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30易中天二十四史.md-YZTESSS

返回首页 本书名句 本书注解 丰富目录 同读日历 时间线 引用书籍 使用字频

第一章

夏娃造反

创世与造人

梦中惊醒后，女娲（读如蛙）开始造人。

说不清那是早晨还是黄昏。天边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同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另外一边是月亮，生铁般地又白又冷。二者之间，是忽明忽灭的星星和来历不明的浮云。

女娲却并不理会谁在下去，谁正上来。 〔1〕

没错，此刻她的心思全在孩子们那里，完全顾不上什么太阳和月亮。太阳和月亮成为性别象征和文化符号，其实要到很久以后，何况那两个星球也不是女娲造的。这就跟《圣经》里面创造了一切的上帝（God）很不一样。他们只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造人，而且是用泥土。

但，就连这件事，也差异甚多。

米开朗基罗的这幅《创造亚当》是关于上帝造人场景的著名描述，指尖相触，人获得了灵魂。原作是梵蒂冈西斯廷教堂天顶画的一部分。

上帝造人是一次性的。在创造世界的最后一天，上帝先用泥土造了亚当，又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再把他们安顿在伊甸园，就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之后，是休息。哪怕他俩不听告诫，被蛇诱惑，偷吃禁果，犯下原罪，也不管。

显然，上帝造人很轻松，甚至有点漫不经心。

女娲就辛苦得多。她先是用黄土和泥，把人一个又一个地捏出来。我们不知道，伟大母亲的处女作是男是女，也不知道开始时创造了多少，但可以肯定不止两个人。从女娲的传说看，她老人家的本意竟是要造出全体人类。

这当然不堪重负。于是灵机一动的女娲，便只好扯下一根藤条沾上泥浆，再举起一甩，把人批量地甩出来。因此后来有人说，富贵者，就是女娲用黄土亲手所造；贫贱者，则只是当时洒落在地上的泥浆。看来，富贵贫贱，虽然都是女娲子孙，但真要“不分先后”，还是有点难。 〔2〕

更麻烦的是，即便如此批量生产，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女娲又只好向地位更高的神申请媒人的职位，以便帮助人们谈婚论嫁，让人类自己男女结合，繁衍生息。 〔3〕

直到这时，她才光荣退休。

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战争爆发了。

交战双方似乎都是女娲的子孙，一个叫共工，另一个叫祝融。不过，跟所有远古传说中的人物一样，他们也都半人半神。祝融是火神，共工是水神。水火难容，刀兵相见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原本应该可以灭火的水竟然战败。

恼羞成怒的共工，便一头向一座山撞去。

洪水滔天，山体滑坡不可避免。更为严重的是，这座由于被共工撞坏而得名“不周”的山，原本是擎天柱。擎天柱倒了，后果可想而知：天崩地裂，水深火热。

人类面临灭顶之灾。

已经闲下来的女娲也只好再次出山。她先是烧炼了五色的石头填补天上的漏洞，然后又砍断一只大鳌的四条腿作为柱子，把眼看就要坍塌下来的天穹重新支撑起来，这才让世界恢复正常，让人类重归安宁。不过，天地已经无法完全恢复原状。西北的天有点倾斜，所以日月星辰都往西走；东南的地有点低洼，所以长江黄河都往东流。 〔4〕

这些事情，上帝可曾做过？

没有，也不可能。

奇怪！女娲为什么要忙个不停，又一管到底呢？

很简单，她不是造物主，不是创世神。创世神只需要揭开序幕，造出一男一女，就可以不闻不问，一切皆由被创造者好自为之，或咎由自取。可惜女娲不是。除了人，天地万物都不与她相干，就连做媒也要别的神批准。难怪《楚辞·天问》会质疑：女娲有身体，她是谁造的？

问得好！因为这其实是在问：

世界是谁创造的？

谁才是终极创造者？

抱歉，无可奉告，因为我们没有创世神。盘古，只是分开了原本就有的天地；混沌，则连自己都是被开窍的。他们都不是创造者。按照中国哲学，创造者是《老子》的道，或者《周易》的易。道，倒是跟上帝一样无象无形，但可惜没有动手，也不是神。易，就更没有神性和神格。

也就是说，终极创造者缺位。

没有终极创造者，或终极创造者没有神性和神格，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点。它对于我们民族的深刻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成败得失，无疑是只能从长计议的话题。现在能够肯定的是：在世界神话的谱系里，女娲不是第一个神，也不是第一个人，甚至不是第一个女人。

第一个女人是谁？

夏娃。

• 1〕 女娲造人时的场景描述，出自鲁迅《补天》，原文是：粉红色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漂着许多条石绿色的浮云，星便在那后面忽明忽灭的眨眼。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然而伊并不理会谁是下去，和谁是上来。

• 2〕 见《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风俗通义》：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絙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者，引绳絙人也。

• 3〕 见《绎史》卷三引《风俗通义》：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媒，因置昏（婚）姻。

• 4〕 以上见《史记》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淮南子》之览冥篇、天文篇，并请参看袁珂《中国古代神话》。

女娲的前身

夏娃是女娲的前身。

女娲有前身吗？有。因为她是母亲，或母亲神。她的造人，她的做媒，她的补天，都意味着母亲的伟大和慈爱。我们并不知道她造了多少人，又造了多少天，先造男还是先造女。这些问题，都没人能回答，也没人去关注。因为对于母亲来说，诸如此类根本就不成问题。

但，母亲都是从少女做起的，女娲也必有前身。

可惜，正如达尔文为从猿到人“缺失的一环”（Missing Link）而苦恼，由于终极创造者缺位，在我们的神话谱系里也找不到从造物主到母亲神的关联环节。那厚德载物的女娲之前，没有天真烂漫的少女，哪怕她半人半神。

自己缺失，就只好借一个。

问题是，有必要吗？

有。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实际上，自从人在自己的世界里睁开了眼睛，一个巨大的问号就长期悬挂在他的头顶：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应该也必须回答的。作为地球上唯一具有自我意识的物种，人类需要这样一种解释、慰藉和安顿。无此交代，我们将心神不宁。

这个交代，就叫“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它表现为现实，表现为历史，也表现为神话。实际上，作为世界各民族都有的文化遗产，神话和传说绝非碰巧的偶然存在。人类创造它们，无非是要借助神和神话传说人物，弄清来历，记录历史，解释现象，回答问题。有此履历和档案，焦虑才会克服，冲动才能满足，身份的认同才有了可能。

有此认同，我才是我，我们才是我们。

创世神话，就这样不由自主地产生。因此，它们绝不是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或者蜚短流长，而是民族的信念甚至信仰。这样的神话我们一定有过，麻烦仅仅在于失传。

也只能借鸡下蛋，以他山之石攻我山之玉。

那么，有可能吗？

可能，因为人就是人。尤其是在远古原始时代，世界各民族的思路、模式和方法论，大同小异，如出一辙。几乎所有的创世神话都在重复虚构，而且惊人地相似。比方说，中国和西方的神话都认为，世界上原本没有人，人是被创造出来的。造人的材料都是泥土，创造者也都是神。

神话，是世界范围的集体梦幻。

这就可以资源共享。比方说，把夏娃看作地球上第一个女人。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看作全人类“少女时代”的文化符号和代码。毕竟，女娲和夏娃，都并非确有其人。

