叫作中堂,来历就在这里。

元代以中书省为政府,实行一省制,缘由也如此。

掌握军政权的是枢密院,也叫枢府、西府。枢密院的长官叫枢密使,副长官叫枢密副使。枢密使正二品,地位与参知政事相同,而且也是执政,因此又叫枢相。

政府和枢府,合起来叫“二府”。

财政权则划归三司,即盐铁司、度支司、户部司。三司的长官叫三司使,副长官叫三司副使。三司使的地位比执政略低,权力却不小,号称计相,三司则叫作计省。 〔24〕

计省、枢府、政府,各司其职;计相、枢相、宰相,互不统属。真正集大权于一身的,只能是皇帝。

这就叫“二府三司制”。

然而赵宋皇帝仍不满足,还要再补一刀,也就是让台官和垣官来制约宰相。台官就是监察官员,由于监察机关叫御史台,也叫宪台,所以御史叫台官。同样,由于言谏机关叫谏垣,所以言谏官员叫垣官。合起来,就叫台垣。

不过,台和垣在唐代是有分工的:垣官劝谏皇帝,台官监察官员。宋代却合为一体,统统用来对付臣僚。言谏监察官员如果上任百日无所弹劾,就要撤职,还要罚款。

表中横排为大类和具体官职名,竖排为执行机构名。

这就逼得台官和垣官没事找事,与宰相的关系更是极为紧张。的确,宰相们要办实事,台垣却要找麻烦,岂能不势同水火?显然,如此挑动臣僚斗臣僚,虽能维护皇权,却也后患无穷。王夫之甚至认为,宋代之所以“政紊于廷,民劳于野,境蹙于疆”终至“日削以亡”,即始于此。 〔25〕

可惜折腾完宰相,还要折腾官员。

宋代官制极为复杂,官员一般都有两个头衔,其中一个叫官,一个叫差,差遣的差,个别的还有职。职,就是授予高级文臣的清高头衔,比如学士或待制。大名鼎鼎的包拯被称为“包龙图”,就因为有“龙图阁直学士”之职。 〔26〕

那么,官和差又有什么区别?

官是用来定级别、领俸禄、穿衣服和算资历的,所以叫正官、本官、阶官、寄禄官。宋代,做此官则行此礼,也享受此待遇,却未必管此事。管什么事,要看差。

差就是差遣,也是实职,称谓则有判、知、权、直等等不一而足。担任实职,才有实权。比如在唐代,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中书令和门下侍中是当然宰相,宋代则还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是。甚而至于,中书令如果没有“判中书省事”之差,那就连中书省的事也不能管。同样,只要有此差遣,哪怕官衔是门下省的副长官,反倒管得。

这可真是云山雾罩弯弯绕。

问题是,宋代的官制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呢?

为了皇帝能牢牢掌握用人之权。比如某人并不称职,或者皇帝不喜欢他,又要体现对士大夫的优待,那就只升他的官而不给差遣。相反,如果皇帝要重用某人,又不能破坏论资排辈的规矩,那就给他实权,不升他的官阶。

一手官衔,一手差遣,皇帝岂非左右逢源?

后果却很严重。

弊端之一,是一大堆官员没有事做,同时又有一大堆事情没有人做。因为三省六部二十四司,虽然名义上都有正式任命的官员,但如果没有差遣,就不能管事。他们也不清楚该做什么,只能闲着。结果是:事之所寄,十亡二三;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朝廷内外,一片混乱。 〔27〕

因此,宋代行政效率颇低。有一次,太祖皇帝想要一个熏笼,却好几天都送不来。皇帝便问:这是怎么回事?

臣僚答:在走程序。

太祖大怒:我在民间时,几十块钱就能买个熏笼,贵为天子反倒数日而不可得,简直岂有此理!

赵普只好打圆场:定这程序,是怕后代奢华。 〔28〕

就事论事,赵普未尝没有道理。但,庞大的机构,复杂的关系,势必造成政出多门或相互推诿,甚至拆台。比如景德四年(1007),一个名叫杨士元的人就同时接到两份不同的任命:中书省让他到凤翔府(治所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当二把手,枢密院却任命他为大内香药库总监。此事最后如何处理不得而知,但中央政府大摆乌龙却不能不说是弊端。 〔29〕

另一个弊端是人浮于事,冗员满朝。皇帝不知天下有多少官吏,就像民国某军阀弄不清自己有多少小老婆。宋代经济繁荣却又财政困难,这是原因之一。同样糟糕的是,由于包括宰相在内的所有官员都找不着北,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临时工,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之风弥漫于官场,挥之不去。

然而历代皇帝都不以为非。因为赵宋革新的核心,就是强化皇权。这才是没有明确说出来的祖宗家法,赵匡胤的继承者们却都心领神会。所以在监察部门之外,还有直属皇帝的考核部门,起先叫磨勘院,后来叫审官院和考课院,分别对付京朝官和地方官;神宗时则改为东院考核文官,西院考核武官。宋代的官,并不那么好当。 〔30〕

奇怪的是,中国读书人热衷于当官,却既不在汉,也不在唐,而在宋。汉有投笔从戎,唐有挂冠而去,宋代官迷却如过江之鲫。视功名为浮名如柳永,最后也会求官。

于是,就有了官本位。

官本位

官本位恐怕是从宋开始的,以后则愈演愈烈。

什么叫官本位?本位的意思,原本是指货币制度的基础或货币价值的计算标准,比如金本位、银本位。如此,则官本位就是以官员身份为价值标准了。难怪宋代称谓,皇帝叫官家,丈夫叫官人,顾客叫客官,观众叫看官,几乎弄得无人不官。官本位,是宋代最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

这也并不奇怪。一个东西成为本位,有两个条件。首先必须有价值,或者被认为有价值;其次要辨识度高,而且可能拥有。帝国时代,君至贵而民至贱。贱民无价值,皇帝又高不可攀,所以既不会有君本位,也不会有民本位。最适合成为本位的,正是皇家与小民之间可望可即的官。

问题是,官成为本位,为什么在宋?

也有好几个原因。

首先是宋代官员之多远胜前朝,其次是待遇之高也远胜前朝。俸禄丰厚且不说,受到祖宗家法保护,永无杀身之祸也让人羡慕。但更重要的,是成为官员比以前容易多了。

容易是因为科举。

科举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作用,是打破了门阀士族对仕途的垄断,彻底改变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不合理状态。此后,从理论上讲,一个农家子弟只要肯读书,便有可能由布衣而卿相,顷刻之间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正所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这让多少中下层知识分子欢欣鼓舞!

但,真正实现这一梦想,却不在唐,而在宋。

这里面又有多种原因。

第一,考试内容变了。唐代进士科是要考诗赋的。这就不但要有天分,有才华,还要有修养,而大多数家境贫寒的士人很难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王安石变法以后,儒家经学成为官方唯一指定内容,大门终于向所有人敞开。

第二,读书变得容易,这当然要拜印刷术所赐。雕版印刷虽然是唐代发明的,大量印刷各类图书却是在宋。由于批量生产,书价降低,受惠者便是寒门。福建甚至出现了盗版的科考复习资料,以至于这化外之地竟人才辈出。 〔31〕

第三,宋代科举录取人数极多,太宗淳化三年(992)竟达一千三百多人。即便经年累月屡试不中,也不至于就老死科场,因为可以按照太宗皇帝发明的“特奏名制”赐予科班出身。当然,也就不会出现黄巢那样愤而造反的事。

第四,宋代科举考试相对公平。正如《隋唐定局》一卷所说,唐代王公大臣和社会贤达是可以推荐人选的,叫“通榜公荐法”。腐败严重时,竟然暗箱操作内定名单。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赵宋官方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规定,包括:

任何人不得推荐候选人;

权要的子弟亲属参加考试必须公开申报;

殿试实行誊录制,试卷另外誊写,不注姓名;

在职官员单独考试。

更重要的是,宋代进士待遇更高。唐代科举及第之后还要通过吏部组织的公务员考试,宋代则只要通过殿试便立即授予官职,叫“榜下即用”,又称“老虎班”。仁宗皇帝更是规定参加殿试的一律录取,只排名次,以免落榜生流离失所或无颜还乡。显然,这又是为了体恤那些寒士。 〔32〕

及第进士的前程更是远大。从真宗皇帝开始,这一身份便成为担任宰相的必备条件,就像汉初的宰相必须先有军功并且封侯。也就是说,汉是封侯拜相,宋是及第拜相。宋重文治,汉尚武功,已是昭然若揭,毋庸置疑。

科举进仕是谓“登科”,“登科录”记载了每次科举考试的录取名单。这是宋宝祐四年的登科录,第一甲第一名(即状元)为文天祥。可以看到,登科录中记录了该举子的详细个人信息和家族历史源流。

同样,宋代皇帝之尊重读书人,也可谓前越汉唐,后逾明清。从太祖和太宗开始,历代皇帝在殿试之时,往往亲临现场,甚至亲自阅卷。宣布进士排名时,皇帝和公卿都会行注目礼。状元从皇宫走到街头,更是万人空巷。当时有人评论说:即便收复了契丹夺去之地,也不会这样荣耀。 〔33〕

更疯狂的是榜下捉婿。

这也是宋代社会生活的一大奇观:每到放榜那天,京城的达官贵人和富商豪门就会倾巢出动,守候在新科进士走出皇宫的路上,从那些穿绿衣服的新贵们当中挑女婿。有些位高权重或者财大气粗的,甚至抓住一个就往家里拖。他们的女儿也坐在车里东张西望,看见中意的便让父亲去抢。正如王安石所说: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

欧阳修,就是这样成为一位副宰相之女婿的。

范仲淹则帮过晏殊的忙。他在殿试之前就向晏殊的夫人推荐了一个名叫富弼的秀才,富弼也果然中了状元,后来还成为宰相。这就叫榜前择婿,品位比榜下捉婿高。但,无论榜前还是榜下,看重的都是有没有仕途上的前程。

说到底,还是官本位。

这其实也是时代特征:汉代重军功,魏晋重门第,隋唐重勋爵,两宋重学历。不能金榜题名,就没有高官厚禄,反之亦然。正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34〕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也不形成于汉,在宋。

事实上,官僚政治的真正成熟正是在宋代。尽管从理论上讲,支撑帝国大厦的是中央集权、官员代理和伦理治国三大支柱,但从秦汉到隋唐,最高统治者对于后面两条仍然重视不够。结果,皇权被玩弄、觊觎甚至篡夺,窃国大盗包括跋扈的外戚,垂帘的女主,割据的藩镇,捣鬼的宦官。 〔35〕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凭借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的赵宋官家也终于意识到,最靠谱的,是由儒家思想武装起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文官。作为个人,他们既没有雄厚的社会基础,也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根本就造不了反;而儒家忠君爱国的主张,又让他们不生此念,不作此想。说得直白一点,科举官员并不想黄袍加身,只想永保富贵,而他们的青云直上和飞黄腾达,又只有君临天下的皇帝能够给予。

宋代大兴科举,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要依靠,就得抬举。于是,赵宋官家便不惜成本地提高文官待遇,倡导读书做官论,由此在全社会形成了官本位的观念。这种风气虽然在现代社会颇遭诟病,当时却未尝没有积极意义。否则,也不会至今死而不僵。

意义之一是保证了帝国的长治久安,从宋开始便不再有国家分裂的局面。元明清都是天下一统,明清两代也都国祚绵长,这不能不归功于两宋奠定的基本国策。

其次是促进了科技进步和文化繁荣,尤其是图书出版业兴旺发达。前赴后继的考生需要应试教材,层出不穷的官员需要工作指南,都让书商们大发其财。何况俸禄高政务少的官员还要吟诗作赋,出版诗文集。结果,就连满足市井小民需要的通俗读物,也都布满大街小巷的书店和地摊,或者在勾栏瓦舍出售,这是我们在下一章还要讲到的。

更重要的,是真正形成了士大夫阶层。

士大夫一词早就有了。但在前期,无论作用还是影响力都很有限。三公坐而论道,士大夫起而行之,士和大夫都不过是执行者。南朝梁武帝甚至放出话来:国家是朕的,关士大夫什么事?

宋代的情况则不同,士大夫俨然主人翁。

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甚至对自己的历史使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36〕

宋代士大夫,已成为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群体。

因此,他们还会要求与皇帝共治天下。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出自宋儒张载,是儒家历史上最广为流传的格言之一,哲学家冯友兰将之概括为“横渠四句”。这幅书法作品是现代草书大家于右任所书的“横渠四句”。

共治天下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两宋朝野的共识。

这句话,据说最早出自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四朝元老文彦博。熙宁四年(1071)三月,宋神宗与二府商议变法,遭到文彦博的反对。文彦博说:祖宗家法俱在,变法不得人心。宋神宗反驳说:老百姓衷心拥护,怎么能说不得人心,又为什么一定要听士大夫的?文彦博直言不讳:因为我朝共治天下的是士大夫,不是什么老百姓! 〔37〕

毫无疑问,这话有问题。没错,共治天下的确实不是老百姓。而且不要说宋,便是现代民主国家,也没有全民治国的道理。他们的办法,是把国家交给民选政府。但,难道因为民众不是治国主体,就可以不顾民心向背了吗?

文彦博逻辑不通。

然而此言一出,却并无纷争。宋神宗只是辩解说士大夫也有主张变法的,王安石同样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可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已无争议。只要士大夫与赵宋官家意见高度统一,就可以不管什么老百姓,似乎也无分歧。天下原本就不是老百姓的,能分一杯羹的只有士大夫。

这,恐怕也是当时朝中各派的共识。

事实上,王安石和文彦博以及司马光一样,都属于精英意识极强的士大夫群体。就连“以天下为己任”这话,恐怕也最早就是他说的。王安石,当然不会反对共治天下。

历史的转折点,也就在这里了。

我们知道,中国的士历来就有精英意识和使命感,所以曾子才会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而且曾子说得很清楚,任重道远,是因为以仁为己任,死而后已。可见先秦儒家自许的使命是精神性的。他们担负的是核心价值观的坚守和传承,天下的兴衰存亡则不在肩上。 〔38〕

王安石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却不同。除了一如既往地守护精神领域和价值世界,还要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可不是单靠他们一厢情愿就能成立的。没有最高统治者的同意、支持甚至邀请,王安石也好,文彦博也罢,都只能是自作多情。

那么,大权在握的皇帝们,会愿意吗?

会的,不会也得会。

实际上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皇帝们就已经意识到,如此庞大的帝国,绝不是他们一个人或一家子可以治理的。甚至就连“与朕共治天下”的话,也都有皇帝说过。但,被邀请来“共治”的主要是地方守臣,治理的也是民而非国。国事之权则宁可交给外戚和宦官,也不分给士大夫。 〔39〕

这就只能叫皇权代理,不能叫共治天下。

真正“共治”是在宋。宋代士大夫也像持有股份的公司高管,与皇帝肝胆相照,跟帝国荣辱与共,把天下事当作自家事,甚至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置身家性命于不顾。

比如韩琦。

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安阳人。仁宗天圣年间中进士。与范仲淹戍西北,称“韩范”。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人称“为相十载,辅佐三朝”。

韩琦是仁宗时期的宰相。仁宗皇帝去世时,由于自己没有儿子,继位的是被立为太子的赵曙,也就是英宗。英宗其实是仁宗叔叔之孙,身体也不好,很不受仁宗的皇后、此刻的太后待见,随时都有被废的可能。为了保住这可怜的皇帝和政局的稳定,韩琦只好话里有话地向太后施加压力。

有一天,太后向群臣说起英宗的病。

韩琦马上说:臣等平时只能在外间见到官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如果官家得不到照管,太后恐怕也不得安稳。

太后大惊失色:相公这是什么话!本宫当然用心。

韩琦说:那就好。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照管了。

同僚吓得缩颈流汗。有人问韩琦:会不会太过分了?

韩琦却说:不如此不得。 〔40〕

这就是担当了。更难得的是,这种担当也得到赵宋官家的认可。有一次,仁宗皇帝封张贵妃的亲戚为官,结果在朝堂上被包拯痛批,只好收回成命。然而憋屈的皇帝也只是回宫以后对张贵妃发脾气:你就知道要官,要官,就不知道那包拯是御史中丞吗?他的唾沫星子都喷到我脸上了! 〔41〕

好铁面的包公,好宽容的仁宗!难得呀!

其实,君臣共治并非帝国制度的必然选择,王朝和皇帝也可以考虑别的方式,比如君主独裁甚至放任自流。事实上汉和唐就是半专制半放任,明和清则是由专制而独裁。

包拯的铁面形象深入人心,在北宋历史上包拯也是一位重臣。这是位于安徽合肥(包拯故里)的包公祠,“色正芒寒”四字是对包公的准确评价。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只有宋。这又为什么呢?

也是逼出来的。

的确,没有哪个皇帝不喜欢大权独揽,也没有哪个政权愿意跟别人分享天下。赵匡胤兄弟未必就不想成为李世民或李隆基,只不过他们没那本钱。赵宋不像李唐,是融合胡汉的混血王朝,有关陇集团和山东豪门作为社会基础。他们也不敢依靠各路诸侯,因为太清楚军阀会干什么。 〔42〕

想来想去,能借重的只有读书人。

碰巧的是,赵匡胤虽然是军阀,却酷爱读书。然而即便如此,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有一次,太祖在宫中看见一面后蜀的铜镜,背后铸着“乾德四年”的字样,而后蜀是北宋乾德三年灭亡的。于是太祖问群臣:这是怎么回事?

宰相赵普不能回答。

旁边一个翰林学士说:乾德本来就是伪蜀的年号。

太祖的脸色变得比锅底还黑。

他说:赵普过来!

赵普磨蹭到御案前,准备挨打。

太祖却并不打他,而是拿起一支笔,蘸满墨汁在他脸上涂画,一边涂一边骂:看你以后还读不读书!看你以后还读不读书!看你以后还读不读书!

据说,赵普从此读书,虽然只有半部《论语》。

太祖却感慨说:宰相还是要用读书人。 〔43〕

这样的故事当然也只能姑妄听之。但可以肯定,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赵官家以士人为臂膀,共治天下的共识就这样达成。这是开明的专制,也是聪明的专制。明清两代放弃开明专制,选择君主独裁,中华文明就开始走下坡路。

历史总是让人惆怅。

统治者也总是把维护政权放在第一位,小心防范着所有的人,包括士大夫。比如宋代官员乌纱帽背后的两脚,不像唐代那样下垂,而是用竹篾、铁丝等加固,使之变得又硬又长,据说就是为了不让官员们上朝时交头接耳。 〔44〕

当然,他们更不能结党营私。

上图为宋太祖画像,下面两幅为《中国服饰史》中的宋代官员形象。

宋代宰相的地位也比以前低。汉代和唐代,宰相上朝是坐下来慢慢说话的,叫“坐而论道”。宋代却在太祖皇帝时期就变成站着,而且据说还是宰相范质主动要求。至于明清两代,由于宰相制度被朱元璋废除,臣僚便只能跪着。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中华文明当然江河日下。 〔45〕

但这不是皇帝们考虑的事。从秦汉开始,他们处心积虑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保住皇权。为此,他们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如果有脑子也有能耐的话。

防官如防贼,是历朝历代的通病。

其实,赵匡胤们的小心眼大可不必,宋代士大夫要求和能够要求的,只是也只可能是对天下的“共治”,绝非也绝不可能是“共有”,更不可能是“民有”。朱熹便说,孟子主张君主不合格就换一个,这话也就“那时说得”。现在士大夫要坚持理念,能做的只有退场,如此而已。 〔46〕

因此,赵宋官家可以高枕无忧。他们要做的,也就是为维持稳定大把掏银子。不过就连这也不困难,因为两宋恰恰是经济繁荣的时代。那种盛况,同样是空前的。

第三章

新经济

庄园

少庄主见到县太爷时,确实犯了难。

这是范仲淹写完《岳阳楼记》不久的事情。当时,有位中央政府的官员奉命来到今天河南省某地,主持拍卖一处被官府没收的庄园,标底二万贯。没想到,当地的县尉侯叔献却期期以为不可。他说:这处庄园过去评估一万五,都因为价格太高没人购买,现在为什么还要加价呢?

来人只好实话实说:这是宰相的意思。

侯叔献一声长叹:大人可知其中冤情?这处庄园的庄主叫李诚。他的家业被充公,是因为我朝开国之初,官家曾经从国库拨款,到民间收购制造弓箭的原材料。但是我军南征反贼时,购买的箭杆却不能到位。太祖皇帝盛怒之下,便下了一道敕令,规定但凡欠了国债的,田产一律没收。

来人问:李诚莫非与此案无关?

侯叔献说:正是。说起来李诚也是本朝吏员,并非拿了公款却未购买箭杆之人。他欠了国债,是因为在之前的洪水期间未能及时抢救公物,被勒令赔偿。

来人问:估算损失多少?

侯叔献答:五千贯。

来人大吃一惊:这确实是冤案了。

又问:当时的州县为什么不替李诚说明?

侯叔献答:他们不敢。

来人问:侯县尉的意思,莫非要为李诚平反?

侯叔献苦笑叹息:平反昭雪并不可能。不过,李诚虽然已经作古,孙子还在。即便不能将田产归还,好歹将价格定低一点,让李家把庄园买回去,也算还他一个公道。

来人倒也爽快:那就减去五千。

于是,侯叔献召来了李诚的孙子。

李诚的孙子这时其实不能叫作少庄主,也没想到还会有这等好事。当时的平民,称父母官为公祖。于是李诚之孙便十分为难地回答说:公祖厚爱,恩同再造。只是小人家里已经一贫如洗。定价再低,也买不起。

侯叔献却说:我自有办法。

办法在租种庄园田地的佃户,也就是庄客那里。李诚庄园充公了,佃户没有充公,侯叔献便跟他们算账:你们祖祖辈辈租种李家的田地,都已经脱贫致富。现在官府要拍卖李家庄园。如果被别人买去,你们就得退租还田,在庄园里盖的房子也不能再住,实在不如凑钱帮李家买回,李家也保证你们长为佃户。主客和衷共济,岂非两全其美?

庄客们都说:愿从公祖之言。

李诚的孙子这才重新成为少庄主。 〔1〕

这就是“李诚庄园案”,此案值得深思。

可以看出的问题很多。比如充公的李诚庄园八十多年卖不出去,竟无一任地方官员过问,岂非咄咄怪事?原因却很简单,那就是宋代的州县根本就没有长官,只有知事,叫知县和知州,全称“知某州事”或“知某县事”,意思是主持某州或某县工作。有的还称“权知”,那就更是“姑且主持”而已。官员既然是“临时工”,当然得过且过。就连身为县尉的侯叔献,处理此案凭的也不是职责,而是良心。

宋,为什么要把县令和刺史改为知县和知州?

为了中央集权。

集权的第一件事,是集地方之权于中央。地方上的首要任务,甚至只是为中央政府敛财。因此,不能有维护州县的地方官,只能有主持工作的中央官,知州和知县也往往都有中央政府的官衔。看起来是高配,实际上是集权。

不过,凡事有弊有利。正因为王朝的精力主要用于防止宫廷政变和军人夺权,对于民间的思想文化、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便无意过多干预,反倒会网开一面,听其自然。唯其如此,宋代才有不同于汉唐的经济形态、模式和特色。表现于城市,就是市井;表现于农村,则是庄园。 〔2〕

庄园的特点是一大二富。比如李诚家,占地面积多达方圆十里,而且尽是土壤肥沃之地,还有河流贯穿其中。佃户更是多达百家,户户高楼大院,丰衣足食。这在西周,便已是一个邦国的规模。标价二万贯,其实不多。

这就让人想起东汉魏晋的坞堡。

坞堡原本是一种民间防卫性建筑,或设防的农庄,后来则发展为经济模式和社会组织。它的情况很像《水浒传》中的祝家庄:有森严的壁垒,也有私人的军队。一旦发生战乱和侵略,就能倚仗城堡、高墙和护城河,以及全副武装的家丁和堡民保障安全。难怪祝家庄的佃户每家两把朴刀了。

不过,祝家庄却是特例,宋代庄园与东汉魏晋的坞堡也有本质区别。坞堡有号称部曲的私兵,庄园没有。都有的是佃户。但,东汉魏晋的佃户与坞主之间,是隶属关系和依附关系,部曲就更是。宋代的庄客与庄主却是租赁关系,也是契约关系。所以,李诚庄园被充了公,佃户们却照样种他们的地。只不过老板变成了官家,地租上交县衙而已。 〔3〕

当然,庄园如果卖给别人,新庄主也就有权解约。反过来也一样。佃户不满意,也可以一走了之,庄主没有任何权力阻拦和扣留。碰巧的是,李家庄的庄客发家致富了,舍不得走,所以侯叔献能够说服他们,他们也出得起钱。 〔4〕

这就跟东汉魏晋甚至隋唐都不同。 〔5〕

典型的宋代庄园,大约是史家庄那样的:前通官道,后靠溪冈。一周遭青缕如烟,四下里绿阴似染。转屋角牛羊满地,打麦场鸡鸭成群。墙外桃红柳绿,墙内人丁兴旺。庄主则端坐草堂,里里外外自有那些庄客打理。如果有王进那样的落难之人前来投宿,也能受到款待。 〔6〕

那么,宋代庄园兴旺发达,原因何在?

户籍制度,经济政策,市场需求。

我们知道,宋代户籍是有主、客之别的。只要是直接向政府纳税,哪怕穷得只交一文钱,也是主户。相反,只要自己没有不动产,佃人之田,居人之地,即便脱贫致富如李诚庄客,也是客户。客户最多的时候,竟占到全国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十。他们在哪里呢?当然是李诚们的庄园。

庄园多半是买下来的,也有开荒开出来的。但无论哪种方式,政府都承认其合法,甚至鼓励。也就是说,只要有力就能垦荒,只要有钱就能买地。开垦多少,购买多少,政府都不管。庄客开了荒,买了地,要自立门户,也没问题。

宋代庄园留存至今的已不可见,这是以明清时代地主庄园为蓝本创作的庄园鸟瞰图。这个庄园前有河流环护,后倚青山翠柏,可谓豪族所在。

这样一种放任宽容,也是前所未有的。之前历朝历代的土地政策,是强调国有,抑制兼并;宋则是承认私有,不抑兼并,还把私人占有视为藏富于民和为国守财。于是,土地被商品化并投放市场,甚至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和租赁权也能转手买卖,大大小小的庄园当然林立于天下。

实际上,也只有规模宏大、从事多种经营的庄园,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正如后面将要讲到的,宋代城市经济和海外贸易都相当繁荣。不但市民和外商需要大量的农副产品,就连农村中的专业户比如蚕农、果农和蔗农,也都吃起商品粮来。这就势必要求农业生产告别自给自足,走向商品化、专业化和规模化。庄园的兴起可谓适逢其时。 〔7〕

与庄园同时兴起的,是各种专业化的农场。今天安徽省铜陵市的丁家洲,在南宋时期便是三百里地只种萝卜,然后经由长江运到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出售。可见当时市场化程度之高,农业商品需求量之大,也可见农村经济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城市的跨越式发展。因此,只有揭开宋代城市的面纱,才能真正一睹宋代经济生活的芳容。 〔8〕

那就进城看看。

城市

冬季黎明时分的开封有点冷清。夜市已经结束,早市尚未开张,街上行人稀少,政府也没上班,只有一个肥肥胖胖穿着裘皮大衣的人在尚书省门前东张西望。

这是一个外地人,而且差点被杀。

此人的身份是案发之后弄清楚的。原来,他是由于参加官员选拔,要到吏部递交履历和申请表而来到开封。跟所有初来乍到的土包子一样,这位候补官员完全找不着北,后来走进那家茶馆也就不足为奇。也许在这个寒冷的早晨,他决定接受店家的建议,先泡个澡,吃点东西喝杯茶,然后神清气爽去见官。要知道,当时开封的茶馆是附设浴室的,伙计们脸上也一定堆满了冬日和阳般温暖灿烂的笑容。

没想到,他刚刚掀开门帘,脖子上就多了根皮条。

裘皮大衣立即昏死过去。

原来那是一家黑店。黑店的伙计早在此人张望徘徊于尚书省门前时,就一眼看出这是送上门来的肥羊,立即决定干他一票。那伙歹徒甚至在得手之后眉飞色舞地说:哈!不算衣服,单单这家伙一身肥肉就很能卖些价钱。

歹徒们决定等尸体凉了以后再剥皮。

昏过去的人却醒了过来。也许这就是胖的好处:不容易被勒死。更幸运的是,街上传来了开封府尹(首都市长)开道的鸣锣声。躺在地上正不知所措的那受害者,急中生智一跃而起,冲出门去高声大喊: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黑店伙计十分尴尬,装模作样说:官人莫非疯了?

开封府尹却不认为那人疯了,立即下令搜查。警员冲进浴室逐一掀开盖板,地窖里居然还有三具尸体。

人赃俱获,此案当即告破。 〔9〕

这就是发生在徽宗宣和初年的开封浴室杀人案。案情并不复杂,却让人震惊。人肉包子的故事,只应该发生在《水浒传》这样的小说里吧?就算现实中确有其事,开封府也不是十字坡。大宋天子脚下,怎么也会有此黑店?

不好说,但有可能。因为中国的大都市发展到宋,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宋代首都,也全然不同于汉唐。

那么,宋都与唐都,有什么不同?

长安、洛阳两幅图中,深色部分为皇城、宫城,浅色部分为商业区。可以看到的是,到宋代,首都开封不再有浅色部分,除皇城、宫城外,全城均可从事贸易。

区别在体制。唐代京城是封闭型的,宫城和皇城之外划分为住宅区和商业区,前者叫坊,后者叫市。市是市,坊是坊,不相混杂,只不过长安的市分东西,洛阳的分南北。市和坊也都有门禁。住宅区早上开门晚上关闭,商业区则日中击鼓开市,日落鸣钲(读如征,金属乐器)打烊。 〔10〕

长安和洛阳的夜晚静悄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长安和洛阳就一定没有黑店,至少黑市大约是有的,而且就叫鬼市。鬼市起源于沿海城市,其特点是半夜开市,鸡鸣即散,据说很能买到一些寻常看不见的东西。东西很可能是走私的,营业税当然也不会有人主动缴纳。显然,鬼市其实是不合法的夜市,也是黑市。 〔11〕

然而到了宋代,情况就变了。开封城内,便既有上半夜营业的夜市,也有下半夜营业的鬼市。夜市在州桥,专卖各种吃食;鬼市在东十字大街拐角处茶馆,除了赌博,也卖衣服之类。东西未必来路不明,天亮散伙则可以肯定。 〔12〕

看来,开封城的茶馆还真有点鬼鬼祟祟。

夜市合法是因为取消了宵禁,也就是不再禁止人们夜间在城内活动。这当然有原因,也有过程。我们知道,开封原本是汴州的州城,叫汴梁。州城变成首都,房屋不够,民众只好侵街建房。这些违章建筑的门,当然都是面街的。面街当然比墙内更方便做生意,门市部由此诞生。

结果是什么呢?

所有的坊都见贤思齐,纷纷破墙开店。这时,当局就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要么食古不化,要么面对现实。但,如果坚持原来的制度,又不想因为强拆而激怒民众,那就得新建坊区和市区来安置居民和商家。这当然成本太高,而且也不可能。因为汴梁是汴、黄、惠民、广济四河交汇之处,水路运输的交通枢纽。靠近码头之处,建有仓库、货场、宾馆和商厦,沿河一字排开,请问怎样用坊墙圈起来?

也只好彻底放手,尽管刚开始时并不情愿。 〔13〕

于是到仁宗时期,封闭型的坊市制便彻底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开放型的街市制。住宅区与商业区连成一片,商家纷纷沿街设店摆摊。宵禁根本无法实行,夜市也就合法,难怪可以“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了。 〔14〕

这是重大转变。因为没有了宵禁,才会有夜生活;有了夜生活,才会有烟火气。原本壁垒森严,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的城堡,也才变成了世俗的、市井的、人间的城市。

或者说,消费型商业城市。 〔15〕

实际上,正如我们在《清明上河图》所见,汴梁弥漫着浓浓的商业气息。小饭店的桌椅板凳摆到了路边,木结构的房屋窗户比墙还大。阳光和叫卖声透过竹帘传进室内,看热闹和讲价钱的人比比皆是,货车和驼队则忙进忙出。 〔16〕

据《清明上河图》后半段部分。图中可见驼队、商贩和行人。画面右侧是城门。

市场的种类也多。以酒楼为中心的是街市,以娱乐场所为中心的是瓦市,以寺庙为中心的是庙市。鲁智深曾经投靠的大相国寺,便每月开市五次,出售的商品中甚至有尼姑的刺绣。就连宫城正门宣德门以南御街两侧的千步廊,也曾经允许商贩摆设摊点,让文彦博这样的士大夫皱起眉头。

皇帝眼皮底下做生意没有城管来过问,治安和防火却抓得很紧。开封城内,每三百步范围就有一处哨所,配备巡警五人,夜间巡逻时连街边灶台的余火和积薪都要管。专业的消防队则屯驻在瞭望台下。一旦发生火灾,首都驻军和皇帝亲兵都要出动,由开封府尹指挥灭火,不劳民众费心。 〔17〕

这实在已经是相当现代和文明的城市。

开明的政策,良好的管理,使大宋成为当时全世界城市最多也最大的帝国。早在太宗皇帝时期,开封便已是驻军数十万、居民上百万的特大城市。南宋临时首都杭州,人口则应该在六十万到一百万之间。其余如成都、苏州,北宋时的洛阳,南宋时的建康(今南京市)和泉州,人口都在五十万以上。这时欧洲的大城市,一般都还不到十万人。 〔18〕

跟帝国官员一样,宋代城市也是分等级的。最高一级是京府,包括又叫“东京”的首都开封府,以及陪都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和北京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县),当然还有南宋的杭州临安府。

比京府低半级的是区域中心城市,叫次府,比如建康府和平江府,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和苏州。府的长官叫尹,但多半空缺,由知府(知事)主持工作。府之下,是州县。一般地说,州的规模是万家灯火,县邑则是千家街。

不过,城市规模也不完全看行政级别,同时还要看经济水平。宋代的县之下,还有镇和市。镇的地位低于县,市又低于镇。它们都不是行政区划,甚至不能算作城市,只能叫城乡接合部,前程却未必不远大。今天上海的青浦、湖北的沙市,当时虽然只是镇和市,却极其繁华。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城外的南草市,人口竟多达数十万众。

这是一个奇观。要知道,鄂州城外的南草市,并不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开发区,而是民间自发建立的自由市场,所以才叫草市。一个官本位的王朝,却能如此宽容善待商品经济和自由贸易,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 〔19〕

实际上,城市不设宵禁,农村不抑兼并,正是宋代经济政策与唐不同的紧要之处。官方管制放松,民间资本和创新能力便活力自现。国内市场的繁荣,并非没有原因。

海外贸易也一样。

海外贸易

林冲出场时,手里有一把折扇。 〔20〕

这很时尚。

中国很早就有扇子,但汉唐只有团扇和羽扇,而且男女有别。团扇是女人用的: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羽扇则是男人用的: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当然,风流倜傥如周公瑾,天生丽质如杨玉环,都没有折扇。 〔21〕

折扇宋代才有,是从高丽进口的日本货。

日本人发明的折扇传入中国以后,立即成为士大夫阶层的爱物。到明代,男人出门手持折扇,就像英国绅士随身携带一把雨伞。其实这种风气宋代恐怕就有,否则金章宗完颜璟便不会这样描写折扇:金殿珠帘闲永昼。一握清风,暂喜怀中透。忽听传宣须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 〔22〕

这真是何等儒雅,难怪书画作品会有扇面了。

其实从海外传入并且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生活的,远远不止折扇。最重要的当然是农产品,比如绿豆和西瓜。绿豆是北宋时期从印度引进的,吃到西瓜则要拜回纥、契丹或女真所赐。这在当时是稀罕物。直到元代,农学家王祯还以“醍醐灌顶,甘露洒心”来形容吃西瓜的感觉,南宋文天祥更是这样赞美西瓜: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 〔23〕

看来那时的西瓜,既有红瓤,也有黄瓤。

总之中国人的果盘是丰富起来了。除了我国原产的荔枝和枇杷,以及南方的橘子,还有汉代从乌兹别克斯坦引进的葡萄,原产波斯的石榴。巴西的菠萝和北美的草莓,则要到明代才传入中国。来得最晚的是欧洲的苹果,1871年引入山东烟台,1898年引入山东青岛,1905年引入辽宁大连,所以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至今仍然是主要的苹果产区。 〔24〕

据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出口商品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丝绸,宋代则还要再加瓷器和茶叶。而且,由于从长安到罗马的丝绸之路要冲,先后被吐蕃、西夏和回鹘占领,对外贸易便只好走海路。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主通道,由此诞生了一系列沿海明星城市。

明星城市从北到南,主要包括治所在今山东省蓬莱市的登州,山东省胶州市的密州,江苏省连云港的海州,浙江省嘉兴市的秀州,浙江省绍兴市的越州,以及浙江省的台州和温州,福建省的福州,广东省的潮州。但最重要的,除南宋临时首都杭州,便是现在叫作宁波的明州,以及福建的泉州和广东的广州,它们是宋代海外贸易的三大巨星。

成为巨星与是不是路治无关。路治就是路的监察和行政机关所在地。宋代的路,跟汉代的州和唐代的道一样,都是由监察区变成的行政区,相当于明清以后的省。比如福建路就变成了福建省,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则变成了广东省和广西省。但,两浙路的路治是杭州,福建路的是福州,明州和泉州都不是。只有广州,是广南东路的路治。

然而宋代的南粤基本上是蛮荒之地,珠江三角洲被真正开发出来是明代以后的事。这时的广州其实孤单,却鹤立鸡群般地繁荣。事实上广州从唐代以来就是南海贸易的重要港口和据点,其盛况已在《隋唐定局》一卷尽述,宋代则不过在三百年间保持了这个巨大贸易都市的持续发展。 〔25〕

据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值得一说的是泉州和明州。

泉州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为Zaiton,很可能是刺桐的音译。从下页的图不难看出,这个开满刺桐花的闽南港口城市在唐代还算方正,到了宋代就变成不规则的奇形怪状。由于形状像一条鲤鱼或鱼头,所以又叫鲤城。

泉州几乎一开始就是异类。

实际上泉州鲤鱼跳了龙门正是在宋。王安石变法之后的熙宁五年(1072),帝国政府在这里设置了市舶司,标志着泉州正式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市舶司是宋代管理海洋贸易的职能部门,相当于海关和外贸局。商船进出港口,都要到市舶司登记注册,领取通行证;市舶司则有权征收关税,优先购买商品,对购买和作为关税收取的货物进行处理。

这里面的利润相当可观。关税通常是十分之一,优先购买的商品最高可到一半。帝国借此大发横财,市舶司也成为肥缺,以至于南宋皇室成员竟有半数左右移民泉州。

财大气粗的泉州也后来居上,迅速发展成具有内城、外城、罗城三重结构的大城市。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或起点之一,它的重要性在元代甚至超过了广州。直到朱元璋在洪武七年(1374)撤销泉州、明州、广州三市舶司,这个盛极一时的城市才慢慢衰落下来。 〔26〕

泉州,曾经是王朝的聚宝盆和摇钱树。

据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原图见苏基朗《唐宋时代闽南泉州史地论稿》。

不过两宋政府并非只收税不办事,他们为外商提供的服务也是优质的。设有市舶司的城市都有番坊,也就是外国人的侨民区,管委会主任和商会会长都由外商担任。如果他招商引资有功,还正式授予官职,甚至成为一方父母。比如阿拉伯(或波斯)商人蒲寿庚,便在宋末元初步步高升,由泉州市舶司提举直至福建行省左丞,相当于副省级。

保护外商的人身安全,更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宋神宗时期明确规定,但凡有外商在海上遇难,地方政府必须紧急救援,给予抚恤。两宋人民也表现出人道主义精神。北宋某年一艘外国商船受波浪冲击漂泊到苏州,苏州人民不但送衣送饭,还帮他们修理船只,让船主感动不已。 〔27〕

更重要的是,外商的私有财产得到保护。南宋时,有位真里富国(今柬埔寨)商人死在明州,留下巨额资产。有关部门认为这笔财产既然无主,不妨收归国有。以皇族身份出任知州的赵伯圭却说:人家不远万里而来,客死他乡已经是极为不幸,怎么忍心占他便宜?于是备下棺椁,让这位商人的伙计们护送回国。柬埔寨商人的家属则将这笔没想到能够收回的巨资悉数捐出,修建佛塔为大宋和赵伯圭祈福。 〔28〕

这确实让人感慨。

优惠的政策,良好的服务,开明的管理,使大宋成为当时世界的海洋贸易大国。路线则主要有两条,一条从泉州或广州出发到达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各国,或者经由印度洋直至阿拉伯各国,甚至远到埃及、索马里和坦桑尼亚;另一条则是从登州、密州和明州出发,前往高丽和日本。

与日本和高丽通商的主要口岸是明州。这个城市具有双重性格,既是国际贸易的港口,又是科举官僚的故乡,因此既是商业重镇,也是文化重镇。这种性格在鸦片战争以后被上海继承,“阿拉宁波人”也变成了“阿拉上海人”。 〔29〕

其实这一点儿都不矛盾。实际上,宋代知识界远非人们普遍想象的那样迂腐,统治集团更是历朝历代中最有商业头脑的。正如我们将要不断讲到的,这个由军阀建立的王朝并不崇尚武力。相反,它的皇帝相信无论边境的和平,还是国内的稳定,都可以花钱购买,通过买卖来达成。而且,只要能够花钱买,能像生意那样谈的,也都不是问题。

因此,从太祖皇帝开始,赵宋官家就公开允许甚至鼓励官员经商。于是,在任官员纷纷利用职权与民争利,准备应试的则要攒足资本才肯读书。某些家庭甚至明确分工,父亲和兄长经营工商业,赚钱供子弟读书做官。士农工商的界限荡然无存。过去,士人的子孙世代都是士人;此后,则商人的子孙才能为仕──简直是颠覆性的变化。 〔30〕

结果是什么呢?

科技进步,文化繁荣。

北宋天文学家苏颂发明的水运仪象台是科技进步的一大代表。

我们知道,唐代外贸主要是外商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走进中国,宋代则更多地是中国商人经由海路走出中华。这是需要技术支持的。事实上,宋代科技在当时的世界上也首屈一指,其间奥秘同样值得深思。

科技文化

1974年,有一艘宋代海船在福建泉州后渚港出土。据考古学家测算,复原后的这条船长34米,甲板宽10.5米,吃水3.75米,排水量454吨,载重量200吨,大小与哥伦布的旗舰相仿。船上有十三个舱室、两个桅座,而且很可能已采用眠桅和卸桅技术,必要时可以将桅杆卸下或放倒。

这确实很先进。

中国很早就有船。新石器时期有独木舟,汉代发明了舵和帆。有舵有帆,才能见风使舵。天津静海出土和《清明上河图》中的宋船,则使用了平衡舵,这种舵在舵杆前面增加了平衡部分,操作起来更加方便。不难想象,由这些新技术武装起来的船队行驶在海上时,是何等地让人羡慕。

何况还有指南针。

宋代海船结构图

大罗盘俑

海船图据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罗盘俑原物分别藏于江西省抚州市博物馆和福州马尾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

指南针是宋代的发明。

没错,我国很早就有指南车或者司南的记载,也很早就发现了磁石的吸铁性,但在宋代以前从未有过磁石指极性的记录。不了解磁石的指极性,就不可能想到用它来制作磁体指南仪。指南车或司南,是靠别的办法辨别南北的吧!

宋人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缘故,由谁发现了感磁的针能够指向南极或北极,已经无从知晓。但他们由此制作了指南针,则千真万确。指南针用于看风水,至少不晚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用于航海,则不晚于宋徽宗重和二年(1119)。无论哪种用途,在世界上都是第一次。 〔31〕

这是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创造。

其实,无论是否使用罗盘,以及何时开始使用,宋的航运都很发达。在内陆江河中航行时,船长和水手们更是经验丰富驾轻就熟。不信请看《清明上河图》中,那航船在虹桥下放倒桅杆倾斜而过时,是何等的惊心动魄;岸边和桥上众多围观闲汉的惊叫之声,更是犹如耳闻。

如此壮观的场面在宋代屡见不鲜。芦苇或竹席做成的帆有如乌云密集,靠鱼尾形桨划动的小艇穿梭往来,装满大米的平底船缓缓前行,深水中用脚踏轮做动力的车船乘风破浪昂首挺进。在那些运输最繁忙的季节,林林总总的各类船只会挤满航道,让人误以为那是巨大的船坞。 〔32〕

节选自《清明上河图》。这也是该画最广为人知的一个片段。

航运发达的原因之一,是帝国的经济中心南移,富庶的江南地区成为大粮仓和经济作物的供应基地。这里面同样有科学技术的贡献,并体现出劳动人民的智慧,包括:

在滨水之处修筑堤坝开垦圩田(圩读如围);

引水上山,第一次出现了梯田;

发明了插秧用的秧马和中耕用的云荡等新农具;

从越南引进了占城稻,自己也培育出优良稻种;

大面积推广冬麦和晚稻两熟制;

在南方和四川种植茶树、甘蔗、荔枝等经济作物;

养蚕种麻的同时,棉花栽培区逐渐扩大,等等。 〔33〕

于是怎么样呢?两宋的国土面积虽然小于汉唐,人口的总量、增长速度和密度却都远远超过前者。到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之时,全国人口竟然超过一亿,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大帝国。请注意,那时可是八百年前! 〔34〕

两宋,其实是很富庶的。

◎ 汉唐宋人口对比

汉平帝 元始二年(公元2年) 5800.6万人

唐玄宗 开元二十八年(740) 5570.4万人

宋宁宗 嘉定三年(1210) 10817.8万人

数据来自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附表。

富庶与科学技术有关,也与商品经济有关。实际上也正是市场的需求导致了大规模商品化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农业技术的改良。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结果是农业和手工业都开始专业化。比如遂州(今四川省遂宁市)的冰糖、兴化(今福建省莆田市)的荔枝和苏州的丝绸,在当时就最负盛名。这样的名特产当然绝不仅仅只是本地人消费和享用,甚至恰恰相反。比如福建的荔枝,在开花季节便被商家交付定金买断,成熟之后再全部运走销往日本、韩国和印度。本地人虽然吃不到,却种植甚多。 〔35〕

全国性的大市场也应运而生,控制着局面的则是商会或商行。商行是同业组织,一种业务叫一行,也叫行业,从京城到州县都有。行会中的商户叫行户,首领叫行老,内部语言叫行话。作为民间组织,他们垄断当地市场,有权为外来商品定价,也提供从进货、销售到结算的一条龙服务。

同类物资的编组运输则叫纲运。纲也是官方制定的计量单位,但凡米一万石,钱两万贯,银十万两,金二万两均为一纲。纲运主要是政府行为,比如被晁盖等人劫走的生辰纲就是。邮传当然也是官办的,但可以邮递私人信件。其中速度最慢的“步递”日行二百里,可以说,家书并不“抵万金”。 〔36〕

有行,有纲,有邮传,还有浩荡的船队和车队,全国性的商业网络就建立起来了。这是两宋经济的大动脉,昼夜不停地为王朝输送着新鲜血液和营养。可以说,帝国的完整和政权的稳固,已经不仅靠军事力量和行政手段,实际上也靠商业网络来维持。这在中国历史上可是第一次。

始料未及的是,货币却成了问题。

宋代货币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铜钱的年铸造量大约是唐代的十到二十倍,却仍不能满足商品流通的需求,可见两宋的商品经济何等繁荣。为了解决问题,真宗时期,四川成都开始发行名叫“交子”的交换券,以此代替铁钱。仁宗时期,中央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开始发行官交子。后来徽宗改交子为钱引,南宋高宗时又发行了会子。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诞生。 〔37〕

其实,交子在宋代的使用,尤其是在普通民众中的流通情况,还是一笔没弄清楚的糊涂账,因此也有人认为它并非货币,而是信用支票。但不管怎么说,交子、钱引和会子都与四大发明中的两项有关,是它们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38〕

这两项发明,就是造纸术和印刷术。

印刷术,或者说雕版印刷的发明是在唐,普遍应用则是在宋,不过意义不在印交子,而在印书。交子由于本身有含金量,后来是铜版印刷的。书则是木版印刷。具体方法是在版木上刻出左右反转的文字,然后涂上墨,铺上纸,就印出一页一页的书。页的概念由此产生,以前只有卷。

左为交子,右为会子的反刻雕版。

唐人发明印刷术,有可能是从印章得到的灵感。实际上雕版就是大印章,只不过印章是石头或金属的,刻的字和使用的次数都少。然而这一灵感带来的变化,却不仅仅是一项技术革新。它对于文化和经济的影响,都是革命性的。

首先是知识的获得、思想的传播和文化的传承,都变得比以前更方便、更容易、更快捷,因为雕版印刷的书籍可以批量生产。量多则价低,也易得,博览群书完全可能。附带产生的文化成果是:书籍从此有了排版和装订技术,也有了规范的汉字——宋体字,它甚至使用至今。

其次是出版业的诞生。这在宋代,可是利润不低的文化产业。一个印工一天能印两千张,一块印版可印万次,当然有利可图,因此政府、寺庙和书商都参与其事。刻印技术最好的是杭州,成都次之,福建又次。福建的建阳、建瓯和崇化出版业特别发达,那里的刻本并称闽刻。闽刻当中又以建阳的崇仁和麻沙两镇所刻为多,世称麻沙本。 〔39〕

麻沙本的特点是价钱和质量都低,因为是用木质松软的花梨木刻的,排版敷衍、校对不准、错误百出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更糟糕的是当时还有盗版书,以及冒名顶替或者假冒伪劣的假书。苏轼和朱熹就曾大受其害。苏轼抱怨刻印他的文集中掺有别人的文章,朱熹的作品则被建阳书商盗了版。好在当时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很大,书商被绳之以法,私刻的书版也被销毁,尽管那麻沙本的盗版书早已覆盖全国。 〔40〕

那么,诸如此类的商业奇观,宋代还有吗?

有的。

商业奇观

南宋的数学书里有这样一道考试题:四个人合资做外贸生意,本钱有金、银、盐、钞、度牒五种形式。出资方式也各不相同,比如甲是金二百两、盐四袋、钞十道,丙则是银一千六百七十两、度牒十五道,等等。总资本估值四十二万四千贯,所获利润表现为沉香、胡椒和象牙三种实物。四人之间又有借贷关系:甲借乙钞,乙借丙银,丙借丁度牒,丁借甲金。若将各自所借各归原主,请问如何分成? 〔41〕

这道题现存于《数书九章》一书,作者是我国著名数学家秦九韶。使秦九韶名垂青史的,是发现了高次方程的数值求法。五百七十年后,英国数学家霍纳也独立地发现了这种计算方式,并于1819年在皇家学会的会议上宣布,因此被西方科学界命名为霍纳算法(Horner Algorithm)。

现在看来,它也许应该叫“秦九韶算法”。

不过这事怪不到霍纳头上。事实上,即便重视科学技术如两宋,也是没有皇家科学院的。秦九韶的著作在有生之年也没有出版,直到明初编纂《永乐大典》时才被发现。但是这部南宋末期写成的数学书却雄辩地证明,当时的海外贸易相当活跃,成为合资经营股本的则有盐、钞和度牒。 〔42〕

那么,盐为什么可以当钱用,钞和度牒又是什么?

盐可以作为资本入股,原因在于宋代对具有资源性和暴利性的必需品,比如盐、茶、酒、醋,都实行专卖制度。此外如染布用的矾,国外进口的香药,也由国家垄断经营。中央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立法苛严。比方说,只要胆敢私自售矾三斤,私自贩酒三斗,私自卖盐十斤,就是死罪。

这当然大成问题。柴米油盐酱醋茶再加酒,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关系最大的八件事,官家占了一半,而且是利润相对较高的,民间资本出路何在?百姓生活如何保障?地球人都知道,官营商品从来就是价高质劣,私盐之类也从来都是屡禁不止。逼急了,只会再逼出一个黄巢来。

殷鉴不远,可不慎乎?

然而如此肥肉,帝国岂肯放手?通融的办法是先由国家垄断资源,然后以定向授权的方式向民间开放。具体做法则有两种。一种是公开拍卖经营权,出价最高的中标。中标者承包某项业务,每年向政府缴纳承包费。承包期三年,到期重新招标,主要适用于酿酒、制醋和采矿。

另一种是特许经营,主要用于盐业,也用于茶、矾、香料等等,营业执照则叫钞引。只不过钞引跟股票一样,也是一份一份的。股票一份叫一股,钞引一份叫一钞。比如盐钞每钞定价四贯八百文,可得卖盐权二百斤。

钞引在有效期内可以重复使用。钞引越多,经营权也就越大。因此资本雄厚的商家也愿意向其他持有者购买,买卖钞引的地方就叫买钞场,相当于现在的证券交易所。钞引既然可以像股票一样买卖,作为资本入股当然更没问题。它就是有价证券,是叫作“钞”的票子嘛!

这就是“钞票”一词的起源。 〔43〕

酒的生产和销售当然也是垄断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跟盐一样,招标承包经营权。第二是垄断酒曲。北宋酒曲的生产基地,主要在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和北京大名府。四京的所有作坊酿酒,都必须使用官曲,否则严惩不贷。即便如此,利润还是很高。难怪宋代民谚云: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 〔44〕

行在,就是皇帝所在地。

第三种方式是官酿官卖。国营酒厂直属,可以批零兼营的酒楼叫正库或正店,从正店批来官酒零售的叫脚店。脚店和正店在《清明上河图》中都有,某正店门口还悬挂着红栀子花灯,表示有陪酒女郎乃至色情服务。元代甚至在官酿新酒上市时组织歌女游行,类似于今天的车模。 〔45〕

招牌上方可见栀子花灯。取自《清明上河图》。

如此促销很有必要。因为官酒品质如何不好说,贵是肯定的,即便那正店已经由私人承包。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无论官营民营,叫卖总是需要的。 〔46〕

招标承包,特许经营,盐和钞引都成为资本。

那么,什么是度牒?

度牒就是出家人的身份证。这种凭证一般有两种:僧侣签发的叫戒牒,政府颁发的叫度牒。有戒牒,就可以到其他寺庙挂单,免费吃住;有度牒,则不纳赋税不服兵役。可见度牒是有好处的。问题是,这种实惠只该持有者获得,为什么也变成了可以用来参股的本钱呢?

因为度牒不是白送而是出售的。何况宋代度牒并不完全实名,也发放空白证书。只要填上一个人的名字,政府就承认他是合法僧人,比如鲁智深。他甚至不必剃度,也不必修行,却可以享受不纳赋税不服兵役的优惠政策。

也就是说,度牒其实是一种可以转让的免税特权。

于是度牒也变成了有价证券,像股票一样炒。王安石变法之时,空白度牒的官方定价是一百三十贯,到徽宗前期便炒到了二百二十贯。政府也见利忘义,发行量从每年三四千猛增到三万。结果供过于求,度牒的市场价跌到九十。政府为了救市,又只好出钱回购,并宣布停发度牒三年。

物以稀为贵,徽宗政府的对策似乎不能说错。可惜事与愿违,度牒的市场价不升反降,甚至一度跌至二十贯。中小散户纷纷割肉清仓,金融大鳄则趁机大批买进,然后再哄抬到百贯以上出手。一进一出,所获暴利惊人。

徽宗政府又坐不住了,宣布已经发放的度牒如果还是空白的,必须再交一笔钱,重新领一张收据,才算有效。官方频频出手的结果,是民间资本对度牒失去了兴趣。南宋政府则进一步加强了管理,不但不再滥发,而且规定转卖时加价不得超过一百贯。至此,两宋的“股市风云”才算平息,度牒也才回归了它的本义:控制免税免役的僧尼人数。 〔47〕

但,此案还是让我们印象深刻。

宋代久远,度牒实物已不可考,这里展示的明代度牒,可为参照。开宗明义:“大明律:僧道不给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

的确,将政府特许的经营权,甚至出家人的身份凭证都当作有价证券来炒,是只有商业社会才会发生的事,两宋便恰恰是这样的社会。一个足以说明问题的统计数字是:北宋熙宁十年(1077)国家财政收入中,农业税和工商税的比例是三七开:农业税只占三成,工商税则占到七成。 〔48〕

这是史无前例的。作为农业帝国,农业税从来就是历代王朝的统治基础,汉代工商税甚至只是皇家的小金库。宋却居然“本末倒置”了,赵宋官家能不重视工商业吗?

实际上,这个军阀创立的王朝完全没有军阀作风,反倒既重文又重商。赵匡胤夺取政权时,就明确宣布开封的店铺照常营业,之后又减免工商税,这可是不多见的。

两宋商人的地位,也是历朝历代最高的。商人不得骑马坐轿穿丝绸,商人子孙不得参加科举出任官员的规定,在宋代统统不再执行。就连一个开肉铺的屠户,只要生意做得好,也能被尊为“大官人”。 〔49〕

没错,社会风气如此,并由不得鲁提辖。

帝国的专卖制度和官商经济也算成功。事实上,尽管私盐和私酒贩子依然层出不穷,却没有一个是黄巢。宋江和方腊都不是。至于《水浒传》中卖私酒的李立,卖私盐的童威和童猛,则不过是小角色,只能跟着起哄。

宋,确实是商业的。

农村不抑兼并,城市不设宵禁,发展海外贸易,善待民营经济,同时鼓励文化创新和科技进步,这些政策和策略让大宋迅速地富了起来。据统计,从太宗至道三年(997)到仁宗皇祐元年(1049),短短半个世纪,帝国的财政收入居然翻了六倍,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谓不惊人。 〔50〕

奇怪的是,中央政府却越来越穷。太宗皇帝时,国库里总会剩下一半的收入,到仁宗时就不够用,到神宗时更是入不敷出。神宗皇帝甚至这样对宰相文彦博说:天下的弊端实在太多,不改革不行,但当务之急是增加收入。 〔51〕

那么,国家的钱都到哪里去了?

养官、养兵、买和平。

第四章

新形势

契丹人来了

大宋购买和平,首先是向契丹。

契丹原本是鲜卑的一部分,起先在辽河流域过着游牧和狩猎的生活。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有着奇怪的发型,妇女儿童个个都能弯弓射雕,全都是肉食主义者,也是天才的骑手和射手。这种形象后来被一位改名为李赞华的契丹王子耶律倍用栩栩如生的画笔记录在案,让我们至今仍能一睹风采。

结果,突厥和回鹘没落之后,契丹便悄然兴起,成为北方草原的霸主。五代时期第九年,他们的首领耶律阿保机自称皇帝,之后的国号则一会儿叫契丹,一会儿叫辽。这个新政权是那样的强大和影响深远,以至于俄罗斯人以为中国就是契丹,契丹就是中国,因此把中国叫作Китай。 〔1〕

显然,这就是“契丹”的音译。

汉名李赞华的耶律倍是个卓有成就的书画家,这是他所绘的《东丹王出行图》, 绢本设色, 纵27.8厘米,横125.1厘米,现藏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

不能说俄罗斯人没有道理。实际上,契丹强大之后就以中国自居,至少有中国梦。阿保机称帝时就曾问群臣: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你们说先祭祀哪一位?

众人都说:如来佛。

阿保机说:佛不是中国的。

皇太子耶律倍说:那就孔夫子。

阿保机非常高兴。 〔2〕

事实上,辽太祖阿保机不像匈奴、突厥和回鹘的君主那样自称可汗,而是称皇帝,就是要学习北魏拓跋氏,视自己为中华天子,起码也要与中原地区并称南北朝。

辽太宗耶律德光也一样。

德光是阿保机的二儿子,曾任契丹的大元帅。由他而不是他哥哥皇太子耶律倍继承皇位,其实是母亲述律皇太后的决定。太后为什么要这样选择,真相不明。因为倍和德光兄弟俩都是她所亲生,也没听说老大跟老娘有什么过节。因此传统的说法,是归结为妈妈们都难免会有的偏心眼。 〔3〕

这很有可能,因为耶律德光在母亲面前确实孝顺。他甚至在当了皇帝以后,仍然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而且只要太后扬起眉毛看他,就吓得赶紧退下,根本不敢声辩,尽管这位皇帝在战场上不失骁勇,朝堂上不失威严。 〔4〕

如此接班人,很让太后满意。

但这都是以后的事情了。实际上在天显元年(926)七月那个多事之秋,局势是并不明朗的。三个月前,后唐的开国皇帝李存勖(读如序)被杀,中原地区一片混乱。阿保机正要趁火打劫,自己却突然去世。当时,这位契丹皇帝刚刚征服渤海国,正在回京途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可谓死得既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维持局面,全靠那未亡人。

皇后却要开杀戒。

被杀的是平时不听话的家伙。述律皇后先是对那些将领和酋长的妻子们说:我成了寡妇,你们也得孀居。然后叫来她们的丈夫,边哭边问:你们想念先帝吗?

众人答:先帝恩重如山,岂能不想念。

皇后不哭了。她说:是吗?那就去见他! 〔5〕

这事做得够狠,也够危险。阿保机尸骨未寒,契丹兵人心浮动,长子耶律倍奉命留守改名为东丹的渤海,次子耶律德光在外征伐,皇后其实独木难支,怎么还敢杀人? 〔6〕

述律却很明白,此时如不立威,以后再无机会。于是她决定赌一把,而且她赌赢了。从此契丹人都知道,这个小名叫作月理朵的回鹘女人,可不是月光下鲜嫩的花朵。一旦发起飚来,比她那身高九尺的丈夫阿保机还要恐怖。除了乖乖就范和唯命是从,自己并没有别的选择。 〔7〕

月理朵却再次让人刮目相看。

一年后,阿保机入土。月理朵砍下右手送进陵墓,代替自己为先帝殉葬,然后让倍和德光骑马并肩站在一起。皇后对契丹贵族们说:两人都是我的亲生儿子,我都喜欢,却不知道该立哪个。你们拥护谁,就去牵他的缰绳。

众人猜透她的心思,都说:愿立大元帅。

耶律倍也说:德光功勋盖世众望所归,宜承大统。

月理朵顺水推舟:既然如此,那就听你们的。 〔8〕

于是大元帅耶律德光成为契丹皇帝,母亲述律月理朵成为太后。被封为东丹王的哥哥皇太子耶律倍,则在四年后选择了流亡。他乘坐后唐派来的海船南下,然后由山东半岛登陆进入洛阳。后唐皇帝热情地接待了他,还赐他一个中国式的名字叫李赞华,意思是仰慕赞美中华。

这很可笑,因为那后唐皇帝原本是沙陀人。

更具有戏剧性的是,三年后,后唐发生内乱,改名为李赞华的耶律倍写信给弟弟耶律德光:机不可失,快来! 〔9〕

看来,血还是浓于水。

耶律德光也当真来了。不过他并没有取代后唐,也没有进攻洛阳,而是在太原另外扶植了一个傀儡皇帝——后晋高祖石敬瑭。他对石敬瑭说:我看你这人长得不错,就让你当中原的天子吧!然后解下皇袍披在石敬瑭身上。 〔10〕

后晋皇帝就是这样黄袍加身的。

当时耶律德光身上穿的,恐怕还是契丹的衣冠,石敬瑭这皇帝当得可真是不伦不类。这家伙也十分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干脆向契丹君主俯首称臣,还称耶律德光为“父皇帝”,尽管他其实年长十岁。耶律德光则大度地说:称臣就免了吧,称“儿皇帝”就好,亲切,像一家子。 〔11〕

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场,这就是“认贼作父”了。好在多年以前,阿保机曾经与后唐太祖李克用结为兄弟,石敬瑭则是李克用养子的女婿,论辈分并没有吃亏。但自称儿皇帝却实在太恶心,太谄媚,也太恬不知耻。 〔12〕

住在洛阳的李赞华或耶律倍却被后唐之主杀害,时年三十八岁,死后被一位老和尚掩埋。后来,弟弟耶律德光迎回了哥哥的尸骨,追认他为契丹皇帝,庙号义宗。 〔13〕

儿皇帝石敬瑭也没混多久,在位五年半就呜呼哀哉,他的继承人则自命不凡地与契丹翻脸。这一次,契丹干脆灭了后晋。公元947年正月初一,耶律德光率军进入开封。二月初一,他换上中华皇帝的衣冠,按照中国方式重新举行登基仪式,同时宣布改国号为辽,改元大同。

也许,在耶律德光看来,胡汉一家的大同世界总算由他缔造出来。可惜,历史并没有到这一刻,他自己反倒很快就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不得不打道回国,并且死在途中。 〔14〕

但,燕云十六州却是收不回来了。

历史上的所谓“燕云十六州”,包括今天北京和天津的全境,以及河北和山西的北部地区。看看地图就知道,那里不但是富饶肥沃的农耕地带,战马和骑兵的生产基地,更是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堪称中华帝国的黄金地段和门户地区。然而如此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却被石敬瑭大笔一挥就拱手相让。为了当那个儿皇帝,他在披上耶律德光皇袍的那一天,便将这片土地白白送给了契丹。 〔15〕

可惜我们只能称石敬瑭为卖国贼,没法骂他汉奸,因为这家伙虽然有个像模像样的汉式姓名,却其实是沙陀。包括之前的后唐李存勖,之后的后汉刘知远,也是。洛阳和开封的城头一再竖起沙陀王旗,不怪石敬瑭吧?

契丹却从此以“北朝”自居,燕云十六州则成为中原王朝的心头之痛。事实上,这片土地直到公元1368年,才由朱元璋手下的大将徐达收回。此前,则只有后周世宗柴荣收复部分,史称“关南之地”。但正是这一小块地方,成为辽宋之间的争端,也成为契丹多次入侵的口实。

战争,已不可避免。

国界线及各州位置参考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萧太后

雍熙三年(986)正月,宋太宗下令北伐。 〔16〕

这是第二次北伐战争,而且很不应该,因为太祖皇帝当年定下的对辽政策是防守。赵匡胤甚至在国库之外另设“封桩库”一所,准备攒够了钱再把燕云十六州买回来。即便买不回,也要到大宋富国强兵之后再考虑武力解决。 〔17〕

事实证明,赵匡胤的谨慎是对的。七年前,也就是太平兴国四年(979),太宗不顾群臣反对,毅然发动第一次北伐战争,结果遭到迎头痛击。陛下身中两箭,靠着偷来的驴车落荒而逃。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太宗与本部失联,混乱中群臣差一点就要立他的侄子德昭为帝。这件事让太宗叔侄相互猜疑,最后导致德昭因恐惧而自杀,堪称血的教训。 〔18〕

教训如此惨痛,为什么又盲动起来?

因为误认为有机可乘。

机会来自契丹。第一次北伐三年后,辽景宗去世,长子耶律隆绪继位,是为圣宗。当时圣宗只有十二岁,因此由他的母亲萧绰临朝称制。孤儿寡母,主幼国疑,在北宋的一帮汉族大臣看来,是很可以趁火打劫,欺负一把的。

可惜他们错了。

实际上主持朝政的这位萧绰,正是杨家将故事和戏曲中尽人皆知的萧太后。我们知道,契丹只有两个姓,皇族耶律后族萧,其他杂姓都是外族。由于同姓不婚,所以契丹皇后便统统都姓萧,只有娶自后唐的甄皇后例外。 〔19〕

既然如此,萧皇后或萧太后就不会只有一个人。然而提起萧太后,如果不加说明,所有人都默认是指萧绰。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萧绰这位太后非比寻常。

那就来看她的故事。

小名燕燕的萧绰,是在宫廷斗争的血雨腥风中登上政治舞台的。宋太祖开宝二年(969)二月,契丹第四任皇帝穆宗在行宫被杀,时年三十九岁。次日,穆宗的侄儿和养子耶律贤在灵柩前即位,是为景宗。五月,作为景宗之妃的萧绰被立为皇后。一年后,她的父亲萧思温莫名其妙地被所谓盗贼谋杀,地点在距离今天辽宁省辽阳市不远的盘道岭。 〔20〕

这一年,她虚龄十八。

十八岁的萧绰马上意识到,她的路不好走。

事实上这个女孩能够成为皇后,不仅因为年轻貌美仪态万方,更因为她的父亲是萧思温。萧思温是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女婿,所娶为太宗长女燕国公主。有此背景,再加上工于心计八面玲珑,他便成为太宗、世宗、穆宗和景宗四朝元老。景宗娶他的三女儿为妻,并不奇怪。 〔21〕

然而萧思温在穆宗被杀一案中的作用和表现,却又很可怀疑。表面上看,那个皇帝死于非命不但事出有因,而且罪有应得。此人实在太暴戾了,动不动就滥杀无辜,稍不如意就滥施酷刑,手段也极为残忍。伴君如伴虎,何况是精神失常的老虎?他最后死在身边人手里,也不奇怪。

奇怪的是萧思温。穆宗被害那天,他可是整天都在皇帝身边的。当时,酷爱打猎的皇帝射死了一头熊。这其实不过寻常之事,萧思温却歌功颂德,山呼万岁,不断敬酒。穆宗喝得酩酊大醉,回到行宫就被杀了。杀他的人,是名叫小哥的贴身侍卫,名叫花哥的服务生,名叫辛古的厨子。

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萧思温敬酒是不是故意的。可惜死无对证,后世的史学家也只能进行道德谴责。毕竟,作为皇帝亲信和朝廷重臣,他该做的不是灌酒,而是对穆宗的荒唐进行劝谏和阻止,然而此人却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22〕

后面的事情就更可疑。

穆宗被杀的当晚,耶律贤就闻讯赶来,并且在黎明时分到达行宫,宣誓就任契丹皇帝。行宫在怀州,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耶律贤在上京,即巴林左旗。那么请问,他怎样得到的消息?为什么来得这么快,即位又为什么这么匆忙?谁给他通风报信?谁为他出谋划策?

更奇怪的是,耶律贤赶来时,是带了一千轻骑兵和多位朝廷重臣的,其中就包括萧思温。萧思温白天还跟穆宗皇帝在巴林右旗打猎,怎么晚上又跟耶律贤在一起了?难道穆宗被杀的消息是他送去的?如果是,他怎么知道的? 〔23〕

很遗憾,正史一个字都没留下。

当然,小哥等人谋杀穆宗,未必有人指使,更未必事先有计划。相反,他们完全有可能是积怨已久再加一时冲动的激情杀人。但,这并不等于没人想到情绪可以利用。穆宗之暴戾既然已经人神共愤,身边人杀皇帝又非史无前例,此事就迟早会发生。需要的,只是等待甚至制造机会。

关键在于,谁会这么想?

头号嫌疑犯当然是后来的景宗耶律贤,因为他是此案最大的受益者。然而根据当时的传言,此人对于当皇帝却似乎兴趣不大。他甚至从即位之日起,就把所有的政务都交给了皇后萧绰,尽管这皇后只有十七八岁,还是个小姑娘。

理由,则是身体不好。

身体不好是受了惊吓。后周广顺元年(951)九月,契丹发生兵变,景宗的父亲世宗耶律阮被杀。当时耶律贤只有四岁,被厨子刘解里用毡子包起来,藏在柴火中,这才躲过一劫。从此他弱不禁风,对政治更是提不起精神。不难想象,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搞阴谋、搞政变?

可惜,这些情况都是传言,不是信史。 〔24〕

靠得住的,是萧思温青云直上,先是由门下省侍中升任副宰相,然后又以枢密院长官的身份兼任宰相,最后册封为魏王。这一系列的升迁,只用了九个月时间。如果景宗并不想当皇帝,那么穆宗之死的最大受益者便是萧思温。

萧思温的被杀也很快就破案了,雇凶杀人的竟然是萧氏家族某些国舅,原因不明。不过,他横死于盘道岭,是因为跟着景宗去打猎。看来,景宗也未必身体不好。 〔25〕

这就更加扑朔迷离,没人知道真相。

因此,我们很难确切知道,景宗一朝是不是真像唐高宗的后期,所有军国大事都由皇后作主,皇帝只是躺在榻上点点头。但,血的洗礼让萧绰成熟,则应该没有问题。说她是契丹的武则天,也没有问题。毕竟,从公元982年景宗去世到1009年还政圣宗,她主持朝政达二十七年之久,甚至亲御戎车,指挥三军,简直就是小说戏曲中的佘太君。 〔26〕

那么,萧太后也像武则天一样有情人吗?

北宋那边都说有。

情人叫韩德让,汉族,据说原本是萧绰的未婚夫。景宗去世之后,萧绰叫来韩德让说:现在我们可以如愿了,我的儿子也就是你的儿子。于是韩德让频繁出入萧绰后宫,外出打猎则住在同一个帐篷里,两人还生了一个孩子。 〔27〕

这是无稽之谈,证据则只有某个人的道听途说。传闻原本靠不住,何况还是孤证?实际情况是,景宗去世时,萧绰深感内外交困势单力薄,便流着眼泪对韩德让说,我们母寡子弱,族属那么雄强,边境又不安宁,可怎么办呀?

韩德让答:只要信任臣等,何虑之有? 〔28〕

萧太后这样问,韩德让那样答,仅仅因为他是辽景宗指定的顾命大臣,同时被问也同样作答的还有同受顾命的耶律斜轸。两个人都很年轻,又分别代表着本家大贵族和契丹化的汉族大地主,萧绰当然要依靠他们。梨花带雨,让他俩顿起救美之心是可能的,偷情则恐怕是宋人的意淫。 〔29〕

何况就算是情人,又怎样呢?唐人都不在意的事,契丹岂会民怨沸腾,大宋又哪来的可乘之机?更何况,难道偷情的女人,就一定不会治国,不会打仗吗?

历史很快就会给出答案。

杨家将

宋太宗的二次北伐,原本是有胜算的。

皇帝的部署是兵分三路。东路由曹彬、米信各率所部以掎角之势出雄州(今河北省雄县),中路由田重进率部击飞狐(今河北省涞源县),西路由潘美率部出雁门(今陕西省雁门关)。他的战略计划是:实力雄厚的东路大军虚张声势佯攻契丹的南京幽州(今北京市),将其主力吸引到此,等中西两路得手之后再合兵围歼,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 〔30〕

因此,太宗特地交代曹彬:持重缓行,不得贪利。

可惜战争毕竟不是沙盘推演,各路大军也并不能做到步调一致。曹彬就推进太快,三月十三日便攻陷了涿州。消息传来,太宗皇帝不禁一愣:他为什么这么快? 〔31〕

看来,如意算盘一开始就拨错了珠子。

据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但,真正给曹彬教训的是契丹。

契丹方面是在三月初六得知宋军动向的,而当时负责南方军事的是耶律休哥。休哥跟韩德让、耶律斜轸同为萧太后执政的三大支柱,德让和斜轸在朝中参决大政,休哥在幽州防卫宋人。然而宋军来得太快,休哥未免力不能支。 〔32〕

好在此人久经沙场,智勇双全。他的办法,是白天放烟幕弹,装出一副准备决战的样子,让宋军疲于防守;晚上打游击战,派轻骑兵袭击对方的散兵游勇和老弱病残。更重要的是,他切断了宋军的粮道,把涿州变成了一座孤岛。 〔33〕

曹彬也很快就尝到了妄动的苦头。十天后,吃光了城中粮食又无供给的他,不得不下令撤回雄州。太宗闻讯,大惊失色。他说:哪有大敌当前却回家吃饭的?曹彬失策!

于是下令:原地不动,以待后援。

曹彬的手下却不同意,他们害怕师出无功。尤其是中西两路捷报频传时,将领们纷纷要求出战。曹彬无奈,只好在雄州补充了粮草以后又北上,走原路攻回涿州。 〔34〕

那么,曹彬还有翻盘的可能吗?

没有,因为萧太后来了。

萧太后几乎在接到战报的第一时间,就带着十六岁的圣宗御驾亲征。他们在三月初七祭告祖宗,六天后,也就是涿州被陷当日,便已经到达它东北面的驼罗口。

此后就是萧绰与曹彬的战争了,太后却没有露面。一方面,她在等待援军;另方面,她信任休哥。越战越勇的休哥也不负厚望,派出轻骑兵在曹彬返回途中不断骚扰。当时天气炎热,道路曲折,沿途水源都被休哥控制,宋军只能喝到泥浆。好不容易走到涿州,已是人困马乏,斗志全无。

萧太后来到前线的消息却传遍全军。

曹彬方寸大乱,下令冒着大雨撤退。萧太后则立即派出精锐部队增援休哥,并于五月初五在涿州附近的歧沟关追上了溃不成军的宋军。有了坚强后盾的休哥岂肯放过建功立业的天赐良机,战斗也毫无悬念地演变为单方面的屠杀。魂飞魄散的曹彬甚至不顾危险暗夜渡水,结果是大批战士被杀死或淹死在曾经作为辽宋界河的拒马河。

剩下的部队败走易州(今河北省易县),到达沙河。惊魂未定的宋军刚要停下来做饭吃,休哥的追兵又来了,此地再次变成屠场。毫无斗志的宋军望风披靡,自行落水或相互践踏者超过半数,沙河为之不流。后来,胜利了的休哥把宋军阵亡将士的尸体收集起来,堆成了一座山丘。 〔35〕

大宋朝野欲哭无泪。

萧太后却卷起军旗,班师北还过生日去了。宋太宗倒也没有乱了阵脚,因为中央禁军完全可以保卫京师,中路和西路的北伐军亦无损失,何况他手上还有一张牌。 〔36〕

这张牌就是杨业。

杨业原本是北汉将领,以英勇善战闻名于世,人称“杨无敌”。由于被睿宗收为养子,所以在北汉叫刘继业,跟末代皇帝刘继元是同辈兄弟。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宋太宗围太原,灭北汉,终结五代十国,刘继业跟刘继元一起归顺了大宋,被太宗皇帝恢复杨姓,单名业。从此,宋史称他为杨业,辽史称他为杨继业,也都称他为“杨无敌”。 〔37〕

得到这样一位无敌将军,太宗大喜过望。

宋太宗看重杨业是有道理的。一方面,此人善于指挥和使用骑兵,而这正是宋军的短板和弱项;另方面,皇帝也要靠外来和尚对付那些不服管教的宿将,以为制衡。然而恰恰是这两方面的原因,把杨业逼上了死路一条。

事情缘于局势的变化。大败曹彬之后,萧太后并没有像宋人担心的那样南下,而是让耶律斜轸挥师西进。宋的西路军不是对手,奉太宗之令南撤。撤退是要掩护的,杨业便因此成为牺牲品,总指挥潘美也因此背上了千古骂名。

潘美就是杨家将演义中潘仁美的原型,但历史上的潘美既非小人更非汉奸。他选择杨业以攻为守掩护撤退,主要因为杨业率领的是骑兵,比其他人率领的步兵灵活机动。何况真正把杨业逼上绝路的并非潘美,而是西路军的监军刺史王侁(读如深),潘美只不过纵容或默许了王侁而已。

方案,则是由杨业率军向耶律斜轸正面进攻。

这就等于是去送死了,杨业当然不能同意。王侁却阴阳怪气话里有话地说:将军号称无敌,天下无人不知。如今踟蹰不前,莫非是有什么别的想法?

作为北汉降将,杨业当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无法为自己辩解,只能流着眼泪对潘美说:杨业是亡国奴,本来就该死,但可怜手下的弟兄们无辜。因此,请二位将军在陈家谷口埋下伏兵。等杨业转战到此时,拉兄弟一把。

潘美和王侁都说:一定!

然而当杨业来到陈家谷时,那里却空无一人,潘美和王侁都跑得无影无踪。先跑的是王侁,潘美不能阻止,便跟着一走了之。也许在他们看来,杨业死了就死了吧!毕竟,这个从北汉过来的家伙不是自己人,更不是哥儿们。 〔38〕

后面的故事有不同版本。除民间传说外,契丹方面的记载就有两种,一种说杨业被流矢所中,另一种说被耶律奚低射下马来。被俘后的情况,一说曾被耶律斜轸羞辱,三天后自然死亡;另一说是拒绝治疗,绝食而死。 〔39〕

宋史的记载要壮烈得多。杨业陷入绝境之后,对手下将士说:你们都有父亲母亲老婆孩子,跟着我死没有意义,回去报效天子吧!然而所有人都不肯走,最后无一生还。杨业本人在全身受伤后被俘,绝食三日,不治身亡。 〔40〕

这恐怕是事实,撞死在李陵碑则是编出来的。

此番失败造成了严重后果。据记载,周边守将竟纷纷弃城而逃。这时,幸亏杨业的夫人折氏挺身而出,上表为夫君辩诬,社会舆论也都站在杨业一边。于是太宗皇帝追赠杨业太尉头衔,将潘美连降三级,王侁除名。 〔41〕

杨业的儿子杨延昭和孙子杨文广,也受到真宗和仁宗的重用。杨延昭还被契丹敬畏地称为“杨六郎”,杨文广则娶了鲜卑豪族慕容家一位英勇善战的女子为妻。没错,她就是传说中的穆桂英。佘太君当然就是折氏,佘是折的误传。 〔42〕

所谓杨门女将,来源大体如此。

大宋对杨业的以身殉国同声哀悼,胜利了的辽军却再接再厉,又于当年的十二月,在今天河北省河间市的君子馆全歼宋军。赵宋官家的精锐部队,几乎丧失殆尽。 〔43〕

从此之后,太宗皇帝再也不敢产生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念头。相反,他严厉告诫边将不得寻衅闹事,就连女真和高丽提出联兵伐辽也都谢绝,尽管他身上的箭伤年年都要发作,让后来的神宗想起来就痛心,发誓定要报仇。 〔44〕

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宋不北伐,辽要南征。于是到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秋,辽对北宋的第九轮进攻开始了。

那么,真宗能顶住吗?

花钱买和平

战争打响时,正是秋高气爽。

契丹人是闰九月初八从他们的南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举南下的。有备而来的辽军势如破竹,很快就在十五日和十六日两天,先后攻陷位于今天河北省安新县的唐兴、保定市徐水区的遂城,眼看就要突破大宋北部防线,长驱直入。 〔45〕

消息传来,朝野一片恐慌。

恐慌并不奇怪,因为不是对手。对方倒还是太后萧绰和圣宗耶律隆绪,情况却大不同于十八年前。想当年,他们母寡子幼,可谓势单力薄。现如今,隆绪三十三岁,正是年富力强;萧绰执政多年,更是驾轻就熟。母子同心,御驾亲征并肩作战,阵前还有一员曾经追随耶律斜轸打败杨业的大将萧挞凛,来势汹汹又志在必得,赵宋能是对手吗? 〔46〕

太宗皇帝都不是,何况真宗!

真宗是太宗第三个儿子,北宋第三任皇帝,景德元年时三十七岁。据正史记载,此人似乎也是真命天子,从小就爱战争游戏,还自称元帅。有一次,被太祖养在宫中的他居然大模大样地坐到了御榻上,让赵匡胤大为惊奇。

太祖摸着他的脑袋问:天子好做吗?

小家伙答:那要看天命咯! 〔47〕

不过事实很快就证明,小时了了,大未必然。口气不小的真宗并没什么雄才大略,这段记录也要么是拍马屁,要么只能说明他是纸老虎。事实上,如果不是有人硬把他逼上了前线,开国近四十五年的宋弄不好就会亡在他手里。

逼他的人是寇准。

景德元年刚刚被任命为宰相的寇准,是有名的对辽关系强硬派,也几乎是契丹入侵的消息传来时,唯一不惊慌失措的人。当时前方的告急文书一日五至,寇准却若无其事谈笑风生。情况报告到真宗那里,真宗急忙找他来问话。

寇准说:慌什么?了结此事,也就几天工夫。

真宗问:爱卿有何良策?

寇准答:请陛下上前线。

旁边的人大惊失色,真宗皇帝也起身要走。

寇准说:陛下留步。陛下如果回宫,大宋就完了。 〔48〕

地理位置和进军线路参考《中国历代战争史》及相关史料。

真宗只好召开御前会议征求意见。

意见其实早就有了。中书省这边,有位副宰相主张迁都金陵,因为他是江南人。枢密院那里,则有一个四川籍的官员主张避难成都。只不过,他们都是密奏。

真宗问寇准:爱卿以为如何?

寇准当然知道这是谁的主意,却故意当着那两个人的面假装不知地大声说:出此昏招者可杀!如今天子神武,将帅协和。车驾亲征,强虏当自行遁逃。即便相持不下,也是我方以逸待劳。为什么要抛弃社稷宗庙,远走他乡?

真宗只好打消成立流亡政府的念头。 〔49〕

十一月二十日,皇帝终于离开东京开封前往澶州前线。但是,才走了两步就不走了,因为他的随行人员吓破了胆。他们嚷嚷说:这是要把官家弄到哪里去?太危险了,我们回京师。

真宗也打起退堂鼓。他问寇准:南巡何如?

寇准说:这是乡巴佬婆婆妈妈的话。如今大敌当前危机四伏,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诸军日夜盼望陛下的銮驾,前进一步则士气高涨,后退半分则土崩瓦解。到时候敌军乘虚而入,请问陛下还去得了金陵吗?

禁军司令高琼说:去不了,士兵都会开小差。

皇帝身边的侍卫官也说:不能长敌人威风。

真宗这才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来到澶州。当时澶州分为北城和南城,两城隔黄河而相望。寇准主张去北城,因为那里才是真正的前线。寇准说:陛下留在南城观望,只会让军心更乱。高琼也说:陛下不去北城,百姓如丧考妣!

这时,一个枢密院官员说:高琼不得无礼!

高琼反唇相讥:大人靠着金榜题名出将入相,倒是知书达理,要不然写首诗让敌人退兵?

然后一声怒吼:卫士,进御辇!

真宗只好上车,但走到浮桥又不动了。

高琼一鞭抽到车夫身上:事到如今,还磨蹭什么! 〔50〕

天子的黄龙旗终于在北城城楼高高飘扬,三军将士齐呼万岁,声震四野。此刻真宗心里,应该会升腾起英雄主义的豪情吧?他甚至拒绝了臣下送来的貂皮大衣。皇帝说:天寒地冻,大家都在受苦,朕怎么能用这个? 〔51〕

契丹却阵脚大乱。两天前,他们的司令官萧挞凛刚刚中了宋军的伏弩当场阵亡,转眼间那胆小怕事的大宋皇帝又居然来到前线,这难道不是天意吗?何况从来不带辎重的契丹根本就打不了持久战,最佳选择只能是坐下来谈判。

真宗皇帝当然求之不得,只不过他并不知道萧挞凛已经死了,因此对谈判代表曹利用说:契丹兴师动众而来,不是要地就是要钱。割地万万不可,给钱倒有先例。 〔52〕

曹利用说:契丹如果得寸进尺,臣不敢活着回来。

真宗大喜:壮士!

曹利用问:可以给他们多少?

真宗回答:万不得已,一百万也行。

曹利用告辞而去,寇准却在路上拦住他,一把拉进帐篷声色俱厉地说:虽有圣旨,但许诺不得超过三十万。超过三十万就不要来见寇准,寇准一定会杀了你!

曹利用说:下官明白。

萧太后则在车上接见了曹利用。她说:关南是晋人(石敬瑭)送的,却被周人(柴荣)抢去,应该还给我。

曹利用说:晋人送,周人取,不关本朝的事。就连每年礼送金银和绢帛犒劳贵军,也不知我们皇帝意下如何。割让土地的说法,我曹利用听都不敢听,只能死在这里了。

萧太后当然是明白人,也是务实的人,很清楚谈判只能到此为止,于是以每年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成交。

曹利用带着草签的条约回到行营。

真宗正在用餐,不便接见,派了个宦官出来问情况。

曹利用说:事关机密,只能面奏。

宦官无奈,只好回去复命。

真宗又让宦官出来问:简单点,先说多少钱吧!

曹利用不肯说,只伸出三个手指。

于是那宦官回去汇报:恐怕要三百万。

真宗皇帝大叫一声:太贵了!

过了一会又自言自语:如果真能了事,也罢!

这时真宗早已从澶州北城移驾军中,皇帝的帐篷也没有厚墙,曹利用清楚地听见了那一声大喊,因此正式进去汇报时便一头跪倒在地:臣无能,丧权辱国,罪该万死!

真宗急切地问:到底什么价?

曹利用答:三十万。

皇帝跌坐御榻长出一口气:太便宜了! 〔53〕

确实便宜。这个史称“澶渊之盟”的讨价还价,给双方换来了一百二十年的和平。北宋经济发达、科技进步、文化繁荣,也要拜这和平所赐。和平,对各族人民都好。

大宋统治者也再一次意识到,能靠花钱来解决的都不是问题。于是他们大把地撒银子,既赠友邦,也与家人。官员固然不断加薪,军队也不断扩容。结果是官员和军士组成了庞大的队伍,帝国的财政终于发生危机。

奇怪!既然和平能够购买,为什么还要养兵?

因为担心的事情太多。

另类儿皇帝

澶渊之盟的第二年,党项人也来要钱了。

党项(Tangghut)是一个来历不明的族群,西方学者将其视为藏缅民族的古代成员,汉语文献则一般认为他们是西羌的别种,尽管其祖上姓过鲜卑的拓跋。总之,在晚唐五代的混乱中,这个生活在河套地区,而且很可能是混血的部落联盟,在各种势力的夹缝中悄然兴起,建立了世袭性的地方割据政权,只不过在北宋初年尚未建国而已。 〔54〕

大宋对于他们,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武力征伐基本上不起作用,停止双方边贸,实行经济制裁,则又把他们推向了契丹的怀抱。想来想去,真宗皇帝决定还是花钱买,党项酋长也愿意在得到实惠的前提下向大宋称臣,价格是每年银一万两,绢一万匹,钱二万贯,茶二万斤。 〔55〕

当然,跟契丹一样,宋也封那酋长为西平王。

酋长很满意。他对儿子李元昊说:打来打去,实在疲惫不堪,也没什么意思。现在好了,我们一族,可以穿金戴银满身罗绮,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成天披着兽皮了。

元昊却不以为然。他说,披兽皮,牧牛羊,正是我族的本色。英雄出世,就该称王称霸,穿什么绫罗绸缎! 〔56〕

呵呵,好一个青出于蓝!

实际上李元昊也不是省油的灯。领导过范仲淹和韩琦的北宋名臣夏竦,曾经在主持永兴军路(治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工作时贴出招贤榜,声称有得到李元昊脑袋的,赏钱五百万贯,封西平王。李元昊听说,派人乔装打扮,扛了一卷芦苇到西安的街上吃饭,吃完转身就走。到了晚上,饭店老板以为捡了一个便宜,兴高采烈打开那卷芦苇,却发现里面也有榜文,上面写着:有献上夏竦脑袋的,赏钱两贯。

夏竦得到情报,满脸通红。 〔57〕

如此枭雄,当然不会安分守己地当什么西平王。三十五岁那年,即北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十月,李元昊在兴庆(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年轻的西夏皇帝给原来名义上的君主宋仁宗,写了一封语气谦和但态度强硬的信。信上说:臣只称王,包括吐蕃和鞑靼在内的各族人民都不高兴,陛下还是批准臣当皇帝吧! 〔58〕

北宋君臣读了,无不愕然。

李元昊却并不是胡说八道。事实上在此之前,他就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精兵,将河西走廊全部置于自己的军旗之下,早已俨然一国之君。更重要的是,他已经为称帝建国做了一系列准备,此刻则不过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那么,李元昊都做了些什么?

首先是更名改姓。他们家族本姓拓跋,后来又被李唐和赵宋先后赐姓李和赵。李元昊却在1032年继承王位后,将王室成员改姓嵬名,自称曩霄。可惜,嵬名曩霄这个党项姓名实在怪异,所以大家还是习惯性地叫他李元昊。

两年后,元昊又下令改变发型。他亲自带头,剃去头顶的毛发,将刘海蓄起来,从前额垂到面部两侧。发型的改变是强制性的。命令颁发三天不改的,格杀勿论。

再过两年,即1036年,更大的动作开始了,这就是颁行党项文字。这种文字由六千多个方块字组成,发明人叫野利仁荣,但不是日本人,而是地地道道的党项人,并且是皇亲国戚。他发明的党项文,是依照汉字创造的词符文字,因此看起来像汉字,却没有一个是我们认识的。

凡此种种,都表现出李元昊强烈的民族意识。他就是要让党项与汉、吐蕃、回鹘、鞑靼等等都区别开来,哪怕只是形式上的。这样的人,又岂能真正臣服于宋或辽? 〔59〕

党项发式

寿陵残碑拓片

《龙龛手镜》

党项风俗中,男子发式以“秃”为特色,具有典型的游牧民族风格。西夏文字传世较少,图中的寿陵残碑展示了西夏文的风貌,《龙龛手镜》则是西夏文和汉字对照的字典,为今天解读西夏文字提供了方便。

同样,大宋也绝不会承认什么西夏皇帝。他们的应对措施,是宣布撤销李元昊的一切职务,收回赐姓和封号,断绝双边贸易,并悬赏购买他的人头。结果如前所述,是夏竦在西安受到羞辱,西夏的入侵和骚扰也接二连三。李元昊甚至在退还大宋所赐锦袍时,对宋仁宗反唇相讥:番汉两族原本就天各一方,我又没篡你的位,何必那么忌恨呢? 〔60〕

看来,也只能武力解决。

可惜大宋屡战屡败。尤其是庆历元年(1041)二月的好水川(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境内渝河)战役,堪称至为惨烈。当时,李元昊亲自率军埋伏于川口,大败宋军于六盘山下,死难者数以万计。消息传来,举国震惊。 〔61〕

吃了大亏的主将韩琦只好退兵。走到半路,阵亡将士的家属数千人拦住马头,一边撒纸钱一边哭着说:当初,你们义无反顾地跟着韩大人就走了。现在,你们的灵魂也能跟着韩大人回来吗?据记载,哀恸之声响彻四野,震耳欲聋。

韩琦泪流满面,驻马不能前行。 〔62〕

西夏那边,则有人题诗于边境寺庙:夏竦何曾耸,韩琦未是奇。满川龙虎举,犹自说兵机!意思很清楚:好水川里早已龙腾虎跃,大宋将领还在纸上谈兵。你们这帮空谈误国的家伙,根本就不是我们西夏的对手! 〔63〕

这可真是冰火两重天。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胜利了的李元昊却居然称起“儿皇帝”来。庆历三年(1043)正月二十四日,他送来尊称仁宗为“父大宋皇帝”的书信,表示愿意讲和。这就有点像宋江了。看来就连党项人都知道: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作为手下败将的北宋君臣却不满意,因为李元昊并没有在信中称臣。帝国并不在乎陛下多一个儿子,却很在意对方是否臣服。为此,韩琦在皇帝面前据理力争,甚至不惜与写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枢密院长官晏殊翻脸。

没错,晏殊和仁宗原本都主张尽快了结。

来回磋商一年多,李元昊终于同意称臣。当然,这需要花钱买。成交价格是:每年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饼二万斤,冬天的烤火费和生日礼物另算,逢年过节前来恭贺新禧时的回扣也另算,而且那回扣恐怕要超过贺礼。 〔64〕

毫无疑问,这笔钱不能算是战争赔款,而是“父皇给儿臣”的赏赐。但李元昊不在乎。谁都看得出,他之所得远远超过老爸,也实实在在。臣不臣的,有什么关系!

奇怪,李元昊不是看不上绫罗绸缎吗?

但是西夏的臣民在乎。连年征战的结果,是牧民们喝不上茶,贵族们穿不上漂亮衣服,难免怨声载道。李元昊不得不做出政策调整,豪情壮志之类只能暂时放在一边,尽管他最后还是弄得众叛亲离,死得不明不白。 〔65〕

宋人签订又一次“澶渊之盟”也不难理解。看看本页的地图就知道,这个王朝自开国之日起就疆域狭小,不要说比不上汉唐,就连西晋都不如。西晋尚且拥有西域和今天的云南省,宋则连这也没有。西域归了回鹘,包括西州回鹘和黑汗(喀喇汗),云南则属于大理。大理在唐代叫南诏,五代时改名大理,国都在今云南省大理市,国王姓段,白族。

上下地图中深色部分分别为西晋和北宋的疆域范围,下图中标记了大理国的位置。疆域范围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大理在宋代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正史仅仅记载其国王段和誉在徽宗政和七年(1117)被册封,以后又很快就不了了之,段和誉也在金庸小说中变成了段誉。总之,大理和西夏在正史中都不被视为正宗王朝,尽管从北宋到南宋,只有大理和西夏政权稳定,版图不变,直到被蒙古人所灭。

赵宋官家却不得不高度警惕,也不得不拨出巨款,既花钱买和平,也花钱买稳定。实际上在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不是国家而是皇权。国家的危险在边境之上,皇权的在萧墙之内。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是宁可牺牲军事效率甚至国家安全,也要保证皇位不受觊觎,皇权不会旁落的。

于是,就有了极具赵宋特色的治国方略。

第五章

新战略

谁是包公

据说,仁宗皇帝出生以后就哭个不停。

哭是有原因的:未来的皇帝知道执政不易。是啊,契丹索要无已,西夏悄然兴起,越南人还会进入广西。因此小家伙很不愿意来到这人世间,做什么大宋天子。

此事终于惊动天庭,派太白金星来解决问题。这也并不奇怪。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说,玉皇大帝原本就是仁宗的父亲真宗弄出来的,岂能不管?太白金星则化身为老头,走进宫里抱起婴儿在他耳边说了八个字,孩子就不哭了。

他说的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 〔1〕

原来,玉皇大帝为了报答真宗的供奉,已经安排了两座星辰下凡辅佐仁宗。文曲星是包拯,武曲星是狄青。这虽然是民间传说,却不妨碍我们通过他俩发现问题。

没错,这两个人的故事很有代表性。

就说包拯吧!他的名字,在华人世界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就连从来不读书的也知道,戏文里“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意味着什么:那一定是要主持公道,为民伸冤。龙图阁直学士包拯,在民众心中是明镜高悬执法如山的象征。

这是有历史依据的。据正史记载,包拯权知(临时主持工作)开封府时,曾大开正门。民众但有冤情,可以直接上堂控诉。办事人员做不了手脚,一贯横行霸道的贪官污吏和地痞流氓纷纷收手。没人敢来说情,红包也送不进去。当时的流行语把行贿请托叫作打通关节,民间的谚语则是: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哈,包公比阎王爷还铁面无私。

也有人说:包拯比黄河水还清。

清官包拯似乎也明察秋毫。他担任天长(今安徽省天长市)知县时,某农民投诉,不知是谁割了他家牛舌头。包拯对他说:回去把牛杀了卖掉。没过多久,就有人来举报那农民私自杀牛。包拯说:割他家牛舌头的,就是你吧?

那人魂飞魄散,当场认罪。

这就是洞悉人心了。因为按照大宋刑律,私自杀牛是犯法的。没有舌头的牛无法存活,只能杀了卖掉。因此,割人家的牛舌头,一定是想栽赃陷害。包公这样处理,便既能让罪犯自投罗网,也能让农民多少弥补一点损失。 〔2〕

好官!确实是好官。

可惜正史的记载只有这一例,民间传说和戏曲里的故事则基本上都不靠谱,三口铡刀更是子虚乌有。宋代任何官员都没有先斩后奏的特权,更没有什么尚方宝剑,要制造冤假错案也极为不易。因为两宋的司法可谓制度既健全,执行亦严格,法制建设的成就在中华帝国史上堪称一绝,既超过了之前的秦汉唐,更超过了之后的元明清。 〔3〕

先说抓人。

宋代的缉捕机构很多。县一级的是尉司,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尉司长官叫县尉,相当于县公安局长,一般由文臣担任,个别时期和地区用武官。此外,如派往全国各地的巡视员、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最高法院大理寺、情报部门皇城司,以及禁军司令部,也都有逮捕权。

这毫不奇怪,因为维护政权从来就是首要的。上述单位也并不只是抓些毛贼,更重要的还是缉私和防止谋反。既然如此,就不能单靠公安机关,必须让相关部门各显其能。

但,有权抓人的,无权审,更无权判。审讯和判决另有专门的机构。审讯叫鞫,读如居;定案叫谳,读如厌。所以审讯机关叫鞫司,也叫推司,狱司;判决机关叫谳司,也叫法司。尉司、推司、法司是三个部门,分别拥有逮捕、审讯和判决三种权力之一种,共同构成办案全过程。

这就有点像唐代的三省制:中书出令,门下审核,尚书执行,每个部门都只负责其中一个环节。这种将一个流程分为三段,然后各司其职的制度,无疑是为了防止决策错误和以权谋私,只不过唐代用于行政,宋代用于司法。

那就再来看缉捕之后的审判。

一般案件的审理在县,原则之一是重证据轻口供。仁宗嘉祐年间,鄠县(鄠读如户,今陕西省户县)县民某甲借哥哥某乙房子住,在地下挖出了铜钱。某乙的儿子某丙声称那铜钱是父亲埋的,到县衙起诉,主张权利。

此事死无对证,知县左右为难,不知该怎么判。

后来成为北宋理学奠基者之一的程颢(读如浩),当时正好担任鄠县主簿,相当于县政府秘书长。于是,他接过案子询问原告:你父亲埋铜钱,是在什么时候?

某丙答:四十年前。

程颢(1032—1085),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嘉祐年间进士。哲学家、教育家、诗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与程颐并称“二程”。

程颢当庭出示证据说:我朝钱币流通于市面,一般不过六年左右,之后便使用新钱。这些挖出的铜钱,铸造时间却在你父亲埋钱的好几十年前,请问做何解释?

某丙不得不承认是妄诉。

当然,程颢审理的是一桩民事案。如果是刑事案,则不但要重证据,而且要重程序。

按照制度,缉捕部门抓住犯罪嫌疑人以后,自己是不能定罪的,必须交给审讯机关。审讯机关至少要设立两个法庭,审讯两次。一审验明正身,核定证据,录下口供等等,叫推勘。二审接到案卷,必须从头到尾重新再问一遍,叫录问,也叫虑问、虑囚。

宋代司法高度重视二审。如果是州府一级的二审,必须到邻州借调法官。如果是死刑案,必须由正副长官会同其他官员集体讯问,叫聚录。如果二审在京师,则由御史台派人审理。二审法官还必须向被告宣布:你有权喊冤。

事实证明,这很有必要。仁宗时期,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市)破获一起纵火案,犯罪嫌疑人在一审供认不讳,二审法官张奕却不肯轻信。他问被告:你是如何作案的?

被告答:用瓦罐装着火种,点燃竹子放火。

张奕问:你的作案工具呢?

被告答:埋在某处。

张奕前往查看,果然发现了这两样东西。张奕说:纵火发生在三年前,瓦罐和竹子却是崭新的,不可疑吗?

结果查明,这是一起冤案。

冤案是如何制造的?主谋和胁从都是谁?他们后来受到了怎样的惩罚?对不起,没有记载。但可以肯定,按照宋代司法制度,那位一审法官是要被追究责任的。 〔4〕

二审如果没有发现问题,被告也不喊冤,就交给判决机关定谳。程序则有四道:先由一位法官找出适用法律,叫检法;再由另一位法官写出判词,叫拟判;然后再由同级官员组成合议庭,审核;最后由长官认可,签署判决书。

在上述过程中,推勘、录问和检法的官员,是绝对不能见面的。如果见面,各打八十大板。被告不服判决,三年之内都可以上诉。临刑时如果本人或家属喊冤,就要另派法官重审。人犯享有的法定翻案权,北宋三次,南宋五次。

太宗皇帝就亲自受理过这样的案子。

击鼓鸣冤的,是开封市民王元吉之妻。元吉被诬告毒死继母,入狱后屈打成招。此案由于陛下亲任大法官,很快就查明真相。主审法官和作伪证的法医受到处分,直接责任人则被带到御前。皇帝说:你是怎么刑讯逼供的?在你身上也来一遍吧!结果那家伙刚一受刑,便鬼哭狼嚎。

于是太宗对宰相们说:京城尚且如此,何况州县? 〔5〕

《宋刑统》是两宋判决案件的基本法律依据,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刊行的成文法。图中的“问曰”、“答曰”、“议曰”展示了判例的重要性。这里选取的案例关于任官和侍奉亲老的取舍问题,反映了礼与法的冲突和处理。

他还说:朕恨不能亲决四方之狱。 〔6〕

事实上,这位皇帝平反的错案恐怕不比包拯少。更难得的是,赵宋官家清醒地意识到,司法公正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治天下,因此下决心健全法制,重视程序。

如此说来,太宗之后,该没有冤情了吧?

对不起,有的。狄青之死就是。

狄青之死

狄青出现在战场,总是戴着铜面具。 〔7〕

没人真正知道这是为什么,所有解释都是猜测。通常的理解是为了吓唬对手,因为同时还要披头散发。问题是狄青之锐不可当足以让人闻风丧胆,那又何必多此一举?

所以,也有人说是他长得太俊。

这是有可能的。狄青的儿子狄咏就漂亮之极,被时尚界称为“人样子”。宋哲宗为自己挑姐夫,也说要长得像狄咏那样才行。还有人说,狄青在军中服役时,由于两手如玉而让长官大为惊诧。倘若如此,对敌人确实没有威慑力。 〔8〕

相反的意见是遮丑。宋代为了社会安定,常常将无业游民和犯罪分子编入行伍,狄青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的脸上跟宋江、林冲一样,也有“刺配军州”的印记。

刺配是因为代兄受过。当时他哥哥狄素在河里打架淹死了一个人,十六岁的狄青却对村干部说:人是我杀的,死没死还不一定,让我救了再说。于是将这家伙倒提起来,那倒霉鬼在吐出许多水以后,居然重返世间。 〔9〕

这就是杀人未遂了。因此脸上刺字,送入地方军。

当然,也有人说此事仅仅因为参军,与犯法无关,因为当时的军人都要刺字。但不管怎么说,脸上有那印记总归是不体面的,就连某妓女在劝酒时也叫狄青为“斑儿”。还有文官公然取笑他,说狄大人那两行字越来越好看了。

狄青说:喜欢吗?要不也送你一行。 〔10〕

如此看来,戴铜面具并不难理解。

可惜这种说法也有问题。因为仁宗皇帝曾经让他用药去掉刺字,狄青却表示不敢奉诏。他说:陛下唯才是举,不问出身,臣感激涕零。然而臣之所以能有今天,就因为有这个印记。因此,愿将刺字留在脸上,以激励部下。

仁宗尊重了狄青的选择,尽管那时他已是高级军官。

实际上,戴着铜面具冲锋陷阵的狄青,是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崭露头角的。据统计,四年之中,他参加大小战斗共二十五次,身上中箭八处,狄青却越战越勇。那时,大宋官军对西夏畏之如虎,西夏却敬畏地称狄青为天使。只要狄天使的身影出现在阵前,他们便魂飞魄散,抱头鼠窜。 〔11〕

据清人所著《古圣贤像传略》。

这就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

最看重狄青的是范仲淹。当时,范仲淹按照宋代“文臣将兵”的规矩出任西北边防军副长官,负责抵抗西夏达四年之久。正是在前线,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事实上范仲淹虽然是文官,却治军有方,深得边防将士和各族人民爱戴,就连羌人都称他为“龙图老子”,狄青更是敬范仲淹如父。同样,范仲淹也爱狄青如子。他甚至亲手交给这位年轻将领一部《春秋左传》,语重心长地说:为将而不知古今,那就只有匹夫之勇。 〔12〕

读书让狄青如虎添翼,变得智勇双全。包拯成为龙图阁直学士那年,越南人侬智高反宋,陷南宁,围广州,两广为之骚动。狄青主动请缨,并在第二年平息动乱。当时正值元宵节,京师由于这场战争而取消了灯会,狄青却在宾州(今广西省宾阳县)张灯结彩,大宴宾客,犒劳三军。酒喝到半醉的时候,狄青声称身体不适,退入内帐,黎明时分却传来消息,昆仑关(在今广西省邕宁县)已被狄青拿下。 〔13〕

这可真是兵不厌诈。

捷报让皇帝大喜过望,下令尽快研究奖励方案。实际上这时的狄青已成为帝国的保护神,以至于他的安全就是大宋的安全。仁宗甚至亲自过问狄青的饮食起居。他说:狄将军威名远扬,敌人岂能不设法暗害?他的身边,必须安排忠诚可靠的人。即便是生活细节,也不能稍有差池。 〔14〕

于是,当年五月,狄青被任命为枢密使。 〔15〕

与此同时,他的噩梦也开始了。

前面说过,枢密院是负责军政的最高领导机关。长官枢密使又叫枢相,与参知政事同为执政,例由文官担任。狄青打破这一惯例,便引起了文官集团的愤怒。他们集体地表示不满,甚至称狄青为赤枢,因为军人被蔑称为赤老。 〔16〕

流言蜚语也此起彼伏。京师盛传,皇帝赐给狄青的府邸里有怪光冲天,他们家的狗也头上长角。其实,所谓怪光是狄青祭祖时在烧纸,只不过火大了一点。狗头长角更是污蔑不实之词,意思是狄青这条狗居然妄想成龙。这些诽谤在东京不胫而走,蒙在鼓里的只有仁宗皇帝和狄青本人。 〔17〕

屋漏偏逢连阴雨。狄青担任枢密使刚好三年时,开封暴雨滂沱,昼夜不止。大水冲开了安上门,淹没官署民宅数以万计。按照所谓“天人合一”的观念,这是天谴,必须有人负责,决心扳倒狄青的人也就有了兴风作浪的机会。 〔18〕

狠下毒手的是欧阳修。

七月六日,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上万言书,一口咬定发生水灾是因为让狄青担任了枢密使。逻辑是:水和武将在阴阳五行中都属阴。那么,招来水灾的如果不是狄青,又能是谁?更何况水灾年年都有,却从来没有冲破国门,淹没首都的。如果不是上天在发出警告,请问又能是什么?

这样的逻辑,实在荒唐透顶。何况就算成立,落实到具体人选也未必就是狄青呀!请问狄青有错误吗?没有。是坏人吗?不是。然而欧阳修却说,唯其如此,才更可怕,因为不会有人想到要防范他,就连狄青自己都想不到。

奇怪,狄青自己都没有恶意,又岂能作恶?

欧阳修的解释是:小人作大恶,未必都出于本心。狄青难免作乱,则由于他是军人。军人都是小人。小人一旦大权在握,想不谋反都不可能。就算他自己不想,手下将士也会一拥而上。这叫什么呢?这就叫“伏藏之祸”。 〔19〕

好一个“伏藏之祸”,简直就是莫须有。

如此舞文弄墨,狄青只能躺着中枪。仁宗迫于压力,也只好解除他枢密使的职务,外调出京。狄青想不通,到中书省找宰相文彦博问个究竟。没想到文彦博两眼直瞪瞪地看着他说:什么原因都没有,就是朝廷怀疑你!

狄青目瞪口呆,连退数步。 〔20〕

据说,文彦博原本并不同意欧阳修他们的看法。后来转变立场,很可能是不愿、不敢也不能与文官集团作对。狄青却欲哭无泪。范仲淹在他担任枢密使之前便已去世,他又能找谁诉说?也许,他很后悔不该踏进文官的地盘,但是说什么都晚了。皇帝都无法保护的狄青,只好带着他那颗破碎的心到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上任,半年后死在那里。 〔21〕

没错,他是抑郁而死。

这就比岳飞还冤。岳飞之死是明杀,狄青之死却连暗杀都不算,只能杜撰一个名词叫阴杀。债有主,冤有头,被公开处决的岳飞还能等到平反昭雪那一天,直接责任人秦桧也永远地跪在了岳王庙前。狄青的冤魂却不能像哈姆雷特的父王那样显灵,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说。毕竟,他死后极尽哀荣,不但被追赠中书令,还有一个体面的谥号。 〔22〕

实际上,狄青是被制度和文化所杀,而制度和文化是无法被送上法庭追究责任的。所有人都是凶手,也就等于没有凶手,却不意味着不能反思。反思既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对加害者的尊重,更是对历史的尊重。

那么,为什么会有冤死狄青的制度和文化?

因为赵匡胤的军事体制改革。

如此军改

登基一年半以后,赵匡胤决定请客吃饭。

那是建隆二年(961)七月,初秋的开封天高云淡,清明时节新煮的酒正好开坛。受邀的石守信等人都很高兴,因为他们都是陈桥兵变的重要人物,大宋王朝的开国元勋,也是赵匡胤发迹之前的老弟兄。这样的聚会,总是开心的。

太祖皇帝却显得若有所思。

石守信看出问题来了。他问:陛下有心事?

赵匡胤说:皇帝不好当呀!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

石守信问:为什么?

赵匡胤说:我这个位子,谁不想坐?

石守信等人大惊失色。他们齐刷刷地跪下来说: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

赵匡胤说:你们是不会,别人呢?

石守信问:谁?

赵匡胤说:诸位手下那些贪图富贵的人呀!万一他们故技重演,也弄件黄袍披在你们身上,请问拒绝得了吗?

石守信等人以为自己受到猜忌,一个个魂飞魄散,泪流满面地说:臣等一介武夫,冥顽不化,何曾想到许多?恳请陛下慈悲为怀,为臣等指点迷津,给条活路。

赵匡胤说:人生苦短,如白驹之过隙。对酒当歌,悲富贵不常在。你们为什么不替自己好好规划一下呢?

石守信等人都说:请陛下明示!

赵匡胤说:交出兵权,换个肥缺,兴豪宅,置田产,拥歌姬,饮美酒,子孙无虞,自己也快乐。我再与你们都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很好吗?

众人都说:陛下体贴入微,恩重如山!

第二天,他们纷纷宣称自己身体不好,请求辞职,太祖皇帝则给予了亲切的慰问和丰厚的奖赏。 〔23〕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

可惜这并靠不住。正如本书第二章讲过的,一年后赵普还在拿陈桥兵变说事,劝太祖收回兵权,开始时太祖还很不以为然,岂非前后矛盾?何况黄袍加身原本就是赵匡胤亲自导演,怎么能对石守信他们说手下人贪图富贵呢? 〔24〕

事实上,杯酒释兵权不过小说家言,而且这故事也远不如另一个精彩。那故事说,有一次,太祖皇帝拉着石守信那帮人外出打猎,到了树林大家坐下喝酒。赵匡胤说:这里没有别人。你们当中谁想当皇帝,只要把我杀了就行。

石守信他们全被镇住,匍匐在地不敢抬头。 〔25〕

这事同样真伪难辨,但更符合赵匡胤的出身经历,以及人们对他的认知。实际上此人就是一条江湖好汉,不但武艺高强,而且嗜赌成性。传说嵩山少林寺三十六路棍法,就是他留下的。双节棍,也是他的发明。他胆敢在陈桥进行一场豪赌,靠的正是闯荡江湖的阅历,还有与石守信他们结拜为“义社十兄弟”的关系。难怪《水浒传》会这样描述这位开国皇帝: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 〔26〕

赵宋官家,原本是黑社会老大。

做贼难免心虚,更懂得贼心思。无论前面两个故事是真是假,太祖皇帝要防止别人黄袍加身都是肯定的。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交出兵权的功臣们都受到给了厚待,不但自己安享晚年,子子孙孙也富贵荣华,以至于在开封城内,纸醉金迷的高消费群体和时尚引领人,就是将门子弟娼门女。

宋代城市经济繁荣,这是原因之一。

当然,石守信他们被解除了兵权,也是真的。但如果将这理解为对付藩镇,就大错特错。恰恰相反,赵匡胤的安排是让他们交出禁军兵权,出任节度使。石守信是这样,其他人也是,只不过石守信保留了禁军司令的头衔。 〔27〕

也就是说,赵匡胤的第一把火,是夺禁军之权。

这是有道理的。过去人们往往以为,晚唐五代天下大乱是因为藩镇割据,其实并不尽然。准确地说,应该是晚唐之乱在藩镇,五代之乱在禁军。赵匡胤夺权成功,就因为他是禁军司令之一,石守信他们也都是禁军的高级将领。

禁军岂能小看!

不过,五代和北宋的禁军,已经并不单指御林军。严格地说,这时的禁军应该叫作中央军,与之相对的地方军则叫镇军。镇军就是藩镇的军队。由于五代的开国皇帝多半是内战的胜利者,深知藩镇的危害和禁军的重要,因此胜利之后便将敌军收编过来,禁军也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发展到后来,它就成为王朝唯一算数的军事力量。

重归中央集权,也因此成为趋势,并有了可能。

然而藩镇削弱以后,禁军就成了定时炸弹。因此赵匡胤并不满足于人事调整,还要改革军事制度。毕竟,人是靠不住的,制度才能保证长治久安。更重要的是,他必须为后人留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祖宗家法,确保政权不被颠覆,尽管大宋的军事改革和制度建设并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

那么,赵宋官家怎样军改?

左为将军形象,所着为黑漆顺水山字甲;右为步兵军士形象,所着为一领步人甲。据陈大威《画说中国历代甲胄》。

首先是将禁军的司令部,由二司变成三衙。二司就是侍卫司和殿前司,各领一支禁军。这是后周的发明,目的是不让禁军尾大不掉。赵匡胤则更进一步,又将侍卫司分成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与殿前司合为三衙。这样一来,禁军就等于有了三个司令部,总司令当然是皇帝本人。

但,禁军司令部虽然变成了三个,而且互不统属,三军司令却仍然是军人。军人总是有共同语言的,谁知道他们会不会结成团伙?因此还必须由文官来制约,办法则是将决策权和调度权给枢密院。从制度上讲,枢密院是全国武装力量的统帅机关,当然有权制定战略,并调遣军队。

可惜枢密院也不能让人放心,尽管其首长一般都由文官担任。问题是,枢密院的军权原本夺自宰相,现在又夺禁军兵权。如此集权,谁能保证那猫儿不会变成老虎?

所以,单单防范中央军还不够,还得提防枢密院。

办法则是剥夺其指挥权,交给边将和统帅。后者为什么就没有危险呢?因为战争时期的统帅都是临时任命的,和平时期的边将又没有自己的军队。不管哪种情况,军队都由枢密院调遣,派出哪支就是哪支。手下没有一兵一卒,边将岂能拥兵自重?就连节度使,也成了荣誉称号。

不过,军队虽由枢密院调遣,但天长日久,边将与驻军之间还是会建立联系,产生感情。这就不能不防,办法则是更戍。也就是说,任何一支军队,在一个防区或战区最多驻扎三年,甚至只有一年就要换防,谁都不会久驻。

这样一来,边将与驻军即便想混个脸熟都不容易,更不用说结为死党了。三衙也一样。他们管理的兵和将,是调来调去的。枢密院更不行,连军队的面都见不着。这就叫“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所有人都无法结成团伙。

现在,我们可以大体上弄清楚宋代军事制度了。中央军平时由三衙养着管着训练着。一旦需要戍边或者打仗,对不起,交给枢密院调度。枢密院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但是部队到了驻地或前线,则交给边将和统帅指挥。就是说,三衙有管理权无调度权;枢密有调度权无指挥权;边将和统帅有指挥权,却不知道手下的兵将从哪里来,能干什么。

显然,这些人都不可能黄袍加身。

实际上,防止第二次陈桥兵变,就是赵匡胤他们军改的指导思想和重中之重,这才始夺军政权于中书省,继夺用兵权于中央军,再夺指挥权于枢密院,可谓机关算尽。 〔28〕

那么,赵宋官家可以放心了吗?

还不能。

自毁长城

赵匡胤无法忘记的,是安重荣的一句话。

安重荣是五代名将,原属后晋高祖石敬瑭。石敬瑭在太原起兵反后唐,派人前来招纳安重荣。安重荣的母亲和哥哥把那人杀了,安重荣却主张先看天意。于是,他在百步之外竖了一支箭杆,然后说:石敬瑭能做天子,就射得中。

结果,一箭中的。

安重荣又竖一杆,说:看看我就能做节度使吗?

当然,他又射中了。

成为石敬瑭的节度使以后,安重荣更加意气风发。有次他与契丹的使者骑马并肩而行,突然指着天上说:看见那只鸟了吗?说完张弓搭箭,鸟儿也应弦而落。

安重荣大笑:天下也一样,可一箭而定。

这样的武夫,岂不可怕?

事实上,安重荣后来也反了,尽管没成功。反叛的公开理由,是不愿意向契丹称臣。但,这种“政治正确”的说法从来就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反倒是他那句名言:天子难道有什么种族吗?谁兵强马壮,谁就能当! 〔29〕

正是这句话,让赵匡胤睡不着。

于是,又一军改举措出台:文臣将兵。

文臣将兵,就是由文官担任平时的军区司令员,战时的前线指挥官。这显然是有风险的,因为文官不懂军事,胆子也小。然而对于赵宋官家,这些缺点却是优点:没胆量和能力打仗的,也没有本钱谋反。尤其是科举出身的文官,没有亲兵部曲,只有儒家思想,怎么会谋反,又怎么敢?

何况文官也未必不中用。抵抗契丹的寇准,抵抗西夏的韩琦,抵抗女真的李纲,都是进士出身,抵抗蒙古的文天祥还是状元。实际上,文臣只要忠君爱国就行。安营扎寨之类的具体军务,是可以交给担任副职之武将的。

当然,前提是武将要服。

这就必须像重男轻女一样,在全社会造成重文轻武的心理定式和舆论环境,甚至让武将自惭形秽。这不容易。因为在之前的五代,军人们已经跋扈惯了,文臣的地位则连屠夫手里的小鸡都不如,何曾想过还能翻身?

赵匡胤却居然成功。

狄青的遭遇就是证明。韩琦担任军区司令员时,狄青的职务是总管,地位至少相当于参谋长。然而韩琦因为一点小事要杀狄青的旧部,狄青却不能救。当时,狄青连韩琦的门都不敢进,只能站在外面求情,请韩琦刀下留人。

韩琦问:这人违反军纪,有什么杀不得?

狄青答:他有军功,是好男儿。

韩琦嗤之以鼻,傲然答道:东华门外金榜题名,那才叫好男儿,这种东西算什么!说完,竟然当着狄青的面将那人斩首示众,狄青则站在庭院里动都不敢动。 〔30〕

不难想象,后来狄青担任枢密使,位在韩琦之上,引起的会是怎样的公愤。如果我们还知道,接替狄青职务的不是别人,正是韩琦,那就会对此案有更深刻的理解。 〔31〕

没错,重文轻武,是不容更改的祖宗家法。

狄青则不幸成为反面教员。文官集团以他为例,向普天之下明确宣布:只要是军人,就永无出头之日,哪怕你再努力,再忠诚,再有才干,也哪怕你有皇帝信任。

这真是何其不公!

哀莫大于心死。被扼杀了上进心的军人群体,开始集体性地走向腐化堕落。是啊,既然升官无望,那就发财;既然建立军功反倒要受猜忌,那就不如干点别的营生。

于是,军队经商便蔚然成风。

经商很早就有,起因是经费不足。比如范仲淹,便在镇守庆州(今甘肃省庆阳市)时从军库借钱做生意,获利二万多贯。由于利润全部用于公务,并未中饱私囊,所以范仲淹坦然向皇帝上奏。岳飞成绩更好,每年一百五十八万,大约相当于岳家军三个月的开支。不过岳家军产业之多,也令人咋舌,不但有酒店和房产,还有当铺和赌场。 〔32〕

但,像范仲淹和岳飞这样经商为公的,有多少呢?

暴利则是肯定的。狄青的一个旧部贾逵,曾以十万贯的本钱,只用五十天就获利四十万。朝廷得知,只好表态下不为例。顺便说一句,此事正好发生在狄青被免当月。 〔33〕

军队经商能够获取暴利并不奇怪,因为一文钱的商业税都不会交,干活的士兵更是免费劳动力。某些胆大妄为的将领甚至武装押运国家垄断经营的商品,公然走私。朝廷对此其实无可奈何,因为禁军司令部也这么干。最可笑的是南宋高宗时的杨沂中,先是主动献出殿前司五家酒厂,然后马上又向皇帝要五十万,说是这五家酒厂三年的利息。

经商方式也各显其能。某禁军司令部的办法,是用修建营房的钱盖商铺,然后租给随军家属经营,坐收渔利。还有将领把盈利任务承包到个人,逼他们做非法买卖。这些家伙的想法也很简单:就算被官府抓住,又能怎样呢? 〔34〕

不能怎样。因为太祖皇帝当年从石守信他们手里夺取兵权时,交换条件便是默许甚至怂恿他们以权谋私。石守信也没有辜负赵匡胤,在节度使任上大发横财,积累了数量惊人的巨额资产。这其实是五代以来传统的变通。那时军阀们搞兵变,都会许诺部下事成之后在城中抢劫百姓,赵匡胤只不过把明火执仗的豪夺,变成了细水长流的巧取。 〔35〕

当然,这至少看起来“文明”得多。

前有车,后有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后世的武将都纷纷效仿石守信,朝廷则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实在弄得太不像话,才敷衍了事地制止一下,结果自然是扬汤止沸。至于克扣军饷、虚报开销、私役士兵之类,根本就管不了。

将如此,兵如何?

有的腐败,有的悲惨,天差地别。

情况不同是因为兵制复杂(见附表)。其中待遇最高的是禁军,即正规部队中的中央军。他们是从全国各地精挑细选出来的,可谓嫡系部队。禁军由林冲一类的教官训练,配置精良,军饷丰厚,收入高的可保一家老小衣食无忧。

挑剩下的编入厢军。此外,禁军中的老弱病残,荒年时的灾民难民,刺配各州的罪犯囚徒,也都是厢军兵源。厢军不训练,只服劳役,比如修筑城池、制造兵器、搭桥铺路和疏通河道等等,有的还充任长官的警卫员和勤务兵。 〔36〕

据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整理。

这样的廉价劳动力,当然不会被官员和将领放过。他们被大量投放到军营产业,成为盖楼架屋的工程兵,栽花种树的园林兵,酿酒织布的技术兵,吹拉弹唱的文艺兵。在军队这个大作坊里,士兵们练就了服务市场的十八般武艺,就连刺绣也都会。可以说,除了上阵杀敌,无所不通。

结果是什么呢?同为军人也苦乐不均。被当作苦力役使和盘剥的那些厢军穷到了骨头里,通过经商先富起来的禁军则骄奢淫逸,站岗放哨和领取口粮都要雇工扛枪背米。 〔37〕

但,没有斗志和士气,是一样的。

实际上赵宋军改的最大弊端,就是把军人变得萎靡不振不像样子。从此,当兵不再是光荣的事,先秦的血性和汉唐的雄风荡然无存。好在两宋的文臣还多少有点风骨。到明清之后,皇权进一步加强,军政两界便都只剩下了奴性。

军队是保家卫国的力量,也是一个民族魂魄所系。军队强悍,则民族雄健;军队绵软,则民族孱弱。两宋文化柔媚雅致到一副娘娘腔,原因之一就在这里。因此,赵宋官家的重文轻武,就不仅是自毁长城,也是民族精神的自宫。

问题是,这样的王朝,为什么还能维持三百年之久呢?

这是我们要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

逼出来的开明

北宋仁宗某年,开封府接到报案,某市民家新娶的儿媳妇过门才三天,就被人接走,失联已经半个月。当时的知府叫范讽,跟包拯一样也是龙图阁直学士。人命关天,范龙图不敢怠慢,马上受理此案,并询问原告。

范讽问:你家儿媳妇是谁接走的?

原告答:宫中。

范讽倒吸一口冷气。心想:这岂不是皇上抢亲吗?

于是又问:你不是乱讲吧?

原告苦笑:这种事,小民岂敢妄言。

范讽说:那好,你在这里等着就行。

说完,范讽立即进宫面圣。仁宗皇帝也不赖账,承认听皇后讲,宫中新进一女,颇有姿色,只是还没见过。

范讽说:既然如此,请将此女交出。

仁宗说:可以。

范讽说:臣恳请此刻就在御前交割,以便带回府衙当面还给原告。夜长梦多。万一走漏风声,街谈巷议顿起,臣担心那些诽谤不实之词,有碍陛下“不好声色”的美誉。

仁宗也二话不说,马上传旨交人。

此事无疑另有内幕。这个绝色女子是谁发现的?又是谁指使接进宫里的?仁宗皇帝事先是知情还是不知?强抢民女的人受到处分没有?都不清楚。但,如果真有这件事,仍然可以说:仁宗是讲道理的皇帝,范讽是负责任的官。 〔38〕

更重要的是,这并非个案。

实际上,宋代的民告官屡见不鲜,告状的原因和方式也五花八门。比如,太宗的宰相李昉(读如访)就被一个名叫翟马周的平民,以“不作为”的罪名告下了台;南宋某位副县长,则被县民以集体起诉的方式驱逐出境。最可笑的是诗人方回,由于做爱时动静太大,竟被邻居告上了法庭。 〔39〕

当然,后面这一例,严格地说不算民告官。因为此案发生在元初,方回也早已免职,住在杭州一家破败不堪的小旅馆里。没想到晚上的剧烈运动震塌了隔壁房间的墙泥,这才一不小心成为被告,最后以民事调解了结。

可惜,此事真伪难辨,只能姑妄听之。 〔40〕

不过,宋人爱打官司却是真的。比如今天江西省浮梁县的民众,就曾创造每日递交诉状数百件,终于吓跑知县王越石的纪录。其他诸如此类的记载,也史不绝书。 〔41〕

这其实是文明的表现。打官司总比打群架好,民众告官也比官逼民反好。如果他们连皇帝都敢告,在皇帝面前都能主张权利,则当时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之宽松,就简直叹为观止。这时,即便统治是专制主义的,那也是开明专制。

那么,宋代政治为什么开明?

逼出来的。

看看地图就知道,宋,是多个民族政权并立于中华大地的时代。北宋,有契丹的辽、西州回鹘和黑汗;南宋,有契丹的西辽,女真的金,蒙古、克烈诸部;两宋还都有党项的西夏,白族的大理,西藏的吐蕃。也就是说,这个王朝从来就不是汉唐那样天下一统的多民族大帝国。

宋,为什么不能重振汉唐雄风?

简单而直接的原因是没有足够而像样的骑兵。在冷兵器时代,有没有骑兵简直就是天壤之别,马镫子发明以后更是如此。大唐是有骑兵的,这才能把一个农业民族的国家变成世界帝国,势力范围远至中亚细亚。

可惜,宋没有这个优势,因为没有牧场。西北和东北牧场在安史之乱以后就不属于中原王朝,华北牧场又被石敬瑭出卖,河套地区则归了西夏。于是,马成了稀缺资源。不信看看《清明上河图》,那里面是马多还是驴多。

契丹在这方面却有着天然优势。他们每个战士配置三匹军马,两匹用来行军,一匹作战。也就是说,契丹军队千里奔袭时,是两匹马轮换着骑的,速度当然快。到了战场则换乘体力充沛的战马,战斗力当然强。这样的军队,简直就是草原上展翅飞翔,随时都能给予致命一击的鹞子或鹰隼。 〔42〕

难怪契丹人称骑兵为铁鹞。 〔43〕

宋军却只能把自己变成豪猪。二次北伐失败后,宋太宗就采纳大臣建议,在华北地区深挖沟,多开塘,把江河湖泊连成网,构筑了一条绵延四百五十公里的塘泊防线。他们又同时在边境地区大量植树造林,用水和树筑起新的长城。

然而这是双刃剑。要知道,天寒地冻时,就连黄河都会结冰。到那时,天堑立马变通途,还有林木做掩护。能够抵挡契丹铁鹞的,岂非只有血肉之躯? 〔44〕

好在宋人的防卫技术和设备堪称一流。尤其是弩,对付骑兵颇具杀伤力。唐代发明的火药也大量使用于战争,燃烧性火器如火箭、火枪、火球、喷筒,爆炸性火器如炸弹都被发明出来。原本作为抛石机的砲(不能写成炮),也不仅抛掷石弹,还抛掷燃烧弹和各种爆炸性火器。

宋,已进入冷热兵器并用的时代。

据《武经总要》。

问题是,当时的那些“重兵器”都极为笨重。比如一次能够发射几十支箭的某种床弩,就重达千斤,使用时需要数十上百人操作。这就无法远征。由这样一些兵器,包括厚重无比之盔甲武装起来的军队,注定只能是防守型的。 〔45〕

遗憾的是,帝国根本就无险可守。太行山以东尽是平川之地,骑兵到黄河不过几天工夫,过河就能兵临城下,偏偏开封又是裸露在岸边的一个平坦低洼的所在。签订澶渊之盟那一战,真宗几次三番想逃跑,并非没有道理。

同样遗憾的是,迁都洛阳或长安也无可能。

前面说过,大宋的国家财政,是靠大陆农业和海洋工贸两大支柱来支撑的;王朝的稳定,也不仅由军事力量和行政手段,还要靠商业网络来维持。但是,无论大规模商品化的农业生产,还是外贸和水运,都要靠南方;而南方的财富和产品运到长安、洛阳,在北宋已是成本高到不可操作。

何况帝国需要重点防范的入侵者,已经由西北的突厥和回鹘、西南的吐蕃,变成了东北的契丹和女真。因此,重心势必东移。东移之后的发展,则是政治中心北上,北京成为元明清三代帝都;经济中心南下,江南熟,天下足。

开封,成为历史的转折点。

北宋的皇帝也只好死守开封了。不过这样一来,他们的头上便悬挂着达摩克利斯之剑,不敢稍有懈怠,也不敢玩忽职守。是啊,居安尚且必须思危,何况所居不安?徽宗之前没有太不像话的皇帝,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问题是怎么办。

不能攘外,便只好安内。这就必须政治开明,甚至不惜放下身段讨好方方面面。讨好文官的办法,是既要增员又要加薪。讨好军队的办法,是默许他们经商盈利。讨好民众的办法,则是在荒年将灾民收编入伍,由国家包养起来。军阀出身的赵宋官家,不得不让自己看起来乐善好施。

当然,契丹和西夏,也要花钱。

结果是什么呢?囊中羞涩。实际上,北宋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帝国,财政收入远远超过唐代。可惜,需要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而且有增无减。比如军队的总量,从太祖到仁宗一百年间,就增加了七八倍,哪里受得了? 〔46〕

于是,正如强大的外部压力,逼出了依法治国的政治文明和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无法承受的经济压力,以及难以释怀的民族屈辱,也会逼出不得不进行的改革。

那么,改革会成功吗?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王安石变法》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907年(后梁开平元年)四月,唐哀帝禅让,唐亡。朱全忠称帝,国号梁,建都开封,史称后梁,五代十国开始。

916年(贞明二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契丹建国。

918年(贞明四年),王建称帝,高丽建国。

923年(后唐同光元年),李存勖称帝,国号唐,建都洛阳。史称后唐。后梁亡。

925年(同光三年),后唐伐前蜀,前蜀亡。

936年(后晋天福元年),石敬瑭称帝,国号晋,建都开封,史称后晋。后唐亡。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与契丹。

937年(天福二年),南吴让帝禅让,南吴亡。李昪(徐知诰)称帝,国号唐,建都江宁,史称南唐。

945年(后晋开运二年),南唐军攻陷建州,闽亡。

946年(后晋开运三年),辽军攻陷开封,后晋亡。

947年(后汉天福十二年),契丹太宗耶律德光在开封按照中国方式重新登基,改国号为辽。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国号汉,建都开封,史称后汉。

950年(后汉乾祐三年),澶州兵变。

951年(后周广顺元年),郭威称帝,国号周,建都开封,史称后周。契丹发生兵变,辽世宗被杀,辽穆宗继位。南唐兵入长沙,南楚亡。

954年(后周显德元年),后周太祖郭威卒,养子柴荣继位,是为后周世宗。

959年(后周显德六年),后周世宗柴荣卒,子宗训继位,年七岁。

960年(北宋建隆元年),陈桥兵变,后周亡。赵匡胤称帝,是为太祖;国号宋,建都开封。

961年(建隆二年),南唐李煜继位。

963年(建隆四年),宋军袭江陵,南平亡。

965年(乾德三年),宋军入川,后蜀亡。

971年(开宝四年),宋军南征,南汉亡。

975年(开宝八年),宋军攻陷江宁,南唐亡。

976年(太平兴国元年),宋太祖赵匡胤暴卒,弟赵光义继位,是为宋太宗。

978年(太平兴国三年),吴越王尽献其地,吴越亡。

979年(太平兴国四年),赵光义围太原,北汉亡,五代十国时期终结。宋太宗趁势伐辽,大败而归。

982年(太平兴国七年),辽景宗卒,辽圣宗继位,年十二岁,太后萧绰临朝称制。

986年(雍熙三年)正月,宋太宗第二次北伐。

997年(至道三年)三月,宋太宗卒,真宗继位。

1004年(景德元年),澶渊之盟。

1022年(乾兴元年),宋真宗卒,仁宗继位。

1038年(宝元元年),李元昊称帝,西夏建国。

1044年(庆历四年),北宋与西夏签订合约。

1053年(皇祐五年),狄青平定侬智高,任枢密使。

1056年(嘉祐元年),水淹开封,狄青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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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大宋革新

产品经理 | 张雪健 装帧设计 | Mirro 内文设计 | 谈天

出版统筹 | 吴畏 学术顾问 | 陈勤 法律顾问 | 黄荣楠

插图绘制 | 方佳翮 何姝 钟蓉 徐婧儒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策划人 | 路金波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箭在弦上 短命的改革

变法迫在眉睫

韩琦罢相

司马光待命

王安石进京

不二人选

方案看来不错

第二章 一意孤行 失败的开端

风满御史台

国家体改委

司马光出走

化友为敌

积怨爆发

王安石罢相

第三章 乾坤逆转 破镜难圆

吕惠卿被诬

邓绾倒台

帝王心思

司马光复辟

了犹未了

第四章 教训所在 苏轼下狱

皇权本是钟摆

改革与道德无关

执政岂能大无畏

目的是个问题

谁主沉浮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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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18

王安石变法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安石变法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3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760-6

Ⅰ. ①王… Ⅱ. ①易… Ⅲ. ①王安石变法-研究 Ⅳ. ①K244.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6381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吴畏 贺彦军

装帧设计 Mirro

插画 方佳翮 祝小慧

易中天中华史

王安石变法

易中天 著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27千字

印张 7.25

印数 1-40,000

插页 2

版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760-6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箭在弦上

短命的改革

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三月二十六日,一幅反映社情民意、描绘民间疾苦的画卷送达御前,图中的景象触目惊心惨不忍睹:开封城外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流亡的难民扶老携幼蜂拥而至,个个面有菜色体无完衣。他们卖儿卖女典当老婆,也只能换来一些麸皮和粗粮勉强糊口,没有家人可卖的便去吃树皮草根,饿死在城下只是迟早的事。

这跟《清明上河图》可完全两样。

献图的是一位小官,名叫郑侠,职务是安上门监,也就是为皇帝看大门的。郑侠在奏折中说,这些都是他每天在城楼上亲眼所见,画出来的还不到百分之一。帝辇之下,惨状尚且如此;千里之外,真不知是什么样子!

神宗皇帝潸然泪下。 〔1〕

其实皇帝对此应该早有思想准备。因为从上一年的七月开始,许多地方就没能出现有效的降雨,全国性的旱情竟然延续八个月之久。对于农业帝国,这无异于沉重打击。何况按照西汉董仲舒天人感应的观点,自然灾害是统治者不修德政的结果,也是上天的警示和谴责,必须有人负责。

舆论的矛头迅速指向王安石。

王安石是在熙宁二年(1069)二月,开始厉行史称“熙宁变法”之改革的,到郑侠献图时已经五年。五年来,反对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此刻更是一浪高过一浪。道理也很简单:旱情的严重即便不是由于王安石的倒行逆施惹怒了老天爷——这当然并不可能,那么显而易见,他的变法无疑加重了灾情,也使人民群众的生产自救没了希望。

郑侠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百姓早就家无隔夜之粮,为什么还要戴着枷锁去砍自己的桑树,拆自己的房子?就因为要偿还王安石逼他们借的国债,缴纳王安石新设的税费,而原本应该用来救济灾民和平抑物价的专项基金,却被王安石挪作他用,为政府敛财了(详见后文)。

如此新法,岂非天灾之外的人祸?

因此郑侠毅然提出:恳请陛下罢祸国殃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如果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之内还不下雨,请将臣在宣德门外斩首示众,以正欺君罔上之罪。 〔2〕

皇帝被这个不怕死的福建福清人打动了。上朝时,他将这份奏折和这张图交给宰辅们看,还问了王安石一句话:这个名叫郑侠的人,爱卿你认识吗?

王安石答:是臣的学生。 〔3〕

神宗马上明白:他们两人应该没有私仇。

当然没有。实际上王安石不仅是郑侠的老师,还是他的恩人。郑侠虽然也是进士出身,把他引进官场一手栽培放手重用的却是王安石。而且,郑侠地位太低,根本没有资格直接向皇帝上书,奏折和图也被宫廷退回。郑侠无奈,只好到城外的官差站,谎称是绝密急情,这才快递到御前。 〔4〕

显然,这是违法的。郑侠也在奏折中说,即便事实证明他的意见正确,仍然请求处分。也就是说,郑侠反对王安石变法,没有个人恩怨,没有利益驱动,反倒还要担风险。 〔5〕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也许因为观念相左,也许因为地位不同。毕竟,王安石是宰相,高居庙堂,考虑的是宏观调控;郑侠是门监,深入基层,面对的是平民百姓。按照新法,民众进行任何交易都要纳税。征收这些税费,也是门监的工作之一。郑侠却无法接受也无法执行。要知道,此时是荒年。难道那些可怜无告的难民卖儿卖女,也要缴纳营业税和所得税? 〔6〕

郑侠忍无可忍。

忍无可忍的还有太皇太后和皇太后。

两宫皇太后也都是反对变法,反对王安石的,只是她们的意见神宗皇帝根本听不进去。有一次,神宗带着弟弟岐王赵颢陪同太后去看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旧话重提:民间怨声载道,纷纷反映苦于新法,是不是该停止实行?

神宗皇帝说:新法是为了利民,不是苦民。

太皇太后说:那么,是不是可以换掉王安石呢?他是很有才学,但是人缘太差。即便为了保全他,也最好让他暂时离开相位,过个一年半载再召回来,岂不是更好?

神宗皇帝说:挺身为国的,只有王安石。

岐王赵颢说:皇祖母的话有道理,请陛下考虑。

神宗皇帝却突然失态,歇斯底里地说:什么意思?难道朕把天下搞坏了吗?要不这皇帝你来做?

岐王赵颢当场吓哭。他流着眼泪说:至于吗?

亲亲热热一家人不欢而散。等到皇帝再次见到太皇太后和皇太后时,两宫的态度变得很明朗:王安石乱天下!尽管没有证据显示,这件事是发生在郑侠献图的当晚。 〔7〕

神宗皇帝心乱如麻。

王安石却让皇上失望。面对灾情,他表现出没心没肺的满不在乎,居然说:灾害是常有的事,就连尧舜和商汤也无法避免,只要修人事以应天灾就可以了,不足为虑。

神宗皇帝大为惊诧。他说:这难道是小事吗?朕之所以如此恐惧,就是担心人事有问题。 〔8〕

王安石还是无动于衷。

于是皇帝觉得,也许该听听韩维的意见了。

韩维的身份比郑侠还特殊。他是宰相韩绛的弟弟,也是王安石的恩人,宋神宗的老师——如果可以那么说的话。事实上,神宗还是郡王的时候,韩维就是他的身边人。而且,每当后来的皇帝对韩维的议论发出赞叹,韩维就会说,这不是他的主张,是挚友王安石的远见卓识。可以说,没有韩维,神宗恐怕就不会那么看重王安石,也不会有熙宁变法。 〔9〕

因此,神宗在延和殿召见了韩维。

皇帝问:天久不雨,朕五内俱焚,该怎么办?

韩维答:很简单,废除王安石的新法。

如果说,在最后的时刻,压倒骆驼只需要一根稻草,那么,当这样一棵大树倒下时,骆驼已无生存的可能。皇帝也不再犹豫。他对韩维说:好吧,就由你来拟诏。 〔10〕

诏下。三天以后,大雨。 〔11〕

这当然未免太有戏剧性,因此未必可靠,就算属实也是凑巧。但此事被史家大书特书一传再传,却充分体现出他们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可以说,那种憎恶,那种快感,那种幸灾乐祸和咬牙切齿,简直就是溢于言表。

对于郑侠来说,这却是及时雨,至少救了他一命。不过这位敢于直言的小官,还是被王安石的党羽流放到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市),只是由于神宗的保护才幸免于死。 〔12〕

王安石也离开了相位,被贬为江宁知府。尽管这并不是最后的结局,他本人也在十个月后官复原职,但显然已经风光不再,与皇帝的关系也大不同于前,以至于在一年多以后再次被贬到江宁,永远离开了政治中心。

失去了这个主心骨,改革其实已难进行。

又过了八年半,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卒,享年三十八岁。太子继位,是为哲宗,年仅十岁。原来的皇太后成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对变法进行反攻倒算。第二年即元祐元年,王安石去世,新法全部被废除。至此,一场轰轰烈烈又虎头蛇尾的改革,终于一败涂地。 〔13〕

也许,一切都缘于郑侠那张图。

这就必须问个为什么了。答案也无非是这样几种:王安石有问题,宋神宗有问题,反对派有问题,新法有问题,或者变法本身就有问题。所有这些答案都有人主张,也都有人反对。我们的故事,却必须从头说起。

变法迫在眉睫

宋神宗继位那年,二十岁。

这是一个好年龄,既充满热情,又非少不更事。而且按照正史的记载,这位名叫赵顼(读如须)的英宗皇帝嫡长子似乎天生就是当皇帝的料。尤其让士大夫们交口称赞的,是他知书达理,尊师重道:读起书来废寝忘食,见了老师毕恭毕敬,大热天也不用扇子,侍奉两宫更是极尽孝道。尽管官修史书难免溢美之词,但我们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14〕

事实上神宗刚刚继位便让人刮目相看,他发出的第一道诏令竟是大行皇帝的丧事从简。他还解释说,仁宗皇帝宾天之时,先帝(由于不是仁宗亲生)要避嫌,不敢裁减。朕却没有这个顾虑,正好继承先帝遗志,厉行节约。 〔15〕

不难想象,舆论又是好评如潮。

然而这位应该不错的皇帝,死后的庙号却是神宗。

这是一个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的盖棺论定。因为按照谥法,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无法评价”的意思。中华帝国史上庙号神宗的有两个,还有一个就是明的万历。但万历皇帝是数十年不理朝政的,赵顼却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如此天差地别却都叫神宗,可真是让人不知说什么才好。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大宋君臣有难言之隐。

麻烦在于评价系统。按照传统观念,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叫“三不朽”。宋神宗的道德品质当然无可挑剔。他仁慈,体察民情恤孤养老;他谦恭,克己复礼敬畏辅相;他简朴,从不大兴土木游山玩水;他勤政,总是把帝国的事务放在首位。因此,就连对变法一事颇有微词的官修史书,也不得不承认赵顼是有德之君。 〔16〕

赵顼的优秀品质甚至很早就表现了出来。他被封为颍王的治平元年某天,手下人给他做了一双漂亮靴子。爱美之心原本人皆有之,何况这时赵顼才虚龄十七,自己又长得漂漂亮亮帅气至极,因此接过靴子看了又看,爱不释手。

旁边的韩维却说话了:亲王也需要舞靴吗?

赵顼满脸通红,立即把靴子扔了。 〔17〕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很能说明问题,至少说明赵顼是有志青年。对于大宋王朝,他是有主人翁意识的。他很想将列祖列宗的事业发扬光大,也希望帝国能够长治久安,这才放下身段虚心纳谏,并不以亲王或皇帝的身份文过饰非盛气凌人,反倒如正史所言,折节下士,海纳百川。

这种作风他一直保持了下来,以至于朝中大臣争论不休时难免举棋不定,对王安石的支持也不能一贯到底。但这里面其实情况复杂,更不能说是他的道德缺陷。

然而说到立功,就意见分歧。变法派认为他有功,反对派认为他有过。此时临朝听政的又是反对派的后台老板高太后,只不过当妈的不方便骂儿子,其他人更不敢,便只好含糊其词,宣布“不知说什么才好”,上庙号曰神宗。

那么,宋神宗不该变法吗?

不,应该,而且可以说是迫在眉睫。

最严重的问题是国库空虚。神宗继位三天,三司使(国家财政委员会主任)韩绛等人,就给皇帝陛下交了一份财政状况报告,奏折里赫然写了八个字:

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也就是说,账上一文钱都没有。

没有钱的原因在《大宋革新》一卷中已经讲过,帝国的财政收入都用来养官、养兵、买和平了。比如四年前为仁宗皇帝办丧事时,由于给文武百官和首都驻军赐酒赐肉,开封地区弄得一只羊都没剩下。呵呵,一次赐宴就能用光京师全城的羊,官员和军队的人数之多可想而知。 〔18〕

但是没有办法。赵匡胤留下之“祖宗家法”的核心思想是维护皇权,基本国策则是能花钱买就花钱买。于是,契丹和西夏那边每年要交岁费,文官集团的人数和俸禄也要逐年增加,罪犯和难民则编入厢军养起来,免得他们造反。也就是说,为了维稳,赵宋官家只能天女散花般地撒银子。

这样花钱,谁扛得住?

没错,北宋经济是繁荣的。可惜,经济增长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开销的增长。据统计,仁宗皇祐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千九百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占收入的三分之一。英宗治平年间,收入四千四百万,支出八百八十万,占收入的五分之一。到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支出却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 〔19〕

请问,神宗这个皇帝可怎么当?

何况这还只是说法之一。另一个统计数字却显示,英宗时期朝廷便已入不敷出,仅治平二年(1065)的财政赤字就达一千五百多万,其中非正常开支一千一百五十多万。这个数字跟前面的说法差距甚大,很难判断孰是孰非,却雄辩地证明当时帝国的管理实在是混乱至极。 〔20〕

混乱也不奇怪。正如《大宋革新》一卷所说,赵宋官家为了巩固皇权,防止谋反和政变,故意将制度和机构设计得非常复杂。他们先是从政府夺走兵权交给枢密院,结果兵部成为虚设;又夺走财权交给三司,户部也成为虚设。枢密院和三司都能自行其是,不必跟中书省通气。于是,国库早已空虚,枢密院还在招兵买马;民众早已贫穷,三司还在横征暴敛。最可笑的是,有一次某官员居然同时接到了中书省和枢密院的不同任命,竟不知到何处就职才是。

在如此混乱的状态下,尸位素餐的不乏其人。神宗继位第三个月,朝廷决定提拔开封知县到开封府工作。然而皇帝找这个人谈话,却发现他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事,居然一问三不知,气得神宗皇帝不知说什么才好。 〔21〕

这样看,朝廷岂不是花大把银子养了一群废物?

确实如此,甚至连废物都不如。因为他们还要内讧,还要钩心斗角。还是在这个月,神宗接到投诉,两位监察官员弹劾参知政事(副宰相)欧阳修,罪名是与儿媳通奸。

这对于标榜“以德治国”的大宋王朝而言,当然是天大的丑闻,欧阳修本人更是不能不答辩。他上书皇帝说:此事禽兽不如。如果是真,臣犯天下之大恶;是假,臣负天下之至冤。因此,恳请陛下主持公道,宣谕公正之臣查问:闺中隐秘之事,御史何以得知,秽行又何以败露?

欧阳修到底是欧阳修,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举报人当然答不上来,一会儿说记不住了,一会儿又说监察官员有权捕风捉影。查来查去,造谣者居然是欧阳修的小舅子。皇帝盛怒之下,将那两个监察官员同时贬职。

这件事耗费了神宗许多精力,结果却如此摆乌龙,皇帝再次气得无以复加。他愤怒地对那几个人说:放着许多军国大事不管,管人家的私生活干什么!当然,还有一句话他没说出来:养着你们这帮废物,难道就是让朕闹心的吗? 〔22〕

宋的官场,真的已经腐朽。

就连重臣们也让神宗感到失望。熙宁元年(1068)四月初一,退居二线的老宰相富弼来宫中见他。皇帝满怀希望也虚怀若谷地向这位三朝元老请教,得到的回答却是:愿陛下对外二十年口不言兵,对内维持安定团结就好。 〔23〕

神宗听明白了。富弼是知道自己锐意革新,才故意这么说的。看来,王朝的国家机器已经生锈,不改革不行。依靠那些元老,那些旧人,还有那些老办法,也不行。

吐故纳新,已是唯一选择。

韩琦罢相

神宗继位后八个月,宰相韩琦被免职。 〔24〕

这可不是小事,反倒应该说是天大的事。因为这位河南安阳人不但是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的元老,而且是曾经与范仲淹并肩作战抵抗西夏的前线指挥官,更是英宗时期朝廷的半边天。没有他,英宗和神宗没准都做不成皇帝。

故事,也许还真得从头说起。

那是嘉祐八年(1063)四月初一凌晨,宰相韩琦和其他大臣得到消息,原本已经圣体康复的仁宗皇帝,在昨夜三更突然驾崩。幸运的是,曹皇后非常镇定。她吩咐,宫门断然不可夜开,立即密传辅臣黎明觐见。因此,当韩琦等人赶到的时候,曹皇后已是一身孝服梨花带雨地站在帘前。

皇后哭道:相公,官家没有儿子,奈何?

韩琦说:不是有皇子吗?

这里说的皇子,就是英宗赵曙。他原本是宋仁宗堂兄的儿子,只是由于仁宗的三个儿子都早早夭折,才被皇帝养在宫中,又在韩琦、欧阳修等人极力主张下被立为皇子。

皇后说:他不是先帝之子。立了他,不会有人来争?

韩琦说:怎么会!

皇后说:那好吧,就听你的!于是命令掀开帘子,然后对躲在帘子后面的人说:曙儿,现在你是皇帝!

赵曙却吓了一跳:我不敢当!我不敢当!

说完,掉头就跑。

宰辅们也不由分说,一齐拥上前去围住赵曙,有的帮他解头发,有的帮他换御衣,乱作一团。韩琦当机立断,回过头来对翰林学士王珪下达命令,要他立即起草遗诏。

王珪也吓坏了,不知所措。

韩琦一声断喝:大行皇帝在位多少年?

王珪这才知道如何下笔,赵曙也这才当上皇帝。 〔25〕

然而大宋似乎命运多舛。英宗继位仅仅三天,就在四月初四晚突然发病,近乎精神失常。初八日上朝时,居然呼天抢地到处乱走。韩琦只好上前一把抱住,也只好请出曹太后垂帘听政。后面的故事《大宋革新》中已经讲过,为了保住英宗的皇位,韩琦甚至押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26〕

接下来,就该为太后撤帘、英宗亲政努力了。

一年后,英宗病愈。韩琦便挑了十几件政事,到西阁请英宗批复,然后拿着文件到东殿,一条条向太后汇报。

太后听了说:处分很是得体!

韩琦说:这是皇上的批示,而且批写如流。皇上能听政如此,实乃天下万幸,臣等之福。先帝陵寝复土之后,臣就应该退出中枢。现在,可以请太后恩赐一处郡县了。

据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此为宋仁宗曹皇后像,神宗时,曹皇后被尊为太皇太后。该图为绢本设色,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太后大吃一惊:相公怎么可以退?要退也是老身。老身原本就该住在深宫,每天坐在这里实在是万不得已。相公请不要走,一定要留在政府,容老身先退就是。

韩琦跪下说:太后圣明!却不知哪天撤帘?

太后不回答,站起来就走。

韩琦立即厉声吩咐礼仪官:撤帘!

帘子迅速落下。仓促间,居然还能看见太后的身影。 〔27〕

韩琦,岂非英宗的半边天?

其实就连神宗继位,他都有拥戴之功。治平三年(1066)十二月,英宗病重,请立皇太子的奏折却被扣留。已被封为颍王的嫡长子赵顼忧形于色,问韩琦自己该怎么办。

韩琦说:愿大王日夜不离皇上左右。

赵顼说:这原本就是人子天职。

韩琦说:不是为了这个。

赵顼明白了,从此日夜守护在父皇身边。

韩琦则对英宗说:太子不立,天下不安,请陛下圣裁。

英宗这时已经病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点头。

韩琦便将纸笔递给英宗,英宗哆哆嗦嗦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几个字。韩琦又说:必须是颍王,烦请陛下再亲笔书写。英宗只好又批了三个字:颍王顼。

写完,皇帝潸然泪下。

枢密使文彦博悄悄对韩琦说:看见皇上表情了吗?人到了这个时候,就算父子之间,也不可能没有想法。

韩琦说:国事就该如此,又能怎样? 〔28〕

英宗皇帝也果然一病不起,一个月后驾崩,赵顼则顺理成章继承了皇位。不过,大臣们请赵顼继位时却发生了一件怪事:已经去世的英宗突然手指头动了起来。次相曾公亮吓了一跳,赶紧对首相韩琦说:要不再等等?

韩琦却说:慌什么!就算先帝复活,那也是太上皇。 〔29〕

凡此种种,对于赵顼而言当然要算力挺。所以后来有人要陷害韩琦,神宗就不能答应。他说:告诉你吧,要不是他韩琦,朕也只是一个皇亲国戚罢了。 〔30〕

然而韩琦还是被罢免,而且因为一件小事。

这件小事叫宰相押班。依照礼制,皇帝上朝时,要有人带领其他官员恭行大礼山呼万岁,叫押班。不过,唐代押班的是监察御史,宋代规定为宰相和副宰相。但,宰相副宰相公务繁忙,礼仪性的朝会便无暇出席,当然也不押班。

这就让人抓住了把柄。

出面投诉的人叫王陶,职务是御史中丞。按照中华帝国的监察制度,中央政府的监察官员都叫御史,监察机关在西汉叫御史府,东汉以后叫御史台,明清两代叫都察院。御史台的长官叫御史大夫,副长官叫御史中丞。不过,御史大夫一职,唐代官不常置,宋代只做荣衔,元代例由皇太子或贵戚兼任,御史中丞便成为实际长官,号称台长。

其他监察官员,则叫台官。

台官是有监察权的,王陶却决定先礼后兵。他以御史台的名义行文中书省,要求对方就不押班一事做出解释,结果中书省不予理睬。王陶又以御史中丞名义行文宰相,对方又不予理睬。于是这位台长便上奏皇帝,正式弹劾首相韩琦和次相曾公亮专横跋扈,操弄国柄,藐视君主。他指出,君弱臣强绝非国家之福,罢黜二人才是对他们的爱护。

韩琦和曾公亮也立即上表待罪。韩琦说:陛下只要派个小宦官就能将臣带走,臣何尝跋扈?曾公亮则说:宰相不押班由来已久,破坏规矩的不是我们两人。皇帝身边一个官员也说:宰相固然有罪,指为跋扈却未免欺人太甚。

神宗听了,为之动容。

王陶见连上数章都泥牛入海,便宣布罢工。他说:看来臣之所言一无是处,哪里还敢再管闲事?恳请陛下将臣驱逐出京。自今日起,臣只在私宅待罪,不敢再进御史台。

同样,韩琦也以被劾之臣应该等待处分为名,宣布不再上班。神宗只好和稀泥,将王陶调任翰林学士。副宰相吴奎得到消息义愤填膺。他对神宗说:王陶血口喷人,反倒获得美差,世人会把陛下看作什么君主?

于是,吴奎也称病不朝。

宰相、副宰相和御史中丞一齐罢工当然很严重,最后的结果则是王陶、吴奎和韩琦先后离开原职,远走他乡去做地方官。当然,这里面有过反复。比方说为了安抚韩琦,曾经将罢黜的吴奎复位,韩琦却坚决不肯再任相职,神宗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告别时,据说君臣二人都眼泪汪汪。 〔31〕

但这只是悲剧的序幕罢了。韩琦和神宗都明白,他们的合作已经到头,共治天下更无可能,不如就此别过,还能留下念想和情谊。实际上,王陶并非没事找事,韩琦的唯一过错则只在他是老臣和旧人。神宗是一定要启用新锐的,非如此不能励精图治。更何况,他也已经有了人选。

司马光待命

神宗皇帝看中的人,是司马光。

证据就在前面那个案子里。当时,神宗为了平息韩琦和王陶双方的怒火,曾经打算将王陶调离御史台,由司马光出任御史中丞,王陶改任翰林学士,也就是让司马光和王陶两人对调。这个想法遭到了韩维的批评。韩维说,宰相跋扈可是要杀头的。王陶如果说得对,宰相岂能无罪?不对,王陶又岂能只是调离?恐怕应该当庭对质,判明是非。

司马光也不肯就任。他说:御史台人见人怕。陛下任臣如此要职,臣不敢辞。但是,如果弹劾宰相便被罢免,那就说明御史中丞做不得。王陶虽然未免小题大做,维护礼法却没有错。所以,臣要等到宰相押班以后才能就职。

神宗皇帝只好作罢。

然而他看重司马光却毋庸置疑。因此,虽然司马光曾经抗命,却仍在吴奎和王陶同时被处分那天再次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应该说,年轻的皇帝对司马光是寄予厚望的。 〔32〕

事实上,神宗也并没有看走眼。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宝元初年进士,仁宗末年已成为活跃于政坛的新锐人物。当时,皇帝迟迟不肯建储,宰相们一筹莫展。司马光便提醒韩琦说:相公一定要只争朝夕。此刻如不昭告天下,将来万一哪天半夜三更从宫中传出片纸,上面写着由某某某承继大统,请问还有回旋余地吗?

韩琦连连拱手:敢不尽力! 〔33〕

再看司马光在韩琦一案中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神宗任命王陶为翰林学士未果,又想任命他为侍读学士,司马光便向皇帝力陈利害。他说:这两个职位资级相近。王陶如果担任侍读学士,吴奎肯定继续罢工。这时,陛下敦促他则会失去威望,罢免他则会失去人心。再说王陶在待罪期间得到美差,恐怕也不敢接受,岂非两边不落好?

那么,又该怎么处理呢?

司马光的建议,是不让王陶继续担任御史中丞,恢复到之前的旧职。这样一来,吴奎无话可说,不敢不出;王陶也心安理得,坦然接受;至于舆论,自然平息。 〔34〕

这样看,司马光简直就是当宰相的料。

司马光也是一个有使命感和责任心的人,对帝国的弊端和隐患更是看得清清楚楚。嘉祐七年(1062)五月,他给仁宗皇帝写了一封信,洋洋洒洒,下笔千言。其中最让人不得不佩服其先见之明的,是这样一句话:

臣恐国家异日之患不在于他,在于财力屈竭而已矣。 〔35〕

这,不正是宋神宗要变法的重要原因吗?

何况司马光道德品质无可挑剔,学识才华难有人及。即便在那群星璀璨人才辈出的时代,他也是出类拔萃的。那么请问,司马光为什么没能成为熙宁年间的领军人物?

首先恐怕是他不能让皇帝十分满意。

就在韩琦罢相的第二天,司马光被召到延和殿。尽管此刻他那御史中丞的官衔前面还有一个“权”字,也就是“暂时代行”之意,但对皇帝的咨询依旧知无不言。

话题很自然地就谈到了人事。

司马光问:陛下知道薛向的为人吗?

薛向是理财高手,正是帝国急需的人才,人品却似乎有争议。其实,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薛向品质恶劣。但在正统士大夫看来,善于理财肯定是小人,肯定见利忘义。王安石变法备受争议终至失败,这是原因之一。 〔36〕

可惜就连神宗皇帝也未能免俗。他说,薛向固然很难说是正人君子,只不过会理财,也懂边防。

司马光说:理财确实会,边防未必懂。

接下来又说到另一个人,司马光也不以为然,甚至给他戴上了“奸邪贪猥”的帽子,皇帝便突然不高兴起来。他对司马光说:朕每次有任命,朝野上下就议论纷纷,闹得沸沸扬扬。风气如此,只怕不是好事。

司马光说:不,这是天大的好事。知人善任可是尧舜都感到困难的,何况陛下刚刚即位?万一用了奸邪,台官谏官都明哲保身一言不发,岂不坏了陛下的大业?

神宗又问:吴奎阿附宰相吗?

司马光答:不知。

神宗再问:巴结宰相和巴结皇帝,哪个好些?

司马光答:都不好。前者固然是奸邪,但,一味迎合主上,揣摩圣意,见风使舵,也不是正人君子。

这就是皇帝不想听的话了。什么叫不迎合?难道唱反调就好?难怪朕指挥不动,也难怪不是今天这个罢工,就是明天那个称病,原来他们满脑子是这种思想!哼哼,此风断不可长,此人也得再看一看。于是第二天,司马光便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御史中丞则换了别人。 〔37〕

单凭这一点,司马光就只能待命。

其实即便没有这些插曲,熙宁年间的司马光恐怕也只能在洛阳专心致志编撰《资治通鉴》。因为他虽然看到了帝国的弊端和隐患,也主张改革,却反对变法。在那封写给仁宗皇帝的万言书中,此公明确指出解决财政问题的出路是节约开支和藏富于民,改革的关键也可以概括为八个字:

在于择人,不在立法。 〔38〕

也就是说,旧制度没有问题,问题出在用人不当。既然如此,司马光怎么可能赞成变法?更麻烦的是,司马光并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只是一味地讲修心治国善于择人之类的大道理,这种空话又岂能解帝国的燃眉之急? 〔39〕

能让神宗为之一振的,便只有王安石。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神宗皇帝看中的人,他起用这两个新锐前后只差一天,头一天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第二天就任命司马光为翰林学士,时间是在神宗皇帝即位的三个月之后,可见皇帝的另眼相看和迫不及待。 〔40〕

司马光却坚决不肯接受任命。

皇帝只好把他召到御前询问。神宗说:古之君子,要么有学问没文采,要么有文采没学问。爱卿却兼而有之,请问为什么要推辞翰林学士的任命?

◎治平四年(1067)有关事件一览表

月 日 事件

正月 初八 英宗驾崩,神宗即位

十一 三司使韩绛等上书称国库空虚

神宗下令英宗皇帝丧事从简

三月 欧阳修被诬

闰三月 二十五 王安石任江宁知府

二十六 司马光任翰林学士

四月 初八 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曾公亮

十七 韩琦、曾公亮上表待罪闭门不出

十八 王陶弹劾未果,宣布罢工

十九 命司马光与王陶对调,司马光拒绝

二十二 参知政事吴奎请罢王陶未果,宣布罢工

二十三 王陶与吴奎并罢,司马光权御史中丞

二十五 吴奎官复原职

九月 二十三 王安石任翰林学士

二十六 韩琦和吴奎被免去宰相和副宰相职务

二十七 神宗召司马光询问朝政

二十八 司马光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

十月 初二 令司马光专心修史

初九 赐新书名《资治通鉴》

司马光说:臣不会写四六骈文,无法草拟诏书。

宋神宗说:不用。像两汉那样就行。

司马光说:本朝惯例不可。

宋神宗说:爱卿进士及第,怎么可能不会写骈文?

司马光竟掉头就跑,皇帝也只好派宦官去追,追上以后仍然不肯受命。宦官只好根据皇上的命令,将诏书硬塞进他怀里,司马光这才勉为其难地当了翰林学士。

王安石的态度同样让朝廷头疼。实际上,神宗皇帝最早的考虑,是要把他召到中央政府来工作,没想到远在江宁的王安石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请病假。最后,皇帝急了。他问宰辅们:这个人到底是真有病,还是在讲价钱?

众说纷纭。曾公亮认为王安石是真有病,吴奎认为他不来是因为韩琦在朝,韩维则认为他胸怀大志,不是可以随随便便就召来的。此事当然不可能有结论。好在,王安石接受了江宁知府的任命,这才没有继续讨论下去。 〔41〕

显然,如果说司马光是被神宗看在眼里,那么,王安石则是被皇帝记在心中。这不仅因为韩维的不断推荐,更因为此人还没有在政治舞台上亮相,就已经满堂喝彩了。

王安石进京

比司马光小两岁的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字介甫,而且跟前者一样也是官员的后代,也是从小就博览群书,后来又考中进士。据说,王安石甚至原本排名第一,只是由于仁宗皇帝不喜欢他考卷中的一句话,这才屈居第四。

犯忌讳的那句话,叫“孺子其朋”。

孺子就是小孩子。春秋时,齐景公跟儿子做游戏,自己嘴里咬着绳子扮着牛,让儿子牵着走。没想到他儿子一跤摔下去,景公的牙齿就断了,从此留下“孺子牛”的典故。

显然,孺子没问题,犯忌讳的是朋。这个字让皇帝想起了朝中的朋党之争,而朋党是最让君主头疼和反感的,尽管仁宗不可能知道,党争还将由于王安石的变法而加剧。

于是皇帝说:有这句话,就不能当魁首。

大家都觉得冤,王安石自己却并不在乎。 〔42〕

这样一个人,当然也不会在乎担任什么官职,长官对自己又有何评价。我们知道,王安石进士及第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扬州任淮南签判,长官则正是韩琦。由于读书写作常常通宵达旦,王安石上班时往往来不及梳洗,便被韩琦误以为他寻花问柳夜夜笙歌。于是有一天,韩琦终于忍不住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年轻人,要上进,不可自暴自弃啊!

对此,王安石的反应是一言不发。 〔43〕

这让韩琦很不高兴,两人的关系也没有改善。后来韩琦罢相离开京师,神宗皇帝曾经问他:爱卿离职,谁可以接替这个位置呢?王安石怎么样?

韩琦断然否定:不可以! 〔44〕

王安石却继续我行我素。按照当时的惯例,他在扬州任签判期满之后,可以回京参加考试,从而成为皇帝秘书班子的成员。王安石却放弃了这个机会,到今天的浙江省宁波市去当知县,又到舒州(今安徽省潜山县)去做通判。他甚至谢绝了文彦博和欧阳修的推荐,一心一意做地方官。

当然,此后王安石也做过京官,但总是不安心,也总是要求调到地方上去,理由则既正当又充分:先父未葬,二妹当嫁,母亲年老多病,自己家贫口众,京师这样开销巨大的地方实在是住不起,恳请朝廷收回成命云云。 〔45〕

◎王安石年谱

时间 年龄 事件

1021(天禧五年)十一月 1岁 出生于今江西省樟树市

1042(庆历二年)三月 22岁 进士及第,任淮南签判

1046(庆历六年) 26岁 任鄞县知县

1051(皇祐三年) 31岁 任舒州通判

1054(至和元年)九月 34岁 任群牧司判官

1057(嘉祐二年)五月 37岁 任常州知州

1058(嘉祐三年)二月 38岁 提点江东刑狱

1058(嘉祐三年)十月 任三司度支判官

1060(嘉祐五年)十一月 40岁 命修起居注,不受命

1061(嘉祐六年) 41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

1063(嘉祐八年)八月 43岁 母卒,归葬江宁

1067(治平四年) 47岁 任江宁知府、翰林学士

1068(熙宁元年)四月 48岁 自江宁进京,入对

1069(熙宁二年)二月 49岁 任参知政事,开始变法

1070(熙宁三年)十二月 50岁 任宰相

1074(熙宁七年)四月 54岁 罢相,任江宁知府

1075(熙宁八年)二月 55岁 官复原职,再次拜相

1076(熙宁九年)十月 56岁 再次罢相,判江宁府

1079(元丰二年)九月 59岁 封荆国公,人称王荆公

1086(元祐元年)四月 66岁 卒

然而王安石越是辞官,朝廷就越是要他做官。双方都很执着,也都有耐心,不惜展开拉锯战。最有戏剧性的,是在嘉祐五年(1060)十一月,王安石和司马光同时被指派修起居注,也就是帮皇帝写日记,两个人竟一齐辞官。结果是司马光辞了五次,最后只好接受。王安石却死活不肯,甚至在诏书送达时躲进了厕所里。信使只好将诏书放在王安石的桌子上,王安石又追上信使退回了委任状。 〔46〕

不过,第二年被任命为知制诰时,就没再辞官。

这样在京师待到嘉祐八年(1063)八月,王安石终于回到又叫金陵的第二故乡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了。也许就在这时,他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词: 〔47〕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48〕

据说,当时以《桂枝香》的调式写金陵怀古词的有三十多家,只有王安石这首是千古绝唱。就连才华横溢的苏东坡读了以后都这样赞叹说:那老家伙只怕是野狐狸精。 〔49〕

这首词的艺术成就确实毋庸置疑。不过,我们更多地还是读出了当时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尤其是“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一句,忧国忧民之心可谓跃然纸上。何况“以天下为己任”也原本是王安石赞同的主张。因此,他为什么一再拒绝在中央政府任职,就难免让人猜测不已。 〔50〕

说得过去的解释是他想干实事,不想当闲差。在宁波鄞县(鄞读如银)做知县时,王安石曾经用十三天时间走数百里路进行调研,终于弄清楚了这样一个水源充足之地竟会发生旱情的原因,并且进行了根治。在他的治理下,鄞县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一派安定团结,一片欣欣向荣。 〔51〕

据明刊本《诗余画谱》。

之后在其他岗位上,王安石也表现出实干精神。他在常州知州的任上甚至想开凿一条运河。这事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天气不好和上下级反对)最终无法进行,是非功过也难以评价,但他想实实在在做点事情却毋庸置疑。 〔52〕

王安石是个好官,至少想做好官。

更难得的是,王安石胸中的格局很大。嘉祐三年(1058)十月,他被任命为三司度支判官,也就是国家财政委员会具体负责收支的官员。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央财政,却立即敏锐地发现了帝国的潜在危机。于是,就像司马光四年后做的那样,王安石也给仁宗写了一封信,同样是洋洋洒洒,下笔千言,历来被看作其后变法的纲领性文件。 〔53〕

万言书的内容十分丰富,让历史记住的是这些话:

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 〔54〕

也就是说,财政原本不该是问题,成为问题是因为理财无方,理财无方又因为不知法度。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唯一的出路是变法。

这不正是宋神宗要做的事,要找的人吗?

然而皇帝陛下却非常没有把握,因为王安石的倔强是出了名的。他在中央政府任职时,曾经一度被临时差遣去复查京师的刑事案件,结果当即就跟开封府发生冲突。案子说来简单:有个家伙未经同意拿走别人一只鹌鹑,被主人追上当街一脚踢死。于是,开封府将后者判处死刑。

王安石却要翻案。他说:依法,无论抢劫还是窃取都是盗贼。鹌鹑的主人是捕盗,不是谋杀,开封府判决有误。

开封府当然不服,上诉到最高审判机关大理寺、最高复审机关审刑院,两院都支持开封府。实际上,王安石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抓捕罪犯原本是公安部门的事,民众无权擅杀擅捕,尽管此人也只是失手,没有谋杀的故意。

因此,以过失杀人论罪,才是合适的。

可惜双方都不这样考虑问题。开封府主张杀人偿命,王安石坚持无罪释放,败诉的王安石当然要被问责。不过这时仁宗皇帝已经懒得为这些小事伤神,批示不予追究。但按照制度和惯例,王安石仍必须到宫殿外面谢恩谢罪。

王安石却说:我无罪,不谢!

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台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便发出公文进行催促,催促不果又进行弹劾,王安石仍然不肯。朝廷也拿他没有办法,只好将他换了一个职务和差遣了事。 〔55〕

所以,神宗要召王安石进京,便很怕他不来。

韩维却告诉皇帝大可放心。他说:王安石是一个有志于安邦定国经世济民的人,并不甘心终老山林。何况陛下初登大位,励精图治思贤若渴,天下之人谁不争相效力?如果诚心诚意以礼相聘,王安石怎么会不来?

神宗说:爱卿先打个招呼,试探一下,怎么样?

韩维说:那他就肯定不来了。他这个人,是只能用道义去说服,不能用利益来引诱的。请陛下圣裁。

神宗欣然同意:好!就照你说的办! 〔56〕

王安石也终于再次来到东京开封。

不二人选

第一次见到神宗,王安石就让皇帝极为振奋。

我们故事的这位主角,是在熙宁元年(1068)四月觐见皇帝陛下的,当时的官职是翰林学士。神宗问:朕想要实现天下大治,爱卿认为第一步该怎么办?

王安石说:选择道路。

宋神宗问:学习唐太宗,如何?

王安石答:要学就学尧舜,学什么唐太宗!

二十一岁的皇帝大吃一惊,有点热血沸腾。

后来,神宗与王安石单独谈话,感慨地说:唐太宗一定得有魏徵,刘备也一定得有诸葛亮,才能有所作为。

王安石答:那两个人,也没什么了不起。

神宗又吃了一惊。 〔57〕

诸葛亮和魏徵都不放在眼里,这个王安石,究竟有多大本事,竟敢如此狂妄?

皇帝心里没底,众人议论纷纷。

第一个明确反对王安石的,是为韩琦打抱不平并与韩琦同时罢相的参知政事吴奎,理由也很充分。吴奎说:臣与王安石曾经是同事,深知此人遇事迂阔,一根筋认死理,从来不肯自我反省承认错误,在开封府“鹌鹑案”中的表现就能说明问题。因此,如果重用此人,必然紊乱朝纲。 〔58〕

另一位副宰相唐介也说:王安石不堪大任。

神宗问:哪方面不行?才华吗?学问吗?能力吗?

唐介说:都不是,是性格有问题。他这个人,爱好读书却钻牛角尖,志向远大却不切实际,一门心思只想改变祖宗家法。如果用他做宰相,非把天下搞乱不可。

神宗又问侍读学士孙固:王安石可以做宰相吗?

孙固说:王安石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担任翰林学士绰绰有余,做宰相却要有度量。此人心胸狭窄刚愎自用,听不得不同意见,容不下不同派别,恐怕并不合适。 〔59〕

其实,这也正是韩琦的主张。事实证明,韩琦和孙固等人所言不虚。后来王安石刚刚成为副宰相,果然就跟同僚们弄得很僵。每次意见分歧,他不但固执己见,还会金刚怒目暴跳如雷地吼叫说:你们这些人,错就错在不读书!