但，为什么是夏娃？

因为只有她，才具备中间环（Link）的双重性。创世纪的故事说得很清楚，上帝刚刚把她创造出来时，亚当只是叫她女人，偷吃禁果以后才叫她夏娃，理由是她将成为“众生之母”。也就是说，之前她是少女，之后她是母亲。 〔5〕

可惜,夏娃也有麻烦。

夏娃的麻烦在于，她是世界上第一个女人，却不是第一个人。第一个人是亚当，夏娃却是用亚当的肋骨创造的，是第二个人。或者说，是神与人的共同作品。只不过上帝在动这手术时，似乎没有使用麻醉剂，而是用了催眠术。

然而由此产生的问题却让人大惑不解：女人跟男人的肋骨，又有什么关系？作为上帝的创造物，夏娃为什么要跟上帝作对？作为亚当的肋骨，她又为什么要去诱惑亚当？亚当的肋骨诱惑亚当，岂非自己诱惑自己？

这是一个“达芬奇密码”。

密码套着密码，疑云罩着疑云。过去我们只知道女娲来历不明，现在看来夏娃也履历不清。她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关系，却反倒可以确定。甚至各自承担的文化角色和历史使命，还会一脉相承，尽管属于不同的神话体系。

因此，必须侦破此案。

其实这并不难。答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真正走进作案现场—— 伊甸园。

谜底，也许就藏在那园子的某个洞穴里。

• 5〕 见《圣经·创世纪》第二章。

走进伊甸

伊甸园，在东方，有人说它就是中国的新疆和田。和田古名于阗。于阗、伊甸，读音相近，没准是同一个地方。更何况，那里还有一棵巨大的无花果树。亚当和夏娃遮身蔽体的叶子，就是从那棵树上扯下来的吧？

这当然是姑妄言之，也只能姑妄听之。其实，伊甸园可以是空间概念，更可以看作时间概念。或者说，世界上也许并没有什么“伊甸园地区”，却未必没有“伊甸园时代”。

问题仅仅在于，它是什么时候？

心智初萌的小儿时节。

小儿时节的人类可怜兮兮，只能组成最小的群体来各自谋生，甚至只不过把猿群变成了人群。这在人类学上，就叫做原始群（primitive horde）。原始群是分散、弱小和自生自灭的，由此构成了人类早期的文化点。这些小不点大多烟消云散，只留下些许蛛丝马迹供考古学家研究和凭吊。

据《不列颠百科全书》英文版。

存活下来的原始群，则会形成靠血缘关系相结合的血亲团体，这就是氏族（clan）。氏族联合起来就是部落（tribe），部落联合起来就是部落联盟（tribal confederacy）。当部落联盟足够强大时，就会进入文明，变成国家（state）。

国家的诞生是文明的标志，社会的发展则是人类族群通过迁徙、兼并、繁衍和扩容，不断变化壮大的过程。从原始群到氏族是由点到面，然后则是由面到片（部落），由片到圈（部落联盟），最后由圈到国（国家）。

一言以蔽之：点、面、片、圈、国。

显然，这些类型既是组织形式和社会形态，也是历史阶段，因此都该有神话传说中的代表人物。比方说，代表国家诞生的是夏启，代表部落联盟的是尧舜，代表部落的是炎帝和黄帝，代表父系氏族和母系氏族的是伏羲和女娲。

那么，代表原始群的是谁？

夏娃，也只能是夏娃。

这似乎不对，也不爽，但没有办法。文化符号是要有内涵的，其中必须有密码。女娲造的人，不管是捏出来的还是甩出来的，有内涵有密码吗？没有，甚至没有性别。他们也没在伊甸园待过，无法成为我们的向导和线人。

夏娃却一身是谜。

比如上帝造夏娃，为什么不再用泥土，却要从亚当身上卸下一根肋骨？有人说，这是为了表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好，就算是吧，那为什么不能先造夏娃，再用夏娃的肋骨造亚当？女人的一半也是男人呀！

这样问，是问不出名堂的。

正确的方法，是倒过来推理。

怎样倒推？

看结果。

上帝这样造人的结果是什么？是夏娃在伊甸园大造其反，惹是生非。受蛇诱惑的是她，偷吃禁果的是她，怂恿亚当也犯下原罪的还是她，简直就是害群之马。

这一点都不奇怪。夏娃在伊甸园原本就是异性，也是异类。时间，亚当在先，她在后；原材料，亚当是泥土，她是肋骨；性别，亚当是男人，她是女人。夏娃与亚当，既不同时，也不同质，还不同性。若不招惹是非，才是怪事！

这就让人起疑。

上帝，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地造出这么个狐狸精？难道全知全能的主，竟不知道这娘们是迟早要颠覆伊甸园的？

还有诱惑夏娃的那条蛇，又从哪里来，是什么玩意？如果它也是上帝所造，则无异于创造了罪恶；如果是从别处混入，则无异于纵容了罪恶。创造也好，纵容也罢，上帝并不全善；如果蛇的混入上帝并不知情，则不全知；如果知情而不能阻止，则不全能。既不全知，又不全能，还不全善，则上帝何以为之神，还是绝对和唯一的？

这是一个难解之谜。

实际上，伊甸园的故事恐怕是一个惊天疑案，背后则是上帝的良苦用心，如果真有上帝的话。不管怎么说，勘破此案需要人类的卓越智慧。这就只能另案处理，再写一本书来讨论，书名也许就叫《上帝的预谋》。

不过有一点却很靠谱，那就是亚当和夏娃吃下了智慧之果，变得“心明眼亮”以后，便立即慌乱起来。他们情急之下的反应，竟是用无花果叶发明了人类第一条三角裤。

是什么让他俩惊慌失措？

难道是那赤裸的身体么？

正是。

很好！秘密也就在此。

为什么是裸猿

亚当和夏娃扯下无花果叶那一刻，是全人类的人之初。

太阳依旧是暖洋洋的。风在林间穿梭，并没有传播小道消息。瀑布一如既往地飞流直下，然后奔向大海。花儿兴奋或寂寞地开放着，鱼们都不说话。剑齿虎慢条斯理地闲庭信步，照例惊起草丛中的山鸡，把叶尖的露珠碰落下来。

一切都没变，变了的只有人。

是啊，人类是那样的与众不同。鸟有羽，兽有毛，鱼有鳞，龟有甲，几乎所有的动物都衣冠楚楚。唯独人，除了头部、阴部和腋下，基本裸露，寸草不生。难怪英国动物学家莫里斯要管人类叫“裸猿”，这样的猿确实独一份。

人，你这样一丝不挂地鹤立鸡群，不孤独吗？

这确实是个问题。

实际上，人类原本跟其他灵长目动物一样，也是浑身长毛的。灵长目分三科：猴、猿、人。猿科与猴科的区别是无尾，人科与猿科的区别是无毛。无毛无尾却有皮下脂肪，这在一百九十多种灵长目动物中，是唯一的例外。

就连其他“裸友”，在现存四千二百多种哺乳动物中也为数不多。它们是少数非同一般的庞然大物（如犀牛和大象），掘地三尺的潜伏特工（如鼹鼠和犰狳），翻江倒海的水中健儿（如河马和海豚），但统统加起来也仍是“少数民族”。何况犀牛和大象还是有尾巴的。更何况这些裸体动物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跟人类还是那样的不同。

其实有条尾巴也不错，比如《阿凡达》里面潘多拉星的纳威人。但所有的猿，大猩猩、黑猩猩、长臂猿，都没尾巴也没有颊囊。所有的人，包括外星人，也都没有毛，比如纳威人和ET。这当然是地球人的想象，然而天才的卡梅隆宁肯让他们长尾巴，也不让他们长毛，可见裸体的重要。

这就需要强有力的正当理由。

科学界也有种种假说，比如幼态延续、信号识别和贪图凉快。的确，黑猩猩的幼崽是无毛的，裸露皮肤也容易把自己跟其他猿类区别开来。走出浓荫覆盖的森林后，为了防止中暑，类人猿似乎很有必要脱下那身皮袄。而且，自从学会了烤火，他们也不必担心在冬天会因此感冒。

然而没有人能够回答，为什么只有我们这支猿类延续了无毛的幼态，又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与众不同？同样，学会烤火是在变成裸猿之前还是之后，也未可知。因此，也有科学家说是不想在吃饭时把身上弄脏，害怕长寄生虫等。

猜想真是层出不穷，遗憾的是不能自圆其说。

比较靠谱的说法，是我们曾经下海。也就是说，森林猿在变成平原猿之前，先变成了海洋猿。这就能回答，为什么人类跟鲸和海豚一样，无毛而有皮下脂肪；为什么我们可以在水中游刃有余，黑猩猩却只能望洋兴叹。就连流线型体形和直立行走的姿势，也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可惜这种假说，至今未能得到考古学的支持。没有化石作为证据，一切都是猜想。何况此说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裸猿身上部分地保留了浓毛。头发好讲，因为游泳时头部露在水面。阴部呢？难道类人猿穿着泳裤？还有，为什么婴儿出生时只有头发，而且会长得比任何灵长目动物都长？

海洋猿的说法，也有问题。

那么，莫里斯自己怎么说？

这位英国科学家的解释是：人类从毛猿变成裸猿，不是要做脱衣舞娘，而是要当运动健将。也就是说，面对动物界那些职业杀手，无论死里逃生还是逐鹿中原，我们都必须露出皮肤，增加汗腺，以便在狂奔之时快速降温。 〔6〕

这当然很历史唯物主义。但，为什么那些同样面临生死存亡的动物，包括狩猎的狮和虎，逃命的兔和鼠，都不必技术革新，脱下毛衣换成皮下脂肪，唯独人类需要？难道仅仅因为我们原本生活在森林，是平原上的外来户？

找不到原因，就只能看结果，再倒推动机。那么，裸猿毅然脱掉那身裘皮大衣，又得到了什么好处？

变得性感。

任何有过正常性生活的人恐怕都知道，赤身裸体和衣冠楚楚，哪一种更能给人性的刺激。《阿凡达》里的纳威人光着身子，就因为他们也要恋爱并做爱。但这跟我们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偷吃禁果之前，亚当和夏娃是长毛的？

嘿嘿，难讲。

要解开这个谜团，必须先回答两个问题。首先，我们的远古祖先变成裸猿以后，是不是比毛猿性感了？其次，性感之于人类文化和文明有没有作用和影响，哪怕这作用和影响是负面的？前者是事实判断，后者是价值判断。第一个问题必须先回答。因为没有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就等于零。

• 6〕 以上均请参看莫里斯《裸猿》。

与神合谋

事实是毋庸置疑的。

人，肯定是地球上性能力和性快感最强的物种。人类不像其他哺乳动物那样还有发情期，反倒随时随地都可以想做就做。次数的频繁，姿势的多样，感觉的欲仙欲死，动作的花样翻新，更是让动物们望尘莫及。是啊，黑猩猩的阴茎小如钉子，狒狒的交配时间超不过十秒，哪能有高潮？

性高潮，是人类独有的。

至少可以说，女性的是。

雄性动物可能要另当别论。即便插入只有几秒，它们也应该会有射精的快感。的确，为了保证物种的延续，造物主也好，自然界也罢，都必须让雄性时刻处于战备状态，同时也要对它们的良好表现进行犒劳和奖赏。

雌性动物却不需要这份奖励。或者说，怀孕就是对它们最好的奖励。因此，它们只在发情期交配，并且会没脸没皮地勾引雄性，贪得无厌地接受插入。但这并非性欲旺盛，只是为了增加受孕机会。因此，母猴们往往对公猴的表现无动于衷。而且一旦交配结束，便会若无其事地一走了之。 〔7〕

事实上，雌性动物从来就不“为性交而性交”。对于它们来说，性不是生活，而是任务，或者手段，即怀孕的条件和必须。一旦怀孕，就会拒绝雄性的进入。换句话说，雌性动物没有“超越生育目的”的两性关系，只有生殖。

只有生殖，也就没有性。

没有性，便不需要性感。

性感既然只属于人，那它就是人性。

人之初，性本性。

这应该不成问题。

实际上，性感既是性爱的快感，也是性别的美感。快感也好，美感也罢，所有的可能都来自于人猿之别，甚至就是对“从猿到人”之革命成果的直接享受。

比如直立。

直立使男女双方面对面时，性信号区和性敏感区，包括可以传情的眉目，准备接吻的嘴唇，能够抚摸的乳房，终将紧密结合的生殖器，都一览无遗；也使人类能够面对面地结合在一起，并在做爱时凝视和亲吻对方。当然，还可以自由地变换各种姿势和体位，这可比动物们爽多了。

还有用手。

没有一双灵巧的手，拥抱和抚摸，前戏和后戏，便都不可能。但如果没有体毛的脱去，皮肤的裸露，所有这些都将大为逊色。你能想象两个毛茸茸的人抱在一起是什么感觉吗？取暖倒是合适，做爱就不好说。

直立、用手、裸露皮肤，是人类进化的三大成果。正是这些革命成果，使性变成生活。

现在我们知道，上帝造人为什么分了两次，又使用两种材料了。因为人的进化是分阶段的。从猿，到类人猿，到类猿人，再到人，其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质的飞跃和变化，则是由“正在形成的人”，到“完全形成的人”。

亚当就是前者，夏娃就是后者。夏娃肯定是裸猿。至于亚当，是毛猿还是半裸，无可奉告。

但，人类与类人，界限分明。

完全成人的标志是有了意识，这表现为偷吃禁果，心明眼亮。既然已经是人，就必须告别自然界，这表现为逐出乐园，自己谋生。初步成人靠自然，因此泥土造亚当；完全形成靠自己，因此肋骨造夏娃。至于那条蛇，则其实是藏在人类内心深处的，所以上帝管不了，也不能去管。

这是人与神的一次合谋。

合谋何以达成，并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人与神心照不宣配合默契，在创世纪中是如此，进化论里也一样，只要将上帝替换为自然界就行。至少，从毛猿到裸猿，从发情到性感，从动物到人类，这三件事是同步的。它们之间如果居然没有联系，那才真是咄咄怪事。

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亿万年的进化，在上帝那里不过弹指一挥间。也许，正是在古猿变成人类，即变成两腿无毛之动物时，亚当被上帝做了手术。

从这天起，才有了人类学意义的性别。

以前，则只有生物学的。

问题是，为什么只能是亚当的肋骨造夏娃，不能是夏娃的造亚当？或者说，为什么夏娃只能在亚当之后？

因为只有夏娃，才能迈出革命性的关键一步。

这一步，就是从生殖到性。

• 7〕 以上动物学问题，均请参看莫里斯《裸猿》。

第一次革命

生殖变成性，是从猿到人的重要转折。它的深刻意义和深远影响，绝不亚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