另一位名叫赵抃(读如变)的副宰相忍无可忍,不得不反唇相讥:不知道尧舜的时候,皋陶都读什么书?

王安石哑口无言。 〔60〕

这当然是后话。但正如我们在第四章将要细说的,本次改革不但一败涂地,而且后患无穷,原因之一就在于王安石的性格有问题。可惜他自己毫无感觉,这些意见皇帝也听不进去。结果直接的损失,是活活气死了副宰相唐介。

唐介是湖北江陵人,也是仁宗朝就与包拯齐名的清官和直臣。这样一个人,当然无法忍受王安石进京不久便以翰林学士的身份越权干预朝政,而神宗在宰相们请示决策时也总要先听王安石的。因此唐介对皇帝说,既然翰林院可以取代中书省,那就让王安石主持中央工作好了,他请求辞职。

神宗却不置可否。

于是很快,这位副宰相便与王安石势同水火。

唐介质问:你的主张,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

王安石答:因为你们结党营私。

忠心耿耿仗义执言的唐介被指责为朋党,气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背上长出肿瘤不治身亡。神宗前往吊唁,赠送了藏在宫中的唐介画像,上面有仁宗皇帝的亲笔题字。人们这才知道,这位耿直的三朝元老其实有何等分量。 〔61〕

显然,反对王安石的,并非小人。

◎王安石变法前有关事件一览表

治平四年(1067)

月 日 事件

九月 二十三 任命知制诰、江宁知府王安石为翰林学士

二十六 韩琦和吴奎被免去宰相和副宰相职务

二十八 御史中丞司马光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

熙宁元年(1068)

月 日 事件

二月 十二 神宗向文彦博等人表示不可不改革

三月 初一 神宗对文彦博等人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

四月 初四 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

八月 十三 王安石与司马光辩论

十四 神宗与王安石单独谈话

二十三 神宗与王安石单独谈话

十月 初三 神宗与王安石单独谈话

熙宁二年(1069)

月 日 事件

二月 初三 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

二十七 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变法正式开始

那么,神宗为什么还要重用王安石?

从上面的年表不难看出,这不是皇帝的一时冲动。直截了当的原因,是改革迫在眉睫。熙宁元年,也就是神宗即位第二年二月,神宗就对宰相文彦博说:天下敝事甚多,不可不革。文彦博唯唯诺诺。三月份,皇帝又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你们要努力! 〔62〕

结果怎么样呢?没有下文。

不难想象,当神宗皇帝在四月份见到王安石,亲耳听见他说希望自己成为尧舜之君时,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怎样的感觉。尽管神宗谦虚地表示,这样高的标准让他感到力不从心,却也满怀希望地说了很重要的一句话:

可悉意辅朕,庶几同济此道。 〔63〕

翻译为现代汉语就是:只要你全心全意地辅佐朕,我们君臣说不定还真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宋神宗和王安石,可谓一见倾心。

何况朝廷早已暮气沉沉。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时,中书省宰相副宰相五人,曾公亮老气横秋,富弼称病不朝,唐介不幸逝世,赵抃叫苦连天,只有王安石生机勃勃,时人称为“生老病死苦”。不重用王安石,宋神宗依靠谁? 〔64〕

即便如此,皇帝也还是考虑再三。

有一次,宋神宗跟王安石谈话。他说:朕知道爱卿已经很久了,不是今天才想到要用你的。很多人不了解你,以为你只会做学问,不会干实事。

王安石说:学问是用来干实事的,否则有什么用!

宋神宗问:不知爱卿如果执政,先做什么?

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

宋神宗点点头:很好! 〔65〕

这时,能够对抗王安石的,就只有司马光。

可惜司马光同样有固执己见的毛病,两个老朋友也很快就处处针锋相对。王安石进京这年秋,京师发生地震,河北发生水灾,宰相曾公亮等人便提出,祭天大礼后请不再按照惯例进行赏赐,至少是中书省和枢密院的官员不赏。

接到提案,皇帝要翰林院拿出意见。

司马光赞成。他说:省下的钱不多,意义却重大。朝廷财政困难,原本就该减薪,正好以此为契机。更何况,治国之道是“义褒君子,利悦小人”,宰相的提案应该肯定。

王安石反对。他说:赏赐大臣能花几个钱?犯得着小里小气不成体统吗?如果财政困难,那是宰相失职,他们该辞的就是官,不是赏。何况钱不够用也不是当务之急。

奇怪!财政困难不是当务之急,什么是?

王安石说:找到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拍案而起:说得好听!历朝历代所谓理财,不过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罢了,必然是税外加税,费外加费。民众不堪盘剥,只能流离失所落草为寇,这难道是国家之福?

王安石反唇相讥:你懂什么!税费岂是生财之道?不加赋税而国库充盈,那才叫作善于理财。

司马光嗤之以鼻:无稽之谈!天地所生万物所长,总共就有那么多,不在民间就在公家,这边多了那边就少。你要增加国库收入,不从老百姓那里拿,请问跟谁要? 〔66〕

两位翰林学士吵成一团,谁是谁非?

都只说对了一半。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王安石当然是对的。因为增加国库收入,确实可以不靠增加税种和加大征税比例,而靠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把蛋糕做大。可惜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并不容易。王安石虽然也有办法,比如兴修水利等等,但能不能立竿见影,却很难说。

因此,他之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云云,就成了既有诱惑力又十分可疑的说法。那么,王安石凭什么能够信心满满地这样说?他的新法又有什么高明之处呢?

方案看来不错

王安石的得意之笔,首推青苗法。

青苗法的设置基于一个事实,那就是一年当中,农民最难过是在春天。这时,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获,正所谓青黄不接,春耕夏耘又时不我待。因此,农民必须想办法吃饱肚子,否则就会永远没有饭吃。

但是换个角度看,农民又其实有钱有粮,那就是地里的青苗。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借钱借粮给农民,约定夏粮秋粮成熟后再加息偿还。利息当然是很高的,应该说是高利贷。还钱还粮也一般不成问题,因为有地里的青苗做担保。然而对于农民来说却有风险。如果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还不起债,他们就只好卖地了。

土地的兼并,便由此而生。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青苗法的构想即基于此。简单地说,就是由政府替代富户借钱给农民,相当于国家农业银行以低于民间的利率发放抵押贷款。按照王安石的想法,农民反正要借钱,借谁的不是借?借政府的,安全可靠,利息还低,何乐不为?

经费也不成问题,因为各地都有常平仓和广惠仓。我们知道,当时的农业基本上还只能靠天吃饭,每年的收成也并不一样。结果是什么呢?风调雨顺丰收了,供过于求,谷价就会下跌,伤害农民;灾年米价飞涨,又会伤害市民。农业帝国既然以农为本,以粮为纲,便不能不管。

管理的办法,是政府拿出一笔钱来,在丰年谷贱的时候平价收购粮食,储存于官方粮库,等到灾年米贵时,再平价卖给百姓。这样就能防止富户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做到物价常平,公私两利。这个办法,就叫常平法;专门用来储存平抑物价之粮食的仓库,就叫常平仓。

至于广惠仓,则是用于防灾救济的国家储备粮库,始建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当时,由于地主死亡无人继承等原因,各地都有一些无主的土地,历来由官府出售。枢密使韩琦却建议,将这些土地由官府雇人耕种,所得田租专款专用,救济境内的老弱病残和灾民难民,这就是广惠仓。

显然,常平法和广惠仓,都是用来应急的。

王安石的方案,是变常平法为青苗法,也就是将常平仓和广惠仓的钱,用来做农业银行抵押贷款的本金。这其实并无不可,因为反正两仓每年都必须卖出陈谷,选在青黄不接粮价飞涨之时出售还可以平抑物价,岂非一举两得?

总之,青苗贷款利息较低,农民负担得起;所卖原本库中陈粮,国家负担不重。何况官府借出余粮,可解农民燃眉之急;秋后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国库之资。这难道不是公私两利皆大欢喜?简直就堪称利国利民。

更何况还有实践经验作为证明。一位名叫李参的地方官在陕西任职时就试行过,王安石本人在鄞县也试行过,结果都是农民有饭吃,国库有余粮,好评如潮。 〔67〕

再看免役法。

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差役也叫力役、徭役或者公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这是钱粮以外的征收,本意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出不起那么多钱粮,便让他们到官府当差服务,以劳力代税费。

但是这样一来,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民众就不但要出钱而且要出力,实在是不堪重负。事实上,宋代力役的种类也实在太多。有保管公物之役,有督收赋税之役,有追捕盗贼之役,有传递命令之役,不胜枚举。这么多的差使如果都由地主和农民承担,请问那地还种不种了?

摊派也不公平。当时,北宋政府将民众按照财产的多少分为九等,下五等一律免役。表面上看,这当然是照顾到了弱势群体。然而实际上享有特权的,还包括官员家庭、寺庙僧侣、城市居民、行商坐贾和单身男女。也就是说,帝国境内数量可观的家庭和人口,其实都是免于差役的。

这样一来,所有的差役,便都落在了中下层地主和富农的头上。结果是什么呢?是为了规避重役,他们不敢扩大生产规模,不敢增加家庭人口,甚至宁可做单身汉,还有人沦为盗贼。这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当然都十分不利,因此就连欧阳修和司马光等人也认为非改不可。 〔68〕

只不过,这些人只是嚷嚷,拿不出办法。

王安石却有改革方案,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也就是让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当差。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和寺观则出一半,叫助役钱。如果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大约可以称之为“差役货币化”。

货币化的好处很明显。第一,农家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比较公道;第三,忙不过来的人腾出了时间,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则多了一条生路,两全其美;第四,以雇役代派役更便于实现差役专业化,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在不能彻底免除力役的前提下,应该说这是最不坏的选择,我们也不得不惊叹王安石观念的超前。

所以,后来司马光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就连许多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也不以为然。但是对于青苗法,反对派的意见却相当一致,可谓群起而攻之。

攻击的目标之一,是利息。

批评也并非全无道理。前面说过,青苗法作为国家银行的抵押贷款,本金来自常平仓和广惠仓,而两仓本是非营利事业,甚至是国家贴钱平抑物价和救济灾民。现在公然用来放贷收息,性质就完全变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当然,反对派也承认,国家贷款的利率是比较低。然而他们说,利率再低也是放贷。那么请问,朝廷也可以像唯利是图的商人一样收利息吗?五十步与一百步有区别吗?农民青黄不接,政府却来放贷牟利,不是乘人之危吗?

王安石的答辩则未免软弱无力。他说:没错,高息贷款不如低息贷款,低息贷款不如无息贷款,无息贷款不如干脆白送。但是请问,白送得起吗?送不起。常平仓也好,广惠仓也罢,都是有损耗的,也都是要有维护费的。只有靠青苗贷款适当收取利息,两仓才可持续发展。 〔69〕

显然,这里面涉及许多现代人都未必说得清楚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比方说,国家能不能设立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的本金应该从何而来?慈善基金能不能用于投资?政府扶贫应该是给钱还是贷款?贷款又应该是无息还是低息?

永丰库遗址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中山西路北侧唐宋子城遗址内,前身为南宋“常平仓”。永丰库遗址是国内首次发现的古代大型仓库。

在宋神宗的时代,这些问题是回答不了的。

事实上青苗法后来出事,根子也不在这里。也许,苏轼的弟弟苏辙更有道理。他对王安石说:问题不在利息,而在基层。基层官吏经手大笔贷款,很难不做手脚;平民百姓白捡便宜,也未必不会挪作他用。到时候恐怕就麻烦了。

王安石很同意,决定缓缓再说。 〔70〕

可惜此刻变法已箭在弦上,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远远超出了当局的控制能力,青苗法终于由利民变成了害民。本卷开头部分讲到的郑侠所献难民图,就是强制推行青苗法和其他新法之严重后果的真实写照。毫无疑问,这绝非王安石的初衷。教训所在,则只能在第四章回答。

历史,常常会让人一声叹息。

也许,这就是熙宁变法时的北宋政局:一位奋发有为的新君,一个锐意改革的大臣,一套看起来不错的新法,一群德高望重的反对派。这些因素搅在一起,想不发生悲剧都不可能。变法之路,注定艰难、曲折而坎坷。

王安石该怎么办?

第二章

一意孤行

失败的开端

王安石刚刚开始着手变法,就挨了一刀。

事情发生在熙宁二年(1069)五月,呼啸而来的则是时任御史中丞的开封人吕诲。三个月前,王安石履新副宰相参知政事,正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却被最高监察机关的实际长官狠狠告了一状,当然出人意料也引人注目,就连对王安石变法多有怀疑的司马光也大吃一惊。

司马光是在上班途中与吕诲不期而遇的。当时,他正要去皇家读书的资善堂讲学。尽管正史没有记载吕诲此刻是否穿戴了监察官员的法袍法冠,但司马光显然看出他今天将会有所作为,于是便问他求见皇帝要干什么。

吕诲答:弹劾王安石。

司马光愕然:此人众望所归,为什么弹劾?

吕诲也愕然。他叫着司马光的字说:难道君实也是这种看法吗?王安石虽然名气大,却固执己见,不通人情,喜欢听小人的吹捧,容不得不同意见。这样的人,做个翰林学士还马马虎虎。如果成为宰辅,非弄得天下大乱不可。

司马光沉吟片刻:中丞说的这些也许是实,但是目前却并没有明显迹象,为什么不能等等再说?

吕诲答:今上即位不久,年富力强,朝夕相处日夜谋划的只有两三个大臣。如果用人不当,后患无穷。这可是心腹之患,紧急抢救尚且唯恐不及,哪里还能等待?

司马光默然。 〔1〕

据徐海荣主编《中国服饰大典》第27页。獬豸是古代传说中的神羊,因其善判断曲直,因此獬豸冠为执法官所戴。吕诲所戴法冠应为此类。

吕诲不再与司马光寒暄,大义凛然地走进宫中。他当然很清楚,王安石现在红得发紫,唱反调不会有好下场。事实上吕诲也由于这次弹劾而被罢免,两年后又因病退休。他在病假条中说:臣原本没有大病,只因为不幸遇到庸医,乱下汤药,这才弄得不可收拾,真是教训惨痛啊!

谁都听得出,他是话里有话。

司马光得到消息,立即赶到吕诲府中探望,吕诲却已经闭上了眼睛。然而听见司马光的哭声,这位忧国忧民的监察官员居然一下子坐了起来,双眼直视司马光说:天下事还有希望。君实呀君实,你要努力,你不能放弃!

说完,他颓然倒下,再也没有醒来。 〔2〕

可以说,吕诲是拼了命跟王安石作对。

吕诲的弹劾后来被许多人追认为有先见之明,因为当时王安石还没有露出他的峥嵘,吕诲却从一个细节看出此人的霸道和可怕。事情说来简单,有几位官员被贬职,其中包括担任翰林学士者。按照惯例,翰林学士的任免文件必须由宰相起草,王安石作为副宰相却擅自拿起笔来。宰相富弼原本就对朝政心灰意冷,此番更是气得称病不朝。 〔3〕

作为御史中丞,吕诲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破坏政治规矩的事情。正如另一位官员所言,重要的不是那几个人的升降和去留,而是此例一开,权臣窃弄权柄将成为可能,维系政局稳定的体面、传统和祖宗家法则会荡然无存。

可惜宋神宗和王安石对此浑然不觉。或许,稳定在他们眼里也可以理解为沉闷。这种沉闷是令人窒息的。血气方刚的宋神宗不能容忍,锐意革新的王安石也不能容忍。更何况两人正在改革的兴头上,都不觉得这样一个程序问题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皇帝甚至在朝堂上出示了吕诲的奏折,然后询问赵抃和王安石:外面议论纷纷,你们知道吗?

两位副宰相都说:不知道。

于是皇帝宽慰王安石说:吕诲恐怕是受人指使,并不能理解爱卿做事的良苦用心。

王安石却还是提出辞职。

宋神宗当然不能同意,将那辞呈原封不动退回。王安石则一面谢主隆恩,一面称病求退。这样几个来回之后,皇帝终于在宫中见到了看起来萎靡不振的王安石。

皇帝说:吕诲太不懂事!仔细问他,又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这一定是中书省有人挑拨离间。爱卿放心,你我君臣心心相印,绝非随便什么人就可以动摇。

王安石并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皇帝的说法,他只是不无忧虑地指出,宰相富弼和曾公亮恐怕顶不住流言蜚语,也未必愿意革故鼎新。这样下去,变法难,求治也难。

神宗愁容满面。 〔4〕

那时的政坛无密可保,谈话内容很快就传了出来。事情很清楚,王安石不但没被扳倒,反而有可能更加得势。这就意味着大宋的朝廷从此不得安宁,风暴倒是指日可待。在即将到来的风暴中,百年帝国弄不好就会支离破碎。

吕诲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事实上此人一生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尽管这也是王安石的主张,但更是当时士大夫的共识。所以,吕诲此前还弹劾过韩琦和欧阳修。现在,王安石的问题显然比这两位更加严重,吕诲便决定重磅出击,高调弹劾。 〔5〕

弹劾的奏折洋洋洒洒,开宗明义就说: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而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人。接下来,吕诲列举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状。平心而论,这十大罪状基本上是小题大做再加捕风捉影,根本没有说服力。可惜在当时,危言耸听和无限上纲是士大夫们进行政治斗争的惯用手法,吕诲也给王安石结结实实地扣上了这样的帽子:外示朴野,中藏巧诈。

结论则很简单:

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

罪名如此之重,王安石只能再次提交辞呈。

这时,应该是熙宁二年五月三十日,也就是王安石面见皇帝的第二天。神宗的反应也很迅速,他立即封还辞呈并且下诏说:昨日朕已面谕爱卿,今天却又收到奏折,实在让朕吓了一跳。天下之事需要改革的不止一件两件。如果每件事都要这样折腾,那还怎么治理国家?爱卿只要考虑如何做好本职工作就行,用不着理睬那些胡说八道! 〔6〕

皇帝态度明朗,提交辞呈的就只能是吕诲。

不过,神宗并不想处分吕诲。他对宰相曾公亮说:如果将吕诲贬职外放,只怕王安石心中不安。没想到王安石立即回答说:臣早就以身许国。只要陛下处分得当,臣绝对不敢沽名钓誉,假装避嫌,假装清高,干预人事安排。 〔7〕

王安石说这话时,心中一定充满怨恨。

神宗无奈,只好罢免吕诲。

接替吕诲的,是翰林学士、开封知府吕公著。 〔8〕

吕诲失败了。但这并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而是所有反对派的失败,同时也是变法派的失败。事实上,王安石的胜利是表面上的。他虽然保住了职位和权力,而且职位还会再上升,权力也会再加大,却失去了人心。包括被他引为知己推荐给皇帝取代了吕诲的吕公著,后来也要跟他翻脸。

可以说,这是一个失败的开端。

这就必须找出失败的原因,也必须从四个月前说起。

风满御史台

熙宁二年(1069)二月极不寻常,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富弼和王安石分别被任命为宰相和副宰相。两项人事变动一前一后,头天富弼拜相,次日王安石履新。我们知道,宰相和副宰相合称宰执,都是中央政府的班子成员。那么,这两项任命为什么不在同一天发表?其中难道没有奥秘? 〔9〕

当然有,只不过很少有人注意。

实际上富弼的任命本身就很奇怪。正如我们在前一章说过的,他在神宗即位之初给出的建议是无为而治,跟王安石的主张正可谓南辕北辙。更有趣的是,富弼话音刚落,三天后王安石就在首次见到皇帝时发表了要学就学尧舜,用不着学唐太宗的豪言壮语。这样两个人,怎么可能搭班子? 〔10〕

然而神宗偏偏就这样做了。

显然,这应该不是皇帝的一时冲动。相反,此刻的神宗恐怕很清楚,一个新老并用的“国务委员会”才是他最需要也最放心的:新人可以推进改革,老人能够维持稳定。年轻的皇帝虽然锐意革新,却并不希望他的帝国动荡不安。

于是,他想到了富弼。

富弼跟前任宰相韩琦、现任宰相曾公亮一样,也是三朝元老。而且,如果说作为北宋兵书《武经总要》主编之一的曾公亮是军事科学家,那么,主持了庆历二年(1042)对辽谈判的富弼则是杰出的外交家。当时,契丹来势汹汹向大宋索要土地,朝中文武个个谈虎色变,避之唯恐不及,宰相吕夷简则趁机向仁宗“推荐”与自己不和的富弼。欧阳修担心富弼有去无回,提出反对,富弼却进宫对皇帝说:主上之忧就是臣下之辱。臣愿意出使北朝,不敢贪生怕死。 〔11〕

结果,富弼为双方争取到八十年的和平。 〔12〕

这样的大臣无论威望还是忠诚度都毋庸置疑。何况富弼既不像曾公亮那样力挺王安石,也不像韩琦那样明确反对王安石。让他和曾公亮一起担任宰相,按说能够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当然,为了表示对老臣的礼遇,宣布王安石的任命要迟一天。应该说,这是如意算盘,也是合理安排。 〔13〕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

事与愿违,熙宁二年并不平静,以后也一样。

◎熙宁二年(1069)有关事件一览表

月 日 事件

二月 初二 任命富弼为宰相

初三 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

初九 司马光请求外放,不许

二十七 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陈升之、王安石领衔

吕惠卿为条例司成员

三月 十六 苏辙为条例司成员,提出去三冗主张

四月 十一 副宰相唐介卒

二十一 条例司派出巡视员

五月 十八 吕诲弹劾王安石

二十一 王安石提交辞呈,神宗封还

二十二 王安石称病不朝

二十九 王安石面见神宗

三十 神宗下诏宽慰王安石

不详 苏轼称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六月 二十二 吕诲免职,吕公著接任御史中丞

七月 初五 试行均输法

八月 初九 侍御史刘琦、监察御史里行钱顗因与侍御史知杂事刘述联名弹劾王安石而被贬出京

十一 殿中侍御史孙昌龄被贬出京

司马光和范纯仁上书抗议

十二 同知谏院范纯仁免职

十四 范纯仁公布所有奏折,富弼罢工

十五 范纯仁被贬出京

十六 罢免苏辙条例司职务

二十七 程颢任监察御史里行

二十八 侍御史知杂事刘述等人被贬出京

九月 初四 试行青苗法,又称常平给敛法

十月 初三 富弼罢相,陈升之拜相

司马光发表歧视南方人的言论

十一月 初二 陈升之质疑制置三司条例司并拒绝领其事

令枢密副使韩绛同条例司

初六 神宗欲起用苏轼,被王安石阻拦,换人

十三 颁布农田水利法

十七 司马光进讲《资治通鉴》,反对变法

十九 吕惠卿与司马光御前辩论

闰十一月 十六 启用曾布

十二月 十九 条例司奏请差遣特派员推行新法

初一 开始改革宗室待遇

二十一 吕公著攻击条例司

某日 苏轼上七千言书,王安石深恶痛绝

惹出事来的是王安石,掀起风波的是吕诲。不过,吕诲虽然被贬,却没有吓退那些言谏官员和监察官员,反而更加激起了他们的斗志。这时,尽管御史中丞换成了王安石推荐的吕公著,唐宋两代却从来就有“台中无长官”的传统。也就是说,御史台的所有官员无论职位高低,都可以弹劾宰相和副宰相,并不需要事先请示御史中丞。

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联名弹劾王安石的是刘述、刘琦和钱顗(读如以),职务分别是侍御史知杂事、侍御史和监察御史里行。唐宋两代的御史台下辖三院,台院的主要官员为侍御史,殿院的为殿中侍御史,察院的为监察御史。资历浅的非正式监察官员都叫里行,资深的侍御史兼知杂事,总领御史台日常事务,是仅次于御史中丞(台长)的中央最高监察部门二把手。

所以,侍御史知杂事刘述领衔联名弹劾,事情的严重性就不亚于吕诲独立作战。奏折的措辞更是严厉,痛斥王安石执政以来专横跋扈肆无忌惮,反唐尧虞舜祥和之道,用商鞅韩非权诈之术,弃祖宗仁民爱物之家法,改立与民争利祸害天下之新议,以至于人心浮动嚣然不安。因此,他们请求皇帝立即撤销其参知政事的职务,就连暗中支持王安石的宰相曾公亮,抵制不力的副宰相赵抃,也应该一并罢免。

这可真是重磅炸弹。

实际上吕诲被贬之后,御史台就一直群情激奋。奏折雪片般地飞进宫中,参加战斗的也不止这三人。王安石的应对则是一面指使开封府法官王克臣罗织罪名诬告刘述,一面奏请皇帝将刘琦和钱顗贬到外地去做管盐酒事务的小官。

钱顗立即上路。离开御史台时,他当众痛骂由于王安石的推荐而进入监察部门的同僚殿中侍御史孙昌龄:身为监察官员就该精忠报国,为什么要像奴才一样服侍王安石?你自以为得计,可以青云直上吗?我看你猪狗不如!

说完,钱顗拂袖上马而去。

孙昌龄莫名其妙被劈头盖脸骂得狗血喷头,只好硬着头皮出面弹劾那个状告刘述的开封法官王克臣,说他巴结权贵欺君罔上,又说了王安石新法的许多不是,这才撇清自己与王安石的关系,挽回自己在监察部门的脸面。 〔14〕

结果,孙昌龄也被贬。 〔15〕

这时,一位言谏官员看不下去了。此公名叫范纯仁,职务是同知谏院,即言谏部门的副长官。言谏与监察虽然任务不同,前者劝谏皇帝,后者监督官员,但由于都负有反映舆情之责,所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更何况这位范纯仁也非同一般,他的父亲正是曾经的改革派领袖范仲淹。

与范纯仁并肩作战的是司马光。他直言不讳地说:王安石原本就不得人心,现在又因为他而罢免御史,这是双重的不顾民心向背。如果监察官员忠于职守也要受到处分,臣恐从今往后,天下人都会闭上嘴巴,陛下再也听不到真话。

范纯仁更是义愤填膺。他说:人臣以尽职为忠,人君以纳谏为美。只有这样,执政才不敢为所欲为,小人也才不能祸国殃民。祖宗创立的言谏监察制度如果被破坏,请问陛下靠什么保证长治久安?何况王安石离经叛道党同伐异,岂非倒行逆施,难道不该罢免?曾公亮同流合污晚节不保,赵抃心知其非而不能力挽狂澜,难道还要留任? 〔16〕

这时的司马光和范纯仁同心同德,共同维护着帝制时代原本就稀缺的言论自由,以及士大夫参政议政的权利。尽管后来司马光也会变得跋扈,范纯仁跟他也要分手。

神宗当然不能接受他们的意见。但王安石提出要将刘述送进大狱,皇帝也不同意。最后的结果,是刘述被贬到今天的江西九江去做知州,只不过是在范纯仁辞职之后。 〔17〕

辞职并没有马上得到批准,王安石甚至悄悄托人带话给范纯仁:别走,政府已经在讨论安排你做知制诰。范纯仁却嗤之以鼻:这种话怎么传到我耳朵里来了?是要收买,还是吓唬?意见不被采纳,高官厚禄有什么用?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将自己的奏折抄送中书省,等于发表了公开信。

王安石咬牙切齿,奏请皇帝重罚范纯仁。

神宗说:他没有罪,给个好地方做知府去吧! 〔18〕

富弼却坐不住了。

作为三朝元老,富弼深知皇帝任命的初衷,原本也是打算维护安定团结的。他甚至在上任不久就将言谏和监察官员请到政府,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和衷共济。可惜没人体恤他这和事佬,谏院的长官就不客气地说:朝廷如果做得对,谁敢不赞成?做得不对,下官就算想赞同,也办不到呀! 〔19〕

以后的日子更不好过。王安石固然咄咄逼人,范纯仁也不依不饶。范纯仁说:富弼身受三朝厚恩,却不能以天下为己任,于公于私都不妥当。由于富弼与先臣(范仲淹)是老朋友,臣又是言官,不敢私下里向他提出忠告。因此,恳请陛下将臣的奏折交给他看,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20〕

富弼无奈,只好辞职。神宗也无奈,只好同意。

于是皇帝问富弼:爱卿离职,谁可替代?

富弼答:文彦博。

皇帝默然。过了一会儿,又问:王安石怎么样?

富弼也一言不发。 〔21〕

神宗不想要文彦博,富弼不想要王安石,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就落在了陈升之的头上。

不过谁都没想到,陈升之跟王安石也翻脸了。

国家体改委

陈升之能够当上宰相,其实应该感谢王安石。

福建建阳人陈升之也是三朝老臣,仁宗时期担任过枢密副使,熙宁元年七月任职知枢密院事。枢密院是大宋的最高军事机关,长官叫枢密使,与副宰相参知政事同级,号称枢相,也是执政。但由于此前枢密使已由文彦博担任,陈升之便只能做知事。枢密使与知院事并存,是他破的例。 〔22〕

显然,神宗对陈升之也是另眼相看。

因此,熙宁二年二月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简称条例司)时,陈升之便跟王安石一起成为负责人,排名在王安石之前。条例司设立的目的很明确: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换句话说,它就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23〕

这样看,陈升之应该算是改革派。

陈升之在“国家体改委”工作了七个多月,与王安石的合作多半是愉快的。所以,富弼离开宰相岗位后,作为同事和同志的王安石便建议由陈升之接任。这倒不完全是王安石的谦让,也因为陈升之的资格要老得多。 〔24〕

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议。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陈升之刚刚担任宰相,就提出要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理由是这个机构名不正言不顺。他对皇帝说:臣既然在宰相的职位上等着犯错误受处分,当然什么事情都要管,那么臣领导的部门怎么可以叫“司”呢? 〔25〕

听了这话,王安石只觉得可笑:宰相领导的部门怎么就不能叫司?东汉的宰相三公不就叫司徒之类吗?再说不叫司又叫什么?像六部一样叫作条例部,还是像枢密院那样称为条例院?恐怕你这位宰相大人也不干吧?那么,难道要仿照中书省,改叫条例省不成?那可真是天大的笑话!

所以王安石对皇帝说:他是嫌这职务没面子! 〔26〕

陈升之说:那就叫“制置百司条例司”。

这倒是讲得通的。我们知道,所谓“制置条例”其实是制定政策法规,三司则相当于国家财政委员会。因此,制置三司条例只是经济改革,制置百司条例才是全面改革。过去由于陈升之在枢密院,王安石在中书省,只好将这机构设在三司。现在两人都在“省”里,就没必要再叫“三司”了。

于是皇帝说:将条例司归属中书省,如何?

王安石不同意,理由是效率太低。他说:条例司之所以卓有成效,就因为机构独立成员少,遇事好商量。如果归属中书省,什么问题都要正副宰相意见一致,什么文件都要正副宰相共同签署,什么工作都要正副宰相批准安排,哪里还做得成事?所以,条例司不能改名,也必须单列,陛下总不至于担心臣在那里搞“独立王国”吧?

神宗当然不担心,担心也不能说。相反,在过了几天的又一次御前会议上,由于陈升之坚决不肯再管条例司,甚至坚持要撤销这个机构,皇帝便对王安石说:要不然条例司的工作就由爱卿自己一个人负责?

王安石说:这不合适。当初设立此司,陛下主张中书省和枢密院各出一人,臣请与枢密副使韩绛同事。

皇帝很爽快地就同意了。 〔27〕

条例司设置之争也算告一段落,尽管它最后还是被撤并到中书省,但那是七个月以后熙宁三年五月的事。跟王安石结下梁子的陈升之离开相位就更晚,要到那年十月,而且是因为母亲去世。不过两人从此不和,则是事实。

那么,陈升之为什么要这样做?

正史的解释,是他对那个不三不四的条例司原本就不以为然。这是有可能的,公开提出改“三司”为“百司”就是证明。因为“制置三司条例”明摆着就是要理财,而理财在许多人看来是小人的事,为正人君子所不耻。 〔28〕

可惜,这就是设立条例司的本来目的。王安石在御前会议上说得很清楚:从古到今机构的设置都是因时制宜。如今天下财用困急,尤当先理财。这也正是陛下要特别单独创建一个司,让陈升之与臣统领的原因啊! 〔29〕

呵呵,不打自招。

为了理财而改制,可是正统士大夫不能接受的。陈升之当然知道这一点。但为了荣华富贵,他不惜假装拥护,得逞之后又翻脸不认人。这当然同样为正人君子或自命为君子的人所不耻,他们甚至给陈升之送了个外号叫“荃相”。荃就是捕鱼的竹器。《庄子·外物篇》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荃相的意思,可以说是再清楚不过了。 〔30〕

这么说,陈升之是小人?

难讲,至少司马光对他看法不佳。他甚至认为福建人和长江流域的人都靠不住,前者阴险狡猾,后者轻佻浮躁,远不如北方人耿直敦厚。所以,当神宗皇帝问他陈升之拜相外面有什么反映时,司马光直通通地说:不好!两个宰相(曾公亮和陈升之)都是福建人,两个副宰相(赵抃和王安石)都是长江流域的。他们当国,岂能指望风俗纯朴?

哈,地域歧视?

◎有关人物籍贯一览

姓名 籍贯 主要曾任职

韩琦 河南安阳 三司使、枢密使、平章事

富弼 河南洛阳 平章事、枢密使

文彦博 山西介休 枢密使、太尉、平章军国重事

吕公著 安徽寿州 翰林学士、御史中丞

韩绛 河南开封 枢密副使、同条例司、参知政事、平章事

赵抃 浙江衢州 知谏院、参知政事

吕诲 河北廊坊 知谏院、御史中丞

范纯仁 江苏苏州 同知谏院

范镇 四川成都 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

郑侠 福建福清 安上门监

司马光 山西夏县 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平章事

苏轼 四川眉山 翰林学士、礼部尚书

王安石 江西临川 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同条例司、平章事

曾布 江西南丰 翰林学士、三司使

曾公亮 福建晋江 参知政事、枢密使、平章事

陈升之 福建建阳 知枢密院、同条例司、平章事

吕惠卿 福建晋江 条例司成员、翰林学士、参知政事

章惇 福建浦城 条例司成员、三司使、参知政事

蔡确 福建晋江 监察御史、御史中丞、参知政事

多少有点吧!

看看上面的表格就知道,司马光并非全无道理,但不无偏见,比如郑侠就是福建人,范纯仁则是长江流域的。神宗也显然不认可这套理论。皇帝说:陈升之是有才华的,其他人比不上,朕看他足以承担军国大任。

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绘。

司马光说:才华确如圣上所言,大节不亏就很难讲。

宋神宗说:这一点,朕已经告诫他。

司马光说:富弼老成持重有人望,离职可惜。

宋神宗说:朕已再三挽留,他一定要走。

司马光说:言不听计不从,又与同僚不合,当然要走。

宋神宗说:爱卿是在说王安石吧?他怎么样?

司马光说:很多人说他奸邪,恐怕批评过分了。王安石人品没有问题,只是不懂事,又固执己见。

宋神宗说:比富弼还敢作敢当的是韩琦,可惜太要强。

司马光说:韩琦实在是忠臣,虽然也有毛病。

君臣二人叹息。最后,他们说到了吕惠卿。

吕惠卿是福建晋江人,跟宰相曾公亮是同乡,跟王安石则是老朋友。由于这两重关系,他最早成为条例司成员并被福建建阳人陈升之接纳。但对于此人,朝野争议很大。

于是宋神宗问:吕惠卿呢?爱卿看他怎么样?

司马光说:不是好人。

宋神宗说:朕看他应对自如,颇有才华。

司马光说:奸臣哪个无才?吕惠卿当然也有,可惜心术不端。将来害得王安石身败名裂的,一定是他。

神宗默然。 〔31〕

没有证据表明王安石是否听说了这段对话,估计听说了也会不以为然。事实上五个月后,司马光致函王安石,向自己这位老朋友坦诚地表达了担忧。他说,执政不可以不留意君子与小人之别。忠信之士在你得势之时,也许看起来面目可憎,将来却会伸出援手。相反,谄媚之人虽然现在能让你逞一时之快,但只要你倒霉,他们必定卖友求荣。 〔32〕

此为王安石给做通判比部的友人的问安信,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王安石当然不会同意司马光的意见,因为此刻的吕惠卿是他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条例司工作事无大小,王安石都要跟吕惠卿商量;变法需要的奏折和文件,也都由吕惠卿起草。当时甚至有这样的说法:吕惠卿是王安石的颜回。 〔33〕

因此,王安石客客气气地给司马光写了回信,只字不提吕惠卿,只是说既然你我道不同,那就不相与谋。 〔34〕

冲突已在所难免,好戏也即将开锣。

司马光出走

十一月十九日,吕惠卿与司马光短兵相接。

这时当然还是熙宁二年。但自从二月二十七日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朝廷的变化日新月异。均输法、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开始实行,吕诲和范纯仁等大批官员被贬,富弼离开相位并由陈升之接任,韩绛到了条例司,吕惠卿也由于变法有功备受赏识,在九月获得“崇政殿说书”的资格。

原封不动的,只有司马光。

司马光早就想走了。王安石担任副宰相六天后,他便向皇帝请求外放,但不被批准。神宗说:爱卿名闻遐迩,就连辽人都向使节打听爱卿做御史中丞的事,怎么能走?司马光无可奈何,只好留下来继续做他的翰林学士。 〔35〕

好在,他还可以给皇帝讲课。

讲课原本是王安石的主张。他第一次见到宋神宗,皇帝便向他要改革方案,这位新任翰林学士却提出先讲课,理由是只有讲课才能统一思想。思想不明确,方案没有用。 〔36〕

神宗批准了这个安排,为此还有了段小插曲。

麻烦出在一个礼仪问题:站着讲还是坐着讲。王安石和吕公著两位翰林学士都认为,皇帝陛下当然是坐着。但陪读的也都坐着,讲课的反倒站着,并不合适,建议改革。

提议立即引起反弹,官员们七嘴八舌。反对者说:离开席位站起来说话原本是古今常礼,何况是在君主目前。站着讲课已经实行五十多年了,怎么能妄议轻改?

皇帝无奈,只好去问宰相曾公亮。

曾公亮答:臣在仁宗朝是站着的。

皇帝也只好对王安石说:爱卿就破例坐下吧!

王安石当然不敢。 〔37〕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很说明问题。没错,王安石真能惹事,改革也确实很难。不过讲课也给了司马光机会。于是在十一月十七日那天,他就讲起了萧规曹随的故事。

宋神宗问:汉代守着萧何之法不变,可以吗?

司马光答:怎么不可以?不要说汉,如果夏商周都能坚守禹、汤、文、武之法而不变,恐怕能延续到现在。

意思很清楚:祖宗家法不可改。

两天后,轮到吕惠卿。

吕惠卿讲《周易》,而《周易》主张变通。因此吕惠卿也借题发挥说: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的,数年一变的,还有世代而变的,也有百世不变的。汉高祖约法三章,萧何就变成九章,岂能一成不变?司马光歪曲篡改历史,分明是对现实不满,借古讽今,混淆视听,请陛下召他当庭对质。

神宗只好宣司马光上前,问他有何话说。

面对吕惠卿的公然挑衅,司马光表现出君子风度,非常低调地答辩说:臣并不认为保守先王之道,就是要坐视旧法之弊而不改,也无意讥讽攻击谁。臣的本分不过讲课,仅仅希望圣贤之言能够有助于陛下的天纵聪明而已。

吕惠卿却咄咄逼人。他说:司马光作为翰林学士,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官职而不能尽职就该辞职,有言责而不能尽言也该辞职,司马光为什么还不辞职?

司马光只好问皇帝:臣奉诏言事,已上奏折,比如制置三司条例司之类尽在其中,不知是否已达圣听?

宋神宗说:朕已经看了。

司马光说:这就不是臣知而不言了。今天公卿大臣都在这里,请陛下问问吕惠卿。三司使掌管天下财政,如不称职可以罢免,为什么要让中书省和枢密院侵夺其权?另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又究竟想干什么?只要条例不要道义吗?

吕惠卿不能回答。

司马光说:言不听计不从而未能辞职,确是臣罪。惠卿责臣,并无不当,臣领罪就是。

宋神宗说:今天不过相互讨论罢了,何至于此!

其他官员也赶紧出来打圆场。

神宗又对司马光说:爱卿千万不要生气。

司马光说:臣不敢。 〔38〕

王安石却不干了。

不干的原因,是两个半月以后,也就是熙宁三年的二月初一,韩琦在河北上书,状告王安石派遣提举官强制推行青苗法,无论贫富一律命令借款,就连不种地的城市居民也被摊派,显然与扶危济困、抑制兼并的立法精神相悖,因此建议尽快召回各路提举官,改青苗法为原来的常平法。

神宗接到奏折感慨万分。他对宰辅们说:韩琦可真是忠臣啊!身在外地而心忧王室。朕原本以为此法利民,没想到害民如此!城市居民要什么青苗钱嘛!也要强贷?

王安石却跳起来说:城市居民有什么借不得?只要他们自愿贷款,那钱贷给谁不是贷?

这就是强词夺理了。因此这回两个宰相,同时也是两个福建人曾公亮和陈升之,也都站在韩琦一边。王安石见情况不妙,马上向皇帝交请假条,称病不朝。

皇帝也马上就想到了司马光。

实际上,神宗早就想要重用此君了,只不过王安石坚决反对。王安石说:司马光外托直言抗上之名,内怀收买人心之实,发表的都是害政言论,结交的都是乱政小人。陛下委他以重任,岂不是为持不同政见者树了一面大红旗吗?

神宗只好作罢。

不过现在王安石既然病了,那就不必再听他的,司马光也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没想到司马光却不干。他说:只要能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召回提举官,不行青苗法,即便什么职位都不给臣,臣也受赐良多,感到十分幸福了。

言外之意也很明显:不采纳我的意见,我就不干!

神宗当然不能同意。他说:爱卿是枢密副使,按照法定职责应该谈军事,怎么说起职权范围以外的事来?司马光却回答:没有接受新任命,就还是翰林学士,当然可以说。

君臣二人相持不下,王安石却上班了。

上班也不奇怪。因为接到病假条后,司马光便利用翰林学士起草诏书的职权,借皇帝之口把他训了一通,而且话说得很难听:如今舆论沸腾,黎民骚动,你却居然要推卸责任以求自保。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

这就等于把王安石的为人和变法统统否定了。王安石固然不能接受,并立即上书抗辩;宋神宗也觉得不对劲,赶紧下手诏安慰,又特地派吕惠卿去宣谕。最后的结果是:在家躺了二十天的王安石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39〕

现在轮到赵抃狼狈不堪。因为在王安石病假期间,神宗曾经下诏停止实行青苗法。曾公亮和陈升之准备奉诏,赵抃却主张让王安石自己来做这件事情。谁知道王安石复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条例司驳斥韩琦的奏折。赵抃无法向天下人交代,只好上书朝廷,公开表明反对变法的态度,并在四月十九日辞去参知政事职务,出知杭州。 〔40〕

接下来,九月十三日,宰相曾公亮辞职。 〔41〕

陈升之更在赵抃之后就提交辞呈,只是没被批准。 〔42〕

司马光也只好出走,到外地去做地方官,时间是在九月二十七。当然,神宗还是挽留过他。八月初八,司马光提出外放申请时,皇帝问:爱卿为什么不能留在京师呢?

司马光答:臣不敢。

皇帝沉吟良久:王安石是卿老友,何必自疑?

司马光苦笑:陛下想想吕公著的遭遇就知道了。 〔43〕

那么,吕公著又是怎么回事?

化友为敌

与司马光相比,吕公著跟王安石的交情确实更深。熙宁之前王安石便名扬天下,就因为有韩绛、韩维兄弟和吕公著的极力推崇。这种宣传是有分量的。毕竟,他们三人都出身名门望族,吕公著更是宰相吕夷简之子。投桃须报李。御史中丞吕诲被贬,王安石推荐的接替人选便是吕公著。 〔44〕

但在熙宁三年四月,他却被王安石控告。

控告的过程有点乌龙,吕公著、司马光和王安石的说法也不一致。核心案情大约是:条例司批驳韩琦,吕公著大为不满。他对皇帝说:朝廷怎么可以这样欺负藩镇?万一韩琦率晋阳之兵南下清除君侧之恶,请问陛下将如何对待?

这很严重,因为“清君侧”几乎等于谋反。韩琦当然不会这么说,也不会这么想。因此吕公著此言,便有诬陷韩琦之嫌。问题在于,吕公著也未必说了这话。如果没有,那么受到诬陷的,就不是韩琦,而是吕公著了。

问题是,吕公著说了没有?

当事人自己是否认的。他在多年以后回忆说,当时面见皇帝次数频繁,从来没有一个字提到韩琦。这段话是王安石和吕惠卿凭空捏造,又偷偷塞进某个文件中的,目的就是要栽赃陷害。相反,王安石的回忆录言之凿凿,吕公著不但说了这话,还说得泪流满面。司马光的记载则模棱两可,一面肯定赵抃亲眼看见吕公著从贡院走入殿中向皇帝进言,同时又称那些话是另一个人说的,被神宗张冠李戴云云。 〔45〕

看来,真相大白是不大可能了。

不过可以肯定,处分吕公著的诏书中确有“乃诬方镇有除恶之谋”的字样。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吕公著很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说起话来也措辞严厉。因此,可能存在的事实也许是:吕公著或者出于义愤,或者出于担忧,确实有过类似言论,却被王安石和吕惠卿抓住把柄大做文章。

即便如此,也让人心寒。

但这并非没有可能。在吕惠卿,也许是本无情义;在王安石,则无妨看作自我牺牲。实际上,王安石正是那种为了主义和主张可以放弃一切的人,其中就包括生活情趣和个人享受,也包括私谊和朋友。当然,是曾经的。

比如富弼和欧阳修。

富弼是王安石的老上级,欧阳修则是他的大恩人。作为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推荐和好评,可比韩氏兄弟和吕公著分量重得多。然而怎么样呢?欧阳修申请退休时,副宰相冯京主张挽留,王安石却说:这种人在一郡就害一郡,在朝廷则害朝廷,为什么要留?富弼被贬,他更是恶狠狠地说:富弼兼有鲧和共工之罪。仅仅降职,便宜他了! 〔46〕

这实在过分。

宋神宗却另有解释。他对司马光说:王安石跟吕公著确实曾经亲密无间。但是吕公著犯下罪行,作为朋友的王安石却并不包庇隐瞒,这正是无私无畏一心为公呀! 〔47〕

呵呵,原来他是“大公无私”。

这很厉害。我们知道,按照儒家伦理,欺师灭祖和卖友求荣无论在士林还是江湖都不可饶恕和宽容。但现在王安石可以不怕。因为他不是出卖朋友,而是执行公务。他追求的也不是个人的荣华富贵,而是帝国的昌盛繁荣。

那么请问,他有错吗?

显然,正是这种所谓的公字当先,让王安石在排除异己扫除障碍的时候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和道德包袱。他可以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所有反对派。如果非亲非故,就更没有必要手下留情,尤其是在立足未稳的熙宁三年。

◎熙宁三年(1070)有关事件一览表

月 日 事件

正月 初二 因范镇等言下诏纠正青苗法之偏

二十六 张方平出知陈州,陛辞时极言新法之害

二月 初二 因韩琦上书言青苗法之弊,王安石称病不朝

十一 司马光拒任枢密副使

三月 初三 司马光致函王安石,书信往返再三

二十一 王安石论“三不足”

四月 初八 御史中丞吕公著罢,知颍州

十九 参知政事赵抃罢,知杭州,韩绛参知政事

二十三 大批言谏监察官员被贬,台垣为之一空

五月 十五 制置三司条例司归属中书省

七月 初三 欧阳修罢宣徽南院使,知蔡州

九月 十三 曾公亮罢相

十四 枢密副使冯京任参知政事

二十七 司马光罢翰林学士,出知永兴军

十月 二十一 陈升之因母亲去世罢相

二十八 范镇罢翰林学士,退休

十二月 初九 立保甲法

十一 韩绛和王安石为宰相,王珪参知政事

二十二 行免役法

实际上正如上面表格所示,熙宁三年跟熙宁二年一样惊心动魄。王安石的重要工作之一也跟去年相同,是要跟占领了舆论阵地的言谏官员和监察官员做斗争。在高度重视言谏监察的唐宋两代,这些人都不好对付;而皇帝陛下对“天下纷纷”显然已经十分恼火,极不耐烦。

言谏和监察官员也不识好歹,他们集中火力炮轰条例司、攻击青苗法。谏院长官李常就向皇帝报告,某些州县发放贷款不出本钱,却强迫民众还利息。监察御史里行张戬则不但全盘否定改革,还跑到中书省大吵大闹。曾公亮无奈,只好低头不语,王安石则用扇子遮住脸窃笑。

张戬大怒:笑什么笑!参政觉得张戬好笑,张戬也觉得参政可笑。不但张戬,天下人谁不认为参政可笑至极!

陈升之只好出来打圆场:察院不必这样。

张戬却不领情:相公你也跑不掉。

王安石当然不能让他笑下去,很快奏请皇帝将张戬贬到湖北公安去做知县。至于李常,王安石的办法是要求他说出无本贷款州县的名字。此人打死不说,结果丢官。 〔48〕

靠着诸如此类的办法,王安石横扫千军如卷席,只用几个月时间就让御史台和谏院为之一空,朝廷也变得安静。于是他对皇帝说:陛下现在知道为什么天下纷纷了吧?

神宗说:是朕用人不当。 〔49〕

王安石说:也不尽然,恐怕根本就不该让人开口。陛下立法,宰相动摇于上,御史动摇于下,藩镇动摇于外,又没人替陛下保驾护航,怎么能不议论纷纷,沸沸扬扬?

神宗以为是。 〔50〕

王安石的好朋友范镇却被激怒了。 〔51〕

范镇的职务是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也就是通进司和银台司的长官。这两个部门负责传递文件,郑侠的难民图就是谎称机密快件通过银台司送达御前的。皇帝的旨意能不能下达,民间的实情能不能上传,通进银台司很关键。

更重要的是两司有封驳权,也就是拒绝传递他们认为不合格或者不合理的文件。范镇就这样做过。比如命令李常说出无本贷款州县名字的诏书,就五次被他封还;撤销司马光枢密副使任命的诏书,也被他封还。神宗无奈,只好同意他辞去通进银台司职务,留任翰林学士。 〔52〕

这样一个人,当然不能容忍对舆论的钳制。在不懈努力终归失败之后,他连上五道奏折,直言不讳地指出“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据说,王安石看了以后,气得浑身发抖。

范镇很快就被安排以户部侍郎的身份退休,应有的待遇都被剥夺,只有声望越来越高。苏轼听说,前往祝贺,范镇痛心地说:天下受其苦,我却享其名,我是什么心肝! 〔53〕

但,这已经不关王安石的事。

两个月后,也就是熙宁三年十二月,把战场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王安石,跟韩绛一起被任命为宰相。

现在王安石面前已经没什么像样的对手。韩绛对他从来就是忠心耿耿的,两位副宰相冯京和王珪则被他和他的手下看作橡皮图章和签字机器。有人曾经对他一个名叫曾布的马仔说:某些事是不是也该请示一下参知政事?曾布居然这样回答:为什么要请示?敕令完稿后叫他们画押就是。 〔54〕

王安石俨然成为独裁者。

结果是熙宁四年变得相当乏味,就连欧阳修告老和富弼被贬都波澜不惊。新法的推行也顺风顺水。尽管发生了上访群众突入王安石私邸的事件,但很快就被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多嘴多舌令人讨厌的监察官员当然还有,比如御史中丞杨绘和监察御史里行刘挚,但都在七月份清除出局,刘挚还被远远地贬到湖南衡阳去看守盐仓。 〔55〕

眼见反对派溃不成军纷纷落马,王安石笑了。

不过,他很快就会笑不起来。

积怨爆发

熙宁五年(1072)八月二十六日,神宗驾临紫宸殿。 〔56〕

紫宸殿在大庆殿的北面,是举行常朝的地方。这一次的御前会议应该是例会,在京官员都要参加的。因此文武百官行礼如仪之后,就准备退下。剩下的时间,将由“二府”也就是最高行政机关中书省和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的正副长官向皇帝陛下汇报工作,请示圣旨。

一个名叫唐坰(读如窘阴平)的却突然冲出队列。

唐坰的职务说起来很长,叫太子中允、同知谏院、权同判吏部流内铨。第一个是官衔,是用来定级别、领俸禄、穿衣服和算资历的。后面两个是差遣,即实际工作。但第三个其实是兼职,未必当真管事。所以,唐坰真正的职务是同知谏院,也就是谏院的佐官,位在长官“知谏院”之下。

北宋谏院是负责纠正朝廷错误的机关,因此唐坰其实是有发言权的。但,提意见也要守规矩、讲程序。在御前会议上不打招呼就冲出来说话,是严重的失礼和犯规。于是神宗皇帝在惊愕之余,便让礼仪官通知他隔日再说。

唐坰却不肯。

皇帝只好吩咐:那就到后殿等着吧!

唐坰回答:臣今天的话,要当着所有大臣的面说。

说完,趴在地上不肯起来。

皇帝只好将他召到御座前,唐坰则不慌不忙掏出一个大卷轴,清了清嗓子,准备开始宣读他的长篇大论。

神宗赶紧打住:奏折留在这里,爱卿可以退下了。

唐坰却说:臣今天要弹劾的是朝中大臣,必须为陛下当面陈述,当面核实,当面论个是非。然后,这位谏官居然回过头来大吼一声:王安石,到御座前面来听参!

王安石猝不及防,不知所措。

唐坰说:陛下面前尚且如此,在外面不知有多跋扈!

王安石吓了一跳,赶紧上前。

于是,唐坰放开嗓门,滔滔不绝历数王安石的种种不法和罪过,一共六十多条。而且,每说到一件事,他就要对皇帝说:请陛下宣谕王安石,问他臣说的到底是假是真?

王安石狼狈不堪。

其他人更是一句话都不敢说。

神宗皇帝则不得不多次打断唐坰,唐坰却越讲越是精神抖擞慷慨激昂。最后,竟忘乎所以地指着御座说:陛下如果不听臣的忠言,这个位子只怕坐不久了。

所有人都呆若木鸡,吓白了脸。

唐坰却恢复了平静。他从御座前退下,郑重其事地趴下来向皇帝行了大礼,然后一个人跑到东门外待罪。

紫宸殿內,依然鸦雀无声。

神宗半天才缓过劲来,问:这人怎么胆敢如此?

王安石只能苦笑:他疯了。

唐坰当然没有疯。此人甚至原本是王安石的党羽,也是宋神宗喜欢的人。因为他曾经对神宗说,秦二世受制于赵高不是因为太强,而是太弱。他又曾经对王安石说:推行新法没什么可犯难的,只要杀几个像韩琦那样的就行了。

这样的人,怎么也反王安石?

实际上唐坰后来并未受到严重处分,只不过被贬到广州去做军需官。官修史书无法解释唐坰的反目为仇,只好说他是因为对职务的安排心怀不满。但,此人三月到谏院就已经屡屡上书,八月发难竟能洋洋万言,说明什么呢?说明不但他自己满怀深仇大恨,朝中对王安石也是怨气冲天。 〔57〕

积怨总是要爆发的,只看什么时间,什么方式。

果然,五个月后,王安石再次成为风暴中心。

起因是一件小事。熙宁六年(1073)正月十四,王安石随同皇帝一起观赏花灯,之后又应邀进宫观赏百戏。然而当他骑着高头大马进入宣德门时,却被宦官头子张茂则喝令拦下。在张茂则的示意下,卫士还把马夫痛打了一顿。

马夫跳起来:瞎了你的狗眼,没看见这是谁的马?

张茂则怒斥:宰相也是臣子,难道想做王莽?

位极人臣又是逢年过节,却居然受此羞辱,王安石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他向神宗皇帝投诉,要求将卫士送开封府法办。开封府的法官(一个判官,一个推官)为了讨好王安石,不问青红皂白便将卫士们各打十七大板。结果可想而知,就像一滴水掉进沸腾的油里,舆论顿时炸了锅。

一个名叫蔡确的人站了出来。 〔58〕

蔡确也不寻常。他是福建晋江人,与后来赫赫有名的蔡京同族,此刻的职务则是监察御史里行。前面说过,唐宋两代非常重视监察和言谏。言谏官员叫谏官,唐坰就是。监察官员叫台官,蔡确就是。台官和谏官都有权提意见,何况这位御史言之有理。他说:卫士的本职工作是保卫皇上,马入宣德门当然要呵斥,开封府显然是溜须拍马徇情枉法。如不严惩,从今往后,还能指望卫士们忠于职守吗?

这当然很严重,神宗不禁为之动容。

据说,皇帝甚至还对蔡确另眼相看,准备重用。

王安石却必须为自己辩护。他的说法是:宰相在宣德门内下马是惯例,以前也从来就没有人管过这件事,怎么今年就出了新规矩?宦官和卫士是什么人,为什么胆敢对宰相如此无礼?肯定是有人背后指使。因此,王安石请求皇帝查出幕后黑手。而且他断言,那一定是破坏变法的“反革命”。

这就是典型的“阴谋论”了,也是传统社会官场斗争的惯用伎俩。似乎只要“动机不良”的帽子扣过去,无理也能变成有理。好在神宗皇帝并不糊涂,决定先弄清楚宰相下马是应该在宣德门内还是门外。此事虽然看起来小,崇尚礼治却是中华帝国的传统。破坏了礼法,也是会动摇国本的。

查询的结果莫衷一是。有人说门内,有人说门外,还有人说不记得了。只有三朝元老枢密使文彦博话中有话冷冷地说了一句:老臣我从来就是在宣德门外下马。

神宗无奈,只好将开封府那两个法官罚款了事。

王安石也只好将一口恶气咽了下去。

其实本案很可能是偶发事件,奇怪的不是宦官张茂则和宣德门卫士,而是蔡确。跟唐坰一样,蔡确原本也是王安石的党羽,而且在王安石罢相之后仍然坚持新法。他以台官的身份出来说话,背后应该没有什么“反革命”指使。

那么,蔡确为什么要弹劾开封府?

据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

据说,是因为他看出皇帝已经反感王安石。 〔59〕

但这是不准确的。事实上,王安石受辱之后,就向神宗提出辞职,神宗的挽留则几近低三下四,甚至连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爱卿每次请辞,朕都寝食不安。朕一定是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难道还在为宣德门的事耿耿于怀吗?

所以,还是不要妄测蔡确的动机为好。

没有疑问的,是王安石不得人心。

不妨再提供一个旁证。据说,神宗皇帝曾就此案询问过宫中宦官,没想到宦官们齐刷刷跪下来泪流满面地说:官家圣鉴!如今祖宗家法扫地无遗,王安石所行害民虐物。臣等明知祸从口出,却也不敢不言。愿陛下罢免王安石,救万姓于水火,就算把臣等流放到天涯海角也无怨无悔!

神宗皇帝不由得一声长叹。 〔60〕

不难看出,王安石已经几乎把所有人都得罪完了,就连同一战壕中人也开始离心离德,比如唐坰和蔡确。对此,他当然并不在乎。他是真理在手和大义凛然的,也把所有障碍和困难都考虑过了。唯一没有想到的,是后来那百年不遇的旱灾。当然他更想不到,自己的阵营也会分裂。

王安石罢相

麻烦起于市易法。

市易法就是市场法或贸易法,熙宁五年(1072)三月颁布实施。起因是一个名叫魏继宗的自称草民上书朝廷,控诉京师各大财团把持市场操控物价,在物流畅通之时压价买进囤积居奇,待物质匮乏之日再高价卖出,害得外地商贩无利可图不愿送货,城市居民不聊其生叫苦连天。因此,魏继宗建议朝廷像设立常平仓一样设立常平市易司,将市民需要的生活用品平价买进平价卖出,以平抑物价稳定市场。

这个建议被神宗皇帝采纳。

王安石政府则在开封设立了市易务,也叫市易司,通俗地说就是批零兼营的国家百货总公司。目的不是赚钱,而是要保障人民生活。至少,立法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61〕

可惜,市易务很快就出了问题。

问题据说出在负责人。此人叫吕嘉问,是吕公著哥哥吕公弼的重孙。吕公弼上书反对变法,他却偷了奏折草稿送给王安石,因此被吕氏视为家贼,王安石视为心腹。 〔62〕

这样一个人负责国家百货总公司,能安分守己不做手脚才是怪事。根据后来的揭发,吕嘉问上任伊始,就把这个意在平抑物价的民政机构,变成了操控物价的赚钱机器。也就是说,过去有人垄断市场盘剥小商小贩和城市居民,现在也一样,只不过剥削者由各大财团换成了帝国政府。

至于吕嘉问是否中饱私囊,则不得而知。

民怨沸腾却不难想象,神宗皇帝也不能不管。他做出批示并当面询问王安石:听说市易务把所有生意都抢了,官府还悬赏抓人来市易务买卖,商贩们想卖冷饮都不可能,针头线脑之类的小百货也物价飞涨,请问做何解释?

王安石当然矢口否认,就连“吕嘉问年轻不懂事”的说法都不接受,反倒批评皇帝不识好歹。他说:如果陛下总是被小人蒙蔽,又总是听信谗言,变法岂能成功? 〔63〕

神宗无言以对,文彦博却忍无可忍。

文彦博也是三朝元老,在反对派阵营中相对温和,这才能在枢密使的任上一待就是九年。但是现在文彦博再也看不下去,因为吕嘉问的市易务居然卖起干果和水果来,御道两旁也摆满了摊点。堂堂帝国政府居然沦为贩夫走卒,这真是成何体统。因此从熙宁五年十月到熙宁六年正月,文彦博便不断抗议,就连宋神宗也认为这种事应该叫停。

王安石反唇相讥。他说,盐和酒不也是国家专卖,垄断经营吗?官府卖盐卖酒,不也得一斤一斤出售,一升一升收税收钱?怎么就不“有伤国体”?站着说话腰不疼,吕嘉问这样忠诚能干的有几个?唱高调和干实事的谁该出局? 〔64〕

结论不言而喻。四月二十六日,文彦博被免职。 〔65〕

但这绝不是王安石的胜利,尽管此后的朝廷又变得鸦雀无声。可惜,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沉默更不等于臣服。恰恰相反,按照天人合一的观念,老天爷也表示不满。熙宁五年十月华山山体崩塌之后,熙宁六年七月开始不再下雨。因此到熙宁七年三月,天怒人怨的说法便甚嚣尘上。

是啊,皇天上帝都发脾气了,且看你们如何收场!

王安石却还要加大改革力度。过去,开封各商行都要向皇宫和官府供应物品提供劳役,现在王安石决定采纳商行的建议,像免役法一样改为缴纳免行(读如杭)钱。不过这样一来,就断了平时负责宫中用度之宦官和外戚的财路,吕嘉问们当然也一如既往地趁机敛财,民怨再次沸腾。

结果是什么呢?十三、十六和二十一日,皇帝三次谈到市易法和免行钱。神宗忧心忡忡地对王安石说,卖碗面条也要交费,过分了吧?听说还有为了交免行钱卖房产的。近臣和后族也说此法不好,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还掉了眼泪。

王安石当然知道利害关系,但他更清楚,一旦后退就会全盘崩溃,只能硬邦邦地顶回去。再加上他在神宗面前猖狂惯了,话就说得难免直白:宫中哪知民间疾苦?外戚也未必无利可图。宦官的话更听不得,他们是既得利益者。 〔66〕

两宫的面子也不给么?皇帝脸上写满失望。

王安石的地位已发生动摇。

吕嘉问却惹是生非了。他担任市易务提举官以后,就不把三司使薛向放在眼里,甚至倒打一耙诬告薛向阻碍市易法的实施。王安石当然不能容忍后院起火,宋神宗也认为薛向并不忠信,结果薛向在熙宁七年二月初九被罢免,尽管此人最早支持变法,也曾经是王安石的得力干将。 〔67〕

但这同样不意味着吕嘉问或者王安石的胜利,形势则在此后急转直下。三月二十日,神宗夜下手诏,密令接替薛向担任三司使的翰林学士曾布对吕嘉问进行调查。皇帝的指示很明确:务将市易司不法之事着实查明,详细汇报。

曾布对吕嘉问的所作所为原本就看不顺眼,接到密令便立即找魏继宗了解情况,魏继宗也果然大倒苦水。根据他的报告,吕嘉问确实强买强卖欺行霸市,所有的货物也都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活生生把市易司变成了吃人野兽。

听完,曾布马上带他去见王安石。

王安石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早说?

魏继宗答:他天天在相公身边,小人岂敢?

王安石默然。

神宗接到报告却喜形于色。他问:王安石知道吗?

曾布答:臣已经告诉他了。

神宗点头:看来要了解实情,非卿不可。

曾布答:臣虽无能,敢不尽力。

王安石当然不能同意曾布的调查结果,却拿不出像样的理由来反驳,只好解释为吕嘉问与曾布的个人恩怨。皇帝也没有当面让王安石难堪,只是在当晚发出批示:市易务一事恐怕是吕嘉问欺君罔上,而不是曾布公报私仇。 〔68〕

这时是三月二十三,落幕进入倒计时。

二十六日,王安石的学生、安上门监郑侠呈上了他的难民图,并再次引来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眼泪。这就比三天后那场大雨还要厉害,彻底浇灭了宋神宗心头的烛光。

皇帝的眼神开始变得阴冷。

调查当然还在继续,就连吕惠卿也掺和进来。但在四月初三和初八的两次御前会议上,神宗却已经痛斥市易法祸国殃民,完全违背改革初衷。十七日,当曾布声称吕嘉问之流的肆虐比秦汉乱世还过分时,神宗居然含笑点头。 〔69〕

◎本节有关事件一览表

年 月 日 事件

熙宁五年 三月 二十六 行市易法,设市易务

闰七月 初九 市易务遭质疑,王安石答辩

十月 十二 文彦博开始批评市易法,此后不断

熙宁六年 正月 十四 王安石马入宣德门事件

四月 初七 肉行徐中正等人求出免行役钱

二十六 文彦博罢枢密使

七月 旱灾开始

九月 二十八 开始收免行钱

熙宁七年 二月 初九 薛向罢三司使,曾布接任

十五 判司农寺吕惠卿加翰林学士衔

三月 十六 免行钱激起民怨

二十 夜降手诏,密令曾布调查市易务

二十一 神宗称近臣皇族皆言市易法不便

二十三 曾布汇报调查结果于崇政殿

二十六 郑侠上难民图

四月 初三 神宗始批市易法

初八 神宗痛批市易法

十七 曾布称市易务为虐史无前例

十九 王安石罢相

显然,这是笑给王安石看的。因为王安石在为吕嘉问辩护时,曾急不择言地说:除了吕嘉问,还有谁敢得罪皇亲国戚和陛下近臣?除了臣,又有谁肯为吕嘉问辩护?陛下如此婆婆妈妈琐琐碎碎,简直就是不知道帝王大略! 〔70〕

好吧,那就让你看看朕!

王安石再也扛不住了,他必须当真辞职。神宗皇帝同样心知肚明,必须当真批准。四月十九日,王安石被免去宰相职务,回到第二故乡江宁担任知府。他留下的工作,则将由官复原职的宰相韩绛和新任参知政事吕惠卿主持。

这一安排当然是为了保证五年来创立推行的新法,不至于因为王安石的罢免人亡政息。事实上,韩绛和吕惠卿也没有辜负厚望,改革成果在他们手里得到了精心呵护,以至于两人分别被时评称为“传法沙门”和“护法善神”。 〔71〕

也许,这能够让王安石感到欣慰,因为他一直被批评为用人不当和识人不明。可惜就连这可怜的慰藉,老天也吝于施舍。王安石更是万万想不到,最后真正一刀捅进他心窝的不是别人,正是那尊护法的善神吕惠卿。

当然想不到。就连吕惠卿自己,恐怕也没想到。

第三章

乾坤逆转

破镜难圆

熙宁八年(1075)二月十二日,开封城外的汴河还结着冰的时候,有位信使匆匆出发前往今天的南京。正史没有记载他到达的日期,但他出现在江宁城时,那里应该已是一片春光明媚,接到诏书的王安石心中更是暖洋洋的。

没错,皇帝让他回京重新担任宰相。

王安石没有片刻犹豫就动身了,甚至有正史说只用七天就到达京师。但这恐怕并靠不住。当时从江宁到开封的标准行程是二十二天,王安石日夜兼程也快不到这个程度,何况他进京之后第一次见到神宗皇帝是在三月二十七日。如果王安石在三月中上旬就到了开封,当中那么长时间君臣二人都干什么去了?宋神宗不是急于要王安石尽快工作吗? 〔1〕

这个时间差,让人疑窦顿生。

实际上也有人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王安石对于自己的复出其实内心纠结,至少并不那么跃跃欲试,证据则是途经江苏省邗江县瓜洲镇时写下的那首《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2〕

看这意思,他似乎刚刚出发就想着何时回家了。

可惜这同样不足为凭。诗无达诂。既然刘禹锡的“病树前头万木春”可以解释为满朝新贵弹冠相庆,那么“明月何时照我还”难道不能理解为功成身退衣锦还乡?况且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也还有争议,与他的复出没准毫不相干。

王安石的心思,只有他自己知道吧?

不过按照标准行程计算,王安石是在接到任命的第一时间就出发了,也在到达后的第一时间见到了皇帝。因为从二月十二到三月初四,从三月初五到二十七,路上不多不少都刚好二十二天。君臣相见恍如隔世,皇帝的口气也十分耐人寻味。他说:爱卿离职之后,小人便七嘴八舌,全靠吕惠卿维持。现在清理得差不多了,爱卿可以有所作为。

王安石同样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却只是平静地说:小人纷纷扰扰,因此不敢安心职守。此番应诏复出,确实希望能够有所建树,以此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只不过臣老迈年高身心疲惫,恐怕不能持久,恳请陛下谅察!

宋神宗说:你我君臣不要心存芥蒂就好。 〔3〕

当然应该如此,可惜破镜重圆又谈何容易。实际上复出之后的王安石,与神宗、韩绛和吕惠卿的关系都变了,韩绛甚至因为一件小事大闹别扭。当时,要任命一个人做市易司提举官,王安石认可,韩绛反对,皇帝表示不妨让他干起来试试看。韩绛便说:如果这样,臣这宰相做不得了。

皇帝大吃一惊:小事一件,何必如此?

韩绛回答:小事都争不得,何况大事?

据陈守成著《宋朝汴河船》第85页。此为北宋常用客船,王安石从江宁前往东京途中,可能乘坐这种船。

王安石和宋神宗都只好让步。 〔4〕

韩绛这个态度十分怪异。因为按照正史的说法,建议将王安石召回朝廷的人正是他,这一点下面还要再说。但现在看来,他们已经很难重复过去的故事,韩绛也在王安石复职之后半年离开相位去做地方官,再也没有回到中枢。 〔5〕

至于吕惠卿,更是反目为仇。

最早参加变法并任职“国家体改委”的吕惠卿,称得上是王安石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不但正史认为他们两人情同父子,吕惠卿自己也对宋神宗说:能够让臣发自内心像侍奉双亲一样忠诚孝顺的,除了陛下就只有王安石一人。 〔6〕

这是实情,至少曾经是。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却看不起吕惠卿。某次,王安石与吕惠卿在家里讨论新法,王安国却在旁边用笛子吹奏起流行歌曲来。哥哥忍无可忍,训他说:老弟,你能不能远离那些靡靡之音?王安国答:哥呀,能不能远离那些小人? 〔7〕

吕惠卿恨得咬牙切齿,便在熙宁八年正月重新审理郑侠的处分时,将王安国并案处理,判了个削职为民。消息传到江宁,王安石面对皇帝派来的信使痛哭流涕。等到他重返京师时,弟弟还没离开国门。兄弟相逢,情景可想而知。 〔8〕

王安石连遭打击,吕惠卿却高歌猛进。他刚刚成为参知政事就重新启动了市易务案的调查程序,理由是不能只听曾布一面之词。神宗皇帝的处理意见也让他喜出望外,吕嘉问和曾布被同时罢免,一起离开了京师。变法派阵营溃不成军满目疮痍,唯一春风得意的吕惠卿,便难免自我膨胀。 〔9〕

膨胀的表现,是也发明了一种新法。

新法叫手实法,简单地说就是要民众申报财产,由官府核实后换算成市值,然后征收财产税。隐瞒部分经举报查明全部没收,其中三分之一用来奖励举报或查实的人。

结果可想而知,官吏和衙役们如狼似虎地冲进平民百姓家中翻箱倒柜,巴掌大的地方也要搜刮一遍,就连养了几只猪和鸡都要登记注册,牛、马和狗更是难逃法网。 〔10〕

据故宫博物院《宋人画册》扇面画《耕获图》。原图为绢本,淡设色,纵24.8厘米,横25.7厘米,签题为杨威。此图描绘了宋代江南田园风光。

这可真是鸡犬不宁。

于是大家便都觉得,相比之下还是王安石好。

韩绛也受不了吕惠卿的跋扈,据说还发现此人图谋陷害王安石,便秘密奏请皇帝将老搭档召回。实际上此事的来龙去脉正史语焉不详,已无从稽考。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王安石确实再次被任命为宰相,时间是熙宁八年二月十一。 〔11〕

此事显然大出吕惠卿的意料。我们知道,唐宋两代任命将相要用白麻纸书写诏书,叫宣麻拜相。于是,野史便绘声绘色地说,吕惠卿上朝时见宫中传出白麻纸,马上踮起脚尖伸长脖子,以为自己要当宰相。等到司仪官大声喊出王安石的名字,则如五雷轰顶,呆若木鸡。这当然未免夸大其词并不可靠,但要说吕惠卿闻讯愕然,则八九不离十。 〔12〕

难怪宋神宗刚刚见到王安石,就要表扬吕惠卿了。

看来,皇帝陛下已经知道了什么,或预感到什么,只是希望他们能和衷共济。这个道理,相信王安石和吕惠卿也都明白。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帝制时代重大的人事变动总是会引起骚动。某些职位较低又没有什么坚定立场的人难免要考虑改换门庭,重新站队的过程中也会充满流言蜚语,其中之一便是吕惠卿曾经打算借一桩谋反案陷害王安石。 〔13〕

没有证据表明王安石是否相信这个传言,但显然很有不少“自告奋勇的热心人”愿意帮他报那一箭之仇。他们开始收集吕惠卿的劣迹和罪行,以便将其置于死地。

后面的案情十分狗血,陈年老账也被翻了出来。据监察官员称,吕惠卿曾利用职权伙同华亭知县强借当地富民钱款五百万购买田产。这当然问题严重。正好吕惠卿自己又屡屡辞职,皇帝便把他贬到了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 〔14〕

然而华亭案从熙宁八年五月底立案,审到熙宁九年六月初也没有结果。那些决心扳倒吕惠卿的人便瞒着王安石窃取了专案组掌握的材料,夹在其他文件中送往司法部门,企图绕过调查程序给吕惠卿定罪。没想到,吕惠卿在中书省是有线人的,这个情报被火速送到陈州。得到消息的吕惠卿马上绝地反击,不但上书反诉,据说还极有杀伤力地交出一封王安石的私信,上面居然有“勿令上知”的字样。 〔15〕

这下子麻烦大了,欺君罔上当然比以权谋私严重。于是不少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吕惠卿对王安石的出卖,也是导致王安石第二次被免职的重要原因。但这是靠不住的。因为正如下面表格所显示,从吕惠卿上书到王安石罢相有四个半月时间差。如果吕惠卿的揭发材料中真有“勿令上知”之类的内容,王安石还能在相位上待那么久吗?

那么,这件事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本节有关事件一览表

年 月 日 事件

熙宁七年 四月 十九 王安石第一次罢相

七月 二十七 吕惠卿提出手实法

八月 十七 曾布和吕嘉问同时被罢免

熙宁八年 正月 初七 参知政事冯京罢,王安国削职为民

二月 十一 王安石官复原职

三月 二十六 宋神宗与王安石谈话

闰四月 二十一 李逢谋反结案

五月 十六 韩绛为一件小事闹别扭

二十七 御史开始攻击吕惠卿

六月 二十八 韩琦卒

八月 二十一 韩绛罢相

十月 初二 参知政事吕惠卿罢

十二 权三司使章惇罢

十四 罢手实法

十二月 十五 元绛任参知政事

熙宁九年 六月 初七 吕惠卿自陈州上书控告王安石

十月 二十五 王安石之子王雱卒

初五 御史中丞邓绾罢

二十三 王安石罢相,吴充与王珪拜相

吕惠卿被诬

事实证明,吕惠卿是被诬陷的。

对于吕惠卿出卖王安石一案,最早提出质疑的是陆游的祖父陆佃。哲宗初年,陆佃由吏部调任礼部,以侍郎的身份参加《神宗实录》的编撰。写到这段历史时,检讨官黄庭坚主张按照当时监察官员弹劾吕惠卿的奏折表述,陆佃却认为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必须找到证据,核对事实。

黄庭坚说:按侍郎的主张做,岂非谄媚?

陆佃则说:照检讨的意思写,便是诽谤。

两人争执不下,陆佃便上了一道奏折,请求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下令将宫廷收藏的有关文件发下,看看当年吕惠卿上缴的王安石书信中究竟有没有“勿令上知”的字样。

档案调出,搜检的结果是没有。 〔16〕

后来的正史却依然认定有。对此,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解释说: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他的话怎么能信?

这种逻辑十分可笑。郑侠也是王安石的学生,他的话怎么就信?何况陆佃与王安石虽有师生关系,对于老师的改革却是存疑的,至少态度比较客观。他曾经对王安石说:新法不能说不好,实行的结果却是扰民,比如青苗法就是。

王安石大吃一惊,问:怎么会这样?

陆佃说:因为老师听不得不同意见。

王安石大笑:我岂是固执己见的人?

陆佃答:当然。但是外面都这么说。

于是,王安石不再让他参政议政,只让他做学问。 〔17〕

事实上陆佃的学问非常好。他对此案的重新审视,便正体现了治学的严谨,甚至有“重证据,不重口供”和“疑罪从无”的法治精神。否则,他有什么必要为“欺师灭祖”的吕惠卿辩诬?相比之下,罔顾事实的人不该脸红吗?

没错,吕惠卿上缴的书信不止一封,不可能每封信里都有“勿令上知”的字样。但是陆佃的奏折说得很清楚,调出档案的目的就是要查明这一事实。那么请问,宫中为什么要扣住关键证据不发?太皇太后可是反对变法,既不喜欢王安石也不喜欢吕惠卿的。说那封信丢了就更不通。如此重要的证据,怎么会遗失,又怎么可以遗失?难道有贼?

结论只有一个:王安石根本就没写过那样的信,吕惠卿也没有出卖他。反目为仇是真的,恶毒攻击也是真的,但那是自卫反击,最多防卫过当,因为先下毒手的不是他。

那么,先出手的是谁?

王安石的儿子王雱(读如乓)。 〔18〕

说来王雱也是才子,甚至神童,却又是病人。他的心理恐怕是不健康的。据说,这位公子曾在父亲与程颢讨论如何推行新法时冲出来大放厥词:只要把韩琦和富弼的脑袋砍下来挂在大街上,新法自然盛行。此事虽被证伪,但要说王雱胆大妄为,王安石教子无方,则大约不诬。 〔19〕

王雱对吕惠卿,也确实恨到了骨头里。原因可能是他们父子重返京师时,就听说了吕惠卿的种种忘恩负义。按照正史的描述,此人在担任参知政事之后就背叛了王安石,千方百计阻挠王安石复出。这种叛徒,当然人见人恨。

可惜此事查无实据,正史也只留下“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一句空话,什么细节都没有。唯一能够拿出来说说的,是他曾经想借余姚县主簿李逢谋反案大做文章,但同样没有细节。司马光的记载中只字不提,李焘也不采信。 〔20〕

那么,吕惠卿究竟干过那些坏事没有?

没有,证据是熙宁八年六月神宗与王安石的谈话。皇帝告诉王安石:吕惠卿对爱卿很有意见呢!他说以前爱卿被人污蔑,他极力辩诬。现在他被诬,爱卿却一言不发。朕只好为卿再三解释。他又疑神疑鬼,怀疑有人挑拨离间。

王安石的回答是:臣不知道谁要陷害吕惠卿,也许他是疑心生暗鬼吧!不过,惠卿兄弟确实得罪了一些人,有些事也做过分了。臣劝他们不要树敌,他们不听。 〔21〕

这就很清楚。如果吕惠卿当真对不起王安石,他怎么会有委屈?更何况,李逢案发生时,吕惠卿担任参知政事还没多少时间。就算他想做宰相,也不到时候吧?他的政治资本既然是变法,还得依靠王安石的影响力吧?这个时候就去把王安石搞臭,犯得着、划得来吗?

吕惠卿没有那么傻。

神宗的话,也分明是在为闹误会的好朋友做调解。

但是到了七月,吕惠卿却先是请病假,然后又几次三番提出辞职。皇帝当然不批准,还让王安石和另一位副宰相王珪去慰问。神宗说:什么事情都没有,为什么要辞职?

吕惠卿答:没有别的原因,力不胜任而已。

宋神宗说:天下事又不要你一人负责,何必呢?

吕惠卿答:臣确实能力有限。当年受命,只因安石外放朝中缺人,这才勉为其难。现在他已经回到相位,臣也早就该离开中枢,到地方上去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

宋神宗说:安石复位,正该协力,为什么要走?

吕惠卿答:因为臣碍手碍脚。陛下圣明,应该看得出他跟以前不一样了,动不动就请病假。诚如陛下所言,王安石必须觉得事有可为才肯复出。复出而不作为,那就一定是有不如意的地方。不如意,只因为臣在政府。臣以为,朝廷事可以无臣,却不可以没有他。这就是臣辞职的原因。

宋神宗说:安石必不忌讳爱卿。

吕惠卿答:当然不。但,如果陛下专心专意只听王安石一个人的,天下大治指日可待。臣在朝中于事无补,反倒横生枝节,实在是于公于私都有不利。实话实说,臣也不知道臣参知的政事,究竟是陛下的,还是王安石的? 〔22〕

谁都听得出,这口气只是酸溜溜,而非恶狠狠。

不过到九月份吕惠卿再次辞职时,跟王安石之间就不但有政见分歧,也有个人恩怨了。尽管皇帝一再声明,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并不来自王安石,吕惠卿还是说,王安石和王雱父子已被小人包围,自己危在旦夕,只能选择离开。 〔23〕

可惜,这里仍然没有吕惠卿陷害王安石的行迹。

然而散布和听信流言蜚语,却并不需要讲证据,也不需要讲逻辑,只需要有情绪。以王雱的性格,自然也不会像陆佃那样去求证。那好,你不仁,就休怪我不义。对于吕惠卿这种恩将仇报的小人,王雱认为不必手软。

吕惠卿在华亭买地一案由此兴起。

这同样是疑案。证据是熙宁九年六月初七神宗明确告诉王安石,御史中丞邓绾(读如晚)报告,已经查明吕惠卿借钱买地一事不实。要知道,这个邓绾可是王安石的人,弹劾吕惠卿的也正是他。如果连他都说没有证据,恐怕此事根本就子虚乌有。就连最早弹劾吕惠卿的御史蔡承禧,后来也承认华亭案查无实据,只不过他称作“偶尔网漏”而已。 〔24〕

王安石却认为,邓绾只是没有找到证据罢了,不等于举报不实,应该再派人查。王雱更是迫不及待,这才有了前面所说违法乱纪的事,也才逼得吕惠卿跟王安石翻脸。这恐怕就不能说是吕惠卿背叛,只能说是王雱坑爹了吧?

于是,当六月初七神宗出示吕惠卿奏折时,王安石也如五雷轰顶,只能如实报告做手脚的事自己并不知情。不过当他得知这是儿子干的蠢事时,其恼怒也可想而知。弄巧成拙的王雱愧对父亲,更是急火攻心,终于一病不起。

当月二十五日,王雱病故,时年三十三岁。

战友反目,爱子去世,谁能承受这双重的打击?王安石恐怕也不例外。但他还是又坚持了四个月,然后才在这年的十月二十三日离开相位和京师,再也没有回来。 〔25〕

邓绾倒台

爱子去世之后,自己离职之前,悲愤交加的王安石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奏请皇帝将邓绾等人罢免。这是他在位期间被皇帝接受的最后一次建议,因此值得注意。

成都双流人邓绾是因为拥护变法而青云直上的。他原本是宁州(州治在今甘肃省宁县)通判,相当于副州长。这样边远地区的地方小官一般难入宰相法眼,邓绾却在朝野上下对新法议论纷纷的熙宁三年十月上书朝廷,声称:吾皇任用千古贤相,颁布青苗和免役等法,宁州民众无不载歌载舞颂扬圣泽。以臣亲眼所见推而论之,可知天下皆然。

王安石大喜过望,将邓绾推荐给皇帝。

神宗问:认识王安石吗?

邓绾答:臣不认识。

神宗说:这是当今的古人。

又问:认识吕惠卿吗?

邓绾答:也不认识。

神宗说:这是当今的贤人。

邓绾退下,去见王安石,两人一见如故。

王安石问:家属也一起来了吗?

邓绾答:匆匆进京,未知所使,不敢俱来。

王安石说:为什么不一起来?我不会让你走。

宰相陈升之和副宰相冯京却决定让邓绾回宁州,只不过由副职晋升为正职。邓绾大为不满,公开发牢骚说:大老远地把我叫来,怎么还让我回去?我不干!

旁边看热闹的人问:那你认为该做什么官?

邓绾说:总得弄个馆职吧!

馆职就是唐宋两代在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等处任职的官员,所选皆天下俊才,一经任命便是名流。众人见他如此不知天高地厚,便问:难道不会是谏官吗?

邓绾说:那也理所当然。

这实在贻笑大方,京师同乡更是羞与为伍。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家伙果然被任命为集贤校理,在馆职中属于中等。于是邓绾便说: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26〕

呵呵,小人得志啊!

两个月后,王安石也宣麻拜相。

从此邓绾官运亨通。熙宁四年四月,他成为最高监察机关二把手侍御史知杂事,同时兼任司农寺(国家农委)的负责人。我们知道,司农寺是熙宁变法期间的重要机构,诸如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都由其制定推行,之前的正副长官分别为吕惠卿和曾布。由于吕惠卿父亲去世必须居丧,王安石便让邓绾接替了吕惠卿。邓绾也没有辜负王安石,上任第一天就弹劾富弼拒不推行青苗法,给了反对派沉重一击。 〔27〕

敦煌61窟壁画中的宋代收割场景。据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王安石很满意。

于是到熙宁五年二月初三,邓绾便代理御史中丞,成为最高监察机关实际长官。这是破例的,因为由知杂事而升任中丞,之前从未有过。事实上,邓绾屡创奇迹:不经考试便由通判而任馆职,半年之后到御史台做秘书长,只用十个月就担任长官。如此平步青云,简直就是坐了直升机。

对此,神宗给出的理由是:邓绾不嫉贤妒能。 〔28〕

但是到熙宁九年十月初五此人被罢免时,皇帝陛下的御批却是:邓绾居心险恶,天性奸诈。论事荐人,都不讲政治规矩。哈,措辞如此严厉,可谓雷霆霹雳。 〔29〕

请问,这又是为什么呢?

直接原因是邓绾的自作聪明。按照正史的说法,这家伙是个投机分子,靠巴结王安石上位,又在王安石罢相后投靠了吕惠卿。只是他没想到,王安石居然回来了。为了将功补过洗刷前嫌,便又成为王雱他们攻击吕惠卿的打手。

可惜邓绾的改换门庭,跟吕惠卿曾经暗地里陷害王安石一样查无实据,正史也只有“邓绾亦弥缝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一句空话。但根据同一史料,邓绾在御史台设专案组对吕惠卿华亭买地一事立案侦查,是王雱指使的。 〔30〕

因此,王雱去世,安石请辞,邓绾便如丧家之犬。利令智昏的他,力劝神宗挽留王安石,乃至出言不逊,还要皇帝赐给王安石一座宅子。结果,不但皇帝龙颜大怒,王安石更是如坐针毡,只好上书弹劾邓绾,请皇帝严惩。

皇帝当然二话不说,将他撵出了御史台。 〔31〕

投机取巧飞黄腾达的邓绾成了过眼烟云,留下的教训却很深刻。我们不禁要问:以王安石之廉洁自律,为什么会看上邓绾?以邓绾之八面玲珑,又怎么会自取灭亡?

这很值得琢磨。

第一个问题似乎不难回答,因为王安石的用人一直遭到诟病,南宋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就有“王安石专用小人”条,名列其中的有邓绾,更少不了吕惠卿。

但是如前所述,吕惠卿恐怕是被污名化了的。他那个买地的事也在熙宁十年正月结案:华亭知县被判处脊杖刺字发配沙门岛(今山东省长岛县),吕惠卿的弟弟吕温卿作为同案犯则只是被贬。据说,温卿是招了的,专案组也掌握了一些线索。不过邓绾倒台,吕家就给温卿送去名叫“绾出汤”的药,办案人员也不再深挖细找,草草了事。 〔32〕

可惜这并不能说明问题。专案组既然能够因为人事变动而不再追究吕温卿,又岂能保证他们当初不会为了讨好邓绾和王安石刑讯逼供?也只好让那华亭知县去做替罪羊,以此证明帝国一贯正确。真相如何,无人知晓。

显然,这不是冤案,也是疑案。

何况就算吕惠卿和邓绾都是小人,又能怎样?没错,韩琦也好,富弼也罢,还有文彦博和司马光,也许都是正人君子,但也都反对变法。那么请问,王安石是该选择为了做一个所谓好人而放弃改革,还是应该为了变法不拘一格地唯才是举呢?答案恐怕不言而喻吧?

麻烦还在于,无论邓绾或吕惠卿人品如何,王安石自己都是有理想有道德的。因此,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将变法看作道德的事业,也能够以此为标准重新界定小人与君子:凡是拥护变法的都是君子,凡是反对变法的都是小人。

呵呵,两个凡是。

这是一个深刻的错误,错在哪里却只能在讲完司马光的故事之后,到第四章再讨论。实际上,作为践行者,王安石想不了那么多,也顾不上那么多。他只能依靠那些拥护变法的人,不管他们的拥护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是为国为民,还是自私自利。此外,他别无选择。

事实上,变法派成员五花八门,发自内心赞成改革的大有人在。吕惠卿就是。要知道,他参加制置三司条例司工作的时候,一切都还没有头绪,前途也十分渺茫,他其实无利可图。若非真心诚意,他也做不出那么多贡献。至于后来与王安石分手,其实有多种原因,王安石又岂能预料?

何况并非所有人都背叛了王安石。邓绾就没有,他只是做了蠢事。邓绾的愚蠢在于,他居然忘了,大宋的江山从来就姓赵不姓王,真正大权在握的是皇帝。因此,当他为了留住王安石而跟神宗较劲时,自己就给自己判了死刑。

同样,当王安石将政敌和战友都驱逐出朝时,他也自己给自己断了后路。别忘了,赵宋官家历来就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那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威胁到皇权。因此,如果朝中俊杰只有王安石一人硕果仅存,那么对不起,这颗果子就该摘掉,否则皇帝陛下还怎么称孤道寡、君临天下?

看来,邓绾和王安石都犯了同一个错误。

是的,他们都看错了宋神宗。

帝王心思

王安石最后一次在朝堂上见到宋神宗是哪一天,已无从稽考。那天的气氛看起来跟往常没什么两样,王安石便谈起对吕嘉问的安排。当时,吕嘉问已经回到京师,参与了王雱他们与吕惠卿的斗争,但没有被追究。于是,王安石便建议任命此人为集贤院学士,皇帝的答复则是放放再说。 〔33〕

结果,一放就是半个月。

因此这天上朝,王安石便旧话重提。皇帝陛下却仍然不肯表态,只是回过头去发呆。所有人都不敢说话,神宗却又转过脸来问:听说相公想辞职,已经很久了?

王安石猝不及防,低头答道:是。

又说:陛下坚留,不敢马上就走。

大殿中安静得能听见心跳。

皇帝不再说什么,王安石也很快便离开相位。 〔34〕

此事未被正史采信,因此真伪莫辨。照理说,似乎不该有这样难堪的场面。毕竟,太祖皇帝留下的祖宗家法,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因此从太宗到神宗,北宋历任皇帝对朝中大臣都礼遇有加,政治文明的程度远远高于明清两代。孔子主张的“君使臣以礼”,在宋代应该说得到了实行。 〔35〕

事实上,王安石离职以后的待遇并不低。他在罢相一年多之后的元丰元年(1078)正月被封为舒国公,又过了一年多,改封荆国公,从此人称“王荆公”。甚至到他病故时,虽然掌权的已是反对派,也仍然被追赠了太傅的头衔。

宋,是彬彬有礼的。至少,这时还是。

然而客气礼貌并不等于满心欢喜,宋神宗对王安石恐怕也早有不满。责任当然在王安石。众所周知,此人素有“拗相公”称号,一根筋认死理,只论事不看人,在皇帝面前也倔头倔脑,说起话来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跟他自己的穿衣戴帽一样不修边幅,常常弄得皇帝和同僚下不了台。

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比如熙宁五年到七年讨论市易法和免役法,就是皇帝或他人问一句说一句,王安石就顶一句驳一句,简直问都问不得。说到激动时,不是指控同僚结党营私破坏改革,便是批评神宗不识好歹不明是非。 〔36〕

如此作风,谁受得了?

所以,神宗第一次罢免王安石,固然有前面说过的种种原因,恐怕也未尝没有这样的考虑:安石呀安石,回到江宁冷静冷静,改改你那臭脾气吧!改了,朕还用你。

可惜,王安石就是不改。

其实复出之后的王安石也非麻木不仁。据说他曾经对亲近的人说:现在圣上对我,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可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还是依然故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想闹情绪就闹情绪,想请病假就请病假。 〔37〕

这在王安石,或许既是出于对主义的坚持,也是出于对神宗的信任。他曾在复出之后两三个月时说:臣之所以敢于直言,只因为陛下能够容忍臣下犯颜谏争。否则,安石就算有十个胆子,又岂敢忘记明哲保身的古训?不过,陛下修身立德虽然堪比尧舜,是非分明却不如唐太宗。如果敢直言的不能赏,出问题的不能罚,岂能要求大家都说真话?

听完这话,宋神宗也笑了。他说:台官只有挨骂挨批和撤职查办的份,何尝有过奖赏?现在找个愿意干的都难。

王安石说:不知道唐太宗那会儿,是不是也这样? 〔38〕

这当然可以传为美谈。可惜好景不长,皇帝陛下的忍耐也有限。最让他记忆深刻的,应该是熙宁八年十一月。当时宰相韩绛和副宰相吕惠卿都已离职,朝廷急需人手,王安石却又请病假了。神宗一天十七次派人探望,也不管用。

皇帝只好问个究竟。

王安石的回答,是要狠狠整治那些反对新法的人。

神宗很为难。他说:据反映,民间也叫苦。

王安石说:冬天刮寒风,夏天下暴雨,老百姓不也叫苦连天吗?有什么了不起,值得大惊小怪?

神宗说:就不能没有寒风和暴雨吗?

王安石不高兴,继续生病。

这一次,神宗又迁就了王安石,只要是他推荐的人都予以重用,王安石的权势也达到了顶峰。但,这并不等于皇帝心中就没有阴影,没有想法,没有疙瘩。 〔39〕

是啊,这大宋的江山,究竟是谁的?

宋神宗心里翻江倒海,吕惠卿也来火上浇油。熙宁九年六月,被王雱等人逼得跟王安石彻底翻脸的吕惠卿,在奏折中说了这样的话:请陛下想想,陛下平时是以什么人的待遇对待王安石,王安石又是以何等人自许的?三纲五常、君臣大义和政治规矩,难道可以由于他一个人而废掉吗? 〔40〕

皇帝很可能心头一紧。

我们不知道,皇帝此刻是否想到了熙宁五年七月。那时有个名叫郭逢原的小官突发奇想上书朝廷,请求将宋神宗与王安石的礼仪由君臣改为师生,还提出取消枢密院,把权力集中到中书省,以便王安石大权独揽,令行禁止。

这真不知是哪根神经搭错。

神宗当时就极为不悦。他对王安石说,这肯定是个轻浮浅薄的家伙。王安石却说:人才难得呀! 〔41〕

嗯?什么意思?皇帝不能不有所警惕。

如果神宗还想起熙宁七年四月,就更会心惊胆寒。当时旱情严重朝野不安,自己也食不甘味寝不安眠,王安石却说什么水旱常数,不足为虑,丝毫不肯为朕分忧。好吧!你既然是连天命都不畏惧的,想必也不在乎天子。 〔42〕

不用想了,宰相必须换人。

毫无疑问,熙宁九年十月下旬神宗的心理活动,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这里说的都是猜测。但,接任的是枢密使吴充和参知政事王珪,却很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吴充虽然与王安石是儿女亲家,对王安石的做派却不以为然。正史也说得很明确,吴充担任宰相,是因为中立无私。 〔43〕

至于王珪,更是阿弥陀佛。此人是在王安石第一次拜相的同一天任参知政事的,之前则与王安石和司马光在翰林院共事。熙宁元年八月,那两人为一件事争得不可开交,王珪却对神宗说,从不同角度看都有道理,唯陛下圣裁。 〔44〕

担任宰相后,王珪变得更加乖巧,决不多嘴多舌,一切听从皇帝指挥。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上殿叫取圣旨,进殿叫领圣旨,出殿叫已得圣旨,人称“三旨宰相”。 〔45〕

神宗皇帝很满意。

这就是邓绾他们看错宋神宗的地方了。没错,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主张变法,也主张集权。但,王安石是为了变法而集权,宋神宗却是为了集权而变法。因此,当他实现了集权之后,就不能容忍有人分权。王安石也必须走人,哪怕没有了王安石的朝廷和岁月变得非常无趣,简直乏善可陈。

实际上,尽管为了厉行改革,神宗一而再、再而三地将王安石不喜欢的人打发到外地,终使王安石一家独大,但这绝不是神宗理想的模式,也不是大宋传统的模式。赵宋官家最喜欢的,是朝中大臣既不铁板一块,也不撕破脸皮,总有人发表不同意见,然后由皇帝来终审和仲裁。

这,大约就是所谓“帝王之术”吧!

不过,之前北宋朝廷基本上没出大乱子,也因为士大夫和皇帝都对这祖宗家法心领神会,小心翼翼维持着方方面面的平衡。这一点,富弼是懂的,但被王安石搅黄了;神宗更是懂的,但被司马光搅黄了。因为按照神宗的想法,最好是司马光和王安石同时在朝。哪怕轮流坐庄,也不错。

问题是,司马光做了宰相,就一定很好吗?

也难讲。

司马光复辟

司马光进京那天,万人空巷。

这是元丰八年(1085)三月的下旬。二十多天前,神宗皇帝驾崩,享年三十八岁。已经在洛阳住了十五年的司马光接受程颢的建议前来送别大行皇帝,刚刚走到殿门就被卫士认出。他们以手加额说:这是司马相公啊!百姓们也从四面八方纷纷赶来,将司马光团团围住说:相公不要走,留下来辅佐新皇帝,给我们这些苦命的人儿一条活路吧! 〔46〕

司马光惶恐不安,也心潮澎湃。

很难说正史的这段记载有没有夸大其词,但高层和底层都有人对变法不满则恐怕是事实。尽管导致不满的原因各不相同,比如权贵集团因为改革本身被动了奶酪,普通民众则因为执行有误加重了负担,但不满却一模一样。

不满是一种情绪,而情绪是不讲道理的。

这很麻烦。

更麻烦的是,现在行使皇权的人恨透了新法。此人就是神宗的母亲高太后。神宗去世后,继位的哲宗实足年龄不到八岁半,只能由她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 〔47〕

实际上这位太皇太后非比寻常。她是将门之后,曾祖父在太宗时便以武功起家。母亲则是仁宗曹皇后的姐姐,因此从小就在宫中生活,与英宗皇帝青梅竹马,神宗赵顼和岐王赵颢都是她的亲儿子。她的地位,谁能挑战?

何况老太太的道德品质也无可挑剔。她从不为自己牟取私利,就连高家盖房子搞装修都是她掏私房钱。有一次神宗的奶妈来走后门,太后说:你来干什么?又想重蹈外戚干政的覆辙,替人说情要官吗?下次让我看见,立马杀了你!

于是大家都说:女中尧舜啊! 〔48〕

这下麻烦大了,因为司马光也是公认的君子。女中尧舜加臣中皋陶,首先就占领了道德高地。最高权力被道德理想和民意基础武装起来,那可是如虎添翼所向无敌。高太后和她姨妈兼婆婆曹太后共同反对的新法,则必死无疑。

事实也是如此。垂帘听政两个月后,太皇太后就调整了中央政府的班子。一位后面将要讲到的变法派人物改任知枢密院事,司马光接替他担任门下侍郎。这时,由于神宗的元丰改制,宰相不再叫平章事,改成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第一宰相;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第二宰相。副宰相也不再叫参知政事,改为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和尚书右丞四人。所以,司马光此刻的职务是第一副宰相。 〔49〕

司马光也当仁不让。一个月前,他的主张还只是对新法进行甄别:便民益国者存之,病民伤国者悉去之;现在却全面否定变法,指控青苗、免役、市易和其他新法都是“生事之臣”的肆意妄为,不符合先帝本意。至于废除新法是否会违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儒家伦理,这位历史学家也有解释:太皇太后做主,明明是母改子,怎么是子改父?

此言一出,高太后如释重负,复辟派也一片叫好。至于那八岁半的小皇帝,当然也没有意见。他发表意见,并把那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要到九年以后。 〔50〕

该残卷是司马光唯一传世的《资治通鉴》手稿,为一份提纲,上面有司马光修改的痕迹。纵33.8厘米,横130厘米。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人事安排和组织工作也进展顺利。当年与司马光并肩作战的范纯仁,被王安石排挤出京的吕公著,还有苏轼和苏辙兄弟都回到了京师。范纯仁被任命为负责审读诏旨和奏状的给事中,吕公著更担任了副宰相尚书左丞。至于宰相蔡确和韩缜,则既不团结,又都被弹劾,下台只是迟早的事。 〔51〕

形势大好,司马光却犯错误了。

问题出在如何看待曾经的改革措施。正确的做法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该废的废,该留的留,该纠偏的纠偏,可以改良的改良。然而做起来却其难无比。不但司马光和王安石不可能达成共识,就连苏轼和范纯仁都有不同意见。

比如免役法。

这是王安石最看重的,也是司马光最痛恨的。元祐元年正月,司马光大病一场,自以为将不久于人世,便强支病体致函中央政府,声称当务之急莫过于废除免役。又亲笔写信给吕公著,留下政治遗嘱说:我已将贱体托付医生,将家事托付愚子。国事未有所托,现在就拜托仁兄了。

他还说:恶法不除,我死不瞑目。 〔52〕

在司马光的坚持下,免役法于元祐元年三月被罢。消息传到江宁,王安石目瞪口呆。他说:怎么,就连这个法也要废除吗?我跟先帝可是研究了整整两年才推行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了呀!说完,王安石不禁老泪纵横。 〔53〕

看来,他也死不瞑目。

免役法的成败得失,恐怕只能在下一章再讨论,苏轼的故事也将在后面再讲。这里要说的是,他对司马光的决定也不赞成。苏轼认为,免役和差役各有利弊,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何况政策要有延续性,就算要改也不能急刹车。这话很是在理,司马光却在政事堂发起脾气来。苏轼便说:当年韩琦做宰相,阁下做谏官,争得面红耳赤也不管不顾。难道现在自己大权在握,就不许苏轼知无不言了吗?

司马光马上笑着道歉,但依然不改。 〔54〕

范纯仁也认为,免役改差役,不妨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后动,要改也最好先试点,循序渐进。何况宰相应该抓大放小集思广益,最忌谋自己出。什么事情都自己拿主意,下面的人就会揣摩上意谄媚逢迎,那可就更糟糕了。

司马光根本不听。

范纯仁一声长叹:又来了个王安石! 〔55〕

也许,这就是悲剧所在了。实际上,从担任副宰相门下侍郎算起,司马光在中央政府工作的时间,加上闰月也只有十六个月,任宰相后七个月就病故。拜相那天,司马光躺在床上不能动,太皇太后派人将诏书和印玺送到府上,又颁下恩旨特许他不必朝觐。司马光却不敢当。他说:不面君岂能视事?终于在病情好转之后奏对于帘前,然后上班。

唉,他这是奋不顾身啊!

显然,如果说王安石是宁可得罪所有亲朋好友,也要将变法进行到底,那么,司马光就是拼了命来唱反调,累得吐血也要把那些新法都推翻了。他们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个人的利益驱动,完全是为国为民,因此义无反顾。在高举道德旗帜的国度里,遇到这样的人,鬼神都要让他三分,谁胜谁负就只看权力在谁那里。现在,当然是司马光占上风。

但,他的生命也到了最后一刻。

司马光最后一次上朝,是在元祐元年八月十二日。六天之前,青苗法被废除。对此,司马光原本犹豫,甚至认为该政策的立法精神并不错,只是执行中出了问题。范纯仁这时已经升任同知枢密院事,便奏请朝廷继续发放青苗贷款。

苏轼却认为,青苗法不是执行有问题,而是立法本身有问题。他说,老百姓过日子,从来就是量入为出,因此勤俭持家,虽贫亦足。现在额外多出一笔钱来,难免会变得大手大脚。朝廷却不管这些,只管收利息,这不是坑人吗?

司马光听了这话,立即从床上爬起来,冲进宫中在帘前问太皇太后:是哪个奸贼蛊惑陛下再发放青苗钱的?

范纯仁吓得面如土色,一句话不敢说。 〔56〕

王安石更是说不成,五个月前他就去世了。

二十五天后,司马光也撒手人寰。

至此,各种新法基本上都废除净尽,但这绝不等于戏已演完。要知道,就连许多反对王安石的人,比如前面说过的李常,也认为新法并非一无是处,真心拥护变法的就更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只要时机成熟,便会卷土重来。

比如章惇(读如敦)。

◎本节及下节有关事件一览表

年 月 日 事件

元丰八年 三月 初五 神宗驾崩,哲宗继位

二十一 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下旬 司马光奔丧开封,旋即回洛阳

四月 十四 吕公著兼侍读,司马光知陈州

二十七 司马光提出甄别新法

五月 十八 第一宰相王珪卒

二十六 第二宰相蔡确改任第一宰相

知枢密院事韩缜任第二宰相

第一副宰相章惇改任知枢密院事

司马光任第一副宰相门下侍郎

六月 十五 程颢卒

七月 初六 吕公著任副宰相尚书左丞

十二 司马光奏请重新审视新法,从之

九月 初四 罢免行钱

十月 二十五 罢方田法

十二 十四 范纯仁任给事中

元祐元年 正月 初一 改元元祐

不详 司马光病,托推翻新法事于吕公著

二月 不详 苏轼、范纯仁与司马光分歧

闰二月 初二 首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罢

司马光拜相,接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初四 吕公著由尚书左丞改任门下侍郎

二十三 知枢密院事章惇罢

二十七 范纯仁同知枢密院事

三月 初三 罢免役法,王安石闻讯愕然

四月 初二 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韩缜罢相

初六 王安石卒

十五 文彦博授平章军国重事

吕公著拜相,接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五月 初一 韩维任副宰相门下侍郎

十九 苏辙弹劾吕惠卿

六月 十八 贬吕惠卿,罢市易法

二十八 诏令既往不咎

八月 初六 罢青苗法,复常平法

十二 司马光最后一次上朝

九月 初一 司马光卒

元祐八年 七月 初一 范纯仁拜相,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九月 初三 太皇太后崩

绍圣元年 四月 十二 改元绍圣

二十一 章惇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了犹未了

司马光的眼中钉章惇,是苏轼的朋友。

章惇是福建建州浦城人。跟两宋所有的大臣一样,后来当了宰相的他也是进士出身,只不过考了两次。第一次由于名次在侄儿章衡之下,章惇竟在殿中将敕书退还,然后扬长而去。直到第二次考试名列前茅,才做了商洛知县。

苏轼便来找他玩。

两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来到仙游潭。那是终南山中一处绝佳的景点,潭上石壁峭立,潭下悬崖万丈,一根木头颤颤巍巍横在当中。章惇说:苏兄到对面石壁上写几个字吧!

苏轼当然不敢。章惇便紧了紧袍袖,满不在乎地走过那独木桥,又像猿猴一样轻巧地缘着树木跳下,然后用笔饱蘸漆墨在石壁上写下五个大字:苏轼、章惇来。

写完,章惇原路返回,面不改色。

苏轼说:你这家伙,将来能杀人。

章惇问:为什么?

苏轼说:对自己都这么狠,何况对别人?

章惇哈哈大笑。 〔57〕

事实上正是这股劲,使章惇成为最后的护法神。其实早在熙宁初年,他就参加了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工作,只不过贡献和影响在吕惠卿之下。熙宁七年九月十七日,作为国家财政委员会的三司发生火灾,着火房屋上千。神宗登上西角楼眺望,只见一位官员率领本部兵丁赶往现场救火。皇帝询问此人是谁,答曰章惇。第二天,他就代理了三司使。 〔58〕

可惜好景不长。熙宁八年十月吕惠卿被贬,章惇也被邓绾状告为同恶,贬到外地。此后,他起起落落,还担任过翰林学士和参知政事。但到元丰五年四月出任门下侍郎,章惇便成为变法阵营新一代的领军人物和中流砥柱。因此,神宗驾崩之后,他跟司马光和太皇太后便必有一战。 〔59〕

交锋也很快就开始。

元丰八年五月,第一宰相王珪去世,第二宰相蔡确顺理成章接替了王珪,留下的位置却没有按照顺序由第一副相章惇接任,而是给了知枢密院事韩缜。章惇离开相府改任知枢密院事,门下侍郎则由司马光担任,成为第一副相。

一个半月后,吕公著也出任第三副相尚书左丞。

显然,这是太皇太后在洗牌。章惇也准备迎战,机会则说来就来。十月,宫中发出懿旨,要任命五个谏官。章惇便在上朝时说:按照惯例,谏官的任命要由翰林学士以上级别官员提名,然后由正副宰相报告。由宫中出旨指名道姓可是史无前例,不符合祖宗家法。再说臣也奇怪,陛下怎么会知道这些人的,莫非是宦官推荐?此例不可开。

太皇太后忙说:不,不,不是宦官是大臣。

章惇说:大臣推荐应该公开,为什么要密荐?台官言官必须公正,怎么能用与宰相副相关系密切的人?臣当然相信司马光和吕公著大公无私,就怕以后被奸臣钻了空子。

政治规矩不能破坏,太皇太后只好让步。 〔60〕

梁子却也结下,何况章惇还要誓死捍卫新法。元祐元年年初,章惇与司马光就免役法展开辩论,几乎将司马光驳得体无完肤。是可忍孰不可忍,司马光团队迅速反击。他们先是扳倒了首相福建晋江人蔡确,同时群起围剿章惇,给出的罪名之一竟然是南方人尤其是福建人必定祸国。 〔61〕

章惇终于被贬,一去就是八年。 〔62〕

即便在这八年间,对手也没放过他,章惇最后被打发到杭州去看守道观,官名提举洞霄宫。尽管在宋代,洞霄宫为天下道观统领,但这种职务显然不是章惇想要的。 〔63〕

因此,当他重返朝廷时,便开始反攻倒算。

其实,这次章惇得以回到中枢,与他的主义正确与否已经无关,根本原因是太皇太后在元祐八年(1093)九月初三驾崩,亲政的哲宗皇帝既要刷存在感又要出窝囊气。这就必须跟垂帘时代一刀两断。划清界限的最佳方式当然莫过于重启熙宁新法,而完成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则是章惇。

于是,第二年四月十二日,哲宗宣布改元绍圣,意思是继承先帝神圣的遗志。九天后,章惇由洞霄宫管理员被直接任命为首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谁都看得出,这种非同一般的人事变动,意味着皇帝的决心之大也非比寻常。 〔64〕

章惇接到任命立即动身,送行的人不绝于道。章惇却只将福建沙县名士陈瓘(读如灌)请到船上,虚心求教。

陈瓘说:敢问相公何事为先,才不辜负天子厚望?

章惇沉思良久,然后说:司马光奸邪,先办了他!

陈瓘说:相公错了。

章惇声色俱厉地说:司马光独掌权柄,肆意妄为,诽谤先帝,擅改成法,误国误民,怎么不是奸邪?

陈瓘说:只看行迹不看心迹,谁没有罪?从熙宁到元丰多有不同,先帝难道没调整?其实温公(司马光)错就错在行事太急用力过猛。就像船,哪边重哪边轻都不对吧?

章惇大为惊异,留陈瓘吃饭,然后揖别。 〔65〕

这是历史给予的最后一次机会,前两次则被王安石和司马光错过。其实平心而论,凡事有利有弊,新法和旧章恐怕都有问题,因此王安石和司马光也都有道理,共同错误则是行事太急用力过猛。如果章惇能够接受陈瓘的意见,吸取前人教训,抛弃门户之见,恪守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团结一切力量稳步进行调整,事情也许还有救。

可惜,这并不可能。

章惇回到开封,就像当年的司马光一样,被沸腾的民意和情绪裹挟,年轻时的狠劲也冒出来了。为了彻底否定哲宗亲政之前的政治,官方文件中竟然出现了“垂帘之初,老奸擅国”的字样。如此咒骂太皇太后,堪称面目狰狞。 〔66〕

对待司马光他们,就更不会心慈手软,大体上是活着的统统罢官,死了的追夺赠谥,甚至还提出要将司马光和吕公著开棺暴尸。这就实在太过分了,哲宗不忍,其他人也看不下去。吏部尚书许将就认为这样做有亏圣德,同知枢密院事曾布则秘密上书,请求不要毁掉吕公著的墓碑。 〔67〕

这时的章惇,完全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没错,司马光复辟时,章惇是冷静客观的,看待新法也还实事求是。他说,保甲法一日不除,则有一日之害。不过免役法没有错,产生弊病只是“行之太速”而已。然而现在怎么样呢?章惇岂止矫枉过正,简直就是疯狂。 〔68〕

更疯狂的是大兴冤狱。正如我们在《大宋革新》一卷中所说,当年神宗皇帝要将一个小官刺配军州,身为副宰相的章惇都坚决抵制,声称士可杀不可辱。此刻,他却差一点就将流放到岭南的反对派统统杀掉。幸亏哲宗头脑清醒,明确表示不敢违背祖宗家法。否则,岂不血流成河? 〔69〕

看来,陈瓘的话全都白说了。

章惇却成了转折点。如果说,之前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不可调和,是主义之辩再加意气用事,那么,章惇和他之后就是权力斗争再加你死我活了。典型表现,则是徽宗时首相蔡京对司马光等人的疯狂清算。正是这种胡作非为,将仁宗以来的政治文明彻底摧毁,终于导致北宋之亡。

当然,这只是亡国的原因之一,而且是后话。

现在,王安石变法的故事已经讲完,留下的是无限惆怅和惨痛教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弄清楚这段历史的问题所在,也许是我们更该做的工作。只不过,事情恐怕还得从王安石、司马光和章惇的一位共同朋友说起。他的坎坷命运和不幸遭遇,很能发人深省,说明问题。

没错,这个人就是苏轼。

第四章

教训所在

苏轼下狱

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被捕,罪名诽谤。

逮捕令是神宗皇帝亲自签署的,专案组则由言谏机关的长官知谏院张璪(读如早)和监察机关的长官御史中丞李定负责。皇帝还批示,由御史台选派朝臣一人前往今天的浙江省湖州市,将时任知州的苏轼捉拿归案。 〔1〕

敕令一出,如雷霆霹雳,不及掩耳。

御史台选派的太常博士皇甫遵不敢怠慢,带着一个儿子两个法警立即出发,日夜兼程。驸马都尉王诜(读如身)也不敢大意,马上派人通过苏辙给苏轼通风报信。两拨人争先恐后你追我赶,幸亏苍天有眼,皇甫遵因为儿子生病在路上耽误了半天,猝不及防的苏轼总算有了思想准备。

没过多久,皇甫遵也到了。

皇甫遵到达湖州之后,便径直走进州衙。这位钦差大臣全身官服手持笏板站在庭院里,两个法警白巾青衣一左一右护卫在旁。他们俩左顾右盼面目狰狞,不知道要干什么。

来者不善,苏轼吓得不敢出门。

这时知州的职权已由通判祖无颇代行。祖无颇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事已至此,也只能出去见他。

苏轼问:那我穿什么衣服?

祖无颇说:还没定罪,当然穿官服。

苏轼便也一身官服手持笏板走到庭院站定,祖无颇率领州衙其他吏员戴着头巾站在背后。一眼望去,但见两个法警怀里鼓鼓囊囊,看起来像是匕首,后来才知道是公文。

皇甫遵却半天不开口,只是盯着苏轼看。

苏轼被看得心里发毛,便硬着头皮对皇甫遵说:轼近来得罪颇多,看来今天是要赐死。君要臣死,臣不敢辞。只是恳请钦差法外开恩,让苏轼回去与家人诀别。

皇甫遵这才说话:倒不至于。

祖无颇便上前一步说:总应该有公文吧?

皇甫遵问:你是什么人?

祖无颇答:代理知州祖无颇。

皇甫遵出示御史台公文,原来只是逮捕令。

但,必须立即执行。

据戴钦祥等著《中国古代服饰》第98页。

两个法警也上前一步,拿出刑具。

风流倜傥的苏轼就这样被捆起来带走了。湖州民众闻讯赶到码头送行,泪如雨下。他们感慨地说:一个太守被捕也只在顷刻之间,简直就像抓一只鸡、一条狗。 〔2〕

这不奇怪。在皇权政治的时代,不要说知州,宰相又能如何?问题是,苏轼究竟有多大的罪,要这样对待他?

也不过几首诗而已。

苏轼担任湖州知州后,照例要上表谢恩,一个早就存心找茬的御史在奏折里发现了“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之语,另一个御史又在苏轼诗中发现了攻击新法之辞。御史中丞李定掌握了这些材料,便上书弹劾苏轼,奏请皇帝严加惩处以儆效尤。 〔3〕

神宗也果然龙颜大怒。

李定等人要害苏轼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是因拥护变法而青云直上的,何况扬州人李定还是王安石的学生。熙宁三年四月,时任秀州(治所在今浙江省嘉兴市)军事判官的李定初到京师,便去拜访王安石的朋友、担任过制置三司条例司成员的谏官李常。李常问:南方民众对青苗法怎么看?

不知底细的李定答:全都拥护,没有人说不好。

李常却是反对青苗法的,听了很不高兴,便说:这话你不要到处乱讲,朝廷对此争议很大。

于是,李定便去见王安石。他说:学生进京,只知如实禀告,没想到有些话不能讲。王安石却很高兴。他说:如果见了圣上,当然要实话实说,为什么要看别人的脸色?

后来进宫,李定就大讲青苗法如何得人心。

结果,神宗皇帝也很高兴。

李定从此飞黄腾达。当月,在韩绛取代赵抃担任副宰相的同一天,李定被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那个反对青苗法的知谏院李常,则在三天后被贬到外地去了。

这可是破坏规矩的。因为州的判官进御史台工作,必须由吏部考核,有御史推荐。所以,神宗签发的任命意见便被翰林院三位负责起草文件的知制诰四次封还驳回,直至他们三人被罢免。李定迫于舆论压力,也请求辞职。 〔4〕

不过,像这样不按正常程序提拔的官员为数不少。这些人被舆论称为“新进”,王安石、吕惠卿那样的则叫“生事之臣”。所以,当苏轼说“难陪新进,老不生事”时,他们敏感的神经就被刺痛,后台老板宋神宗也极为恼火。

但,反对派大有人在,下狱的为什么只有苏轼?

因为韩琦也好,富弼也罢,还有文彦博和司马光,都是公开反对。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光明磊落,让皇帝觉得动机纯正,精神可嘉。苏轼当然也不鬼鬼祟祟,所以神宗对他一直怀有好感。可惜,他不但上书,还要写诗。

写诗又有什么不对呢?

上书是对皇帝讲,写诗是对民众讲。对皇帝讲,话再难听也是忠君爱国。对民众讲,就有居心不良之嫌。何况诗是很容易煽动情绪的,苏轼的读者和粉丝又多。如果李定他们以颠覆政权的罪名起诉,请问谁能替他辩护?

也只有皇帝本人。

此刻神宗却正火冒三丈,因为苏轼写的是讽刺诗。比如朝廷要禁私盐,他就写诗说: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这当然是讥讽,因为《论语·述而》说,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以后,三个月不知道肉味。现在大宋的小民也忘记味道了,但不是因为音乐美妙,而是吃不到盐。

还有一首是讽刺兴修水利的: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翻译过来就是:东海龙王如果了解我们英明领袖的好主意,应该自动将沧海变成桑田,怎么还不变呢? 〔5〕

这就几乎是指名道姓地在讥讽神宗。

换了别人,恐怕也忍无可忍。

难怪苏轼会被关押在御史台的监狱里,与犯人和狱卒为伍了。御史台又叫柏台或乌台,因为西汉在御史府种了很多柏树,树上常有乌鸦栖息,早出晚归。本案由诗而起,又由御史告发、御史台审理,所以也叫“乌台诗案”。 〔6〕

听这名字,该是文字狱吧?

对不起,恐怕不是。

李定他们倒是想做成文字狱。八月十八日苏轼关进御史台大牢后,这伙人就想把案子越弄越大,据说还是“奉圣旨根勘”。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寻根问底,给朕查个明白! 〔7〕

实际上他们也做到了。苏轼所写的文字,但凡能够找到的都调到了御史台,发现蛛丝马迹就无限上纲。于是,不但苏轼本人看起来罪大恶极,涉案人员更多达二十六人,包括泄密的驸马都尉王诜,也包括其实并无过错的司马光。

结案意见是:所怀如此,顾可置而不诛乎!

这意思,显然就是要判处死刑。

但是结果呢?王诜等人罢贬,司马光等人罚款,苏轼则由御史台派人押往黄州(今湖北省鄂州市)监视居住,官阶团练副使,相当于中校团副。到元丰七年(1084)七月改任汝州团练副使(实住常州)为止,他在黄州住了四年,写下了著名的《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还在名叫东坡的地方盖了房子,自称东坡居士,从此人称苏东坡。 〔8〕

雷声大,雨点小啊!

那么,原因何在呢?

皇权本是钟摆

传统的说法,是有人救了苏轼。

第一位重要人物是王安石。早在三年前,他就已经离开相位闲居江宁不问朝政。但听说苏轼危在旦夕,却立即上书皇帝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这句话很关键。因为当时营救苏轼的人虽然也有,比如张方平和范镇,结果却是自己也变成了同案犯。所以时事评论员们便认为,苏轼的案子是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的命也只有他救得了。 〔9〕

再就是仁宗的皇后曹氏了。这时她是太皇太后,正重病在身,将离人世。老太太把神宗叫到床前对他说:当年苏轼兄弟进士及第,仁宗皇帝喜出望外,说是为子孙发现了两个宰相。现在苏轼写几首诗也算有罪,过分了吧! 〔10〕

神宗皇帝不说话,只是流眼泪。

两位重量级人物伸出援手,苏轼终于死里逃生,哲宗继位后又入朝为官。元祐三年(1088)四月二十六日,太皇太后高氏,也就是神宗的母亲、哲宗的祖母,在夜间召见殿中值班的苏轼。这时距离乌台诗案的发生,已将近九年。

太皇太后问:爱卿前年做什么官?

苏轼答:团练副使。

又问:现在做什么官?

苏轼答:翰林学士。

再问:知道为什么升得那么快吗?

苏轼答:幸遇太皇太后和皇帝陛下。

太皇太后说:不对。

苏轼说:莫非是大臣推荐?

太皇太后说:也不对。

苏轼大惊失色:臣虽无行,却也不敢走邪门歪道。

太皇太后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呀!先帝读卿文章,总是感叹再三,连称奇才,只是还没来得及重用而已。

苏轼听说,五味杂陈,失声痛哭。

太皇太后和哲宗皇帝也哭,君臣哭作一团。 〔11〕

这事十分耐人寻味。神宗确实欣赏苏轼,未及重用也是事实。问题是,时隔多年,作为母亲的太皇太后为什么要旧话重提?难道是要变相地为乌台诗案打补丁? 〔12〕

倒也未必,因为神宗并不想杀苏轼。

这是有证据的。苏轼下狱后,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曾经为他求情。王安礼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论罪人。如果苏轼受到惩罚,臣恐后世批评陛下容不得才子。

神宗回答:放心,朕就没打算深究。 〔13〕

这个心思当然只有皇帝自己知道。因此某次上朝,宰相王珪便说苏轼有不臣之心。这是指控谋反,神宗也立即正襟危坐问道:此人固然有罪,但不至于此,卿何以知之?

王珪说:有诗为证。

神宗问:什么诗?

王珪答: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墨迹素笺本,横34.2厘米,纵18.9厘米,行书17行,129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是苏轼在被贬黄州的第三年寒食节时作,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

前面说过,王珪从来就是两边讨好左右逢源的。如果连他都来落井下石,可见朝中已是一片喊杀。事实上当时风声之紧人人皆知,皇帝在对王安礼交底时也特地告诫:这些话你不要传出去,以免他们在整治苏轼时连累到你。

所以,如果神宗要将苏轼置于死地,王珪提供的便正是机会。然而皇帝却说:诗人之词,岂能这样解读?他那诗朕知道,是写桧树(桧读如贵)的呢,关朕什么事!

章惇在旁边也说:人君人臣,都可称龙。

神宗说:没错。诸葛亮就是卧龙,难道也有不臣之心?

王珪张口结舌,面红耳赤。 〔14〕

显然,神宗如果想搞文字狱,简直易如反掌。苏轼如果活在朱元璋或乾隆帝的时代,有十个脑袋也砍掉了。但是他没有被杀,没有被禁止写作,已出版的著作没有毁版,朝廷也没有把所有人的作品都检查一遍。这就说明,神宗并不曾想要杀鸡儆猴,借此机会钳制言论,禁锢思想。相反,有此四个没有和一个不曾,可以断定乌台诗案不是文字狱。

不过,也就只差一点。

证据则在办案人员的深文周纳和刻意曲解。比如: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这本是苏轼写牡丹的,也被说成是指桑骂槐。如此办案,岂非地地道道的文字狱?只是未能得逞而已。 〔15〕

问题是,这一点又是怎么差出来的呢?

直接原因当然是神宗皇帝的一念之差。他刚刚接到报案时是大发雷霆的,逮捕令和严查令就是证明。但与王安礼的密谈则告诉我们,他后来变得比较冷静。冷静很可能是李定他们把事情做过头了,引起了皇帝的警惕。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他头脑里有一位最高检察官,那就是祖宗家法。

没错,善待士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那么请问,还能搞文字狱吗?不能。对翰林学士起草的官方文件挑毛病,是经常会有的事情。但在文人墨客的艺术作品中寻找谋反的证据,则将为士林所不耻。据说,苏轼写桧树的那两句诗,在狱中也曾被问起。苏轼回答,王安石有诗云: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我这个龙也就是他那个龙。办案人员听了,不禁为之一笑。 〔16〕

显然,抓住只言片语扣帽子,在宋代是不文明的。这是共识,也是必须坚守的底线。因为大家都要写作,谁能保证不被曲解?章惇之所以要为政敌苏轼说话,恐怕就因为有此共识和底线。相反,李定和王珪被人蔑视,则因为他们在需要集体捍卫士大夫尊严的时候,做了可耻的事情。

神宗当然丢不起这个人,更怕丢了江山。实际上从太祖皇帝开始,赵宋官家就很清楚他们那个靠欺负孤儿寡母得来的政权,其实没有合法性。没有合法性,又要维持,就只能讲正当性。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则是正当性之一。皇帝们对文官集团客客气气,固然由于教养,心虚也是原因。

如果不心虚了呢?

对不起,就会像后来的徽宗那样,胡作非为。

可见,这种政治文明是脆弱和靠不住的,就连士大夫们的坚守也靠不住,否则王珪之流怎么会雪上加霜,李定之流又怎么会连声喊杀?皇帝的决策就更是只看怎样才有利于巩固皇权。所以,尽管神宗并不打算深究苏轼,却也不对御史台喊停。他对王安礼的解释是:此案毕竟是御史告发。为了保证言路畅通,只好让苏轼暂时受点委屈。

这个细节值得注意,因为以前不是这样的。熙宁八年闰四月初八,一个不怎么样的御史请求辞职,中丞邓绾为了留住他,上书称其“资性端谨,终始如一”。神宗在朝堂出示奏折,看着王安石和吕惠卿笑。一贯谨言慎行的副宰相王珪则说:刚才惠卿已经改成“资性颇邪,终始如一”了。这时的君臣同僚之间,还真有点一家人说说笑笑的意思。 〔17〕

但是王安石再次罢相之后的朝廷,却变成了神宗皇帝的一言堂。他的保证言路畅通,也绝不是为了民主决策或言论自由,而是为了自己集权。为此,他把言官和谏官都变成了鹰犬,只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咬错人也没关系。

乌台诗案,当作如是观。

何况帝国对于何为诽谤,何为劝谏,从来就没有过严格的界定,结果便只能凭皇帝的一念之差。甚至就连统治是否开明,政治是否文明,也没有谱。因为皇权本是钟摆,往左摆到底就是专制,往右摆到底就是动乱,正好停在当中就是开明。但,能不能停在当中,能够停多久,只有天知道。

王安石和司马光,当然也不知道。

改革与道德无关

元丰七年(1084)七月,神宗命令黄州团练副使苏轼移往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苏轼上表谢恩,同时请求在有自家田产的常州居住。得到批准后,已自称东坡居士的苏轼便从黄州顺江而下,在前往常州的途中路过金陵。

听说苏轼来了,王安石十分高兴,穿着便服骑着毛驴前往码头见他。东坡也不戴帽子出船迎接,笑着说:苏轼今天胆敢以野人的模样参见大丞相!

王安石笑着说:繁文缛节岂为我辈所设?

东坡说:苏轼也有自知之明,相公门下用我不着。

王安石并不正面回答,只是请他同游蒋山。这一游就是好几天,两人谈古论今,说诗参禅。事后,王安石叹息着对其他人说:不知还得几百年才会再有如此人物! 〔18〕

这是实话。

而且,苏轼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又何尝不是。

现在看来,从仁宗到神宗,真是群星璀璨的时代,这三人则是群星中的巨星。司马光有《资治通鉴》传世,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更是以其在文学和艺术各个领域中的卓越成就,成为两宋文明的骄傲、标志和象征。

更难得的是,他们不但才华横溢,而且人品极佳。元祐元年(1086)四月初六,王安石病逝江宁。当朝宰相司马光重病在床不能上朝,便写信给副宰相吕公著说:介甫道德和文章都有过人之处,只是性格有点问题。如今仙逝,朝廷又在拨乱反正,那些无耻之徒必定趁机诋毁。因此,拜托仁兄奏请天子对介甫优加厚礼,以彰节义,以正世风。 〔19〕

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接受了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苏轼则利用执笔起草制书之便,给他的这位老对手兼老朋友,以极高的评价: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20〕

有如此朋友和政敌,王安石可以含笑于九泉。

耐人寻味的是,死后赢得司马光和苏轼如此敬重和好评的王安石,得势时对他们俩却极尽排挤之能事,甚至视司马光为害群之马,苏轼为乱政之人。比如熙宁二年八月神宗问起对苏轼兄弟的看法,王安石的回答便是:那两个人啊,不过会些诡辩术,善于摇唇鼓舌、纵横捭阖罢了。 〔21〕

王安石为什么会这样?嫉贤妒能吗?

不,政治挂帅。

的确,在王安石那里,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和政治路线是第一位的,甚至可以决定对一个人的道德判断。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则可以按照“中国式逻辑”来推定—— 王安石是有道德的。

所以,王安石变法是道德的。

变法是道德的。

所以,反对变法是不道德的。

司马光和苏轼反对变法。

所以,司马光和苏轼是小人。

这道理看起来很顺,可惜反过来也一样—— 司马光是有道德的。

所以,司马光反对变法是道德的。

反对变法是道德的。

所以,主张变法是不道德的。

王安石和吕惠卿主张变法。

所以,王安石和吕惠卿是小人。

请大家想想,这种逻辑,是不是很荒唐?

岂止荒唐,还会制造冤案。

王安石正是这样做的。变法之前他就对神宗说,尧舜之所以是尧舜,就因为能够识别小人与君子,并将那些凶贼统统诛杀。结果怎么样呢?被指控为凶贼的竟是忠诚而友善的富弼,司马光、韩琦和苏轼等人则被指控为流俗。 〔22〕

这种手法,王安石可以用,反对派也可以。

比如李定,几乎一开始就被定性为小人,证据是他居然不为母亲仇氏披麻戴孝。然而实际情况是,李定并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仇氏所生,岂敢服丧?没错,此人在乌台诗案中的表现堪称邪恶,却不等于他可以或应该被冤枉。 〔23〕

还有章惇。此人是跟吕惠卿等一起被《宋史》列入奸臣传的,证据之一是从不以官职私授所亲。他的四个儿子进士及第,三个都交给吏部公事公办,打发到州县任职,只有老四安排在京做了小官。如此不近人情,当然是奸。 〔24〕

呵呵,这样不以权谋私的奸臣,还真没见过。

御史中丞刘挚的弹劾状也很可笑。他说,章惇明明知道免役法祸国殃民却坚持己见,无非是怕以后见了王安石不好意思,因此宁可辜负朝廷。好嘛,吕惠卿反目为仇,你们说他奸;章惇始终如一,也说他奸。那么请问,如果想做一个忠臣,又该怎么对待王安石呢?装作不认识吗? 〔25〕

诸如此类,实在不值一驳。

至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也不是奸,是狠,是疯狂。

不过,最疯狂的还不是章惇,而是蔡京。此人堪称大名鼎鼎,读过《水浒传》的都会说他是奸臣,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原本是司马光的党羽。元祐元年(1086)二月,司马光下令五天之内恢复差役法,人人都说时间太紧,只有开封知府蔡京如期完成任务。司马光大喜过望说:如果大家都像阁下这样,还有什么政策不能落实,什么法令不能实行? 〔26〕

然而怎么样呢?蔡京翻脸比翻书还快。

我们知道,北宋倒数第二个皇帝徽宗,跟哥哥哲宗一样也是反对元祐年间之政策的。他甚至发明了“元祐奸党”的称呼,将反对新法恢复旧章的人统统列入黑名单,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写出来,刻成石碑,叫元祐党籍碑。上了榜单的人全都受到迫害,某些人如苏轼的著作还被焚毁。

这份黑名单,便很可能是蔡京炮制的。后来,他又利用职权将人数扩大了两三倍,位居榜首的就是司马光。

更可笑的是,章惇居然也榜上有名。 〔27〕

这当然足以证明蔡京之奸,却也同时证明道德其实与政治无关。政治讲的是立场,道德讲的是品质。品质好的可以有不同立场,比如王安石和司马光。那些立场坚定的人尽管会被骂作奸臣,却其实大多没有道德问题,比如章惇。可见除见风使舵者外,立场的选择其实无关乎道德。 〔28〕

此碑是元佑党人后人摹刻,碑额“元佑党籍碑”几个大字为宋徽宗赵佶所写,碑序和党人名单为蔡京所书。位于广西融水县,为国家一级文物。

改革也一样。改革与政治有关,与经济有关,甚至与技术有关,唯独与道德无关。比如司马光认为,国民经济是个常量,理财就是与民争利。王安石却认为财富是变量,理财是要把蛋糕做大。那么,究竟是常量还是变量呢?这当然是学术问题,跟道德风马牛不相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29〕

又比如,苏轼认为,免役和差役各有利弊。差役法的问题是,农民和市民要到官府服劳役,势必影响生产。免役法用劳役货币化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却给了官吏横征暴敛的机会,害得民众没有钱用。前一个问题是根本性的,后面这个是技术性的,因此苏轼不建议废免役、行差役。 〔30〕

显然,这是科学的分析。解决办法则是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商量讨论,实事求是地进行修正和改良。司马光却偏要做道德判断,还执迷不悟,便只能坐失良机,让人扼腕。

泛道德论和唯道德论,是不是很害人?

实际上,改革有稳健和鲁莽,聪明和失策,也有得力和懈怠,因此有成功和失败,却没有道德不道德。为改革措施贴上道德标签,只会断了听取意见进行调整的后路。

更严重的是,还能使人疯狂。

执政岂能大无畏

熙宁三年(1070)三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变法开始一年以后,神宗皇帝召见副宰相王安石,问了他一个问题:外面议论纷纷,称朝廷有“三不足”之说,卿知道吗?

王安石答:不知道。哪三不足?

神宗说: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王安石说:臣不知这话从何说起。陛下躬亲听政,唯恐伤民,怎么是不惧天变?广开言路,虚怀若谷,怎么是不恤人言?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臣以为正该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修敕不知凡几。家法如不可变,祖宗为何要改? 〔31〕

此事没有下文,“三不足”却成为疑案。请问,王安石说过这些话吗?如果说过,为什么要矢口否认?如果没有,反对派又为什么能抓住大做文章?这是编得出来的吗?

何况怎么看,也都像他说的。

因此,一种可以被多数人接受的判断是:无论王安石是不是说过这三句话,或有过诸如此类的言论,“三不足”都代表了他的思想,甚至是他变法革新的精神支柱。 〔32〕

这是可能的,也是可怕的。

没错,按照现代科学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与人世间的事情没有因果关系。像西汉董仲舒他们说的那样,发生地震或水灾是由于统治者德政不修犯了错误,并不成立。但是这种不科学的说法却有积极意义。因为中华帝国的掌舵人,无论皇帝还是代行皇权的,权力都实在太大了。他们既不像后来欧洲的帝王那样有教皇和教会制约,又不像之前周代的天子有诸侯制衡。管得住这些人的,只有老天爷。

所以,当王安石他们表现出不惧天变的苗头时,老宰相富弼就忧心忡忡。他说:人君畏惧的也只有天。如果连天命和天谴都不害怕,那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33〕

的确如此。也难怪后来的徽宗和蔡京君臣胆敢那样肆意妄为,因为精神导师王安石已经帮他们打消了顾虑。

不惧天变的,当然更不惧人言。

事实上,并非没人劝过神宗他们。富弼就曾在喜降春雨的某天提醒皇帝:愿陛下不以今日雨泽为喜,常以累年灾变为惧。苏轼也曾当面批评皇帝: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据说,神宗当时闻言悚然。但是结果呢?苏轼被打发到开封去做法官,富弼也在半年后离开了相位。 〔34〕

这时是熙宁二年的上半年,变法刚刚开始。

实事求是地讲,变法之初的宋神宗和王安石,头脑都是冷静的,甚至考虑到了失败和搞砸的可能。神宗皇帝说,古往今来所有变革,常常是一人失误满盘皆输。王安石也直言不讳:人才难得也难知。当年尧舜和群臣共同选择鲧,尚且治水失败,何况今日变法要用的人不止一个两个,又哪能不会看走眼?所以,他们才决定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希望依靠制度而不是个人来实现富国强兵和长治久安。 〔35〕

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一个月后,神宗询问进展,王安石回答:文件是起草好了。不过,如今要理财,就得使用能干的人。这样一来,天下就会以为朝廷重才不重德,只知道要钱不注意礼乐教化。所以,臣请陛下考虑轻重缓急。

神宗点头称是。 〔36〕

然而很快,王安石就变得狂躁而亢奋。

变化并不奇怪。熙宁二年九月初四,也就是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半年后,青苗法颁布施行。对于改革的第一步,王安石他们当然高度关注。神宗甚至派出两个宦官实地考察,得到的信息是此法大得人心。然而几乎与此同时,批评的意见也排山倒海般地汹涌而来,眼看就要淹没那弱小的青苗。

◎论“三不足”前后与青苗法有关事件一览表

年 月 日 事件

熙宁二年 九月 初四 试行青苗法

十一月 十九 司马光与吕惠卿辩论青苗法

熙宁三年 正月 初二 因范镇等言下诏纠正青苗法之偏

二十六 张方平因反对青苗法出知陈州

二月 初一 韩琦上书言青苗法之弊

三月 初二 宰相曾公亮、陈升之批评青苗法

王安石称病不朝

初三 司马光致函王安石

条例司疏驳韩琦

文彦博批评青苗法

陈留县抵制青苗法

十七 范镇抵制青苗法被罢

二十一 王安石论“三不足”

二十五 孙觉因反青苗法被贬

四月 初八 御史中丞吕公著反青苗法被贬

十九 参知政事赵抃反青苗法被罢

李定颂扬青苗法

二十二 知谏院李常等人反青苗法被贬

史称台谏一空

冰火两重天,岂能不亢奋,不狂躁?

不能说朝廷听到的捷报都是谄媚逢迎的谎言,李定就不像是撒谎的样子。更不能说韩琦他们是恶毒攻击。文彦博说得对:韩琦三朝宰相,难道不比那两个宦官可靠? 〔37〕

因此,可能的事实是,青苗法本身有利有弊,实施情况也有的地方好,有的地方差。李定他们看见了好的,而韩琦他们发现了问题。这时,最重要的就是客观冷静。

王安石却做不到,反而暴跳如雷。某日,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奉旨去中书省见他,他一开口便声色俱厉。程颢则不紧不慢地说道:讨论公事,就不能心平气和好好说话?

于是,程颢被打发到地方上去做提刑官。 〔38〕

这可真是人言不足恤。

结果是什么呢?众叛亲离,就连最早将他推荐给皇帝的韩维也离他而去。王安石却不在乎,也不能在乎。因为在他看来,他从事的是利国利民不同凡响的伟大事业,这种道德的崇高感、使命感和优越感,让他斗志昂扬无所畏惧。

道德,是王安石的鸡血针,甚至海洛因。

司马光也一样。实际上,历史给了他机会,环境和条件也比王安石好得多。在他的阵营里,能对差役法一分为二的苏轼已经要算头脑清醒,范纯仁更是客观公正。这时,哪怕他稍微冷静一点,事情也不至于像后来那么糟。

可惜,司马光比王安石还要意气用事和只争朝夕,一门心思沉醉于反攻倒算,凡是王安石主张的他就推翻,凡是王安石废除的他就恢复。至于这样做是否当真利国利民,是否有道理和可操作,全都不管,因为他身上流淌着一心为公的道德血液,眼中饱含着忧国忧民的真诚泪水。

悲剧就这样酿成。

看来,恐怕要对道德唯一和理想至上的文化传统做出深刻反省了。道德当然是必需的,却不是唯一和首要的。真正好的政府还要科学、民主和法治,这些都比清廉重要。政治家就更是必须审时度势,不能因为动机纯正而一意孤行。

同样,之前的“不合作主义”也未必可取。

毫无疑问,不合作本身并没有问题。作为个人,谁都有权利不予合作,作为政治家却需要慎重考虑。如果面对的是专制政权或纳粹政权,岂止不能合作,还该奋起抗争。然而宋不是。宋代政治至少是开明的,表现就是皇帝与士大夫的共治天下。有此前提,留在朝中抗衡岂非更好的选择?

但是司马光做不到,因为他要坚守道德立场,占领道德高地。结果,君臣可以共治,士大夫却不能相容。何况祖宗家法只是规定了皇帝不能独断专行,文官集团意见分歧却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皇帝倒是没有独裁,宰相如王安石和司马光反而成了独裁者,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结果呢?离皇帝独裁也只有一步之遥。

事实上王安石变法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共治天下变得越来越难,最高权力受到的制约也越来越少。因为变法原本就有集权倾向,党争则更是便宜了皇权。何况祖宗家法只是政治规矩,不是政治制度。如果连这也不足守,士大夫们又内讧不已,本来就脆弱的政治文明便会荡然无存。

显然,政治文明需要制度保障,也需要心理保障,那就是无论在哪个领域,哪怕在战场,都不能鼓吹和提倡什么大无畏的精神。人是要有敬畏之心的,掌握了公权力的就更是如此。你可以不信上帝,也可以不信天命,但总得有所敬畏有所不为。什么都不怕,那才可怕。

有敬畏才有底线。所以,司马光终其一生,都只会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不会进行人身攻击。到宰相变成连自己性命都不在乎的章惇,情况就开始急转直下。再到胆大包天底线全无的蔡京,则不可收拾。这一切,王安石可曾想到?

恐怕想不到,他已经完全被自己的大公无私和无所畏惧陶醉了。这当然是我们无可奈何的事情。问题在于,王安石变法的动机,就当真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目的是个问题

熙宁四年(1071)五月,北宋首都发生了一起上访群众大闹京师的事件。据正史记载,闹事的是开封境内东明县的农民,人数上千。他们先去了开封府,后去了御史台,而最让人大吃一惊的,是居然冲进了王安石的私人住宅。

这事可就真闹大了。

神宗闻讯,下令立案侦查,案情也很快查明。御史中丞杨绘报告,这些群众之所以上访,是因为在推行新法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原因则在司农寺(国家农业委员会)的实施细则和越权干预。开封府当然不予受理,上访群众一怒之下便冲进了宰相家中,却被告知此事相府不知。不过,王安石还是问了一个问题:你们来,知县知道吗?

上访群众说:不知道。

然后,他们又去了御史台,被杨绘劝散。

此事的后续不甚了然,王安石却显然挨了一棒。因为按照他的说法,变法是为了让民众过上好日子。那么,东明县这些农民又为什么要上访呢?何况还是在农忙季节。

王安石只好把一肚子气出在东明知县身上。他说:这个知县也太不像话。自己的问题不去解决,却往上面推。如果天下人都像这样,动不动就进京拦驾击鼓,聚众闹事,那还成何体统!治百姓就该动真格的,不能示以姑息。 〔39〕

看来,他还是不肯检讨自己。

那么,激怒了东明县民的,又是什么呢?

免役法。

前面说过,免役是王安石最得意,司马光最痛恨,苏轼认为修正后可以保留的新法,核心则是差役的货币化。货币化的好处第一章已经讲过,道理则如苏轼所说,出钱的不用出力,出力的不用出钱,天经地义,各得其所。 〔40〕

请问,这有什么不好呢?

至于东明县民闹事,则是因为司农寺负责人邓绾和曾布胡来。我们知道,差役货币化有个交多少钱的问题,数额则由县里按照财产的多少定出等级,邓绾和曾布却以司农寺的名义另设标准。民众该交的钱变多了,当然要上访。

这么说,错误出在执行环节,政策是没问题的?

当然有。因为此法名为免役,其实劳役没免,只是改成交钱。钱这玩意,难道可以从天上掉下来?而且正如司马光所说,农民手里并没有钱,就连地主也没多少现金。要交免役钱,只能卖粮。大家都卖粮,粮价就会跌。但是官府不管这些,催款如催命。逼急了,就只好卖房卖地卖耕牛。 〔41〕

请问,这是利民还是祸民?

不过认真说来,这只是技术问题。解决的办法,则是由民众自由选择,愿意出钱的出钱,愿意出力的出力,差役法和免役法并存。倘能如此,改革也不至于一败涂地。 〔42〕

可惜,王安石还有保甲法。

保甲法的立法精神,是对农民进行军事化管理。王安石规定:十家为保,五十家为大保,十大保为都保。每家每户两个男孩选一人为保丁,参加军事训练;大保每天晚上轮流派出五人,在保内巡逻。看清楚了吧?实行差役法时,农民要到官府当差。现在不当差了,改为当兵,当辅警。 〔43〕

这可是凭空多出来的役使。出钱不用出力,变成了出钱还要出力,怎么是减轻农民负担?再说了,原来的跑腿送信隔三岔五才有一次,现在的站岗放哨却是天天都有,又岂能不违农时?何况保内出了事情,保民还要负连带责任。难怪就连章惇也说,保甲法哪怕存在一天都是祸害。 〔44〕

显然,要保留免役法,就必须废除保甲法。

然而在王安石那里,却是通盘考虑的。两法的实行都在熙宁三年十二月,初九立保甲法,二十二日行免役法。保甲在前,免役在后,这可绝不是碰巧。事实上,王安石就是要竭尽一切可能,把财富和人力都集中到国家手里。因此即便先有了保甲法,收免役钱时也不等价交换,而是要加收百分之二十,叫宽剩钱。青苗贷款的利率也是百分之二十,半年收一次,一年下来就是百分之四十,还要说是低息。 〔45〕

从这一墓志铭中可见宋代保甲法中都保长保正的名称。据“话说中国历史系列”《昌文偃武的时代:宋》第49页。

变法之用心,已昭然若揭。

实际上,正如本书开始就说过的,宋神宗和王安石变法的首要任务是解决财政危机。因此,正如那位被打发到湖南衡阳看守盐仓的监察官员刘挚所言,为了理财,屠夫商贩也出进政事堂;为了牟利,针头线脑也要官府来卖。政府拼命赚钱大发横财,抢夺市场与民争利更是不争之事实。 〔46〕

比如市易法。

读过本书第二章就知道,市易法是直接导致王安石首次罢相的一项改革,从皇太后到士大夫、大老板到小市民无不咬牙切齿。这四种人看法一致实属罕见,此法变成过街老鼠却不能只怪执行官吕嘉问。事实上王安石已直认不讳,本项改革就是要与民间资本争夺利润。只不过在他看来,由于政府利薄,商人利厚,所以不必有道德和心理的负担。 〔47〕

国进民退啊!难怪民怨沸腾。

问题是,何以如此呢?

因为王安石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在他心目中,国家利益是高于人民利益的,更高于个人利益。因此,即便其新法确有利民和富民的考虑,那也是次要的。民众就算得了方便和好处,也是搭便车。首要目的,是富国强兵。

既然如此,王安石当然不会在乎民众的满意度了。保甲法试行时,开封知府韩维报告,农民为了逃避做保丁,竟有自己砍断手指甚至手腕的。皇帝大吃一惊,王安石却轻描淡写地表示,这种事就算有,也不足为奇。他还说,如果什么事情都听老百姓的,君主和官员的存在还有何意义? 〔48〕

这就简直近于冷血。

此图上的广告招牌为“刘家上色沉檀拣香”,出自《清明上河图》。宋代民间商业繁荣,店铺广告也随处可见。

一方面是冷酷,另方面是小心眼。青苗法也好,市易法也罢,说白了就是见不得民间赚钱。是啊,青黄不接之时反正会有人放贷款,货物出进之间也反正会有人赚差价。于是很简单:与其让民间占便宜,不如让国家得利益。

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奥秘就在这里。

看来,通过做大蛋糕来丰盈国库,至少一时半会是不予考虑了,因为那来得太慢。立竿见影的办法,还是重新切分蛋糕。被王安石一眼看中和死死盯住的,是民间的贷款利息和商业利润。而且,由于这里说的民间资本已被贴上“兼并之家”的标签,所以也不必有道德和心理的负担。

兼并在中国是个奇妙的词语,是褒是贬天上人间。比如秦始皇的兼并叫统一大业,商人和地主的就十恶不赦。其中奥秘,恐怕只能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解释:农业帝国存在的理由不在别处,仅仅在于自给自足的小农是马铃薯。他们必须被装在一个口袋里,并接受上面赐予的雨露阳光。 〔49〕

这样一说就清楚了。为了保证皇权的正当性和政权的稳定性,帝国绝不能允许马铃薯被别的口袋装起来,也不能允许马铃薯变成巨无霸。因此,兼并之家必须被抑制,甚至被宰杀。只不过江湖好汉是杀富济贫,王安石是杀富济国。

然而正如《大宋革新》一卷所说,宋代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村不抑兼并,城市不设宵禁,帝国政府藏富于民,民间资本相当活跃。这虽然未必能产生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却毕竟是在走向近代,请问该阻止吗?

何况,为富未必不仁,商人也是国民。跟兼并之家争夺市场和利润,甚至殃及贩夫走卒这样的池鱼,怎么能说不是与民争利?更何况,那些事情不让民间资本做,就得由政府接管。政府来垄断市场、操作金融,就一定很好吗?

这一点,我们很快便会知道。

谁主沉浮

最早暴露出问题的,是青苗法。

平心而论,青苗法的设想并不错,考虑也算周全。按照熙宁二年九月条例司颁布的规定,农民贷款是自愿的,地方政府不得强行摊派。还贷的时候,愿意还钱就还钱,愿意还粮就还粮,还粮按照市场上的平均价格计算。如果遇到自然灾害,允许在下一个收割季节再还,不得催要。 〔50〕

可惜执行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

首先是明令禁止的强行摊派在各州县盛行,以至于朝廷不得不在青苗法实施三个月后就再发诏令,要求巡视员认真检查,发现违令官员立即通报。然而话音刚落,第二个月就接到河北安抚使韩琦的报告,强行摊派屡禁不止,就连根本不种地的城市居民也被要求借这种农业贷款。 〔51〕

神宗想不通。他问司马光,问题出在哪里呢?他听到的普遍反映,都认为青苗是良法,只是用人不当。

司马光说:依臣之见,法亦不善。

宋神宗说:已经三令五申不得强贷了呀!

司马光说:巡视员却在暗示地方官摊派。开封境内十七个县,只有陈留严格执行自愿贷款的原则,结果没有任何人来借钱。其他县贷出那么多款,不摊派怎么可能? 〔52〕

那么,地方官又为什么要顶风作案呢?

很简单,就因为他们是地方官。在帝国体制下,地方与中央是上下级关系。因此,青苗贷款在中央是政策,到了他们那里就是政绩。他们也很清楚,虽然宋神宗和王安石都说贷款不能勉强,其实内心深处是希望青苗法成功的。成功的标志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贷出很多钱收回很多利,民众还表示感恩戴德,只不过后者可以造假,前者必须当真。

这就不能由着民众自愿。相反,越是不想借钱的,反倒越要逼他们借,因为不想借钱的都是大户人家。按照条例司的规定,一等民户的贷款额度是五等的十五倍。相反,贫户则不但借钱少,还贷能力也低,中央又规定不得亏损。那么请问,地方官的眼睛该盯着谁,不强行摊派又怎么成? 〔53〕

立法本身也有问题,比如贫下中农贷款必须由地主富农做担保,或者领衔。这当然是为了保证官府能够收回本金和利息,对于地主富农却是无妄之灾。过去,他们可以借钱给贫下中农获取利息,现在反倒要替他们背债,请问谁会心甘情愿?也只好要求他们“奉旨贷款”了。 〔54〕

何况条例司还口是心非,各地的贷款也有指标。尽管从理论上讲,指标由地方上自己确定,但是不想表功邀宠的又有几个?熙宁四年十月,就有个地方官不顾实际情况报了四十万,幸亏被有良知的副职奏请皇帝制止,这才没害得当地民众倾家荡产。即便如此,王安石还是派人前去质问青苗钱为什么贷出去那么少。那位已经升任正职的官员回答:不是规定民众自愿吗?他们不愿意,难道可以强迫? 〔55〕

王安石无言以对,只能暗暗切齿。

遭遇灾年延缓还贷的规定也没有得到执行。熙宁七年旱情那么严重,催款官吏却仍然似虎如狼,民众要缴纳的除了青苗债,还有免役钱。如果不是郑侠献图,使皇帝下达暂停追缴(权息追呼)的诏令,不知多少民众要家破人亡。 〔56〕

不乏可取之处的政策,就这样变成恶魔。

然而根本原因却是司马光没有也不可能看到的,那就是政府做了不该他们做的事。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由多家可以竞争的商业银行来发放贷款,又有司法独立的民事法庭解决纠纷,朝廷不过宏观调控,事情会这么不可收拾吗?

可惜,商业银行和司法独立,当时都不可能。

市易法的问题也一样。

前面说过,所谓市易法,就是国家控制商品流通;所谓市易务,则是国家百货总公司。问题在于,百货公司即便可以国有也可以官办,但那也只能是企业不能是衙门。王安石和吕嘉问的市易务却不但是政府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还同时是企业和银行,可以向商人发放抵押贷款,利息也是百分之二十。这就等于是一个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还当观众,完全是胡来。如此违背经济规律和管理原则,不妨碍经济发展,不弄得骂声一片,才是咄咄怪事。

王安石却死不悔改。

执迷不悟也不奇怪,因为他崇尚国家主义,当然会相信政府万能。熙宁二年七月,王安石推出了均输法。这是他的第一项改革,核心内容则是将宫廷和衙门需要的用品,由地方供奉改为官方采买。原因是老办法太混乱,要用的东西送不来,没用的又堆积如山,地方上负担也重。代理开封法官的苏轼却不赞成。他说,由官员用公款购买物品,肯定会不是名牌不买,没有回扣不买,还能指望节约开支? 〔57〕

这才真是清醒的认识。

可惜,苏轼并未能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王安石的梦实在太宏伟也太美好,为国为民,堪称菩萨心肠。为此,他不惜霹雳手段,哪怕哀鸿遍野,地主富农和中小企业破产。

现在,似乎已经可以总结出王安石变法四大问题:国家主义、政府万能、理想至上、道德唯一。由此造成之最严重后果,则是北宋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才建设起来的政治文明、商业文明和社会文明不同程度受到冲击,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徽宗的乱政和亡国。事实上,从熙宁变法到靖康之难不过五六十年,顷刻间便山河破碎,可谓惨不忍睹。

这当然是只能从长计议的话题。要说的是,王安石变法四大问题暗含着一种倾向,那就是专制主义,或者走向专制的可能。因为崇尚国家主义,相信政府万能,就难免从集权走向专制。尽管在熙宁年间,这还只是苗头,这苗头也要到忽必烈他们把两宋文明彻底摧毁之后,才会在朱元璋父子的鲜血浇灌之下长成参天大树。当然,是别人的血。

但,王安石仍然难辞其咎。他的儿子王雱不是扬言要把韩琦和富弼的人头挂在街上吗?自己不也五次三番提醒皇帝尧舜处死了鲧吗?他的保甲法不也像商鞅,散发着法西斯的味道吗?凡此种种,请问离专制主义又有多远呢?

留下的教训,更是惨痛而深刻。

毫无疑问,王安石是改革家,他的变法也是改革,而且是必要的改革。这让他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和许多同情,尽管某些同情不但可笑,还很廉价。幸运的是,王安石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以为改革就好,还要看为何改革,为谁改革,怎样改革。如果没有想清楚这三个问题,那就只能算盲动;如果像王安石那样弄错了答案,更得咽下苦果。

另一个教训便是应该怎样看待理想,看待道德。有理想的人无疑值得尊敬,尤其是同时还有道德。但,如果他掌握了公权力,还要用这公权力来实现理想,就有可能变得恐怖和必须警惕。要知道,道德是用来自律的,道德高尚不等于认识科学决策正确,社会理想的实现更是只能靠全民的共识和践行。一旦动用公权力强制推出,就一定是悲剧。

问题是,以当时的情况,王安石不改革,行吗?改革而不动用公权力,不依靠政府部门,行吗?也不行吧?

这恐怕就是更深层次的悲剧了。是的,中华帝国发展到两宋,一方面是文明程度到达了顶峰,另方面是整个体制和机制都出了问题。结果,不改则烂,变法则乱,改革和纠偏用力过猛则亡。何况北方还有人虎视眈眈,先是女真,后是蒙古,他们可不是已经变得和平的契丹,更不是菩萨。

风萧萧兮易水寒,丧钟已在刺骨的寒风中敲响。

宋,将漂浮在水面上,淹没在大海中。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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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1067年(治平四年),宋英宗赵曙卒,太子赵顼继位,是为神宗。1068年(熙宁元年),以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1069年(熙宁二年),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厉行改革,史称“熙宁变法”。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行均输法和青苗法。

1070年(熙宁三年),行保甲法和免役法。司马光反对新法被贬,王安石任宰相。

1071年(熙宁四年),定科举法。苏轼被贬。

1072年(熙宁五年),行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

1073年(熙宁六年),枢密使文彦博反对新法被贬。

1074年(熙宁七年),郑侠上流民图请废新法,王安石被贬,吕惠卿为参知政事。

1075年(熙宁八年),王安石官复原职。

1076年(熙宁九年),王安石辞职,变法失败。

1077年(熙宁十年),黄河决口。

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下狱,被贬到黄州。

1084年(元丰七年),司马光《资治通鉴》完成。

1085年(元丰八年),神宗卒,太子继位,是为哲宗。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引旧党,罢新法。

1086年(元祐元年),司马光拜相,尽废新法。苏轼任翰林学士。王安石、司马光卒。

1093年(元祐八年),太皇太后卒,哲宗亲政。

1094年(绍圣元年),章惇为首相,恢复新法。

1100年(元符三年),哲宗卒,弟徽宗继位,章惇被贬。

1101年(建中靖国元年),苏轼卒。

1102年(崇宁元年),立元祐党籍碑。

1127年(靖康二年),北宋亡,南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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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王安石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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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扉页

第一章 南宋始末 宋徽宗

靖康耻

新政权

风波亭

最后一幕

第二章 繁华港湾 流亡政府

泉州故事

满船都是钱

外贸季风

错失良机

第三章 理学是非 文天祥谜团

伪君子与变态狂

朱熹的意义

天理与人欲

谁迷心窍

从江湖到庙堂

第四章 宋词韵味 词的形式

词的境界

苏轼的意义

秦观的价值

幸亏还有辛弃疾

李清照及其他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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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19

风流南宋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流南宋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1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5180-1

Ⅰ. ①风… Ⅱ. ①易…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南宋Ⅳ. ①K24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2545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徐慧敏

书籍设计 朱镜霖

插图绘制 方佳翮 李芸

易中天中华史

风流南宋

易中天 著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30 千字

印张 7.5

印数 1-45,000

插页 2

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5180-1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南宋始末

宋徽宗

朕不行了!皇帝对群臣这样表示,眼泪汪汪。

陛下是在御前会议上突然昏厥的,并摔下了御床。宰相和执政(副宰相)赶紧让宦官将皇帝抬到东阁,又召来太医号脉开方。几服汤药灌下去,圣上这才苏醒过来。

但,已是半身不遂。

于是皇帝举起左臂要来纸笔,用左手写下一行字:我已无半边也,如何了得大事?

请注意,原文如此。

宰相和执政却一言不发。

皇帝又写了四个字:诸公如何?

宰相和执政还是一言不发。 〔1〕

不说话是有道理的:他们怀疑皇帝装病。

事实上也是装病,原因却说来话长。

装病的皇帝叫赵佶(读如吉),也就是徽宗。他是神宗第十一个儿子,本与皇位无缘,却又多才多艺。所以这位被封为端王的哥儿,便在自己的府中开展文艺和体育活动,《水浒传》中作恶多端的奸贼高俅就是在这时认识他的。

不过高俅虽然确实做了太尉,政治待遇更高达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正史中却是没有传的。可见此人固然没有做过多少好事,恐怕也没做过什么坏事,碌碌无为而已。 〔2〕

高俅也不是地痞流氓,反倒因为写得一笔好字备受苏轼欣赏。苏轼离京外放,便把他推荐给朋友。这位朋友跟端王也很要好,好到可以互通有无。有次上朝时,端王对苏轼的朋友说:今天忘了带篦子,能不能把你的借我用一下?

苏轼的朋友二话不说,就把篦子递给端王。

端王说:你这篦子好可爱。

苏轼的朋友说:那就送给王爷一副新的。

篦子当天便送到了王府,送篦子的正是高俅。高俅走进园子时,碰巧端王在踢球。高俅站在旁边看得入神,端王也发现他是个懂行的,便问:你是不是也会这个?

高俅答:会一点。

端王高兴极了,当即邀请高俅下场,两人对踢。那时的足球是炫技性的,不是对抗性的。高俅艺高人胆大,把球踢得花样翻新,看得端王心花怒放,马上派人传话给苏轼那个朋友:你的篦子我收了。你的人,本王也要了。 〔3〕

宋徽宗赵佶(1082—1135),北宋第八位皇帝,先后被封为遂宁王、端王,元符三年即帝位。在位二十六年间,怠于政治,崇信道教,自称道君皇帝,后 传位于钦宗。“靖康之难”时,徽钦父子均被金人掳去。

书法字体“瘦金体”创始人,擅长工笔画,传世作品有《秾芳诗帖》《池塘秋晚图》《柳鸦芦雁图》等。

实话实说,这不能算是腐败。

首先,踢球在宋代是一种时尚。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市井小民,无不趋之若鹜。在一幅传世宋画中,宋太祖赵匡胤神闲气定将球踢起,弟弟赵光义和大臣赵普等五人围成一圈目不转睛,可见这其实是高雅的运动,至少并不丢人。

徽宗的父亲神宗也酷爱此道。熙宁八年闰四月,神宗跟弟弟岐王赵颢、嘉王赵頵(读如晕或君)踢球,宣布以玉带为赌注。没想到赵頵说,臣弟如果赢了,不要玉带,只请求废除青苗法和市易法,结果弄得神宗很是扫兴。 〔4〕

端王喜欢踢球,并不奇怪。

原作北宋苏汉臣,元代胡廷晖临摹品。

何况这时的赵佶还不是皇帝,只是闲散的王爷。所以他对高俅的欣赏,倒应该说是惺惺相惜。这就比某些发现臣下才华超过自己便恨不得杀人的,境界要高得多。

事实上徽宗在他统治期内是善待才子的,甚至堪称帝国最大的艺术赞助商,比如创办画院等等。尽管这不过是圈养御用文人,但也说明徽宗对自己的审美品位和创造能力充满自信。毕竟,此人好歹也是一种书体(瘦金体)和画风(工笔画)的创始人。不难想象,如果让他担任大宋的文化部长或体育局长,“称职”二字恐怕毫无悬念。

千不该万不该,是当了皇帝。

元符三年(1100)正月十二日,哲宗驾崩,皇位的继承立即成为问题,因为哲宗唯一的儿子已经夭折了。这时最有话语权的是三个人:神宗之妻向太后、唯一宰相章惇(读如敦)和知枢密院曾布。福建人章惇和江西人曾布都是王安石的亲密战友,但这时早已离心离德,甚至反目为仇。

提出问题的,当然是向太后。

宋徽宗绘。纸本淡设色,纵34厘米,横223.2厘米,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右下角的签名花押为“天下一人”,透露着年轻帝王的踌躇满志。

太后哭着说: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子,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不能父死子继,就只能兄终弟及。何况神宗有十四个儿子,此刻除了已经去世的,还有五个。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他们都不是向太后亲生。 〔5〕

于是章惇厉声说:当立简王!

简王就是神宗的第十三个儿子赵似,跟赵佶一样也是哲宗的弟弟,但跟哲宗同母。母以子贵,他们的母亲朱德妃也在哲宗即位后尊为皇太妃。太后无子,当然立太妃的。

向太后却说:老身无子,诸王都是庶出。

这就是不承认简王能够“子以母贵”了。不能立嫡就只能立长,于是章惇说:那就立申王!

申王赵佖(读如必)行九,比端王赵佶年长。

向太后还是不同意,给出的理由是申王有病。这倒也是事实,不过真实原因是太后心中有人,即端王赵佶。赵佶的母亲陈氏地位低下,又已去世。跟这样一个没有后台的皇子结盟,显然符合向太后的利益,她又岂能同意简王继位?

当然这一点不能公开说,太后的办法是抬出先帝。她对宰执们说:先帝有言,端王有福寿,又仁孝,当立。这话其实死无对证,只不过谁也不敢要求出示证据。

章惇急了,叫道:端王轻佻,不可君临天下!

曾布也一声怒吼:章惇听太后处分!

其他人都说:谨遵圣旨!

章惇只好默然,赵佶也做了皇帝。 〔6〕

这一年,他虚龄十八。 〔7〕

事后看来,向太后的话多少有些道理,赵佶这家伙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他对太后堪称尽孝,对兄弟和臣民亦不血腥,甚至还有仁政。比如崇宁元年(1102)八月,便设置了对贫困民众公费医疗的安济坊,九月又建安置鳏寡孤独的居养院,崇宁三年(1104)二月再置公共墓地漏泽园,从此那些没有亲属或一贫如洗的死者不再成为孤魂野鬼。 〔8〕

有历史学家认为,这要算徽宗和蔡京做的善事。

但是章惇也同样不幸而言中。就在徽宗和蔡京做慈善的同时,对司马光等人的政治迫害也全面展开。正如我们在《王安石变法》一卷中所说,徽宗甚至发明了“元祐奸党”的称呼,并将黑名单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写出来,刻成石碑,叫元祐党籍碑。由于蔡京的操纵,章惇后来也榜上有名。与章惇为敌的曾布,则很快被蔡京排挤,贬官出京。

王安石和司马光时代的风骨,荡然无存。

青云直上的是王黼(读如甫)和李邦彦之流。李邦彦本是银匠之子,由于长得漂亮,会说笑话、唱小曲和踢足球被徽宗看中,人称“浪子宰相”,与徽宗那“风流天子”正好是一对。王黼更是奇葩,居然在宣和元年连升八级,而这位宰相讨好皇帝的办法,竟是和蔡京的儿子蔡攸一起,穿着短衣窄裤涂红抹绿,混在戏子中间表演淫词艳曲。 〔9〕

这实在比高俅还要不堪。

蔡京就更不用说了,他是奢侈到就连吃包子用的葱丝都要专人负责的。宰相如此,国运可知。徽宗一朝可真是皇帝骄奢淫逸,官僚文恬武嬉,举国腐朽不堪。徽宗却自我感觉良好,还玩起宗教的游戏来。他欣然接受道士们所上“教主道君皇帝”的称号,自以为真是上帝的长子下凡。

徽宗,可以说是北宋最糟糕的皇帝。

北宋亡在他手里,也不奇怪。

宋徽宗撰。绢本,大字楷书。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秾芳依翠萼,焕烂一庭中。零露沾如醉,残霞照似融。

丹青难下笔,造化独留功。舞蝶迷香径,翩翩逐晚风。

靖康耻

让徽宗成为亡国之君的,是女真人。

女真是生活在我国东北的少数民族,主要以农业和狩猎为生,有时也漂洋过海把高丽和日本当作猎场。据日本史书记载,公元1019年,也就是宋真宗天禧三年,女真曾以巨舰五十艘从图们江口出海,抵达日本的对马岛和壹岐岛,攻入福冈湾,尽管这时他们连自己民族的文字都还没有。 〔10〕

由此养成的,是彪悍好斗的性格。因此,当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的大宋和契丹各自安享太平时,女真人自强不息地成长着,从分散的部落变成部落联盟,终于强大到可以不把邻居和宗主放在眼里,自说自话地称起皇帝来。

这一天,是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正月初一。

称帝的人,叫完颜阿骨打。

完颜阿骨打(1068 —1123),汉名旻,金朝开国皇帝。

阿骨打给自己起的国号叫金。他的说法是:契丹以镔铁为号,哪里比得上金?金才是永不生锈的。 〔11〕

这当然跟万寿无疆一样不过是自作多情,金最后也被更加强悍的蒙古所灭,存在时间比宋和辽都短。但是女真人学习能力之强,成长速度之快,却令人咋舌。完颜阿骨打称帝十年之后,他们就把契丹人赶出了中原。两年后,又把大宋的中央政府撵到长江以南,宋也被切割为北宋和南宋。

两件事,总共十二年。

不过,辽是在劫难逃,宋是自己找死。

政和元年(1111)九月,也就是徽宗皇帝即位十一年多以后,童贯出使大辽。童贯是个宦官,由于跟蔡京狼狈为奸、相互提携而青云直上,竟然官拜太尉,掌握大宋兵权二十年之久,时人将蔡京和他分别称为公相和媪相。 〔12〕

媪读如袄,老太太的意思。

奇怪的是,童贯这宦官是长胡子的,身材也魁梧。然而即便如此,宦官担任使节仍然很不体面,不但大宋朝野议论纷纷,就连契丹也嗤之以鼻。他们聚众围观,指手画脚嘻嘻哈哈地说:快来看啊,南朝人才不过如此!

童贯却有收获。

收获是后来被徽宗赐姓改名为赵良嗣的辽人马植。这个叛徒献了一计:联合女真,灭亡契丹。他的说辞是:辽帝不得人心,契丹亡国在即。天朝大兵一出,百姓必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就算女真得志,我方也可以先发制人。 〔13〕

这话听起来不错,却是馊主意。

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大宋革新》中所说,由于签订了澶渊之盟,辽宋两方已经享有一百零六年和平。契丹对大宋并无威胁,也没有野心,反倒无形中成为防火墙。这个时候去联合女真,岂非自毁长城,引狼入室?

只会寻花问柳的徽宗却喜出望外,蔡京和童贯更是极力怂恿,马屁精王黼还派了画师出使大辽。那画师画了张肖像回来说:辽主望之不似人君,一脸亡国之相。恭请陛下替天行道火速出兵,收复燕云十六州指日可待。 〔14〕

徽宗听了,脸上比他笔下的花儿还要好看。

可惜事与愿违。契丹在女真面前虽然是纸老虎,对付宋军却绰绰有余。结果,金兵势如破竹,攻下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的辽中京,以及位于今天山西省大同市的辽西京,童贯的二十万大军却被辽兵打得落花流水,王安石变法以后积存的军需赔得干干净净。

童贯无奈,只好求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帮忙。阿骨打也不含糊,又亲自领兵一举攻下也叫燕京的辽南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市,并把它移交给宋。只不过,宋人接手的是一座被洗劫过的空城,而且还要每年交一百万租金。 〔15〕

朝廷里却是异口同声的歌功颂德。

宋徽宗更是感觉良好。他一面玩着道教游戏,一面泡着京师名妓,自以为是千古一帝。他甚至荒唐到在王黼家喝得酩酊大醉不能说话,也上不了朝。直到金人长驱直入,童贯之流再也瞒不住军情,徽宗这才如梦方醒。 〔16〕

金兵是在宣和七年(1125)十月决定南下的。这时他们的元首已是太宗,带兵打仗的则是太子和国相。只不过金人部署已定,宋却浑然不知,以至于十二月初五那天,女真的使节现身太原时,前线指挥官童贯竟大吃一惊。

童贯说:如此大事,怎么也不事先告诉我?

金使说:怎么着,吊民伐罪还需要打招呼吗?如果贵朝当真是对手,我军又岂敢用兵于千里之外? 〔17〕

童贯魂飞魄散,一溜烟逃回开封。他的到来证实了金兵南下的传言。事实上,到二十二日那天,金兵距离开封已经只有十天的行程,大宋首都可谓危如累卵。

徽宗这才明白治国不是画画,打仗不是泡妞。束手无策的他决定耍赖,将无险可据的开封留给太子赵桓镇守,自己逃到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去躲避风头。

这时,一个名叫吴敏的官员站了出来。

吴敏问:听说陛下南巡之计已定,有这事吗?

徽宗不说话。

吴敏说:金兵南下,京师震动。有准备逃跑的,有主张坚守的,还有打算趁机谋反的。这三种人共守一城,城必破国必亡。到那时,请问陛下还到得了金陵吗?

徽宗说:朕之所忧正在于此,爱卿有何良策?

吴敏说:只能传位太子。

徽宗说:那就明天。不过,恐怕得装病。

吴敏说:也好。 〔18〕

于是就有了本书开头的那一幕。

可惜宰臣都不傻,谁都不说话。徽宗环顾左右,见无人应答,只好又提笔写道:皇太子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处龙德宫,可呼吴敏来作诏。 〔19〕

这样一来,烫手的山芋就到了赵桓手里。

赵桓是在阿骨打称帝一个多月后被立为皇太子的,而且也还称职。据正史记载,为了讨好储君,蔡京曾经献上大批阿拉伯琉璃酒具,却被赵桓砸个粉碎。他斥责蔡京说:身为天子大臣,不以道义辅导,难道要我玩物丧志吗? 〔20〕

如此说来,传位太子怕是对的。

太子却死活不肯奉诏。他先是在御床前号啕大哭,被强行披上皇袍架到福宁殿后又昏死过去,灌下汤药苏醒过来又不认识人。看来,他装病的本事也不亚于老爹,只可惜这些挣扎都是徒劳,这个倒霉鬼命中注定要做替罪羊。 〔21〕

二十四日,赵桓即位,是为钦宗。

钦宗的年号叫靖康,只使用了一年两个月。因为靖康二年(1127)二月上旬,徽宗和钦宗就被金人废为庶民,替代他们的是一个傀儡皇帝,国号也被更改。之后,徽宗和钦宗以及皇室成员被掳往北方,北宋灭亡。

这在历史上,就叫靖康之难。

◎靖康之难前后大事年表

年 月 日 事件

宣和七年

(1125) 十月 金太宗决定南侵

十二月 二十二 金兵距离开封只有十天路程

二十三 徽宗下诏传位皇太子

二十四 赵桓即位,是为钦宗

靖康元年

(1126) 正月 初三 徽宗逃离开封

二月 初七 宋金签订合约

四月 初三 徽宗回到开封

八月 金兵再次南侵

九月 初三 金兵攻克太原

十一月 三十 金东西两路军会师开封

闰十一月 三十 钦宗进金营求和

十二月 初二 金人放回钦宗

靖康二年

(1127) 正月 初二 钦宗遵金人之命再入金营

二月 初六 金废徽宗和钦宗为庶民

初七 徽宗被掳至金营

三月 初七 金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

四月 初一 金人掳徽宗钦宗北还

初九 张邦昌宣布退位

五月 初一 赵构称帝,南宋始

说起来钦宗原本是有机会的。实际上,金兵第一次南侵并没有灭宋的打算,宋也起用了主张抗战的李纲等人。然而钦宗对形势总是做出错误判断,态度也忽软忽硬。金军兵临城下时,什么条件都答应;金兵一走,援军一到,又立马反攻倒算。但最后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屈膝求降。

如此首鼠两端反复无常,不但让金人看不起,也让他们觉得不灭了这帮窝囊废,简直就对不起老天爷。钦宗和徽宗也很配合地让金人砍下了这一刀。至于蔡京和童贯,则早就不得好死。蔡京死在流放途中,童贯被钦宗下令斩首。

所有人的命运就这样改变了。

南宋,则在刀光血影中开始。

新政权

南宋之前还有一个伪政权——楚。

伪政权是金人扶植的。原因,大约是这些飞扬跋扈的胜利者也很清楚,自己其实统治不了中原地区,尽管大宋已经被他们打得半身不遂。金的将领也没有一个愿意留下来镇守占领区,因为长期生活在白山黑水的女真人,实在无法忍受这里的湿热。扶植傀儡政权,无疑是最佳选择。 〔22〕

选择张邦昌做伪皇帝,却可能是阴差阳错。

被金人册立为“大楚皇帝”的张邦昌,原本是跟后来成为南宋开国皇帝的赵构一起在敌营做人质的。徽宗和钦宗被占领军废黜以后,开封城内的大宋官员接到指令,要求他们选择一个新皇帝,但不能是赵家人。正好这时京师哄传金人意在张邦昌,这帮家伙便把他的名字报了上去。 〔23〕

当时的情况其实不难想象。徽钦二帝和皇太子都已沦为阶下之囚,文武百官早就成为没头苍蝇。他们还能聚在一起开会,只不过因为金人放话:不赴会者,军法从事! 〔24〕

这个时候,谁还敢说三道四?