领导和发动这次革命的，是夏娃。

当然是夏娃，也只能是夏娃。或者说，是女人。道理则很简单：动物之所以没有性，完全因为雌性除了生殖目的别无所求。不难想象，如果它们也有“无关生育的性欲”，自然界就会有妓院了，只不过性工作者会是雄性。

显然，我们不能指望亚当来革命，他也革不了。从生殖到性，真正发生了变化的只可能是女人；起着决定作用和关键作用的，也只可能是她们。所以，蛇想要引诱和能够引诱的，必定是夏娃。夏娃接受蛇的诱惑，则说明她觉得男人那东西挺好。或者说，女人已经有了“性趣”。

女人解放，人类也就解放了。

事实上，如果女人没有性的愉悦，她们就不会在没有生育需求时，也对男人的要求说OK。同样，也只有在女人体验到性高潮，至少体验到性快感，而且有了性冲动和性需求时，交配才变成了做爱。这时，男人体验到的快感，跟他充当雄性动物之日，堪称天壤之别，完全两样。

由此带来的结果，也有两个。

第一个结果，是人类对性生活兴趣盎然乐此不疲。第二个结果，则是女人在一段时间内，只愿跟某个男人做爱，反之也一样。这在女人是相对容易的，对于男人则比较难。于是上帝只好亲自出手，让伊甸园里那条蛇失去了翅膀。其中的文化指令十分明确：不得花心！

不过，这种相互吸引的爱情，很快就变成了冒名顶替的婚姻。毫无疑问，这里面显然有着实用和功利的考虑。一个直截了当的原因是社会分工：男人必须外出狩猎，女人必须看家养娃。结果是，女人不能任由男人在外寻花问柳，自己和孩子则饥肠辘辘，嗷嗷待哺；男人也不能容忍自己历尽艰辛带回战利品，却在家里看见了“她的他”。

所谓“对偶关系”，就这样形成了。

与之相适应或相配套的生理变化，是女人即便怀孕，甚至在月经期，也能接受并满足男人的求欢。因为让男人长期处于性饥渴状态，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女人必须对自己的身体做出调整，以免爱情或婚姻崩溃；而当女人能够这样调整时，人类距离动物便已经十万八千里。

此时的伊甸园，堪称天翻地覆。

变化接连发生。起先是生殖变成了性，然后是性变成了爱情。再然后，爱情异化为婚姻，婚姻产生了家庭，家庭构成氏族，氏族变成部落和部落联盟，最后又产生国家。我们原来的那个猿群，也就在这不知不觉中变成了社会。

与此同时，人类的两性关系也发生重大变化。

首先是变得私密。像动物那样当众交配，已经让人不可容忍和不好意思。常规的方式是在夜间和室内进行，以便避人耳目。于是，睡觉和房事便成为性生活的代名词，性器官也被称为私处，也就是仅限于私下使用的私人物品。与之相适应的，是野合和性表演变得具有刺激性，前者成为情侣间例行公事的补偿，后者则往往成为前戏的一部分。 〔8〕

接下来，是随意变成庄严。但也不是变得神秘，而是变得神圣。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讲到的，性在原始社会甚至成为一种巫术，文明时代则有情人节和婚礼。浪漫一点的，还会希望约会和上床间或能有仪式感。总之，它不再简单地只是纯自然的生理行为，而是社会生活。

也就是说，本能变成了文化。这一切，又都因为女人。

起先是夏娃，然后是女娲。

夏娃是少女时代的女娲，女娲是成熟阶段的夏娃。夏娃变成女娲，就是蒙昧时代变成了野蛮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以制陶术开场的，正如前者的标志性成果是吃鱼和用火。有了火，黑夜不再漫长。有了陶，文化就能留下足迹，我们也很快就会在那些荒古的遗物上看见女娲的微笑。 〔9〕

值夜班的猫头鹰，可以歇息了。

黎明的天空曙光初现，晨星犹在，月色朦胧。功成身退的夏娃将亲眼目睹女娲一鸣惊人地横空出世，并见证她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女神，光芒四射地站在那风起云涌的黄土高坡，成为中华史上第一座文化里程碑。

• 8〕 性器官称为私处，睡觉称为性生活代名词，是全人类的普遍现象，请参看莫里斯《裸猿》。

• 9〕 将人类的历史进程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个阶段，是摩尔根的观点。请参看摩尔根《古代社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第二章

女娲登坛

死对头

重见天日的女娲，样子并不好看。

我们这里说的“女娲”，在欧洲被叫做“维纳斯”。她们是一些考古发现，即原始民族塑造的母亲神像。其中最古老也最代表性的有两件：一件是法国出土的浅浮雕，叫“洛塞尔的维纳斯”；另一件是奥地利出土的圆雕，叫“温林多夫的维纳斯”。她们的岁数，都在二万五千年左右。

后来，越来越多的“维纳斯”在世界各地相继出土，以至于在法兰西西部到俄罗斯中部之间，形成了一条延绵1100英里的“维纳斯环带”（venus zone）。 〔1〕

当然，这是西方人的命名。如果愿意，也可以叫“洛塞尔或温林多夫的女娲”。咱们自己的“维纳斯”则在山海关外的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一共两件，年龄大约五千多岁。

抱歉打扰了，老奶奶们！

唤醒这些女娲或维纳斯的不是王子之吻，而是考古队的锄头。事实上，她们恐怕也不好意思叫做睡美人。没错，这些雕塑作品无一例外的都是裸女形象，乳大、臀肥、性三角区线条明晰，却一点都不性感。她们或者面目模糊，或者表情呆板，或者头部低垂，或者双臂萎缩，或者腹部隆起，或者全身肥胖，或者双腿变成了一根细细的棒子，根本就没法跟古希腊那断臂的维纳斯相提并论。

至于咱们那两位老祖母，干脆就是孕妇。

显然，这不可能是性爱之神夏娃，只可能是母亲之神女娲。乳大意味着奶多，臀肥意味着善育，性三角区线条明晰则意味着孩子从那里出生。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一尊撒塔尔·胡尤克女神像，就明明白白是在分娩。

这是一尊撒塔尔·胡尤克分娩女神像，出自约公元前6000年的安纳托利亚。杰克·佩奇根据詹姆斯·梅拉特的画所作。

安纳托利亚又叫小亚细亚，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欧洲那条“维纳斯环带”之南，跟出土“女娲”的我国内蒙古赤峰市倒是同一纬度，堪称无独有偶。看来，豆蔻年华体态玲珑的待嫁少女，在远古时代并不招人待见。史前艺术家们情有独钟的，是强健壮硕能怀孕会生育多子多孙的母亲。 〔2〕

不过也有例外。

例外是在摩尔达维亚地区的维克瓦丁茨发现的，那是一尊属于晚期库库泰尼（Cucuteni）文化的黏土小塑像，全身赤裸，两腿修长，腰肢纤细，阴部明晰，十分性感。似乎可以猜想，她一定会让看惯了孕妇的考古学家眼睛一亮。

这位难得一见的漂亮女神，是在一个小女孩的墓中被唤醒的，并被命名为“白夫人”。她的造型，则被解释为“躺在那里等待埋葬”，以及“生命将随着死亡到来”。 〔3〕

没错，她是死神。

摩尔达维亚的维克瓦丁茨墓地发现的黏土小塑像，俗称白夫人。

死亡女神，是女娲和维纳斯们的“死对头”。

母亲神的死对头当然得是另一种样子。但，生育女神肥胖臃肿，死亡女神身材曼妙，却让人大跌眼镜。原始人为什么要这样塑造他们的女神，定要弄得“生不如死”呢？是审美观不同，还是价值观相异？难道美丽是危险品，粗笨反倒是可靠的？或者我们眼中的性感魅力，对于他们来说不但毫无意义，还必须退避三舍，敬而远之？