唱反调的只有几个人,其中之一是御史马伸。马伸义正词严地说:我等身为监察官员,岂能坐视不吐一词?愿与诸公共上议状,请求仍立赵氏皇族为帝。

响应他的,却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可能谁都想不到,竟是秦桧。

秦桧当时的职务是御史中丞,也就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的实际长官。御史马伸提出了反对意见,身为长官的秦桧当然要支持。于是,秦桧给金人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如果立张邦昌为帝,天下不服。信中甚至还有这样的话:桧不顾斧钺之诛、戮族之患,为元帅言两朝之利害,云云。 〔25〕

呵呵,秦桧并不是胆小鬼。

结果,他在两天后就被金人逮捕。

与此同时,张邦昌也绝食了。

其实,最不愿意接受这一方案的就是张邦昌。他既没有取代赵宋的野心,也很明白自己不是那块料。所以,张邦昌迟迟不肯就范。他对那些推荐者说:你们怕死,就把我推进火坑,那我还不如现在就死了的好!

金人当然不会让他死,也不会让他辞。在连哄带骗把张邦昌弄进开封城以后,占领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三天之内立新皇帝,否则先杀文武大臣,后杀全城百姓! 〔26〕

张邦昌这才哭哭啼啼地按照金人的剧本演出。

三月初七,金人册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张邦昌则立即将自己定位为维持会长。他不称朕,不御正殿,不接受群臣朝贺,不立年号,也不坐北朝南。就连那皇袍,只要金人不在场,也坚决不穿。任命官员,则统统宣布为代理。 〔27〕

这时的张邦昌,不像天子,倒像戏子。

结果是什么呢?

四月初九,也就是金人退兵第九天,他就退位了。在此之前,张邦昌做了三件事:一是与金人交涉,要回被扣押的许多北宋大臣,停止占领军在开封的搜刮,保全赵宋的陵寝和宗庙;二是尊哲宗的孟皇后为太后;三是将传国玉玺送到赵构那里,并称:臣不敢死,只为封府库以待君王。 〔28〕

这就是天不灭宋了。比如孟太后,原本应该跟其他后妃一样被掳往北方的。只因为她早就被废住在娘家,结果因祸得福。还有赵构,原本在金营做人质。只因为武艺高强被认为是冒牌货,被遣送回朝。之后,又被钦宗派往外地,官拜兵马大元帅。结果,同为人质的张邦昌和赵构,便一个成为瓮中之鳖,另一个成为漏网之鱼,还鲤鱼跳了龙门。 〔29〕

造化弄人,大体如此。

五月初一,康王赵构在大宋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登基称帝,时年二十一岁,是为宋高宗。张邦昌则被任命为太保,封郡王。当然,他最后还是被杀,罪名或起因却不是谋篡,而是与徽宗的某嫔妃关系暧昧。 〔30〕

当然这是后话。

此刻的赵构,最着急的还是站稳脚跟。所以,他在登基当天就改元建炎,意思是:建隆再造,以火克金。如此口号无疑鼓舞人心,但改元的迫不及待却透露了他的心思:尽快与靖康告别。那个年号不仅代表着耻辱,也代表着大宋合法的皇帝钦宗。不跟这倒霉鬼划清界限,自己就没有前途。

南宋,就这样匆匆拉开帷幕。

接下来的戏码是由流亡政府的不断流亡构成的。登基五个月后,高宗就从南京应天府移驾扬州。此后,他便堪称居无定所。尤其是头四年,甚至还一度漂泊在海上。直到绍兴八年(1138)十二月,才算是安定下来。

这里面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首先是公元1131年的改元。新年号叫绍兴,而且一直使用到高宗让位于皇太子,足足延续了三十二年。改元时所在的城市越州,也因此改名绍兴。这在明清两代之前是很不寻常的。过去皇帝都喜欢改元,赵构的列祖列宗也一样,比如徽宗就有六个年号。然而高宗对绍兴却是情有独钟,美滋滋地坚持到底。这当中难道没有奥秘?恐怕有吧?

那就来看时间表。

◎南宋之初大事年表

年 月 日 事件

建炎元年

(1127) 五月 初一 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称帝,南宋始

十月 初一 高宗移驾扬州

十二月 金人分三路南下伐宋

建炎三年

(1129) 二月 初三 金兵攻扬州,高宗披甲奔镇江

十三 高宗至杭州

三月 初五 杭州兵变

四月 初一 高宗复位

五月 初一 高宗至常州

初四 高宗至镇江

初八 高宗至江宁,改江宁为建康

七月 升杭州为临安府

十月 初八 高宗至杭州

十七 高宗至越州

十二月 初二 高宗奔明州

十一 金兀术攻破临安府

十五 高宗乘船至定海

十九 高宗至昌国

二十四 金兀术攻破越州

二十六 高宗船驶往温州、台州

建炎四年

(1130) 正月 初二 金兵攻明州

初三 高宗至台州

十六 金兵破明州、定海

二十一 高宗泊温州港口

二月 金兵焚明州、杭州,大掠后北还

十七 高宗至温州

三月 十五 韩世忠大败金兀术于镇江

十九 高宗船离温州

四月 十二 高宗至越州

七月 二十七 金立刘豫为帝,国号齐

十月 初二 秦桧自金逃归

很清楚,从建炎元年到四年,高宗基本在路上。金人的想法很明确:只要灭了这小子,就永无后顾之忧。同样,赵构的思路也十分简单:存活下来就是胜利。于是他不惜疲于奔命,也要避其锋芒。最后,金人在屡屡扑空之后只好放弃努力,扶植了又一个伪政权了事。 〔31〕

这个国号大齐的伪政权,成立于建炎四年七月。

赵构马上明白,新时代可以开始了。继承就叫绍,崛起则叫兴,那就改元绍兴。只不过,他继承的不是王朝,只是王朝的名字。他要建设和振兴的,则是自己的江山。

没错,高宗一天都没想过要打回开封。

因此,伪齐政权垮台的第二年,他就定都杭州了。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件事。当然,南宋君臣部分在思想上,部分在口头上,仍然认为他们的首都是开封,因此杭州被称为行在所和临安府,也就是临时政府所在地。但,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没多少人把自己看作临时工。

但不管怎么说,定都杭州以后南宋稳定了下来。高宗皇帝固然不必颠沛流离,官员民众也都各得其所。事实上,杭州也确实是好地方。别的不说,单是那秀丽的风景、富饶的物产和舒适的生活,便足以让人流连忘返乐不思蜀。我们甚至只要读一句柳永的词,就知道杭州是多么令人神往: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32〕

据说,正是这词,惹得金主完颜亮起了南下之心。

这当然只是一种说法。毕竟,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完颜亮和宋高宗也不是文艺青年。对高宗来说,杭州的第一优点是安全。这座城市地处江河湖泊纵横交错的水网地带,也是浙东和京杭两大运河的终点站,交通便捷物流通畅,有利于商贸民生,不利于骑兵驰骋,岂非偏安守成的风水宝地?

所以,尽管南宋朝廷对定都问题曾经争论不休,但最后那些异议都烟消云散。直到德祐二年(1276)杭州被蒙古人占领,这里都一直是南宋的政治中心。宋高宗甚至在他五十六岁那年就交出皇位,自己躲到一边安享晚年。

这么说,宋金双方和平共处了?

是。但付出了沉重代价。

风波亭

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飞被杀。

罪名,是谋反。

这是冤案,也是疑案。因为就连岳飞是怎么死的,都不清楚。元代脱脱等人所撰《宋史》之《高宗本纪六》宣称系皇帝下诏赐死,同书《岳飞传》却说:由于既没有口供又没有实证,这事拖到年底仍不能结案。当朝宰相秦桧就写了张便条送往狱中,狱中则向朝廷报告岳飞已死。

按照后一种说法,岳飞竟然是被暗杀的。后人甚至言之凿凿,声称地点就在最高法院大理寺中的风波亭。

所以,此案又叫风波狱。

不过在宋代史料中,并没有什么风波亭。

岳飞的罪名,当然也是莫须有。

据正史记载,抗金名将岳飞是在绍兴十一年十月十三日被捕的,关押在大理寺的监狱中,负责审理此案的是大理寺卿周三畏和御史中丞何铸。然而两人审来审去,什么证据都没有,反倒确认岳飞是忠臣。当时,岳飞撕开衣服,背上赫然露出“尽忠报国”四个字的刺青,何铸不禁为之动容。

于是何铸向秦桧报告:这是冤案。

秦桧当然不会听他的,便换了监察御史万俟卨(读如莫其谢)做主审官。万俟卨立即捏造事实,宣称岳飞之子岳云与岳飞部将张宪书信往来图谋不轨。证据嘛,对不起,万俟卨的说法是:那些文件已经被烧掉了。 〔33〕

这就明明白白是诬陷。可惜,当时没有“疑罪从无”的观念,此案也并不可能因此撤销。另一位早就交出兵权闭门谢客的抗金名将韩世忠实在看不下去,不顾身家性命向秦桧提出质疑,询问此案究竟有何证据。

秦桧回答:证据没有,事情莫须有。 〔34〕

什么叫“莫须有”?

解释有好几种:可能有,应该有,必须有,等等。

那么,到底是哪种?

这就要看是谁要陷害岳飞。

传统的说法是秦桧和万俟卨,所以西湖边岳王庙里就有他们两人的跪像。至于犯罪动机,是万俟卨恨岳飞,秦桧则要跟金人议和。民间甚至还有这样的传言:秦桧是女真人的卧底和奸细。他从大金回归南宋,是被派来的。

此话当真?

也只能说事出有因。

我们知道,秦桧在靖康二年(1127)二月十五日被金人逮捕并带往北方。三年半以后,也就是建炎四年(1130)十月初二,却举家回到了南宋。尽管当时受到高宗君臣的欢迎和首肯,抗金领袖李纲甚至称赞他的南归乃得天相助,但是谋害岳飞以后,质疑的声音便一浪高过一浪。

可惜,奸细一说查无实据。 〔35〕

相反,按照同时代人陆游的说法,秦桧的南归其实冒了风险。他早就做好了准备,却迟迟不敢动身。这时,一个跟他私交还不错的女真人问:为什么不向监军报告?

秦桧说:不敢。

那人说:你错了。我们女真重然诺,只要答应了就会替你担责任。只不过,你要是半路被抓,也不敢救。

秦桧便对左监军完颜昌直言相告。

完颜昌说:中丞当真要走吗?我们这里也有逃回大辽的契丹人,回去以后往往受到怀疑。秦公怎么保证能被南人视为忠诚呢?如果硬要走,我这里倒不必顾虑。

秦桧说:元帅也不必担心秦桧回去后的祸福。

完颜昌便默许了秦桧的逃离。 〔36〕

陆游这个说法比较靠谱。因为陆游的政治立场与秦桧是对立的,本人也受过秦桧排挤,没必要替秦桧护短。更何况完颜昌和那女真人的说法合情合理,并无可疑之处。

秦桧应该不是什么卧底。

再说就算是,岳飞也不是他能杀的。

对此,明代的文徵明早就另有主张: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又堪悲,风波狱。 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37〕

的确,以岳飞威望之高,区区一桧亦何能!

岳飞对秦桧的执政地位也不构成威胁,两人之间更没有深仇大恨。因此岳飞被害后,尽管有人煽风点火,怂恿秦桧斩草除根,秦桧却反倒出钱接济岳飞的子孙。显然,如果不是为了逢迎主子的旨意,这走狗不会变成疯狗。 〔38〕

罪魁祸首,只能是宋高宗。

事实上,当何铸向秦桧提出岳飞谋反是冤案时,秦桧的回答十分明确:此上意也!何铸也只好说:铸难道仅仅为了区区一个岳飞吗?强敌未灭而滥杀无辜名将,是会失去天下人心的,哪里能是江山社稷长久之计!

秦桧默然。 〔39〕

现在,我们不难理解他的“莫须有”是什么意思了:

皇上要杀人,需要理由吗?

莫须有,即不必有。

韩世忠当然明白,但还是悲愤难忍。他说:莫须有这三个字,怎么能让天下人心服口服? 〔40〕

对不起,高宗皇帝可不管这些,他就是要置岳飞父子于死地。所以,尽管万俟卨等人对岳云的判决只是流放,最后的结果却是斩首。举起屠刀的,还能是别人吗? 〔41〕

那么,他又为什么要下此毒手?

文徵明的说法是:徽钦既返,此身何属。

是这样吗?

有道理,但不完全。

高宗赵构当然明白,他这个皇帝来历不明。他也清楚地记得,尽管称帝之后遥尊钦宗为渊圣皇帝,仍然有人质疑其合法性。太学生陈东甚至直言:圣上不该即位。试想,如果渊圣皇帝来归,请问陛下将何以自处? 〔42〕

赵构二话不说,就把陈东杀了。

现在他还要杀岳飞,杀了岳飞才能跟金人和谈。事实上两个月以后达成的和约,也只是约定归还徽宗的灵柩,以及高宗的生母。钦宗的事,提都没人提。

宋代刘松年绘。绢本设色,纵26厘米,横90.4厘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左二为鄂王岳飞。左四为循王张俊,后主和,与秦桧合谋陷害岳飞。右二为鄜王刘光世,后引疾罢去兵权。右四为蕲王韩世忠,辞官忧愤而死。

但,这里面还是有问题。

比方说,韩世忠也是主张抗金的,怎么没事?

因为没有刺激高宗,而岳飞是刺激了的。要知道,当时金人有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这才是让高宗恨到骨头里的事。岳家军?大宋军队怎么能姓岳?谁的江山呀? 〔43〕

这就直接触犯了制约武将的祖宗家法,因此手握重兵的三大将领张俊、岳飞和韩世忠,在冤案发生之前都被解除了兵权。只不过,张俊投靠了秦桧,韩世忠则立马把自己变成闲杂人等,唯独岳飞是心腹之患。因此,在收复中原和保住皇权之间,高宗没有片刻犹豫就选定了后者。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只要这江山仍然姓赵,只有半壁又何妨!

如此之深的心机,秦桧才懂吧?

也许。

但,这样的王朝不亡,恐怕也天理不容。

最后一幕

南宋终于灭亡了,但不是亡于女真,而是蒙古。

蒙古人的崛起将在下一卷《铁血蒙元》再讲,这里要说的是:不长记性的宋人把靖康之难的故事又演了一遍,只不过辽换成了金,女真换成了蒙古,耗时也更久。

当然,更早成为牺牲品的,是女真人的金。

金是在西夏灭亡之后大祸临头的。在两宋时期,由于北宋与辽、南宋与金南北对峙,有三个地区渔翁得利,基本上版图不变,这就是大理、吐蕃和西夏。但是成吉思汗的野心和能力显然超过完颜阿骨打,在灭金之前先把西夏灭了。尽管这“一代天骄”也病死军中,他的继承人窝阔台却不是素食主义者,很快就兵临金的南京城下。

没错,金的南京就是宋的东京——开封。

同一王朝有多个京城,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比如:

宋四京

东京开封府 今河南省开封市

西京河南府 今河南省洛阳市

南京应天府 今河南省商丘市

北京大名府 今河北省大名县

辽五京

上京临潢府 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

中京大定府 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

东京辽阳府 今辽宁省辽阳市

西京大同府 今山西省大同市

南京析津府 今北京市,又称燕京

金六京

上京会宁府 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

东京辽阳府 今辽宁省辽阳市

北京大定府 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

中都大兴府 今北京市,又称燕京

西京大同府 今山西省大同市

南京开封府 今河南省开封市

当然,这些名字也有改来改去的。比方说,金天眷元年(1138)以会宁府为上京,上京临潢府就改称北京。到贞元元年(1153)迁都燕京,又改燕京为中都大兴府,中京大定府为北京。哈哈哈,辽的中京是金的北京,辽的南京是金的中都,金的南京是宋的东京,这很有意思。 〔44〕

也就是说,女真人南移的幅度远远大于契丹。

南移固然因为宋节节败退,也因为蒙古咄咄逼人。因此金人迁到他们的南京没过多久,不幸的开封又要为一个王朝送终。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面临灭顶之灾的女真人把南宋看作了救命稻草,逃到蔡州的末代皇帝金哀宗派使节到杭州求援说:蒙古军已经灭国四十。西夏亡了轮到我,我亡了轮到宋。唇亡齿寒,救我大金就是救你大宋! 〔45〕

南宋当然不会伸出援手。相反,他们认为报仇雪恨的时机到了,不妨趁火打劫,收复中原。于是,宋军与蒙军会师蔡州,金哀宗兵败自杀。他说:自古没有不亡之国,更少见不被羞辱的亡国之君。朕绝不会让自己落入敌手! 〔46〕

呵呵,倒是个爷们!

自以为得计的南宋却没有占到一毛钱便宜,反倒不得不面对蒙古人的虎狼之师。金哀宗说得一点都不错,灭亡了金以后,宋便成了成吉思汗子孙们的新猎物。宋蒙之间的战争迅速展开,而且一打就是四十五年。

不能不钦佩南宋的坚忍不拔。要知道,蒙古军团在中亚灭亡花剌子模,在东欧灭亡基辅公国,在中东灭亡阿拉伯帝国可都没花那么多时间。没错,他们打的是世界大战。后来被称为元世祖的忽必烈,不过是中国战区的司令长官。

然而南宋还是亡了。

亡国的原因很多。比方说,军人受到歧视,文臣又内讧不止,皇帝还自作聪明。实际上,金哀宗来求援时,南宋是应该帮他一把的。有一个金在宋蒙之间做缓冲,就算要亡也没那么快吧?说不定蒙古人就到欧洲安居乐业去了。他们在侵略日本和越南时碰了钉子,不就收手了吗?

南宋的统治集团却没有全球视野,甚至未必很清楚蒙古军团的战线拉得有多长,又固守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还错误地理解了远交近攻。他们忘记了,这可是强者才能使用的策略。当年的秦王国就是这样兼并天下的,联蒙灭金的宋则重蹈覆辙地把自己变成了孤立无援只能挨打的齐。

蒙古人就幸运得多。

南宋开庆元年(1259)七月,蒙古第三任可汗蒙哥在重庆钓鱼城遭遇顽强抵抗而阵亡。次年三月二十四日,他的弟弟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即可汗位。尽管此人汗位的合法性一直遭到质疑,但不可否认,忽必烈不但是军事家,更是政治家。当年四月初一,也就是他即位的七天之后,忽必烈就建立了中书省。五月十九日,又确定该年的年号为中统。这些可都是蒙古没有的。至于他在十一年以后取《周易》之“乾元”意义改国号为大元,就更是向中华文化学习,将蒙古的政权从里到外都开始汉化了。 〔47〕

据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临安被攻破后,宋军一路败退,途经福州、泉州、潮州、惠州、崖山。崖山一役,小皇帝投海,流亡政府彻底溃散,中原政权终于为游牧民族所接手。

这样看,忽必烈更像中华皇帝而非蒙古可汗。

天无二日,人无二君,宋的命运在此刻已被决定。事实上忽必烈即位之初,就有人献上了灭宋之策,那就是先攻占襄阳,然后顺江而下直取临安。在此之前已经灭亡了大理国的忽必烈深以为然,杭州也在此刻被他看作了盘中餐。 〔48〕

公元1274年,也就是南宋咸淳十年、大元至元十一年正月初一,即可汗位近十四年,并且已经改国号为大元的忽必烈宣布正式定都今天的北京,这座城市也由金中都变成了元大都。此后它一直是忽必烈所建之元政权的政治中心,被尊为上都的开平则退出了历史舞台。

也就在这一年六月,忽必烈下令伐宋。

担任前线总指挥的是丞相伯颜。这是个儒雅的人,忽必烈的指令则是不要滥杀无辜。世祖对伯颜说:当年宋太祖的大将曹彬平定江南,靠的是不嗜杀,朕希望你向他学习。 〔49〕

伯颜似乎也做到了,至少最后一幕是这样。

事实上当伯颜的三路大军逼近临安时,南宋当局陷入了空前的绝境:前方不断传来战败的消息,行使皇权的则是五岁的小皇帝和他的祖母太皇太后谢氏。这个时候,伯颜如果要动粗,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是他没有。他一面重申并严明军纪,一面不紧不慢地接待络绎不绝的南宋使节,同时温文尔雅又毫不动摇地打消他们请求退兵的痴心妄想。

给钱?对不起,不行!

称侄?对不起,不行!

称孙?对不起,不行!

称臣?对不起,还是不行! 〔50〕

伯颜甚至这样对来使说:赵宋江山原本就是从孤儿寡母那里得来的,现在丢失在孤儿寡母手里,岂非天意? 〔51〕

这就明确地宣示了忽必烈的旨意:此行的目的不是掠夺也不是泄愤,而是要接管政权。不管远在他乡的蒙古贵族和同胞们怎么想,我忽必烈就是要做中华皇帝!

当然,蒙古帝国的可汗之位,也不出让。

对此,忽必烈信心满满,伯颜也稳坐钓台。毕竟,拿下临安已如囊中探物,南方的冬季对蒙古人也正合适。十一月出兵的伯颜完全可以耐心等到开春,犯不着大开杀戒,弄得自己身上血迹斑斑,很不像开创新时代的样子。

南宋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却只有投降,并被蒙古军带回了元上都。传国玉玺、礼器乐器和图书资料也被带走,南宋在实质上已经灭亡,时间是德祐二年(1276)三月。

伯颜也回朝了。但除了随身行李,什么都没带。实际上他在建康时,就曾经赋诗明志: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现在,他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52〕

这可真是不带走一片云彩。

留下的是诸多谜团:南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如果很差,为什么会延续一个半世纪之久?如果很强,又为什么会土崩瓦解,坍塌得就像被恐怖分子袭击的世贸大楼?

对此,学术界众说纷纭。

我们的办法,则是走进去仔细看看。

只不过,故事只能倒过来,从南宋之亡说起。

第二章

繁华港湾

流亡政府

至元十三年(1276)五月初一,也就是已经投降的杭州小皇帝赵㬎(读如显)在元上都朝见忽必烈,并被册封为瀛国公的前一天,南宋流亡政府在福州成立,改元景炎。皇帝赵昰(读如夏)是赵㬎的哥哥,八岁,后来庙号端宗。政府成员则有文天祥和陆秀夫,还有张世杰和陈宜中。

这不是团结的政府,因此也不是胜利的政府。

问题首先出在陈宜中。

陈宜中其实是应该对南宋之亡负政治责任的。伯颜所部紧逼临安之际,左丞相叛逃投敌,中央工作由右丞相陈宜中主持。当时,文天祥提出与张世杰合兵抗战,被拒绝。后来形势进一步恶化,张世杰又提出请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避难海上,自己和文天祥背城一战,也被陈宜中拒绝。 〔1〕

拒绝,是由于他认为和谈有望。

可惜这其实是吞下了钓饵。事实上伯颜不紧不慢,就是要让南宋君臣抱有幻想放弃抵抗,这样他就可以兵不血刃地接管政权。于是,等到陈宜中希望落空如梦方醒时,已是战也不能战,和也不能和,能够想出的办法只有迁都。

太皇太后却死活不肯同意。陈宜中无奈,趴在地上痛哭流涕苦苦相劝,老太太这才勉为其难地收拾行李。然而等到天黑,也不见护驾的将士进宫。原来,陈宜中定的出发时间是第二天,却慌里慌张地忘了奏明。太皇太后认为自己上当受骗,气得把首饰扔了一地,关闭宫门再不见人。 〔2〕

陈宜中也不管不顾,逃之夭夭。就连后来到福州参加小朝廷,也是张世杰硬拉来的。当时陈宜中母亲去世,张世杰便把棺材抬到了船上,陈宜中这才跟着到了福建。 〔3〕

然而到了福州,此人又开始内讧,依然故我地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文天祥就是被他气走的,陆秀夫也被排挤。幸亏张世杰主持公道,陆秀夫才重返小朝廷。 〔4〕

希望,就寄托在张世杰身上了。

张世杰是和陆秀夫一起,被元人写进《宋史》之《忠义传》的,然而这位南宋忠臣却是蒙古叛将。他出生于安禄山发动叛乱的范阳,由于触犯军法而逃到南宋,又因屡建战功而步步高升。蒙古军南下时,杭州政府向各地求援,第一个赶来的就是张世杰。再加上陈宜中和陆秀夫手下无兵,能够支撑福州小朝廷的也就只有这位将军。

可惜,他却在泉州碰了钉子。

这是一个疑案,原因和过程各史书记载不一。可以确定的是,流亡政府只在福州六个月,就漂泊海上了。直接原因当然是蒙古军大举入闽,只能学习当年的高宗皇帝。宋高宗不是金兵一来就躲到海军基地吗?女真和蒙古人的骑兵虽然厉害,水战却不行。要到海上抓人,还真是鞭长莫及。

不过此举也有人质疑。因为当时小朝廷还有正规军十七万人,地方军一万,民兵三十万,足与元军决一死战,为什么要不战而走,还跑得那么快呢? 〔5〕

也许,他们是要到闽南去联合蒲寿庚。 〔6〕

蒲寿庚是客居泉州的阿拉伯商人。蒲是阿卜或者阿布的意思,比如阿布阿里(Abu Ali)写成汉字就叫蒲亚利,阿卜杜拉(Abdallah)则叫蒲罗歇。寿庚则是他的汉名。这个家族既然已认他乡作故乡,姓名汉化当然不足为奇,尽管在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方面仍然是穆斯林。 〔7〕

事实上此刻的蒲寿庚早已反客为主。他是泉州港最大的海外贸易商,同时又是外贸局长和海关关长,可以说掌握了这座港口城市的经济命脉。所以,他最后被任命为福建广东招抚使,名义上拥有这两个地区的军政和民政大权。

去泉州找他,并非没有道理。

后面的事情众说纷纭。一说小朝廷到了泉州港,被拒之门外。另一种说法是蒲寿庚上船拜见皇帝和太后,请两宫驻跸泉州,被张世杰拒绝。当时,有人劝张世杰把蒲寿庚扣留在船上,这样蒲寿庚的船就会跟着走,也被拒绝。 〔8〕

两种说法情况不同,意思却一样,那就是要指证蒲寿庚已有二心。这也不是没有可能。事实上,蒲寿庚后来是投降了元军的。元军东南战区司令长官董文炳为了对他表示欢迎和信任,甚至当场解下世祖所赐之金虎符,亲手系在蒲寿庚身上。忽必烈在事后对董文炳的自作主张也大为嘉许,可见元人对蒲寿庚何等看重,之前的劝降工作想必做了不少。 〔9〕

何况在张世杰他们看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蒲寿庚这外国人怎么靠得住?何况这家伙还很可能已经跟蒙军眉来眼去。所以,他绝不会让皇帝和太后跟着上岸。万一被扣为人质,或者被献给元军做见面礼呢?

但这是讲不通的。既然信不过蒲寿庚,那又为什么要到泉州来?如果说之前情况不明,那么,在见到蒲寿庚本人并疑心大起时,为什么还要放虎归山?更不可理解的是,放走蒲寿庚以后,张世杰又抢了他的船和钱。船数之巨,据说有四百余艘。当然,全是谁都想要的海船。 〔10〕

蒲寿庚勃然大怒。

愤怒的蒲寿庚立即跟南宋小朝廷翻脸,大肆屠杀在泉州的赵氏宗室、士大夫和地方军。十二月初八,蒲寿庚与知府田真子一起向元军投降,将泉州献给了蒙古人。尽管张世杰在次年七月又杀了个回马枪,但根本无济于事。 〔11〕

南宋小朝廷也只好继续南下。

后面的故事悲壮而惨烈。他们的船队先是到了广州珠江口的秀山,又转移到珠江口外大小横琴岛,再逃亡到广东省雷州湾外。这时,吓出病来的端宗赵昰命丧黄泉,一贯见风使舵的陈宜中则早就逃往越南占城,从此失去联系。

小皇帝一死,官员们便准备如鸟兽散。这时,陆秀夫成为了主心骨和顶梁柱。他说:度宗不是还有个儿子吗?只要天不灭宋,我们尚有可为啊!大家这才拥立恭帝和端宗七岁的弟弟赵昺(读如丙)为帝,改元祥兴。

然而这时的南宋已经只剩下一个概念,既不吉祥也没有复兴的可能。张世杰试图打通前往越南占城的海道,或者以雷州半岛为落脚点,均遭失败。走投无路的流亡政府只好在位于广东省新会县的崖山坚持抗战,结果则众所周知:崖山被攻破,陆秀夫背起小皇帝赵昺跳入海中以身殉国,张世杰也在寻访复国机会的途中葬身鱼腹,大宋彻底灭亡。 〔12〕

随之消失的是中华文明的优越性,民间甚至有“崖山之后无中华”的说法。这个说法当然可以商榷,但唐宋两代的鼎盛辉煌不复存在,恐怕是不争的事实。蒙元百年,汉文化惨遭破坏;明清两代,帝国又紧闭大门。曾经让世界各民族仰慕的中华文明,从此不再具有世界性。

这一切,小朝廷在跟蒲寿庚翻脸时可曾想到?

如此看来,泉州恐怕是张世杰们的麦城,也是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事实上,以蒙古人之不善水战,蒲寿庚之富可敌国,张世杰若能与之精诚团结共同抗元,说不定历史就会改写。尽管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由南宋文官、蒙古叛将和阿拉伯商人组成的海洋帝国之混血政府会是什么样子。 〔13〕

但这并不等于我们不必反思。事实上,张世杰与蒲寿庚在泉州的反目为仇,包括他们的试图联合,以及这一过程中的种种费解,都既有表面的原因,也有深刻的背景。弄清楚这些原因和背景,才能理解南宋,理解中华文明此后的发展和走向。而打开历史迷宫大门的钥匙,就在泉州。

那就走进泉州看看。

泉州故事

鲤鱼形状的泉州城,曾经开满了刺桐花。

刺桐是豆科落叶乔木,原产热带亚洲以及大洋洲诸岛之珊瑚礁海岸,是中国泉州和日本宫古岛市的市花,也是冲绳的县花。泉州的刺桐,据说是五代时期南唐之节度使留从效种植的;城区变成鲤鱼形状,则应该在宋。我们在《大宋革新》一卷中附有一张图,从中不难看出泉州的变化。

这可真是:闽海云霞绕刺桐,往年城郭为谁封? 〔14〕

实际上,尽管在留从效的时代,鼓励外贸已是当局重要的富民政策,扩建修缮泉州城也是为了筑巢引凤,但这座城市真正成为享誉世界的通商口岸,却在北宋元祐二年(1087)之后。因为正是这年,帝国在泉州设立了市舶司。 〔15〕

泉州从此鲤鱼跳了龙门。

据杨昌鸣《古城泉州》。

经过五代、宋、元三个阶段的改建和扩大,泉州城址的规模由0.75平方千米扩为7.5平方千米,为唐城的十倍。

市舶司,有那么重要吗?

当然。

首先,它是帝国对外贸易的行政管理机构。无论中国还是外国的商船,也无论是进港还是出港,都要到市舶司登记注册,领取外贸许可证书,叫公据。市舶司对进出港商船有权登船检查,查验货物的种类和数量以便收税,同时还要查看是否有禁止出口的商品,比如铜钱、武器和书籍。对于违禁品及涉案人员,市舶司有执法权。

其次,它是外贸税收机构。收税在南宋叫抽解,关税制度也相当健全,根据货物的贵贱、经营者的身份和船舶的载重量有不同的税率,最高可达20%,最低也有7%。

第三,它是外贸经营机构。按照制度,市舶司有权将政府专营的进口商品比如象牙和乳香全部买下,其他商品则可以根据需要优先购买部分。这些商品有的直送京师,有的由市舶司自行出售。利润之可观,不难想象。

此外,对外贸易中的经济纠纷,随商船来华之外国使节的接待工作,也由市舶司负责处理。由于两宋当局高度重视招商引资,他们还有在外商出入境时设宴招待的任务。 〔16〕

这样看,市舶司相当于外贸局加海关,加进口商品贸易公司,再加仲裁委、外事办、接待部和招商局。

市舶司,岂容小看?

更重要的是,纳入市舶司管理的才是合法经营,否则就是走私。走私对个人有风险,对国家有损失,解决的办法是多多设立市舶司。泉州幸运地搭上了这班客船,尽管从神宗下诏研究到哲宗正式批准用了整整十五年。 〔17〕

获得了历史机遇的泉州突飞猛进。南宋高宗晚期,它的贸易额就已经与唐宋两代第一大港广州平起平坐。到南宋中后期,更是后来居上超过广州,成为世界上最大也最繁华的港口城市,某外国人甚至说刺桐港有两个罗马那么大。蕃舶华船千艘万艇,巨商大贾摩肩擦背,可谓盛极一时。 〔18〕

泉州,为什么会迅速崛起?

天时,地利,人和。

我们在《大宋革新》中说过,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变化之巨莫过于两宋。其具体表现,一是新兴的市场经济取代传统的小农经济成为主流,二是国家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南移到长江流域。但无论哪种变化,泉州都是受益者。

南移是从隋唐开始的,与大运河的开通不无关系。不过在大唐帝国政府与西域失联之前,对外贸易还有陆上的丝绸之路可走。宋就只能依靠海上,南宋更是如此,而泉州无疑占有地利。从泉州港出发,北上可以经明州(今宁波)到达高丽和日本,南下可至马来群岛、印度洋和波斯湾,正所谓近接三吴,远连两广,万骑貔貅,千艘犀象。 〔19〕

何况泉州的造船业也首屈一指。早在两宋之际大家就都知道,海船以福建的为最上,广东广西的次之,温州明州的再次。最大的远洋轮船可以载客数百,储粮一年,甚至养猪酿酒,俨然漂泊海上的小镇,能够置生死于度外。 〔20〕

这可真是壮观!

◎ 南宋内河船和海船对比

内河船(《早秋夜泊图》)

宋代内河行驶的船只,极为庞大,可装载多人,舱内设施齐全便利。据《早秋夜泊图》绘,旧传作者为南宋马和之,原画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海船(模型)

1974年泉州后渚港出土了一艘南宋海船,船体残存下部,尖底,安装龙骨,内设13个水密舱,船舷板分别用二层或三层板组装。船舱中还发掘出2300千克香料、500多枚唐宋古钱、50多件宋瓷。推算此船排水量约454吨,载重量200吨,是南宋末年中等规模的海外贸易船。

海船下部残体(水密舱)

水密舱壁,将船舱隔成若干个密闭的舱室。航行中,即使一两个舱室破损,海水也不会迅速流至其他舱室。这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一大突破。

但,更重要的还是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泉州奇迹是闽南人和阿拉伯人共同创造的。因为这里的外商虽然来自世界各国,甚至有“市井十洲人”的说法,但数量最多的还是阿拉伯人。他们在灭亡波斯萨珊王朝(Sassanid Empire)之后,取代后者成为海洋贸易的主宰,把地中海和印度洋变成了自己的内湖。这样的人做生意当然长袖善舞,他们对泉州也似乎情有独钟。 〔21〕

原因何在呢?

登陆泉州,性价比最好。

没错,南宋的重要通商口岸还有广州和明州。但,广州距离杭州(临安)太远,多有不便。明州倒是近,可惜天子脚下,难免管得太严,何况已被日本人先入为主。综合国力和航海技术都远不如阿拉伯的倭人在此经营已久,视为战略要地,不可与之争锋。两相比较,远近适中左右逢源的泉州才是在中国开辟商业战场的最佳根据地和桥头堡。

阿拉伯人的算盘打得很精。

泉州也敞开大门欢迎他们。当时的制度,是来华的外商都集中居住于侨民区,叫蕃坊。泉州蕃坊在州城之南近于晋江的泉南,广州的则近于珠江,都是出海方便之处。蕃坊的管理部门叫蕃长司,负责人叫蕃长,由外商公推德高望重之侨民领袖(侨领)担任,中国政府正式任命。蒲寿庚的祖上从越南占城迁徙到广州之后,就担任过蕃长。 〔22〕

蕃长有两大任务,一是为中国招揽外商前来贸易,二是管理坊内事务,处理侨民纠纷。原则上说,只要不涉嫌重大案件,中国政府都听由蕃长司按照该国法律习俗处分,不加干涉。因此蕃坊虽非租界,却貌似有治外法权。

不过法律规定与现实状况之间往往有出入,外商也有与华人混居在城中的,满街行走更不足为奇。华人家中则往往使用昆仑奴和高丽婢。高丽婢来自朝鲜半岛,相当于现在的菲佣。昆仑奴则主要指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土著,以及被阿拉伯人带到中国的非洲黑人。唐宋到元,富贵人家如果没有高丽婢和昆仑奴,就不成体统,没有面子。 〔23〕

风情万种的阿拉伯女人则被称为菩萨蛮。这个词据说原本是波斯语Mussulman或Bussurman的音译,源自阿拉伯语的Muslim也就是穆斯林。这个雅号唐代就有了,所以还成为词曲牌名,可见大食(阿拉伯帝国)与唐宋关系之深。

没错,千丝万缕。

左图:唐代,阿斯塔纳336号墓出土。

右图:唐代,陕西省西安市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种关系在南宋泉州就更密切,以至于蒲寿庚担任提举市舶司使(长官)达三十年之久。市舶司可是实行首长负责制的,宋廷对其长官的任命历来慎之又慎,没想到却选了个外商。这固然因为泉州是一座“以蕃舶为命”的城市,更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蕃舶主要掌握在阿拉伯人手里。 〔24〕

现在我们明白,张世杰为什么要去泉州,董文炳又为什么要招降蒲寿庚了。因为那时的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外贸通商口岸,中国最好的造船工业基地,可以说既是聚宝盆又是兵工厂。蒲寿庚则既是阿拉伯侨领,又是南宋官员。在他提举市舶的三十年间,泉州实际上变成了他的王国,尽管并未独立。事实上对于南宋来说,蒲寿庚独立都比降元好。有他在泉州挡着,小朝廷就能喘口气,甚至还有翻身的可能。

然而他没有。

结果是便宜了蒙古人。有了蒲寿庚献出的泉州,还有那么多的海船,他们财源滚滚,如虎添翼,得寸进尺。

中华文明却失去了一次另辟蹊径的机会,反倒从此开始走下坡路。这是本章最后一节要说的。在此之前,我们要先到海上,看看船里的人和货物,还有岸上的市镇。

满船都是钱

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十二月,有一艘泉州商船在海上沉没,时间应该是在二十七日之前。然而朝廷得到的消息,却是有关部门没有过问,也不敢过问。

原因很简单:船上装载的是违禁品——铜钱。

而且数量之巨,竟多达十万缗。

缗读如民,一缗就是一贯,即一千文。所以,十万缗就是一亿枚铜钱。这么多的铜钱装在船上当然很重,又因为是走私,只能晚上出海。再加上风高浪急,便沉了。 〔25〕

这就有了三个问题:

铜钱为什么是违禁品?

都是什么人在走私?

合法贸易的商品又有哪些?

那就先说铜钱。

铜钱原本是中国人日常买卖的通用货币,从秦汉到唐宋都如此。所以,海外贸易使用铜钱也很正常。再加上当时的中国实力雄厚,方方面面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政府和商人也信誉不错,让许多对华贸易国十分放心。于是,他们便纷纷要求使用大宋铜钱,甚至只肯用大宋铜钱结算。

结果是什么呢?

宋代铜钱的地位相当于现在的美元。

这当然很能让人自豪。但可惜铜钱不是纸币,不能印了又印。没有铜,钱就铸不出来。流向国外的铜钱越多,留在国内的就越少。结果,大宋自己没钱用了。

政府只好进行货币管制,禁止铜钱出口。

然而屡禁不止,就连输入国的禁令也不管用。比如建久四年(1193),日本天皇曾经下令不准使用宋铜钱,然而日本的主要通货还是它。高丽也一样。至于南亚各国,更将大宋铜钱分库储藏,以为镇国之宝。于是宋钱之流失,最远竟然到了非洲东海岸的桑给巴尔和索马里。

这可是有考古发现做证明的。 〔26〕

铜钱流失的另一个原因在银价。比方说,南宋理宗时期国内白银曾贵到每两值三千五百文,海外却只卖一千。也就是说,只要出资一千,就能净赚两千五。即便国内银价最低的绍兴三年,也都有一千二百文的利润。这样的诱惑请问谁能顶得住?东南沿海的居民简直只用倒卖白银就够了。 〔27〕

◎ 宋代货币一览

交子

中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

淳熙元宝铁母钱(背面为“春玖”二字)

钱币是宋代的主要流通货币。

五十两银铤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宋朝的对外纳币、征收的地方赋税、军费的供给等,曾用银两结算。银两作为货币,在民间并不普遍。

“魏六郎”金铤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金的流通,又不及银普遍。南宋金铤的铭文,通常有成色、铺名、工匠名等。“魏六郎”便是工匠名。

有需求就有市场,禁止出口那就走私。

走私的人分三种。第一等是宗室、官员和将领。他们凭借特权强行闯关,边境重车而出,海舶满载而归,公然置王法于不顾,竟是谁也奈何不得。第二等是土豪富商。他们财大气粗出手阔绰,可以上下打点买通卖通,市舶司的例行检查也就成了例行公事。第三等是市井小民,只能凑些小本钱交给前面两种人经营,所得仍然可观。如此看来,则大老板们获得的暴利有多少,用脚指头也能算出来。

当然,如果船沉了,便只能自认倒霉。

其实,正规的海外贸易也由这三种人进行,同一条船上则有不同的等级。最高一级叫纲首、副纲首和杂事,相当于船长、大副和二副。他们往往由巨商或船主担任,市舶司也赋予其政治特权,能够处理突发事件,包括处分客死他乡者的财产。毫无疑问,他们是获利最多的经营者。

搭乘商船的则是林林总总的商人。他们在船内可以分到大小不一的货舱,用来储藏来回倒卖的货物。货舱同时也是客舱,晚上就睡在货物上面。赚多赚少,全凭运气。不过他们的关税税率比纲首等高级船员低,因此这些货主或者乘客便构成商船上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

第三种人是船员,包括技师和水手。他们没有工资却有舱位。也就是说,这些负责航行的船员也是商人,随身携带的货物也可以交易,所得利润即为劳动报酬,而且在通关时依法免税,但船员的货物不得超过总量的20%。这种“以舱代薪”的制度将船员的利益跟商船捆绑在一起,既保证了全船成员的同心同德,又节约成本,堪称高明。

两宋海上贸易繁荣,不是没有道理的。

合法运载的货物,则中外不一。大体上说,国外进口的主要是奢侈品和原材料,比如象牙和香料;出口则多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之制成品,比如丝绸和瓷器,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陶瓷之路”或“香料之路”等等。

怎么叫,得看是进口还是出口。

进口商品中最重要的是香料。两宋上流社会对进口香料的喜爱,毫不亚于古罗马贵妇人对中国丝绸的狂热。据亲历者说,某次一众官员前去拜见权相蔡京。坐定之后,蔡京便传令焚香。但是等了半天,也不见丫环来。正当客人们东张西望交头接耳时,蔡府管家报告:香烧好了。

蔡京吩咐:卷帘!

帘子拉了起来,香气从其他房间滚滚而出,很快就充满了巨大的客厅。厅内顿时云遮雾绕,谁也看不见谁,当然也绝无烟火之虞。满座官员,等于是被香熏了一遍。因此回去以后,每个人身上都是香喷喷的。一连好几天,那香味仍然残留在衣服帽子上,经久不散。 〔28〕

直到现在,我们似乎都闻得到。

这个故事常常被用来证明蔡京的奢侈,因为那时的香料价格不菲。最为夸张的说法,是某商人的真龙涎香,仅仅二钱(8克)就要价三十万贯。如此高价当然未免离谱,但要说普通民众不敢问津,恐怕是的。所以,进口香料常常被东南沿海的地方官用来行贿。至于这种政府垄断经营的商品怎么会到他们手里,大家也许能猜出,后面也会讲到。 〔29〕

大宋的铜钱,应该有不少是这些香料换走的。

将两宋时期的海洋贸易通道称为“陶瓷之路”同样很有道理。这不仅因为考古发现证明,宋代那些精美的瓷器走得跟铜钱一样远,更因为瓷器与丝绸正是海陆两条商路的区别所在。说得明白一点,就是陆路不可能运瓷器——瓷器太重还容易被打碎。贩运丝绸,才是性价比最好的。 〔30〕

顺便说一句,在罗马帝国,中国丝绸与黄金等值。

海运就不一样了,完全可以运瓷器。再加上两宋瓷器的工艺水平举世无双,当然在世界各国大受欢迎。在伊斯坦布尔(Istanbul)或者沙捞越(Sarawak)的博物馆里,我们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韩国出土的宋代瓷器,更是几乎囊括了那时所有的名窑制成品,让人叹为观止。 〔31〕

这可堪称“满船都是钱”。

据苏振申《中国历史图说》。

南宋时,西北与东北为西夏、蒙古、金所阻塞,仅剩东南海上一面对外交通。泉州拥有设立市舶司的资格后,更是由于天时地利人和,与广州、明州一道,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没了陆上丝绸之路,南宋的商船照旧从南海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

南宋当局显然明白这一点。高宗皇帝曾经下诏说:市舶之利最为丰厚,动辄以百万计。如果管理得好,岂不是可以富国强兵?还能够减轻人民负担嘛! 〔32〕

为民减负当然是唱高调,海外贸易就是为了赚钱。这也是两宋与汉唐的不同之处。汉唐主要是朝贡贸易,意在扬我国威,招抚远夷,往往友谊第一,赚钱其次。两宋则是商业贸易,政府的动机明明白白,就是要增加财政收入。王安石变法时期是如此,只有半壁江山之后更是如此。 〔33〕

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大宋革新》中所说,两宋的开销极大。养官员,养军队,花钱如流水,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那里也都要给钱,却居然没弄得山穷水尽,中国和外国那些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蒲寿庚其实功不可没。

难怪蒙古人在灭宋之前要攻打日本了。原因之一,恐怕就是要彻底摧毁杭州政府的海外供血系统。这个系统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像管道输送石油一样,源源不断地为南宋带来财富和荣耀。不切断这根血管,宋就不会亡。 〔34〕

那么,南宋的海外供血系统又是怎样的呢?

外贸季风

海上起风了。

城外千帆海舶风。季风和洋流到来时,明州的商船就将起航前往高丽或日本。航程漫长而且乏味,但如果一帆风顺到达日本,就不但有钱可赚,还能有艳遇。没错,只要中国商人和船员一上岸,就会有漂亮女人前来陪伴。

目的很明确:借种。 〔35〕

这可是大宗买卖。因为南宋的海船,大的能够载客好几百人,小的也上百。这么多人肌肤相亲,总该有点浪漫或者凄婉的爱情故事吧?可惜没有。就连借种这事,也只有南宋笔记小说中的一则记载,还是道听途说。但日本人为了实现强国梦而主张改良人种,后来是确实有人提出过的。 〔36〕

对两宋文明的仰慕,更是毋庸置疑。

众所周知,日本与中国很早就有了往来,而这个民族的学习能力之强,则堪称举世无双。他们的学习是选择性和创造性的。而且一旦学会,就能把别人的变成自己的。

比如和服(きもの,Kimono)。

顾名思义,和服当然是大和民族的服饰。然而在相当于我国清朝的江户时代之前,却叫吴服。直到现在,日本许多和服店门口也挂着“吴服屋”的招牌。可见和服其实是三国东吴服装的改良升级版,却成了日本人的民族象征。

还有榻榻米(たたみ,Tatami)。

作为日本和室之标配的榻榻米,其实是从中国传入日本和韩国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但是晚唐五代以后,席居制逐渐告退,中国人越来越习惯坐在椅上,躺在床上,反倒是韩国和日本人一直喜欢席地而坐,席地而卧。结果,榻榻米甚至成为建筑物室内面积的计算标准。因为由蔺草编织而成的榻榻米,每张面积都是1.65平方米,叫一叠。说一个房间多少叠,比说多少平方更能让日本人立即明白。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方说:

学习和演变主要发生在唐宋两代。事实上,唐宋是日本人向中国学习的高潮期。只不过在唐代,多半由官方派出的遣唐使和学问僧向中国学习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宋代却是通过海洋贸易,由民间来模仿生活方式。

最典型的是刺身(さしみ,Sashimi)。

刺身就是生鱼片,也包括其他生吃的水产品。它在中国叫作脍,烧烤则叫炙,因此有“脍炙人口”的成语。五代后蜀的花蕊夫人,便有“日午殿头宣索鲙”之说;食不厌精如苏东坡,则有“吴儿脍缕薄欲飞”之句。可见被日本人叫作刺身的鱼脍,其实原本是中华美食。 〔37〕

变成日本料理的关键在芥末和酱油。酱油也是中国人的发明,时间应该不晚于宋。南宋时,信浓(今长野县)禅僧觉心到中国径山寺修行,酱油的制法便被他带回日本。结果是酱油被中国人用来做红烧肉,日本人用来吃生鱼片。原因之一是河鲜易带寄生虫,鱼脍更适合海洋国家。新鲜的海鱼再加芥末和酱油,确实能让人大快朵颐。

日本人真是善于学习。

善于学习,就会有所学,有所不学。比方说,精英不学程朱理学,民众不学三寸金莲。唯其如此,他们才能以蕞尔小邦在蛮荒之地勃然崛起,不但创造出自己的文明,还跻身世界列强之林,可以没有愧色地面对当年的老师。 〔38〕

当然,没有愧色是指发动侵略战争之前。

这一切,宋人可曾想到?

毫无疑问,日本向中国学了很多。但,日本文化的恬静和古雅不可能来自唐三彩,只可能来自宋瓷,以及用宋瓷冲泡的茶,还有与茶同味的禅。现藏日本奈良大德寺之“茶禅一味”墨宝,就是南宋高僧圆悟克勤禅师所写,然后由日本茶道的鼻祖荣西高僧,在南宋末年带回国的。

宋瓷当然也是他们的爱物。在日本文化人看来,宋瓷是人类的创造物中,真正能够贯通古代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作品。那匀称整齐的造型,直逼天然玉石的色调,还有釉料反射出来的微妙光彩,无不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让人心醉神迷,爱不释手。虽时隔千年,仍能息息相通。

◎ 宋代名窑名瓷一览

汝窑·奉华尊

汝窑为宋代名窑中传世品最少的一种,流传至今不足百件,南宋周煇已有汝器“近尤难得”之叹。汝窑瓷胎多数如香灰,釉色呈现一种淡淡的天青色,浓淡不一,色调稳定。

官窑·贯耳瓶

官窑是指由中央官府开设的窑场,专门烧制御用瓷器,其中有不少是仿古造型的陈设品。此瓶釉色厚润,端庄典雅,是宋代瓷器中的珍品。

哥窑·鱼耳瓷炉

哥窑的特征是粉青釉中泛米黄色,润泽有如美玉。因其遍体开片纹,又俗称碎器窑。此为哥窑仿古器。

定窑·白瓷婴儿莲叶枕

定窑胎质薄而轻,以白釉居多,常作宫廷贡品。婴儿躺在一片卷曲的莲叶下嬉戏,莲叶卷曲的弧度就是枕头的弧度,莲叶表面雕好纹路后上釉。据说瓷枕有清心益脑的功效。

钧窑·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

钧窑属于北方青瓷系统,基本釉色多为浓淡不一的蓝色乳光釉,较深的为天蓝,较淡的为天青,比天青更淡的为月白。此花盆为清宫旧藏,口呈海棠式,晶莹的天蓝釉色中映现出宛若玫瑰般的紫红,极其斑斓。

景德镇窑·青白釉注子、温碗

一组盛酒、温酒用具。使用时将注子置于温碗中,温碗内盛热水用以温酒。釉色青中泛白,白中显青,为景德镇青白釉瓷器,又叫影青瓷。

的确,那种摒弃一切装饰,并不在乎现实意义而一味追求单纯之美的宋瓷,也许更能直指人心。同样,遣唐使制度的废止也不意味着中日交流的中断,文化和商贸的往来反倒更加频繁。两宋的影响在那岛国长时间挥之不去,以至于有日本学者认为,汉唐只是具有字面上的意义,比如汉字或者唐人等等,宋却是存在于他们内心深处的。 〔39〕

看来,随着商船运出去的不仅有瓷器,还有文明。

高丽和日本只是目的地之一,两宋的海外贸易是大规模和全方位的,传统的说法包括东洋、西洋和南洋。东洋就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南洋指东南亚各国各地区,都位于北太平洋。西洋则指印度洋及其以西,包括被叫作东大食海的波斯湾,被叫作西大食海的地中海,还有东非和西北非。

这是一个巨大的贸易圈,全部列出相关国家的名字也将是长长的名单。那可让人不胜其烦。因此,也只能挑选部分最重要或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列表示意如下:

◎南宋时期与中国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往来的主要国家

当时国名 所在地区

高丽 朝鲜半岛

日本 日本列岛

交趾 越南北部

占城 越南南部

真腊 柬埔寨

暹罗 泰国北部

蒲甘 缅甸中部

三佛齐 苏门答腊

阇婆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

渤泥 文莱、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和印尼一部分

凌牙门 新加坡

细兰 斯里兰卡

故临 印度奎隆

注辇 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

蓬茄罗 孟加拉

大食 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首都巴格达

麻嘉 沙特阿拉伯之麦加

勿斯里 埃及开罗

层拔 桑给巴尔

怎么样,叹为观止吧? 〔40〕

很显然,正如前表所示,中国商人的船队和足迹,已经到了当时能够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做到这一点的,恐怕只有宋和阿拉伯。其中意义,则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

意义有经济的,也有政治和文化的。

经济的意义自不待言。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中华帝国的经济重心不仅南移到长江流域,更延伸到东南沿海。大宋也不仅是商业的,甚至是外贸的。事实上,当皇亲国戚不顾禁令强行介入海外贸易,沿海居民把行船的季风看作播种的春雨之时,就意味着朝廷的富国强兵和个人的发家致富,都部分地系在了商船的缆绳之上。 〔41〕

那可真是好多好多钱。

然而奇怪的是,繁荣的海洋贸易并没有改变中华文化的性质和风格,更没有改变政治制度。反过来也一样。尽管大宋的丝绸、瓷器和铜钱走向了世界,文化传播的脚步却望尘莫及。比方说,马来半岛就不像高丽和越南那样深受中国的影响,也不像日本那样以华为师。作为国际贸易之东西两极也就是两宋与阿拉伯帝国的中间地带,那里许多地方伊斯兰化了,比如今天的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岛屿或半岛,并没有因为贸易往来而纳入中华文明圈。

同样,伊斯兰教也没能像佛教那样风靡中土。

这里面当然有太多的原因。比如,佛教真正成了气候是在五胡十六国,之后又有南北朝。那可是乱世。乱世是需要精神抚慰的,何况统治者还有半数是胡人,外来的佛教正好乘虚而入。两宋却是治世。就连靖康和崖山之际,也非乱世而是危世。危世只能自救,伊斯兰教又能帮什么忙?

改变文化更不可能。商潮似浪,蕃舶如云,毕竟仅限于东南地区。波斯湾的海风吹不到内陆腹地,又岂能动摇农业帝国的千年根基?那些乳香和象牙,不过为早已定型的雅致生活锦上添花,让这片土地改弦更张则无异于天方夜谭。

实际上正如国际学术界公认,从宋代开始,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海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人和中间商。这就意味着两宋尤其是南宋,正在朝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一潜在的可能从未实现。宋的商业革命不曾也不会像西方那样,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 〔42〕

那么,政治和文化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也许,是一次机遇。

错失良机

机遇在泉州。

或者说,在蒲寿庚。

事实上,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似乎可以推论,如果张世杰与蒲寿庚达成共识实现联合,他们是有可能抵挡蒙古军之凌厉攻势,至少保住泉州,甚至重整河山的。

对此推测,崖山可以出庭做证。

崖山是宋蒙的最后一战。据《宋史》记载,战后海面上漂浮的尸体多达十余万,其中应该大部分是宋军。这就说明宋方的兵力并不少,而且同仇敌忾。要知道,这时的张世杰乃败军之将,南宋军乃疲惫之师,还十多天没喝淡水,尚能与敌血战到底。如果是在泉州,有充足的补给和装备,还有蒲寿庚提供的坚船利器,想想看那会怎样? 〔43〕

说不定,忽必烈就知难而退了。

这是有可能的。作为游牧民族,蒙古人更习惯于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只不过此刻把南宋看作了新的牧场。如果这个牧场没草吃或者进不去,就会转场。他们跟南宋并没有深仇大恨,也非亡宋之心不死,干吗非得在这里死磕?

所以,张世杰他们前往泉州,并没有错。

但是,以泉州为抗元复国的基地,就必须联合和依靠蒲寿庚。请注意,是联合依靠而非利用。这并非不可以,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就是这么干的。他联合依靠以王导为代表的士族群体君臣共治,便让已经灭亡的晋又延续了上百年。

南宋小朝廷完全可以照葫芦画瓢,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出新政府的组成名单:陈宜中和陆秀夫担任左右丞相,即最高行政长官;张世杰担任枢密使,即最高军事长官;蒲寿庚担任三司使,即最高财政长官。至于皇太后和小皇帝,则只要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维持大宋的旗号就行了。

这是一个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的合法性来自小皇帝赵昰,他毕竟是度宗皇帝的亲儿子;也来自当地人民对宋的认同,这可以由张世杰和文天祥领导的抗元斗争来证明。至于财政收入,就得靠海洋贸易了。尽管巴格达在十八年前落入蒙古人之手,但马六甲海峡依然畅通无阻,泉州商船仍可抵达苏门答腊。

苏门答腊在当时叫三佛齐,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和南宋的主要贸易国之一。阿拉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货物要运往中国,都要在这里中转。中国商船要去波斯湾做买卖,也必经三佛齐的属国蓝无里。当时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是:从泉州出发,在海上航行四十多天到达蓝无里,在那里度过寒冬,第二年再靠着季风前往阿拉伯帝国,航程大约需要六十多天,然而一来一往竟能获利百倍。 〔44〕

三佛齐没被蒙古人占领,真是万幸。

更重要的是,掌握了三佛齐政治经济大权的,基本上是蒲姓的阿拉伯人。他们跟蒲寿庚一样,也都是穆斯林。既有经济利益,又有文化认同,合作起来应该不难。相反,来自寒冷北方之草原的蒙古人,则多半会将那些赤道附近的海岛视为畏途。哈哈,他们确实鞭长莫及,只能望洋兴叹。 〔45〕

想象中的联合政府应该站得住脚。

只不过南宋必须改革,做出让步。因为一个以泉州为首都或陪都,海洋贸易为经济命脉,联合依靠阿拉伯裔穆斯林共同执政的王朝,无论叫不叫宋,都必定是新的国家。国体和政体或许不用改变,皇帝和宰相之类的称号,中书省和枢密院之类的机构,也可以照叫照设不误。毕竟,两宋的政治制度相当成熟且行之有效,没必要改弦更张。

其他方面,却很难讲。

首先,生意人和阿拉伯人的社会地位肯定提高。尤其是阿拉伯裔商贾的地位,将不亚于元代的色目人。色目这个词其实是“异色目”之意。由于突厥、波斯和阿拉伯人的肤色和眼睛跟蒙古人不一样,所以叫色目人。他们在元代的种族制度中位居第二,高于北方汉族和南方汉族。 〔46〕

色目人地位高,是因为会经商理财。蒙古人打仗,色目人管账,账房先生当然要比农夫和奴婢尊贵。想象中的联合政府既然要靠阿拉伯商贾解决财政问题,甚至要靠蒲寿庚们制造军舰,岂非也该尊崇其地位,保证其权益?

随之而来的是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问题。伊斯兰教成为国教或许未必,地位高于佛道两教而与儒学分庭抗礼则完全可能。尽管在历史上,儒术的独尊地位也曾遭遇挑战,但要让受到程朱理学熏陶的南宋士大夫接受“伊儒并尊”或“四教合流”的变化,恐怕还是要下很大的决心。

然而红利也十分可观。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新政府如果成立,建设的将是多元文化的海洋帝国,这可是利好消息。我们知道,中华文明原本就有两个源头:一是殷商代表的海洋工商传统,二是西周代表的大陆农业传统。秦汉建立统一大帝国以后,也有两种道路的选择:一是因自给自足而走向封闭保守,二是因对外交流而走向开放兼容。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宋末,则正好处于岔路口上。

清净寺是泉州最古老的一座伊斯兰教寺院,也是伊斯兰教经由海路传到中国的第一个落脚点。与众不同的门楼,体现出浓郁的中亚风格。

实际上,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汉唐已经在朝着第二条道路前进,建立的文明也是世界性的。因此,安史之乱后与西域失联,真是堪称不幸。好在东方不亮西方亮,海上丝绸之路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可能。如果能够变成海洋帝国,还是多元文化的,请问那将是怎样的前景?

这里面无疑有太大的想象空间。比方说,由于假设的新帝国只能向外发展,造船和航海技术必定大幅度提高。那样的话,中国便有可能与世界同步进入大航海时代,甚至还能领先一步,弄不好就没哥伦布他们什么事了。

可惜,由于张世杰与蒲寿庚翻脸,一切归零。

遗憾啊,遗憾!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看来情况很可能是这样:来泉州之前,张世杰与蒲寿庚并非没有合作的可能,但双方诉求不同目标各异。前者显然只想利用后者,却不会让他在最高权力那里分一杯羹。张世杰甚至会傲慢地认为,让你这胡人为皇宋效劳,已是天大的面子和恩典,还不赶紧献出粮草和舰船?

可惜忠君爱国这一套,对蒲寿庚完全没用。他是外国人又是商人,凭什么要为赵宋王朝无私奉献?何况在这阿拉伯富豪看来,他的财产来自真主的保佑和自己的努力,跟南宋皇帝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事情甚至恰恰相反,如果不是政府横征暴敛,权贵敲诈勒索,他还会赚得更多。

这是他在降元之前要大开杀戒的原因之一。

因此,助宋也好,降元也罢,对蒲寿庚来说都是交易和买卖。如何选择,只看性价比。前提条件,则是要保证他的权势和财富安然无恙,最好还能更上层楼。

张世杰帮他做出了选择,忽必烈则尽遂其愿。蒲寿庚被授予正三品的昭勇大将军衔,后来又被任命为正二品的福建行省中书左丞,相当于福建省副省长,势焰熏天。 〔47〕

伊斯兰教也在元代得到大发展,穆斯林大臣在元的朝廷更是地位显赫,就像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的波斯人。比如阿合马和倒剌沙的当权时间就占了元的四分之一,忽必烈的某个孙子竟带着麾下的蒙古健儿皈依了伊斯兰。 〔48〕

陆秀夫却只能背着小皇帝跳入海中。一起跳进去的还有不愿做亡国奴的其他将士,以及中华文明浴火重生的另一种可能。事实上,明清两代选择的是闭关锁国,最后变成万马齐喑的死水一潭。因此,当我们向那些死难的烈士表示崇高敬意之时,难道不该再多一点反思吗?

第三章

理学是非

文天祥谜团

文天祥终于就义,这让不少人松了一口气。

作为南宋军民敌后抗战之精神领袖的文天祥,是在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被害于元大都(今北京市)柴市的,时年四十七岁。这个日子换算为公历,是1283年1月9日,尽管至元十九年的大多数时间是在1282年。 〔1〕

历史记住了这一天。据正史记载,当时天昏地暗,大风扬起的沙尘遮天蔽日,刑场上的市民仍多达万人。面临死亡的文天祥从容淡定,向围观者问道:哪边是南?

有人指了指南方。

文天祥跪了下来,向意味着大宋的南方拜了又拜,然后对刽子手说:我事已毕,你们动手吧!

手起刀落,风云变色。

忽必烈闻讯一声长叹:好男儿,可惜了!

几天之后,文天祥的妻子也自刎而死。她说:夫君没有辜负国家,妾身又岂能辜负夫君?只不过,自尽之前她整理了丈夫的遗物,发现衣带上写有这样的遗言: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2〕

这可真是视死如归,这可真是杀身成仁。

英雄总是被人崇敬,何况还是写了《过零丁洋》和《正气歌》的文天祥。是啊,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诗句,岂非许多中国人都耳熟能详,读起来就满腔热血,万丈豪情?

于是,从容就义后的文天祥,便成为了浩然正气和铮铮铁骨的标志性人物,更是爱国主义的楷模。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他其实并没打算去死,忽必烈也不想杀他。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的悲剧,或许是误会,也可能是疑案。

不妨仔细地读一下历史。

据《文天祥全集》(1936年世界书局版)。

据正史记载,文天祥是至元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广东海丰,被蒙汉两军都元帅张弘范俘虏的。被俘之时,他就服下了毒药,但没死,自刎和被杀的是他的副手。见到张弘范以后他又请死,当然也没能如愿,反而备受礼遇敬重,并被押往元大都。押送途中,文天祥在福建南安绝食八天,又居然不死,只好重新恢复饮食。此后,诸如“唯有一死”之类的言论仍然不绝于耳,行动可就不见了。 〔3〕

相反,忽必烈派人前来劝降时,文天祥的回答是:国家亡了,我只能以死报国。倘若你们宽大为怀,让我以道士的身份回归故乡,来日以世俗之外的身份聊备顾问,倒还可以商量。假如立即给予高官,恐怕没有意义。 〔4〕

请问,这是打算要死吗?

事实也许是这样的:被俘之初,文天祥确实想死。但是久而久之,这股心劲就越来越弱。常言道,一鼓作气,再三就会衰竭。何况服毒不死,绝食也不死,岂非天意?天意是什么?不清楚。天意不可违,却可以肯定。那又为什么定要去死?只要不卑躬屈膝做元官元臣,就是威武不能屈,也就是富贵不能淫嘛!仁人志士,难道只有死路一条? 〔5〕

何况文天祥从来就没有屈服过。被俘之后,蒙古军人要他下拜,他坚决不拜;张弘范把他带到崖山,要他修书招降张世杰,文天祥写出的却是《过零丁洋》这首诗。后来到了元大都,丞相博罗等人在枢密院见他,他也不肯下拜,只是长揖以示礼貌,把他按倒在地都无济于事。文天祥说:自古有兴有亡,我只知道尽忠守节,愿求早死。

蒙古丞相见他如此,便决定展开舌战。

博罗问:盘古开天到如今,几帝几王?

天祥答:没时间给你上历史课。

博罗问:那你说,古来有抛下君主自己逃跑的吗?

文天祥当然知道博罗说的是什么事。临安沦陷时,作为南宋谈判代表的他确实从元的军营逃出,但那是为了到外地集结力量,进行抗争。所以文天祥回答:把社稷送给异族的才叫卖国贼。卖国贼一定不会跑,跑的必不卖国。再说度宗皇帝的两个儿子都还在,天祥为什么要死?

博罗问:抛弃德祐帝另立两王,也叫忠?

天祥答:社稷为重君为轻。当年徽钦二帝也健在,高宗皇帝难道是篡,难道不忠?

博罗问:你立了两个小皇帝,又成了什么功?

天祥答:尽职尽责而已,何功之有!

博罗问:明明知道势不可为,为什么还要做?

天祥答:父母有病,就算明知治不了,又岂有不请医生不吃药的道理?我们不要再说了,天祥唯有一死!

博罗哑口无言。 〔6〕

显然,文天祥即便不死,仍是铁骨铮铮的硬汉子。

元人也不想杀他。如果想杀,张弘范有尚方宝剑,当时就能行刑,犯不着等到四年之后。被当面顶撞得气急败坏的博罗要杀他,忽必烈和朝中大臣都不同意。事实上,忽必烈他们对文天祥可是一直心存敬意,同时也抱有幻想的。

此后,正史中就再也没有关于文天祥的记载,我们只知道他被关押了三年两个月。而且按照元人的意思,原本是要在国宾馆好生款待的,是他自己要求坐牢。 〔7〕

如此看来,文天祥突然被杀,就很蹊跷。

正史的记载含糊其辞,情况大概是:至元十九年元大都谣言四起,说是南宋又有了新皇帝,有兵千人,要来劫狱救出文天祥。而且,匿名信言之凿凿,就连如何进攻也都说得清清楚楚。于是,忽必烈亲自召见了他的对手和战俘。

忽必烈说:做我的丞相吧,就像服务于宋那样!

文天祥说:天祥受宋厚恩,岂能一臣而事二主!

忽必烈说:那你想要怎样?

文天祥说:愿赐一死足矣!

忽必烈还是不忍,急忙挥手让他退下。

旁边的人却极力怂恿忽必烈杀人。理由是:既然文天祥决心要死,那就从其所请。没有史料帮我们猜测忽必烈当时的心理活动,只知道他在下诏之后又反悔。遗憾的是,刀下留人的诏令传到刑场之时,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8〕

照这么说,文天祥竟是被谣言和谗言所杀。

这就有了两个问题:

谣言从何而起?

怂恿忽必烈杀人的又是谁?

此事当然无从稽考,然而有个人十分可疑。这个人名叫留梦炎,跟文天祥一样也是状元宰相,只不过留梦炎中状元和当宰相的时间更早。当然,两人最大的不同是:南宋还没有灭亡,留梦炎就逃出临安,又率先向元人投降。 〔9〕

一个至死不降,一个不战而屈,真是判若云泥。

做贼总是心虚。最害怕也最忌恨文天祥的是谁,简直不言而喻,因为留梦炎才是抛下君主自己逃跑的。所以,某些降元的宋臣主张向忽必烈集体进言,释放文天祥,让他去做道士,留梦炎便坚决反对。这汉奸说:文天祥出去以后就会号令江南再起义兵,到时候我们这些人可怎么办?

文天祥的一线生机,就这样毁于他的只言片语。 〔10〕

很显然,以忽必烈的态度,只要文天祥不死,留梦炎就没有安全感。那么,他会不会通过捕风捉影兴风作浪,甚至炮制匿名信,然后在朝堂之上摇唇鼓舌借刀杀人?

没有证据,但有可能。

叛徒往往比敌人更狠,这可是历史经验。

伪君子与变态狂

还有一个人,也天天盼着文天祥死。

此人名叫王炎午,原本是个太学生,也是当时鼎鼎有名的爱国青年,曾经投奔文天祥充当幕僚,又因父死母病而很快离职。但文天祥被俘不久,他就急吼吼地跳了出来。 〔11〕

跳出来干什么呢?

发表他的《生祭文丞相文》。

生祭,就是对方还活着的时候便发表悼词。

意思很清楚:你怎么还不死啊?

王炎午的用心正是如此。据野史说,他挥泪写完这一千七百多字的奇文,便让人抄录一百多份,沿着文天祥北上的必经之路张贴于驿站、码头和店壁等显目之处。抄录的文章字大如掌,很怕文天祥看不清,别人看不见。

呵呵,大字报呀?

野史还说,文天祥到达赣州前,王炎午便早早赶到赣江码头亲自张贴生祭文,还设了祭坛哭天嚎地烧纸钱,弄得满世界乌烟瘴气。文天祥到达南昌码头上岸时,王炎午竟冲到蒙古军队面前,就地跪下,烧香磕头地祭拜起来。

文天祥呢?据说也热血沸腾。 〔12〕

但正史说,文天祥没见到祭文,也没见过王炎午。 〔13〕

毫无疑问,正史的说法更靠谱。想想也知道,一千七百多字,每个字都有巴掌大,得用多少纸?这样极具煽动性的反动言论,蒙元当局岂容王炎午到处张贴?不要说什么蒙古人不识汉字,他们那里可是还有留梦炎。就算留梦炎巴不得文天祥看了就去死,张弘范却不会这么想。

所以,张贴生祭文的事情恐怕有,但没那么夸张。 〔14〕

王炎午见到文天祥就更不可能。当时,蒙古人对文天祥的看管相当严格,所到之处多半早已戒严,哪里会让王炎午这样的家伙跳出来撒野?野史编造出这些细节,无非是要夸大“生祭文”的轰动效应,以及此文的道德力量,似乎如果王炎午有微信公众号,分分钟就会刷爆了朋友圈。

其实,这不过是一帮变态文人在意淫。

意淫是文人的本色,问题是动机何在。

这就要读一下原文。

原文很长,但核心只有一个:劝其速死。

如此工作,并不好做,王炎午却居然说得头头是道振振有词。他说,大丞相二十岁中状元,四十岁为将相,父亲去世极尽哀荣,母亲奉养极尽享乐,仗义勤王不辱使命,功名事业不辱斯文,可谓光宗耀祖,忠孝两全。何况您鞠躬尽瘁就像诸葛亮,见义勇为就像颜真卿,虽然于事无补,却大节不亏,所欠一死耳。总之,洋洋洒洒就是一句话:你文天祥活得已经很够意思很够本了,怎么还不死?

不死当然有原因,王炎午也设身处地替他着想:是不是还想忍辱负重以待将来?对不起,这虽然不错,但完全没有可能。想当年,我大宋以东南全势尚不能解襄樊之围,而今以亡国一夫又岂能对抗天下?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不要痴心妄想的好。至于以不屈为心,不死为事,苏武可以,丞相您不可以。为什么呢?昔为强汉,今为亡宋呀!

结论是:呜呼,大丞相可死矣!

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为了保证劝死成功,王炎午没有忘记提醒文天祥:只要想死,办法很多。相反,长期坐在蒙古人牢里,则会死得很惨很难看。比方说,热死冻死,淹死闷死,狱卒抓住撞墙而死,盗贼入室屠戮而死,以及毒蛇猛虎咬死等等。与其那时轻于鸿毛,不如现在重于泰山。何况丞相不死,必有因丞相而死的,您老人家看着办吧! 〔15〕

幸亏文天祥没有看到。如果看到,不死都不行!

天底下,有这么变态的吗?

变态就变态吧,身体力行也好。王炎午却不。文天祥就义之后,苦苦相逼的他并未从死,只是又写了篇《望祭文丞相文》的锦绣文章,就问心无愧地活下去,安然无恙地活了四十一年。这么长的时间,倘若他认可当年给文天祥的所谓鼓励和鞭策,每天都有机会让自己全节。 〔16〕

没有足够的史料让我们了解王炎午过得怎样,但他还能够编纂自己的诗文集,想来不差。至于心情,则不难通过他留下的唯一一首《沁园春》管中窥豹:

又是年时,杏红欲脸,柳绿初芽。奈寻春步远,马嘶湖曲;卖花声过,人唱窗纱。暖日晴烟,轻衣罗扇,看遍王孙七宝车。谁知道,十年魂梦,风雨天涯! 休休何必伤嗟。谩赢得青青两鬓华!且不知门外,桃花何代;不知江左,燕子谁家。世事无情,天公有意,岁岁东风岁岁花。拼一笑,且醒来杯酒,醉后杯茶。 〔17〕

呵呵呵,好一个“暖日晴烟,轻衣罗扇”!好一个“醒来杯酒,醉后杯茶”!文丞相如他所愿刑场就死,他倒能“岁岁东风岁岁花”什么的,真不知是何心肝!

这难道不是伪君子?

没错,跟背叛国家屈膝求降的留梦炎相比,王炎午至少守住了底线,一辈子都没有到元人那里去做官,但他的虚伪却远远超过留梦炎。的确,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我们不能要求王炎午去死,正如我们反对他逼文天祥。然而每个天良尚存的人都可以问他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无法做到的,凭什么要求别人做?如果你当真认为只有一死才能报国,为什么不找个众目睽睽的地方死给我们看? 〔18〕

也许,就连王炎午自己都觉得说不过去,便在编纂诗文集的时候为《生祭文丞相文》加了序言。序文深情地回忆了他和文天祥的关系:炎午投笔从戎,是丞相您不嫌狂愚奖励提拔;父死母病,又是丞相心怀恻隐许我尽孝。无论于公义还是私谊,都恩重如山。炎午人微言轻势单力薄,报国无门报恩无计,只能写下这篇生祭文,以速丞相之死。

好嘛!原来报答一个人的恩情,就是让他去死!

这种表白,岂非更加虚伪?

当然,王炎午未必这么认为。相反,他的劝死很可能是真诚的,真诚到连自己都泪流满面,同道们也一个个激动得浑身发抖。这就更加可怕。因为这种虚伪和残忍已经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甚至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于是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才会结出如此恶果?

这笔账算不到老祖宗头上。

没错,中国古代确有“主辱臣死”的传统,但在以前却只是主张和观念,并非法定义务和道德准则,没有谁说非死不可。管仲就没有死,还受到孔子的肯定。关羽降曹,更是无人责难。那么请问,管仲和关羽可以不死,文天祥为什么就一定得死?不要说什么他的死能够激发南宋军民的爱国热情和抗元斗志,就连王炎午自己都承认复国已无可能。既然如此,他对文天祥不依不饶,究竟是搭错了哪根神经?

何况之前的主辱臣死,都是当事人自己的选择,没有别人苦苦相逼,更没有只逼别人自己不做的。尽管我们并不赞成动辄自尽,但说得到做得到,至少还是真君子。

然而在南宋末年,我们看到的却是两种伪君子。一种是留梦炎那样的,虚伪而无耻;一种是王炎午这样的,虚伪而变态。此后两个物种都繁衍不息,明清更是遍地开花,只不过在鼎革之际,民间不乏王炎午,朝中多为留梦炎。

那么,培养出这两种伪君子的又是什么呢?

朱熹的意义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九月十五日,也就是文天祥英勇就义一个半世纪前,有个男孩在今天的福建省南平市尤溪县毓秀峰下出生。添了男丁,进士出身的一家之主当然是满心喜悦。只是他不会知道,此时此刻,秦桧正在从大金逃回大宋的途中;而他这个几乎与南宋同龄的儿子,则将影响之后的好几百年,甚至改变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 〔19〕

没错,这个男孩就是朱熹。

朱熹是文化里程碑:前有孔子,后有朱子。没有孔子就没有儒学,没有朱子就没有理学。儒学让我们民族有了主流思想和核心价值,直到辛亥革命以后被颠覆;理学则让价值和观念落到实处深入人心,变成像宗教教义或先知圣训那样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又规范日常生活的东西。 〔20〕

这当然非同小可,却只能长话短说。

那么,什么是理学?

理学又叫道学,理学家又叫道学先生。叫道学是由于要传承弘扬夏商周三代的先王之道,叫理学则不但因为天道即天理,而且因为更重视义理的研究和阐释。这两种称呼其实并无严格区分,大体上北宋叫道学,南宋叫理学。 〔21〕

显然,理学的核心就是两个字:天理。

天理是什么呢?

朱熹说:

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 〔22〕

原来就是三纲五常,这不是董仲舒早就说过的吗?

确实是老调重弹,但有意义,也有发明。

意义在于儒学的振兴。我们知道,儒学原本是孔子等人站在官方立场创造的民间思想。由于是民间思想,所以只是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潮之一,也不乏生命活力。但由于无论孔子,还是孟子和荀子,都是为了替统治者寻求治道,因此思想是独立的,立场是官方的。再加上他们的主张符合宗法社会的中国国情,便使儒学变成官学有了可能。

结果,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然而独尊不是独存,罢黜也不是消灭。汉武帝只是规定如果做官就得读经,不想做官的仍然可以读子。经就是儒家经典,子就是诸子百家。经在朝,子在野。所以,儒术虽然独尊,百花依然齐放,百家依然争鸣,只不过百花只能作为野花在山林绽开,诸子之说也登不得大雅之堂。

儒学,成为钦定的国家意识形态。

东汉末年,帝国大厦轰然倒塌,两汉经学也因腐朽僵化而被弃如敝屣,代之而起的是玄学和佛学。佛学是外来异族文化,玄学是体制内异端。内外夹击,再加五胡入华,南北对峙,半死不活的儒学更是命悬一线,气若游丝。

不过,魏晋南北朝是乱世,倒也没人理会。

隋唐重建太平。炀帝打通南北,太宗融合胡汉,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结果却居然是统而不一。这固然因为正如《隋唐定局》所说,大唐是混血王朝和世界帝国,必然秉承开放兼容的理念,同时也与统治者的需要有关。武则天崇佛,唐玄宗修道,韩愈则因反佛被打发到地老天荒。总之他们更倾向于儒释道三教合一,对儒学并不青睐有加。

接下来,是混乱的五代十国。

赵匡胤结束了过去开创了未来。这个依靠政变夺取政权的军阀为了江山永固,崇尚文治抑制武功,立下祖宗家法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没有政治资本和军事力量,就只能依靠思想;而能够平治天下的,则只有儒学。

振兴儒学,势在必行。

然而这谈何容易。唐高宗以后,禅宗作为中国化的佛教勃然崛起,到两宋更是风靡天下,就连理学的创始人程颢和程颐兄弟也都体制俨似禅家。宋儒处在这样的环境,不啻四面楚歌。不向佛教开火,就不可能夺回阵地突出重围。 〔23〕

此时此刻,就看朱熹的了。

朱熹枪法很好,一眼看出佛学的要害是空无。他也十分清楚推出这个结论的逻辑: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由于因缘和合而由法产生的。但是万法皆空,所以是无。

这就好对付,武器则是理。朱熹说,世界上其实有两种存在,有情有状的叫作器,无形无影的叫作理。所有的器都是由理产生的。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事物的存在发生,都不可能没有道理。用朱熹的原话说就是:做出那事,便是这里有那理。台阶有砖头,就有砖头之理;地上有竹椅,则必有竹椅之理。船只能行于水,车只能行于陆,都是理。 〔24〕

结论是: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理,没有理就没有物。

于是有人问: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呢?

朱熹答:只有天下公共之理。

这个公共之理,就叫太极。

太极是万物之理的总和。也就是说,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理,比如砖头或竹椅之理。这些理都有极至。理的极至就叫作极,极的极至则叫太极。用他的原话说就是:事事物物皆有个极,是道理之极至。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

但是,朱熹又提醒我们:太极可不是说有个物事光辉辉地在那里,只是说当初皆无一物,只有此理而已。就连太极这两个字也是没有的,叫这名字仅仅是为了说明问题。

如此看来,朱熹的理像极了佛教的法。

朱熹却认为不同,完全不同。他说:太极是五行阴阳之理皆有,不是空的物事。他还说:释氏只见得个皮壳,里面许多道理他却不见。哈哈,这怎么可能是佛教的法? 〔25〕

更重要的是,除了理,还有气。

气是天理的载体。朱熹说:有此理后,方有此气。既有此气,然后此理有安顿处。也就是说,太极并不是无所事事地待在那里。它还要变成事物,而且是通过气。 〔26〕

所以,天理或太极,不是空无。

理通过气变成万事万物的结果,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但这绝不意味着太极的分裂,而是万事万物对太极的禀受。朱熹说,这就好比月光洒在江湖洒在人间,到处都能看见,月亮却只有一个,并未分裂。 〔27〕

精彩吗?精彩,非常精彩! 〔28〕

天理太极,简直就是核武器。

的确,朱熹的理很像西方哲学中的绝对理念,虽然比不上黑格尔,却类似于柏拉图。在中国思想史上,已经是相当具有哲学意味的概念。这是不可小看的。 〔29〕

还有一点也很像黑格尔。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朱熹则这样说:凡天地生出那物,便都是那里有那理。是不是看起来一样? 〔30〕

可惜,根本不同。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误读了黑格尔。黑格尔从来就不认为现存的东西都无条件是现实的。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合理会变成不合理,现实会变成不现实。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31〕

朱熹却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他讲天理讲太极,不仅是要对抗佛教,更是要维护儒家伦理,宣扬三纲五常。他的逻辑也很简单:君臣父子之类的道德规范不是早就有了吗?那就肯定有它的道理。由于一切道理都来自太极,所以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等就是天理。谁敢违抗,天理不容!

很好!但,既然如此,为什么出问题了呢?

因为天理之外,还有人欲。

据苏振申《中国历史图说》。

在儒教精神的指导下,朱熹制定了冠婚葬祭诸礼。上图为朱熹所制定的部分葬仪行列,分别是摆香炉的香案、奉灵牌的灵车、功布饰旗帜、亲族护灵柩前进。这些葬礼模式,民间现今仍旧奉行,没有多大改变。

天理与人欲

人欲是理学的大敌,比佛教厉害多了。

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是程颢和程颐兄弟,正如天理其实是他们的概念。程颢就不无得意地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拈出来。或者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 〔32〕

呵呵,这个著作权,他倒不让。

两宋道学又叫程朱理学,也是有道理的。

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有天理必有人欲。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也就成了理学无法回避的问题。

朱熹的办法是先下定义。他认为,天理就是人性中天然存在的善,比如孟子所谓“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就是仁,仁是天理之自然。顺着仁往前推就是义,再往前推就是礼。所以,四德五伦都是天理,也都是善。 〔33〕

但,天理既然是善,恶又从哪里来?

程颢和程颐的说法是:天下善恶皆天理。

这是对的。既然天理的极至是太极,太极又是万事万物的本源,恶当然也只能来自太极,来自天理。这就好比上帝创造了一切,便也得对伊甸园里的那条蛇负责。

问题是,如果恶也是天理,不作恶岂非也天理不容?

朱熹当然不能同意。因此,当学生拿着二程的说法来问他的时候,他就只能打圆场。朱熹说,天理哪能是恶?恶是不会行天理。比如不该恻隐而恻隐,就变成姑息;不该仗义而仗义,便变成残忍。所以,恶是天理的过犹不及。 〔34〕

那么,行天理为什么会过犹不及?

因为天理未纯,人欲未尽。这就好比一个人,如果注意饮食锻炼身体,就健康长寿;如果习惯不良纵欲过度,则会百病缠身。恶就是这样一种病,朱熹称为疾疢(读如趁)。 〔35〕

原来,人会生病,天理也会,这可真是天人合一。

天理生病,就成了人欲。

人欲不是人类肉体生存的基本需求。朱熹说: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但亦是合当如此者。他还讽刺佛教徒说:终日吃饭,却道不曾咬着一粒米;满身着衣,却道不曾挂着一条丝。这不是扯吗? 〔36〕

看来,老先生的头脑很清醒。

问题却仍未解决。人欲不是欲,又是什么?

朱熹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回答了我们:

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37〕

原来,天理就是生存理,人权就是生存权。这两句话朱熹虽然没有说,我们不妨替他说了。总之,除了保证生存和学做圣人,其他想法都是心里有病。所以,程颐为哲宗皇帝讲课时,课堂的管理人请讲师们喝茶看画,这位道学先生便拉下脸来回答:本人平生不喝茶,也不会看什么画! 〔38〕

哈哈哈,他是怕得心病。

那么,人的这个病,有没有办法治呢?

有。办法是六个字:

存天理,灭人欲。 〔39〕

而且朱熹说,所有儒家经典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这当然并不容易。因为就连朱熹自己也说:天理人欲,无硬定底界。既然并无明显标志和截然分野,那怎么识别,又怎么做?比方说,食色性也。吃饭是天理,性生活呢? 〔40〕

道学先生的回答是:

要看情况。生儿育女是天理,男欢女爱是人欲。

道理很简单:前者相当于饮食,后者相当于美味。

抱歉,这实在是混账逻辑,也不可操作。难道每次做爱前都要指天发誓,宣布这是为了传宗接代?幸亏程朱理学在今天不是主流,否则安全套和避孕药岂不都得下架?

何况朱熹自己也说: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人欲“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的。这就连读圣贤书都不管用了,因为世间却有能克己而不能复礼者,比如佛教徒。那么,如果要实现“存天理,灭人欲”的目标,请问又该如之何呢? 〔41〕

也只好祭起屠刀,朱熹称为“杀贼工夫”。 〔42〕

而且,吃柿子拣软的捏,先杀女人。

杀女人的切入点,是提倡寡妇守节,反对再嫁。当然也只是提倡而已,因为没有哪个王朝会荒唐到为此制定相关的法律。但是,我们不要小看舆论压力和道德诱惑。南宋之后守寡和死节的女人有多少,看看那些贞节牌坊就知道。

何况道学家的话还说得那么重。有人问程颐: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颐的回答是八个字: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43〕

女人的命,就那么不值钱?

更恶劣的是,程颐还信口雌黄,说什么贫苦无依和饥寒交迫,不过是寡妇们希望再嫁的借口。且不说这种毫无证据的言论涉嫌诬陷,就算她们是为了性爱需要又如何?朱熹不是声称“做出那事,便是这里有那理”吗?那么请问,男女之间那点事,怎么就没那理?如果没有,老天爷为什么要让人们有性快感?难道男人可以有,女人不能?如果都是人欲都该消灭,那么,为什么女人丧夫不能再嫁,男人丧妻却可以再娶?请问这是什么天理,什么逻辑?

程颐简直心理变态,混账透顶!

不要说什么当时强敌压境国难当头,因此需要提倡死节以振奋人心,鼓舞士气。搞没搞错,程颐可是北宋仁宗到徽宗时期的人。他去世时,完颜阿骨打还没称帝,徽宗君臣全都春风得意歌舞升平,哪来的这种时代需求?

也不要说什么死节的要求男女平等。没错,作为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王炎午就这么逼文天祥了。但是请问,有意义吗?难道文天祥的历史使命和人生价值,就是把自己送上道德祭坛,让那血染的旗帜高高飘扬?

实际上王炎午要求的,只是为死节而死节。不要说什么这里面有道德的坚守。坚守是要的,但只能靠自律,不能靠他律。道学家之相逼,围观者之起哄,当事人之非一死不足以自证清白,只能造成人性的压抑和心理的变态。

比如王玉辉。

王玉辉是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他的女儿丧夫之后决定死节,母亲不赞成,公公婆婆也不赞成,只有王玉辉拍手叫好,甚至在女儿去世后仰天大笑,说是就连自己都未必能够死得这么风光。直到知县和乡绅一众人等前来拜祭,这才恢复人性,开始悲悼女儿。后来看见穿白衣服的年轻女子,就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 〔44〕

这可真如清代戴震所言,是“以理杀人”。 〔45〕

事实上,尽管朱熹使用了哲学甚至类似于科学的方法来论证天理,也尽管理学家们口口声声恻隐之心,然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八个字,以及王炎午的生祭文,仍表现出对个体生命的冷漠。是啊,文天祥的尚且不是命,寡妇们的又值几何?不过街头巷尾的闲话,茶余饭后的谈资。

很显然,正是这种冷漠,造就了生祭文天祥这样的道德怪胎,贞节牌坊那样的道德祭坛。这当然并不完全该由程朱理学来负责。但,如果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必须靠这样惨无人道的东西才能得以维持,可就真是生病了。

那么,这病可又是怎么生的?

谁迷心窍

听说能够跟皇帝面谈,陆九渊相当兴奋。

这是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的事,当时陆九渊四十五岁,朱熹五十四岁。陆九渊是南宋时期理学的又一代表人物。尽管《宋史》把他列入《儒林传》中,而不在《道学传》里,但后世仍然认为他是理学家。后来,他的学说被明代王阳明(王守仁)发扬光大形成陆王学派,与二程兄弟和朱熹创建的程朱学派共同构成了宋明理学的顶梁支柱。

陆九渊比朱熹小九岁,关系则很特别:要振兴儒学挽救世道人心是战友,但于治学方法和修养途径却是论敌。淳熙二年(1175)六月,由哲学家吕祖谦邀请并主持,在江西省上饶市的鹅湖寺进行了学术大辩论,试图调和朱熹与陆九渊之间的分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

据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鹅湖之会火药味十足。陆九渊嘲笑朱熹支离破碎,朱熹讥讽陆九渊是禅宗的跟屁虫。两人牛头不对马嘴,吕祖谦的愿望完全落空,乘兴而来的诸位学者只好不欢而散。

但是冷静下来以后,两人又都发现了对方的可取之处和自己的不足,于是相互通信往来不绝。五年之后的淳熙七年(1180)九月,朱熹甚至邀请陆九渊到自己担任洞主的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据正史记载,后者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时,座中竟有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者。 〔46〕

惺惺相惜,取长补短,这很可贵。

尊重对方,不因意见分歧而记私仇,就更可贵。

风气如此良好,也就是宋吧!

更要紧的是,朱熹和陆九渊都认为只有依靠皇权,学说才能推广,儒术才能振兴。因此,听说陆九渊能够有跟皇帝面谈的机会,朱熹便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他写信问:面谈是在什么时候?

陆九渊答:应该是冬天,还不知道见不见得着。 〔47〕

这就有意思了,因为陆九渊回信是在三月十三日。由此可见,朱熹得到消息的时间应该更早,而且应该是陆九渊本人透露的。那么,陆九渊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广而告之,冬天才可能发生的事又为什么年初就讨论起来了呢?

原因之一,是机会难得。

按照唐宋两代的制度,中下级官员上朝回答皇帝的询问有三种可能。一是出任地方官要陛辞,这叫转对。二是作为中央政府官员轮流向皇帝进言,这叫轮对。三是被皇帝特别从外地召到京城登朝面对,则叫登对。淳熙十一年,陆九渊在尚书省任职,所以有资格参加轮流进言;又因为轮对的时间次序有一定之规,因此知道这年冬天有此机会。

朱熹则曾经登对。隆兴元年(1163)十一月六日,他作为职位很低的地方小官被即位不久的孝宗召见。尽管朱熹对此高度重视,准备了三份奏折,却似乎话不投机。据他事后的记述,谈第一个问题时,孝宗作答如响;但是谈后面两个问题时,皇帝陛下却保持沉默,一言不发。 〔48〕

如此结果,让朱熹很沮丧。这也是他听说陆九渊有机会轮对,就急不可待要讨论的又一个原因。而且,有了二十年前的经验教训,朱熹便提醒陆九渊:果得一见明主,就紧要处下得数句为佳。其余屑屑,不足言也。 〔49〕

这可真是古道热肠,关切之情也溢于言表。

轮对结束,朱熹立即索要了奏稿来读,读完之后兴奋地对朋友说:子静(陆九渊字)讲得好!语意圆转浑浩,无凝滞处,也是他自己确有心得。当然,朱熹的回信除了由衷称赞奏折规模宏大源流深远,也没忘记讥讽陆九渊受佛教影响太深。他半开玩笑地说:尊意不会是从帕米尔来的吧? 〔50〕

陆九渊答:是从五脏六腑里来的。 〔51〕

朱熹则似乎没有再纠缠。

此后两人的交往表现出浓浓战友情。朱熹期待着陆九渊的第二次轮对,陆九渊也关注着朱熹。他们都愿意看到甚至帮助对方被皇帝重用,而朱熹对陆九渊更是寄予厚望。因为在他看来,当时最会说话,能够说得响亮让人感动的,简直非陆九渊莫属。如果说动皇帝,岂非能致太平? 〔52〕

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和情怀!

其实,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原本是两汉以后文人士大夫的人生谋划,只不过宋人自许甚高。他们认为,汉唐两代根本无足称道,儒生们也不过稻粱谋。只有确立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才是大展宏图的好时代。因此他们对“得君行道”期许很高,理学家群体更可谓莫不如此。

朱熹则还有理论支持。他认为,国家社会的好坏,全在帝王的心术。夏商周三代的圣王心术最好,战国以后则一塌糊涂。秦始皇无道,汉高祖有私,曹操和孙权是贼,唐太宗心里全是人欲。天理是金,流出的是王道;人欲是铁,流出的是霸道。行王道的圣王是纯金,其他金中有铁;行霸道的帝王是铁,只不过好一点的铁中有金,坏的完全是铁。 〔53〕

因此,必须教会帝王正心诚意,教他们克己复礼。帝王心术不正,别人再讲天理又有什么用!

难怪对生命冷漠的理学家们,对朝堂却相当热衷。

可惜这只是一厢情愿。淳熙十一年轮对之后,陆九渊和他的朋友都在等待第二次。而且按照制度,淳熙十三年冬天确实还能够有此机会。然而就在眼看到期的五天前,陆九渊突然被贬到浙江台州崇道观做主管去了。尽管这是只领俸禄不必上班的虚衔,陆九渊也得以回到家乡教书育人,但他和朱熹的满腔热忱殷切期望,岂非分分钟就打了水漂? 〔54〕

何况见了皇帝又如何?皇帝并不能民选,是什么样的人只有天知道。昏庸无能的教不了,雄才大略的不让教。宋儒总说宋帝好,却不知他们善待士大夫不是为了受教育,而是为了保皇权。太祖用赵普,高宗杀岳飞,雨露雷霆无不出于帝王心术,统统都是人欲,哪有天理可言?

明摆着的事情,朱熹和陆九渊不明白?

也许明白也许不,而且就算清楚也无可奈何。因为帝国制度无法更改,甚至还是他们要维护的。毕竟,三纲五常的头一条就是君为臣纲。纲举目张,做皇帝的思想工作也不能不被他们视为头等大事,以至于朱熹读了陆九渊的奏折之后还要问:面谈的时候,皇上对那些话有所领悟? 〔55〕

热衷,并不难理解。

然而吊诡之处也正在这里:君臣父子是天理,君为臣纲是天理,最不讲天理的又偏偏是那纲。这又如何是好?不要那纲吧,就不成其为新儒学。坚持到底吧,那纲那龙头却向人欲去。因此,如果说朱熹们鬼迷心窍,那么,被视为天理的三纲五常才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的心魔。

走火入魔,也不奇怪。

值得庆幸的是,朱熹也好,陆九渊也罢,都好歹继承了王安石和司马光他们“以道进退”的传统,践行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主张。贬官出京时,陆九渊曾以七律一首答谢雪中送行的杨万里,诗中有这样两句话:

义难阿世非忘世,志不谋身岂误身。 〔56〕

没错,作为忠臣孝子和仁人志士,南宋理学家并不反对甚至积极谋求参与现实政治。但那是谋道,不是谋身。卖论求官绝对不行,不采纳意见接受主张,也恕不奉陪。

这是一种气节。

气节是必须坚守的,非如此不足以为士,但为了守节而要求人们去死却是变态。那么,一种原本正当的甚至崇高的道德传统,又为什么会发展成血腥和邪恶的东西呢?

必须再看理学。

从江湖到庙堂

后来成为统治思想的理学,其实命运多舛。

事实上,从二程兄弟开始,两宋理学家们在世时大多数没有显赫的官方地位,相反还可能受到政治迫害。最严重的一次是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朱熹遭到政敌们弹劾。他的学说被诬为伪学,学术被诬为妖术,学生被诬为逆党,本人则被奏请按照孔子诛少正卯先例斩首。最后结果是朱熹跟程颐晚年一样,在监视居住中黯然去世。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禁”。

党禁对朱熹学派打击极大,列入“伪学逆党籍”黑名单的无一幸免。扛不住压力的改换门庭,过门不入;立场坚定者也只能蛰伏山林,或者偷偷摸摸夜里来见朱熹。

理学在南宋,其实有一阵子是地下党。

据《续修四库全书》。

朱熹的心情,也可想而知。

知道了这些史实,也许就不难理解两宋理学家为什么比任何时候任何人都重视气节。因此,尽管我们坚决反对寡妇守节之类惨无人道的变态主张,却仍不妨对理学派表示历史之同情。是啊,没有气节,他们又怎么能坚持下来。

气节是一种精神力量,而这种力量是能让滥用公权力者胆寒的。庆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朱熹去世,四面八方的理学信徒纷纷决定前来为他送葬。这个消息立即让当局惊慌失措,下令地方官严加约束,以防学人聚众闹事,或者趁机妄谈国是,谬议朝廷。结果,葬礼上便只有寥寥几人。 〔57〕

谁的心灵强大,谁又色厉内荏,岂非一目了然!

那么,朱熹的影响力为什么这样大?

原因之一在书院。

书院唐代就有了,北宋也有。但与理学紧密相连,并且成为文化现象,则在南宋。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朱熹。淳熙六年(1179),朱熹上书朝廷,请求修复白鹿洞书院,理由是太宗皇帝曾经给赐经书,应该作为名胜古迹予以保护。谁知此议一出舆论哗然,奏请也被驳回。于是朱熹又提出:现在佛寺道观遍地开花,书院却寥寥无几。那么请问:三纲五常之教与无君无父之说,哪个有利,哪个有害? 〔58〕

这下子朝廷无话可说,只好同意。

万事开头难。白鹿洞书院修复后,全国各地和其他学者纷纷效仿,理学也终于有了传播思想的阵地。比如陆九渊在江西贵溪的象山书院开坛布道,学生结庐其旁;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在朱熹和张栻主持讲学期间,生徒竟多达千人。

这种盛况也不难想象得出。毕竟,无论民办公助或官建民理,白鹿洞或象山之类的书院总是具有私学性质,生徒也都是慕名而来,受教而去。讲师的思想和人格魅力,对书院的兴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反过来也一样。当学生心悦诚服其观念主张时,他们的学说也就能够得到广泛传播。

传播的途径有口碑和书籍,而宋代恰恰是印刷和出版业兴旺发达的时期。朱熹把握了这个历史机遇,甚至身体力行亲自开办出版公司,以至于陆九渊的学生也要到朱熹的书店印厂来买书。不过,朱熹刻印得多,盗版更多,害得老先生为此伤透脑筋,甚至为了防止谬种流传误人子弟,不得不将那些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盗印书版买下销毁。 〔59〕

朱熹影响力大,这是原因之二。

原因之三是他的学说平易近人。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和深刻的道理,朱熹都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出来。比如他教学生读书,就是这样说的:看文字,须大段着精彩看。耸起精神,树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剑在后一般。 〔60〕

这样的话,目不识丁的也听得懂。

1998年10月,国家邮政局发行“四大书院”特种邮票。从左至右依次是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书院。

朱熹有这种风格也不奇怪。前面说过,理学是要跟佛教争夺思想文化阵地的;而禅宗和净土宗之所以得人心,原因之一便是简单明了,不故作高深。这就值得借鉴学习,也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何况理学讲义理之辨,当然要说得明白;讲正心诚意,当然要直指人心。

现在看,朱熹真是懂教育,懂传播。

后来承继大统的赵昀(读如匀)也懂朱熹。这位因崇尚理学而被尊为“理宗”的皇帝,在朱熹去世二十四年之后由朱熹政敌的政敌拥戴即位。他敏感地意识到,只有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学,才是巩固皇权和维持统治之最为有利的思想武器,于是下令特赠朱熹太师衔,册封为国公,又将他和北宋四位理学家的牌位供在孔庙。这当然尊贵之极,尽管由于政敌被暗杀,朱熹在宁宗后期已经恢复名誉,他注释的《论语》和《孟子》也成了官办大学的通用教材。 〔61〕

曾经的伪学和妖术,现在变成官方哲学。

此后理学的地位扶摇直上,无人能及。从元仁宗钦定朱熹的《四书集注》为科举考试教材,到明太祖规定四书五经为儒生必读,再到康熙帝极力拔高朱熹地位,三个不同民族建立之政权,观点居然惊人地一致,程朱理学统治中国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时间便长达七百年之久。 〔62〕

各个学派轮流坐庄的事,再也没有。

朱熹撰,明嘉靖文峰堂刊本,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那时,皇权是受到制约的。宰相们可以对皇帝的决策表示反对,实在不行还可以辞官不做。明清两代可没有这等好事,皇帝的权威和圣明跟朱子学一样不容置疑。也许,正是为了保证自己至高无上专制独裁,才要把朱熹哄抬到吓人的地步吧?

理学和皇权,一齐成了天理。

可惜,失去制约的同时也失去了帮衬。当唯我独尊的皇帝决心乾纲独断时,身边就只剩下马屁精和哈巴狗,以及戴着王炎午面具的留梦炎。最后,真正成为孤家寡人的崇祯皇帝也只好走上煤山,将自己和自己的帝国一并了断。

请问,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事实上,从江湖走向庙堂,或许是朱熹们的幸运,却是我们民族的不幸。问题不在于程朱理学是对是错,而在思想和思想家一旦被公权力神圣化,就会变得死气沉沉。朱熹有诗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那么请问,程朱理学被奉若神明之后,还能见到并接受些许清泉吗? 〔63〕

泥菩萨是不会过江的。

与此同时,程朱理学中的恶开始沉渣泛起,比如对个体生命的冷漠。这些恶原本就是胎毒,现在则有了温床。得到滋养的癌细胞渐渐向全身扩散,就连肌体中某些合理的部分也开始变得不合理,最后终于变得邪恶而血腥。

这一点都不奇怪。实际上从杀害岳飞那天起,共治天下就成为过去,为了巩固皇权可以牺牲任何人的生命反倒成为帝国的潜意识。只不过有了程朱理学,洗脑变得更加方便并得心应手。岳飞可以死,文天祥必须死,王玉辉的女儿岂非更该自己去死?她母亲就算哭天抢地,又顶什么用?

当然,程颐和朱熹都没说寡妇非死不可,但自会有人替他们说,因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是天理,主辱臣死和尽忠守节是道德,实行起来就只会层层加码。何况程朱理学已经是官方哲学,道学先生便有了要求别人的权力和理由。结果是什么呢?是调门越来越高,高到根本做不到。做不到又硬被逼着去做,便只好装。

伪君子和变态狂,就是这样产生的。

当然,事情弄得不可收拾,要到明清以后。在中华文明走到历史岔路口的此时此刻,尽管北国已是铁血,南宋却兀自风流,理宗一朝甚至出现了所谓中兴气象,尽管这很快就成为过眼烟云。但不管怎么说,两宋文化的繁荣精致都登峰造极。尤其是那余音绕梁三日,让人回味无穷的词,绝不会随着宋的灭亡而消亡,反倒会流传千古,历久弥新。

那好,现在就去读读宋词。

第四章

宋词韵味

词的形式

雨恨云愁,

江南依旧称佳丽。

水村渔市,

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

遥认行如缀。

平生事,此时凝睇,

谁会凭栏意! 〔1〕

这是北宋词人王禹偁(读如称)的一首词,也是他众多词作中的唯一留存。不过这已经足够了。因为它不仅是王禹偁的代表作,也是宋词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知道宋词的特征和魅力所在,那么这首《点绛唇》便是标本。

首先是形式感。

形式感是一目了然的,只是最好按照现代诗的分行方式来排版。这样排版以后,便不难得出两个直观印象:一是句子长短不一;二是要分段,专业术语叫分片。大多数的词分两段,叫上下片,也叫上下阕。片的意思就是遍,阕的意思则是终。一曲终了再来一曲,就叫双调。超过两片或两阕的叫三叠或四叠,也叫长调。只有一阕,则叫单调。

最典型的单调是某些令词,比如《如梦令》:

曾宴桃源深洞,

一曲舞鸾歌凤。

长记别伊时,

和泪出门相送。

如梦,如梦,

残月落花烟重。

这是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勗(读如序)的作品,也是《如梦令》的鼻祖。由于词中连续出现“如梦”两个字,所以后人把这样一种格式称为《如梦令》。

叫作“令”的并不一定是单调,正如三叠或四叠的长调也不多见,数量多的还是双调。双调的上下两片有像《点绛唇》那样格式完全不同的,也有同调重复,有如两首诗叠加在一起的,比如《生查子》(查读如渣):

去年元夜时,

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

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

泪湿春衫袖。 〔2〕

这简直就像是两首五言绝句放在了一起,就连每片的前三句,也都符合格律诗粘(平仄相同)和对(平仄相反)的要求。但是第三句和第四句却“失对”了。由于约和湿是入声字,因此上和约、见和湿都是仄声,梢和昏、年和衫都是平声。这在五言绝句中,可是要算严重犯规的。

至于押仄声韵,则要算破格和特例。

◎古汉语声调

◎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

格律诗平仄格式的通俗口诀,部分句型不适用

七言诗句 第一、三、五字平仄可以不拘

第二、四、六字必须依照格式,平仄相间,不能变动

五言诗句 第一、三字平仄不拘

第二、四字依照格式

◎对与粘

诗律术语。律诗分首颔颈尾四联,每联上句为“出句”,下句为“对句”

“对”即为同一联内出句与对句平仄必须相反。如:

“粘”即为后联出句与前联对句平仄必须相同。如:

亦可参照易中天中华史第十六卷《安史之乱》第五章。

实际上如何用韵,也正是诗与词的区别之一。唐代以来,无论五言绝句或七言绝句,五言律诗或七言律诗,原则上都押平声韵。词却像古体诗一样大量使用仄韵,数量与押平韵的可谓平分秋色,分庭抗礼,不相上下。

比如《木兰花》:

龙头舴艋吴儿竞,

笋柱秋千游女并。

芳洲拾翠暮忘归,

秀野踏青来不定。

行云去后遥山暝,

已放笙歌池院静。

中庭月色正清明,

无数杨花过无影。 〔3〕

这个很像两首押仄声韵之七言绝句的叠加,可惜只是看起来像,其实不是,因为上下两片的第二句和第三句都平仄相反。如果是七绝,那就犯了“失粘”的错误。可见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还得深究才行。

词,毕竟不是诗。

何况,看起来像是五言绝句或七言绝句叠加的,也只是个别现象。即便上下两片同调,也多半不会都是整整齐齐的五言或七言,比如《减字木兰花》:

朝云横度,

辘辘车声如水去。

白草黄沙,

月照孤村三两家。

飞鸿过也,

百结愁肠无昼夜。

渐近燕山,

回首乡关归路难。 〔4〕

表面上看,这种格式是《木兰花》词的四个单数句各自减去了三个字,其实不然。第一句和第五句是,第三句和第七句却在减去三个字后改变了平仄关系,由原来的平平仄仄变成了仄仄平平。结果是什么呢?第四句和第八句也只好跟着做出改变,由仄声韵变成了平声韵。

于是《减字木兰花》便有了四个韵脚,两个仄声的和两个平声的。这就有点像古体诗,一篇当中既可以有平声韵又可以有仄声韵,平仄互换。只不过,词的换韵不能像古体诗那样随意,仍然需要严格遵守格律的要求。但这绝不意味着词是呆板的。相反,只要愿意,完全可以花样翻新。

比如《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

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5〕

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押韵方式。通篇以同一平声韵为主旋律,却又在第三句和第四句、第六句和第七句、第九句和第十句,押了不同的三种仄声韵。结果,短短十一句六十二个字,竟有四种韵脚,还分平仄。

据龙榆生《唐宋词格律》。

还有一种押韵方式也不同于诗,比如《西江月》:

满载一船明月,

平铺千里秋江。

波神留我看斜阳,

唤起鳞鳞细浪。

明日风回更好,

今朝露宿何妨。

水晶宫里奏霓裳,

准拟岳阳楼上。 〔6〕

这种格式比较独出心裁。上下两片同调,都是第一句不押韵,后面三句押同一个韵母,比如前例的江阳韵,但是第二、第三句平声,第四句仄声。如此格律并不多见,然而《西江月》却又是最流行的曲调之一。

由此可见,与格律诗相比,词在形式上更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实际上,词的格式千奇百怪五花八门,而且据说有上千种之多,简直不胜枚举。这些格式被称为词谱,词谱的名称叫词牌。按照词谱来创作,就叫填词。诗词之别,可谓判然;而最明显的区别,则可以概括为九个字:

上下片,长短句,仄声韵。

毫无疑问,并非所有的词都是这样,但只有这样的词才最像词。比方说,如果不分片,就得是长短句;如果像两首绝句叠加,就得是仄声韵;如果用了平声韵,每片就不能是四句,比如《浣溪沙》(浣读如换):

山下兰芽短浸溪,

松间沙路净无泥。

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

门前流水尚能西。

休将白发唱黄鸡。 〔7〕

这样看,王禹偁那首《点绛唇》可不就是标本?

就连有没有对仗,也是特征之一。

对仗是诗的要求。律诗无论五言还是七言,第三句和第四句、第五句和第六句都必须对仗。词则可有可无。某些词通篇没有对仗,还有一些词谱的约定或宽或严。比如《浣溪沙》下片的前两句按照惯例必须对仗,而《西江月》更是上下两片的前两句都有这要求,至少原则上如此。

某些词谱还特别喜欢对仗,比如《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

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

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

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

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 〔8〕

这种格式也是上下两片同调,每片五句,第一句和第二句对仗,第三句和第四句也对仗,只有第五句不是,也不可能是。这就跟诗划清了界限。何况前面两句六言,后面两句七言,全词便呈现出错落有致的格局;而两个对仗句之后以单句收尾,更有戛然而止的感觉,显得意味无穷。

词,是不是很有形式感?

形式很重要。实际上,如果说从古体诗到格律诗,是从随意走向了规范;那么从诗到词,则意味着中国诗歌从自律走向自由,走向“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所以词的规定相对宽松。比如“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对仗非常工整,而“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则不。

再看这两句:

八百里分麾下炙,

五十弦翻塞外声。

从用字看,它们是对仗的。然而平仄,却不对。

也许,这就是词了。它是一种有格律的自由体,一方面严守纪律,另方面又挥洒自如。如此这般地长袖善舞,以及归于和谐的多样统一,不正是古典艺术的一贯追求吗?

其实,真正代表着古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不是唐诗而是宋词。只不过由于宋词过于典雅,反倒不如相对通俗的唐诗脍炙人口。但要了解两宋,不能不浓墨重彩谈宋词;而破解宋词之谜的钥匙除了形式,便是境界。

词的境界

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

还说: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此言不虚,王禹偁的《点绛唇》便是如此。这首词写的是江南的雨景,而且很可能是秋雨。秋雨可是不少诗人描绘过的,王维的名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就是。 〔10〕

但,唐诗往往一句一景,比如: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1〕

宋词却往往一首或一阕一景,这就比一句一景更加丰满也更加细腻。事实上王禹偁这首词开篇就出手不凡,那“雨恨云愁”四个字堪称扣人心弦。的确,江南的秋雨总是让人惆怅。尤其是大雁南飞的深秋季节,风雨之后往往遍地落叶和泥泞,之前则一片暗淡和惨烈:层层堆积的云块仿佛浓缩忧愁,急促落下的雨箭分明恨意难消。此情此景,用李清照的话说正可谓: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12〕

然而江南又毕竟是江南。愁云恨雨之下,水村渔市依然炊烟袅袅。尽管只是一缕缕孤零零又细又小,这些人间烟火却表现出浓浓的人情味。再看结伴而行的雁行,那坚忍不拔的展翅高飞,岂非刺破浓云密雨的一道闪电?

于是诗人的感慨脱口而出:

平生事,此时凝睇,

谁会凭栏意!

这里面,分明有一层薄薄的孤冷、伤感和忧郁。 〔13〕

孤冷、伤感和忧郁的情调早就有了。被安史之乱的愁云恨雨洗刷之后,中晚唐已是另一番气象。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这首名作,道尽了那个时代文学艺术对历史变迁真实而敏感的体验。 〔14〕

没错,这里说的“只是”有“正是”的意思。因此这句诗的准确解释是:那灿烂辉煌把大地照耀得如同黄金世界般的夕阳,正是黄昏时刻才能感受到的令人陶醉的美。 〔15〕

大唐,即便在走向衰亡之时也是金灿灿的。

但,夕阳毕竟是夕阳,黄昏也毕竟是黄昏。实际上安史之乱四年前,大将高仙芝在怛罗斯败于黑衣大食,也就是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之时,雄心勃勃的大唐便已经停止了对外扩张的脚步;平叛二十六年之后,帝国又失去对塔里木和准噶尔的控制达千年之久。从此,万丈豪情便只剩下“一缕孤烟细”,往日辉煌更是“遥认行如缀”,何况此后还是分崩离析战乱不止民不聊生,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五代。

词在这时大行其道,并非没有原因。

被称为“诗之余”的词原本由歌女演唱,相当于当时的流行歌曲。由于艺术创作借鉴了外来音乐的手法,节奏旋律融进了外来音乐的元素,文学结构也比诗繁复精巧,便受到各个阶层的欢迎,以至于皇帝和士大夫也填起词来。

比如南唐宰相冯延巳,便有这样的名句: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16〕

这个句子确实漂亮,因此好评如潮传诵一时。碰巧南唐皇帝李璟(读如景)也好填词,心里不是滋味,便半开玩笑地问:吹皱一池春水,关爱卿什么事?

冯延巳马上回答:确实不如陛下的名句。

李璟问:哪一句?

冯延巳答:小楼吹彻玉笙寒。 〔17〕

其实,李璟的词哪里比得上冯延巳?

当时风气却可见一斑。

不过,文人墨客替代民间艺人成为词作的主流,应该说还是在北宋。发展方向则有两个,一是以柳永为代表的市井通俗路线,二是以晏殊为代表的典雅清丽范儿。柳永的故事我们在《大宋革新》里已经讲过,他可是秦楼楚馆中歌女艺妓们的最爱。柳永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他甚至在科举考试名落孙山之后,用词的方式写下了这样的情书:

小楼深巷狂游遍,

罗绮成丛。

就中堪人属意,

最是虫虫。 〔18〕

虫虫是一位歌妓的昵称,艺名应该是虫娘,曾经多次跟柳永共度良宵,所以词中才会有“鸳衾暖,凤枕香浓”这样的句子。事实上柳永填词并不避讳性事,比如“空床展转重追想,云雨梦、任倚枕难继”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确实是宋代最市民化和世俗化,也最接地气的词人。 〔19〕

晏殊和欧阳修就不会这样。

这两位是堪称宋词之祖的,正是他们把词这种流行歌曲从夜总会里请进了大雅之堂。作为典型的士大夫,他们即便写男欢女爱和风流韵事,也辞笔清丽气度闲雅,比如欧阳修那首脍炙人口被一再引用的《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

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

玉勒雕鞍游冶处,

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

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

泪眼问花花不语,

乱红飞过秋千去。

从李清照开始,这首词就一直被文学界叫好,然而词的本意是什么却众说纷纭。我们只知道,故事是以歌楼妓馆为背景的,因为章台路是红灯区的代名词,玉勒雕鞍则是达官贵人公子王孙的同义语。但,泪眼问花的是青楼女子,是担忧丈夫寻花问柳的闺中怨妇,还是别的什么人,不知。 〔20〕

也许,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作品本身的艺术性。实际上,晏殊和欧阳修可以算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对于他们而言,意义或思想是无所谓的,要紧的是唱起来好听,写出来好看,以及毋庸置疑的典雅,耐人寻味的隽永,比如:

槛菊愁烟兰泣露。

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

明月不谙离恨苦,

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欲寄彩笺兼尺素,

山长水阔知何处!

晏殊这首《蝶恋花》的词意倒是清楚,那就是诗人常常要写的离愁别恨,而且是男女之间的。这可以从“燕子双飞去”一句读出。但他们的关系究竟是夫妻还是情人,却不甚了然,作者也无意交代。不过这没有关系,正如我们完全用不着弄清楚“杨柳堆烟”的意思,是杨柳之上烟笼雾罩还是杨柳像烟雾一样堆着,也无须知道那家书或情书为什么寄不到心上人的手中。很可能,她只是恨不能即时寄达。

诗无达诂,作者未必在乎我们怎样解读。

写出绝妙好词来,才是目的。

所以,他们也会无病呻吟,比如:

小径红稀,芳郊绿遍,

高台树色阴阴见。

春风不解禁杨花,

蒙蒙乱扑行人面。

翠叶藏莺,朱帘隔燕,

炉香静逐游丝转。

一场愁梦酒醒时,

斜阳却照深深院。

这首《踏莎行》也是晏殊的名作,主题词是愁。但我们实在不知道此公何愁之有。他生活的仁宗朝可是北宋的太平盛世,本人则是养尊处优的当朝宰相,又有太祖皇帝优待士大夫的祖宗家法护着,哪来的“愁梦”呢?

也许不过闲愁而已。

或如辛弃疾所言:为赋新词强说愁。 〔21〕

然而晏殊毕竟是写出过“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名句的大家,这首词的艺术品位也毋庸置疑。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无论场境的描述,还是意境的营造,都经过苦心刻画和精心设计,却又妙趣天成,不着斧痕。

还有“炉香静逐游丝转”的静,堪称一字千金。

静是听觉的,不是视觉的。或者说,是没有声音,不是没有动作。动作是转,是炉香追着游丝转。这种转不是旋转或飞舞,而是游走或飘移,并且漫无目的。漫无目的才天真自然,也才意味无穷,何况上品的炉香并无烟火。

因此这七个字的意思是:看不见的炉香静悄悄地追随着游丝漫无目的地飘移,一如作者那无可名状的闲愁。尽管我们并不欣赏这种闲极无聊,却不能不佩服作者的功力和造诣之深。没错,他把听觉、视觉和嗅觉融为一体了。

这就让我们想起了宋祁的名句:

红杏枝头春意闹。 〔22〕

哈!红杏枝头,兴致盎然的春意欢天喜地喧闹着;朱帘之内,无所用心的炉香悄无声息地游走着,这可是怎样的诗情画意!至于宋祁的闹和晏殊的静,看起来刚好相反,实际上异曲同工,即都是只用一个字,便境界全出。 〔23〕

这种创作方法,就叫炼字。

炼字是诗中就有的,比如:

春风又绿江南岸。 〔24〕

填词当然也一样,比如:

云破月来花弄影。 〔25〕

很显然,炼字就是精心选择关键词。由于需要千锤百炼和反复推敲,所以叫炼字。这些字往往是动词,比如“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或“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弄;而“春风又绿江南岸”则是形容词作动词用,故尤为可贵。至于“炉香静逐游丝转”的静,虽然是副词,却同样境界全出。

这样的字就叫诗眼或词眼,即诗词的眼睛。眼睛亮就有灵气,诗词的名句也往往这样炼成。于是,宋祁便有了一个雅号: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而张先则因为“无数杨花过无影”等名句,成为北宋词坛无法忽略的重量级人物。

然而那意境,却是轻。

轻歌曼舞是北宋前期词的主旋律,大多数词人都继承着晚唐五代《花间集》的传统,以批风抹月为能事,艳遇闲愁为主题,舞榭歌台为场地,浅斟低唱为当行。基本倾向正如宋祁所言: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26〕

例外当然也有,比如范仲淹的《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

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

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

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词是范仲淹在抗击西夏入侵的边防前线所写,笔力之遒劲,气氛之悲凉,不要说晏殊和欧阳修从未有过,在作者自己的词中也都是异类。那萧瑟秋风中的满目苍凉,重峦叠嶂中的孤城要塞,羌笛胡笳里的牧马悲鸣,如霜月色下的吹角连营,可谓迥异于同时代的花前月下、柳绿桃红,不但让人耳目一新,也石破天惊地预示了宋词的革命。

据明刊本《诗余画谱》。

革命早就悄然发生。比方说,在潘阆描写钱塘潮的《酒泉子》中便有这样的词句:

弄潮儿向涛头立,

手把红旗旗不湿。

毋庸置疑,这是另一番气象。

王安石那首有名的《桂枝香》当然也是。 〔27〕

不过,这些都是凤毛麟角。事实上,吟风弄月的轻音乐仍将演奏下去,直到南宋末年。然而宋词如果只有这样一种调调,是不可能与唐诗等量齐观的。更何况,词的格式既然提供了艺术创造的无限可能性,题材和风格就不会局限于狭窄的范围,只不过真正的革命要等到天才人物的出现。

没错,这位天才人物就是苏轼。

苏轼的意义

苏轼刚一出现,词坛便山雨欲来。

大风起于青蘋之末。关于这一点,我们甚至只要看看他半首《江城子》就行:

老夫聊发少年狂,

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

亲射虎,看孙郎。

这样一种风格,在苏轼之前恐怕是没有的。人们甚至很难想象,如此题材和做派竟然能够进入被称为“艳科”的词之中。然而苏轼偏偏就这样做了。那时,他正在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市)任知州,四十岁,还没有遭受“乌台诗案”的打击,也还不叫苏东坡。因此,尽管此公自称老夫,却其实意气风发,并且在第二年再次让人惊诧和惊喜: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间。 〔28〕

后面的内容就不必全录了,因为几乎谁都记得住那最后两句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这首词,是中秋节那天晚上写给弟弟苏辙的。南宋初年便有人说,自从该词一出,所有同类题材的作品便都被废了。其实事情何止于此,之前那些哼哼唧唧的调调岂非全部显得萎靡不振?北宋词坛终于吹进清新的风。 〔29〕

但,真正具有革命性的,还是他那首《念奴娇》: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

人道是,

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

惊涛裂岸,

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

小乔初嫁了,

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

谈笑间,

强虏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

多情应笑我,

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

一樽还酹江月。 〔30〕

苏轼擅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苏轼一生屡经坎坷,书法风格也随之跌宕。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

此帖传为东坡醉后所书《念奴娇》(大江东去)。

也许,从文学史的意义看,这才是苏轼的代表作。因为多年以后他进入翰林院时,曾经问一位幕僚:我的词跟柳永相比怎么样?那人回答:柳郎中的词,最好是由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拿着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您的词则只能找个关西大汉,敲着铁板唱“大江东去”。

苏轼听了,差点笑翻在地。 〔31〕

那位幕僚的话是什么意思?不清楚,可能多少带有一点讥讽和调侃。毕竟,那时晏殊和柳永的风格还是主流。但到南宋就不一样。陆游便说:坡公并非不懂音律,只不过气势磅礴抗拒拘束而已。不信,唱一首苏轼的词来看!

什么感觉呢?

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

哈哈!长风直入倒海翻江,当然摧枯拉朽。

难怪陆游说: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 〔32〕

这才真是知音!

词坛也从此分为两派。豪放派以苏轼为代表,天风海雨逼人;婉约派以晏殊和柳永为典型,燕语莺啼可人。标志性的符号,则是晓风残月和大江东去。

这个观点,很多人在说。

但,这是欠准确的。且不说晏殊和柳永雅俗分殊,苏轼也并非一味豪放。至少,婉约派的词风他也会:

花褪残红青杏小。

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

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

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悄,

多情却被无情恼。 〔33〕

嘿嘿,如果告诉你这是欧阳修写的,你会怀疑吗?

实际上苏轼的风格很难一言以蔽之。他是多样的,也是兼容的。没有什么题材不能入他的词,也没有什么手法不能为他所用。他甚至能把前人写过用过的都来一遍,而且得心应手通行无阻,只要他愿意。不信请先看这个:

昨夜因看蜀志,

笑曹操孙权刘备。

用尽机关,徒劳心力,

只得三分天地。

屈指细寻思,

争(怎)如共刘伶一醉? 〔34〕

再看这个: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

算来着甚干忙。

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

且趁闲身未老,

须放我、些子疏狂。

百年里,浑教是醉,

三万六千场。 〔35〕

请问,你说得出这都是谁的作品吗?

哈哈,前面那个是范仲淹的,后面是苏轼的。

这样看,范仲淹才是革命先驱。

然而引领宋词走出艳遇闲愁之狭小庭院,走向鸟飞鱼跃之广阔天地的,却只能是苏轼。因为苏轼太有才了。恐怕也只有他,才能做到想豪放就豪放,想婉约就婉约,想奇崛就奇崛,想平和就平和,想清新就清新。比如:

簌簌衣巾落枣花,

村南村北响缲车,

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

日高人渴漫思茶。

敲门试问野人家。 〔36〕

表面上看,这是再普通不过的农村风物和故事,但苏轼的过人之处也正在这里。的确,天风海雨能振聋发聩,春花秋月有诗情画意,都不足为奇。最不起眼的普通人寻常事也能入词,还能让人读得趣味盎然,就非同一般。

当然,柳永的“针线闲拈伴伊坐”也有这意思,但远不如苏轼写得流畅自然。何况那样的生活苏轼也能写。他那首回文体《菩萨蛮》写的就是小夫妻吃冰镇莲藕的故事,最后两句是:郎笑藕丝长,长丝藕笑郎。 〔37〕

要说这是柳永写的,也有人信。

哈,有才就是任性!

不过,真要了解苏轼,还得读他这首《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

归来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

敲门都不应,

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

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縠纹平。

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

这首词是有历史背景的。正如我们在《王安石变法》中讲过的,由于“乌台诗案”的原因,苏轼在元丰三年(1080)二月被贬到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做团练副使,实际上是监视居住。死里逃生的苏轼住在城南长江边的临皋亭,还开垦了一片荒地,命名为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

苏轼绘。纵54.3厘米,横33厘米,现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苏轼曾言:“宁可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一生酷爱竹,有多幅墨竹图传世。

夜饮东坡醒复醉,说的就是这里。

众所周知,乌台诗案是一大冤案,连司马光等人也受到牵连。当时,有人落井下石,有人避而远之,更有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反倒是早已下台的老对头王安石,毅然上书朝廷出手相助。不难想象,当苏轼只身一人在那孤寂的深夜静听江声时,心中是什么滋味,又有多少感慨!他发出“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一声长叹,表示出“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强烈愿望,都不奇怪。

那么,他走了没有呢?

没有。第二天,黄州城内哄传苏轼写完此词之后,便将官帽官服挂在江边,乘船长啸而去。郡守闻讯大惊,以为州失罪人无法交代。但,等他匆匆忙忙赶到临皋亭时,苏轼却正在呼呼大睡,鼾声如雷,什么动静都没有。 〔38〕

是啊,人世原本大网罗,何必要走? 〔39〕

那就不走也罢!

就连写作也没有停下,但风格和境界有变。那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在元丰五年(1082)七月,也就是贬到黄州两年半以后写的。也许很难有人想到,牢狱之灾和流放之苦,竟然能够诞生出气势磅礴的“大江东去”来!

恐怕也就苏轼能。

其实苏轼并非没有苦闷。元丰三年八月十五,他在黄州度过了第一个中秋。这时距离他当初入狱将近一年,心中的伤痛远远没有平复,对于未来更是一片茫然。于是,在皓月之下长江之边,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新凉?

夜来风叶已鸣廊,

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

月明多被云妨。

中秋谁与共孤光,

把盏凄然北望。

这首词在苏作中不算名篇,但难能可贵处不少。要知道苏轼入狱就是文字惹的祸,此刻又岂敢直抒胸臆?也只能拐弯抹角,于是有“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这样让人难以罗织罪名的说法。其实谁都知道,客少非因酒贱,月明必被云妨。人生几度新凉,也是世态炎凉。

大难不死的苏轼,不能不思考人生的意义。

思考的结果是变得豁达,以至于他在绍圣四年(1097)以六十一岁的高龄被贬到地老天荒的海南岛后,也仍然能够写出这样阳光灿烂、青春靓丽的春词:

春牛春杖,

无限春风来海上。

便丐春工,

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

一阵春风吹酒醒。

不似天涯,

卷起杨花似雪花。 〔40〕

这时,苏轼已经离去世不远了。

也许,他永远都是一个“新青年”。

至于后来人,则另当别论。

秦观的价值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

银汉迢迢暗渡。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

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41〕

这首《鹊桥仙》也是宋词中的名篇,最后两句更是常被引用。实际上,正如苏轼那首《水调歌头》一出,其他那些中秋词就被废了,此词同样让许许多多以牛郎织女故事为题材的作品黯然失色。是啊,柔情似水,佳期如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还有比这更精彩的吗?

何况作者的杰作还层出不穷,比如: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

桃源望断无寻处。

可堪孤馆闭春寒,

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

砌成此恨无重数。

郴江幸自绕郴山,

为谁流下潇湘去? 〔42〕

两首词讲了两个故事,也有两种情调。前一首讲七夕的鹊桥相会,确实柔情似水;后一首写于贬到郴州之时,堪称此恨无重。但艺术成就之高,却是一样的。

它们的作者叫秦观。

秦观是苏轼的得意门生,也是享誉词坛的名家。后人对他的评价很高,有人甚至说:苏轼是遣词胜过抒情,柳永是抒情胜过遣词,遣词造句和抒情达意都好的是秦观,而且能够做到“辞情相称”的,也只有秦观一人。 〔43〕

这么说,秦观的词比柳永和苏轼都好?

算是一家之言吧,但并非没有道理。比方说,秦观确实讲究炼字和炼句。尤其是四言的对仗,可谓佳句迭出,比如前面所引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和“驿寄梅花,鱼传尺素”两句,以及“华灯碍月,飞盖妨花”等等。 〔44〕

在这方面,他很下功夫。

说起来这也是风气所致。我们知道,某些词谱规定开篇两句是四言的对仗。这就给词人出了难题,但同时也提供了机会。因为这两句如果出彩,那就像戏曲舞台上的名角挑帘而出闪亮登场,一个亮相便掌声雷动,将全场罩住。 〔45〕

比如柳永《倾杯》的开篇:

鹜落霜洲,雁横烟渚,

分明画出秋色。

这确实精彩。水鸭降落在沙洲,沙洲寒霜满地;大雁横陈于江渚,江渚烟笼雾罩。这样一个场面,当然是“分明画出秋色”了。因此,当后面说出“暮雨乍歇,小楫夜泊,宿苇村山驿”时,一种凄凉之意便扑面而来。

再看秦观《满庭芳》的上片: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

画角声断谯门。

暂停征棹,

聊共引离尊。

多少蓬莱旧事,

空回首、烟霭纷纷。

斜阳外,寒鸦万点,

流水绕孤村。

这首词是秦观三十一岁时写给一位歌妓的,跟柳永一样也写了秋天的晚景,只不过柳永写的是客居驿站,秦观写的是送别城郊。当时天色已晚,若隐若现的远山被抹上了缕缕轻淡的浮云,无际无涯的枯草迷迷蒙蒙地连接天边,城楼上报时的号角已经吹响。依依惜别的有情人举起酒杯,共同感伤那浓情蜜意即将成为如烟往事。泪眼相对之际,举目回首望去,但只见夕照之下,寒鸦万点,流水孤村。 〔46〕

无边的惆怅,便尽在不言中。

下片的尾声也与此相呼应: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这就让我们想起了柳永词上片的结尾:闻岸草、切切蛩吟如织。蛩读如穷,也就是蟋蟀。这并不奇怪。独居客栈思旧雨,当然听见蛩吟如织;泊船岸边别新欢,当然看见灯火黄昏。一个是听觉的,一个是视觉的,却异曲同工。

现在还说开篇。

开篇使用对仗句,诗词中常有所见,比如:

大漠沙如雪,

燕山月似钩。 〔47〕

又如:

燕子来时新社,

梨花落后清明。 〔48〕

再如:

岐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 〔49〕

不过,开篇用五言或七言对仗句,词中极为罕见。常见的是六言和四言。也许,这正是诗词之别。问题是,六言对仗稳重完整,四言却常常给人话没说完的感觉。所以用这种句式开篇,后面往往要跟上一句,比如:

风老莺雏,雨肥梅子,

午阴嘉树清圆。 〔50〕

实话实说,这首词的作者虽然也是名家,而且马上就要讲到,但“午阴嘉树清圆”实在平庸,后面也不精彩。让人眼前一亮的,就是前面那八个字。风老莺雏,意思是暖风帮小莺成长;雨肥梅子,意思是春雨使梅子肥大。这是形容词作动词用,而且是使动用法,所以精彩绝伦。

秦观的“山抹微云,天连衰草”则不同,高明之处在于动词用得好。尤其是那看似有意无意的轻轻一抹,堪称神来之笔。至于“天连衰草”的连,则不应该像某些版本那样写成粘。粘太刻意,连才自然,也才配得上“抹”字。

微云抹在山前,衰草连向天边,是这意思。

还有斜阳外的寒鸦,有写成“万点”的,也有写成“数点”的。究竟谁是谁非?恐怕与场景和事实无关,要看当事人的心境。心乱如麻,数点也是万点。从容淡定,万点也是数点。通读全词,当以“万点”为是。

这也就是炼字。

炼字不限于联句,也不限于开篇,比如:

销魂!

当此际,

香囊暗解,

罗带轻分。

这是秦观那首《满庭芳》下片的开头。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有学者解释为互赠信物。这当然也未尝不可,只可惜讲不通为什么要暗解轻分。事实上如果真是两情相悦,那么宽衣解带应该也在情理之中。相见时难别亦难。既然终成眷属无望,最后一次肌肤相亲岂非刻骨铭心的纪念?

高潮是需要前奏的,事情很可能是这样:酒过三巡紧紧拥抱之际,为了留下念想,她悄悄解下了情郎的香囊,后者则顺势轻轻分开了她的罗带。这样一种怦然心动,这样一种情不自禁,以及动作的温柔和体贴,恐怕才最是销魂。

因此前面这段话,也许要理解为倒装句。就是说,解下香囊拉开罗带那一刻,两个人都灵魂出窍了。

暗解和轻分,实为传神之笔!

但,不是动词用得好,用得好的是副词,秦观也不愧为炼字的高手。只不过,这里面没有苏轼的痕迹,倒有柳永的影子。苏轼当然也很清楚,便半开玩笑地对秦观说:没想到你我分别之后,足下倒学起柳七来了。

秦观说:哪有?

苏轼说:销魂当此际,不是柳七是谁? 〔51〕

当然是,但不全是,比如:

自在飞花轻似梦,

无边丝雨细如愁。

宝帘闲挂小银钩。 〔52〕

花轻似梦,雨细如愁,这分明是晏殊和张先。

看来,新青年苏轼虽然“卷起杨花似雪花”,却其实应者寥寥,就连他自己的学生都不追随。不过,秦观词中表现出的凄婉柔美,多半出自他敏感的天性,与许多婉约派词人的矫揉造作自作多情不可同日而语,必须另眼相看。 〔53〕

事实上,如果说苏轼引领了宋词的革命,那么秦观便标志着宋词的成熟。更多的人将沿着秦观的路前行,不但继续柔情似水伤感如梦,而且越来越形式化和格律化。

比如周邦彦。

周邦彦就是“风老莺雏,雨肥梅子”的作者,身前身后词誉极高,因为他是最懂音律的人,就连原本可以通用的上声字、去声字和入声字都要严格区分。这固然不错,但不能视为文学评论的第一标准。韵脚能够讲究一下是好的,句中的仄声字也要区分上、去、入,便未免过犹不及。

何况炼字原本为了传情。孟子说过,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读诗尚且如此,创作就更该这样。周邦彦却不仅是文害言辞辞害意,而且根本就是内容空洞。作为宋徽宗豢养的御用文人,他的任务是粉饰太平,哪有真情实感可言?就连清新淡雅之句也凤毛麟角,比如: 〔54〕

叶上初阳干宿雨,

水面清圆,

一一风荷举。 〔55〕

其他作品,则乏善可陈。

这就不是成就而是危机了。长此以往,艺术的道路只会越走越窄,宋词也只会像徽宗朝那样看起来花团锦簇,其实是泥菩萨,只不过那些感觉良好的士大夫浑然不觉。

历史当然不会这样。

幸亏还有辛弃疾

苏轼之后除了秦观,还有贺铸。

我们在《大宋革新》中曾经说过,才华横溢的贺铸是因为“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名句,而得到“贺梅子”之雅号的,吟风弄月并不输晏殊和秦观,比如:

杨柳回塘,鸳鸯别浦,

绿萍涨断莲舟路。

断无蜂蝶慕幽香,

红衣脱尽芳心苦。 〔56〕

这首词写的是荷花。荷花夏天开放,秋天花瓣脱落以后就结出莲子。莲子很甜,莲心却是苦的。然而“红衣脱尽芳心苦”却未必只是写实,因为贺铸的内心也很苦。豪侠任气的他一直都有报国之情,却不能得志。因此他的词作就不仅限于浅斟低唱,也会有逼近苏轼的豪雄之气,比如:

少年侠气,

交结五都雄。

肝胆洞,毛发耸;

立谈中,死生同。

一诺千金重。 〔57〕

可惜这只是个案,贺铸词还是风花雪月居多。

真正的雄风也只能来自辛弃疾。

辛弃疾比苏轼还要苏轼,比如:

千古江山,

英雄无觅,

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

风流总被,

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

寻常巷陌,

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

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

封狼居胥,

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

烽火扬州路。

可堪回首,

佛狸祠下,

一片神鸦社鼓。

凭谁问:廉颇老矣,

尚能饭否?

这首《永遇乐》词,是辛弃疾以六十六岁的高龄在镇江知府任上所作。如果说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只是开闸放水般地倾泻了万丈豪情,那么辛弃疾这首《京口北固亭怀古》就几乎直截了当地宣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那就是坚持抗金又反对冒进。这是通过一系列的典故表达的,包括赞扬在镇江抵抗曹魏的孙权和成功北伐的刘裕,批判好大喜功的刘义隆,还提到饮马长江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老当益壮的战国名将廉颇。尤其是“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一句,就更是对自己当年参加抗战的回顾。

下面这首也是同样的情怀:

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

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

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

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58〕

实际上,辛弃疾不止一次提到孙权。二十七年前他因任职湖北,乘船沿长江溯流而上,一路上感慨良多。词人声称那些过眼溪山都是旧时相识,以往岁月则长为过客,而吴头楚尾之地更让他想起坐断东南、北拒强敌的孙权。于是他在途中所写一首词下片的开头,便发出这样的声音:

吴楚地,东南坼;

英雄事,曹刘敌。

被西风吹尽,

了无陈迹。 〔59〕

这让我们想起了苏轼的“亲射虎,看孙郎”和“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看来,两位豪放派领袖都对这段历史情有独钟,也都喜欢东吴人物,调性却又不同。

苏东坡汪洋恣肆,辛弃疾沉郁苍凉。

气吞万里如虎,则一样。

相同的还有风格的多样,比如:

杯,汝来前!

这是一首号称要戒酒的词,词牌《沁园春》。《沁园春》开篇确实是四个字,但没有这样断句的。后面通篇都是作者与酒杯的对话,甚至有“吾力犹能肆汝杯”之语,意思是我这点力气对付你这杯子还绰绰有余;而酒杯则回答说:麾之即去,招则须来。这种写法,实为罕见。

事实上,如果说苏轼开了“以诗为词”的先例,那么辛弃疾便进一步创造出“以文为词”之新风,甚至满不在乎地使用口语。这当然有风险,辛弃疾却写得天然浑成:

醉里且贪欢笑,

要愁那得工夫。

近来始觉古人书,

信着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

问松我醉何如。

只疑松动要来扶,

以手推松曰:去! 〔60〕

这其实相当不容易,也不能只靠革新精神。毕竟,词是要讲究格律的。表面上脱口而出,实际上格律谨严,非高手不能为。否则,要么顾此失彼,要么弄巧成拙。

然而改革的红利也很可观。至少在辛弃疾那里,不仅是大江东去波澜壮阔,同时也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没有什么题材不可以考虑,没有什么事物不可以描绘,没有什么意境不可以表达,就连牢骚都可以发得趣味盎然:

枕簟溪堂冷欲秋,

断云依水晚来收。

红莲相倚浑如醉,

白鸟无言定自愁。

书咄咄,且休休,

一丘一壑也风流。

不知筋力衰多少,

但觉新来懒上楼。 〔61〕

这首词是辛弃疾罢官闲居上饶期间的作品,当时年龄在四十三岁到五十三岁之间。年富力强却报国无门,内心苦闷可想而知。然而无论上片之写景,下片之抒情,语气都相当平和:溪边草堂的枕簟(读如电,竹席)初凉乍冷,让人感到夏日未尽而秋意已浓。傍晚时分,断断续续漂浮在水面的烟云渐渐地消散。落日余晖之下,红莲相互偎依,宛如美人醉酒;白鹭默默无言,看似诗人多愁。一切的一切都那么地静谧恬淡,就像什么都没有变化,什么都没有发生。

不平静的只有词人的心底,下片更是一口气连用了三个典故:东晋的殷浩罢官之后愤愤不平,每天对空书写“咄咄怪事”四个字,这就是“书咄咄”;唐代的司空图自嘲,说自己才疏学浅,位卑职低,年事已高,无论哪条都该退隐,这就是“且休休”;而“一丘一壑”的意思,则是在哪里不能够风流倜傥呢?只不过“但觉新来懒上楼”而已。

这可真是平淡之极,也深沉之极。

但,一丘一壑也风流,却是真的。比如:

茅檐低小,

溪上青青草。

醉里吴音相媚好,

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

中儿正织鸡笼。

最喜小儿亡赖,

溪头卧剥莲蓬。 〔62〕

这跟前面所引苏轼《浣溪沙》是同样的题材,风格相近又略有不同。这种细微的差别,其实只要比较一下“敲门试问野人家”和“醉里吴音相媚好”就能体会出来。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辛弃疾更贴近农村和农民。 〔63〕

也许,这就是辛弃疾了。他跟苏轼一样,是波澜壮阔和丰富多彩的,甚至更加海纳百川。正是这种超乎常人的豪雄刚健和豁达大度,使他即便风花雪月也不同凡响:

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

一枝枝不教花瘦。

甚无情便下得雨僝风僽,

向园林铺作地衣红绉。 〔64〕

僝读如蝉,僽读如昼,僝僽就是折磨,而凄风苦雨折磨的是刚刚盛开的春花。落花原本是词人最爱的题材,这样的写法却很罕见,几乎可以看作元曲的前奏。更重要的,是其他同类作品不是感叹人生易老,就是伤心命运多舛,这首词却表现出超越个人身世的悲悯情怀,让人怦然心动。

辛弃疾的确是不朽的。

没有辛弃疾的宋词,则无法想象。

李清照及其他

在辛弃疾的作品中,还有一首词值得注意:

千峰云起,

骤雨一霎儿价。

更远树斜阳,

风景怎生图画?

青旗卖酒,

山那畔别有人家。

只消山水光中,

无事过这一夏。

午醉醒时,

松窗竹户,

万千潇洒。

野鸟飞来,

又是一般闲暇。

却怪白鸥,

觑着人欲下未下。

旧盟都在,

新来莫是,

别有说话? 〔65〕

这首词跟前面所引“但觉新来懒上楼”一样,也是作者罢官闲居上饶期间的作品,风格和调性却很不同。那首《鹧鸪天》对仗工整典雅平和,这首《丑奴儿近》明白如话幽默清新。骤雨一霎儿价,山那畔别有人家,却怪白鸥觑着人欲下未下,都是看似平淡其实精致的传神之笔。

辛弃疾说,他这是学了李清照。

李清照备受推崇的传世之作很多,比如:

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

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

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

正伤心,

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

憔悴损,

如今有谁堪摘?

守着窗儿,

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

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

怎一个愁字了得! 〔66〕

这首词是李清照后期的作品。由于北宋灭亡,继而丈夫去世,出身书香门第嫁到官宦人家的她,几乎一夜之间就由贵妇变成了寡妇,裕民变成难民。如此巨变,在她内心深处造成的创伤是无法平复的。因此,尽管《声声慢》的词谱原本规定押平声韵,曲调也比较徐缓,李清照却将韵脚由平声改为入声,并且屡用双声和叠字,完全改变了调性。

如此急促凄厉的悲怆之声,跟辛弃疾那首《丑奴儿近》的轻松欢快可谓大相径庭。但如果将“却怪白鸥,觑着人欲下未下”和“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相比照,却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相通之处。实际上,李清照和辛弃疾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善于用浅显清新的语言,白描般地塑造刻画出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比如:

常记溪亭日暮,

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

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

惊起一滩鸥鹭。

李清照这首《如梦令》词,当然不如同调的“昨夜风疏雨骤”那么有名,因为后者有“应是绿肥红瘦”名句。不过要论画面感,那么“误入藕花深处”和“惊起一滩鸥鹭”显然更能在瞬间抓住读者,并让人过目不忘。

据明刊本《诗余画谱》。

实际上李清照也是得天独厚。她的父亲李格非是苏轼的学生,丈夫赵明诚则是金石学家。于是才华横溢又学养极高的她便巾帼不让须眉,甚至表现出苏轼的词风:

天接云涛连晓雾,

星河欲转千帆舞。

仿佛梦魂归帝所,

闻天语,

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报路长嗟日暮,

学诗谩有惊人句。

九万里风鹏正举。

风休住,

蓬舟吹取三山去!

正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落难之时,李清照这首《渔家傲》也作于她南渡之后。看来,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并非没有道理,这首词气势之磅礴,音调之豪迈,也不输任何豪放派词人。尤其是那“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一句,真可谓一往无前。 〔67〕

但,这在李清照词中只是例外。

事实上作为秦观之后又一位婉约派词宗,她写得多也写得好的仍然是离愁别绪和倦意闲愁。只不过因为是女人又是大手笔,所以情感体验固然真实细腻,艺术手法也能够创意迭出,语言浅显而思绪清新,辞淡于水而味浓如酒:

红藕香残玉簟秋。

轻解罗裳,

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

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

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

却上心头。 〔68〕

也许,这才是李清照的当行本色。

李清照之后,异军突起的是辛弃疾,以及他的战友陈亮和刘过。刘过是典型的辛派,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某些作品如果编入辛弃疾的词集,恐怕是会得到认可的:

堂上谋臣尊俎,

边头将士干戈。

天时地利与人和,

燕可伐欤?曰:可。 〔69〕

陈亮则是气贯长虹的。他跟辛弃疾一样,喜欢登高望远借古讽今,而且如雷霆霹雳,一发便不可遏止,比如:

危楼还望,

叹此意,

今古几人曾会?

鬼设神施,

浑认作,

天限南疆北界。

一水横陈,

连岗三面,

做出争雄势。

六朝何事,

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

登高怀远,

也学英雄涕。

凭却江山,

管不到,

河洛腥膻无际。

正好长驱,

不须反顾,

寻取中流誓。

小儿破贼,

势成宁问强对! 〔70〕

哈哈,这种鄙夷古人的不可一世,辛弃疾也没有。

凭借艺术成就在南宋词坛与辛弃疾分鼎三足的,是姜夔和吴文英。两个人都精通音律长于吟咏,还都是依附豪门的清客,也就是舞文弄墨的寄生虫。因此,尽管他们曾经一度被抬得很高,却其实名不副实。尤其是吴文英,他的词简直就像某种工艺品,看起来光彩夺目,却不堪细读。 〔71〕

幸好,姜夔词还有可圈可点的,比如:

燕雁无心,

太湖西畔随云去。

数峰清苦,

商略黄昏雨。 〔72〕

可惜,也就寥若晨星的数例而已。

南宋后期独树一帜的是刘克庄。如果说,晏殊和欧阳修开创的婉约派传统在秦观和李清照那里达到顶峰,到姜夔和吴文英的时代终于变成雕虫小技,那么,苏轼引领的豪放派词风经由辛弃疾更上层楼之后,又由刘克庄重放光芒:

酒酣耳热说文章,

惊倒邻墙,

推倒胡床。

旁观拍手笑疏狂,

疏又何妨,

狂又何妨! 〔73〕

这可堪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74〕

同一词牌的名作还有一首,是蒋捷的。蒋捷是恭帝朝的进士,及第之后南宋即亡,自己也流落天涯。因此,尽管这首词的题材并不新鲜,读来却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片春愁待酒浇,

江上舟摇,

楼上帘招。

秋娘渡与泰娘桥,

风又飘飘,

雨又萧萧。

何日归家洗客袍?

银字笙调,

心字香烧。

流光容易把人抛,

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 〔75〕

这首词是蒋捷在流浪途中所写,秋娘渡和泰娘桥则是苏州吴江的地名。国破山河在,江南也依旧称佳丽,但,风又飘飘,雨又萧萧,那感觉已非王禹偁的“一缕孤烟细”。

下面这首《虞美人》就更加沉痛:

少年听雨歌楼上,

红烛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中,

江阔云低,

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

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无情,

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红烛昏罗帐,断雁叫西风,点滴到天明,简直就是浓缩的宋史。啊!往日繁华风光不再,历史进程不堪回首。北国早已铁血,南方一片狼藉,只不过好歹还能听雨。

也许,这就是南宋最后的风流。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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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1100年(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北宋哲宗卒,弟赵佶继位,是为徽宗。十一月,诏改明年元。

1101年(建中靖国元年)正月,辽道宗卒,孙耶律延禧继位,是为天祚帝。十一月,诏改明年元。

1102年(崇宁元年),立元祐党人碑。

1103年(崇宁二年)正月,蔡京任首相。

1105年(崇宁四年),宦官童贯进花石纲。

1106年(崇宁五年)正月,毁元祐党人碑。二月,蔡京罢相。七月,诏改明年元。

1107年(大观元年)正月,蔡京复任首相。三月,颁布以德治国的取士诏令。五月,赵构出生。

1109年(大观三年)十一月,蔡京退休。

1110年(大观四年)十一月,诏改明年元。

1111年(政和元年)八月,蔡京为太子太师。九月,童贯使辽。十二月,携辽人马植归。马植改名李良嗣,献联合女真灭辽计,徽宗赐姓,改名赵良嗣。

1112年(政和二年)十二月,童贯为太尉。

1113年(政和三年)十二月,完颜阿骨打继位酋长。

1114年(政和四年)九月,阿骨打伐辽,大胜。

1115年(政和五年)正月初一,阿骨打称帝,宣布国号为金,是为金太祖。二月初五,宋立赵桓为皇太子。

1116年(政和六年)四月,蔡京通治三省事。

1117年(政和七年)十二月,童贯领枢密院。

1118年(重和元年)二月,遣使与女真约夹攻辽。

1119年(重和二年)正月,崇道灭佛。次相王黼上契丹天祚帝画像,称其亡在旦夕。

1122年(宣和四年)十二月,辽五京尽入金人之手。之后金以燕京归宋,索要租金一百万。

1123年(宣和五年)八月,金太祖卒,太宗立。

1125年(宣和七年)二月,辽天祚帝被俘,辽亡。十月,金太宗决定南下。十二月二十三日,徽宗传位太子,赵桓即位,是为钦宗。

1126年(靖康元年)正月初三,徽宗逃离开封。二月初七,宋金签约,金退兵。四月三日,徽宗回到开封,被软禁在龙德宫。八月,金兵再次南下。十一月,东西两路金兵会师开封。闰十一月三十日,钦宗出城进金营。

1127年(靖康二年)二月上旬,徽宗和钦宗被金人废为庶民。三月初七,金人册立张邦昌为皇帝,国号大楚。四月初一,徽宗和钦宗以及皇室成员被掳往北方,北宋亡。四月初九,张邦昌宣布退位。五月初一,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称帝,是为高宗,改元建炎,南宋始。

1127年(建炎元年)十月初一,高宗移驾扬州。十二月,金人以张邦昌被废为由,分三路南下伐宋。

1128年(建炎二年),北方大片国土沦丧。

1129年(建炎三年)二月,金兵南下攻扬州,高宗披甲奔镇江,开始流亡。

1130年(建炎四年)四月,高宗至越州。七月,金立刘豫为帝,国号齐。九月,朱熹诞生。十月,秦桧自金逃归。

1131年(绍兴元年)正月初一,改元绍兴。

1135年(绍兴五年)四月,徽宗死于金。

1137年(绍兴七年)十一月,伪齐被废。

1138年(绍兴八年)十二月,定都杭州。

1140年(绍兴十年)五月,宋金战争再起。

1141年(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金签订绍兴和议。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飞被杀。

1151年(绍兴二十一年)四月,金主完颜亮迁都燕京。

1155年(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卒。

1161年(绍兴三十一年)九月,完颜亮南侵。十月,金发生政变。十一月,宋金议和。

1162年(绍兴三十二年)六月,高宗退位,皇太子继位,是为孝宗。七月,为岳飞平反。

1187年(淳熙十四年)十月,太上皇高宗卒。

1189年(淳熙十六年)二月,孝宗禅让,光宗继位。

1194年(绍熙五年)六月,孝宗卒。七月,光宗退,宁宗立。

1196年(庆元二年)十二月,庆元党禁始。

1200年(庆元六年)三月初九,朱熹去世。

1206年(开禧二年)十二月,铁木真建立蒙古汗国,称成吉思汗。

1214年(嘉定七年)五月,金迁都开封。

1221年(嘉定十四年)六月,宋蒙通使。

1224年(嘉定十七年)闰八月,宁宗卒,理宗立。

1227年(宝庆三年)六月,蒙古灭西夏。七月,成吉思汗卒。八月,窝阔台继位蒙古大汗。十二月,蒙古军侵宋。

1232年(绍定五年)正月,蒙古军大败金主力。十二月,金哀宗逃离开封,蒙古约宋联合攻金。

1233年(绍定六年)正月,开封城降。六月,金哀宗逃至蔡州。九月,蒙古军至蔡州。十一月,宋军至蔡州。

1234年(端平元年)正月,金亡,立朝一百二十年。

1235年(端平二年)春,蒙古军三路攻宋,长达四十五年之久的宋蒙战争开始。

1241年(淳祐元年)十一月,窝阔台卒。

1251年(淳祐十一年)六月,蒙哥为蒙古大汗。

1254年(宝祐二年)初,忽必烈灭大理国。

1258年(宝祐六年)春,蒙哥汗三路侵宋。该年,蒙古军攻陷巴格达,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灭亡。

1259年(开庆元年)七月,蒙哥汗死于钓鱼城下。

1260年(景定元年)三月,忽必烈即位。

1263年(景定四年)五月,忽必烈升开平为上都。

1264年(景定五年)十月,理宗卒,度宗即位。八月,忽必烈改燕京为中都。

1271年(咸淳七年)十一月,忽必烈改国号大元。

1272年(咸淳八年)二月,忽必烈改中都为大都。

1274年(咸淳十年)正月初一,忽必烈在大都新建的正殿接受朝贺。六月,南征。七月,度宗卒,恭帝立。

1276年(德祐二年)三月,恭帝和两宫皇太后向蒙古军统帅伯颜投降,南宋实质上灭亡,以下使用元纪年。

1276年(至元十三年)五月初一,南宋流亡政府在福州成立,改元景炎。新皇帝为度宗长子赵昰,时年八岁,是为端宗。初二,恭帝在元上都朝见忽必烈,并被册封为瀛国公。十一月,元军攻进福建,端宗逃至泉州。蒲寿庚在泉州大开杀戒,端宗逃往潮州。十二月初八,蒲寿庚与知府田真子以泉州城投降元军。端宗继续南下。

1278年(至元十五年)四月十五日,端宗卒;十七日,立赵昺为帝,以陆秀夫为左丞相。五月初一改元祥兴。十二月二十四日,文天祥在广东海丰五坡岭被俘。

1279年(至元十六年)正月十四日,元兵追至崖山。二月初六,陆秀夫背负宋帝昺投海。

1282年(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文天祥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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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风流南宋

产品经理 | 徐慧敏 装帧设计 | Mirro 内文设计 | 谈天

出版统筹 | 吴畏 学术顾问 | 陈勤 法律顾问 | 黄荣楠

插图绘制 | 方佳翮 李芸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策划人 | 路金波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成吉思汗 蒙古人

尸骨铺路

帝国的根基

挑战大金

花剌子模

丘处机的意义

最后时光

第二章 征服世界 新汗难产

窝阔台汗

拔都西征

再争汗位

上帝之鞭

第三章 大元王朝 忽必烈

祸起萧墙

转折点

兼并南宋

海洋战争

第四章 崖山之后 大中华

多元文化

知识精英

元曲故事

汗国的命运

当惊世界殊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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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20

铁血蒙元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血蒙元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3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5242-6

Ⅰ. ①铁… Ⅱ. ①易… Ⅲ. ①中国历史-元代-通俗读物 Ⅳ. ①K247.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1101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殷梦奇

装帧设计 朱镜霖

插画 方佳翮 祝牙

易中天中华史

铁血蒙元

易中天 著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30 千字

印张 7

印数 1-65,000

插页 2

版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5242-6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成吉思汗

蒙古人

公元1227年8月25日,也就是南宋理宗宝庆三年七月十二日,一个名叫铁木真的蒙古男人在今天甘肃省清水县的军营中去世,享年六十岁。死后三天,被他征伐的西夏末代皇帝正式向这个人统率的军队投降并被杀死,中国西部一个存在了将近二百年之久的少数民族政权宣告灭亡。 〔1〕

铁木真本人的遗体则被部下带回蒙古草原,这一路走了好几个月。他们采取了什么样的防腐技术已不得而知,但是据说沿途看见过遗体的人都被送往了另一个世界,以便在那里为这位伟大的君主服务。到达目的地之后,遗体又停放了三个月,以便王公贵族和各国使节前来瞻仰致敬。想来那也是空前的盛况,因为之前被此人征服的国家已多达四十个。

然后,才是蒙古式的葬礼。

信奉萨满教(Shamanism)的蒙古人崇尚秘葬,陪葬的则是四十名盛装打扮的美女和四十匹日行千里的骏马。一千名骑兵担负了最后的任务。他们在墓地纵马驰骋,把下葬的痕迹消除得干干净净。此后,这里将生长出野草和丛林,墓主的葬身之地也将永远地隐藏在茫茫大草原之中。 〔2〕

这可真是让人瞠目。

的确,为了达到永无人知的目的,不难想象这千名骑兵驰骋的地方得多大一片土地。但蒙古人认为值得。因为埋葬在这里的那个人,无论对于蒙古帝国还是蒙古民族,都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Father,既是父亲也是缔造者。

没错,他就是成吉思汗,铁木真是他的本名。

把这个男人称为“一代天骄”毫不过分,在他之前蒙古人是很不起眼的,以至于当他们的铁骑摧枯拉朽般横扫欧亚大陆,兵临各国城下时,欧洲人竟目瞪口呆。因为后者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什么蒙古,也不知道这些杀人如麻的撒旦为什么会从天而降,只能祈祷上帝帮自己躲过浩劫。

不能责怪欧洲人无知,其实当时的中国人也一样。很早就知道罗马、波斯和阿拉伯的中国人,并不比欧亚各国各民族更多一点对蒙古人的了解,可以说任何人都是一片茫然。这丝毫都不奇怪。事实上此前漫长的岁月里,蒙古人不但历史不可描述,而且就连是否能够作为独立民族存在都很难说。

画像横47厘米,纵59.4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改变了这一切的是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让世界对蒙古人刮目相看,当然首先因为他那所向披靡的箭镞和刀锋;但他们能自立于民族之林,另一件事情也功不可没。根据记载,尽管成吉思汗目不识丁,甚至不会说突厥语,但还是让人用畏兀儿(今译维吾尔)字母创造了蒙古文。1240年,一位可能是大法官的蒙古人用这种文字写出了《蒙古秘史》这本书,从此他们有了历史。 〔3〕

这可真是脱胎换骨。

跟许多民族一样,蒙古人的史前史充满神话。他们的祖先巴塔赤罕(Batacaciqan)被说成是奇妙爱情的结晶,恋爱双方则是一头苍色的狼和一只惨白色的鹿。这里面的细节已无从知晓也不必深究,尽管我们很想在蓝天白云之下,喝着马奶酒,听蒙古人伴随悠扬的马头琴声娓娓道来。

但,重要的还是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

位于北纬53度到37度之间的蒙古高原大部分为古老的台地,平均海拔1580米,年平均降水量200毫米,夏天气温高达40摄氏度,冬天则低至零下40摄氏度,可谓土壤贫瘠、气候极端,非常不适合农业生产,能选择的只有畜牧。

幸运的是,这里堪称天然牧场。在牧草最为繁茂的盛夏季节,甚至要到风吹草低的时候才看得见牛羊。即便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冬季,某些被遮蔽的山谷中仍然保留着耐寒的植物,可以维持牲畜的生命。当然,冬天的牧草再多也比不上夏天。所以牧民们会在秋天大批宰杀绵羊,然后风干冷冻。这样既能减轻负担,又能保证随时都有吃的。

在冬夏两个牧场之间转移,则年年如此。

常规性和季节性的游牧,使蒙古人的生活不同于定居的农民和市民。他们甚至发明了可以移动的房屋,这就是被称为“蒙古包”的帐篷。典型的蒙古包由柳树枝和牛皮油毡等材料做成,最大优点是搭建和拆卸方便,通常一个小时内就能收起或者重新架好,走到哪里都能安营扎寨。

蒙古包通常为圆形,由网状编壁(哈那)、条木楞子(乌尼)、圆形天窗和门等构成。大小由编壁数量决定,少则4扇,多至24扇。包内中央为烹调和取暖用的炉灶。其最大特点就是易拆装、易运输。

交通工具则是牛车和马匹。牛车用来装载蒙古包和锅碗瓢盆等为数不多的家当,随着羊群缓缓移动;马匹是蒙古人的私家车,在草原上驰骋纵横。不会骑马在他们那里是无法想象的,孩子无论男女在学步前就被捆在马背上了。这样的民族如果被武装起来,在冷兵器时代那是相当恐怖。

然而对不起,他们想不武装都不可能。

如前所述,蒙古人的游牧是常规性和季节性的,几乎每个部落甚至家庭都有世代相传的夏牧场和冬窝子,年复一年,他们就在这两处移来移去。可惜这只是约定俗成,部落领地并没有法律保障,即便有法律他们也不懂得遵守。因此如果牲畜增加或者遭遇自然灾害,到别人的地盘上抢饭吃,或者把别人侵占的牧场夺回来,就成为无法避免的事情。

战争,简直时时刻刻都箭在弦上。

结果是正如他们都会骑马,蒙古男人也都会射箭。他们甚至站在奔跑的马上也能弹无虚发,骏马飞驰之际扭过身来射出一箭也不足为奇。在战争中,这些射雕英雄往往配置两张弓,一张近距离射击,另一张射程三百米。成吉思汗本人就曾被敌方的勇士射中了马,有趣的是这位神射手后来成了大汗的爱将,并且改名为者别,意思是箭。 〔4〕

这支箭,不知道会射穿多少人的喉咙。

不过在成吉思汗之前,他们对世界并不造成威胁。那些善于骑射的蒙古男人只是草原上的散兵游勇,相互之间要么只有松散的联系,要么因仇仇相报而自相残杀。成吉思汗的父亲就是被世仇毒死的。这位蒙古部落贵族在为儿子铁木真订下婚约后,于返回的途中被塔塔儿(Tatar)人谋杀。

那一年,铁木真九岁或者十二岁。 〔5〕

失去了丈夫和父亲的铁木真母子立即被部落抛弃,就连最忠诚的拥护者也带着畜群离开了他们。孤苦伶仃的一家人只能躲进深山老林,靠浆果、土拨鼠和小鱼小虾果腹。即便如此,内讧也依然发生。为了鸡毛蒜皮的一点破事,铁木真射杀了同父异母的兄弟。据《蒙古秘史》记载,当时他母亲就跳起来悲愤地说:我们现在除了影子没有朋友,除了尾巴没有鞭子,这个时候怎么还能骨肉相残? 〔6〕

该书又被称为《元朝秘史》,成书于1252年,以蒙古语写成,被誉为蒙古史三大要籍之首。目前流传下来的唯一完整版是汉字标音本。

图为1908年中国版的一页,左侧大字为用汉字标音的蒙古文,右侧为中文翻译和注解。

很难猜测杀人是一时冲动还是蓄谋已久。毕竟,那时的铁木真还不是成吉思汗,不过是少年失怙的男孩,孤儿寡母艰难度日。但那些苦难的岁月一定让他明白,在弱肉强食的草原世界里,谁出手更快更狠,谁就是赢家。

当然,更重要的是把自己变成强者。

这其实是有可能的。一盘散沙的草原部落长期以来就没有领导核心,更不用说是否坚强有力,尽管这样的核心绝非中原王朝所愿意看到。事实上,后者更希望北方游牧民族永远自由散漫内斗不止,以便坐山观虎斗,坐收渔利。为此,他们不惜挑拨离间,甚至支持制造事端的小弟挑战大哥。

权力的真空和相互的敌意,给了部落中大大小小野心家希望和机会;野蛮生活着的族群,也迟早会野蛮地生长出自己的领袖。这里的野蛮与其说是贬义词,毋宁说是无比强大的生命活力,就像野生肉食动物拥有的那样。只不过,作为狼群中的老大,他还必须有冷静的头脑和坚韧的毅力,以及亲和力和号召力。孛儿只斤族的铁木真便正是这样的人。

夜幕深沉,一颗巨星即将在蒙古高原升起。

尸骨铺路

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铁木真变为成吉思汗的历程充满了结盟与背叛、落难与复仇。他甚至遭遇了一个男人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新婚妻子被敌人掠走,夺回来时却已有身孕。但是,铁木真没有纠结。他把生下的男孩命名为术赤并视如己出,尽管后者终身都被贴上来历不明的标签。

这件事其实意义重大。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当时生活在蒙古高原的并非只有或都是蒙古人。准确地说,是众多的部落和部落联盟,蒙古则只是其中的一个,汉字也写成萌古或萌骨。同时存在的还有克烈部、乃蛮部、蔑儿乞部等等,但最为强大且声名显赫的是塔塔儿,一个令人侧目的部落联盟。由于这个原因,蒙古和其他部落的人也被称为鞑靼(Tatar,读如达达)。 〔7〕

成吉思汗的孛儿只斤氏属于乞颜部。据《中国历代战争史》绘。

用毒酒杀害铁木真父亲的,就是塔塔儿人。

铁木真的妻子则是克烈部的公主。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政治联姻,但并非没有感情成分。实际上,作为蒙古部孛儿只斤部落的酋长,铁木真的父亲跟克烈部弘吉剌部落的酋长是“安答”关系,也就是结拜兄弟。这是游牧民族在艰苦的生存条件下创造出来的泛血缘联盟。尽管这种友谊未必当真天长地久,但如果没有利害冲突也还是相当管用。

因此,当成年以后的铁木真来到弘吉剌部落,请求迎娶他的未婚妻时,作为聂斯托利派(Nestorius)基督徒的酋长欣然同意。这个突厥人亲自为女儿和女婿主持了婚礼,并且对铁木真说:你那些跑掉的部属,我帮你找回来。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铁木真的态度。按照惯例,克烈公主嫁到铁木真的蒙古包里时,带来了黑貂鼠皮的皮袄,作为儿媳妇拜见公婆的礼物。铁木真却把这件礼物回赠给弘吉剌酋长。他说:大人是家父的安答,所以大人就是铁木真的父汗,我妻子的公爹。汗,我的父亲! 〔8〕

这就不仅是政治联姻,也是政治联盟了。

因此,听说蔑儿乞人抢走了铁木真的妻子,弘吉剌酋长便毅然出手痛扁了那帮家伙。参加战斗的还有另一部落的青年将领札木合。札木合自幼与铁木真结为兄弟,胜利后他们再次确认了安答关系,同吃同住达一年多之久。

可惜好景不长,两个同样精明强干又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之间渐渐产生了敌意。当彼此不再能够坦诚相待时,在上次战争中淘得第一桶金的铁木真趁夜悄然离去。但是到第二天早上,他却发现追随者远远不止自己的部属,还包括札木合的手下和许多蒙古贵族。这些人跟着铁木真回到了蒙古人的根据地,并在那里推举铁木真为蒙古部落的汗。

这时是公元1189年,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

听到消息,弘吉剌酋长和札木合五味杂陈。不过,尽管札木合决心与铁木真一较高下,克烈部与蒙古部的联盟却还没有破裂。这里面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铁木真在登上汗位以后信誓旦旦将继续忠实于他的岳父兼义父,并在克烈部发生政变时帮助后者恢复了汗位等等。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共同的敌人需要对付,那就是塔塔儿部。

正好,北京政府也有这个意思。

北京政府就是女真人的金,塔塔儿人的嚣张和跋扈正是他们扶植纵容的结果。但是现在他们不满意了,希望克烈部和蒙古部教训一下那些不识好歹的蠢货。铁木真和他的义父也很高兴有复仇的机会,于是三方联手进行围剿。塔塔儿人溃不成军狼狈逃窜,他们的汗也被捕杀。

战后,铁木真的义父被册封为王,从此史称王罕,后来又被基督徒讹传为约翰。铁木真则被金王朝任命为草原上的将军,职位在王罕之下。但是,有了以朝廷命官的身份号令部属之政治资本,铁木真立即处死了部落中一大批碍手碍脚的大小头目,理由是他们拒绝出征为朝廷效劳。 〔9〕

此后的历史继续由一系列的战争构成,包括征服各部落联盟,也包括跟札木合对决,跟王罕翻脸。毕竟,一山不容二虎。无论谁想在这片土地上称雄,都必须拿命来赌!

战争惨烈而残酷。在最终打败塔塔儿之后,铁木真下令杀死了所有身高超过牛车轴的男性俘虏,妇女和儿童则作为战利品进行分配。正宗的“鞑靼”没有了,这个词后来变成欧亚草原突厥-蒙古系统民族的泛称。还有一个部落的酋长被活活煮死,只因为他胆敢拥戴札木合为古儿汗。

铁木真从来就不吃素。

他的安答札木合也是被俘后处死的,不过铁木真满足了结拜兄弟“不流血而死”的愿望。他下令在札木合胸口慢慢堆放石头,结果就连札木合的灵魂也无法逃走。我们不知道铁木真这样做的时候有什么想法,但多半面无表情。 〔10〕

王罕的故事要长一些。事实上尽管多有变数,这个突厥人跟铁木真的关系还是维持了很久。王罕曾经出兵帮铁木真对付札木合,后者也帮前者击退了乃蛮部的进攻。但是并肩作战的义父义子终于反目为仇。1203年春天,王罕之子率军发动突然袭击,猝不及防的铁木真只得落荒而逃。

这是铁木真最危险的时刻。据说,当他来到呼伦湖西南的班朱尼河时,追随者只有十九人。铁木真舀起浑浊的河水指天发誓:如果我能渡过难关,成就大业,一定与诸位同甘共苦。倘若违背誓言,那就让我跟这河水一样!

十九个人都流下了眼泪。 〔11〕

图据拉施特著《史集》。

《史集》由14世纪初伊利汗国著名史学家拉施特主编,描述了从中国到欧洲、蒙古到阿拉伯的文化和重要事件,因而也被称为“第一本世界史”。

后来,共饮班朱尼河水便成了帝国的最高荣誉。实际上这件事也意义深远,因为那十九人并不来自同一部落。他们当中既有契丹人和畏兀儿人,又有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既有佛教徒和信仰萨满教的,又有基督徒和穆斯林。可以说他们既不同种族,也不同信仰,但都是铁木真的那可儿。

那可儿完全不同于安答。安答是结拜兄弟,可能忠诚也可能背叛。那可儿则是宣誓效忠的臣仆,永远都忠于自己的领袖,并在危急关头予以证实。当然,那可儿获得的信任和荣誉也远远超过其他人,至少在铁木真这里是这样。

事实上,自从父亲死后众叛亲离,这位未来的大汗就意识到亲戚并不可靠。札木合的翻脸无情,又让他明白安答同样无法信赖。真正值得依靠的,是那些自主选择追随他个人的那可儿。这种认识对蒙古历史极为重要,因为没有个人崇拜和绝对忠诚,帝国就不可能建立,而铁木真做到了。 〔12〕

王罕那边却是乌合之众,被他打败又投降了他的札木合甚至伙同他人策划了一次未遂的政变。相反,随着克烈部的逐渐分裂,越来越多的部落聚集到铁木真身边。铁木真决定卷土重来,并在适当的时机发起突袭。结果,逃亡到乃蛮部的王罕被哨兵误杀,克烈部族民则被就地解散,然后混编到蒙古部之中,有几位公主还成为铁木真的儿媳妇。

兼并了克烈部的铁木真已不可战胜,乃蛮部和蔑儿乞部也相继被他收入囊中。到公元1205年,草原上已经基本不再有什么塔塔儿、克烈或乃蛮部之类。所有的部落和部落联盟都融为一体,变成了一个更大的民族,并统称蒙古。 〔13〕

没有人知道这背后有多少血泪和辛酸。那些尸横遍野之处早已长满如茵的牧草,在浩荡长风中波浪起伏。当又一个春天降临时,被称为“忽里台”的部落贵族议事会在鄂嫩河畔召开。铁木真被公推为全体蒙古人民的最高领袖、众汗之汗,号称成吉思汗,意思是海洋般的伟大君王。

这时,是公元1206年,南宋宁宗开禧二年。

蒙古帝国诞生了,大汗的旗帜高高飘扬。

帝国的根基

成吉思汗的旗帜叫九尾白旄纛(读如道)。

这种神秘而神圣的旗号可能与萨满教有关,那是蒙古人的原始宗教信仰。萨满教认为,万物有灵,灵魂不灭,人间祸福都由鬼神主宰。因此,向河流中小便,在流水中洗衣服甚至餐具都不被允许,因为那会冒犯和亵渎神灵。

能够与神灵沟通的是萨满,也就是萨满教的巫师。他们是人类社会与鬼神世界的中介,负责反映族民的诉求,传递神灵的意旨。每个部落都有萨满,是部落神的代理人。

最高神灵则是腾格里——永恒的蓝天,掌握着来自西伯利亚平原的一切力量。能够与腾格里沟通的萨满,就叫帖卜腾格里。在相信“君权神授”的时代,任何人要想攫取最高权力,都必须借助于这样的萨满,成吉思汗也一样。

大汗的帖卜腾格里叫阔阔出。

阔阔出非同一般。他的父亲是部落的元老,本人则据说神通广大,令人敬畏。重要的是,在1206年的部落贵族议事会上,正是这位帖卜腾格里以永恒蓝天的名义宣布,铁木真被天命指派为全世界的可汗,从而奠定了统治的基础。

但,阔阔出还是被杀了。

动手的人是大汗的弟弟铁木哥。在一次朝会上,铁木哥突然揪住阔阔出的衣领,要求后者把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当众说个明白。大汗当然清楚这是什么意思,便命令他们到帐外自行解决。结果,阔阔出刚刚走出帐门,铁木哥事先安排的三个勇士就一拥而上折断了他的脊梁骨。

按照萨满教的观念,阔阔出死得还算体面,因为他没有流出血来。但这显然是谋杀。表面上看,事情起于阔阔出与铁木哥的私仇:前者不但拐走了后者的部属和族民,而且在后者前往索要时公开羞辱了使者和铁木哥本人。使者的背上还被绑上了马鞍,让铁木哥在众人面前丢尽脸面。

铁木哥跪在大汗的床前哭诉了自己的遭遇,皇后则敏锐地看出问题的严重性。这位曾经被蔑儿乞人掠走的克烈公主哭着说:大汗尚且在位,他们就胆敢这样欺负您松柏般正直的弟弟。一旦您大树般伟岸的身躯倒下,我们的儿子和那些卑微得就像风中牧草的子民,又会是怎样的命运呢?

九尾白旄纛又称九足白旗、九足白徽,蒙古人俗称查干苏力德。古蒙古人每逢大战前必定祭祀战神,相信战神附在此旗上。图据现蒙古国国家宫藏品绘。

萨满教是古代蒙古人的原始宗教。“萨满”(Shamanism)来自满洲—通古斯语族语言,意为“智者”“晓彻”,是通过仪式活动与神沟通的人。

成吉思汗立即醒悟。事实上,阔阔出利用帖卜腾格里的身份干预帝国和皇家事务已经不是一回两回。尽管此人未必有取而代之的企图,最高权力却不容分享。如果神权与皇权发生冲突,那么功劳再大的萨满也必须被处死。

那就把他交给铁木哥好了。

当然,永恒的蓝天仍然是蒙古人的最高神,成吉思汗也依然必须是腾格里的人间化身。大汗的办法是重新任命一位稳重可靠的老人担任帝国的大萨满,让他穿着白衣骑着白马行使职权。这就可以让所有人放心。何况随着实际上是大汗本人给予的背后一击,没有哪个巫师能再像以前那样与国家元首分庭抗礼,神权与皇权之争已不是问题。 〔14〕

成问题的是体制。

体制的弊病早就显现出来了。按照部落体制,氏族组成部落,部落组成联盟。每个联盟都有汗,正如每个部落都有酋长。族民们真正服从和追随的是酋长,甚至族长,而不是联盟的汗。铁木真离开札木合时,后面跟了许多其他部落的族民,就说明部落体制只能导致分崩离析和朝秦暮楚。

成吉思汗当然不能重蹈覆辙,因此他必须改革,变部落为帝国。部落体制与帝国体制的显著区别:部落只有松散的联盟,帝国却需要绝对的忠诚。更重要的是,这种忠诚还只能属于一个人,那就是蒙古人民的最高领袖。

那么,他是怎样做到的呢?

变部落为千户。

千户是成吉思汗发明的概念,蒙古语叫敏罕。每个千户由十个百户组成,每个百户又由十个十户组成,三级组织的长官都叫那颜。整个蒙古帝国被分成九十五个千户,分别由九十五个千户长(那颜)统领和管辖。

这就有点像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千户的长官也像秦汉的郡守那样由国家元首任命。不同的是,郡县划分的是国土,千户划分的则是国民。蒙古人毕竟是游牧民族,他们建立的草原帝国当然与秦皇汉武们的农业帝国相异,尽管郡县制也好,千户制也罢,目的都是要实现中央集权。

千户与郡县的区别还在于:后者只是行政区域,前者则不但是行政单位,也是生产单位和军事单位。牧民们平时在指定的区域生产,战时则成建制地追随那颜出征。十五岁到七十岁的男人都有从军的义务,而且装备和军粮自理。至于原来属于哪个部落,社会地位如何,则不在考虑之列。 〔15〕

这种“军政一体,兵民合一”的组织制度很像生产建设兵团,只不过是畜牧业的。把全国都变成兵团,组建成九十五个师,恐怕也前所未有。尽管在部落时代,牧民与战士并无严格区别,但如此全民皆兵,而且打破氏族和部落的界限重新编组,不能不说是成吉思汗的重大改革。

◎怯薛执事表

职位 负责事务

昔宝赤 掌鹰隼者

扎里赤 书写圣旨者

必阇赤 主文史者

博尔赤 亲烹饪以奉上饮食者

云都赤 带刀环卫者

阔端赤 掌从马者

八剌哈赤 守门者

答剌赤 掌酒者

兀剌赤 典车马者

速古儿赤 掌衣者

怯里马赤 传译者

帖麦赤 牧骆驼者

火你赤 牧羊者

忽剌罕赤 捕盗者

虎儿赤 奏乐者

四怯薛由成吉思汗亲信的四位那可儿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任长官,主管扈卫事宜。为使宫帐事务各有所司,又在怯薛中分设了各种执事。这些怯薛执事实际上操持着蒙古汗廷的中枢机构。据《中国军事通史:元代军事史》。

九十五个师的师长即千户长,一部分由姻亲和归附部落的酋长担任,另一部分的委任状给了大汗的那可儿。那可儿原本地位不高,出任千户长不仅是对他们功勋的酬劳,更是对他们忠诚的肯定,也是对其他千户长的制约和示范。 〔16〕

成吉思汗很有政治头脑。

更加体面的是怯薛,也就是大汗的护卫军。他们由成吉思汗亲自挑选,基本上是贵族和那颜的子弟。尽管人数多达上万,但是一个普通怯薛的地位都要高于千户长。打个通俗易懂的比方,如果千户长的军衔是少将,那么护卫军战士的级别就是中将。少将九十五,中将万人,岂不奇怪? 〔17〕

但这是故意的,也是必须的。成吉思汗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保卫最高领袖比什么都重要。因此大汗的贴身卫士只能从信得过的贵族和那颜的子弟中挑选,并且享受比军队指挥官更高的待遇,哪怕后者是他们的父兄。

结果是护卫军战士的心中,产生了无与伦比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他们不再效忠原来的部落,满腔热血和激情从此只献给大汗。至于那些蒙古贵族和千户那颜,除了更加听命也别无选择,因为没有谁能够战胜那支精锐部队。何况这些人恐怕也清楚,应征入伍的子弟未尝不是变相的人质。 〔18〕

护卫军司令由最可靠的四个那可儿担任,另外还有蒙古语称为“扎鲁忽赤”的断事官,他们构成了这个游牧帝国的中枢机构。大汗当然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子弟,把九十五个千户的三分之一分给了他们。四个弟弟封在大兴安岭,称为东道诸王;四个儿子封在阿尔泰山,称为西道诸王。剩下六十多个中间地区的千户,则由成吉思汗直接管辖。 〔19〕

半游牧半封建的草原帝国,就这样建立起来。

现在,氏族血缘组织已被炸毁,部落时代的风俗习惯则被代之以严明的纪律和严密的管制。所有的新老蒙古人无论之前叫什么,都被成吉思汗当作螺丝钉和火箭炮组装成一台战争机器,而且可以快速移动,纵横驰骋。

事实上,这个新型民族根本就是为战争而建立的,大多数男性成员都英勇善战,训练有素,好斗成性。他们鄙视农业民族的含辛茹苦,也鄙视商业民族的精打细算,反倒视杀人越货为最高荣誉,攻城略地为最大快事。因此,只要发起攻击,就会像鹰隼一样精准无误,旋风一样所向披靡,洪水一样无坚不摧。更重要的是,这架机器对领袖的忠诚度也像他们的战斗力一样毋庸置疑,不打折扣,久经考验。

对此,腾格里神似乎甚为嘉许。

成吉思汗满意地笑了,他的目光开始投向远方。

挑战大金

成吉思汗是在成为草原之主的六年后,决定对大金帝国发起进攻的。此前从名义上讲,他只是这个女真人政权微不足道的雇佣兵,跟着克烈部的王罕去攻打塔塔儿。但是没过多久,这种原本就靠不住的效忠便被轻蔑地撤销,直接原因是大金的老皇帝驾崩,继位者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

按照惯例,金人派使者向成吉思汗递交了诏书。

大汗漫不经心地问:新君是谁?

使者答:卫王永济。

成吉思汗是见过此人的,当时就印象不佳,因此他跳了起来,说:我还以为中原皇帝是天上的人在做,原来这个家伙也能当!于是,自我加冕的众汗之汗朝着金都方向吐出一口浓痰,然后留下目瞪口呆的使者,自己策马扬鞭而去。 〔20〕

不过,一代天骄很快就发现,大金没那么好对付。

事实上,直到成吉思汗去世,两国交兵整整十年,大金也没灭亡,原因之一是蒙古人原本就没想灭。在蒙古人看来,对方跟过去的中原王朝没有两样,不过是供北方铁骑践踏掠夺和敲诈勒索的对象,就像草原上的羊。羊总是要被吃的,但是犯不着自己去当牧场主,像狼那样想吃就吃更为省心。

不过成吉思汗是一只有政治头脑的狼,他成功地把打家劫舍说成是报仇雪恨,从而赋予侵略战争以正当性。在誓师大会上,这位三军统帅脱下帽子,将腰带搭在肩头,跪下来面对圣山祈祷说:永恒的蓝天伟大的神,请给我力量,帮助我们讨伐并打败那帮曾经羞辱杀害祖宗的家伙吧!

蒙古人屈辱的记忆被唤醒了。很久以前,他们确有一位王子和一位可汗被塔塔儿人出卖给金人,又被金人绑在木驴上折磨致死。临刑之前,那位可汗将信息传了出去。蒙古人的复仇是十分可怕的。 〔21〕

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仇不报非君子!

成吉思汗在煽动民族情绪时还拉上了契丹人,因为契丹的辽正是被女真的金灭亡的。结果在开战第二年,就有一位契丹王子成为蒙古大汗的忠实部下,为他出生入死。再加上从吐鲁番和巴尔喀什湖远道而来的两位突厥亲王,成吉思汗组建的多民族联军兵强马壮,人多势众,不容小觑。 〔22〕

◎成吉思汗时期军队指挥系统

成吉思汗 怯薛长 宿卫各千户那颜

右翼蒙古军万户博尔术 属下各千户那颜

左翼蒙古军万户、国王木华黎 属下各千户那颜

燕京行省属下汉军都元帅

蒙古宗王 属下各千户那颜

属下汉军元帅等

成吉思汗时,降附于蒙古政权的汉军数量已经超过蒙古军本身。仅在金东京蒙古就得降兵十万。金灭亡后,汉军数量更是暴增。据《中国军事通史:元代军事史》。

战争却远非大汗想象的那么顺利,头两年甚至完全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不过小打小闹地捞了点油水。毕竟,女真人虽然定居中原并被汉化,然而一个世纪的歌舞升平还不足以彻底消磨其遗传基因,通古斯血统的生命活力犹存。

何况就算他们变成了羊,那羊圈也很结实。万里长城和崇山峻岭本是双重屏障,长城脚下的要塞也坚如磐石。对于这样的土木工程,蒙古人可是一窍不通,既不知道如何建设也不知道如何攻破,只好到农村和小镇去恃强凌弱。 〔23〕

但,情况在第三年发生了变化。

这一年对于金人真是灾难性的。起先是蒙古大军打开了北京与张家口之间的通道,然后是卫王永济这个傀儡皇帝在宫廷政变中被杀。成吉思汗抓住时机,绕开金中都(今北京市)这个硬骨头,以泰山压顶之势兵分三路大举进攻。

于是,按照大汗的战略部署,右路军由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率领,沿太行山东麓南下,然后由太行山西麓北回;左路军由弟弟合撒儿指挥,由河北至辽西扫荡而返;大汗与幼子拖雷亲率中路军,在今天的山东、河北和河南三省境内纵横驰骋,然后满载而归撤回长城脚下。 〔24〕

结果,从1213年秋到1214年春这半年之内,蒙古大军等于把中原大地用铁犁狠狠地犁了一遍。尽管那些草原牧民和森林猎手从未见过如此辽阔的田野和秀丽的风光,却完全不被袅袅炊烟和依依杨柳所打动,对四世同堂和男耕女织的生活也毫无羡慕与同情。在抢劫了数不清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和童男童女后,他们将所到之处全部变成了废墟。

大金朝野人心惶惶。

意外的是,当三路大军会师金中都北郊时,成吉思汗却否决了诸将乘胜破城的提议,反倒伸出橄榄枝。当然,和平是有条件的。大汗派使者对大金皇帝说:你现在除了这孤城什么都没有。如果连这也拿去,永恒的蓝天怎么看我?我要走了,但是你难道不该为平息诸将的怒火有所表示?

这是典型的敲诈勒索,金人却只能同意。除了约定的财物外,他们还为大汗献上了一位公主。这类礼物从来就不厌其多,何况在蒙古人眼里,女真姑娘还个个貌若天仙。 〔25〕

成吉思汗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草原。

大金皇帝却再也不敢住下去。他决意迁都南京,也就是开封。对此,朝廷颇有争议。有人认为,皇帝留下,北方便还是大金的。只要蒙古人遵守和平协议,总能够想办法慢慢恢复元气。皇帝一走,可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26〕

应该说这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作为掠夺者而非征服者或占领军,蒙古人对于推翻大金现有政权,替代他们统治中原毫无兴趣。相反,留下那帮蠢货看管牧场,把羊养肥了再来宰杀要合算得多。所以,金人不必有亡国之忧。

但是指望蒙古人不再南下,就像相信狼不再吃羊。何况狼已经掌握了进出羊圈的跨栏技术,只要想来,简直就是分分钟的事。这样看,留在中都是被吃,躲到南京也是,不过或许能把被吃的时间从初一推迟到十五。

于是,大金皇帝不管不顾地跑路了。

没想到这反而改变了时间表。成吉思汗视大金的迁都为背信弃义,决定提前教训那些手下败将。1215年即南宋嘉定八年五月,没了皇帝的金中都被蒙古军团团围住。一位守将绝望自杀,另一位弃城而逃,宗庙嫔妃全部沦入敌手。 〔27〕

杀戮、劫掠和破坏也同时开始。

尽管金的中都比明清的北京小了许多,却仍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都之一。因此蒙古军队在毁灭这座城市时,大火竟燃烧了一个月。砖木结构的房屋统统化为灰烬,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街道则因太多的人油变得滑溜溜的。除了侵略者,这里不再有生命,也不再有生机。灰蒙蒙的夏日夕照之下,只看见满载战利品的车辆穿梭来往络绎不绝。 〔28〕

这可真是惨绝人寰。

对于这种反人类罪行的动机,历来有不同解释。有学者认为疯狂的屠杀其实是一种手段,目的是杀一儆百,让其他民族感到畏惧,不寒而栗,不战而降。比如高丽在1218年臣服于蒙古,据说就因为被金中都的命运深深震撼。 〔29〕

也有人认为,造成暴行的原因与其说是残忍,不如说是无知。因为游牧民族完全不懂城市有什么用,也不知道利用它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权,更不知道把大城市变成自己的财产。因此,当时他们是不知所措的。这就好比北极熊得到了数码相机,除了拆得七零八落,不会有别的结果。 〔30〕

杀人的心理略为复杂。要知道,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是互相轻视的。前者认为后者是不开化的野蛮人,后者则认为前者连一匹马都不如。所以,他们完全不知道留着这些只会种田的家伙干什么。既然百无一用,还要费口粮,那就杀光了事。只有孩子不妨带走,因为他们可以做奴隶。 〔31〕

抢劫犯能想到的,也就这么多吧!

成吉思汗本人的心理则不得而知。在多伦湖畔避暑的他甚至不肯屈尊来看一看沦陷的金都,就像所有不必亲临现场的黑帮老大。后来,他干脆把对付大金王朝的事务,都全权委托给了一位忠诚可靠的大将。成吉思汗对他说:太行山以北我来料理,太行山以南就拜托你了! 〔32〕

是的,大汗很忙,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花剌子模

下一个目标,是花剌子模(Khorezm)。

花剌子模跟蒙古帝国原本风马牛不相及。这个国家处于锡尔河(Syr Darya)与阿姆河(Amu Darya)之间,首都撒马尔罕(Samarqand)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尽管建国以后他们的势力范围南到波斯湾与印度河,东到帕米尔高原,但与蒙古帝国仍然既非远亲也非近邻。 〔33〕

唯一相同的,是都野心勃勃。

作为突厥雇佣兵建立的伊斯兰国家,花剌子模国王不叫可汗叫沙赫,同时也自称苏丹。与成吉思汗打交道的花剌子模沙赫,是个名叫摩诃末(Muhammad,又译穆罕默德)的家伙。此人不但挑战巴格达哈里发的权威,对征服大金帝国也饶有兴趣,只不过很遗憾地被成吉思汗抢占了先机。 〔34〕

摩诃末沙赫很是不爽。

成吉思汗却表现出友好态度。攻陷金中都第二年,他派出使者携带厚礼去见花剌子模国王,并明确表示:贵我两国应该和睦相处互通有无。我愿意把你看作自己的儿子,真心诚意地疼爱你,积极有效地推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花剌子模国王看完来信大为惊诧,他觉得成吉思汗这个被真主抛弃的野蛮人简直就是疯了,竟然称他这位“安拉选中的君王”和“亚历山大第二”为儿子。使团中一位穆斯林看出了摩诃末的心思,便在夜间被单独召见时谎称蒙古可汗的力量根本无法与沙赫相提并论。于是,自尊心得到满足的国王同意缔结和约,并把使者客客气气送回蒙古。 〔35〕

几乎与此同时,蒙古的商队也出发了。

商队由四百五十人组成,清一色的全是穆斯林。这固然因为蒙古人不会做生意,也因为对方是伊斯兰国家。然而他们刚刚走到边境,就被花剌子模的官员诬为间谍。货物全部被没收,商人几乎全部被杀害,只有一人逃了回去。 〔36〕

此案的真相至今弄不明白,十有八九是边境官员贪图财物谎报军情。成吉思汗却表现出足够的克制。他派出了最后一个使团,表示只要交出凶手,两国仍是友好邻邦。然而他得到的回应是:使团中的穆斯林被杀,另外两个蒙古人则被剃光或烧掉了头发或胡子,像丧家狗一样被撵了出去。

这就完全突破了底线。蒙古人最看重的是忠诚,最尊重的是使者,盟约和使者都是神圣的。花剌子模的背信弃义和倒行逆施无疑是对全体蒙古人民的蔑视和羞辱,也是公然的挑衅,伟大的可汗不能同意,永恒的蓝天也不能同意。

复仇之战非打不可。

集结号吹响了。成千上万的蒙古男人纷纷走出毡房离开牧场,来到阿尔泰山的南坡,额尔齐斯河与乌伦古河发源地附近的大汗行宫。这里有着最好的森林和草地,还有清澈甘甜的河水。因此,在1219年的夏天,那个游牧民族的黄金季节,整装待发的蒙古大军全都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花剌子模国王闻风丧胆。这个狂妄自大的家伙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其实内外交困腹背受敌。与巴格达的恩怨尚未了结,宫廷内部也危机四伏。为了防止军队过于集中而发生政变,他把四十万大军分散部署在锡尔河与阿姆河沿岸的各个城堡。自己则做好打算,随时准备逃之夭夭。 〔37〕

这就等于是把攥紧的拳头摊开成五个手指,成吉思汗则决定兵分四路各个击破。实际上,尽管蒙军的总人数比不上花剌子模,但在每个单点上却占有优势。同样,尽管穆斯林战士的英勇无畏和献身精神绝不亚于蒙古军队,然而后者却更有组织性和纪律性,是靠团队而非个人进行战斗的。 〔38〕

结果也终于出来了。

1220年春,继重镇布哈拉(Bukhara,旧译不花剌)被成吉思汗攻破之后,撒马尔罕也沦入敌手。两座城市都遭到了彻底洗劫。布哈拉的俘虏还像羊一样被驱赶着,在蒙古军队攻打撒马尔罕时走在前面,替他们遮挡箭雨。于是,战争仅仅进行了五天,花剌子模的首都就举手投降了。 〔39〕

另外两座城市则顽强地抵抗着。旧都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乌尔根奇,Urganch)直到1221年4月才沦陷,杀害了蒙古商队的那座城市则坚守了五个月。守将很清楚,自己血债在身,投降也没用。成吉思汗也颁布严令,一定要将此人活捉献俘。于是,当全城军民都被杀光后,这位官员和妻子爬上军械库的屋顶,卸下瓦片跟来犯之敌做最后的斗争。

侵略军拆除了这幢建筑物,并把仇人带到撒马尔罕当众处死,办法是将熔化的银水灌进他的眼睛和耳朵。这样做的意思也很清楚:你不是喜欢银子吗?那就给个够。 〔40〕

蒙古人的复仇确实恐怖。

花剌子模的沙赫摩诃末早就弃城而逃,大汗的两位爱将则奉命进行了疯狂的追逐。靠着真主保佑,这个可怜虫躲过了多次追杀。在今天的阿塞拜疆,他甚至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悄悄溜走。然而在这一系列的逃亡中,他却丢掉了一个王者应有的荣耀。玉龙杰赤沦陷前三个月,穷困潦倒身无分文的国王病死在里海的小岛上,身上穿着仆人的破衣服。 〔41〕

替摩诃末挽回颜面的是札兰丁(Djelaluddin)。

札兰丁是花剌子模王子,也是这个国家和民族抵抗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正是由于他对来犯者的不断袭击,使他在波斯人的传记中成为史诗般的英雄。他甚至在阿富汗的某个地方痛歼蒙古军团,让对方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更让敌军胆寒的是,他还在战俘的耳朵里一个个钉进了铁钉。

这就迫使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沿着札兰丁且战且退的路线从今天的土库曼斯坦追到阿富汗,再进入巴基斯坦,最后在印度河畔将这位神出鬼没的王子团团围住。

大汗下令:不要放箭,抓活的!

札兰丁当然不能让自己被俘虏。他趁机背负盾牌,手持军旗,策马扬鞭飞奔上两丈高的河岸,跃入水中而去。岸边的成吉思汗挥手阻止了将士们的追杀,并对儿子们说:男子汉就得像札兰丁这样,英勇无畏,宁死不屈。 〔42〕

哈哈,生子当如孙仲谋!

成吉思汗没有在印度河畔久留。对于他来说,那里的夏天实在是太热了。但是,所有曾经支持札兰丁的地区都遭到了报复。第二年春夏,一座座诞生了《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古老城市被有条不紊又惨绝人寰地毁灭。居民被屠杀,房屋被推倒,树木被砍伐,河堤被掘开,最后整座城市被烧成了一支火炬,又被夷为平地,变成废墟。 〔43〕

《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谭》,是一部阿拉伯民间故事集,18世纪初由法国人安托万·加朗(Antoine Galland)译成法文,而后风靡欧洲。图为《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由美国著名插画家马克斯菲尔德·帕里什(Maxfield Parrish)创作。

也许,幸免于难的只有昆虫和蜥蜴。

这时是1222年,距离成吉思汗在额尔齐斯河畔起兵复仇刚好三年。三年工夫就灭亡了一个超级大国,表面上看不可思议,实际上不难理解。道理也很简单:摩诃末的花剌子模其实是纸老虎。要知道,蒙古军入侵时,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归属于这个王国还不到八年,阿富汗被兼并不到四年。遗憾的是这些地区刚刚享受和平,就又被置于屠刀之下。 〔44〕

永恒的蓝天,该怎么想呢?

成吉思汗倒似乎若有所思。当他回到布哈拉时,竟然对伊斯兰教产生了兴趣。据说,他很认真地听神职人员阐释了《古兰经》的教义并深表赞同,只是反对到麦加朝圣。因为如果安拉就是腾格里,那么永恒的蓝天是无所不在的。

在布哈拉,大汗还听两位穆斯林学者讲述了关于城市的知识,并且任命他们管理攻陷的城市。这被认为是成吉思汗人生中的重大转折。至少是,过去的城市毁灭者,现在希望了解城市文明了。大汗的心理,已经有了变化。 〔45〕

他急于见到丘处机,也不奇怪。

丘处机的意义

成吉思汗见到丘处机时,老先生七十五岁了。 〔46〕

丘处机是道教全真派的领袖。这个道派是女真人统治下中国北方汉族知识分子创立的,创始人王重阳。王重阳七个弟子中,丘处机年龄最小,这会儿成为了老大。大金迁都开封那年,山东发生动乱,朝廷无法平定,只好请出丘处机进行安抚。结果丘处机一到,起义军就全部拜倒在地。

如此号召力,令人瞠目。

因此,成吉思汗在1219年出兵讨伐花剌子模时,就派出使者去见丘处机。在一封显然是汉人起草的书信中,大汗表达了自己真诚的仰慕之情,还特别提到周文王与姜太公的渭水同车,刘玄德对诸葛亮的茅庐三顾。最后大汗说:朕军务在身有失远迎,不知先生能不能暂屈仙步前来见朕?

很清楚,大汗的动机首先是政治需求。

书信送到莱州(今属山东烟台)已是年底,南宋和大金也都在请丘处机出山。但是,多次谢绝了宋和金的这位道长没有片刻犹豫就答应了成吉思汗,并且立即启程。 〔47〕

这一走就是两年。

时间长的原因是绕道,绕道的原因是战争。古丝绸之路已经被隔断,丘处机只好先北上再西行,沿大兴安岭西进入今天的内蒙古,横穿蒙古高原前往伊朗东部地区,最后于元太祖十七年(1222)四月五日在阿姆河南岸见到大汗。

大汗热情周到地款待了丘处机。他说:道长不去开封也不去杭州,却不远万里到这里来,朕真是非常高兴。

丘处机说:这是天意。

大汗没有去纠结汉族人的皇天上帝与蒙古人的永恒蓝天有什么区别。在他看来,全真派的道长首先是中原地区法力无边的大萨满。因此他问:有长生不老之药吗?

丘处机说:没有。

大汗有些失望。但他喜欢真诚坦率的人,对自己生命的长短也很在意,于是又问:有养生之道吗?

丘处机说:有。

大汗问:是什么?

丘处机说:清心寡欲。

大汗说:没有药方啊?

丘处机说:没有。

大汗问:为什么没有?

丘处机说:因为贫道不是小医生,是大医生。

大汗问:大医生是干什么的?

丘处机说:小医医病,大医医国。

大汗问:那你有治国之策吗?

丘处机说:有。

大汗问:是什么?

丘处机说:敬天爱民。

大汗说:朕居漠北荒凉之地,敬奉永恒的蓝天,克勤克俭,衣牧民之所衣,食牧民之所食,视黎民如幼子,视将士如手足,身经百战而无不身先士卒,岂非敬天爱民?

丘处机说:不够。

大汗问:还要怎样?

丘处机说:不嗜杀。

大汗说:呵呵,打仗哪有不杀人的。

丘处机说:天道好生而恶杀,轩辕黄帝就是因为不嗜杀才万寿无疆的。所以陛下要修行,必须牢记八个字。

大汗问:哪八个字?

丘处机说:外修阴德,内固精神。

大汗说:道长真是神仙!

丘处机说:陛下才是天人。 〔48〕

成吉思汗非常高兴,以最高礼遇对待神仙道长。更为难得的是,这位蛮横的射雕英雄表现得极为宽容。丘处机出于宗教原因,谢绝宴会上敬来的马奶酒,大汗就换成葡萄汁和西瓜汁;丘处机不忍心看见阿富汗地区血流成河,大汗就让他离开实为屠场的战场,到撒马尔罕修身养性。据说,道长在那里与穆斯林学者过从甚密,交谈甚欢,受益甚多。 〔49〕

李志常著。该书是元代中国道教全真派道士李志常撰写的一部游记,分为上下两卷。主要记述了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邀远赴中亚途中的见闻,是研究13世纪蒙古历史、中亚历史和中国道教历史的重要典籍。图据《宛委别藏》清代嘉庆本。

这是一段奇缘。

丘处机当然最后还是回到了中原,但他和成吉思汗不到一年的相处却影响深远。没有证据表明,是仙风道骨的全真教主改变了龙骧虎步的蒙古大汗,然而此时的铁血魔王却无疑周身流露出高贵的气质。我们甚至很难设想,当成吉思汗专注地倾听丘处机讲述玄妙的哲学,并命令身边人记录在案以便今后阅览时,会是什么样的情景。要知道此君可是目不识丁,就连蒙古文都不认识,更不用说汉字了。 〔50〕

奇怪吗?不奇怪。

实际上,人性是很复杂的,从来就有两面性。攻打花剌子模某城市时,大汗非常疼爱的一个孙子不幸阵亡。老爷子下令对那孩子的父亲察合台封锁消息,却在跟三个儿子一起吃饭时发起脾气来,大骂他们不遵父命,不听指挥。

察合台吓坏了,跪下来发誓不敢违背父汗命令。

老爷子问:这话当真?

察合台说:倘若食言,情愿领死!

老爷子说:那我告诉你,你儿子死了,不准哭!

察合台闻言如五雷轰顶。他强忍泪水吃完饭,然后走出大营冲到荒郊野外号啕大哭,五脏六腑都快吐出来了。

这件事对成吉思汗肯定有影响。据说,当时他亲自参加了为孙子复仇的战斗,连头盔都不肯戴。他还下令城破之时大开杀戒,所有活物无论人畜都要斩尽杀绝,而且从今往后任何人都不得在这“该死的城市”居住。 〔51〕

我们不知道,狂怒之后成吉思汗有没有想过,夺去他孙子生命的究竟是那该死的城市,还是这该死的战争?他难道依然认为屠杀是必要的和正确的?难道他不明白,如此仇仇相报恶性循环,他的家族将付出更多血的代价?

也许想过,也许没有。

但,至少应该有过一闪念,否则丘处机在大讲“上天有好生之德”时,他就不会听进去。何况劝谏成吉思汗的并非只有丘处机,许多深受华夏文明影响的人都会这么做。

比如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本是契丹王族。金人灭辽之后,他们全家在金廷做官。金中都沦陷,他又作为战败国官员被带到成吉思汗的避暑地听凭发落。然而大汗却对这年轻人表现出慈父般的厚爱。他说:你是契丹,跟女真有什么仇,我替你报!

耶律楚材说:没有仇。

成吉思汗问:为什么?

耶律楚材说:祖孙三代都是金臣,岂敢仇君? 〔52〕

大汗十分嘉许地把这个契丹公子留在了身边,耶律楚材则在传说中成为神秘人物。征伐花剌子模那年,时值六月而天降大雪。耶律楚材说,阴寒之气见于盛夏,这是克敌制胜的征兆。第二年冬雷声大作,耶律楚材又说,花剌子模国王将死。这些预言都得到了验证,大汗对他更加信任。

又一次,军营附近发现一只异兽。耶律楚材说:它的名字叫角端,好生恶杀。这就是天降祥瑞于陛下了。陛下是天之骄子,天下人都是陛下子民。愿陛下顺承天意,保全万民的性命。据说,成吉思汗听了这话,居然下令撤军。 〔53〕

此事虽然载于正史,却未必可靠。但耶律楚材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做好事,并向成吉思汗灌输华夏文明的人道主义主张,则很有可能。在这方面,他和丘处机没有两样。

可惜这只是杯水车薪,杀戮也仍将继续。

最后时光

1226年夏天,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征伐西夏。

西夏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建立者党项人也被契丹和女真称为唐古特,被蒙古称为唐兀惕。从北宋仁宗时期起,他们便自说自话地成为甘肃、宁夏、鄂尔多斯草原和贺兰山的主人,并且借助宋、契丹和女真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地存在着,到蒙古人勃然崛起时立国已近两百年。 〔54〕

但是遇到成吉思汗,厄运就开始了。

大汗早就将西夏列入黑名单,而且1209年第三次征伐时就已经将他们打得俯首称臣。但是十年之后,大汗要求他们出兵协同作战共讨花剌子模,却遭到西夏傲慢的拒绝。西夏鹰派人物甚至放出这样的话来:如果铁木真凑不齐自己的远征军,那么他又怎么能被称为大汗呢?

成吉思汗当然不能容忍这样的背叛和羞辱,只不过当时分身乏术而已。此刻,中亚已被荡平,他的威名更是远播到伏尔加河,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整,可以兴师问罪了。

于是,大汗派使者送交了最后通牒。

当年那个出言不逊的家伙倒是敢作敢当。这个人叫阿沙敢不,说起来也是一条汉子。他告诉大汗的使者:如果想要战场,贺兰山下非常合适。如果想要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和其他财物,有本事自己到我们国库里面来拿。

大汗说:好!就凭这句话,也要灭了你! 〔55〕

实际上蒙古军也势不可当,当年夏天就拿下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和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两大重镇,夺得西凉府(今甘肃省武威市)数县,直逼西夏国都而来。

西夏国王闻讯,惊恐而死,庙号献宗。 〔56〕

不惊恐是不可能的,蒙古军沿袭了他们在金中都和阿富汗的一贯作风,将所到之处全都变成屠场和废墟。比如肃州城内的军民,最后便杀得只剩下一百零六户。

甘州原本也要被屠,因为甘州副将不但杀了准备投降的守将,还杀了蒙古使者。幸亏守将的儿子十多年前就投奔了成吉思汗并被收为养子。这位与甘州副将有着杀父之仇的将领对大汗说,杀使拒降跟平民没有关系,何必伤及无辜? 〔57〕

这才救了老百姓一命。

救人的还有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在蒙古军中是个异类。别人入城之后疯狂抢劫财物,他却到处收集图书和药材。无辜平民被杀,他会流下眼泪,让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家伙觉得不可思议。有人甚至这样问他:怎么,你难道还要为那些人感到伤心?

这就几乎完全无法对话。

不过,耶律楚材也有自己的优势。首先,大汗对他一直疼爱呵护信任有加。其次,关键时刻的料事如神,使他身上有了大萨满的神秘光环。最后,他收集的药材医治了许多人的疾病,而这些流行病恰恰是战后大屠杀造成的。这就让得救的蒙古将士心存感激,他的话也至少得听一听。 〔58〕

耶律楚材同样明白,宣讲儒家的仁民爱物、道教的好生恶杀、佛教的慈悲为怀,都是对牛弹琴,有效的办法只能是算账。当时许多蒙古将领出于无知,主张将农民杀光,田地改为牧场。耶律楚材却告诉他们,让占领区恢复生产,然后向农民和商人征税,比自己放牧合算得多。

也就是说,把被征服者变成提款机。

这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是闻所未闻的知识。但是,尽管他们没有学过算术,更不懂收税的流程,却都听懂了计算出来的结果:白银五十万两,丝绸八万匹,谷物四十万石。

大汗说:好吧,那就试试。

(左图)清代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罗聘绘。横36.2厘米,纵49.5厘米。私人收藏。

《湛然居士文集》为耶律楚材所撰,由他人汇编,以诗作为主,是研究耶律楚材思想、元诗、西北地区文化的重要史料。图据《四部丛刊》影印元代写本。

结果证明耶律楚材所言不虚。南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八月,一份财务报表送到了大汗的帐前,上面的数字显示国家财政收入跟耶律楚材预测的一模一样。只不过那时的大汗不再是铁木真,而是他的儿子窝阔台。窝阔台高兴地任命耶律楚材为中书令,耶律楚材则利用这份信任,后来又在开封城被攻破时,救下了城中一百四十七万条人命。 〔59〕

可惜,成吉思汗没有看到这一切。

实际上,当这位射雕英雄征伐西夏时,他自己的生命也到了最后时光。在一次围猎中,他马失前蹄摔了下来,从此疾病缠身。其实,丘处机早就劝过他:天道好生恶杀,大汗年事已高,还是不要再打猎的好。可惜他不听。 〔60〕

成吉思汗当然也不会因为生病而停止战争,他宁可战死沙场也不愿意老死病榻。所以,他义无反顾地带着军队进行了最后一次征伐。而且如他所愿,口出狂言的阿沙敢不狼狈逃窜到贺兰山里,西夏的末代皇帝则举起了降旗。

这时,是公元1227年,即南宋宝庆三年六月。

七月,成吉思汗去世。临终前他留下遗言:大金的精兵强将都在潼关。那里易守难攻,绝非轻易可以拿下。办法是联宋伐金,直捣开封。开封被围,必调潼关之兵驰援。我军以逸待劳,破之易如反掌,亡金指日可待。 〔61〕

呵呵,此人到死都不忘记战争。

说他是杰出的战士,应该并不过分。

将领们严密封锁了大汗去世的消息,直到西夏国王按照约定时间开城出门正式投降。然而,这个倒霉鬼并没有因此躲过一劫,他和他的族人遭到了斩草除根式的大屠杀。大部分男人命丧黄泉,小部分妇女儿童成为奴隶,亡命天涯的后来融入其他民族。党项人从此不复存在,尽管他们曾经有过自己的民族文字,但这些文字将只有少数专家能够认识。

屠城之后,成吉思汗的灵车在哭声和歌声中启程:

啊,我的大汗啊!

昨天您不是还像雄鹰一般,

翱翔在万民之上吗?

啊,我的大汗啊!

今天咿呀作响的灵车,

却载着您的遗体远行了吗? 〔62〕

几个月后,灵车到达今天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东边的肯特山。此山在汉代叫狼居胥,霍去病曾在这里击败匈奴封禅祭天。后来,苍色的狼和惨白色的鹿在此相爱,成吉思汗则在这里与永恒的蓝天腾格里对话。现在,他长眠于这片神奇的土地,头顶经常会有一只黑色的雄鹰盘旋翱翔。

作为帝国和民族的缔造者,成吉思汗有资格享受蒙古人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深切的怀念。同样,世界史上也永远会有他的一席地位,尽管真正改变世界的是他的子孙,然而开启这种改变的却是他。如果没有他,蒙古人很可能永远都只是并不出众的游牧部落,在东亚草原上牧马放羊度日。

成吉思汗却把这个野蛮原始的部落,在短短十几年内变为强大的民族,又在短短十几年内变成世界的征服者。在他去世之前,蒙古军铁蹄所至是亚历山大的四倍,罗马帝国的两倍,而且还只是征服和扩张的开始。很快,整个欧亚大陆的中心区域都将因为他们而发生地震,刮起旋风。

这在世界史上无论如何都是个奇迹。

令人费解的还有两点。第一,尽管这个民族的崛起速度惊人,事先却没有任何征兆,也无规律可循。第二,新帝国在失去了极具个人魅力的领导核心之后,并没有失去前进的方向,反倒生机勃勃地成长,突飞猛进地发展,以至于直接挑战中华、基督教和伊斯兰三大文明,让世界陷入混乱。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第二章

征服世界

新汗难产

铁木真去世后,汗位空缺了两年。

空缺的原因很简单。当时蒙古人建国不久,还没有立储的制度,大汗的产生也仍然需要王公贵族推选。因此,尽管成吉思汗生前已经指定了接班人,但在忽里台(部落贵族议事会)召开前,就连他老人家的政治遗嘱也不算数,尽管最后选出的新可汗跟指定的继承者是同一个人。

蒙古帝国与中华帝国,几乎完全两样。

有趣的是,虽然大会非开不可,蒙古人却磨磨叽叽一点儿都不着急。没错,那时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许多重要将领也在前方作战。然而一拖就是两年,时间却未免太长。看来或许能够讲得通的解释是:他们没有中原王朝“国不可一日无君”的观念,对于选举新可汗也相当缺乏热情。

缺乏热情并不难理解。作为刚刚告别部落时代的游牧民和狩猎者,他们头脑中还没有形成帝国的概念,也未必认为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不可或缺。之前追随成吉思汗,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后者的个人魅力所吸引。那么请问,现在又有谁能像那位海洋般的大汗,是永恒蓝天的人间化身呢? 〔1〕

恐怕没有。

因此就连成吉思汗指定的继承者本人,似乎也提不起兴趣,他当时的行迹,《元史》是这样记载的:

太祖崩,自霍博之地来会丧。

元年己丑夏,至忽鲁班雪不只之地,皇弟拖雷来见。

秋八月己未,诸王百官大会于怯绿连河曲雕阿兰之地,以太祖遗诏即皇帝位于库铁乌阿剌里。 〔2〕

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的记载却是这样:

至是自和博(霍博)来会丧。耶律楚材以太祖遗诏召诸王毕会,请立谔格德依。 〔3〕

这里说的怯绿连河,就是发源于肯特山的克鲁伦河;曲雕阿兰则位于克鲁伦河上游,在今天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东南方向。此处确为成吉思汗的安葬之地,但《元史》和《续资治通鉴》记载的忽里台开会时间却是1229年秋8月。这就有了一个问题:开会和葬礼都在这个时候吗? 〔4〕

有两种可能,却都让人费解。

按照毕沅的说法,葬礼之后紧接着就开会了。这当然也顺理成章,毕竟王公贵族们聚在一起并不容易。问题是成吉思汗驾崩在1227年7月,到1229年8月整整两年。将遗体从中国甘肃省清水县运到蒙古国肯特山,再加上瞻仰致敬的三个月,顶多耗时一年,葬礼为什么要安排在两年后,那位大汗指定的继承人又为什么姗姗来迟? 〔5〕

因此还有一种可能:成吉思汗的葬礼在1228年,继承人也在第一时间出发,从霍博(今新疆伊犁州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赶到克鲁伦河畔参加了葬礼,之后又回到霍博前线,并没有提出趁着王公贵族们济济一堂,顺便把那忽里台的程序走完。他没有这样说,别人也没有。

不过这就更奇怪了。顺便的事,为什么不?

显然,两种可能都有问题。

但是对不起,这些疑惑只是我们的,蒙古人自己却未必认为匪夷所思。实际上,要想侦破此案,必须抛开华夏民族的成见,按照蒙古人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以及历史背景去思考,否则不是南辕北辙,便是自作多情。

那么,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首先必须肯定,成吉思汗原本就是横空出世,蒙古人从来就没有过这样一位中华皇帝般君临天下的大汗。既然过去不曾有过,难道今后就一定要有?所以,汗位空缺的事情在蒙古帝国还会发生,时间最长的一次四年。 〔6〕

其次,成吉思汗生前的安排也有问题。

与实行宗法制度的华夏民族不同,蒙古人虽然也有类似嫡子的概念——在他们那里指第一位妻子的儿子,但最看重的不是嫡长子,反倒是最小的那个。小儿子在蒙古语中叫作斡赤斤,意思是看守火和灶的人。父亲去世,家产就由他来继承。如果分家,长子则会被安排到离父亲最远的地方。 〔7〕

成吉思汗四个嫡子的封地就是这样。

嫡长子术赤:额尔齐斯河以西,里海以北和花剌子模。

次子察合台:伊犁河以西,锡尔河以东。

三子窝阔台:蒙古东部,新疆北部。

小儿子拖雷:蒙古本部。 〔8〕

除此之外,成吉思汗去世后,拖雷还继承了帝国三分之二的千户,以及大汗的宫帐和部民。这是按照蒙古文化传统他应得的遗产。这样看,拖雷的权力和势力都不小。 〔9〕

那么,大汗生前指定的接班人是拖雷吗?

不,是三子窝阔台,即毕沅说的谔格德依。

拖雷则只是在汗位空缺时监国而已。

如此既不华夏也不蒙古,未免让人大跌眼镜,也不可能全无疑惑和反弹。事实上,1229年8月的忽里台开得相当勉强,王公贵族议论纷纷犹豫不决,而真正积极张罗此事的竟是从大金投诚过来又汉化了的契丹王族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很清楚,即便选举权在忽里台,新可汗也只可能从成吉思汗的四个嫡子中选出,而长子术赤已先于成吉思汗去世,因此,关键在于拖雷和察合台的态度。

于是,他先去做拖雷的工作。

拖雷却说:准备不足啊!能不能改天再说?

耶律楚材说:过了今天,就没有黄道吉日。这可是国家大事,不早点定下来,只怕夜长梦多,政局有变。

拖雷只好答应开会。

耶律楚材又去动员察合台。他说:王爷是亲哥哥。王爷如果带头行礼,其他人不敢不拜。

察合台倒是爽快,立即同意。

选举大会这才开得圆满成功。 〔10〕

显然,窝阔台得以即位,多亏察合台力挺。有学者认为这要归结为他是老派的蒙古人,敬畏父亲,遵纪守法。尽管他是亲哥哥,但在弟弟成为大汗后,竟然像中原汉族人那样恪守臣道,甚至因为在赛马时赢了弟弟而请求宽恕。 〔11〕

拖雷的想法就不好说。至少我们知道,当时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已经形成了四大派系:术赤系、察合台系、窝阔台系和拖雷系。术赤系是支持拖雷的。后来,他们还帮助拖雷的儿子从窝阔台系手中夺取了汗位。相反,拖雷系与察合台系的关系则十分恶劣,以至于主要记载拖雷系事迹的《元史》中有窝阔台也有拖雷的传,甚至还有术赤的,却没有察合台一席地位,似乎成吉思汗根本就没有这个儿子。

元史不等于蒙古史,这也是证明之一。

还有一件事情也十分可疑。即位后第四年六月,窝阔台病重。随军出征的拖雷向永恒的蓝天祈祷,表示愿意代替哥哥去死,还喝下了巫师念过咒语的水。结果没过多久,拖雷就英年早逝,去世时四十岁。是不是慢性中毒,不知。 〔12〕

总之,这一次选举换届,为后来蒙古帝国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尽管术赤系和拖雷系都承认窝阔台的领导权,也都在他的指挥下征服世界,裂痕却已悄然产生。

怨恨,也恐怕早就有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和结果?

这就必须进一步了解当时的蒙古人。

窝阔台汗

公元1206年前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是一个正在逐步凝聚的新民族共同体,主要包括突厥和蒙古两大语族。其中既有突厥化较深的蒙古人,也有蒙古化较深的突厥人;既有游牧的毡房族民,又有狩猎的林中百姓。这些混血也混搭的族群组成各种部落联盟,每个联盟都有自己的汗,但所有的汗都没有持续性的权力,与君主制的国家元首并不相同。

成吉思汗的横空出世却把现状和传统都改变了。

首先是前面说的那些人变成了同一个民族,其次是他们需要同一个汗。第一个这样的汗当然还是魅力型君主,然而他领导的却不再是部落邦联,而是新生的帝国。因此蒙古人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领袖去世就分崩离析。相反,世代相传具有延续性和稳定性的最高权力,已经不能没有。

这可是个新问题。

解决办法却只能半新半旧,新大汗的产生被设定为前汗提名和大会公选双重程序。也许,这是为了保证在继往开来的同时,又尊重选贤与能民主决策的蒙古传统。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如果提名与公选的结果相异,又会怎么样。

这件事,成吉思汗很可能没想过。

还有一个问题也很重要,那就是参加忽里台并且特别有话语权的人变了。以前是部落的酋长和氏族的族长,现在则主要是黄金家族(Golden Clan)的成员。黄金家族就是与成吉思汗有着各种血缘关系的人。顶层是大汗本人和他的四个嫡子,其次是大汗的兄弟和其他儿子,七七八八沾亲带故的则形成外围,由此构成草原帝国的统治集团。

统治集团必须稳固。因此,为了保证黄金家族的既得利益和追随者的绝对忠诚,成吉思汗将帝国本部的牧民和牧场进行了再分配:诸子和诸弟分得较大份额,姻亲和功臣分得较小份额。但不论份额大小都是一方诸侯,对封地和子民都享有治权,按照蒙古传统也是汗,汉语称为王公。

新的贵族跟新的民族一起诞生了。与部落时代的不同之处:联盟的汗都是独立的。汗与汗可以结成安答,但绝对互不相属。帝国的王公则是被册封的。他们虽然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选出来的大汗却有宗主权和领导权。

画像横47厘米,纵59.4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就是成吉思汗发明的“游牧封建制”。

游牧封建制使帝国的资产分成了三份:成吉思汗本人拥有的牧场,千户和亲兵是他的个人财产;封地的子民和财物归王公贵族们统治和支配;最高统治权包括对诸王诸汗的宗主权,以及帝国土地和人民的所有权,却为黄金家族共同所有,不是大汗的私产,也不能由大汗私相授受。

这就是新的大汗必须由忽里台选出,拖雷也并非当然接班人的根本原因。没错,他能够按照蒙古传统继承的只是那三份资产中的第一份,帝国的政治权力不在其中。 〔13〕

拖雷也只能在汗位空缺的时候监国。

但,父死子继却既非传统也非制度,后来忽必烈的即位便是兄终弟及。这一次汗位的继承者只能从成吉思汗的四个嫡子中产生,则仅仅因为他们的势力远超他人。跟这样根红苗正财大气粗的人竞争,显然是想都不要想的事情。

现在问题只有一个:为什么选择窝阔台?

有各种说法试图对此做出解释。比方说,术赤与察合台的鹬蚌相争使窝阔台渔翁得利,或者窝阔台在四兄弟中最聪明理智、慷慨大方和稳重宽容等等。还有一种说法:四位皇子各有所长,术赤最懂狩猎,察合台最懂执法,窝阔台最懂政治,拖雷最懂军事。所以,在大汗还活着的时候,兄弟四人其实就已经有了分工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14〕

倘若如此,选择窝阔台而非拖雷,恐怕就意味着帝国的转型:过去的掠夺者,将要变成征服者和统治者;蒙古人也将扎扎实实地把自己的部落,变成地地道道的国家。

事实上,窝阔台也正是这样做的。

第一件事情是模仿中原王朝建立了中书省。尽管这时的中书省与唐宋两代的同名机构不可相提并论,只不过是处理文件的秘书班子,但比起由近卫军(怯薛)司令部充当帝国行政中心来,多少还是进步。更为有趣的是,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副长官右丞相和左丞相,分别是契丹人、突厥人和女真人,下设则有中国、党项、回鹘和波斯等局,不折不扣的是一个多民族和多语种的联合办事机构。 〔15〕

蒙古人倒是善于学习。

其次是在今天蒙古国鄂尔浑河(Orkhon River)上游建设首都哈剌和林(Qara-qorum)城,使蒙古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城市。此处早在1220年就被成吉思汗定为首都,但只是支起帐篷开会的场所。建城是窝阔台在1235年做的事,尽管城墙筑起以后,王公贵族们仍然睡在蒙古包里。 〔16〕

另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前面讲过,那就是接受耶律楚材的建议,在开封城被攻陷之后不再屠杀无辜平民,并形成制度。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了不起的转变。 〔17〕

窝阔台让蒙古人走向文明。

但,如果以为从此不再有战争,那就太天真了。

实际上,战争之于蒙古人就像吃饭一样重要。或者准确地说,那就是吃饭。富饶的农耕社会是他们的大餐,疯狂的侵略战争是他们的盛宴。正如恩格斯所说,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性劳动更容易甚至也更荣耀的事情。既然如此,战争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也就不足为奇。 〔18〕

何况这些草原上的职业杀手已经组装起来,变成了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这就需要存在的理由。或者说,没有超越族群的政治组织和政治领袖,一盘散沙的游牧民族就不可能凝聚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掠夺;组织和领袖如果不能满足族民的掠夺欲望,则无法建立和维护权威。显然,草原帝国不断对农业民族发动战争,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动机。 〔19〕

◎窝阔台时期蒙古军队编制

蒙古军 宿卫军 客卜帖兀勒千户(宿卫)

豁儿赤千户(箭筒士)

秃儿合兀惕八千户(散班)

左右翼军 右翼蒙古军诸千户

左翼蒙古军诸千户

宗王军 怯薛

属下千户

探马赤军

拔都军

质子军

色目人军队

汉军 汉军诸万户军

巩昌便宜都总帅军

益都行省军

据《中国军事通史:元代军事史》。

所以,窝阔台必须发射他的洲际导弹。

征伐兵分两路,一路向西,一路向南。西征的故事以后再说,南下则无疑是要拜访他们的老朋友。这位老朋友虽然丢失了自己的中都,却也在成吉思汗派出的大将去世而本人忙于西方事务之时,收复了一些失地。于是,坐稳了汗位的窝阔台决定完成父汗未竟之事业,一劳永逸地把这个叫作大金的女真人王朝从北部中国的地图上彻底抹掉。

1230年7月,即位一年的窝阔台御驾亲征大金,拖雷带儿子蒙哥随行。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硬骨头不好啃,于是在第二年进行了战略调整:大将速不台率左军攻山东,大汗窝阔台率中军攻山西,皇弟拖雷率右军攻陕西。后者甚至还进入了四川,又用武力沿宋金边界打开一条通道。三路大军在第三年的夏天会师开封,将大金的南京团团围住。

窝阔台将指挥权交给速不台,自己和拖雷避暑去了。

也就在北还的路上,拖雷神秘地去世。 〔20〕

后面的故事在《风流南宋》已经讲过。大金的末代皇帝逃出开封,开封城被速不台拿下。愚蠢的南宋朝廷则忘记了唇亡齿寒的道理,不但拒绝了金人的求援,还派出两万大军参加蒙古人的围剿。金哀宗拒绝投降,自杀于蔡州。

大金终于灭亡,南宋的厄运也随之开始。

窝阔台则回到了哈剌和林。第二年,他在这座建设中的草原城市召开了忽里台,与会者有黄金家族的成员和帝国参谋部的将领。会上做出重大决定:三路大军南下伐宋,一路大军征讨高丽,三位王子领兵西征。 〔21〕

更大规模的战争开始了,蒙古旋风将横扫欧亚大陆。

拔都西征

西征的建议是速不台提出的。

速不台出身于一个不太有名的驯鹿部落,父亲曾与成吉思汗共饮班朱尼河水,本人则在花剌子模那个倒霉的沙赫狼狈逃窜时,奉命与大将者别一起追杀。者别的名字在上一章出现过,意思是箭。实际上他俩都是天才的军事家,也都是战争狂人。所以,这次追杀就远远超出了原定计划。

没错,他们“顺便”到别的地方逛了一圈。

事实上,花剌子模国王逃进里海之后,两员大将并没有停止脚步。他们穿过阿塞拜疆(Azerbaijan),进入格鲁吉亚(Georgia),然后神兵天将般地出现在俄罗斯,一直挺进到第聂伯河(Dnieper)与克里米亚(Crimea)才折回。

遗憾的是,者别在回国途中去世。 〔22〕

速不台却等于进行了一次武力侦察。他在那片土地上看到了巨大的机会,同时也发现蒙古西部是帝国的软肋。因此他认为应该将边境线向西推移,然后到欧洲攻城略地。征服那里的国家,是比干掉大金更过瘾也更有成就感的事情。

这个建议得到普遍赞同。人们热情高涨跃跃欲试,大汗窝阔台甚至有意御驾亲征。只是由于耶律楚材的劝阻,才决定由三位王子领兵,跟着速不台一起去大干一场。 〔23〕

旷日持久的战争就这样一锤定音。

三位王子分别是术赤之子拔都、窝阔台的长子贵由和拖雷的长子蒙哥。贵由和蒙哥将来会成为大汗,拔都则是钦察汗国的创始人。当然这都是后话。这个时候,他们就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充满生命活力和勃勃野心,尽管实际上的指挥官是速不台,拔都只是担任了名义上的总司令。 〔24〕

第一个目标是保加尔(Bulgar)人。

保加尔是生活在伏尔加河与卡马河(Kama River)交汇处的突厥人种,曾经也是游牧民。由于地处东西方贸易的商业枢纽,他们把自己变成了做皮毛生意的买卖人,以及最北边的穆斯林。速不台让蒙哥带兵对伏尔加河下游沿岸的部落进行蒙古式的狩猎,自己和拔都扫荡了保加尔地区。关于这场战争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录。据伊斯兰史书记载,保加尔人的卡马突厥国被灭亡,城市也被摧毁得没有重建的可能。 〔25〕

在劫难逃的还有钦察(Kipchak)人。

钦察也是突厥种游牧民族,生活在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Ural River)之间的地区,钦察是穆斯林国家的说法。这个地方被拔都征服后,就成了他后来建立汗国的根据地。拔都的钦察汗国有着明显的突厥特征,也就不足为奇。 〔26〕

之后,倒霉的轮到斯拉夫(Slavs)人。

东方斯拉夫人早期广泛分布在东欧平原上,被先进的罗马视为蛮族。直到中国都过了大唐盛世,他们才总算有了史称“基辅罗斯公国”(Kiev Russ)的文明成果,也就是现代三个东斯拉夫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前身。可惜好景不长,这个松松垮垮的大家伙终于四分五裂,变成了十多个信奉东正教的小公国,并且相互混战。这对于蒙古人来说正是可以有条不紊从容吃掉的盘中美餐,岂能放过? 〔27〕

头盘是俄罗斯东部边境的梁赞(Riazan)公国。蒙古人先派出使者传递信息,客气地只要求百分之十的赋税,同时承诺在后者需要的时候可以提供军援。梁赞的大公则轻蔑地回答:那就等到全城的人都死光了再来拿吧!

速不台满足了梁赞大公。五天之后,梁赞城就被蒙古人攻破并慢慢夷为平地。那位傲慢的大公命丧黄泉,市民照例遭到屠杀,有的还被剥皮。但也有一些人被故意放走,以便让他们把恐怖的心理像瘟疫那样传播到四面八方。 〔28〕

接下来,蒙古人攻陷了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大公的驻地弗拉基米尔城,继而分兵蹂躏俄罗斯北部城市。休整一年后他们又开始扫荡南俄,并在1240年11月19日攻克罗斯公国古都基辅。至此,美丽的俄罗斯已经体无完肤。

于是,蒙古人的眼睛又盯上了波兰和匈牙利。

波兰和匈牙利都是西斯拉夫人的国家,国王也都得到了罗马教皇的加冕。蒙古人入侵前,匈牙利已经成为濒临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的大国,波兰则在成吉思汗征伐花剌子模的前一年,分裂为五个相对独立的公国。

蒙古军团决定兵分两路对付他们。

1241年3月18日,察合台之子拜答儿攻陷波兰首都克拉科夫(Krakow),4月9日在利格尼兹(Legnica)附近大败波兰、德国和条顿骑士团的三万联军,波兰大公阵亡。4月下旬他们进入捷克境内,兵锋及于奥地利边境。6月24日拜答儿阵亡,他的部队南入匈牙利与拔都军会合。

拔都率领的主力军也在同年3月突破匈牙利人的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 Mountains)防线,击溃其六万大军,攻陷佩斯(Pest)等城,蹂躏该国各地并逼近维也纳。那个倒霉的匈牙利国王被一路追杀,逃进了亚得里亚海。 〔29〕

实际上,进入欧洲的蒙古军团比他们在中国战区和中亚地区更加锐不可当。因为他们有强大的后援,又掌握了攻城技术和器械,还从花剌子模获得了投掷石头的工具,可以把11公斤的东西扔到150米以外,也学会了用火药制造手榴弹和火箭。这些武器有的具有杀伤力,有的具有威慑力,使用起来要么让敌人血肉模糊,要么让他们魂飞魄散。

所有器械都能随军携带。于是,蒙古军团便用马和骆驼拉着装备车,后面跟着提供食品和饮料的羊群,浩浩荡荡地在草原上行走,就像冷兵器时代的装甲部队。

难怪隆美尔和巴顿将军都是速不台的粉丝。

何况蒙古人还有一项自主研发的技术,那就是把猎物诱入包围圈的各种办法。这是他们在狩猎时训练出来的,往往屡试不爽。他们的侦察兵总是能够及时发现敌情,然后用旗子或其他通信系统向统帅报告。将领们也总是能让敌人摆成自己想要的队形,进入预定地点,变成待宰的羔羊。

与如此这般的战争机器相比,欧洲骑士更像浪漫主义的行吟诗人。他们拥有的那种美学上的精致,在跟贵妇人调情时屡屡获胜,却无法让蒙古战斧停止不前。尤其是他们那身贵重的行头——高耸的头盔和严严实实的铠甲,再加上盾牌和长矛,其重量实在让他们的战马苦不堪言。因此,当他们跟在假装撤退的蒙古轻骑兵后面时,就像掉队的孩子;而在被诱入陷阱之后,也只能被箭雨射成刺猬。

随之倒下的,是他们的城市。

条顿骑士团(The Teutonic Order)又被称作德意志骑士团,1190年成立于今天的以色列境内。与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并称三大骑士团,是其中成立时间最晚的。“白底黑十字”是条顿骑士团的标志性符号。

征服花剌子模后,蒙古军掌握了更强大的攻城武器。各式投石机、弩炮被运用于攻坚战和野战中。火药等“化学武器”也在战争中频繁登场:将药物与燃烧物混合,浓烈的气味和爆裂的碎片让防御者吃尽了苦头。

蒙古人从小接受马术与弓箭训练,拥有纯熟的单兵作战技巧。

关于蒙古骑兵的装备,也是历来兵家关注的问题。复合弓、蒙古弯刀、锁子甲……蒙古骑兵拥有不输当时任何一支军队的装备补给。

蒙古军每个万人队都有一个重骑兵千人队。通常轻骑兵包抄两翼,辅以箭雨,冲击对方阵形。中路重骑兵从正面冲锋碾压。

精良的装备、卓越的战术素养、严明的军纪,造就了中世纪最恐怖的军队。

据市川定春《世界武器甲胄图鉴》绘。

这样的战争是欧洲人闻所未闻的,史学家们记录了各种各样的惊恐和惨状。在基辅,民众纷纷爬到教堂的屋顶试图躲过屠杀,教堂却因不堪重负轰然倒塌。在克拉科夫,一名吹响号角的号手被准确地射穿喉咙,小号滚落在地,市民们如鸟兽散。在利格尼兹,亨利大公的脑袋被割了下来,用长矛挑着挂在城墙上。为了证明自己的战功,指挥官还命令战士砍下每具尸体的一只耳朵,最后装了整整九大口袋。

蒙古军团的野蛮行径在欧洲引起震荡,各种荒诞不经的奇谈怪论不胫而走。德国人说,蒙古人其实是以色列的古老部落,所以犹太商人为他们跨越国界走私武器。结果是许多犹太人无辜地被置于死地。教会则声称蒙古人是神话传说中巨人的后代,原本被亚历山大囚禁在高加索山脉,现在跑了出来要毁灭人类文明。于是人们又纷纷向主祈祷。总之整个欧洲都在颤抖,就连教皇想起来也不寒而栗。 〔30〕

奇怪的是,蒙古人却突然停止了脚步,尽管这时已不再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他们的前进。然而他们没有任何征兆地就撤军了,只带走掠夺来的财富,不带走一片云彩。

欧洲惊诧地看着,不知道这是不是上帝的安排。

再争汗位

蒙古人撤退,是因为窝阔台驾崩。

窝阔台大约死于酒精中毒。灭亡大金之后,在王公贵族们的一再劝阻下,他没有参加西征,而是留在本土养尊处优享受生活。于是,狩猎和饮酒便成为他最大的乐趣。在拔都远征军让亚得里亚海风起云涌的那年年底,窝阔台酣畅淋漓地打了猎,又痛快地喝了一夜酒,便再也没有醒来。 〔31〕

帝国的汗位第二次空缺。

最希望填补空白的是窝阔台的长子贵由,最不想让贵由接替大汗的则是拔都。没错,作为术赤之子和术赤系的领袖人物,他本人并不曾觊觎最高权力,甚至充分地服从和尊重了祖父传位给叔叔窝阔台的决定。但这不等于他认为汗位就该在窝阔台系统内继承,更不等于认同贵由这个人选。

拔都与贵由早就不和。

公开冲突发生在1240年的庆功宴上。那时,蒙古远征军已经征服了保加尔和钦察,扫荡了俄罗斯北部,确实可以好好庆祝一番。按照蒙古传统,地位最高的人有权喝下第一杯庆功酒,于是拔都想都没想就首先端起了酒杯。作为王子中的老大哥和远征军的总司令,他无疑可以这么做。但是哪怕装模作样,也应该对其他人表示一下谦虚和礼让。

很可惜,拔都没能想到这一点。

贵由和察合台的一个孙子便跳了起来,在帐篷里大吵大闹不可开交。也许,他们对拔都的势力扩张已有不满,此刻不过借题发挥。这一场酒宴风波的结果,是贵由被窝阔台汗召回哈剌和林,又被送回前线交由拔都处理。拔都没有深究堂弟更没有任何处罚,但是相互的敌意都埋在了心底。 〔32〕

因此,当窝阔台的皇后、贵由的母亲通知召开忽里台选举新大汗时,拔都就以痛风为借口称病不朝。这种策略似乎相当有效,却不是贵由迟迟不能即位的唯一原因。实际上窝阔台系也不平静:大汗提名的继承人并非贵由,而是他另一个儿子的长子失烈门,所以他们自己就要闹家务。

成吉思汗的弟弟铁木哥,也就是谋杀了萨满阔阔出的那家伙也蠢蠢欲动,试图不经选举就登上汗位。尽管此人付出了沉重代价,在新汗即位后由忽里台判处死刑,但是这些因素加起来便足以让大会推迟召开。看来争权夺利的戏码在君主制国家总会上演,只不过剧情和细节有所不同。

四年以后,贵由在怀有敌意和充满猜测的舆论中以微弱多数当选大汗。这无疑因为他的母亲,那个能干的女人折冲樽俎勉强做通了各派系的工作。拔都仍然抵制,拒绝向贵由俯首称臣,但好歹派出他的长兄代表术赤系参加会议。他的长兄为人谦让,在维护家族安定团结方面堪称楷模。

但,斗争远远没有结束。

窝窝囊囊登上汗位的贵由变得无精打采。除了不断挥霍国库财产用于酬谢支持者,他对帝国事务既不关注也没有兴趣。军事行动很少,范围也有限。王公贵族都在节约使用自己的力量,以便应付将来随时可能发生的变故。

事实上内战并非没有可能。1247年秋,贵由离开了漠北前往窝阔台系的封地巡视。在那里,他集结了精锐部队并于次年春天向拔都的方向移动,目的不言而喻。不过,永恒的蓝天似乎并不赞成这场战争。贵由因身体虚弱而倒下,回到了腾格里神的身边,面临分裂的帝国也化险为夷。

汗位再次空缺。

另一位能干的女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她就是拖雷的遗孀兼蒙哥的母亲。自从丈夫去世,这位曾经的克烈部公主就在为谋求拖雷系的锦绣前程而殚精竭虑。按照她的意见,拖雷家族一方面与在位大汗保持良好关系,另一方面则与拔都暗通款曲。比方说,贵由的军队离开准噶尔时,她便立即向拔都通风报信,这无疑能够赢得后者的好感和谢意。

其实拔都早就下定决心,绝不让汗位落入窝阔台系任何人之手。因此,他以诸王之长的身份,在等待贵由大军到来之处召开忽里台,提议由拖雷之子蒙哥继承汗位。这个提议很快就得到赞成,因为这时的帝国已无人能与蒙哥和拔都抗衡,何况站在同一立场的还有速不台的儿子。

速不台本人,则已跟贵由同年去世。

贵由的皇后无计可施,只能派人提出异议:窝阔台汗曾指定失烈门为继承人。与会者则回答:没错!但失烈门不是被你们换成贵由了吗?自己违背遗训,还说什么说!

不过,为了尊重传统,也为了服众,支持蒙哥的人还是在当年成吉思汗登基的地方召开了第二次忽里台。这一次拔都没有到场,但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和护卫军。他和蒙哥的母亲也在过渡期做了大量挖墙脚的工作,以至于各个派系都能有人参加,看起来很像是全国代表大会的样子。 〔33〕

会议期间,他们还粉碎了一次未遂的政变,那是由失去机会的失烈门和贵由的一个儿子发动的。这些人在忽里台快要结束时匆匆赶来,表面上要向新汗表示效忠,其实阴谋行刺。不过他们运气不好,被蒙哥发现,一网打尽。

事后这些人都被审判并且处决。贵由的皇后被剥光衣服缝进口袋投入水中淹死,蒙哥甚至咬牙切齿地说:这个女人比母狗还要卑贱。倒霉的失烈门虽然被蒙哥的弟弟忽必烈带到军中藏了起来,最终却仍然没能逃过追捕和死亡。 〔34〕

蒙哥成为新大汗,这是一个转折点。

首先是汗位的传承由窝阔台系转移到拖雷系,因为蒙哥的继承者是他弟弟忽必烈。但是这种变化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却很难说,因为蒙哥去世后就不再有统一的蒙古帝国。因此蒙哥的即位只是对拖雷系有意义,甚至仅仅对拖雷系的某个分支有意义,那就是忽必烈以及他建立的大元王朝。

当然这是后话。

窝阔台系的地位一落千丈,从原来的皇族变成无足轻重的某个分支,甚至差点变成穷光蛋,因为大汗的家族反倒是没有“私房钱”的。幸运的是,由于及时转变立场,窝阔台的孙子海都得到了一小块封地。靠着不多的这点本钱,这位自强不息的年轻人建立了窝阔台汗国,后来还在拖雷系内部争夺汗位时第三者插足,让忽必烈不得安宁。

察合台系的情况略好一些。贵由即位后,曾经把察合台指定的继承者赶下台,换成别人,结果逼得这继承者(他是察合台的孙子)倒向拖雷系。现在乾坤易位,察合台的封地物归原主。后来,察合台的另一个孙子借力打力,趁拖雷系内讧之机将这片土地变成了独立的察合台汗国,极盛时期的势力范围,东边到了吐鲁番,西边到了布哈拉,北边到了咸海和巴尔喀什湖,南边到了阿富汗。

据《中国历代战争史》绘。

拖雷系和术赤系在这次宫廷斗争中是同盟军,但拔都和蒙哥都没有愚蠢到要共治天下。相反,他们心照不宣地平分了秋色,将帝国分成东西两半。蒙哥在东边统治着蒙古本部和属地,拔都则在西边经营他的钦察汗国。这个汗国的地盘是三位王子和速不台在上次西征时打下来的,现在全归拔都独享,并且因为拔都的绣金帐篷而被称为金帐汗国。

蒙哥当然不会闲着。战争机器再次开动起来,两个弟弟也被委以重任:二弟忽必烈总领漠南军事,三弟旭烈兀负责西征事宜。西征目标很远,南方任务更重,因此大汗也御驾亲征。沉默寡言的蒙哥,要把祖父的事业推向新的高峰。

世界却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从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到中国的长江和南海,遭遇蒙古旋风者,无论古老的文明还是新兴的民族,统统在劫难逃,只有个别幸免。

那就先来看西边。

上帝之鞭

1256年的冬天,西欧各国很可能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多年前东欧遭受的劫难让他们闻风丧胆,却又拿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无可奈何地将蒙古人解释为上帝用来惩罚世人和预告末日的工具,并称之为“上帝之鞭”。

当时的教皇倒是想出一个主意。他招募了一批志愿者充当自己的使节,向蒙古汗廷致以基督教国家的问候,并表示愿意屈尊为他们施洗。可惜事实证明这种努力完全徒劳,教皇的善意被嗤之以鼻。一个名叫拜住的蒙古将领甚至这样对传教士说:什么?要把我们变成像你那样的狗? 〔35〕

欧洲大祸临头,无计可施的基督徒们只能做好以身殉道的思想准备。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他们做梦也没想到,那不可理喻的“上帝之鞭”竟然落在了穆斯林世界的头上。

首先被消灭的,是伊斯马仪派教长国。

伊斯马仪(Isma’iliyya)原本是伊斯兰教的派别,这个教长国却是让西亚人民吓得发抖的恐怖组织。他们以暗杀活动闻名遐迩,一百六十多年来让十字军恨之入骨,也让穆斯林国家束手无策,却在转眼之间被蒙古人灭了。

几乎所有人都额手称庆。 〔36〕

灭亡伊斯马仪派教长国的当然是旭烈兀的远征军,他们这样做据说有两个原因。首先,有一位伊斯兰法官向蒙古人投诉,声称他的市民被迫从早到晚穿着铠甲,以防被那些恐怖分子刺死。更为严重的是,这个胆大妄为的恐怖组织居然要派出四百名杀手到哈剌和林冒犯大汗的尊严。如此猖狂岂能容忍,旭烈兀西征的首要任务便是灭了这帮家伙。

教长国却有恃无恐。因为他们盘踞在群山之中,用堡垒构成了网状的防御系统,易守难攻,坚如磐石。这才让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都一筹莫展,徒唤奈何,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刺客神出鬼没地把教长国认为的敌人送上西天。

可惜这回他们遇到的,却是当时世界上超级规模的战争机器。随军出征的中国工匠将火炮运上了山坡,教长国首领只好出城求降。旭烈兀要求他立即拆毁城堡,这个人却支支吾吾拖延时间。结果是堡垒在蒙古人精准而致命的炮击下被炸得粉碎,幸存者则全部被大汗的将士杀了个精光。

教长国首领魂飞魄散。他恳求允许自己亲自前往哈剌和林向大汗表示效忠,并请求宽恕。旭烈兀满足了他,蒙哥却拒绝接见此人。这就等于是宣判了死刑。于是,在回到伊朗的路上,教长被大汗的护卫军砍成肉酱。他在根据地的二百多个堡垒当然也都被各个击破,永远消失在地平线上。 〔37〕

下一个目标是巴格达。

巴格达是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的首都。我们在《禅宗兴起》中说过,进入文明时代的阿拉伯人有两个王朝,前面的叫伍麦叶,中国史称白衣大食;后面的叫阿巴斯,称黑衣大食。但无论是哪个王朝,君临天下的人都叫哈里发。哈里发是国家元首也是穆斯林世界的精神领袖,其他伊斯兰国家的世俗君主则叫苏丹,中国史书也翻译为算端。

旭烈兀西征时的哈里发叫穆斯塔辛。这是个懦弱无能又弄不清自己斤两的人,还被手下的大臣蒙蔽。因此当旭烈兀先礼后兵,发出“不要用武力对抗军旗”的警告时,年轻的哈里发竟然以长者的口气反唇相讥。他说:你这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啊,可别小有成就便得意忘形!谁不知道所有信仰安拉者,都是只要一声令下就会来护卫我的臣仆。

图中描绘了公元1258年旭烈兀围攻巴格达的情景。出自拉施特著《史集》,横3.29厘米,纵2.30厘米。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如此恐吓当然徒劳,旭烈兀很快就兵临城下,召之即来的臣仆则踪影全无。穆斯塔辛这才发现大事不好。他甚至请出什叶派穆斯林和聂斯托利派基督徒去做说客,希望这些自己过去的敌对者能博得蒙古人的些许好感。可惜这同样无济于事,就连举手投降都于事无补。巴格达城遭到长达十七天的洗劫并被焚毁,穆斯塔辛本人则享受了“不流血”的王公贵族待遇:在饱餐一顿之后装进口袋让马踩死。

延续五百多年的阿巴斯王朝宣告灭亡。

巴格达的毁灭震惊了世界,旭烈兀却丝毫没有停止脚步的意思。在那个时代,保护人类文明对于任何军队恐怕都是外星人的说法,持续不断的征服才是旭烈兀的使命。因此在巴格达沦陷的第二年,他的军队又出发了。

军队是阿巴斯王朝的有力支柱。与前朝伍麦叶王朝相比,传统的全民皆兵被经过严格训练的正规常备军取代。其军事核心是由近10万人组成的近卫军。据市川定春《世界武器甲胄图鉴》绘。

叙利亚面临灭顶之灾。

果然,阿勒颇(Aleppo)在1260年初就被攻陷。这座跟大马士革一样历史悠久的叙利亚北部城市惨遭蹂躏,穆斯林中的男人全部被杀光,妇女和儿童则成群结队地被押往哈剌和林做奴隶。只有守将本人得到赦免,因为蒙古人希望以此表达他们对一位老战士奋斗精神和防卫方式的敬意。

当然,这多少有些令人意外。

不过在此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旭烈兀把指挥权交给副帅怯的不花,自己带主力军回到了大本营。因此,拿下大马士革,与埃及人作战,都是怯的不花的事。

怯的不花是乃蛮部人,聂斯托利派基督徒。但是在这场战争中,信仰并不是问题。至少我们知道,有两位基督教的封建领主被怯的不花狠狠教训了一顿,顺便将十字军的腐朽无能暴露无遗。尽管如此,当伊斯兰的埃及派出秘使,希望与十字军结成联盟对付蒙古人时,后者还是吓了一跳。

显然,埃及恐怕也是事出无奈。

我们知道,这时的埃及正处于马穆鲁克(Mamluk)王朝时期。马穆鲁克是阿拉伯语,意思是奴隶,不过这些奴隶在埃及是禁卫军。结果他们就像东汉和晚唐的宦官那样,有了干预朝政和架空君主的实权。蒙哥即位前一年,禁卫军推翻之前的苏丹,从后台走上前台,这就是马穆鲁克王朝。

马穆鲁克在旭烈兀离开之前,就收到了蒙古人要求投降的最后通牒。这帮奴隶将军的反应跟陈胜吴广一样:如果反正都是死,那就不如为国而战。于是他们将蒙古使者的脑袋钉在开罗的城门上,然后毅然决然向十字军求援。

十字军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这样的并肩作战,但他们表示不会反对马穆鲁克军通过基督教控制区。实际上十字军不但提供了通道,也在埃及人经过时进行了款待。吃饱喝足补充了粮草之后,马穆鲁克人更有信心迎战怯的不花。

1260年9月,怯的不花军和马穆鲁克军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阿因札鲁特(Ayn Jalut)平原相遇。这一次,对方使用了蒙古人的惯用伎俩,蒙古人则落入自己常设的陷阱,被马穆鲁克军诱入包围圈。然而怯的不花实在是太了不起,他冷静地组织了反攻,以至于掌握了主动权的马穆鲁克军反倒显出败象。这时,马穆鲁克的将军忽都思(Qutuz)扔掉头盔大声喊道:真主保佑!为了伊斯兰,我们血战到底!

忽都思的英雄主义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怯的不花却不幸马失前蹄。这两个动作把整个局势都扭转了,蒙古人永无败绩的神话在阿因札鲁特被打破。但在临死前,怯的不花没有忘记告诉马穆鲁克人不要高兴得太早。这位身经百战的蒙古将军高傲地说:我永远忠诚,不像你们谋杀君主。旭烈兀汗得到我的死讯之后,他的愤怒会像大海一样掀起波涛,淹没从阿塞拜疆到埃及开罗的所有土地! 〔38〕

一般地说,怯的不花说得没错,蒙古人的复仇确实非常恐怖。但是这次不同。随着阿因札鲁特之战结束,旭烈兀的西征也宣告终止。他并没有回到蒙古,而是留在这片被他征服的土地,并且建立了又一个汗国——伊利汗国。这倒不是他不想为怯的不花复仇,也不是野心得到了满足,而是因为遥远的东方发生了重大变故,旭烈兀已无暇他顾。

没错,蒙哥汗死了。

第三章

大元王朝

忽必烈

蒙哥汗死在了钓鱼山下。 〔1〕

钓鱼山在今天重庆市合川区,蒙哥本不该来这里。因为按照他的战略部署,帝国的军务交给了两个弟弟,西征事宜由三弟旭烈兀负责,漠南战事由二弟忽必烈总领。两个战区都捷报频传,蒙哥为什么还要御驾亲征?

因为他跟忽必烈的关系出了点问题。

忽必烈是蒙哥同父同母的亲弟弟,他们的母亲就是那位了不起的克烈部公主。这位聂斯托利派基督徒非常重视儿子的教育,忽必烈除了像所有蒙古人那样,不但从小就进行了骑马和射箭的训练,而且还有畏兀儿和汉族人的导师,这就使他成为四兄弟中最博学、最文明,也最老练的一个。 〔2〕

没错,他受母亲的影响似乎最大。

画像横47厘米,纵59.4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结果,忽必烈便有些与众不同。

首先是他有一个多元文化的幕僚集团。这个顾问班子在窝阔台时代就开始形成,总领漠南战事时蔚为大观。其成员地域种族各异,技能职业有别,学术派别林立,志趣主张也不尽相同,宗教信仰更是五花八门,忽必烈却能够把他们都拢在一起各尽所能,即便不太合作也不在意。 〔3〕

有一次,忽必烈问征服南宋之策。

被问到的汉臣是程朱理学的传人,他便勃然变色说:宋是我父母之邦,天底下哪有教别人如何打父母的!

忽必烈听了,居然很高兴。

后来,此人被安排担任了帝国的大学教授。 〔4〕

现在看来,忽必烈确实虚怀若谷又知人善任:军事方面依赖蒙古将领,外交事务委托畏兀儿人和突厥人,田园管理当然交给汉臣,他自己则与宗教领袖们坐而论道,基督徒和穆斯林,禅师和道长,还有吐蕃僧侣都是他的座上宾。

在这方面,母亲是他的榜样。终身信仰基督的她常常为佛寺、道观和伊斯兰学校捐款,在中国北方自己的封地里也善待汉人鼓励农耕。于是忽必烈学会了礼贤下士,那些谋臣也大多采取了实用主义的立场。比如对忽必烈影响最大的姚枢,他的建议便总是用蒙古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提出。 〔5〕

忽必烈成为亲贵中的汉学家。

蒙哥安排他总领漠南事务,也不奇怪。

这是极大的权限。因为蒙古人的栖息地和游牧区,历来以中间一段戈壁沙漠为分界。漠北就是今之蒙古国,内蒙古自治区则在漠南,再往南就是富饶美丽的华北平原。忽必烈得到如此美差肥缺喜出望外,便灯红酒绿大宴群臣。

姚枢却忧心忡忡。

忽必烈问:你这是为什么呀?

姚枢说:军政民政都归了王爷,大汗干什么?

忽必烈恍然大悟,立即辞去民政,只管军事。 〔6〕

蒙哥很满意,但不等于他后来不起疑心。

忽必烈受命之后就旗开得胜,一举征服位于今天云南省的大理国。这件事对于蒙古人和忽必烈都意义重大:前者获得了进入缅甸、泰国和印度的贸易通道,以及进攻南宋的战略基地;后者则表现了自己的领袖气质和军事才能,从而为今后的发展夯实了基础,积累了资本。 〔7〕

尽管如此,战争本身却并无悬念。忽必烈下达攻城命令当晚,大理城就陷落了。这个唐宋两代即已存在的独立王国由于享受了太久的和平,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他们就像熟透了的水蜜桃,只要轻轻一碰便会落入觊觎者的口中。

实际上真正的考验在胜利之后。据正史记载,大军出发前忽必烈宴请将士和幕僚,姚枢便趁机讲了宋太祖派曹彬灭南唐,入城不杀一人,市民生意照做的故事。忽必烈当时并没有在意,第二天早上却突然醒悟。他骑在马上兴奋地对姚枢大声说:曹彬不杀人的事,我能做到,我能做到!

姚枢也在马背上拱手:生民之幸,国家之福!

大理国却犯下致命的错误。按照惯例,攻城之前忽必烈派出使者,通知对方尽快投降。匪夷所思的是,尽管毫无反抗能力,把持大理国朝政的权臣高祥还是把使者杀了,然后自己逃之夭夭。这在蒙古人那里可是不能饶恕的,因为使者神圣不可侵犯,杀害使者就是羞辱全体蒙古人民。

同样按照惯例,城破之后,全城的人都得死。

看到使者的尸体,忽必烈怒不可遏,却还是听从了姚枢等人的劝阻,下令只杀高祥一人。止杀令被做成小旗子插遍大理城的街头巷尾,满城百姓的性命得以保全。 〔8〕

这在蒙古人的战争史上可是第一次。

哈剌和林开始感到不安。

忽必烈却渐行渐远。征服大理国两年多以后,他在漠南为自己建设了王城,名叫开平。这座城市是一位汉族佛教徒设计的,坐北朝南,四四方方,中国皇家风格十足。尽管他们谨慎地将城址选择在金中都以北十天路程的地方,但是当蒙哥汗的使者进入三重城墙的开平,看到大理石宫殿和巨大寺庙时,仍然明显地感到与哈剌和林的分庭抗礼。 〔9〕

这是对大汗权威和蒙古传统的双重挑战,不能不让漠北的保守派贵族侧目。何况忽必烈在封地还开始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设置各种衙门,按照汉族人的法律进行管理。保守派或者说蒙古本位主义者认为,很少回到哈剌和林的忽必烈被汉族谋臣们包围,眼看就要被那帮家伙教坏了。

蒙哥汗当然不能容忍,他是一个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又固守成规的人。在保守派的撺掇下,他派出两名钦差大臣到忽必烈的封地巡视,名为审计实则整人。为首的那家伙更是势焰熏天,声称发现了大量违法乱纪和越权行为。结果许多官员被捕被杀,罗列的罪状竟多达一百四十二条。

元代黄金制品盛行,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纳石失”(由波斯语音译而来),是一种在丝织物中添加黄金的织金锦技术。纳石失靴套通常穿在蒙古传统皮靴外面。图示内容长约33厘米,高约30厘米。现藏于Rossi & Rossi画廊。

忽必烈既愤怒又伤心。

姚枢却劝他委曲求全。姚枢说,大汗是君也是兄,王爷是臣也是弟,对抗是不行的,躲避也不是办法。现在只有带着家眷回漠北去,让汗兄放心,才是唯一的出路。

忽必烈照办了,蒙哥汗也接见了他。相见之时,兄弟俩竟都是潸然泪下。不等忽必烈做任何解释,蒙哥就宣布停止审计,但总领漠南军事之权却也被趁机收回。 〔10〕

结果,忽必烈留在漠北养病,蒙哥汗到了钓鱼山。

蒙哥汗是在旭烈兀攻陷巴格达,灭亡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那年南下的。目标是占领今天的四川省和重庆市,以便在据有长江上游之后,顺江而下直逼杭州。另外两路大军由铁木哥的孙子和速不台的儿子率领,一路攻湖北,另一路走贵州和广西,预定两年后在湖南长沙会师。这是蒙古人惯用的大迂回和大包抄战术,想得不错,胜算也有。

然而蒙哥没有想到,他会在钓鱼山折戟沉沙。从南下第二年二月到七月,蒙古人用了五个月时间也没能攻下钓鱼山上的钓鱼城。这其实并不奇怪。钓鱼山三面环水,钓鱼城居高临下。它的外城建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坚固的城墙由条石垒成,既有箭垛也有炮台。蒙古军在开阔的江面和低洼地带仰攻,宋军在高处还击,利弊不言而喻。更何况重庆地区的夏季酷热难当,岂是蒙古人受得了的?简直必败无疑。

蒙哥也一命呜呼,死因不明。有人说是生病,也有人说是负伤,还有可能是兼而有之。反正在那炎热的夏天,蒙古大军撤离了战场,带着大汗的遗体,也带着伤病员。 〔11〕

钓鱼城解围,南宋松了一口气,蒙古则陷入迷茫。因为此刻的蒙古其实已经不再是游牧帝国,许多内在矛盾也将随着大汗的去世突显出来。草原上的牧民都知道,季节变了就得转场。那么,帐篷该移到哪里,牛车又该驶向何方?

这就要看忽必烈的了。

祸起萧墙

忽必烈得到蒙哥的死讯,是在一个多月以后。 〔12〕

当时情况应该非常紧急。因为包括蒙哥自己在内,恐怕谁都没有想到他会突然去世。帝国群龙无首,顿时陷入混乱和危机之中。所有人都清楚,谁来继承汗位,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它不仅关系到每个人的命运前途,更关系到帝国未来的走向,那才真是性命攸关的事情。

动荡不安的土地上,到处都山雨欲来。

因此,旭烈兀得到消息以后,就立即将指挥权交给怯的不花,自己带着主力军从叙利亚往回赶。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旭烈兀被提名为新大汗的候选人,但作为拖雷的嫡子和蒙哥的亲弟弟,以及西亚远征军功勋卓著的总司令,他至少在将要召开的忽里台有分量很重的话语权和表决权。

但是旭烈兀最终并没有与会,原因之一是他得到蒙哥的死讯已是半年以后。等他走到半路,选举新大汗的事就木已成舟。同时他自己也有麻烦。拔都去世后,弟弟别儿哥成为钦察汗。偏爱伊斯兰的别儿哥非常不满旭烈兀在巴格达的所作所为,他甚至以安拉的名义要求后者说清楚,为什么要毁灭穆斯林美丽的城市,处死哈里发和滥杀无辜。 〔13〕

显然,对于旭烈兀来说,最正确的选择是留下来看护好自己的胜利成果,而不是回到蒙古蹚浑水。事实上这两兄弟有好几年仗要打,还都不惜里通外国。别儿哥与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结盟,旭烈兀父子则向法兰克和梵蒂冈求援。尽管后者没有得到基督教世界的任何回应,成吉思汗这两个孙子还是成功地将蒙古人永远团结一致的神话毁于一旦。 〔14〕

遥远的东方同样祸起萧墙。

蒙哥去世后,最有资格和可能继承汗位的,除了旭烈兀就是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阿里不哥是拖雷的嫡子和蒙哥的亲弟弟,而且是最小的。这种身份在蒙古人那里,地位非常特殊。因为蒙古人最看重的是嫡幼子,称他们为“看守火和灶”的人。所以,蒙哥决定御驾亲征时,留守哈剌和林的便是幼弟阿里不哥和自己的嫡幼子玉龙答失。

实际上阿里不哥一直生活在漠北。对他来说,草原世界比农耕社会更有吸引力。因此他对长兄蒙哥忠心耿耿,却不喜欢也不信任忽必烈和旭烈兀,尽管他们四个都是那位克烈部公主所生,本应该同心同德将拖雷系的事业推向高峰。

然而阿里不哥却痛心地发现,那两位长期在外的哥哥被花花世界污染了心灵,沉迷于异国情调和城市生活,都快变得不像蒙古人了。祖宗传下的汗位,岂能交给他们?

捍卫传统,阿里不哥当仁不让。

其他保守派亲贵也持同样的观点。这些人把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视为命根子,恨不得一夜之间就回到成吉思汗时代的原始状态。现在他们的机会来了。作为嫡幼子,阿里不哥原本就有竞争汗位的天然优势,何况他们一伙还据守在帝国的心脏哈剌和林。要知道,按照传统,选举大汗的忽里台只有在漠北召开,才具有毋庸置疑的合法性。 〔15〕

那就等着忽必烈来开会。

忽必烈却按兵不动。这时,他早已恢复兵权并且担任征伐南宋的东路军总指挥,原因是原来的司令官也就是铁木哥的孙子塔察儿实在太不得力。蒙哥无奈,只好换将。忽必烈也不辱使命,在1259年的农历八月就打到了长江以北。

九月初一,穆哥的使者来到军中。穆哥是忽必烈的异母兄弟,生母曾是忽必烈的乳母。因此,留在钓鱼山处理后事的穆哥不但送来了蒙哥汗去世的消息,而且强烈建议他同年出生的亲密兄弟立即北上,回到哈剌和林争夺汗位。 〔16〕

忽必烈谢绝了这番好意。他对使者说:我肩负大汗赋予的神圣使命,带着多如蚂蚁和蝗虫的军队来到这里,怎么能任务还没完成,就听信传言无功而返呢? 〔17〕

许多人听了,大为惊诧。

其实这个决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忽必烈很清楚,现在回到哈剌和林,根本就争不过阿里不哥,反倒很有可能被逼出两难选择:或者擦枪走火,或者俯首称臣。两种结果都不是忽必烈想要的,也不是他能要的。他要的是凭借实力登上汗位,这就必须有赫赫战功,必须漂亮地打他一仗。 〔18〕

何况按照原计划,忽必烈应该渡过长江,跟南路军会师湖南长沙。这支部队是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率领的,此刻正在从云南北上的路途。如果忽必烈抽身而去,他们将变成没有接应的孤军,岂非太不仗义?更何况兀良合台曾鼎力支持蒙哥跟窝阔台系争夺汗位,又在忽必烈征伐云南时担任前线总指挥。于情于理,于公于私,都不能那么做。 〔19〕

因此忽必烈决定,突破长江防线围攻鄂州。

鄂州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也是南宋在长江流域的大城市,结果忽必烈久攻不下。两个月后,他的妻子派人从哈剌和林送来消息,阿里不哥在漠北调兵遣将,眼看就要自立为汗。忽必烈没有办法,只好一面与南宋议和,一面派兵到湖南长沙接应兀良合台,自己则领军北上。 〔20〕

争夺汗位的双方,也只有摊牌。

于是,第二年春天,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各自召开了忽里台,宣布自己是蒙古帝国的大汗。史学界已经无法确认他们的自我加冕谁先谁后,只知道开会的地点分别在忽必烈的王城开平和帝国的首都哈剌和林,而且几乎同时。 〔21〕

这就没有了商量余地,内战在所难免。

形势起先对阿里不哥有利。毕竟,忽必烈在开平而不是漠北召开忽里台,原本就不符合蒙古传统,阿里不哥的全国代表大会才开得名正言顺。更严重的是,倘若真如波斯史学家、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的《史集》所说,阿里不哥还称汗在前,那么忽必烈就该被视为反政府的叛军。

支持阿里不哥的蒙古亲贵也多,守旧的和不在中国战区的大多会投他一票。忽必烈却只能向被征服者示好,承诺将减轻赋税和救济灾民,以及实现统一。他甚至还采用了“中统”这样一个汉化的年号,暗示自己是尧舜之君。可惜南方的汉族人并不接受,漠北的蒙古人更不买账。因此除了更加刺激保守派的神经,看不出这种努力有什么效果。 〔22〕

远在异国他乡的旭烈兀倒是支持忽必烈,但他的死对头别儿哥则毫不犹豫地站在阿里不哥一边。这位钦察汗还发行了印有阿里不哥之名的硬币,相比之下旭烈兀的帮助就力不从心,尽管他最后还是被忽必烈册封为伊利汗。 〔23〕

不过事情很快就起了变化,首先是铁木哥的孙子塔察儿宣布支持忽必烈。铁木哥是成吉思汗的幼弟,塔察儿则是东道诸王(成吉思汗弟弟们的后裔)之首。有他带头,一大批亲贵便争先恐后地倒向了忽必烈,天平也开始倾斜。 〔24〕

阿里不哥却出师不利。内战一开始,他最坚定的支持者就在中国的陕西和甘肃全军覆没,忽必烈却长驱直入进驻了哈剌和林,阿里不哥只好逃到叶尼塞河(Yenisei River)上游俄罗斯境内。尽管之后他卷土重来,形成与忽必烈隔着大漠相持不下的局面,但很快就发现自己的优势正在变成劣势。 〔25〕

问题出在哈剌和林。

哈剌和林号称蒙古帝国的心脏。在帝国统一而且稳定的时候,谁占据这座城市,谁就有政治资本。但除此之外哈剌和林并无长处。相反,由于缺乏造血功能,它一旦失去物资供应便成为孤岛。忽必烈当然明白问题所在,因此回到开平就毫不犹豫地对哈剌和林实施禁运。供血系统被切断,心脏便跳动不起来,阿里不哥必须寻找出路。

与此同时,他的厄运也开始了。

转折点

阿里不哥找到的出路在察合台汗国。

察合台汗国位于中亚,是一片富饶美丽的土地,当时又正处于权力真空时期。蒙哥扶植的察合台汗去世以后,朝政掌握在遗孀兀鲁忽乃的手中。这是位聪明美丽的王后,目光敏锐又敢作敢为,因此统治汗国长达九年。阿里不哥却认为女人好欺负,便决定乘虚而入,派个自己人取而代之。

他选中的人叫阿鲁忽。

阿鲁忽是察合台的孙子,属于旁支,在哈剌和林的忽里台拥戴了阿里不哥。这样的人不难收买,阿鲁忽也吞下了诱饵。他被送到察合台汗国接手政权,任务则是帮阿里不哥征运粮草,同时镇守阿姆河以防旭烈兀增援忽必烈。

呵呵,阿里不哥的算盘打得很精。

事情原本也很顺利。阿鲁忽一到别失八里,也就是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吉木萨尔县,就毫无悬念地当上了察合台汗。但让阿里不哥始料未及的是,这个靠不住的年轻人刚刚坐上王位便翻脸不认人,不但将征收来的粮食、马匹和武器都据为己有,还干脆公开宣布归顺忽必烈。

阿里不哥快气疯了,他出兵西征打到赛里木湖,阿鲁忽则狼狈逃窜到撒马尔罕。这时,阿里不哥又想起了被废黜的前汗遗孀兀鲁忽乃。此刻这个忧伤的女人正在他那里,向他控诉和抱怨失去了统治权。于是阿里不哥认为,把这样一条美女蛇送到阿鲁忽那里,也许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然而让他大跌眼镜的是,兀鲁忽乃一到撒马尔罕,就跟阿鲁忽结了婚。过去的对头成了夫妻,阿里不哥派去的随从人员则成为他们的得力助手。这位理财专家筹集到大量资金和税款,帮阿鲁忽和兀鲁忽乃建立起强大的军队。 〔26〕

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气急败坏的阿里不哥一筹莫展,再也没人愿意帮助这位空头支票都开不出的大汗。追随者们纷纷离去,就连最忠实的也不例外。甚至还有人跑到阿尔泰去见蒙哥的嫡幼子玉龙答失,商量投降忽必烈。其中原因除了看不到希望,蒙古人滥杀无辜的传统也起了坏作用:在讨伐阿鲁忽时,阿里不哥丧心病狂地杀死了所有的俘虏,却忘了他们都是同胞。 〔27〕

如此作为,自然人心尽失。

现在阿里不哥众叛亲离,哈剌和林也难以为继,忽必烈却在稳步前进。永恒的蓝天也不眷顾阿里不哥,暴风雪横扫伊犁河谷,饥寒交迫的阿里不哥军如鸟兽散。原本就被打得焦头烂额的他,只能灰溜溜地向忽必烈投降。

忽必烈问:我们两个,到底谁对?

阿里不哥说:过去我对,现在算你对。

忽必烈大笑。在征求了伊利汗旭烈兀、钦察汗别儿哥和察合台汗阿鲁忽三王的意见之后,他赦免了阿里不哥。在他看来,内战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帝国将在他的领导和统治下走向新的繁荣和胜利,那才是名垂史册的事情。 〔28〕

所以,他要把这一年改为至元元年。

可惜这只是忽必烈的一厢情愿。过不了多久,他任命的察合台汗(也就是阿鲁忽的继承人)将举起叛旗。过得更久一些,窝阔台的孙子海都也将发出挑战,以至于七十高龄的忽必烈不得不坐在大象的背上亲自指挥那场战争。 〔29〕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时代变了。

实际上,忽必烈跟阿里不哥的内战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不再有统一的蒙古帝国。没错,即便在成吉思汗时代,这个游牧的草原帝国也具有联合体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同于中央集权和郡县制的农业帝国。但是现在,就连这样一个联合体也不复存在。没有谁能够再制定统一的政策和计划,旭烈兀的西征是最后一次以大汗名义进行的军事行动。 〔30〕

当然,由于阿里不哥弃械投降,忽必烈名义上成为众汗之汗,各汗国也象征性地表示认可,但实际上他们是各自为政的,不但不买大汗的账,相互之间还要发生战争。比如那位靠背信弃义发家致富的阿鲁忽,就把原属钦察汗国的花剌子模,自说自话地纳入了察合台汗国的版图。 〔31〕

这样的事,请问忽必烈汗管得了吗?

管不了。所有汗国他都鞭长莫及指挥不灵,只能“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事实上,面临帝国的分崩离析,忽必烈和他的同时代人也做过努力,甚至有在1265年召开统一的忽里台的计划。但是随着伊利汗旭烈兀、钦察汗别儿哥和察合台汗阿鲁忽相继去世,这个计划也成为泡影。此后帝国就分裂为五个板块:四大汗国和忽必烈统治的部分。 〔32〕

那么,忽必烈部在哪里? 〔33〕

蒙古本部和中华大地。

这当然是重大转折。成吉思汗在世的时候,他本人和四个儿子,可以说谁都没有想过要成为中华皇帝,正如从未想过要成为突厥可汗或波斯苏丹。但是现在,蒙古大汗已经徒有其名,帝国的各个分支也都自立门户,忽必烈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也不能不考虑另一重身份。

为此,他做了两件大事。

首先是取消了哈剌和林作为帝国首都的资格,将其改置为宣慰司都元帅府,原来的王城开平则升格为上都。这件事在阿里不哥投降前一年就做了。忽必烈却意犹未尽,又在今天的北京市建设了大都,突厥语称为“汗八里”,意思是“大汗之城”,翻译为俄语则恐怕得叫“忽必烈格勒”。大都和上都没有主次之别,只不过大都是冬都,上都是夏都,就像草原牧民们的冬窝子和夏牧场,具有鲜明的游牧特色。

大都的首席建筑师是一位来自中亚的穆斯林,他把这座城市建设成带有蒙古情调的中国首都。坐北朝南四四方方的京城、皇城和宫城高大宏伟,三道城墙采用传统的夯土版筑方式修建并覆盖苇草,准确无误地隔离出皇家居住、政府办公和市民生活的区域。大汗的卧室里挂着毡毯,花园里则有王子和公主们的帐篷。忽必烈还让人从蒙古草原移来了泥土和青草,这样他们就不会忘记自己的传统和根本。

比较神奇的事情是大都的宫城,居然与千里之外上都的大安阁处在同一条中轴线上。有学者认为这应该归功于天文学家郭守敬和数学家王恂等人的杰出贡献,但提出这个要求的却应该是忽必烈本人。看来这位大汗其实雄才大略,他的胸襟和眼光都远在蒙哥和阿里不哥之上。 〔34〕

因此,他还要改国号为大元。

据陈高华著《元大都》绘。

1 大天寿万宁寺;2 倒钞库;3 巡警二院;4 大都路总管府;5 国子监;6 孔庙;7 城隍庙;8 大庆寿寺;9 太庙

我们知道,蒙古人原本是有国号的,叫“也可蒙古兀鲁思”(Yeke Mongghol Ulus),译为汉语是“大蒙古国”,简称“大朝”。大元则取自《周易》的“大哉乾元”之说,意思其实也是大。而且忽必烈的《建国号诏》说得很清楚,之所以采用这个国号,就因为帝国史无前例地规模宏大。 〔35〕

如此说来,大元岂非与大朝同义重复?

忽必烈他们却不这么认为。事实上有了“大元”的国号以后,蒙古人并未废除“大蒙古国”的称呼,而是不厌其烦地自称“大元大蒙古国”。这就明摆着是给蒙古国贴上中华的标签。难怪《建国号诏》不但从唐尧虞舜说起,还讥讽秦汉隋唐的国号有因陋就简之嫌。看来忽必烈不仅要跻身于中华皇帝的谱系,而且颇有后来居上的架势。 〔36〕

现在,忽必烈的心思已很清楚,他要做蒙古大汗兼中华皇帝。既然如此,只占有北部中国就远远不够,必须把南宋也纳入囊中,甚至将触角伸向海洋,建立一个整合蒙古草原游牧传统、中华本土农耕文明和海外贸易经济力量的超大型跨地域和多民族的政权,那才真是“大哉乾元”! 〔37〕

战争再次打响,也必须打响。

兼并南宋

对于蒙古人来说,征服南宋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那里的自然条件与欧亚草原大相径庭。早在钓鱼城下,他们就领教过南方气候和瘟疫的杀伤力,有着众多湖泊和丘陵的复杂地形也不利于骑兵的纵横驰骋。相反,他们需要学习和掌握的新技术也太多,比如水战和攻城,以及如何对付寄生虫和蚊子,还有湿热。这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忽必烈最早的选择,是希望像当年契丹人那样跟南宋签订类似于“澶渊之盟”的协议。他在跟阿里不哥内战时曾经派出使者,表示只要南宋承认自己是天子,就能换取实质上的自治,并借助相互的贸易获得繁荣。可惜这些想法被证明是一厢情愿,忽必烈的橄榄枝停在了空中。

那就只好开战。

开战有利害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尽管南宋朝廷长期偏安一隅,也有不少人安于现状,但收复中原重归一统仍然是政治正确和道德高尚,念念不忘“但悲不见九州同”的并不是个别人。那么谁能肯定,南宋就一定不会用武力将蒙古帝国的中华部分夺回去呢?这可是忽必烈难以接受的。

何况南宋还是一只肥羊。肥沃的土地可以提供大量谷物和其他农副产品,繁荣的贸易则无异于摇钱树。从长期接触的穆斯林商人那里,蒙古人已经知道了做生意的好处,也知道南宋建立的海外贸易圈有什么意义。既有潜在危险,又有利益驱动,那刀子也就非拔出不可了。 〔38〕

问题只在从哪里下手。

一个名叫刘整的汉族人帮了大忙。此人原本是南宋重要将领,镇守过荆楚也镇守过四川,由于在官场受到排挤险遭杀害,被逼降元。忽必烈闻讯大喜过望,立即派兵接应并降诏嘉奖,对南宋防御系统了如指掌的刘整也知无不言。

他给出的方案是先拿下襄樊。

襄樊就是襄阳和樊城。这是两座在汉水中游隔江而建的连体城市,也是通往长江中游盆地的最后要塞。南宋在那里修建了几乎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当年铁木哥的孙子塔察儿就曾经在襄樊碰了钉子。因此刘整的方案提出后,便遭到众多蒙古官员和将领的反对,认为结果一定是劳而无功。

忽必烈却拍案叫好。他很清楚,南下伐宋无非三条路线三个突破口:破蜀入江、占领荆楚和直捣江淮。但是蒙哥的失败已经证明先取川东并非良策,长江下游水乡之地也不是最好的战场。相反,如果拿下襄樊,就可以顺汉水而下攻陷鄂州。鄂州亡,江淮也不存;临安降,重庆又算什么?

那好,就这么干!

于是,忽必烈调兵遣将,任命阿术为蒙古都元帅,刘整为汉军都元帅,率领大军奔赴襄樊前线。阿术是名将速不台的孙子、兀良合台的儿子,也是一员悍将。在进行了试探性的火力侦察之后,阿术同意刘整“急攻缓取”的谋略,决定在襄樊战场打持久战。他们围绕襄阳和樊城修建了方圆百里的巨大环城,忽必烈也源源不断地抽调兵力前来增援,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襄樊围得严严实实,水泄不通。

南宋当局万万没有想到蒙古人会一反常规,采取这样与过去风格迥异的战术,急忙竭尽全力进行增援。可惜蒙古军围得实在太紧,只有少数运输部队完成了任务,其他则被堵截歼灭在外,以至于宋人倾全国之财而不能救一州。

襄樊终于变成孤岛。

蒙古人却如虎添翼。应忽必烈的要求,远在中东的伊利汗国送来了两位穆斯林工程师。他们架起了能够远距离发射石头的投石机,对樊城进行密集轰炸。据说,这种机器启动之时声音惊天动地,所有被击中的东西都立即粉碎。蒙古军则在城破之后蜂拥而入,守将以身殉国,樊城沦陷。

蒙古军队在征服中网罗了各个国家的能工巧匠,分配到军营中制造兵甲器械。这些工匠对蒙古的投石机结构做出了极大的改进。更先进和高效的重力式投石机替代了以往的人力和畜力投石机。

现在轮到襄阳。

襄阳守将是刘整的仇人吕文焕,因此刘整极力主张按照拒降惯例将襄阳夷平。忽必烈却没有听他的,而是改派畏兀儿人阿里海牙担任前线总指挥。阿里海牙先是调集火炮轰塌了襄阳城楼,然后亲自到城下招安。为了表示诚意,他甚至四次折断箭杆指天发誓,吕文焕也终于投降。 〔39〕

持续将近五年的襄樊之战宣告结束。

下一步自然是陷鄂州,下扬州,逼临安,忽必烈却更换了指挥官。他任命丞相伯颜为统帅,阿术为副帅,新投降的吕文焕也随军行动,刘整则被安排去打江淮。自以为建立了奇功的刘整不能参加渡江,大失所望,竟抑郁而死。 〔40〕

事实证明忽必烈是正确的,因为这位希望兼任中华皇帝的蒙古大汗不但要战绩,更要人心。只要战绩,刘整行,阿术更行。还要人心,就非伯颜不可。伯颜陛辞时,忽必烈就像当年姚枢那样,给他讲了曹彬和平进入金陵的故事,然后对他说:你如果能做到不妄杀一人,那就是我的曹彬。 〔41〕

伯颜也不负厚望。他和阿术率领二十万大军顺汉水而下渡过长江,鄂州不战而降。伯颜兑现诺言优待俘虏,不但不滥杀无辜,而且南宋降将一律原职留用。被委以重任的吕文焕也起到重要作用,因为长江沿线守将大多数不是他的亲属就是他的部属。结果蒙古军越来越发展壮大,南宋军越来越士气低落,以至于伯颜的进攻差不多变成了行军。 〔42〕

后面的故事在《风流南宋》中讲过:至元十三年(1276)三月,恭帝和两宫皇太后向蒙古军统帅伯颜投降,南宋实质上灭亡。三年后,张世杰兵败崖山堕水溺死,陆秀夫背负小皇帝赵昺(读如丙)跳海自尽,南宋彻底灭亡。

之后,钓鱼城投降。

四十多年的宋蒙战争结束了。这在蒙古人的战争史上是时间最长的,遭遇的抵抗也是最顽强的。樊城城破时,守将范天顺仰天长叹:生为宋臣,死为宋鬼。竟自缢而死。部将牛富率领死士百人巷战,伤痕累累触柱不死,又冲进燃烧的街道自焚而死。下级军官王福看见,长叹一声说:将军死于国事,我又岂能苟活?也冲进了火海之中。 〔43〕

这样的战士是连敌人都要敬重的。池州(今安徽省池州市)沦陷后,代理知州赵卯发夫妻同时自缢,在案几上留下遗言:国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妇同死,节义成双。伯颜看了肃然起敬,下令以礼安葬在永明寺旁。 〔44〕

南宋军民的抗战可歌可泣。

就连被后人骂作奸臣的贾似道也不是投降派。贾似道是南宋晚期的三朝元老,终其一生与蒙古灭宋息息相关。由于度宗皇帝待以“师相”且言听计从,贾似道自己也排除异己独揽朝政,因此一般都认为他对南宋之亡负有责任。

不过贾似道只是权臣而非奸臣。他并没有通敌,也没有卖国,更没有投降。相反,为了修建防御工事,他捐出了自己的私产;鄂州保卫战,他亲临前线与士兵同甘共苦;襄樊被围后,他多次要求奔赴战场担任总指挥,而且在宋蒙的最后一战还真的上了前线,只不过打败了。难怪忽必烈会感叹地说:上哪儿去找贾似道这样的人来为我所用呢? 〔45〕

反倒是原本应该保家卫国的武将纷纷倒戈,忽必烈对此大为不解。临安沦陷第二年,南宋皇帝和文武百官被带到元上都等待发落。忽必烈问:你们为什么投降得那么快呀?

降将们说:因为贾似道重文轻武,臣等愤愤不平。

忽必烈说:就算如此,那也是他一人之罪,赵官家并没亏待你们。你们这样说话,活该被贾似道看不起。 〔46〕

降将们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忽必烈当然没有兴趣跟他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在成功地将蒙古草原与中华大地连为一体之后,他的目光又投向了海洋。毕竟,成吉思汗的子孙都是世界的征服者,在撞到南墙之前是不会停下脚步,也不会收敛野心的。

海洋战争

忽必烈要征服的,有高丽、日本和东南亚。

高丽是中国五代时期建立的王朝,开国君主王建。之后他们统一了朝鲜半岛中南部,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但在中国南宋时期,王室大权旁落,掌握实权的是武臣。武臣集团对自己霸权主义的邻居采取了强硬态度,不但拒绝向蒙古俯首称臣,还拉开了对抗到底的架势,双方关系一时紧张。

不过局势很快就变了。旭烈兀攻陷巴格达那年,执政的武臣倒台,高丽王投降了蒙古帝国。世子王禃作为人质来到汗廷,跟亲王忽必烈成为好朋友。没过多久,蒙哥和高丽王相继去世,已经即位称汗的忽必烈便派兵将王禃送回国内立为国王,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从此,历代高丽王都要娶蒙古公主为后,成为蒙古语叫作“古列干”的驸马。

高丽王国当然也变成了蒙古最忠实的附庸,甚至帝国的一个行省。据说,他们的君主随时都可能被叫到北京,献上忠诚并接受训导。高丽王室也带头蒙古化,穿蒙古衣,说蒙古话,行蒙古礼,浑身上下没有高丽人的样子。至于臣民的义务自然没有折扣可打,济州岛甚至被改为牧场。 〔47〕

这可真是“成功”的殖民统治,然而这种统治却是高丽王室希望的,原因则在于武臣集团实在太嚣张了。他们专横跋扈任意废立,庙号元宗的王禃就被废过,靠着忽必烈出兵相助才重登王位。也就是说,高丽王室其实自身难保。既然反正要求人,那么受制于家奴又何如臣服于强者?

事实上,高丽王子娶蒙古公主,就是王禃请求的,并非忽必烈强加于人。但,尽管付出了仰人鼻息的代价,红利却十分可观:高丽国王成为蒙古“黄金家族”的成员,有资格参加忽里台,对殖民者的驻在官员也不必低三下四。更重要的是他们保住了部分主权,并没有当真沦为行省。

忽必烈同样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他很清楚,如果将高丽变成卫星国,起码可以防止他们与日本和南宋结成海上反元三角联盟,进而还能建立称霸东亚的军事基地。高丽与日本一衣带水,简直就是天然的跳板。再加上高丽人成熟先进的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征服日本岂非指日可待? 〔48〕

可惜,日本没那么好对付。

日本通常将两次元日战争称为“元寇袭来”。福冈县博多区建有存放两场战争文物史料的博物馆。图为文永之役亲历者竹崎季长绘。

日本江户时代浮世绘大师歌川国芳绘。

元日战争时期,正值武家政权——镰仓幕府第八代执权北条时宗掌权。日本武士极度重视自己的盔甲、武器等军事用私人物品。国家允许铠甲私造,地方大名自治度极高,再加上铠甲的样式是地位的象征,因而造就了形态各异的武士铠甲。据中西立太著《日本甲胄史》绘。

忽必烈的对日军事行动共两次,分别在灭宋之前和亡宋之后,史称文永之役(1274)和弘安之役(1281)。这是日本本土在历史上首次遭到外敌入侵,而且蒙古人的第二次入侵来势更凶,居然组织了十四万人的大军。这样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陆军联合作战部队,对付贫穷落后和分裂混乱的日本实在是杀鸡用了牛刀,应该说绰绰有余。

然而结果都一样:侵略者一败涂地铩羽而归。碰巧的是他们两次都遭遇台风,舰队被怒吼的狂风和翻腾的波涛击得粉碎,大批将士溺水而死。于是,这台风便在日本人的传说中变成了保佑“神国”的“神风”。 〔49〕

其实,战争的胜败除了台风,首要原因恐怕还在忽必烈的无知和轻敌。实际上,高丽国王早就告诉蒙古大汗:日本列岛附近波涛汹涌,气候狂暴,最好就连使者也不要轻易派出。忽必烈却认为王禃是支吾推诿,愤怒地要求对方限期完成任务。高丽人只好照办,蒙古人却必须为自己的无知埋单:在台风多发季节跨海进攻,岂非找死? 〔50〕

日本人对蒙古人也充满愤怒。这不仅因为对方践踏了自己的国土,也因为忽必烈发来的书信中,竟然以天子自居而把日本称为小国。其实这是中华皇帝的一贯口吻,与历史上的外交文件相比还是低姿态的。日本武士却不能接受。即便为了尊严,他们也不惜以死相拼,血战到底。 〔51〕

相反,蒙古侵略军却缺乏斗志。尤其是第二次,那十四万人的大军其实是乌合之众,因为其中有十万人是从新征服之南宋境内调发的降兵。当时这样的降卒有四十万众,放任自流必成危害。因此大元当局进行了甄别,将其中尚能作战的调往其他战场,老弱病残则编入海外部队。元廷的想法是要在占领日本后让他们充当驻屯军,因此还随身携带农具和稻种,请问这样的军队又岂是日本武士的对手? 〔52〕

高丽水手也离心离德。他们原本不是为自己而战,还要仰人鼻息供人驱使,哪有昂扬斗志?也只有厌战情绪。事实上有件事情十分可疑。据说台风到来时,高丽水手两次都坚持要把舰船开到海面,结果船被风浪掀入海底;而在平户岛筑垒下碇停泊的张禧部船只,则安然无恙得以保全。高丽人如果是同心同德的,为什么不提供最好的方案呢? 〔53〕

更糟糕的是指挥系统也出了问题。四名统帅在到达鹰岛和平户岛一带后,为如何进攻争论了一个月。结果,他们还在唇枪舌剑,台风就来了。于是这帮家伙登上幸存的舰船逃之夭夭,留下十万大军任凭日本人宰割。日本人也分门别类地进行处理:蒙古人、高丽人和北方汉人统统杀掉,另将被称为“唐人”的南宋汉人掠为奴隶,只有少数人逃生。 〔54〕

还有一个细节也很重要,那就是日本的金属锻造技术世界领先,以至于短兵相接时,元军普通士兵的刀剑与日本刀一碰即断,他们射出的箭却很难穿透对方身上的铁甲。因此即使元军登陆成功,也未必能战胜同仇敌忾的日本人。 〔55〕

这样看,那台风岂非多余? 〔56〕

在东南亚,忽必烈的战争也乏善可陈。被他封为镇南王的皇子脱欢两次征伐安南(今越南北部)都惨败而归,入侵占城(今越南南部)也无功而返,将爪哇(Java,今属印度尼西亚)变成海外辖区的行动更是不了了之,唯独在缅甸小有成功。不过,靠着远征,蒙古人还是直接控制了东南亚海域的交通,形成环绕欧亚大陆和非洲北部以及东南海岸的世界贸易圈,大元也成为兼有陆地和海洋的超级大帝国。 〔57〕

总之,忽必烈后来的征战有得有失成败参半,知难而退的他也逐步消减了征服世界的热情。这里面当然有帝国内部的原因:窝阔台之孙海都发动了对大汗权威的挑战。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内战之后,忽必烈勉强放弃了对中亚地区草原和绿洲的统治权,只是把漠北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58〕

大元帝国的疆域终于慢慢地固定了下来。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将黄金家族统治的地方称为蒙古帝国,那么忽必烈拥有的只是半壁江山,尽管这半壁江山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了许多,而且更加富庶,同时也很中国。

忽必烈自己则日见衰老,还变得肥胖不堪。最终他在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二十二日去世,享年八十。他的遗体被运到漠北,安葬在今天蒙古国的肯特省。这说明忽必烈本人和他的子孙,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认同。 〔59〕

没错,他们永远都是蒙古人。

高2.3厘米,印面3.2厘米×2.9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八思巴文是元世祖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创制的一种文字,被用于1269年以后的整个元代,随着元朝灭亡而被逐渐弃用。八思巴文被称为“能拼写所有语言的文字”,是元朝官方文书指定用字,也常作译写之用。

忽必烈留下的遗产是大元帝国,这应该没有争议。因为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帝国并不包括大金和南宋,而一个连接了蒙古草原和中华大地的版图无疑是忽必烈的作品,所以他的庙号才会是世祖。但是请问,大元是蒙古帝国,还是中华帝国?或者说,是蒙古帝国变成了中华帝国,还是中华帝国变成了蒙古帝国?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

事实上,这种难以界定和无法厘清,恰恰说明蒙古人把过去的分类系统和评价系统都打乱了。而且,他们的洗牌还是世界性的,以至于欧亚大陆上许多国家的历史都变得面目模糊。这就不能等闲视之了。因此,我们必须走进蒙古旋风扫过的那些地带,看看他们对世界文明有怎样的冲击,对于人类历史的进程又有哪些颠覆性的改变。

只不过,故事还得从崖山说起。

第四章

崖山之后

大中华

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的崖山之战是艰苦卓绝和悲壮惨烈的。正如我们在《风流南宋》中所说,临安政权在杭州投降以后,抵抗运动的领导者们在福州拥立了新皇帝,建立了小朝廷。新皇帝年幼无知,小朝廷命运多舛。他们在泉州跟掌握实权的阿拉伯商人蒲寿庚翻脸,从而失去了借助海军优势和海外贸易站稳脚跟的机会,只能败退广东。

崖山,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位于今天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的崖山,是有着两座小山和一处军港的海岛。因此,流亡政府的军事长官张世杰决定把这里建成抗元复国的基地。他将上千条战舰联结起来筑为水寨,又建造了行宫和军营,准备死守到底。 〔1〕

没想到,元军只用一天就攻破了这壁垒。

攻破并不奇怪。因为崖山基地固然易守难攻,却同时也是死胡同。因此,当元军占据了南端入海口,又切断了淡水供应之后,张世杰他们就几乎只能坐以待毙。事实上,连续多日喝不上水的宋军战斗力大为减弱,在元军兵分四路全面围剿的凌厉攻势之下,很快就兵败如山倒,血流成河。

更糟糕的是,小皇帝的旗舰被护卫艇团团围住,也动弹不得。此前在逃亡途中,即位于福州的赵昰(读如夏)已经去世,这时的小皇帝是拥立不久的赵昺。文官领袖陆秀夫对赵昺说:国事至此,唯有一死,不可受辱。于是背负小皇帝跳海自尽。杨太妃闻讯,也跳海自尽。逃离崖山的张世杰得到消息,任凭风浪掀翻舰船,堕水溺死。 〔2〕

至此,南宋彻底灭亡。

崖山之后也被视为一个时代的开始:忽必烈真正成为中华皇帝,中华帝国则进入了蒙古时期。那么,与之前那些历史阶段相比,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呢?

那就是“中国”变大了。

毫无疑问,此处的“中国”是指秦汉以后作为领土国家的中华帝国,而非先秦时期作为“天下之中”的中原地区或城市。但即便如此,跟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比,元以前的规模其实有限。秦的版图并不大。汉唐有了西域,后来却又失联,帝国政府也不能号令蒙古高原,更不用说版图更小的两宋。当然,我们可以也应该把辽、金和西夏都看作“中国”的一部分,正如五胡十六国和北魏都是中华。可惜这些政权至多中型,甚至小型,中华大地也处于分裂状态。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简称《元典章》,是至治二年(1322)前元朝法令文书的分类汇编。旧集六十卷,新集不分卷。书中不著撰辑人,有人认为是地方胥吏抄录档案编辑而成。图据元延祐七年至至治二年刊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统一而且超大的,是元。

或者说,蒙古帝国的大元部分,中华帝国的大元时期。

此后就一直统一,也一直很大,明和清都比从前的中华帝国大出了一两圈。这其实是元代确定的框架和范围,不但东北和云贵永久性地成为中国的省份,而且吐蕃和澎湖也纳入了中华的版图。正是由于这些改变,中国疆域的图形才从两汉的“哑铃”变成了后来的“秋海棠”或“雄鸡”。 〔3〕

元明清也都是大中华。事实上,尽管明帝国并没有真正对西藏和辽河以北进行有效的控制,但至少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已不再是绝域,不再是礼乐教化难以到达之处,而是“中华”的一部分。

如此变化,不可谓不大。

留下的遗产也不少,比如行省。

行省就是“行中书省”。行有“在外”的意思,比如行宫和行辕。中书省则是元帝国的最高行政机关,因此行省便是中央政府派驻地方代行职权的分支机构。这样的分支机构在忽必烈去世时共有十个,其中某些行省的名字我们听起来都不会感到陌生,比如陕西、甘肃、四川和云南。

不过,行省变成省,却是明代的事。明代的省才跟今天一样是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域,元的行省则不是。而且就算它是大行政区,也跟明清和现在不同,因为除行省之外还有都省。都省就是中书省,却又有辖区。首都附近的大片土地便由中书省直辖。可以说,元的地方行政管理是一把茶壶十个茶杯。都省分权予行省,就像茶壶倒水给茶杯,但自己同时又充当最大的茶杯。这可是元代特有的制度。要知道,明清没有中书省,现在的国务院则没有辖区。

其实,元的行省是从金人那里学来的,只不过金的行省是非正规的临时建置,忽必烈则改为常设的大行政区,尽管正式的行政区划只有路、府、州、县四等。这里面的政治考量也不难理解。毕竟,元政权是少数民族君临天下,帝国的版图又远超汉唐,非设立行省而不足以统治。至于明清两代为什么要继承这份遗产,则只能以后再说。现在我们要知道的只是:行省的发明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政治的需要。 〔4〕

定都北京和改修运河,也一样。

这两件事是有关联的。大运河本是隋炀帝所开,将南方的物质财富运往长安和洛阳是其主要目的,运往北端的终点站(今天的北京)则属次要。但到忽必烈的时代,情况就倒过来了。长安和洛阳已无关紧要,北京才是中心。多快好省地完成北京需要的运输任务,才是运河的使命。

据中华书局陈璧显编《中国大运河史》绘。

至元十九年(1282)后,元朝先后开凿了山东东平到济宁的济州河、山东临清到东平的会通河、北京到通州的通惠河。大大缩短了北京到杭州的航线,既解决了南粮北调的运输问题,加强了南北之间的联系,也巩固了大都北京这个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

于是,忽必烈对运河的河道进行了调整,由洛阳连接的通济渠和永济渠被废弃,改由徐州直接北上天津。这就等于是从走三角形的两条边,变成只走一条边,当然大大地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蒙古人的算盘打得很精。

实际上,运河改道以后,大元帝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严重脱节的情况便大为改观,分裂对峙的南方和北方也再次融为一体。这是可以直追隋唐的功业。想当年,正是由于大运河的开凿,隋炀帝才打通了南北,接下来唐太宗也才融合了胡汉,而忽必烈的帝国则远远大于隋唐。 〔5〕

中华变成大中华,这条“京杭大运河”功不可没。

北京的首都地位也得到了巩固。我们知道,大蒙古国的首都原本在哈剌和林。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以后,实行的则是上都开平和大都北京并立的两都制。他这样做,也许是想在草原游牧传统和中原农耕文明之间左右逢源。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北京成为帝国唯一的政治中心。

这里面无疑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由于蒙古帝国在蒙哥汗去世后只剩下名义,忽必烈对西亚、东欧和俄罗斯草原其实无法实现统治,也不能指望从那里获得财富,失去政治意义和经济来源的哈剌和林与开平只能退居二线。富庶繁荣的杭州虽然令人向往,却很难成为元帝国的首都。那里距离大本营实在太远。定都杭州,还是蒙古人吗?

只有北京,才最合适,也最安全。

忽必烈恐怕不会想到,他的抉择竟成为定论,此后七百多年北京几乎一直是首都。当然,几乎而已,因为还有南京这个选项。实际上,元明之前中国的政治中心就已经表现出东移的趋势,先是由长安而洛阳,然后又移到了开封。按照这个路线发展下去,定都南京岂非顺理成章?

结果却是北上。

这里面固然有这样那样的原因,最终却只能视为历史的选择。原因之一是中国变大了,变化也主要在北方。北方各民族在历史进程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此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当然不同于秦汉唐宋。

定都北京,是中华史上的一大转折。

元人开通的京杭大运河则保证着帝都需要的漕运,甚至直到民国时期还在使用,省制就更是沿袭至今。看来,我们完全可以将元明清视为同一个时代,即第一帝国秦汉、第二帝国唐宋之后的第三帝国。崖山,也确实是分界点。

但,这还不是元代遗产的全部。

多元文化

元帝国的特点除了超大型,还有多民族。

民族也是老问题。事实上,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兼容并蓄和多元共存的文化共同体。先是诸夏与诸羌、诸戎融合为华夏,秦汉时期诸华又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融合为汉民族。后来五胡入华,南北分治,辽金占据中原,也都是民族融合的高峰期。可以说,正是由于周边少数民族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中华文明才源远流长而且波澜壮阔。

当然,这里面的情况各有不同。隋唐是混血王朝,匈奴和鲜卑都已汉化;两宋则是多元共存,契丹、女真和党项既与汉人交流融合,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也就是说,隋唐是多民族融为一体,两宋是多民族各行其是。只有元,才是既将各个民族整合于同一个国家,又依然锣是锣、鼓是鼓。 〔6〕

至元十七年(1280)二月,御衣局使臣刘贯道绘。横104.1厘米,纵182.9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描绘了世祖忽必烈和皇后携一干随从赴塞外狩猎的情境。左右侍从有的肤色黝黑,有的高鼻深目,系外族人士。

元,一个王朝,多个民族。

这无疑跟统治者的多元文化政策有关。与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不同,在大元帝国,汉语和波斯文跟被尊为“国语”的蒙古语文有着同等地位,所有宗教也跟蒙古人信奉的萨满教和喇嘛教一样受到尊崇。当局对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也不横加干预和规范,甚至给予尊重和维护,正所谓“多语兼用,诸教并崇,各从本俗”。 〔7〕

但这绝不意味着民族团结,更不意味着各族人民幸福地生活在同一个大家庭中。相反,按照蒙元统治者实行的族群等级制度,帝国的臣民被分为以下四个级别:

一等臣民:蒙古人,又叫国族。

二等臣民:色目人,系指蒙古人和汉族人以外的民族和部族,比如吐蕃人、突厥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以及随军来华的俄罗斯等民族。他们由于肤色和眼睛明显不同而被称为“色目”,意思是“异色异目”或“各色各目”。

三等臣民:汉人,原大金境内居民,包括汉族,也包括汉化了的契丹人、女真人和高丽人,以及云南民众。

四等臣民:南人,原南宋境内居民。

这样四种人的政治待遇和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蒙古人地位最高,色目人次之,汉人又次,南人最低。中央及行省各重要机构的首长均由蒙古人担任,其次考虑色目人,汉人和南人都不能充任要职,也不得携带武器。这是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定下的规矩:最后投降的必受歧视。值得庆幸的仅仅在于,汉人和南人总算可以保住性命不被屠杀了。 〔8〕

也就是说,不平等地和平共处。

但这并非出于统治者的仁慈,而是出于算计,并且主要是忽必烈的。前面说过,在争夺汗位的斗争中,阿里不哥以蒙古草原为大本营,蒙古传统为号召力;忽必烈以中华本土为根据地,天下一统为凝聚力。这一分野决定了,成为蒙古大汗的忽必烈不能不同时把自己装扮成中华皇帝。适当实行汉制和部分进行汉化,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问题在于,大元始终都不是纯粹的中原王朝或者典型的汉族王朝,而是蒙古人建立的殖民帝国。忽必烈也从来就没有忘记,在自己的双重身份中,蒙古大汗是第一位的。他的政治目标首先是维护黄金家族和其他贵族的利益,确保蒙古人的统治地位和各种特权。族群等级制度,势在必行。

可惜,特权可以用于政治,用于经济,却根本无法用于文化。如果也对文化划分等级,规定蒙古一等,波斯或突厥二等,汉文化三等,除了留下笑柄,何益之有?

统一也不可能。请问统一于谁呢?全盘汉化,忽必烈们不愿意;蒙古化,又不可能。且不说以汉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绝非短时间内崛起于漠北的游牧文化所能匹敌,单单人口的寡众便是问题。据统计,当时南人有五千万,汉人也有一千万。移居中原的蒙古人,杂七杂八的色目人,则各自只有三四十万。数量悬殊如此,究竟谁能同化谁?既不愿意被汉化,也不能够蒙古化,那又如何实现文化的统一?总不能统一于波斯或者突厥吧? 〔9〕

所以,最好的选择是实行多元文化政策,这样至少可以保住蒙古人不被同化。何况帝国的疆域是那样辽阔,境内的族群是那样繁多,文化问题又极其复杂,真不如让臣民们自理为好。统治者省事,还能博得好名声。

没错,各过各的日子,不造反就行。

其实,元代统治者并非一开始便打算无为而治,忽必烈甚至还干预过犹太人和穆斯林的生活。我们知道,犹太人和穆斯林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对饮食有严格要求。像蒙古人那样用破腹法而非断喉法宰杀的牲畜他们是不吃的,异教徒宰杀的也不吃,因此他们拒绝食用元帝国提供的肉类。

忽必烈却大为恼怒。他说:你们是俺的奴仆,怎么能不吃俺的茶饭?于是,在至元十六年(1279)十二月,也就是陆秀夫背负小皇帝跳海自尽于崖山的十个月后,忽必烈颁发圣旨,命令木速鲁蛮回回(穆斯林)和术忽回回(犹太人)均不得挑食,也不得用断喉法宰牲。他还扬言,谁胆敢再用断喉法宰杀牲畜,就按照同样的方法处死这人。

据沈从文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据沈从文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山西广胜寺元代壁画中反映不同民族、阶层人群社会生活的画面。

穆斯林和犹太人当然不能接受。他们用脚投票,纷纷离开大元。结果是帝国的税收锐减,外贸也受到影响。忽必烈只好收回成命,不再对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横加干涉。 〔10〕

很好,这很明智。

多元文化政策促进了各族人民的交流,也改善和丰富了他们的生活。比如原产北欧的胡萝卜,就是元代从波斯引进并最早种植在云南的。叫作“回回葱”的洋葱,则很可能由色目人从中亚带到中国。白砂糖,据马可·波罗说是埃及人传授的技术。制作挂面,则应该是中国人的发明。北宋就有切成细条的索面,元代又出现了可以送礼的挂面。

所有这些,都是蒙古人没有吃过的。

蒙古人还学会了喝茶,之前他们只喝果汁和酒,包括现在俄罗斯人仍然爱喝的“树奶子”,也就是白桦树汁。实际上元代后期正是中国饮茶史上第三阶段的开始,这三个阶段是汉魏六朝粥茶法、唐宋抹茶法和元明清散茶法。现在中国人喝的红茶、绿茶和乌龙茶便都是散茶,不过元代宫廷还盛行吐蕃的酥油茶。太官汤羊厌肥腻,玉瓯初进江南茶,能帮助消化的茶很快就成为蒙古人民的生活必需品。

酒当然照喝不误。马奶酒是蒙古人的发明,葡萄酒则是畏兀儿人带来的,但最重要的事情是出现了蒸馏酒。蒸馏酒从西方传入,阿拉伯语音译为阿剌吉,意思是出汗。只不过西方的白兰地和朗姆酒用葡萄酒和甘蔗酒蒸馏而成,中国的白酒却用粮食。这在世界上可谓独树一帜,中华大地也酒香四溢,无论那酒是酱香型、浓香型,还是清香型。 〔11〕

这真要拜多元文化政策所赐。

同样重要的是,大元统治者只实行种族歧视,并不实行种族隔离,各族人民的迁徙、杂居和交往不受限制。在这样的框架下,一些古老的民族融入了别的族群,一些新的民族共同体则得以诞生。比如以伊斯兰教为纽带,却又说汉语写汉字的回族,便与元代西域流动人口的大量来华,以及当时的文化政策、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不无关系。 〔12〕

从此,多个民族共处统一的国家便成为定势。这是一个重大改变。所以,蒙古人既是文明的破坏者和毁灭者,同时又是创造者,尽管这并非他们的使命和初心。

忽必烈没能保住大蒙古,却开创了大中华。

中华文明也翻开了新一页。事实上,由于喇嘛教、伊斯兰教和聂斯托利派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不可能不面临严重挑战;南方与北方的重归一统,则同样会带来新的生机。那么,这里面又会有什么故事呢?

知识精英

崖山之后,最痛苦的人是士大夫。

士大夫在两宋的地位很高,而且恐怕是中国历史上地位最高的。他们可以与皇帝共治天下,也都理所当然地以天下为己任。但是蒙古人把这一切都毁灭了。天下固然已经不再是华夏文明的天下,他们自己也今不如昔。按照所谓“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其地位甚至还在娼妓之下。 〔13〕

这真是让人情何以堪。

不过,学术界的研究已经证明,这种流传甚广也甚久的说法其实缺乏充分证据,大元当局也从未想过要用什么方式来羞辱儒生。他们只是杜绝了汉族士大夫成为帝国高级官员的可能性,至于这些人失去了政治前途之后会怎么样,是否继续作为精英集团和社会贤达而存在,则不在考虑中。 〔14〕

漠视而非蔑视,可能是更准确的表述。

但不管怎么说,儒生主要来自汉人和南人,即帝国的三等和四等臣民。这种族群地位的法律界定在过去的征服王朝中从未有过,不能不让人感到压抑。要知道,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区分族群的标准在文明程度。文明的是华夏,不文明的是蛮夷,华夏是优越于蛮夷的。现在,蛮夷们仅仅因为实际上或者传说中的血缘甚至投降的先后,就高踞于儒家士大夫这些人中龙凤之上,怎么能让他们心情舒畅? 〔15〕

何况还有户计。

户计又叫诸色户计,是元帝国的一种统治手段。具体的做法是把全国居民按照不同职业和其他标准分门别类,划分为各种户计。比如当兵的叫军户,打猎的叫猎户,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叫匠户,种地务农的叫民户。户计一旦确定,必须世代相承不可变更,哪怕后代的职业和身份发生变化。 〔16〕

结果是什么呢?

原来的士大夫变成了儒户。

平心而论,元代统治者这样对待士人或儒生,其实没有蔑视羞辱的主观意愿,反倒可能出于一片好心,因为他们对各色人等是一视同仁的。何况成为儒户,就可以不服劳役和免交苛捐杂税,读书期间还有奖学金。要知道,帝国的免税特权原本是只赋予宗教界神职人员的,这岂非优待? 〔17〕

儒生或士人却不领情。国之四民士农工商,读书人从来就是高端人群,谁要跟什么猎户匠户被一视同仁?谁又要跟那些僧人道士、答失蛮(伊斯兰教阿訇)和也里可温(聂斯托利派基督教主教)平起平坐?更不用说排序还在之后!

蒙古人却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在他们看来,儒生就是汉民族的萨满。据元末明初学者记载,忽必烈曾经问:孔子是什么人?得到的回答是:怯里马赤。怯里马赤就是天意的传达者。孔子是怯里马赤,儒生怎么不是巫师? 〔18〕

嘿嘿,鸡同鸭讲啊!

不过,即便消除误会,士人也仍然有理由不满,因为元帝国户口登记的目的在于便利赋税和兵源的征调,以及识别有技能的工匠。这还是不把儒学看作道,与士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和历史使命岂非隔着十万八千里?显然,只有恢复唐宋科举制度,让他们走上仕途,才能解决问题。 〔19〕

然而元帝国却迟迟不开科举。

这不难理解。事实上,帝国的统治者很清楚,如果恢复科举制度,蒙古人和色目人肯定无法与汉人一争高下,更考不过南人,他们把持政坛就不再可能。朝廷里的理学家们也反对重开科考,因为程朱理学原本就对科举不以为然,他们更主张通过书院讲学来繁荣学术传播思想。元政权和理学家不经意的殊途同归,便让许多读书人希望落空。 〔20〕

当然,元政府后来还是恢复了科举,但与唐宋两代多有不同,可以说极具征服王朝的特色。据正史记载,当时规定每次科考的名额,是考生三百,录取一百。两种名额都按各占四分之一的比例,在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中进行分配。这看起来好像很平等,其实不然,因为南人的总人口是汉人的五倍,蒙古人和色目人的一百四五十倍。都录取二十五名,公平吗?对汉人并不公平,对南人就更不公平。

难易程度也不一样。汉人和南人要求写千字以上,蒙古和色目人只要五百。录取又分左右两榜。蒙古人和色目人为右榜,汉人和南人左榜。右尊于左,授官级别不同。更何况帝国的三大机构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都不允许汉人和南人进入,他们中了进士也没有什么高官厚禄。

然而就连这样并不公平的考试,也不能正常进行。大元历时近百年,科考只有十六次,取士只有上千人,比宋太宗淳化三年的录取人数还少。也只能说,好歹有科举。 〔21〕

因祸得福的是理学,因为朱熹的《四书集注》被认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教材和出题蓝本。这当然是南宋的理学家们北上之后,跟北方儒生们一起努力的结果,与忽必烈和他的后代喜欢理学,也不无关系。此事的直接影响,是明清两代都只考程朱理学代表的儒家经义,理学也终于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真不知道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理学的北传却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大事。我们知道,理学原本发源于中原地区,只是由于靖康之变才在南方通过朱熹完成了体系。因此,当它随着被俘的宋儒北上,并被统治者和北方儒生接受时,也可以说是回家了。可惜,这个家园已江山易主,统治者不再是相对开明的赵宋官家。那么,回家的理学要不要成为征服王朝的官方哲学呢?

这是一个两难选题。不要,就没有容身之地;变成大元的官学,又会失去独立自由。我们知道,程朱理学原本是有独立性和批判性的。理学家们也坚持道统的崇高地位,并以“致君行道”为己任。但是随着他们与元政权的妥协,这些优点都不复存在。到明清两代,理学更是堕落为专制主义的帮凶。只不过这已是后话,也只能从长计议。

其实,理学仅仅是薪尽火传,科举为知识精英提供的出路也十分有限。元代真正骄人的成就是在科技领域,最耀眼的明星则是郭守敬和札马鲁丁。札马鲁丁是波斯人,与郭守敬在忽必烈手下同朝为官,分别执掌回汉司天台。他在华期间最重要的贡献,一是编制了《万年历》,也就是回历;二是编纂绘制了具有世界眼光的地理文献和大元地图;三是创制了七件西域天文仪器,其中就包括地球仪。

这可都是让人大开眼界的事情,也让郭守敬的科学研究有了来自西域的营养。在忽必烈的支持下,他在全国建立了二十七个天文观测站,河南登封的观星台即是其中之一。观测成果也很可观,不但记载了已经发现的1464颗恒星,还发现和测定了未定名的一千多颗,刷新了有史以来的纪录。

郭守敬将结构复杂的唐宋浑仪革新:取消了浑仪中的白、黄道环,分解为两个相互独立、结构简单的赤道装置和地平装置,改变了浑仪环圈相互遮挡的缺点。

宋末元初人陈元靓编著。《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为本书原名,后集、续集和别集疑似后人续编。内容分四十二类,收录天文、地理、历史、政治、文艺、宗教、农桑种植等知识。图据元建安椿庄书院刊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宋由元代郭守敬、王恂、许衡等人创制,其名取自古语“敬授人时”,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优秀、先进、精确的历法。使用时间从元代颁布开始,历经整个明代。

该书是元代官修地理总志,集贤大学士札马鲁丁主持编撰。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书完成,共七百五十五卷,题名《大一统志》。元成宗大德初年,又得云南、甘肃、辽阳等地图志,故继续重修,成宗大德七年(1303)成书,共一千三百卷,定名《大元大一统志》。

郭守敬的《授时历》也很了不起,不但形成了天文常数系统,而且将一年“365”天之后的小数,精确到了0.2425。他的三次差内插法和弧矢割圆术等发明,则不仅是数学在天文学中的运用,也是数学本身的成果。

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世界范围的领先地位。 〔22〕

这里面同样有着多种原因。一方面,作为马背上成长的草原民族,以及实用主义的征服王朝,忽必烈们不会有汉族士大夫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的成见,反倒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何况这些研究还有用。另一方面,既然做官不再是读书的唯一目的和出路,知识精英的聪明才智就会向其他方向寻求发展。因此,尽管统治者文化程度不高,元代的中华大地却不会变成荒漠。在特殊的气候条件下,这里将开出与众不同的花朵,奏响别具一格的音调。

那又何妨听他几曲。

元曲故事

与科学技术交相辉映的是文学艺术。

这个领域的成就同样令人瞩目,而“文人画”的确立则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事实上元代以后,它就成为画坛的主流;而开创这种审美趣味和艺术潮流的,则是元初赵孟頫和元季四大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

没错,他们的作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画。

元代文人画的共同特点,是极其注重文学趣味、书法趣味和笔墨趣味。诗词和书法构成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与红色的印章相映成趣。形似是不重要的,色彩和光影也可以没有,视角更不必在意。因为线的飞沉勾勒就是造型,墨的枯湿浓淡就是色彩,点的疏密纵横就是视角,皴的披麻斧劈就是光影,水与墨就这样构成画家笔下的大千世界。 〔23〕

这个世界单纯而丰富。无论赵孟頫之书法用笔,黄公望之水墨设色,王蒙之郁然深秀,吴镇之气象苍茫,都无不于极简的笔墨中蕴含极深的意味。至于倪瓒的山水,更是天真幽淡,肃杀寂寞,有一种若隐若现说不出来的哀愁。

元画,与唐宋大不相同。

无疑,这种风格的形成跟画家的身世关系不大。赵孟頫追封魏国公,黄公望皈依全真教,王蒙归隐山林,倪瓒富甲一方,而吴镇则卖卜为生。如此处境归宿各异,情趣和意绪却相当趋同,这就不能不归结为时代所使然。

实际上元代文人画表现出来的,正是在野士大夫的主观情绪。所谓“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云云,无非是以“写胸中之逸气”来排遣胸中之郁闷。难怪文人画会在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朱耷)和苦瓜和尚(石涛)那里达到顶峰。毕竟,他们跟元代画家的心是相通的。

横636.9厘米,纵33厘米。

元代画家黄公望为无用师创作的纸本绘画。在后世流传中分为两段,前半卷《剩山图》现藏浙江省博物馆,后半卷无用师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那是一种难以言状的感觉。

的确,元代知识精英们的诉求,是既要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又要延续华夏的文明传统。可惜这两种愿望往往都难以实现,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远离官场、朝廷和政治中心,成为僧道或从事其他职业。是啊,不能从政那就学艺,不能“致君尧舜上”那就置身九流中,反正总得做些什么。

至于是雅是俗,则不一定,也无所谓。

因此,在理学北传的同时,剧曲南下。 〔24〕

剧曲就是杂剧和散曲。元代杂剧可以追溯到两宋勾栏瓦舍的表演,散曲则是受到游牧民族影响的俗谣俚曲,都是通俗文学。通俗文学成为主流,甚至成为标志性成果,无疑是时代使然,尽管按照文学自身的规律也会走到这一步。词的兴起和繁荣就证明了,高雅艺术其实起源于民间,通俗文学也迟早会走进殿堂,只不过需要环境和机遇。 〔25〕

金和元,就提供了这种土壤。

实际上,尽管两宋之际中国南方就已经有了被称为“南戏”的温州杂剧和永嘉杂剧,但杂剧首先兴盛于北方,重要的剧作家如关汉卿等也都是北方人,则为不争的事实。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名作比如《窦娥冤》和《西厢记》等等,也都首先是在北方,而且是在元大都上演的。 〔26〕

这里面,难道没有原因?

当然有。原因之一,就在统治者的态度。南宋上流社会对通俗文学和民间艺术总体上是排斥鄙视的,朱熹等理学家甚至直接禁止地方戏曲的演出。金元当局则不同。他们并不那么看重文学艺术的意义,因此也不会多管闲事。有此宽松的环境和自由的空间,杂剧就蓬蓬勃勃地发展了起来。 〔27〕

知识精英的身份转变,则是另一个原因。对社会现实的绝望与政治生活的绝缘,使他们在平治天下之外的领域成为新的建设性力量。而且,离统治阶级越远,离底层人民就越近;自己的身段放得越低,艺术的成就便越高。

关汉卿就是这样。作为剧作家,他的敬业和投入已经到了“躬践排场,面敷粉墨”的程度。对于一个曾经担任太医院官员的士人来说,这并不容易。但唯其如此,关汉卿才能做到懂戏剧,懂舞台,懂观众,懂表演艺术,他的剧作也才会那样悬念不断,高潮迭起,丝丝入扣,催人泪下。

同样,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关汉卿懂得世道艰难和民间疾苦。否则,他写不出这样惊心动魄的唱词:

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

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

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28〕

这可真是字字血,声声泪。

我们知道,伟大的艺术品背后,总是横卧着人类亘古的苦难,像《窦娥冤》这样的传世经典,则是南宋文人士大夫们写不出来的。他们太有优越感了,哪怕在亡国之后。

◎元曲

散曲 小令 只用一曲,形同词,但雅俗各异。可加衬字、新字、方言、俗语,又叫“单排曲”“叶儿”。

衬字:元曲每句字数固定,歌者为增加其韵律,任意增字。 前期: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元曲四大家)

后期:张养浩、贯云石、乔吉、张可久(乔吉、张可久被称为散曲双璧)

散套 合一宫调诸曲为一套,自成首尾,又称“套曲”“套数”。

剧曲 杂剧 一人独唱;同一宫调,一韵到底;说白多口语;风格粗犷豪迈。每剧限定四折,每折不标目。一幕谓之“一折”。 代表人物及作品:

关汉卿《窦娥冤》

王实甫《西厢记》

白朴《梧桐雨》

马致远《汉宫秋》

传奇 可独唱、对唱、合唱、轮唱;宫调、韵皆可换;说白多文雅,兼有骈偶语;文雅细腻。出数不定,每出都有标目。一幕谓“一出”。

杂剧在北方兴盛,绝非偶然。

然而南方毕竟是人文荟萃之地,也是华夏文明得以保全之都。因此南北混一之后,关汉卿等人便相继南下,剧曲的创作中心也随之南移,与理学的北传形成对流。可惜,杂剧南下之后却由黄金时代转向衰微,终为南戏压倒,并在元末明初形成有别于杂剧的传奇戏。其中奥秘,一言难尽。气候环境的不同造成水土不服,或许是原因之一。 〔29〕

有成就的是散曲。

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与杂剧同属元曲,也都使用当时的北曲,但又分属不同体裁。散曲是诗,杂剧是戏,所以杂剧也叫剧曲。有剧曲,有散曲,合起来就是元曲。 〔30〕

这是一种新型的艺术样式。

跟杂剧一样,散曲兴起于北方,流行于市井,某些曲调比如《山坡羊》和《者剌古》等等,也可能来自农村和少数民族。因此散曲虽然也有格律,却比诗词宽松得多,押韵既可以不拘平仄,遣词造句也更平民化和口语化。比如:

从来好事天生俭,

自古瓜儿苦后甜。 〔31〕

虽然是对仗句,却明白如话。

又如:

庙不灵狐狸样瓦,

官无事乌鼠当衙。 〔32〕

这可真是大雅若俗。

充满生活气息的还有这一首:

挨着靠着云窗同坐,

偎着抱着月枕双歌,

听着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

四更过,情未足,

情未足,夜如梭。

天哪,更闰一更儿妨甚么! 〔33〕

这是一首情歌,作者叫贯云石,畏兀儿人。

只不过,他住在杭州。

他的散曲,也正是剧曲南下的成果之一。

实际上,元曲作者中很有一些不是汉族,比如阿里西瑛是回族,大食惟寅是阿拉伯人。外国人和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创作诗词早已有之,金章宗完颜璟的造诣就很高。大元是多元文化王朝,出几个这样的曲作家并不足为奇,更何况他们的水平也不低,比如蒙古人阿鲁威的这首:

问人间谁是英雄?

有酾酒临江,

横槊曹公。

紫盖黄旗,

多应借得,

赤壁东风。

更惊起南阳卧龙,

便成名八阵图中。

鼎足三分,

一分西蜀,

一分江东。 〔34〕

这气势,并不输苏东坡和辛弃疾。

西域人兰楚芳则是另一种风格:

我事事村,

他般般丑。

丑则丑,村则村,意相投。

则为他丑心儿真,

博得我村情儿厚。

似这般丑眷属、村配偶,

只除天上有。 〔35〕

村就是蠢。蠢姑娘爱上了丑小子,只因人儿虽丑,心儿却真,因此这“丑眷属,村配偶”竟是天上才有。这可真是质朴坦诚到让人忍俊不禁,直笑出眼泪来。

值得注意的是,散曲虽然通俗如此,却并非不能入雅士的法眼。文人画的领袖人物就有撰写过散曲的,比如赵孟頫之《后庭花》:清溪一叶舟,芙蓉两岸秋。又如倪云林之《人月圆》:当时明月,依依素影,何处飞来?

但,更像文人画的却是马致远的这首: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36〕

虽然白话白描,却余味无穷。

同样必须说到的,还有张养浩的这首: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37〕

这样的作品,与宋词相比也毫不逊色,难怪许多学者都认为唐诗、宋词和元曲是中国诗歌的三大高峰。此后,中国文学将进入小说的时代。小说,尤其是长篇章回小说,比杂剧的容量更大,也更符合文学艺术走向大众的总趋势。

文学艺术是民族敏感的神经。高雅的文人画连同通俗的杂剧和散曲一起,证明了元代确实是一个转折点。

更何况,这种转折还是世界性的。

汗国的命运

至正二十八年(1368)闰七月二十八日,由于大明军队兵临城下而丧失信心的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半夜三更打开元大都健德门逃往漠北。八月初二,明将徐达率军入城,维持秩序。同月,明朝皇帝朱元璋下诏以应天府为南京,开封府为北京,改元大都为北平,大元王朝宣告灭亡。 〔38〕

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也结束了。

历史应该反思,但需要新的眼光。因为传统的中华史框架已经装不下变大了的中国,更何况这段历史原本就具有世界性,只有放在全球背景下才能看清。 〔39〕

那就先来看看蒙古人的其他汗国。

最先灭亡的是窝阔台汗国,时间是在忽必烈去世十五年后。这个可怜虫是那样地短命,以至于也有人不将其计算在四大汗国之列。如此命运当然让人扼腕,因为他们的祖宗毕竟是大蒙古国的第二任大汗,而且可汗海都还曾经悍然向忽必烈叫板。海都死后,他的儿子继续扮演反对忽必烈当局的角色,却在对察合台汗国不自量力的战争中失败,其地盘部分并入钦察汗国,部分并入大元,再也未能复国。 〔40〕

当然,他们也永远不能与拖雷系争锋。

察合台汗国的历史要长得多,直到大元灭亡的第三年才被颠覆,却可惜混乱不堪又面目模糊。照理说,正如大元是蒙古帝国的中华部分,或中华帝国的蒙古时期,察合台也可以说是蒙古帝国的突厥地区,或突厥斯坦的蒙古王国。然而这个汗国的主人似乎一直没有给自己的角色定位。他们不像忽必烈系或旭烈兀系那样以中华皇帝或波斯苏丹自居,反倒坚持自己是蒙古草原的儿子。结果,他们的汗国没有固定的疆域,没有稳定的中心,后来还分成了东西两半。

好在一个世纪下来,这里终于尘埃落定。征服者变成了突厥人,以至于产生了叫作“察合台突厥语”的语言。宗教信仰也不再摇摆不定,而是皈依了伊斯兰教。大元灭亡十五年前,察合台汗接受了割礼,十六万人剃了头。而且,由于他的引狼入室,一个名叫帖木儿的突厥化蒙古人又接管政权把此地变成帖木儿汗国,并把欧亚大陆搅得天翻地覆。

察合台汗国从此成为历史。

同样,旭烈兀的汗国也伊斯兰化了。

把伊利汗国变成伊斯兰国家的是合赞汗,时间是忽必烈去世的第二年,即1295年6月19日。这一天,他率领蒙古军队集体皈依了安拉,并且包上了头巾。后来合赞汗还改名穆罕默德,自称苏丹。这是一个重大转折,因为旭烈兀以及合赞汗的父亲阿鲁浑都是同情基督教的佛教徒。于是,伊利汗国彻底地波斯化了,跟大元王朝也渐行渐远。

事实证明,合赞汗是强有力的领导者。尽管他身材矮小相貌丑陋,却精力旺盛计谋多端,而且能够娴熟地使用阿拉伯语、波斯语、印地语和法语等多种语言。更重要的是他还能够这样对蒙古贵族说:欺负自己的臣民算什么勇敢?那些民众跟我们一样把妻儿当作心肝宝贝,他们也是人。

可惜,英明的可汗或苏丹以及他的改革,却未能保证汗国的长治久安,甚至未能保住首席大臣拉施特的性命。这位波斯的司马迁在合赞汗去世后,被阴谋家们以荒谬而可怕的罪名处死。事实上,尽管伊利汗国新的统治者创造了蒙古式的伊斯兰文明,甚至打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圆顶建筑完者都墓,但由于旭烈兀系后继无人,伊朗地区很快就陷入分崩离析之中,终于悲剧性地成为帖木儿的盘中餐。

帖木儿征伐伊利汗国,或者说收拾那里的残局,开始于大元灭亡十二年后,而且很快得手。这个战争狂人利用中亚突厥游牧部落组成强大的骑兵部队,横扫了花剌子模、东察合台汗国、俄罗斯和阿富汗,又入侵印度,打败埃及,将奥斯曼土耳其人赶出安纳托利亚,终于把汗国变成帝国。

帖木儿汗国史学家 Hāfiz-i Abrū 创作的编年史手稿。

现藏于沃尔特艺术博物馆。

不可一世的帖木儿还将兵锋指向东亚,因为他扬言要让中国人都变成穆斯林。不过苍天保佑,这位苏丹死在了南下的途中,帝国也在他死后四分五裂走向衰败,最后亡于术赤之子昔班的后裔。废墟上建立的,是乌兹别克汗国。

旋风,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值得注意的是,帖木儿汗国的兴起,几乎与大元王朝的灭亡同时。这并非巧合,而应看作蒙古帝国气数已尽。然而许多人都不这么看,他们更愿意把帖木儿视为成吉思汗杰出的继承者,就连帖木儿的后代巴布尔(Babur)也是。

巴布尔的丰功伟绩,是建立了一个名叫莫卧儿(Mughal)的王朝。莫卧儿的意思就是蒙古。实际上,这是一个伊斯兰化蒙古人建立的印度王朝。他们最为人熟知的艺术品,则是闻名遐迩的泰姬陵(Taj Mahal)。这建筑是那样地美轮美奂让人着迷,也让人惊讶蒙古人竟然如此风情万种。

帖木儿的帝国灭亡两年后,钦察汗国也日落西山。

钦察汗国是术赤之子拔都的封地,由于拔都的绣金帐篷,又被称作金帐汗国。哥哥斡儿答和弟弟昔班的,则称为白帐汗国和青帐汗国,分别位于金帐汗国的西部和东部。在帖木儿崛起于撒马尔罕的时候,一个术赤后裔依靠他的扶持先后成为了白帐汗和金帐汗。可惜好景不长,联合汗国很快就分裂,变成克里米亚、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三块。1502年,克里米亚汗摧毁了苟延残喘的金帐首都,钦察汗国的历史宣告终结。

昔班后代及其青帐汗国的命运却不同,判处帖木儿帝国死刑的正是他们。只不过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跟被征服的游牧民融为一体,从而把自己变成了乌兹别克人。那些分离出来的部落则被称为哈萨克或者吉尔吉斯,他们在乌兹别克汗进行成吉思汗式冒险时建立了纯游牧的国家。如此变化的历史意义是那样的深远,以至于至今我们仍能听到这些名字。

莫卧儿帝国是帖木儿后裔巴布尔在印度建立的封建专制王朝。在帝国全盛时期,领土几乎囊括了整个印度次大陆以及中亚的阿富汗等地。莫卧儿帝国的历史绵延数百年,直到17世纪西方殖民者(包括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到来,帝国走向最终的没落,于1849年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

乌兹别克汗国曾经盛极一时。但祸福相依的是,受益于帖木儿帝国衰落的不只他们,还有波斯人。钦察汗国宣告终结那年,波斯人伊斯迈尔(Isma’il)建立起萨非王朝(Safavid Dynasty),并以什叶派伊斯兰教为国教。这就不可能不与乌兹别克汗发生冲突,因为后者是逊尼派穆斯林,何况长期以来波斯人与蒙古人还有民族矛盾和领土纠纷。

结果,乌兹别克汗在1510年的战争中兵败被杀。波斯沙赫把他的头盖骨做成了酒杯,又把他那塞满稻草的头皮送给了另一个对手、突厥人奥斯曼苏丹。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曾曾孙子的脑袋被萨珊王朝的后裔砍了下来,岂非意味着被征服者可以咸鱼翻身?

恐怕是,至少俄罗斯人是这么想的。

自从拔都的远征军扫荡了俄罗斯,并在1243年建立钦察汗国,这片土地就处于蒙古人的控制之中。与忽必烈在中国和旭烈兀在波斯不同,金帐汗的统治方式是在东方斯拉夫诸王公中挑选一人册封为大公,权利是可以拥有北部中心城市弗拉基米尔及周边领地,义务是帮蒙古人在俄罗斯全境代收赋税,因此号称“弗拉基米尔及全俄罗斯大公”。 〔41〕

金帐汗采取这样的政策并不奇怪,因为这些地方并没有什么中央集权的传统,也不需要丰富的统治经验和精密的国家机器。然而,这种颇有“以俄治俄”意味的代理人制度却也给对方留下了发展空间,作为沙皇俄国前身的莫斯科公国就是这样悄然兴起的:为了遏制特维尔公国日益膨胀的权势和野心,蒙古人把全俄大公的封号给了莫斯科人。

但这绝不意味着莫斯科人是乖孩子。相反,此后一个多世纪他们一直都在小心翼翼地积蓄力量,利用大公的称号和特权谋取利益。比方说,绰号“钱袋”的伊凡一世为了讨好金帐汗,不惜贿赂汗的妻妾和近臣,封号到手后就立马将全俄东正教大主教的驻节地迁往莫斯科。他一点都不傻。

到伊凡大帝(伊凡三世)的时代,经历了一百多年自强不息的莫斯科人已经羽翼丰满,于是宣布不再对蒙古人履行义务。1480年,也就是中国明代的成化十六年,金帐汗联合立陶宛进攻莫斯科,却在俄罗斯境内的乌格拉河(Ugra River)被莫斯科与克里米亚的联军打败。这是致命的一击,金帐汗对这片土地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宣告结束。 〔42〕

1497年伊凡三世颁布法典,建立了莫斯科大公国的政府机构。因而伊凡三世也被许多史学家认为是俄罗斯帝国的开创者。

莫斯科公国却茁壮成长着,乌兹别克汗被波斯沙赫砍掉脑袋的三十七年后,伊凡四世(伊凡雷帝)加冕亲政,改国号为俄罗斯,自称沙皇。沙,是古罗马皇帝恺撒(Caesar)的音译。这就是要以“第三罗马”自居了,何况他的祖父伊凡大帝早就把拜占庭的双头鹰用来作为自己的纹章。 〔43〕

因此,蒙古人的残余势力也必须消灭。

于是,沙皇伊凡雷帝毫不犹豫地中止了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的历史,时间在1552年和1556年,也就是中国明代的嘉靖年间。苟延残喘的,只剩下克里米亚。 〔44〕

这下子,蒙古人的时代可是当真结束了。

问题是,他们带来了什么变化,又会留下什么呢?

不妨先去看看俄罗斯草原。

当惊世界殊

南部俄罗斯草原水草肥美,风景秀丽。成吉思汗的儿子和将军们到来之前,那里生活的是钦察人。他们是在土库曼人被拜占庭人和保加尔人击溃时,成为这里唯一的主人的。但两个世纪之后,游荡在钦察草原的却是由蒙古、突厥、斯拉夫和芬兰人混血而成、操突厥语的新民族——鞑靼。

没错,他们是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的混合类型。 〔45〕

像这样的新人类还有一些。事实上,正如国际学术界所认可的,蒙古人在欧亚大陆的征服和统治终止了某些民族的历史,改变了另一些民族的方向,还创造出新的民族,比如乌兹别克。但最引人注目的,则是蒙古人自己。 〔46〕

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我们知道,蒙古帝国鼎盛时期的疆域十分辽阔。东起太平洋,北至北冰洋,西自第聂伯河,南到马六甲,都在他们的统治之下。然而,当他们元气耗尽时,退回漠北蒙古草原的却只有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带领的那个分支,其他人都留在了被他们征服的世界各地,变成了当地人的一部分。

变成当地人和混血儿的蒙古人大多成为穆斯林,而且是逊尼派的,只有少数成为东正教徒。佛教、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和摩尼教在中亚的影响,也都被清除净尽,踪影全无。这当然非同寻常。因为旭烈兀西征时,曾对巴格达和伊斯兰文明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没想到,西方不亮东方亮。阿拉伯人丢失的又被突厥人发扬光大,钦察草原竟是一片翠绿。

结果是什么呢?

突厥替代阿拉伯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

新领袖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原本是中亚突厥,后来迁徙到西亚,在忽必烈去世五年后建立国家,又在一个半世纪以后灭亡拜占庭帝国,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意思是伊斯兰之城。城中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也被改为清真寺,东正教的圣殿变成了伊斯兰的中心。

这当然是穆斯林的胜利,却也有蒙古人的功劳。要知道如果不是旭烈兀灭亡了阿拉伯帝国,又哪里轮得到奥斯曼土耳其人来指点江山?同样,没有突厥人的伊斯兰化,就没有伊斯兰的突厥化;而蒙古人的军事征服和带头皈依,则无疑是突厥人以及中亚地区伊斯兰化的助产士和催化剂。

据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中世纪卷》绘。

产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首先是伊斯兰文明的传播力大大增强。我们知道,从中国的西域到今天的土耳其,沿途比肩林立的正是大大小小的突厥汗国和部落。他们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心理相同,一旦伊斯兰化便势不可当。大家都是突厥人,又都是穆斯林,身份认同造成的感染力不可低估。有这样一条“绿化带”,伊斯兰文明的传播当然要比靠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迅速得多。

其他宗教,也只好让路。

相反,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则大为衰减。众所周知,元的文明程度本来就远远不如宋,再加上不重视知识分子,文化的建树和输出便都乏善可陈。明清两代更是闭关锁国,海上丝绸之路被自己切断,陆地上的商道则因成本太高和动荡不安而被废弃。更何况正如下一卷将要说的,明承元制,清承明制,都选择性地继承了不该继承的东西。中华帝国进入溃而不崩内部坍塌的时代,又岂能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

汉唐之辉煌,两宋之绚丽,再难一见。

欧洲文明的变化则是中心向西北方向转移。此前,从古希腊罗马开始,直到罗马公教与希腊正教对立之时,欧洲文明的中心一直在地中海。然而君士坦丁堡沦陷以后,地中海就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内湖。结果,基督教世界的西边一半虽然躲过了蒙古人的征服,却不得不面临伊斯兰扩张的凌厉攻势,大西洋西岸开始变成新的中心。此后,西方现代文明将在那里兴起,并在那片海洋的东西两岸持续发展至今。

大西洋取代地中海,中亚变成绿化带,中华帝国在变大的同时也不再光芒四射,文明的格局已被洗牌。

这可真是当惊世界殊。

变化常常是意料之外的。比方说,由于奥斯曼帝国控制红海,截断了欧洲与中国的贸易通道,逼迫欧洲人向西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便间接地导致了大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又比方说,由于蒙古军队造成黑死病(Black Death)即鼠疫的流行,欧洲人口急剧减少,教廷控制能力减弱,新的思想开始崛起,又间接地导致了文艺复兴。

毫无疑问,这并非成吉思汗的初衷。

大洗牌的另一个成果是沙皇俄国。当然,即便没有拔都西征,俄罗斯大约也会诞生,却未必是那个样子。事实上伊凡雷帝在许多方面与其说是欧洲的,不如说是鞑靼的。就连东正教扎根俄罗斯,也都是因为沙皇更喜欢带有东方宫廷统治色彩的基督教形式。这当然也要拜蒙古人所赐。难怪与西欧相比,专制主义的传统在俄罗斯根基更为深厚;也难怪俄罗斯史学家在评价这段历史时,大多持保留态度。 〔47〕

传统的中国史学家则不同。他们虽然也会对大元的统治进行批判,却更喜欢强调历史和文化的延续性,看重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对“中国”的积极影响。这当然可以理解,却不妨从长计议。因为蒙古人第一次西征之后世界就变了。世界既然不再是那个世界,中国当然也不再是那个中国。

其实“中国”这个概念在历史上,本身就是既多义又多变的。它有时候指中原地区或者中原城市,有时候又指作为领土国家的中华帝国,更多的时候指我们民族政治和文明的共同体。由于“天下”就是全世界,因此这个处于“天下之中”的共同体就是世界中心。成为中心,则因为代表了先进的文化和良好的秩序。这个秩序虽然叫China Order,在严格意义上却不是国家秩序,而是世界秩序,只不过是中华文明的。自古以来,中国人心目中的天下就是这个格局。 〔48〕

《加泰罗尼亚地图》被誉为中世纪最丰富、最完备的世界地图,包含了天文、地理、航海等方面的数据资料和文本描述。

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地图以金银和多种颜色描绘在羊皮纸上。据说在东方部分受到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大都北京、福州等中国重要城市和港口亦有标示。

成吉思汗却把这个格局打破了。事实上,由于蒙古铁骑势如破竹般地纵横驰骋在欧亚大陆,亚洲和欧洲其实已经被他们连为一体。在和平时期,以大汗的名义,各国商人和使者可以相对安全地自由往返于东西方,货物、科技和思想文化也得到了广泛的国际交流。中华帝国和世界各国一样不再是孤立或自足的存在,而是新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这个新的共同体,也许可以称之为“前全球化秩序雏形”。 〔49〕

这是不同于“中华世界秩序”的新格局。

毫无疑问,对于儒家士大夫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因为有了两个世界和两个秩序。更尴尬的是,蒙古人把“中国”纳入了新秩序,中国人却无法将钦察汗国之类也看作自己体系的一部分。唯一的办法,是适应。

或者说,把中华史也看作世界史。

这当然是历史的重大转折。必须承认,成吉思汗的横空出世,蒙古帝国的勃然崛起,开启了新的时代。他们打破了旧的格局和秩序,同时又把新的建立起来。新格局和秩序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或者说有世界的,也有中国的。

忽必烈建立的格局和秩序就是中国的。尽管他的后代在离开北京时仍然保留着草原民族某些基本特征,尽管他自己也未必心甘情愿将其统治中国化,却成功地让大家都相信他建立的是中华帝国和中华新秩序。作为后继者的明帝国和清帝国,也不能不承认自己与大元王朝一脉相承。

实际上明和清都更像元而非秦汉唐宋,尤其是这两代的政治制度。这并不奇怪。毕竟,像元代这样外族的统治及于整个中国是头一回。因此我们很想知道,这片被洪水漫过的土地会发生哪些变化,对于今天的中国又有哪些影响。 〔50〕

那就让朱元璋来回答吧!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朱明王朝》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1189年(南宋淳熙十六年),铁木真成为蒙古部落的汗。

1202年(嘉泰二年),铁木真灭塔塔儿部。

1203年(嘉泰三年),铁木真灭克烈部。

1204年(嘉泰四年),铁木真灭乃蛮部。

1205年(开禧元年),铁木真灭蔑儿乞部,攻西夏。

1206年(开禧二年),铁木真称成吉思汗。

1207年(开禧三年),成吉思汗二征西夏。

1208年(嘉定元年),金章宗卒,完颜永济继位。

1209年(嘉定二年),成吉思汗三征西夏,西夏求和。

1211年(嘉定四年)二月,成吉思汗誓师伐金。

1214年(嘉定七年)五月,金迁都开封。

1215年(嘉定八年)五月,金中都沦陷。

1219年(嘉定十二年)夏,成吉思汗伐花剌子模。

1220年(嘉定十三年)春,布哈拉与撒马尔罕沦陷。

1221年(嘉定十四年)初,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病死于里海小岛。春,该国旧都玉龙杰赤沦陷。六月,宋蒙通使。秋,成吉思汗追杀札兰丁至印度河。

1222年(嘉定十五年)四月,成吉思汗见丘处机。冬,驻师撒马尔罕。

1223年(嘉定十六年),成吉思汗东归。五月三十一日,由者别和速不台率领的远征军在卡尔卡河畔大败钦察和俄罗斯联军,到达第聂伯河与克里米亚,年底与回师大军会合。

1224年(嘉定十七年),成吉思汗在额尔齐斯河驻夏,速不台和者别的远征军回国,者别去世。

1225年(宝庆元年),成吉思汗回到哈剌和林。

1227年(宝庆三年)六月,蒙古灭西夏。七月,成吉思汗卒。拖雷监国,征伐如故。

1229年(绍定二年)八月,窝阔台继位蒙古大汗。

1230年(绍定三年)七月,窝阔台御驾亲征大金。同年蒙古军西征讨伐札兰丁。

1231年(绍定四年)八月,蒙古国始设中书省,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同月征服高丽。

1232年(绍定五年)正月,蒙古军大败金主力。九月,拖雷卒。十二月,金哀宗逃离开封,蒙古约宋联合攻金。

1233年(绍定六年)正月,开封城降。六月,金哀宗逃至蔡州。九月,蒙古军至蔡州。十一月,宋军至蔡州。

1234年(端平元年)正月,蔡州城破,金哀宗自杀,金亡,立朝一百二十年。

1235年(端平二年)春,蒙古军三路攻宋,长达四十多年的宋蒙战争开始。

1236年(端平三年)春,拔都率军渡过乌拉尔河,速不台征服伏尔加河的保加尔人。

1237年(嘉熙元年)春,拔都军进攻里海和高加索,十二月入侵俄罗斯。

1238年(嘉熙二年)一月,焚毁莫斯科城。二月八日,攻陷俄罗斯大公驻地弗拉基米尔城。

1240年(嘉熙四年),拔都军再入俄罗斯,取南俄罗斯各城,十一月十九日攻陷罗斯古都基辅。

1241年(淳祐元年)春,蒙古军兵分两路西进。察合台之子拜答儿攻陷波兰首都克拉科夫,继而大败波兰、德国和条顿骑士团的三万联军,波兰大公阵亡。四月下旬进入捷克境内,兵锋及于奥地利边境。六月拜答儿阵亡,其军南入匈牙利与拔都军会合。十二月,窝阔台卒,皇后称制。

1242年(淳祐二年),拔都建立钦察汗国(金帐汗国)。

1246年(淳祐六年)七月,贵由即蒙古大汗位。

1248年(淳祐八年)三月,贵由卒。

1251年(淳祐十一年)六月,蒙哥即位蒙古大汗。

1253年(宝祐元年),旭烈兀的远征军启程。十二月,忽必烈灭大理国。

1254年(宝祐二年)六月,忽必烈以姚枢为劝农使。

1256年(宝祐四年)三月,忽必烈城开平府。旭烈兀于是年灭伊斯马仪派教长国。

1258年(宝祐六年)春,蒙哥汗三路侵宋。二月十日,旭烈兀攻陷巴格达,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灭亡。

1259年(开庆元年)七月,蒙哥汗死于钓鱼城下,从此统一的蒙古帝国不复存在。

1260年(景定元年,中统元年)初,旭烈兀攻陷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留怯的不花攻大马士革,自己回到大本营。三月,忽必烈在开平召开忽里台即大汗位。五月,建元中统,自此蒙古有年号。九月,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内战爆发。是年王禃被忽必烈派兵送回国内立为高丽国王。

1262年(景定三年,中统三年),旭烈兀与别儿哥内战。

1263年(景定四年,中统四年)五月,忽必烈升开平为上都。伊利汗国在这一年建立。

1264年(景定五年,中统五年)七月,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投降。十月,南宋理宗卒,度宗即位。八月,忽必烈改燕京为中都,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

1265年(咸淳元年,至元二年),旭烈兀去世。

1271年(咸淳七年,至元八年)十一月,忽必烈改国号大元,全称“大元大蒙古国”。

1272年(咸淳八年,至元九年)二月,改中都为大都。

1274年(咸淳十年,至元十一年)正月初一,忽必烈在大都新建的正殿接受朝贺。六月,南征。七月,南宋度宗卒,恭帝立。十月,大元首次征伐日本,史称“文永之役”。

1276年(德祐二年,至元十三年)三月,恭帝和两宫皇太后向蒙古军统帅伯颜投降,南宋实质上灭亡。五月初一,南宋流亡政府在福州成立,改元景炎。新皇帝为度宗长子赵昰,是为端宗。以下仅使用元纪年。

1278年(至元十五年)四月,端宗赵昰卒,陆秀夫等人拥立赵昺为帝。

1279年(至元十六年)二月,张世杰兵败崖山,堕水溺死,陆秀夫背负小皇帝赵昺跳海自尽,南宋彻底灭亡。

1281年(至元十八年),蒙古军第二次大规模征伐日本,史称“弘安之役”。

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察合台汗国海都东进,陷哈剌和林。缅甸向元称臣。

1294年(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忽必烈卒。

1295年(元贞元年),伊利汗国改宗伊斯兰教。

1299年(大德三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建国。

1301年(大德五年),海都卒。

1304年(大德八年),伊利汗国合赞汗卒。

1309年(至大二年),窝阔台汗国灭亡。

1318年(延祐五年)七月十八日,拉施特被杀。

1328年(泰定五年),莫斯科公爵伊凡一世获封“弗拉基米尔及全俄罗斯大公”称号。

1347年(至正七年),黑死病传入欧洲。

1352年(至正十二年),察合台汗皈依伊斯兰教。

1368年(至正二十八年,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府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闰七月二十八日夜半,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开健德门出元大都逃往上都。八月初二,明将徐达兵入大都,元亡。是月,朱元璋以应天府为南京,开封府为北京,改元大都为北平。

1370年(洪武三年),帖木儿灭西察合台汗国,建都撒马尔罕,史称帖木儿汗国。

1380年(洪武十三年),帖木儿灭花剌子模,征战东察合台汗国和伊利汗国。

1384年(洪武十七年),伊利汗国亡。

1405年(永乐三年),帖木儿卒于进攻中国途中。

1430年(宣德五年),克里米亚汗国建立。

1445年(正统十年),喀山汗国建立。

1453年(景泰四年),奥斯曼人灭亡拜占庭帝国。

1466年(成化二年),阿斯特拉罕汗国建立。

1480年(成化十六年),金帐汗联合立陶宛进攻莫斯科,被莫斯科与克里米亚的联军打败。

1500年(弘治十三年),帖木儿汗国亡。

1502年(弘治十五年),钦察汗国宣告终结。波斯人伊斯迈尔建立萨非王朝。

1510年(正德五年),乌兹别克汗在与波斯萨非王朝的战争中兵败被杀。

1526年(嘉靖五年),巴布尔灭亡印度德里苏丹王朝,建立莫卧儿王朝。

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一月十六日,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伊凡雷帝)加冕,自称沙皇,改国号为俄罗斯。

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俄国沙皇伊凡雷帝第二次出兵征伐喀山汗国,迫使其俯首称臣。

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俄国沙皇伊凡雷帝灭亡阿斯特拉罕汗国。

忽必烈建元前纪年对照表

公元 干支 蒙 宋 金

1206 丙寅 太祖元年 开禧二年 泰和六年

1207 丁卯 太祖二年 开禧三年 泰和七年

1208 戊辰 太祖三年 嘉定元年 泰和八年

1209 己巳 太祖四年 嘉定二年 大安元年

1210 庚午 太祖五年 嘉定三年 大安二年

1211 辛未 太祖六年 嘉定四年 大安三年

1212 壬申 太祖七年 嘉定五年 崇庆元年

1213 癸酉 太祖八年 嘉定六年 贞祐元年

1214 甲戌 太祖九年 嘉定七年 贞祐二年

1215 乙亥 太祖十年 嘉定八年 贞祐三年

1216 丙子 太祖十一年 嘉定九年 贞祐四年

1217 丁丑 太祖十二年 嘉定十年 兴定元年

1218 戊寅 太祖十三年 嘉定十一年 兴定二年

1219 己卯 太祖十四年 嘉定十二年 兴定三年

1220 庚辰 太祖十五年 嘉定十三年 兴定四年

1221 辛巳 太祖十六年 嘉定十四年 兴定五年

1222 壬午 太祖十七年 嘉定十五年 元光元年

1223 癸未 太祖十八年 嘉定十六年 元光二年

1224 甲申 太祖十九年 嘉定十七年 正大元年

1225 乙酉 太祖二十年 宝庆元年 正大二年

1226 丙戌 太祖二十一年 宝庆二年 正大三年

1227 丁亥 太祖二十二年 宝庆三年 正大四年

1228 戊子 拖雷监国 绍定元年 正大五年

1229 己丑 太宗元年 绍定二年 正大六年

1230 庚寅 太宗二年 绍定三年 正大七年

1231 辛卯 太宗三年 绍定四年 正大八年

1232 壬辰 太宗四年 绍定五年 天兴元年

1233 癸巳 太宗五年 绍定六年 天兴二年

1234 甲午 太宗六年 端平元年 天兴三年

1235 乙未 太宗七年 端平二年

1236 丙申 太宗八年 端平三年

1237 丁酉 太宗九年 嘉熙元年

1238 戊戌 太宗十年 嘉熙二年

1239 己亥 太宗十一年 嘉熙三年

1240 庚子 太宗十二年 嘉熙四年

1241 辛丑 太宗十三年 淳祐元年

1242 壬寅 太宗皇后元年 淳祐二年

1243 癸卯 太宗皇后二年 淳祐三年

1244 甲辰 太宗皇后三年 淳祐四年

1245 乙巳 太宗皇后四年 淳祐五年

1246 丙午 定宗元年 淳祐六年

1247 丁未 定宗二年 淳祐七年

1248 戊申 定宗三年 淳祐八年

1249 己酉 定宗皇后元年 淳祐九年

1250 庚戌 定宗皇后二年 淳祐十年

1251 辛亥 宪宗元年 淳祐十一年

1252 壬子 宪宗二年 淳祐十二年

1253 癸丑 宪宗三年 宝祐元年

1254 甲寅 宪宗四年 宝祐二年

1255 乙卯 宪宗五年 宝祐三年

1256 丙辰 宪宗六年 宝祐四年

1257 丁巳 宪宗七年 宝祐五年

1258 戊午 宪宗八年 宝祐六年

1259 己未 宪宗九年 开庆元年

1260 庚申 中统元年 景定元年

从铁木真称成吉思汗到忽必烈建元中统,凡54年。

从忽必烈即汗位建元中统到改国号大元,凡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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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铁血蒙元

产品经理 | 殷梦奇 装帧设计 | Mirro 内文设计 | 谈天

出版统筹 | 吴畏 学术顾问 | 陈勤 法律顾问 | 黄荣楠

插图绘制 | 方佳翮 祝牙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策划人 | 路金波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太祖改制 杀意因何而起

中书省内讧

胡惟庸谋反案

废除宰相

内阁与行省

第二章 燕王定鼎 祸在萧墙

兵出燕山

朱棣得位

血腥镇压

迁都北京

第三章 变态统治 锦衣卫

司礼监

东厂与西厂

太监刘瑾

廷杖与文字狱

第四章 多样世俗 头号玩家

转折时期

江南市镇

绅士阶层

市井与江湖

第五章 新型文艺 八股文

段子与叶子

人在江湖

色情与爱情

回归人性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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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21

朱明王朝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明王朝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12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5474-1

Ⅰ.①朱… Ⅱ.①易… Ⅲ.①中国历史-明代-通俗读物 Ⅳ.①K248.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1137号

易中天中华史

朱明王朝

易中天 著

责任编辑 金荣良

装帧设计 朱镜霖

插画 方佳翮 祝牙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天津丰富彩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毫米×1280 毫米 1/32

字数 122 字

印张 7

印数 1-40,000

版次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5474-1

定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太祖改制

杀意因何而起

朱元璋称帝二十三年后,李善长被杀。

李善长可不是等闲之辈。早在朱元璋参军一年,还只是起义军中一名小将时,两人就结为生死之交。据《明史》的记载,他们在闲时甚至还聊到了未来的规划。

朱元璋问:四方战斗不已,何时能够安定?