没人知道。

也许，他们就像汤加人，以胖为美。也许，他们当中早夭的少女，从来就不曾有过身孕。这都是有可能的。一个少女好不容易才长大成人，还没来得及做母亲就死于非命，请问还有比这更让原始人无法接受的人间悲剧吗？

那好，死神就该是这副模样。

这其实是一种觉醒。的确，意识到自己终有一死，是人类进化的最早成果；对死亡的恐惧，则是人类最普遍和根深蒂固的本能。是啊，谁能承受入墓前的战栗，谁能想象不再醒来的长眠。死神曼妙身材的背后，是夜半惊魂。 〔4〕

何况那时的人类多么弱小，生命又多么脆弱，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自然的灾难，意外的事故，野兽的伤害，敌人的攻击，片刻之间就会夺人性命。谁都不知道性感美丽的死亡女神，什么时候会抛来媚眼，送去飞吻。

实际上，原始人类的死亡情况已无法统计和描述。能够知道的，是许多有着高度文明的古老民族，比如玛雅人和我国四川三星堆文化的创造者，都莫名其妙地人间蒸发。那些手无寸铁的原始民族，恐怕更加朝不保夕。

于是,亲人尸骨前，是流干的泪水；突然袭击时，是无助的目光。然而也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哭泣之后，理性的精神也在闪耀和升腾：哭是没有用的，怕是不必要的，重要的是想方设法活下来，并把种族延续下去。

置于死地而后生。丧钟敲响之时，号角与战鼓齐鸣。原始人下定决心，要跟死神打一场拉锯战。

女娲诞生了。

• 1〕 请参看易中天《艺术人类学》。

• 2〕 请参看雷·肯拜尔等《世界雕塑史》。

• 3〕 摩尔达维亚在东欧，位于喀尔巴阡山和普鲁特河之间，包括今罗马尼亚东北部、摩尔多瓦、乌克兰的局部地区。关于“白夫人”塑像的情况，见戴维·李明《欧洲神话的世界》。

• 4〕 见卡尔·萨根《伊甸园的飞龙》，卡西尔《人论》。

葬礼与赞美诗

女娲诞生于一个不解之谜—— 死亡。

实际上，自从心智初开的人类意识到自己终有一死，这个问题就一直在困惑着他们。人既然活着，为什么要死，又为什么会死？人死以后，到哪去了？他是在到处流浪，还是已重新定居？不辞而别的他，还会回来吗？

这其实是在问：什么是死亡？

对死亡最直截了当的理解，当然就是“我没了”。问题在于，明明白白存在的“我”怎么会没了，又怎么能没了？“我没了”这件事，我知道吗？如果我知道，那么我还在；如果不知道，又怎么证明没了的是我，不是别人？

这可是无论如何都想不通的事。

结论也只有一个：我还在，只不过换了地方。

换地方是可以的，也是可能的。因为在原始人看来，所有的存在，花、草、鱼、鸟、蛇、牛，当然还包括人，都有灵魂，叫“万物有灵”。肉体，则是灵魂寄居的地方。既然是寄居，就有可能搬家，因为帐篷总会被拆掉。肉体拆迁就是死，灵魂搬家就是转世。或者说，死亡就是灵魂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就像游牧民族的转场。

灵魂是个流浪汉，命运叫他奔向远方，奔向远方。

万物皆有灵，灵魂可转世，这可能是最原始的人生哲学。当然，怎么转，是转到冬窝子还是夏牧场，是立地成佛还是做牛做马，要到很久以后才能由宗教来回答，原始人并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如果灵魂不过换了地方，那我就没死。

女娲的名字，最早出现于《楚辞·天问》，但没有说是蛇还是蛙。所谓“人头蛇身”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图画形象，最早见于汉画像石。在后世的理解中女娲和蛇、蛙的关联，正是“万物有灵”的表现。

很好！这足以对付死亡，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因为它意味着一种信念：人其实是永生的。肉体可能会消失，但灵魂不死；个体可能会倒下，但族群不亡。集体和同类的生命将接力赛一样延续下去。反正一个灵魂离开了故土，就会马上找到新居。因此，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开始。

这就要做两件事，一是安顿，二是礼赞。

被安顿的是逝者。

安顿逝者是天经地义的。这不仅基于对他们的留恋和尊重，也基于灵魂不死的观念。因此，旧石器时代的尼安德特人（早期智人）和山顶洞人（晚期智人）都有墓葬，也都有随葬的工具、食物甚至首饰。那意思也很清楚：灵魂既然上路，就得带点干粮；逝者其实没死，随时都能回来。

这就不但要有随葬品，甚至还要做成木乃伊，或者由巫师招魂。反正，葬礼必须举行。古埃及贵族的坟墓里，甚至会有上好的葡萄酒，以便他们开怀痛饮，或举办酒会。

被礼赞的则是女人。

赞美女人也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女人是生命之源，是灵魂新居的建设者和创造者，还最不怕死，至少不怕流血。她们每个月都要流血，也没死。哪怕生产的时候要出血，也不过是让新的生命接受了一次特别的洗礼。

显然，生与死，秘密都在女人身上。

只有女人，才掌握了人世间的“一号机密”。

这就必须礼赞，必须崇拜，必须用雕塑、绘画、搭建祭坛等方式，把女人和女性生殖器特别地制作出来。最著名的例子，有云南剑川的“阿央白”，红山文化遗址的祭坛，以及大批的“维纳斯”和少量的“白夫人”。

母亲神多死神少，并不奇怪；前者丑后者美，则也许是反其道而行之。土家族，不就是婚礼时泣不成声，谓之“哭嫁”；葬礼时手舞足蹈，谓之“跳丧”吗？但可以肯定，无论美丑生死，都取决于女人，也只能取决于她们。

因此人类最早的神，清一色的都是女神。

甚至直到希腊时代，也仍有大量女神：天后赫拉，冥后珀尔塞福涅，灶神赫斯提娅，大地女神盖娅，爱神与美神阿芙洛狄忒，智慧女神雅典娜，月亮女神阿尔忒弥斯，青春女神赫拍，胜利女神尼姬，正义女神忒弥斯，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丰产女神德墨忒尔，海洋女神欧律诺墨。 〔5〕

爱琴海，莫非是女神之乡？

正是如此。在一个属于迈锡尼（Mycenae）之前米诺斯（Minoan）文明的克里特（Crete）印章上，人们看到这样的场面：乳房丰满的女神高高站在世界之巅，骄傲地举起一条蛇，向世人炫耀她的君临天下；身材健美的青年男子站在下面崇敬而兴奋地欢呼，阴茎雄起，蔚为壮观。 〔6〕

克里特印章展示。

这既非色情，更非淫秽，也非游戏或胡闹，而是一种极其神圣而庄严的仪式。在此仪式上，勃起即致敬。雄壮勃起的阴茎，是生命力的体现，也是女神的赞美诗。

这种仪式，就叫“生殖崇拜”。

• 5〕 但在我们民族，主神中的女神只剩下女娲，其余为次神，甚至妖。

• 6〕 米诺斯是爱琴海地区的古代文明，出现于古希腊迈锡尼文明之前的青铜时代，约存在于公元前3000年至前1450年。该文明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克里特岛，突出特点是崇拜女神而非男神。请参看戴维·李明《欧洲神话的世界》。

蛙女神

生殖崇拜是女娲的杰作。

女娲是一只大青蛙。

不对吧？传说中的女娲不是蛇吗？在《山海经》，在画像石，女娲和下一章将要讲到的伏羲一样，都是半人半蛇，而且蛇尾还缠绕在一起，分明是准备传宗接代的意思。

更何况，只有蛇才会最终变成龙，蛙就不行。如果女娲是蛙，龙的传人岂非成了“蛙的传人”？

女娲怎么会是蛙？又怎么可能是蛙？

因为本来就是。娲，今人读“蛙”，古人读“呱”，正是青蛙的声音。有人说这个字读蜗，因此是蜗牛。其实蜗牛的蜗古音也是“呱”。可见娲就是蛙，女娲就是女蛙，只不过是伟大的、神圣的、创造生命的神蛙或圣蛙。 〔7〕

这样的神蛙或圣蛙，当然不能写成青蛙的蛙，必须特别创造一个字，专门用在她身上。这就是女娲的娲。这个字除了为女娲命名，没有别的用处，可见是特创的。尽管我们还没有发现这个特创字的甲骨文和金文，但在南太平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蛙人图上，却可以依稀看见她当年的风采。

这里面，又哪有一丁点蛇的影子？

更何况，只有蛙才可能造人。龙和蛇，都不会。

那么，蛙又怎么会变成蛇？

此图来自大洋洲巴布亚新几内亚，图中形象均为生殖崇拜象征。其中鱼、蛙、花象征女性生殖崇拜，鸟象征男性生殖崇拜，详见本卷后面几章的论述。画面主体形象是蛙人，可看作“大洋洲的女娲”。

因为有人暗地里做了手脚，时间不晚于汉。

实际上，蛙也好，蛇也罢，在原始社会都是生殖崇拜的象征物，而生殖崇拜其实是逼出来的。原始人寿命极短，尼安德特人平均不到二十岁，山顶洞人没谁能活过三十。既然活不长又死得快，就只能生得多，难怪女娲不惜抡起藤条沾上泥浆甩。毕竟，能对抗高死亡率的，只有高出生率。在与死神的搏斗中，这是最实在的一招。

然而这真是谈何容易。谁都知道，并非每次性交都会有结果，生男生女也全凭运气。看来，冥冥之中另有一种神秘力量，在左右和掌控着命中率。对这样的力量，岂能不恭敬有加顶礼膜拜，又岂能不想方设法弄到自己身上？

膜拜的目的是获取，获取的方法是巫术。巫术的规则是相似律和接触律，比如胆大妄为就叫“吃了豹子胆”，韬光养晦就叫“夹起狗尾巴”。这种文学修辞其实是巫术遗风。要知道，原始时代的战士，是当真要吃豹子胆的。

获取神秘的生殖力量，也如此。

于是女娲和她众多的姐妹，便在世界范围内雨后春笋般地被创造出来。这是对女性生殖能力的直接崇拜，而且这种崇拜是实用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多生孩子。因此，隆起的腹部是她们的骄傲，丰满的乳房是她们的勋章，荷塘的蛙鸣是她们的《欢乐颂》，水里的鱼儿则是她们的万千化身。

没错。鱼和蛙，频繁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

这是一些令人过目不忘的形象，或写实，或写意，或抽象，或便化（简约化变形），形成序列，蔚为大观。尤其是半坡的鱼纹和马家窑的蛙纹，形神兼备，生机勃勃，充满了活力。你看那一排排并行的鱼儿，气势是何等的磅礴；你看那划水中成长的幼蛙，身姿又何其优雅和从容。 〔8〕

不必为此感到惊异。毕竟，那里面投射了原始先民浓浓的情感和深深的祝福。因此，每当我们凝视这些远古的神秘图案，扑面而来的便是潮乎乎的生命气息。

是的，那些鱼。是的，那些蛙。

此致敬礼！你们这些生殖崇拜的文化符号。

万寿无疆！你们这些女娲的绶带和徽章。

但，为什么是它俩？

因为长得像又生得多。鱼和蛙，确实能给心智初萌的人类以太多的联想。鱼唇跟阴唇，不都是开开合合吗？青蛙跟孕妇，不都是大腹便便吗？不信去看姜寨一期的双鱼纹，简直就是女性生殖系统的生理解剖图。

何况鱼子又何其之多啊！青蛙也是一夜春雨，便蝌蚪成群。这难道不意味着旺盛的生命力？所以，庙底沟的蛙纹便特地在腹部画了很多点，马家窑的蛙纹还标明了产道口。

实际上，从蝌蚪到幼虫，再到成形的蛙，在彩陶纹饰中应有尽有。这当然绝非偶然。何况还有花纹。事实上，花就是植物的生殖器，果则是植物的后来人。所以，姑娘好像花一样：含苞欲放是新婚之夜，豆蔻年华是待嫁之时。

春暖花开的季节，鱼游蛙鸣，生机勃勃。

甘肃出土马家窑类型蛙纹，特地画出了产道口，而且产道口在中医学上就叫“蛤蟆口”。

新石器时代遗物，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

从中不难看出蛙纹的全面性和丰富性，据郑为著《中国彩陶艺术》。

有花，有鱼，有蛙，女性生殖崇拜的文化体系完成。鱼象征着女阴和受精；蛙象征着子宫和怀孕。难怪姜寨一期那个陶盆内壁，竟会画了两对双鱼和蛙纹。这是一整套生殖系统。掌握了这套系统，就能像迦太基统帅汉尼拔（Hannibal）访问罗马一样，叩响生命之门，并长驱直入。 〔9〕

死亡线上走投无路的人，绝处逢生。

也许，这就是女娲的身世之谜——女娲就是女蛙，是主管生育的蛙女神，也是率领我们迎战死亡的胜利女神。她老人家是蛙，我们的孩子才是娃。娃娃落地，呱呱而鸣，于是荷塘之中月色之下，便是一片生命的交响。

死神，你听见了吗？

• 7〕 娲的读音，《汉语大字典》称：《广韵》古华切，平麻见。又古蛙切，《正字通》音蛙。歌部。蜗牛的蜗，古华切，平麻见。又古蛙切。歌部，跟娲的读音一样，也是“呱”。为此，我请教了李蓬勃先生。李先生答：娲和蜗，声符相同，古音也的确相同（见母，歌部），但没有意义上的关联或文字通用的证据。如果“读如”只是标音，无误；若是探求语源或通假，无据。

• 8〕 请参看郑为《中国彩陶艺术》。

• 9〕 鱼是女阴的象征，最早被闻一多先生发现，后来被李泽厚先生暗示，最后被赵国华先生道破天机。本书关于花、鱼、蛙作为女性生殖崇拜象征物的意义，均引自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略论》。

月亮不说

听见了这蛙声的，是月亮。

没错，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月亮与爱情和婚姻有太多的关系。实际上，它也是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物。引起原始人类联想的，则大约是灵长目动物共有的月经。女人有了初潮才能怀孕，怀孕以后立即停经，闭经之后则不再有生育能力。凡此种种，岂不证明月亮与生儿育女有关？ 〔10〕