李善长说:秦末天下大乱,汉高祖以一介布衣而奋起于草莽之中,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只用五年就成就了帝业。如今国家土崩瓦解有如秦末,明公起义之地又近于汉高祖的沛县,山川王气,受之无愧啊!

这就是最早的建国纲领了,尽管记载未必可靠。但要说李善长是朱元璋的亲密战友,大明朝的开国元勋,则半点问题都没有。新政权就是他和朱元璋一起建立的。

据清代上官周《晚笑堂画传》。

然而却被杀了。

罪名也很严重,是伙同左丞相胡惟庸谋反。所以,不但李善长被赐死,他的家人七十余口也都问斩,只有长子李祺由于是朱元璋的女婿而幸免于难。不过,嫁过来的临安公主却跟着倒霉的驸马爷一起,被撵出了京城。 〔1〕

这就非常可疑。

可疑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胡惟庸的“谋反案”发生在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李善长被杀则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五月,两件事相距十年之久。如果李善长是胡惟庸的同谋,请问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被揪出来? 〔2〕

何况逻辑也不通。

我们知道,作案是要有动机的。像谋反篡位这样的惊天大案,更是非有利益驱动和精心谋划不可。可惜这两个前提李善长都没有。想想就知道,如果要做皇帝,当年群雄并起时就可以自立山头,何必等到天下已定再来动手?

说他帮胡惟庸篡位,就更是大谬不然。他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且不说谋反不容易,即便侥幸成功,也不过成为开国元勋,生封公,死封王,儿子成为驸马爷而已。这些好处他现在就有,犯得着为了胡惟庸铤而走险吗?

这可是用脚指头就能算清楚的账。所以在李善长被杀第二年,就有一位小官据此上书鸣不平。照理说,以朱元璋的蛮不讲理和刚愎自用,看了这封奏折应该龙颜大怒。然而怎么样呢?不置可否,那位小官也安然无恙。 〔3〕

由此可见,朱元璋也知道,李善长谋反是冤枉。

同时他又清楚,这件事讨论不得,只能装糊涂。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杀李善长?

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吗?

投效郭子兴之前,朱元璋做过游方僧,乞讨于淮河上游一带。

也不尽然。

没错,朱元璋是杀了不少功臣,而且杀起人来甚至不需要理由。比如功臣中排名第四的宋国公冯胜,便在李善长被杀五年多以后赐死,没有罪名。据《明史》的说法,其原因竟是由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惹得皇帝不高兴。 〔4〕

如此这般,岂非滥杀无辜?

恐怕是的。原因之一,是朱元璋出身卑微,比当过亭长的汉高祖刘邦还不如,当然不可能有唐太宗和宋太祖的气度和雅量。相反,作为政治暴发户,他严重缺乏自信,总怀疑别人看不起他,结果“稍有触犯”便“刀锯随之”,某个御用文人甚至只因为马屁拍得没有创意,也被砍头。 〔5〕

于是,在朱元璋手下做官便成了高危职业。当时,文武百官上朝之前都要与家人诀别,安排后事。晚上回家则喜出望外地欢聚一堂,庆幸自己又多活了一天。 〔6〕

伴君如伴虎啊!

跟朱元璋说话,当然也很难。

某次,这位嗜杀皇帝拿了一份死刑犯名单,给一个名叫袁凯的监察官员看。名单是朱元璋拟的,却被奉旨复审的皇太子朱标删去多人,因此他问:朕与太子,谁是谁非?

袁凯答:陛下执法如山,东宫心存恻隐。

这个说法虽然未免圆滑,但还算得体,也没有恶毒攻击或者挑拨离间的嫌疑。朱元璋却勃然大怒。他指着袁凯咬牙切齿地痛骂说:你这个老奸巨猾的两面派!

袁凯吓得魂飞魄散,回家以后立即装疯,趴在篱笆旁边吃狗屎,这才躲过一劫。当然,朱元璋和他派去监视袁凯的特务并不知道,那“狗屎”其实是用砂糖拌炒面做的。 〔7〕

此类事件层出不穷,可谓史不绝书。

显然,这种“法外加刑,以杀立威”的统治手段,是适用于所有人的,并非特别地针对功臣。事实上,朱元璋杀得更多的,还是贪官污吏、地方豪强和桀骜不驯的将领,以及多嘴多舌的读书人。何况并非所有的功臣都被杀。某些功臣过早离世,也未必就是朱元璋下的毒手。 〔8〕

比如魏国公徐达。

徐达和李善长最早册封公爵,都是特等功臣。封公在后的冯胜等人是一等,封侯的是二等。大明建国后,一文一武两位特等功臣同时成为帝国最早的宰相。李善长任左丞相,位居第一;徐达任右丞相,位居第二,都相当于国务总理。由于功勋卓著地位崇高,徐达的死就特别引人注目。

按照《明史》的记载,由于带兵出征而离开相位的徐达是在朱元璋建国十八年后,李善长被杀五年前去世的,享年五十四岁,死因是背上长了毒疮不治身亡。但据野史,徐达死前朱元璋曾经送去蒸鹅。君有赐,臣不敢不受。因此尽管按照医嘱他不能吃这东西,徐达还是当着使者的面把那蒸鹅吃得一干二净,结果很快就病情加重撒手人寰。 〔9〕

照这么说,徐达竟是被朱元璋谋杀。

但是抱歉,此说可疑。

前面说过,作案是要有动机的。吕后杀韩信,宋高宗杀岳飞,都事出有因:韩信功高震主,岳飞则弄出个姓岳不姓赵的军队来,所以杀岳飞的同时还要夺其他人的兵权。然而徐达虽然功高,却并未震主也不跋扈。每年冬天,手握重兵的他一定从前方回到京城,交还将印,春来再听差遣。 〔10〕

徐达不是韩信,更不是岳飞。

朱元璋对徐达也十分满意,不但称兄道弟,还扬言要把自己当年做吴王时的旧邸赐给他住。这当然是假惺惺,同时也是试探,徐达自然坚辞不就。于是,朱元璋便将徐达拉进府邸灌醉,让他在寝宫睡了一觉。结果徐达醒来以后,魂飞魄散地滚下台阶,跪地磕头不已,连称死罪死罪。

太祖皇帝又很满意。 〔11〕

显然,朱元璋对徐达,猜忌是有的,防范是有的,杀意则未必有。何况吃蒸鹅会致死,也没有科学依据。如果真有依据,那就更加可疑。因为这等于是给被害人送砒霜,岂非向全天下公开宣布“我是凶手”?

朱元璋还没有那么蠢。

因此,按照“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原则,我们应该将此案中的朱元璋当庭释放,其他血债另案处理。

现在再看李善长。

李善长肯定不是死于朱元璋的心理变态。没错,那家伙是疑神疑鬼,喜怒无常,心狠手辣,但也老谋深算,处理重大问题其实都经过深思熟虑。李善长那么重要的人,岂能一时兴起就杀了?功高震主也说不通。此人洪武四年(1371)正月便已退休,难道还能十九年如一日地继续震主,一直震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五月被杀?不可能吧?

很显然,这里面必有玄机。

我们的故事也得从头说起。

中书省内讧

朱元璋早就对李善长不满。

证据,是他在洪武二年的十月秘密召见了刘基。

刘基就是刘伯温,在正史和民间传说中都是一肚子锦囊妙计的诸葛亮式人物。朱元璋跟他密谈的内容,则是要改组帝国的中央政府。因此这事非同寻常,必须注意。

当然,先得简单介绍当时的政治体制。

明代初年,帝国仍然延续元代的制度,也就是以中书省为最高行政机关,以左右丞相为国务总理。只不过将左右的地位由元人的尚右改为尚左,即左丞相排名第一,右丞相排名第二。地位次于左右丞相的平章政事在制度上也有,但是形同虚设。相当于副总理的,实为左丞和右丞。 〔13〕

朱元璋要讨论的,便是这四个职位的安排。

这当然是大事,刘伯温也吓了一跳。因为右丞相徐达就职以后便在北方打仗,政府首脑其实只有李善长一人。中央政府调整人事,岂非就是要动李善长?

于是刘伯温说:善长开国元勋,首相非他莫属。

朱元璋却呵呵一笑:这人多次要加害于你,你倒帮他说好话。如此高风亮节,这丞相你来当吧!

刘伯温当然不能接受。他很清楚,疑神疑鬼的皇帝陛下连李善长都信不过,又岂能当真信任自己?共患难易,同富贵难,韩信可是前车之鉴。于是马上跪下来磕头说:丞相乃国之栋梁,非参天大树不堪重任,刘基只是小树枝。

朱元璋便问:杨宪如何?

杨宪是刘伯温的好朋友,伯温却不肯趁机谋私。他实事求是地回答:杨宪有宰相的才能,没有宰相的器量。当宰相要心平气和宁静如水,以公义公理为原则,杨宪做不到。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伯温回答:比杨宪还要偏狭肤浅。

朱元璋再问:胡惟庸如何?

刘伯温回答:初生牛犊罢了,会弄坏车辕和木犁的。

朱元璋笑了:看来朕的丞相,只能是先生。

刘伯温再次磕头:谢主隆恩!可惜臣身患重病,又不耐烦事务性工作,恐怕会辜负陛下的厚望。以天下之大,何愁没有栋梁之才?只要圣上用心访求就是。若是起用前面说的这几个人,臣愚昧,真心以为万万不可!

朱元璋多少有些失望。

的确,刘伯温是很聪明,可惜这次却完全没猜透朱元璋的心思。实际上进宫之后他首先就该想想,改组中央政府这么大的事情,皇上为什么不找别人,偏偏要跟他商量?难道仅仅因为他足智多谋又忠心耿耿吗?

当然不是。

根本原因在于他是功臣,又不是大功臣。一年后朱元璋论功行赏,刘伯温只封了伯爵,排名三等。但,如果把徐达和李善长看作特等,他就只能算四等了。

抓住了这个关键,一切便都豁然开朗。此前我们一直弄不明白,朱元璋对李善长究竟有什么不满。居功自傲?恃宠弄权?专横跋扈?恐怕似是而非。《明史·李善长传》也只是说他容不得属下侵权,以及对刘伯温出言不逊,逼得刘伯温申请退休,等等。但刘伯温退休是在李善长下台两个多月后的洪武四年三月,陛下怎么在洪武二年十月就不满?整治侵权的属下则在朱元璋称帝之前,又岂能算是冒犯皇帝? 〔14〕

看来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权力欲和控制欲都极强的朱元璋,完全无法容忍功劳大、威望高、能力强的宰相,这才选择杨宪、汪广洋、胡惟庸那样没有政治资本的。当然皇帝陛下十分清楚,这些人难以服众,因此希望刘伯温能够帮忙过渡一下。说实话,他恐怕也没打算让这位才思敏捷聪明绝顶的功臣干多久。宰相的位置,迟早要交给便于控制的人。

但,刘伯温坚辞不就,朱元璋只好另做打算。

李善长当然继续留任,还在第二年得到加封。汪广洋和杨宪也进入了中央政府,只不过杨宪虽然先后担任了第二副总理右丞和第一副总理左丞,却在任命为左丞的当月,也就是李善长加封韩国公的四个月前被杀。这个可怜的家伙甚至连在《明史》立传的资格都没有,只在《太祖本纪二》留下冷冰冰的一句话:中书左丞杨宪有罪诛。 〔15〕

刘伯温不幸言中。

李善长也好景不长。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四年正月他就退休。这就说明,朱元璋早就想让他离开相位,否则不会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差。当然,皇帝也不想把事情弄得太难看,这才特意安排在功臣们的授勋仪式之后。

过了一年,徐达也不再挂名右丞相。 〔16〕

接替李善长主持中书省工作的是汪广洋,不过职位是右丞相,也就是第二总理,第一总理左丞相职位空缺,胡惟庸则被任命为左丞,即第一副总理。两个人都是朱元璋看中而刘伯温反对的,却并不精诚团结。而且很奇怪,竟是级别低的胡惟庸,不断欺负职位高的汪广洋。 〔17〕

说起来汪广洋也是老牌的受气包。洪武三年,汪广洋与杨宪在中书省同事,就受尽杨宪挤对。因为杨宪虽然是职位低半级的右丞,却是洪武二年九月任命的。汪广洋从地方上调进中央,还后来居上,杨宪的忌恨便有如山洪暴发,唆使监察官员告了汪广洋的刁状。汪广洋被赶出了中书省,直到杨宪被杀之后才重返中枢,还被封为伯爵。 〔18〕

照理说,咸鱼翻身的汪广洋应该大有作为。因为到洪武四年正月,他不但升级成为右丞相,而且此时中书省的丞相还只有他一个人。朱元璋恩宠之重,可见一斑。 〔19〕

然而怎么样呢?

两年以后就被贬到广东去了。 〔20〕

罪名,是无所建树。

据说,这是胡惟庸搞的鬼,幕后黑手则是李善长。因为汪广洋在洪武三年六月被免职以后,胡惟庸就接替了他左丞的职位。没想到杨宪被杀,汪广洋卷土重来,还变成了他的顶头上司,这让胡惟庸情何以堪,自然处处为难。汪广洋则是连杨宪都对付不了的,又岂能镇得住李善长的同乡和亲戚胡惟庸?只好事事忍让,当然无所建树了。

朱元璋也很生气。他这样安排,原本就是要让汪广洋和胡惟庸相互牵制,建立一个既能取代李善长处理政务,又能让他放心的班子。汪广洋如此不中用,又要他做什么? 〔21〕

那就滚吧!滚得远远的。

汪广洋下台以后,中书省半年没有首脑。七月,朱元璋任命胡惟庸为右丞相,接替了汪广洋。刘伯温闻讯,不由得喟然长叹:但愿我预言有误,苍生免祸得福。 〔22〕

可惜刘伯温没错,胡惟庸果然不是善类。他先是想陷害徐达,后来又诬告刘伯温有谋反嫌疑,只是均未得逞。不过刘伯温还是被夺去了俸禄,并接到朱元璋的严重警告:明哲保身,觊觎作孽,今念卿功,仅夺卿禄,伯爵如故。 〔23〕

刘伯温只好从归隐之地回到京城,向皇帝请罪。朱元璋没有再说什么,刘伯温却不敢离开。洪武八年四月,忧郁成疾的刘伯温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五岁。后来有人说,他是因为吃了胡惟庸送的药,才病情加重不治身亡的。

奇怪!以刘伯温的聪明睿智和忧患在心,怎么会傻乎乎地吃那药?何况胡惟庸带着医生前往探望是在正月,刘伯温去世却在四月,难道慢性中毒不成? 〔24〕

因此也有人说,真凶其实是朱元璋。 〔25〕

这就更是查无实据了。事实上,由于明代史料已经多次被窜改,此案恐怕难有定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陷害徐达和刘伯温的胡惟庸也不得善终。

胡惟庸谋反案

胡惟庸死于非命之前,先被杀掉的是汪广洋。

汪广洋是在洪武十年九月重新担任右丞相的,胡惟庸则在同月升任左丞相。此时,距离胡惟庸担任右丞相已经四年两个月,时间可是够长的。更何况在此期间,一把手左丞相的职位一直空缺,胡惟庸可以说是独掌相权。 〔26〕

因此,朱元璋在这时配齐班子,就意味深长。

似乎可以肯定,皇帝对胡惟庸的工作基本满意,否则他就不会将李善长退休以后空缺了六年多的职位给他。但与此同时,朱元璋恐怕也开始疑神疑鬼,否则他就不会把汪广洋调回来做二把手。在他看来,汪广洋既然是被胡惟庸排挤出京的,那就肯定会牵制胡惟庸,至少也能充当耳目。

汪广洋却让朱元璋大失所望。

其实想想也知道,汪广洋原本不是好斗分子,在中书省的政治斗争中又总是失败者。所以这次官复原职,他就只想明哲保身,不想惹是生非,竟然每天都泡在酒里。胡惟庸再飞扬跋扈,他也不闻不问,自顾自地夜夜笙歌。

没想到,这就惹出事来了。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监察部门向皇帝举报:刘伯温是被胡惟庸毒死的。朱元璋闻讯大为震怒,同时也暗自庆幸总算没有丧失警惕。事实上,权力欲和控制欲都极强的皇帝早就发现,六年半以来,胡惟庸越来越野心膨胀,自己则越来越大权旁落。官员的升迁,案件的处理,胡惟庸都不经请示就擅自做主,甚至对皇帝封锁消息,以至于那些趋炎附势之徒云集于他的旗下,胡惟庸的相府竟门庭若市。 〔27〕

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皇帝约谈汪广洋。在他看来,这位同在中书省又饱受欺负和挤对的右丞相,多少总能够提供一些胡惟庸贪赃枉法滥用职权的材料。如能坐实谋杀案,就更好。

没想到,汪广洋竟是一问三不知。

朱元璋勃然大怒。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养条狗也不至于如此不中用,这可真是看走了眼。不过朱元璋是一贯正确也永远正确的,因此用人不当的责任,就必须由汪广洋自己来负,谁让他将皇帝陛下的如意算盘毁于一旦呢!

盛怒之下,朱元璋以朋比为奸欺君罔上的罪名,将汪广洋贬到了地老天荒的海南。事后,皇帝越想越气,又派出专使十万火急地追赶那犯官,追到哪里就在哪里赐死。

结果,汪广洋死在了路上。 〔28〕

胡惟庸也很快大祸临头。汪广洋上个月被杀,下个月就轮到他,罪名却不是谋反。据考证,当时朱元璋发表的各种言论,都只说胡惟庸不守人臣之分,擅权结党。当然,按照皇权政治的逻辑,这已经足够让他粉身碎骨。 〔29〕

谋杀刘伯温的事,同样只字未提。

李善长则安然无恙。据说,面对群情激愤的臣下,朱元璋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朕刚刚起兵,李善长就投奔到朕的门下,声称苍生终于能够重见天日。那时,朕才只有二十七岁,善长却四十一了。追究他的责任,于心不忍啊! 〔30〕

这话半真半假,值得琢磨。

实际上,朱元璋并没说李善长无罪,只说不忍。这固然可以理解为袒护,同样可以理解为搁置。毕竟,李善长确实曾经是朱元璋的亲密战友。此刻旧话重提,不能说一点真情实意都没有。何况,朱元璋曾经以铁券与李善长约定,只要不是谋反便可免于死罪,本人两次,儿子一次。现在他仅仅对胡惟庸擅权结党负连带责任,当然罪不至死。 〔31〕

但,如果谋反呢?

那就另当别论。

不幸的是,胡惟庸的案子不断发酵,并且终于正式升级为谋反案。随着知情人的不断检举揭发和出庭作证,胡惟庸的阴谋诡计逐渐浮出水面,而且堪称丧心病狂。

按照朱元璋钦定的结论,胡惟庸发动政变是在洪武十三年正月戊戌日。这天他向皇帝报告,自家井里涌出了酒一般甜美的甘泉。朱元璋欣然前往观看,走出西华门时却被名叫云奇的宦官死死拦住。这个宦官情绪激动,气急败坏地半天说不出话来。如此冲撞圣驾,当然只能招来痛打。然而云奇快被打死时,右手仍然指着胡府。朱元璋恍然大悟,急忙登上城楼,立即发现那宅中刀枪林立,埋伏了重兵。

于是,皇帝马上命令御林军将一伙反贼拿下。 〔32〕

这可真是天方夜谭。照这个说法,胡惟庸谋反岂非皇帝亲自发现而且人赃俱获的?既然如此,他在洪武十三年正月处理此案时,为什么只字不提“谋反”二字?

何况谋反必有同谋,行刺皇帝更非同小可。那么,朱元璋为什么不将胡惟庸下狱严加审问,反倒匆匆忙忙在当天就把他杀了?天底下有这样杀人灭口的吗?

所以,故事都是后来编的。 〔33〕

李善长的案子也一样。按照供词,为两个“反贼”牵线搭桥的是李善长的弟弟、胡惟庸的亲家李存义,后来胡惟庸也亲自出面与之密谈。开出的条件,则是事成之后封李善长为淮西王,但都被李善长拒绝。最后,李善长耐不住他们的纠缠,才叹了口气说:我老了。我死以后,悉听尊便。 〔34〕

这段供词诸书记载不一,也漏洞百出。其实李善长只要安分守己不惹是非,死后封王根本没有问题,他要胡惟庸那张空头支票干什么?但这已经足够朱元璋治罪了。于是皇帝降下圣旨:李善长开国元勋,皇亲国戚,居然对胡惟庸谋反之事知情不报,狐疑观望,暗怀二心,实属大逆不道! 〔35〕

给出的处分是:赐死。 〔36〕

李善长只好自缢,时间是洪武二十三年五月乙卯。 〔37〕

此案同样可疑。据正史记载,早在洪武十八年,也就是胡惟庸被杀五年后,李善长被杀五年前,就有人举报李存义父子是胡惟庸党羽。如果胡惟庸谋反是实,照理说就该顺藤摸瓜严加追查。然而朱元璋的处分,却只是将李存义打发到崇明岛居住,丝毫没有把事情弄大的迹象。

如此这般的根本原因,恐怕就在朱元璋心知肚明,其实胡惟庸并未谋反,李善长更是毫无关系。但是按照皇权政治的逻辑,李善长应该上表感谢皇恩浩荡。毕竟,朱元璋硬要借题发挥大肆株连,也不是不可以,更没人拦得住。

李善长却一句服软谢恩的话都不肯说。

朱元璋很不满意。 〔38〕

胡惟庸案也仍在发酵。洪武十九年和二十一年,胡惟庸里通外国,勾结日本人和蒙古人谋反的证人和证据,被找到或者说制造出来了。而且,那个据说是蒙古间谍的家伙被捕后还被李善长隐匿,洪武二十三年才重新捉拿归案。 〔39〕

这时,再迟钝的人也该知道,法网正在张开。

李善长却感觉良好毫无警觉。为了扩建住宅,他竟然向信国公汤和要了三百名士兵来打工。这当然是他对以权谋私习以为常,此刻却未免有顶风作案之嫌。碰巧汤和又是个胆小怕事的,于是一面照办,一面密报朱元璋。结果,李善长的谋反嫌疑又加重了:退休的宰相,要兵干什么呢? 〔40〕

如此不知检点,落入陷阱就不足为奇。

然而这也反过来证明,李善长绝非胡惟庸同谋,对胡案更是问心无愧。如果有,从洪武十八年起,他就该夹起尾巴做人。同样,朱元璋杀李善长也绝非因为鸡毛蒜皮,而是有着更为长远的打算和极其深刻的原因。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改制,集权。

废除宰相

胡惟庸被杀五天以后,中书省被废。 〔41〕

废除是永久性的。

也是不容置疑的。

为此,朱元璋下了一道严令:

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若有敢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42〕

这是很严重的话。众所周知,凌迟又叫千刀万剐,堪称最残酷的处死方式,一般只用于谋反叛乱者。奏请设立丞相竟然要凌迟,岂非视宰相制度为皇权之大敌?

正是如此。

实际上,作为真正的一代枭雄,朱元璋很早就在思考和琢磨:强大的元王朝为什么会分崩离析?未来的新帝国又该怎样治理?这两个问题他一定想得很透,因此在他刚刚自称吴王时,便胸有成竹地向李善长等人说出了结论:

元氏昏乱,纲纪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骚乱。

也就是说,大元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忘记了“君为臣纲”的立国之本,导致皇帝荒于政务大权旁落,朝臣操弄权柄作威作福,天下失去凝聚力和约束力而至大乱。

因此朱元璋说:

建国之初,当先正纪纲。 〔43〕

换句话说,宰相们必须摆正位置。

如果总也摆不正,就只好废了那制度。

也许,朱元璋是慢慢发现这一点的,但时间不长,最多十三年。十三年来,他用过李善长,用过汪广洋,还重用过胡惟庸。然而怎样呢?要么专横跋扈,要么尸位素餐。在他看来,这就不是用人不当,而是制度有问题了。

好吧,那就改制。

于是,中书省便成了胡惟庸的殉葬品。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李善长、汪广洋和胡惟庸,都成了宰相制度的殉葬品。这里面的逻辑关系是:为了废除中书省并彻底改制,就必须杀胡惟庸。为了杀胡惟庸,又必须先杀汪广洋。杀汪广洋是黑云压城,山雨欲来。然后,就是霹雳闪电,风卷残云,纱帽和人头滚滚落地。

而且,从汪广洋到胡惟庸,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差。

如此迅雷不及掩耳,说明这些动作都蓄谋已久。李善长之死则可能是计划内的,也可能是计划外的。也许,朱元璋最初的想法是能不杀就不杀,但也要未雨绸缪。所以,此人的罪证便一直在收集或者制造,以备不时之需。

达摩克利斯之剑,悄悄悬在了李善长的头顶。

什么时候掉下来,则全在朱元璋的一念之间。

事实上,直到李善长被赐死的五个月前,也就是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朱元璋摆出胡惟庸案已经了结的姿态,以“肃清逆党,榜列勋臣”为名重新颁布功臣榜,李善长也仍然榜上有名。这是要保全李善长,还是要麻痹他,不知。 〔44〕

但是李善长不该忘记,朱元璋并非没有给过警告,而且话说得非常严重:卿谋欺诳,法当斩首。然行赏有誓,尔当三免极刑。今无患矣,止削禄一千四百石。 〔45〕

因此,李善长如果识趣,就应该向汤和学习,而不是向汤和借兵,甚至应该比汤和还要谦恭、克制和低调。比方说谢绝与朝中大臣的任何交往,过简朴的生活等等。朱元璋是痛恨官员贪腐奢靡的,更忌讳他们来来往往窃窃私语。

可惜他没有,还继续呼风唤雨。

这就让朱元璋认为,李善长树大根深。有这样一棵大树立在那里,旧制度就随时都有复辟的可能。毕竟,李善长是首相也是名相,看见他就会想起中书省。所以,只有杀了他和他的党羽,才能将宰相制度斩草除根。

问题是,李善长当真非杀不可吗?

恐怕如此。要知道,朱元璋的祖训在他身后,并非百分之百地得到了实行。比方说,宦官不得干预政事和读书识字的规定,就被破坏得一塌糊涂,以至于明代是东汉和晚唐之后宦官势力最大的时期。严禁设立丞相却被严格遵守。原因之一,恐怕是提到宰相就会想起李善长的遭遇吧?不要忘记据官方统计,大清洗中被害人数竟多达三万以上。 〔46〕

不过,这也只是原因之一。

根本原因是皇帝尝到了甜头。废相以后,权力就集中到皇帝这里了。至尊天子真正君临天下,独享了最高决策权和指挥权,以及对所有人生杀予夺的权力,而不必担心有什么宰相之类的人掣肘,也不必担心有什么权臣来篡位。

这可是许多皇帝梦寐以求却未能实现的事。汉武帝杀了那么多丞相都没能解决问题,他发明出来对抗和架空宰相的大将军反倒成为王朝的掘墓人,岂非讽刺?同样,曹操通过恢复丞相职位为子孙挣下的家当,后来却被权臣依样画葫芦地篡夺了去,又岂非讽刺?

皇权与相权,几乎天生是冤家。

那么,不要宰相,不行吗?

恐怕不行,至少很难。宰相制度毕竟由来已久,而且很有道理。因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是既有国家元首,又有政府首脑的,就像公司要有董事长和总经理。政府首脑或者总经理既然不能没有,宰相制度又岂能废除?

也只能削弱和限制其权力。

为此,历朝历代挖山不止。

唐的办法是制衡,用三省六部制把相权分为决策、审核和执行三块,同时改宰相府为政事堂,也就是变国务机关为国务会议,国务总理为国务委员。宋则分流,将军权和财权分给枢密院和三司,又将宰相分为正副。至于元,虽然只有中书一省,长官中书令却由皇太子担任,可谓监督。

然而怎么样呢?

主荒臣专,威福下移。

相权对皇权的威胁,简直就挥之不去。

既有历史经验,又有亲身经历,朱元璋这个流民出身的霸道总裁决定掀翻桌子,再也不按照什么“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分工合作”的游戏规则跟大家玩了。

结果却出乎意外。

掀翻桌子以后,天下并未大乱,没有了首脑的政府也没垮台,反倒是即便皇帝不上朝,国家机器也正常运转。权臣专政或者篡位的事情,更是从未发生。

看来,扬汤止沸,真不如釜底抽薪。

维护皇权的人非常满意。

留下的隐患,却很少有人想到和关注。

所以,清人入关以后,就全盘继承了朱元璋的这个制度安排,同样不设立宰相和相关机构。秦汉建立并且延续到元的宰相制度,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也就是说,除明初十三年,明清两代没有宰相。

不过这样一来,就有了一个问题:原来按照分工由宰相负责的那部分工作,谁来做呢?

朱元璋和他的儿子自有办法。

内阁与行省

朱元璋的办法之一,是将六部升格。 〔47〕

六部就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从隋唐到明初,它们一直就是宰相机构的下属职能部门,起先属于尚书省,后来属于中书省。那个时候,六部官员奏事都要通过宰相,皇帝甚至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

中书省被废以后,六部没了领导,只能直属皇帝。皇帝没了宰相,处理政务只能依靠六部,也得提高其待遇,增加其权力。于是,部长(尚书)便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副部长(侍郎)则由正四品升为正三品。皇帝有政令,直接批示六部执行;六部有想法,也直接报告天子,就连各司的司官都能直接向皇帝上书,用不着任何中转。

六部成为最高行政机关。

同样重要的,还有最高监察机关。

最高监察机关原本叫御史台,后来改名都察院。都察院长官叫都御史,正二品;副职叫副都御史,正三品;再次佥都御史,正四品。都御史又称总宪,副都御史称副宪。他们和佥都御史一起都称为都堂,而且都分左右。右职多半作为特派员的加衔,总督和巡抚就是那样的特派员。

六部尚书和都御史,合称七卿。

然后是最高法院大理寺。长官大理寺卿,正三品;副职左右少卿,正四品;再次左右寺丞,正五品。明清两代,大理寺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如有重大案件,便由三法司共同审理,俗称三堂会审。

最后一个重要机关叫通政司,负责向皇帝转交全国各地的建言献策和陈情申诉。长官通政使,正三品。

六部尚书、都御史、大理寺卿和通政使,合称九卿。

九卿之上,再无首长。

所在部门,即为中央政府。

只不过有九个,而且各行其是,互不相干。

九个政府直属,权力固然集中于皇帝,责任和负担却也都到了他身上。最忙的时候,每天要处理数百项事务。如此巨大的工作量,绝非常人所能承担。就连朱元璋也说: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 〔48〕

于是,内阁诞生。

内阁是明代特有的机构和制度。而且准确地说,是在明成祖时代建立的。在内阁供职的官员,叫殿阁大学士,也叫阁臣或中堂。后者本是宰相别称,因为宋代宰相的办公地点在中书省的政事堂。阁臣叫中堂,是不是意味着明代的内阁就是相府或国务院,殿阁大学士就是宰相呢?

当然不是。

实际上内阁的本义,是大内的殿阁,比如武英殿或者文渊阁。朱元璋废除中书省以后,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便起用殿阁大学士作为顾问和助理。不过大学士有职无权,而且往往是临时工。因此,内阁充其量只是皇帝的秘书处。

成祖时代形成制度以后,大学士官阶也不高,一直都是正五品官员,远远不如正二品的六部尚书。但到后来,内阁权力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以至于入阁有如拜相,阁老真如中堂,称为“阁下”更是恰如其分。 〔49〕

这可是朱元璋始料未及的。

宰相制度阴魂不散,内阁制度李代桃僵,对明代政治的影响极其巨大,许多“特色”都由此产生。这就只能从长计议了。需要强调的是:内阁是内阁,六部是六部。六部尚书兼任殿阁大学士是后来的事情。由于内阁不三不四,而导致宦官擅权和特务横行,也是后来的事。

虚线代表改制前,实线代表改制后。

现在要说的,是行省。

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行有“在外”之意,比如行宫和行辕。所以,行省就是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这是元代留下的政治制度遗产,而且元帝国不但有行中书省,还有行枢密院和行御史台,简称行省、行院和行台。就是说,最高行政机关、军事机关和监察机关都有派出所。

元人这样做,因于他们是异族统治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必须由中央派大员镇抚军事占领区。行省、行院和行台的长官,当然也都由蒙古人或色目人充任。

朱元璋就没有这个必要。

再说,中书省都没了,又哪来“行中书省”呢?

问题在于,视“行中书省辖区”为地方行政区划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大家也都习惯了甘肃省、四川省或者福建省这样的称谓。如果撤销行中书省,这些地方怎么办?

朱元璋的办法是:改省为司。

这里说的省和司,都是指机构,不是指区划。区划仍然得叫省,比如河南省或江西省。但省政府得叫司,而且不能只有一个,得有三个,分别是:

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使司,俗称藩司。

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按察使司,俗称臬司。

都指挥使司,俗称都司。

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合称三司。

三司都是省政府,但分工不同:

藩司管行政、民政、财政和官员考核。

臬司管司法和监察。

都司管军政。

如有大事,则必须三司会议。

三司的长官分别是:

布政使,俗称藩台,从二品。

按察使,俗称臬台,正三品。

都指挥使,俗称都台,正二品。

总之,长官都叫使,衙门都叫司。

三司体制的最大优点是权力分散,地方官员难以形成与中央抗衡的力量,皇帝可以放心。明显不足,则是政出多门效率低下,一旦有事便无人负责也无法问责。

于是,巡抚和总督产生。

巡抚的本义是巡察抚慰,总督的本义是总理督察,顾名思义都是差遣而非职务,因此也没有品级。事实上明代巡抚和总督本为兼有宪衔的特派员,巡抚兼右副都御史,总督兼右都御史,编制也都在都察院。具有地方官员特征,要到明的后期;正式成为封疆大吏,则要到清。

清的制度,多半继承了明。

省的概念,更是延续至今。

太祖改制,确实影响深远。

至于省政府改制重组的时间,则在废除中书省的三年半以前,可见这位霸道总裁早就布下棋局。遗憾的是,很少有人想到,这些动作竟会改变了中华帝国的走向。 〔50〕

没错,明专制,清独裁,就从这里开始。

包括后来的闭关锁国,也如此。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现在,朱元璋通过一系列组合拳,终于理顺皇帝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他成了自己的国务总理,以及各级官员的授权人。没有了中间商赚差价,陛下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乐此不疲地日理万机,使自己成为帝国头号劳动模范的候选人,尽管除了皇天上帝无人可以为他授勋。

可惜他没想到,传统政治制度是有道理的。中央政府有宰相,至少表示官僚集团是半个当家人。现在好了,什么都是你的,什么都归你说了算,我们又何必多管闲事?明末李自成打过来的时候,满朝文武全都无动于衷见死不救,甚至暗地里乐观其成,便恰恰是朱元璋种下的祸根。

他当然也想不到,留给孙子的皇位会被儿子夺走。

第二章

燕王定鼎

祸在萧墙

燕王起事那天,狂风暴雨。 〔1〕

这是公元1399年七月的事情。一年前,七十一岁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京去世,时年二十三岁的皇太孙朱允炆(读如文)遵照遗嘱继承皇位,是为建文帝。正史说,这位年轻人有着一颗仁慈而柔软的心,善待人民并且热爱学习。因此他或许没能想到,自己竟会被亲叔叔逼得走投无路。 〔2〕

太祖高皇帝却已经种下祸根。

按照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念,朱元璋应该算得上是个幸福的人,哪怕他不是大明王朝的高皇帝。因为他居然有二十六个儿子,而且大多茁壮成长。更让人羡慕的是,前面五个还都是或被说成是嫡出,即原配马皇后所生。帝国的江山社稷和万世基业是否后继有人,在他那里原本不是问题。 〔3〕

何况,嫡长子朱标早已立为皇太子。

于是,洪武三年四月,他一口气封了九个王:

次子朱樉(读如赏),马皇后子,封秦王,都西安。

三子朱(读如刚),马皇后子,封晋王,都太原。

四子朱棣(读如第),马皇后子,封燕王,都北平。

五子朱橚(读如肃),马皇后子,封吴王,都钱塘。

六子朱桢(读如真),胡充妃子,封楚王,都武昌。

七子朱榑(读如福),达定妃子,封齐王,都青州。

八子朱梓(读如紫),达定妃子,封潭王,都长沙。

九子朱杞(读如启),生母不详,封赵王,次年薨。

十子朱檀(读如谈),郭宁妃子,封鲁王,都兖州。

当时,朱杞才一岁,朱檀才两个月。 〔4〕

洪武十一年,又封了五个。 〔5〕

最后,除太子朱标和幼子朱楠外,全部封王。 〔6〕

王国所在之处也多为战略要地,尤其是第一批所封的八个王,以及成都的蜀王朱椿,荆州的湘王朱柏。于是,朱家这些名字带有“木”字偏旁之皇子的政治军事势力,便森林般地覆盖全国,成为一种不可描述的力量。

没错,他们可能是藩篱,也可能是隐患。

这是明眼人都能看出的。洪武九年,山西省平遥县一个担任训导名叫叶居升的小官上书朝廷,批评朱元璋建国以来犯有三个错误:分封太侈,求治太急,用刑太繁。他还特别提醒陛下:汉高祖封建诸王而有七国之乱,晋武帝分封天下而有八王之乱。前车之鉴犹在,不可粗心大意。

注:朱橚在洪武三年始封吴王,洪武十一年改封周王,十四年就藩开封。

结果,这个小官死在了狱中。 〔7〕

不过,朱元璋一意孤行,倒也不完全是刚愎自用和固执己见。事实上,由于帝都远在东南,北边又不太平,必须有得力干将镇守地方。可惜功臣是他信不过的,信得过的只有儿子。安排朱樉都西安,朱都太原,朱棣都北平,朱橚都开封,其良苦用心已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再说太子已立,又何惧之有!

但是谁能想到,那储君竟会先他而去呢?

皇太子朱标是在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去世的。当时朱元璋已经六十五岁,完全没有想到会遭受如此打击,便老泪纵横地在东角门召见群臣,询问计将安出。

八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说:有皇孙。 〔8〕

九月,朱允炆立为皇太孙。

现在看来,这未必是朱元璋的唯一选择,更非他的最佳选择。作为踏着无数尸骨登上皇位的枭雄,他非常清楚幼小文弱的朱允炆多半压不住阵脚,立燕王朱棣更为合适。因此他问:国赖长君。第四子英武似朕,立为太子如何?

刘三吾又说:立了燕王,秦王和晋王怎么安排? 〔9〕

秦王和晋王同为嫡子又年长,摆不平啊!

朱元璋只好作罢。

被立为储君的那个十五岁少年也忧心忡忡。他问自己的辅臣黄子澄:叔叔们如狼似虎,到时候我可怎么办?

答:削藩,削弱藩王们的力量。

朱允炆听进去了。六年后即位,他又问黄子澄:当年在东角门说的话,先生忘记了吗?

答:不敢。

但是怎么做,有分歧。

兵部尚书齐泰主张直接拿朱棣开刀,因为威胁最大的是马皇后那四个儿子,而秦王和晋王在此时都已去世。擒贼先擒王,树倒猢狲散。拿下朱棣,便可定局。

黄子澄却认为,燕王树大根深难以动摇,因此主张吃柿子挑软的捏,先将本来就有劣迹的诸王问罪,其中首选就是周王朱橚。朱橚和朱棣是同母兄弟,削周即削燕。 〔10〕

议决,便雷厉风行。

周王朱橚被秘密逮捕,废为庶人,软禁在南京。

岷王朱楩(读如便宜的便)被废为庶人。

齐王朱榑被废为庶人,软禁在南京。

代王朱桂被废为庶人,软禁在大同。

湘王朱柏拒捕,自焚而死。 〔11〕

如此霹雳手段,连建文帝都看得胆战心惊。因此当齐泰和黄子澄主张再接再厉抓捕燕王朱棣时,他犹豫了。这位新皇帝说:朕即位不久,便已经连废五王。如果还要动到燕王叔叔头上,你们让朕如何向天下人解释交代? 〔12〕

齐泰和黄子澄也只好作罢。

燕王却坐不住了。

没有证据表明这位藩王早有觊觎皇位之意,也无法肯定他就不曾想过。论文韬武略,此人原本远胜建文帝。更何况朱元璋的凤子龙孙,谁都有资格当那接班人。

有人便认为皇帝就该朱棣来做。

这个神秘兮兮的人物叫姚广孝,十四岁削发为僧,法号道衍,后来还俗。洪武三年太祖封建诸王,要求儿子们各选名僧作为国师,姚广孝或者说道衍却自己选了朱棣。他对这位新王爷说:殿下如能用臣,当送白帽一顶。 〔13〕

朱棣是王。王上加白,是皇。

半僧半俗的道衍法师姚广孝被燕王带到北平,成为王府里面摇鹅毛扇的人物。他甚至不放过任何煽风点火和积极劝进的机会。洪武末年某日,天气寒冷,燕王出上联说: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姚广孝应声答道: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做主?朱棣听了,据说非常高兴。 〔14〕

可惜,这多半只是小说家言。

朱棣后来的决定,也非姚广孝能替他做。

实际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自从开始削藩,朝廷与燕王之间的相互猜忌和防范就从未停止,哪怕朱棣在家中装病也无济于事。建文元年六月,有人举报燕王府中有阴谋,又有人供出燕王准备起兵。兵部尚书齐泰立即发出兵符,命令北平都司官员张信逮捕朱棣。张信不肯从命,潜入燕王府如实相告,开诚布公地说:王爷如果没有那个意思,请束手就擒跟臣走。如果有,也请实话实说,不必相瞒。 〔15〕

朱棣无路可退,只能要姚广孝择日起事。

姚广孝却说,必须某月某日某时。

结果时辰一到,雨骤风狂。

燕王脸色大变。

那和尚却说:

圣殿下是个龙,正要风雨大,方助得势头起。

朱棣闻言大喜,下令出征。 〔16〕

明代历史也从此改写。

兵出燕山

朱棣出兵前,先杀了几个人。

被杀的是朝廷派来监视朱棣的北平地方官。朱棣装病的时候他们曾经前往探望,只见王爷大热天拥着火炉,还浑身哆嗦叫冷。因此,当燕王宣布病愈,并且表示愿意交出朝廷通缉之人犯时,他们犹豫了片刻还是进宫了。

燕王请他们吃西瓜。

刚刚吃了一片,燕王突然站起来破口大骂:寻常百姓家尚且兄弟宗族和睦,寡人身为天潢贵胄却天天被追杀,简直不得一日安宁。朝廷待我如此,还有什么是干不得的?本王又何曾有病,全是被你们这帮奸臣所逼!

说完,愤然扔下西瓜。

卫士们一拥而上,南京政府的人被擒。 〔17〕

北平也很快就落入燕王手中。

接下来便是祭旗衅鼓,誓师出征。

打出的旗号是清君侧,法律依据则在祖训:

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既平之后,收兵于营,王朝天子而还。 〔18〕

因此,朱棣以“靖难”自居。

可惜这说不通。

没错,燕王可以把齐泰和黄子澄说成是奸臣,内有奸恶亲王也可以统领镇兵讨平之,然而前提却是奉天子密诏。那么请问,朱棣有建文帝的密诏吗?当然没有。

何况最后是要退兵归藩的,有吗?

也没有,恐怕就不曾想过。

那他不是谋反篡逆是什么?

燕王自己当然更是心知肚明。建文削藩时,曾派刘伯温的儿子刘璟到北平观察动静。燕王知道刘璟非同寻常,便在某次下棋时半开玩笑地说:你就不能让着我一点吗?

刘璟正色回答:该让的让,不该让的半点不能。 〔19〕

所以燕王对姚广孝说:民心向着那个人,奈何?

姚广孝答:臣只知天道,不知什么民心。 〔20〕

这是胡扯!

什么是天道?

出征时的狂风暴雨吗?

当然,如果有灵异,燕王他们也不会放过。建文四年五月七日,燕军兵临泗州(今江苏省盱眙县)城下,守将二话不说就开门投降。朱棣高兴地问:你是怎么想的?

守将答:本地僧伽神最灵,是他托梦于臣。

这故事立即被遍告全军。 〔21〕

不过,朱棣非常清楚,民心向背还得自己争取。因此他在历时三年的战争中坚持严明纪律约束部队,绝不允许滥杀无辜和掠夺百姓,甚至要求优待俘虏,善待亡灵。

燕王自己也以身作则。他曾经亲自走进战俘营里对那些降卒说:谁没有双亲?谁没有故土?本王也是为了妻儿老小能够活命,不得已才起兵的。你们愿意留下的,将来本王论功行赏,想回家的发给盘缠,私自逃跑者格杀勿论。 〔22〕

所有人都山呼万岁。

阵亡的南京政府军将士则被以礼安葬,燕王甚至为他们撰写了碑文,大意是:你们都是追随太祖高皇帝南征北战的英雄啊!如今既无公义又无私仇,只因奸臣逼迫,便毙命于刀锋之下,暴尸于荒野之中,真是何等无辜和不幸! 〔23〕

结果,战俘们回去以后都说燕王仁义。

背了黑锅的齐泰和黄子澄禁都禁不住。

对待自己的部下,燕王更是将心比心。某次行军露宿在野外,天寒地冻夜不能寐,唯独燕王面前有一小堆废弃马鞍燃起的篝火。看见冻得瑟瑟发抖的士兵往火前凑,燕王立即发出邀请,让他们围在自己的身边。朱棣说:饥寒交迫最难忍受,本王真是恨不能让三军将士都来这里烤火啊! 〔24〕

这个故事迅速传遍全军。

甚至直到胜利在望的建文四年年初,燕王也没有改变他的一贯作风。某次行军途中,他看见一个生病的士兵躺在路边呻吟,立即让随从把士兵扶上自己备用的马匹。燕王动情地说:人病不能行走,不带上他就意味着抛弃他。何况他是因为随我征战而生病的,又岂有不闻不问之理? 〔25〕

这个故事同样迅速传遍全军。

将不弃则兵不离。艰难的三年内战中,南京政府军不乏投降者,燕王这边却几乎不见叛逃,并非没有原因。 〔26〕

更难得的是,朱棣并不以功利主义的态度看问题。建文四年六月,南京政府军中有人杀了兵部侍郎陈植,率众投降燕王。燕王的处置却是将那邀功请赏的叛徒立即斩首,同时隆重地安葬了拒不投降,坚持抵抗自己的陈植。 〔27〕

这个处置漂亮之极。实际上燕王这样做,恐怕不仅只是教育部下应该忠诚,也是在宣示自己战争的正当性。因为正义之师是不会欣赏叛徒的,尽管他一直在招降纳叛,也尽管泗州守将投降与那个家伙杀害陈植只差一个月。但,前者是得到神启,后者却是卖主求荣,又岂能同日而语?

朱棣称得上是政治家。

他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打什么牌。

当然,战争毕竟是战争,不能战胜对方便是空谈。何况朱棣以藩王的身份反抗朝廷,原本就处于劣势;而坚持正统观念和纲常伦理,效忠建文皇帝的也不在少数。

比如南京政府军的先锋官平安。

平安是朱元璋的养子,曾经跟随燕王攻城略地,对燕王的战略战术了如指掌。因此两人的战争可谓棋逢对手,不敢大意的燕王也只好亲自迎战。结果是马受伤,箭用完,手中宝剑折断,五次三番差点就被平安立斩马下。

事实上从建文元年到四年,作为死敌和劲敌的平安每次都让燕王几乎陷入绝境。甚至直到后来战败被俘,他还大言不惭地说:臣杀殿下,有如摧枯拉朽。

燕王叹息说:高皇帝真会养壮士!

然后,客客气气把平安押送北平。 〔28〕

好在平安是将不是帅,燕王的政治天赋和军事才能却远在建文帝之上。当然,他也应该感谢父皇把功臣和宿将杀得差不多了,建文帝能够支持三年只因为他在南京。

燕王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

于是,他决定不再攻城略地,而是直扑金陵,并且绕过济南和徐州。因为尽管经由济南是走直线,可惜济南的守将忠贞不二智勇双全。建文二年,用兵如神的燕王中了他的诈降之计,差点死在那里。除了避其锋芒,其实别无选择。

攻打徐州也一样,那只能是消耗战。

事实证明朱棣的决策很正确。建文四年四月,孤军深入的燕王在南方战区大败政府军,活捉平安。战争进行得艰苦卓绝险象环生,燕军将领绝大多数都信心不足。因此,胜利之后全军欢声雷动士气高涨,黄子澄闻讯则放声痛哭:大事去矣!我们这些人死一万次,也不能赎误国之罪! 〔29〕

形势急转直下,民心向背大变。

事实上到了战争后期,起兵的合法性问题已经没有太多人在意,大家更为关注的是谁胜谁负。毕竟,无论谁当皇帝都是朱家人,其实不关臣民的痛痒。成者王侯败者寇,正确地选边站队才是牵涉到身家性命的大问题。

那么,南京方面又如何呢?

据《剑桥中国明代史》。

朱棣得位

南京政府昏招迭出。

不能说建文帝没有头脑,更不能说他没有预感。据未必可靠的史料称,册封皇太孙之后,朱元璋曾自鸣得意地对他孙子说:朕安排已定。诸王驻守边疆,边境可保无事,你就高枕无忧踏踏实实地做个太平皇帝好了。

朱允炆却问:外敌入侵有诸王,诸王发难又靠谁?

太祖高皇帝竟无言以对。

看来,那时他并不认为这种事情会发生。

沉默良久,朱元璋反问:你说呢?

朱允炆答:以仁德感化,以礼仪制约,感化制约不了就削减封地,削藩不成就废爵,实在不行就出兵。

高皇帝说:也只能如此。 〔30〕

可惜这是典型的纸上谈兵,沙盘推演都没有。因此事到临头,建文帝和他的臣僚并不知道计将安出。最为迂腐可笑的是,与朱棣一口咬定自己受奸臣迫害,兵出燕山属于正当防卫相反,他们就连如何定义这场战争都要争论不休。最后还是齐泰一锤定音:明其为贼,敌乃可克! 〔31〕

建文帝这才下诏,称朱棣“义不容赦”云云。

然而四个月后,齐泰和黄子澄就被罢官。直接原因当然是南京政府讨伐“反贼”的大军被打得一败涂地,燕王语气强硬地要求立即处死奸臣。皇帝不能照办也不能不办,只好将齐泰和黄子澄藏起来,再用罢官的说法去忽悠燕王。

这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请问,齐泰和黄子澄到底是不是奸臣,燕王又是不是反贼?如果燕王是反贼,就该驳回妄言将其剿灭。如果齐泰和黄子澄是奸臣,则应该捉拿归案就地正法。现在的做法两头不靠,算是哪一出?

何况“清君侧”不过借口。处分齐泰和黄子澄,这借口就等于被坐实。更何况明贬暗藏,天下人能不知道?结果是除了让燕王耻笑,将士寒心,不会有什么别的效益。

问题是这种蠢事不止干了一回。建文三年,正月时东昌告捷,齐泰和黄子澄官复原职;三月份兵败大名,那两个人又被贬斥。如此首鼠两端,只能说明建文帝既无定力,也无主见,还没有担当,只能让燕王看不起。 〔32〕

所以,朝廷以后再派使节,便只有受辱的份。

比如最高法院副院长薛岩。 〔33〕

薛岩是在齐泰和黄子澄再次罢官时出使燕营的,燕王则在之前对此表示了有条件的满意。于是朝廷便以为有了可以讨价还价的机会,开出的条件则是恢复朱棣王爵,也不追究他和将士们的战争责任,只是以后不得干预朝政。

与此同时,他们又拟定了天子密诏印在黄纸上,让薛岩将这些传单在燕营秘密散发,以动摇军心。

燕王看了公文,问薛岩:皇上怎么说?

薛岩答:殿下早上解甲,朝廷晚上就撤兵。

燕王一声冷笑:这不是哄小孩子吗?

薛岩吓了一跳。

燕王又说:我这里有大丈夫!

众将士齐声呐喊:杀了他!

薛岩屁滚尿流。

燕王却说:薛岩是天使不是奸臣,随本王阅兵吧!

这其实是耀武扬威,薛岩也看得心惊肉跳。

那些黄色的纸,当然根本不敢拿出来。

回到南京,更满嘴都是燕王的好话。

这是建文三年四月的事。到四年六月,谈判代表就升级为朱棣的堂姐庆城郡主,条件也变成了划江而治。

燕王却不吃那一套。

他问:周王和齐王在哪里?

郡主如实回答:周王尚未复爵,齐王仍然软禁。

燕王一眼看穿南京政府没有半点诚意。是啊,如果当真想要和平,周王和齐王就是最好的谈判代表。至少,也应该改善二王的现状做做样子,他们却连样子都不肯做。

割地求和,也是这样求的?

呵呵!这可真只能“呵呵”了。

不过,燕王心里冷笑,话却是另外一套。他流着眼泪对堂姐说:弟弟不想要地。皇考赐的地尚且保不住,哪里还敢想什么划江而治?弟弟只想诸王复位,只想杀奸臣。请姐姐替我转告,如果上天保佑,兄弟姐妹们见面不晚了。

哈哈,这其实是最后通牒。 〔34〕

谈判代表则继续升级,变成诸王。

传达的内容,则还是前面那一套。

燕王一看又没有周王,脸色马上就变了。何况诸王都是他的弟弟,也就毫不客气:刚才那些话是奸臣教的吧?

诸王哭丧着脸回答:皇兄明察秋毫。 〔35〕

什么事情都没办成的诸王被礼送回京,建文帝计无可出,只能以泪洗面。齐泰和黄子澄外出搬兵并无结果,秘密送往全国各地的诏书也如泥牛入海,丧钟却悄然响起。 〔36〕

皇帝终于发现自己成了孤家寡人。

事实上在那个闷热的夏天,背叛成为主题,就连建文帝最信任的谷王朱橞(读如惠)和大将李景隆也不例外。朱橞是诸王中最早举报北平有变的,后面那位则是秘密逮捕周王的执行人,以及讨伐燕王的前线总指挥。然而六月十三日那天燕王兵临南京城下,打开金川门的就是他们两个。 〔37〕

兵不血刃进入帝都的燕王立即派出骑兵千余,寻找周王和齐王。据说,周王看见铁骑奔驰吓得魂飞魄散,得知是派来救他的才破涕为笑。不过,周王、齐王、谷王和李景隆以后也都被指控谋反,因为朱棣做了皇帝也要削藩。 〔38〕

至于朝廷官员,正史的记载是两个字:俱降。 〔39〕

俱降未必,多降恐怕是真。

建文帝则下落不明。可以确定的是,当时宫中曾经燃起熊熊烈火,大火扑灭后也找到了烧焦的尸体。于是燕王宣布那就是朱允炆的遗骸,并在八天后以天子之礼安葬。 〔40〕

但,更多的人相信建文帝已经出走。

出走并非没有可能。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大火是建文帝在绝望时下令放的,混乱中马皇后跳进火中殉节,其他人则找到了朱元璋秘藏的小箱子。打开一看,内有三张作为僧侣出家证明的度牒,以及关于逃跑路线的指示。大家依计而行,从便门逃出皇宫,又在护城河边见到前来接应的道士。

那道士说,是太祖高皇帝托梦要他来的。 〔41〕

这种诡异的故事可信程度很低,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建文帝确实自焚而死,那具尸体也可能是马皇后的。事实上朱棣自己也将信将疑,因此后来一直派人四处暗访。不过这在当时问题不大,因为无论如何建文帝都已不在岗。

填补空白的,则非燕王莫属。

有人却问他:殿下先谒陵,还是先即位?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燕王直奔孝陵而去。这里面的政治意义非同一般:先谒陵,则皇位来自太祖。因此,提醒燕王的那个名叫杨荣的小官,后来便成为新皇帝的重臣。 〔42〕

之后,朱棣即位,是为明成祖。

由于年号永乐,所以也叫永乐皇帝。

历史则失去了一次机会。因为按照正史的说法,建文帝跟他父亲一样宅心仁厚。如果此后几十年的执政者是他而非暴力夺权的燕王,明代政治也许不至于那么黑暗。

永乐皇帝朱棣也很快就露出了狰狞面目。

大屠杀开始了。

血腥镇压

朱棣最想杀的,当然是齐泰和黄子澄。

这件事很容易地就办成了。毕竟,他们是朱棣起兵以后始终口口声声要杀的所谓奸臣。因此通缉令一下,很快就被捉拿归案,也不会有人胆敢营救。结果齐泰被杀,还牵连到族人。只有六岁的儿子幸免于难,发配为奴。 〔43〕

黄子澄则被带到御前审问。这位削藩的“首恶”丝毫都不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甚至毫不客气地对朱棣说:殿下向来悖谬,不可为训,只怕子孙后代有跟着殿下学坏的。

朱棣恼羞成怒,下令将黄子澄的家人和亲戚全部带过来让他们号哭,然后要黄子澄写下自己的罪状。

黄子澄写道:罪在削燕太晚,以致成此凶残。

朱棣怒不可遏,下令砍去黄子澄双手。

接着,又砍去双脚。

最后,他被肢解。

黄子澄求仁得仁,死而无憾。

兵部尚书铁铉(读如绚)也一样。

铁铉是朱棣的劲敌。建文二年燕王攻济南,守将便正是此人,结果围攻三月不下。朱棣无奈,下令引水灌城。铁铉却让守城士兵昼夜哭泣:我们就要像鱼一样死了。又让百姓出城说:谁不是高皇帝儿子?谁不是高皇帝臣民?如果大王退兵十里单骑入城,臣等敢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燕王信以为真,果然单刀赴会。

结果呢?刚刚走上吊桥,铁板就从天而降。

死里逃生的燕王下令炮轰济南城,铁铉却在城楼上竖起太祖高皇帝的牌位,害得朱棣攻也不是,不攻也不是。最后还是姚广孝把他劝回北平,铁铉则被任命为兵部尚书。 〔44〕

这一箭之仇,岂能不报?

何况此人还死不改悔。

实际上铁铉被带到朝堂后,就自始至终背对朱棣,口中更是骂声不绝。朱棣下令割掉他的耳朵,铁铉不回头。割掉鼻子,依然故我。气急败坏之下,朱棣丧心病狂地命令将那些割下的肉烧烤以后塞进铁铉嘴里,问他好不好吃。

铁铉答:忠臣孝子的肉,当然好吃。

朱棣暴跳如雷,大喝一声:剐!

结果,刽子手剐一刀,铁铉骂十句。

这时朱棣简直就要气疯了,下令将铁铉扔进油锅。然而进了油锅,尸体也不面对御座。朱棣盛怒,又让宦官将尸体捞出朝北跪下,冷笑一声说:看你朝不朝朕!

谁知话音刚落,铁铉身上的沸油突然四溅,宦官们纷纷夺路而逃。回头再看,那尸体依然背对朱棣。

朱棣目瞪口呆,只好下令安葬。 〔45〕

杀铁铉,就像打了一场恶仗。

另一个人,则更让朱棣为难。

这个人叫方孝孺。

方孝孺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和建文帝的顾问,出的主意其实比齐泰和黄子澄还多。建文三年,他替皇帝写了一封信给朱棣的世子朱高炽,许以燕地王爵策动他背叛父王,同时派间谍驰报燕王称世子谋反。朱棣将信将疑之际,来信却被朱高炽原封不动送到行营。燕王马上明白这是离间计,火冒三丈地说:混账王八蛋!差点误杀我儿! 〔46〕

这样的人当然会在黑名单上,而且名列前茅。 〔47〕

朱棣却不想杀他,也不能杀。

不杀有很多原因。当年朱棣兵出燕山,姚广孝送行到北平郊外,突然跪下来说:臣有一事相求。

燕王说:请讲!

姚广孝说:南方有个人名叫方孝孺,博学多才,在士人当中威望极高。主公事成之后,他一定不肯投降,请千万不要杀他。杀了他,臣担心从此就没有“读书种子”了。

燕王满口答应。 〔48〕

不过,朱棣不想杀方孝孺,还因为要他做事。当时群臣异口同声:起草即位诏书非此人不可。朱棣只好将他从狱中放出,客客气气地请到朝堂,摆出礼贤下士的样子。

没想到,方孝孺却披麻戴孝,进来就放声大哭。

朱棣当然知道这是为了建文帝。

于是他说:先生节哀,我也是仿效周公辅佐成王。

方孝孺问:成王在哪里?

朱棣回答:他自己烧死了。

方孝孺问:为什么不立他儿子?

朱棣回答:国赖长君。

方孝孺问:为什么不立他弟弟?

朱棣回答:这是朕的家务。

然后,永乐皇帝走下御榻,放下身段柔声说:昭告天下的文书非先生起草不可,请先生不要把自己弄得太苦。

左右也及时地递来纸笔。

方孝孺却把笔扔了,还边哭边骂。

方孝孺对朱熹《蓬户手卷》的题跋。

朱棣问他:你不怕死?

方孝孺答:死就死,诏不可草。

朱棣又问:难道不怕株连九族?

方孝孺答:即便十族又如何!

朱棣忍无可忍,方孝孺果然被诛十族。

十族,就是九族再加上学生。

这是不折不扣的大屠杀,死者共计八百七十三人。更为残忍的是,每个人死前都被带到方孝孺面前,然后当着众人也当着他的面处死,最后才轮到他本人。 〔49〕

永乐皇帝简直就是蛇蝎心肠,禽兽不如。

可惜,方孝孺恐怕也是混蛋。

没错,此人确实有气节,堪称铁骨铮铮,这也是他备受推崇的原因。问题在于,坚持气节只能是个人的事情,不能要求家人和学生去送命。铁铉就没有这样做,他的两个女儿后来还被嫁到良善人家,尽管曾经一度发配娼门。 〔50〕

朱棣其实并未天良丧尽。

方孝孺却铁石心肠。八百七十多人死在他面前,居然能无动于衷,直到弟弟被杀时才流下眼泪。即便如此,也丝毫都不反省这是“便十族奈我何”那句话引起的。真不知道他有什么权利那样说,难道这些人命都是你方孝孺的?如此将他人生命不当回事,跟朱棣之流又有什么本质区别?

那么请问,当时他该怎样回答?

自称周公的,也不会诛人九族。

想当年,陈宫就是这样回答曹操的,结果自己全节家人全身。方孝孺却只有学问并无智慧,南京政府昏招迭出便多半要拜这位气节先生所赐。这不奇怪。程朱理学之后,中国的读书人要么虚伪,要么迂阔,甚至脑子里面全是糨糊。

正直而智慧者,凤毛麟角。

不过在崇尚“以德治国”的社会里,有气节总归是受人敬重的。因此不但方孝孺的故事广为流传,另一些忠臣孝子的事迹也被传得神乎其神。比如监察官员景清,因试图刺杀朱棣而被活剥人皮,然后皮中塞草挂在长安门。结果有一天永乐皇帝路过门下,那草人居然挣断绳索扑了过来。

这当然靠不住,就连铁铉的故事也多半是虚构。

但不管怎么说,诸如此类的流言传得沸沸扬扬,便至少说明人心不服,朱棣也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据说他甚至梦见景清提剑绕床而行,醒来后竟是一身冷汗。 〔51〕

于是他认为,南京这地方是住不得了。

迁都北京

永乐十八年(1420)十一月,朱棣正式宣布迁都。 〔52〕

新首都是他的老窝北平,不过在永乐元年的正月就已经改名北京。北平地区当然也相应地改为顺天府,以对应南京地区的应天府。对此,朱棣的解释是:开基创业,兴王之本为先;继体守成,经国之宜尤重。 〔53〕

这倒不完全是官腔。正如明中叶一位大学士所说: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两都并立,以军事重镇北京为首都,经济中心南京做副都,就能坐北朝南居中而治,确保帝国长期的稳定和安全。 〔54〕

何况在此之前,忽必烈已经将京杭大运河取直。明成祖再将不够畅通的河段予以疏浚,东南的物质财富就不必绕道洛阳而能直达北京,也不必像元代那样部分依靠海运。

因此到了永乐十三年,海运便完全停止。 〔55〕

新都则在十九年正月初一正式启用,并成为明清两代的京城,尽管后来的样子跟永乐时期有所不同。比如外城就是嘉靖年间修的,而且由于经费不足变成了半截子工程。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即便没有外城,明代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也足够壮观,并且足够体现中华帝国的皇权意识了。

那就走进去看看虚实。

虚实是一目了然的。从空中俯瞰,不难发现嘉靖以前的北京由三重城圈构成。三重城圈都是方的,而且全部很标准地坐北朝南,端端正正,就像一套方盒子。里面的两个盒子都是矩形,最外面的一个则接近于正方形。

三个盒子由里到外,分别叫宫城、皇城和京城。

宫城是北京的核心。由于对应天上的紫微星,又是闲杂人等不得擅入的禁区,所以也叫紫禁城。这座由50米宽护城河环绕的城中之城,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规模相当于一个中小县城,却只住皇帝一家人,以及他们的服务人员。

没错,至尊天子当然享受至尊豪宅。

紫禁城四门,东西南北各一座,分别象征着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和北玄武。因此北门就叫玄武门,清代才改名神武门。这恐怕是有来历的——唐代长安的宫城北门就叫玄武门,皇城之南则是朱雀门以及又叫天街的朱雀大街。

据单士元《从紫禁城到故宫》。

北京紫禁城的南门却不叫朱雀门,叫午门。

午门很奇特。它的左右建两翼式城墙,围合成兼有朝堂作用的广场,并且放有日晷和铜制的度量衡模具。授时(每年冬至颁发新历书)在这里,核实计量标准在这里,献俘和廷杖也在这里。午门外广场,是权力和统治的象征。

东西两边,则是东华门和西华门。

与午门和玄武门都在城墙正中不同,东华门和西华门在宫城城墙偏南。这是因为紫禁城内分为两个部分。主体建筑由南向北,南区是奉天、华盖和谨身三大殿,北区是乾清和坤宁两大宫。乾清宫和坤宁宫中间的交泰殿是后加的,南区的三大殿也在清代改名为太和、中和、保和。

宫属内,属阴,所以是偶数。

殿属外,属阳,所以是奇数。

三大殿南是文华殿和武英殿,则叫左文右武。

显然,前三殿是办公场所,后两宫是私密空间,东西两门也就得开在偏南处,接近文华殿、武英殿和文渊阁。这样既能方便朝臣和太监出入,也不会惊了陛下的春梦。

这种布局,就叫前殿后宫,或前朝后寝。

把紫禁城包围起来的是皇城。皇城有内外,外皇城是西南部分缺了个角的矩形,共有四个门:南边天安门,北边地安门,东边东安门,西边西安门。天安门是举行国家大典的地方,在明代叫承天门。作为皇城的正门,天安门的前方是御道,东西是天街,左侧是太庙,右侧是社稷坛。 〔56〕

左祖右社,是政权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象征。

最外面的一圈,则叫京城。

京城也有内外,早期只有内城。内城南面正中的正阳门最为高大雄伟,是仅供皇帝出入的正门。正阳门两边是崇文门和宣武门,表示文韬武略或者文治武功。北面东边的叫安定门,皇帝每年一次从这里出去到地坛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西边的叫德胜门,凯旋的军队由此门班师回朝,以宣示圣德战胜了敌人。东西两面各两个门:东南朝阳门,西南阜成门,东北东直门,西北西直门。以上九个,都是京城的门户,所以清代的首都卫戍司令便叫九门提督。 〔57〕

三个城圈一线贯通。宫城玄武门和午门,皇城地安门和天安门,京城的内城正阳门和外城永定门,都在同一条中轴线上。正阳门与天安门之间还有国门,明代叫大明门,清代叫大清门,民国叫中华门,现在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显然,这是精心设计和规划的结果。

建筑史家傅熹年先生的发现更为惊人:紫禁城中,前三殿区和后两宫区存在模数关系。它们不但都是矩形,而且南北长和东西宽之比都是11∶6。同时,由于前者的长和宽都是后者的两倍,因此前三殿区的面积是后两宫区的四倍。

据单士元《从紫禁城到故宫》。

或者说,前三殿恰恰是四个后两宫。

有趣的是,如果在这两个矩形的四角各画对角线,交叉点便正好落在乾清宫和奉天殿(太和殿)的中心。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和接见臣下处理日常公务的地方,奉天殿则是举行登基、大婚或寿诞等隆重仪式的殿堂。前三殿区和后两宫区的几何中心在乾清宫和奉天殿,说明什么呢?

皇帝无论在前朝还是后宫,都是中心。

另外一组数字也很有意思:天安门至大明门段的长宽均为后两宫区的三倍,大明门至景山北墙的距离是后两宫区之长的十三倍,京城内城面积则是紫禁城的五十倍。

这又说明什么呢?

明代北京城市规划的模数是紫禁城,紫禁城的模数是后两宫区。至于1∶49的比例,则体现了《周易》的思想: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易·系辞上》

这无疑是既神圣又神秘的数字,却未必是为了取代元大都的规划模数。没错,元大都东西之宽为宫城的九倍,南北之长为宫城与御苑总长的五倍,正所谓九五之尊。这个模数并非不能再用,前三殿和后两宫台基的长宽之比便正好都是九比五。只不过按照《周易》的观点,有用的四十九是被创造者,不用的一是创造者。紫禁城占五十分之一,就意味着北京城是紫禁城演化衍生,皇帝是万民父母天下之主。 〔58〕

众星拱月,或者太阳系啊!

如此说来,迁都北京岂非大手笔?

事实上,几乎永久性地奠定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历史地位,只是朱棣即位以后所做诸多大事中的一件。太祖时期作为临时性机构的内阁成为定制,曾经尾大不掉的藩王变成徒有虚名的寄生虫,便都是他的大动作。这些制度都被他的子孙全盘继承,由此形成明代政治的个性和特色。

这样看,朱棣更像明的奠基者。

然而这种“成功”只是对统治者而言,甚至只是满足了皇权政治的需要,对于民众以及官员都不是福音。帝国大厦最后轰然倒塌,也要拜朱棣的制度设计所赐。因为这些制度仅仅保护皇帝一个人,而统治的手段又极为变态,完全无视包括士大夫在内所有臣民的生命、人格和尊严。

那么,永乐时期成型的明代特色又有什么呢?

宦官把持、特务监控的统治。

第三章

变态统治

锦衣卫

明代的特务机关统称厂卫。

卫即锦衣卫,本是皇帝私人卫队中的贴身卫队。这些人既然负有保护国家元首人身安全的责任,鹰犬般高度警觉和猎豹般行动敏捷当然是基本要求,甚至无可厚非。

可惜,朱元璋父子的敌人包括假想敌实在太多了。功高震主的勋臣,心怀叵测的逆党,阳奉阴违的官僚,飞扬跋扈的武将,妄议朝政的书生,装神弄鬼的和尚,在他们眼里都是潜在的威胁,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自己敏感的神经。

信得过的,只有贴身卫队。

于是,锦衣卫便同时成为了秘密警察,就连偷鸡摸狗的盗贼也在侦缉范围之内。再加上安插在政府各部门的卧底和线人,朱元璋就像大蜘蛛一样悄悄拉起了特务网。 〔1〕

那可真是天网恢恢。

我们知道,朱元璋是个勤快的人,每天像农民一样黎明即起召开会议。他自己虽然乐此不疲,那些住在宫外的官员却苦不堪言,因此有人发牢骚说: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结果第二天上朝太祖便对他说:你那诗不错,不过朕没有嫌你迟。

该官员吓得魂飞魄散,磕头谢罪不已。 〔2〕

朱元璋却很开心。由于遍布耳目眼线,他可是连官员们请客吃饭的菜单都知道的,还要冷不丁当众核对。至于大臣们心里是什么感觉,会不会心惊肉跳,他可不管。 〔3〕

当然,使用特务,更多的还是出于政治需要。

实际上洪武十五年三月设置锦衣卫,恐怕正是为了扩大胡惟庸案的打击面。朱元璋很清楚,胡惟庸并未谋反,李善长就更不会。因此靠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堂会审,是审不出什么名堂的,只能让锦衣卫那帮武夫去刑讯逼供。只要看看此案的供词是多么荒谬错乱,就知道是谁的作品。 〔4〕

这样一来,警犬就变成了猎犬。

兔死狗烹。洪武二十年正月,也许是收集制造的材料和伪证已经够用,再加上特务政治不得人心,朱元璋下令焚烧锦衣卫的刑具,追究有关人员使用酷刑的责任,并将狱中的人犯移交司法,尽管李善长要到三年以后才被杀。 〔5〕

锦衣卫东司房旗卫牙牌:据单士元《从紫禁城到故宫》。

锦衣卫印:原件为木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印面篆刻“锦衣卫印”,背面刻“成化十四年三法司置”。

对此,八年之后朱元璋自己的辩解是:朕起兵至今四十多年,从来就事必躬亲,深知人心险恶积重难返,必须法外加刑予以威慑。不过这只是权宜之计,不可效法。以后守成之君按部就班,还是依法治国吧! 〔6〕

他的儿子却不照办。

不照办也不奇怪。皇位得来不正,建文去向不明,除了起用特务,朱棣其实别无选择。

于是,锦衣卫在永乐时期成为制度。

这个机构的长官是正三品的指挥使,级别相当于都察院副职和大理寺正卿。锦衣卫之下还有镇抚司,南镇抚司有如警备司令部,北镇抚司有如稽查委员会,可以说前者是军而后者是警,或前者是武装警察,后者是秘密警察。 〔7〕

秘密警察就厉害了。他们执行的任务事关机密,又直接由皇帝下达命令,因此不但文武百官不得过问,司法部门也不敢插手。尤其是北镇抚司有了专用的印信后,就连其长官锦衣卫指挥使也都管他不着,管得了的只有皇帝。 〔8〕

要是皇帝不闻不问,听之任之呢?

那他们便无法无天,甚至自己人也不放过。英宗朱祁镇时期的锦衣卫指挥使袁彬,便被北镇抚司诬陷下狱,而皇帝陛下的态度竟然是:只要将来还我一个活袁彬就行。

结果,袁彬九死一生。 〔9〕

这还是皇帝关照过的,而且是锦衣卫长官。

没打招呼的,或者其他人呢?

生不如死,还倾家荡产。

据正史记载,北镇抚司特务的通常做法是:人抓到以后并不下狱,先带到残破的空庙里毒打,行话叫作打桩。打得嫌疑人魂飞魄散,再告诉他们有钱能使鬼推磨。这时,还有哪个家庭不尽其所有?特务们则坐地分赃。 〔10〕

这种小事,皇帝陛下当然也是不管的。

可惜破财并不能免灾,等着人犯的是锦衣狱。那个地方才真叫作暗无天日,种种酷刑绝非常人所能忍受,活着出来更是几无可能,以至于难逃法网的嫌犯普遍认为:如果能从锦衣狱移送三法司,那便是从地狱进了天堂。 〔11〕

然而这样的事情,可是十年九不遇。

锦衣卫整人却易如反掌。没错,按照规定,办案和结案都要证据齐全。比如缉拿腐败分子,就不但必须有受贿人和行贿人,还必须现获有赃,获赃有地,叫四角全。但锦衣卫有的是办法:行贿人可以由盗贼冒充,赃款则用被告的家产来抵数。司法部门拿到“证据”哪敢核实?只能相信。

冤假错案,也就层出不穷地被制造出来。

与此同时,特务组织也在发展壮大。到嘉靖年间,单是所谓“仰度支者”便有十五六万人。这些家伙其实是拿补贴的编外特务,多为地痞流氓和无赖混混。他们平日里就喜欢无事生非,此刻充当耳目和走狗正是人尽其才。至于锦衣卫的正式编制,明中叶已是朱元璋时代的百倍。 〔12〕

人多势众,何况杀人未必要用刀。

才华横溢的解缙,就是被不着痕迹谋杀的。

解缙说起来也是少年得志。他在朱元璋焚毁锦衣卫刑具的第二年就中了进士,当时只有二十岁。成祖即位,他又是第一批内阁成员。可惜名高多谤树大招风,解缙也因为卷入朝廷是非遭人诬陷,被盛怒的朱棣下令关进锦衣狱。 〔13〕

那时的锦衣卫指挥使,名叫纪纲。

纪纲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皇帝要治某人,哪怕对方是武臣或者宦官,他也定会连隐私都查得清清楚楚。如果皇帝决定要杀,则带回家里沐浴更衣盛情款待,装模作样地商量营救之事。等到对方家财耗尽,立马翻脸送往刑场。 〔14〕

原件纸本,34.3厘米×472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卷作于永乐八年(1410),时解缙入京奏事,不久即遭陷下狱。

这只笑面虎吃人,是不会吐骨头的。

被关进锦衣狱的解缙受尽折磨,却活了下来,直到永乐十三年的冬天。当时有“录囚”的制度,也就是定期将囚犯名单呈皇帝御览,从中挑出某些人予以减免,以示皇恩浩荡和宽大为怀。朱棣翻看着纪纲呈送的名册,发现解缙的名字也在上面,便随口问了一句:哦!解缙还在?

纪纲没有回答,朱棣也没让他回答。

然而回到锦衣狱,纪纲却请解缙喝酒。解缙为人原本就坦坦荡荡,立马喝得酩酊大醉。纪纲见他不省人事,便下令将他埋在雪里,剩下的事情则交由另一个世界去处理。 〔15〕

原来,让一个人的名字消失就这么简单。

没有证据表明纪纲与解缙有什么过节,他这样做多半是揣摩圣意,尽管谁都不知道朱棣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但对于纪纲来说,错杀比不杀保险。何况就算杀错也没关系,因为尸检报告可以证明,解缙是自己酒醉受冻而死。

结果是朱棣在事后并没有问起。

也许,在他眼里一条人命不算什么,哪怕是解缙。

血债累累的纪纲也没有好下场。永乐十四年七月,他以谋反的罪名被公开处死,方式是车裂或者凌迟。这个无恶不作的家伙终于得到恶报,却绝不意味着特务统治终结。恰恰相反,那个做贼心虚的篡位者认为,单靠锦衣卫来监控臣民远远不够,而且风险很大。因此,监控力量必须加强,负责监控的也要被监控,只不过得节外生枝另辟蹊径。 〔16〕

朱棣想到了宦官。

司礼监

宦官在明代和明代以后俗称太监。

这是有原因又没道理的。原因在于明代的宦官机构统称二十四衙门,包括十二监、四司和八局。十二监的长官都叫太监,官阶正四品。副职和下属,则有从四品的左右少监和正五品的左右监丞,以及品级不等的大小宦官。

可见,将所有宦官都称为太监是不对的。

不过中国人的习惯是就高不就低。比如和尚,原本只是高僧的尊称,后来却成为所有僧人的称谓。何况朱元璋之后宦官机构改制,原本叫作司正和大使的四司八局长官,也都改为掌印太监,太监的人数确实不少。更重要的是,宦官的队伍和权力都越来越大,要巴结他们就得叫太监。 〔17〕

太监就太监吧,不用到明代以前就好。

宦官在明代成为政治势力,根子在朱元璋,尽管朱元璋是严格限制宦官权力,绝不允许宦官干政的。他甚至在洪武十年下诏明令禁止宦官读书识字,十七年又铸造了铁牌立在宫门并刻有如下字样: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18〕

那么,为什么又要把账算在他头上?

因为朱元璋把宰相废了。

废了宰相,就只好建立内阁。内阁不是中央政府,只是皇帝的秘书班子,任何权力都没有,所有政务都必须由皇帝乾纲独断亲力亲为。皇帝年富力强乐于任事还行,如果即位时尚未成年,或者对政治没有兴趣,又如何是好呢?

也只能加重阁权。

办法则是票拟。也就是说,政府各部门的请示报告先由内阁阅览讨论,然后提出处理意见。这些意见要用墨笔写在纸条上,再贴在公文旁边送进宫里,叫条旨。皇帝看过以后如果同意,就将那小纸条撕了,用红笔照抄一遍,叫批红或者朱批。朱批的文字就是圣旨,哪怕意见来自内阁。

内阁的权力,是不是增加了?

皇帝的负担也减轻许多,至少不必事事费心。何况真有重大决策,还可以将阁臣叫来面谈。那些个无关紧要的例行公事就不必伤脑筋了,做做抄写员也权当是练了书法。

所以成祖以后,许多皇帝都觉得这样很舒服。

◎明代皇帝一览表

姓名 身份 年号 谥号 庙号

朱元璋 开国皇帝 洪武 高皇帝 太祖

朱允炆 太祖嫡孙 建文 惠皇帝

朱棣 太祖四子 永乐 文皇帝 太宗、成祖

朱高炽 成祖长子 洪熙 昭皇帝 仁宗

朱瞻基 仁宗长子 宣德 章皇帝 宣宗

朱祁镇 宣宗长子 正统 睿皇帝 英宗

朱祁钰 宣宗次子 景泰 景皇帝

朱祁镇 宣宗长子 天顺 睿皇帝 英宗

朱见深 英宗长子 成化 纯皇帝 宪宗

朱祐樘 宪宗三子 弘治 敬皇帝 孝宗

朱厚照 孝宗长子 正德 毅皇帝 武宗

朱厚熜 宪宗之孙 嘉靖 肃皇帝 世宗

朱载垕 世宗三子 隆庆 庄皇帝 穆宗

朱翊钧 穆宗三子 万历 显皇帝 神宗

朱常洛 神宗长子 泰昌 贞皇帝 光宗

朱由校 光宗长子 天启 悊皇帝 熹宗

朱由检 光宗五子 崇祯 愍皇帝 思宗

注:朱祁镇曾被俘,后复辟,故出现两次,两个年号。

然而懒惰是可能成性的。久而久之,皇帝们就认为既然不过照抄条旨或票拟,那又何必定要自己动手?只要用红笔批出再加盖公章就行,完全可以让别人代劳。

问题是,谁来抄写呢?

秉笔太监,或随堂太监。

我们知道,宦官机构二十四衙门,老大是司礼监,能够称为太监的长官很多。排在首位的叫提督太监,皇城内的所有事务都归他管。其次叫掌印太监,这是各单位都有的部门首长。司礼监掌印却除了本部事务,还负责文件交接和御前会议。仅此两条,分量就非同一般。何况宦官犯法也归他们处分,因此所有宦官见了司礼太监都要磕头称上司。

提督和掌印之下是秉笔和随堂,任务据《明史·职官志三》的说法就是“照阁票批朱”了。但这是制度规定,未必当真如此。批朱是真的,照不照内阁的票拟却很难讲,因为按照规定他们有编辑修改权。至少,改正病句、错别字以及含糊不清之处,是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的。

猫腻也就开始。

事实上,内阁大学士不是进士便是翰林,怎么会有病句和错别字?条旨都用正楷书写,又岂能含糊不清?因此所谓编辑修改,就有可能变成编造窜改。内阁和六部接到改过的批文却无可奈何,他们总不能找皇帝当面对质吧? 〔19〕

明佚名作。

何况有些皇帝还是长期不见大臣的,比如万历。

就算皇帝管事也无妨,因为他们总是懒得动手,而传达口谕的正是宦官。制度健全遵守规矩的时候,或许还有秉笔太监的笔录;到明末熹宗天启年间,就连太监都不用,随便派个小宦官便传了旨意,真假轻重只有天知道。 〔20〕

假传圣旨的事,也难免发生。

实际上,只要不是遇到朱元璋和朱棣这样的,宦官们总有办法对付。尤其是那些小小年纪就继承皇位者,生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既无政治经验又无人生阅历,哪里能够识别糖衣炮弹和温柔陷阱?甚至还有怯于任事和见人的。有宦官替他跟朝臣周旋,说不定心里面还要念声阿弥陀佛。

结果,内阁变成假宰相,宦官变成真皇帝。

那么,这一切是何时开始的呢?

一般认为宣德四年(1429)是分界点,因为宦官的学校内书堂是在这年设立的,太祖皇帝的祖训正式被废。还有人认为秉笔太监同样出现于宣德朝。这是有可能的。宦官并非都是文盲,找几个识文断字的应该不算困难。 〔21〕

但,宦官势焰熏天,当始于王振。

王振在明代宦官群体中是另类也是奇葩。比他更加有名的刘瑾是免死罪犯,魏忠贤是街头混混,王振却是有文化的读书人。正史说他毕业于内书堂,也有人说他本是地方政府教育系统的官员,由于永乐皇帝的诏令才净身的。这些当然无从稽考,但可以肯定他曾经被宣宗安排陪太子读书,甚至为太子启蒙,因此太子即位的当年便成为司礼太监。 〔22〕

这位新皇帝就是朱棣的曾孙朱祁镇,当时九岁。

因此,王振的任命便未免可疑。要知道,由于皇帝年纪太小,实际上代理皇权的是不肯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主持朝政的则是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太皇太后就是仁宗皇帝的张皇后,与太祖马皇后、成祖徐皇后一样享有盛誉。“三杨”更是三朝或四朝元老,岂能不知道事情的轻重?如果王振掌司礼监还是破格和越级提拔,就更奇怪。 〔23〕

事实上太皇太后很快就有了警觉。某天,她老人家带领女官来到便殿,先教训皇帝要遵循祖制听元老的话,然后宣王振上殿,声色俱厉地说:你不守规矩,应该赐死!

女官们一齐拔出刀剑,架在王振脖子上。

皇帝和“三杨”都跪下求情,老太太这才饶他不死,但严厉警告这家伙不得胆大妄为。王振自然唯唯诺诺,也确实暂时夹起了尾巴。然而太皇太后刚刚去世,他就把宫门口“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偷走了,从此无法无天。 〔24〕

其实,被当廷教训之后,王振并没老实多久,因为太皇太后和“三杨”都垂垂老矣,力不从心。杨荣甚至劝杨士奇接受王振推荐的阁臣人选。他说:我们这些人再自立,那些家伙也容不得。万一哪天宫中传出小纸条任命某某入阁,我辈就束手无策了。好在王振推荐的,总还是读书人嘛!

实际上王振猖狂是因为皇帝纵容。正统六年,宫中举行宦官照例不能列席的大宴,王振却说:周公辅成王,我就不能去坐一坐吗?十五岁的皇帝皱着眉头想了半天,最后还是下令开东华门的中门,请王振前来赴宴。

这件事,当然没人告诉太皇太后。 〔25〕

王振的风头也几乎压倒了所有人。

没错,皇帝叫他先生,公侯叫他干爹。 〔26〕

最无耻的是一个名叫王佑的小白脸,由于巴结王振当了工部侍郎。某天,王振问他:你的脸上怎么没有胡子?

小白脸答:老爷没有的,儿子哪敢有? 〔27〕

王振应该笑了。他当然想不到,八年以后将为自己刹不住车的狂妄付出代价。正统十四年八月,王振在对蒙古部落的战争中由于胡乱指挥导致屡屡失败,被愤怒的禁卫军将领一棰打死。但直到临死之前,他都不可一世。 〔28〕

这样的人如果成为特务,想想会怎样?

东厂与西厂

让宦官充当特务的是朱棣。

时间,应该在永乐十八年八月。

这时,新首都的建设接近完工,三四个月以后就要正式启用,因此朱棣特别注意稳定安全。显然,仅仅依靠锦衣卫是不能确保万无一失了,何况监控者也需要被监控。于是新的特务机关便应运而生,并且一直存在到大明亡国。

它的名字就叫东厂,与锦衣卫并称厂卫。

厂是办事处的意思。

由于设在东安门北,所以叫东厂。 〔29〕

东厂长官来自司礼监,由秉笔太监中的二号或三号人物担任,职务的全称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如果简称就叫提督东厂,内部则称为厂公或者督主。

很清楚,这是宦官把持的特务机关。

厂公的副手是掌刑和理刑,也叫贴刑。贴刑之下是掌班或司房之类的管事,分为十二颗。颗就是课,或者科。再下则为档头和番子,也就是小头目和小特务。

但无论大小特务,都衣着华丽威风凛凛。

有诗为证:

宣武门边尘漠漠,绣毂雕鞍日相索。

谁何校尉走复来,矫如饥鹘凌风作。

虎毛盘项豪猪靴,自言曾入金吾幕。

逢人不肯道名姓,片纸探来能坐缚。

确实有点像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日本特高课。

逢人不肯道姓名也不奇怪,秘密工作嘛!然而那种小人得志的嘴脸也跃然纸上:不要问我姓甚名谁,只要想抓随时都能抓你,而且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续和程序。

更让天下臣民感到恐怖的是,从王公大臣到贩夫走卒都在东厂的监控之下。而且东厂收集的情报,哪怕半夜三更也能送进宫里,甚至送达御前。有政治问题的会被锦衣卫火速抓捕,夫妻间的私房话则成为宫中茶余饭后的谈资。

藏在深宫的大蜘蛛,既有正餐也有甜点。

臣民们活得小心翼翼,则恰是预期效果。

实际上,有厂有卫,监控系统已堪称完备。因为厂和卫都直属皇帝,又相互联网。最高统治者却犹嫌不足,在宪宗朱见深和武宗朱厚照的时期又增设了西厂和内行厂,与东厂合称三厂,也都由宦官充当特务头子。

那么,这些机构的区别在哪里呢?

锦衣卫监控所有臣民,东西厂除了监控所有臣民还要监控锦衣卫,内行厂的监控对象则是锦衣卫和东西厂。说得再清楚一点,就是特务们自己也不知道哪天被人告密。 〔30〕

纪纲粉身碎骨,便因为有宦官举报。 〔31〕

结果,皇帝之外的人全部朝不保夕。

这就让朝野上下都忍无可忍,逼得他们同仇敌忾,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跟特务做斗争。当然,特务政治和制度是反不了的,能够扳倒的只是某个作恶多端的头子,比如汪直和刘瑾;以及后来新建的组织,比如西厂和内行厂。

其实,这两件事是一回事。我们知道,没有汪直便没有西厂,没有刘瑾也就没有内行厂。所以这两个人垮台后西厂和内行厂也不复存在,尽管西厂曾因刘瑾死灰复燃。

那就先说汪直。

此人本是宪宗皇帝御马监的掌印太监,相当于御林军的骑兵司令,并非孙悟空当过的弼马温可比。这个衙门的地址在今天的景山东街,做过北大校址的马神庙就在那里。当时每月逢四,宫门尽开运送垃圾,宦官们趁机出来与市民进行交易。于是御马监以西便一路摆满地摊,称为内市。

监控内市的任务,当然落在汪直头上。

碰巧汪直又是个处处留意的有心人,与三教九流和闲杂人等都有接触,对社会上的种种弊端和猫腻了如指掌,大约同时也发展了一些线人。因此,当宫中发生一起妖道与宦官勾结擅入大内的奇案时,汪直的机会就来了。他乔装打扮成平民到宫外明察暗访,居然所获甚多而且无人察觉。

陛下大为满意。

我们知道,宪宗是个心理扭曲的皇帝。他的父亲朱祁镇受宦官王振怂恿御驾亲征蒙古部落做了俘虏,只有两岁的他便由保姆万氏抚养成人。后来朱祁镇被放回,这孩子之后也做了皇帝,年号成化,比他大十七岁的保姆则被封为贵妃。这样的身世让宪宗非常缺乏安全感,也喜欢刺探臣民隐私以求得心理平衡。可惜,提督东厂的宦官碰巧很不得力。

诸多碰巧的结果,是另立西厂让汪直主持。

汪直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便把他的特务天分发挥到淋漓尽致。再加上办案人员又从锦衣卫特别调拨,个个经验丰富手段狠毒,仅仅五个月就让京城鸡犬不宁。 〔32〕

正派的士大夫无不义愤填膺。

某天晚上,汪直手下闯入正五品的兵部郎中杨士伟家里动手抓人,还肆无忌惮地拷打审问他的老婆孩子。住在隔壁的一位官员实在看不下去,便站在墙头厉声喝道:你们夜入民宅,动用私刑侮辱朝廷大臣,难道就不怕国法吗?

特务反问:你是什么人,不怕西厂?

那官员凛然答道:翰林院陈音。 〔33〕

此事没有下文。火药桶却迅速被点燃,反对西厂的声浪此起彼伏。内阁大学士商辂(读如鹿)上书皇帝,力陈重用汪直和西厂必将弄得人心惶惶,江山社稷恐怕不保。

宪宗勃然大怒:一个肢体不全的也会危及天下?

于是下令太监怀恩到内阁质问。

商辂正色回答:朝廷大臣、边关镇将和南京留守,不经奏请就任意抓捕;陛下身边的近侍和守卫,没有旨意也随便更换。这样一个汪直如不罢免,国家哪有安全?

怀恩动容,回去以后如实汇报。

宪宗无奈,只好撤销西厂。 〔34〕

汪直却安然无恙,斗争也还得继续。

此后的故事复杂曲折,就连某些宦官也加入到反对派的行列。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是一次类似于二人转或者对口相声的宫廷演出。主角是个善于搞笑的宦官,扮演酩酊大醉的酒鬼,他的搭档则在旁边插科打诨。

搭档说:快起来,朝中大臣来了。

酒鬼躺在地上不予理睬,继续发酒疯。

搭档又说:皇上驾到。

酒鬼仍然发酒疯如故。

搭档再说:来的是汪太监。

酒鬼一骨碌就爬了起来。

搭档问:你这家伙怎么回事?

酒鬼说:我不知道皇上,只知道汪太监。 〔35〕

毫无疑问,这不会是汪直垮台的真实原因。此人最后也只是失去权势,却活到了寿终正寝。何况西厂撤销了,东厂便渔翁得利,原本窝囊的提督竟变得嚣张之极。好在那家伙不久也被免职。接手东厂的太监与怀恩关系很好,下令除非遇到谋反案,不要无事生非,人们这才喘过气来。 〔36〕

取消特务制度则没有可能。只不过无论谁当皇帝,厂卫都只是用来干脏活的工具,同样并无人权。如果独裁者认为特务头子的势力威胁到皇权,那家伙就只有死路一条。

朝臣和宦官联手扳倒刘瑾,正是看准了这点。

太监刘瑾

刘瑾非同一般,监控锦衣卫和东西厂的内行厂就是为他专设,甚至就是他自己设立的。此人的狂妄、跋扈和贪婪也直逼王振,不知多少臣民被他害得家破人亡。幸存下来的则只能小心翼翼地苟延残喘,甚至唯刘瑾之命是从,就连相当于宰相的内阁大学士们也不例外。 〔37〕

所有这些,都要拜明武宗朱厚照所赐。

朱厚照是宪宗之孙,孝宗长子,张皇后所生。孝宗是个说得过去的皇帝,却可惜治国有术教子无方,他的宝贝儿子也成为天字第一号的纨绔子弟。更糟糕的是,这孩子在十五岁那年即位后,便被一帮居心不良的太监所包围,日日玩耍夜夜笙歌,完全忘记了自己对帝国和臣民的责任担当。

朝廷大臣便觉得不能不管。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牵头的是户部尚书韩文。在他的主持下,一份言简意赅的奏折送达了御前,要求是将那些太监交付法司。为了保证达到目的,韩文特地交代起草人:不要写得文绉绉的,否则皇上看不懂。也不要长篇大论,否则陛下看不完。

这是一颗重磅炸弹,少年皇帝看完就吓哭了。

而且,掌管东厂的司礼太监也站在朝臣一边。

被指控的那帮家伙则跪下来围着皇帝哭。

唯独刘瑾沉得住气。当时,他是全面负责皇帝娱乐活动的钟鼓司掌印太监,自然关系重大。刘瑾的办法,是将此事归结为东厂和朝臣针对他们个人的合谋。只不过,如果这些阴谋得逞,年轻的陛下将不再能拥有自己的猎装、动物园和宫廷乐队,更不能化了装在北京的街头闲逛。

武宗马上急了:那你说该怎么办?

刘瑾答:司礼监换人。

这件事并不难办,刘瑾当天晚上就接管了司礼监,成为在皇帝与朝臣之间赚差价的中间商。挑选玩具和引导游戏的事情当然继续进行而且花样翻新,请示汇报工作则故意选择在武宗玩得兴致勃勃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当然是:朕要你是干什么的?自己看着办,不要烦朕!

刘瑾恭敬地退下,任由武宗去做头号玩家。 〔38〕

后来魏忠贤对付天启皇帝,也是如法炮制。 〔39〕

满朝文武,则成为游戏中的人物。

有个名叫刘宇的便被玩弄。起初,刘瑾收红包每次不过数百金,这家伙却哄抬物价一送就是上万,于是从左都御史升为兵部尚书,后来又如愿以偿当了吏部尚书。

可惜他没想到,刘瑾心目中的吏部尚书是张彩。张彩是刘瑾的陕西老乡,风度翩翩一表人才。两人初次见面,刘瑾就紧紧握住张彩的手惊呼男神,还赞不绝口地说:外官多不懂事,见了皇上就来见我,你这乡党却姗姗来迟,好!

吏部尚书的职位,也必须挪出来。

结果是刘宇被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却只来得及在内阁请刘瑾吃了一餐饭。因为第二天他兴致勃勃上班时,被刘瑾拦在了门口。刘瑾皮笑肉不笑地说:呵呵呵,怎么着,还真想做宰相啊?这个地方哪里是阁下可以天天来的!

刘宇羞愧难言,只好申请告老还乡。 〔40〕

这样看,刘瑾才是头号玩家。

我们知道,这个吃了空心汤圆的刘宇,在《明史》中是归入阉党也就是宦官走狗的,待遇尚且如此,其他人的境况可想而知。正统三年六月,由于发现一封匿名举报信,刘瑾居然命令朝廷大臣跪在奉天门下让烈日暴晒,到傍晚又将五品以下官员全部收监。直到第二天,刘瑾发现匿名信的作者可能是宫中宦官,这才将那些无辜的人放出。

如此公然羞辱士大夫,就连某些宦官都看不下去。太监李荣给罚跪的官员送去了冰镇西瓜,太监黄伟则以假装训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好男儿敢作敢当!书信中所言都是为国为民的话,为什么不站出来承认,要嫁祸他人?

结果,李荣被闲置,黄伟被打发到南京。 〔41〕

有皇帝做后台,刘瑾有恃无恐。

朝野上下只好忍气吞声。

然而棋局也说变就变。正统五年四月,封地在今天陕西省庆阳市的安化王谋反,打出的旗号跟朱棣当年一样,也是清君侧。刘瑾当然不会将那篇指名道姓声讨自己的檄文交给皇帝,已经成年的皇帝也知道刘瑾打不了仗,因此派出讨伐叛军的统帅是都御史杨一清,监军则是太监张永。

其实,大军抵达陕西时,安化王已经被当地政府军将领抓获,他那流产的暴乱仅仅持续了十八天。杨一清和张永的任务也从平叛变成了押解人犯,体面而轻松。 〔42〕

这是一个机会。

杨一清很清楚,张永虽然是宦官,却是刘瑾极力要排挤的对象,因此劝他在面见皇帝时,将安化王谋反与刘瑾乱政的关系奏明陛下。杨一清还说:这次平叛重任,皇上不选派别人而独付公公,可见公公在宫中的分量。这些话,其他人说了没有用,只有公公能说,也只有公公能行。

张永问他:如果陛下不听呢?

杨一清答:那就哭,请求死在皇上面前。

张永又问:如果陛下同意呢?

杨一清答:继续哭,请求立即执行,否则祸不旋踵。

张永依计而行,并且抢在刘瑾安排的时间之前回到京城献俘阙下。武宗既能耀武扬威,又有喝酒的理由,兴高采烈地设宴庆功。碰巧的是,当天晚上刘瑾有事先退,张永便拿出安化王谋反的檄文,向皇帝力陈利弊,请除国贼。

武宗却回答:不说这个,喝酒!

张永哭着说:今夜一别,老奴再也见不到陛下了。

武宗这才问:刘瑾他到底想干什么?

张永答:取天下。

武宗说:随便他拿就是。

张永问:天下归了他,陛下到哪里去?

武宗这才酒醒,下令禁卫军包围刘瑾的府邸,第二天又接受张永建议亲往刘宅视察抄家。结果不但抄出了金银财宝和武器装备,还有内藏匕首外饰貂皮的团扇。

皇帝勃然大怒:这狗奴才,果然谋反!

刘瑾迅速被锦衣卫押到午门候审。

负责审案的刑部尚书却战战兢兢。

刘瑾也气焰嚣张:你们谁不是我提拔的,敢审?

审判官们居然都吓得后退一步。

只有驸马蔡震冷笑一声:我就不是。

当然不是,他是武宗的姑父。

于是,驸马爷以皇亲国戚的身份,下令狠狠地给了刘瑾几耳光,然后厉声喝道:朝廷命官乃天子之臣,谁是你这逆贼提拔的?你那些武器装备又是干什么的?说!

刘瑾答:保卫皇上。

蔡震问:为什么藏在家里?

刘瑾张口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

武宗立即下诏:不必复审,凌迟!

用刑持续了三天。割下的肉,则成为受害者们争相购买必欲食之而后快的抢手货。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刘瑾迫害的不仅只有政敌,就连外来贫民和下葬死人都不放过。 〔43〕

刘瑾是被千刀万剐了,厂卫却还在,以宦官为主的特务也遍布全国:军队有监军,财政有税监,物流有采办。一个政权,居然谁都不相信,谁都要监控,岂非变态?于是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心理和手段,又究竟出自何方呢?

廷杖与文字狱

明代制度中,既有金元遗产,也有朱家发明。

不过,第一条恐怕很难被当事人承认。大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还是吴王的朱元璋就传檄天下,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他还明确指出:自古以来就是帝王居中国而治天下,夷狄处外围而奉中国,没听说有夷狄可以替天行道,号称中国让四海臣服的。 〔44〕

很显然,在这篇政治宣言中,未来的皇帝以中华文明的复兴者自居,应该说这是他的真实意愿。只不过,怎么想和怎么说是一回事,怎么做和能够怎么做是另一回事。事实上在他们建国之初,古老文明已是百年孤独;让那些揭竿而起的造反派将自己的气脉接续到唐宋,又岂非强人所难?

对明代政治影响深远的,其实是金元。

元与金关系密切,他们跟契丹人的辽一样都是来自北方的非汉族政权,也都是由部落而帝国,一步登天。因此当他们建立起幅员辽阔的统治区域,而且征服与被征服民族的人口比例倒挂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摆在了面前:继承哪个文化传统,按照谁的习惯、规矩和制度来实施统治?

这个问题,辽想过,金想过,元也想过。

金的办法是以辽为鉴:鄙辽俭朴,袭宋繁缛之文;惩宋宽柔,加辽操切之政。这话虽然听起来符合文武之道,却也透露出一个信息:辽和金都是操切之政。 〔45〕

说得难听点,就是简单粗暴,野蛮残忍。

或者说,苛暴。

苛暴的表现之一是杖责大臣。只要皇帝不高兴,就能把某个官员按倒在地予以痛打,既无须法定程序,也不论职位高低,宰相的特权则不过是挨打时屁股下面有褥子。 〔46〕

更奇葩的是,金的皇帝认为这种刑法非常人道。海陵王完颜亮就说:板子打在你们身上,其实疼在朕心里。更何况痛打之后任用如初,难道不比流放千里之外好? 〔47〕

这可真是暴君逻辑。然而对于士大夫来说,是宁可罢官也不愿意这样受刑的,因为士可杀不可辱。在众目睽睽之下遭此凌霸,则尊严何在,体面何存?君使臣以礼,才能要求臣事君以忠。相反,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48〕

之前的两宋,就明白这道理。

完颜亮和忽必烈却并不这么认为。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毕竟,金和元都是政治暴发户、昔日奴隶主和北方游牧民统治的国家,奴仆挨打在他们那里实在要算是稀松平常,何况打起人来也可谓一视同仁。那么请问,女真和蒙古的贵族打得,汉族士大夫怎么就打不得?

所以,杖责大臣,元承金制。 〔49〕

然后,是朱元璋接棒。

以中华文明复兴者自居的朱元璋,应该不会不懂“士可杀不可辱”的道理。然而这位开国皇帝的内心世界,却是既不同于上流社会出身的赵匡胤,也不同于底层平民出身的汉高祖。刘邦确实不喜欢读书人,但态度公开而坦诚。包括他扬言见了儒生的帽子就想拿来当尿壶,也不失天真。

相比之下,朱元璋则可谓阴毒。

阴毒的表现是文字狱,也就是在字里行间找茬,然后兴起大狱杀人。比如杭州有人上贺表称:

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

这些话无论谁看了都知道是歌功颂德拍马屁,朱元璋却歇斯底里勃然大怒:生就是僧,骂我做过和尚;光就是没有头发,骂我是秃子;则就是贼,骂我做过贼。于是那个马屁精稀里糊涂就被砍了脑袋,吓得魂飞魄散的礼部则请求朝廷颁布行文用字的标准格式,以免臣民误触法网。

可惜这件事哪里有谱,朱元璋的想法也实在离奇,而且想一出是一出。结果不但“以身作则”不能说,“天下有道”和“衮衮诸公”也不能讲,特殊的殊更不能写,因为道就是盗,衮就是滚,殊拆开来是歹朱。谢天谢地,幸亏朱元璋识字不多想象力也有限,还忙不过来,否则汉字岂不都得废了?

抱歉,“否则”这个词也是不能说的。

文字狱前后经过了十三年,最后以翰林院学士刘三吾等人制定出标准格式了结,留下的阴影却堪称巨大。后来乾隆皇帝还如法炮制,又把文字狱推向极致。明清两代文明成就远不如唐宋,朱元璋和乾隆帝应该负主要责任。 〔50〕

但,更可怕的是心理。

实际上朱元璋父子都很变态。篡夺皇位后,明成祖疯狂迫害建文帝旧臣。有个官员的妻子五十六岁,也被送进教坊司当妓女,很快死去。教坊司请示处理方案,朱棣的御批竟然是:着锦衣卫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外着狗吃了,钦此! 〔51〕

如此不把人当人,打屁股又算什么?

打屁股当然是直接从金元那里继承下来的,不过在明代有了正式的名称,叫作廷杖。廷杖虽然并未入法,只是皇帝的私刑,却堂而皇之地公开进行,地点在午门。届时由锦衣校尉执棒,司礼太监坐在上面监视,朝廷大臣则必须陪列于西边台阶的空地,眼睁睁看着同事被打得血肉模糊。

据《出警入跸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如果有人站出来反对,则一并受刑。

这可真是斯文扫地。

实际上,金元大臣受责多因有错,或皇帝要立威;明代朝臣挨打则多因顶嘴,或皇帝要出气。嘉靖十三年,就有个小官因为意见不同而被廷杖,气哼哼的皇帝居然走出文华殿旁听。锦衣校尉打一棒报一棒,直到打断三根棍子,被打的也昏死过去,嘉靖仍不解气,还气得彻夜不眠。 〔52〕

可见,廷杖打的就是士大夫的体面和尊严。

结果却有两种。一种是皇帝打得越凶,挨打的名气越大威望越高,因此有故意惹他生气的。另一种则相反,干脆三缄其口装聋作哑,天塌下来也不管。但无论意气用事或心灰意冷,都意味着士大夫群体与皇家渐行渐远离心离德。

廷杖让皇帝淫威尽施,也人心尽失。

特务们则趁机弄权。因为下令的虽然是皇帝,下手的却是他们。锦衣校尉用力的轻重,全看司礼太监的靴子。靴尖如果向外,受刑的还有活路;如果向内,杖下之人轻则终身残疾,重则命丧黄泉,也不会有抚恤金。 〔53〕

回到唐宋,更是再无可能。

其实明代以前,君臣关系虽不平等,却还算融洽。汉唐三公坐而论道,士大夫起而行之,官僚视国事为己任。两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更是有如战略合作伙伴。尽管共治不是共有,但,帝国的统治者是包括官僚在内的。统治集团内部即便纷争不断,也是命运共同体,损荣与俱。

明则完全是朱元璋及其子孙的家天下。尽管明代士大夫也会口口声声“我皇明”如何,但那实在是自作多情。不信请看锦衣狱中廷杖棒下,可有一丝一毫温柔敦厚?恐怕只有视臣僚为奴仆,君使臣以威,臣事君以惧。

这可真是只见金元,不见唐宋。

元明清往往被连在一起说,也并非没有道理。

唐的开放,宋的开明,则永不复返。

继承了打屁股,发明了文字狱,明代政治终于彻头彻尾专制化和粗鄙化。这跟以内阁代宰相,用宦官当特务,倒是如影随形相得益彰。奇怪的仅仅只是,在如此统治下,明代的经济和文化却照样得到了发展,呈现出繁荣。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第四章

多样世俗

头号玩家

正德十四年六月,宁王朱宸濠造反。

朱宸濠是与宪宗朱见深同辈的宗室,首任宁王则是朱棣的同父异母弟弟朱权,封地大宁,也就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当时的说法,是燕王善战,宁王善谋。所以朱棣在起兵三个月后,就把宁王朱权骗到了自己军中。

说起来这也是建文帝的南京政府失策。由于担心宁王与燕王勾结,他们削去了宁王的三支护卫队。结果朱棣攻大宁的时候,朱权只是无兵无将的闲人。燕王却在城破之后单骑入城去见弟弟,兄弟俩抱头痛哭然后传杯换盏。等到弟弟在郊外为哥哥饯行时,燕王的伏兵却一拥而上,三支护卫队也神奇地出现,把那足智多谋的闲散王爷带回北平。

朱棣称帝以后,朱权徙封南昌,还叫宁王。 〔1〕

谋反的这个,是他的玄孙。

尽管满脑子成王败寇思想的正史,将朱宸濠持续了四十三天的叛乱归结为他是妓女的儿子,身边又聚集着一帮装神弄鬼的术士等等,但这位王爷的真正不幸是卷入了佞臣争宠的宫廷斗争,斗争的双方则一个叫江彬,一个叫钱宁。

钱宁是靠着巴结刘瑾上位的,由于能够左右开弓射箭而深得武宗皇帝的欢心,还被收为义子赐姓朱,所以史书上有时候也写成朱宁。此人超过刘瑾的特殊贡献是怂恿武宗修建了名叫“豹房”的娱乐场所,其奢华和色情程度足以让所有秦楼楚馆夜总会都相形见绌望尘莫及。当然,他掌管的锦衣卫与东厂相比也毫不逊色,厂卫并称便正是始于钱宁。 〔2〕

可惜钱宁没有想到,自己会栽在江彬手里。

江彬其实是钱宁引荐给武宗的,因为他知道皇帝非常想见那人。事实上江彬可以说是战斗英雄,曾经拔去射中耳朵的箭继续作战。脸上留着伤疤的江彬被一眼认出,他讲的那些军事故事也成为最好的壮阳药和兴奋剂。江彬则总是及时而识趣地将陛下带到教坊司。那里有一百六十二个花团锦簇的小房间,可供精力旺盛的皇帝与各色美女锻炼身体。 〔3〕

一山不容二虎,哪怕在动物园。

宁王朱宸濠的错误则在于选择了钱宁做线人。这个头脑发昏的家伙先是通过贿赂钱宁,向皇帝提出让自己的儿子做太庙管理香火的工作人员,然后又胁迫南昌的父老、读书人和地方官写了一封歌颂自己的奏折。这件事连贪玩的武宗都感到奇怪:表扬官员是想升官,表扬藩王要干什么?

江彬的党羽立马趁机煽风点火:钱宁他们私下勾结宁王图谋不轨,陛下难道真不清楚?歌颂宁王孝顺,就是讥讽陛下不孝;歌颂宁王勤政,就是讥讽陛下不勤。

武宗若有所悟,点了点头。

东厂和内阁,也主张削去宁王的护卫队。

宁王得到的情报却是要将自己捉拿归案,因为北京城里的小道消息就是这么说的。碰巧,谍报人员赶到南昌的六月十三是宁王生日,包括朝廷特派员巡抚江西都御史孙燧在内的官员都来赴宴。只不过第二天早上他们再来谢宴时,宁王却出现在露台上说: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入朝监国。

孙燧说:密旨在哪里?请出示。

宁王说:少废话!你为不为本王保驾?

孙燧答:天无二日,人无二君,谁敢胡来?

宁王便把孙燧等人杀了,公开宣布叛乱。 〔4〕

造反,居然也很简单。

消息传来,朝野震惊。

武宗皇帝朱厚照却兴高采烈,因为他终于有正当理由玩个大的了。实际上自从认识江彬,这位头号玩家就开始了他微服出访的探险,并且在二十七岁那年跑到了今天的河北省宣化县。当时它是抵御蒙古人的前沿阵地,叫宣府卫。

巡幸宣府卫是江彬的提议。他告诉皇帝,那里有真正的战场和别致的女人,远非宫中的模拟战和教坊司可比。不过这件事并不顺利:武宗在昌平被内阁大臣追上,又在居庸关被守关御史挡驾。回到紫禁城的皇帝召开了御前会议,而且是在晚上,几天以后却出现在宣府。这时内阁才得知,守关御史已被换成太监,朝廷大臣则被严令禁止出京。 〔5〕

帝国臣僚成了自己元首的囚徒。

然而就连这样躲猫猫的游戏也让武宗不耐烦。他开始自称军事指挥官,并且要求内阁起草“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巡边”的命令。朱寿其实就是他自己,但正儿八经每年领取五千石禄米。旨意如此荒唐,内阁当然不能从命。武宗竟然亲自来到左顺门对大学士梁储说:不起草,就吃剑!

梁储免冠解带伏地:臣宁死不从!

武宗歪着头想了想,把剑扔在地上走了。

正德十四年三月,武宗又要南巡。这个决定引发了朝臣大规模的抗议,而且持续到下个月。不断有人被锦衣卫逮捕和廷杖,一百多人在午门罚跪五天,十多人死于杖下。皇帝与朝臣进行了一场拉锯战,比拼谁的意志更加坚定。 〔6〕

哪知道,两个月后宁王就反了呢?

据《剑桥中国明代史》。

于是乎,谁都不能阻止皇帝穿上军装了。

何况这是有先例的。宣德元年汉王朱高熙反,正统十四年蒙古入侵,宣宗和英宗就都曾御驾亲征。尽管宣宗成功而英宗被俘,却不该也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反倒似乎是明代皇帝的责任、担当和本分。

武宗更毫不客气地下令,再有劝阻者格杀勿论。 〔7〕

皇帝现在如愿以偿地一身戎装前往南京,随行人员有正直的梁储和邪恶的江彬。扫兴的是,他们磨磨叽叽拖到八月才浩浩荡荡地出发,走到半路却听说叛乱早被平息。 〔8〕

平息叛乱的,是王守仁。

王守仁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阳明,当时正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在赣南巡视。这位主张“知行合一”的哲学家其实文武双全,在学者群体中罕见地具有实际操作能力,当时的兵部尚书甚至料定他很快就会传来捷报。果然,经过一系列战略部署和设谋用计,守仁击败并且俘虏了宁王。宁王可怜兮兮地问:王先生!我愿削去全部卫队,降为平民行么?

得到的回答是:有国法在。 〔9〕

那位“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却觉得不好玩,佞臣们更是羡慕嫉妒恨。江彬和太监张忠甚至要求王守仁把宁王送到鄱阳湖放了,以便皇帝在模拟战中将其擒获。这个馊主意理所当然地被拒绝,王守仁也只好押解宁王去南京。 〔10〕

节选自《铜陵观铁船歌》行书卷。原件纸本,纵31.5厘米,横771.8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书为王守仁在铜陵献俘后,作于回南都的舟中。

太监张永却在杭州等他。 〔11〕

由于与朝臣杨一清联手扳倒了刘瑾,张永的地位和威望都在张忠等人之上。听完王守仁的陈述他表示,自己是来护驾而非争功的,只不过有些事情不能硬来。王守仁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便把宁王和后事都交给了张永。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江彬等人后来竟诬陷守仁是宁王同伙。

帮得了王守仁的,也只有张永。

靠着张永的斡旋,王守仁转危为安,麻烦和事情却没完没了。也许是为了弄钱,也许是为了栽赃,太监张忠和佞臣许泰质问王守仁:宁王府富可敌国,所藏如今在哪?

回答是:都在京城贪官污吏家里,一查便知。

那两个家伙正是受贿者,当然不敢查,便又欺负王守仁是读书人,强行要他参加射击比赛。没想到王守仁张弓搭箭三发三中,竟赢得北京政府军将士们欢声雷动。

奸臣黔驴技穷,王守仁最终也只能妥协。担任巡抚江西都御史的他重新撰写了报告,宣称讨平逆贼全因威武大将军指挥若定,江彬等等也是有功人员,这才了结此案。 〔12〕

一个时代也宣告结束。

转折时期

武宗是在王守仁修改报告之后离开南京的。 〔13〕

这时距离平叛已经一年两个月,皇帝自己和他的走狗们也获得或者说骗取了荣誉,没有理由再赖在这里。南京人民暗地里都额手称庆,因为这位威武大将军镇国公闹得帝国的副都鸡犬不宁,处女、寡妇和小猪都被江彬搜索。后一动作的原因是猪与朱谐音,大将军下令禁止养猪和杀猪。 〔14〕

帝王的荒唐从来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

不过,凡事都有谢幕的时候,武宗的游戏生涯则以悲剧告终。由于捕鱼他落入水中,差点让自己喂了鱼。此后皇帝作为病人回到北京,并在三四个月后孤独地死去。三十一岁的他没有留下儿子也没有遗嘱,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便奉太后懿旨抓捕江彬,迎武宗堂弟朱厚熜(读如聪)入京。 〔15〕

这就是明世宗,俗称嘉靖皇帝。

嘉靖继承皇位时十五岁,在位四十五年。死后三子朱载垕(读如厚)接班,是为隆庆皇帝明穆宗。六年后穆宗去世,儿子朱翊钧(翊读如议)继位,是为万历皇帝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这祖孙三代近百年,便构成了明中叶。

明中叶的政治特点,是皇帝不作为,阁臣窝里斗。嘉靖创造了二十年不见大臣的纪录,万历也数十年不上朝,朝廷成为严嵩和张居正等人依附太监,上演各种钩心斗角戏码的舞台。这当然是只能以后再说的话题,但那祖孙的惊人相似却让人好奇:难道他俩真的是一个修仙一个抽鸦片? 〔16〕

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前面闹够了。

其实只要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明代前期很折腾:朱棣夺皇位,宣德征越南,英宗伐蒙古,宁王反南昌,成化初年则民变不断,只有后面部分和弘治年间天下太平。

难怪,除了太祖和成祖,前期的皇帝都短命。

后期的则病态。光宗朱常洛干脆就是病人,甚至没能活到使用自己的年号泰昌,在位时间其实只有一个月。接班的两个儿子也都有心理问题。天启是什么事都不管,专心致志做木匠活,天下成为魏忠贤的。崇祯则什么人都不信,大权独揽疑神疑鬼刚愎自用,结果是北京又变成李自成的。

这叫什么呢?

前期闹哄哄,中期懒洋洋,后期病殃殃。

天启是等死的节奏,崇祯是找死的节奏。

这样看,正德皇帝明武宗便成为转折点。实际上到宪宗成化年间,帝国上层建筑的基本建设已经完成,国家机器也能够自行运转,需要处理的只是历史遗留问题。难怪此后竟有三十多年无话可说,以至于做个大事年表都困难。 〔17〕

武宗的历史使命则是释放能量。这能量既是他的,也是帝国的。不要忘记,大明王朝乃依靠元末起义而建立,因此聚集了巨大的能量。但是获得政权之后,朱元璋便不再愿意与他人分享自由,也不愿意像唐宋那样开放帝国。他和他的子孙甚至用了近两百年的时间来重修长城,就像农村老地主修建庄园的土墙和栅栏,既防狼群入侵又防羊们出逃。

朱棣以后的皇帝,就是看守那份家业的。

看家护院其实乏味,百年老店更是寂寞,成为留守儿童的武宗只好自封为威武大将军镇国公。但唯其荒诞,能量的释放才是井喷式和一次性的,以后便波澜不惊。

嘉靖和万历不问朝政,也恐怕因为没啥可问。

两位的享年倒很可观:嘉靖六十,万历五十八。考虑到后来的天启只活到二十三岁,他俩真的要算长寿,尽管是否健康实在难说,政绩更是无从谈起。要知道,就连一贯歌功颂德的正史在为他们立传时,都觉得无碑可树乏善可陈。 〔18〕

◎明代皇帝享年、即位年龄和在位时间一览表

姓名 年号 庙号 享年 即位年龄 在位时间

朱元璋 洪武 太祖 七十一岁 四十一岁 三十一年

朱允炆 建文 无 不详 二十二岁 四年

朱棣 永乐 成祖 六十五岁 四十三岁 二十二年

朱高炽 洪熙 仁宗 四十八岁 四十七岁 一年

朱瞻基 宣德 宣宗 三十八岁 二十八岁 十年

朱祁镇 正统 英宗

朱祁钰 景泰 无 三十岁 二十二岁 八年

朱祁镇 天顺 英宗 三十八岁 九岁 二十二年

朱见深 成化 宪宗 四十一岁 十八岁 二十三年

朱祐樘 弘治 孝宗 三十六岁 十八岁 十八年

朱厚照 正德 武宗 三十一岁 十五岁 十六年

朱厚熜 嘉靖 世宗 六十岁 十五岁 四十五年

朱载垕 隆庆 穆宗 三十六岁 三十岁 六年

朱翊钧 万历 神宗 五十八岁 十岁 四十八年

朱常洛 泰昌 光宗 三十九岁 三十九岁 一个月

朱由校 天启 熹宗 二十三岁 十六岁 七年

朱由检 崇祯 思宗 三十五岁 十七岁 十七年

注:建文帝生死不明,故享年无法计算。英宗朱祁镇曾被俘,后复辟,故有两个年号,在位时间合并计算。

明中叶,也成为转折时期。

变化是同时代人自己感觉出来的。嘉靖三十二年的进士王可立,便在他所著《建业风俗记》中这样描述:正德以前南京的民居房屋矮小,厅堂大多在后面,即便有雕梁画栋也风格简约。嘉靖末年则不要说士大夫,就连普通百姓盖新房都要大兴土木豪华装修,奢侈程度令人瞠目。

文明礼貌则成为稀缺资源。过去在南京城,哪怕陋巷中或城乡接合部,也随处都能遇到质朴俊伟的忠厚长者、知书达理的翩翩少年。嘉靖末年却只见纨绔恶少飙车打马,即便路遇尊长也不避让致敬,全然不知礼数为何物。

女人也今不如昔。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说,正德之前南京民风淳朴。妇女深居简出,轻易不肯抛头露面,而以烧饭酿酒针线女红为常。嘉靖之后则纷纷浓妆艳抹招摇过市,着装无异于娼妓。她们对时尚的追求也由过去的十年一变,改为两三年就要花样翻新。

一言以蔽之:骄奢淫逸。

北京也好不到哪里去。万历二十年的进士谢肇淛(“浙”的异体字)在《五杂组》中不无讽刺地说,那个地方只有四种人多:宦官多于绅士,女人多于男人,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早已不复为慷慨悲歌的侠义之地。

这恐怕完全在朱元璋意料之外。

朱元璋是个发达后不忘本的人。他崇尚勤劳俭朴,厌恶奢靡和懒惰,反对任何华而不实的东西。进贡奇珍异宝只能让他愤怒,穿新靴子在雨地里走则会挨骂。这位开国皇帝跟所有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一样,不希望身后出现败家子。 〔19〕

当然,更不允许有人偷他的钱。

实际上朱元璋父子发明和重用厂卫,尤其是让太监掌管特务机构,未尝没有反腐倡廉的初衷。他们认为,宦官没有子孙后代,皇宫就是自己的窝,哪有自家偷自家?可惜他们忘了,宦官是家奴不是家人,没有义务帮你省钱,帮你进行廉政建设。就算不敢贪污,难道还不能索贿受贿?

结果,那些牧羊犬变成薅羊毛最多的。

腐败总是与奢靡关联。何况经过一百多年的积累,帝国已经相当富足,没必要大家都节衣缩食。毕竟,俭朴不等于简陋,清廉不等于清贫,排场却能体现官家的威严。只可惜什么叫合理消费,什么叫铺张浪费,从来没有界线。

新的理论开始产生。

正德和嘉靖年间的上海人陆辑就极力为奢侈辩诬。依照他的观点,消费不等于浪费,俭朴反倒多因贫穷。节约也并不能致富,最多只能保证贫困户不至于破产,富足天下却得靠拉动内需刺激市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奢侈品消费恰恰有这种作用,富裕地区的人民则既会生产又会生活。 〔20〕

这当然可以从长计议。实际上,有张扬的恶俗,有低调的奢华,有无聊的铺张,有雅致的精细,奢与俭其实没那么简单。财富和资本没有去向,不能用于改善民生、科技创新和扩大再生产,只能用于穷奢极欲,才真是大问题。

观念变了,也才是最重要的。

民间用语生动地反映了这种变化。比如宋元以来就已经有了的“营生”和“生计”等词汇,到明代便明确包括商业在内,“做生意”也逐渐成为贸易活动的专有名词。 〔21〕

这可是全民共识:生存是要经营和运作的。

难怪武宗要在皇宫里开个店铺了。

京师风气之变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正如谢肇淛自己说的:帝都所在,万国来朝,交易皆四远之货,奔走皆五方之民。本地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当然活成那个样子。 〔22〕

现在很清楚,农业帝国并不排斥商品经济,统治模式也非一成不变,因此生活方式和产业结构都可能改变,尤其是在最高当局不管事的时候,以及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比如长江三角洲。

江南市镇

长江三角洲耀眼的明星是市镇。

市和镇都是商业区而非行政区,区别仅仅在规模,大约千户以下为市,以上为镇。市比镇小,却未必不重要。苏州府长洲县的枫桥市,就是长三角最大的粮食集散中心。

这是一些熟悉的名字:

吴江县平望镇、黎里镇、同里镇、震泽镇。

嘉定县南翔镇、安亭镇、真如镇、罗店镇。

常熟县福山镇、梅李镇、支塘镇。

华亭县莘庄镇、龙华镇、朱泾镇。

上海县七宝镇、新场镇。

青浦县朱家角镇。

前面三个县属苏州府,后面三个属松江府。

据《剑桥中国明代史》。

这当然不是全部,因为苏州府有一州七县。

长江三角洲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则是南直隶的苏州府和松江府,浙江的杭州府、嘉兴府和湖州府,均为财赋重地与商业中心。五府千百镇,也都是聚宝盆。 〔23〕

堪称巨无霸的是乌青。

乌青其实是两个镇:乌镇长七里宽四里,隶属湖州府乌程县;青镇长七里宽二里,隶属嘉兴府桐乡县。只不过两镇隔河相望近在咫尺,而且共有东西南北四个坊门:

据明《便民图纂·女红之图》。

青镇南门南昌门,通杭州。

乌镇北门澄江门,通苏州。

青镇东门朝宗门,通嘉兴。

乌镇西门通霅门,通湖州。

霅读如炸,就是霅溪,现在叫东苕溪。

隶属于湖州府归安县的南浔也非比寻常,它是江南市镇中唯一有城墙的,拆城之后则代之以四栅。当时太湖流域的蚕丝和丝织品名满天下,北面距离太湖口只有十八里的南浔便成为湖丝的集散地。再加上湖州至苏州吴江平望镇的运河与南北向的市河在此交汇,很快就客商云集日进斗金。

这里面,不乏耐人寻味的故事。

作为市镇的南浔兴起于南宋,到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日趋兴旺,车船千计灯火万家。这种繁荣一直延续到清,而且市场细分,专业化程度极高:又叫京行的京庄专为官办织造局提供上等湖丝,以满足宫廷需要;也叫广行的广庄负责接待广东商人,将产品销往海外;专营织造绸缎经丝的商号则叫经庄或经行。清代道光年间的进士董恂有诗描述说:

初过小满梅正黄,市头丝肆咸开张。

临衢高揭纸一幅,大书京广丝经行。

区区浔地虽偏小,客船大贾来行商。

乡人卖丝别粗细,广庄不合还京庄。 〔24〕

最后两句很形象:买家挑肥拣瘦,卖家进退自如。广庄这边价钱谈不拢,那就回头再找京庄。反正供不应求,生产湖丝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总能为自己争取到满意的结果。

这是真正的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

市场都是趋利避害的,也有自我调节功能。因此,贴近太湖的南浔和震泽是丝业市镇,离得稍远的盛泽和王江泾则是绸业市镇。这显然是商品经济的选择,因为震泽和盛泽同属吴江县,南浔和王江泾则分属湖州府和嘉兴府。

距离太湖更远的,便成为棉花棉布市镇。

棉花本由印度半岛引进,传入江南在宋代以后。元成宗元贞年间,上海县乌泥泾镇的黄道婆从海南岛带回黎族人民的棉纺织技术,种棉和织布便成为江南的重要产业。松江府上海县七宝镇、华亭县朱泾镇、青浦县朱家角镇,以及苏州府嘉定县的南翔和罗店,便都是棉花和棉布贸易中心。

也有诗为证:

贸易隆昌百货全,包家桥口集人烟。

男携白布来中市,女挈黄花向务前。 〔25〕

务前就是务前桥,又叫隆昌桥,黄花则是霜降以后晚收的棉花。这首诗虽然成于清代嘉庆年间,但地方志告诉我们生意兴隆的景象是从明中叶延续到清的,诗中所写的枫泾镇则介于松江与嘉兴两府之间,北属华亭,南属嘉善。

打破行政区划进行市场整合的结果是:

绫布二物,衣被天下。 〔26〕

这虽然是武宗正德年间人们对松江的赞美,却可以用于此后整个江南地区。由此可见,商业繁荣既要靠天时,比如明中叶;又要靠地利,比如长三角;还要靠人和,也就是对消费群体和消费欲望的了解,以及对市场规律的掌握。

欣欣向荣,并非没有道理。

始料不及的是,米不够吃了。

自古江南鱼米乡。苏湖熟,天下足,直到明孝宗时北京所用稻米仍然半数从江浙漕运。抱歉的是,市场更看重经济效益。当丝绸、棉布和其他手工业品的利润明显地高于粮食作物时,农民没有片刻犹豫就改变了产业结构。 〔27〕

天下粮仓,也从南直隶和浙江转移到湖广。

现在称为湖南和湖北的湖广土地肥沃气候温暖,再加上占城稻的引进和早熟稻的培育,一年两熟不是问题,于是便取代江西成为中国的米袋子。有供求就有市场。湖南湘潭和湖北汉口,则是当时稻谷的最大集散地和交易中心。这些米被用来换盐和其他生活用品,且大多都是自主经营。

结果是:湖广熟,天下足。

从中游到下游,长江地区都取得了经济霸权。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福建。福建的地理特征既非人多地少也非地广人稀,而是山多水短海岸线长。在那里,种植经济作物和从事海外贸易,显然更能解决温饱和发家致富。因此尽管当局禁令甚严,福建走私却不亚于南直隶和浙江。

四川依然富足,广东则相对衰微,好在作为冶炼中心的佛山仍然与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和江西景德镇并称四大名镇。当然我们更不能忘记徽州。遍布全国的徽商网络能量巨大,徽州商人的身影也时时闪现于江南市镇。 〔28〕

这不奇怪。毕竟,徽州与苏州同属南直隶。

引领时尚当然更非南方莫属。那时全国各地的生活用品都以苏州的式样为式样,苏州的创意为创意,苏州人的好恶为风向标,叫苏样和苏意。做工则以广州为上。那里的能工巧匠举世无双,造出的奇器也远销南京北京、西洋东洋。

由此有了一句民谚:苏州样,广州匠。

趣味自然也包括鉴赏和收藏,藏品则不但有古玩,也有时玩。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器,成化之窑瓷,还有唐伯虎的画和文徵明的字,也都是抢手货。至于价钱,则是江南的士大夫群体和徽州的豪商巨贾们哄抬起来的。

美丽的南方,就这样悄悄地影响着中国。

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南方不仅是聚宝盆,也是人才库。苏州、绍兴和江西吉安是国考大府,福建莆田则堪称科举大县。换句话说,远在北京的帝国政治中心,其实要靠南方的经济和文化双重输血来供养。 〔29〕

这当然会有问题,甚至在迁都之前就有了。

绅士阶层

谁都没想到,南北文化落差会导致血案。

事情发生在洪武三十年春天,起因则是本年的科举考试录取五十二人,竟然全是南方的。北方考生不服,群情激奋告到朝廷,指控主考官地域歧视,甚至以权谋私。

朱元璋下令另选儒臣重新审核,送达御前的落榜考卷也果然不堪入目。这时又有人举报复查舞弊。那些文理不通的北方考生文章,是按照前任的意图特地挑选出来的。

皇帝勃然大怒。他将主考官刘三吾发配边疆,其余凌迟处死,就连三月录取的状元也成为城门失火的池鱼。朱元璋又亲自阅卷,并在六月一日再次举行殿试,重新另外录取了六十一名考生,而且全部都是北方人,才算了结此案。

这就叫南北榜,又叫春夏榜。 〔30〕

朱元璋这样处理,当然有政治上的原因,但南方人文化程度偏高则是不争的事实。至少南宋以来,那里就崇尚耕读为本诗书传家。尤其是郡多秀民的江西吉安府吉水县,可谓田间陌上,读书之人时见;街头巷尾,吟诵之声相闻。

结果是什么呢?

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 〔31〕

这可是明初就有的说法。迁都北京以后,则成为不能不认真对待的问题。洪熙元年七月,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向仁宗皇帝郑重提出:科举考试必须兼顾南北,保持平衡。

明仁宗说:北方人的学问,远远不如南方人啊!

杨士奇说:若论德才兼备,也各有所长。

明仁宗问:那你说怎么办?

杨士奇答:南北分榜六四开。

仁宗采纳了这个建议。宣德以后,比例又改为南方人占百分之五十五,北方人三十五,不南不北的百分之十。 〔32〕

南方士大夫成为官僚集团的主力军。

嘉靖年间的严嵩,就是江西分宜人。

扳倒严嵩的徐阶,则是松江华亭人。

实际上实行两京制以后,南方更有优势。因为权力中心其实鞭长莫及,南直隶苏州、松江、常州和徽州又在名义上直属中央,可谓占尽天时地利。同属太湖流域的湖州和嘉兴自然利益均沾资源共享,包括东南沿海也受惠受益。实际上只要皇帝不来巡视,南方人民便会自得其乐地发展着。

幸运的是,嘉靖和万历连宫门都不想出。

这其实是好事,至少对于民间是如此。事实上,君无为则民自治。何况朱元璋父子所有的制度设计,目的都是外御强敌内防政变。只要不危及国家或者说朱家安全,最高统治者并不喜欢多管闲事,也无意过问普通民众的早茶。

实际上这正是太祖高皇帝的主张。在他的时代,官员们如果未经特别批准擅自出城下乡,将会因“扰民”之罪受到重罚,最高可至死刑。来自农村的朱元璋深知什么叫作官逼民反、兵匪一家,很不希望这种悲剧在他治下重演。 〔33〕

问题是宣德皇帝之后,帝国已不能自上而下操控。自治的乡民需要基层组织,不能出城的县官也需要代理,更何况某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他们是王朝种种优惠政策的受益者和现存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有能力也有动力充当官民之间上传下达和讨价还价的中间商,新阶层便应运而生。

这就是缙绅、乡绅或者说绅士。

将这个新阶层称为中产阶级并不合适,尽管这样说更便于理解。事实上缙绅的本义是指官员。他们上朝时要随身携带叫作笏(读如护)的东西,相当于笔记本。不用的时候便插在宽大的腰带间,叫缙绅:缙是插入,绅是腰带。 〔34〕

新阶层却原则上不包括在职官员,主要组成人员是离职官员和候补官员。离职有种种原因,比如致仕和守制,也就是退休或者因父母去世在家守丧。候补也有种种途径,比如通过选拔成为最高学府国子监的监生,或者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举人。举人和监生都可以直接授官,所以是候补。

离职的是绅,候补的是士,合称绅士。

告老必须还乡,待岗当然在家,所以又叫乡绅。

乡绅却名声不好,至少明中叶以后是这样。 〔35〕

不好是有原因的。景泰年间由于中央财政吃紧,政府便规定可以花钱购买监生身份,本尊却未必需要入学,助学金则照领不误。这等好事自然有人趋之若鹜。再加上国子监和地方官学扩招,候补官员便有如过江之鲫,终于形成“官多员少”的现象:有资格入仕的多,实际在职在岗的少。

于是乡绅的队伍变得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其中难免目不识丁的暴发户和惯于谋私的老官僚,甚至还有高利贷发放者和开当铺的。他们半官半民地闲居基层,又能干什么呢?

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包揽讼词。

这就是土豪劣绅。

正派的绅士当然不能这样。除了身份地位,他们还得要有教养和贡献,才能成为受到尊敬的人。这些基层工作包括支持社会福利机构,资助并且监督灌溉工程,调解邻里矛盾等等。总之,真正的绅士应该同时是慈善家。这就要求他们既有钱又有闲,还与公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后面这条至关重要。事实上,尽管当时的绅士几乎都能成为地主,地产却不是成为绅士的先决条件。官员身份才是决定性的,哪怕那身份可以购买且长期候补。不过,明代的监生和举人都是终身制,不像宋代还要讲有效期。因此除非自然减员,谁都不会退群,岂能不蔚为大观?

绅士成为阶层在明中叶以后,并非没有原因。 〔36〕

何况要想发家也不难,包括在职的官员。事实上,由于朱元璋发誓要建设清廉的政府,要让臣僚不但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成为大公无私的服务员,因此钦定的薪资标准低得仅够糊口。然而作为补偿,帝国又给了他们种种特权,包括减免赋税,在与普通百姓发生民事纠纷时司法部门无权擅自拘审等等。这些特权,就连不是候补官员的秀才也有。

结果怎么样呢?

达官显贵做大生意,兵头将尾占小便宜,所有官员都有半公开半合法的额外收入,保证生活舒适家境殷实。最重要的是,特殊待遇和合法权益原则上都不会受到侵犯。

这样看,绅士似乎又很像中产阶级,只不过应该理解为政治上和社会地位的,而且不能看成有地产的gentry。 〔37〕

更何况,这个群体自身也有层级。

载于嘉靖年间《海门县志》。

如果不算在任官员,那么高级绅士为乡居的显贵,低级绅士是贫寒的秀才举人。他们的经济利益、道德观念和政治诉求都不尽相同,因此作为官方与民间的中介,立场态度也有区别。下层绅士往往更能代表民众意愿,而且因为更善于跟官方打交道,在乡民受到侵害时也能够更好地维权。 〔38〕

中高级绅士乐于承担的另一些义务,是编纂族谱和修建宗祠,以及投身乡约工作。乡约本是乡民之间的约定,并无法律效力,但由于能够带来切实的好处,对不合作者又能用开除来制裁,因此便实际上构成一种命运的共同体。

共同体成员享有以下权利和义务:为乡民的成家立业和生活困难提供帮助甚至援助,对他们的缺点错误进行批判并且促其改正,定期或不定期进行道德教育等等。这无疑有利于社会安定和政权稳固,且能为国家节约管理成本,因此尽管乡约创始于北宋,却在明代兴盛起来并延续到清。 〔39〕

看来,明的高度集权仅限于上层建筑,皇权不到之处却相对宽松。于是在广大农村以及市民社会,各种民间力量便野蛮而自由地生长着,呈现出生动活泼的千姿百态。

那才真是多样的世俗。

市井与江湖

缙绅都喜欢起别号,弘治状元康海就别号对山。

别号唐宋就有,比如杜少陵和苏东坡,明代却成为官场习俗。按照明末流行的说法,当时的士人只要被授官,便会做四件事:备他一个轿,起他一个号,刻他一部稿,讨他一个小。讨小就是纳妾,刻稿则是出文集,备官轿和起别号是为了摆谱,尽管别号原本属于名士,比如王阳明。

后来更是咸与维新,三教九流都装扮成绅士。

别号林林总总,无非附庸风雅,因此非轩即亭,或山人居士。嘉靖皇帝便自号天台钓叟,隆庆和万历则自称舜斋和禹斋。这里面既有炫耀也有谄媚,因为舜和禹可不是随便谁都能够自称的。何况儿子是舜,父皇岂非是尧?

风雅变成恶俗,也就分分钟的事情。

于是就连严嵩的家仆永年,也自号鹤坡。

成化到嘉靖年间的书法家祝允明,则在《前闻记》一书中记录了一件怪事:江西某知县审案,问堂下被捕的盗贼姓甚名谁,那人回答说守愚不敢。知县听得一头雾水,问旁边的县吏什么意思,方才明白原来守愚是那人的别号。 〔40〕

盗贼也有别号,可谓雅贼。

当然,江湖中更流行绰号。

绰号也古已有之,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就叫李猫,还有个马屁精叫两脚野狐。不过官员的绰号多为别人所取,江湖中则往往自封,从阎王太岁到棒椎劈柴不一而足,叫得最响的是十三太保,还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

替天行道的观念,看来很是深入人心。

实际上明代颇有些身手不凡取之有道的大盗,就连嘉靖末年锦衣卫都指挥使陆炳的家里,也曾被洗劫一空,陆炳还自认倒霉不敢声张。后来实在忍不住,才对某巡按御史抱怨了几句,结果当天晚上那盗贼便出现在他面前。

盗贼说:讲好不张扬的,为什么失言?

陆炳支支吾吾,唯唯诺诺。

盗贼嘻嘻哈哈地说:御史?一百个御史又怎么样?今晚不杀你就是。言毕,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 〔41〕

如此这般,又可谓侠盗。

这不奇怪。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都是读书人,江湖中其实爱憎分明,也不乏有识之士。由于冷眼旁观,他们甚至比许多士大夫都明白事理,比如明代末年一个算命先生。

据说,崇祯皇帝曾经派太监向他求问国运。

算命先生问:测哪个字?

那太监回答:友。

算命先生说:不好,反贼出头了。

太监改口说:是“有没有”的“有”。

算命先生说:不好,大明江山去了一半。

没错,“大”去一捺,“明”去日旁,合起来就是“有”。

太监又改口:是“申猴酉鸡”的“酉”。

算命先生说:更不好,至尊天子砍头去脚了。 〔42〕

此事无从稽考,多半是编出来的,甚至有可能是好事者对朱元璋文字狱的报复,但江湖藏龙卧虎则是事实。事实上尽管明初政府的控制极严,可谓夜无群饮,村无宵行,流动人口却很快就开始大量出现,其中还包括读书的士人。

这当然与商品经济有关。为了招商引资,许多地方政府允许客商子弟以“商籍”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以至于像山东临清这样的北方经济重镇,考生十有八九是徽商家人。更有趣的是,面对当地绅士的不满,嘉靖皇帝却为之站台:普天之下都是朕的秀才,怎么能说是假冒籍贯占了名额? 〔43〕

此例一开,不可收拾。

游方僧道和逐利商贩更不在乎背井离乡。前者本来就是出家人,后者则虽有坐贾与行商之别,资本和商品却在本质上是流动和必须流动的,朝秦暮楚才是常态。明初江西诗人张羽甚至这样描述商人们行走江湖乐此不疲的心态:

长年何曾在乡国,心性由来好为客。

只将生事寄江湖,利市何愁远行役。

烧钱酾酒晓祈风,逐侣悠悠西复东。

浮家泛宅无牵挂,姓名不系官籍中。 〔44〕

这可真是自外于体制,并以此为豪。

事实上,江湖的本义是远离庙堂。因此,归隐山林也是身在江湖。只不过,士大夫们的情况往往是:处江湖之远而不忘其君,或者以林泉为捷径。真正的江湖,却是在体制外另立系统。姓名不系官籍中,则恐怕是前提条件。

江湖离庙堂远,离市井近。

市井俗气而鲜活,喧嚣又踏实,甚至就连出版物也多半是实用的,比如科举考试的参考书,图文并茂的生活小窍门之类,以及小说和戏文。毕竟,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才是寻常百姓的真实想法,尤其是在没有动乱和战乱的岁月里。

节选自落款为仇英的《清明上河图》,辽宁省博物馆藏。

当然,那里也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富甲一方的豪商巨贾,无疑是高消费群体的主流。其中附庸风雅的买新茶,玩古董,搞收藏,组织吟风弄月的文艺沙龙,逢场作戏的则流连忘返于茶楼酒肆红灯区,只是他们也都千金买笑偎红倚翠。正如前引张羽的诗所说:

嵯峨大舶夹双橹,大妇能歌小妇舞。

旗亭美酒日日沽,不识人间离别苦。

在这方面,士人往往不敌商人。弘治三年的状元钱福归隐后心仪一位名妓,却被某个富商捷足先登金屋藏娇。可见没有钱便没有艳福,哪怕名叫钱福。后来还是那土豪看状元面子让他俩见了一面,状元郎则赋诗一首调侃说:

淡罗衫子淡罗裙,淡扫蛾眉淡点唇。

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卖盐人? 〔45〕

钱福的事并非个案。明中叶以后,士大夫纳名妓为妾更是成为时尚。不过,从良虽然是青楼女子的较好出路,她们却不是缙绅商贾的唯一选择。有需求就有市场,专门为富贵阶层培训小老婆或大丫环的家庭式私立学校也应运而生。

调教出来待价而沽的女孩子,叫扬州瘦马。

养瘦马其实是人肉生意,瘦则既指身材也指家境。换句话说,培训学校出低价从贫寒家庭买来小女孩,然后像养马那样抚养成人,再选择买主赚取高额利润。这里面的关键在于教育和训练,因此有专业的女教师负责教学。顺从主妇和枕边风情是必修课,琴棋书画等技艺则要看资质。最理想的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若能管理财务也算一技之长。 〔46〕

卖不出好价钱的瘦马只能流落花街柳巷,那里当然更是市井也更是江湖。南北两京和苏州杭州等大都会,妓女人数动辄以千计。她们多半以“姑娘”相称,称为“小姐”则要到清末,尽管明代已有临清姐或扬州姐之类。

风尘女子的命运冰火两重天。悲惨的无异于性奴,任人蹂躏任人倒卖;得意的结交权贵出入豪宅,还有好事文人为她们举行选美大赛,评出“金陵十二钗”之类花榜。士大夫们对此往往乐观其成,他们的生活情趣也很接地气。 〔47〕

明,是江湖和市井的时代。

新型文艺,也在这多样世俗中诞生。

第五章

新型文艺

八股文

嘉靖四十年,海瑞重审了一起杀人案。

案情原本简单。浙江严州府桐庐县乡民徐继,在向妹夫戴某追讨借款时发生斗殴,失手将其打死。人命关天,徐继和妹妹都不敢声张,便将尸体绑上石头沉入水底了事。

一个人突然失踪,自然会引起邻里的注意。负责初审的桐庐知县则发现,案发当晚还有潘姓朋友带着仆人在戴某家过夜。于是该官员认定这是一起通奸杀人案:徐继的妹妹和情夫潘某杀害了戴某,徐继则是同谋和帮凶。

这当然十恶不赦,因此判处徐妹凌迟,潘某斩首,徐继绞刑。此类案件照例要报省里和最高司法机关复核,不服判决的徐妹也向中央派到浙江巡视州县的官员鸣冤叫屈。总之经过反反复复,最后一次重审的任务交给了淳安知县海瑞。

海瑞接手时,此案已经被审过多次,他却一眼看出通奸杀人的说法不能成立。这位清官调研以后指出:徐妹与戴某育有二子一女,潘某则既有妻室又不富裕。说一个女人抛弃儿女谋杀亲夫,却只是为了给更没钱的人做妾,这简直就是发疯。何况如此机密的阴谋,为什么要让仆人见证?

于情于理于事实,都说不通。

上级部门认可了海瑞的观点。徐妹和潘某被释放,徐继则因为杀人和藏尸的双重犯罪被判处绞刑。 〔1〕

毫无疑问,海瑞跟那位桐庐知县一样,手上也没有证据只有供词。供词是靠不住的,完全可能来自屈打成招。由于证据不足而将嫌疑人释放则不被允许,因此法官的个人判断便变得举足轻重。本案两种判决的区别仅仅在于:桐庐知县依据的是想当然,海瑞依据的是人之常情和基本常识。

常识极为重要。因为明清两代的基层法官都由地方行政长官也就是知县兼任,这些人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如果像桐庐知县那样想象力丰富,多半只能造成冤假错案。

能够把关的,便只有常识。

可惜这很难,因为没人教。

表面上看,明代教育不差,尤其是官办的。南北两京都有国立大学国子监,校长为从四品的祭酒。地方官学也普及到县,长官则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宗室和军籍子弟还有宗学和卫学。正所谓: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

教育经费也很充足,官学里都是公费生。国子监的监生可以靠助学金养家糊口,打算结婚的则有婚娶费,探望父母的也有探亲费。而且只要成为监生,就能直接授官,并享有减免赋税等等特权。帝国给予官学生的待遇真是不低。

更重要的是:科举必由学校。 〔2〕

我们知道,明清两代为政府机构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是科举考试,而参加考试是要有资格的。简单地说,考生首先得是监生,或叫作生员的地方官学学生。成为生员需要经过入学考试,叫童试。参加童试和考不及格的,无论年龄大小都叫童生。合格入学的则叫生员或诸生,俗称秀才。

秀才有两个出路。进入国子监继续深造的是监生,当然要通过选拔。留在地方官学的则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只不过考试有三个层级,必须一路过关斩将,才能平步青云。

最低一级叫乡试,地点在各省布政使司,南北直隶的考场则在两京。除了秀才,监生也可以参加乡试。

乡试合格就叫举人,已是候补官员。

举人可以在第二年参加会试,考场在京师的礼部。

会试仍然是选拔赛,录取者即进入第三次考试。由于这最后程序由皇帝亲自出题和主持,地点又在奉天殿,所以叫廷试或殿试。殿试不再有淘汰,通过了会试的考生也实际上已是进士,皇帝再考一次的意义是决定等级和排名。

作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题目为《问帝王之政与帝王之心》。万历朱批第一甲第一名。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因此进士的头衔前面都有“赐”字。

一甲:赐进士及第。

二甲:赐进士出身。

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而且,一甲只有三名:状元、榜眼、探花。

乡试和会试的第一名,则分别叫解元和会元。

如果三次都拔得头筹,就叫三元及第。 〔3〕

殿试意义重大。由于皇帝亲临考场,因此录取的是天子门生,也叫甲榜或甲科,中举的则叫乙榜或乡科。既通过了乡试又通过了殿试的叫两榜出身,在官场中高人一等。 〔4〕

两榜出身,三元及第,是读书人最向往的事。

举人都考不上的秀才则很窝囊,因为他的身份已经不同于普通老百姓,却又不是候补官员。这种尴尬不亚于孔乙己穿着长衫站着喝酒,尽管孔乙己连秀才都不是。

金榜题名的,却未必有真才实学。

原因也很简单:明代官办教育的内容非常单一,基本上只有儒家经义。尽管在早期,朱元璋也曾强调科举取士务得全才,应该文能安邦武可戡乱。然而明中叶以后,生员们的课堂和书架上便只有四书五经,连书商都懒得上门了。 〔5〕

何况还要学写八股文。

八股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规定文体,特点则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严格要求。题目肯定来自四书五经,理解也不许超出朱熹《四书集注》范围。比如“百姓足,孰与不足”这道题,就来自《论语·颜渊》有若的话,全文是: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那么,看到题目以后,该怎么做呢?

有份试卷的开头第一句是:

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

这在八股文,就叫破题。

破题之后是承题和起讲,也就是承接上文加以阐发开始议论,然后通过“入手”引出排比对偶的文字,比如:

取之无穷,何忧乎有求而不得?

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无备?

这样的对仗需要四组八句,所以叫八股。

八股很无聊,无非铺陈排比咬文嚼字,翻来倒去将圣贤观点在文字上花样翻新。但这种格式使用了六百年,却并非没有道理。毕竟,由此形成的录取标准相对固定统一,而且与权势和财富无关,大体上可以保证竞争的公平。

何况只要掌握技巧,也能写出好文章。

前面那份试卷的破题就非常精彩,堪称言简意赅,开门见山,这是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我们知道,八股文的规定字数一般是三百到五百,并不允许洋洋洒洒,因此其实很考功力。难怪有人说,会写八股文的,什么都写得好。 〔6〕

至少,破题之法值得做传播的人学习。

然而写出漂亮的八股文真是谈何容易,要知道前面那份试卷的作者王鳌(读如敖)可是成化十年乡试解元,十一年会试会元和殿试探花,差点就三元及第,高踞榜首。

不过,这位苏州吴县人成为朝廷重臣,包括王守仁能够平息叛乱,都与此无关,尽管阳明先生也是八股高手。审案断案肯定用不着八股文技巧,海瑞也非两榜出身。代表明代新型文艺及其成就的,是看上去远离庙堂的东西。

段子与叶子

宣德年间,号称“三阁老”的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出席私人聚会吃花酒。名满天下的三位内阁大臣按时到场,指定的陪酒女郎齐雅秀却让人望眼欲穿,磨叽半天才露面。

三阁老问:姑娘为何姗姗来迟?

齐雅秀答:在家读书。

三阁老问:读什么书?

齐雅秀答:《列女传》。

三阁老忍俊不禁,笑骂:你这母猴!

齐雅秀应声答道:我是母猴,诸位是公猴。

话音刚落,满座叫好,三阁老也乐。的确,公猴与母猴相对,又与公侯谐音。这样既能搞笑,还不得罪人。

所以,这故事第二天就传遍了北京城。 〔7〕

时代之别也一目了然。

没错,同为青楼,唐唱诗,宋歌词,明说段子。 〔8〕

作家当中更不乏段子手,张岱在《夜航船》序言中开篇就讲段子。那故事说,某和尚与某书生同行。书生高谈阔论天花乱坠,和尚被他蒙得只敢踡起腿来躺在船舱。然而听着听着却发现不对,于是便问:你刚才说的澹台灭明(孔子的学生子羽,澹读如潭)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书生说:两个人。

和尚问:那么尧舜也是两个人?

书生说:自然是一个人。

和尚笑:如此说来,贫僧可以把脚伸直了。

张岱是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明末清初最优秀的散文家。这位绅士一辈子只是秀才,年近半百又遭遇大明灭亡的巨变,因此自己嘲笑自己:功名落空,富贵如梦,做忠臣怕痛,扛锄头怕重,真不知道究竟是有用还是没用。 〔9〕

也只好说段子,写小品文,比如: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

这很像八股文的破题,下面的描述则绘声绘色:有的人乘楼船鸣箫鼓,灯红酒绿传杯换盏声色相乱,这叫名为看月却其实不看;有的人亦楼亦船,携童男少女拥坐露台,说说笑笑左顾右盼,这叫身在月下却其实不看;与名妓闲僧浅斟低唱,歌声乐曲不绝于耳的,是自己看月也希望别人看自己如何看月;至于不舟不车,不衫不履,酒足饭饱后呼朋引类挤进人群,装着酒醉唱无腔小曲的,可就是月亮也看,看月亮的也看,不看月亮的也看,等于什么都没看的了。

不过这四种人,却都不妨看他一看。

可看是因为真实。闲汉凑热闹,阔佬讲排场,名门闺秀莺莺燕燕,落第举子假醋酸文,原本就是世间百态。既然这七月半的西湖已经成了秀场,那又何妨看之?

这是一种宽容而平和的心态。

张岱的心态确实跟他的文笔同样好,尽管他真正欣赏的是看月而不见看月之状,也不故作姿态的。这些人要到断桥石阶初凉,月出皎洁如镜,湖中再无喧嚣之时,才从树影下或港湾里将一叶扁舟荡出,邀那明月与好友佳人同坐,烹茶煮酒开怀畅饮,直到东方既白,才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

那可真是清梦甚惬,香气拍人。 〔10〕

如此格调,让人想起明代的家具。

明代家具技术精湛,风格卓异。尤其是硬木家具,讲究的是质地名贵精良,色调稳重典雅,纹理变幻天然,造型简洁优美,很少使用额外的装饰。比如有把椅子,使用来自南国的黄花梨木打造而成,椅背和扶手纤细微曲,座面和椅腿则结实沉稳,通体光素,给人以落落大方的感觉。 〔11〕

它们是实用主义的,也是唯美主义的。

也许,这才真叫作文化自信。

据伊佩霞著《剑桥插图中国史》,董伯信编著《中国古代家具综览》。

既像椅子又像段子的,是木刻版画。

木刻版画因雕版印刷而诞生,是技术革命导致文化创新的典型范例。唐末完成的《金刚经》卷首图,已是布局饱满严谨,线条密集流畅。明中叶以后,木刻版画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人才辈出而流派众多:建安派质朴刚健,金陵派工整精美,新安派细致秀丽,可谓百花齐放精彩纷呈。 〔12〕

三大流派都在南方,建安在福建,金陵和新安当时属于南直隶,现在属于江苏和安徽。徽州、杭州和苏州,也都是木刻版画的重镇。这倒并不奇怪。毕竟,南方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而且宋代以来就是出版业的兴盛之地。发现并且充分利用所有事物的商业价值,是生意人的当行本色。

木刻版画,也成为各类书籍之标配。

实际上精明的书商非常清楚,图文并茂才能畅销。因此连嘉靖万历年间的《本草纲目》和《天工开物》等等科技著作和实用读本都要有配图,娱乐消遣的就更是如此。

比方说,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剧本。

那是一个才子佳人两情相悦,历尽艰难曲折又终成眷属的故事。有幅木刻版画插图描绘了其中的情节之一:女主角崔莺莺收到男主角张生的情书,站在屏风前看得入神,传信的丫环红娘则躲在屏风后面偷看。莺莺矜持而喜悦,红娘则口含手指地满脸好奇,都无不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晚明传奇《娇红记》的某幅插图同样栩栩如生。女主角娇娘长裙拖地款款而来,更显得体态秀美动姿妩媚。再加上神情之中不无幽怨之意,正可谓楚楚动人,我见犹怜。唯其如此,她和男主角双双殉情而死的悲剧也才格外惊心。

这两幅画的作者,都是陈洪绶。

陈洪绶号老莲,浙江绍兴府诸暨县人,崇祯年间曾被召入内廷,明亡之后卖画为生。他的作品艺术品位很高,同时又富有民间气息和装饰趣味,很容易被市场接受,尽管他的笔下并非只有小说戏曲人物,也有古代名人比如屈原。

那是陈洪绶早期的作品,后来用作亲友来凤季《楚辞述注》插图。图中的屈原峨冠博带宽袍大袖,腰间佩带的长剑意味着他高贵的身份,枯槁憔悴的形容则尽显其忧心。就连那空灵的背景和素净的木石,也是诗人兼哲人的风神。

这是传世屈原艺术造型中最具神韵的。

从屈原到娇娘,似乎也只有一步之遥。

事实上在陈洪绶那里,雅与俗并没有壁垒森严无法逾越的鸿沟和界线,他也毫不在意被归类为下里巴人,因此不但为畅销书创作插图,还画叶子。叶子就是纸牌,或者中国式扑克牌,也用于行酒。陈洪绶却不以为俗。据张岱的《陶庵梦忆》记载,当某位朋友由于生活困难需要救济时,自己也不宽裕的陈洪绶用四个月时间画了套叶子,作为资助。

原图共四十幅,为资助友人创作。

这就是著名的《水浒叶子》。

此后,画家又创作了《博古叶子》资助他人。

张岱是陈洪绶的好朋友,他的话应该可靠。张岱对那些叶子评价也很高,认为笔墨间有英雄气。这可是知音。不信请看九纹龙史进之身手矫健,小李广花荣之雄姿英发,赤发鬼刘唐之如狼似虎,霹雳火秦明之不怒而威,无不生动鲜活跃然纸上。小小纸牌,变成了江湖好汉的英雄谱。

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文艺。

实际上陈洪绶的版画和张岱的小品文,不但是明代最后的文学艺术成就之一,也见证了时代精神的历史演变,那就是唐在马上,宋在闺房,明在市井。家长里短、人情世故和风流韵事越来越成为主题,即便历史和神话也要按照大众的口味重新包装。在这个世俗的舞台上,段子和叶子只是小奏鸣曲。演出大戏,展开长卷的,则是小说和戏曲。

那才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人在江湖

陈洪绶创作《水浒叶子》时,梁山好汉故事的基本定型已将近三个世纪。尽管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水浒传》最早版本刊刻于万历十七年,即陈洪绶出生前十年,但学术界大多认为,它的文本应该在明初便已由施耐庵完成。 〔13〕

比《水浒传》更早的是《三国演义》。

这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作者罗贯中,现存最早版本刊刻于嘉靖元年。不过目前广大读者看到的,却是清代康熙年间毛纶和毛宗岗父子改写过的一百二十回本。两个版本的区别这里无法讨论,对于毛本的批评则已在《三国纪》一卷中展开。需要强调的仅仅只是:无论哪个版本塑造的都只是三国人物的文学形象,不能与其历史形象混为一谈。 〔14〕

民间形象,就更是千姿百态,五花八门。

上图均选自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三国”人物剪纸》,原书未注明作者。其中,诸葛亮和庞统的形象更接近于历史真实,即前者从严治国,后者翻云覆雨。周瑜似乎是“小乔初嫁了”时候的样子,曹丕则被刻画得就像司马昭。可见在文学艺术领域,并没有什么统一的三国人物形象。

多样是因为喜欢。喜欢这段历史,则主要因为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事实上爱读《三国演义》的包括三种人:有的向往叱咤风云建功立业,有的热衷纵横捭阖斗智斗勇,当然还有人被兄弟情谊感动,尽管桃园结义并非史实。

但,作为按照大众口味包装过的历史,元代的《三国志平话》中就有刘备、关羽和张飞太行山落草的故事。这虽然未免荒唐,却说明江湖义气和草莽英雄被普遍认同。大众也不在乎所谓历史真相,反倒更愿意将自己的价值取向投射其中。知道了这些背景,也就不难理解《水浒传》。

没错,那是一部关于江湖的非武侠小说。

人在江湖是《水浒传》的真正主题,造反起义其实只是舞台布景。事实上,并非所有人都是被官府逼上梁山,山寨二号人物卢俊义就不是,老寨主晁盖一伙更不是。没有谁逼着他们去劫取那生辰纲,事成之后他们也没索性造反。如果不是走漏消息遭到通缉追捕,哪里会落草为寇?

如此这般,恐怕只能叫闹上梁山。

霹雳火秦明和美髯公朱仝倒是被逼的,只不过逼他们的人是宋江,而且两人都被梁山下毒手断了后路:秦明被官府误为反贼杀了全家,朱仝看护的小衙内则被李逵砍死。难怪朱仝会咬牙切齿提出,必须杀了黑旋风才肯善罢甘休。

这可真是不知从何说起。

真正被逼上梁山的是林冲。

林冲是最具社会意义的文学形象。他用自己的不幸遭遇告诉我们,即便在统治最为开明的宋代,也即便是帝国陆军大学的教官,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同样没有保障。能够提供保护的也许只有江湖和兄弟,比如梁山泊和鲁智深。

但,真正走向草莽却需要天大的决心。

小说这样描写那一刻: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这恐怕不能简单看作自然景象,更应该是内外两个世界的写照。想那时林冲踏着满地的碎琼乱玉孤独前行,心中充满悲凉。当凛冽北风吹起衣襟时,那腔热血眼看就要将白茫茫的雪野染得通红。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也成为经典中的经典。

宋江则充满矛盾:任县衙小吏却私放嫌犯,做梁山寨主又盼望招安。更奇怪的是,读者大多不喜欢他,清代批评家金圣叹甚至说他跟时迁一样,只能算下下人物,然而好汉们对他却几乎无不盲目崇拜。上上人物李逵更是说: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罢!

但,小说的深刻之处也正在这里。

实际上,宋江只是被卷进江湖。真正的江湖中人,原本应该是孙二娘那样开黑店的。智取生辰纲的晁盖团队,以及李逵、武松和鲁智深等等,则天性属于那里。因此晁盖上山之后如鱼得水,绝不会考虑将来怎么办。坚决反对招安的则是李逵、武松和鲁智深,他们甚至闹翻了菊花宴。这些梁山好汉的真正代表和上上人物,是江湖精神的捍卫者。

那么,江湖的核心观念是什么呢?

义气高于王法。

这个宋江也懂,否则不会“担着血海也似干系”去通风报信。他还知道仗义疏财和相濡以沫的重要性,这使他获得了“及时雨”的声誉和美名。只不过宋江还知道,义可行而不可聚,聚义即有谋反嫌疑。因此他先是不肯上山,代理了寨主之后,又在第一时间就把聚义厅改名为忠义堂。

懂得宋江的是吴用。

吴用也是上上人物。他当然清楚忠可以规避风险,义能够凝聚人心,并希望能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不过就连足智多谋如他,也无法为弟兄们的前途做出规划。因此尽管未必真心赞同,还是支持宋江完成了从聚义到投降的转变。

改变了身份的英雄则只能走向末路,甚至难逃兔死狗烹的下场。宋江却无怨无悔,李逵、吴用和花荣也都心甘情愿跟着去死。实际上只要踏入江湖,命运就被义气绑架,带头大哥则会成为新的效忠对象,包括做了皇帝的刘备,投降了皇帝的宋江。结果越是讲义气,就越是背离初衷。 〔15〕

江湖,原本就是一个悖论。

神界也一样。

吴承恩的《西游记》可以说是《水浒传》的镜像,成为斗战胜佛的孙悟空则是修成正果的江湖好汉。当他在花果山自在逍遥,与牛魔王等一众兄弟呼朋引类时,我们分明看到梁山泊的影子,只不过更加理想化,也无须打家劫舍。

孙悟空,是化身为神猴的江湖中人。

我们知道,江湖就是王法不到之处,好汉则是蔑视王法之人,孙悟空却还要将那现行秩序给改了。他先是将幽冥界生死簿上自己和猴类的姓名一笔勾销,然后又大闹天宫打得玉皇坐不住帝位。这位无与伦比的英雄还毫不客气地对如来佛祖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谁都不该久占此位!

这就比扬言“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李逵还厉害。

当然,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石头猴子嘛!

没爹没娘,也就无法无天。

现在已经无法确定悟空的身世是谁的安排,但无论有意无意都意味深长。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的,父慈子孝也总是被导向君仁臣忠。唯其如此,梁山好汉们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老孙却可以不管那一套,何况他还是外国人。

不过,悟空还是被招安,做了唐僧的徒弟。

这就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了。当保镖总比做囚徒好,再说观音菩萨还有“功成后自有好处”的承诺,西天佛国也没有撕毁协议卸磨杀驴,便无妨看作交易。难怪唐僧向三个徒弟道谢时,悟空的回答是:两不相谢,彼此皆扶持也。

日本内阁文库藏。此图描绘三藏师徒一行终抵西天,修成正果。

哈哈!他可不是宋江,只能算是乙方。

因此美猴王的改弦更张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西天取经也比维护皇权体面而正义。难以接受的只有紧箍咒。但如果连这都没有,又何以体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英雄难过的,并非只有美人关。

结果反倒是胸无大志的猪八戒看得透彻。观音菩萨度他皈依佛门,他竟回答:依着官法打杀,依着佛法饿杀。去也!去也!还不如捉个行人,肥腻腻的吃他家娘,管甚么二罪,三罪,千罪,万罪!

这样的人加入团队之后,当然难免巡山时睡大觉,耳朵里藏私房,动不动就扬言退群。实际上猪八戒说话做事往往不过脑子。比如有个小妖怪说只有剥了皮才能蒸他,那呆子居然叫道:好蒸!好蒸!皮骨虽然粗糙,汤滚就烂。 〔16〕

如此没心没肺,只能算是混在江湖。

江湖到了这一步,则已是市井。市井之人,不大多都是混日子的么?他们对于王法和佛法,不也仰而不信么?然而明中叶思想和文化的悄然转型,却也正在其中了。

色情与爱情

还是得从猪八戒说起。

猪八戒是可笑的,也是深刻的,更是鲜活的。他的身上有着普通人的共性。唐僧被乌鸡国王托梦惊醒叫徒弟,八戒立即大发牢骚:当年我做好汉其实快活,偏你出家还要我们护着跑路。原说是只做和尚,如今却拿做奴才,白天挑行李牵马,晚上倒尿壶焐脚。这早晚不睡,又叫徒弟做甚?

这就真实,也符合人性。

实际上八戒正是中下层民众的化身,相当于做小本生意的城市居民或富裕中农,有点既得利益又是弱势群体,因此自我保护的意识很强,也爱占小便宜。他甚至毫不掩饰地对孙悟空说:老猪身子又笨言语又粗还不会念经,人前化不得斋来。总得有个什么藏在手里,万不得已时好换饭吃。

结果,被大师兄骗了去背乌鸡国王的尸体。

更麻烦的是,他跟许多愚夫愚妇闲杂人等一样,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和下半身。孙悟空变成妖怪的妈混进洞里,吊在梁上的他一眼认出也就罢了,却偏要多嘴多舌:我们只怕是奶奶来了就要蒸吃,原来不是奶奶,是旧话。

沙僧问:什么旧话?

八戒说:弼马温。

沙僧问:你怎么知道?

八戒说:猴子尾巴露出来了。 〔17〕

这不是帮倒忙吗?

实际上猪八戒常常敌我不分。师兄与妖怪交战,他竖着钉耙呆呆地看。白象用鼻子卷了悟空的腰,这家伙居然捶胸顿足:那妖怪晦气呀!我这样笨的连手都卷了,他那样滑的倒只卷腰。他拿棒子在鼻孔里一戳,还卷得住吗? 〔18〕

请问,这又是什么立场?

其实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显摆逞能,还缺心眼。

小说的意义却恰恰就在没意义中,因为这些细节实在太普通,八戒的问题也都是小人物的小毛病。毛病很小,只能引人发笑;大节不亏,所以终成正果。这样一个与村夫莽汉并无区别的人也能脱胎换骨修得菩萨果位,很能让芸芸众生感到满足和欣慰,八戒也成为悟空之外最可爱的人。

是啊,谁还没点他那样的错误和缺陷?

小人物成为大角色却是第一次。之前的《三国演义》是宏大叙事,而《水浒传》有英雄情结,吴承恩笔下的取经事业却更像游戏,唐僧师徒也更像家庭。所以,当孙悟空打开牢门并叫了声“师父”时,那和尚竟会放声大哭,然后絮絮叨叨地问:徒弟啊!你是怎么降了妖怪,找到我的? 〔19〕

这哪里像刘备,又哪里像宋江?

实际上,《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这英雄三部曲,一部比一部更有市井气和人情味。家国情怀、江湖义气和人情世故之次第成为主题,也正与元末、明初到明中叶时代精神之转变密切相关。因此,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家庭生活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几乎与《西游记》同时诞生,也就不足为奇。 〔20〕

没错,这就是署名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 〔21〕

此书号称色情小说之首,其实《西游记》写猪八戒好色已有这种意味。盘丝洞的蜘蛛精泡温泉,那呆子竟不由分说脱了衣服跳进水中,还变成鲇鱼在她们两腿间乱钻,后来又浮到水面饱看酥胸。妖精们倒也并不十分在意,竟然赤条条地从唐僧面前笑嘻嘻地跑过去,很让读者浮想联翩。 〔22〕

不过,也仅此而已。

作者佚名。此图对应原著第十八回。

但是《金瓶梅》对两性关系的描写,却已经到了恕不能引述的程度。这不但是时代所使然,也与皇帝带头纵欲不无关系。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由于从成化到嘉靖,在位天子酷爱房中术,无耻佞臣依靠进奉壮阳药平步青云,风气所及必然是“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 〔23〕

作为地头蛇的西门庆,便正是市井的宫中龙,只不过那皇帝是因为君临天下而富有四海,这恶棍则通过收买公权力而横行乡里,仗着财大气粗为非作歹。他甚至扬言,只要有足够的银子可以上下打点买通官府,便是强奸了嫦娥,诱奸了织女,拐卖了王母娘娘的女儿,又能如何! 〔24〕

也许,这正是真实的明中叶,尽管故事在北宋。

不过,时代特征只是这部小说的意义之一,它的价值更多还是文学史的,甚至是划时代和里程碑式的:讲故事变成了写人物,讲历史或者神话变成了写现实,建功立业的主题也变成了家长里短。如果再加上集体创作变成个人独创,完全可以说是开《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名作之先河。 〔25〕

英雄与神,终于让位于世俗。

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正是如此,这五部短篇小说集里面几乎全是世俗之人:心高气傲的杜十娘是从良妓女,怜香惜玉的卖油郎是小商小贩,即便乱点鸳鸯谱的乔太守秉持的也是世俗人情。那故事说,美少年玉郎男扮女装代替姐姐与病重的姐夫完婚,却与新郎的妹妹慧娘成了好事。官司打到衙门,审案的乔太守居然判他俩成婚。

乔的理由是: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 〔26〕

谢天谢地,这位太守不是道学先生。

戏剧家汤显祖就更不是。

不信请看他和他的《牡丹亭》。

那是一位旷世奇才,那是一部旷世奇作,那是一段少男少女“人鬼情未了”的旷世奇姻缘。南安太守杜宝十六岁的独生女儿杜丽娘私游后花园,被春色引发了春心。春心荡漾的结果,竟然是与千里之外二十岁的岭南书生柳梦梅在梦中相见。两人很快就堕入情网,并在牡丹亭初尝了禁果。

此后便不可收拾。杜丽娘日夜思念梦中情人,终于一病不起撒手人寰。弥留之际,她画下自己的花容月貌藏在后园太湖石下。三年之后,进京赶考的柳梦梅借宿在人去楼空的杜府并得到画像,又与杜丽娘的鬼魂相会,夜夜缠绵。

于是,那姑娘竟然活了过来。

这可真是: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27〕

当然,它也是典型的中国式romance——传奇。

中国文学史上的传奇有两种:一是唐宋两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即唐宋传奇;二是明清演唱南曲为主的戏曲,即明清传奇。但无论哪种,都或者人物奇异,或者情节离奇,或者构思奇巧,或者故事奇特,非如此不能在大众中传播。

因此,传奇就其本性而言是俗的,必须满足世俗的情趣和好奇心。汤显祖的《牡丹亭》当然也不例外,甚至还充满喜剧氛围。比如丫环春香向老夫人招供,说那秀才一拍手就把小姐端端正正抱在了牡丹亭上时,气氛原本紧张。老夫人作为母亲,也立马问了大家都想知道的问题:去怎的?

那丫环回答:春香怎得知?小姐做梦哩!

老夫人惊问:是梦么?

答:是梦。

这实在太有戏剧性。

然而《牡丹亭》又是典雅的,请看那著名的唱段: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如此雅俗共赏,这是一个奇迹。

背后的思想观念,则更值得关注。

回归人性

还是要从《牡丹亭》说起。

而且,不妨先来看那对可人儿的梦中幽会。

柳梦梅说:小姐,和你那答儿讲话去。

杜丽娘低声问:那(哪)边去?

柳梦梅说:转过这芍药前,紧靠着湖山石边。

杜丽娘低声问:秀才,去怎的?

柳梦梅低声答:和你把领扣儿松,衣带宽,袖稍儿揾着牙儿苫(读如扇,掩盖)也,则待你忍耐温存一晌眠。

这就再明白不过,她也羞答答地被抱走了。

我们知道,作为爱情传奇,男女主角的初试云雨无疑是重要情节,对剧作家的品味和能力也是严峻考验。汤显祖却写得既能让人心跳又不涉嫌淫秽,这是为什么呢?

怀德堂藏版。

因为态度坦然。

坦然是贯穿始终的。比如杜丽娘,尽管非常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符合礼法,却毫不掩饰满心的喜悦。她索性对丫环说:春香,咱不瞒你。花园游玩时,咱也有个人儿。

那丫环也惊喜:小姐,怎的有这等方便呵?

杜丽娘说:梦哩!

但,梦里也偷情,岂非更不能说?

不能说却偏要说,还要搬上舞台公开说,这就说明汤显祖和他的剧中人都认为,男女之情是人的本性,男欢女爱也天经地义。只要两情相悦,没什么道德不道德的问题。

既然如此,有什么不可告人?

因情成梦,因梦成戏,也顺理成章。 〔28〕

现在很清楚,在汤显祖那里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物理和实证的,这就是现实世界;另一个是心理和虚拟的,这就是艺术世界。艺术世界以情感(情)为本体,由想象(梦)来构成,看上去虚幻,却并不因此而不真实。汤显祖说:

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29〕

换言之,事物有事物的规律,情感有情感的逻辑。物理世界不可能的,反倒是情感世界最可能的。在那里,一切都由情感主宰,生可以死,死可以生。所有的陈腐观念和僵化教条在它面前都立即显得苍白无力,一文不值。

这样的艺术世界,虚拟而不虚假。

不虚假是因为真实,真实则因为秉持童心。

童心是明中叶思想家李贽的概念。这位特立独行的绅士是福建泉州人,祖上曾经娶色目人为妻,与穆斯林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李贽本人身上并没有多少国际色彩,他的立场仍然是中华文明的,思想渊源则是王阳明的心学。 〔30〕

但,李贽比王阳明走得更远,几乎离经叛道。

背叛表现为批判,批判的对象则是程朱理学培养出来的伪君子。李贽说,这些人买地求丰登,盖房求安全,读书求金榜题名,做官求飞黄腾达,看风水求福佑子孙,没有一件事不是为身家计虑。但只要开口讲学,就口口声声批评别人自私自利,鼓吹自己舍己为人,难道还不虚伪吗?

相反,那些市井小民就真实得多。他们从事什么职业就说什么话,做生意就说生意,种田就说种田。这些都是毫不掺假实实在在的有德之言,让人欣然接受百听不厌。 〔31〕

可见,说话做事,都有真有假。

真假在于人。是真人就做真事说真话,是假人则做假事说假话——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 〔32〕

那么,真假的原因又在哪里呢?

在于心。

或者说,是否持有童心。

童心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是判断真假的唯一标准。道理则很简单: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33〕

相反,童心未泯者,总是胸中有不可名状之事,喉间有欲吐不敢之物,口头有欲说还休之言。一旦触景生情,作品的诞生便如山洪暴发不可遏止,而且宁可让不喜欢的人恨得咬牙切齿欲杀欲剐,也绝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 〔34〕

换言之,真人有真心,真心是童心。

那么,童心又是什么?

私心。李贽说:

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 〔35〕

按照这个逻辑,无私之人竟然要算没有心肝。

如此理论当然会被视为异端邪说,许多文学艺术家比如汤显祖和冯梦龙却是李贽的粉丝。因为李贽明确指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的。只要童心常存,则文艺创作的生命之树就会常绿,累累硕果也可以是《西厢记》和《水浒传》或者别的,不必非得讲什么四书五经和孔孟之道。

显然,这是在为新型文艺背书和站台。

事实上李贽对文艺界的影响颇大,公安“三袁”之一袁宏道的“性灵说”便正是“童心说”的美学化。他不但主张真人发真声写真文,而且认为在审美趣味中,最高级的是“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的童趣。那是真情,也是真趣。 〔36〕

难怪汤显祖会说:

忙处抛人闲处住。

百计思量,

没个为欢处。

白日消磨肠断句,

世间只有情难诉。 〔37〕

这是肺腑之言。

不过,李贽享有的盛誉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他于五十三岁那年在知府任上退休,六十一岁时剃发为僧,最后在努尔哈赤创立八旗制度的第二年,由于监察官员的举报而被捕入狱,罪名是聚众淫乱和蛊惑人心。尽管当时意大利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已在朝廷活动,却并不意味着当局开放了意识形态,更不意味着卫道士们会对自由思想宽容。

意大利式的文艺复兴,在大明并无可能。

被捕那年,李贽七十五岁。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李贽在狱中并未受到虐待,就连锦衣卫镇抚司也认为不必判处重刑,只需押回原籍监视居住就好。李贽却不想再活下去。他在剃头的时候偷走剃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并用掌心写字的办法做了最后陈述。

侍者问:和尚痛否?

李贽答:不痛。

侍者问:和尚何自割?

李贽答:七十老翁何所求! 〔38〕

这是万历三十年的事情。此时,严嵩早已倒台,张居正的罪状已经公布,皇帝也不再上朝。换句话说,擅权和改革都好戏唱完。随着李贽的脱离苦海,朱明王朝就像自己割断了喉咙一样再也发不出声音,变得沉闷无聊了无生气。

只不过,皇帝和士大夫好像都不痛。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严嵩与张居正》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1328年(元天顺元年)九月,朱元璋出生。

1344年(至正四年)九月,朱元璋入皇觉寺为僧,时年十七岁。

1352年(至正十二年)二月,郭子兴起兵反元。闰三月,朱元璋入郭子兴部,时年二十五岁。

1353年(至正十三年),李善长投奔朱元璋。

1364年(至正二十四年)正月,由李善长、徐达等人劝进,朱元璋称吴王,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

1367年(至正二十七年,吴元年)九月,封李善长为宣国公,徐达为信国公,常遇春为鄂国公,改官制尚左,以李善长为左相国,徐达为右相国。

1368年(至正二十八年,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府即皇帝位,时年四十一岁,是为明太祖。明太祖建国号曰大明,年号曰洪武。闰七月二十八日夜半,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开健德门出元大都逃往上都。八月初二,明将徐达兵入大都,元亡。是月,朱元璋以应天府为南京,开封府为北京,改元大都为北平。

1369年(洪武二年)七月,常遇春卒于军中。

1370年(洪武三年)七月,中书省左丞杨宪被杀。十一月,大封功臣,李善长进封韩国公,徐达进封魏国公,为特等功臣。李文忠、冯胜等四人新封公爵,为一等功臣。汤和等封侯爵,为二等功臣。刘基等封伯爵,为三等功臣。

1371年(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退休,汪广洋为右丞相,胡惟庸任左丞。三月,刘基退休。

1373年(洪武六年)正月,汪广洋被贬。七月,胡惟庸任右丞相。

1375年(洪武八年)四月,刘基被胡惟庸毒死。

1376年(洪武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

1377年(洪武十年)九月,胡惟庸任左丞相,汪广洋任右丞相。

1379年(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右丞相汪广洋被杀。

1380年(洪武十三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被杀,中书省建制和丞相官职被废,宰相制度从此终结。

1382年(洪武十五年)三月,置锦衣卫及镇抚司。十月,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十一月,置殿阁大学士。

1385年(洪武十八年)二月,徐达卒。

1387年(洪武二十年)正月,焚锦衣卫刑具。

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五月,李善长被杀。

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四月,皇太子朱标卒。九月,立朱标之子允炆为皇太孙。

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蓝玉被杀。

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元璋卒,享年七十一岁。皇太孙继位,是为建文帝。

1399年(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朱棣起兵。

1402年(建文四年)六月,燕军渡过长江,建文帝不知去向,燕王朱棣称帝,是为明成祖。

1403年(永乐元年)正月,以北平为北京。

1420年(永乐十八年)八月,设东厂。

1421年(永乐十九年)正月,正式启用新都北京。

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朱棣卒,享年六十五岁。八月,皇太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

1425年(洪熙元年)五月,朱高炽卒,享年四十八岁。六月,长子朱瞻基继位,是为明宣宗。

1426年(宣德元年)八月,汉王朱高煦反,宣宗御驾亲征,耗时不足一月而平。

1435年(宣德十年)正月,朱瞻基卒,享年三十八岁。长子朱祁镇继位,是为明英宗,时年九岁。

1449年(正统十四年)七月,蒙古部落入侵,英宗御驾亲征,八月被俘。九月,弟朱祁钰即位,是为明景帝。

1450年(景泰元年)八月,朱祁镇回到北京。

1457年(景泰八年,天顺元年)正月,朱祁钰病重,朱祁镇复辟为帝。二月,朱祁钰卒,享年三十岁。

1464年(天顺八年)正月,朱祁镇卒,享年三十八岁,遗命废除殉葬制度。长子朱见深继位,是为明宪宗。

1477年(成化十三年)正月,设西厂。

1487年(成化二十三年)八月,朱见深卒,享年四十一岁。九月,子朱祐樘继位,是为孝宗。

1505年(弘治十八年)五月,朱祐樘卒,享年三十六岁。长子朱厚照继位,是为武宗,时年十五岁。

1506年(正德元年)十月,刘瑾掌司礼监。

1510年(正德五年)八月,刘瑾被杀。

1519年(正德十四年)六月,宁王朱宸濠造反,被王守仁剿灭,武宗以此为借口南巡。

1521年(正德十六年)三月,朱厚照卒,享年三十一岁。堂弟朱厚熜继位,是为世宗,时年十五岁。

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朱厚熜卒,享年六十岁。三子朱载垕继位,是为穆宗。

1572年(隆庆六年)五月,朱载垕卒,享年三十六岁。三子六月,朱翊钧继位,是为神宗,时年十岁。

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七月,朱翊钧卒,享年五十八岁。八月,长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九月,朱常洛卒,享年三十九岁。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熹宗。

1627年(天启七年)八月,朱由校卒,享年二十三岁。弟朱由检继位,是为思宗。

1644年(崇祯十七年)三月,崇祯帝自尽,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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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朱明王朝

产品经理 | 段冶 装帧设计 | 朱镜霖 特邀审读 | 尚衍斌

出版统筹 | 吴畏 学术顾问 | 陈勤 法律顾问 | 黄荣楠

插图绘制 | 方佳翮 祝牙 产品监制 | 李潇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策划人 | 路金波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嘉靖继统 不换父母

发现新人

张璁入阁

夏言出击

道士设坛

第二章 严嵩倒台 郭勋下狱

夏言被杀

徐阶上位

严世蕃伏法

是谁害了严嵩

第三章 海瑞反腐 海瑞上疏

廉政风暴

复出悲剧

官场风波

高拱被逐

第四章 张居正治国 冰火两重天

艰难改革

冯保被逐

清算张居正

谋国与谋身

第五章 万历谢幕 怠政与敛财

首辅申时行

立储风波

是谁乱国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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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22

严嵩与张居正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严嵩与张居正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8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6162-6

Ⅰ . ①严… Ⅱ . ①易… Ⅲ . ①严嵩(1480-1567)-人物研究②张居正(1525-1582)-人物研究 Ⅳ . ① 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22861号

易中天中华史

严嵩与张居正

易中天 著

责任编辑 金荣良

装帧设计 朱镜霖

插画 方佳翮 陆震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天津丰富彩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毫米×1280毫米 1/32

字数 118千字

印张 6.75

印数 1-40,000

版次 2020年8月第1版

印次 202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6162-6

定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果麦文化 出品

第一章

嘉靖继统

不换父母

朱厚熜(读如聪)走到京郊,便不肯进城。

这位亲王是宪宗皇帝的孙子,武宗的堂弟。年号正德的武宗朱厚照驾崩之后,由于他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兄弟,母亲张太后便与内阁首辅杨廷和商议,以武宗遗诏名义迎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继承皇位。当时兴献王已经去世,朱厚熜也只有十五岁。年龄不大不小,关系不亲不疏,正合适。

没想到,这个十五岁的比五十岁的还难对付。

按照杨廷和等人起草的程序,朱厚熜应该由东安门进入北京城,先住在文华殿。第二天文武百官三次上表,朱厚熜三次推辞,再择日即位。没想到小王爷却嗤之以鼻:我是来当皇帝的,不是来当皇子的,你们这是什么乱七八糟?

杨廷和等人目瞪口呆。

这孩子,敢情是不给糖吃就往地上躺的主啊!

何况遗诏也确实写的是:嗣皇帝位。

国不可一日无君,临时政府只好让步。朱厚熜堂而皇之从大明门入城,当天中午即位,是为明世宗。由于他的年号是嘉靖,所以人们更习惯于称其为嘉靖皇帝。 〔1〕

这是个极端自私又精通权术的家伙,还确实具有当皇帝的天赋。明代皇帝中,他是最长袖善舞的,既能够保证大权在握,又不像朱元璋和明成祖那样辛苦。与杨廷和等阁臣的程序之争,只不过他初出茅庐的小试牛刀。

首战告捷,未成年的嘉靖便开始搞事情。

第一件事,是派人到安陆(今湖北省钟祥市)兴献王府迎接自己的亲生母亲进京,接下来便是讨论亲生父亲的称号和待遇。杨廷和等人的主张是:嘉靖成为皇帝的法理既然是兄终弟及,那就应该以武宗的父亲孝宗为父亲,自己的父母为叔父母,自称侄皇帝。至于兴献王的爵位和血统,则改由宪宗皇帝第六个儿子的儿子朱厚炫来继承。

换句话说,就是嘉靖皇帝不但要去做别人的儿子,还要让自己的父母去做别人的父母。对此,这位少年再次表示了不以为然:怎么?父母亲也可以这样换来换去吗? 〔2〕

杨廷和却认为可以,而且应该。

他还说,谁反对这个方案,谁就是奸臣。

东安门,北京皇城东门,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原在玉河以西,后东移至今南、北河沿大街东侧,与东华门大街交会处。1912年袁世凯发动北京兵变,其间东安门焚毁。

大明门,即中华门,北京皇城正南门,依南京故宫洪武门而建,明称大明门,清称大清门,民国时期改名为中华门。此门在明清两朝为国门象征,平日不得开启。

嘉靖只好请他喝茶。

据正史记载,十五岁的小皇帝虽然满腔怒火,初来乍到的他对前朝大臣还是采取了“从容赐茶慰谕”的方式,希望对方能够顺从自己。杨廷和则在茶叙时提出补偿方案:如果皇上将来多子多孙,可以让皇二子继承兴献王血统。 〔3〕

结果,陛下更不高兴了。

商量不成,就只好来硬的。嘉靖出示手诏:尊朕生父为兴献皇帝,生母为兴献皇后,祖母为康寿皇太后。杨廷和的办法则是将手敕封起来退回宫中,明确表示不敢奉诏。 〔4〕

君臣相持不下,事情成为僵局。

兴献王妃的座船却到了通州。

这个女人不寻常。嘉靖离开安陆向她辞行时,曾经痛哭流涕,泣不成声,她却镇定地说:我儿任重道远,到了北京不要轻易说话。因此嘉靖进京非常低调,所到之处一律谢绝诸王的招待和有司的贡奉,还严令下属不得扰民。 〔5〕

杨廷和等人却明显低估了这位王妃的能耐和能量,以及嘉靖母子捍卫亲情和血统的决心,仍然按照王妃的规格待遇为那位“圣上之母”草拟进宫的程序。皇帝理所当然地驳回了这些程序,同时下令锦衣卫准备母后仪仗。兴献王妃则在通州愤怒地表示,绝不可以把她的儿子让给别人。

然后,不肯走了。

嘉靖闻讯,在宫中号啕大哭。

十五岁的小皇帝甚至采取了一个断然措施。他来到后宫求见张太后,明确表示愿意避位奉母归藩。也就是说,为了尽孝宁可回安陆去,大明皇帝这个职位你们爱谁给谁。

结果是:群臣惶惧。 〔6〕

惶惧理所当然。事实上从汉代以来,孝治天下就是帝国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来源之一。如果由于内阁不肯让步,害得皇帝陛下不能尽孝,杨廷和他们将成为历史罪人。

妥协,成为唯一选择。

杨廷和等人先让一步,同意尊嘉靖生父生母为兴献帝和兴献后,祖母为皇太后,只不过要以尊奉张太后懿旨的名义发布。嘉靖也同意以孝宗为皇考,即去世的父皇;同意尊张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和兴献后称本生父母。只不过,陛下的让步拖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嘉靖元年的元月。 〔7〕

消息传出,最高兴的人是新皇帝的亲祖母。

老太太姓邵,原本是宪宗的贵妃。儿子封兴献王,她不能够跟着去安陆,便在宫中朝思暮想。没想到年事已高而且双目失明以后,亲孙子回京当了皇帝。大喜过望的她,竟把孙儿揽在怀里从头到脚摸了一遍,一直摸到脚后跟。 〔8〕

兴献王妃也基本满意,下令启程。

十月初四,她从大明门中门进宫。 〔9〕

母子重逢是何情状,正史没有记载。

但可以肯定,他们并不满足,因为兴献夫妻现在还只是兴献帝后,前面没有“皇”字。所以那两人还要折腾,直到鸠占鹊巢的目标完全实现,朝廷里也不再有反对派。

当然,多年以后他们如愿以偿:兴献王不但终于被尊为皇帝,而且还有了“睿宗”的庙号。当然,也许是为了显示公平,朱棣的庙号也由太宗升格为成祖。 〔10〕

这是嘉靖十七年九月的事。

如此结果,也有种种原因。

首先,作为皇帝,嘉靖任性而又倔强。他最痛恨的就是臣下劝阻,劝阻者都没有好下场。而且越是有人劝阻,他越是坚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跟这样的人讲道理,不但徒费口舌,甚至可能火上浇油,还不如先顺着他。等到时过境迁他自己想明白后悔了,再搭个梯子让他下台不迟。

后来严嵩能够成功,靠的就是这办法。

实际上人们也别无选择,因为嘉靖是明代皇帝,而明代皇权是不受制约的。所以,哪怕荒唐如武宗也能得逞。何况按照“百善孝为先”的逻辑,嘉靖的动机堪称纯正,以至于清人发表评论时也要说“天性至情,君亲大义”云云。 〔11〕

更重要的是,嘉靖并非无理取闹,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他来北京是继统还是继嗣。继统就是继承大明的法统,继嗣则是继承孝宗的血缘,而继统并不一定要继嗣。西汉继承昭帝皇位的宣帝,就是昭帝哥哥的孙子,不也没换父母吗?

那么,嘉靖又为什么要换?

继统而非继嗣,一句话就让嘉靖站稳了脚跟。

毫无疑问,这个说法不是十五岁孩子想得出的,帮助小皇帝走出困境的是一位小官。准确地说,是刚刚中了进士还没分配工作的替补队员。然而他对杨廷和等人的反击,却如火箭炮似的排山倒海。这位候补官员质问:你们主张皇上称圣母为婶婶,岂非要求母亲见了儿子行臣礼?兴献王只有今上一个儿子,难道让他断子绝孙?你们说这是为了国家牺牲小家,请问天下可有“无父无母”之国,可有儿子自绝父母之理?如果继统必先继嗣,又该继孝宗还是继武宗?

杨廷和他们说不出话来。 〔12〕

嘉靖却有绝处逢生之感。因此,他决心要让这位新科进士成为朝中重臣。这不仅是酬谢。更重要的是,有了这股力量的支持,陛下在那陌生的环境中将不再是孤家寡人。

那么,帮了嘉靖大忙的又是谁呢?

发现新人

嘉靖的头号帮手叫张璁(读如聪)。

张璁是个仕途不顺的。他很早就中了举人,但之后七次参加考试都名落孙山,中进士时已经四十七岁,而且名次还低得可怜。这种境遇很容易地就使人认为,他站在皇帝一边是怀才不遇又急于求成,因此投机取巧。更何况,这家伙还撰写了《大礼或问》一书,供嘉靖在辩论时使用。 〔13〕

于是,杨廷和便把他打发到南京去了。

南京是官员们最不愿意去的地方之一。我们知道,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因此朱棣迁都北京以后,便在南京保留了中央政府的设置,六部和都察院等等一应俱全。可惜这些职务虽然级别不低,却是闲差,很难有上升空间,简直就像驿外断桥边的梅花,寂寞开无主。

张璁担任的,就是南京刑部的主事。

这个主事其实无事可主,杨廷和也清楚这一点,便托人带话给张璁:本不该让你去南京,请你姑且屈就此职,但是不要再写什么礼学文章来为难我就好。言外之意是只要张璁安分守己,平平静静过上几年,就会有肥缺给他。

张璁只好气哼哼地走了。 〔14〕

然而杨廷和没有想到,他的釜底抽薪反倒成全了张璁和嘉靖,因为南京还有一个无事可主的刑部主事桂萼。这个人原本百无聊赖,便以研究礼学来打发时光,对杨廷和他们的说法很不以为然。张璁来到南京,两人既同僚又同道,很快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结为反对内阁的统一战线。

碰巧的是,南京还有个无所事事的兵部侍郎席书,北京则有职务未定的方献夫,也都被桂萼拉进群里。那两人同样写了礼学论文,只是慑于舆论压力不敢发表。桂萼却是敢做敢为的,竟将那两篇文章连同自己的一并上奏。 〔15〕

由此可见,设置闲职是极其愚蠢的事情。无事可主就会无事生非,何况那些“闲杂人等”还是朝廷命官,并不能够等闲视之。他们闹出事来,只能怪制度有问题。

嘉靖却喜出望外。

事实上,自从有了张璁《大礼或问》这本参考书,他与群臣辩论就得心应手,所向披靡。现在,支持者从张璁一人发展为多人,便更显得自己是真理在握。于是,杨廷和退休离开内阁以后,他就下令让张璁和桂萼进京。

这是嘉靖三年,皇帝十八岁时的事。

消息传出,群情激愤。当时的内阁首辅蒋冕甚至当面对皇帝说:那两个家伙如果敢来,臣等一定打死他们。事实上这在朱明王朝是有先例的。英宗正统十四年八月,太监王振的党羽锦衣卫指挥马顺,就在午门被朝廷官员一拥而上活活殴毙。接着,他们又打死了两个太监。蒋冕那样说,显然是有这“前朝故事”作为行动的合法性依据。 〔16〕

张璁和桂萼闻讯,吓得东躲西藏。

害怕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这两人到京之后,北京城里就是一片喊打之声,弹劾的奏章更雪片般地飞到御前。有位监察官员甚至将这些罪状收集起来向刑部举报,刑部尚书则表示只要圣旨一下,就立即将张璁和桂萼乱棍打死。 〔17〕

圣旨很快就下来了,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

张璁和桂萼任翰林学士。

方献夫任侍讲学士。

至于席书,则在此前已被任命为礼部尚书。 〔18〕

于是舆论哗然。因为从唐代以来,翰林学士就是清高之职务,只有像司马光和苏东坡那样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才可担任。任命张璁和桂萼这样的,岂非斯文扫地?

羞与为伍者,马上就有一大批。

更让那些人气愤的,是张璁和桂萼还要兴风作浪,上书朝廷要求再议兴献王夫妇名分,并得到皇帝支持。这就犯了众怒。以杨廷和的儿子杨慎为首,数以百计的官员在左顺门集体请愿。当时,有哭着喊太祖高皇帝的,有哭着喊孝宗敬皇帝的,还有边哭边敲打宫门的,完全不成体统。

当然,他们呼天抢地时,是跪着。

跪着也是跟皇帝作对,更只能激怒嘉靖,结果受到处分的多达二百二十人。其中一百三十四人被捕,一百八十多人廷杖,活活打死的十七人,杨慎等人则被发配边疆。 〔19〕

这件事闹得惊天动地,却其实并无是非可言。嘉靖要求将没有当过皇帝的人尊为皇帝固然无理,杨廷和等人硬逼他更换父母同样无聊。最好的办法是含糊其辞,反正争来争去天下都是他们朱家的,一毛钱权益都没有的闹什么呢?

何况归根结底,也只能说世袭制度不合理。

然而杨慎等人的心中却充满正义感。他们认为,自己是在跟逢君之恶的奸臣做斗争。可惜,这种动辄就对不同政见进行道德批判,以君子和小人画线的做法,恰恰是中国传统政治和史学中最无聊的部分,也不符合事实。比如席书就是清官和好官。他在南京兵部右侍郎任上奉命救灾,由于认真负责亲力亲为,救活的灾民不计其数,怎么是小人呢? 〔20〕

本图展现的是清代杖刑的情景,引自George Henry Mason 编著《中国酷刑》(The Punishments of China ),1804年英国伦敦出版,据此可以想象明代廷杖的场景。

反对派却攻击说:席书“督赈乖方,煮粥误民”。 〔21〕

嘉靖无奈,只好派出由司礼监、锦衣卫和户刑两部高级官员组成的专案组实地考察。考察是席书请求的,很显然他并不怕查。而且,当杨慎等人惹怒皇帝时,他还上书为这些政敌求情。那么请问,哪个是小人,哪个是君子? 〔22〕

实际上,如果说谁有问题,那就是嘉靖。因为按照明代惯例,礼部的正副长官都必须从翰林院中挑选,任命席书则是坏了规矩。可惜嘉靖不吃那一套。或者说,他的规矩就是他的意志。所以,他还要让张璁和桂萼入阁。

这件事就更大了。

我们知道,洪武十三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永久性废除中书省以后,大明帝国就不再有相当于国务院的宰相府或者政事堂,只有内阁。内阁其实是皇帝的秘书处,内阁大学士也只是皇帝的政治秘书,级别正五品,其地位和待遇往往要靠所兼其他官职,比如六部尚书或侍郎等等来体现。 〔23〕

但是到了嘉靖时期,内阁大学士已经变得越来越像汉唐的宰相,入阁也越来越像拜相了。因此谁能够入阁,便非同小可,必须像吏部尚书一样,或由廷推,或奉特旨。 〔24〕

廷推就是帝国高级官员联席会议的集体推荐,这是入阁最正规也最体面的方式。程序则一般是:先由有关部门或者主持人提出候选名单,其他人附议或者争议,最后形成推荐结果,联署于册上奏。结果一般也有两种。一种是联席会议主张的,叫正推。另一种则是备选的,叫陪推。皇帝可以从中选择,坚持不同意见的还可以单独上书提出人选。

这就有些“民主集中制”的意味,也兼顾了皇帝与朝臣两个方面,因此如果双方意见一致,便是最佳选择。实际上这种一致皇帝也未尝不能操作,上策是暗示或者授意主持人提名某某,中策是选择陪推不选正推,下策是拒不同意廷推结果并要求再议,直到选出自己满意的人为止。

只不过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就不和谐了。

当然,皇帝也可以不由廷推而直接任命,叫特简。这在明代初期是正常现象,因为太祖和成祖非同寻常。嘉靖皇帝没有祖宗的崇高威望,也用这种手段便不得人心,尽管由于此人刚愎自用,特简入阁的在他那朝人数最多。 〔25〕

然而即便如此,嘉靖也不敢马上就让张璁入阁。这固然因为张璁人缘太差,也因为他资历太浅。如果特简,那诏书肯定会被内阁封起来退回,可就很没面子了。

好在嘉靖年轻,有的是时间耐心等待。

更何况,他也没有等太久。

张璁入阁

嘉靖六年二月,费宏退休。

费宏是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科举考试的状元,武宗正德六年十二月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嘉靖三年由于杨廷和、蒋冕和毛纪相继退休而成为首辅。 〔26〕

首辅是明代特有的概念。

前面说过,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以后,取而代之的便是内阁制。内阁大学士虽然只是秘书,却因为有草拟圣旨或者御批之权而越来越像宰相。因此从宣宗朝开始,内阁便形成了排序的规矩。排名第一的叫首辅或者首揆,地位既高权力也大。他起草的文件,排第二的次辅也不敢反驳。如果主持廷推,推谁不推谁,说话的分量更是比其他人重得多。 〔27〕

杨廷和能够让朱厚熜做皇帝,就因为他是首辅。

费宏当首辅,则对张璁和桂萼很不利。

实际上在嘉靖即位后的头三年,费宏跟杨廷和、蒋冕和毛纪的立场是相同的,只不过态度比较温和,也不坚持对抗到底。所以嘉靖对这位前朝老臣相当客气,甚至还在费宏的署名前亲笔加上“内阁掌参机务辅导首臣”字样。如此肯定其首辅身份和地位,在明代可是史无前例的。

张璁和桂萼则很清楚,费宏虽然不会像蒋冕那样,公开宣布要将自己活活打死,骨子里却同样充满蔑视。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攻击费宏。皇帝则态度暧昧,一方面对费宏再三慰问,另一方面对那两人的攻击听之任之,逼得费宏申请告老还乡,直到嘉靖十四年张璁下台才重返北京。 〔28〕

接替费宏的,是杨一清。

杨一清是老政治家,武宗时势焰熏天的太监刘瑾就是被他扳倒的,可惜他在内阁工作了一年多就被迫退休。很多人对此愤愤不平,纷纷要求杨一清回到朝廷。因此他在嘉靖五年再次入阁时,竟有朝野上下众望所归的感觉。

嘉靖很高兴。因为他还是兴献王世子时,就听父王多次说起杨一清,还称其为“楚中三杰”之一。张璁和桂萼同样兴奋,因为他们与杨廷和等人辩论时,杨一清是站在他们那边的,甚至声称张璁的礼学论文无懈可击,就连孔夫子再世也无法更改,还催促席书尽早到任以定大局。 〔29〕

如此力挺,堪称雪中送炭。

投桃就该报李,张璁等人坚决支持杨一清入阁。实际上他们当时已经占据了帝国的要害部门,张璁署都察院,桂萼署刑部,方献夫署大理寺。都察院是最高监察机关,大理寺是最高法院,刑部则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三个部门合起来叫作“三法司”,所谓“三堂会审”就由他们主持。 〔30〕

看来,嘉靖虽然年轻,却很会布局。

于是,费宏退休八个月后,张璁便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这时,距离他考中进士才六年多,升迁之快令人咂舌,简直就是青云直上,无人可及。 〔31〕

这么说,张璁和嘉靖都该满意了吧?

嘉靖是满意的。因为杨一清是老臣,张璁是新进。新进生机勃勃,旧人老成持重。新老结合,朝廷就既不至于暮气沉沉,又不至于轻浮躁动,还能服众。

可惜他没想到,张璁不满意。

不满意是因为不自在。我们知道,按照朱元璋当年设计的政治制度,皇帝是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直接领导着九个各自独立的中央政府部门,这就是六部、都察院、大理寺和通政司。九个部门的长官号称九卿,全部直属于皇帝,只对皇帝本人负责,当然也可以直接向皇帝请示汇报。 〔32〕

内阁大学士却不一样。

朵颜卫左千户所百户印,黑龙江省博物馆藏。

作为废除宰相制度之后的替补方案,内阁原本不在太祖的计划之中。但是某个机构一旦形成,便会有自己的逻辑和意志,而内阁的规矩是集体向皇帝负责。所有事情,都必须由首辅牵头与皇帝对接,其他阁臣不得越位。因此张璁入阁以后,跟嘉靖反倒隔了一层,轻易见不着了。

两个人便觉得都不方便。

不过张璁自有办法。他告诉嘉靖,当年仁宗皇帝曾经赐给阁臣杨士奇一枚银章,如果有什么需要密奏的就盖上银章直送圣上。嘉靖欣然同意照办,也赐给张璁两枚。章文则很不一般:忠良贞一,绳愆弼违。绳和弼都是纠正,愆(读如迁)和违都是过失,嘉靖给张璁的面子确实不小。

可惜这又坏了规矩,也留下隐患。因为杨士奇原本是内阁首辅,赐他银章并不会影响正常工作和阁臣关系。张璁得到银章却等于得到特权,可以绕过首辅秘密上奏,岂非首辅之外另有首辅,内阁之外另有内阁?因此尽管后来嘉靖又补赐杨一清银章两枚,之前的恶劣影响却再也无法挽回。

张璁则还是不满意,一门心思要把杨一清赶走。

这就是贪得无厌了。实际上杨一清虽然是首辅,对张璁和后来入阁的桂萼都相当地客气,处处小心维护关系,能忍则忍,能让就让。这固然因为那两人是天子宠臣,也因为自己能够重返内阁有他俩的功劳,应该感恩和酬谢。 〔33〕

对于被朝野视为郭子仪的杨一清,这并不容易。

张璁却毫不领情。他耿耿于怀的,是自己将杨一清送进内阁,杨一清当了首辅却不提携自己,反而推荐了名叫谢迁的人。幸亏嘉靖没听他的,张璁这才得以入阁。因此,张璁也不认为杨一清的容忍是感恩,而理解为惧怕。

更何况,作为政治家的杨一清也不是什么都让。

第一,执政理念是不能让的。张璁入阁以后,十分嚣张和跋扈,喜欢无事生非,对人也挑剔苛刻,只恨不能折腾到国无宁日。这就跟杨一清“安静宽平”的主张相悖,两个人实在是道不同难相为谋,基本上无法讨论问题。 〔34〕

第二,工作程序也不能让。宣宗朝以来,内阁的工作就是首辅主持,出头露面也是首辅。最重要的“票拟”也就是草拟圣旨或者御批,更必须唯其马首是瞻,其他阁臣都只能按照首辅的吩咐去起草,写好的稿子首辅也可以批改。我们不知道杨一清是不是也这样,但向皇帝请示汇报要由首辅领衔,则恐怕是他老先生想让也让不了的。

如果让,那就会坏了规矩。

结果张璁浑身不自在。在多次不能如意之后,这个气成了蛤蟆的家伙终于在内阁暴跳如雷,破口大骂。事情的起因则竟然只是张璁要打击报复某人,而杨一清处分较轻。

这就忍无可忍,杨一清只好辞职。

皇帝立即挽留,还痛斥张璁说:

自伐其能,恃宠不让,良可叹息!

张璁得此批语,灰头土脸多时。

接着,他又被罢免职务,撵出京城。 〔35〕

然而这并不是斗争最后的结果,嘉靖痛斥张璁也只是给他一点颜色看看。这时的皇帝虽然只有二十三岁,却把权术玩得炉火纯青。他很清楚对于张璁这样的家伙必须恩威并用软硬兼施,何况此时狡兔尚未死尽,还不能烹那走狗。

因此,张璁刚刚走到天津就被召回,杨一清则遭到更为猛烈的攻击。卷土重来的张璁假惺惺为他求情,甚至特地提到当年的礼仪之争。结果是杨一清被批准退休,张璁替代他成为首辅。第二年,张璁又查出所谓腐败案,杨一清被削去官职贬为平民。备受打击的老政治家发病而死,留下的临终遗言是:我真是老糊涂了,竟然被这小子所卖! 〔36〕

得逞的张璁则更加猖狂,直到遇见强劲的对手。

夏言出击

攻击张璁的后起之秀是夏言。

夏言也是因为讨论礼学问题被嘉靖看中的。自从与朝廷大臣辩论屡屡得手,年轻的皇帝对礼仪问题兴趣盎然,甚至俨然以礼学家自居,而且很想进行改革。这不难理解。中华帝国毕竟号称礼义之邦,改革礼仪当然可以青史留名。

想着想着,夏言的奏折就来了。

当时夏言的职务是吏科都给事中,级别正七品。这个职务地位低得可怜,却由于是所谓“言官”可以见风是雨,直接写信给圣上,还能畅所欲言。他的建议,是每年春天意味着以身作则男耕女织的象征性礼仪活动——皇帝的亲耕和皇后的亲蚕,应该分别在南郊和北郊进行。

嘉靖看了大喜过望,立即交给群臣讨论。 〔37〕

这一场景节选自该图的下卷,据此可以了解明清两代帝王祭祀先农坛的情景。原图藏于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

没想到,张璁等人却一齐摇头。

摇头并不奇怪。实际上此前嘉靖已经有过想法,要把天和地分开祭祀。只不过,陛下对此也没有把握,便悄悄地向张璁他们征求意见。张璁等人靠着讨论礼仪平步青云,已经高官厚禄,甚至位极人臣,成了既得利益者,哪里还有什么改革的动力?自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更重要的是,张璁他们很清楚,由于议礼,自己已经把朝廷大臣差不多得罪完了,岂能再生是非?又何况大明帝国承平日久,官场的风气早已是因循守旧得过且过,贸然改制只会引起反感和反弹,这种有害无利的事为什么要做? 〔38〕

于是,张璁便跟嘉靖打哈哈,说了一大堆云遮雾绕不得要领的空话。长篇大论是为了表示态度认真,含糊其辞则是暗示不以为然。嘉靖无奈,只好占卜,结果不吉。于是就连皇帝也心灰意冷,改制之事眼看就不了了之。 〔39〕

夏言的奏折却让此案死灰复燃。嘉靖认为,这件事他只跟张璁等人私下里讨论过,夏言并不得与闻。但是皇帝南郊亲耕,皇后北郊亲蚕,跟天地分祭的想法不谋而合,这岂非天意?天意不可违,应该雷厉风行地做起来。

张璁却很紧张。因为夏言虽然官职低,中进士却比张璁早了四年,算是前辈学长,能言善道也名闻遐迩。如果此人此番得逞,自己独占鳌头的日子说不定就过完了。

其他议礼诸臣的想法也一样。他们是一个小集团,根本不容别人插足,更不容分庭抗礼,于是七嘴八舌对夏言群起而攻之。其中一个名叫霍韬的最为起劲,竟然说天地分祭是逆贼王莽的主张。这帮家伙义正词严慷慨激昂,只顾自己说得痛快,却忘了真正的始作俑者是皇帝陛下本人。

嘉靖勃然大怒。

于是霍韬下狱,夏言赐四品官服和俸禄。吓得魂飞魄散的礼部立即发文征求意见,票决的结果则是:

赞成(包括有条件赞成)分祭的192人。

主张合祭但不反对分祭的206人。

不置可否的198人。

结论是:天地日月在南北东西分开祭祀。

从此北京有了天坛、地坛、日坛、月坛。 〔40〕

夏言中了头彩,张璁落了下风。两个人理所当然地成为死对头,张璁则每每被打得狼狈不堪。因为夏言这个人文笔和口才都非常之好,又长得仪表堂堂颜值甚高,还字正腔圆声如洪钟,每次给皇帝讲书无不大得欢心。喜新厌旧原本是嘉靖的特点,何况这位新人还如此出众。

张璁无可奈何。

朝中大臣却纷纷站在夏言一边。这当然是因为他们恨透了张璁。由于跟张璁作斗争,他们或者他们的亲朋好友同僚故吏灾难深重。有的丢了官职,有的受了廷杖,有的被发配边疆,有的还死于非命,可谓个个苦大仇深。只不过,张璁有当今圣上做后台老板,他们只能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

没想到啊没想到,夏言横空出世,毫无惧色地单枪匹马挑战张璁,还屡屡得手,这就无异于帮他们出了恶气,岂能不一片叫好?甚至还有人趁机提出,希望能够赦免由于议礼而得罪皇帝的官员。嘉靖愤怒,要夏言论罪,夏言却替这些人求情,结果被皇帝痛斥。毫无疑问,朝野又好评如潮。 〔41〕

夏言,俨然成为当时的意见领袖。

这样到了嘉靖十年二月,江河日下的张璁为了能够保住已有地位,提出“璁”和“熜”虽不同字却同音,犯了九五至尊的讳,恳请嘉靖为他改名。于是皇帝赐他名孚敬,表字茂恭,从天而降的阳光雨露这才重新洒在他身上。 〔42〕

夏言则继续高歌猛进一路攀升,终于在嘉靖十五年闰十二月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的身份入阁。这倒是与张璁没有关系,完全是因为皇帝陛下的礼仪折腾。

前面说过,嘉靖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对自己老爹地位的尊崇也没有止境,所以尊为皇帝之后还要进太庙,进太庙以后还要进世室。世室就是永垂不朽的纪念堂,去世帝王的神主也就是牌位,周代只有文王和武王,明代则只有太祖和太宗才能进去。兴献王连皇帝都没当过,怎么可以?

因此这事就连张璁、桂萼和席书都反对,张璁甚至上书做出“昧死劝皇上勿为”的表示,嘉靖却要一意孤行。无可奈何,张璁和桂萼只好跟席书商量,在太庙之外为兴献皇帝另立一庙,自成体系。陛下同意,命名为世庙。 〔43〕

这是嘉靖四年的事,那时还没有夏言说话的份。

但是十一年后,万岁爷忽然改主意了。他吩咐礼部尚书席书说:皇考的庙名称为世,朕总觉得于心不安。太宗之庙才能叫世嘛!献皇帝岂敢比肩太宗?再说“世”字将来没准还可以用于某位天子的庙号,用于皇考则徒有虚名,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你们还是再议议,要不就叫献皇帝庙。

那么请问,“世”字,他要留给谁用啊?

当然是他自己。

夏言一眼看穿嘉靖心思,立即附议说:前有文皇,既称太宗,义当尊让;后有圣帝,必为世宗,理宜虚俟。 〔44〕

圣帝?嘉靖笑得嘴都合不拢。

而且他死了以后,庙号还真是世宗。

不过这位“孝心皇帝”的虚伪也昭然若揭。想当年他为老爹争名分时是多么振振有词,等到自己想用“世”字时就公然夺父之号据为己有,请问这是什么狗屁孝子?

同样昭然若揭的,是明代政治之无聊。从杨廷和到张璁再到夏言,他们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你死我活的事情,与国计民生可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张璁和夏言,不也都是靠着揣摩圣意甚至逢君之恶青云直上吗?有什么区别呢?

君子小人之争?笑话!

事实是:皇帝德不配位,朝中便难免马屁精,而马屁精是不会真正受到尊重的。张璁也多次被免,多次复职,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就像抹布用完就扔,扔了又用。张璁只好向皇帝请病假,得到的答复却是:你没病,你是怀疑朕!

心力交瘁的张璁最后终于真的病了,并在嘉靖十四年的四月退休。皇帝也曾经下诏召他回来,他却病得不轻,就连路都走不了,三年多以后撒手人寰。平心而论,张璁并不是所谓奸佞小人。比方说,他对因改称“皇伯母”而沦为弱势的张太后便极力维护,甚至不惜得罪嘉靖皇帝。 〔45〕

张璁退休后一年九个月,夏言入阁。

又过了两年,夏言成为首辅。 〔46〕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张璁就是这样。

好在他得到了善终,夏言却死于非命。

道士设坛

夏言倒霉,根本原因在嘉靖。

嘉靖跟他的堂兄兼前任武宗一样,也是十五岁的时候当皇帝的。这种民间叫作“半大小子”现在称为处于青春叛逆期的男孩子,如果居然安安静静不闹出点是非来,似乎有点天理不容。只不过,后者喜欢舞枪弄棒和床上运动,前者则更热衷于做神仙梦并且梦游,尽管他们都离不开女人。

所以,武宗有豹房,而嘉靖有神坛。

神仙梦是一个名叫崔文的太监忽悠起来的,时间在嘉靖二年四月。当时皇帝十七岁,正是富于幻想之时。崔文大约演出了些装神弄鬼的玄幻剧,立即就让嘉靖欲罢不能。其实这类魔术古已有之。想当年,外来和尚佛图澄就靠它征服了后赵皇帝石勒。那么,和尚玩得,道士玩不得? 〔47〕

何况道教远比佛教有用,尤其是对嘉靖个人。因为道教讲法也讲术,包括养生术和房中术,而长生不老和性欲旺盛都是陛下想要的。由于正史讳莫如深,我们没有证据来判断嘉靖的性能力之有无和强弱。但他十六岁大婚,到二十七岁才有儿子,其中恐怕未必就没有什么难言之隐。 〔48〕

而且不幸的是,他的第一个儿子还只活了两个月。

但是陛下显然将他的能够生育归功于道教,以及道士们的虔诚和努力。嘉靖十五年十二月,他甚至授予一位道长以礼部尚书的头衔,还有一品大员的服饰和俸禄。因为皇帝在神坛祈祷时有祥云环绕,三天之后新皇子便呱呱落地。 〔49〕

大明后继有人,普天同庆啊!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陛下多子多孙不但是皇家而且更是帝国之福。事实上正因为武宗皇帝没有儿子,才有了嘉靖这害人不浅的,因此他的设坛斋醮(读如叫)也就具备正当理由。醮是一种祷神的祭礼,后来多为道教专用。尊崇道教的宋徽宗就曾经在宫中设醮,嘉靖不过步其后尘罢了。

臣僚们除了增砖添瓦,其实别无选择。

当然,在太监崔文妖言惑众的嘉靖初年,大学士杨廷和等人对此是极力反对的,新皇帝也缩了回去。但是到嘉靖七年六月,再无忌惮的独裁者秋后算账,竟将已退休的杨廷和削职为民,罪名是:定策国老自居,门生天子视朕。 〔50〕

这句话非常严重。我们知道,由于科举考试中设有殿试环节,被录取的人也就成为天子的门生。反过来,视天子为门生,可就是把自己看作录取皇帝的主考官了。晚唐时拥立了唐昭宗的宦官杨复恭,便曾经在被冷落后这样说: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既得尊位,乃废定策国老! 〔51〕

因此,嘉靖引用这个典故为杨廷和定罪,就是把他看作了宦官杨复恭。杨复恭后来可是不得好死的,杨廷和只不过削职为民,按照嘉靖的逻辑还真要算宽大处理。

哼哼,谁让他反对朕尊奉父王,尊崇道教!

好在嘉靖并不糊涂。很多年后,他向内阁大学士李时问起国库存粮,李时回答非常充盈,还说这是陛下淘汰冗员的结果。嘉靖却马上说:这是杨廷和的功劳,功不可没! 〔52〕

但,尊崇道教则不会变。

事实上在皇帝十八岁的嘉靖三年,一位鹤发童颜的道长就到了宫中。他的名字叫邵元节,江西贵溪人,本是龙虎山上清宫的道士。进宫以后,这位道长似乎很让皇帝见证了些奇迹,于是被封为道教领袖,身上挂着各种印章。而且理所当然地,又受命为祈祷陛下多子多孙而建设醮坛。

结果,三年之后皇子们竟是接二连三地生了出来。于是如前所述,道长有了礼部尚书和一品大员的头衔服禄,有了由国家财政拨款修建的道观,以及各种荣誉和实惠。 〔53〕

与此同时,夏言入阁。 〔54〕

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里面的关联和微妙之处,因为在嘉靖十四年十月费宏去世后,内阁就只剩下嘉靖十年入阁的李时一人,填补空白很有必要。但是,新的任命与邵元节加礼部尚书衔几乎同时却并非没有来由,因为受命担任“祈嗣醮坛”监礼使的,正是时任礼部尚书的夏言。 〔55〕

看来,他的工作得到了肯定。

实际上夏言对于嘉靖的宗教事业贡献不小,尤其是非常会写青词。青词就是道教设坛祭祷供斋醮神时,向皇天上帝表示诚意的祝文奏章,通常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然后再在醮坛上焚烧,化为一缕青烟,因此从唐代起就叫青词。

青词多半是四六骈文,也可以是诗词歌赋,但无不要求典雅华丽,悦耳动听,这样才能让神注意和满意。夏言原本文笔极好,又善于揣摩圣意,因此长袖善舞得心应手。正史的说法是:言(夏言)撰青词及他文,最当帝意。 〔56〕

这就堪称“人才难得”了,应该入阁。

入阁并不奇怪。事实上尽管在民间,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然而按照制度设计却只是皇帝的秘书,起草文件也正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嘉靖的荒唐在于他居然把斋醮祷祝看作国家大事,撰写青词作为选择阁臣的标准,许多人仅仅因此而入阁,以至于当时就有“青词宰相”的讥讽。 〔57〕

公平地说,或者按照现代观念,嘉靖当然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青词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清代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就是他路过镇江时,替道士撰写的青词。问题在于,嘉靖尊崇道教并非由于信仰,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因此他让阁臣撰写青词,便是不折不扣的以权谋私。某些“青词宰相”也恬不知耻,比如大学士袁炜为嘉靖的宠物猫祝祷,竟写出了“化狮作龙”之句。 〔58〕

好在,夏言还不至于如此下作。

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入阁前后夏言撰写的青词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有什么变化,但他并未被归为袁炜之流,却多少能够说明问题。也许,夏言就像写过“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李白,并不愿意把自己定位为御用文人,当然更不愿意定位为穿着官服的道士,反倒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可惜嘉靖不是唐玄宗,明代也不是唐代。唐代的君臣是主辅关系,明代却是主仆,皇帝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让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臣僚们岂能自我定位?

结果,夏言成为首辅才四个月,就挨了当头一棒。

事情说来也简单。之前,皇帝为了表示宠信,也像对待张璁那样,赐给夏言刻有“学博才优”字样的银章,夏言入阁后却不太使用。也许在他看来,作为阁臣可以光明正大地直抒己见,犯不着鬼鬼祟祟地密奏吧!

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代皇帝常用诏和敕两种公文,重大而需百姓周知之事用诏,较为私密之事常用敕,其中敕命实物保存最多,一般以“奉天承运皇帝敕曰”起首(据陈时龙《明代的敕和敕谕》)。

当然,也可能是他真把自己当成了古代的名相。

这就让嘉靖非常不爽。毕竟,历史上从来只见过滥用职权的,没见过拒绝特权的,何况那特权还是皇帝所赐。如此给脸不要脸必须严惩,嘉靖也突然发难说:夏言以蕞尔小吏而位极人臣,不知感恩反倒得意忘形怠慢不恭,视朕所赐为无物,着即将银章连同朕历年所降手敕一并上缴。

意思是:你既然看不上银章,那就还给朕!

夏言吓得魂飞魄散,再三恳求留下银章和手敕以为子孙万代的荣耀。嘉靖又怀疑这些东西已被毁坏,下令礼部日夜追索。事情到了这一步,矛盾和猜忌就已经很深。所以尽管此事以君臣二人的和解告终,嘉靖也归还了夏言交出的银章和手敕,但是他们的蜜月期却毋庸置疑地结束了。 〔59〕

这是嘉靖十八年的事。皇帝刚刚册封了皇太子,又南下湖北拜谒了父亲的陵寝,心情总体上不错。夏言也继续留在首辅的位置上,只有目光敏锐的人才能看见暗流涌动。

一条毒蛇开始悄悄动作,因为他很想要夏言的命。

这个家伙就是严嵩。

第二章

严嵩倒台

郭勋下狱

严嵩其实是被夏言拉进朝廷的。 〔1〕

跟夏言一样,严嵩也是江西人,而且同样仪表堂堂声如洪钟,只不过运气差了许多。其实早在弘治十八年,他就中了进士并且进入翰林院,原本可以拾阶而上,却被一场大病中断了锦绣前程。离开官场的他安安静静读了十年书,闲暇之时也舞文弄墨吟诗作赋,竟然很是收割了些清誉。

恢复工作后的严嵩基本上在南京政府任闲职,穷极无聊地打发光阴。但是南京也有南京的好处,那就是前往安陆比北京更为方便。于是在嘉靖七年,皇帝便派他去祭祀兴献王的陵寝,严嵩则在汇报工作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沿途的风光明媚和祥瑞迭现。按照他的说法,祭祀当天原本下雨,但在行礼如仪那一刻,竟是云开日出,万丈光芒。

这可就是天公作美了。

因此严嵩上奏,应该由阁臣撰写文章刻在碑上,以隆重纪念皇天上帝的特别眷顾。这个马屁拍得嘉靖就像刚刚做完按摩那样浑身舒坦,立即将严嵩连升三级。因此当严嵩再次来到北京时,已经有了南京政府正部级官员的身份。 〔2〕

正好,夏言入阁,便推荐严嵩接任礼部尚书。

推荐毫无悬念地被通过,毕竟这时的夏言正是蒸蒸日上之际,朝野上下包括内阁也都对他寄予厚望。大家都在张璁执政时受尽憋屈,无不期盼安定祥和的新气象。

然而谁都没想到的是,痛恨张璁跋扈的夏言,入阁以后竟然比张璁还要张璁,大事小事都要由自己当家做主,一锤定音。首辅李时本是好好先生,先前让着张璁,现在也只好让着夏言。后来入阁的顾鼎臣是弘治十八年的状元,比正德十二年进士出身的夏言辈分高了许多,年纪也大,却同样被压得抬不起头来。等到李时去世,夏言成为首辅,那就更是气焰嚣张,还拟了个“上柱国”的头衔给自己戴上。 〔3〕

这下子,许多人便都看不下去了。

实际上夏言跟张璁是不同的。张璁很清楚,自己的权势来得不正,朝廷上下处处是敌人,不能不以攻为守,因此他的强悍往往是防卫过当,跋扈往往是过激反应。夏言却分明就是恃宠而骄,仗势欺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4〕

结果,众望所归很快变成众矢之的。

夏言却我行我素。这倒不完全因为他恃才傲物,其实也有政治方面的考量,那就是嘉靖痛恨臣僚结党。事实上夏言攻击张璁能够得手,原因之一就在张璁有团伙而夏言是匹马单枪,皇帝的天平由此而向夏言倾斜。换句话说,嘉靖对于独往独来的孤臣是欣赏的,要保住宠信就不能有朋友。

可惜,夏言知其一不知其二。

没错,嘉靖确实痛恨朋党,但那是为了自己独裁,这才不吝银章之赐,不怕手敕之繁。换句话说,他喜欢一对一地进行单线联系、直接领导和暗箱操作,如果有事就给辅臣写条子,难怪嘉靖十八年夏言交出的手敕竟至四百多件。 〔5〕

夏言却误以为反对朋党是因为天下为公,以至于跟皇帝来往也公事公办。当然,不用或少用银章密奏应该是在入阁甚至成为首辅之后,否则嘉靖写的条子不会那么多。但这就更加引起皇帝的猜忌,认为那家伙在得势之后开始有了不臣之心,要不然以前私信频繁,现在怎么几乎全是公文?

书生意气的夏言则浑然不知,傻乎乎地还要以历代名相为榜样,自作多情地勤劳国事,完全忘了嘉靖是个疑神疑鬼心理变态的家伙。同时他也忘记或者根本不知道,不结党并不等于四处树敌,夏言却恨不得将满朝文武全都得罪。

于是,严嵩便有机可乘了。

该补子中心是锦鸡图样。

没错,他决定对恩人下手。

磨刀霍霍也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自己有野心。之前严嵩虽然远在南京,对朝廷的动态反倒旁观者清,深知如果不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后浪就永远没有希望。张璁要千方百计挤走杨一清,夏言要拼命攻击张璁,都如此。

官场斗争,可不能慈悲为怀。

何况严嵩对夏言还恨之入骨,因为夏言仗着自己是严嵩进入朝廷的推荐人,对待严嵩极其傲慢无礼。有一次,为了请夏言到自己家里吃饭,身为朝廷二品大员的严嵩不但亲自登门递交请柬,而且在吃了闭门羹之后,居然在夏言的门前铺下拜垫,跪着将那请柬念完。即便如此,夏言也磨磨蹭蹭拖到薄暮时分才赴宴,只喝了三勺汤就扬长而去。 〔6〕

杀人不过头点地,如此羞辱实在过分。更何况这种做法不但伤害了严嵩的自尊,也破坏了官场的规矩。因为严嵩与顾鼎臣是同年进士,比夏言高了四届,早了十二年。夏言即便不肯以前辈学长礼待,总不能“门客畜之”吧? 〔7〕

此时严嵩得到同情,也在情理之中。

夏言的情商之低却让人大跌眼镜。他不但毫不觉得自己伤害了严嵩,反倒认为严嵩的卑躬屈膝是忠诚的表现,于是放心大胆地交出部务,后顾无忧地与政敌作斗争。

他要对付的政敌,名叫郭勋。

郭勋是开国元勋郭英的后代,袭封武定侯。此人在勋贵中是个异类,不但饱读诗书,而且善于带兵,对政治也不乏参与的热情。当年张璁和桂萼进京遭遇围剿,提供避难所和保护伞的就是这位侯爵。嘉靖建醮修仙,他也是坚定不移并且贡献甚多的支持者,因此深得皇帝的宠信和器重。

所以张璁退休后,郭勋便成为夏言的头号敌人。

下手的机会也说来就来。嘉靖二十年,皇帝下令“兼领后军都督府”的郭勋与兵部尚书一起,到全国各地清理兵籍整顿军纪。这是钦差,照例要颁发敕书,郭勋却认为这例行公事对他来说没有意义,还在辩解的奏折中说了“何必更劳赐敕”的话,结果被皇帝痛斥为“强悖无人臣礼”。

夏言立即指使监察官员狠狠地告了郭勋一状,历数此人作奸犯科的种种不法,就连陈年老账也都翻了出来。陛下更加怒不可遏,下令将郭勋关进了锦衣卫大狱。

照理说,这就没有活路了。

嘉靖却不想置郭勋于死地。他明令指示不得用刑,同时暗示内阁和三法司网开一面。夏言却装糊涂,有关部门也跟着装糊涂。结果,皇帝越是暗示从宽,要求复审,查出来的罪行就越多,拟定的刑法也越重。嘉靖无奈,借着例行考核的机会将弹劾郭勋的官员降了两级,也不管用。 〔8〕

看来,那位侯爵很是不得人心。

皇帝则开始怀疑夏言做了手脚。

怀疑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根据嘉靖的情报,弹劾郭勋的监察官员与夏言的关系非同一般。这就让人警惕。夏言不是特立独行从不结党营私的吗,怎么暗中还有党羽?

皇帝的心里疑云重重,对夏言的态度也发生变化。

这次夏言也看出情况不妙了。但他仍然执迷不悟,居然请严嵩为自己出谋划策。严嵩却马上明白,夏言已经变成了失去皇帝宠信的垃圾股。因此在嘉靖二十一年六月,当陛下与他闲谈问起夏言时,严嵩倒地磕头老泪纵横。多年来所受的委屈,也在皇帝体贴关怀的催促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添油加醋地和盘托出。当然,他也顺便说了别的。

嘉靖见这位六十三岁的老人被欺负成这样,不禁恶从心底起,怒向胆边生。尽管皇帝并不反对甚至乐意于看到臣僚内讧,但夏言的做法已是打狗不看主人。龙颜大怒的他颁发手敕到礼部,措辞严厉地训斥夏言。七月一日,又以日全食象征着以下犯上为由,将这位首辅打发回家吃闲饭。 〔9〕

但是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因为夏言还活着。

夏言被杀

夏言赋闲一个月后,严嵩入阁。 〔10〕

严嵩其实早就看清了形势:嘉靖是个“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主,夏言则迟早有一天要倒霉。因为皇帝大发雷霆要求夏言上交银章和手敕时,严嵩正好作为礼部尚书随驾在湖北,非常清楚事情的起因,是由于夏言的行程安排和某些动作不如陛下所愿,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过失。 〔11〕

于是,他决定以夏言为反面教员。

最明显的就是对道教的态度。我们知道,夏言虽然担任过“祈嗣醮坛”监礼使,也为皇帝写了不少青词,但在本质上跟袁炜之流还是不同,入阁以后也以宰相自居,对于宗教活动便难免简慢。比方说,嘉靖异想天开,制作了五顶道士用的香叶冠赐给大臣,夏言便拒绝戴在头上。

表现了明代官员的骑马形象。原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拒绝是对的,因为那原本就不伦不类。严嵩则不仅立即戴了,还要罩上轻纱以示珍贵和虔诚。此外,嘉靖传谕大臣进入西苑只能骑马,严嵩恭恭敬敬照办,夏言却认为这样做有失体统,依然坐轿。如此差别可谓一目了然,而嘉靖恰恰又对臣下的忠诚度要求极高,岂能不十分在意? 〔12〕

结果是夏言下岗,严嵩上位。

得逞的严嵩抓紧时间把自己变成了贪官,就连皇亲国戚都是索贿的对象。他的宝贝儿子严世蕃更是贪得无厌,上蹿下跳卖官鬻爵,弄得朝廷乌烟瘴气。实际上他们的贪腐早在严嵩入阁之前就已开始,监察官员也早有弹劾。严嵩的办法是每到这时便上书汇报工作,将所有的功劳归于皇帝,错误归于自己,嘉靖看了又龙颜大悦,浑身舒坦。

有权就任性,皇帝要包庇严嵩易如反掌。比方说,故意找一件事情向他咨询,即便毫无建树也称赞不已。这就等于告诉群臣,那个人是朕欣赏的,你们的弹劾没有用。

不过陛下如此这般,也不完全是因为喜欢拍马屁。至少在他看来,严嵩虽然能力平平,却非常勤奋,六十多岁了还每天上班,从早到晚没有片刻休息,需要青词更是随叫随到立等可取。可惜嘉靖哪里知道,严嵩并不是忠于职守,而是贪恋权力,唯恐那权力在自己懈怠时被分享或者觊觎。

于是,内阁被严嵩独霸,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其他阁臣,竟形同虚设。 〔13〕

这样过了三年,皇帝也觉得严嵩实在霸道,便又想起了夏言。夏言罢官以后,心里虽然闷闷不乐,态度却反倒变得平和。逢年过节和嘉靖生日,他都上表祝贺,还不卑不亢地以“草土臣”自称,让陛下顿起怜悯之心。

其实,当年嘉靖训斥夏言,看起来声色俱厉,实际上却满腔委屈。他的手敕说,郭勋已经下狱了,为什么还要揪住不放?监察官员本是朝廷的耳目,为什么只听夏言的?朕不早朝,夏言也不入阁,在家里办公,成何体统?

看看,像不像个怨妇?

总之,嘉靖二十四年九月,出于对严嵩的不满,皇帝派使者到夏言家里把他请了回来,十二月官复原职,全称是: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位在严嵩之上。 〔14〕

卷土重来的夏言对严嵩很不客气,甚至公开地毫不留情地对严嵩表示蔑视。起草文件,根本不问严嵩的意见。严嵩任命的官员,则全部罢免。严嵩却唯唯诺诺,忍气吞声一言不发,反倒带了儿子到夏言家登门请罪。

原因很简单,严世蕃贪腐的证据已被夏言掌握。

夏言当然让他们吃了闭门羹,严嵩却是为了利益可以不要脸的。他买通看门人,直接走到夏言的榻前长跪不起痛哭流涕。在确认严嵩父子态度诚恳之后,书生意气且心慈手软的首辅同意不向皇帝举报。严嵩躲过一劫,内心深处则下定决心要将夏言置于死地,只不过他沉得住气。

事实上严嵩比谁都清楚夏言的死穴和软肋。这个人太想青史留名,也太自以为是,接人待物更是高傲冷峻。严嵩则反其道而行之。即使见了前来传谕的小太监,也要亲亲热热拉着手说话,同时顺便将金子悄悄放进对方袖中。

结果,嘉靖皇帝得到的情报,便是严嵩勤劳王事,常常熬夜撰写青词。夏言却将这项重要工作交给幕僚,自己喝完酒便倒头大睡。陛下当然相信情报是准确的,因为夏言交出的青词确实越来越差,有时甚至还用了旧稿。 〔15〕

不过,真正要命的是复套之议。

套就是河套。这个地方在英宗的时候被名叫“鞑靼”的蒙古部落占领,成为帝国严重的边患,历来让人头疼。夏言官复原职以后,一个名叫曾铣(读如显)的边将却上书朝廷提出收复河套的方案,还说得头头是道。夏言看了固然大喜过望,就连嘉靖也兴奋不已,亲自首肯。

毕竟,这是不世之功。

于是,在皇帝的支持下,夏言和曾铣兴高采烈毫无戒心地干了起来。但是谁都没想到,嘉靖二十七年正月,陛下却下手敕连发三问:驱逐套贼当真师出有名吗?粮草确实充足可保马到成功吗?比起生灵涂炭来,曾铣能算什么?

手敕一下,群臣愕然。

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嘉靖出尔反尔是严嵩蛊惑,根本原因应该在他自己。事实上,这个家伙虽然好大喜功,却也贪生怕死,很怕战事一开便不可收拾,也怕曾铣有兵,夏言有权,自己会失去控制。思来想去,决定翻脸不认人。不但连发三问,还将手敕刻印出来,廷臣人手一份。

飞鱼袍是明代锦衣卫、太监在一些礼节性场合所穿的赐服。

这个信号,严嵩立即就看懂了。

严嵩马上表态:收复河套绝无可能,此事自己也从来就不曾与闻。但尽管如此,还是申请处分。 〔16〕

结果,罢官的只能是夏言。

对此,严嵩当然不会满足。于是,宫中很快就传出流言蜚语,说夏言罢官出京时牢骚满腹,诽谤皇上。同时,一个关在狱中名叫仇鸾的咸宁侯也上书朝廷,检举揭发曾铣谎报军情,克扣军饷,并且通过他人向夏言行贿。

皇帝震怒,曾铣下狱。

接着,奉旨将夏言捉拿归案的锦衣卫也到了通州。正史没有详细记载抓捕的过程,只知道夏言得知曾铣的罪名之后从车上掉了下来,大惊失色地说:完了!我死定了!

当然。要他命的是严嵩嘛!

不过,夏言毕竟是做过首辅的,居然弄到了咸宁侯仇鸾奏折的副本,而且立即看出了漏洞。这封检举信不但引用了皇帝的手敕,还附上了严嵩的疏文。这就奇怪!仇鸾不是在狱中吗?这些文件,他怎么看到的?

结论只有一个:严嵩代笔。

于是夏言上诉申冤,矛头直指严嵩,明确指出这是严嵩炮制的冤假错案。他还说,严嵩装模作样如王莽,独断专行如司马懿,内外朝野都只知此贼不知陛下了。

上诉的结果,正史的记载是:帝不省。 〔17〕

其实,嘉靖哪里是不省?只怕是愤怒。是啊,如果严嵩就是当今的王莽和司马懿,那么,朕是谁?

现在看来,夏言真是书呆子。他如果足够聪明,就应该注意到抓捕自己和处死曾铣是同一天,三月十八日。这岂非说明,严嵩或者皇帝就是要让行贿案死无对证?不过,夏言多活了近七个月,因为朝中大臣援引有关条例请求赦免,逼得嘉靖大发雷霆,将不戴香叶冠也列为罪行。

十月初二,夏言弃市,享年六十七岁。 〔18〕

此后近十四年,严嵩都稳居首辅之位,做尽坏事,直到跟他一样懂得如何利用皇帝的后起之秀为夏言复仇。

这个对手,就是徐阶。

徐阶上位

徐阶是严嵩的克星。

跟大名鼎鼎的徐光启一样,徐阶也是松江府人,只不过徐光启在上海县,他在华亭县。富庶之地长大的他天资聪慧又含蓄沉稳,虚龄二十一岁就考中头甲第三名的探花,踏入仕途后颇受夏言的眷顾提携。到嘉靖三十一年入阁,他已在官场历练了二十九年,职任礼部尚书,又加太子太保衔。 〔19〕

这样的人,严嵩岂能不忌惮!

然而徐阶出场就出彩。曾铣和夏言被杀后,被撵出河套的俺答便多次大举入侵。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他们杀到了密云、昌平和通州,二十日到东直门,以“入贡”为名要求进城。第二天,嘉靖在西苑召集首辅严嵩、次辅李本和礼部尚书徐阶会议,问他们应该如何应对。

严嵩说,饥贼而已,不足畏。

徐阶说,围城而军,杀人如麻,能叫饥贼吗?

嘉靖点头称是,又问计将安出。

严嵩却赖到徐阶头上,说这是礼部的事。

徐阶则不推诿。他说,敌兵驻军近郊,而我方无论是战是守都无计可施。看来也只能赎买,就怕他们贪得无厌。

嘉靖说,苟利社稷,财宝不足惜。

徐阶说,就怕打发不了。

嘉靖悚然:爱卿可谓深谋远虑。

徐阶这才献计说,请陛下回复俺答,就说他们的来书都是汉文,不可信,也没有订立城下之盟的道理。因此,必须退回原地,另外派使者送来番文书函,再与大同的守将联名上书,才可以给他们财宝。这样来回往返,耗时费日,四方援兵差不多也就该到了,我之战守有备矣!

嘉靖听了,深以为然。 〔20〕

仅此一言,徐阶与严嵩便高下立判,严嵩心里自然恨得咬牙切齿。因此,当嘉靖与他私下里谈起徐阶时,这个家伙便回答说:徐阶的心眼丝毫也不比才干少。

可惜,身材短小皮肤白皙的徐阶,比仪表堂堂声如洪钟的夏言难整多了。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夏言轰然倒塌并不奇怪。徐阶的身段却比严嵩还要柔软,撰写的青词又让皇帝爱不释手,以柔克刚或者暗中使坏都不顶用。等到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升任首辅,严嵩就更是扳他不倒了。 〔21〕

何况,这个老贼也已经日薄西山。

其实,严嵩揣摩圣意能够百发百中,倒有一半以上要归功于他的宝贝儿子严世蕃。此君虽然是个独眼龙,却比两只眼睛的还厉害。嘉靖下的手诏,常常语焉不详,唯独严世蕃一看就懂,一答就对,真可谓独具只眼,一目了然。

然而就在这个月,严嵩的夫人欧阳氏去世,严世蕃依礼要在家居丧。这家伙不能跟着去西苑直庐上班,他爹就没了主心骨,只好一接到嘉靖手诏,便派人送回家征求严世蕃的意见。闲居在家跟狐朋狗友和女人鬼混的严世蕃居然也不按时回答,只管自己淫乐。嘉靖是个性急的人,岂能容忍严嵩磨磨蹭蹭?严嵩无奈,又不敢说明真相,只好自己硬着头皮对答,自然答非所问。再加上八十二岁的他江郎才尽,请人代笔的青词越写越差,嘉靖的不满简直就与日俱增。 〔22〕

不幸的是,永寿宫又失火了。 〔23〕

永寿宫不在大内,在西苑。陛下住在这里,是因为严嵩入阁那年,也就是嘉靖二十一年的十月,宫女杨金英等人决定谋杀皇帝,差点就用黄绫布把他在床上活活勒死。这件事后来草率地做了处理,真实原因正史一直讳莫如深。但从此以后嘉靖就再也不肯住在大内,没想到永寿宫又被烧了。 〔24〕

此图绘于明嘉靖元年,反映了当时士人宴会的场景。

没奈何,嘉靖只好暂时搬到玉熙宫。

火当然不是严嵩放的,皇帝今后住在哪里却必须由内阁想出办法。迁回大内是不行的,重修永寿宫也不可能。因为当时正在修建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国库已空,哪来的人力物力?大内不可回,西苑不可住,于是严嵩提出,移驾南城重华宫。重华宫修饰完整,比玉熙宫舒服多了。

嘉靖听了怒火满腔。因为一百一十年前,被弟弟朱祁钰取代的英宗皇帝朱祁镇,就曾经作为“太上皇”实际上被软禁在那里。严嵩所出,岂非昏招?

皇帝又去问徐阶。

次辅徐阶却告诉嘉靖,三大殿确实工程浩大。但正因为如此,所以能修复永寿宫。为什么呢?有“余料”呀!工程越大,余料就越多。所以,修建三大殿跟修复永寿宫,不但不矛盾,不冲突,反倒相得益彰。

嘉靖一听就高兴了,问:那要多长时间?

徐阶答:可计月而就。

于是嘉靖龙颜大悦,准其所奏,还钦命徐阶的儿子徐璠承包工程。徐璠也不负所望,百日之后就如期完工。嘉靖将其改名万寿宫,给徐阶加官少师,徐璠也由正六品的尚宝司丞破格晋升为正四品的太常少卿。 〔25〕

这时,是嘉靖四十一年三月。

两个月后,严嵩罢官。

成为首辅的徐阶立即表现出与严嵩作风不同。他在自己的办公室张贴了一幅字,上面写着: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每句话都看起来是自勉,其实无不在谴责严嵩目无君王,横行霸道,以权谋私。 〔26〕

毫无疑问,作为官场老手,严嵩在此之前当然不会没有警觉,只不过他已经不是徐阶的对手,便只好摆酒设宴款待徐阶。席间,严嵩让家人团团拜倒在徐阶脚下,自己举杯托孤道:严某日薄西山,这些小子就全仗徐公看顾了!

徐阶立即避席,连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27〕

但,严嵩并无防备的蓝道行却出手了。

蓝道行是继邵元节和陶仲文之后,嘉靖身边最受宠信的道教神职人员,本事是会扶乩。乩读如机,扶乩则是由两个童子扶住丁字形木架,在沙盘写字。这些字是道士请到神仙以后由扶乩的人无意识写出的,因此是神意。

这当然是典型的装神弄鬼,而且起初并不灵。按照法定程序,扶乩必须先由皇帝把要问的问题写在纸上,密封起来交给太监带到神坛焚烧,再由请来的神仙用乩语回答。如此操作的结果不难想象,嘉靖却总怪太监污秽不洁,神仙不肯降临。太监们当然不肯背锅,以后便在焚烧之前先偷看皇帝的问题,再悄悄告诉蓝道行,乩语也就总能称旨。

皇帝陛下非常满意,对话也逐渐深入。

某天,嘉靖问:天下何以不治?

乩语答:有奸臣。

嘉靖问:是谁?

乩语答:严嵩父子。

嘉靖却不糊涂,又问:那么,上仙为什么不灭了他?

乩语答:留给皇帝自己动手。 〔28〕

现在看来,这位蓝道行确实高明。他非常清楚嘉靖死要面子,而且要面子重于信神灵。但是,如果天帝都尊重人君扬善惩恶的权力,那么,又为什么不适当地处分一下严嵩和严世蕃,以表示对神灵的敬重和对天意的顺从呢?

因此,当一个名叫邹应龙的御史(职位相当于监察部的处长)上书朝廷弹劾严世蕃时,嘉靖便很快做出批复:严嵩教子无方,令其退休,每年给米百石,严世蕃下狱。也许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还算过得去的方案。可惜,已经势不两立的双方谁都不满。他们还要斗下去,一斗就是三年。 〔29〕

严世蕃伏法

下狱后的严世蕃一口咬住了蓝道行。他说,邹应龙上疏是受蓝道行蛊惑。嘉靖对于那次降神本来就有些怀疑,只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不好意思说乩语有误。现在,严世蕃既然喊冤,他便在盛怒之下将蓝道行也送进了诏狱。

严嵩的党羽立即开始活动。

最先出面的两个家伙,一个担任大理寺卿,另一个担任刑部侍郎。职司既为执法,枉法当然方便,于是找到蓝道行表示:只要供出所有的事情都是徐阶暗中指使,就不但可以平安无事,还能有重金酬谢。

蓝道行却不为所动。他说,除贪官自是皇上本意,纠贪腐自是御史本职,关徐阁老什么事? 〔30〕

这位道长还真是条汉子。

当然,他也付出了死在狱中的代价。

事实上邹应龙上疏虽然跟蓝道行有关,却不是受蓝道行指使。他是因为避雨而躲进一位太监家,才听到“神仙”说严嵩是奸臣的。太监为什么要告诉邹应龙?无从稽考,多嘴多舌趁机炫耀的可能性较大,所以正史也认为是碰巧。总之去年一场大火,烧掉了严嵩的圣眷;今年一阵大雨,又浇灭了严嵩的权势。这可真是水火无情。 〔31〕

嘉靖皇帝却对严嵩仍有眷顾,甚至以退位相要挟,明令徐阶等人就此罢手。徐阶当然知道不能霸王硬上弓,但清除严嵩的党羽却没有任何问题。于是,严世蕃发配雷州充军的第二个月,大批身居要职的高级官员落马。基础动摇,团伙瓦解,剩下的事情就是等着严世蕃自己找死了。

严世蕃也没有让人失望。他并不曾到雷州卫服刑,只在广东南雄住了两个月,就溜回家了。回家以后,也不肯韬光养晦,反倒做了三件事:与同样是从服刑之地逃回的罗龙文私下里来往,诽谤朝廷;收买亡命之徒藏在家里,扬言要取徐阶和邹应龙的人头;大兴土木,修建私宅,规模之大严重超标,简直就有蔑视王法的嫌疑。

地方官员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最先发现违章建筑的,是袁州府专管刑狱的正七品推官郭谏臣。他是另有公务碰巧路过,看见严世蕃的家奴正指挥上千工匠搭建楼堂馆所。这帮家伙气焰嚣张,不但对他这个朝廷命官傲慢无礼,还公然向他扔瓦片。 〔32〕

郭推官咽不下这口气,一状告到林润那里。

林润是福建莆田人,跟邹应龙一样也是嘉靖三十五年的进士,当时正以南京都察院御史的身份巡视江防。此君早就痛恨严嵩父子,立即受理此案。经过明察暗访,掌握了不少证据的林润即以八百里加急的方式上奏朝廷,状告严世蕃和罗龙文网罗江洋巨盗,私用违制车服,日夜攻击朝政,招募勇士四千余人,明显地有非分之想、不臣之心。

皇帝勃然大怒,下令将两名案犯捉拿到京。

此时,严世蕃的儿子严绍庭还在北京锦衣卫任职,得到消息立马派人通风报信,让他爹赶紧逃回雷州。只要严世蕃人在服刑之地,对方就有诬告嫌疑。哪知道两天之后,早就让郭谏臣严防死守的林润,便亲自赶到了江西分宜,当场将猝不及防的严世蕃抓住,套上枷锁就走。 〔33〕

这会儿,是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初二。 〔34〕

官场的腐败也在此刻暴露无遗——尽管皇帝已经下诏将此案交由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法司审理,严世蕃被押解进京之后却居然人身自由。他召集党羽交代说:皇上对贪污受贿不太在乎,尽管承认。迫害忠良则要大书特书,因为那都是他老人家亲自批准的,看了以后一定怒不可遏。

然后严世蕃一声冷笑: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 〔35〕

党羽们立即四处活动,三法司倒也欣然接受。因为贪污受贿和迫害忠良都是事实,而非分之想和不臣之心反倒查无实据。更何况,林润的疏文原本就说得含糊其辞:

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 〔36〕

什么叫作“道路皆言”?说白了就是道听途说,只不过说的人多,不仅有路人甲,还有乙丙丁。

这又岂能作为证据?

于是,办案人员决定,拿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案和锦衣卫经历沈炼案做文章。这两个人,都是因为上疏弹劾严嵩而被害死的。手段则是将他俩列在其他死刑犯名单中,交给皇帝稀里糊涂批准。因此,这是公认的冤案,民愤也极大。

刑部尚书黄光升、左都御史张永明和大理寺卿张守直都深以为然,便照此拟定罪名写出奏稿,请首辅徐阶过目。

徐阶看了点头:三位果然是好法官,断案一流。

三法司松了口气。

徐阶却将他们延入内室,屏退左右,再低声问道:三位认为严公子是该死呢,还是该活?

三法司说:死有余辜。

徐阶又问:这份奏稿是能杀他,还是能放?

三法司说:认定迫害忠良,正是要他杀人偿命。

徐阶冷笑:杀人偿命?那些事可都是皇上批准的。皇上何等英明,岂能认错?一定怀疑有人要借严世蕃案做他老人家的文章。所以此奏一上,三位自己就会有大麻烦,严公子反倒可以骑着马悠悠闲闲地出京而去了。

三法司愕然:依阁老说,又该如何?

徐阶说:还是要以林润的原疏为主。

三法司又愕然,不知道该怎样下笔。

徐阶这才不紧不慢地从袖中掏出写好的文稿,非常谦和地征求意见说:请诸位看看这个如何?

三法司接过一看,道路皆言变成了确有其事:声称南昌某块地有王气,怂恿严世蕃在上面建造府邸的是彭孔。招募不法之徒,聚集武装力量的是典楧。勾结倭寇,煽动严世蕃外投日本的是罗龙文。诱致外兵,里应外合的是牛信。

啊!全都有名有姓,堪称言之凿凿。

黄光升等人明白了,全都唯唯诺诺。

徐阶又问:此前老夫叮嘱三位,要带官印和抄写吏一起前来,应该没有忘记吧?

三法司答:已经来了。

徐阶又说:事不宜迟,夜长梦多。

于是立即照抄,用印,上奏。

嘉靖却不糊涂。他说:这个逆情非比寻常。你们只是将林润的疏文又说了一遍,何以示天下?应该由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会同锦衣卫再审,具实以闻。

徐阶接过手敕放进袖子,即出长安门,三法司和锦衣卫的长官都聚集在那里。徐阶随便问了几句,便立即回家写出奏折,报告皇帝:事已勘实。其交通倭寇,潜谋叛逆,具有显证。请亟正典刑,以泄神人之愤。 〔37〕

话说得斩钉截铁,皇帝只能批准。

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严世蕃伏诛弃市。 〔38〕

这时,距离万寿宫完工正好三年。

之后是抄家。据说,从严府抄出了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二百零五万五千余两,其他珍宝古玩价值数百万。严嵩倒没有被进一步追究。嘉靖四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他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终年八十七岁。死的时候,寄食于墓舍,既无棺木下葬,更没有前去吊唁的人。 〔39〕

那么,该如何评价严嵩?

是谁害了严嵩

几乎所有人都说,严嵩是奸臣。

这其实很可疑。

奸臣的反面是忠臣。也就是说,他们首先是臣,忠和奸则都是对君而言,也只存在于君臣关系之中。忠于君主的是忠臣,背叛的是叛臣,暗中使坏的则是奸臣。

那么,严嵩可曾陷害过皇帝?

没有,为了尽忠报主而奋不顾身的记载反倒可见。嘉靖三十三年,道士新发明的丹药问世。皇帝很想服用,又心存疑虑,便让严嵩以身试法。十月三日,严嵩得药五粒,立即开始体验,第三天就提交了实验报告,九日和十五日又报告两次。结论是:这种铅汞化合物,还是慎用为好。

急不可耐的皇帝其实也吃了,感觉相同。

因嘉靖帝个人偏好,道教色彩浓重的器皿于嘉靖二十年前后大量涌现。云鹤纹、八卦纹、葫芦纹、回纹、灵芝纹都是典型的道教题材,造型则包括葫芦瓶、香炉等,也都与道教相关。本品藏于中国陶瓷馆。

于是,此药停用。

但是皇帝不甘心,嘉靖三十四年八月再赐仙丹。这一次的不良反应更为严重。据第二年六月的报告,严嵩遍身燥热异常,不可一忍,至冬发为痔疾,痛下淤血二碗,正是铅汞中毒的症状。这时严嵩已七十六岁,却心甘情愿充当实验室的小白鼠,还忍了十一个月,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奸臣? 〔40〕

对此,皇帝也心知肚明,所以绝不允许动严嵩。

当然,即便贴心服务如宦官,奴颜媚骨如弄臣,但只要架空皇帝,盗用皇权,便仍然是奸。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就是这样来定性的。他说,严嵩贿赂侍从,从而提前得知圣意之爱憎、言行之取向,于是陛下之左右皆贼嵩之间谍。通政司负责下情上达,严嵩让其义子把持,所有的奏折都先由严嵩过目,于是陛下之喉舌皆贼嵩之鹰犬。东厂与锦衣卫是纠察缉访机关,而严世蕃与之私相交结,于是陛下之爪牙皆贼嵩之瓜葛。言官、谏官和监察官员都由严嵩任命,于是陛下之耳目皆贼嵩之奴隶。各部堂司稍有才干者,都被严世蕃威胁利诱网罗门下,稍有不满的则逐出京师,于是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腹。如此这般,谁说不奸? 〔41〕

那么,是这样吗?

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只要问一个问题就能明白:如果陛下之喉舌当真皆贼嵩之鹰犬,杨继盛指控严嵩十罪五奸的疏文又岂能送达御前?中国古代的文臣上书,总是喜欢铺陈排比夸大其词,全然不管皇帝的读后感,此为一例。

嘉靖震怒,也不奇怪。

实际上这位皇帝虽然是个混蛋,却不昏庸。别看他在位四十五年,二十七年不视朝,整天躲进深宫修仙祈福,然而朝廷里飞过一只苍蝇,他都知道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皇帝甚至在某天自言自语说:徐阶呀徐阶,你固然不错,可严嵩已经老了嘛!你就不能耐心等待几年吗? 〔42〕

那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徐阶入阁才六年,他与严嵩还一团和气,做人也还夹着尾巴。四年之后,严嵩失宠,工部尚书雷礼改换门庭投靠徐阶,被严嵩痛骂,嘉靖又悄悄写手敕给徐阶说:严嵩骂的其实不是雷某,是爱卿你。 〔43〕

这种皇帝,岂是昏君?

平心而论,嘉靖其实很会做皇帝。在他那里,但凡需要实际操作的都是小事,可以也应该交由臣工们去处理,自己要抓的是纲,那就是最能体现皇权的人事权。不过,就连这也被他精简到只管内阁和六部尚书的任命,其他不问。

当然,这个大权,不容旁落。

徐阶就非常懂得这一点。嘉靖四十年十一月,对严嵩已不满意的皇帝,密谕次辅徐阶举荐内阁大学士,徐阶便立即密奏回答:选择辅臣是人君天职。只要陛下乾纲独断,投机取巧钻营窥测的不正之风,自然就能刹住。 〔44〕

嘉靖读后,激赏。

严嵩则更加失落。他只好在客人来访时开瓶好酒,神秘兮兮地说:这是皇上赐给老臣的,徐阶他们都没有呢! 〔45〕

威风八面的严嵩,其实可怜。

实际上皇帝也给过他脸色看,事情则因仇鸾而起。这个家伙由于诬告曾铣和夏言,被严嵩从牢房里捞了出来,从此事严嵩如父。但是没过多久,仇鸾就成为大将军,后来更是势焰熏天,炙手可热,严嵩却仍然把他当儿子。这下子仇鸾受不了啦,反目为仇的他向皇帝历数严嵩的种种不法。皇帝似乎也听了进去,对待严嵩的态度骤然变冷。

具体表现,就是不再召见这位首辅。

嘉靖翻脸比翻书还快,严嵩的脸皮却比城墙还厚,仍然到西苑候着。有一次,他看见徐阶和李本奉旨入直,便尾随而行,到了西华门却被卫士挡住。严嵩只能眼巴巴看着徐阶和李本昂首直入,然后回家跟儿子抱头痛哭。

这时,严嵩成为首辅才四年。 〔46〕

当然,仇鸾死后,严嵩又咸鱼翻身,甚至还享受了皇帝派龙舟将他从内阁接到西苑的特殊待遇,顾问之勤竟至一日数札。然而,正当朝野上下都认为皇帝离不开严嵩,对严嵩言听计从时,嘉靖又故意不问意见乾纲独断,或者故意当众反对严嵩的主张,让自以为得计的严嵩碰一鼻子灰。 〔47〕

现在,还能说这个“奸臣”架空了皇帝吗?

大明帝国这四十五年,也其实是嘉靖当家,只不过治国修仙两不耽误,尽职而不累,尽兴而不废。严嵩则终其一生只是宠臣而非权臣,否则不会既保不住党羽心腹,也保不住自己,而且一旦倒台便身败名裂,如丧家之犬。 〔48〕

问题是,这家伙又为什么能得势二十年呢?

因为正如嘉靖会做皇帝,严嵩也会做臣子。他很清楚那个“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已经一去不复返,自己之所处是皇帝独断专行的时代。所以,抢皇帝的风头不行,偷他的权力也不行,唱对台戏就更不行,只能补台。比方说,嘉靖刚愎骄横,明察独断,严嵩就柔媚谨慎,可怜兮兮地如飞鸟依人。结果,贪腐无能的他与厉害的皇帝竟形同鱼水。 〔49〕

这个牧羊人也当然可以薅羊毛,牧场主不管嘛!

何况嘉靖皇帝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护短。别人的性命一钱不值,自己的面子比天还大。所以严嵩若想害人,只要抓住这个心理煽风点火就行。同样,徐阶和林润要铲除邪恶伸张正义,也只能捏造一个“通倭谋反”的罪名,因为这是皇帝最为痛恨,自己又不必承担任何责任的。 〔50〕

根子,岂非正在这里?

事实上明代的特点,是皇帝多混账而朝臣无大恶,作恶多端的主要是太监,奸臣的出现竟成为异数,唯独嘉靖一朝是个例外。原因,大约是嘉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权力,放弃过控制,而精神上自我阉割的严嵩比太监还太监。 〔51〕

严嵩也不是天生的恶人。他身材高大,眉目清朗,声音洪亮,才华横溢,名重一时。重返官场后也还算正派,能跟其他大臣一起反对嘉靖的胡作非为。但是,严嵩很快就被皇帝的“雷霆之怒”吓破了胆,从此踏上媚上邀宠和弄权谋私的不归之路,害了帝国也害了自己。 〔52〕

难怪清人谷应泰说:

非特嵩误帝,帝实误嵩。 〔53〕

的确如此。

这样的皇帝,岂非该骂?

当然,而且骂他的人也很快就出现了。

第三章

海瑞反腐

海瑞上疏

嘉靖四十五年二月初一,海瑞下狱。 〔1〕

当时的海瑞职任户部云南司主事,官阶正六品。这样的事务官在京师可谓多如牛毛,海瑞却有些特别——他并没有考中过进士,之前的官职则只是正七品的知县。因此照理说原本只能在边远贫穷的小县调来调去,哪里能够成为京官还进了户部?而且算起来还可以说是升了两级。 〔2〕

原因就更奇怪,居然是他敢于顶撞上司。

被海瑞顶撞过的上司不在少数,其中最有名的是胡宗宪和鄢懋卿。胡宗宪在嘉靖三十三年出任抗倭总督,三十六年兼任浙江巡抚,而海瑞在次年到浙江淳安县做知县,正好是胡宗宪下级的下级,中间隔着严州的知府。 〔3〕

可以说,胡宗宪是海瑞最不能得罪的。

明代遗留下来的一处驿传建筑,始建于明朝洪武八年(1375),位于江苏省高邮市,是中国邮驿“活化石”,也是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驿站。图为1995年发行的特种邮票。

何况,这位封疆大吏还官风凌厉,气势逼人,境内官民无不凛然畏惧。海瑞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某一天,胡宗宪的儿子路过淳安县,耀武扬威,颐指气使,对驿站的款待百般挑剔,还把驿丞倒吊起来。海瑞也毫不客气,立即下令将其拘捕,胡公子随身携带的数千两银子也没收充公。

抓了人以后,海瑞一本正经地派人快马加鞭给胡宗宪呈上一份公文,声称久闻总督大人节望清高,爱民如子而教子甚严。所以此人必系假冒,其随身所携也必系赃银。胡宗宪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却只好自认倒霉,不了了之。 〔4〕

用同样的办法,海瑞又对付了鄢懋卿。

嘉靖三十九年三月,鄢懋卿以左副都御史的身份,奉旨巡视浙江等地盐务。依明代制度,中央政府的最高监察机关是都察院。长官叫都御史,正二品,又叫总宪。副长官叫副都御史,正三品,又叫副宪。副宪原本位高权重,又是钦差大臣,请问有谁敢惹这个家伙?拍马屁都唯恐不及。

当然,身为监察官员,鄢懋卿也要做官样文章,便装模作样明发通令,声称本院素性简朴,不喜逢迎,因此凡饮食供帐俱宜简朴为尚,毋得过为华奢,靡费里甲。地方官接到宪牌无不会心一笑,很少有人把这些话当真。

海瑞却在鄢懋卿将到未到之际,规规矩矩地上了一个写着“严州府淳安县知县海瑞谨禀”字样的禀帖。禀帖先是照录鄢懋卿的通令原文,接着又说据悉钦差大人所到之处,接待逢迎与宪牌所言完全两样。每桌酒席耗银三四百两,小便器也要用银子打造,厕所里都挂着绫罗绸缎,等等。

接下来海瑞表示,自己完全被弄糊涂了,真不知该如何是好:欲从宪牌,则惧招尤;欲从传闻,则恐违宪意。因此恳请大人明示,到底怎样做才对。鄢懋卿看了禀帖,一肚子火气发作不得,只好不过严州,绕道而去。 〔5〕

这可真是有理有力有节,堪称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鄢懋卿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事实上他也想方设法实施了打击报复。只不过海瑞洁白无瑕,并无差错,鄢懋卿的后台老板严嵩却轰然倒台。中国古代官场历来就是以人划线选边站队的。严嵩和鄢懋卿既然被确定为奸贼,反对他们的也就一律都是好官,何况海瑞还是以卑微之职对抗令人谈虎色变的权臣。这样的英雄如果不能加以表彰,委以重任,不但是帝国的奇耻大辱,更是吏部的严重失职。 〔6〕

于是,严世蕃被捕下狱一个月前,海瑞升官。

户部主事是一个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职位,甚至不必每日到部办公,主要任务是积累做官的资历。海瑞却是认真负责的人。没有小事可做,也就只好去琢磨大事,而帝国的现状又实在堪忧。深思熟虑之后,他那份著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便摆在了皇帝的御案之上。 〔7〕

这时严世蕃已经死了七个月,内阁首辅早是徐阶。然而朝政依旧糜烂,风气也依旧腐朽,到处都是马屁精,说真话的凤毛麟角。海瑞认为,根本原因是朝野上下对皇帝都已经失去信心,个个离心离德。用他的原话说就是:

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

那么,信任危机因何而起?

当然是因为嘉靖太不像话。二十多年不上朝,反倒任意怀疑甚至屠杀臣僚,这是不君;听信术士谗言,跟亲生儿子面都不见,这是不父;与皇后分居,躲在西苑炼仙丹,这是不夫。三纲五常,居然一纲都谈不上,说得过去吗?

上梁不正下梁歪。原本应该成为道德楷模的皇帝竟昏聩多疑,刚愎残忍,自私虚荣,就只能造成“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的局面。难怪老百姓要说嘉靖这个年号的意思,就是“家家皆净”了! 〔8〕

啊!直接打脸啊?

这样的奏疏皇帝从未见过,也不会有人见过,便是出于好奇也会把它看完,但看完之后的震怒也可想而知。据说他当场就把奏折摔在地下,气急败坏地狂喊:来人啦!马上把这家伙抓起来,不要让他跑了!

站在旁边的宦官黄锦却不紧不慢地说:陛下放心!此人素有痴名,早已买好棺材,与家人诀别,不会逃跑的。

嘉靖听罢,一声长叹,又捡起奏本一读再读。

黄锦所说半真半假。上疏之后,海瑞确实拿了二十两银子请一位同乡安排后事,然后从容不迫地赴朝房待罪。别人都替他担心,他却神情自若,谈笑风生,批评朝中大臣有如甘草。不过,当时海瑞的家眷在海南,诀别家人云云多半是道听途说,甚至是黄锦变相地替他求情。事实上海瑞的直言不讳让许多人肃然起敬,以至于朝野轰动,举世瞩目,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所谓海主事者。 〔9〕

现在轮到皇帝纠结了。

嘉靖很清楚,海瑞所言句句是实,只是从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说过一星半点。因此震怒之余竟有些感动,觉得真正的忠臣就该如此。何况海瑞对他的天赋并不怀疑,反倒认为在汉文帝之上,只要幡然悔悟便可尽洗积弊,直追尧舜。

这番话说得嘉靖心潮澎湃,差点就要全盘接受。但他又对首辅徐阶表示,自己老迈年高身体不好,因此就算想改也无能为力。实际上皇帝最为纠结的是,如果同意海瑞,就得承认自己既是昏君,又是暴君。这当然万万不可,他也只能不断地自言自语:此人算得上比干,朕却不是殷纣王。

海瑞的奏疏,也一放就是数月。

到了次年二月,越想越气的皇帝终于下令,将海瑞关进诏狱,后来又移到刑部的牢房。但是,尽管嘉靖曾经批准过许多人的死刑,对海瑞的处理却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如此又过了十一个月,这个当了四十五年皇帝的人终于死去。在徐阶代为起草的遗诏中,他几乎承认了自己所有的错误。

海瑞是在牢房里得到消息的。当时,他看见监狱负责人端来酒肴盛情款待,以为死刑在即,便坦然进食。但当对方告诉他万岁爷已经驾崩,并祝贺他出狱有望时,海瑞却放声号哭,继之以呕吐,最后晕倒在地。 〔10〕

出狱后的海瑞理所当然地成为英雄,同时也成为帝国的麻烦。内阁和吏部都认为,对于海瑞最好的安排是让他担任品级较高而实权较小的职务,因为他的精神固然可嘉,做法却不可效法,也不宜提倡。然而海瑞却不领情。升到正四品的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后,他给新皇帝上了一份奏折,宣称像他这样连闲饭都吃不好的官员,其实应予革退。 〔11〕

朝廷无奈,只好给他实权。

结果,中央和地方都鸡飞狗跳。

廉政风暴

海瑞新职务的全称,是右佥都御史总督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十府。这一长串头衔中,只有最前面的佥都御史是本职,正四品。后面的都是任务不是职务,包括巡抚。巡抚二字本是动词,意思是巡察抚慰。正如总督的本义,是总理督察。到清代,动词变名词,总督和巡抚才成为职务。

但不管怎么说,巡抚是有实权的。

在海瑞那里吃了哑巴亏的胡宗宪,就是浙江巡抚。

海瑞巡抚的地方也非同一般。首先是南京应天府,然后有镇江府、常州府、苏州府和松江府等等,非富即贵。何况他还兼理浙江省杭州、嘉兴和湖州三府的税粮。任务之重和权力之大,在他一生中可谓登峰造极。

海瑞也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描绘了自洞庭湖和岳州府开始,经长江、大运河至北京的水道路线。明时漕粮份额之分配,以南直隶和浙江地区为重,覆盖海瑞巡抚之应天、苏州、常州、镇江、松江、徽州、太平、宁国、安庆、池州十府和广德州,以及监理税粮之区域。原图藏天津博物馆。

举措则有大有小。

小的是整顿风气。海瑞下车伊始,就颁布他的《督抚条约》三十六条。这些规定具体而细致,比如巡抚出巡,当地官员不得出城迎接,更不得设宴招待。工作餐可以有鸡鱼肉各一样,但不得供应鹅和黄酒。境内的公文,一律使用廉价纸张,后面也禁止留有空白。忠靖凌云巾和宛红撒金纸之类奢侈品,斗糖斗缠之类零嘴甜食,大定胜饼桌席之类有铺张浪费嫌疑的习俗,也在严查之列,必须不见踪影。

宪令一出,官民人等无不愕然。应天十府官员纷纷请求改调他处,有的甚至自动离职。缙绅之家则把朱漆大门改成黑色,弄得苏州城里好像都在操办丧事。就连江南织造太监也夹起了尾巴,把自己的轿夫由八人减至四人。 〔12〕

廉政风暴,就这样掀起。

海瑞却还要打大老虎。

大老虎就是地方豪强,主要由乡绅构成。乡绅包括退休官员和有文化的地主,往往同时也是宗族长老。其中,心地善良作风正派的,可以帮助官府维持治安,敦风化俗;怙恶不悛为富不仁者,则包揽讼词,武断乡曲,鱼肉百姓,成为地道的土豪劣绅。而后者最大的问题,是通过巧取豪夺大量占有土地,同时又依仗特权拒不按照实际田亩缴纳粮税。

结果,耕者无其田,而税收无由出。

海瑞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隆庆三年十二月,也就是接任巡抚半年后,海瑞巡视了辖区内的松江府。松江现在属于上海,当时则与常州和苏州同为帝国财政的主要来源地,也是官僚权贵的集中点,豪门巨富数不胜数,土地兼并的问题也最为严重,以至于到巡抚大人行台提出控诉的农民,竟达近万人之多。 〔13〕

更麻烦的是,最大的老虎是徐阶。

徐阶是松江府华亭县人。由于数代没有分家,因此家族成员多达数千。占有土地的数字也很吓人,数十万亩。这就很难说是他的家人诚实劳动所得,理应退还原主。海瑞既然在他的《督抚条约》中宣称,本院执法一视同仁,退田运动也不管对方是阁老还是尚书,当然不能对徐阶破例。 〔14〕

这时徐阶已经退休,也很给海瑞面子,不但退田,还造册呈上。海瑞看了却哭笑不得,因为徐阶只是象征性地退了些许,很明显地是想敷衍了事,蒙混过关。

那么,又该如之何呢?

海瑞多少有些纠结。他倒不畏权贵,徐阶却对他有救命之恩。徐阶在嘉靖怒不可遏时密奏说:海瑞之言的狂悖众所周知,动机则无非沽名钓誉,所以杀他反倒是成全。更何况他敢于直言,是因为知道陛下圣明。圣度如天如地,自然也无所不容。唯其能容所难容者,才足见所容之大。 〔15〕

嘉靖这才打消要杀海瑞的念头。

徐阶的话并不好听,但是管用,而且“主圣则臣直”也实际上肯定了海瑞,只不过要先拍嘉靖的马屁,非如此不能将其从那暴君的虎口中救出。不难想象,当时徐阶如果煽风点火添油加醋,十个海瑞也得粉身碎骨。

海瑞不能以怨报德。

然而对于此事,海瑞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君子爱人以德,最好的方式就是帮助他改正错误,挽回影响。事实上只要民田一退,民愤便可平息,闲言碎语也可以消弥。因此海瑞给徐阶写信:最近查阅退田名册,更加感到阁老的盛德出人意表。可惜退数不多,希望再加清理为幸。 〔16〕

徐阶的回应,却是托首辅李春芳写信疏通。

海瑞依然苦口婆心。他回信说,存翁(徐阶号存斋)为小人蒙蔽,产业之多,令人骇异。如今民风刁险,退田如不过半,只怕对他自己不利。何况以区区半产,换来百年之后的安宁,岂不划算,何必要因小失大呢? 〔17〕

显然,海瑞是想维护徐阶的,只是不肯牺牲原则。或许在他看来,坚持原则才是最好的维护。想想也是,徐阶既然号称名相,难道愿意背着“为富不仁”的千古骂名?

据说,徐阶勉强接受了海瑞带有强迫性的要求,但海瑞也把文官集团得罪了个干净。要知道,明不是宋。宋代文官的待遇极高,也能与皇帝共治天下,所以王安石他们才会以天下为己任。明的天下却是朱家的,官员的俸禄也低。如果没有额外的好处,除了海瑞,谁又肯来做这赔本生意?

海瑞,却眼看就要断了大家的财路。

是可忍孰不可忍。对海瑞的弹劾几乎与他在任上的改革同步进行,而且同样出手极重,攻势凌厉。给事中舒化的奏章还算客气,说海瑞早年以风节称著,不失鲠直之臣,但政令乖谬,恐非人情。戴凤翔的攻击就要猛烈得多,指控海瑞包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这三顶帽子扣下来,如果不是因为海瑞清廉到无可挑剔,简直就要算颠覆罪了。 〔18〕

朝廷的态度十分审慎。隆庆四年正月十四日,内阁传达皇帝批复:海瑞节用爱人,勤政任怨,留抚地方如故。但到二月二十五日,就下令海瑞以原官总督南京粮储,改派他人巡抚应天十府了。消息传出,境内民众号哭于道。这些卑微的小民当然回天无力,只好将他的画像供在家里。 〔19〕

然而就在海瑞等待交接的时候,朝廷又突然宣布南京本有户部,因此总督南京粮储一职其实多余,应予裁革。这就明摆着是要让海瑞没有着落了。于是海瑞愤而辞官,自己跑回海南老家,而且一去就是十五年。 〔20〕

当然,海瑞也并没有就这样一走了之。他给内阁大臣写了封辩驳信,满腔悲愤地说:人情世态,天下事亦止是如此而已矣,能有成乎?母子天性,熙熙山林,舍此不为而日与群小较量是非,万求一济,何益!何益! 〔21〕

海瑞真是伤心透了。

廉政风暴却就此烟消云散。官场恢复平静,或者说继续死气沉沉,尽管也依然暗流涌动。只有海瑞,戏剧性地退出舞台,站在聚光灯下仅仅八九个月。想当初,朝野上下都把他视为英雄,为他的直言不讳击节叫好。现在,贫苦无告的小民更加崇敬这位罕见的清官,内阁却看他如怪物,恨不得帝国官员的行列中从来没有出现过那个名字。 〔22〕

这可真是悲莫大焉。

但,为什么呢?

复出悲剧

事情也许得从后面说起。

万历十三年正月十日,也就是海瑞辞官十五年后,朝廷突然作出决定,起复他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二月十一日又改任南京吏部右侍郎,由正四品升到正三品。到次年二月三日,升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我们知道,北京的都察院有左右两位长官,南京政府却唯有右都御史一人。因此海瑞就是正二品的最高监察官员,只不过是南京的。 〔23〕

这里面的信息耐人寻味。

的确,管升官的吏部和管罢官的都察院,无疑是帝国最重要的中央政府部门。然而南京政府却又形同虚设,担任再高的职务也没有什么可以作为。那么,将原本闲散之人特地调回来任此闲职,还步步高升,究竟用心何在?

首辅申时行一语道破天机。

他给海瑞写信说:

维公祖久卧山林,于圣朝为阙典。 〔24〕

这话说得很客气。明清两代的习俗,百姓称县官和州官为父母,知府和巡抚为公祖。申时行是长洲县人,家乡属于苏州府。将曾经担任过应天巡抚,并且驻节苏州的海瑞称为公祖,就是以海瑞治下的草民自居了。至于字面意思,就更是漂亮:让公祖久卧山林,对于圣朝实在是憾事。

可惜这话经不起推敲:既然如此,早干什么去了?

因此,于圣朝为阙典,当不得真。要当真的,是“公祖久卧山林”——老公祖长期住在乡下,对朝廷和官场并不甚了然。只是如不起用清官,又如何彰显政治清明?

潜台词也很清楚:做做摆设就好,别惹什么是非!

海瑞却不是做摆设的人。何况他已七十三岁,对繁华的都市生活又没有兴趣,犯得着千里迢迢来做花瓶吗?实际上这位前反贪英雄还没有离开海南岛,就已经先声夺人。他给万历皇帝上了份奏折,声称现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就是因为惩罚的力度不大,贪腐的成本太低,因此应该实施太祖皇帝成法:贪污八十贯者绞,更为严重的剥皮实草。

这幅明代古画描绘了明朝中晚期南京地区繁华的市井生活。

此言一出,朝野侧目。

不过,很多人还是不太在意。因为海瑞的奏折自称是以行将就木之身,效法古人的尸谏。所谓尸谏,则是上书之后就自杀,以死抗争。但是海瑞并没有去死,还升了官,因此无妨看作一个久居山林不通世故之人的疯话。

没想到,海瑞玩真的了。

有一次,某个御史招了帮艺人在家里演戏,海瑞得知后就要按照太祖成法实施杖刑。这下子官场沸腾了。因为谁都知道,徒有虚名的南京政府其实没有正经事可做,吃喝玩乐也实在难以算作过错和罪行。如果连这都要追究,那么日子还过不过了?南京的“官员俱乐部”岂不要解散? 〔25〕

于是,猖狂贪腐和不那么贪腐的都群起而攻之。

这回反对派改变了策略,攻击海瑞是伪君子。因为海瑞之所以威望崇高,全在道德高尚。这就要力证其伪,比方说接到任命竟不辞让,反倒强调要变卖家产才能赴任,这不是既骄狂又虚伪吗?这样的伪君子,靠得住吗?

此外,则是海瑞以圣人自居之类无中生有之词。

面对如此无聊的污蔑诽谤和人身攻击,青年学生和低级官员纷纷站在了海瑞一边。争辩据说旷日持久,并不糊涂的皇帝也终于表态:海瑞屡经荐举,故特旨简用。近日条陈重刑之说有乖政体,且指切朕躬,词多迂戆,朕已优容。

至于海瑞的工作安排,他也同意吏部的意见:职务应予保留,但不宜掌实权。批示说: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之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 〔26〕

海瑞看到圣谕一定伤心至极。好嘛!说来说去,还是要他做摆设。何况,有道德的人不能当局任事,岂非就连纲常伦理和祖宗成法,也被看作了表面文章?于是,他一连七次递交辞呈,却照例不准。看来,帝国已经下定决心,要把海瑞当作活化石供在南京,以便宣称自己是以德治国的。

◎明代文官俸禄表(以年计)

文官品级 俸禄(石) 文官品级 俸禄(石)

正一品 1044 从一品 888

正二品 732 从二品 576

正三品 420 从三品 312

正四品 288 从四品 252

正五品 192 从五品 168

正六品 120 从六品 96

正七品 90 从七品 84

正八品 78 从八品 72

正九品 66 从九品 60

明初付给官员大米,但洪武朝结束前,仅部分薪俸以大米支付,之后大米比例不断下降,其余以诸如纸钞(几无实际价值)、丝、棉,最后是白银等其他商品付给。薪俸中大米折成其他形式,不按市场比率折算,而按人为确定的低比率。《明史》叹曰:“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据《剑桥中国明代史》)

悲剧,也其实正在这里。

实际上,尽管海瑞真心诚意地希望,官员们都能够按照太祖皇帝的圣训廉洁自律,却不知麻烦的制造者正是朱元璋本人。这家伙一方面很不道德地霸占了天下,另方面又极其苛刻地要求臣僚无私奉献,将俸禄的标准定得极低,以至于海瑞只能在衙门里种菜,母亲过生日才买肉两斤。 〔27〕

那么请问,除了海瑞,谁能清廉如此?

做不到就只能装。装到嘉靖和万历那会儿,没有人不在俸禄之外另开财源。大家对此都心照不宣,皇帝对此也睁眼闭眼。否则以嘉靖之精明,岂能不知严嵩是贪官?圣明天子尚且放任自流,内阁和都察院又为什么要多管闲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贪得有厌,适可而止,便是清廉。

这,可以说是当时官场的默契和共识。

然而,大家都装糊涂,海瑞却偏认死理。况且,作为从基层干起的官员,他很清楚贪官污吏是怎样做手脚的,因此也总能在具体而微的细节上堵住漏洞。比如他规定,工作餐的标准视地方物价高低而定,至多纹银三钱,连蜡烛和柴火等开支也计算在内,一分一厘都不得超标。 〔28〕

不能说海瑞不对。事实上,没有可量化的标准,廉政就会成为一句空话。问题是当真如此,则不但官员和胥吏没有了生财之道,就连国家机器也不能正常运转。要知道,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和中央政府,其实是默许了润滑剂的。

默许,就只能暗箱操作,就只能互相关照。

因此,海瑞的廉政风暴便让所有人都尴尬和为难。公开反对他吧,没有道理。当真依了他吧,不可操作。更为麻烦的是,正如暗地里的东西永远摆不到桌面上,帝国也绝不能承认不需要道德楷模。因此万历皇帝的决定,无妨说是当时的最佳选择。海瑞既然是忠臣,难道就不能服从吗?

何况,朝廷也没觉得委屈了他。

海瑞留在了职位上,但没有尸位素餐,而是尽其所能为民众排忧解难,以至于人们暂时地忘记了南京右都御史只是闲职,反倒感觉当年那个应天巡抚又重新归来。当然,扭转整个社会风气的想法,也多半只能存在于他的文集中。 〔29〕

孤军奋战的海瑞力不从心,也不合时宜。

但,历史记住了他。

万历十五年十月十四日,海瑞病逝于南京,留下的积蓄竟不够殓葬之资,还得靠同僚捐助。出殡那天,南京城不少店铺自动停止营业,普通民众白衣白冠为之送行,队伍延绵逶迤长达百里,哀声不绝于道。人民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位善良刚毅正直清廉的官员,献上了最诚挚的感激和哀思。 〔30〕

海瑞甚至在民间照例被神化。有故事说,京城抓了作祟的妖怪,皇帝审问时还十分嚣张,对谁都不放在眼里。最后万历说:再敢胡闹,就送到南京海瑞那里去!这个妖怪当时便吓破了胆,再也不敢说一个字。 〔31〕

这,恐怕是申时行他们没有想到的。

其实,重新招回海瑞原本就很怪异,因为早在万历元年正月吏部就已有定论:海瑞秉忠亮之心,抱骨鲠之节,天下信之。然夷考其政,多未通方。止宜坐镇雅俗,不当重烦民事。这就跟十三年后万历的批示如出一辙。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把他请回南京呢?心血来潮,还是另有玄机? 〔32〕

当然是后者。

只不过,事情还得从徐阶说起。

官场风波

徐阶担任首辅之后,就开始谋划将来。

将来不能不想。徐阶二十一岁踏入仕途,在北京的官场磨砺了四十多年,伴嘉靖如伴虎,傍严嵩如傍狼,深知是非之地不可以久留,也不可能久留。这就要未雨绸缪,安排好退休之后。否则,严嵩的结局没准就是自己的下场。

首先被徐阶看中的是李春芳。

李春芳是扬州兴化人,比徐阶小七岁,科举考试的辈分晚了八届。徐阶是嘉靖二年的探花,李春芳则是二十六年的状元。因此李春芳在徐阶面前,是晚辈和后学。更重要的是,此君为人谦虚谨慎,低调平和,从不气势凌人。徐阶将他引入内阁,便此刻有助手,将来有保障。 〔33〕

事实证明,这步棋下对了。

但引入高拱,却大错特错。

高拱是河南新郑人,比徐阶小九岁,辈分晚六届,嘉靖二十年的进士。照理说,他也应该以后学自居,对徐阶引他入阁表示感谢。可惜高拱并不。因为高拱认为,自己是裕王的老师,裕王则迟早会当皇帝。所以,他不但不买账,反倒认为徐阶有投机取巧和讨好卖乖之嫌,结果两人不和。 〔34〕

失望之后,徐阶又想到了张居正。

张居正是荆州江陵人,比徐阶小二十二岁,也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跟李春芳同届,又跟高拱同事,曾经分别担任过国子监的正副长官,也都是裕王的老师。只不过,高拱为人飞扬跋扈,暴躁乖张,张居正则胸有城府又侠肝义胆。徐阶受严嵩排挤的时候,其他人避之唯恐不及,张居正却坦然地正常来往,结果徐阶心存感激,严嵩也另眼相看。 〔35〕

这样的人,当然可靠。

于是,徐阶做了件出格的事。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皇帝驾崩,徐阶负责起草遗诏。按照惯例,首辅可以自己单独执笔,也可以邀请其他阁臣商量。徐阶却撇下高拱等人,约了还只是从四品翰林院侍读学士的张居正。这在张居正固然是知遇,对于高拱却是奇耻大辱。于是在第二年,高拱便唆使党羽齐康以“儿子和家人横行乡里为非作歹”为罪名,上书弹劾徐阶。 〔36〕

这下子矛盾公开化了。给事中欧阳一敬首先发难,指控高拱和齐康是奸党。齐康也提出反诉,说对方是奸党。不过徐阶这边显然人多势众,不但群起反攻,还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宫门之外,对着齐康破口大骂吐口水。 〔37〕

没有记载显示张居正有何表现,想来左右为难。徐阶对他有知遇之恩,高拱于他则亦师亦友。因此,头脑清醒的他选择了保持中立,并不轻率地意气用事。 〔38〕

张居正不蹚浑水,海瑞却一头撞了进来,指责齐康甘为鹰犬,陷害好人,高拱则既狡诈又凶残,是朝廷祸患。因此高拱应该罢官,齐康应该判刑。这时,海瑞出狱不久,声望正隆,再加上南京的言官和御史们也纷纷响应,弹劾高拱的奏折雪片般飞来,皇帝再喜欢高拱也无能为力。 〔39〕

结果,高拱辞职,齐康罢官。 〔40〕

隆庆元年五月,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高拱黯然神伤地离开北京。仅仅十四个月后,徐阶也退休。他将未了之事和自己的晚年,都托付给已是武英殿大学士,又加少保兼太子太傅衔的张居正。张居正也对恩相慷慨承诺:大丈夫既以身许国许知己,唯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 〔41〕

一年后,海瑞巡抚应天十府。

谁都没有想到,徐阶的厄运从此开始,因为海瑞之前是力挺徐阶,攻击高拱的。他的奏折甚至说,徐阁老执政以来忧勤国事,建树甚多,岂容诽谤?然而巡视松江府时,海瑞却大吃一惊。原来为官清正的那位名相,在自己的家乡竟然有如此恶行。徐阶的人设轰然坍塌,威望跌入低谷。 〔42〕

◎明代三公、三孤人数及秩品表

名称 人数 秩品 所属

太师 无定员 正一品 三公

太傅 无定员 正一品 三公

太保 无定员 正一品 三公

少师 无定员 从一品 三孤

少傅 无定员 从一品 三孤

少保 无定员 从一品 三孤

三公泛指协助皇帝处理国务的高级官员,具体官职历代有所变动,至宋定为太师、太傅、太保,元、明、清沿用。三孤,又称三少,为三公的辅官。自宣德、正统以后,三公、三孤成为虚衔,为勋戚文武大臣的加官、赠官。

雪上加霜的是,海瑞巡视松江府的一个月前,高拱重新回到了内阁。此人出京时就享有许多荣誉头衔,卷土重来后更是气宇轩昂,咬牙切齿要报徐阶那一箭之仇,便指令苏州知府蔡国熙协同办案。蔡国熙也是主张反腐倡廉的,跟海瑞一拍即合,更兼证据确凿,徐阶哪里扛得住? 〔43〕

张居正不能不管。

于是,这位有着从一品荣衔的内阁大臣,话里有话地给正四品的蔡国熙写了封信,声称坊间纷纷传言,徐公的三个儿子被捕,是因为地方官揣摩高阁老有此之意。这恐怕就是误会了。自古以来爱恨情仇,不及其子。何况高公向来光明正大,宅心平恕,岂会愿意看到令人不快的结果? 〔44〕

话说到这个份上,蔡国熙只好网开一面。

张居正釜底抽薪,高拱也打退堂鼓。他既害怕别人说他公报私仇,也不希望海瑞志得意满,便明确告诉蔡国熙没有要抓徐公子的意思。接着,他又写信给徐阶,坦然表示两人虽有过节,却既不敢废朝廷之法,以德报怨,更不敢借朝廷之法,以怨报怨。相反,倒不无兔死狐悲的心情。 〔45〕

高拱既然抽身,徐阶自然解围。

海瑞却被暗算了,也被孤立了。要知道,徐阶、高拱和张居正可是名臣中的名臣,大佬中的大佬。得罪了这三位就等于跟所有人翻脸,何况他的廉政风暴本来就是跟整个官场作对。只不过,他没有想到官官相护竟至于此。

壮志难酬的海瑞也只能挂冠而去,并在临行前上书朝廷痛斥阁部玩忽职守,假公济私,首鼠两端,混淆是非,简直不像男人。这脾气发得就连好好先生李春芳都难接受,私下对人说:海瑞这么讲,那我岂不变成老太婆了吗? 〔46〕

后来成为首辅的张居正,也当然不会欢迎海瑞重新回到官场,尽管这样的建议时有提出。同样,在张居正去世并且被清算之后,请回海瑞便成了政治正确。唯其如此,海瑞也只能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因为那原本就是做秀。

不过,这已经不关张居正什么事。

海瑞回乡尽孝之后,北京的官场继续内讧,根本原因则在于高拱不能容人。结果,恃才傲物的赵贞吉,颇负盛名的殷士儋,阿弥陀佛的李春芳,老实巴交的陈以勤,全都忍无可忍地离开了内阁,高拱和张居正则升为首辅和次辅。

这时,是隆庆五年十一月。 〔47〕

张居正能够留下来,也有多种原因。高拱于他原本亦师亦友,两人的政见也基本相同。再加上张居正以“只补台不拆台”的态度甘居副手,自然成为公认的最佳搭档。

因此,他们有了短暂的蜜月期。

但是,当内阁只剩下两个人时,相辅相成便变成了一山不容二虎。而且,张居正营救徐阶,也让高拱警惕。他当然知道自己树敌甚多,迟早难免被弹劾。按照制度,大臣遭遇弹劾必须回避。到那时,自己的命运岂非由张居正左右?

于是,高拱请求隆庆皇帝任命新的阁臣。

然而得到的圣旨,却是内阁不必添人。高拱立即意识到这是张居正在背后做了手脚,而且是与宫中太监合谋。多年以后他在回忆录中说,那个湖北佬不走正道,有什么想法就让太监以皇上的名义批出,自己却袖手旁观,佯为不知。

事实证明高拱判断无误。隆庆六年三月下旬,弹劾高拱的行动果然发生,只不过未能得逞。最后,此事以张居正向高拱登门谢罪了结,新的阁臣也在第二个月到任。但是高拱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因为他能够屹立不倒,全仗隆庆的绝对信任。可惜才过两个月,那皇帝就死了,而张居正与宫中太监的结盟,则还有更重要的人物支持。 〔48〕

高拱被逐

与张居正结盟的叫冯保。

冯保在太监当中是个异类,不但知书达理,还写得一笔好字,曾经在《清明上河图》上题跋。明代宦官机构,权力最大的是司礼监。司礼监的长官是掌印太监,相当于内阁的首辅;次为秉笔太监兼掌东厂,相当于次辅。隆庆初的冯保就是这样的二号人物,他当然还想做老大。

高拱却跟冯保过不去。在司礼监掌印太监出缺时,先后两次安排了别人。这就逼得冯保与张居正勾结。张居正为了对付高拱,也不顾士大夫的体面,跟冯保拜为兄弟。这种事很为读书人不齿,高拱当然不屑。可惜皇帝信任冯保,高拱举荐的头号太监又来自尚膳监,除了做饭,不会别的。 〔49〕

所以,如果要搞阴谋,高拱不是对手。

何况张居正反应灵敏,早就看出皇帝病入膏肓,也早就写好了文件交给冯保。于是,五月二十五日隆庆病重,冯保就宣读了皇帝的遗诏。第一条是对太子的:朕不行了,皇帝你做。第二条的内容,则是要内阁三大臣与司礼监共同辅佐新君。念完之后,在场的人都号啕大哭。

次日,隆庆驾崩。

这件事有些奇怪,因为从来没有宦官受顾命的。更奇怪的是,皇帝死后又有遗诏:着冯保掌司礼监印。但,遗诏是当众宣布的。要司礼监同受顾命,更是隆庆的意思,因为他本人也在场,还抓着高拱的手说:以天下累先生,事与冯保商榷而行。这就显然不能说是冯保和张居正矫诏。 〔50〕

吃了暗亏的高拱决定发起进攻。

他心中策划的第一步,是奏请新皇帝将司礼监的权力交还内阁。只要权归内阁,对付冯保就易如反掌。不过,这份奏折必须由辅臣联名,所以又让心腹去知会张居正。张居正满口答应,还笑着说:这不就是扔掉只死老鼠吗? 〔51〕

六月十日,奏折送达御前。

这天是新皇帝登基的日子。高拱匆忙上奏,其心急火燎可想而知。然而这时的万岁爷,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万历皇帝的朱翊钧只有十岁,当家做主的其实是两个人——他的嫡母陈皇后和生母李贵妃,也许再加司礼监掌印冯保。

万历跟他两位母亲的关系都很好。他当太子时,陈皇后由于生病住在别宫。他就每天早上都跟随生母去请安,嫡母也只要听见太子的脚步声就高兴。皇后拿起经书考问,太子则无不朗声作答,后宫里竟是充满欢乐的气氛。 〔52〕

想当时,被万历称为“大伴”的冯保或许在场。

冯保当然也是皇后和贵妃信任的人,李贵妃甚至通过他与张居正结盟,条件是让她与皇后并尊。这个要求后来得到了实现:陈皇后尊为仁圣皇太后,她为慈圣皇太后,看不出多少区别。不过这是后话。现在他们要做的,是齐心协力去对付高拱。只有扳倒高拱,三个人才都能如愿以偿。 〔53〕

那就立即行动起来。

六月十四日,宫中传话令内阁、五府和六部皆至。高拱认为自己的奏折起作用了,兴高采烈带领群臣前往。他甚至交代张居正:如果有问题,就由我来回答。我说不通,你再接着来,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件事给办成了。

张居正哼哼哈哈,不置可否。

于是,一行人来到会极门,宣诏太监却已捧着圣旨走了出来。待群臣跪下,太监便说:张老先生接旨!

这话让高拱心里咯噔了一下。他是首辅,应该说“高老先生接旨”才对啊!那个太监却不管高拱怎么想,只管展开文书照本宣科: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便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会极门外,鸦雀无声。

高拱如遭雷击,半天说不出话来,也无法辩驳。因为这是以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和皇帝圣旨名义发布的,等于是终审判决。何况两宫和皇帝还训斥了群臣:你们大臣受国家厚恩,当思竭忠报主,如何只阿附权臣,蔑视幼主?今后都要洗心涤虑,用心办事。如再有这等的,处以典刑! 〔54〕

那么,还有谁敢帮高拱求情呢?

只有跪在旁边的张居正,将面如死灰汗流浃背全身瘫软的前首辅扶了起来,又让两个小官架走。实际上,这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击,正是他和冯保的杰作。当然,他们也是被逼出来的。两天前,高拱已经草拟了皇帝的批文,又发动言官弹劾冯保,还故意将副本在内阁公布。罪名之严重,是冯保目中无君,竟敢在新皇帝即位时站在御座之上。 〔55〕

冯保魂飞魄散,张居正却要他将计就计。 〔56〕

计策很快就有了。隆庆驾崩后,高拱曾失声痛哭:十岁的太子,如何治天下?这原本是忧国之言,冯保在宫中转述时却变成了:十岁的孩子,怎么能做人主?这话不但让皇后和贵妃大吃一惊,就连那小皇帝也勃然变色。 〔57〕

结果,便有了母子三人的联署下旨。

张居正却还要惺惺作态,与另一位阁臣联名上书,恳请两宫和皇帝收回成命,甚至表示愿意与高拱同进退。这当然不会被批准,反倒被警告不得官官相护,有负国家。张居正又向高拱表示,要为他申请驿站交通的特权。高拱听了一声冷笑:阁老就不怕再来“护党负国”的训斥吗?

他们两人,已经回不到从前。

心高气傲的高拱,第二天就坐了辆驴车出宣武门,途中竟然被锦衣卫的缇骑轮番追赶。这样狼狈不堪地走到良乡真空寺,张居正申请的驿站交通批文也到了。高拱仍然耿耿于怀,用河南家乡话说:这个人真是又做师婆又做鬼! 〔58〕

平心而论,这件事张居正做得还是真心实意,哪怕只是出于内疚。高拱也接受了安排,改乘驿车回家乡。万历六年张居正回江陵葬父路过新郑,两人见面,又老又病的高拱竟放声大哭。当年七月二日,高拱在家中去世,留下《病榻遗言》四卷,从自己的角度回顾了那段历史。此书在后世广为流传,重塑了张居正的形象,也留下许多疑团。 〔59〕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高拱出京后,另一位同僚惊恐而死,张居正成了唯一的阁臣。六月十九日,皇帝在云门台单独召见了他。当时他正因为覆视先帝陵墓中暑生病,在家休息。清晨接到圣旨立即匆忙赶来,陛下却已经在宝座上等他。

张居正照例向皇帝行礼。

小皇帝说:先生为父皇寝陵,辛苦受热。

张居正赶紧叩首谢恩。

小皇帝说: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

张居正说:臣叨受先帝厚恩,亲承顾命,敢不竭力尽忠以图报称。方今国家要务,唯在遵守祖制,不必纷更。至于讲学亲贤,爱民节用,又君道所先,乞圣明留意。

明神宗定陵陪葬品,1956年出土,现藏定陵博物馆。

小皇帝说:先生说的是。

张居正说:天气盛暑,望皇上保养圣躬。

小皇帝说:知道了。

又吩咐身边太监:与先生酒饭喫(吃)! 〔60〕

两个人都没有再说,许多话尽在不言中。小皇帝很清楚自己治不了国,必须依靠这位四十八岁的阁臣。张居正同样明白,幼主独相的机会千载难逢,应该趁机大展宏图。什么海瑞,什么高拱,甚至徐阶,都可以挥手告别。

张居正的时代开始了。

第四章

张居正治国

冰火两重天

万历元年二月春分,成国公朱希忠和兵部尚书谭纶受命代天子祭祀日坛。或许由于感冒,谭纶咳嗽不止,结果立即遭到御史景嵩等三人的弹劾。理由是:这位要员如果连自己的咳嗽都管不住,又如何能够管理全国的军政?

奏折照例送达御前。

此刻皇帝刚刚即位八个月,年龄也才十一岁,却马上明白这是小题大做,无事生非,便批复说:这所奏,着吏部看了,就问景嵩等要用何人,会同吏科推举来看!

吏部当然提不出方案,也不认为谭纶应该罢免。小皇帝便又一声冷笑批示说:咳嗽小疾,何至去一大臣?这厮每(们)一经论劾,即百计搜求,阴唆党排,不胜不止。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

结果,那三个家伙连降三级,撵出北京。 〔1〕

从用词和语气看,御批应该出自万历,至少也是他口述后由太监记录的。这件事是否让臣僚们对皇帝刮目相看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万历更像聪慧早熟的祖父嘉靖,而不是父亲隆庆。也许,这就是所谓“隔代遗传”吧!

当然,再聪慧早熟,也是孩子。

于是,首辅张居正便为小皇帝做出安排:每个月三六九日视朝,其他日子上课。这个计划顺利进行。隆庆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张居正还呈上了名叫《帝鉴图说》的书。这是他专门为小皇帝准备的,里面都是故事。作为学习榜样的九九八十一个,应该警戒的六六三十六,全部配插图。这样图文并茂的书很为小皇帝所喜欢,常常放在自己身边。 〔2〕

万历元年纯忠堂刊本。

次年二月初二,又开经筵。

经筵始于宋代,是专门为皇帝讲解经典的活动。由于讲完之后还要赐宴,所以叫经筵。经筵的饭菜特别精美,而且允许随行人员持饭盒候在旁边,吃不完可以带回家。 〔3〕

这可真是体面而实惠。

课程则枯燥乏味。四书五经,能有趣吗?小皇帝却居然听进去了,就连讲官错了一个字都被他发现。张居正也只好替讲官求情,说是他们亲近天颜,难免紧张。而且无伤大雅的无心之过,似乎应该慈悲为怀,宽容为好。

小皇帝点了点头:是的。

又说,朕也是怕他们惭愧,没敢当面指出。 〔4〕

这实在要算好学生,也算好皇帝。

张居正当然也是优秀教师。有一次,讲到宋仁宗不喜欢珠宝,小皇帝说:国之所宝,在于贤臣,珠玉何益!张居正马上就因势利导: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五谷养人,金玉却既不能吃又不能穿,只是徒费民财,确实不该看重。

小皇帝又问:木棍也能伤人,秦始皇为何要毁兵器?

张居正回答:为了团结民心。天下之患,往往在于防不胜防之处。秦之灭亡,就仅仅因为几个戍卒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所以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明神宗定陵出土。万历皇帝专用酒壶,以黄金铸成,壶身点缀宝石。现藏定陵博物馆。

小皇帝点头:是的。 〔5〕

这样的对话,很是不少。

事实上这对君臣兼师生的关系,可谓鱼水。尽管皇帝对臣僚可以直呼其名,万历却不管人前人后,都恭敬地以“先生”或“元辅张先生”称之。万历二年五月八日,皇帝甚至亲手调制辣面请老师服用,还要在场的次辅陪吃,原因则是听说张居正偶患腹痛,而热辣之食可以治疗。 〔6〕

不过,最邪乎的还是夺情。

万历五年九月十三日,张居正的父亲在江陵去世。按照当时的制度,张居正必须从听到噩耗的二十五日开始,停止工作二十七个月,叫丁忧。这时皇帝虽然已经十五岁,还是觉得离不开张居正,便立即下旨不予批准。这样做虽然违背伦理和法制,却又是皇帝的特权。也就是说,至尊天子有权为了国家利益,剥夺臣僚丁忧服丧之情,所以叫夺情。

依据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张居正也不愿意离岗,因为他的改革刚刚开始。甚至还有人认为,他是在与冯保事先商定了“夺情”之计后,才申请丁忧的。但即便如此,作为首辅的张居正也不能公然破坏制度。那些反对他的人,则有理由发起攻击。因为帝国一贯宣称孝治天下,一个辅臣,如果竟不能履行孝子的基本职责,凭什么说他是忠诚可靠的?

于是,车轮战开始。张居正不断上书请求丁忧,万历帝不断下旨夺情,反对派则坚持不懈地轮番抗议。他们的文件在内阁和宫中来回传递,还要送到午门廊房抄写,结果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各种舆论沸沸扬扬。

如此这般地相持十八天后,折中方案出笼:张居正居家服丧七七四十九天,仍到内阁办公。上班时青衣角带,归府后戴孝披麻,同时辞去俸禄。这点损失后来都由皇帝的各种赏赐补了回来,所得远远超过了他的薪水。那些反对派则被痛打一顿发配边疆,成为不知何时就会引爆的炸弹。 〔7〕

描绘明人徐显卿丧父,宾客前来吊唁的场景。图册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但,张居正虽然可以在职,却不能不葬父。这件事拖到了次年三月,元辅张先生终于在十一日向皇帝辞行。实际上头天皇帝已经派太监送去路费,也传达了“以朕为念,方是大孝”的意思,但见了张居正还是说:先生近前来些!

张居正便走到御座前。

万历帝恋恋不舍地说:先生到家事毕,即望速来。国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依托?

张居正叩首谢恩,又唠唠叨叨交代了许多事情,尤其是希望皇帝注意饮食起居,多加保重。然后又表示,自己穿着孝服,不便向两宫皇太后辞行,请皇上转奏。

皇帝说:知道了。长途保重,到家勿过哀。

话毕,两个人都哭。

直到张居正退出,还听见皇帝对旁边的太监说:我有好些话要与先生说。见他悲伤,我亦哽咽,说不得了。

这可真是情深意切。

六月十五日,葬父已毕的张居正抵达京郊。皇帝不但派司礼监太监在真空寺接风,而且传达了这样的旨意:张先生如果在中午之前进城,那就即刻召见。如果在午后,那就请先生回府歇息。毕竟,天热路长,远来辛苦。

如此,又堪称体贴入微。

母以子贵。张居正的母亲在三个月后来到北京时,皇帝和两宫都派太监郊迎,仪从之煊赫招致路人围观如堵,赏赐之多更是让人羡慕不已。皇帝和太后甚至以近于家人之礼对待张老太太,这可是少有的殊荣,也是少有的情感。要知道如前所述,万历帝并非糊涂虫,亲切乃是发自内心。 〔8〕

张居正本人更是步步高升。高拱下台之后,即任中极殿大学士,居首辅之位。万历四年十月,加衔左柱国。九年十一月,加太傅衔。十年六月,晋升太师。 〔9〕

这就非同一般。明代官制,正一品的太师、太傅和太保号称三公,只授予勋贵。文臣至多加衔从一品的少师、少傅和少保,号称三孤。严嵩的头衔,便只是少师。张居正却由太傅而太师,虽非空前绝后,也是极为罕见。 〔10〕

不过,这好景也长也不长。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半年之后的十二月初八,冯保被贬到南京守陵并被抄家。只过了三个月,万历十一年三月初二,张居正被追夺所有官阶,次年四月初九又被抄家。他的罪行,则在八月十三日昭告天下。 〔11〕

这可真是冰火两重天。

但,为什么呢?

恐怕是因为他得罪人太多。

艰难改革

张居正得罪的,首先是官场。

得罪是因为改革,改革是因为缺钱。隆庆三年,皇帝向户部要三十万两银子,得到的报告却是国库亏空一百五十万两之多。隆庆无奈,只好大打折扣,改为索银十万。 〔12〕

没有钱,就什么都谈不上了。

然而张居正的改革,却是先政治后经济。事实上,国库空虚不是因为天下贫困,财源枯竭,而是国家机器早已运转不灵。当然,转还是转的:衙门题覆,殆无虚日。可惜敷奏虽勤,而实效盖鲜。也就是说,空转。 〔13〕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们知道,从秦汉开始,中华帝国就是依靠官僚政治、律令秩序和文书制度来管理的。实际上,作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一统领土国家,这也是成本最低的管理方式。同时带来的弊端,则是文牍主义。官员们醉心于文书的撰写和制作,对实际效果却漠不关心。 〔14〕

明中叶的情况就是这样。言官和部院,只要自己的主张被朝廷认可,并作为公文发出,便万事大吉。地方官则自行判断,决定立即执行还是拖延。就算问起来,也是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因为反正无法问责。 〔15〕

如此陋习,非改不可。

改革的方案叫考成法,这就要利用六科。六科是都察院之外的独立监察机关,办公地点在午门,职责是对六部进行对口监督,比如吏科监督吏部,户科监督户部。各科设都给事中为长官,正七品。给事中若干,从七品。以七品芝麻官监督二三品的尚书和侍郎,是一种精巧的设计。 〔16〕

有了六科,事情就好办了。张居正规定,以后所有需要执行的决定,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明确完成的期限,登记在册,还要编号。同时另造文册一式两份,分送六科和内阁存档。到了期限,先由部院考查地方官。部院考查若有包庇隐瞒,由六科纠察。六科纠察不力,内阁处分。

这就叫: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

严格地说,这只是技术性改良,不是制度性改革。而且万历皇帝的批复也留有余地:未完之事如果是紧要的,可以另立期限。不紧要的历史遗留问题,免除不计。 〔17〕

即便如此,也引起轩然大波。

反对当然因为牵涉到利益。前面说过,明代官员的俸禄非常之少,维持起码的体面都很困难。这就需要上上下下都达成默契:地方官对豪强的偷税漏税睁眼闭眼,京官则接受地方官的孝敬,等于分成。如此这般,粮赋岂能收足?

其实就算满朝清官,张居正也是得罪人的。明代官员的选拔主要靠科举,而科举只考八股文,不考执行力。考成法却不看学历看能力,这让做惯了官样文章的情何以堪?

当然,抗议被强行压了下去。万历三年十二月,十三岁的皇帝甚至这样下旨处分反对派: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问了来说!结果,是他们的下场一个比一个惨,以至于若干年后人们提起来,还咬牙切齿,义愤填膺。 〔18〕

考成法则坚定不移地得到实施,而且卓有成效。最能让所有人不再说三道四的是:改革五年之后,京师国库的存粮竟是隆庆元年的三倍,完全兑现了张居正夸下的海口:考成一事,行之数年,自可不加赋而上用足。 〔19〕

于是,一条鞭法被推上了议事日程。

这种新的税赋制度并非张居正的发明,早在嘉靖十年便已试行。简单地说,就是将国家对土地征收的田赋、无偿使用劳动力的徭役以及其他杂征,全部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所以叫“一条鞭法”。

一种土地登记簿册,将房屋、山泽、田地依序排列,接连绘制而成,为民间田地总册。南宋时已有,明朝洪武年间下令各州县编造。

新法的好处,当然首先是简化了税制,方便征收,同时也解放了生产力。尤其是出力的徭役货币化以后,农民可以安心种田,也可以到市镇打工,这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经济繁荣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自然增加。因此万历九年后,一条鞭法虽然时行时废,时废时行,却终于定为国策。 〔20〕

张居正功不可没。

不过,实施一条鞭法,就必须重新丈量土地。这当然又是得罪人的事,土豪劣绅和宗室豪强无不抵制。好在,皇帝鼎力支持,张居正信任的户部尚书精明强干,更兼有考成法督促官员,这项工作顺利完成。据万历十年户部统计,全国隐藏和漏报的土地竟多达一百四十七万余顷,数量惊人。 〔21〕

看来,改革先政治后经济,是对的。

与此同时,张居正的路也走到了头。

其实早在万历八年,他身边的人就已有警觉,刑部侍郎刘一儒还写了封信来提醒。刘一儒说,自明公辅政,立省成之典,复久任之规,申考宪之条,严迟限之罚。故大小臣工无不诚惶诚恐,奉公守职,治功既精明矣! 〔22〕

这当然是对改革的肯定,话说得也很到位。严迟限之罚就是考成法,申考宪之条则是对官员们的定期考查。立省成之典即精简机构,淘汰冗员;复久任之规,则是规定知县和知州必须任满六年才能升迁,以保证地方官尽职尽责。

以上四条措施,没有一项不是必需的,也没有一项不得罪人。因此刘一儒便善意地提醒,在改革初见成效之后应该适当调整执行力度。他说,政严则苛,法密则扰,操之过急必定人情不堪。高明的执政者不能只看治理的功效,更要看本体,而天下大治之本,在于举国上下的元气浑厚。

应该说,这是沉稳之策,也是肺腑之言。实际上刘一儒是张居正的儿女亲家,而且为官清正,为人淡泊。张居正被清算时,亲朋好友中只有他没人追究。张家败落后,他又将儿媳妇带来的嫁妆统统还回去,作为资助。因此,这位谦谦君子若非觉得很有必要,不会对张居正说这些话。 〔23〕

可惜,张居正听不进去。

其实,锐意改革虽然没错,锐意过头却并不好,某些人也没必要得罪。张居正却不管不顾,我行我素。他特别痛恨言官和御史,一言不合便重拳出击,不计后果。更糟糕的是竟然不把其他内阁成员当作同僚,而看作下属。次辅张四维便在他那里受够了窝囊气,岂能不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后来清算张居正,指挥官便是张四维。 〔24〕

张居正对自己的处境当然不会毫无感觉,他甚至写信给徐阶和李春芳,感叹自己执政九年获罪甚多,只怕连脑袋都保不住。因此他惶惶不安地问徐阶:吾师何以教之?又万般无奈地问李春芳:翁素怜我,何以策之? 〔25〕

可惜,两位前首辅都是惊弓之鸟,并无良方。

现任首辅的身体却越来越差。万历九年七月,张居正就大病一场,多日不能到内阁办公。后来虽然幸而康复,次年二月却又旧病复发,终于不起。三月初九,张居正请求在家办公获准。六月初九请求退休,不准。十八日,他在病榻上写下最后一份密奏,二十日便与世长辞。 〔26〕

如此说来,五十八岁的张居正是以身殉职。

然而正是这一点让人起疑。因为根据张居正自述,他的病应该是痔疮,而且在三月份动了外科手术。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何至于撒手人寰呢?因此有人认为是他吃多了壮阳药,药毒入脑,祸及全身。问题在于,尽管申请退休的奏疏写得可怜兮兮,自称仅存皮骨,已是行尸走肉,皇帝却并不批准,张居正也没有真退,这又是为什么呢?

也有三种判断。一是张居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是他贪恋权力,死不松手。第三种可能则是:万历存心要累死张居正,因为皇帝的心里已经恨透了他。 〔27〕

那么,真相如何?

冯保被逐

有几个事实值得注意。

万历十年二月初八,张居正上书皇帝为民请命。起因是当时征收税粮,先要将当年所收抵扣往年所欠,结果是农民总也还不完国家的债。事实上小农经济靠天吃饭,正常情况下当年的收入也只够当年,哪里能够多交?因此张居正提出将万历七年以前的欠粮一笔勾销,以减轻百姓的负担。皇帝批准了这个提议。据正史记载,诏书一下,中外大悦。 〔28〕

在《明史纪事本末》中,这是张居正生前最后一项政策制定,紧接着他就旧病复发,卧床不起了。何况六月初九和十一日他两次请求退休,万历却批复说:朕方切永赖,乃屡以疾辞,忍离朕耶!那么请问,张居正又能如何?对于这位政治家死在岗位上的选择,是不是可以善意理解呢? 〔29〕

存心累死张居正的说法,也不大能够成立。

时间表显示,万历十年三月张居正多次请病假,皇帝都是批准了的。在病榻上办公,则由他自己提出,不能算是被逼迫。六月十四日,皇帝派司礼监太监探视,手敕中虽然说了“忍离朕耶”之类的重话,但他同时也说:朕知先生竭力为国,致此劳瘁。然不妨在京调理,阁务且总大纲,令次辅等办理。先生其专精神,省思虑,自然康复。 〔30〕

应该说,这是真心挽留,而且通情达理。

因此真相也许是:皇帝和其他人都以为张居正的病不过痔疮而已,只有医生和他自己心中有数,又不敢说。结果是形势急转直下,回天无力,四天以后皇帝就不得不派太监来问后事了。而且,万历第二天就下旨,让张居正推荐的两位新阁臣入阁。如果皇帝并不尊重和信任这位首辅,完全可以哼哼哈哈拖上些时日,因为第三天张居正就去世了。 〔31〕

不妨回放一下:

六月初九,张居正请求退休。

十一日,再次请求退休。

十四日,皇帝挽留张居正。

十八日,皇帝问后事,张居正推荐新阁臣。

十九日,皇帝命令这两位新阁臣入阁。

二十日,张居正卒。

这个时间表,难道不能说明问题?

但,有个细节也不能忽略,那就是张居正推荐又被皇帝认可的新阁臣,只有一人到职。没有就任的叫潘晟,是冯保的老师,当时赋闲在家。任命发布后,御史和给事中们立即纷纷上书群起而攻之,来势汹汹。结果,兴冲冲走在途中的那位老兄又接到新的圣旨:着潘晟以新衔致仕。 〔32〕

可怜的潘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不妨再看时间表:

十八日,张居正推荐潘晟。

十九日,皇帝命令他入阁。

二十日,张居正卒。

二十三日,潘晟以武英殿大学士的新衔退休。

这可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

备受打击的是冯保。毕竟,潘晟好歹得到了内阁大学士的名分,冯保却再没机会在朝廷安插代理人。实际上,冯保之所以势焰熏天,全靠慈圣皇太后和首辅张居正撑腰。但是万历六年二月皇帝大婚后,那位圣母就离开乾清宫,住回慈宁宫了。现在内阁又没了自己人,冯保能继续吗?

这就要看万历的态度。

如果是十年前,在娃娃皇帝的三位监护人中,冯保应该是地位最低却又最可怕的。因为只有他,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出现,还什么事都管。这是太后交代的任务,也是太后赋予的权力。因此小皇帝要做小动作,比如玩耍,就得安排亲信放哨,听见“大伴来矣”便正襟危坐,做刻苦读书状。

不能说三位监护人不对。太后和张居正都真心实意希望万历成为好皇帝,冯保也一样。内阁送来白莲,翰林院送来白燕,他都要对张居正说,主上年幼,千万不要用奇珍异宝来勾起他的玩心。冯保也约束家人子弟,不得倚仗权势为非作歹,以至于京师的街谈巷议,竟是好评如潮。 〔33〕

可惜冯保和张居正都忘了,皇帝也是人,也有正常人的七情六欲,以及少年该有的童心。而且他还会成长,成年后还要亲政。到时候,天子还会任由他们摆布吗?

恐怕不会,弄不好恰恰相反。

转折点在万历八年。二月十八日,皇帝在先农坛举行了象征着亲耕农田的耕籍礼。然后在三月份,又奉两宫皇太后并率后妃,在文武百官的陪同下拜谒祖陵。这两件事意味着十八岁的皇帝已经成年,可以亲政。因此,张居正便在三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两次申请退休,哪怕请长假也好。 〔34〕

慈圣皇太后却断然否决。她当即明确告诉皇帝:与张先生说,内外一切政务,尔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先生今后再不必兴此念! 〔35〕

万历和张居正,心里都暗暗叫苦。

出土于明神宗定陵,为明代皇帝龙袍。

跃跃欲试的皇帝固然挨了当头一棒,熟知历史的张居正更是知道权臣从来没有好下场,除非做王莽和曹操。刘一儒在这年八月写信给他进行规劝,也肯定不是一时兴起。可惜张居正没有退路,只能义无反顾地死而后已。

只是,他不该犯不过脑子的错误。

十一月十二日晚,皇帝不知哪根神经搭错,在乾清宫管事太监孙海和客用的簇拥下,小衣窄袖,持刀走马,醉醺醺地夜游别宫。冯保得知,立即向太后举报。慈圣皇太后也不含糊,身着青衣不戴簪环,宣布要召集阁臣谒告太庙,废掉胡作非为的皇帝,直到皇帝痛哭流涕长跪不起方才罢休。

但,向全国人民公开检讨,是逃不掉的了。

罪己诏照例由张居正起草。这时,张居正如果稍微有点头脑,就应该对年轻的皇帝稍做回护,至少打个圆场。但是他没有,还把文章写得难堪之极,让至尊天子自己看了都会满脸通红,恨不得边抄写边掉眼泪。 〔36〕

皇帝的心里,肯定恨死了冯保。

何况,孙海和客用虽然被逐出皇宫,愿意为万岁爷报仇雪恨,顺便为自己捞取好处的何愁没有。事实上宫中许多人都看出了苗头。有次,冯保伺候皇帝写大字,皇帝却用毛笔饱蘸墨水甩向身着红袍的他。这个突如其来的动作让张居正都目瞪口呆,皇帝则若无其事,书写完毕就回宫。 〔37〕

所以,张居正一死,司礼监秉笔太监张鲸等人便为万历密谋策划拔去眼中钉的方案。朝官们也里应外合,纷纷上书弹劾冯保,某个御史甚至提出此人有死罪十二条。

皇帝还是害怕:如果伴伴上殿来,可怎么办?

张鲸等说:既奉皇爷处分,渠怎敢来?

于是皇帝下旨:冯保发南京新房闲住。

这是万历十年十二月初八的事,之后是抄家。抄没的田产和房产经户部和工部变卖,共得银八万八千两左右,其他金银财宝也数量可观。此后,虽然还有人提出要杀冯保,万历却决不答应。当然,冯保悄无声息地客死南京,他也不管。 〔38〕

不过,万历和慈圣母子对于抄家都兴趣盎然。因为皇弟潞王马上就要大婚,宫中缺钱用。于是皇帝告诉太后:办此不难。年来廷臣无耻,尽献张、冯二家耳!

太后说:不是已经抄家了吗?必可得。

皇帝说:冯保狡猾,卷款而逃。 〔39〕

没奈何,只能再抓条大鱼。

张居正在劫难逃。

清算张居正

万历十年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冯保被逐六天后,反攻倒算的号角吹响。有个御史上疏朝廷,公开指控张居正贪滥僭窃,招权树党,忘亲欺君,蔽主殃民,罪状共十四条。

此疏一上,舆论哗然。

这时,二十岁的皇帝刚刚亲政半年,当然不会放过树立权威的机会,便立即朱笔批复,大意是:朕对张居正,可谓虚心委任,宠待甚隆。没想到他竟不思尽忠报国,反倒怙宠行私,殊负恩眷。然而,姑念其系先帝付托,又有十年辅佐之功,且已过世,故不予追究,以全始终。尔等臣工,则应奉公守法,忠于职守,报效国家,不必追言往事。 〔40〕

皇帝的心思很清楚:张居正肯定有罪,但如果追究起来自己也脱不了干系。可惜这很难两全。比方说,被打击迫害的官员们要不要平反?五年前,由于反对夺情,上书之人都被廷杖,有的差点被活活打死,有的落得终身残疾,还有一位官员的妻子将被打掉的肉腌制收藏,可谓刻骨铭心。 〔41〕

此事不要说当事人,就连旁观者也要鸣不平。

万历只好妥协,要吏部查明奏来。 〔42〕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此例一开,不可收拾,种种往事都被追言。而且两个月后,也就是万历十一年的二月,皇帝自己也对陈年老账发生兴趣,一件旧案重新浮出水面。 〔43〕

故事的梗概大约是这样的:

万历元年正月十九,十一岁的小皇帝早朝出乾清门,突然看见一个宦官模样的人慌慌张张走过。左右抓住审问,发现那人只是无须男子,自称名叫王大臣,袖子里还有把刀。

皇帝下旨:拿送东厂究问。

究问是当然的,因为谁都会怀疑有幕后指使,但是交给冯保主管的东厂却无法让人放心。实际上,按照流行已久的说法,张居正暗中与冯保合谋,要栽赃高拱,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得逞。更可笑的是,当左都御史葛守礼、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和东厂提督冯保三堂会审时,照例要先挨板子的王大臣竟大呼冤枉:原说许我富贵的,为什么打我?

冯保一声断喝:谁是幕后指使?说!

王大臣瞪着眼睛回答:就是你,还问什么问?

冯保气急败坏:那你怎么说是高阁老?

王大臣答:你教我说的,我又怎么会认识他老人家?

冯保无奈,只好将王大臣永远变成哑巴。 〔44〕

此案十分可疑。至少,即便张居正和冯保当真起了陷害高拱的心思,他们也不会把事情做得那么蠢。事实上,万历产生兴趣,是因为南京兵部郎中陈希美以此弹劾冯保,理由也并非冯保和张居正栽赃高拱。相反,他直接指控冯保就是王大臣的幕后指使。这当然罪大恶极,皇帝也才传旨:此事如何这每(么)就了?查原问官与冯保质对。

可惜,这种做法就连张居正的敌人也觉得不靠谱。首辅张四维上奏说:事经十年,罪犯已决,希孝又死。陈希美奏王大臣系冯保潜引,亦无的据。若复加根究,恐骇观听。

皇帝也只好置之不问。 〔45〕

这时是万历十一年闰二月初二。但到三月初二,皇帝就下旨褫夺了张居正的上柱国和太师赠官。八月初九,又追夺他的文忠公谥号。这就等于向朝野上下公开宣布:张居正已被帝国抛弃,对他的清算也不必再有任何顾虑。 〔46〕

想来在这段时间里,皇帝恐怕听了许多让他不快的检举揭发,尤其是张居正回乡葬父时的作威作福。据说,这个人一路走来摆足了谱,所到之处无不成为重灾区。地方官不但要出境迎接并担任向导,见了他还要长跪不起行大礼。

最为夸张的是张居正的步辇。这个由三十二名轿夫驱动的巨无霸,竟然前有客厅,后有卧室,还有小僮两人。所过州邑之接风宴席更是水陆杂陈,菜品上百,那张居正还百般挑剔,说是没有可以下筷子的地方,吃不饱饭。 〔47〕

诸如此类的故事应该很多,真实性当然未免可疑。不过张居正威风八面多半确实,而那些细节即便打个对折也足以让陛下愤怒。想当年,十二岁的小皇帝要在元宵节那天晚上布置灯会放烟花,张居正都不同意,还唠唠叨叨讲了一大堆勤俭节约的道理。他自己倒好,食前方丈还嫌不够!

那些花销,难道不是民脂民膏?

更让人气不过的是态度。讨论元宵晚会时,善解人意的冯保提出可以偶一为之,小皇帝也兴致勃勃地说:朕观一度即与千百观同。张居正却毫不让步,还变本加厉要求皇帝将例行赏赐也免了。他也不想想,这大明是谁的天下!

其实两天前张居正已经让陛下扫兴。那小皇帝由于写得一笔好字,曾经多次赐字给大臣,万历二年闰十二月十七日又为张居正写了一幅。换了别人都只会感激皇恩浩荡,这位师相却在第二天把皇帝教训了一顿。张居正说,帝王之学当务其大,陈后主和宋徽宗那样有才艺的都是亡国之君。所以陛下的字就算直追钟繇和王羲之,又有什么好处? 〔48〕

此后,皇帝再也不向群臣炫耀书法。

据黄全信主编《中国历代皇帝书法精品》。

这日子,简直就像在少管所。

不过现在,万历开始觉得自己可以像个皇帝了,而特权也应该很好地使用。何况他对于张居正的家产,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十二年四月初九,抄家的旨意借着一个由头得以下达,执行人是司礼太监张诚和刑部右侍郎丘橓。

丘橓是个清官。嘉靖末年被罢官出京时,随身行李只有旧衣一箱,图书一捆。万历十一年被任命为左副都御史,他坐了辆柴车就上路。张居正却认为他性格孤僻行为乖张。因为丘橓担任兵科给事中时,湖广巡抚送了五两银子,居然也去举报,害得那人丢了官。这样的人,岂能重用? 〔49〕

所以,让丘橓主持抄家,结果就可想而知。

钦差大臣是五月初三进城的,丘橓甚至还给太夫人送了米肉。两天后,尽管是端午节,又逢张居正六十冥寿,丘橓还是带着如狼似虎的锦衣卫官佐,进入早被湖广巡抚任养心严密封锁的张家大门。事实上他已经打过招呼,这回就是要让张家子弟身无立锥之地,而且一锥都不能有。 〔50〕

后面的故事惨不忍睹,清官下手也比贪官还狠,更何况丘橓还预设了二百万两银子的抄家指标。这当然根本就完不成任务,便只好刑讯逼供,掘地三尺。最后,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被逼自尽,留下遗书指名道姓对丘橓等人说: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陷人如此酷烈?

这样一来,很多人都看不下去了。

实际上,早在抄家令颁布之时,就有许多官员挺身而出表示反对,其中竟不乏当年被张居正排挤的人。这种正义感谁都不能忽略,物伤其类更是人之常情。因此在首辅申时行等人的劝说下,万历总算高抬贵手,给张居正的老母亲留下生活所需,但对抄没的张家财产毫不放松。他甚至不厌其烦地详细交代处理方式,连门前的石兽和牌坊都不放过。

最后的结论是:张居正污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念效劳有年,免于开棺戮尸云云。这是万历十二年八月十三日皇帝的批示,里面看不到哪怕一丁点君臣师生之情。 〔51〕

一代名臣,竟以免于开棺而盖棺。

全面评价张居正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不少记录者带着自己的主观偏见,以至于史实的真伪都难以鉴别,学术界对此也众说纷纭。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教育者,张居正是失败的。他殚精竭虑,严防死守,生怕稍有闪失,真心诚意希望陛下成为尧舜之君,结果却是适得其反。那个孩子在被扼杀了所有童趣之后,连起码的同情心也都没有了。

这是一个悲剧。

谋国与谋身

海瑞说,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52〕

这话是在什么时候对谁说的,已无从稽考,就连是不是海瑞所言也无法确认。但,两人有过书信往来是真的,相互同情也有可能。事实上他们都对帝国的现状不满,也都主张改革。区别仅仅在于,海瑞要反腐,张居正要治惰。

两个人结局不同,原因或许在这里。

的确,反腐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就连腐败分子也不敢公然反对,更不用说正派人。所以,尽管海瑞的廉政风暴刮得应天十府落叶满地,高拱和张居正却都不约而同地表示适度的肯定。高拱就说:海君所行,谓其尽善,非也;而遂谓其尽不善,亦非也。张居正也有“海刚峰之在吴,其施为虽若过当,而心则出于为民”云云。

嘿嘿,至少动机是好的。

高拱和张居正的这些话,都是对海瑞的继任所言,因此值得认真分析。高拱的原文是:若于其过激不近人情处不加调停,固不可;若并其痛惩积弊、为民作主处悉去之,则尤不可矣。这“尤不可”三字,显然要比张居正所谓“不必尽变其法,以徇(曲从)人也”更加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然而同时,两人也都认为海瑞过激或过当。不过张居正只是说说而已,高拱却讲出了道理。他说:天下之事,创始甚难,承终则易。海君当极弊之余,奋不顾身,创为剔刷之举,此乃事之所难。其招怨而不能安,势也。

当然,高拱的意思,是要继任者接着做下去。因为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则会失去民心,不利于国也不利于己。何况事情是海瑞开的头。贪官和乡绅们就算有怨气,又岂能发到后来人头上?只要不“过激不近人情”就行。 〔53〕

看来,此公虽属正直,也很世故。

高拱说这些话,目的当然是要继续整治徐阶。但“极弊之余”四个字,却也无意中道出官场真相:贪腐也好,懈怠也罢,都由来已久,积重难返,岂能毕其功于一役?

张居正却比火暴脾气的高拱还要操切。

操切就是鲁莽急躁。操切而且苛严,几乎是当时朝臣对张居正改革的同感和共识。这就有点像王安石。不过王安石本来就是急性子,张居正却是胸有城府的。他甚至还这样劝过海瑞: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能堪也。好嘛!一省尚且如此,况乎全国,况乎举朝? 〔54〕

因此他雷厉风行急于求成,就应该另有原因。

示范作用或许是原因之一。事实上,张居正改革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为此必须提高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不过这样一来,所有举措便都得立竿见影,卓有成效,由此证明改革不但必要而且可能。否则红口白牙的,谁相信呢?

另一个原因,或许是有紧迫感。尽管张居正不断将自己的执政理念灌输给小皇帝,但他对未来其实没底。明朝毕竟是皇权至上的时代,而人是会变的。因此,必须抢在那孩子亲政之前将生米煮成熟饭,庶几可成不世之功。

但是张居正这样做,合理不合法。因为洪武十三年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官职以后,明代就没有宰相,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政治秘书。尽管民间仍然习惯性地将他们称为相爷或相公,当真以宰相自居却是违法,张居正就犯了这忌讳。

后来他被清算,这是罪状之一。

问题是这种制度本身并不合理。皇帝一人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如果像万历这样尚未成年又该如何?抱歉的是朱元璋并没有留下相应的解决方案。这时的首辅和阁臣要想严守制度,就只能当维持会会长混日子,熬到皇帝亲政。

可惜张居正太想做事,又可惜他做事的环境太好。两宫皇太后完全放手,司礼监掌印太监又通力合作。也许,正是这过于优越的条件让他忘乎所以,毫无顾忌地向王朝积弊和官场陋习发起进攻,全然不管那会触动整个文官集团的神经系统,损害相当多官员的既得利益和将得利益;而那些升官发财计划泡汤的人,又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所以,在万历十二年五月,张家被丘橓他们整治得生不如死的日子里,已经接替张四维担任首辅的申时行,也只能这样替他们求情:窃见故臣居正虽以苛刻擅专,自干宪典,然天威有赫,籍没其家,则国典已正,众愤已泄矣。 〔55〕

众愤已泄,呵呵!

显然,申时行很清楚张居正犯了众怒,而且这“众”还包括万历在内。据正史记载,某次上课,小皇帝误将“色勃如也”的勃读作“背”,张居正竟然声色俱厉地纠正说:这个字要念勃!小皇帝吓了一跳,其他人也大惊失色。 〔56〕

这种态度,没必要吧?

结果不难想象,到了清算的时候,问题可就不是错别字那么简单了,何况张居正也并非洁白无瑕。为了排挤高拱而大权独揽,他跟冯保少不了私下里的交易,倒张运动也正是在这里找到了突破口。只不过现在已经无法证实,哪些事情是真,哪些是假。但士大夫交结宦官,是引起公愤的。 〔57〕

描绘万历帝经筵场景。

问题在于,无论公愤还是私愤,也不至于用如此极端的方式来发泄。这就只能理解为积怨太深。是啊,当年张居正是那样地神圣不可侵犯,容不得半点批评,因言获罪和敢怒不敢言的都只能忍着。然而忍着就是攒着,时间越长积攒的怨恨就越多。口子一开,便火山爆发,洪水滔天。

请问,这是谁之过?

实际上,张居正原本有三个选择:要么像海瑞那样干干净净,无懈可击,那就真可以只为理想而奋斗。要么像徐阶那样委曲求全,维持局面,也不妨碍发家致富。再就是接受刘一儒的建议,在厉行改革的同时兼顾安定团结,培养举国上下的浑厚元气,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朋友搞得多多的。

可惜,三条路他都没选。

不敢妄测张居正的心理。也许他过于自信,自以为秉公执法,老成谋国,问心无愧,不必也不屑于左右周旋。也许他身不由己,无法也无意改变官场,只能和光同尘。也许他心存侥幸,不认为皇帝会恩将仇报,翻脸不认人。

也许吧,也许。

当然,张居正也可能别无选择。海瑞就说,官员的考核往往习为两可活套之辞,事鲜指实,语无分明。为此,他还专门制定了《考语册式》来执行。这就跟张居正的做法简直如出一辙。只不过,海瑞根本没想要为自己打算。 〔58〕

这样看,张居正更可悲。

问题是,就算工于谋身又如何?严嵩倒是会这个,结果怎么样呢?他跟张居正的区别,只是活着被打倒,或者死后被清算,活受罪的严嵩还要更惨一些。就连同样工于谋身的徐阶,也不过保全了性命,但体统无存,颜面尽失。

那个时期的风云人物,不是身败,就是名裂。 〔59〕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故事和人物关系链:夏言攻倒张璁,却被严嵩暗算。徐阶扳倒严嵩替夏言复仇,退休后又被高拱打击。张居正驱逐高拱为徐阶出了气,自己则差点被开棺戮尸,高拱的回忆录《病榻遗言》反倒广为流传。

这就是嘉靖十四年到万历十二年,大明王朝内阁的连台好戏,时间跨度半个世纪。亲操权柄的万历皇帝也没有兴奋多久,很快就从“事事由朕独断”变成三十年不朝,以至于清人异口同声: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 〔60〕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第五章

万历谢幕

怠政与敛财

万历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朝廷大小官员,从内阁大臣到六部堂司再到言官御史,齐刷刷地跪伏在文华门。官员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奏本,请求皇帝对他们提出的问题给予答复。而且看那架势,批复恐怕还得立即下达。 〔1〕

如此请示工作,实属罕见。

这其实是被逼无奈。万历十八年以后,到四十八年七月驾崩,三十年间皇帝只上过两次朝,十九年五月十三日和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面都见不到,群臣心里如何踏实?

不踏实的感觉早就有了。十四年九月底,皇帝便开始称病不朝,那时他才二十四岁。因此礼部的一个官员就说,头晕眼黑这样的病,不是年轻人该得的。不宜有而有之,则上伤圣母之心,下骇臣下之听。皇上可别吓唬人。 〔2〕

万历却不管,说不上朝就不上朝。

这倒也罢了,反正“政由宁氏,祭则寡人”的模式古已有之,能够祭祀天地祖宗也算尽职。可惜,这件事皇帝也不想做。万历十九年四月初一是他最后一次祭祖,以后就全由别人代劳。看来,他连祖宗都不想见,何况臣下。 〔3〕

当然,陛下也不是完全与世隔绝,单独召见阁臣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多半偶一为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由于给生母慈圣皇太后做寿,万历御皇极门接受群臣祝贺,然后又与首辅王锡爵谈话。辞别时,王锡爵可怜兮兮地说:今日见皇上,不知再见何时?可见首辅见他,也不容易。 〔4〕

皇帝的“正当理由”是身体不好。他对王锡爵说:朕也要与先生每(们)常见,只是朕体不时动火。这是一件不大说得清的事。要说装病,恐怕夸张。有太医院在,生龙活虎的人可怎么装?数十年编造病状也很麻烦。但要说丧失工作能力,同样夸张。更何况,万历还是挺管事的。

管得最多的,是弄钱。

弄钱是因为开销多缺口大。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陛下为诸皇子婚事索要太仓银二千四百万两,户部的回答竟是国库已空。这可怎么过日子?尽管那日子过得也太奢侈。但皇帝是不能寒酸的,尤其当年张居正还老讲什么勤俭节约。即便为了出这口鸟气,也不能紧紧巴巴,缩手缩脚。 〔5〕

◎万历朝部科谏阻宫廷消费条

部门 内容 结果 时间

户部 反对增供用库黄蜡 不从 元年三月癸未

工部 反对内织染局额外增加上供物品的生产原料 同意 元年五月庚子

光禄寺 请停造供应器皿 同意 元年十一月壬寅

工部 反对织染所增添蓝靛物料 同意 二年二月甲子

工科 武清伯李伟造坟给价三万,与蒋轮多寡悬殊,乞收回成命 章下工部 三年三月甲子

户科 内库银两缺乏,传取光禄寺银十万,乞收回成命 下不为例 三年八月壬申

兵科 反对御马监滥讨马匹三千,且请清查该监马匹草料 给半免查 三年九月戊午

工部 反对宗庙等处供应竹木板枋照例运济造办 同意 三年十月己丑

户科 执奏供用香品照嘉靖六、七两年例只派八万斤,而非供用库所要求的二十八万斤 同意 四年三月庚戌

工科 议寝内承运库织造请求 减半 四年三月丁巳

工科 停止内织染局苏杭织造 减三分之一 四年六月壬戌朔

户科 停止大婚用金珠宝石等采买 不从 四年六月丁丑

截取至万历大婚准备之前。此后宫廷消费开始新一轮扩张,群臣谏阻多不奏效。(据王慧明论文《万历初期宫廷财政视角下的张居正改革》)

当然,皇帝花钱,也不完全是报复性消费。有些事仍属必须,比如打仗和修复宫殿。不过他最想做的,还是要绕过六部广开财源,增加内帑。这就只能依靠太监。于是,负责采矿的矿监和负责税赋的税监,便被发明出来。 〔6〕

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首批矿监被派往京畿,没过多久便迅速扩大到河南、山东、山西、浙江和陕西五省。十月二十二日,税监也到了通州。值得注意的是,派出首批矿监的七天前,仁圣皇太后病逝。皇帝因病缺席了嫡母葬礼,之后却并没有耽误派出税监,力度之大不像病人所为。 〔7〕

这可真是尽孝无力,敛财有方。

结果也令皇帝满意。二十五年到三十四年,共得银五百多万两。这个数字虽然比不上农业税和盐税,但要比关税和商税多。可惜陛下并不知道,他那点收入远远不及那些太监的进账,仅仅广东税监李凤就贪污了五千万两,敲诈勒索得来其他财物还不计算在内。这皇帝,岂非冤大头?

地方上却苦不堪言。想想看,太监哪里懂采矿?也只能胡来,要么遍地开花乱挖,要么借此名义刮地皮。反正作威作福是会的,横征暴敛是会的,贪赃枉法是会的。何况他们系皇帝委派,又直接向内库进奉,政府官员管不了,也没有制度保障。除了搞乱经济,激起民变,岂能有他!

太监监管矿税,祸国殃民。

万历却对此心心念念。其他人的奏章,事情再急也爱理不理,矿监和税监的却随到随看随批。三十四年正月,云南发生民变,作恶多端的矿税太监杨荣被杀死并焚烧,皇帝听说居然几天不吃饭,直到惊动慈圣皇太后才肯进食。 〔8〕

这倒真该叫作有病。

好在,到三十三年十二月,他总算不采矿了,却也继续不上朝,不见人,不批奏章,中央和地方政府主要官员出缺也不补,就连吏部尚书的职位空着他都不管。很难判断皇帝这样耍无赖是不是要跟内阁和群臣赌气,但是中央部门正职首长长期空缺,开此先例恰恰与派遣矿税太监同时。

也就是说,都在万历二十四年。

国家机器眼看无法运转。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忍无可忍的首辅赵志皋上书皇帝痛心地说,吏部掌印无官,四司诸务停阁;朝廷和地方官员旧者不升,新者无职;监察部门无人无力,狐鼠豺狼一切不问,各处司道郡县官员悬缺未补者甚多。凡此种种,可都是祖宗二百年来未有之事啊! 〔9〕

那又如何?万历无动于衷。

这时,赵志皋已经七十四岁。他原本就性格懦弱,被人看不起,此刻夹在皇帝和朝臣之间更是左右为难。万般无奈之余,赵志皋只好在第二年宣布养病,一养就是三年,最后病死在官邸,得到了太傅的头衔和文懿的谥号。 〔10〕

缺官不补则一如既往。到万历三十年,六部缺正职首长尚书三名,副职首长侍郎十名,中央言谏监察部门缺官九十四名。省级地方官,缺中央特派员巡抚三名,相当于省长的布政使和按察使共六十六名,另缺知府二十五名。应该派遣御史巡行的差务全国原本有十三处,竟九处无人。 〔11〕

三十二年群臣齐伏文华门请愿,并非没有道理。

此后问题越来越严重。万历三十九年四月十七日,阁臣叶向高向皇帝报告:中央九大政府部门,正副首长硕果仅存八人,坚持上班的正职一人,副职二人,其余五人全都杜门不出,内阁也只有他自己在岗,实际处于半瘫痪状态。

皇帝却还是无所谓。 〔12〕

其实,万历的怠政岂止缺官不补。四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叶向高的总结是:典礼当行而不行,章疏当发而不发,人才当用而不用,政务当修而不修,议论当断而不断。总之该做的事情统统不做,就连朝臣提出辞职有时都置若罔闻。 〔13〕

没奈何,大家只好自己走人。

四十年九月,首辅李廷机拜疏自去。

四十一年七月,兵部尚书掌都察院事孙玮拜疏自去。

同年九月,吏部尚书赵焕拜疏自去。

四十二年八月,礼部右侍郎孙慎行拜疏自去。 〔14〕

意思很清楚:这活咱干不了啦!

走的这些人,可都在要害部门。

实际上那个李廷机早就罢工。他是万历三十五年五月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入阁的,第二年十月就请病假,还杜门谢客拒不赴阙。此后四年,他名义上是首辅,实际上养病,最后选择了自行下岗,真正在内阁工作只有十一个月。 〔15〕

其他时间,就靠叶向高维持。

叶向高当时其实年富力强,只有五十多岁,但同样深感心力交瘁,终于在四十二年八月成功辞职。想想也是,独木难支的他为了增置阁臣,奏章竟写了上百份。最高监察官员都御史十年无人担任,六部尚书只剩赵焕一人,后来还拜疏自去,陛下却始终不肯补员,换谁都会觉得心灰意冷。 〔16〕

看来,这位皇帝真是“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了。 〔17〕

何以如此却是个谜,甚至从晚明开始便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不该让申时行这样不讲原则只知迁就的,担任内阁首辅的重任。万历的偷懒和耍赖,也都是他惯出来的。 〔18〕

真是这样吗?

那就来看申时行。

首辅申时行

苏州吴县人申时行是嘉靖四十一年的状元。这样的首辅并不多,前面一位就是好好先生李春芳。万历六年,张居正回乡葬父,申时行被推荐入阁,排名第五。十一年四月论资排辈升到首辅,十九年九月以太傅衔致仕。四个月前皇帝又上了朝,之后就只有二十三年正月这一次朝会记录。 〔19〕

呵呵,从此君王不早朝。

这恐怕很难说是巧合。然而要将万历皇帝不视朝归罪于申时行,也不大能够讲通。因为统计数据表明,申时行担任首辅后,视朝次数明显增加。十一年只有13次,十二年就变成38次。接下来,十三年37次,十四年41次,曲线呈上升趋势。以后的次数虽然锐减,十五年和十八年各7次,十七年只有2次,但十六年也有18次,不比以前少。 〔20〕

◎万历视朝次数统计表

年份 视朝次数

十年(张居正卒后) 16

十一年 13

十二年 38

十三年 37

十四年 41

十五年 7

十六年 18

十七年 2

十八年 7

十九年 1

二十三年 1

合计 181

本表为刘朋据《明神宗实录》《万历起居注》整理。

他的不视朝,应该另有原因。

申时行主持阁务的八年却值得注意。这八年几乎决定了帝国今后的走向,刚开始的想法反倒单纯。亲操权柄的皇帝绝不愿意再出现张居正和冯保,申时行同样不希望重蹈恩相的覆辙。这个共同的目标其实得以达成。朝廷里固然再没有可以抗衡或者代行皇权的人物,功成身退的申时行也在家乡平静地度过了二十三年离职生涯,活到八十岁才去世,诏赠太师衔,谥文定,比严嵩、高拱和张居正的结局都好。 〔21〕

如此,堪称善于谋身。

这里面未尝没有性格和为人的原因。舆论也公认,严嵩阴毒,高拱跋扈,张居正霸道,申时行谦和。更重要的是他严守君臣的界线,不以帝师自居,而以辅臣自任。尽管万历一直客客气气称他为先生,申时行却绝不会有非分之想。

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打工仔加和事佬。

表面上看,这未免过于乖巧圆滑,显得没有担当。然而正是这并不高尚的定位,让他得以行善积德。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七品芝麻官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鉴于皇帝陛下久不视朝,祭祀祖宗也让别人代理,便学习海瑞写了《酒色财气四箴疏》给万历,直言不讳地批评陛下圣体违和,根本原因是酗酒、好色、贪财和乱发脾气。这种病非药物可治,只有戒掉那些不良嗜好和陋习,才能够有光明的前途。 〔22〕

万历看完,恨不得杀了那家伙。

雒于仁倒不怕死。他明确表示,只要陛下肯听他的批评和建议,他愿意马上就刑。这就杀不得了,杀了就等于承认他说得对,而皇帝是绝对不肯承认的。相反,他见到申时行便极力进行自我辩解,声称酒色财气一条都没有。

申时行当然知道雒于仁所言不虚,此人上疏那年皇帝视朝便只有两次。但他不能附和,更不能反驳陛下,只好含糊其辞打圆场说: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

万历马上打断:他还是出位沽名!

申时行也立即顺着说:是啊是啊!皇上若重处之,适成其名,反损皇上圣德。唯宽容不较,乃见圣德之盛。

万历点头:倒不是损了朕德,却损了朕度。

但他又说:朕气他不过!