显然，月亮知道女人太多的秘密。

造物主发明女人，跟月亮应该不是同一时刻吧？却不知道二者之间，为什么竟会有那么多的相似和关联。月经一月一次，这就是关联；肚子有盈有亏，这就是相似。月亮就像巨大的青蛙或伟大的孕妇。圆了，是正在怀孕；扁了，是刚生孩子。生出满天星斗的月亮，又岂能不是神蛙？

代表月亮的这只神蛙就叫蟾蜍。它或者在月亮中，或者就是月亮，甚至就是补天的女娲。姜寨出土的彩陶上，有一个腹部布满斑点的蛙形图案，就是她的形象。那些原本表示多子多孙的斑点，后来就成了补天的石子；而用来代替擎天支柱的所谓鳌足，则实际上是蛙腿。

女娲，其实是牺牲了自己，才成全了我们的。

一只巨大的青蛙，四条蛙腿支撑起残缺不全摇摇欲坠的天穹，身体中孕育已久的生命力在瞬间爆发，宇宙大爆炸般地化作满天繁星，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伟大！难怪月亮的面孔会生铁般地又白又冷，那是因为产后大出血。这可比仅仅把诺亚方舟恩赐予某些特权人物，要伟大得多！

这就是女娲的星空，它同样充满疑团。

众所周知，肚子有规律地膨胀和缩小，月亮、青蛙和女人都会，太阳和男人则不会。一个月来一次的月经，男人也没有，跟太阳就更没关系。因此，月亮神就该是女的，太阳神当然是男的，比如古埃及的月亮女神贝斯特，古希腊的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后者在罗马神话中叫狄安娜。 〔11〕

据四川郫县出土一号东汉砖室墓石棺。

如此看来，我们民族的月亮神就该是女娲，太阳神则该是下一章将要讲到的伏羲。伏羲和女娲，在民间传说中是兄妹或夫妻。伏羲手上捧着太阳，里面有一只太阳神鸟；女娲手上捧着月亮，里面有一只月亮神蛙。

这不就是中华版的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吗？

然而在文献资料中，我们的太阳和月亮都是女神。太阳神叫羲和，月亮神叫常羲，还居然都是帝俊的妻子。帝俊据说就是五帝之一的帝喾（读如酷），甚至就是舜。这就更是一笔糊涂账。再说了，羲和、常羲、伏羲，这三个“羲”有没有关系？如果无，为什么？如果有，是什么？ 〔12〕

没人知道。

这里面隐含的信息很重要。

首先，太阳是男性的，月亮是女性的。其次，太阳和月亮都是女神所生。这就告诉我们，生殖崇拜有男有女。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物是月亮，男性的就是太阳，而且，对母亲和女性的崇拜一定在先，太阳也只能是女神的儿子。

月亮有十二个也不奇怪，因为一年有十二个月。太阳有十个却没有过硬的道理，所以多余的九个要被消灭。这也是后面要讲述的故事，要破译的密码。现在只能肯定，我们民族的太阳神和月亮神，不是羲和，不是常羲。

那么，后羿和嫦娥呢？

不好说。

后羿射日，嫦娥奔月，两个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简单地说，就是羲和生下的十个太阳，原本是轮流上岗，一天只出现一个的。然而不知为什么，从某天开始，它们全部出现在天空。后羿只好射下九个，才拯救了人类。然而这位英雄的妻子嫦娥却偷吃仙药，离开后羿飞到月亮里面去了。 〔13〕

故事梗概，大约如此。

看来，嫦娥与月亮，后羿与太阳，确有关系，却恐怕不是太阳神和月亮神。道理也很简单：嫦娥如果是月神，为什么要奔月，难道她原本不在那里？同样，后羿倘若真的是太阳神，又为什么要射日，难道他跟自己过不去？

这又是一个文化之谜。

要破译这个密码，我们民族的神话传说已不够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只有他山之石，才能攻玉。尽管后羿的疑团要到本书第六章才能水落石出，但至少，我们可以先借助旁证和推理，揭开嫦娥的身世之谜。

因此，有必要传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出庭作证。

• 10〕 科学家发现，月经是灵长目动物的唯一共性，请参看郑也夫《文明是副产品》。

• 11〕 太阳神和月亮神的性别，世界各民族并不完全一样，这里暂不讨论。

• 12〕 羲和，见《山海经·大荒南经》；常羲，见《山海经·大荒西经》。帝俊就是帝喾，甚至是舜，见袁珂《中国古代神话》。

• 13〕 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均为民间神话传说故事，其中细节及学术界的争议，比如嫦娥的丈夫究竟是后羿还是大羿等等，这里不讨论。

作证还是作案

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其实也都有案在身。

众所周知，阿尔忒弥斯和阿波罗，都是宙斯跟暗夜女神勒托的孩子，而且是孪生。这倒是说得过去。万神之王要给暗夜以光明，当然要一次性地生出月亮和太阳。阿尔忒弥斯作为月亮女神也没问题。她出生的时候，眉心便嵌着耀眼的月亮，左手拿箭右手拿弓，全身闪耀着圣洁的光芒。

阿波罗的太阳神身份却大为可疑。因为真正的太阳神是赫利俄斯，阿波罗只是光明之神。但，既然如此，他的眉心又为什么会嵌着耀眼的太阳？

也许，他至少是半个太阳神。

或者说，有人希望他是。

这里面显然有文章。

事实上，阿波罗必须成为太阳神，才能与阿尔忒弥斯成双成对。然而他俩究竟是兄妹，还是姐弟，希腊人自己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种版本说，阿尔忒弥斯出生后，便充当了母亲的助产士，帮助勒托生下了阿波罗，所以她又是接生女神。另一种版本则说，阿尔忒弥斯那修长曼妙的躯体，其实是阿波罗出生后，用自己的手牵出来的。

额头闪光的太阳哥哥喷薄而出，坚强有力的手牵出体态玲珑的月亮妹妹，画面感确实很好。

但，这是作证，还是作案？

作案。

因为太阳绝不会升起在月亮之前。

事实上在远古文化系统中，太阳和月亮是两种符号，也是两个时代的象征。太阳代表雄性和男人，月亮代表雌性和女人。那么，人类最先崇拜的，是哪种生殖力量？

雌性。因为所有人都是女人生的。

因此最先亮相的，也一定是女性的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包括鱼、蛙、月亮，还有大地。有了象征母亲和母性的大地，才会轮到种子和种子的携带者，即雄性或男人，以及他们的象征物，包括下一章要讲到的鸟、蛇、太阳。 〔14〕

所以，作为月亮女神和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一定出生在前；作为光明之神和文艺之神，以及“准太阳神”或“伪太阳神”，阿波罗一定在后。也就是说，当阿尔忒弥斯驾着月之车飞过天际穿行丛林时，眉心嵌着太阳的阿波罗，应该还在娘胎之中。两个版本并存，说明真相没有完全被遮蔽。

同样，手捧月亮的女娲一定在先，手捧太阳的伏羲一定在后，羲和与常羲则要到伏羲出生之后才被追认。女娲也不可能是伏羲的妹妹，更不可能是蛇，只可能是蛙。

以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为主题的古希腊陶杯图案，原物现藏于法国卢浮宫。

阿波罗、阿尔忒弥斯兄妹的想象图，阿波罗牵出了妹妹。方佳翮绘。

蛙变成蛇，显然是有人做了手脚。

侦破此案并不难。找到相关利益人，就能发现犯罪嫌疑人；看谁能够从中渔利，就能知道犯罪动机。

那么，女娲变成蛇，对谁最有好处？

伏羲，或伏羲的粉丝和接班人。道理也很简单：如果伏羲和女娲都是蛇，那么，谁先谁后就说不清，后来者也就可以居上。比方说，把伏羲说成女娲的哥哥。就连那些不得不承认女娲为“三皇”之一的，也要把她放在伏羲之后，排名的次序是：伏羲、女娲、神农。 〔15〕