申时行只好和稀泥。他建议将奏疏留中不发,同时传谕大理寺,让他们暗示雒于仁因病请辞。结果,是该官被罢但没有受到廷杖,皇帝的面子和他的屁股都得到了保全。 〔23〕

这个滑头耍得善意。

实际上,酒色财气有没有,还真不能摆到桌面上,除了装糊涂也不会有更好的办法。只是申时行没有想到,万历却学会了耍赖皮。以后遇到难题,甚至仅仅心情不好,就来个装聋作哑,留中不发。哪怕事情十万火急,也如此。

但这怪不了申时行。恰恰相反,这个事件证明了万历的不视朝,并非他的责任。按照雒于仁的说法,陛下身体不好也是真的,只不过事出有因而已。但,皇帝的私生活又哪里是申时行管得了的?也只能说些“清心寡欲”的空话。何况留中不发的事情也早已有之,史载十五年十月大学士申时行请发留中章奏就是证明。那时,雒于仁还没上书。 〔24〕

不过,最让申时行为难的,还是张居正。

事实上,张居正把他拉进内阁,培养成接班人,原本是希望自己在将来得到关照的。这一点申时行没能做到,也做不到。他只能听任万历定张居正的罪,抄他的家,顶多能为老太太求点情。但是当有人捕风捉影捏造罪名,要将张居正以大逆论处,开棺戮尸时,申时行毅然出手救援。他向皇帝指出,此奏以暧昧之词诬人谋反,如若查办,只怕谗言就会接踵而至,这可不是清明之朝该有的气象。万历最怕别人说自己是昏君,张居正这才保住了最后的体面。 〔25〕

考成法却只能废除。这不仅出于“去张居正化”的政治需要,也出于申时行自己的考量。在他看来,张居正除了有过度自信﹑严峻细刻﹑得理不让人﹑生活作风不够检点等等问题外,最大和最根本的错误在于完全不懂如何治国。

当然,申时行没有说过这句话,但应该认真想过考成法的初衷和利弊,结论是弊大于利,得不偿失。事实上,税赋能否如额征收,盗匪能否按时捕获,并不完全取决于官员的努力和能力。如果以此作为考评的条件,不是导致基层弄虚作假,就是逼得他们诬良为盗,这又岂是圣朝气象?

就连提高行政效率,也没有必要。帝国的治理目标原本不高,只要黎民不饥不寒,官员不吵不闹,就是太平,那又何必提高能力和效率?相反,政令的雷厉风行,考绩的公平认真,只会给文官集团带来恐惧和不安。官不聊生必定朝野动荡,因此维持政府的低效和低能反而是人间正道。

太平无事,无事即太平。

于是,万历十五年考察京官时,申时行高抬贵手,网开一面,大小官员都得以各安其位,被罢免或降职的少到只有三十三个,且都供职于无关紧要的部门,算是考绩制度得到严肃执行的一个象征。结果上上下下好评如潮。 〔26〕

朝廷走出了张居正的阴影。

申时行的好日子却也到了头。正如张居正不知道稳定比效率重要,这位和事佬也忘记了官场还需要洗牌。如果总不洗牌,就不会出现新的赢家,游戏也就做不下去。何况朝廷养了一大帮言谏官员和监察官员,他们要尽职尽责就得找茬挑毛病,以至于这些人跟内阁竟势同水火,相互为仇。 〔27〕

其实早在万历十三年,对申时行的攻击就开始了。有人企图以寿宫(皇帝死后的陵墓)选址不当为由,要求申时行下台,同时密谋另推三辅王锡爵继任。幸亏二十三岁的皇帝并不糊涂,他愤怒地斥责那些人说,阁臣职在佐理,难道是风水先生?王锡爵则因为闹事的有自己的门生,而宣布引咎辞职。他说:大臣不能帅群臣,师长不能训弟子,老成而为恶少年推荐,三条有一条,都该自己走人! 〔28〕

阴谋这才未能得逞。

想想也真是可悲。海瑞以身作则,希望能够以道德清除积弊,引来怨声四起;张居正锐意革新,试图运用法令振作精神,结果抗拒横生;申时行妥协安抚,极力靠调和来维持团结,终至纷争不已。他们都败给了无形的敌人。

心灰意冷而且无力支撑的申时行只好辞职,第十一次时万历也没好意思挽留,何况两天前次辅许国已经离去。其实这时京城里充满紧张的气氛,皇帝与廷臣闹僵,左右逢源的和事佬也变成了千夫所指的受气包。因为他们都陷入了一个大麻烦,以至于陛下对文官集团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他在此后拒不视朝,甚至不批奏章不补官,这是原因之一。

这个麻烦,就是立储。

立储风波

万历十年八月,也就是张居正去世两个月后,恭妃王氏生下了皇帝的第一个儿子——皇长子朱常洛。照说这在皇家是天大的喜事,对于本朝却很不幸。因为王氏原本慈宁宫的宫女,在陛下看望太后时被弄上了床。若非慈圣皇太后豁达大度又盼孙心切,这个可怜的女人根本就封不了妃。

三年多以后,麻烦来了。

万历十四年正月初五,皇三子朱常洵出生。他的母亲是陛下最宠爱的女人郑氏,早在十二年八月就封为贵妃。子以母贵,更兼偏爱,这孩子岂非会夺储位?要知道,皇后没有儿子,皇次子朱常溆又夭折了,连生母是谁都不清楚。本朝历来主张以礼治国,太子作为国本又岂能不备受关注?

责任落到了首辅申时行身上。

申时行不敢怠慢。皇三子即将满月时,他就赶紧领衔上书请立东宫,而且话说得很明确:国本系于元良,主器莫若长子。这就打响了旷日持久拉锯战的第一枪,而这第一枪是很奇怪的。因为这时皇帝才二十四五岁,皇后难道就不会也生儿子?皇后的儿子是嫡长子,比皇长子高贵多了。

万历却批示说:元子婴弱,稍俟二三年举行。

呵呵,他也不提皇后这茬。

相反,皇帝决定将郑贵妃升格为皇贵妃。于是朝野上下无不变得高度警惕,纷纷上书请立太子。当然,他们也不敢反对册封郑妃,只是提出应该也将恭妃封为皇贵妃。这倒不失为妥协方案,万历却歇斯底里大发雷霆:这册封事,非为储贰。尔等岂能妄测上意,怀疑朕立幼废长?

看看,做贼心虚,不打自招吧?

其实,万历那点小心思谁都看得出,他就是要立郑贵妃的儿子。但这不但违背祖宗成法,会被舆论谴责,就连慈圣皇太后也不以为然。某天,皇帝到慈宁宫向母亲请安,太后便问:外廷诸臣多说该早定长哥,如何打发他?

皇帝撇撇嘴说:他是宫女的儿子。

太后勃然变色:你难道不是?

皇帝猛醒,吓得扑通跪下,半天不敢起身。

没错,慈圣皇太后原本也是宫女。

宫女的儿子,怎么就做不得太子?

万历自知理亏,只好公开表态:立储以长幼为序,祖宗家法,万世当遵。朕仰奉成宪,俯察舆情,岂肯以私意违拂公论?国本有归,朕已明白晓示,待期举行。

哈哈,又不打自招。私意是啥?说来听听!

所以,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斗争。皇帝理亏气短,且孤立无援,但执拗倔强。群臣理直气壮,又有太后支持,却不敢粗心大意。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皇帝在毓德宫召见申时行等内阁大臣四人。在谈完雒于仁的奏疏后,申时行不失时机地旧话重提:皇长子已九岁,望皇上早定大议。

万历说:朕无嫡子,长幼自有定序。

为了让大家放心,陛下在申时行等人已经退下后,又把他们叫回来与皇长子和皇三子见面。不过,尽管当时皇帝的心情很好,也很像慈父的样子,还牵着皇长子的手,但对于立储之事仍不松口,依然说:朕念无嫡子,所以从容。 〔29〕

申时行等人只好退而求其次,请定出阁讲学日期。由于这项权利为太子独享,因此能够实现也算进步。皇帝自己是过来人,心知肚明,当然不予理睬。这下子群情激愤,吏部尚书率领同僚集体请愿,内阁大臣称病不朝引咎辞职,就连郑贵妃的兄弟也出来说,皇贵妃曾跪请立皇长子云云。

皇帝只好宣布:明年筹备,后年册封。

然而到了第二年,什么动静都没有。本来就不相信皇帝的人们忍不住了,有的弹劾申时行阴谋易储,有的请示准备工作的日程。皇帝立即抓住机会大耍无赖。他批示说:父子至亲,已有明谕,岂待你辈烦扰邀功!本欲过寿节举行,这厮辈屡屡催激,其册立之事,着改于二十一年行。

赖皮耍到这个份上,当然舆论哗然。这时申时行虽然还想做和事佬,却被视为两面派,只好灰溜溜下台。接任首辅的王家屏干不下去,也退休。这样到了二十一年,皇帝只好请回在太仓老家尽孝的王锡爵担任首辅,同时提出一个自鸣得意的解决方案:皇长子、三子和五子暂并封王,等到数年之后再考虑东宫问题。他的理由是:皇后还年轻。如果现在就立储,过两年她又生了,是封王呢,还是俩太子?

这时他倒想起了皇后。

王锡爵左右为难。他倒是想顺从皇帝,无奈其他多数人都不同意。抗议书雪片般飞向御前,还有人来到内阁与王锡爵辩论,态度最为坚决的是工部主事岳元声。

王锡爵问:那你们说该怎么办?

岳元声说:除了挽回,别无商量。

王锡爵说:以诸位的名义报告皇上,可以吗?

岳元声说:就是元声为首,廷杖或充军随便!

王锡爵说:皇长子跟三子和五子的仪仗还是有区别。

岳元声说:那是办事员的事,不是阁臣的事。

王锡爵哑口无言。

下属和学生也来劝他。他们说,一旦三王并封,册立太子就不知何年何月,甚至弄不成。到时候要追究责任,谁能保证皇上把往来文件都公之于众?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两个学生还哭:老师,那可是灭族之祸,要遗臭万年啊!

王锡爵毅然决定迫使皇帝收回成命,甚至不惜这样警告陛下:太子至今不定,天下不疑皇贵妃而谁疑?皇贵妃不自任以为己责而谁责?万历只好取消三王并封的动议,也同意明年让皇长子出阁读书,但有个附加条件:皇三子与皇长子同时举行出阁典礼,理由是两人的年龄相等。

王锡爵说:差了四岁,怎么相等?

万历只好让步。但他又出幺蛾子,要预算。负责此事的内承运库太监揣摩帝意,开了份天价账单。

户部说:开支太大。

皇帝说:没有钱吗?那就多等几年。

户部只好勉为其难,皇长子朱常洛的出阁典礼也在二十二年二月初四举行,其实没花多少钱。王锡爵终于完成历史使命,便在三个月后的五月二十三日告老还乡。 〔30〕

然而冠礼、婚礼和册立太子礼,则被拖了又拖。甚至确定了册立日期后,皇帝还要不停地找借口延迟,一会是钱粮不足,一会是册宝未完,不一而足。只是这些托词都被首辅沈一贯顶了回去:缺什么以后补,日期不能变。

皇长子这才成为皇太子,虚龄二十。

这时,已是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次年二月十三日又举行了婚礼。三天后的深夜,陛下突然在启祥宫紧急召见首辅沈一贯。他悲切地说:沈先生来!佳儿佳妇(指皇太子和太子妃)今付与先生。先生辅佐他做个好皇帝,有事还谏正他,讲学勤政。朕见先生这一面,舍先生去也! 〔31〕

原来,皇帝是要托孤。

当然,这是虚惊一场。第二天他的病就好了,而且立即开始耍赖,将头天晚上亲自做出的决定,比如停止太监采矿和收税等等全部推翻。为了追回发出的谕旨,他竟然派宦官二十多人冲进内阁公然索要,差点演出全武行。

这事就连司礼太监田义都看不下去。君无戏言,决定了的事情怎么能改呢?皇帝气得要亲手杀了田义,田义却无所畏惧,越说越激动。反倒是沈一贯魂飞魄散,乖乖地交出了文件。所以后来田义见了他,恨不得往他脸上吐口水。 〔32〕

皇帝和首辅,都已经不如一个太监。

《明史·舆服志》《大明会典·冠服》载,明皇太子冠礼时,初加翼善冠,再加皮弁。

是谁乱国

虚惊之后的万历更加懒得管事,朝廷却并不因此而风平浪静。第二年十一月十二日黎明时分,一本冒名某监察官员的小册子神秘地出现在朝房和大臣们家门口。这篇用对话体写成的文章揭出惊天大阴谋:有人密谋换太子! 〔33〕

且看部分对话内容——

问:现在国本已固,先生为什么还要担忧?

答:当今形势,是烈火放在干柴下了。

问:难道储位不稳?

答:不得已而立之,其实准备改立。

问:换谁?

答:福王。皇贵妃的儿子嘛!

问:何以知之?

答:朱赓入阁。赓就是更。

问:一己之力,就能变天?

答:逐臭之蝇,官场中比比皆是。

问:知道都有谁吗?

答:十个。王世扬、孙玮、李汶……(名单略)

问:沈阁老难道不阻止?

答:那人阴贼,只会利用别人,不会被人利用。 〔34〕

这些话一看就是胡扯。任命朱赓为大学士,确实在册立太子的二十多天前。但他快七十岁了,生下来就叫朱赓,跟朱明王朝更换太子有什么关系?何况同时任命的还有沈鲤。如果朱赓就是更换,沈鲤又意味着什么?跳龙门吗? 〔35〕

但是看了小册子的,无不大惊失色。百口莫辩的朱赓更是魂飞魄散,立即上书表明心迹,声称自己老病衰朽而蒙皇上错爱,可谓恩荣出于望外,死亡且在目前,哪里还敢有觊觎非分之想,莫名其妙地自取覆宗灭族之祸? 〔36〕

皇帝当然知道是诬陷。就连小册子上的作者署名,他也不信:妖书谤人,岂有自著姓名之理?至于被该书指名道姓的兵部尚书王世扬、保定巡抚孙玮和陕西总督李汶等,也都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不过,最可能担惊受怕的当为朱常洛,因此皇帝特地叫来说:哥儿,你莫恐,不干你事。

可怜兮兮的皇太子百感交集,叩首谢恩。

父子二人,竟是眼泪汪汪。 〔37〕

案子却不能不查。居心不良的首辅沈一贯,便趁机暗中策划将祸水引向竞争对手沈鲤,办法是诬陷小册子出于沈鲤门生礼部侍郎郭正域之手。此言一出,急于破案的锦衣卫和各路巡捕立即出动,沈鲤府邸被围,郭正域的船被扣,大批无辜的人被抓,包括和尚、医生、师爷和婢女,还有锦衣卫某个官员的家属。京师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幸亏最先报案并负责侦破的陈矩向来平实厚道,又聪明过人,这才阻止了冤案的制造。作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他当然有权参加提审。因此当医生家奶妈十岁的女儿出庭作证时,陈矩就问:你看到妖书的印板有多少块?

当时是雕版印刷,所以有此一问。

小女孩答:满屋子。

陈矩一听便知,这孩子是受了威胁利诱来做假证,以为把事情说得越严重越好。于是看着众人笑眯眯地说,妖书只有两三页,印板怎么会有满屋子?

众人面面相觑,无话可说。

陈矩又问郭正域的师爷:妖书是哪天刊刻的?

师爷答:十一月十六日。

兵部尚书王世扬马上说:十二日就出现了的东西,岂能在十六日才印刷?难道有两部妖书不成? 〔38〕

企图陷害郭正域的哑口无言。

哈哈!谁让他们工作做得不细呢?

此案最后以抓了个诈骗犯顶罪了结。此人曾经伪造他人诗作,其中有“郑主乘黄屋”之句,目的是向郑贵妃的家属敲诈勒索。陈矩当然清楚这次作案的不是他,但久不结案则皇帝必然震怒,漫天撒网又一无所获。既然他有前科,不如将错就错。万历其实也烦了,大笔一挥:凌迟!

沈鲤和郭正域终于死里逃生。其实,诬陷他们的人原本还想继续,没想到那诈骗犯反倒侠肝义胆,一口咬定是自己所为,无论怎样刑讯逼供都绝不胡撕乱咬。这可真是: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都是读书人,尽管他原本是落魄书生。 〔39〕

不过,事情弄成这样,沈一贯和沈鲤都待不下去,皇帝也在两年多以后批准他们同时退休。后来,两个人都活到了八十五岁,沈一贯赠官太傅,沈鲤赠官太师。陈矩更是不想惹是生非,他主管的东厂竟荒芜败落,长满青草。 〔40〕

这倒未尝不是好事。

东厂无事的同时是缺官不补,这才有了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的群臣齐伏文华门。但是皇帝依然故我。他继续躲在深宫悄无声息,阁臣爱见不见,奏章爱批不批,而且既不像祖父嘉靖那样修仙炼丹,对女人也没多大兴趣。没有人知道他这几十年干了什么,怎么过的,他活得就像僵尸。 〔41〕

万历皇帝,怎么会这样?

有件事或许可以提供线索。二十一年二月初六,王锡爵约见皇帝,提出三王并封断不可行,必须收回成命。任性的万历很清楚这次自己又失败了,但于心不甘,便说:

朕为人君,耻为臣下挟制。 〔42〕

这应该是心里话,也是他要清算张居正的原因。但是他没想到,清算了张居正,却仍然为臣下挟制。那些家伙总有儒家伦理和祖宗成法之类的理由,让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快意恩仇。他又不像祖父嘉靖那样能够收放自如,更比不上太祖和成祖。好在帝国有制度,国家大事和人事任免没有皇帝的意见就不能决定。那好,朕就不说话,让你们失望!

非如此,不足以泄愤泄恨。

当然,他也可能是厌烦。如果说亲政之初,年轻的天子还有新鲜感,那么久而久之,他就发现政务无聊透顶。那些繁琐的礼仪都是装模作样,内阁的纷争则是鸡毛蒜皮。宫门外又能有什么呢?他可不像武宗皇帝那样喜欢旅游。

陛下其实活得很乏味。

实际上,不但皇帝跟臣僚常常拧巴,就连朝臣中内阁与言官,甚至朝廷与民间,也是撕裂的。万历十四年,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入京,拜见了时任次辅的同乡王锡爵。王锡爵见了他就问:足下久居家乡,可知京城里有件怪事?

顾宪成问:什么怪事?

王锡爵说:凡庙堂认为对的,外间一定认为不对;庙堂不以为然的,外间则一定很以为然。

顾宪成马上朗声回答:学生也听说件怪事——但凡外间认为对的,庙堂一定认为不对;外间不以为然的,庙堂也都一定很以为然。王锡爵哈哈大笑。 〔43〕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称病不朝三十年的万岁爷终于驾崩,享年五十八岁。八月初一,皇太子朱常洛继承了皇位,然后很快在九月初一死去,享年三十九岁,在位仅仅一个月,都没来得及使用自己的年号泰昌。老皇上朱翊钧则在儿子去世九天之后被谥为显皇帝,庙号神宗。

漫长的明中叶就此谢幕,世界却在悄悄发生变化。一个月后,也就是公元1620年9月6日,有一艘三桅杆的海船从英国普利茅斯出发前往北美,去开辟新的生活。

它的名字,叫“五月花号”。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大航海时代》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1521年(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朱厚照卒。四月,朱厚熜即位,是为明世宗,即嘉靖皇帝。七月,张璁上书称嘉靖继统不继嗣。十月,尊嘉靖生父生母为兴献帝后,祖母为皇太后,兴献王妃进宫。

1523年(嘉靖二年)四月,开始尊崇道教。

1527年(嘉靖六年)十月,张璁入阁。

1535年(嘉靖十四年)四月,张璁退休。

1536年(嘉靖十五年)闰十二月,夏言入阁。

1538年(嘉靖十七年)九月,上太宗庙号成祖,献皇帝庙号睿宗。

1539年(嘉靖十八年)三月,南巡承天府。

1541年(嘉靖二十年)九月,郭勋下狱死。

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夏言罢官。八月,严嵩入阁。十月,壬寅宫变。

1545年(嘉靖二十四年)九月,夏言复入阁。

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夏言被杀。

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徐阶入阁。

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七月,徐阶晋柱国,任次辅。

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三月,万寿宫落成。五月,严嵩罢官,严世蕃发配雷州充军。

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严世蕃被人告发,以“通倭谋反”的罪名逮捕下狱。

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三月,杀严世蕃。十月,海瑞上疏。

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二月,海瑞下狱。三月,高拱入阁。四月,严嵩卒。十二月,帝崩,享年六十,谥肃皇帝,庙号世宗。子朱载垕继位,是为隆庆皇帝。

1567年(隆庆元年)二月,张居正入阁。五月,高拱罢。十一月,海瑞任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

1568年(隆庆二年)三月,立太子。七月,徐阶致仕。

1569年(隆庆三年)六月,海瑞以右佥都御史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十府。十二月,高拱复入阁。

1570年(隆庆四年)四月,海瑞离任回家。

1572年(隆庆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帝崩,享年三十六岁,谥庄皇帝,庙号穆宗。六月十日,子朱翊钧继位,是为万历皇帝,时年十岁。六月十六日,高拱罢。

1575年(万历三年)八月,张四维入阁。

1577年(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夺情。

1578年(万历六年)三月,张居正葬父,申时行入阁。六月,张居正还朝。

1582年(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卒。八月,皇长子朱常洛出生。十二月,冯保败落,被抄家。

1583年(万历十一年)三月,追夺张居正官阶。四月,张四维丁忧,申时行为首辅。五月,努尔哈赤起兵。

1584年(万历十二年)四月,下旨抄张居正家。八月,公布张居正罪状。十二月,王锡爵、王家屏入阁。

1585年(万历十三年)正月,起海瑞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二月,改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四月,面谕大学士。

1586年(万历十四年)二月,海瑞改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九月,王家屏丁忧。

1587年(万历十五年)十月,申时行请发留中奏折。

1589年(万历十七年)四月,王家屏复入阁。

1590年(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召见申时行等于毓德宫,出皇长子见之。七月二十六日,召见阁臣议边事。

1591年(万历十九年)四月初一,祭祀太庙,此后皆由他人代替。六月,王锡爵归省。七月二十日,下诏禁止污蔑大臣。九月,申时行致仕,王家屏为首辅,赵志皋入阁。

1592年(万历二十年)三月,王家屏致仕。

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正月,王锡爵还朝为首辅。

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五月,陈于陛入阁,王锡爵致仕,赵志皋为首辅。十一月,沈一贯入阁。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七月,开始派太监采矿。闰八月,赵志皋请视朝,发奏章,罢采矿,皇帝不予理睬。十月,开始派太监收税。十二月,陈于陛卒。

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四月,御午门受倭俘。闰四月,以诸皇子婚索银不得,令严核天下。

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利玛窦第二次到北京。

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十月,立皇太子。

1602年(万历三十年)二月,帝不豫。

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召见皇太子。

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八月,群臣伏文华门请修实政。

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罢采矿。

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七月,沈一贯致仕。

1607年(万历三十五年)五月,于慎行、李廷机、叶向高入阁。十一月,于慎行卒。

1612年(万历四十年)四月,南京御史抗议皇帝二十余年不见大臣,不予理睬。九月,李廷机拜疏自去。

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五月,禁党争。七月,兵部尚书掌都察院事孙玮拜疏自去。九月,方从哲、吴道南入阁,吏部尚书赵焕拜疏自去。

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八月,礼部右侍郎孙慎行拜疏自去,叶向高致仕。

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五月,梃击案起,皇帝乃见廷臣。是年,努尔哈赤建八旗军。

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努尔哈赤建国。

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六月,群臣伏文华门请发奏章及增兵发饷,不予理睬。

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七月,帝崩,五十八岁,谥显皇帝,庙号神宗。八月,子朱常洛继位,是为泰昌皇帝。红丸案起。九月,帝崩,享年三十九岁,在位仅一个月,谥贞皇帝,庙号光宗。子朱由校继位,是为天启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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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严嵩与张居正

产品经理 | 段冶 装帧设计 | 朱镜霖 特约审校 | 刘朋

出版统筹 | 贺彦军 学术顾问 | 陈勤 法律顾问 | 黄荣楠

插图绘制 | 方佳翮 陆震 特邀审读 | 尚衍斌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策划人 | 路金波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郑和远航 女神与航海家

不明原因

从西域到西洋

血染的航线

地理大发现

第二章 西学东渐 洋鬼子来了

到北京去

几何原本

甘薯与历法

汤若望下狱

第三章 康熙答题 定鼎

改制

一统

建储

反腐

锁国

第四章 黛玉葬花 葬花词与石头记

宝黛之争

一夜北风紧

老祖宗

女娲的视角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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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23

大航海时代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航海时代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1.8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6590-7

Ⅰ . ①大… Ⅱ . ①易… Ⅲ .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通俗读物 Ⅳ . ① K2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50061号

易中天中华史

大航海时代

易中天 著

责任编辑 金荣良

装帧设计 朱镜霖

插画 方佳翮 何姝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毫米×1280毫米 1/32

字数 123千字

印张 7

印数 1-40,000

版次 2021年8月第1版

印次 202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6590-7

定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果麦文化 出品

第一章

郑和远航

女神与航海家

大明帝国的皇家舰队启程之前,郑和祭祀了妈祖。

祭祀的盛大场面无法复原,出土文物却证实了那位伟大航海家的虔诚与热烈。他在第七次下西洋时,曾经这样深情而诗意地说:看看那海洋吧!洪涛接天,巨浪如山。再看看那些异域吧!烟霞缥缈,遥不可及。然而我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入那狂澜怒潮,如履通衢坦途。这固然是朝廷威福所致,更仰赖天妃娘娘暗中护佑的大恩大德啊!〔1〕

这篇碑文中说的天妃,就是妈祖。

妈祖与郑和,都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特例。按照中国古代的观念,人死为鬼,有大功德者为神,比如大禹。不过他们都是男神。女神当然也有。但,造人的女娲原本是神,嫦娥等等则无非传说。至于何仙姑,对不起,是仙。

确有其人的女神,唯独妈祖。

妈祖是湄州(在今福建省莆田市)人,生于宋太祖建隆元年三月二十三日,逝世于宋太宗雍熙四年九月初九,姓林名默,是唐代邵州刺史林蕴的七世孙,或者林蕴之兄林藻的后代。这位心地善良的女子生前就多次救苦救难,某次海上救援遇难后又变成了神,继续救助航海之人。所以,人们便称她为妈祖——伟大的女性祖先,慈母般的神祇。〔2〕

此后,她的护佑竟达千年之久。

民间的崇拜很快得到官方的承认——北宋封夫人,南宋封妃,元封天妃,清封天后,又称圣母。于是,妈祖由地方性的保护神升格为全国性的,然后走向天涯海角。据不完全统计,世界各地的妈祖庙多达五千座,信众不可胜数。每年三月和九月,都会有人前往湄州朝拜。这就证明,妈祖当之无愧地是海上女神,而且是和平女神、慈爱女神。

郑和也告诉皇帝,他亲自经历过妈祖的救援。

那是一次惊心动魄的遭遇。茫茫大海上,突然就刮起了飓风,下起了暴雨。当时,天昏地暗,雷电交加,洪涛巨浪摧山倒岳般地扑向舰队,各种形状诡异的鱼龙海怪纷纷冒了出来,龇牙咧嘴。船员们吓得目瞪口呆,魂飞魄散,都以为除了葬身鱼腹永离人世,恐怕没有其他的选择。

也就在郑和一行绝望之际,妈祖来了。

据《天后圣母圣迹图志》。

据回忆,妈祖是飘然而至,忽隐忽现的。但很快,就有红日般的光芒流动着飞到船上,照亮了整个舰队。接下来便是烟消云散,风平浪静,海面如镜,万里碧波。郑和的舰队不但转危为安,而且如云驶星疾,飞速前进。〔3〕

明成祖听了,竟亲撰碑文以记之。

这时,是永乐十四年四月,郑和已四下西洋归来。此后他还将有三次这样的远航,妈祖也还会庇护他。实际上福建长乐出土的《天妃灵应之记》碑,就是第七次下西洋的宣德六年十一月所立。只不过,此刻的皇帝已是朱棣之孙。郑和出洋后也没能再回到国内,而是葬在了古里——今天印度的科泽科德(Kozhikode)一带。当然,据说而已。毕竟,清代撰写的《明史》对他的生年、卒年和卒地都只字未提。〔4〕

妈祖的故事似乎清晰,郑和却满身谜团。

按照《明史》的说法,这位伟大航海家是云南人。朱棣还是燕王时,他就在其藩邸服务。由于追随燕王起兵,屡建功勋,终于由普通宦官升级为太监。明代官制,宦官有二十四衙门,其中十二监的长官正四品,叫太监。据说,郑和的任职部门是内官监,当时人们都叫他“三保太监”。〔5〕

问题来了。三保,什么意思?

也有各种说法。比如,西洋人将郑和、王景弘和侯显这三位外交家称为三太保,简称三保。这是明代万历年间学者严从简提出的假说,可惜只是猜测。所以,就连严从简自己也拿不准,同时提出“三保”也许是郑和的本名。〔6〕

后一种说法得到了清代学者查继佐的支持。他说,当时宫中有不少宦官被赐姓名,比如西番人孟骥初名添儿,滇人李谦初名保儿,胡人云祥初名猛奇,最为英勇善战的王彦则初名狗儿,不一而足。郑和也一样,三保是他的初名。〔7〕

如此言之凿凿,看起来很像那么回事。

问题是,明成祖既已赐姓赐名,初名又岂能再用?如果郑和能叫“三保太监”,王彦岂非要叫“狗儿太监”?实在是于理不通。何况郑和的称呼还有“三宝太监”。“三保”怎么变成“三宝”的?也没有人能够给出让人信服的回答。郑和后人所藏《郑和家谱》则说,那“三保太监”的头衔是宣德六年钦封的,同年郑和还以哥哥的儿子为嫡,名赐。〔8〕

这样一来,初名“三保”就更加靠不住了。

明清两代都没弄清楚的问题,在上个世纪初却突然柳暗花明。云南人袁嘉谷在昆阳发现一块墓碑,碑文显示为永乐三年所立,墓主是郑和的父亲,撰稿人是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并且透露了以下信息:

郑和本姓马,父亲叫马哈只,祖父也叫马哈只。

马哈只有两个儿子,长子叫马文铭,次子即郑和。

郑和时任内官监太监,赐姓郑。〔9〕

这就很有意思了。

祖父和父亲都叫马哈只,倒没有问题。因为“哈只”的意思是曾经到麦加朝觐者。所以,这两位虔诚的穆斯林有着航海经验,甚至通晓阿拉伯语,都未尝没有可能。如果墓碑和碑文所言属实,郑和还真是带队下西洋的合适人选。〔10〕

但,哥哥叫马文铭,弟弟叫马三保,有点怪异。叫马和就更不对,兄弟俩不该一个双名,一个单名。当然,文铭也可能是字,他或许另有单名。郑和也可能本叫马文英。因为后来学术界的研究,已将其先祖推到来自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后来被忽必烈追封为咸阳王的赛典赤。赛典赤倒有后代马文明和马文英,可惜是兄弟四人,与碑文不合。〔11〕

看来,这些问题也许只能存而不论。

郑和身世不明并不奇怪。与今天的推崇备至不同,明清两代对他七下西洋是褒贬不一的。成化年间,明宪宗受宦官鼓动,也想再来一次下西洋,兵部却报告当年的水程(航海档案)找不到了。如此重要的资料怎么会失踪呢?车驾郎中刘大夏的回答是:三保下西洋,耗资巨大,死人上万,却于国家无益。就算档案在,也该烧毁,还问什么有没有!〔12〕

这个故事并不见于正史,因此真实性存疑。但,就算是编出来的,也代表了一种真实的态度——很有些士大夫对此壮举不以为然,他们又怎么肯费心去研究郑和?〔13〕

何况郑和还不属于主流社会。

其实就连《明史》和《明实录》这样的正史,其所记载的七下西洋时间表也有错乱。直到1931年,福建长乐县知事吴鼎芬发现《天妃灵应之记》碑,四年后郑鹤声先生发现了太仓刘家港《通番事迹记》碑文,才算了此公案。〔14〕

不过,航海档案怎么丢的,仍然不清楚。〔15〕

这些故事妈祖当然不知道。这位海上女神与那位航海家在明清两代的待遇也天差地别。妈祖的地位步步高升,尊号加到无以复加,到同治十一年全称长达六十六个字。郑和却实际上被淡忘,只有在某些时候才拿出来向世界炫耀——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撰写《明史》的人,真是心如明镜。〔16〕

明清两代统治者对航海的态度却成了谜。反对,就不该尊崇妈祖;支持,就不该下令禁止。但我们知道,明太祖的禁海令可是十分严厉:片板不许入海。那么,他的儿子朱棣又为什么要耗费巨资组织舰队,让郑和漂洋过海呢?〔17〕

福建长乐郑和史迹陈列馆藏。

不明原因

派遣郑和七下西洋的动机和目的,至今是谜。

常见的说法是寻找建文帝,这也未尝没有道理。据《明史》记载,南京城被攻陷后,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人们也只知道,七天以后,有两具在现场找到的尸体被下令草草埋葬。据说,那就是建文帝和他的皇后。〔18〕

尸体被发现时的状态也没有留下记录,无从知道是面目清晰还是已被烧焦。朱棣本人甚至都没去看一眼,那时又没发明鉴定死者身份的现代技术手段,如何验明正身?〔19〕

结果,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

事实上,朱棣也确实悄悄派人去寻找了。派出的官员名叫胡濙,当时职任户科都给事中,官阶正七品。时间在永乐五年,公开的任务是寻找不肯来京的道士张三丰。

这倒也讲得通——密访嘛!

郑和下西洋却是大张旗鼓,首航在永乐三年。朱棣即位的第三年才寻找建文帝,这本身就很奇怪。先派出舰队直奔海外,过了两年才派人在国内密访,岂非更加怪异?

不过,胡濙倒很像是找人的。他在国内找了九年,走遍天下州郡乡邑,永乐十四年才还朝,职升礼部左侍郎,官阶正三品。看来,这位密使的寻访卓有成效,所以三年后再次出巡长江以南,四年后的永乐二十一年七月还朝。

此刻,由于御驾亲征,皇帝正在河北省宣化县,当时叫宣府。胡濙赶到宣府时,朱棣已经睡下。听说他来了,立即召见,两人谈到大约凌晨两点。谈话内容没有记录,可能与建文帝有关,因为《明史》接着说: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20〕

如此说来,莫非胡濙与郑和是分头寻找?

不过,郑和跑得也太远了点,比如:

古里地闷——帝汶。

溜山——马尔代夫。

忽鲁谟斯——伊朗东南波斯湾某岛。

天方——沙特阿拉伯的麦加。

竹步——在索马里。

麻林——在肯尼亚。〔21〕

据人教版高中历史课本。

天涯海角啊!

实际上,就算建文帝当真流亡海外,能跑到越南的占城便不错了,哪里能到天方和竹步?要说有人举报,此公正在联合非洲人或阿拉伯人试图反扑,才真叫作天方夜谭。

七下西洋也不合理,尤其是宣德六年的最后一次。那时帝国早已迁都北京,龙椅上坐的是朱棣的孙子。八年前爷爷就已释怀的事,他有什么放心不下?难道又起风波?

当然,坚信建文帝当时并没有死的大有人在,直到万历二年明神宗还亲口问过张居正。张居正的回答是:国史不载此事,先朝故老相传云云。不过所有这些故老相传,也只是说建文帝削发为僧,从密道出京流落江湖,或在云南,或在广西,或在贵州,或在四川,没有说在西洋的。〔22〕

同样,胡濙得到的信息也只能来自国内。这份情报肯定极其重要,否则他不会日夜兼程赶往宣府,朱棣也不会睡下以后又紧急召见。尽管这情报足以证明皇权无忧,但可以断定不会是建文帝解散了他的海外军团。那么,宣德帝为什么还要派郑和远航沙特阿拉伯和索马里再去寻找?〔23〕

这就连撰写《明史》的人也觉得讲不过去,便在“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的后面又加上一句——“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才算是勉强把话圆了过来。〔24〕

呵呵,双重目的,两个动机。

可惜,这个圆场打得勉强。

事实上,早在明代就有人质疑:建文仁弱,帝座一倾即窜入蛮夷,成得了什么气候?所以就连胡濙密访,也都可能另有使命,尽管他的差使仍然应该与朱棣的皇位有关。〔25〕

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此说不能成立。

耀兵异域倒是有可能。所有的史料和研究都证明,郑和率领的是皇家舰队,船员主要是军人。第一次下西洋,就有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之多。这是《明史》的说法。郑和自己的说法,则是官校旗军数万人,巨舶百余艘。无疑,这实际上是一支海外远征军,是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海军部队,甚至海上军事基地,郑和则是舰队和基地的总司令。〔26〕

那么,他们攻城略地、开疆辟土、海外殖民了吗?

没有。仗是打过,但事出有因,且多为自卫反击,并非要侵吞他邦。相反,郑和通常的做法是:先宣读诏书,然后进行封赏。即便迫不得已使用武力,比如还击并擒获了试图偷袭舰队的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国王,也不灭其国。因为他的使命很明确:宣德化而柔远人,不是侵略扩张。〔27〕

如此,还算耀兵异域吗?

当然是,柔中有刚而已。事实上,宣德化也好,柔远人也罢,都是以“天朝上国”自居,视他国为藩属。没有武装力量作为坚强后盾,这个战略目标根本就实现不了。

郑和带的兵,原本就主要是用来炫耀的。〔28〕

收买同样必须,只不过叫赏赐。赏赐是公开的,与外邦贸易时是否暗中让利则不得而知。能够知道的是,当时就有人抱怨,西洋购物动辄数千万,所得不足支付的二成。〔29〕

数字是反对派提供的,很可能夸大其词,也未必就具有统计学的意义。不过朱元璋和朱棣父子的外交政策,向来是厚往薄来——外邦贡品可少,中国赏赐要多,甚至满不在乎地慷慨奉送。如果郑和按照处理贡品的原则对待商品,恐怕要算领会精神和忠于职守。但,即便将比例倒过来,只亏损了百分之二十,也是开着“航母”去做赔本买卖。〔30〕

这就只能用“示中国富强”来解释:不耀武扬威不足以示其强,不厚往薄来不足以示其富。如此高成本的摆阔逞能当然难以为继,七下西洋也就成为中华史上的绝无仅有。

好吧,炫耀就炫耀,为什么要这样排场?

也许是因为朱棣好这口。他编纂《永乐大典》,铸造永乐大钟,还想为太祖皇帝树一块高达80米的巨碑,只不过半途而废。诸如此类的史无前例不胜枚举。何况好大喜功的帝国元首前有汉武,后有乾隆,朱棣算得上吾道不孤。〔31〕

但,仅仅如此吗?

恐怕未必。汉武和乾隆都有大笔遗产可供挥霍,朱棣却是开销甚多而捉襟见肘的。甚至还有学者认为,他正是因为财政困难才派郑和出海求宝。可惜事与愿违,大量番货涌入之后无法抛售,宣德帝只好以低价折算,强行作为官员们的俸禄发放。那么,没有钱用还要大肆铺张,为了什么?〔32〕

只有一种可能:巩固皇权。

众所周知,朱棣的龙椅是从他侄子那里抢来的。建文帝才是合法的大明皇帝,而且深得同情。明人甚至说: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对此,朱棣心里可是比谁都清楚。没有合法性,就只能借助于正当性。若能依靠所谓“以德服人”的方式,以致四海来归,无疑能够证明他是真命天子。政治红利如此之大,是不必算经济账的。朱棣想要满足的,也绝非“虚荣心”那么简单。〔33〕

但,朱棣是朱棣,郑和是郑和。

七下西洋,也不会因为朱棣的私心而没有意义。

从西域到西洋

中国人很早就西行了,比如周穆王。

周穆王确有其人,从文王算起是周的第六任君主。在位时间也最长,五十五年。他的西行应该也确有其事,只不过是否当真见到豹尾虎齿猿啸、半人半神的西王母,恐怕只能将信将疑,尽管那西王母也可能是当地人崇拜的女神。〔34〕

八百年后,张骞通西域。

通往外部世界的门打开了。司马迁写《史记》时,就已经知道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的大宛,在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的康居,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东南的乌孙,在今阿富汗的大夏,当时叫安息的伊朗,当时叫身毒的印度,首都在土耳其、领土包括叙利亚的条支。

后来又知道了罗马,汉代叫大秦。

连接罗马与大汉的,是丝绸之路。

陆上的丝绸之路后来断了,海航却早已开始。汉代便已有使者到达斯里兰卡(当时叫已程不国)的记录,唐的海船更是航行于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通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南天竺最南境”的没来国(今印度奎隆)更是不成问题。〔35〕

宋代走得更远,比如:

勿斯离国——今伊拉克摩苏尔。

瓮蛮国——今阿拉伯半岛阿曼。

勿斯里国——今埃及。

弼琶啰国——今索马里北部。

层拔国——今桑给巴尔。

昆仑层期国——今马达加斯加。

芦眉国——在今小亚细亚。

斯加里野国——在今地中海西西里岛。

木兰皮国——在今西班牙南部及非洲西北。

默伽猎国——在今摩洛哥。

这些,都是比郑和舰队行踪更远的地方。〔36〕

航海业最为发达的时代是元。作为马背上的民族,元的统治者更愿意征服世界。马跑不到,那就换成船。忽必烈便曾远征日本、占城和爪哇,动辄投入战舰数千艘。尽管战争的结果并不如意,但他们确实差点就到了澳大利亚。

好在对于物资和货币的流动,游牧民族比农业民族更有兴趣。允许海外各国商人自由来华贸易,始终是大元帝国的基本国策。何况他们也有条件——波斯湾地区基本上归属了同为蒙古人的伊利汗国,作为二等臣民的色目人又大多精通生意经。帝国的财务和外交,其实多半交给了他们。〔37〕

既然如此,那又为什么不将触角伸向海外?

可惜对于明帝国而言,元帝国留下的巨大遗产弄不好就是沉重的包袱。朱元璋父子也无法确定,那些跟蒙古人进行海外贸易的是不是敌对势力。可以肯定的是,明太祖登基才三年,一个突厥化的蒙古贵族帖木儿,就在撒马尔罕建立了自己的汗国。此后三十多年里,又发展为从印度德里到大马士革,从咸海到波斯湾的“名义上”的大帝国。〔38〕

这些都是远虑,虽然远了点。〔39〕

然而当年逐鹿中原失败者的余党,可是确确实实逃到了海上。一衣带水的日本,也并不安分。被驱逐回漠北草原的元帝国残余势力,更是人还在,心不死。也就是说,明帝国面临着塞外和海上的双重威胁。这可是历朝历代没有的特殊困境,禁海也就不能完全理解为朱元璋的小农经济观念。〔40〕

只不过,他儿子的策略不同。

也许,在朱棣看来,与其被动防御,不如在严禁民间与海外私相往来的同时,派出皇家舰队远航。目的,当然是要安抚笼络那些外邦和侨民。实际上,宣德化而柔远人,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所以,郑和率领的必定是海军,却又必定不会侵略扩张、海外殖民,当然也不会在乎经济效益。

这也同样能够解释,为什么郑和七下西洋都是老马识途般地走着熟知的航线,没有新的开拓。尽管他的船在当时的世界上,性能最优,吨位最大,完全有此可能。〔41〕

道理也很简单,他的使命不是探险。

郑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海外各邦纷纷来朝,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则不过顺理成章。至于那位帖木儿苏丹,也果然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那年征伐中国,只不过卒于途中。可见朱棣并非多虑,尽管他得到帖木儿的死讯在两年后。〔42〕

帖木儿,就算是小插曲吧!

大明帝国却在毋庸置疑地显示了海上力量之后,悄然地退出了南海和印度洋,而且不带走一片云彩。想当年,鲸舟吼浪泛沧溟,远涉洪涛渺无极,此刻却成了渔樵闲话。〔43〕

开启海洋世纪的机会,拱手让人。

这是让后世许多人扼腕叹息的。尽管说起大航海,人们都不会忘记郑和,甚至承认他是第一人。但,由此实现地理大发现,将文明的互动中心从欧亚大陆迁移到海上,使人类汇合在一个整体世界中,却与他没有直接的联系。〔44〕

那么,明帝国有可能延续郑和的事业吗?

据龚昌奇《大型郑和宝船的复原研究》。郑和宝船的尺寸学术界有争议,此复原图取福船船型,面积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长100—110米,宽64—75米),船尾甲板设有天妃宫。

香港科学馆藏。

没有。因为缺少动力。

动力有经济的,有政治的,前者根本免谈。朱元璋父子都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天朝无所不有,用不着与外邦进行什么贸易。需要的只是蛮夷慕义来归,俯首称臣,再加上贡奉些奇珍异宝以便粉饰太平。既然如此,自然是端坐宫中等着他们主动上门,哪有漂洋过海到处寻找的道理!地理大发现?发现了用来干什么?还得劳神费力去教化他们。〔45〕

朱棣也无心成为海上的汉族成吉思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臣也好,王土也罢,其实都在四海之内,海洋却基本上在视线范围之外,至少也是可有可无的。那些岛夷愿意来朝,固然显得皇恩浩荡。兴师动众去建立“非我族类”的洋际联盟,却大可不必。〔46〕

何况技术上也无法支持。毫无疑问,以前确实有人建立过海陆大帝国,比如亚历山大、罗马人、阿拉伯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但,他们能够把地中海变成内湖,是因为地中海原本就被陆地包围。印度洋却一望无际,怎么能拿下?

再说,朱元璋父子也未必知道有此先例。当然,中国人很早就听说了地中海和阿拉伯海,并且分别称之为西大食海和东大食海。可惜,那不是朱元璋关心的地方,也不是他想效法的榜样。他要建立的是统一而稳定的农业大帝国。这就只需要农民守本分,官员尽职责,不需要外出探险。〔47〕

地理大发现的唯一可能,只在民间。

事实上,无论汉唐的陆路,还是宋元的海路,丝绸之路都首先是民间开拓之商道。有巨大的商业利益为动力,天堑自然变通途,官方只需要保护、支持和鼓励就行了。这就是葱岭驼铃远扬,南海云帆高挂,中外往来不绝的原因。

朱棣却继承其父政策,严禁民众私自出海下番,还下令将所有的民间海船都改成只适合内河航运的平头船,当然也绝不鼓励海外移民。他的动机,虽然主要是防止反对派里通外国,未必要与民争利,但在实际上,却断绝了贸易发展的可能。领先世界的大航海壮举,注定只能昙花一现。〔48〕

郑和下西洋与张骞通西域有着不同结果,也不奇怪。

海洋却是属于全人类的。大明帝国自动弃权,便会有人后来居上。伟大航海家郑和逝世于古里六十五年后,另一支船队到了那里。虽然只有四艘帆船,却是从欧亚大陆最西面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国家出发,还绕过了非洲,航程之长超过郑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远行既非首次,也非孤军。〔49〕

一个巨浪滔天的时代当真到来了。

血染的航线

到达古里的叫达·伽马,葡萄牙人。

葡萄牙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拉丁文的意思是温暖的港湾。按照中国的标准,这是一个小邦,现在的国土面积只比重庆市略大。直到晚清,满腹经纶的大学士徐桐也仍不承认这个国家,包括旁边的西班牙。他说,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怎么可能存在?笑话!〔50〕

然而,开西方世界风气之先的,却正是这个小不点。

小不点本是幸运儿。此前,被称为“黑死病”的大瘟疫席卷欧洲,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死于非命,葡萄牙却是受害程度最小的。因此,等到欧洲经济全面复苏时,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便急剧膨胀,以至于其狭小的国土容不下了。

接下来的危机,是黄金和白银的短缺。

黄金和白银是用来铸造货币的。快速的经济发展很需要它们来维持周转,欧洲的金银存储量却严重不足,葡萄牙更是基本上依赖于进口。麻烦还在于,这些不可或缺的贵金属总是源源不断地流向亚洲,因为要购买东方的奢侈品,以及本地并不出产的香料,比如丁香、胡椒、肉桂和豆蔻。

这些东西并不起眼,却是刚需。没有了它们,餐桌上的肉食难以下咽,教堂里的仪式无法举行,药剂师将对某些疾病表示无能为力。然而,香料从原产地几经周折卖到消费者手里时,由于可以想见的种种原因——比如路途遥远,运费高昂,关税极重,且有风险,其价格已经等同于白银。

更何况,商道还不被自己人掌握。

香料之路传统上有海陆两条,都要先运往地中海,再由威尼斯或热那亚的商人转手。但是现在,曾经确保商旅畅通无阻的蒙古帝国已经解体,好战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则在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二十年后,灭亡了拜占庭帝国,还将首都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意思是伊斯兰之城。他们与欧洲的基督徒相互仇恨,地中海由通途变成了牢狱。葡萄牙则与穆斯林的北非隔着直布罗陀海峡,只有一步之遥。

葡萄牙人决定突出重围。

选择是明智的。毕竟,邻国西班牙比四川省还大。与其跟他们在陆地上纠缠不清,还不如另辟蹊径。而且,葡萄牙朝野上下都对海外扩张摩拳擦掌:商人可以发家致富,教会可以扩充势力,贵族可以得到封地,平民则能够趁机去寻找新的生活。他们需要的,只是强有力的支持和领导者。

这个人也出现了,他就是亨利王子。

亨利王子在历史上是被称为“航海家”的。葡萄牙人还在他逝世五百周年时,在里斯本建立了航海纪念碑。纪念碑有如船只张开巨大的风帆,亨利王子则站立船头,尽管此君并未亲自远航。但,如果不是他开办航海学校,修建天文台和研究所,网罗有关学科的顶尖人才,给予民间造船业优惠政策(比如建造百吨以上船只均可从皇家森林免费得到木材)等等,蕞尔小邦葡萄牙又岂能走在西方世界的最前列?

成绩无疑是骄人的:

1420年,占领马德拉群岛。

1427年,发现亚速尔群岛。

1460年,到达佛得角群岛。〔51〕

这些发现让亨利王子大为满意,并毫不犹豫地宣布它们归葡萄牙所有。唯独在加那利群岛他碰了钉子——两次入侵都被当地土著打败,只好拱手让给更为强大的西班牙。

葡萄牙人的旗开得胜,却是土著黑人的灾难之始。某个阴暗的日子,那些“航海家”从非洲带回来的“货物”竟是黑人。这十个不知所措的俘虏在市场上被高价出售,让没能参加航海的人羡慕不已。此后又有更多的黑奴被贩卖,亨利王子甚至许诺探险者可以得到百分之二十的分成。朝野上下对他“挥霍浪费”的指责立即烟消云散,远航成为惨无人道但有利可图的新兴产业,他们心里却居然没有罪恶感!〔52〕

这是血染的航线。

位于葡萄牙里斯本,高52米。亨利王子立于船首,面朝南方的港湾。

航线继续在开通,而且越走越远。亨利王子去世二十七年后,三十七岁雄心勃勃的船长迪亚士从里斯本出发,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航行。两年前他就到过佛得角,这次自然熟门熟路,也更加胆大妄为,居然从北半球到了南半球,越过了南回归线,还在今天的纳米比亚立了一根石柱。

迪亚士却意犹未尽。实际上他此行的使命,就是要发现地图没有标注的地区,并找到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只不过他意识到使命已经完成,是在身处印度洋以后。当时,迪亚士发现海岸线从东西向变成了东北向,非洲向北弯曲的部分也清晰可见。出身于航海世家且经验丰富的他立即判断,绕过非洲通往印度的道路找到了,以后就可以直接购买香料。

这时,已是船队离开里斯本的第二年。

返航途中,迪亚士将非洲南端的一个海角,命名为托尔门托,意思是风暴角。然而其他葡萄牙人比他乐观,将这个风急浪高的地方改名为好望角。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次发现无疑将给自己带来好运,实现图谋已久的愿景和愿望。〔53〕

对此,后来“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不以为然。

哥伦布是意大利热那亚的水手。在他看来,沿着迪亚士开辟的航线到达印度,只有理论上的可能,实际操作起来却绝非易事,更非捷径。正确的方式不是向南绕道,而是向西直航。因为地球反正是圆的,西行的航线还更短更近。

葡萄牙王室的专家对哥伦布的想法嗤之以鼻,国王打发了这个“满脑子幻想并夸夸其谈”的家伙。幸运的是,经过多年苦口婆心和坚持不懈的游说,西班牙王室与哥伦布达成协议,任命他为海军大将。如果能够发现新土地,他将成为那里的世袭总督,有权将总收入的十分之一留归己有。

这笔买卖,双方都合算。

于是,郑和逝世五十九年后,哥伦布率领三艘帆船,带着给印度君主和中国皇帝的国书从巴罗斯港出发,在远航七十一天时发现了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绝处逢生的哥伦布大喜过望,兴奋地将当地土著叫作印第安人。尽管此后他又到了古巴和海地,但终其一生都误以为到了印度。

得到消息的葡萄牙国王悔青了肠子。当时,由于遇到了风暴,返航的哥伦布不得不在里斯本停靠。听完这家伙洋洋得意的讲述,陛下立即意识到自己铸成大错,白白送给竞争对手天上掉下的馅饼。所以,他虽然放走了哥伦布,却公然宣布这次在大西洋的发现不属于西班牙,而属于葡萄牙。

西班牙当然不能接受。

此刻,唯一能够进行调停的只有罗马教皇,而时任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碰巧是西班牙人。经过一年的讨价还价,两个争夺海上霸权的国家达成协议,在佛得角以西大约两千公里处画一条分界线,东边归葡萄牙,西边归西班牙。不过当时没人知道南美洲长什么样子,结果巴西便成了葡萄牙的。

这份协议,就是《托尔德西拉斯条约》。

如此肆无忌惮地瓜分世界,只有狂妄无知又贪得无厌的强盗才想得出,但对于那两个国家倒也管用。此后,哥伦布又三次远征美洲,却并没有到过印度。真正到达印度,并且走得更远的,仍然是取道非洲南端的葡萄牙人。

开辟印度航线的,则正是前面提到的达·伽马。

卡拉维尔帆船和克拉克帆船是地理大发现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欧洲帆船,但与郑和宝船一样,都没有造船资料传世。

地理大发现时期的舰队多以克拉克帆船为旗舰,同时带有若干艘卡拉维尔帆船随行。体积庞大的克拉克帆船用于远洋航行,吃水较浅的卡拉维尔帆船多用于沿岸及河川的探险。

这是初期的卡拉维尔帆船(Caravel),长20—30米,重约50吨,只配备两根船桅,挂着标志性的三角帆。巴黎国家海事博物馆藏。

哥伦布发现美洲时的旗舰“圣玛利亚号”是典型的克拉克帆船(Carrack),特征为其巨大的弧形船尾,以及船首的巨大斜桅。图据安德里斯·范埃特费尔特于1628年创作的油画,距离哥伦布发现美洲一百多年,具有参考价值。伦敦格林威治国家航海博物馆藏。

地理大发现

根据随行船员维尔霍的日记,达·伽马从里斯本启程的时候有四艘船,都是老航海家迪亚士监制的,迪亚士还亲自指挥其中一艘陪同到了埃尔米纳。按照老前辈的指点,新的探险队没有像过去那样沿岸航行,而是直奔佛得角,然后又直奔好望角。绕过好望角之后,他们在摩塞尔湾停泊,烧掉了已经受损的供给船,又很快就越过了迪亚士曾经到达的最远点,此后便航行于没有地图和资料的陌生水域了。

这段路悲喜交加。悲哀的是,由于长期吃不到新鲜蔬菜和水果,船员得了坏血病,已经有人死去。幸运的是,不少当地人对他们友好。在肯尼亚的马林迪,苏丹还帮船队请到了阿拉伯的引水员。达·伽马决定横渡印度洋。航行一个多月后,这些葡萄牙人终于到达印度,登陆古里。

几代人为之奋斗的目的实现了。

达·伽马是否在这里向郑和致敬,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垄断了港口贸易的阿拉伯商人对他们抱有敌意,古里国王则对送来的礼物不屑一顾,只是出于礼貌才接见了远方的客人。总之达·伽马弄到的香料和珠宝十分有限,又因为拒缴关税与当局发生冲突,只好狼狈不堪地离开那里。

此后的航行更加悲催。由于那位阿拉伯引水员到达古里之后就不见踪影,葡萄牙人再次横渡印度洋竟然用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尽管濒临崩溃的船队来到马林迪时,友好的苏丹又用新鲜蔬果救了他们的命,但之后长达六个月的返航仍然让许多船员丧生,活着回到里斯本的不足三分之一。

国王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凯旋仪式,甚至通过铸造金币和修建教堂来表示纪念。达·伽马探险队的丰功伟绩和神奇故事,也被编成了小册子在欧洲广为散发。这当然并不因为此行收获甚丰,而是要向西方世界宣布,葡萄牙人已经通过东向的航行到达了印度,并且拥有新航路的所有权。〔54〕

结果,二十年后,麦哲伦来挑战了。

麦哲伦也是葡萄牙人,而且原本也想为祖国效劳。可惜正如当年拒绝哥伦布,当时的葡萄牙国王也拒绝了他。万般无奈的麦哲伦只好与西班牙签约,后者则不失时机地修改了规则:发现的土地越多,探险者的分成比例也越高。

郑和逝世八十六年后,麦哲伦的船队启程。

此一去可就是生死未卜,抱定“不成功则成仁”宗旨的麦哲伦也立下了遗嘱。但,尽管他选择的航线很直,也尽管可以利用赤道洋流和东北信风,却用了三个半月才到达巴西海岸累西腓,又用了半个月才到了里约热内卢。

第二年,麦哲伦的船队来到南美洲第二大河拉普拉塔的入海口,从此进入未知水域。航程中,他们还意外地发现了后来被命名为“麦哲伦企鹅”的可爱动物。这是南极洲企鹅最北方的代表。能够在此相逢,想必双方都很诧异。

可惜,新发现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毕竟,当船队驶进今天阿根廷的圣胡利安港时,地理位置已是南纬49度,季节则已进入南半球的深秋。天寒地冻,荒无人烟,南美洲大陆看不到尽头,都让船员心灰意冷。麦哲伦以霹雳手段镇压了哗变和叛乱,又在这里停留了近五个月,才继续南下。

苍天不负有心人。通往另一片海洋的口子,终于出现在船队面前。麦哲伦将它命名为圣徒海峡,后人则公正地称为麦哲伦海峡。过了海峡,便是西方人说的大南海,麦哲伦却把这片风平浪静、阳光灿烂的海域改名为太平洋。

太平洋的天气虽然很好,航程却格外漫长。船队甚至有三个多月没能补充新鲜食品,只能吃海水泡过的牛皮,咀嚼船帆或桅杆。这当然是麦哲伦犯的错误,他把太平洋估计得太小。然而,在他们好不容易来到菲律宾群岛时,麦哲伦又犯下另一个大错误,竟然卷入当地人的内讧。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战斗中被杀,再也回不到西班牙。

顺便说一句,菲律宾是他以菲利普王子的名字命名的。

麦哲伦未竟的事业由同伴们来完成,他们也当真找到了叫作“摩鹿加”的香料群岛,还顺便发现了叫作“婆罗洲”的加里曼丹岛。由于旗舰特里尼达号严重漏水,水手们公推卡诺为船长,率领维多利亚号向西航行,穿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一路躲躲闪闪,耗时十七个月抵达西班牙。当这艘破败不堪的船驶进圣卢卡尔港时,船员只剩下18人。〔55〕

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终于完成,历时1082天。

旗舰特里尼达号修复以后也返航了,却又被逆风吹回了摩鹿加群岛,并且成为葡萄牙人的俘虏。船员中只有四个人活着回到了西班牙,不过先在里斯本关押了很长时间。也就是说,他们在船舱变成的囚室中走完了最后的航程。

但,这些勇敢的人雄辩地证明了:地球是圆的,地球上水域大于陆地,而海洋是连为一体的。因此,没有什么地方不可以驾船前往,没有什么海洋不可以航行和横渡,当然也没有什么资源不能共享,没有什么文化不能传播。

变化感性而直观地体现在餐桌上。哥伦布首次航行美洲的时候,海地岛的印第安人就请他品尝了特别的面包。这种面包用植物的块根做成,可以水煮也可以火烤,吃起来味道就像栗子。哥伦布将它带回西班牙献给女王,西班牙水手又将它带到马尼拉和摩鹿加群岛,从此传入亚洲各国。

据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中世纪卷及人教版高中历史课本。

现在我们知道,它就是又叫地瓜和红苕的甘薯。

与红薯一起被哥伦布发现的还有玉米和土豆,也都是他首航时就结识的,在美洲则有几千年的栽培食用史。这三种粮食作物的共同特点是对土壤的要求较低,产量却高,还不耗时费工,加工食用又方便,简直就是天赐之物。何况它们的果实和茎蔓叶都能够用来做饲料,这得养活多少人!

事实上,学名马铃薯的土豆救过爱尔兰人的命。1641年英国入侵爱尔兰,烧光了所有的庄稼,只有长在地下的土豆安然无恙。从此,土豆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粮食作物,排名在小麦、水稻和玉米之后。玉米的维生素含量远远高于小麦和水稻,还可以制糖、酿酒和榨油,当然风靡全球。

中国人同样受惠于此。比方说,如果点桌素菜——红烧土豆、玉米浓汤、虎皮青椒、炒地瓜叶、凉拌西红柿、水煮花生、西葫芦丝、焖四季豆,饭前嗑嗑葵花子,饭后再喝杯可可,吃片菠萝,那可就是“舌尖上的美洲”了。

至于烟草,不提也罢,祖师爷也是印第安人。〔56〕

发生变化的还有两个内海。最大的加勒比海变成了海盗的天堂,因为那里岛屿多如繁星,可以神出鬼没,又有满载黄金和珠宝的船只可供抢劫。船只当然是西班牙人的。这些家伙在新大陆一夜暴富,有如肥猪,岂非不抢白不抢?

海盗的后台老板是英国、法国与荷兰。他们发现,世界已经因为大航海变了样子,不动用非常手段便很难与暴发户葡萄牙和西班牙竞争,必须双管齐下。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弗朗西斯·德雷克既是海盗,同时又是探险家,有着用自己名字命名的海峡,还被伊丽莎白女王赐与爵士头衔。〔57〕

事实上,那三个海洋强国早就见贤思齐,也参与到地理大发现中来。结果是另一个内海——地中海——衰落了。要知道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阿拉伯帝国时代,这里一直是西方世界的贸易和文明中心。然而现在不是了,中心将移到北大西洋。这是天翻地覆的巨变。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

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58〕

地理大发现艰苦卓绝,意义非凡。

那么,朱明王朝意识到了这些吗?

第二章

西学东渐

洋鬼子来了

张居正被抄家那年,有个外国和尚不无烦恼地走在肇庆街头。他的感觉不算太好,最后只能加快了脚步。因为此处居民从未见过洋人,总是把他们当作笑料和稀罕物件,还给这些外国佬取了无数绰号,其中最常用的是“洋鬼子”。〔1〕

这个“洋鬼子”就是利玛窦。

利玛窦抵达中国的第一站是澳门。澳门在明代,原本是广州府香山县的小渔村。由于盛产牡蛎,得名濠镜澳。嘉靖年间,葡萄牙人把这里变成了自己的居留地,并且因濠镜澳的标志性建筑是妈祖庙,将其命名为Macao(妈阁)。〔2〕

这件事的时间和原因有不同说法。据《明史》说,嘉靖十四年,指挥黄庆受贿,将南洋各国的交易市场,从电白县移到濠镜澳,葡萄牙人趁机混入。此后的小渔村,高栋飞台鳞次栉比,闽粤商贾趋之若鹜。久而久之,越聚越多且彪悍蛮野的葡萄牙人吓跑了各国同行,最后独占了这里。〔3〕

另一种说法,是嘉靖三十六年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以所谓“借地晾晒贡物”为由,买通海道副使汪柏,获得在此暂住的许可,后来就赖着不走。当然,除了贿赂官员,葡萄牙人也贡献了税金,并帮助官方平叛缉盗,绥靖沿海。这就让朝廷觉得,容留些许洋鬼子在家门口也未尝不可。更何况这些尚未开化的野蛮人孺子可教,很快就学会了表示臣服的跪拜礼仪。既然如此,给他澳门又如何?反正天朝上国地大物博,胸怀宽广,并不在乎一个小小的渔村。〔4〕

葡萄牙人终于获得了可靠的基地。

与郑和的事业戛然而止不同,那些“胡椒商人”开辟的海路上,后继者热情高涨,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堪称“精神商人”的神职人员。这个称号或许略带调侃意味,却也恰如其分。的确,他们的使命,不仅是要给难免酒精中毒或野性发作的殖民者以精神抚慰和灵魂拯救,让建立在他人国土上的据点看上去显得圣洁,也希望那里的人们能够皈依。〔5〕

利玛窦不是第一个来中国执行任务的精神商人。最早的是沙勿略,而且是受了日本人的刺激。在他与日本僧侣辩论之时,对方反唇相讥说,你们传播的道中国人知道吗?如果连中国人都不知道,那就说明不是真理,没有价值。

托马斯·阿洛姆绘。这是利玛窦登陆约两个半世纪后的澳门景象。

这样啊?沙勿略如醍醐灌顶,大彻大悟。

明白了中国人才是日本人老师和宗主的沙勿略,很快就进行了筹划。他甚至说服了东印度群岛的葡萄牙总督,让他派使团前往北京,自己则作为教廷代表随行。可惜,这计划由于马六甲总司令的阻扰未能实现,沙勿略只好豁出去选择了偷渡。不过,这个勇敢的人最终既没有进入皇宫,也没被关进监狱,而是孤独地死在了名叫“上川岛”的地方。

沙勿略的努力付诸东流,传播方针则得到肯定。更多的同行认识到,中华天子才是这个文明圈的主宰,而想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学会中国的语言文字,懂得他们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于是,在《沙勿略传》的作者和中国行动总策划范礼安的不懈努力下,罗明坚来到了澳门。

跟他的中文名字一样,这个意大利人聪明而坚定。尽管葡萄牙同行不以为然,罗明坚的热情却有增无减。事实证明中国人“天道酬勤”的古训完全正确,他在六个月内就学会了一万个汉字,两年后又增加到一万五千个。〔6〕

这个成绩让他的中国老师大为惊诧,事实上也给他们的事业带来了好处——在大声读出新任海道的字条后,罗明坚得到了一所寺庙,并将它改造为礼拜堂。不过,最大的成就还是罗明坚以其中文水平、无畏精神和一把大胡子(也许还要加上一架西洋钟)赢得了两广总督陈瑞的好感。后者同意他在自己的驻节地肇庆修建住宅和会所,条件则是不能再穿外国和尚的奇装异服,必须换上中国出家人的僧袍。〔7〕

罗明坚明智地照办,还剃掉了头发和胡子,陈瑞却因为张居正的去世被勒令退休。新官不理旧账,何况总督衙门里也没有发现前任的有关批文。罗明坚万般无奈,只好沮丧地回到澳门,他的同仁巴范济则离开中国去了日本。

幸运的是,肇庆知府王泮受理了罗明坚的申诉,利玛窦也在前一年来到了中国。这时,两个人除了长相,穿着打扮都跟中国和尚没有两样。他们被视为印度佛教僧侣,也因此得到了土地,盖起了中式和西式混合的两层楼房子。

收录于2001版《葡汉辞典》,由旧金山大学和葡萄牙国家图书馆共同出版,罗明坚、利玛窦、钟鸣仁编。

王泮也很高兴。不到一年,他的夫人就生下儿子。这是他盼了三十年的事。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两个“印度和尚”给他带来的好运,他们居所悬挂的画像上,那个怀中抱着婴儿的女人,则无疑就是洋人崇拜的送子观音。

两个“印度和尚”对此装聋作哑,罗明坚还以中国名字和“天竺国僧”的名义,用汉语撰写了教理问答。王泮捐款印了三千多份,也承包了世界地图的印刷。地图是由利玛窦翻译为中文的,而且巧妙地将中国放在中心位置。罗明坚的书则大量使用儒家术语和观念,让士大夫们颇为满意。

为了表达善意,王泮和同僚郑一麟邀请罗明坚到自己的家乡做客。在那里,罗明坚为绍兴知府祈祷,只过了几个月知府的夫人就怀孕了。不过,尽管罗明坚明显感到广东以外的人更加友好,却被王泮紧急召回,并受到冷落。这件事的背后原因不得而知,但已经升官的王泮显然有压力。在实行海禁的大明帝国,与外国人过从甚密是风险很大的。

敌意确实存在,罗明坚甚至被指控与人通奸。这个阴谋虽然被新任肇庆知府郑一麟粉碎,诬告者也受到惩罚,灰心的罗明坚还是回到了欧洲。他已经意识到,民间交往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由教皇亲自出面。可惜,新选出的教宗接二连三相继去世,与中华天子的联系提不上议事日程。罗明坚的故事成为遥远的回忆,十八年后他去世于故乡。

留下来的利玛窦继续努力,并成功地将自己的会所变成类似博物馆的地方。这又给他带来好处:一位北京来的御史表示了参观的愿望,新任总督刘继文只好陪同。事实上当时刘总督已经下达驱逐利玛窦的命令,并且只肯付出十分之一的赔偿金,还拒绝接见外国和尚,事情正处于僵局。〔8〕

僵局由于参观被打破,总督在衙门里见了利玛窦。当他听说利玛窦连十分之一的赔偿金都要放弃时,这位以“海瑞第二”自居的封疆大吏紧张起来,很担心自己的清誉会因此受到质疑。早就变得像中国人的利玛窦却恭敬地回答,大人的用心非常仁慈,自己的遭遇则颇为悲惨。所以,只要能够让在下免于海上航行的危险和痛苦,则敢不铭记在心?

挽回了面子并保住了名声的刘继文顿生好感,为洋和尚指定韶州作为新的居留地。这个决定改变了利玛窦的人生和道路,转变之一便是脱去袈裟,留住发须,换上儒服,从此不再以“外国和尚”而是以“西方儒生”的身份出现。〔9〕

最早提出建议的是肇庆知府郑一麟。后来,作为学生和朋友的瞿汝夔同样强烈主张。这时在肇庆的遭遇也让利玛窦认识到,僧侣的地位在日本和中国并不一样。中国人只喜欢有学问的,丝绸长袍和四方高帽才是受人尊敬的服饰。〔10〕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完全正确。流利的中国话,典雅的文言文,更让“西儒利玛窦”在士大夫阶层如鱼得水。离开肇庆以后,与之交往的名士越来越多,包括后来担任了首辅的叶向高和特立独行的思想家李贽。他们谈玄论佛,也讨论物质世界的基本构成。毫无疑问,这样的文化沙龙主要是在南京,李贽正是在那里见到了利玛窦,并以独到的眼光对他作出评论:中极玲珑,外极朴实,毕竟不知到此何干也。〔11〕

当然不知,但利玛窦不会忘记。

到北京去

对于一个来历不明的外国异人而言,朝见中华天子真是谈何容易。事实上早在万历二十六年,利玛窦就由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带到了北京,却一事无成。当时,日本霸主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大明帝国正高度警惕。因此,太监们虽然对西洋礼物很感兴趣,却不认为在这个时候带外国人进宫稳妥恰当,利玛窦只好带着对北京的恶劣印象回到南京。

但是现在好了。朝鲜战争结束,丰臣秀吉死亡,紫禁城内外喜气洋洋。万历二十八年四月初六,利玛窦再次从南京启程。幸运的是,他坐在税务太监刘成的船上,而且有两个房间,北上也就一路畅通。不幸的是,他们在临清落入势焰熏天的太监马堂手中,连同贡物和行李被扣押在天津。

刘成无奈马堂何,只好留下祝福,匆匆离去。

马堂这样做的动机不明,最大的可能是想要控制事情的进程。事实上,六月下旬他就向皇帝奏明此事,并且遵旨让利玛窦提供了礼物清单。在这时,捞点好处是顺便的,邀功的想法应该占了上风,利玛窦受到盛情款待便是证明。

清单呈上以后迟迟没有下文,却又让他紧张起来。马堂变得凶神恶煞,甚至准备指控西方人携带违禁物品,试图用巫术谋杀圣上。利玛窦在官场的朋友则告诉他,不要想逃脱马堂的爪牙。他们的势力太大,没有人能够施以援手。

利玛窦一行只能在又脏又冷的破庙里熬过冬天。〔12〕

命运的转机却说来就来。十二月某日,利玛窦突然接到通知:立即带着贡品到北京去。事后才知道,原因是这个月初五那天,万历皇帝突然想起马堂的奏折,并且问:那架钟在哪里?我说,那架自鸣钟在哪里?旁边宦官答:陛下还没给马堂回话。皇帝立即批复:方物解进,玛窦伴送入京。

此时,那些可怜人已经在寺庙里哆嗦了十个星期。〔13〕

大明帝国的秘密却也展现无遗。原来,利玛窦是否继续哆嗦,甚至是否能够留在中国,仅仅取决于皇帝忘了以后还能不能再想起来。事情就这么简单,所有人都想多了。西方天主也确实不如中华天子,尽管洋术士们不这么认为。

署名“大西洋陪臣利玛窦”的奏折和贡品,在十二月二十四日送达御前。万历皇帝对自鸣钟爱不释手,派出的四个宦官则在三天内学会了操作,保证圣上能够听见和谐悦耳的钟声。理所当然地,这些聪明伶俐的奴才受到了嘉奖。〔14〕

陛下却纠结起来。他很想见见前来送礼的外国佬,却又不愿意破坏自己定的规矩:除了嫔妃和宦官,绝不在任何人的面前露脸。最后的办法是让皇家画师为利玛窦和他的同伴画像。看到画像,万历说:啊!他们是回回人!〔15〕

这大约就是中华天子的全部认识。

然而明代的事情绝不会那么简单,万历的喜爱反倒激起礼部官员的愤怒——这些洋鬼子居然绕过自己,通过太监向皇帝进贡。经过与马堂的争夺,他们将利玛窦及其同伴带到了四夷馆。这名字一听就不是什么好地方,好在礼部的官员给利玛窦他们分配了装修过的房间。后来,两个洋鬼子又被安排进了太和殿,向空着的龙椅下跪磕头,行礼如仪。

磕头以后,他们被继续监视居住在四夷馆,代礼部尚书行使职权的官员则上奏皇帝,声称《大明会典》中只有西洋没有大西洋,利玛窦来历不明,形迹可疑,应责令其不得在两京潜住,与内监交往,以免节外生枝,妖言惑众。

万历皇帝置之不理。他讨厌礼部官员,也不想让利玛窦他们离开,哪怕只是为了维护他心爱的自鸣钟。高级官员和监察官员中,也有不少人持不同意见。总之,由于种种原因和各方努力,利玛窦定居北京,有了自己的房子。〔16〕

利玛窦绘。利玛窦改变了当时通行的将欧洲居于地图中央的格局,绘图时将亚洲东部居于世界地图的中央,于是中国自然而然地位于该图的中心区域。明万历三十年(1602)在北京付印,分六幅刻印,再装裱为一幅。刻本在国内已不存,图据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所藏刻本,美国国会图书馆扫描。

这一住就是九年多。万历三十八年闰三月,这位意大利客人在北京去世。半年后,他被安葬在西郊阜成门外。墓地为皇帝所赐,葬礼规格依照陪臣。如此待遇堪称殊荣,因为利玛窦既非持有国书的使节,也没有帝国的官衔。严格说来他就是一介草民,尽管未经批准就穿上了士人的服装。〔17〕

毫无疑问,这相当不容易。众所周知,大明帝国的国门从来就是紧闭的,他们甚至重修了长城。去世三年前夏季的某日,利玛窦在官员和宦官的陪同下,巡游了这个令人震惊的巨大工程:城墙上可以让十匹马并列驰骋,每隔一箭之地便有岗哨,当然还有数不清的瞭望台。对此,利玛窦表示出大惑不解:为什么如此伟大的国家会害怕别的小邦?

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可以肯定的是,经历了宋元之变的中华史不会再有两汉唐宋的开放。这倒未必是恐惧,即便害怕也是怕麻烦,更希望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反正大中华应有尽有,少架自鸣钟又能如何?总之,帝国并不欢迎任何闯入者,除非得到特批,并且发誓不再回到故乡。〔18〕

因此,利玛窦来华的动机和目的,必须说成是仰慕天朝德化,希望得闻声教。在“贡献土物”的奏折里,利玛窦还使用了“沾被其余”的说法。的确,中华天子的恩泽是那样地浩荡,分出些许用不完的给远夷,又有何不可呢?〔19〕

这洋鬼子,可真会说话。

当然,那些奏折都经过了中国官员的润饰,却并不等于利玛窦被哄骗或者糊弄。也许在他看来,大明帝国就像富丽堂皇又深不可测的大宅院。为了深入其中,入乡随俗地使用对方熟悉的方式表示致敬,也是对主人应有的尊重。

礼貌得到了回报,也赢得了友谊。

友谊是利玛窦极为看重的。在一封信中,他向对方这样表明心迹:八万里而来,交友请益,但求人与我同,岂愿我与人异耶?在这里,来华目的变成了交朋友,谈学问,却与仰慕天朝德化并不违和,因为朋友原本就是五伦之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则向为士大夫们由衷赞同。〔20〕

利玛窦更是践行了自己的主张。刚直不阿的官员冯应京被捕后,他定期到狱中去探望这位无辜的人。其实早在万历二十三年,利玛窦就将西方人的交友格言译为中文,编写成名叫《交友论》的小册子,为之作序的正是冯应京。冯序中的一句话也早就广为流传: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21〕

这确实是至理名言。

事实上,人类总会有共同语言。以共同语言为前提进行文化传播,远比自说自话行之有效。利玛窦甚至利用中国人普遍认同的观点来说明一神教的信仰:既然人无二君,那么天上岂非只有一个天主?这虽然只能算作比附,却并不妨碍推论:尊奉人主的是人臣,尊奉天主的岂非“天臣”?〔22〕

如此说法,至少算得上聪明。

难怪利玛窦能够折服那么多士大夫。

有诗为证:

来从绝域老长安,分得城西土一棺。

斫地呼天心自苦,挟山超海事非难。

私将礼乐攻人短,别有聪明用物残。

行尽松楸中国大,不教奇骨任荒寒。〔23〕

这是晚明诗人谭元春在利玛窦墓前所作。这里面,私将礼乐攻人短,是指利玛窦用儒家思想批判佛教和道教;别有聪明用物残,则恐怕牵涉到他对科学技术的传播。其实早在利玛窦下葬之时就有宦官质疑:从古至今,都没有给外国人如此礼遇的,为什么对他特别厚爱?内阁大学士叶向高朗声回答:其他外国人的道德学问,有比得上利先生的吗?别的不说,单单所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矣!〔24〕

答得好!只不过,如此功绩离不开徐光启。

几何原本

徐光启是上海人。

明代上海是松江府的属县。我们知道,大明帝国有两个首都地区,分别称为南北直隶。南直隶十四府,松江府管辖三个县,其中青浦一度被废,万历元年才恢复。因此,嘉靖四十一年三月徐光启出生时,松江府只有华亭和上海。〔25〕

上海县城南太卿坊一户普通人家生了个孩子,在松江府当然不算什么,更没人知道他将来会名垂千古。真正让人们感到兴奋的在两个月后——严嵩罢官,华亭人徐阶成为内阁首辅。徐阶与徐光启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交集,却体现出江南士大夫两种不同的聪明才智。前者老于世故,在官场中游刃有余;后者求真务实,远离党争,为中华民族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显然,徐阶属于过去,光启属于未来。〔26〕

这是性格所致,也是时代使然。

事实上,嘉靖四十一年政坛的变故,其实意味着世道正悄然发生变化。过去的朝廷虽然内讧不已,却好歹还有活力生机。张居正的革新遭到清算后,帝国便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死气沉沉,再也振作不起来。这当然不是徐阶的责任,但在他接任内阁首辅的六年里,不是多少可以看出先兆吗?

也就在这时,葡萄牙人赖在了澳门。

少年时代的徐光启当然不知道这么多。身荷家族厚望的他按部就班地踏上科举考试之路,却直到三十六岁时才成为举人,四十三岁时才考中进士。很多年后,徐光启不无自嘲地这样感慨说:我辈爬了一生的烂路,甚可笑也。〔27〕

这时,万历皇帝早就不上朝了。

然而徐光启又是幸运的,他在顺天府(北京)参加乡试时的主考官是焦竑。焦竑阅卷毕,恨于不得第一名,分考官张五典便从落选的试卷中找出了徐光启的。焦竑看完,击节称赏:此名世大儒无疑也!魁首(解元)就是他了。〔28〕

唯其如此,徐光启终身都将焦竑视为恩人。更重要的是焦竑与李贽和利玛窦都是朋友。万历二十八年,徐光启来到南京看望恩师,混在人群里见了利玛窦,当时便认为对方是博学通达的君子。想来那是个高朋满座的场合,以至于四年后两人在北京重逢,徐光启还必须提醒对方曾经谋面。〔29〕

当然,他们以后的交往就完全两样。进士及第的徐光启考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留在北京。有此便利,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利玛窦那里学习几何学和逻辑学。终于,两年后的一个秋日,他们谈起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想法。〔30〕

这不是一件小事。

严谨美妙的《几何原本》并非一开始就赫赫有名。作为希腊文明的科学成果,它的原作者至少有三个:与苏格拉底同时的希波克拉底、与柏拉图同辈的泰阿泰德、柏拉图学生辈的尤多索。当欧几里得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当时是托勒密王国的首都)将其编成时,中国正处于战国后期。到中国的西汉成帝年间,托勒密的埃及被罗马吞并,这本书便差不多被忘了。跟古希腊其他经典一样,没有译为拉丁文。

出乎许多人的意料,继承希腊文明遗产的,是作为后起之秀的阿拉伯帝国。大约与中国的唐五代同时,迁都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翻译运动,时间持续两个半世纪之久。大量经典被直接从希腊文译出,成为阿拉伯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就包括《几何原本》。

拉丁文译本的出现,最早要到中国的北宋,一个世纪后才有了第三种,都是从阿拉伯文译出。直接从希腊文译出要到明的弘治十八年,也就是徐光启诞生的半个世纪前。如此看来,徐光启和利玛窦翻译此书,已是相当先进。〔31〕

据约瑟夫·德拉姆雕塑作品绘,该雕塑位于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

俄克喜林库斯29号纸莎草纸,现存最早的《几何原本》残页之一,右下角的图表与《几何原本》第二卷命题5相对应。1896年至1897年由牛津大学的B. P. 格伦菲尔和A. S. 亨特在埃及俄克喜林库斯发掘出土,测定年代为公元75—125年。现藏宾夕法尼亚大学。

难度也不言而喻。事实上,利玛窦向徐光启坦率讲清了历来未能成功的情况。徐光启却慨然答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吾避难,难自长大;吾迎难,难自消微。必成之。

工作进行了半年。每天下午,徐光启都要到利玛窦住处听其口述,进行笔录,然后撰写为文。经过反复推敲,三易其稿,最重要的前六卷在次年开春之际终于完成。〔32〕

不妨看看徐译的定义部分:

点者无分。

线有长无广。

面者,止有长有广。

再看今译:

点是没有部分的东西。

线是没有宽的长。

面是只有长和宽的东西。〔33〕

徐译何其精准!

这很不简单。要知道,对于传统的士大夫来说,那不仅是陌生的领域,就连进入领域的路径也是陌生的,比如公理思想及其体系。所谓公理,就是不证自明的逻辑前提。缺乏这个前提,就会陷入没有止境的循环论证之中。这样的逻辑前提和论证方法,中国古代也有,孟子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就是。当然,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完全可以质疑恻隐之心是否人皆有之,或者说这个命题也需要证明。但在孟子那里,它就是公理,只不过没有“公理”这样的概念。

徐光启则将其译为“公论”,并定义说:

公论者,不可疑。

顺便说一句,定义一词,徐光启译为“界说”。

这又是件新鲜事。如果说公理在中国古代,还算有其实无其名,那么,每提出或使用一个概念,必先下定义,可就十分罕见了。比如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请问这是谁给谁定义?用“恻隐之心”定义仁,则不足以涵盖后者;反过来更麻烦,因为“仁”本身就需要定义,岂能定义其他?〔34〕

结果是什么呢?辩论的时候,由于双方使用的概念没有公认的定义,往往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甚至鸡同鸭讲。也不奇怪。儒家的学者,何曾受过数学训练。

因此《几何原本》的翻译,对于改变思想方法,其意义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利玛窦和徐光启也特别强调了这本书的特点:题论之首,先标界说,次设公论。以此为据,再层层印证,重重开发,则义如列眉,往往释然而失笑矣。

就连书名的翻译,也煞费苦心。几何这个词,在古汉语中往往是“多少”的意思。利玛窦和徐光启为什么用这个词来命名研究空间结构及性质的数学分科,已不得而知。不过他们对“原本”作了解释:明几何之所以然。那么,这书名是否隐含这样的意思:世界的所以然究竟有多少?〔35〕

可惜,只能猜测。

但,这样的书,士大夫们看得懂吗?

看不懂。据荷兰学者安国风考证,利玛窦曾说,看得懂的只有徐光启和另一个中国人。因此,本书问世后,受到的称赞远远高于对它的理解。它甚至成为时尚,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以不懂,但不能没听说,那就太丢人了。〔36〕

这件事同样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还有问题:如果翻译的目的在于改变思维方式和辩论规则,而士大夫们又是看不懂的,那么,千辛万苦地弄出来,意义何在?

利玛窦、徐光启译,约1610年在北京付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甘薯与历法

《几何原本》出版第二年,徐光启在上海试种甘薯。

这当然因为发生了变故。译完《几何原本》后,徐光启的父亲就在五月份去世。按照规定,他必须辞去公职回老家守丧三年。这个请求照例得到恩准,徐光启也在八月份启程南下。据说,他们一行刚上船,北京就暴雨倾盆,徐家寓所全被淹没,只有已在舟中的徐光启和灵柩安然无恙。

很自然地,这被解释为孝感于天并广为传颂。

没想到第二年,江南也遭遇水灾,大片农田被淹,房屋被毁,人或为鱼鳖。徐光启紧急上书朝廷,建议留税金赈济苏州、松江和常州,拨款赈济杭州、湖州和嘉兴。这个方案被皇帝批准,无数民众得以存活。但这只是应急之策,并非长远之计,必须有科学方法让人民永久性地免于饥荒。〔37〕

的确,粮食产量不足从来就是中国的问题。据未必精准的统计数据,这个农业帝国拥有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耕地面积却只占十二分之一,而且主要在华北平原,以及长江的中下游。不幸的是,这两个地方很容易遭受水灾。历朝历代只好竭尽全力兴修水利,却仍不能幸免于难。更何况,并非所有地方都能种植小麦和水稻,其他地区又该如何?〔38〕

灾后重建也是问题:此刻的江南,能种什么?

徐光启想到了甘薯。〔39〕

甘薯走出美洲是大航海的结果,传入中国则应该有多种途径,福建长乐人陈振龙无疑是功臣之一。他在菲律宾经商时发现了甘薯,便将甘薯藤混编到绳索里,躲过西班牙海关的检查,瞒天过海带回了中国。与此大致同时,广东人陈益也从越南将其引进。由于来自番邦,所以也叫番薯。

实际上甘薯应该早就来了,因为万历四年的云南地方志就有种植记录。更传奇的故事属于广东电白人林怀兰。这位医生治好了越南公主的病,由此结识甘薯。只不过,他没有陈振龙聪明,因此在海关被截获。幸运的是,关将为其精神所感动,宁可投水自尽,也让林怀兰将甘薯带回中国。

这些故事,哪个是真?也许都是。

不过,陈振龙种植成功后,也只是将它当作外国的新鲜玩意馈赠亲友,甘薯成为粮食作物要到后来。利玛窦在江西改穿儒服那年,福建发生饥荒,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正好是巡抚金学曾的幕僚,便向他推荐了甘薯。金学曾发现这东西确实能够解决问题,立即在境内大力推广种植,结果是大获成功。依靠甘薯活命的当地人,竟多达百分之八十。

此后,中国人成为大规模接受新事物的群体,来自美洲的粮食作物遍地开花。于是,从清代的乾隆后期开始,中国人口也狂飙式地增长,最终有了四万万同胞。对此,必须说甘薯功不可没。当然,还应该加上玉米和土豆。〔40〕

徐光启的甘薯种,就是从福建莆田弄来的。不过,引进之后他也马上就发现了问题:可爱的甘薯虽然不怕风吹雨打病虫害,却怕湿怕冷难过冬,难怪最先种植的地区是广东和福建。经过试验,徐光启用稻草克服了困难。按照他发明的两个办法,甘薯的块和藤都能平安度过湿冷的江南之冬。

解决了留种过冬的问题,剩下的就是繁殖。甘薯是扦插方式无性繁殖的作物,扦插前先要育苗。这两方面,徐光启也都有发明:育苗有切块直播法,扦插有剪茎分种法。至于改良土壤,也有切实可行的方案,保证甘薯茁壮成长。

其实,试种甘薯,只是徐光启农学研究的一部分,他还系统总结了南方稻田的旱作技术和棉花的栽培经验,包括在稻田里种小麦、种棉花、种油菜,以及小麦和棉花、水稻和棉花的轮作。他的农业试验也不止于在上海,研究范围更是涉及方方面面。崇祯元年,六十七岁的徐光启第五次进京为官时,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已接近完成。后来,这部书由陈子龙等人修订刻板付印,并定名为《农政全书》。〔41〕

但,这跟他翻译《几何原本》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在富国强兵的愿望,实事求是的精神。利玛窦去世六年后,南京礼部侍郎沈㴶发起“驱逐远夷”运动,徐光启上《辨学章疏》为“洋鬼子”辩护,其中有云:

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42〕

这是远远高于“华夷之辨”的见识。科学技术原本不分国界,兼收并蓄才是中华文明的本色。只要利国利民,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学习吸纳,拿过来为我所用的,无论是难懂的数学、好吃的甘薯,还是管用的泰西水法和西洋大炮。

不过,徐光启最后的岁月,献给了修改历法。

说起来这也是久议不决的事。建国之初,朱元璋就确定以《大统历》为官方历法,以《回回历》为参考资料。然而前者其实是元代郭守敬《授时历》的翻版,后者也年代久远难免缺憾。结果预测不准的事情时有发生,修改历法的呼声也不绝于耳。可惜那是祖宗成法,再说此前又哪有更加先进的方案?因此正如时人所说:非惟不敢,亦不能。〔43〕

据《〈几何原本〉序》碑刻,上海光启公园藏。

变化发生在崇祯二年。钦天监和礼部侍郎徐光启,分别预测五月初一的日蚀。结果,使用《大统历》和《回回历》的钦天监颇有误差,使用西洋历法的徐光启准确无误。于是徐光启趁机请求修改历法,很快就得到皇帝批准。〔44〕

有了圣旨,徐光启立即组织历局招聘人才,只争朝夕地干了起来。即便后来以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也仍然主持撰写历书的工作,直到崇祯六年才因病辞去历职,交由山东参政李天经负责。李天经也不负厚望,在徐光启去世后继续他未竟之事业,于崇祯八年完成。全书一百三十七卷,其中三分之一为理论部分,这就是著名的《崇祯历书》。〔45〕

那么,大明帝国改历法了吗?

没有,因为有人搅局。起先是保定府满城县平民魏文魁上书朝廷,推荐自己的历书,被徐光启驳回。但是,徐光启去世后,魏文魁又浮出水面。结果是四家争鸣:主张《大统历》的钦天监、主张《回回历》的回回科、魏文魁的东局和李天经的西局。孰优孰劣,只能等待实践的检验。

结果不出所料,崇祯十年正月初一日蚀,李天经的西局预测最准。眼看新历书即将法定,东局负责官员郭正中赶紧跳了出来说:中历必不可尽废,西历必不可专行。四历各有短长,当参合诸家,兼收西法。这个表面上不偏不倚的说法触动了帝国敏感的神经,徐光启的“新船”暂停下水。

有人作梗毫不奇怪。按照明代制度,历官是世业,祖孙父子代代相传。如果说前期还有改革可能,后期就只会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改历法其实是砸饭碗,岂能赞成?

李天经则坚忍地继续努力。崇祯十四年十二月,他制定了下一年的新历,并且作出种种预测。这时,天子已经深信西法缜密。到崇祯十六年,西法的精准又被三月初一的日蚀再次验证。这样一来,争论已没有意义,崇祯皇帝也在八月下诏,称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46〕

可惜,第二年三月,他就自缢于煤山。

帝国大厦轰然倒塌,李天经却没有跟着去死。他归顺了李自成,职任光禄寺少卿。后来又归顺了大清,官居通政司左通政。不久,他因故降级,以后就告老还乡,以八十一岁的高龄寿终正寝于老家景州吴桥,再也与新历法无关。〔47〕

新历法则被大清帝国采纳。崇祯帝驾崩半年后,清世祖福临就迁都北京。在此之前,新历被一个“洋鬼子”献给了先期到达的摄政王多尔衮,并被命名为《时宪历》。〔48〕

这个“洋鬼子”名叫汤若望。

汤若望下狱

汤若望是德国人,万历四十七年由澳门进入中国,康熙五年去世于北京,在中华大地上生活了四十七年。他那入乡随俗的汉名,却与本名不无关系——若望即约翰音译,汤的读音则与亚当接近,这位约翰·亚当其实该叫若望汤。〔49〕

本该叫“若望汤”的汤若望在中国待了十二年后,崇祯四年四月由西安到京,参加《崇祯历书》的编纂工作。他的贡献也许没有李天经大,运气却好得多。崇祯皇帝驾崩那年五月初二,睿亲王多尔衮率军进入北京城。紧接着,新当局下令,北城(内城)的汉人必须在三天之内悉数迁出,搬到南边的外城,以便为那些外来户腾出地方。这时,李天经是自顾不暇的,也不可能去谈什么历法。存放在汤若望住处印刷历书的雕板和其他宝贝,也面临不保之虞。〔50〕

“洋鬼子”必须挺身而出。

于是,汤若望带着他的申请书来到武英殿,那张外国脸也很可能起了作用。乌泱乌泱跪了一地的汉族请愿者被皮鞭和棍棒驱逐,只有他得到接见。接见者可能是大清开国元勋范文程,甚至多尔衮本人。总之到第二天,士兵们就有序地退出了汤若望的寓所,雕板和圣物都得到保全。〔51〕

这是李天经做不到的,后来也当然不再有他的故事。

其实对于多尔衮他们而言,汤若望来得正是时候。那位睿亲王很清楚,大清要替代大明,成为新的中华帝国,首先必须解决合法性问题。这就要反复声明,北京城甚至全天下是从李自成那里夺回的,并非抢劫了朱家人。这正是范文程提供的说法。至于为崇祯帝“报仇雪恨”之后,为什么不把江山还回去,范文程也有解释:秦失其鹿,楚汉逐之。〔52〕

嘿嘿!按照这个说法,李自成倒成了项羽。

不过,逻辑虽然混乱,措施却也有力。出关后,范文程便向各地传檄: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进城后又发布安民告示,禁止清兵胡作非为,还隆重地重新礼葬了崇祯帝,并下令官民带孝三天,以示对亡明的尊敬。紫禁城当然也没有烧毁,而是像李自成那样自己住了进去。这样的鸠占鹊巢和改朝换代,在中国的历史上实属罕见。〔53〕

显然,新当局懂得人心向背的道理。

如此看来,汤若望受到礼遇也就不足为奇。更何况他还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大明旧臣,又是西洋远夷,这就让曾经贴过类似标签的人倍感亲切。因此,当他在奏折中向新当局俯首称臣,坦然承认“曾奉前朝故帝”时,多尔衮和范文程的心里应该是阵阵窃喜,而且很可能还有暗中考查。〔54〕

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新朝颁布新历时,多尔衮首先想到的是汤若望,而且知道他手里有历书。要知道,这不是小事。正如明初钦天监博士元统所说: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历。值此江山易主之际,实际上的统治者多尔衮毅然抛弃老皇历,大胆选择“洋鬼子”的,岂非意味深长?〔55〕

当年十二月初六,汤若望出任钦天监的监正,成为这个重要部门历史上第一位洋长官,也开创了西方人执掌观象台之始。这同样是不计“华夷之辨”的清初才有可能。汤若望也投桃报李,将《崇祯历书》删繁就简,改写为《西洋新法历书》一百卷,在顺治二年自费出版。而且,这部新书虽然有汤若望增写的三卷,署名却仍然是“徐光启督修”。〔56〕

徐光启如果得知,当含笑于九泉。

汤若望登上了观象台,也走进了紫禁城,并与成长中的顺治皇帝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尽管顺治帝明确表示,他推崇的是孔孟之道,却仍在努力学习汉文化的同时,也向汤若望讨教西学,还给了他一个极为亲切的称呼——玛法。〔57〕

原名《崇祯历书》,徐光启、李天经等编译。清顺治二年(1645)由汤若望略作整理后进呈皇帝,更名《西洋新法历书》。台北“中央图书馆”藏。

玛法是满语,意思是尊敬的长者,父辈或爷爷。

有个“洋爷爷”对顺治是幸运的事。在这位金发碧眼又和蔼可亲的外国老头面前,大清天子不必计较那么多的繁文缛节和陈规陋习,可以让自己活得像个少年。他甚至不满足于只在宫中召见,还会到“玛法”家里去,东张西望,问这问那,随便要吃要喝,完全是一副探亲访友的样子。〔58〕

早就认识汤若望的孝庄皇太后,也没把他当外人。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去世。英亲王阿济格蠢蠢欲动,很想由自己来做摄政王。鉴于无人胆敢出面从中斡旋,太后请出了汤若望,阿济格也听劝弃权。不过此事可疑。因为顺治八年正月初六,这位王爷就因为谋乱而被拘禁,六天以后福临才得以亲政。阿济格的进退,恐怕没有那么简单。〔59〕

另一件事也有待证实。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二,二十四岁的顺治皇帝病重,可以选择继位的只有两个皇子。顺治帝和皇太后派人征求汤若望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皇三子玄烨已经得过天花。此言一出,所有人也都不再纠结。〔60〕

这些事的真伪无从得知,但汤若望备受尊崇是实。这就势必引起许多人的愤恨。康熙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六十八岁的徽州府歙县平民杨光先,以“谋叛本国、妖言惑众、历法荒谬”三大罪名,将汤若望告到礼部。八月初五,密旨下部着礼部与吏部会审。初六,被告八人被押解到大堂。〔61〕

此案审了七个月。其间,汤若望和他的三个外国同仁被正式逮捕,并移送刑部监狱,第二年做出判决。这时,康熙皇帝才十二岁,决策者其实是辅政大臣。他们对刑部的判决并不满意,竟然要判汤若望凌迟——千刀万剐。〔62〕

惨案眼看就要发生,转机却奇迹般出现。康熙四年三月初二,就在判决书送往宫中时,北京发生地震,此后又连震五次。再加上第三天金星昼见,去年十二月来的彗星还让人记忆犹新,都使朝野议论纷纷,京师人心惶惶。太皇太后便训斥辅政大臣说:先帝称汤先生为玛法,你们却要他死!〔63〕

汤若望被无罪释放。〔64〕

杨光先却并不认为自己错了。他说,因星变地震,皇上大赦天下,并非只赦免汤若望一人。辅政大臣当然也不认为自己有错,他们将杨光先任命为钦天监的监正。〔65〕

所以,这件事远远没有了结。

平心而论,杨光先并非恶人。相反,他倒是忠君爱国和忧国忧民的。他与汤若望也没有个人恩怨,发起攻击则仅仅因为那些人散布异端邪说,弄不好会动摇国本。比如,历法依照西方的,则何法不可依?地若不是方的,中华天子如何居中国而治天下?人类始祖是亚当,伏羲怎么说,大清朝又怎么从三皇五帝承接?信了他们的,岂非要亡国亡种?

难怪,杨光先要将其文集命名为《不得已》。

细读那些文章,不能说杨光先胡搅蛮缠,只能说与论敌完全处于互不兼容的文化体系和话语系统。至此,利玛窦的传播策略其实已经失败,接下来只能你死我活。杨光先也将科学问题和信仰问题转换为政治问题:说地是圆的,是为了将华人踩在洋人脚下;制定《时宪历》只有二百年,则当然是不想让大清朝万寿无疆。他甚至怀疑,汤若望等人是国际间谍,使用望远镜也别有用心。总之,面对外来文化,此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并以高度的责任感公开摊牌:

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66〕

那么,建国之初的大清该如何应对?要知道,他们自己也有难题,那就是与汉文化的关系。不融入汉文化,就不能成为中华帝国。如果融入,则意味着原来的制度和习俗都要改革。那可是伤筋动骨,何况背后还有利益和派系斗争。

历史默然不语,静悄悄地看着一个人。

他就是康熙大帝——爱新觉罗·玄烨。

第三章

康熙答题

定鼎

康熙登基那年,八岁。

幼主践祚,只能由他人代行皇权。通常的办法,有太后临朝、宗室摄政、大臣顾命等等。但,孝庄在顺治时期尚且没有走上前台,此刻成了太皇太后,更是不肯也不便。福临则绝不愿意再来一个多尔衮,也不愿意任何和硕亲王或多罗郡王染指皇权。他的办法,是选择了四位辅政大臣。

索尼,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

苏克萨哈,纳喇氏,满洲正白旗。

遏必隆,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

鳌拜,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

哈哈!没有一个是爱新觉罗氏。

但是,又都属于地位最高的“上三旗”。〔1〕

这可真是用心良苦。

可惜权力比姓氏重要,野心则是会膨胀的。很快,排名第四的鳌拜就后来居上,成为辅政大臣第一人。尽管他既非宗室,也非外戚,却比东汉的跋扈将军梁冀还要跋扈,权势直逼“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康熙六年七月初七,皇帝昭告天下宣布亲政,鳌拜居然在十天后便擅杀了苏克萨哈。这时索尼已经病逝,原本就顺从鳌拜的遏必隆自知难敌,在某日上朝时特意连连后退,满脸堆笑说:我怎好上座?

鳌拜也毫不客气,坦然受之。〔2〕

就连在已经亲政的皇帝面前,这家伙也十分嚣张。御前会议,他公然呵斥六部官员;文武百官,则尽出门下;国家大事,居然在他家里定议,然后施行;所有不同意见,全部被他挡在外面。大清的天下,眼看就要变成他的。〔3〕

十六岁的皇帝忍无可忍。康熙八年五月,他在索尼之子索额图的协助下突然袭击,一举抓捕了鳌拜。十六日,皇帝下诏要议政王大臣会议审问。二十八日,康亲王杰书等回奏鳌拜罪状三十条,应该判处斩立决。遏必隆罪状十二,建议立即绞死。康熙批复,遏必隆免职,鳌拜终身监禁。〔4〕

不过,鳌拜倒台之前,杨光先就已经倒霉。

实际上,汤若望案之所以闹得那么大,就因为鳌拜一伙是后台。杨光先也知道,站着说话腰不疼,自己其实干不了钦天监监正的活,这才一辞再辞,奈何鳌拜不准。因此上任之后,就连主张《大统历》的下属也消极怠工,杨光先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干,又拉上主张《回回历》的吴明烜。〔5〕

乾隆帝观看摔跤手演练布库。布库即满族摔跤,是清代八旗重要的格斗技。清代皇帝特别重视布库,设有善扑营。郎世宁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结果怎么样呢?错误百出。他们献的历书,一年之内竟有两个春分和秋分,闰月也推算错了。这时,汤若望已去世两年多。康熙皇帝能够想到的,就是南怀仁。

比利时人南怀仁,顺治十五年来中国,十七年由汤若望推荐到京,在钦天监工作。汤若望下狱,他是同案犯,也是辩护人。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内院大学士李蔚为首的调查组,在观象台陆续三天进行测试。结果,调查组报告皇帝:看得正午日影正合着(南怀仁)所画之界。康熙立即批示,将吴明烜的历书交南怀仁验看,差错之处写出。

这下子杨光先慌了手脚,故伎重演上奏说,臣的历法跟皇上的大位一样,都是从尧舜那里传下来的,岂能以西洋的改尧舜的?康熙不理他,下令继续测验。结果南怀仁的说法处处准确,吴明烜的处处谬误。吴明烜辩解说,臣只知天文不知历法。杨光先辩解说,臣唯知历理不知历数,还说依了南怀仁,会国祚不长。康熙嗤之以鼻,颁旨将吴明烜交吏部议处,杨光先革职,交刑部从重议罪。不过,皇帝后来赦免了杨的死罪,钦天监的工作则坚决交给了南怀仁。〔6〕

于是,大统和回回两法俱废,专用西洋法。〔7〕

然而这绝不意味着西学大获全胜。八月十一日,皇帝对诸臣审理南怀仁等诉杨光先“依附鳌拜,捏词陷人”案做出批复:汤若望及其他受害人恢复名誉,南怀仁等也可以坚持自己的信仰,但新建教堂和发展教徒仍在严禁之列。〔8〕

这个政策二十多年后才放宽。原因则如礼部所奏: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于治理历法和制造火炮诸事诚心效力,劳绩甚多,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因此无妨像对待喇嘛、和尚和道士那样,许其照常行走。

皇帝批复:依议。〔9〕

显然,康熙对待文化问题,态度是开放务实的。只要能为我所用,并不管东来西来。同时立场也很坚定,绝不允许动摇国本,紊乱纲常。因此当罗马教廷触碰到底线时,康熙便干脆宣布,行教者禁之可也,免得多事。继位的雍正皇帝也说,西洋人通晓历法,故国家用之。不过中西各有自己的教化。中国的不能行于西洋,西洋的又岂能行于中国?〔10〕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后话,在康熙八年那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帝国的何去何从才是头等大事。实际上,清人入关后就面临着一个选择: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治理天下?这可不是文化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唯其如此,顺治遗诏给自己列出的头条罪状便是: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11〕

那么,这份遗诏可靠吗?

难讲。皇帝正月初二得病,初六病危,初七驾崩。这些日子宫中发生了什么事,也只有天知道。起草遗诏的王熙则守口如瓶,只说自己是汉臣,君前可以直言,出了门就不敢泄露天机。当然,王熙起草的遗诏得到了顺治认可。但是谁能断言,后来公布的就是他那个,丝毫没有改动?〔12〕

可以肯定的是,孝庄皇太后知道并且同意。

这就有意思了。什么叫“淳朴旧制”?按照旧制,新君应该由八旗亲王、郡王和贝勒们推选。皇太极登汗位,顺治帝登皇位,都如此。用遗诏指定继承人和辅政大臣,反倒是学了汉人那一套。以汉俗反汉俗,岂不自相矛盾?

可惜生米早已煮成夹生饭。其实鼎革之初,大清的统治集团内部就既有路线斗争,又有权力争夺。镶蓝旗济尔哈朗等人主张,以掳掠奴隶和财物为对明作战目标,说白了还是部落时代的野蛮习气。掌管两白旗的多尔衮,则要夺取并且久驻中原,无疑代表着新兴国家更为长远的勃勃野心。

争议因皇太极去世告一段落。当时,两红旗拥戴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两黄旗内部意见不一,多尔衮只好放弃自己继位的想法,以“左右辅政”为条件,联合镶蓝旗济尔哈朗共立幼主福临。有此妥协,八旗才算是免于分裂。〔13〕

然而所谓“淳朴旧制”已不淳朴,军事民主也转向寡头政治。多尔衮去世后,济尔哈朗立即对他进行清算。这当然符合顺治的心意,却只能对人不对事——亲政后的皇帝其实延续了多尔衮的路线,且更加亲汉,以至于发生了有人上书朝廷,要求部院衙门“裁去满官,专任汉人”的事。〔14〕

满洲权贵岂能答应?顺治皇帝都不同意。

难怪会有那样的遗诏,以及康熙亲政之前,一系列恢复旧制的倒行逆施。结果满汉矛盾加剧,八旗不和更甚,皇帝大权旁落,这就逼得太皇太后和其他勋贵转变立场。夹生饭不能再吃,照搬旧制和全盘汉化也不行。如何既保留自己的传统,又汲取汉文化的精神,成为他们的重大课题。

康熙帝却似乎信心满满。因为懂事之后,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学习,不必亲政反倒使他多了学习时间。求知欲旺盛的少年皇帝不耻下问,博览群书,后来终至满腹经纶,学贯中西。处理杨光先那点破事,则可以说是小试牛刀。

实际上顺治住进紫禁城,只能叫迁都北京,不能算定鼎中原。建设跨文化多民族的统一大帝国,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甚至需要几代人才能回答。但,最早也最重要的答题者无疑是康熙;而他面临的首要问题,则是集权。

改制

集权首先要改制。

改制不是康熙一人之事,要改的也不仅是满制,还包括明制,最早的改革者则是皇太极。崇祯九年三月初六,他将满语叫作笔帖赫包、汉语意为书房的文馆改为内三院,设立内院大学士,只不过叫笔帖赫大。这当然是夹生饭,意义却非凡。因为三十四天以后皇太极就称帝,改国号为大清了。

顺治十五年七月十五,内院被仿照明制改为内阁。但是世祖皇帝驾崩才半年,便又改了回去。辅政大臣还要替康熙宣布:朕兹于一切政务,欲率循祖制,咸复旧章。这当然是倒退。因此,康熙九年八月便恢复内阁,遂成定制。大学士的殿阁衔,则在乾隆十三年由四殿二阁改为三殿三阁。

那么,这是明制吗?

也是也不是。

废除宰相制,实行内阁制,这是朱元璋集权的重要措施之一,清人全盘继承。大学士加殿阁衔,也一样。不过明代的内阁大学士官阶很低,级别和待遇要看本职。比如徐光启就是以礼部尚书之职,兼东阁大学士的。后来加太子太保衔兼文渊阁大学士,仍然是礼部尚书。清代大学士的级别却非常高,康熙时正二品,雍正升为正一品,堪称位极人臣。

除了大学士,还有协办大学士和内阁学士,官阶分别为从一品和从二品,这也是清的发明。他们都有定员:大学士四人,协办大学士两人,内阁学士十人,不像明代那样阁臣时多时少。看来,清这学生,做事比老师还要认真。

另一项重要区别,是中央所有部门除宗人府,都要配置满员和汉员。大学士满二汉二,六部尚书满一汉一。这当然是清代特色,满官也实际上重于汉官。李鸿章能够以文华殿大学士居阁臣之首,是只有晚清才可能发生的事情。

不过,清代内阁虽然地位崇高,却不会出现权臣。因为本朝皇帝大多能够亲政,而亲政的也都勤政,包括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像明代的嘉靖、万历和天启那样,将政务交给大学士,朱笔交给大太监的,清代绝对没有。他们宁可活活累死或者犯错误,也绝不允许他人插手,大权旁落。

清,不会有张居正,也不会有魏忠贤。

这也是明清两代的重要区别。

榜样是康熙做出的。晚年,他右手患病不能写字,就用左手批旨,断不假手于人。内阁的职能只是代阅奏章、票拟批答、赞襄机务和总裁史录等等。康熙时期的大学士,确如朱元璋和朱棣希望的那样,仅仅是皇帝的高级秘书。〔15〕

逐渐淡出政治中心的,还有议政王大臣会议。这是清初的最高决策机关。权力最大时,据说一旦作出决定,虽至尊不能如之何。如此旧制,当然非改不可。因此,通过裁员和自然减员等方式,康熙逐渐将其变成普通的议事机构,进而变成咨询机构。他去世以后,则干脆被新机构替代。

这个新的机构,叫军机处。

军机处的设立,不早于雍正七年,不晚于十年。起先是因为对西北用兵,必须决策迅速,而且封锁消息,这才特事特办,临时建立相当于“最高指挥部”的军机房,后来改叫军机处,全称则准确地表述为“办理军机事务处”。

然而中华帝国的惯例,总是临时的变成常设的,并替代法定的机构。军机处也一样。由于并非正式衙门,所以没有定员,由皇帝随意召大学士和六部尚书或侍郎入直。他们的头衔也不是官职而是差使,叫“办理军机大臣”或“军机大臣上行走”和“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很清楚,办理和行走,都是动词,不是名词。

议政王大臣会议,当然也不再开了。

军机处却不再仅仅只管军务,也管科举考试、案件审理和官员任命等等。中央六部九卿,地方督抚藩臬,甚至内阁成员,候选人名单也都由军机大臣提出,交皇帝裁定。从此内阁形同虚设,大学士成为荣衔。道理也很简单:他们既有定员,官阶又最高,一不小心就会变成过去的宰相。这可是清代绝对不能允许的,军机处之类也迟早会被发明出来。

有趣的是,地方上的管理却比明代制度化。

明代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叫省,这是元的遗产。元人为了实施统治,控制所有军民人等,在全国各地设置了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行中书省、行枢密院和行御史台,分别负责地方上的行政、军事和监察,简称行省、行院和行台。

行省的概念,由此诞生。

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却保留了行省。明代行省除北直隶和南直隶外,还有十三个,只不过将衙门改为三司:

布政使司,管财政和民政,俗称藩司。

按察使司,管监察和司法,俗称臬司。

都指挥使司,管军政,俗称都司。

这个遗产清代基本继承,包括布政使俗称藩台,按察使俗称臬台,但是去掉了都指挥使,变成二司。所以,清代的省府和省长都有两个:藩台从二品,臬台正三品。

省的数量则变多了,依《清史稿》之序为:

直隶,即明代北直隶,省会在今保定市。

江苏,由江宁和苏州首字得名,省会在今南京市。

安徽,由安庆和徽州首字得名,省会在今安庆市。

山西,即明代山西省,省会在今太原市。

山东,即明代山东省,省会在今济南市。

河南,即明代河南省,省会在今开封市。

陕西,从明代陕西省分出,省会在今西安市。

甘肃,从明代陕西省分出,省会在今兰州市。

浙江,即明代浙江省,省会在今杭州市。

江西,即明代江西省,省会在今南昌市。

湖北,从明代湖广省分出,省会在今武汉市武昌区。

湖南,从明代湖广省分出,省会在今长沙市。

四川,即明代四川省,省会在今成都市。

福建,即明代福建省,省会在今福州市。

广东,即明代广东省,省会在今广州市。

广西,即明代广西省,省会在今桂林市。

云南,即明代云南省,省会在今昆明市。

贵州,即明代贵州省,省会在今贵阳市。

这就是内地的十八行省。新疆和台湾建省,以及东三省的建立,要到光绪年间。青海、西藏和内蒙古的管理,则又另当别论。不难看出,十八行省与明代大致相同,跟现在也区别不大。许多省的历史,竟长达六百多年之久。〔16〕

难怪中国人之间,会以“某省人”相区别。

省长之上另派中央政府官员,明清两代也一样。只不过清的总督和巡抚不再临时特派,而是常驻地方的实官。巡抚从二品,辖区为一省;总督正二品,辖区有大有小。到乾隆三十年,形成“八督十五抚”格局,遂为定制。

直隶总督,管直隶,该省不设巡抚。

四川总督,管四川,该省不设巡抚。

湖广总督,管湖北和湖南。

两广总督,管广东和广西。

云贵总督,管云南和贵州。

闽浙总督,管福建和浙江,后加台湾省。

陕甘总督,管陕西和甘肃,后加新疆省。

两江总督,管江苏、安徽和江西。

山西、山东、河南,只有巡抚,没有总督。

可见,总督和巡抚都不能看作省长。总督例加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所以俗称大帅和制台。如果是大学士任总督,则俗称使相。巡抚加衔与之相同,但为副职。因此严格地说,总督和巡抚是中央派驻地方之上级官员。他们都不像布政使和按察使那样还有属员或副职,便是证明。〔17〕

明清两代的藩司和臬司,都可以派出道员。布政使派出的叫分守道,按察使派出的叫分巡道,相当于观察员。乾隆十八年以后,道员定为正四品,也不再临时派遣,从此成为实官,俗称道台。于是藩台和臬台两位省长之上,有巡抚和总督,之下则有道、府、州、县,层级甚多。〔18〕

这当然是为了中央集权,而且比明代更加制度化,所以督抚之职不肯轻易授人。康熙朝的巡抚,将近半数来自汉军八旗,加上满八旗的,旗人要占到七成。总督中的汉人则不到百分之十六,出任两江总督的竟只有于成龙一个。

山西、陕西和甘肃西北三省巡抚,更定为满缺。〔19〕

东北以盛京(今沈阳市)为留都,设为封禁之区。总管为昂邦章京,后来改为盛京将军。康熙十五年和二十二年又设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光绪三十三年才变成东三省。〔20〕

有了这样的布局,原来大明帝国的疆域,便都在新王朝的治下。康熙十年九月,十八岁的玄烨回到盛京,以“寰宇一统”告祭祖陵。但这与其说是宣告,不如说是宣誓。要想真正实现这个目标,康熙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1〕

一统

除掉鳌拜以后,康熙便开始考虑撤藩。

藩,就是三个汉族异姓王:

平南王尚可喜,驻广东。

靖南王耿精忠,驻福建。

平西王吴三桂,驻云南。

说起来这也是历史遗留问题。早在皇太极时期,尚可喜和耿精忠的爷爷耿仲明就投降了后金,吴三桂则在清兵入关时倒戈,以后又为大清立下汗马功劳。但是,有这三个独立王国,对中央集权的威胁绝不亚于唐代的藩镇割据。

果然,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吴三桂就起兵反清。第二年三月,耿精忠也反了。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则在十五年四月发动兵变,接管平南王职权,公开倒向吴三桂。〔22〕

三藩俱反,天下动荡。

事情是尚可喜惹起的。他深知兔死狗烹的道理,又希望为子孙谋得富贵,便向皇帝申请告老还乡,留下儿子尚之信袭爵镇粤。康熙批准了第一项,却否决了第二项。吴三桂和耿精忠见势不妙,也上书自请撤藩,由朝廷安插。康熙当然知道这是故作姿态,却批示说:允王所请,趣装北来。

吴三桂不反也得反了。康熙则认为此人迟早要反,撤不撤藩都一样。只不过他没想到,吴三桂那把火竟会烧得迅猛异常,以至于达赖喇嘛出面建议裂土罢兵,索额图等人提出杀主张撤藩的大臣谋求和解。康熙帝断然拒绝。他说:朕素不肯诿过臣下。岂因吴三桂反叛,遂诿过于人耶!

那就调兵遣将,坚决打下去。

这场战争进行了八年,三藩俱败。吴三桂病死,耿精忠处死,尚之信赐死,藩王建制全部撤销。想当初,局势非常凶险。盘踞福建的耿精忠,甚至与驻守台湾的南明延平郡王郑经联络,共谋反清复明,只不过没有行动而已。

台湾问题必须解决。

事实上,清廷也一直在努力。康熙元年五月初八郑成功去世后,双方便开始接触,但多次谈判都没结果。这里面的麻烦在于,郑成功收复台湾是在顺治十八年,他去世前南明永历帝又被吴三桂杀了。那么请问,台湾该算谁的?

康熙认为是大清的,这件事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三藩之乱平息那年正月,郑经病逝。继承王位的儿子郑克塽年仅十二岁,只好在两年后投降,被封为公爵。郑成功从荷兰人手里夺回的台湾也纳入了大清版图,隶属于福建省。

现在,要对付俄罗斯。

俄罗斯在当时被称为罗刹。清兵入关时,他们趁机入侵黑龙江流域,在多尔衮去世那年占领黑龙江达斡尔人的城堡雅克萨,还向中国提出关于领土的无理要求。这当然是不能接受和容忍的。大清帝国不同意,东北人民也不同意。

于是,三藩之乱平息后的第二年,康熙帝再次巡视东北地区,部署对俄斗争。三年后,雅克萨战役打响,俄罗斯人两次都吃了败仗,只好坐下来谈判。几番唇枪舌剑后,《中俄尼布楚条约》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签订。两国以外兴安岭、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划界,由此赢得百多年的边境和平。〔23〕

摆平了俄罗斯,康熙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噶尔丹。

噶尔丹是蒙古部落的首领之一。元顺帝逃回大漠,蒙古帝国崩溃之后,这个民族在明代末期形成了四大部分:

漠南蒙古,即内蒙古。

漠北蒙古,即外蒙古,也叫喀尔喀蒙古。

漠西蒙古,又叫厄鲁特蒙古。

青海蒙古,分布在今青海省境内。〔24〕

《尼布楚条约》经中俄两国正式盖章生效的文本为拉丁文版,另有俄文和满文译本,没有汉文译本,但在界碑上同时刻有汉文、满文、俄文和拉丁文碑文。据《清圣祖实录》康熙二十八年(1689)十二月丙子条。

与清人关系最好的是漠南蒙古科尔沁部,早在明代万历四十年他们就开始通婚,努尔哈赤、皇太极和多尔衮,都娶了科尔沁部的贝勒之女,还不止一个。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以及两任皇后和两个妃子,也都来自科尔沁。在清人入关前后,科尔沁部也是蒙古人中娶清室公主最多的。

联姻的意义非同寻常。要知道,漠南六盟的大多数领主来自蒙古帝国的黄金家族——博尔济吉特氏,比如哲里木盟的科尔沁部、昭乌达盟的敖汉部和奈曼部。不过,只有察哈尔部才是皇室嫡裔,世袭蒙古汗位,帝玺代代相传,与大兴安岭东边的新兴力量却并不友好,甚至堪称劲敌。

但是,科尔沁部带头倒向努尔哈赤后,其他各部也纷纷改换门庭。最后,察哈尔部被皇太极击败,首领林丹汗逃往青海,病逝于大草滩。他的遗孀和儿子在鄂尔多斯向多尔衮俯首称臣,献出传国玉玺,彻底放弃了恢复大元的念头。

有此资本和底气,第二年皇太极便仿照汉制称帝。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也共襄盛举,承认大清皇帝继承自己帝国的大统,上尊号博克达车臣汗,是两个民族的共主。

皇太极投桃报李,称帝十二天后便大封诸爵。早就归附后金的汉人,孔有德封恭顺王,耿仲明封怀顺王,尚可喜封智顺王。娶了皇太极次女、成为固伦额驸(驸马)的林丹汗之子额哲封和硕亲王,科尔沁部更是封王五人:

巴达礼,和硕土谢图亲王。

吴克善,和硕卓礼克图亲王。

布塔齐,多罗扎萨克图郡王。

满朱习礼,多罗巴图鲁郡王。

孔果尔,多罗冰图郡王。

再加上其他部的,蒙古首领封王的竟多达九人。皇太极的自家兄弟子侄,封王的反倒只有七个:

和硕礼亲王代善,皇太极之兄。

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皇太极堂弟。

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皇太极之弟。

和硕豫亲王多铎,皇太极之弟。

和硕肃亲王豪格,皇太极长子。

和硕成亲王岳讬,皇太极侄子。

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皇太极之弟。〔25〕

显然,大清开始使用新国号之时,便已经有“民族联合政府”的意味。这种由军事同盟变成的政治文化联盟,当然具有吸引力。多年以后漠北蒙古加入,也不奇怪。

不服的只有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第二年,他率军攻入内蒙古,兵锋直指北京。这事他倒是跟俄罗斯人打过招呼,满心以为会得到帮助,没想到那些家伙只是坐观虎斗。康熙则调兵遣将迎战,之后又两次御驾亲征。噶尔丹不敌,三十六年闰三月服毒自杀。被他们驱逐出境的漠北蒙古回到原住地,接受了大清的册封。

西藏问题也渐次解决。因为蒙藏两族的关系在明代就非常密切,四世达赖便是成吉思汗后裔俺答汗的长孙。噶尔丹死后,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又控制了西藏,康熙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五十九年,清军入藏击退准噶尔蒙古,将居住在青海塔尔寺的七世达赖格桑嘉措护送回藏,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此后,经过雍正和乾隆两代的努力,帝国对西藏的管理制度化。中央政府派遣驻藏大臣作为钦差监临,行政事务则由统属于达赖喇嘛的噶厦(地方政府)处理。〔26〕

达赖和班禅,也都具有朝廷命官性质。〔27〕

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实行军民分治。军治设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的军政和戍务,民政则交给伯克。伯克是突厥语“官员”的音译,古已有之,乾隆二十四年改世袭为任命,名目繁多,官阶则从三品到七品不等,颇有民族自治的意味。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有些类似。部落首领降清并且有战功的封为土司,其他授为土官。土司隶属于兵部,土官隶属于吏部,他们的贡赋又会计于户部。雍正年间推行改土归流,许多土司和土官的权力被剥夺,朝廷派遣的流官接管了军政和民政,西南各省终于向内地行省看齐。〔28〕

至此,所谓“寰宇一统”基本实现。

这可以说是列祖列宗的愿望。其实,早在顺治二年三月初一讨论祭祀历代帝王庙时,清人就提出,明代祭祀的帝王里面只有忽必烈是不够的,应该将成吉思汗、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和金世宗完颜雍也加进去,当然也要祭祀明太祖朱元璋。如此用心,确实可谓良苦。〔29〕

然而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如果民不聊生,祭祀再多的帝王也没有意义。在这方面,康熙倒是未敢懈怠,亲政后便中止圈地,鼓励垦荒,轻徭薄赋,治河恤商,到五十一年更是宣布新增人丁永不加赋。他说,人丁增加了,地亩并未变多,为什么要加税?人口普查可不是为了多收钱粮。〔30〕

结果是逼出了另一项制度改革——摊丁入亩,也就是将人头税并入财产税,以土地作为征收的计量单位。土地多的多交,土地少的少交,没有的不交。这样一来,至少是失地农民不会藏匿,可以去做佃户或者佣工,反倒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当然有利于社会稳定。不过,这项改革在康熙朝只是试行,全面推广和其他事业的完成则有待来人。

那么,谁又能接过康熙的答卷呢?

建储

皇位的继承人原本不是问题。

按照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康熙福气不小,共有三十五个儿子。虽然有十五个夭折,也还剩下二十,其中年龄最小的胤祕是他六十三岁那年生的。何况皇帝二十一岁时,皇后赫舍里氏就为他生下嫡子胤礽,第二年便被立为太子。那么请问,既非无嫡,亦非无储,更非无子,有什么问题呢?

问题就在建储太早,皇子太多。

不妨看看几个有代表性的:

大阿哥皇长子胤禔(读如知),康熙十一年生。

二阿哥皇太子胤礽(读如仍),康熙十三年生。

三阿哥诚亲王胤祉(读如止),康熙十六年生。

四阿哥雍亲王胤禛(读如真),康熙十七年生。

五阿哥恒亲王胤祺(读如其),康熙十八年生。

七阿哥淳郡王胤祐(读如佑),康熙十九年生。

十阿哥敦郡王胤䄉(读如俄),康熙二十二年生。〔31〕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胤礽这太子不好当。上面有个年长两岁的哥哥,二十七岁就封了郡王。下面那些弟弟,三阿哥胤祉与皇长子同时封郡王,二十二岁。同时受封贝勒的胤禛二十一岁,胤祺二十,胤祐十九,个个生龙活虎。〔32〕

太子自己似乎也有问题。据说,他曾大发牢骚称: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这句话记载于朝鲜史书,真实性存疑。但朝中大臣分为索额图为首的太子党,明珠为首的反太子派,则是事实。康熙怀疑太子党要抢班夺权,那就更是事实。至于骄奢淫逸或暴戾不仁的毛病,则或许有的。〔33〕

于是,康熙把他废了。

第一次废太子的时间,是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当时皇帝出巡塞外,驻跸布尔哈苏台,发现胤礽每晚都在自己的帐篷外探头探脑,从裂缝中窥视动静。康熙立即警觉。事后他对众人说: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34〕

现在看来,这多半是康熙疑神疑鬼。皇长子胤禔却担心太子东山再起,死灰复燃,便上奏说:欲诛胤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康熙闻奏,大为震惊。如此罔顾君臣大义、手足之情,岂非乱臣贼子?天理不容,国法也不容。〔35〕

十月十五日,根据三阿哥胤祉提供的线索,牧马厂蒙古喇嘛巴汉格隆落网。犯罪嫌疑人供认不讳,大阿哥确实指使他施行巫术,妄图咒死太子胤礽。康熙伤心又愤怒。十一月初一,他下令削去胤禔直郡王爵位,严行圈禁。〔36〕

半个月后,皇帝召集满汉大臣,议立太子。〔37〕

旨意是在畅春园面谕的,话说得也很诚恳,至少看起来诚恳。大意是:国家鸿业乃祖宗所贻,务令安于磐石,不能托付无人。皇太子所关甚大,尔等又素为朕所信任,定然要畅所欲言,从胤禔以外诸阿哥中举奏一人。众议谁属,朕即从之。但在议论时,不可互相瞻顾,别有探听。〔38〕

结果,推举的人选,是八阿哥胤禩(读如祀)。

胤禩,康熙二十年生,三十七年与四阿哥胤禛、五阿哥胤祺和七阿哥胤祐同时封为贝勒,当时十八岁。没想到十年工夫,他居然可以竞争储位,这让康熙暗暗吃惊。更让皇帝警觉的是,另立胤禩,大阿哥要杀废太子时就说过。为什么面谕议储的当天,朝中大臣竟异口同声奏举此人?

可疑,十分可疑。那就彻查。

这一查就真相大白,奏举胤禩果然是“互相瞻顾,别有探听”的结果。领头串通一气的,恰恰是明令不得参与此事的满人大学士马齐。如此结党营私,公然挑战皇权,又岂能容忍?于是,康熙将马齐夺职拘禁,其他人也各有处分。

那么,说好的“众议谁属,朕即从之”呢?

自然也不能算数。议储的当天,康熙就断然否决了胤禩接班的提案,第三天又将囚禁的废太子胤礽释放。到第二年三月,干脆复立胤礽为太子,彻底断了那些人的念想。〔39〕

毫无疑问,这是不得已。不让胤礽复位,就总会有人要想入非非。因此同年十月,康熙又正式册封诸子:

皇三子胤祉,三十三岁,由诚郡王晋爵诚亲王。

皇四子胤禛,三十二岁,由贝勒直接晋爵雍亲王。

皇五子胤祺,三十一岁,由贝勒直接晋爵恒亲王。

皇七子胤祐,三十岁,晋爵淳郡王。

皇十子胤䄉,二十七岁,晋爵敦郡王。

皇九子胤禟(读如唐),二十七岁,册封贝勒。

皇十二子胤祹(读如陶),二十五岁,册封贝勒。

皇十四子胤禵(读如题),二十二岁,册封贝勒。〔40〕

八阿哥胤禩呢?原封不动,还是贝勒。

哈哈,谁让他是“反太子派”的核心人物呢!

康熙此举的意图很明确,就是希望从此安生,谁都不要争不要吵。可惜事与愿违,两派明争暗斗如故,皇太子也被认为行为更加乖张。康熙无奈,在五十一年九月三十日颁旨再废太子,十月十九日又下令将其禁锢于咸安宫。这次他的决心很大,声称谁敢再保胤礽,立即杀无赦。〔41〕

胤禩那派也没占着便宜。康熙甚至说,二阿哥胤礽固然不得人心,但是收买人心的更为险恶。朕只怕日后会有行同猪狗的阿哥,兴兵发难,逼朕逊位立胤禩。若果如此,朕惟有含笑而殁已耳。这话如果真有,简直是在冷笑。〔42〕

二阿哥不行,八阿哥也不行,那么他想立谁?

谁都不立。

事实上康熙当年立太子,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皇后赫舍里氏生下胤礽就去世了,二是当时正在学习汉制。现在他发现,这个汉制学不得。只要有皇太子的设置,就会骨肉相残,祸起萧墙。最好的办法,是连储位也都废了。接班的人选藏在心里,临终之际再以遗诏方式宣布,才最安全。

那么,这样就当真太平了吗?

也没有。康熙担心的皇子停尸相争之事,倒是确实没有发生。胤禛也按照遗诏即位,成为雍正皇帝。然而他执政的十三年间,兄弟恶斗不止,流言蜚语不断,还有人说老爷子是被他毒死的,更有人说他篡改了遗诏云云。

清咸丰五年(1855)颁发给山西太原府教授高日午父母的敕命,用汉文和满文各写一遍。

清代,木质,纵33厘米,横20厘米。

清代,木质,纵45厘米,横20厘米。

徐州圣旨博物馆藏。

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康熙一贯反对庸医用人参,怎么会去喝胤禛进的参汤,参汤又岂是可以随便进的?将“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更不可能。清制,只要提到皇子就必须在序号前面加“皇”字,康熙遗诏就是: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这是改得出的?

何况,改得了汉文,也改得了满文?〔43〕

不过,雍正的继位确有瑕疵。康熙帝十三日驾崩,遗诏却拖到十六日才宣读,还只有满文的,结果引起质疑。雍正的解释是:满汉一体,宣读哪种都一样。这种说法未免强词夺理,实际情况很可能是根本就没有遗诏,只有康熙召见七皇子和隆科多时的遗言。当然,这也反过来证明,篡改遗诏的说法不能成立。但,如果只有遗言,岂非口说无凭?〔44〕

雍正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在登基第二年的八月十七日宣布,他已将建储之事的旨意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于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后。当然,乾隆皇帝继位,用的是雍正八年藏在圆明园的传位诏书。但可以肯定,秘密建储的制度建立后,皇位继承就不成问题。〔45〕

佚名摄。

这是康熙和雍正两代人努力的结果。

鳌拜之后,无权臣跋扈。撤藩之后,无地方割据。雍正之后,无储位之争。摊丁入亩之后,无饥民造反。历朝历代都有的问题,康熙和他的继承者全部解决或基本解决。

解决不了的只剩下一个:腐败。

反腐

雍正即位一个月后,便开始反腐。

这件事并不容易,因为腐败本是帝国制度的胎毒。中华帝国幅员辽阔且人口众多,皇帝再勤政爱民,也不可能躬亲所有政务,只能由官员代理。官员作为代理人,则难免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自己收受贿赂,是为腐败。

康熙朝的问题又更为严重。因为清从明制,官员的俸禄标准极低。正一品京官和总督的年俸纹银一百八十两,巡抚一百五十两,知县四十五两。但是总督和巡抚没有下属职能部门,只能自己聘请幕僚。知县和知州虽然有僚佐,也要请师爷帮忙,而且至少两个:钱粮师爷管财政赋税,刑名师爷管司法治安。单这一项俸银就不够用,且不说还要养家糊口和迎来送往,以及走马上任和打点上司等种种开销。〔46〕

因此,除了权钱交易,还有陋习和陋规。

陋习之一是亏空。雍正接手时,户部库银亏空累计数百万两,各省藩库或多至数十万,道府州县也数额甚多。这笔烂账从来就扯不清,大家都睁眼闭眼装糊涂。内阁草拟登基恩诏,甚至开列了豁免官员亏空的条款,却被雍正皇帝断然否决。他说,亏空不是因为上司勒索,就是自身渔利,结果既亏国帑,复累民生,此朕所断断不能姑容者。〔47〕

说完这话一个月,雍正出手。

第一招是成立名叫“会考府”的核查审计机关,直接向皇帝负责。雍正深知,钱粮奏销漏洞很大。各省向户部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要交所谓“部费”。没有部费,正常的开支也不准报,甚至拒收税款;相反,则哪怕浪费亏空上百万也一笔勾销。中央各部院动用钱粮,又都是自用自销,根本就无人监督,哪有不亏空的?习以为常,便成陋习。

但是有会考府稽查核实,谁都做不了手脚。部院长官既无法贪污,地方官员也休想赖账。雍正甚至对负责人怡亲王允祥说:你查不清,另外派人。还查不清,朕自己查。〔48〕

哈哈,这还有什么查不清?

查出来以后呢?追赔。赔不起呢?抄家。亏空官员一经查出,立即严搜衙署,同时行文原籍,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经变卖的财物,杜绝他们转移藏匿赃银的所有可能。贪官的罪行一经核实,就把家底抄个干净。结果此令一下,全国处处抄家。雍正得了“抄家皇帝”的封号,就连牌桌上都有了种新打法:抄家和(音胡)。

这是雍正元年八月开始的,此后的动作接连不断。面对贪官污吏的种种负隅顽抗,雍正见招拆招。比如,为了避重就轻,他们往往会把贪污说成是挪用。那就先查挪用,再查贪污。又如,为了应付检查,地方官会向当地富户借些钱粮来装模作样。雍正则事先通知,愿意借的尽管借。既然说是库存钱粮,那就一律视为公有,粒米分文不还。

结果,没人愿借,也没人敢借。

还有一招也很厉害,那就是钦差大臣查案时,抽调各级候补官员同行到省。查出有问题的,立即就地免职,由随团的这些人接任。这是一着妙棋,也是狠棋。因为官官相护是官场顽症,历来的继任官总是会帮着前任补窟窿,然后自己再留下一大笔亏空。但这一回,后任是来查账的,当然不会替他打圆场,做掩护,那些家伙岂非只有死路一条?

对不起,也没有。

雍正这皇帝,是懂人情世故的。他很清楚,犯官自尽是为了舍命抵赖,挟制上司,留下的财产给子孙。于是,五年二月上谕内阁:似此刁恶之风,亦不可长。有轻生者,就找他们的子弟和家人算账。畏罪自杀?哼哼!请便!〔49〕

所有的漏洞都被堵死。雍正关门打狗,冷峻的脸上挂着微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有多少对策,我就出台多少政策,且看你们还有什么花招可耍,空子可钻!

贪官污吏全都傻眼,雍正又向陋规亮剑。

陋规就是常规性送红包。比如过年、端午和中秋,以及长官和长官太太过生日,叫三节两寿,都要馈送礼金。夏天的降温费,冬天的取暖费,则叫冰敬和炭敬。这些都是不管有事没事照例要送的,所以叫规礼。如果有公事要办,另外送使费。长官的门房和跟班,也要送门敬和跟敬。比如山东的州官县官拜见巡抚一次,就要送门包十六两。缴纳一千两税银,则要另交三十两使费。请注意,这是执行公务,没有权钱交易,却有约定俗成的红包额度,岂非陋规?〔50〕

问题是,官员俸禄甚低,规银从何而来?

耗羡。

这是中华帝国税收制度的专有名词,原因则在农业税交粮食,工商税交银子。粮食运到省里甚至户部,碎银子铸成元宝,都会有损耗,因此收税时要多收一点,分别叫作米耗和火耗,也叫常例,等于附加税。问题是耗羡数额历来超过实际亏损,多收部分就成为额外收入。州官和县官中饱私囊之后,大头用来孝敬顶头上司。上司再孝敬上司,以及上司的上司,直至内阁和六部。如此层层递进,陋规成链。

那么,不收耗羡行吗?

不行。这件事,雍正做过调查研究。他问吏部右侍郎沈近思:你是做过知县的,你收耗羡吗?

沈回答:收,要养老婆孩子。

雍正说:还是为了一己之私。

沈回答:妻儿养不活,就会绝了人伦。〔51〕

人伦是不能绝的,耗羡也得收,只是要改革,办法则是耗羡归公和高薪养廉。几乎与清查亏空同时,湖南、山西和河南三省就率先试行新法,将过去州官县官私征私用的耗羡统统上缴省库,部分留作公用和弥补亏空,部分发给官员们做养廉银。由于试行效果不错,雍正二年成为制度。〔52〕

那么,养廉银能有多少呢?

各地情况不同。据雍正十二年的统计数据,闽浙总督有一万八千两,正好是年俸的百倍。知县以六百两居多,远远高出四十五两的年薪,何况还都是合法收入。至于京官薪水偏低的问题,则用发放双份俸银俸米的办法来解决。〔53〕

平心而论,这确实是两全其美的方案。官员依靠养廉银就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腐败没有了任何理由;州县则因为多收无益,也不会胡乱摊派。因此雍正强调,耗羡中以后要发给州县的部分,仍必须先解送藩库,不得扣留。这样虽然多了手续,却为耗羡正了名,作了规范,也才叫制度。〔54〕

清雍正二年(1724)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奏陈提解火耗事宜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问题是,这办法管用吗?

雍正时期相当成功。湖广总督迈柱和湖南巡抚王国栋就奏称:耗羡分给养廉之后,一切陋规革除殆尽。这些话当然难免夸大,卓有成效则应当属实。然而到乾隆朝,腐败死灰复燃且愈演愈烈。大贪官和珅的赃银,保守估计也多达一千万两,比康熙去世时国库存银多出二百万,相当于乾隆十八年至道光二十一年间,全国财政年收入的四分之一弱。〔55〕

呵呵!前腐后继,变本加厉啊!

这并不奇怪,因为腐败的根子在帝国制度。这个根子不改变,反腐就是侈谈。何况用归公的耗羡来养廉,只能安抚地方官,发给京官的双份俸禄简直杯水车薪,他们还是必须收受红包。比如道光二十七年,一个名叫张集馨的调任四川按察使,送给京官的“别敬”就用掉他近四年的养廉银。

地方官也并非就不收规礼,张集馨任陕西督粮道时每年送给巡抚的常规性红包就有五千二百两。再加上其他道台和知府、州县送的,请问是养廉银多,还是陋规银多?〔56〕

但这怪不了道光皇帝,账只能记在乾隆头上。

锁国

乾隆五十八年,有个英国使团来到天津。

使团来得很是时候。头一年,八十二岁的乾隆皇帝刚刚完成了他吹嘘自己“十全武功”的著作,那“岛夷”就不远万里前来祝寿,堪称识趣。皇上龙颜大悦,立即恩准。〔57〕

那么,这伙“洋鬼子”当真是来祝寿的吗?

当然不是。南怀仁到达北京前的一甲子,英国人建立了东印度公司。他们运气不错,发展势头正猛之时,大清帝国就开放了海禁,康熙二十五年又建立了四个对外通商口岸:

粤海关,广州。

闽海关,厦门。

浙海关,宁波。

江海关,松江。

可惜好景不长。七十一年后,乾隆皇帝关闭了广州以外的其他三个海关,同时颁布更加严格的外贸管理条例。这个决定对外商打击沉重。谁都知道,茶叶得在厦门买,生丝得在宁波进。限定采购于广州,成本高还不能保障需求。〔58〕

英国人决定进行国与国的交涉。

据《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戊戌条。

于是,乔治三世派出谈判代表,以老外交家马戛尔尼为特使,斯当东为副使。使团成员多达上百人,加上水手大约七百,单单上船登记就花了好几天。马戛尔尼乘坐的狮子号更是英国皇家海军一流军舰,舰上大炮就有六十四门。随船携带的礼物装成了六百箱,总价值高达一万三千英镑。〔59〕

不过洋人再不懂中国,也知道明说来华目的,是见不到大清皇帝的。于是,他们给出了乾隆肯定买账的理由:陛下八十大寿时就想前来祝贺,可惜未能成行,现在补上。不过礼品体积庞大,结构精巧,如果从广州上岸,再长途跋涉运到北京,恐怕路上会有损伤。因此,特使将乘坐英王陛下派遣的船只直航天津,在距离贵国皇帝最近的港口登陆。

这封信翻译成中文后,语气便不再是对等的邦交,而是变成了诸如此类: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晋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贡使带有贵重贡物,唯愿大皇帝施恩远夷云云。难怪乾隆看了以后会说: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60〕

哈哈!事情还没开始,双方就不在同一个频道上。

急于见面倒是一样。五十七年十月,乾隆吩咐军机大臣传谕沿海各省督抚和署理两广总督的广东巡抚郭世勋:海洋风帆无定,贡船随时随地都可能靠岸。只要到了,当地就要派妥委员迅速护送贡使和贡物到京,不得稍有延误。〔61〕

据莱缪尔·弗朗西斯·阿博特所绘油画,英国国家肖像馆藏。

显然,他的心情很是急迫。

两个月后的五十八年正月,乾隆又下谕旨,先将前面说过的“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云云复述一遍,然后交代臣下:此等外夷输诚慕化,航海而来,应该没有他意。然而天朝体制观瞻所系,不可不整肃威严。因此,届时必先委派大员多带兵丁列营站队,务须旗帜鲜明,甲仗精锐,对该国使臣及随行人员和贡物行李例行检查。这件事定要严防外省陋习,不可废弛因循草率敷衍,或夸张声势显得张皇。〔62〕

六月份起,乾隆开始频繁过问此事,有时竟接二连三地发出上谕,从见了贡使该如何行礼和宴请,到贡物应该怎样搬运和走哪条路,事无巨细无不指示。这时,八十三岁高龄的乾隆就像一个急于得到玩具的少年,同时又像生怕被洋人小看的土豪。他指示接待人员必须告诉对方,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只是因为尔等航海来朝,涉万里之遥,阅一年之久,大皇帝才加恩体恤,同意御览。但这些话,又必须是在闲谈时,以看似无意的方式向对方暗示和透露。〔63〕

可惜,还是出问题了。

问题出在马戛尔尼等人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礼。乾隆心里虽然十分不快,却还是表现出天朝上国的雍容大度,并设身处地给出了解决方案: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那就在叩见时暂时松开绑腿布,行礼后再绑上就是。他还说,如果对方固执己见,那是会让其他藩部使臣看笑话的。〔64〕

然而英国人的理解恰恰相反,认为放弃平等邦交的原则才真是奇耻大辱。于是他们提出两个方案:要么特使和副使按照本国习俗单膝下跪,要么大清也派出同级官员,在英国国王的画像面前三跪九叩。否则,宁可不去祝寿。〔65〕

那么,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中英双方其说不一。大清的记录称,贡使见到乾隆皇帝自己就趴在了地上;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则说,他们始终没有作出妥协。另外一种说法则是:使团在八月初十的招待会上只是单膝下跪,到十三日的万寿盛典时则三跪九叩。〔66〕

乾隆接受了祝寿,还撰写了味同嚼蜡的一首七律,记录远夷的输诚朝贡。至于马戛尔尼通过和珅转达的请求,诸如在北京建立贸易代表处,以及在其他口岸通商之类,则毫不犹豫地予以驳回。理由也很简单:天朝没有这种体制。〔67〕

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冲动。在八月十九日的谕旨中,乾隆对军机大臣说:看来此等外夷,究属无知。但是考虑到那些提议系该国国王具表恳陈,并非使臣自行禀请;更何况使团航海远来,尚为恭顺,应该体恤,乾隆便又在当日以“奉天承运皇帝敕谕”的方式,对英国国王进行了训诫。

训诫有两份文件,全都洋洋洒洒,非常耐心。乾隆告诉英国国王,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只是因为茶叶、瓷器和丝绸确系西洋各国生活所需,这才法外施恩,准许在澳门开设洋行。如此足以照料,为什么还要留人在北京呢?倘若天朝也差人常住尔国,又岂是尔国能够遵行的?〔68〕

不能说乾隆皇帝蛮不讲理,只能说双方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结果却是中国人吃了大亏。因为主动提出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英吉利绝非什么蕞尔岛夷,而是已经取得了海上霸权的大帝国,工业革命的带头人。早在马戛尔尼访华二十四年前,瓦特就发明了蒸汽机,此后则创新不断:

十四年后,美国人富尔顿发明汽船。

二十一年后,史蒂芬逊发明蒸汽机车。

三十二年后,世界上第一条铁路通车。

这些当然都是乾隆不知道也不关心的。马戛尔尼带来的科学仪器和先进武器,则都被锁进库房,束之高阁。问题是就连如此糊涂也不能算作错误,纺织机和蒸汽机之类则确实并非农业帝国的必需。没有汽船和铁路,不是也没耽误皇帝南巡、官员赴任、读书人进京赶考和老百姓生孩子吗?

甘薯和历法确实值得引进,其他似乎可以算了。

乾隆也有理由感觉良好。马戛尔尼来华前,大清的国家财政收入平均每年有四千四百多万两银子,十八行省的人口三亿三千三百万。他在位的年头也正在接近祖父康熙,耳朵旁边却清静得多,或者准确地说只有颂歌,没有逆言。那么请问,他又为什么要对“洋鬼子”敞开国门?同样,出几个贪官也无所谓。天朝家底厚实,猫儿们尽管偷腥就是。〔69〕

据《清高宗实录》乾隆五十八年(1793)八月己卯条。

约与马戛尔尼访华同时期的乔治三世肖像。据威廉·比切所绘油画,英国国家肖像馆藏。

其实,无论对乾隆还是和珅,使团的观感相当好。前者凛然不可侵犯,却又和蔼慈祥,对客人照顾周到。后者漂亮潇洒,稳重有度,完全有大国首相的风范。民夫的吃苦耐劳和工匠的聪明能干,更是让他们赞叹不已,同时也惋惜这些长处用错了地方:宴席上的菜有几十道,根本吃不完;官员衣服上区分职务和级别的花纹上百种,完全记不住。

因此借用马戛尔尼的话,大清帝国就像年久失修的豪华战舰,仅仅依靠水手们的支撑才没有沉没。头等舱里的人却并不知道这些,只有一部文学作品感到了它的百孔千疮。〔70〕

这部伟大的作品,就是《红楼梦》。

第四章

黛玉葬花

葬花词与石头记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

熟悉《红楼梦》的都知道,这是林黛玉的葬花词。当时她在花冢前痛哭,还说出这样的话: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但,为什么呢?

多愁善感,无病呻吟,头天晚上怄了气?

怎么会!《红楼梦》可不是言情小说。

事实上,作者告知了原因,只不过绕了弯——黛玉哭着吟完葬花词,正自伤感,却听见山坡上也有悲声。她的反应便是:人人都笑我有些痴病,难道还有一个痴子不成?〔1〕

确实。那个痴子,便正是贾宝玉。

不过,跟爱不爱的,并无太大的相干。

没错,这部奇书确实写了爱情,还是三角关系。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一个是木石前盟,一个是金玉良缘。但,薛宝钗痴吗?当然不。其他那些人,也不。〔2〕

痴的,只有宝哥哥和林妹妹。

所以葬花的,也只有他们两个。

贾宝玉天生就痴,他的痴是自带的,就像某些英雄人物的自带光环。不过,同为有灵性的石头,孙悟空的不同凡响表现为发现水帘洞,自称美猴王,贾宝玉的非比寻常却居然是痴言痴语: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则是泥做的。所以他见了女孩子便神清气爽,见了男人却觉得浊臭逼人。

依照世俗的标准,这岂非昏话?

作者却意犹未尽,又写了个甄宝玉。甄宝玉是贾宝玉的镜像,其顽劣憨痴几乎如出一辙。比如,他说女儿二字要比阿弥陀佛和元始天尊的宝号还尊贵,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口才能说;读书的时候要有两个女孩子陪着才认得字,否则就自己心里糊涂;平日里在外面暴虐浮躁,回家来见了女孩子则温文尔雅,就像换了一个人。甚至挨打吃不消时,居然也只要“姐姐”“妹妹”地叫起来,便不疼了。〔3〕

呵呵,怎一个“痴”字了得!

宝玉的痴,无疑是《红楼梦》作者的。这位作者,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是曹雪芹,可惜质疑之声也不绝于耳。其实此事恐怕永无定论,除非有新的出土文物作为铁证。靠得住的是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并题一绝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4〕

这其实就够了。即便此书另有原作者,曹雪芹也是懂他心思的,甚至将其“痴”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总之,无论作者是一人、两人还是多人,都可以肯定必是痴人。〔5〕

一部《红楼》,堪称痴人说梦。

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作品。曹操痴吗?宋江痴吗?孙悟空痴吗?西门庆痴吗?以痴人为男一号的,前所未有。更何况除了贾宝玉,书中的男人几乎全部乏善可陈。就连还算可圈可点的柳湘莲,其重情重义和爱干净也都未能免俗。〔6〕

那些女人却无不精彩,包括穷亲戚刘姥姥,戏份不多的丫环小红,讨人嫌的赵姨娘,狗仗人势之王善保家的,个个让人过目不忘。可以说,这本书就是女人的世界,其他那些男人则只是配角,除了认为女儿清洁如水的贾宝玉。

这样的世界,独一无二。

清康熙二十三年至四十六年间(1684—1707),康熙帝六次南巡,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数次接驾。

康熙二十八年(1689)第二次南巡后,曹寅之弟曹筌奉诏主持绘图,征召王翚等画家历时六年绘成十二卷《康熙南巡图》。现存九卷,分别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巴黎吉美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因此“四大名著”的说法是荒唐可笑的,也只有《红楼梦》才称得上伟大。她就是中华史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没有之二,绝对唯一,而且非痴人不能写出。所谓痴,也就是用灵魂来写作,其他人则不过脑子好使,手艺高超罢了。〔7〕

当然,那已经非常了不起,还有望尘莫及的。

事实上只要稍有眼光,就能轻易地将《红楼梦》与中国其他古典小说区别开来,因为她有着迥异别人的气质。这种气质无妨称之为诗性。中华本是诗国,诗风源远流长。可惜到了元明清,往往没了精神,只剩下格律。谁能想到,柳暗花明,诗的“文艺复兴”竟由《红楼梦》来实现。尽管此曲只应天上有,且是绝响,却仍然值得我们额手称庆。

诗无达诂,而《红楼梦》几乎无解。唯其如此,才会让众多读者如醉如痴。也许,只有《水浒传》同样经得起咀嚼和琢磨,因为书中人物的命运和选择耐人寻味。可惜《水浒传》的主题毫无悬念,全书更无诗性可言。毕竟,施耐庵并不痴,毋宁说相当清醒。这使他创造了另一种价值,也有权与诗无关。的确,小说就是小说,不必硬得是诗,正如痴人未必都是诗人。但,真正的诗人却非痴不可。

痴,才是解读《红楼梦》的钥匙。

锁眼却正在第一回,作者也留下了线索——女娲补天时剩下的石头,一个没用的东西。这个没用的东西居然会去了红尘之中,这本身就不合情理。不甘寂寞是讲不通的,由于那一僧一道的讲述而动了凡心更没道理。请问,这两个神职人员从何而来,为什么要到青埂峰下说三道四?他们又哪来的神通,能够把巨石变成美玉?还有,三万六千五百块石头本是整数,女娲为什么要多出个零头,还弃之不用?

这不是障眼法,那顽石也必有使命。

众所周知,女娲在中华文化系统中自有象征意义。她是我们民族的伟大祖先,也代表着曾经的美好时代。尽管那个时代明显地被理想化了,然而理想化正意味着批判性。换句话说,正因为对现实不满,才会美化过去。为此,必须重建女娲的世界,哪怕只是在想象中,哪怕只是试他一试。

我们知道,这就是大观园。

修建大观园有着表面上的正当理由,真正的主人贾元春却一天都没有住过。住在里面的是五个女孩子和宝玉,再加他们的寡嫂李纨和修行人妙玉。这就等于是在世俗社会之外另辟特区,以便那石头完成使命。贾元春这位娘娘,则无妨看作女娲的现身。也因此,抄检大观园便只是迟早的事。〔8〕

事实上世俗社会和现存秩序,早就预感到那衔玉而生的来者不善,尤其是贾政。伪善者的本能告诉他,作为纯真之天性,痴是充满危险和无可救药的。如果不迅速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自己培养的便是掘墓人。那还不如杀了。

所以,他对贾宝玉大打出手,恨不得把唯一的嫡子往死里打,绝非一时冲动的气急败坏,毋宁说是已在潜意识中将对方视为死敌。事实证明,这个名字谐音“假正经”的家伙感觉并不错。毕竟,他只是虚伪古板,却并不弱智,尤其是在事关那个寄生虫阶级的核心价值和核心利益之时。〔9〕

名字暗示“花香也有杀伤力”的袭人,则无妨看作现存秩序派出的色情间谍,如果现存秩序有意志的话。作为宗法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尽管她的利益少得可怜,却也有着维护以往历史法则的自觉。她的反感林黛玉,效忠薛宝钗,以及向王夫人告密,都出自本能。这个唯一与宝玉有过肌肤之亲的丫环,甚至以自己的去留为筹码,约法三章,哄得那痴人满口答应:别说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10〕

结果怎么样呢?

痴话照讲,胭脂照吃,爱读书的样子照旧不做,也仍然要用女孩子的洗脸水,让那袭人徒唤奈何。这不奇怪。作为书中的人物,花袭人也好,政老爷也罢,当然都不可能知道秘密所在——贾宝玉其实就是假宝玉,也就是真石头。〔11〕

真石头是痴心不改的。

(清)孙温绘,旅顺博物馆藏。

宝黛之争

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贾宝玉一见到林黛玉,便痴病大发。如果说这痴话还能让人接受,甚至颇感亲切,那么,接下来的动作就无异于在贾府引爆了核弹——他摘下那玉,恶狠狠地摔去,吓得众人一拥而上,争相去拾。贾母也像丢了魂,急忙将他搂在怀里说道:孽障!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

痴人自己哭道: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煞是没趣。如今来了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

好吧!就算不是好东西,为什么以前不摔,林妹妹来了才狠命摔去?还有,林黛玉见了他大吃一惊,心里想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这又是为什么?〔12〕

换句话说,这两人到底什么关系?

当真“木石前盟”吗?

未必靠得住。没错,绛珠仙草为报神瑛侍者以甘露灌溉之恩,下凡用一生的眼泪还他,确实谁都能理解。然而唯其如此,反倒可疑。非凡的《红楼梦》会这么简单?何况这是甄士隐在梦中听来的,谁不清楚甄士隐就是“真事隐”?

他俩一见如故,其实奇怪。

初读《红楼梦》而不喜欢黛玉的大有人在。这个林妹妹有什么可爱呢?病病恹恹,怪里怪气,使小性子,说起话来噎死人,动不动就掉眼泪。是的,姑娘确实冰清玉洁,才华横溢。但,这些玩意儿能够当饭吃、过日子吗?

最让人受不了的,还是她的小心眼。

小心眼无处不在。薛家搬进荣国府不久,薛姨妈让人给王熙凤和姑娘们送宫花。别人都是收下道谢,只有林黛玉问是单送自己,还是人人有份。听说都有,便冷笑着说: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其实先送别人,只是因为顺路,先得的也没挑三拣四,她这难道不是多疑?〔13〕

但,如果考虑到花是谁送的,就怪不得黛玉。

与林黛玉相反,薛宝钗来得悄无声息。严格按照写作的法则,可以说她连个出场都没有。来了以后也只是跟姐妹们看书下棋做针线,安静得毫不起眼,接着又养起病来。

换句话说,宝姑娘原本无心做什么“第三者”。

林黛玉却警惕顿生,薛宝钗则浑然不觉。〔14〕

贾宝玉自然更是浑浑噩噩。他只是庆幸先来了个神仙似的妹妹,如今又来了个菩萨般的姐姐。姐姐养病,当然要去探望,没想到无意中知道了宝钗竟有金锁。金锁上的“不离不弃,芳龄永继”八个字,与自己玉上的“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当真一对。只不过后者是天生,前者是人为。

这个至关重要的差别,当时并没有人注意到。

林黛玉却来了。尽管事先不可能知道,这里会有“金玉良缘”的暗示,但她来了便半酸不酸——先是笑言自己来得不巧,后是借着丫环送手炉奚落宝玉,等到喝酒时又是她来对付多管闲事的李嬷嬷,好像她才是这屋里的主人。

如此倒也罢了,宝钗也并不在意,还忍不住笑着在黛玉的腮上拧了一把,道是颦丫头这张嘴,让人恨也不是,喜欢也不是。但是辞别时,黛玉先是问宝玉走不走,然后又亲自给他戴斗笠,还要反复端详,这就俨然“宣示主权”了。〔15〕

那么,薛宝钗此刻什么反应?

没有交代,也许不必。甚至到了王熙凤半开玩笑,公开撮合宝玉和黛玉时,她还跟着起哄。当时,宝玉和凤姐中了马道婆的魔咒,刚刚苏醒过来。黛玉念了声佛,宝钗便笑着打趣道,这如来佛祖也太忙了,还要管林姑娘的姻缘。〔16〕

如此说来,这薛宝钗竟是个没心没肺的?

当然不是。金钏被辱自尽,王夫人明白自己一巴掌打掉了贾府“宽柔以待下人”的祖宗颜面,正在心乱,薛宝钗却四两拨千斤,为她做无罪辩护——谁知道那丫环是不是自行失足落水?就算负气而死,也不过是个糊涂人。这件事其实犯不着过意不去,多赏些银子便已是尽了主仆之情。

自行失足落水?呵呵,那是井,不是湖。

然而薛宝钗绝非冷血动物。王夫人找不到新衣服给金钏妆裹,她立即说自己刚好新做两套,还说从来就不计较什么忌讳之类。认真说来,宝姑娘原本无此义务,只能说她心存善念。更何况,就算这是为了替王夫人赎罪,那也得她承认王夫人有罪不是?只不过,她识得大体,懂得轻重。〔17〕

事实上,这位从娘胎里就带来热毒、必须常年服用“冷香丸”的千金小姐并不坏,甚至也不冷。如果说由于赵姨娘是贾政的枕边人,善待贾环还可以解释为工于心计;那么她挺身保护命运坎坷的香菱,暗中帮助家境贫寒的岫烟,出钱出物为史湘云做东设宴又图什么?有回报吗?〔18〕

何况她还做得那么平和自然。尤其是螃蟹宴,简直就像顺水人情。如此处处留心留意,时时小心翼翼地照顾到弱者的感受,是难能可贵和值得肯定的。难怪大大咧咧的史湘云最喜欢薛宝钗,贾府上下也几乎都偏向她。的确,宝钗眼里满是人,黛玉却只有花,甚至不曾正眼看过赵姨娘。〔19〕

将薛宝钗看作阴谋家,是小看了《红楼梦》。

实际上《红楼梦》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薛宝钗的无可挑剔和无懈可击。她甚至就是儒家伦理的道德楷模,还货真价实。她的温柔体贴、低调俭朴、谦让随和,也都不是装出来的,毋宁说是在自觉践行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就连点戏时故意讨贾母欢心,也应该解释为恪守孝道。要知道那可是老太太出面给她过生日,哪能只顾自己开心呢?更何况点第三出戏时,居然还兼顾了宝玉的喜爱和情趣。〔20〕

这样做人,岂非贤惠?

当然如此,只不过是世俗的。悲剧也在于,世俗的贤惠偏偏碰上了天生的痴心。其实,宝玉对人之体贴,毫不亚于宝钗,堪称掏心掏肺。可惜他只体贴女孩子,再加可以看作女孩的男孩。宝玉甚至气哼哼地说,好端端的女儿若是嫁给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混账得比男人更可杀了。〔21〕

也是。水和泥搅在一起,岂非污泥浊水?

那么,如果黛玉嫁给宝玉,也会这样吗?

结论是不会。因为那痴人本非泥土,而是石头,只不过蒙尘而已。这就必须用水来洗,而且非泪水不可。人们往往不能理解林黛玉哪来那么多眼泪,殊不知这正是绛珠仙草的使命所在。没错,她不是来还债,而是来启蒙的。因此必须没完没了地发痴使性子,直逼得宝玉再摔那玩意。〔22〕

也因此,他俩根本就不可能有婚姻。

薛宝钗其实也跟石头有关。她住的蘅芜苑,迎面是插天的大玲珑山石,四周环绕着各式石头,看不见房屋,也没有花木,只有异草。目光敏锐的学者注意到,这意味着薛宝钗善于把心思藏起来,她是用淑女厚壳隐藏真情怀的人。〔23〕

这样的人当然无法以心换心,尽管宝玉也曾因她的妩媚风流发呆,她则在宝玉身边绣过鸳鸯。然而终究,作为纲常伦理的杰作,这姑娘只是一把人工打造的金锁。锁,能够让石头开窍吗?当然不能,何况还是金的。〔24〕

更何况,她还把自己锁起来,封闭在石头中。

因此,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宝黛之争。就算有,也不是他们个人的事。要知道,石头和洗石头的眼泪,对于那现存秩序即便不是异端,也是异类。这就必须干预,且只能使用世俗的方式。所以,如果不是以心心相印,而是以明媒正娶为成败标准,那么,林黛玉早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本无悬念。〔25〕

结果,力挺木石前盟的竟是王熙凤。

(清)孙温绘,旅顺博物馆藏。

(清)孙温绘,旅顺博物馆藏。

一夜北风紧

王熙凤的出场比林黛玉还惊天动地。

这是《红楼梦》里最具争议性的人物。即便按照现代的道德标准,她也不是善类:毒设相思局,弄权铁槛寺,暗算尤二姐,逼死鲍二家的,手里的人命少说也有好几条。然而最让人心惊的还是她那句话: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如此毫无敬畏之心,还有什么坏事干不出来?打骂丫环小厮,根本就家常便饭,不值一提。〔26〕

但,王熙凤再坏,也不会亏待大观园。李纨带着姐妹们成立诗社,探春请她来做监社御史。凤姐当然知道这其实是要赞助,便爽快表示:这是什么话!明儿一早就到任,下马拜了印,先放下五十两银子给你们慢慢作会社东道。

哈哈!谁说王熙凤眼睛里只有钱?

当然,慷慨解囊是在调侃了李纨之后。

调侃自有原因。一则李纨原本有钱,比谁都多;二则要给也不能那么容易。关键是她掏腰包的理由:我不入社花几个钱,不成了大观园的反叛了,还想在这里吃饭不成?〔27〕

这话很容易被理解为势利的算计。毕竟,那园子名义上是元春娘娘的,里面住的又是老太太的心肝宝贝。以王熙凤之聪明绝顶,岂能不清楚其中利害,放着人情不做?

但,抄检大观园,就是另一回事。

事情的起因不大不小。贾母房里的傻丫头,无意中拾到绣有性爱图样的香囊,碰巧落在邢夫人手中,邢夫人则将它交给了王夫人。两人素来面和心不和,转交则明摆着是要看对方的笑话——这东西难道不是凤姐丢的?就算不是,你们姑侄也有管理不严、治家无方,甚至姑息纵容之责。

自己的嫌疑,王熙凤倒是洗清了,抄检大观园的命令却不能不执行。麻烦在于,副检察官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陪房,原本仇恨园子里的丫环,唯恐事情闹不大,此刻正是摩拳擦掌;王夫人对那地方则本有敌意,也恨不能趁此机会治理整顿,至少按照袭人的建议将宝玉移出。事实上,抄检之前她已经将晴雯叫来,莫名其妙发了一通火,认定晴雯是妖精似的东西,明确表示回明了老太太就要撵出去。

黑云压城,大观园危在旦夕。

王熙凤何去何从?

让人击节叫好的是,这个平日里“机关算尽”的人没有选择助纣为虐,也没有选择明哲保身,而是不动声色地暗中掌控局面,尽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宝玉那里,晴雯怒形于色,将箱子里的东西尽情地倒在地上,让王善保家的好生没趣,她只是笑笑而已;在黛玉那里,那副检察官因为发现了宝玉的东西,正要兴风作浪,却被她轻飘飘一句话就堵死了念头;探春说只许搜自己的,不许搜丫头们的,她也笑着说不必。最后,当查出“嫌疑人”竟是王善保家的外孙女时,她又用“凤辣子”牌的幽默为这场闹剧收摊:这孩子鸦雀无声地弄了个好女婿来,倒叫你们做老娘的省心。〔28〕

如此好戏,非凤姐儿不能。

这里面有双重原因。首先,王熙凤功利而不势利。如果跟市侩小人打交道,她能吃得骨头渣子都不剩下。但在正常交往时,看重的就不是地位,而是才情。所以,她蔑视庸俗的婆婆邢夫人,却对贫穷的邢岫烟另眼相看,对庶出的探春更是连连喝彩。哈哈,她怎么瞧得起王善保家的?

何况王熙凤还有秘密使命,那就是看不见的手派来保护大观园的。这个世俗社会之外另辟的特区,除了她没人能够守住。其中原因,固然在于她跟贾元春一样发自内心地疼爱宝玉,更在于只有她才胆大妄为,甚至无恶不作。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被王熙凤拉下马的,是现存秩序的虚伪。她玩弄权术时有多么肆无忌惮和得心应手,宗法社会就有多么黑暗,道德说教也就有多么苍白。的确,世代显赫的诗礼之家,竟然被识字不多的女流之辈玩弄于股掌之间,岂不荒唐?假正经如政老爷,假慈悲如王夫人,也都要依仗她,又岂非讽刺?

然而这小女子却如鱼得水。作为孙媳妇,她甚至胆敢拿贾府的最高权威开玩笑,说贾母给宝钗过生日的二十两银子是霉烂的,还有大把钱财压在箱底不知道用来干什么。贾母听了竟乐不可支,貌似抱怨的话语中其实充满炫耀。〔29〕

如此人物,称为“新版武则天”或“女版曹孟德”恐怕不对,因为史太君并非唐高宗或汉献帝。而且,尽管老太太叫她猴子,王熙凤也不是孙悟空,她可不想修成正果,立地成佛。她杀伐决断,雷厉风行,翻云覆雨,左右逢源,都是在尽情地挥洒聪明才智,这就会对所有天赋由衷地赞赏甚至敬重。可以这么说,王熙凤跟薛宝钗一样,都把真性情藏了起来,只不过凤姐儿的面具是舞台上曹操式的白脸。

这简直就是木石前盟保护神的不二人选。

唯其如此,作者才特意安排她和林黛玉同时出场,而且更要出彩。她的风风火火、咋咋呼呼、哭哭笑笑,以及贾母对她的介绍——泼皮破落户凤辣子,其实都在暗示这个女人的不同寻常。果不其然,她成为公开点明宝玉和黛玉爱情的第一人,尽管用了插科打诨的方式。然而她的支持显然要比丫环紫鹃更有分量,以至于小厮兴儿认为大局已定。〔30〕

那么,她这样做,对自己有好处吗?

表面上看,未尝没有。最起码,体弱多病又厌烦俗务的林黛玉即便成为宝二奶奶,也不会与她争权夺利,反倒只会将管理权拱手相让。但如果仅止于此,那就把《红楼梦》看简单了。请问,王熙凤干了那么多坏事,为什么读者却恨不起来,甚至暗中欣赏?结论只有一个:曹雪芹喜欢她。

要不然,这个文学形象怎么会那样精彩绝伦?

同样,王熙凤也喜欢林黛玉,既喜欢她的才情,也喜欢她的性格。表面上看,这风吹就倒的美人灯很难相处,但这只是对凡夫俗子而言。相反,林妹妹的所有怪癖,在凤姐姐这里都不是问题。王熙凤真正忌惮的,是薛宝钗严严实实的道德包装,那才真是高深莫测,无缝可钻,难以动摇。

林黛玉的心思却全部写在脸上,而且单纯,那就是只要贾宝玉的真心。这就让王熙凤既放心又欣赏,至少不必小心设防。实际上,能把权术玩弄得炉火纯青的,往往对两种人另眼相看:要么比自己还工于心计和长袖善舞,要么干脆就清澈如水,晶莹如玉,那是可以滋养尚存之天良的。

这样一种超功利的欣赏,是真喜欢。

也因此,她们俩都属于大观园。

毫无疑问,林黛玉和王熙凤都无意挑战现存秩序,当然更不会试图颠覆,却在事实上成为同盟军。只不过借用鲁迅先生的表述方式,王熙凤是以其肆意妄为,将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林黛玉的结局则意味着有价值的毁灭。如果再算上薛宝钗的命运,可就是有无价值都不得善终了。〔31〕

天才人物总是敏感的。难怪衣食无忧、随时都可以滚进贾母怀里撒娇的林黛玉,竟会写出“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葬花词;也难怪众姐妹即景联诗,自告奋勇写第一句的王熙凤,开宗明义脱口而出的竟是:

一夜北风紧。〔32〕

大风起于青蘋之末。尽管此刻的贾府,花团锦簇,酒绿灯红,富贵荣华,但正如名字意味着“冷眼旁观看兴衰”的冷子兴所言,已是内囊也尽上来了,即将败落。〔33〕

那么,高高在上的贾母老太太,她知道吗?

果麦绘,收录于三秦出版社版《红楼梦》。

老祖宗

姐妹们的诗刚刚做完,贾母就到了大观园。

没过多久,王熙凤也来了,来了就拿老太太开涮。贾母说她鬼灵精儿,到底躲她不着,又说孝敬也不在这会。凤姐却矢口否认孝敬,只说已经帮老祖宗打发了债主,不用再在这里东藏西躲,可以安心回去用晚饭,免得野鸡放老了。〔34〕

躲债?呵呵,她老人家只有福债。

按照世俗社会的标准,这贾母确实满足有福之人的全部条件:四世同堂,儿孙绕膝,锦衣玉食,寿比南山,身边也总有人小心伺候,陪坐承欢。平日里,大事有凤姐,小事有鸳鸯,说笑话有刘姥姥,抹骨牌有薛姨妈。除非有元妃省亲之类天大的事,她的日常工作就是安享清福,尽享天伦。

这位老祖宗,确实活得就像宗庙里的神主。

但,如果认为她当真管不了事,便大错特错。

就说营救宝玉。老太太赶到现场,还没来得及进去就已先声夺人: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岂不干净了?这话让贾政如何能够承受,赶紧躬身赔笑。贾母却反唇相讥,一句话逼得贾政扑通跪下:你原来是和我说话!我倒有话吩咐,只是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却叫我和谁说去!

此刻贾政能够用来为自己辩护的,就是动机。按照传统社会的逻辑,动机纯正,则行为正当,至少不能重责。可惜这块挡箭牌立马便被贾母砸得粉碎:我说了一句话,你就禁不起。你那样下死手的板子,难道宝玉就禁得起了?

这句话,表面上是责问方式,实际上是质疑资格。大家想想,母亲才开口,儿子就顶回去,还是孝子吗?自己不是孝子,又有什么资格教育下一代?于是,问题就从贾政实施家教该不该,变成了配不配。何况老太太还有话: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怎么教训你来?

贾政彻底没戏,只好表示:以后再不打他了。

老祖母原本要的就是这句话,却并没有就此收兵,反倒冷笑着对贾政说,你的儿子,打不打的,我也不该管。看着不顺眼,我们几个回南京去就是,反正你已经让我没有立足之地了。又对王夫人说,你也不必哭哭啼啼,将来你儿子做了官,怕未必认你这娘。直弄得贾政不敢反悔才罢休。〔35〕

处理贾琏偷情事件,又是另一种风格。

说起来也是乐极生悲。贾母闲得无聊,一时兴起,提出要学小户人家,凑份子给王熙凤过生日。贾琏见凤姐被众人团团围住劝酒,便趁机与鲍二家的苟且,没想到被不胜酒力回房洗脸的凤姐捉奸。贾琏恼羞成怒,提剑要杀凤姐,一路追到了老太太这里。结果,闲取乐差点变成全武行。

这件事的是非一目了然,却不能公事公办——果然认起真来,荣国府没面子,王熙凤也没好处。老太太到底是曾经沧海,见怪不怪,便先定调子说: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哪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又对凤姐儿说:都是我的不是,叫你多吃了两口酒,又吃起醋来。你放心,等明儿我叫他来替你赔不是。

结果,除了鲍二家的自尽,再无风波。

风波平息的直接原因,是贾琏当着满屋子人的面,打躬作揖向王熙凤和被冤枉的平儿赔礼道歉。这固然因为他自知理亏,而且夫妻情分尚存,但如果没有贾母,如何收场仍然只有天知道。贾母的态度也很明确:都不许再生气,也不许再提起此事。胆敢再提,即刻回我,不管是谁痛打一顿。〔36〕

所有人都笑了,贾府一片祥和。

逻辑却很混账。什么叫世人都打这么过的?世人都打这么过就对吗?可惜只能这么着。想想看,嘉靖难道不知严嵩谋私,乾隆难道不知和珅贪腐?当然知道,却只能睁眼闭眼装糊涂,因为世人都打这么过的。齐家治国,哪里能事事认真。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才是重中之重。

实际上,如果贾母做了皇帝,是会被目为圣君的。她到清虚观打醮祈福时,一个小道士躲闪不及,被王熙凤一巴掌打翻在地,其他人也齐声喊打。贾母却立即予以制止:快带了那孩子来。小门小户家的孩子,哪见过这势派。要是吓着他了,反倒怪可怜见的,他老子娘岂不疼的慌?〔37〕

这就是“仁民爱物”了,何况还有知人善任。自己房里的“部门经理”鸳鸯,荣国府里的“总经理”凤姐,哪一个不称职?难得的是那两人还相互尊重,配合默契。相比唐宋元明清庙堂的党争不断,贾母这里堪称治理楷模。

但,最精彩的,还是她的自我纠错。

事情是贾赦惹出来的。这个贪得无厌的老色鬼,仗着是袭爵的长子,居然打起了鸳鸯的主意。他那平庸无能的正妻邢夫人也为虎作伥,夫妻两个对鸳鸯及其家人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鸳鸯无奈,便趁着众人在贾母面前凑趣,一状告到老太太跟前,并且绞下自己的头发,表示誓死不从。

老祖宗听了,顿时气得浑身发抖:我通共剩了这么一个可靠的人,他们还要来算计。于是满腔怒火,便急不择言地发泄到正巧在旁的王夫人身上: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外头孝敬,暗地里盘算我。有好东西也来要,有好人也要。剩了这么个毛丫头,见我待她好,也要弄开了,好摆弄我!

这些话虽非酒后,却也是真言。看来,老太太对于那些奉承自己的人早有警觉,只不过平时装糊涂罢了。可惜这话说得不是时候,在鸳鸯这件事上也怪错了人。正如探春赔笑着指出的:哪有大伯子要纳妾,小婶子会参与其事的?

探春说得在理。但是这样简单的道理,王夫人自己却不能说。贾宝玉作为亲儿子,薛姨妈作为亲妹妹,薛宝钗作为外甥女,也都不能说。守寡的儿媳妇李纨,干脆带着姐妹们躲了出去。王夫人的辩护律师,便只能是庶出的探春。

贾母的反应也很迅速:可是我老糊涂了?

漂亮!老糊涂可不算错,要算也是老天爷的,再说又有谁敢跟着这么说?更何况,听刚才那些话,她的心里可明白着呢!所以,这错等于没认,半点都不丢人丢面子。

被冤枉的王夫人却必须安抚。于是,老太太先对薛姨妈说你这个姐姐极孝顺,然后又要宝玉给他娘跪下,最后还要怪凤姐不提醒自己。王熙凤这人精则说,这件事就是老太太不对。谁让老太太会调理人,弄得那鸳鸯人见人爱。〔38〕

很好!领导错就错在太英明。

确实英明。私下里训斥了邢夫人以后,老太太便坐在了牌桌前。没过多久,凤姐就在鸳鸯的暗示下,打出了她单等的那张二饼。当然,出牌之前,凤姐假装表示犹豫,还把牌拿给薛姨妈看。薛姨妈刚说了声只怕老太太满了,贾母就将牌掷下,对凤姐说:你敢拿回去?谁叫你错的不成!〔39〕

那么,老太太不知道这牌是故意放给她的?

当然知道。就连刘姥姥出丑,她也知道是王熙凤安排来让她开心的。只不过,她很享受周围人的讨好和逢迎,而且认为有资格享受。但同时,老人家心里也拿捏着尺寸,保持着清醒。她特地嘱咐王熙凤,刘姥姥是乡屯老实人,不可以拿她取笑。在清虚观看戏,贾珍点的《南柯梦》不祥,她也只是默然不语。可以说,这完全是一种“仁君”气度。〔40〕

事实上,贾母是本书女性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王熙凤有其魄力无其教养,薛宝钗有其风度无其担当,贾探春有其睿智无其阅历。林黛玉嘛,倒是得其灵性,却又与她代表的世界格格不入。何况就算愿意接班,也没那能力。

老祖宗,其实后继无人。

而这,也许正是《红楼梦》的意义所在。

女娲的视角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是前八十回最后一次过节。与以往相比,这个中秋过得很是没有精神。先是贾政承欢,讲了个怕老婆的笑话,倒有些乐趣。轮到贾赦就莫名其妙了,笑话居然是讽刺父母偏心。这就未免尴尬。最后,贾珍之妻尤氏见贾母闻笛落泪,也来讲笑话,贾母却听得睡眼惺忪。及至醒来,宝玉兄弟姐妹早已散去,陪在这里的只有探春。〔41〕

探春是贾母的影子,尽管老太太未必承认。

与王熙凤先声夺人,林黛玉引发痴病,薛宝钗悄无声息不同,贾探春的真正出场是在代管荣国府之日。当时,正好赵姨娘的兄弟死了,管事的婆子来请示赏银额度。若在凤姐面前,她还会大献殷勤,讲出许多先例来以供参考,这一次却只报告了事由,便不再说话。显然,她这是欺生。

或者说,且看新领导有没有管理能力。

李纨是老实人,想了想就吩咐,袭人的妈死了,赏银四十两,那就照此办理。婆子二话不说,接了对牌就走,却被探春叫住。探春道,家里的与外头的,难道没区别?你且说两个先例我们听听。那婆子当场愣住,便回答忘了,还赔笑着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事,赏多少谁还敢争不成?

没人敢争?坏了规矩,还不按下葫芦起了瓢?

探春心里冷笑,脸上依然和气:你办事办老了的,岂能不记得?往日回你二奶奶,也要现查去?当真如此,凤姐姐也太宽厚了,倒显得我们没主意似的。婆子满脸通红,赶紧转身取了旧账来。果然,依照惯例,应该二十两。

之后的故事无须赘述。总之凤姐听了平儿的报告,连声叫了三个好字,还交代平儿说:她虽是姑娘家,心里却事事明白;又兼知书达理,比我更厉害一层。其实,平儿也早就告诫众婆子,不要横看了三姑娘,那是二奶奶独畏之人。〔42〕

那么,谁能让王熙凤敬畏呢?只有贾母。

由于没有前传,无法得知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如果遇到抄检大观园的事会怎么样,但探春的表现让人刮目。她冷笑着对王熙凤说: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些贼,我就是头一个窝主。不过,本姑娘的尽管搜,搜我丫头却不能。我原本比众人歹毒。她们偷来的,一针一线都交给我藏着呢!

哈哈!这要是在江湖上,岂非罩着小弟的大哥?

王善保老婆挨的那一巴掌,更是打出了满堂彩。那婆子虽不过仆人,却是邢夫人的陪房,王夫人的钦差。打狗还要看主人,探春岂能不知其中利害?但,士可杀不可辱,人格尊严也不容冒犯。相比之下,凤姐之威已算不得雷霆。

更重要的,还是探春的那番话: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被抄的日子也会有呢!古人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可知我们这样的世家大族,从外面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才真正能够一败涂地。〔43〕

这又是何等的清醒。

因此,只有她能够体会老太太中秋之夜的悲凉,默默地陪伴在老人家身旁。奇怪的是,明察秋毫的贾母,也只是说三丫头可怜见的,此外并没有特别的表示。也许,她老人家无意再添伤感。也许,她老人家自知多说无益。总之,祖孙二人原本可以有的心灵碰撞机会,就这样失之交臂。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这次冷清悲凉的中秋夜宴,恰恰在抄检大观园之后。接下来,便是王夫人抄检怡红院,撵走了晴雯和许多看不顺眼的女孩子。再接下来,则是薛宝钗搬出大观园,贾宝玉杜撰芙蓉诔,贾迎春误嫁中山狼,美香菱屈受贪夫棒,没有一件令人欣慰,除了宝玉那首七古。〔44〕

难怪那晚黛玉会写出这样的句子:冷月葬诗魂。〔45〕

之后的空白便只能靠遐想去填补。但可以肯定,大观园这个“精神特区”将不复存在。薛宝钗是敏感的,不失时机地抽身而去。贾探春也是敏感的,干脆说与其被人撵,不如我先撵,何必往死里住。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46〕

莫非,这正是中秋之夜她想对老祖宗说的?

其实说不说又如何?想想看吧,袭人向王夫人提议变个法儿将宝玉搬出去,王夫人听了如雷轰电掣,却只是让袭人好歹留心,并无动作。抄检大观园虽然是她拍的板,也仍然躲在后面,还要拉上王善保家的共担责任。但到抄检怡红院的时候,不但亲自披挂上阵,平日里吃斋念佛的慈眉善眼也全然不见,终于露出狰狞面目和血盆大口,毫不掩饰。

原因也很简单:凤姐倒了,贾母老了,轮到她了。〔47〕

王夫人无疑是《红楼梦》中最下等的人物。如果依宝玉所说,女儿是水,男人是泥,那么,用“污泥浊水”来定位贾政夫妇都是抬举了他们。毕竟,水至清则无鱼。作为有机肥料,污泥浊水还可以滋养鲜花和青菜。这对男女却是死水泡朽木,顶多养蚊子。他们甚至比薛蟠之流还不如。那几个家伙虽然粗鄙,并且混账,却好歹还有野性和生气。

死寂和腐朽早就开始了,少说也有四五百年历史。既然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且存在了如此之久,那么死水和朽木就有理由和资格仇视清水和石头。之所以一直隐忍,只因为有所忌惮,也需要孝子贤孙和贤妻良母的伪装。但,贾母和凤姐也是嫁了汉的,为什么却没有变成污泥浊水?〔48〕

(清)孙温绘,旅顺博物馆藏。

因为有使命。

这件事作者早有交代,只不过真事(或真实想法)已被隐去,变成假语村言,比如补天石思凡,绛珠草还泪。其实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比方说,如果贾宝玉就是补天石,请问他嘴里衔的脖上挂的是什么?

对不起,那个东西才真是女娲补天剩下的,贾宝玉则是神瑛侍者。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下凡了却风流公案,补天石是一僧一道趁机夹带的私货。当然,瑛也是石头,蒙尘之后必须用泪水来洗。问题是,把那私货塞进来干什么呢?

功能之一是充当见证人和记录者。否则,后来那石头上就不会字迹分明,编述历历,被空空道人从头到尾抄录回来交给曹雪芹。看来有两块石头,也有两个作者。因为《石头记》这个书名可以有三种理解:石头记录的故事,石头经历的故事,石头讲述的故事。因此,事情可能是这样:曹雪芹得到了一部自传或者笔记之类的东西,经过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化臭腐为神奇,升华为旷古未有之不朽经典。在此过程中,亲历者被定位为神瑛侍者,补天石则是曹雪芹。〔49〕

当然,这只是有待证明的猜想和假说。

但,曹雪芹为什么要自我定位为补天石?

考证其身世并没有意义,答案其实在这句话: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也就是说,曹雪芹要用贾府故事来探讨、追问和证明,他头顶上的那个天,那个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价值,君臣父子为伦理规范的文明秩序,还有没有补的可能。结论是没有。贾母后继无人,探春远走高飞,凤姐哭向金陵,都意味着所有的努力全是徒劳。就连贾政夫妇也不该是胜利者,那才真叫“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50〕

贾母和凤姐之谜也不难解开,她俩同样是曹雪芹的女娲之所派遣。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女娲是补天者,却忘了她还是母亲神。那伟大的母爱,岂能由林黛玉来体现?至于母亲神对儿女们前途的关心,则只能托付给悼红轩中的曹雪芹。

于是,曹雪芹在重讲亲历者(贾宝玉)故事时,就站在了女娲的高度,有了女娲的视角。如此解读,才能理解黛玉葬花。那是先知者的时代伤感,批判者的悲悯情怀。她代表历史在追问:古老的文明能够“质本洁来还洁去”吗?

也许,得回过头去看看我们走过的路。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命运和选择》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960年(宋太祖建隆元年)三月二十三日,妈祖生于湄州(今福建省莆田市),她姓林名默,是唐代邵州刺史林蕴的七世孙,或林蕴之兄林藻的后代,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九月初九逝世。

1402年(建文四年)六月,朱棣军队攻陷首都应天(今江苏省南京市),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终。

1402年(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朱棣在南京奉天殿即皇帝位,废除建文年号,改当年为洪武三十五年。

1405年(永乐三年)六月,郑和奉诏第一次下西洋,当年秋冬季率船队出发,永乐五年(1407)九月返回国内。

1407年(永乐五年),朱棣派出胡濙秘密寻找建文帝。

1407年(永乐五年)九月,郑和奉诏第二次下西洋,当年冬季出发,永乐七年(1409)夏回到国内。

1409年(永乐七年)九月,郑和奉诏第三次下西洋,当年冬季出发,永乐九年(1411)六月回到国内。

1412年(永乐十年)十一月,郑和奉诏第四次下西洋,船队于永乐十一年(1413)冬出发,永乐十三年(1415)七月回到国内。

1416年(永乐十四年)四月,明成祖亲撰碑文,纪念妈祖对郑和船队的庇佑。

1416年(永乐十四年)十二月,郑和奉诏第五次下西洋,船队于永乐十五年(1417)冬出发,永乐十七年(1419)七月回到国内。

1416年(永乐十四年),胡濙还朝,职升礼部左侍郎,官阶正三品。永乐十七年(1419),胡濙出巡长江以南。

1420年(永乐十八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德拉群岛。

1421年(永乐十九年)正月,明成祖命郑和送多国使臣回国。当年秋冬季,郑和出发第六次下西洋,于永乐二十年(1422)八月返回国内。

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七月,胡濙结束密访赶赴宣府,朱棣连夜召见。

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明成祖朱棣驾崩,太子朱高炽即位,在八月的即位诏书中宣布停止下西洋。

1427年(宣德二年),葡萄牙人发现亚速尔群岛。

1430年(宣德五年)六月,郑和奉明宣宗之命第七次下西洋。宣德六年(1431)十一月,郑和在福建长乐立《天妃灵应之记》碑,十二月率船队出发。郑和于这次行程中去世。宣德八年(1433)七月,船队回到国内。

1453年(景泰四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灭拜占庭帝国,并将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意思是伊斯兰之城,地中海商路受阻。

1460年(天顺四年),葡萄牙人到达佛得角群岛。

1487年(成化二十三年)7月,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率船队从里斯本出发,沿非洲西海岸向南航行。1488年2月,他的船队发现非洲大陆最南端好望角。12月,迪亚士船队返回里斯本。

1492年(弘治五年)8月3日,受西班牙女王派遣,哥伦布率领三艘帆船从巴罗斯港出发,沿大西洋向西航行。在远航七十一天时发现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哥伦布以为自己到达了印度,因此将当地土著叫作印第安人。

1494年(弘治七年)6月7日,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调停下,西班牙与葡萄牙签订了瓜分势力范围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

1497年(弘治十年)7月8日,达·伽马受葡萄牙国王派遣,率船队寻找通往印度的航路,于1498年5月20日到达印度西南部古里,1499年9月9日返回里斯本。

1519年(正德十四年)8月10日,麦哲伦得到西班牙国王的支持,9月10日,率领船队从塞维利亚港出发开始环球航行。1521年4月27日,麦哲伦死于菲律宾的部落冲突。1522年9月6日,船队中仅剩的“维多利亚号”回到西班牙,船员只剩18人。人类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终于完成,历时1082天。

1535年(嘉靖十四年),据《明史》载,指挥黄庆受贿,将南洋各国交易市场从电白县移到濠镜澳,葡萄牙人趁机混入。此后的小渔村,商贾越聚越多,葡萄牙人吓跑各国同行,独占了这里。一说嘉靖三十六年(1557)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以所谓“借地晾晒贡物”为由,买通海道副使汪柏,获得在此暂住的许可,之后就赖着不走。

1551年(嘉靖三十年),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从日本搭乘葡萄牙商船,抵达中国台山上川岛,因明朝海禁严格,没法进入内地,1552年死于该岛。

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三月,徐光启出生。

1579年(万历七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奉派抵达中国澳门,学习汉语。后随葡萄牙商船至广州传教,住肇庆天宁寺。他赢得时任两广总督陈瑞的好感,将寺庙改为礼拜堂。

1582年(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死后遭到万历皇帝清算。同年,利玛窦来到中国。

1583年(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起兵。

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利玛窦第一次进北京,一事无成。

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四月初六,利玛窦再次从南京启程前往北京,在临清落入太监马堂手中,连同贡物和行李被扣押在天津。十二月二十四日,署名“大西洋陪臣利玛窦”的奏折和贡品送达万历皇帝御前,利玛窦随后进入北京,并定居于此。

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12月31日,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的皇家许可状,由此正式建立。

1607年(万历三十五年)春,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完《几何原本》最重要的前六卷。

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徐光启在上海试种甘薯。

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闰三月,利玛窦在北京去世。

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确立八旗制。

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南京礼部侍郎沈㴶发起“驱逐远夷”运动,徐光启上《辨学章疏》为传教士辩护。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建立后金。

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德国人汤若望由澳门进入中国。

1626年(天启六年),努尔哈赤病亡,皇太极继承汗位。

1629年(崇祯二年),钦天监与礼部侍郎徐光启,分别预测五月初一日蚀。使用《大统历》和《回回历》的钦天监误差颇多,使用西洋历法的徐光启准确无误。徐光启趁机请求修改历法,得到皇帝批准。

1635年(崇祯八年),受徐光启委托的山东参政李天经完成《崇祯历书》的撰写,全书一百三十七卷。

1636年(崇祯九年)三月初六,皇太极将满语叫作笔帖赫包、汉语意为书房的文馆改为内三院,设立内院大学士。

1636年(崇祯九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称帝,定国号为“大清”。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承认大清皇帝继承自己帝国的大统,上尊号博克达车臣汗,为两个民族的共主。

1636年(崇祯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封林丹汗之子额哲为和硕亲王,封科尔沁部五人为王。

1643年(崇祯十六年),西法精准预测三月初一的日蚀。八月,崇祯皇帝下诏,称西法果密,改名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

1644年(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三月,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清兵进占北京。

1644年(顺治元年)十二月初六,汤若望出任钦天监监正,成为这个重要部门首位洋长官,也开创了西方人执掌观象台之始。

1658年(顺治十五年)七月十五,内院改为内阁。

1658年(顺治十五年),比利时人南怀仁抵达澳门。

1659年(顺治十六年),南怀仁被派往西安传教。

1660年(顺治十七年),南怀仁经汤若望推荐到京,入钦天监工作。

1661年(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顺治皇帝驾崩。初九,玄烨即皇帝位。

1661年(顺治十八年)六月,罢内阁,复内三院。

1661年(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十二月,郑成功击溃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

1662年(康熙元年)四月,南明永历帝被吴三桂所杀。

1662年(康熙元年)五月初八,郑成功去世。

1664年(康熙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徽州府歙县平民杨光先以“谋叛本国、妖言惑众、历法荒谬”三大罪名,将汤若望告到礼部。

1665年(康熙四年)三月,汤若望被无罪释放。随后,辅政大臣将杨光先任命为钦天监监正。

1666年(康熙五年),汤若望于北京去世。

1667年(康熙六年)七月初七,康熙皇帝宣布亲政,十天后,鳌拜擅杀另一辅政大臣苏克萨哈。

1669年(康熙八年)五月,康熙帝在索额图协助下抓捕鳌拜。十六日,下诏议政王大臣会议审问。二十八日,康亲王杰书等回奏鳌拜罪状三十条,康熙批复,鳌拜终身监禁。

1670年(康熙九年)八月,康熙帝恢复内阁,遂成定制。

1671年(康熙十年)九月,康熙帝回到盛京,以“寰宇一统”告祭祖陵。

1673年(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平西王吴三桂起兵反清。

1674年(康熙十三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起兵反清。

1674年(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三,皇后赫舍里氏为康熙生下嫡子胤礽。

1675年(康熙十四年)六月初六,康熙立胤礽为太子。

1676年(康熙十五年),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发动兵变,接管平南王职权,投降吴三桂。

1681年(康熙二十年)正月,延平王郑经病逝,年仅十二岁的郑克塽继承王位。

1681年(康熙二十年)冬,清军平定三藩之乱。

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再次巡视东北地区,部署对俄斗争。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郑克塽投降,被清政府封为公爵。台湾纳入大清版图,隶属于福建省。

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正月,雅克萨战役打响,俄罗斯人两次战败。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清政府设立广州、厦门、宁波、松江四个对外通商口岸。

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中俄两国以外兴安岭、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划界,边境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

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率军攻入内蒙古。

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噶尔丹战败自杀,被他驱逐出境的漠北蒙古回到原住地,接受大清册封。

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康熙第一次废太子。

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康熙复立胤礽为太子。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康熙皇帝宣布新增人丁永不加赋。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康熙皇帝颁旨再废太子。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清军入藏击退准噶尔蒙古,将居住在青海塔尔寺的七世达赖格桑嘉措护送回藏,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

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皇帝驾崩,皇四子胤禛即皇帝位。

1723年(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雍正皇帝建立秘密建储制度。

1724年(雍正二年),养廉银制度确立。

1729年(雍正七年),军机处设立。

1735年(雍正十三年)八月,雍正皇帝驾崩,弘历即皇帝位。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乾隆皇帝下一口通商谕令,规定西洋商人只能在广东通商。

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清政府将伯克由世袭改为任命,官阶则从三品到七品不等,颇有民族自治的意味。

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英国人瓦特发明蒸汽机。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

1799年(嘉庆四年)正月,乾隆皇帝驾崩。

1807年(嘉庆十二年),美国人富尔顿发明的“克莱蒙特号”汽船试航成功。

1814年(嘉庆十九年),史蒂芬逊设计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蒸汽机车。

1825年(道光五年),史蒂芬逊作为总工程师,修建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

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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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大航海时代

产品经理 | 王光裕 装帧设计 | 朱镜霖 特约审校 | 刘朋

出版统筹 | 吴畏 学术顾问 | 陈勤 法律顾问 | 黄荣楠

插图绘制 | 方佳翮 何姝 产品监制 | 贺彦军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策划人 | 路金波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邦国时代 中国崛起

统一战线

华夏文明圈

智者千虑

变法与争鸣

第二章 帝国之初 帝国的前夜

秦之误

汉之兴

三国与魏晋

南朝与北朝

第三章 巅峰与定型 兴衰隋唐

成败两宋

集权再集权

另一条线索

当惊世界殊

第四章 问苍茫大地 宇宙与天下

天的多重身份

尊儒得失

德治与官治

半步之遥

附录 文明的起始与国家的形态

本卷大事年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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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24

命运和选择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运和选择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1.12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6673-7

Ⅰ . ①命… Ⅱ . ①易… Ⅲ .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通俗读物 Ⅳ . ① K2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25266号

易中天中华史

命运和选择

易中天 著

责任编辑 金荣良

装帧设计 朱镜霖

插画 方佳翮 何姝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毫米×1280毫米 1/32

字数 118千字

印张 6.75

印数 1-75,000

版次 2021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2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6673-7

定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果麦文化 出品

第一章

邦国时代

中国崛起

大约3700年前,最早的“中国”在洛阳盆地崛起。

她的考古学名字,叫“二里头遗址”。

毫无疑问,这处不知原本姓甚名谁的聚落,并不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城市,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考古学家在那里惊喜地发现了诸多的前所未有,包括但不限于:

最早的城市干道网;

最早的大型围垣官营作坊区:

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

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和青铜礼乐器群。

当然还有最早的宫城、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大型多进院落和四合院式的宫室建筑。尤其是那坐北朝南封闭式结构的宫室,简直就像后世宫城或皇城的直系祖先。〔1〕

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二里头村周围,年代为公元前1800年—前1500年。杨鸿勋绘。

商代遗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湖畔,年代为公元前1600年—前1300年。杨鸿勋绘。

遗址位于陕西省岐山、扶风两县北部交界处,是西周灭商前的都邑。傅熹年绘。

引自许宏《何以中国》。

东西长107米,南北宽约99米,面积约1万平方米。发掘时台基高出周围地面近1米。引自许宏《最早的中国》。

引自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

这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当然,更早的“祖先”还有淮阳平粮台遗址。

遗址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年,属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城址。引自许宏《何以中国》。

这个城址四四方方,方向接近正南正北。城不大,却也外有护城河,内有建筑物,以及迄今所知最早的公共排水设施。南北城墙的中段还各有城门一座,其连接线基本上纵向中分城址,可以说已经很有些中轴线意味。后来考古学家又发现了西门,没准将来还能发现东门。〔2〕

如此方正讲究的城址在中华史早期虽属罕见,却“吾道不孤”地成为后世的楷模。二里头宫城是它的升级版,明清紫禁城则是豪华版,只不过正方形变成了长方形。

而且,紫禁城也是四个门。

宫城平面呈纵长方形,东、西墙的复原长度约360米,南、北墙的复原长度约290米,墙宽约2米。据许宏《最早的中国》插图重绘。

引自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

不难看出,三者有着惊人的相似——

平粮台:朝向接近磁北,正方形,长宽各185米。

二里头:朝向接近磁北,长方形,长360米,宽290米。

紫禁城:正南正北,长方形,长960米,宽760米。〔3〕

就是说,二里头宫城和北京紫禁城都是矩形,长宽比例也都大约5比4,后者的面积差不多是前者的七倍。

这里面,难道没有什么在一脉相承?

有。方正规矩,中轴对称,坐北朝南。

也许,还要再加土木建筑和封闭式结构。〔4〕

土木建筑,封闭式结构。引自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

那么,这是偶然的吗?

恐怕不。

有两点似乎可以确定:如此执着地追求方正规矩和中轴对称,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并不多见,甚至在中国早期也多半出自中原地区。这当然与地理环境有关,但是有条件不等于必须如此,执着追求的背后也必有想法和理念。〔5〕

可惜平粮台人和二里头人怎么想,已经无从得知。他们或许有意,或许无意,还可能在有意无意之间。但可以肯定的是,建中立极,在秦汉帝国之前便已是天下共识。

这个观念表现于城市规划和建筑,则是——

择天下之中而立国。

择国之中而立宫。

择宫之中而立庙。〔6〕

庙(廟),广(读如眼,屋脊)下是朝。

所以,庙就是宗庙和庙堂,宫则是宫城。宗庙和庙堂要建在宫城之中,宫城则要建在国之中。这里说的国,便只能是城市,或者城市国家,即一座城市加周边农村。城郭之内曰国,四境之内曰邦。这样的国家,就叫邦国。〔7〕

邦国,都是“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

但,择“天下之中”立国的,只有一个。

她的名字,就叫“中国”。

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的铭文就说:

宅兹中国

意思是:就在这天下之中,建立中央之城。

何尊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贾村塬。内底有铭文一百二十二字,证实了周武王灭商后筹迁洛邑以为东都,以及成王继续营建成周的史实。铭文右起第七列前四字即“宅兹中国”。

这是目前关于“中国”的最早文字记载和考古证据。

那么,这个有着文物为证的“中国”在哪里呢?

也在洛阳盆地,距离二里头遗址大约三十公里。

据许宏《最早的中国》插图重绘。

然而这咫尺之遥,却走了六七百年。

想当年邦国遍野,号称万邦。这当然并非实数,只不过极言其多。多则不足为奇,多则鱼龙混杂。毕竟,所有早期国家都只能从部落或部落联盟演变而来。万邦之中哪些已经成形,哪些尚在演变的进行时,也都很难界定。因此,无妨姑且以“方国”名之,或者叫族邦和酋邦(chiefdom)。〔8〕

当然,姑且而已。

但,二里头都邑横空出世之后,便换了人间。〔9〕

最根本的变化是有了中心。也就是说,原本一盘散沙的方国围绕其中最强大的一个形成共同体,共同体的核心即为中央之邦。这个中央之邦并非秦汉以后的中央政府,与其他国家或部落也没有上下级关系,毋宁说是文化上的带头大哥或政治军事同盟的盟主,有学者称之为“国上之国”。〔10〕

于是,所谓“广域王权国家”诞生。〔11〕

毫无疑问,这里说的“域”只是区域或地域,并非领土或国土。作为带头大哥或同盟盟主的国家无论叫什么,也都只是城市国家即邦国。但是,有了这个中央之邦,共同体和文明圈才得以形成。从此,圈内是邦国,圈外是方国。

作为核心的中央之邦,或许可以叫“王国”。〔12〕

这就必须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或者将这个地方看成天下之中,就像“众星拱之”的北极星。建中立极的观念会逐渐成为共识也不奇怪,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谓之“中国”。

中国崛起,华夏文明开始大放异彩。

统一战线

华夏文明的成熟期,在西周。

没有比西周更像“广域王权国家”的了。以渭河平原和洛阳盆地为立足之本和天下之中,周人打造了“巨无霸”型的王国,并以此作为国上之国和中央之邦,建立起共同体和文明圈。圈内,是众多名义上受封于周王,实际上各自为政的大小邦国,由此构成“中国式”的国家联盟或邦联。

周:王国,姬姓,都镐京和洛邑。

宋:公国,子姓,都河南商丘。

齐:侯国,姜姓,都山东临淄。

曹:伯国,姬姓,都山东定陶。

楚:子国,芈姓,初都湖北丹阳。

许:男国,姜姓,都河南许昌。〔13〕

哈哈!这可真是层次分明,秩序井然。

地域也够广大。晋在山西,燕在河北,楚在湖北,还有许多小国,比如偃姓的桐和姬姓的沈,在安徽和河南。其余绝大多数邦国则密布于今天的陕西、河南和山东三省。他们的世袭君主也绝大多数姓姬,后来成为重要国家的有:

鲁:侯爵,周公之子伯禽封国,都山东曲阜。

晋:侯爵,武王之子叔虞封国,都山西翼城。

卫:侯爵,文王之子康叔封国,都河南淇县。

燕:伯爵,召公奭封国,都蓟(北京西南)。

次多的是姜姓邦国,比如封在河南南阳南的申侯、南阳西的吕侯、山东寿光的纪侯。与楚同为芈姓、与秦同为嬴姓的也为数不少。曼姓的邓、熊姓的罗、妘姓的鄅、隗姓的弦等等,虽然也名见经传,却多半是“打酱油”的。〔14〕

这就是西周封建,放在首位的无疑是政治考量。自家人最靠得住,所以非侯即伯数量还多,以保证控股。姜姓封国居其次,则因为是武王伐纣的重要同盟军。当然,咸与维新的方国和部落也要升级为邦国,尽管多半只不过子爵。

没错,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啊!〔15〕

维新的起因部分来自殷商的教训。众所周知,武王伐纣原本力不从心,哪怕他率领了多国部队。然而那不可一世的殷商王国却其亡也忽焉。根本原因,便在于他们从来就不把战俘当人——干活时是牛马,祭祀时是牲口,上战场时又是炮灰。结果怎么样呢?迎战周军的那些人掉转了枪头。〔16〕

这就要反其道而行之。战败国殷商的后代封在宋,并且是唯一的公国。自家的兄弟子侄和异姓同盟军,反倒最高只封为侯爵。更重要的是,一旦封邦建国,便世代相传,自由发展。军事同盟变成了联合王国,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国家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西周统治者的政治智慧可谓惊人。

文化意义同样不可低估。

西周封建之初,有一类封国与革命战争无关,比如创造了“杞人忧天”成语的杞。他们的国君是周武王不辞辛苦从民间寻访而来,封在今天河南杞县的。因为这个族群据说是大禹的后代,姓姒(读如四),所以杞国也称夏国。〔17〕

情况相同的还有陈,妫(读如归)姓,国君也是周武王找来的,据说是帝舜后代,封在河南淮阳,侯爵。黄帝后代封在山东滕州,国名薛,任姓,侯爵。此外还有:

莒:子爵,嬴姓,传为少昊后代,初都山东胶州。

邾:子爵,曹姓,传为颛顼后代,初都山东曲阜东南。

任:爵位不详,风姓,传为太皞后代,都山东济宁。

六:爵位不详,偃姓,传为皋陶后代,都安徽六安。〔18〕

不过薛侯实在乏善可陈,几乎无人知晓。杞君倒是入了司马迁的法眼,却又被诸侯看不起,蔑称其为子。只有陈国闹得风生水起,事故频发,举世瞩目,还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诗经》中的《陈风》十篇。其中的情歌有的火热奔放,有的诙谐风趣,有的哀婉惆怅,有的欲言又止。有个春心萌动的男孩,甚至对纵情歌舞的巫女一见钟情:〔19〕

你的舞姿是那样奔放,

在这宛丘的坡上。

我的爱已经满满当当,

虽然明知道没有希望。

咚咚咚敲起鼓来,

在这宛丘的低地。

不管是寒冬还是酷暑,

你总是手持白鹭的羽翼。

当当当敲起缶来,

在这宛丘的大道。

不管是寒冬还是酷暑,

你总是头戴白鹭的羽毛。

这首诗,就叫《宛丘》。

◎《诗经·陈风·宛丘》

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

洵有情兮,而无望兮。

坎其击鼓,宛丘之下。

无冬无夏,值其鹭羽。

坎其击缶,宛丘之道。

无冬无夏,值其鹭翿。

陈国宛丘与平粮台遗址都在河南淮阳,这恐怕很难说是巧合。也许,那里一直存在着文明古国,或断或续。周武王那会儿,不过“人道是帝舜之都”而已。但这就够了。当时并没有考古学,更没必要验明正身,舜就舜吧!

只要有此说法,周武王就能完成一件大事: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20〕

那么,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直接的政治利益当然没有。这些“先王”的遗存既然是已灭之国,已绝之世,散落民间之逸民,当然不可能有可资利用的政治力量,所以殷商王国并不当回事。被周武王封在雍丘即今河南杞县的大禹之后,在商代便或封或绝。帝尧的后代更可怜,似乎已经沦落到混迹于群蛮,一文不值。〔21〕

周武王却找到他们,封为侯爵。〔22〕

结果是什么呢?

天下之民归心焉。

十分清楚,武王伐纣之后大封诸侯有两个目的:政治上巩固同盟,文化上安定人心。也就是说,武王和他的继承人以国家制度的形式告诉大家,我们既属于同一共同体,也属于同一文明圈。这个文明圈也是同心圆似的组合:

周王国:代表新兴的周文明。

宋公国:代表过去的商文明。

杞侯国:代表更早的夏文明。

至于“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等等,当然也有自己的代表性。只不过,他们实在太遥远了。也许得叫“文明前的文明”(civilization before civilization)。〔23〕

哈哈!这个同心圆还是立体和纵向的。

于是,西周有了两条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政治上,保证了“周系广域王权国家”五百年没被外部势力攻破,周天下其实是后来自己解体的。文化上,统战更加意义非凡,那就是实现共同体和文明圈内各族群有区别的身份认同。

这就要有层次,也要有核心。

那么,核心是周吗?

不,是夏。

华夏文明圈

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说:夏,中国之人也。〔24〕

此处“中国”的含义显然与今天的理解不同,其实兼有地理、文化和政治的三重标准。具体地说,就是指文明程度较高且位于中原地区的诸多封国,所以又叫“诸夏”。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诸戎、诸狄、诸夷。〔25〕

鲁闵公元年,赤狄入侵位于河北邢台的邢国。邢国本是周公之子封地,姬姓侯爵。齐国管仲便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于是,齐桓公出兵救邢。一百八十六年后,越王勾践围攻吴王夫差。与吴国有“同生共死”盟约的晋国不能救,只好派使者去表示歉意。为了进城,那使者还得哄骗勾践说,吴犯间上国多矣,闻君亲讨焉,诸夏之人莫不欣喜。可见,诸夏已是当时的共识和常用词。〔26〕

此外,也有称为“诸华”的。鲁襄公四年,晋悼公打算讨伐戎狄,大夫魏绛表示反对。他认为一旦劳师远征,中原空虚,楚国势必趁机攻陈。陈国不保,诸华必叛。得戎狄而失诸华,这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万万不可。

于是,晋悼公改变了主意。〔27〕

显然,诸华就是诸夏,合称华夏。

魏绛的主张,则体现了当时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

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28〕

这又是一个同心圆式的结构。最核心的周王国是狭义的中国,也是顶级的夏。认同周王宗主地位和典章制度的各路诸侯则是诸夏和诸华,也是有别于戎狄蛮夷之广义中国。

华夏文明圈在“广域王权国家”中诞生。

问题是,为什么叫华夏?

后世的解释是: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29〕

这恐怕未必是本义。文明程度高,产生了优越感,自称诸华或者华族倒有可能,夏却是古老的国号和族名。难不成启废禅让时会说:我居中国,礼仪极大,那就叫夏?

周系联合王国自称诸夏,必定另有原因。

那就来看“夏”这个字。

甲骨文的“夏”字五花八门,共同特征在于头顶的“触角”。

这是夏的部分甲骨文,奇形怪状,五花八门。不过大多数的头顶上,都有相同的符号,看上去像是天线宝宝。那么这些符号会是什么呢?触角?发辫?羽毛?王冠?

羊头的可能性较大,没准是跟伏羲学的。〔30〕

苟如此,那也就是王冠。

夏启,则是最早的王。

他的邦国,也是最早的“中国”。

所以,自称夏,或许是要继承王权的法统。这也是历朝历代要做的事。明清两代的帝王庙里,正中供奉的便是伏羲和炎帝、黄帝。不过那也太久远了,殷商前的夏正合适。

何况,周人据说还是夏的旧部。〔31〕

这当然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只能姑妄听之,更何况其他那些并非姬姓的邦国也都自称诸夏。看来,当时的情况也许是:推翻了“第二王国”殷商之后,以“第一王国”夏作为统战之旗,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毕竟,加入到姬周邦联中来的方国和部落即便与夏没有瓜葛,也都仰慕已久。

那就把这旗帜举起来,尽管它可能是斧钺。

商代,长32.5厘米,宽34.5厘米,因口部两侧有对称铭文“亚丑”又称亚丑钺。山东博物馆藏。

斧钺直到后世都是权力的象征。东汉建安元年,汉献帝授予曹操节钺,其实就是交给他军政大权。武王伐纣,更是右手秉白旄,左手持黄钺,以示必胜之心和指挥之权。〔32〕

嘿嘿!王者荣耀啊!

因此也有学者认为,王的本义,就是斧钺。〔33〕

第一排的几个确实像,尤其是小臣系卣上的。但是其他那些就很难说。事实上,从二里头时代开始,文明圈的建立就主要依靠文化的影响,是软实力催生了“中国”世界。〔34〕

相反,武力征服则被认为是万不得已:

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35〕

这里说的“文化”不是名词,而是“以文明去教化”的意思。毫无疑问,在古代社会,战争从来就难以避免,斧钺也是不可或缺并且派得上用场的。但是至少,西周二百七十多年间还是和平时期居多,这不能不予以高度肯定。

文明是需要养成的,华夏大地的新主人也非常乐意精耕细作。诗人歌唱道:苦菜由于长在周原而变得甜蜜,猫头鹰的叫声也十分好听。这当然是夸饰之词,但周人没有像某些入侵的蛮族那样毁灭过去的文明,则是事实。他们恭恭敬敬地继承,小心翼翼地呵护,兢兢业业地发展。结果就连原本是殷商后裔的孔子,也发自内心地由衷赞美说: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6〕

古老的夏,终于成为华美的夏——华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许多新兴的邦国纷纷加入到华夏文明圈来,比如西方的秦,南方的楚,东南的吴和越,尽管未必得到承认。然而春秋五侯争霸,荆蛮之楚和亡余之宋都与有荣焉,姬姓邦国却只有孤零零的一个晋。后来,也正是这个晋,以自己的解体预告了姬周百年老店的倒闭破产。〔37〕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

智者千虑

周的最大问题是产权不清。

产权原本不是问题。或者说,二里头之前也好,二里头之后也罢,远古先民根本就没产权这概念。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住不下去便走人,讲什么产权昵?〔38〕

现在不行了,周天王要分封天下。这样一来,就必须先确定那天下是他们家的,于是宣布: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39〕

可惜这只是个说法,所谓“周系广域王权国家”也不是姬发的家天下。许多邦国原本就有自己的地盘,周天子仅仅加封了爵位而已。难道换个门牌号,房产就归了你?

也只好分门别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周武王主力部队打下来的不必讨论,爱分给谁便是谁。参战方国和部落就地受封,名义上承认是周王封的就行。未开发的蛮荒之地以及欠发达地区,则大量派出自家人和盟军去殖民。结果,仍然称得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受封的诸侯也不吃亏,因为他们在受封之地享有绝对的治权。土地是他们的,子民是他们的,财政收入当然也都是他们的。而且,诸侯们还有权将国土和子民再分出去,分给大夫建立领地。大夫对自己的领地也有绝对的治权,只不过不能叫国,只能叫家。大夫也不能叫国君,得叫家君。

所以,西周封建包括两个层面——

天子封诸侯,叫“封邦建国”。

诸侯封大夫,叫“封土立家”。

看起来,这跟后来西欧的所谓“封建等级制度”(Feudal Hierarchy)多少有点相像。比方说,都是国王将土地分封给大贵族,大贵族又封给小贵族,由此形成君臣关系。然而这两种制度却有着本质的区别。最大的不同,在于西欧封臣与封君的关系是非血缘的,西周封建则恰恰相反。〔40〕

所以,与封建制相配套,还得有宗法制。

宗法制的作用是分出血缘关系的等级。最高一级是正妻的第一个儿子,叫嫡长子。其次,则是嫡出的次子和妾生的庶子。所有爵位和财产,原则上由嫡长子继承。没有继承权的则封为次一级的贵族,比如国君的其他儿子做大夫。至于周王,则同时是先王和皇天上帝的嫡长子——天子。

结果,异姓诸侯之间也有了血缘关系。这不仅因为他们原本要通婚,更因为在西周封建之初,无论姜姓、子姓还是芈姓或其他,都可以解释为皇天上帝的次子和庶子。

封建制和宗法制,就这样合而为一。

这是中国独有的,西欧可没有这一套。

那么,有问题吗?

看起来没有,至少逻辑自洽。

各方利益也都得到兼顾:大夫有家,诸侯有国,天子有天下,可谓人人有份,尽管有份的仅限于贵族。权属关系更是明确:大夫之家是诸侯封的,诸侯之国是天子封的,天子的天下则是皇天上帝给的。因此封建制的西周邦联,便可以看作“三级所有、层层转包”的集团公司—— 天下:总公司,董事长是上天,天子是总经理。

国:天下的子公司,董事长是天子,诸侯是总经理。

家:邦国的子公司,董事长是诸侯,大夫是总经理。

关系 董事长 总经理 授权方式

天下 总公司 天 天子 天命

国 天下的子公司 天子 诸侯 封邦建国

家 国的子公司 诸侯 大夫 封土立家

毫无疑问,建立这样一套完整体系并非一日之功。武王伐纣和周公平叛之后的当务之急,也只能是收拾残局和安定天下。这时候其实是有选择的。比方说,他们可以像商汤王那样只管自己一家独大,也可以像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那样继续征服世界,然而周人的创造发明却是封邦建国。〔41〕

这是明智的选择。

已经无法确知武王和周公当时的想法,但可以肯定他们做不了亚历山大。创造历史需要条件。亚历山大建立的庞然大物,不就在他去世后立即分裂,只有昙花一现吗?〔42〕

替代殷商成为“中国”之后便放任自流,同样并非可取之策,那是会重蹈覆辙的。当然,新的天下仍然只能是广域王权国家,掌握王权的“国上之国”却不能徒有虚名。也就是说,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必须与其他邦国保持长期甚至永久性的联系,才不至于稍有不慎便散了架子。

关键在于如何建立关系。严格控制其实做不到,霸王硬上弓则只会导致脆断,过于松散又势必离心离德。与宗法制配套的封建制,无疑是实现预期目标成本最低的方式。血缘关系、利益分配和等级制度,则堪称三张好牌。

在这里,尺度是重要的,周人的分寸感也极佳。

西周封建,则可以概括为三句话:

以土地换和平;

以封爵换效忠;

以泛血缘关系求认同。

这里面充满了政治智慧,同时也有妥协和交换,那就是周王只能册封诸侯、创立制度和对叛乱者宣战,原则上不能过问诸侯各国的具体事务。这条原则同样适用于封国,大夫如何管理自己的封地,国君管不着。也就是说,家和国都是自治的,诸侯还能再分配,产权岂不等于是他们的?〔43〕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实是空话。

事实上,按照周人“君权天授”的观念,天下的产权是上天的,天子只有管理权和使用权。而且就连这,也在册封诸侯时一次性地消费掉了,土地和子民再也收不回来。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悖论:不分封诸侯,天子其实无权,或者说不足以体现天子之为天子。但是,分出去的土地越多,自己手里的就越少。等到所剩无几时,他还是共主吗?〔44〕

更何况,由于产权不清,也由于时势所限,周王在分封诸侯时并没有与“子公司”约定分成比例。除了名义上尊奉并捍卫周王,承认他是国际争端的最高仲裁者,以及要朝觐述职和发兵从征外,诸侯的义务其实不多,尤其是楚国那样的子爵。总之,封国的成长并不能给周天子带来好处。恰恰相反,当周的实力不再至强时,还能是国上之国吗?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一样。严格地说,称得上王臣的只有诸侯,以及周天子自己王国的公卿。诸侯各国的大夫仅仅效忠于国君,大夫领地的家臣也仅仅效忠于家君,他们都跟周王没有关系。这种逐级效忠的情况,倒很像描述西欧封建制度的那句名言: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结果怎么样呢?

只要有一个环节出问题,链条就会断掉。

事实则是所有的连接点都爆雷了。比方说,周桓王率领四国联军伐郑,结果却兵败如山倒,自己还中了一箭,这是诸侯不臣。季武子将鲁国的军队一分为三,自己和另外两家各得一份,这是大夫不臣。后来,季武子的曾孙季桓子又被管家阳虎挟持,好不容易才夺回权位,这是家臣不臣。如此失序,堪称崩乱。西周创立的制度,还能延续吗?〔45〕

当然不能。事实上,建立所谓“广域王权国家”的前提条件是小国寡民。或者说,除了王国至尊至强,其他全都是规模不大的城市国家。然而到了春秋,最后被封且立国只有半个世纪的郑,也是拥有多座城市的领土国家。这时,不论血缘关系、利益分配还是等级制度,都已无法制约,也无法诱惑诸侯。墨守成规的大量小国将会衰落并被兼并,做大做强的那些家伙,则总有一天会变成完全主权的独立王国。

周系广域王权国家终将解体,邦国时代必然结束。

我们民族再次面临选择。

变法与争鸣

与上次不同,这回的选择似乎经过了充分讨论。

没错,百家争鸣。

争鸣似乎因孔子而起。因为先秦诸子派别虽多,但只要牵涉到中国未来的走向,便可以分为两大阵营:要么赞成和维护孔子,要么反对和批判,就连《老子》也不例外。

可以说,没有孔夫子,便没有后来什么事。

然而认真说来,争鸣又不是老先生挑起的,至少他没有主观故意。不可否认,孔子确实对当时的状况不满,很希望能够有所改善。他也有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而且愿意付诸实践,身体力行,可惜四处碰壁,并不成功。这才只好退而求其次,教书育人,无意之中创立了儒家学派。

确实,这原本在孔子的计划外。

结果,却惹毛了一个人——墨子。

墨子的身世在西汉已不可稽考,司马迁只为他写了寥寥二十四个字,附在孟子荀卿列传末尾。还有人说,墨子原本也是学儒家之术的,只因越学越反感,这才愤而出走,另立门户。没想到,他创立的新学派迅速走红,成为显学。〔46〕

这就又惹毛了一个人——孟子。

实际上,孟子时代的显学有两家:杨朱和墨子。用孟子的话说便是: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这让以“孔门私淑弟子”自居的孟子完全无法忍受。他对自己的学生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47〕

显然,没有墨子,孔子不过自说自话。没有孟子,墨子也只是单方面地批儒批孔,质疑杨朱是他学生的事。称得上左右开弓,在两条战线同时出击的是孟子。直到这时,也才真正有了“百家争鸣”的意味,尽管其实只有三家。

那么,他们都争论些什么呢?

这得先看杨朱。杨朱的命运比墨子还惨,不但没人给他树碑立传,就连著作也没留下。直到东晋,张湛为几近亡佚的《列子》作注,残存在这本书里的杨朱言行,才重新浮出水面。但很快,张湛注的《列子》便被质疑是伪书。

最早提出质疑的,是写了《封建论》的柳宗元。这恐怕并非碰巧,而是必然。事实上,杨朱和列子都是道家学派的先驱,所以《列子》才会被唐玄宗尊为道家经典之一。然而安史之乱后,道家思想之不合时宜,已是明明白白。〔48〕

当然,这里说的是他们的政治主张。

道家的政治主张,并不像通常理解的“无为而治”那么简单。积极有为还是消极无为,只是技术问题,他们理想的社会却不需要治理。这就只能小国寡民——上如标枝,民如野鹿;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或者如杨朱所说: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49〕

换句话说,回到氏族社会甚至自然状态。

毫无疑问,这并不可能。就连墨家主张回到部落联盟的禹时代,也都无异于痴人说梦。尽管他们推崇大禹,首先是要弘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精神,其次则要借着古代圣人的名义,推介自己想象出来的美好社会。〔50〕

显然,道家和墨家,都是理想主义者。

相比较而言,孔子要现实得多。他虽然多次赞美尧舜禹和夏商周,却也明确表示,如果有从政的机会,能够做到的就是回到东周。西周和周公,是只能梦中相见的了。〔51〕

可惜,就连在梦中,也未必见得着。〔52〕

那么,东周的特点是什么?

以一个超级大国为中央之邦和国上之国,统领其他城市国家组成邦联的历史条件不复存在,周天下实际崩盘,但是外壳还在,周天子名义上也还是共主。就是说,封建制虽然名存实亡,宗法制和礼乐制却尚未动摇。这就让孔子看到了希望,并将自己的历史使命确定为四个字:克己复礼。

复礼之路在于提倡爱心。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的意思就是:没有仁爱,礼崩乐坏。为了挽救已经开始并且正在崩坏的礼乐制,必须高举仁爱大旗。仁爱与礼乐,相辅相成。有爱心则为礼仪之邦,守礼乐则为志士仁人。唯其如此,孔子才会对他最喜欢的学生颜回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53〕

天下归仁,也可以说是“让世界充满爱”。

墨子却拍案而起。在他看来,礼乐制祸国殃民,仁爱说虚伪透顶。因为当真有爱心,就应该无差别,为什么要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先用繁琐复杂的礼来规范,再用劳民伤财的乐去平衡?如今烽烟四起,民不聊生,乱源正在于此。

因此,要想拯救天下,也只有一个办法:向全社会提倡平等互利的相爱。为了保证平等的爱能够推行,又必须同时规定自下而上的服从。这样一来,只要天子带头,世界便会真正充满了爱。这种无差别的爱就叫兼爱,无条件的服从则叫尚同——从村民到国君逐级认同于上,直至上天。〔54〕

很难理解无差别的兼爱如何与无条件的尚同兼容,惹怒了孟子则不言而喻。毕竟,维护礼乐制原是儒家本色。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只讲仁,孟子还要讲义,荀子则专章论礼乐。看来,太史公将墨子附在孟子荀卿列传末尾很有道理,而《老子》的说法更加有趣: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这段话在《老子》第三十八章,而本章正是道家的批儒总纲领。批判者总是在被批判者之后,因此《老子》的成书时间绝不可能在孔子之前。至于失道之后必然讲德,失德之后必然讲仁,失仁之后必然讲义,失义之后必然讲礼,这是逻辑推理的结论,还是客观事实的总结,则不得而知。

儒家思想发展变化的路线图,却画得非常之准:

失道而后德——周公。

失德而后仁——孔子。

失仁而后义——孟子。

失义而后礼——荀子。

这可真是每下愈况。

事实上儒家思想发展到荀子,就已经走到尽头。荀子的得意门生韩非,则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法家是与时俱进的新锐学派,只有他们是反对回到过去,也不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为自己站台,穿着夏商周的华冠丽服,唱着尧舜禹的陈词滥调,冠冕堂皇演出“古装戏”的。所以,也只有法家的主张被统治者接受,并且运用于政治体制改革。〔55〕

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3号墓,毛笔书写,抄在宽55厘米的丝帛上。同时出土的有甲、乙两种《老子》抄本。与今本先《道经》后《德经》不同,帛书甲、乙本的排序均为《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呈现的是西汉初年《老子》的面貌。湖南省博物馆藏。

这种改革,当时称为“变法”。

变法早就在诸侯各国开始。魏有李悝,楚有吴起,齐有邹忌,韩有申不害,秦有商鞅,可谓风起云涌。然而无论是谁主导操盘,都是以法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富国强兵为近期目标,兼并天下为长远打算。区别仅仅在于,那些实力雄厚的考虑如何出手,弱小的则琢磨怎样才不会被吞并。

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从这个角度看,百家争鸣的思想意义远远大于现实意义,历史选择也其实是由实践者做出的。实际上,当诸侯各国前前后后地争相变法,荀子变得半是儒家半是法家时,新时代和新制度已是呼之欲出,只等有人为之揭幕、加冕和盖章。

帝国,正向我们走来。

第二章

帝国之初

帝国的前夜

帝国制度和时代,有着漫长的前夜。

没错,春秋战国,共501年。

这也未免太长了。要知道,从西周到春秋,大约是三百二十多年,秦汉加在一起也只有四百四十一。但,如果明白春秋和战国其实是两个时代,就不会觉得匪夷所思。〔1〕

那么,二者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

战国,才真正是帝国的前夜。

春秋,则是邦国时代最后的辉煌。

最后辉煌的代表人物首推孔子。这不仅因为《春秋》的经文止于孔子去世,更因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当真维护周制度和周天下。墨家和道家趁乱而起自不待言,就连孟子也都放弃了“吾其为东周”的想法,变得面对现实。

现实就是:诸侯纷纷称王,天子名存实亡。

所以孟子能做的,也就是尽量劝说那些独立王国的元首实行仁政,并不指望能回到旧时。孟子甚至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周已经七百多年,早就过了天定之数。辅佐行仁政的一统天下,才是该做和可做的。〔2〕

但,孔子那会儿,周就还有希望吗?

也没有。就算有点,也早就被郑庄公一箭射没了。等到两百年后孔子出来游说诸侯,便只有洪水滔天。这可是孔子心里清楚的,就连子路都说:道之不行,已知之矣。〔3〕

所以,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4〕

这是一种精神,春秋是有精神的。孔子四岁那年,齐国大夫崔杼(读如柱)杀了国君庄公,太史便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勃然大怒,便把太史也杀了。没想到当时太史是世袭的,他的两个弟弟也不怕死,接任后照写不误。等到他们的四弟继承遗志时,一连杀了三位太史的崔杼只好听之任之。另一位史官听说太史快被杀完了,立即拿着写好“崔杼弑其君”字样的简赶来,见尘埃落定才放心地离去。〔5〕

类似的事情早就发生过,在半个世纪之前,只不过太史叫董狐,被杀的是晋灵公,责任人则被认定为赵盾。实际上晋灵公死有余辜,也不是赵盾杀的——当时他被晋灵公执意暗杀,正在逃亡的路上,怎么能说“赵盾弑其君”呢?

董狐却要这样写,还要在朝堂上给别人看。

赵盾说:不是这样的。

董狐说:先生是正卿,逃亡不出境,回来不讨贼。那么请问,该对这件事负责任的,除了你还有谁?

赵盾只好自认倒霉。〔6〕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就是文天祥《正气歌》中首先举出的例子。他的诗中,也没战国什么事。毕竟,战国得名于《战国策》一书,顾名思义就知道那是讲战术和谋略的时代。强者要扩张,弱者要存活,为了达到目的,都可以不择手段。精神追求和道德坚守?对不起,还是算了吧!

幸好,战国也有风骨和血性,比如安陵国和唐雎。

安陵在今天的河南鄢陵县西北,方圆仅五十里,当时是魏的属国。韩和魏灭亡之后,秦就盯上了这个小不点。问题在于,如此蕞尔小邦,如果也动用军事力量去征服,实在是杀鸡用了牛刀,胜之不武。因此秦王嬴政便提出,用五百里地跟他们做交换,满心以为安陵国君只能唯唯诺诺。

没想到,安陵君拒绝了,并派唐雎使秦。

秦王见了唐雎,劈头盖脸就问:安陵君不从寡人,究竟是何原因?想那韩国和魏国都被我灭亡,你们却以五十里地得以幸存,不过因为寡人敬重安陵君是忠厚长者,不打他的主意而已。如今不肯以小换大,是看不起寡人吗?

唐雎说:怎么会!只因为受地于先王,守土有责。哪怕许诺千里之地也不敢拿去交换,何况五百里。

秦王勃然变色,问道:先生可曾听说过天子之怒?

唐雎说:不曾。

秦王说: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唐雎反问:大王可曾听说过布衣之怒?

秦王撇了撇嘴,轻蔑地笑了。

他说:不过摘掉帽子,光着双脚,把头往地上撞罢了。

唐雎说: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天只怕就是这样。

说完,他拔剑出鞘,站了起来。

秦王立即挺直了身子,向唐雎道歉说:先生请坐,何至于此!韩亡魏灭而安陵以五十里存,只因为有先生。〔7〕

这确实让人为之一振,却不是主旋律。战国时代吃得开并左右逢源的,是苏秦之类的赌棍,张仪之类的骗子。就连刺客,春秋与战国也成色不同。像豫让那样,仅仅因为主公以国士待之,就秉承“士为知己者死”的理念,拼死拼活也要为之报仇的,是春秋之风气,战国便只有买凶杀人。

然而战国的刺客如聂政,技术水平绝对一流。只要看他决定行动之时,何等胆大如斗、心细如发、从容不迫和有条不紊,就知道他完全具有职业杀手的心理素质。〔8〕

两个时代的不同,又由此可见一斑——

春秋:贵族精神。

战国:专业主义。

区别集中体现于战争。春秋的战争意在争霸,因此多半规模不大且时间不长,分出胜负便各自收兵。胜利方原则上不会对战败国赶尽杀绝,追击败北的也以五十步为限。战争过程中,遇到对方的国君会下车行礼。结束后,也可能派人到敌营劳军。总之,遵守规则,见好就收,不为已甚。〔9〕

这可真是夕阳无限好,尽管好景不长。〔10〕

战国进行的却是兼并战争,灭国是肯定的,杀人无数也是肯定的。秦将白起留下最低的记录是斩首五万,长平之战更是坑杀降卒四十五万。尽管古人的数据难免夸张,但即便打个对折也很恐怖。难怪孟子会愤怒地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善战者应该判死刑。〔11〕

那么,死人为什么如此之多?

因为平民作战。春秋时期,打仗是贵族的事,只有他们才配称为战士,鞍前马后服务的平民则叫走卒。贵族们驾着战车为自己的君主和荣誉而战,自然要讲君子风度。战国的主要兵种却是步兵,数十万没有受过车战训练的平民,拿着铁制兵器参加战斗,除了杀人和被杀又能如何!〔12〕

青铜的贵族精神,在铁器的平民时代必难存续。〔13〕

专业主义却正当其时。事实上,战国只是从贵族时代向平民时代过渡的阶段,只不过时代的宠儿和主角变了。他们在西周是王,东周到春秋前期是诸侯,中后期是大夫,战国变成士。孟子和商鞅,苏秦和白起,便都出身于士。〔14〕

这个变化是关键性的。天子、诸侯和大夫,都有领地和治权,他们的冠上也都有冕。士却只有贵族身份,以及标志身份的冠和剑。士的既得利益如此之少,也就很难有动机和动力去维护旧制度。相反,旧秩序崩溃了,他们没准还乐观其成。那么多的士推动变法,根本原因便在于此。

但,没有不动产和公权力的士要想参与变革,或者仅仅只想混口饭吃,也必须有一技之长,哪怕是滥竽充数的表演能力。所以,战国时期叱咤风云的士,无不有着职业经理人的心态和素质。他们毫无障碍地朝秦暮楚,同时又坚守专业主义的立场,白起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这样看,平民作风的刘邦和专业主义的萧何建立起汉,便不奇怪。〔15〕

只不过,之前还得有秦。

秦之误

秦帝国只存活了十五年。

这是绕不过去的话题,感兴趣的也不限于史学界,因此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具体结论众说纷纭。但,如果去问当时反秦的那些人,他们恐怕会异口同声地回答:

天下苦秦久矣。〔16〕

这是起义军领袖陈胜说的,也是大家的心里话。

那么,天下人苦秦什么?秦政,还是秦制?

秦政。因为后来的汉制,其实是秦制的改版。汉帝国的寿命可是最长的,尽管曾有短暂的中断。更重要的是,此后无论怎样改朝换代,最终的选择均非周制而是秦制。

或者说,郡县制的帝国制度。

犹豫和摇摆也曾有过。西汉之初新政权立足未稳,只好与旧制度妥协,实行郡国制:中央直属地区设郡设县,其他地区封邦建国。结果是高祖平叛,七国作乱。西晋倒行逆施走回头路,以郡为国,大封同姓诸王和异姓公侯。结果弄出八王之乱,西晋变成了东晋,差点就二世而亡。

历史的教训已经足够惨痛,唐代安史之乱后却仍然有人老调重弹,主张恢复周制,以至于柳宗元不得不写了《封建论》来反驳。他的办法,是用事实说话—— 秦末:有叛人而无叛吏。

汉初:有叛国而无叛郡。

中唐:有叛将而无叛州。

结论是: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很显然,柳宗元主要是在为郡县制辩护。郡县制并不等于帝国制,广义的郡县制也延续到辛亥革命之后,但是没有郡县就谈不上建立帝国。至少,世界上的其他帝国完全可以采用不同的制度和设置,中华帝国却非有郡县不可。

道理也很简单:在此之前有周制。

表面上看,西周和秦汉,都是将天下分为三级。只不过前者分为天下、国和家,后者分为中央、郡和县,而且秦汉的许多郡县就来自春秋战国。比如平阳,春秋时是晋国大夫羊舌氏的封邑。陈留则原本郑邑,由于被陈国兼并,所以叫陈留。还有权县,干脆就是被楚武王灭掉了的权国。〔17〕

秦的河东郡,也原本是魏国设置的。〔18〕

这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郡县的历史也很悠久,春秋初期便已有邦国设县,春秋末期又有了郡。当时的郡和县都是国君领地,而且郡的面积大于县,地位却比县低。直到战国,县才成为郡的下属地方行政区域,比如魏国上郡十五县,赵国代郡三十六县。〔19〕

像这样能够有郡有县的,毫无疑问都是超级大国,也都是领土国家,势必成为独立王国。但这并不等于郡县制已经替代了封建制,邦国时代变成了帝国时代,正如唐肃宗以后不再有郡,绝不意味着郡县制退出了历史舞台。

那么,关键在哪里呢?

郡县的归属及其长官的性质。严格地说,只有郡和县都属于国家,负责人也都由中央任命时,才叫郡县制。像春秋那样,县公、县尹或县大夫都是世袭的,则不能算数。

但,有了直属国君的县,变革就容易了,只要将世袭制改成任命制就行。而且,当普天之下不再有诸侯的国和大夫的家,只有属于中央的郡和县时,帝国制就应运而生。至于以后地方行政区域有多少层级,叫什么名字,都不重要。

两种制度的区别也昭然若揭——

邦国:封建制加世袭制。

帝国:郡县制加任命制。

很显然,郡县制是帝国制的硬核。在这里,就连“天下只有一个国家和天子”都并非必要条件,否则三国和南北朝便不能成立,尽管帝国制度诞生之初必须天下一统。

优越性也不言而喻。郡县属于国家,郡县的长官是朝廷命官,既没有产权又只是代理皇权,当然不会叛乱,也没有能力叛乱。可惜,柳宗元选择性遗忘了一个事实:东汉末年并州牧董卓率军进京,控制朝廷,挟持天子,冀州牧袁绍等人则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是叛了呢,还是没有?

也许,只能叫乱。

但,乱就好么?

更何况,帝国制如果完美无缺,两汉之后为什么会长期动乱,这个制度又为什么会在清人堵住大小漏洞之后,不可挽回地走向终结?同样,邦国制如果一无是处,又怎么可能延续那么久?至少,那时不会有腐败,因为国和家都是诸侯和大夫自己的,天底下哪有贪污自己财产的道理?

腐化是可能的,腐败则不可能。

邦国制的问题也并非如柳宗元所说,是出在诸侯和大夫爵位世袭,因此无法保证掌权的都是贤人。这当然确为邦国制的不足之处,晋灵公和陈灵公那样的昏君便是证明。然而帝国元首也是世袭的,难道“贤者居上”就有保证?〔20〕

柳宗元的逻辑不能自洽。

实际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适用制度,而邦国制在西周时期是最不坏的。它在战国时期走向终结,只因为不合时宜。何况周制也没有全部灭亡,宗法制和礼乐制就延续到了清末,所谓“失在于制,不在于政”恐怕未免武断。

其实论制度选择,周和秦都没错,但施政都有误——周失于懈怠而秦失于急迫,所以前者慢死而后者脆断。事实上如果周王国自强不息,在后来的发展中保持领先地位,恐怕就不会有春秋五霸,更不会有战国七雄,周还会亡吗?

再不济,也是“大国俱乐部”的主持人。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战国也势不可当地到来。最后正如秦始皇所说,只有大一统并且实行郡县制的帝国,才能熄灭战火,求得和平。事实证明,此言不谬。后来重启战端除因外族入侵,便是郡县制遭到破坏,如汉末、西晋和唐末。〔21〕

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也是事实。

这就必须再问:秦政,是暴政吗?

不是。韩非说:

仁暴者,皆亡国者也。〔22〕

那好,仁政和暴政都要不得,行什么政?

苛政。历史上没有比秦政和秦法更苛刻严酷的了,比如诽谤者灭族,窃窃私语的暴尸街头,步过六尺的受罚,炉灰倒在公路上的砍手。问题还不在于要求高和执行严,更在于不近人情:戍边的士卒遭遇天灾不能按时赶到也要杀。〔23〕

反正怎么都得死,那就只好造反。

而且,陈胜吴广义旗一举,便天下云起响应。

当然,这些说法都来自汉人,难免夸大不实。考古发现也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甚至还有不同记载。但秦政苛严仍是不争的事实,否则刘邦“约法三章”不会大得人心。不难想象,如果此公所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毫无根据,急于控制局面和安定人心的他,又岂能收到预期效果?〔24〕

事实上,秦政苛严本在情理之中,因为非如此不能以西陲邦国而一统天下。更重要的是,从商鞅到韩非,帮助秦国崛起的法家谋臣都不把人民当人。在他们眼里,民众不过是磨损了就可以抛弃的农具,射出去不必收回的箭镞,没必要拥有权利,更不必讲什么道理,听话好使唤就行。

毫无疑问,以今人的认识去苛求古人并不合适。但即便站在秦始皇的立场上,并且采取功利主义的判断标准,也得承认他们实在太多失误。没错,严刑峻法在秦国可能确实很起作用,秦国民众也可以通过杀敌立功求得心理平衡。然而天下一统之后,再无敌国,靠什么维持那紧绷的弦?

也只能脆断,只能崩盘。

另一件憾事,是秦并天下之后,只是获得了六国之地的所有权,没能让六国之人对新设的郡县产生归属感。这甚至不能叫失误,因为来不及。后果却很严重:被征服者都拒绝与秦认同,而陈胜、吴广、项羽和刘邦还都是楚人。〔25〕

汉之兴

秦并天下,楚最不服。

楚原本在华夏文明圈之外。据未必可靠的传说,他们在周成王时被封于楚蛮,爵位子爵,方圆五十里。此后就没人搭理,楚人也乐得闷声发大财。春秋的第十七年,楚君熊通羽翼丰满,自认为应该晋升爵位,便起兵讨伐随国。

随人说:我无罪。

熊通说:不好意思,我是蛮夷。如今天下不太平,诸侯相攻相杀,乱成一团。因此,寡人很想带着微不足道的兵甲到中国参观学习。为了避免见面尴尬,请王室进爵。

作为姬姓小国的随,只好向天子报告。

没想到,周王室不批准。

熊通说:是吗?那我自己来。

结果,楚成为诸侯中最早称王的。〔26〕

这个时候,秦是什么?伯爵。

不服的当然还有齐——资格最老的文明古国和实力很强的超级大国。所以最后被灭的是齐,次为燕,次为楚。之前被灭的,则是距离秦国最近的魏、赵、韩,韩亡在先。

比韩灭亡更早的,是周。

再往前倒数,则有楚灭鲁、齐灭宋、韩灭郑。卫国先是沦为魏国附庸,后又沦为秦国附庸,最后亡于秦。陈和蔡这两个三等小国就死得更早,而且都被楚灭了两次。

先灭亡的基本上都是地处中原的正宗华夏。

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插图重绘。

不过,亡国更早的,是吴。

吴国号称周太王后裔,其实是蛮夷。他们始见于《春秋左传》在楚庄王称霸十年后,距离齐桓晋文半个世纪。灭亡他们的越就更是蛮夷。越国大夫范蠡就悲愤地说:我们虽然很惭愧地长着人脸,可是跟青蛙和螃蟹有什么两样呢?〔27〕

看来,他们还受过歧视。

然而越君勾践初次亮相便是王爵,还让十年前就已称霸的吴王阖闾死于战败。实际上春秋的尾声,主要是晋楚相争之袅袅余音中,吴越两国的二重唱。旧时代的终结,新时期的开启,竟由长江流域三个“蛮夷之国”来完成。

这不奇怪,蛮族更有血性和活力。

其实,战国七雄的“文化血统”都未必纯正。秦和楚不必说,本是华夏化的西戎和南蛮。齐则是移民国家,姜太公定下的基本国策就是与东夷融合,何况已不姓姜。姬姓的燕在北狄蛰伏数百年,重出江湖时恐怕面目模糊。另外三家的母国晋,长期与白狄和赤狄相处,想不混杂都不可能。春秋第二位霸主晋文公重耳,便多半有着白狄的血统。〔28〕

结论是什么呢?

文明需要新鲜血液,文明需要不断更新,不能与时俱进就只有死路一条。周被秦灭,鲁被楚灭,便是证明。反过来也一样。吴亡于越,越又亡于楚,则能证明暴发户其实难成气候,厚积薄发才是硬道理。这样看,最该创造历史,担纲新时代主角的,岂非正是华夏化程度恰到好处的楚人?

难怪他们耿耿于怀,并发下毒誓: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29〕

事实上,汉帝国就是楚帝国。如果不是项羽自称楚霸王并将汉中封给刘邦,娄敬和张良也没有对建都提出专业主义的意见,新王朝或许就不会叫汉,帝都也未必在长安。然而长安宫中和高祖军中,回响的仍然是楚音。刘邦晚年,想立赵王如意为储君,被吕后用张良的计谋阻拦,他对如意母亲戚夫人的说法就是:算了,为我楚舞,我为你楚歌吧!〔30〕

四面楚歌的,岂止项羽。

秦则只能黯然神伤地退场,不带走一片云彩,再说他们也没有多少云彩可带。渑池之会时,秦王的保留节目也不过是敲瓦罐子。文化底蕴原本就薄,何况从孝公到嬴政,全部精力都在富国强兵,哪有闲心东张西望、顾及其他?〔31〕

楚人却在兼并他国和对抗强秦的同时,依然神采飞扬地创作出《楚辞》那样的精品,并把这种气质带到了汉。结果就连审美风尚,也继承了“楚王好细腰”的传统,与后来唐的喜爱丰满大相径庭,与秦的共同爱好则只是骏马。

难怪鲁迅先生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32〕

当然,如果假以时日,夺得天下的秦也许会创造出自己的精神文明。实际上他们已经有了卓越贡献,那就是将原来写法各异的大篆,统一为又叫“秦篆”的小篆。而且没过多久又创造发明出隶书,并以此作为留给汉的宝贵遗产。

隶的优点,是比篆更容易辨认和书写。这件事其实非同小可。中国的文字始于甲骨文,而甲骨文是刻写的,掌握和使用它也是巫师的专利和特权。直到记录史实的铭文出现于青铜器,甲骨文变成了金文(大篆的一种),文字才不再神秘并可以书写。书写意味着符号信息的传递完全成为可能,书写的方便简易则会加速文明进程。所以汉之后,才会由隶而楷直至行草,“书从简”的意义绝不亚于“书同文”。〔33〕

可惜,它们被称为汉字。

这样看,秦比楚还冤。

毫无疑问,汉文明并不简单地是楚文明的升级版。包括最能代表其文学成就和审美取向的赋,也是既有庄子和列子的寓言遗风、苏秦和张仪的纵横之体、韩非子的排比谐隐和《吕氏春秋》的征材聚事。更不用说张骞通西域之后,原本狂放无羁兼具梦幻色彩的艺术,又多了份异国情调。〔34〕

汉文明豪雄厚重而博采众长。

唯其如此,其影响力才是历史性和世界性的。华夏民族及其语言被称为汉族和汉语,亚洲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曾使用汉字或以它为创造文字的母本,岂是偶然?就连南北朝时期才出现的“汉子”这词,也因为南朝国民被看作汉人。〔35〕

实际上在公元前后四个世纪,对人类文明影响最为重大的就是汉和罗马。西汉与东汉的分界,也跟罗马共和国变成帝国大体同时。他们都建立了世界性的文明圈,又几乎同步地由盛而衰。历史无情地翻动着书页,但只见:斗兽场杂草丛生,万神殿廊柱仅存,还有那西风残照,汉家陵阙。〔36〕

其中奥秘,难道不该探个究竟?

三国与魏晋

在开始新的盘点之前,恐怕先得算笔账。

尽管对于西汉和东汉究竟是同一个帝国和王朝,还是该算作两个,学术界目前尚无共识,但不可否认,他们和秦都是领土完整的唯一大帝国,而且统一期长达四个世纪。

所以,秦汉可以看作一大板块,或称“第一帝国”。

相反,之后的魏晋南北朝却分裂而动荡,西晋的大一统不过昙花一现,此前则有名叫“三国”的尴尬期。按照陈寿的《三国志》计算,它的完整故事应该开始于东汉末年董卓进京,结束于西晋灭吴,即包括汉末、魏和晋初。尽管严格意义上的三分天下,至少要到赤壁之战后才初见端倪,甚至要到孙权称帝才能算数,可惜没有人这样说三国的。

呵呵,确实不三不四。

那么,不这样算,不行吗?

不行,因为曹操在《后汉书》中没有传,曹丕建立的魏又不曾一统天下,所以也无人为其单独修史。事实上,尽管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曹魏承续东汉,史学界却默认三国是一个特殊时期,即同意一个天下可以有三个帝国。之后的南朝和北朝更是相互承认,这又是一百多年。换言之,汉末董卓之乱到隋文帝重归一统,也刚好四个世纪。

这样看,统一稳定与分裂动荡的时间基本等长。

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

根本原因,在于汉制度本质上是秦制度,而秦制最重要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这种制度的一大优点,是可以相对合理地配置资源。资源本不是问题。西周时地广人稀,小国寡民,远徙齐和燕的固然可以开疆拓土,密集于中原腹地的也有发展空间,这正是邦国制度延续数百年的前提。

然而到了春秋,资源就开始不够用了,邦国之间的争端则只能靠霸主来调停。葵丘之会齐桓公提出的盟约,第五条就是不得在上游筑坝和不得禁止邻国来买粮食。可惜,诸侯只是口头承诺,连歃血的动作都没做,战争又哪里止得住?〔37〕

郡县制却解决了这个问题。郡县都归中央政府,郡县的长官都由朝廷任命,谁都不会也不能以邻为壑。再加上西汉统治者抛弃了苛严的秦政,汉初更是与民休息,中华大地上欣欣向荣,一派生机,新帝国扎扎实实地站稳了脚跟。

必须说明,汉政恐怕未必是仁政,仁政永远只是儒家的梦想。然而宽松平易之治足以恢复经济,怀柔政策也更容易让子民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终于,人们不再以旧国比如齐或楚自称,而代之以郡,甚至出现了“郡望”一词。

郡望就是世居某郡的名门望族。这个词虽然流行于魏晋到隋唐,但在东汉便已有基础,那就是世家大族。他们也都以郡来贴标签,比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和颍川荀氏,代表人物有袁绍、杨彪和荀彧。汝南袁氏号称四世三公,也就是这个家族连续四代都有人担任宰相。这虽然堪称极致,却也堪称典型。因为世族就是世代读书做官之家,所以又叫士族和势族。他们是三国的大腕,魏晋南北朝的统治阶级。〔38〕

但,根子却在汉。

汉承秦制,除了中央集权,便是官员代理。实际上只要坚持中央集权,就不能没有官僚集团。因为要管理如此幅员辽阔的帝国,皇帝再勤政也力不从心,大量的具体事务都需要技术官僚去处理,郡县和子民也要靠他们去牧守。这正是隶书在汉代得到长足发展的原因。按照许慎的说法,它原本就是由于官吏公务繁忙,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才发明的。〔39〕

当然,这种文字也很好地充当了文化的黏合剂。

不过,汉官不同于秦官,秦官其实多半是吏。他们遵循法家思想,坚持专业主义,依靠熟悉律条来开展工作。唯其如此,出土了大量秦简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的墓主,那个名叫“喜”的官吏,才会将法律文书做了陪葬品。

汉官却是要做学问的,尤其是世家大族。他们甚至世世代代专攻一部经典,比如汝南袁氏专治《周易》而弘农杨氏以精通《尚书》见长。无疑,这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做大官的必须同时是大儒。至于累世经学而至累世公卿且垄断仕途,则似应看作无心插柳。〔40〕

实际上汉武帝的本意不是要培养士族。在他看来,统一的国家必须有统一的思想,秦始皇却失于选择。法家思想是帝王南面之术,不该也不能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自由散漫和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同样不行,更不用说墨家。墨家主张的人人平等和对民间组织首领(巨子)的绝对服从,都与帝国制度格格不入。依了墨家,遍地都是侠们的军事据点。

统治帝国,岂能视为写武侠小说。

合适的只有儒家。先秦儒家的“君臣父子”能够很方便地转化为“三纲五常”之类伦理规范,宗法制和礼乐制则是可继承的文化遗产,可操作的管控手段,并且是软管控而非硬管控。这样看,汉制虽是秦制,汉政却是周政。以周政行秦制,正是避免重蹈覆辙、实现长治久安的秘密所在。〔41〕

事实上,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文官都由儒生或尊奉儒学的人担任,地方官也承担着教化的责任,作为周政核心的“以德治国”便毫无悬念地变成了伦理治国,也就是依靠伦理规范平治天下。因此,汉制与秦制其实也有异同。

秦制:中央集权,官员代理,以吏为师。

汉制:中央集权,官员代理,伦理治国。

前者是核心,后面两个是支撑点。

靠着新的制度,汉帝国重组了西周“广域王权国家”的血缘关系。皇帝仍然是上天的嫡长子,但他与臣民之间不再隔着其他人,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有帝国境内登记在册的编户齐民都是汉帝臣子,可以直接实现身份认同,并不像罗马那样,必须被授予公民权才有资格成为罗马人。〔42〕

这才真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难怪此后,稳定统一的王朝皆行汉制度。

然而汉武帝再深谋远虑,也无法料到三百年后,事情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武帝软硬兼施将老祖宗册封的独立王国,改造成仅供国王们吃喝玩乐的豪华会所;又在郡以上设立十三州部作为监察区,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没想到最终分裂天下的,正是州郡。邦国时代逐级效忠的风气也死灰复燃,关羽和张飞只效忠刘备,周瑜和鲁肃只效忠孙权,曹操并不能一统,这就有了三国。

士族则迎风起舞,有的变成了军阀如袁绍,有的蛰伏于汉廷如杨彪。杨彪最终谢绝了魏帝的聘任,坚持以汉臣身份度过晚年。曹丕却与士族地主阶级达成政治交易,以维护其既得利益的“九品官人法”换取支持。这就有了魏晋。〔43〕

那么,何以南北朝?

南朝与北朝

南北朝很特别:一个天下,两个王朝。

但这其实是魏晋的延续。魏代汉时,天下已经处于分裂状态,以周政行秦制的路走到了尽头。这里面,也许有历史的宿命,因为罗马帝国同样日薄西山。看来,一种文明如果过于成熟又不能自我更新,便难免因烂熟而衰朽。

罗马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迁都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还将自己的信仰由多神教变成了一神教。此举救了罗马半条命:他们先是在中国东晋时分裂,然后西罗马帝国活到南北朝,东罗马帝国活到明,但被称为拜占庭。

魏晋其实也只有半条命。只不过,前一个世纪魏和西晋在北,后一个世纪东晋在南。此后的四个短命王朝也都定都今天的南京,跟东罗马人一样回不到文明的发祥地。〔44〕

中华与罗马,难兄难弟,彼此彼此。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事实上烂熟的文明总是遭遇蛮族,只不过“五胡入华”要比日耳曼人在西罗马的版图中建立王国早了一个世纪,而且还都称了帝。〔45〕

◎北中国西罗马对照

北中国 西罗马

304 前赵 匈奴 419 西哥特王国

319 后赵 羯人 439 汪达尔王国

337 前燕 鲜卑 457 勃艮第王国

350 前秦 氐人 486 法兰克王国

384 后秦 羌人 493 东哥特王国

哈哈,居然都是五个。

当然,中国的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苻洪的前秦之前还有氐人的成汉,差不多早了半个世纪。那些少数民族所建政权也不止五个,单单鲜卑慕容部的就有四家。其余则匈奴人的三个,再加上羯、羌和汉族的,合称五胡十六国。〔46〕

有意思的是,西哥特建国第二年,东晋就灭亡,南北朝也开始了;五胡十六国终结后,汪达尔人才建国;而东哥特建国的同一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

这件事非同小可。要知道,鲜卑是一个积极进取又善于学习的民族,马镫子就很可能是他们发明的。至少,在新的文物出土之前,无妨将这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荣誉归于他们。事实上只有双马镫发明后,铁马金戈才真正成为极具战斗力的武装,可以横扫天下。此前的骑兵则只能冲锋陷阵、威慑敌人,无法短兵相接。〔47〕

据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南壁壁画重绘。

孝文帝的骑兵有没有马镫,不知。

但他要全盘汉化,则毫无疑问。

汉化是必然的。想当年,氐人李寿在成都、匈奴刘渊在离石左国城(今山西吕梁东北)称王,都自称汉,刘渊甚至将法统追溯到刘禅。这实在未免瓜藤扯柳叶之嫌,反倒是迁都长安的刘曜改国号为赵比较靠谱,因为离石原本战国赵邑。〔48〕

没有人像后来的元,给自己另起一个名字。

可惜,他们大多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就连自以为得到华夏文明嫡传的前秦也不例外。存活时间超过半个世纪的是毫不起眼的边陲小国前凉,淝水之战的意义则不过再次确认南北对峙,分界是秦岭至淮河的800毫米等降水量线。〔49〕

终于,两晋时称王称帝的蛮族纷纷退场,只有后起之秀北魏硕果仅存,此后的演出也由他们唱主角。毕竟,拓跋部鲜卑才真是北方民族,又来得最晚,没有任何负担。

拓跋宏迁都洛阳也堪称意义非凡,因为那里是华夏文明的天下之中。据历史文献的记载,以及考古学家推想出来的平面图,北魏洛阳有外郭、京城和宫城三重。宫城处于外郭的中轴线上,偏于京城之北。官署衙门和祭祀场所都在宫城前御道的两侧,东西两个商业区位于京城和外郭之间,外国商人和使节则住在外郭之外南面的四通市和四夷馆。

这不就是北魏版的“宅兹中国”吗?

北魏版“宅兹中国”,引自潘谷西《中国建筑史》。

重归一统也已在这时埋下伏笔。

这个使命由有着鲜卑血统的隋唐完成,更不奇怪。

南方则是另一种景象。尽管司马睿的“南京政府”公开宣布与士族共治天下,后者却从魏晋开始便已经放弃了累世经学,不再相信儒家思想能平治天下,给“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以希望。事实上儒学在东汉已江河日下,要么迂腐繁琐,要么妖妄荒唐,除了被弃如敝屣别无选择。〔50〕

时代风尚,从此大变。

专业主义被唯美主义所取代,代表人物则是有着“右军将军”头衔的王羲之。这位东晋的世家子弟,居然本人风度和书法作品都有“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的美誉,毋庸置疑地证明了魏晋时期的社会风气和价值取向迥异于秦汉。〔51〕

的确,篆变隶是为了实用,行草却还有审美。

原迹已不存,此为日本收藏的摹本。

王羲之的书法神韵超逸,简淡玄远,平易冲和,是因为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从两汉经学的束缚中解脱以后,魏晋玄学勃然兴起,风靡天下。这是一种完全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学术研究甚至清谈。不过,正因为超越了功利目的,它比历史上所有时期的中国哲学都更纯粹,也更像哲学。

然而事物总是有正反两面,魏晋玄学也一样。它当然有存在价值,却不该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尤其不该让清谈成为统治阶级的风尚。结果怎么样呢?办实事被看作粗鄙和没有品位,就像体力劳动在罗马被视为有损自由民的尊严。〔52〕

那就只能坐等亡国。

亡国的戏码一幕接一幕。百年东晋之后,四个军阀粉墨登场。他们建立的王朝没有一个长治久安,也没有一个太平无事,要么部下犯上作乱,要么自家骨肉相残。就连“城头变幻大王旗”也是按照套路上演,半点创意都没有。〔53〕

毫无疑问,这绝不意味着南朝的建立者有心夺权,无力治国,更不等于他们一无是处。恰恰相反,正是这些人刷新了历史。尤其是出身寒门的下级军官刘裕,在取代东晋之前曾经越过南北军事分界线,将王旗插到了长安城头,以至于七百多年后辛弃疾还心驰神往: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54〕

寻常巷陌,标明了宋武帝刘裕的草根身份。

寄奴,则是他的小名。

如此英雄气概让人景仰,也标志着士族地主阶级的好景不长,尽管他们在北方势头正旺。拓跋宏迁都洛阳后,下令皇族与士族通婚,受到尊重的名门望族与新入中原的鲜卑人共治帝国。他们盘踞在累世而居的乡村老宅,恪守儒家伦理并坚持诗书传家,对南方只知道涂脂抹粉和熏香的世家子弟嗤之以鼻。这股强大的势力,直到武则天时才被消除。〔55〕

南朝与北朝也有相通之处,那就是对宗教的痴迷,区别仅仅在于尊道还是崇佛。在南朝,梁武帝身体力行,以其四次舍身同泰寺成为最慷慨的皇家施主;北魏则在太武帝灭佛之后,又有文成帝的云冈石窟和胡太后的永宁寺塔。这并不奇怪。佛教主张的世界大同有利于抹平胡汉差异,正如道教鼓吹的长生不老和控制妖魔鬼怪,同样引人入胜。〔56〕

烟雨中的四百八十寺,何止于南朝,何止于佛教。

轨迹和逻辑却很清晰。超级稳定的两汉崩溃后,幻灭感便在最敏感的知识阶层油然而生。有怀疑主义为前导,魏晋玄学揭竿而起,外来文化乘虚而入,便都顺理成章。从皓首穷经转向冥想清谈,由凡间尘世转向天国仙界,则是读书人和老百姓的自然选择,统治者只需乐观其成。毕竟,清谈会误国却不会作乱,宗教作为心灵安慰剂也自有其功能。

如果再加上艺术,就尽善尽美。

虽然是唐代的作品,却有魏晋风度和南北朝风韵。徐悲鸿纪念馆藏。

哲学、艺术、宗教,是魏晋南北朝三部曲。

最后,或许还得说说文学。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差不多每个时代都有着代表性的文学样式,汉有赋,唐有诗,宋有词,元有曲,明清是戏剧和小说,时长超过三个半世纪的魏晋南北朝却没有。

但这丝毫都不奇怪。因为此刻的中国文学,正处于充满活力的创新期。各种文学体裁比如五言诗、抒情小赋和笔记小说,都跃跃欲试,欣欣向荣;而以曹丕《典论·论文》和刘勰《文心雕龙》为代表的理论,则堪称历史性成就。

当然,还有陆机的《文赋》和钟嵘的《诗品》。

凡此种种,都说明魏晋南北朝是漫长的选择期,同时也是新文明的酝酿期,而问题的复杂性则远超春秋战国:既有北方蛮族的武装入侵,又有印度佛教的文化影响,可谓要素和选项都多。因此,必须经历多次试错,才能在地域、阶级和种族之间找到平衡。就连之后的历史也将酷似秦汉,前面一个短命的王朝,后面一个长时间相对稳定的帝国。

这,莫非命中注定?

也许,不能这么说。

第三章

巅峰与定型

兴衰隋唐

四百年动荡后,中华文明走向巅峰。

巅峰期是唐宋,但不能忘了隋。

正如汉承秦制,唐也是隋的政治遗嘱执行人。他们都是混血王朝,也都是世界帝国。日本大使小野妹子来华,中日正式开始邦交,就是在隋炀帝时期。有此良好开端,才会有后来络绎不绝的遣唐使,新的文明圈也才得以建立。

可惜,隋炀帝杨广把自己弄死了。

自取灭亡并非没有原因。如果说秦政失于苛,那么炀帝便失于猛。毫无疑问,亡国之君总是会被抹黑,我们也无法得知他的真实性格。然而开通大运河只用了短短六年,说他用力过猛和操之过急并不冤枉,尽管这工程利在千秋。〔1〕

但这不是隋政,至少不是隋文帝的。

隋文帝杨坚并不是好脾气的人,除了在胡汉混血的独孤皇后面前。独孤皇后杀了他宠爱的女子,他也只是一个人跑到深山老林生闷气。但对臣下可就没那么温柔,动不动便在殿堂上打人,甚至一日之内再三再四,还嫌下手不重。

这下子,臣僚们受不了啦,集体到朝堂请罪。

文帝却问:怎么,我的棍子很重吗?

禁卫军将领田元说:太重了。陛下的刑杖远比一般行刑的更粗,打三十下等于一百下,还有不打死人的?

隋文帝只好撤了刑杖,改用马鞭。

结果还是有人被打死,刑杖也卷土重来。〔2〕

然而这位皇帝对老百姓却很宽厚。他出行时,必先告诫打前站的不得驱赶民众,遇见扶老携幼的则引马避之。如果与挑担人狭路相逢,侍卫或宦官还要上前扶助。看见灾民用豆屑和谷糠做的食物,他竟泪流满面,下令减膳近一年。

实际上隋文帝的生活十分节俭,就连衣带也不过铜铁和骨角。杨广能够成为太子,据说就靠假装朴素。这些话出自唐代魏徵的笔下,应该比较可靠。尽管他这样说,不排除有趁机宣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观念的用心。〔3〕

当然,隋文帝最大的功业还是一统天下。

这并不容易。分裂后的罗马就回不到从前,而东晋以来南北对峙超过两个半世纪。双方都自称华夏正统,自然环境和生活习惯则差异不小。更麻烦的是,秦汉故都长安和洛阳在北朝,文明传统则因“衣冠南渡”在南方,至少南朝是这么说的。因此,南北朝完全有可能继续相持不下,甚至发展成两种中华文明,或者“一个中华,各自表述”。〔4〕

隋文帝能够成功则有多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他建国后躬行节俭、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和严明法纪,结果上流社会咸乐其生,普通民众各安其业,可谓蒸蒸日上。相反,南朝却每下愈况,称陈为“据手掌之地”都不算轻蔑。何况此时北方已经胡汉一体,民族关系不再是问题,隋文帝旌旗南指理直气壮。他的运气也不错,盘踞东南一隅的陈后主碰巧是个腐朽无能的家伙,死后得到的谥号便正是“炀”。〔5〕

果然,隋文帝轻而易举就大功告成。

照理说,这样的开国皇帝多半会被谥为武,比如魏武帝曹操、晋武帝司马炎、宋武帝刘裕和梁武帝萧衍,杨坚却是文皇帝。这其实是恰如其分的盖棺论定,因为隋文帝留下的宝贵遗产正在于文官制度的创新——科举和三省六部。

三省六部制的意义在于区分决策和执行。这种区分以前也有,比如三公坐而论道,士大夫作而行之,隋文帝的改革是将含糊其辞的说法制度化和规范化。中书省管决策,门下省管审核,尚书省管执行,这就是三省。负责执行的尚书省下辖六个职能部门,这就是六部。合起来,三省六部。〔6〕

这个制度影响深远。隋唐以后,宋元皆行此制,只不过宋合并三省为政事堂,元则只有中书省。明初,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决策权归皇帝,六部却仍然延续,直到清末。结果是中国的职能部门至今仍有叫部的,日本政府的则叫省。

当然,数字不再拘泥于三和六。

同样延续到清末的科举制,意义更是划时代。西周实行邦国制度,统治阶级是领主。秦汉实行帝国制度,统治阶级变成地主。领主有世袭的爵位和对领地的治权,地主则只有家产,没有公权力可以继承。因此,由地主阶级组成帝国的官僚集团,才能实现中央集权,并堪称官员代理。

然而帝国的前身毕竟是邦国,两汉也都倚重勋贵。西汉甚至必须先封侯后拜相,后来才先拜相后封侯。东汉的高官也都有爵位,董卓封斄乡侯时还是边将,而所谓“轻烟散入五侯家”之五侯,则是汉桓帝同日所封的五个宦官。〔7〕

两汉的统治阶级,是贵族地主。

可惜贵族与帝国不兼容,帝国需要的是职业经理。这就有了第二个阶段:世族地主成为统治阶级。但是由世族构成官僚集团,固然保证了专业性,却变相恢复了世袭制,同样与帝国制度相冲突,历史的眼光也不能不投向庶族。

庶族又称寒门,也就是小地主和破落地主。他们既不像世家大族那样可以垄断仕途,又不至于无钱读书。由这些人担任帝国官员则有三大好处:他们会因为改变命运而对朝廷感恩戴德,会因为饱读诗书而恪守儒家伦理,又会因为势单力薄而不产生任何威胁,代理皇权简直非他们莫属。

科举制应运而生。

事实上,也只有这种制度,才能让没有背景的庶族地主登上历史舞台,相对公平的竞争也很快显示出优越性。难怪尽管它有种种问题,却延续了大约一千三百年之久。

什么叫大势所趋?这就是。

◎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统治阶级

邦国时代 封建领主 两周至春秋,战国是过渡时期

帝国时代 贵族地主 两汉

世族地主 魏晋,南北朝已有变化

庶族地主 唐宋元明清

唐宋元明清往往被看作一个整体,也不奇怪。

制度创新不止于此,还应该算上均田制和府兵制。前者始于北魏孝文帝时期,意在以资源配置的相对公平合理发展生产力。后者是北周奠基者宇文泰的手笔,依靠兵农合一和汉人从军增强战斗力。这是富国强兵之道,也顺便解决阶级和种族问题,至少暗示着士庶和胡汉的隔膜将要取消。〔8〕

接下来便是隋炀帝打通南北,唐太宗融合胡汉,武则天抹平士庶,卢惠能创立禅宗。这四个人虽然成败不同,得到的褒贬也各异,却都天赋极高,骨子里胆大妄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说的就是这样的人吧?〔9〕

倒是很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精气神。

实际上,唐的鼎盛时期并不长。怛罗斯战役败于阿拉伯帝国以后,就风光不再。安史之乱后,帝国更是失去对塔里木和准噶尔的控制达千年之久。此后的中唐和晚唐史,堪称枯燥无味、乏善可陈,值得一说的除了日趋成熟的诗,以及韩愈和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也许便只剩下黄巢。〔10〕

呵呵,满城尽带黄金甲。〔11〕

然而那辉煌却让人永志不忘,初唐和盛唐也无疑是最好的时代之一。河西走廊成为长安与西域的黄金通道,广州的蕃坊住满犹太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日本遣唐使则乘坐着新罗(今韩国)的商船漂洋过海而来。多民族国际化的超级大帝国横制六合,骏奔百蛮,四海宾服,万邦来朝。〔12〕

唐文明圈,毋庸置疑是世界性的。

唐章怀太子李贤是高宗李治的第六子、武则天的第二子。本图据李贤墓壁画重绘。

不过,大唐的魅力还不仅仅在于繁荣昌盛,更在于兼收并蓄的文化自信,无拘无束的时代氛围,以及为所有人提供发展空间的合理机制。在那里,只要是人才就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实现梦想,而不用考虑出身怎样,来自何方。哪怕你是突厥王子如阿史那社尔,日本留学生如阿倍仲麻吕,低级军官如郭子仪。想想也是,如果连女人都敢当皇帝,文盲都能成为祖师爷,还有什么无法想象和没有可能呢?

大唐梦见者有份,包括少数民族和外国人。

尽可能做到机会均等的社会起码不坏,更何况唐帝国也没有太多的清规戒律,至少在文化方面是如此。这不仅造就了物质生活的丰富多彩、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更是营建了气度非凡的集体心理。满足感和自豪感弥漫于社会,从上层流溢到民间。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种话可只有那时的诗人才说得出,也只有他们说了才算数。〔13〕

盛唐气象,当作如是观。〔14〕

实际上,由于缺乏足够的史料,我们并不能确切地得知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状况,尤其是底层人民的。大体上可以肯定的是,唐帝国搭建起新大厦的框架之后,并没有更深入地思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个混血王朝就像美少年,尽情挥霍着青春,不知英雄也有末路,美人也会迟暮,国家机器的零配件要磨损生锈,繁华的表面之下竟危机四伏。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惊慌失措的唐帝国手忙脚乱地扑灭战火,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进行反思。身经盛世与乱世的唐玄宗已经证明,长治久安不能单靠领导人的个人能力,何况此后也出不了李世民和武则天。〔15〕

盛极一时的唐,终于无可奈何花落去。〔16〕

柳宗元撰写《封建论》时担心的事情也果然发生,只是方式不同。拥兵自重的藩镇变成无须册封的诸侯,终于重演东汉末年割据势力肢解前朝的悲剧。区别在于,这次的局面要混乱得多——不是三国两晋南北朝,而是很少有人记得住说得清的五代十国,分裂动荡的时间则要短得多。

没错,只有半个世纪多一点。

显然,经过隋唐两代的努力,帝国制度比两汉更加完善也更加适用,不需要变更只需要调整。社会发展也正好处于半成熟状态,既有成功经验又有上升空间。因此,历史舞台必将虚位以待,中华文明也注定要迎来新的鼎盛时期。

踏着轻松步伐儒雅登场的,是宋。

成败两宋

说起宋,人们的印象是“积贫积弱”。

这不公平,也不是事实。

的确,在唐宋元明清这个序列里,宋的版图最小。北宋建国之前,契丹人就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辽。接下来,又有了女真人的金。北部中国从来就不曾在宋手里,何况西北还有党项的西夏,西南还有大理,这可真是连西晋都不如。

没错,短命的西晋,版图也比北宋大一倍。

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当然成为心头之痛。宋徽宗联合金人灭了辽,自己和儿子却成为金的俘虏。此后,西夏依然是西夏,大理依然是大理,北宋则变成南宋。

可怜兮兮的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何况最后,还亡于元。

据人教版高中历史课本。

但这只能叫瘦小,不能叫贫弱。

事实上宋的经济状况绝对不差。汉和唐日子过得很好的时候,全国人口也只有五千多万,半壁江山的南宋却有一亿出头,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破亿的大帝国。人口增长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指标。如果贫穷落后,哪来这么多子民?〔17〕

另一个判断也有数据支持:成吉思汗灭亡花剌子模只用了两年,旭烈兀灭亡阿拉伯帝国用了五年,宋蒙战争却长达四十五年,而且也是在南宋。请问这能说是弱吗?〔18〕

运气不好,遇到了蒙古人而已。

说来凑巧,两宋局促于狭小空间的三个世纪,其他那些百年老店也都命运堪忧,晚景凄凉。其实早在安史之乱的第二年,阿拉伯帝国就已分裂。到了北宋,西班牙的后伍麦叶王朝(白衣大食)首先灭亡,阿巴斯王朝(黑衣大食)首都巴格达也被塞尔柱突厥人占领,气息奄奄。到南宋,他们和北非的法蒂玛王朝(绿衣大食)便都死于非命。〔19〕

拜占庭帝国同样日薄西山。南宋人口快过亿时,其首都被十字军攻陷并洗劫,藏书量仅次于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君士坦丁堡大学图书馆也惨遭蹂躏。拜占庭人自己则被迫流亡尼西亚,忽必烈即蒙古汗位的第二年才复辟。可惜此后他们作为帝国已名不副实,只能在周边强国间苟延残喘。〔20〕

据陈志强《拜占庭帝国通史》插图重绘。

结果便是这样:

公元前后两个世纪,汉与罗马双峰并峙。

公元7—9世纪,唐与拜占庭和阿拉伯三足鼎立。

公元11—13世纪,宋文明一枝独秀。〔21〕

那么,何以如此?

跟五代的创立者一样,宋的开国皇帝也是军阀,却非常奇怪地有着商业头脑。更奇怪的是,赵匡胤的继承人也都把治理帝国看作管理公司,把平定天下当作生意来做,选择了成本最低而收益最高的方式,甚至为了实惠而放弃虚名。

澶渊之盟就是笔合算的买卖——北宋以很小的代价换取了一百二十年的和平。而且,如果不是徽宗神经搭错,和平还有可能延续下去。其实真宗签署的这份协议完全可以看作太祖的意思。建国之初他就设立了小金库,准备攒够了钱把燕云十六州买回来。那谈判代表也不错。原本准备付一百万的生意,最后却以三十万成交,性价比相当好啊!〔22〕

嘿嘿!能用钱解决的,都不是问题。

那就买,先买军队和功臣。杯酒释兵权的故事虽然未必可靠,赎买政策却是真的。相比较而言,汉高祖的办法成本太高,朱元璋的做法未免缺德,赵匡胤则要高明得多。也许在他看来,落下“兔死狗烹”的骂名其实是亏本买卖。斩草必须除根,却未必要使用暴力,一次性买断更好。

这需要智慧,也需要胆量。实际上他收回兵权时,天下并不太平。越过了长城的契丹狼贪虎视,南方那些小国则如狡兔。中原王朝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时,他们趁着北方无暇顾及闷声发大财,盘踞金陵的南唐还吃掉了闽和楚。〔23〕

接过后周衣钵的宋,该如何动作?

赵匡胤选择了猎取兔子,而不去招惹那头狼。他的步伐也很稳健,先灭相对弱小的南平、后蜀和南汉,然后再从容收拾闻风丧胆的南唐。太祖的说法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根本不是对手的李后主再三委曲求全都没有用,只好辞庙投降。赵匡胤也没忘记给他一个封号:违命侯。〔24〕

南唐是十国中版图最大的,剩下的“并购”就像是享用餐后甜点。结果,宋帝国虽然规模有限,却很富足。事实上东晋衣冠南渡之后,南方的经济文化便已不输北方;契丹和女真在东北相继崛起,则使长安和洛阳地位下降,定都开封其实是历史的拐点。幸运的是,治国方略也跟着变了。

两宋继承了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同时也继承了东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方针,从而将通过考试产生的文官集团变成公司的合伙人。皇帝任董事长,宰相和副宰相集体担任总经理。这个制度由赵匡胤以“祖宗家法”的方式规定下来,并且得到遵行,历时三百年都没有改变。

这叫什么呢?

开明专制。

结果让人欣慰。两宋的皇帝中没有暴君,也基本上并不独断专行。皇后们都很贤惠,宫廷也算安静,没有外戚专政和宦官擅权。文官集团内部虽然难免政见不一,也存在派系斗争,但在前期都效忠帝国,自觉地以天下为己任。可以说这在历史上相当罕见,在世界上更是独一无二。〔25〕

享受到政治清明红利的不止士大夫,也包括农民、工匠和商人。由于承认土地私有,并且农村不抑兼并,城市不设宵禁,农业生产便走向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商品经济也极其繁荣。更加让人拍案叫绝的是,两宋把不利因素变成了有利因素。陆上丝绸之路不通,那就开辟海上的。结果是海外贸易不但带来滚滚财源,还保证了文明的世界性。

可圈可点的还有科技进步和法制健全。前者包括但不限于雕版印刷和指南针的运用,这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后者则体现了制度设计之缜密,以及理念的超前——侦缉机关与审讯机关和判决机关权力分离,各行其责;审讯时必须设立两个法庭,二审定案;二审法官必须宣布被告权利,死刑犯必须借调法官集体审讯,临刑前还有三到五次翻案权。

凡此种种,都说明宋在中国古代,有可能人权状况最好而且生存环境最宽松。唯其如此,宋才成为我们民族历史上文明程度最高的时代。没错,不是最强大,是最文明。这种登峰造极不同于汉的势不可当和虽远必诛,唐的绚丽多彩和雍容华贵,毋宁说更多地体现于生活态度和文化教养。那种怡然自得是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却又可以触摸和品尝。

没错,就像宋代的瓷器和里面的茶汤。

然而,瓷器店里还是闯进了野牛。何况在此之前,北宋朝廷已经捉襟见肘,政策的弊端也显现出来。比方说,遇到灾年为了安顿饥民,便将他们招募为兵。结果导致军费直接上升,军队还纪律松弛、素质低下,最后不可收拾。〔26〕

麻烦在于,这还只是国库空虚的原因之一。

就连两宋之衰与亡,原因也数不胜数。比方说,他们很不幸地被挤压在狭小的空间,没有退路。如果东海和南海是地中海,以宋人航海技术之高,海外贸易之盛,或许能建立海洋帝国,与北方的草原帝国抗衡。可惜没这条件。

更何况,历史也不能假设。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却是后来人的任务。

那就看看元明清。

集权再集权

元明清刚一出场就不同往常。过去王朝的国号,原则上都跟开国皇帝的封号有关,秦汉、魏晋和隋唐都如此。宋的国号叫宋,则因为赵匡胤任节度使的藩镇在宋州。元明清却并非地名,而是像年号那样寻求吉祥如意。至少,忽必烈就明确表示,他的国号取自《周易》的“大哉乾元”。〔27〕

这三代,是可以看作一个板块的。

实际上,由于中华史时间太长,事情又太多,无论学界还是民间,历来就有各种分期断代以后再打包的说法,比如春秋战国、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唐宋元明清,则是最常见的打包方式,整体感特别强。或许,这是因为离得近,而且琅琅上口,也就顾不上前有隋而中间还有五代。但,如果将时间表和路线图展开来比较,恐怕就会另眼相看。〔28〕

很清楚,中华帝国史可以分为四个板块:

创建期,410年,秦汉至三国。

整合期,400年,三国至南北朝。

巅峰期:683年,隋、唐、五代、宋。

定型期:647年,元明清。〔29〕

四个阶段,前两段都是四百年,后两段更长,其中没有经历动乱环节、直接改朝换代的是元明清。这就说明,帝国制度至此已经趋于定型,不妨合在一起进行盘点。

这就要看看,之前的哪些没了,哪些被加强。

加强了的是中央集权,这趋势在宋代就已经开始。尽管宋与唐不同,明确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然而宋的宰相其实比不上唐,更比不上汉。两汉宰相(三公)是独立行政的个人,至少按照制度规定是如此,唐却变成了集体。借用现代职务来表述,汉代宰相是总理,虽然有三个。唐的宰相却是国务委员,主持国务会议的也只有“轮值主席”。〔30〕

当然,唐代也有大权独揽如李林甫,但不是制度。

宋代宰相不但是国务委员,而且还分正副。他们在皇帝面前也不能坐而论道,只能站着。何况在政事堂之外,还有枢密院和三司的正副长官,分别叫枢相和计相。因此,宰相即便是合伙人,股权也被稀释,控股的还是皇帝。〔31〕

呵呵!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朱元璋却连这也不能接受,干脆把宰相制度废了。此后明清两代不再有宰相,国务委员变成国务秘书,明代是内阁大学士,清代雍正之后是军机大臣。内阁和军机处与宰相府截然不同,虽然大学士也被习惯性地叫作中堂。然而中堂的本义是中书省政事堂。现在中书省都没了,哪有那堂?

如此变革,堪称天翻地覆,路线却很清楚:

汉承秦制,三公九卿,宰相是总理三人。

唐承隋制,三省六部,宰相变国务委员。

清承明制,没有宰相,只有国务秘书。

国务委员人数较多的宋,是过渡阶段。

那么,元呢?

元代制度是混合型的,不但有草原部落遗风,继承中华帝国传统也杂取各朝。比方说,元帝国以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为中枢,分别掌管行政、军事和监察,很像回到西汉之初。然而宰相人数之多和层级之复杂,又远超宋。名号则既用前代的官衔,也用差遣名,看起来就像是杂牌军。〔32〕

当然,省、院、台的长官都必须是蒙古人。

其实,元代制度对于后世影响重大的是行省。行省就是行中书省,与行枢密院和行御史台同为中央派出机构。明清两代没有行院和行台,但保留了地方行政区划的省制。尽管严格地说,它该叫布政使区,省政府也该叫布政司。

据人教版高中历史课本。

但,习惯成自然,人们还是叫省。

这有点像罗马,行省本是占领区。实际上元代行省可以看作金的遗产,只不过金叫行台尚书省。当时金的统治中心远在东北,鞭长莫及,只好由派出机构来控制,也有行省因军事行动而设立。变成地方行政区,可谓始料未及。〔33〕

不过,元明清与罗马又大不相同。后者基本上是以旧国或完整地区为行省,比如将迦太基改为阿非利加,将帕加马王国改成亚细亚。这些行省都相对独立,行省中的自由城市和同盟城市,甚至享有部分或全部的自治权。〔34〕

元帝国对行省却控制甚严。清代更是明确规定,各省的实际负责人,是中央派驻地方之官员,巡抚管一省,总督所辖可多至三省。这其实是不放心,而且宋代就已开始。

不妨看看县之长官的官名。

秦汉,大县叫县令,小县叫县长。

隋唐,正式任命的叫县令,临时代理的叫知县。

两宋,有县令有知县。州和府的长官,叫知州和知府。

意思是:知某县事、知某州事、知某府事。〔35〕

如此官名延续到明清,只有布政使和按察使并“知某省事”是正式省官,却又有巡抚和总督凌驾其上,巡抚和总督则直属于皇帝。这就不简单地只是中央集权,应该说是先收地方之权于中央,再收中央之权于皇帝了。

结果是什么呢?

明专制,清独裁。

前者毋庸置疑,特务组织东厂和锦衣卫就是证明,堪称斯文扫地的廷杖也是。想想看吧,如果科举出身的高级官员都可以随便拉到午门外,在众目睽睽之下打屁股,请问谁还有人权和尊严?想当年,朱元璋还没夺得天下时,口口声声要恢复中华,其实毁灭中华优良传统的正是他们朱家。

宦官乱政的弊端,倒是死灰复燃。

幸亏嘉靖和万历祖孙都不好大喜功,国家机器依靠惯性也能正常运转。否则以那两个皇帝在位时间之长,折腾起来后果不堪设想。明中叶农业和手工业的水平超过前朝,工商城镇崛起,商品经济兴旺,江南一片繁荣,文化建设也或有成就,恐怕当真要拜谢那数任皇帝并不想大有作为。〔36〕

中华文明,也自有顽强的生命力。

朱明王朝却显然不如宋得人心。战败于崖山后,陆秀夫背着小皇帝投海自尽,浮尸海上的殉国军民十余万人。然而李自成兵向宣府,巡抚朱之冯悬赏劳军守城,竟没有一个人响应。朱之冯要亲自点燃火炮,军民人等还拦住他,朱之冯只好自杀。呵呵,天下是你朱家的,我们为何要守?〔37〕

朝堂上的情况也不多好。李自成军进大同第三天,崇祯召开御前会议。在批驳了移驾南京的建议后,皇帝再问战守之策,众人便都保持沉默。皇帝气得拂袖而去,还留下一句十分伤人的话: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耳!

此后仍有召对,崇祯却并未得到有用的回答,没过多久李自成就攻进了北京内城。那是三月十九日,皇帝痛骂诸臣亡国的半个月后。黎明时分,彻夜未眠的陛下来到前殿鸣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前来,陪他赴死的只有太监王承恩。

孤家寡人,孤家寡人啊!

清人吸取教训,取缔了廷杖和特务组织。但,清代没有锦衣卫,却有文字狱,士大夫也不比明代更体面。大权在握的仍是皇帝,他们也必须充当独裁者。因此,等到最后那个强有力的独裁者慈禧太后驾崩,就再没人撑得住大厦。

且看清帝逊位前满洲亲贵的御前会议。

溥伟:载涛你管陆军,知道我们的兵力怎么样?

载涛: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

肃亲王善耆便请隆裕见袁世凯等人时要慎重。

太后叹曰:我怕见他们。〔38〕

呵呵!这可真是只能呵呵了。

另一条线索

大清皇室交出去的,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不可否认,这个王朝善于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通过长期联姻和册封王公,他们将蒙古人变成了政治盟友和军事盟友;通过派遣驻藏大臣和设置隶属达赖喇嘛的噶厦,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通过改土归流,使西南地区真正成为帝国的省份;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将天山南北准噶尔人和维吾尔族的地区以“新辟疆围”之意,名之曰新疆。〔39〕

寰宇一统,名副其实。

其实从夏商周开始,民族融合就是趋势。中华文明具有先进性和世界性,原因也正在兼收并蓄和博采众长。事实上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早就构成了中华历史的另一条线索。只不过大的趋势,到唐宋元明清便更为清楚。〔40〕

唐:混血王朝,多民族境内共存。

宋: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并存。

元:少数民族政权,多民族境内共存。

明:汉族政权,多民族境内共存。

清:少数民族政权,多民族境内共存。

据人教版高中历史课本。

这样算下来,少数民族岂非占了“半个中国”?〔41〕

如果盘点这条线索,列在首位的当是匈奴,司马迁甚至说他们是夏的后裔。这当然未必可靠。事实上就连最优秀的人类学家都无法确定匈奴的来龙去脉,只知道他们是兴起于大漠南北的游牧民族,战国时期曾经让秦国、赵国和燕国都深受其扰,更是让秦汉两代的统治者伤透了脑筋。〔42〕

秦二世元年,冒顿成为匈奴人的单于。

冒顿读如莫毒,据说是响箭(鸣镝)的发明人,那响箭则被用来训练父亲头曼单于拨给的一万骑兵。冒顿说,我的鸣镝射向哪,你们的箭就射向哪里,违者格杀勿论。

发布了命令,冒顿带着骑兵去打猎。单于的骑兵何曾受过这种训练?到了猎场,有人朝鸣镝指定的方向射,也有人不射或乱射。冒顿二话不说,将不听指挥的立斩马下。

以后,鸣镝一响,所有人都张弓搭箭。

冒顿却将响箭射向自己的好马。

这也能射?骑兵们犹豫起来。

犹豫?那就再杀几个。而且,下一次鸣镝就飞向了冒顿的爱妾,不敢动手的也统统被斩。如此这般几个来回,骑兵全都变成了只认响箭不认人的冷血杀手。到这时,冒顿便将鸣镝射向自己的父亲,骑兵们则万箭齐发帮他夺了位。

旁边的东胡却派使者来索要千里马。

冒顿问部下:给不给?

部下都说,我们匈奴的宝马,不能给!

冒顿却说,怎么能为了一匹马得罪邻居?

东胡又索要冒顿的老婆。

部下们说,简直欺人太甚,宰了他!

冒顿却说,怎么能为了一个女人得罪邻居?

东胡又索要两国之间作为缓冲地带的土地。

部下说,废弃之地,可给可不给。

冒顿却勃然大怒:土地是国之根本,怎么能给?他杀了主张割让土地的大臣,飞身上马带着骑兵千里奔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灭了毫无防备的东胡,又顺便赶走月氏,吞并楼烦和白羊河南王,收复了被秦将蒙恬夺去的地盘。〔43〕

这样看,汉能有西域,可真不容易。

据人教版高中历史课本。

不过后来,匈奴自己内讧了,分裂成南北两部。北匈奴西迁,远走他乡,下落不明。南匈奴则进入了塞内,与汉人杂处,并且深度汉化。后者还趁着动乱称王称帝,建立了号称“汉”和“赵”的混血政权,成为五胡十六国之首。〔44〕

万事开头难。刘渊开了头,其他人也都见贤思齐,包括西北的古老民族羌,以及来历不明的羯和氐。他们都把建立政权定性为中华帝国正常的改朝换代,视其他那些少数民族为胡。只不过,他们也都昙花一现,终至销声匿迹。〔45〕

成了气候的,是鲜卑拓跋部。

与深度汉化的另外四个民族不同,原本居住在大兴安岭的鲜卑属于东胡系。东汉前期北匈奴西迁,留下空白,他们便大规模呈扇形南迁和西迁,并与其他民族混血,形成许多新的部别。参与五胡十六国的主要是慕容部,建立了北魏和北周的是拓跋部和宇文部,时间最长的则是拓跋。〔46〕

有人说,鲜卑拓跋氏才是入主中原的真胡人。然而他们汉化的决心和成果,却堪称后来居上,最大成功则是间接地缔造了隋和唐。这两个混血王朝的统治者,父系是鲜卑化的汉族,母系是汉化的胡人,早就不分彼此,胡汉一家。〔47〕

但,更重要的不是血统,而是文化。

这也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改革的重点之一。鲜卑原本有自己的语言和习俗,比如将头发编成辫子垂在脑后,所以得到了“索虏”的蔑称。拓跋宏则规定,皇家和勋贵必须改用汉姓,改行汉官威仪,朝堂上也不准说鲜卑语。显然,他是要彻底告别传统和过去,让自己的民族脱胎换骨。〔48〕

结果却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皇太子元恂因为私下里毁坏汉家衣冠,仍然将头发编成辫子,穿着鲜卑服装,竟被作为反对改革的代表人物赐死,去世时年仅十五岁。

这未免过分,也未必靠得住。北魏自己的史书就说太子只不过体胖怕热,打算偷偷跑回旧都平城而已,并没有抗拒改革的情节。后来死于非命,则因为有人举报他谋反。然而同样可疑的是,谋反案未经审讯,太子就被赐死了。〔49〕

看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北魏洛阳血雨腥风。

其实,传播从来就是双向的。文化习俗的改变,也并非单靠行政命令就能奏效。直到七十年后,北齐鲜卑化的汉族皇室还有人将头发编成辫子;而北方汉语中,也无疑吸收了鲜卑语的成分,正如南朝雅言里掺杂着吴音和越语。〔50〕

唐代社会生活中有许多鲜卑习俗,比如脱帽歌舞,或者婚嫁之礼喜立毡帐,当然更不奇怪。的确,鲜卑在隋唐以后虽然不再作为政治实体和民族实体存在,却并没有从此销声匿迹。这不仅因为许多鲜卑后裔作为个人依然活跃,更因为他们还有影响了历史的后来人——出自宇文部的契丹。〔51〕

不过,先得看看突厥、回鹘和吐蕃。

这是三个名声如雷贯耳的民族,却既没有像氐族的前秦或者鲜卑的北魏那样,与汉族帝国平分秋色,更没能够一统天下如元和清,甚至没能建立渗透王朝如羯人的后赵。因此他们的故事无妨长话短说,尽管那些故事精彩纷呈。〔52〕

简单地说,他们都是强大的过客。

最有意思的是吐蕃。玄武门之变七年后,他们定都今天的拉萨;黄巢攻陷长安三年前,这个王朝彻底崩溃。可以说吐蕃几乎与大唐同时代,两家的关系则时好时坏。文成公主进藏是蜜月期,却并不妨碍吐蕃夺走西域和河西走廊。此后他们陷入了长期的分裂状态,直到元明清才重现江湖。

来去匆匆的是回鹘。武则天退位三十九年后,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汗国。开始的时候叫回纥,后来改名回鹘,存在的时间不到一百年。与此同时,他们华丽转身,将自己从游牧民族变成了商贸民族,国破之后又变成了农业民族。

回鹘或回纥是在突厥的地盘上建国的,这是他们跟大唐做的一笔大买卖。突厥的兴起比回鹘和吐蕃都早,北魏灭亡十八年后就建国了,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那年分裂,吐蕃定都今天的拉萨之前东突厥灭亡,然后轮到西突厥。西突厥虽然亡于中唐之前,他们的别部沙陀人,却建立了五代中的三个短命王朝——后唐、后晋和后汉,也不失风光。

到这时,就该契丹人上场了。

阙特勤碑,与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共称突厥三大碑,731年由唐玄宗所立,刻有突厥文和汉文碑文。突厥文碑文由东突厥毗伽可汗口述,歌颂其弟阙特勤的卓著战功。汉文碑文是唐玄宗手书的阙特勤悼文。蒙古国家博物馆藏。

阙特勤石雕像,唐玄宗立,蒙古国家博物馆藏,周倜摄。

毗伽可汗金冠,蒙古国家博物馆藏。

回鹘汗国都城“回鹘牙帐城”遗址,751年建城,840年被黠戛斯人攻破,回鹘汗国就此灭亡。遗址位于今蒙古国鄂尔浑河谷,东西长约420米,南北长约336米,西门外可见巨大瓮城。蒙古国-德国联合考古队里默摄。

“于天下气无”玉册残片,长13厘米,宽2.8厘米,出土于回鹘牙帐城遗址,推测为唐穆宗给回鹘可汗加号的玉册残片,出自白居易所撰《册回鹘可汗加号文》“声有闻于天下,气无敌于荒外”一句。蒙古国-德国联合考古队里默摄。

据莫高窟409窟东壁壁画重绘,推测为高昌回鹘王及王妃。高昌回鹘即西州回鹘,为漠北回鹘汗国崩溃后,部分回鹘人西迁至高昌地区所建。

吐蕃时期古藏文木牍,出土于新疆若羌米兰地区的吐蕃军事古堡遗址,据王尧推测多出自下级军官、军士或基层吏员之手,属吐蕃“地方级”档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引自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

桑耶寺兴佛证盟碑碑文拓片,此碑立于墀松德赞(755—797年在位)时期,碑文反映吐蕃王室在佛教与苯教的斗争中大力支持佛教的史实。引自王尧《藏文碑刻考释》。

契丹建国于五代时的后梁,后汉时改称辽。辽和女真人的金都不是封号如唐,也不是旧国名如魏,可以说开元明清之先河。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就明确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可见,从契丹的辽开始,开创新的气象便是几代人的共同心愿。〔53〕

这是必须着重指出的。

辽的制度很有些“一国两制”的意味。他们的中枢机关和下属官员原本就分南北,北院管军政,南院管民政。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以后,为了统治汉族地区,另外设立南面官,三省六部等等一应俱全。南面官不论本人是何民族均着汉服,北面官中则有“惕隐”(梯里已)之类仅仅负责本民族事务的,此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54〕

金的官制却完全是汉式的。也许,这是因为他们建国后没过多久,就先灭了辽,又灭了北宋。此后,便是南宋与金一百多年的南北对峙,以及最后蒙古人的一统天下。〔55〕

难不成,这天下真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其实到明清两代,世界也在走向整体。〔56〕

当惊世界殊

郭嵩焘登上远洋轮那个夜晚,凄风苦雨。

五十九岁的湖南湘阴人郭嵩焘,是中国历史上首位常驻外国的使节。他在伦敦建立的使馆,当然也是第一座。但是这些创造历史的第一次当时并没有给他带来荣誉,反倒让他背负骂名,苦恼不堪,最后只能以黯然神伤回国告终。〔57〕

出头的椽子先烂,何况这头出得并不体面。

体面当然是正统士大夫们理解的那种。按照他们头脑中的固有观念,天朝上国可以接受番邦和远夷的朝贡,却断然没有派遣使节常驻戎狄的道理。要知道,英国人提出在北京建立代表处,乾隆皇帝都没有答应,岂能反过来?所以诏命初下,赏二品顶戴的驻英副使就死活不干。朝廷无奈,只好改派他充任“出使日本国钦差大臣”,他又称病躺倒。〔58〕

郭嵩焘则得到了一副痛骂他的对联: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59〕

这种辱骂毫无道理。郭嵩焘是奉命出使,怎么叫“不容于尧舜之世”?他又不是叛国,怎么叫“去父母之邦”?

但,占领道德高地骂人的,从来不需要讲道理。

大清却已经摆不起架子,慈禧太后也亲自出面与郭嵩焘推心置腹: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60〕

当然,谈话前,朝廷免去了郭的兵部左侍郎职务。〔61〕

郭嵩焘自知在劫难逃,只好忍辱负重。不过,尽管慈禧太后态度诚恳,朝廷又给了他礼部左侍郎的头衔,郭嵩焘却仍在到达英国不久就被弹劾。原因,是他遵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来改组为外务部)的指令,将自己出使途中的日记整理之后寄回国内,同文馆以《使西纪程》为名出版。谁都没有想到,这竟会引起轩然大波,致使朝野舆论哗然。

慈禧太后无奈,只好下令毁版。

副使刘锡鸿也在背后捅刀子。此人原本鱼贩之子,由于熟悉黑社会,在对付“盗匪”时大显身手,被曾任广东巡抚的郭嵩焘另眼相看,举荐为驻英参赞。没想到,因为原定的副使不肯接任,副使变成了刘锡鸿。结果,刘锡鸿与郭嵩焘势不两立。朝廷只好改派他出使德国,最后又将两个人同时免职。回国后,郭嵩焘称病还乡,刘锡鸿不久死去。〔62〕

不过,两人都不承认有个人恩怨。郭嵩焘说,拟派参赞由我,改派副使也由我,只是他不信。刘锡鸿则称,我平生从不记仇,但绝对不能容忍大家都认为是汉奸的。〔63〕

那么,郭嵩焘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获此罪名?

刘锡鸿的指控主要有三条:

看炮台时,因为天冷,披了洋人的衣服。

见巴西国王时,擅自起立。

参加音乐会,看了节目单。〔64〕

这种指控实在荒唐可笑,大约老佛爷也不以为然。其实要论“崇洋媚外”和“里通外国”之罪,刘锡鸿倒有。此人回国以后,极力主张事关七省防务的军火交易,全部交给他认识的英国人和德国人,大约是想自己从中获利。慈禧太后开始还没听明白,但发现刘锡鸿逼他在李鸿章和左宗棠之间做出选择时,便勃然大怒,将这家伙交部严加议处。

议处的结果是革职,虽然那职原本闲差。

刘锡鸿可是再也看不到“女袒其上,男裸其下”的洋人交谊舞了,尽管他津津乐道。当然,观察仔细的刘副使没有忘记告诉人们,舞会中的女子有穿希腊服装的,裙裾大褂与中国相似,这是因为希腊人最早接受中国之礼乐教化。〔65〕

可惜,希腊人什么时候中国化的,没说。

其实,刘锡鸿原本是明白人。他和郭嵩焘都发现,英国的税制很有意思,年收入低于三百磅不交个人所得税,超过部分则不论官民一律照交,养狗和饮酒、抽烟、喝茶,也要纳税。刘锡鸿说,这也就民主国家能够做到。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就因为君与民都参与管理。郭嵩焘很以为然。〔66〕

有分歧吗?貌似没有啊!

但这并不妨碍国内以“清流”自居的人,对郭嵩焘进行攻击,尽管他的《使西纪程》多半是纪实。远洋轮离开上海第三天,郭嵩焘看见了英国军舰,与船主有段对话。

郭嵩焘问:我们的船为什么要升旗?

船主回答:告知对方。

问:他们为什么也升旗?

答:还礼。告诉我们,已经知道公使在船上。

问:为什么又降旗?

答:报告完毕,当然应该降旗。

问:军舰上的人,爬到桅杆上干什么?

答:致敬,升桅而后可以示远。

问:为什么从我们船头掠过?

答:表示欢迎。我船停轮,则表示礼让。

郭嵩焘感叹: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67〕

这当然也没什么。真正触怒所谓“清流”的,是郭嵩焘提出不能视讲究外交策略为投降派。他指出,西洋各国也有二千年文明,不是当年辽和金可比的。其所创国际法,更是讲究信义,注重邦交,远胜春秋列国。世界形势如此,哪里还能像某些人那样一味高谈阔论,骄虚以自张大?〔68〕

听了这话,那帮家伙还不得跳起来。

但说“骄虚以自张大”却并不冤枉他们。不信试问大清帝国的满朝文武,有几个人知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知道近代科学的兴起,知道新航路的开辟和工业革命正在使世界走向整体,而历史也越来越成为世界史?〔69〕

都不知道,还以为人家是蛮夷。

实际上,情况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马克思接着说: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70〕

事实证明,这些话完全正确。

结果则仍如马克思所说,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因为受到致命打击而破产,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已被打破。马克思的这些判断可谓洞若观火,那么请问晚清时期的统治者和决策者是否知道?要说完全没有感觉,恐怕不是事实。也许,他们心知肚明却不愿意说穿。〔71〕

清醒的直面现实者,则会被打击。

问题在于,闭关自守并非中华文明的特性,与世隔绝也绝非中华民族的愿望。出使罗马的外交官抵达了波斯湾的汉不用说,向世界各国传播文化、开放市场的唐不用说,有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宋和元,更是与外部世界交往频繁。

门,原本开着。

那么,为什么还要人为地隔绝于世并以幻想自欺?

很遗憾,这是自己的选择。

谜底,则也许在数千年形成的观念之中。

第四章

问苍茫大地

宇宙与天下

康熙三十四年立秋那天,八十六岁高龄的黄宗羲给孙女婿万承勋写了封信。信中说,活到这把年纪,可死;这辈子虽无善状,亦无恶状,可死;对于先人虽有未了之情,也不十分遗憾,可死;一生著述未必全部都能流传于世,但自料亦不让古之名家,可死。如此四可死,死就不可怕了。〔1〕

五天之后,一代名儒撒手人寰。〔2〕

将生死看得如此透彻的,对历史也自有洞见。何况浙江余姚人黄宗羲,跟江苏昆山人顾炎武、湖南衡阳人王夫之的情况大体相同,都是在年富力强时经历了亡国之痛,又都在反清复明的努力归于失败后选择了著书立说。因此,这三位健康长寿又著作等身的学者,都对兴亡治乱做了反思。〔3〕

其中核心,是如何看待天下。

黄宗羲的态度十分明确: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4〕

远在湖南衡阳山林之中,与黄宗羲并无交集的王夫之也有类似观点。终其一生没有剃发的他,一方面拒不承认异族可以统治中华,另方面也不认为天下归某家私有。他的观点也很明确: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

因此,王夫之指出:

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5〕

读过黄宗羲著作的顾炎武,则明确将“亡国”与“亡天下”区分开来。他说,保国是皇帝和官员的事,保天下却是每个人都有责任的。这观点后来被梁启超概括为八个字: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6〕

这些思想的产生,无疑有着时代的原因。难能可贵的是三位大家都超越了改朝换代之执念,将深邃的目光投向更为重大的课题。这个课题由浅入深可以表述为以下三问:王朝兴替不可避免,治乱循环理所当然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从夏商周到元明清一直如此?如果说这是因为过去的天下未能处于理想状态,那么请问,它到底应该是怎样的?

只不过,这就先要弄清楚:何为天下?

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人类居住的地方,同时也是宇宙的部分。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这是至少在汉代就有的概念。茫茫苍天在上,四面是浩瀚大海,天下和海内岂非正好符合宇宙的概念?尽管这只牵涉到宇宙的空间。〔7〕

所以,天下观首先是宇宙观。

(西汉)淮南王刘安编,刘安及其幕僚合著,成书于公元前139年以前。

遗憾的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考古发现作为证据,也由于周代便已有“天下”概念,而“宇宙”一词要到战国的文献中才出现,因此尚不能确定这个系统的形成时间。不过可以肯定,中国古代的宇宙观与现代科学的并不相同。后者认为宇宙有限而无边,人类生活的地球在其中微不足道。前者则认为半球形的天和接近正方形的地,以及大地四周与天相接的海,就是构成宇宙的基本要素,宇宙有限也有边。〔8〕

显然,这是一个封闭的空间。〔9〕

天为半球形,其下为普天之下,简称天下。

地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接近正方形。

天地之间为海,四海之内简称海内。

封闭未必不好,至少给人以安全感。不难想象,在生存艰难的远古时代,如果告诉大家,我们居住的地方其实是个小不点,之外是永远看不到尽头的黑暗,那无数相距甚远的天体之间是死寂的真空,请问那会产生什么心理反应?

毋庸置疑,只能是恐惧。

安全总是第一位的,封闭型的宇宙让人活得踏实。何况宇宙虽然封闭,天下却是开放的。只要下决心并坚持,就不妨走遍天涯海角。周穆王不是会见西王母了吗?海中的贝壳不是用来做货币了吗?西周文明圈的范围所及,不是东北到了辽西,西北到了泾水上游,南方到了两湖和两广吗?〔10〕

事实上,如果仅仅只是为了存活,有文化即可。文明的意义则在于既要生活有着落,又要精神有寄托,这就叫安身立命。封闭型宇宙中的天下,则可谓安身立命之所。北宋的哲学家张载就曾经这样诗意地表述:苍天是我父亲,大地是我母亲,人民是我同胞,万物是我朋友。我虽然渺小,不也可以混然立于乾坤之间,顺理而存,安宁而逝吗?〔11〕

理想的天下,就是让人活得舒心,死得安详。

难怪顾炎武认为天下不可亡了。显然,他说的天下已非物理空间,而是指某种文明。此文明存则天下存,此文明亡则天下亦亡。亡天下的标志就是不仁不义,统治者带着野兽来吃人,终至人人相食,这当然与匹夫匹妇息息相关。〔12〕

天下观,也是文明观。

但,代表理想的,为什么是中华文明?

因为中国处于天下之中。事实上,如果前面所说的宇宙模型成立,那么从逻辑上讲,中国就必定是最安全的,同时也是最文明的。安全是因为远离天涯海角和未知世界,文明则因为天下之中对应着天上之中,当然得天独厚。

文明观和宇宙观,在这里得到了统一。

统一也因为一个字——中。

中,当然首先是方位,却是最尊贵的。它甚至不能叫作方位,只能叫中央,东南西北才是四方。中央为华夏,其余则东曰夷,南曰蛮,西曰戎,北曰狄,难道一样吗?

黄帝之所以叫黄帝,也因为黄是中央之色。〔13〕

这就不难理解,中国宫室建筑坐北朝南的封闭式结构和中轴线布局,为什么会从二里头延续到元明清。恐怕就因为建中立极已经成为宇宙观和文明观。所以,无论夏商周时代的国上之国,还是秦汉以后的中央政府,都必须居中。

天下观,又是政治观。

居中国才能治天下,难怪拓跋宏要迁都洛阳。

到这时,种族问题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文明。中华文明也从来就认为,天下是各民族的家园和共同体。谁能够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谁就代表中国。就连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都能移动,可以是长安和洛阳,或者开封和北京。

但,宇宙中只有一个天下,这天下只有一个中心,则是确定无疑的。这就带来两个结果:邦国必然变成帝国,帝国只该有一个正统王朝,如果文明有意志也有逻辑的话。

可惜历史不讲逻辑。两汉之后有三国五胡,两晋十六国之后有南北朝,唐以后有五代,两宋时期更是并非只有一个中心。如果说这叫非正常状态,年头未免太长。如果说本该如此,那么请问,一个天下为什么要有多个王朝?

抱歉,好像没有谁能够回答。

同样,人们似乎也很少注意到,前面说的那个宇宙模型其实没有时间维度。没错,古往今来曰宙。但是请问,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结束?它从何处来,又到哪里去?就连顾炎武读了黄宗羲的书也只说:百王之弊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思想观念的时间,差不多是停滞的。〔14〕

因此,当现代科学的宇宙观传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便只能崩溃。地球既然是圆的,也就没有天下之中。没有天下之中,又何来天朝上国?当时的错愕,现在已难想象。可以肯定的是,改变世界观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

毕竟,这是从高空坠落,而且落差很大。

但,如果没有1840年以后的变故呢?

古老的文明,会变成什么样子?

天的多重身份

有天下,是因为有天。

正如China无法体现“中央之国”的意思,天这个词也很难翻译为外文,甚至无法翻译为现代汉语,比如:

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15〕

这里说的天,显然不是天空。

但,当它与地相对应时,却有时又是sky: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16〕

二者之间的差别,真不可以道里计。

不过,天在上,则毋庸置疑。

所以,它也可以用来呼唤和盟誓: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17〕

然而“我的天”又不能翻译为My God。

事实上,尽管中国民间有“老天爷”的说法,天却从来不是人格神,也不是创世神。盘古开天的神话,道生万物的观念,都在暗示天同样也是被创造的。这概念有时候相当于整个自然界,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18〕

这样一种存在当然也不讲情面: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19〕

刍狗,就是可以不当回事的东西。不当回事并非轻蔑和践踏,而是任其自然,也不分高低贵贱。对于自然界,万物都是天然的存在,不需要去爱,也不必去恨。更何况有情感的前提条件是有生命,而一切生命体都会死亡。

天若有情天亦老,岂能动情?

不过这样一来,诸如“天怒人怨”之类的说法,便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希望,即希望在民怨沸腾的时候,天也能够真实地表示愤怒。事实上,正如天道若不酬勤,勤劳便没有奖励;干坏事如果不遭天谴,作恶便没有风险。那么请问,如何体现公平与正义?

因此必须相信,天有情感,也有意志,更有是非善恶的观念,能够为人间主持公道。这个公道也叫天理,而上天是铁面无私的。如果作恶多端以至于天理难容,就会遭到严厉惩罚,比如天诛地灭或天打五雷轰,看谁还敢丧尽天良!

天,被赋予了扬善惩恶的功能。

这功能发展到极致,便是改朝换代,即对统治集团集体地进行惩罚,剥夺其代表上天管理天下的权利,代之以新的集团。上天能够这样做,是因为王朝的合法性被认为来自天的授权,当然可以被收回。这在古代,就叫革除天命。

由此可见,天至少有以下身份:

人类生活的自然界。

合法政权的授权人。

是非善恶的仲裁者。

那么,这三种身份矛盾吗?

不矛盾。天作为人类生活的自然界,本身就被认为具有道德属性。化生万物和诞育万民,就是天之大德。何况按照周代便已确定的观念,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因此失德便该失天下,对是非善恶进行仲裁也不能放过统治者。〔20〕

天,是大公无私的。

这个观念的形成,可能因于要对“周革殷命”的合法性进行解释。周公对战败国的贵族说,不是我们小国胆敢取代殷商,实在因为上天抛弃了你们。皇天上帝是不会庇佑骄奢淫逸、苛酷残暴、胡作非为和怙恶不悛之人的。〔21〕

解释倒是成立,却也留下不小的麻烦,那就是只要宣称奉天承运,便可以改朝换代。没有哪个王朝是永恒的,反倒冒出许多短命的,包括一统天下的秦、西晋和隋。至于南朝和五代,更让人觉得上天犯了糊涂,自己也拿不定主意。

这样的天,靠得住吗?

靠不住。周人说得倒是不错: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然而怎么样呢?难道改朝换代之时,所有新王朝都是按照民意选出来的,都因为得人心而得天下?不要说朱温之后梁那样的,元明清都未必。〔22〕

周人的“君权天授论”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点:上天为人民选择统治者,为自己选择代理人时,为什么指定的是家族而非个人?如果“替民立君”当真为了天下太平,那么更应该实行禅让制而非世袭制。谁都知道,禅让制选择出来的君主多半德才兼备,依照宗法制度继位的可不一定。

那么请问,为什么要放弃禅让制?

很难做出解释。如果说嫌麻烦,上天未免懒惰。如果说不知世袭制有问题,又未免糊涂。好在主张“君权天授”也只是为了勉强有个说法。只要大家接受,便无人深究。

结果也只好认命:兴,百姓苦;亡,百姓苦。〔23〕

于是人们对于可以变更授权的上天,便持以爱恨交加的矛盾心理。如果统治者太不像话,怨愤就油然而生,质疑那老天爷是不是瞎了眼睛;同时却又期盼“真命天子”能尽早出世,替天行道,以便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24〕

幸亏上天并不需要真实地对历史负责。除了特殊时期的野心家,也没人愿意频繁地更换天子。农业帝国的臣民包括士农工商,都更希望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上有仁君,下无酷吏。因此,有皇天上帝居高临下地进行监督,至少可以让最高统治者中的明白人有所克制,未尝不是好事。

再说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别的盼头。

因此传统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还是宁可相信有这么一位最高法官和检察官在头顶上,总比什么都没有的好。更何况这位仲裁者人情味十足,除了雷霆,还有雨露。

毫无疑问,如此多重身份的天,很难被超功利和纯客观地观察。观察和分类是有的,中国古代博物学的知识也相当丰富,自发地产生近代科学则完全没有可能。并非没有这个能力,而是没有兴趣。因为天作为自然界同时是伦理的甚至命运的。所谓“听天由命”则说明人对命运只能服从,顶多可以测算,但这显然不是科学家的任务和职能。〔25〕

巫师和术士,倒是可以大显身手。

文学艺术家要借景抒情,也没问题。

结果是什么呢?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很难与中华文明灿烂辉煌的历史地位相匹配,哪怕跟技术进步做比较都相形见绌。科学家们或者名不见经传,或者以人文名世。科学界也没有“儒林”或“文苑”那样的特定称谓,可以在官修的史书中成为独立单元。当然,像古希腊文明那样,科学竟然成为人文精神和民族气质,恐怕就更加没有可能。〔26〕

能够肯定的是,对上天可以观察,更要敬畏。

那么,由此能够自发地产生宗教吗?

也不可能。

尊儒得失

古人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这话的意思似乎不难理解,那就是祭祀的时候,要感觉对象就在眼前,无论祭祀的是祖先还是神祇,因为非如此而不能达成目的。所以孔子接着说:吾不与祭,如不祭。

当然!自己不在现场,就无从产生真实感。

看来,真实感比仪式感更重要。

或者说,没有真实感,则仪式无意义。

但,我们能够感觉神祇就在眼前吗?

能。因为祭祀祖先时,是能够产生这种感觉的。之所以如此,则由于他们与自己有血缘关系。从父母亲那里,就能想象出祖先的模样。想象得了祖先,也能想象神祇。

所以,在“祭神如神在”之前要先说:祭如在。

这两句话,也应该是当时的流行语。〔27〕

流行并不奇怪,因为谁都没有见过鬼神,而祭祀又不能没有真实感,便只能由祖宗崇拜来推理。这件事在殷商时代原本不是问题,因为“上帝”在商人那里就是祖先,即死去的商王。周人的却是皇天,并非人格神,怎么办呢?

办法也只有两个字:如在。

毫无疑问,这是明智的态度。因为无论祭祀祖先,还是祭祀天地,目的都在族民的归属感、族群的凝聚力。有这种身份认同,人们才能同心同德地谋生存,求发展。意义既然如此,天神地祇长什么样,甚至有没有,都不必讨论。

结果又是什么呢?

中国古代也很难产生严格意义上的信仰——对超自然和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超自然,就不能用科学实验来证明;超世俗,就不能用生活经验来证明。所有的途径都不能奏效,唯一的选择便只有坚信,是谓信仰。

这是信仰最严格的定义,也是最基本的。

古人说的天,却既是自然界,又具有世俗的意味,岂能变成信仰对象?也只能崇拜和祭祀。崇拜不等于信仰,祭祀不等于皈依,中国古代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宗教。道教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才发明的,佛教则很快就被中国化。而且即便在最包容的时代如唐,宗教也不能替代儒学的地位。〔28〕

也许,这正是典型的“中国特色”之一。

如此特色值得探究。如果说科学是十分稀罕的人类文化现象,那么宗教则具有相当可观的普遍性。世界各民族无论肤色和语言,大体上要么产生了自己的宗教如印度教,要么接受了某种世界性的宗教。像中国的汉民族这样,历史悠久且人口众多,却视其为可有可无,真可谓独一无二。〔29〕

直接原因,是因为有儒学。

先秦儒学源于周文明,而“以人为本”是周文明的思想内核。周代思想家甚至认为,国家将要兴盛的时候都是听从人民的,快灭亡了才会求神问鬼,而且无济于事。因为聪明正直且用心专一的神祇,根本就是“依人而行”的。〔30〕

既然连神都可有可无,还说什么宗教!

何况从夏商周开始,我们就有祖宗崇拜。更为神奇甚至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崇拜可以延续数千年。无论是哪个王朝和时代,也无论统治者是哪个民族,国族的血缘谱系都可以追溯到远古传说中的共同祖先,以至于中华史读起来就像是家族的历史,这在全世界恐怕也同样绝无仅有。〔31〕

所以,中国人可以不靠宗教来实现身份认同。

宗教扬善惩恶的功能则由儒学承包。儒学原本就是带有哲学性质的政治伦理学,也原本就主张以德治国,主张礼乐教化。担任道德导师,可谓当仁不让,也算本色出演。

更何况,儒学还自有其优势和优点。

首先是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亲亲之爱,即对于血亲天然的爱。由于它出自天性,每个人都能体验,因此是不证自明且无须还原的。也就是说,不能再追问为什么会有这种爱,那就超出了伦理学的范围。

而且,亲亲也不能证伪,谁证伪谁就不是人。

有了这样一个不可再还原的逻辑起点,便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演出成系列的道德观念——亲亲既然是爱,那就应该有恻隐之心,行忠恕之道,这就是仁。自己不仁要羞愧,他人不仁要憎恶,这就是义。有爱则谦恭待人,尊卑有序,这就是礼。仗义则明辨是非,不受蛊惑,这就是智。再加上后来汉儒补充的信,就成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五常”。

五常加三纲,从两汉管到了明清。〔32〕

这是中华帝国的思想统治根基,源头却在周人的“家国伦理”——父慈子孝投射到国家层面,即为君仁臣忠;兄友弟恭投射到社会层面,则可以用来处理包括同事和朋友在内的所有人际关系。因为家国一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33〕

孝悌两个字,解决全部问题。

具体的行为规范也简单易行可操作。比如尽孝,也不过是晚上服侍就寝,早晨省视问安;出门前要打招呼,回来后要向父母亲当面报告。这难道很难吗?一点都不。〔34〕

然而意义却不小。文明是靠养成的,而养成又正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何况“出必告,反(返)必面”之类,强调的是将心比心:你不这样做,父母会惦记;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意义,则在推己及人。既有爱的愿望,又有爱的能力,还能注意细节,岂非至善?

统治者也可以放心:这样的人,肯定忠君爱国。

因此,汉武帝改秦制为汉制,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确实有利于帝国的长治久安。事实证明,独尊儒术的两汉创造了世界性的文明,质疑儒学的魏晋,以及推崇佛教的南北朝,却是分裂和动荡的。之后,唐宋元明清吸取历史教训,以尊儒为主兼容佛道,这才相对地长期稳定。

不过问题也就来了:国家意识形态看起来相同,为什么明清的文明成就和影响力,与唐宋不可同日而语,思想文化的演进也明显处于停滞状态?如果说这是因为程朱理学害人不浅,那么请问,这恶果难道不是儒家自己种下的?〔35〕

事实上,儒学的重大缺陷之一,就是没有也不提倡创造精神。孔子自己就说,他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眼睛从来是向后看的。他们也不认为人类的认知永无止境,反倒认为先王之道早就尽善尽美,因此“朝闻道,夕死可矣”。〔36〕

毫无疑问,这句话仍然表达了对真理的热爱,认为只有掌握了真理才不至于枉度此生。然而掌握的方式,却是听闻而非探索,更非自己去探险。庄子说,宇宙之外的事情存而不论,宇宙之内的论而不议,对先王之志则议而不辩,倒是符合儒家的思想方法:不主张怀疑论,也没有好奇心。〔37〕

(魏)何晏集解。

难怪郑和七下西洋之后,就没了下文。

不敢怀疑就没有批判,没有好奇就不会探索,结果当然是既不可能产生宗教,也很难有科学成果。科学与宗教看似势不两立,其实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终极追问。他们也都试图回答:我们人类和这个世界是从哪里来的?原因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宇宙的时间开始之际,又是谁推了第一下?

儒家对此显然不感兴趣,他们的视野永远在此岸。子路曾经向孔子问鬼神,孔子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再问死亡,得到的回答是:未知生,焉知死。也就是说,在人间和现实的问题解决之前,不要去关心那些没影的事。〔38〕

这种态度说得好听,就叫人本主义和现实精神。但不管怎么说,儒家的思想体系是自我封闭和内循环的。这当然也未尝不可。问题是:人间和现实,他们就管得好吗?

似乎也未必。

德治与官治

儒家的政治理念很明确:以德治国。

德治是周人的主张,进行了比较的是孔子。他说,依靠政令来引导,依靠刑律来规范,犯罪率倒是能下降,但民众没有羞耻心,难免还要犯罪。如果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仪来规范,民众就不但能够知道廉耻,还能够天天向上。〔39〕

这话常常被用来证明孔子反对法治,其实欠准确,因为孔子还认为“道之以政”有缺陷。再说“齐之以刑”也不能理解为法治,法治可不简单地就是以刑律来防止犯罪。

同样,犯罪的原因也很多。有的是为生计所迫,不得不铤而走险;有的是被人诱惑,一时糊涂;还有的是天性原本有恶,又遇到了作恶时机,哪里只是因为不知廉耻?

以为《论语》句句是真理,才不可救药。

何况就算德治,也有如何治和谁来治的问题。

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办法是诉诸礼。孔子明确表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所以德治即是礼治。比方说,汉代以来,官员的父母亲去世,就必须离职居家服丧,叫作丁忧守制。毕竟,忠臣出自孝子,在家尽孝才能为国尽忠。〔40〕

显然,以德治国要求统治阶级以身作则,最好能够高风亮节。道理很简单: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都是跟着风向变的。所以孔子还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如果天子都是尧舜,官员都像海瑞,那还愁天下没有太平?〔41〕

第二个问题,就这样解决。

可惜尧舜不能再世,海瑞百年一遇。何况治国还有许多实际事务,并非单靠道德高尚就能万事大吉。执政能力同样重要,德才兼备也才最为理想。只不过这就要碰运气,要看老天爷选定的天子是什么人,天子又碰巧遇见了谁。

也因此,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是“人治”。

这同样似是而非。的确,哪怕一个小小县令,贤与不肖对于一方百姓也有天壤之别,更不用说皇帝和宰相。尤其在某些时期,执政者的个人魅力和个人风格,甚至会影响历史的走向。比如没有曹操和司马懿,就不会有三国和两晋。

但那是特殊年代。乱世英雄起四方,逐鹿中原当然需要比拼个人能力。承平时期却不一定。汉武帝和武则天那样的固然可以大显身手,嘉靖和万历也照样能混日子。其实他俩还算小有名气,记不住想不起的不知凡几。就连名臣,耳熟能详的也就诸葛亮、狄仁杰和范仲淹寥寥数人而已。

而且,还多半要拜文学作品所赐。

不过这就对了。寻常岁月执政,就像居家过日子,并不需要大智大勇,哪里会是人治?何况“人亡政息”是人治的标志性特征,其“亡”却并非定要去世,离职就行。王安石罢相之后,他的新法不是立马就所剩无几了吗?反过来其实也一样。西门豹固然聪明绝顶,但如果不是县令,岂能让人把女巫扔进水里,又岂能根治“河伯娶妇”的陋习?〔42〕

那么,这该叫什么?

官治。有官职就能治,没有就干瞪眼。

毫无疑问,这里说的官也包括皇帝。事实上,汉代皇帝的别称就叫县官,宋代皇帝则叫官家。何况官能治民是因为得到了皇帝的授权。因此即便皇纲解纽如东汉末年,割据的军阀自任牧守,也得由别人装模作样给朝廷写推荐信。〔43〕

但,称之为“帝治”或“君治”则不妥。

这里面有时代之别。西周封建之初小国寡民,确实可以实行“直接君主制”而君临邦国,就像古希腊城邦能够直接民主。秦汉以后天下一统,皇帝根本无法直接统治,唯一的办法是由官员代行皇权,官员代理制便应运而生。

事实上在帝国时代,从中央财政到地方行政,国家机器的运转主要靠文官组成的群体来维持。高高在上的皇帝往往只有象征意义,而且无论是明君还是昏君,他的意志也只能通过臣僚去实现。治国的主体如此,便只能叫“官治”。

官治与德治并不冲突。经过短时间的试错——比如秦的专业主义和汉初的崇尚黄老,帝国迅速地就确立了官员必须是儒生的制度。两汉举孝廉,魏晋看门第,隋唐之后以科举取士,德行都在第一位,曹操的“唯才是举”是异类。这让他背负了千古骂名,虽然他也是孝廉出身并且没有篡位。

结果是什么呢?

邦国时代,寓德治于礼治。

帝国时代,寓德治于官治。

实现德治的途径由制度化的礼,变成具体的人,无疑是重大转变,却并非没有可能。只要官员笃信儒家伦理,那么在朝廷就会为君分忧,在地方就会为民立范,即便退休回到家乡,也能作为乡绅调解诉讼,摆平纠纷,稳定一方。

如此,岂非成本低而效益高?

难怪科举制一经发明,便通行于唐宋到明清,只有完善没有变更。因为唯独这种制度,能够将德治和官治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然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科举制度和官僚政治最为成熟是在明清,道德滑坡和风气败坏也在这两代。

突出问题有三个:虚伪、内讧、贪腐。

官场腐败盛于明清有直接原因——低薪制。官员的俸禄少到不能维持基本体面的生活,日常开销又巨大,不收耗羡和红包岂能活得像个人样?所以雍正皇帝要高薪养廉。可惜那时已前腐后继,积重难返,什么办法都回天无力。〔44〕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实行低薪制?

真实想法不知,理论基础倒有,逻辑也能成立,那就是以德治国需要身体力行,官员必须是民众的道德楷模。这可不就得生活清苦,以便体现“安贫乐道”的高风亮节?既然如此,要那么高的俸禄干什么?骄奢淫逸带坏头吗?

很难说这全无道理,但应该适度。要求清廉到不近人情的地步,就只能逼良为娼。这原本已经不堪,帝国却还要立牌坊。官员们也只好心照不宣地集体表里不一,能够“贪得有厌”便是作风正派,真君子海瑞则被官场视为异类。〔45〕

请问,这难道不是虚伪?

不过,造成这种风气的第一责任人不是朱元璋,是孔子建立的儒家学派。他们的用心或许良苦,方法和途径却大成问题,那就是设立道德高标,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尽管这个标准并没有硬性规定适用于全体臣民,官员们却不敢不照此修身齐家。这其实做不到。做不到又必须去做,就只能口是心非和逢场作戏。人皆可为尧舜?伪君子倒挺多。

集体虚伪是最大的腐败,雪上加霜的是还有内讧。内讧至少在春秋就已经开始,到官治时代则成为常规。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比如政见分歧和权力斗争,甚至读书人难免会有的门户之见和意气用事。这原本也属正常,不正常的是斗争方式——将对立面认定为道德败坏的小人,甚至居心叵测的奸臣,而无论双方的真实情况、诉求和主张是什么。〔46〕

更可悲的是,这还要算光明正大的。

但是没有办法。在帝国制度的框架下,解决官僚集团的争端只能靠至尊天子的裁决;而要扳倒政敌,最为得心应手的做法就是占据道德高地,指控对方居心不良。因为诛心并不需要提供证据,能让掌握最高权力的疑神疑鬼就够了。

于是官场中弥漫着阴谋的气息,让热衷此道的看客兴奋不已。深谙南面之术的那些帝王则听之任之,这样就能灵活地运天下于掌中。反正读书人除了做官没有别的出路,帝国并不发愁落马者的替补队员。结果越是承平日久,整个社会反倒越是糜烂,只能听任那商女“隔江犹唱后庭花”。

那么,这一切,难道就没人反思?〔47〕

半步之遥

明亡之后,黄宗羲痛定思痛。〔48〕

其实至少从贾谊的《过秦论》开始,中国古代就不乏对天下兴亡进行反思的人,可惜多半就事论事。能对制度进行思考如柳宗元,便已属难得。黄宗羲却还要追溯根本,他的问题用现代汉语表述便是:人类为什么要建立公权力?

答案是:因为有公共事务。

用他的话说,就叫“兴公利”和“除公害”。

黄宗羲认为,这可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也不符合人之常情。人都是自私自利和好逸恶劳的,负责公共事务却必须付出千万倍于天下人的勤劳,而不能获利千万倍。所以就连尧舜都半途而废,大禹则心不甘情不愿地勉为其难。

那么,之后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想做帝王呢?

因为天下与君主的关系颠倒了。

黄宗羲说,远古时代族群的领导者,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而后世的那些帝王,却把天下看作自家产业。既然是产业,当然可以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也当然可以传之子孙,受益无穷。这就不仅仅是获利千万倍,还要加上子孙万代不劳而获。如此暴利,谁不垂涎三尺,趋之若鹜?

结果却是害人害己。垄断社会资源和分配途径,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这是害了老百姓。由此导致人民群众恨之入骨,视为寇仇,名为独夫,这是害了自己。何况想要产业,人同此心。以一己之智力,哪里对付得了那么多摩拳擦掌准备巧取豪夺的?说不定哪天就会江山易主,子女们跟着亡国之君也难逃血光之灾,这又是害了子孙。

所以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这可真是振聋发聩,石破天惊。

毫无疑问,黄宗羲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也没当真要废除君主制,但主张厘清权界,摆正位置,尤其必须明确君主是天下的客卿,不能反客为主。为君之职分则是为天下人兴利除害,而不是将天下视为自家银行,还要放高利贷,将盘剥百姓奴役他人以供自己淫乐,说成“我产业之花息”。〔49〕

把被颠倒的主从关系再颠倒过来以后,一系列的结论便顺理成章。天下既然不是君主的囊中私物,公权力也就不能私相授受,官员也并非私家农场的牧羊人。人君之所以需要人臣,只因为天下太大,一个人忙不过来。因此臣之于君的最佳关系是亦师亦友,再不济也是助理,不是奴仆。

法也一样。这里说的法,包括法律但不限于法律,应该理解为制度和政策。制度和政策,则应该是天下之法,而非帝王一家之法。天下之法,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一家之法则是帝王防贼的手段,结果却防不胜防。而且越是防范周密,就越是乱象丛生,因为那“非法之法”本身就是乱源。

治乱循环和改朝换代,也就无法避免。

按照既定方针继续变法则无济于事,反倒会更糟。因为事情不是后来人搞坏的,根本原因在其法非法。制度和政策之非法在秦已是极致,元又变本加厉。经此二变,恻隐爱人的传统荡然无存,普通民众的苦难不见尽头。如果不能正本清源,请问做些自欺欺人的小修小补又有何意义?

应该承认,黄宗羲相当敏感,他看出秦和元是中华史的重大转折时期。事实上也如此:前者变分权为集权,后者变集权为专制。总体趋势是帝王越来越视天下为私产,视国务为家务,就连分别人一杯羹和商量着办都不愿意。

这就跟柳宗元的观点截然相反。柳宗元说,尽管秦始皇有私心,但他创立的帝国制度却是公之大者,公天下之端也自秦始。黄宗羲却尖锐地指出,正是这种非法之法,让最高统治者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从而可以理直气壮地尽收天下之利而尽避其害,还不准小民为自己谋福利。〔50〕

请问,这也能叫至公?

不能,该叫: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呵呵!岂止至私,而且虚伪。

这就得小心了,黄宗羲也质问:如此这般,难道是人类建立公权力、设置领导人的初衷?那还不如没有。如果没有什么君不君的,民众还能享有财产权,依靠自己的努力谋取利益——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毫无疑问,这只是愤激之词。保护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不受侵犯,也原本应该视为建立公权力的目的之一。事实上黄宗羲并不打算否定一切,他的办法是限制君权,当务之急则是恢复宰相制度。宰相不能世袭,便可以选贤与能。因此即便世袭的天子德不配位,也有传贤的宰辅足相补救。

那么请问,又如何保证宰相靠得住呢?

改革学校制度。学校不能只是人才培养基地,更应该是议政机构。但凡举棋不定的国家大事,全部放到学校里公开讨论。为什么要在学校呢?大约因为在那里,大家都是先王和圣人的学生,可以畅所欲言,不必瞻前顾后。如此则政务其实公开,还能建设可靠的干部队伍,岂非一举多得?

更重要的是,久而久之,养成习惯,朝堂上便会有宽大之气。官员们固然不必唯天子的马首是瞻,天子也不敢独断专行自以为是,而“君骄臣谄”的不良风气为之尽扫。这样虽未必能够治本,至少可以治标,情况就会好起来。

黄宗羲的这个方案,无妨称之为“新官治”。

新官治造就新天下。新天下承认并且保护所有人的生存发展权,使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天子不以天下为私家产业,臣僚不以任职为帝王雇佣。他们之间,是分工不同的合作伙伴关系。宰相与皇帝可以分庭抗礼,甚至不妨“虚君实相”如曹操和诸葛亮之所主张。此为天下之法。〔51〕

这距离现代政治,似乎只有半步之遥。

遗憾的是,除了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方案的顾炎武,真正能够读懂黄宗羲的不多,多次征召黄宗羲入朝的康熙皇帝也不会采纳他的建议。恰恰相反,清代君权之重远超于明,其政改方向正好与黄宗羲的主张背道而驰。〔52〕

老先生倘若再世,真不知该作何感想。

麻烦在于,大清帝国有资格认为他们没错。与历朝历代相比,清的疆域最大,人口最多,问题和漏洞却最少。鳌拜之后无权臣,雍正之后无夺嫡,终其一朝无藩王造反、外戚擅权、宦官乱政和地方割据,民族关系和民生状态在历史上也算最不坏,多个王朝并存更是元代以后就不再可能。

那么请问,他们又为什么要改弦更张?

然而看起来没什么问题,本身就是问题。没有问题需要解决,文明也好,制度也罢,就会失去活力。这也正是大清的问题:沉闷,以及万马齐喑中的沉沦和糜烂。可惜这并不足以激起变革。如果不是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谁能想到启废禅让和秦并天下之后,还会再有制度革命?

人类历史却不由分说地变成了世界史和现代史。〔53〕

没有人能够否定现代文明,尽管走向现代未必只有一个模式,一条道路。不同的民族可以也应该有不同选择,而且唯有自己选择才真实可靠。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文明与古典文明并不在同一个维度。中华文明却不但直接从原始时代过渡而来,还延续了数千年没有中断。这在人类历史上可谓唯一。那么请问,这样一种文明该如何升维?升维之后是什么状态?哪些该留,哪些该变,怎样才能做到既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能够继续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

这些问题,当时的人们能够回答吗?

如果不能,就只有寄希望于之后的实践了。

附录

文明的起始与国家的形态

一 文明与文化

以文明的诞生为界,人类历史可以分为两大阶段。

之前的,一般叫史前史。

之后的,一般叫文明史。

这其实是很麻烦的。因为何谓文明,何谓文化,实在是众说纷纭。古汉语文献中的文明,有“非暴力”之意: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文化,则是“文明教化”的意思: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1〕

据此,文明倒在文化之前。

国际上也没有什么统一的说法,单单“文化”的定义就有近二百种。不过,共识也是有的:

文化(culture)是人类的创造物。

文明(civilization)则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高级阶段。

也就是说:

动物和自然界没有文化。

初级阶段还只是孕育着文明。

那么,分界点在哪里?

二 文明的起跑线

一般认为,进入文明时代必须具备四个条件:

发明并且使用文字,记载历史。

掌握了冶炼技术并且使用金属。

建立城市,有了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群体。

产生社会阶层分野,出现公权力。

这是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2〕

考古学家许宏先生则认为:

城市是国家出现、文明时代到来的唯一标志。〔3〕

这是许宏先生的个人观点。

他的理由是,无论文字、青铜器还是大型礼仪建筑礼器等等,都不可能生发于一般村落,这些文明要素集中出现之地就是最早的城市,也即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都邑。

因此,如果将文明看作既有从何处来,又有到哪里去之问题的历史阶段,并为它画出退无可退的起跑线,或者前后之间的临界点,最佳选择莫过于许宏先生给出的——

城市—国家

换言之:有城市即有国家,有国家即有文明。

城市和国家,是文明时代不可再还原的标志。

不可再还原,就是不能再往前推,不能推到部落,推到村庄。只有村庄和部落的时代,无论如何都在文明前。尽管国家的前身是部落或者部落联盟,也尽管超大型的村庄聚落近于城市,很难绝对区分,但在逻辑上却必须一刀两断。

也就是说,城市和国家,是底线。

往后推则没有问题,坚持四个标准的学者也没错。只是在我看来,单一线索显然比多管齐下更容易理清文明发展的轨迹。按照许宏先生的解读,其他具象的文明要素,都只能用来证明国家所特有的聚落——城市。那么,何不从简?〔4〕

纲举则目张,顺理则成章啊!

只是史前史(prehistory)的概念,似不能再用。

也许,得叫“文明前”或者“前文明时代”。

当然,这只是我的建议,断不敢强加于人。

三 邦国与王国

文明前的记忆模糊而混沌,既有失忆也有想象。当真要找到实证,查明真相,除了依靠考古人的辛勤劳动,也还得碰运气。大量证据很可能永久性丢失,踪迹全无。

所以,有些问题似乎宜粗不宜细。

苏秉琦先生曾经给出宏观的表述——

古国—方国—帝国 〔5〕

王震中先生则另有说法——

邦国—王国—帝国 〔6〕

许宏先生认为,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台阶。〔7〕

对此,我无意冒犯,却有疑惑。

先说“邦国”。

邦国一词,基本上不见于权威词典,可见的只有“邦国时代”词条,释义也与王震中先生相同。麻烦在于,这个词古已有之,经典文献《诗经》和《左传》便各有三处,其中晋国大夫魏绛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8〕

显然,这里的“邦国”就是晋,甚至所有诸侯国。可见直到春秋时期,人们依然认为自己的国是邦国。如果说这是习惯使然,那么,从二里头之前一直叫到了春秋,那习惯也未免顽固了点。更重要的是,到战国时期,这种称呼就戛然而止——《战国策》里面,不再出现“邦国”一词。

再说“王国”。

将夏商周称为“王国时代”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广域王权国家”已经出现。麻烦在于,读者一般将“王国”理解为领土国家,这就与夏商周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何况当时能够使用王称的,只有“国上之国”的夏商周王。如果此刻便是王国时代,让后来无不称王的战国七雄情何以堪?〔9〕

那么,夏商周该叫什么?

邦国时代。

实际上,所谓“邦国”并非古国,而是城市国家。一座城市再加周边农村,城郭之内曰国,四境之内曰邦,所以叫邦国。就连“国上之国”夏商周也是城市国家,只不过有权号称王国而已。一个王国笼络诸多邦国组成共同体,这正是极具中华文明特色的制度,非常值得注意和研究。〔10〕

夏商周也与其叫王朝,不如叫邦联。

也就是说,三代都是松散的国家联盟。

但,总不方便叫“盟国时代”吧!

那又该如之何?

四 国家的阶段

分期和命名原本就是自找麻烦,很难有某种方式能做到绝对准确并毫无争议。何况不同学科自有视角和尺度,就连人类学,也要分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呢!

然而不使用概念,不分类或分期,就很难述说。人类之区别于动物,正在于制造和使用工具,包括语言文字和符号系统。有此工具,科学研究和学术探讨才有可能。

问题仅仅在于,使用哪个系统?

如果只看历史文献,节点和阶段很清楚:

启废禅让:国家诞生,是为邦国时代。

秦并天下:海内一统,是为帝国时代。

辛亥革命:废除帝制,是为共和国时代。

因此,我的“国家三阶段”便表述为——

邦国—帝国—共和国

现在看,确有“简单粗暴”之嫌。

解决分歧的办法是先找共识,共识则是二里头文化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问题只在于之前的国家叫什么,叫邦国还是也有学者主张的族邦,或者酋邦(chiefdom)?〔11〕

我主张叫“方国”。

方国一词《诗经》中就有,本义指四方诸侯之国,用于二里头之前的国家似欠精准。但是,方国肯定不是商周那样的中央之邦,甚至超过“外服”的范围,商周也用来称呼比他们文化落后的族群,比如土方、危方、羌方之类。〔12〕

实际上,无论陶寺、新砦或者以后的考古新发现,只要是早期国家,就一定从部落过渡而来。因此“部落国家”的表述或许更学术,称为“方国”只是为了便于传播,同时也与“王国”之类形成序列。需要说明的是,二里头之前直到西周封建之初,无论叫什么,都是城市国家。春秋时期某些诸侯做大做强,才变成领土国家。这就为战国七雄各自称王打下了基础,战国时期便也可叫“前帝国时代”。

据此,不妨做出表格如下:

邦国时代 方国 二里头之前,城市国家诞生,无中心多元

伯国 二里头之后,城市国家结盟,有中心多元

侯国 西周,以周王为共主,诸侯林立

公国 春秋,以周王为共主,诸侯争霸

王国 战国,没有共主,各国成为独立主权国家〔13〕

帝国时代 秦汉至明清

共和国时代 辛亥革命至今

不知许宏先生以为然否?

本卷大事年表

公元前

西周

前1046年,武王伐纣,西周开始。〔1〕

前841年,西周共和。

前771年,幽王被杀。

东周

前770年,平王迁都洛阳,东周开始。

春秋

前722年,春秋开始。

前707年,周郑繻葛之战。

前706年,楚伐随。

前704年,楚武王称王。

前651年,齐桓公称霸。

前638年,宋襄公图霸失败。

前636年,周襄王避难郑国。

前632年,晋文公称霸。

前623年,秦穆公霸西戎。

前607年,晋灵公被杀。

前605年,郑灵公被杀。

前599年,陈灵公被杀。

前594年,楚庄王称霸。

前594年,鲁国初税亩。

前590年,鲁国作丘甲。

前584年,吴国国名始见于《春秋》。

前562年,鲁国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分公室。

前551年,孔子出生。〔2〕

前548年,齐庄公被杀。

前538年,楚灵王称霸,郑子产作丘赋。

前537年,越国国名始见于《春秋》。

前536年,郑子产铸刑鼎。

前534年,楚灵王灭陈。

前531年,楚灵王灭蔡。

前513年,晋铸刑鼎,孔子称“民在鼎矣,何以尊贵”。

前506年,吴王阖闾称霸。

前505年,鲁国阳虎政变。

前496年,越国国君名始见于《左传》。

前481年,田恒杀简公而立平公,田陈氏实际上代齐。

前479年,孔子去世。《春秋》止于此年。

前478年,楚惠王灭陈。

前476年,《史记·六国年表》开始。

前473年,吴亡,越王勾践称霸。

前468年,鲁哀公奔越,《左传》止于此年。

战国

前447年,楚惠王灭蔡。

前445年,楚惠王灭杞。

前440年,周考王封其弟于河南,称西周桓公。

前431年,楚简王灭莒。

前403年,赵、魏、韩建国。《资治通鉴》开始。

前379年,齐康公卒,姜齐彻底灭亡,田齐威王立。

前376年,晋靖公被废,晋亡。

前375年,韩哀侯灭郑。

前369年,魏惠王立。

前367年,周威公少子争立,即位于巩,称东周惠公。

前361年,商鞅入秦。

前336年,孟子见魏惠王。

前334年,越王无彊伐楚兵败身亡,越国臣服于楚。

前333年,张仪入秦,苏秦任纵约长,合纵连横开始。

前332年,秦联合齐、魏伐赵,纵约解除。

前328年,张仪相秦。

前325年,秦惠王称王。

前321年,齐田文为孟尝君,开养士风气之先。

前320年,卫侯贬号为君。

前318年,宋称王。

前314年,周赧王立,周王室分裂为东西周。

前306年,楚灭越。

前298年,赵王封其弟为平原君。

前296年,赵武灵王灭中山。楚怀王病逝于秦。

前288年,秦与齐称西帝、东帝,后仍称王。

前286年,齐闵王灭宋。

前276年,魏王封其弟为信陵君。

前262年,楚王封黄歇为春申君。

前260年,长平之战。

前257年,赐死白起。

前256年,秦昭襄王灭西周国,楚考烈王灭鲁。

前254年,卫沦为魏国附庸。

前249年,秦庄襄王灭东周国,周亡。

前247年,嬴政继位,吕不韦被尊为相国。

前241年,卫沦为秦国附庸,秦二世时被废。罗马共和国开始在海外设行省。

前230年,秦灭韩。

前228年,秦灭赵。

前225年,秦灭魏。

前223年,秦灭楚。

前222年,秦灭燕。

前221年,秦灭齐。

前221年,秦始皇称帝。

前210年,秦始皇驾崩。

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武臣自立为赵王,刘邦起事为沛公,项梁起事为太守,田儋自立为齐王,韩广自立为燕王,周巿立魏咎为魏王,匈奴冒顿单于立。

前208年,项梁立楚怀王、韩王成,六国俱复。

前207年,赵高逼秦二世自尽,立子婴为秦王。

前206年,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秦亡。

西汉

前202年,刘邦称帝。

前141年,汉武帝登基。

前130年,罗马有九个行省。

前27年,罗马共和国终。

公元后

8年,王莽称帝,西汉终。

东汉

25年,刘秀称帝,东汉始。

189年,袁绍兵变,董卓入京,动乱开始。

220年,曹丕称帝,东汉终。

221年,刘备称帝,孙权封吴王。

229年,孙权称帝。

263年,蜀汉亡。

265年,曹魏亡,西晋始。

西晋

280年,吴亡,晋一统天下,三国终。

285年,汉字传入日本。

291年,八王之乱始。

304年,氐人李雄在成都称王,史称成汉。匈奴人刘渊在战国赵邑离石称汉王,史称汉赵或前赵。

306年,李雄称帝。

308年,刘渊称帝。

316年,西晋亡。

东晋

318年,司马睿称帝,东晋始。

319年,羯人石勒自称大单于,后赵建国。

330年,罗马帝国迁都拜占庭,石勒称帝。

337年,鲜卑人慕容皝自称燕王,前燕建国。

350年,氐人苻洪称王,前秦建国。

352年,前秦苻健称帝,前燕慕容儁称帝。

383年,淝水之战。

384年,羌人姚苌称王,后秦建国。

386年,姚苌称帝,北魏建国。

395年,罗马帝国东西分治。

399年,北魏拓跋圭称帝。

419年,西哥特人建立王国。

南北朝

420年,东晋亡,南北朝始。

420年,刘裕建立南朝宋。

439年,北魏灭北凉,五胡十六国终。汪达尔人建国。

446年,北魏太武帝灭佛。

457年,勃艮第人建国。

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

479年,南朝宋亡,齐立。

486年,法兰克人建国。

493年,东哥特人建国,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

502年,南朝齐亡,梁立。

534年,北魏亡,东魏立。

550年,东魏亡。

552年,伊利可汗建立突厥游牧汗国。

557年,南朝梁亡,陈立。

574年,北周武帝禁佛道两教。

577年,北周统一北方。

581年,北周亡,杨坚称帝,隋始。

583年,隋废九品中正制,突厥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

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国,南北朝终。

604年,隋文帝卒,隋炀帝继位。

607年,小野妹子来华,中日邦交开始。

610年,大运河全线贯通,穆罕默德得到天启,希拉克略成为拜占庭皇帝。

618年,隋炀帝被杀,李渊称帝,隋亡唐始。

619年,定租庸调法。

622年,伊斯兰教教历元年。

626年,玄武门之变。

629年,玄奘西行。

630年,阿拉伯帝国建立。东突厥灭亡。

633年,吐蕃定都今拉萨。

635年,景教传入中国。

651年,伊斯兰教传入中国。

660年,武则天执政。

676年,六祖惠能现身法性寺。

690年,武则天称帝。

705年,武则天退位,唐复国。

742年,西突厥灭亡。

744年,回纥汗国建立。

750年,阿拉伯帝国建立阿巴斯王朝。

751年,怛罗斯战役,唐败于阿拉伯帝国。

755年,安史之乱起。

756年,后伍麦叶王朝建立,阿拉伯帝国分裂。

762年,阿巴斯王朝迁都巴格达。

763年,安史之乱平。

783年,唐蕃清水之盟。

788年,回纥改称回鹘。

790年,唐失去塔里木和准噶尔。

840年,回鹘汗国灭亡。

877年,吐蕃王朝崩溃。

880年,黄巢攻陷长安。

907年,朱全忠称帝,国号梁,唐亡。

五代

909年,法蒂玛王朝建立。

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契丹建国。

923年,后梁亡,后唐立。

936年,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后唐亡,后晋立。

946年,后晋亡。

947年,契丹改国号辽,后汉立。

950年,后汉亡,次年后周立。

960年,陈桥兵变,后周亡,宋始。

北宋

975年,南唐亡。

976年,宋太宗继位。

978年,吴越国亡。

979年,北汉亡,十国终。

1004年,澶渊之盟。

1031年,后伍麦叶王朝灭亡。

1055年,巴格达被塞尔柱突厥人占领。

1069年,王安石变法。

1084年,《资治通鉴》成书。

1085年,神宗卒,新法罢。

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金建国。

1125年,辽亡。

1127年,北宋亡,南宋始。

南宋

1171年,法蒂玛王朝灭亡。

1202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1204年,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建立拉丁帝国。

1206年,铁木真建国,称成吉思汗。

1210年,南宋人口过亿。

1219年,成吉思汗征花剌子模。

1221年,花剌子模亡。

1227年,西夏亡,成吉思汗卒。

1234年,金亡。宋蒙战争开始,长达四十五年。

1238年,蒙古军攻陷俄罗斯大公驻地弗拉基米尔城。

1241年,蒙古军横扫东欧。

1258年,蒙古军攻陷巴格达,阿拉伯帝国终结。

1259年,蒙哥汗死于钓鱼城,蒙古帝国分裂。

1260年,忽必烈即蒙古汗位,立高丽国王。

1261年,拜占庭帝国复国,拉丁帝国亡。

1264年,忽必烈改元至元,迁都今北京,元始。

1265年,英国首次召开国会。

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大元。

1274年,忽必烈首征日本。

1276年,南宋杭州政府投降。

1279年,崖山之战,南宋亡。

1281年,忽必烈二征日本。

1289年,缅甸向元称臣。

1299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

1321年,但丁《神曲》完成,文艺复兴开始。

1343年,英国国会分上下两院。

1347年,黑死病传入欧洲。

1368年,大明建国,元亡。

1376年,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

1380年,朱元璋废相,宰相制度终结。

1382年,设锦衣卫,改御史台为都察院,置殿阁大学士。

1398年,朱元璋卒,建文帝继位。

1399年,朱棣起兵。

1402年,朱棣称帝。

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

1420年,设东厂。

1421年,启用新都北京。

1430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卒于印度古里。

1453年,拜占庭帝国亡于奥斯曼土耳其人。

1488年,迪亚士发现好望角。

1492年,哥伦布抵达美洲。

1498年,达·伽马抵达印度古里。

1517年,宗教改革在德国开始。

1519年,王守仁平叛,明武宗南巡。

1522年,麦哲伦的船队完成环球航行。

1600年,英国建立东印度公司。

1602年,荷兰建立东印度公司。

1604年,法国建立东印度公司。

1616年,努尔哈赤建国,国号后金。

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大清。

1644年,崇祯帝自尽,明亡,清世祖迁都北京。

1662年,南明亡。

1673年,三藩之乱起。

1681年,三藩之乱平。

1682年,顾炎武去世。

1683年,台湾归入大清版图。

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

1692年,王夫之去世。

1695年,黄宗羲去世。

1698年,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开始改革。

1712年,康熙帝宣布新增人丁永不加赋。

1720年,清军驱逐准噶尔蒙古,护送达赖喇嘛入藏。

1723年,雍正建立秘密立储制度。

1724年,设立养廉银。

1729年,设立军机处。

1757年,乾隆规定一口通商。

1776年,美利坚人发表《独立宣言》。

1787年,美国颁布《联邦宪法》。

1789年,法国通过《人权宣言》。

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

后记

写完本卷最后一个字,没有兴奋,只有疲惫。

衷心感谢广大读者耐心地伴随和等待了九年。没有你们不离不弃的支持,很难想象会有今天。这件事太难了。如果还有不尽人意之处,只能请诸位多多包涵,并尽管批评。

在此还要衷心感谢:

浙江文艺出版社及其上级主管部门;

果麦文化全体同仁、特约审校和插画师;

中国史学界的各位朋友;

我的妻子李华和所有家人。

中华史是包括两岸同胞和海外华人在内,全体中华儿女的历程。我们一路走来殊属不易,因此既要感恩,也应该反思,尽管历史工作者的任务主要是陈述事实。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请让我们一起来回答。

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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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命运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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