伏羲在前，女娲在后，又有什么意义？

证明男尊女卑天经地义。

这事非做不可。前面说过，夏娃也好，女娲也罢，包括现在说到的伏羲，都并非确有其人，更不是单个人，而只是符号和代码。夏娃代表原始群，女娲代表母系氏族，伏羲代表父系氏族。但，进入伏羲时代后，社会性质就变了。如果不确认男尊女卑，男权社会又岂能延续至今？

因此，必须给女娲动手术。犯罪嫌疑人，则八成是鼓吹男权社会纲常伦理的那些家伙。只不过，他们做贼心虚手忙脚乱，还是留下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在几乎所有的画像和造像中，女娲手中都是月亮，伏羲手中都是太阳。

何况那月亮里，还明明白白有一只蟾蜍。

这可是铁证如山！

蛙女神，又岂能是蛇妹妹！

但，能够给女娲整容，则说明世道变了。事实上，父系社会是男人的江湖，他们当然有能力也有权力篡改历史，把原本就语焉不详的神话弄得更加似是而非。于是一切都颠倒过来，女娲和伏羲成了兄妹，嫦娥和后羿成了夫妻，后出生的阿波罗也变成了阿尔忒弥斯的哥哥。

这种世界性和历史性的错乱，恐怕没人能够纠正。

嫦娥，也只能选择私奔。

• 14〕 大地在中西方都是女性的，比如希腊的盖娅和中国的坤卦。

• 15〕 见《风俗通义·皇霸》引《春秋纬运斗枢》。

嫦娥的私奔

嫦娥奔月，应该是在女娲被人暗算之后。

故事很简单：后羿从西王母那里得到了不死之药，却被嫦娥一个人吃了。由于用药量过大，长生不老便变成了肉体飞升，青云直上的嫦娥也只好永远地留在了月宫里。

奇怪！两人份的药，她为什么要独吞？

版本很多，其中一种是被逼的。当时，后羿的徒弟逢蒙前来偷药，还要杀人灭口。情急之下，嫦娥只好将那药赶紧吞服。另一种说法则相反：她就是要离开后羿。 〔16〕

如果后一种版本成立，当然是私奔。

不过，这是“一个人的私奔”。没人怂恿，没人策划，没人带领，没人追随，没有约会也没人等她。

但，义无反顾，头也不回。

咦？这明明是叛逃嘛，怎么是私奔呢？

因为目的地是月宫。

而且进去以后，就变成了蟾蜍。 〔17〕

前面说过，月亮和蟾蜍（神蛙）都是母系氏族社会和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物，也是女娲的Logo。这样看来，嫦娥的私奔，便简直是回家。或者说，是回归了自身。就连月宫里因此而有了一只玉兔，说不定也意味深长。

兔宝宝和蛙女神，应该有关联吧？ 〔18〕

事实上，嫦娥也是在逃避，逃避一个她无法适应又无法反抗的环境——男权社会，尽管那新社会和新时代血气方刚蒸蒸日上。她的逃避也纯粹是个人和私下的，根本不会有任何结果，也不会有连锁反应。如此自我放逐，恐怕连“不合作主义”都谈不上，当然不好意思叫叛逃，只能叫私奔。

但，她真的必须逃避吗？

也许。

表面上来看，从母系到父系，只是改变了血统的计算方式，但二者之间的区别却是本质性的。母系氏族是“非权力社会”。在那里，只有管理，没有统治；只有心意，没有压抑。女性首领们面对的是真正的子民，给予的是真正的关爱。她们甚至用不着刻意提倡什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为那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这就不能叫“女权社会”，只能叫“母爱社会”。

那是我们民族的春天，也是世界各民族的花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性关系自由，选择权则主要在女性。她甚至可以同时拥有多个男友，只要她愿意。唯一的“霸道”，是对性伙伴的择优录取。 〔19〕

但女人拥有选择权，是为了种族的延续，因此也不会对落选者冷嘲热讽、赶尽杀绝。何况选择是双向和自由的，没有强奸，也没有卖淫；没有感情纠葛，也没有财产纠纷。

父系氏族却不是这样。

毫无疑问，父系氏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权力社会”。也许，它只能叫“半权力社会”或“前权力社会”。但不管怎么说，自从母系变成父系，权力就被发明了出来，并成为男人手里可以生杀予夺的指挥刀。

实际上，如果没有权力问题，变革就没有必要；而权力一旦诞生，刹车就没有可能。结果是，也许几百年，也许上千年，一切都今非昔比。管理变成统治，拥有变成占有，安排变成指使，安顿变成奴役，监狱、军队、政府和国家被相继发明了出来。母爱社会变成了男权社会，并延续至今。

女娲的时代终结，嫦娥的好日子也过完了。

也许就在这个时候，或者更晚一些，嫦娥悄然来到女娲造人的地方。她看到了什么呢？她会看见，天边那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同流动的金球在冉冉升起。另一边，那生铁般又白又冷的月亮，正悄然落下。

生铁般又白又冷，正是月亮女神形象和性格的写照。

是的，阿尔忒弥斯身材曼妙，两腿修长，腰肢纤细，皮肤白皙，通身闪耀着银白色的光芒。她睫毛浓密，目光澄澈而又灵动；红唇小巧，嘴角挂着一丝庄重和威严。这是一种高贵的冷漠，圣洁的美丽，不容侵犯，不容亵渎。

然而那生铁般又白又冷的骄傲，却与内心的柔软包容共存。作为处女的保护神，也作为独立自由的象征，阿尔忒弥斯拒绝了众多的求婚者，却偏偏庇护那些不受爱神摆布的青年男女。也许，蔑视权威，反抗世俗，保护弱者，这就是月亮的性格？难怪嫦娥要奔向月亮，也只能奔向月亮了。

再见了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女儿吧！

• 16〕 《淮南子·外八篇》称：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托与姮娥（即嫦娥）。逢蒙往而窃之，窃之不成，欲加害姮娥。娥无以为计，吞不死药以升天。然不忍离羿而去，滞留月宫。广寒寂寥，怅然有丧，无以继之，遂催吴刚伐桂，玉兔捣药，欲配飞升之药，重回人间焉。《淮南子·览冥训》则称：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高诱注：姮娥，羿妻；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未及服食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也。

• 17〕 《初学记》卷一引古本《淮南子》，于“姮娥窃以奔月”句下，尚有“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十二字。（清）马骕《绎史》卷十三引张衡《灵宪》亦称：嫦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

• 18〕 赵国华先生《生殖崇拜文化略论》认为，蟾字转音，就是嫦，即“嫦娥”。蜍字转音，就是兔，即“玉兔”。但嫦娥本名姮娥，由于为避汉文帝刘恒的讳，才改为嫦娥。赵说似可商榷，但玉兔与蟾蜍和嫦娥之间应该有某种关联。

• 19〕 男女杂游，不媒不聘，见《列子·汤问》；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见《白虎通·号篇》。

第三章

伏羲设局

日出时分

暮春之后是初夏。太阳升起前，有雾。

薄雾中，一个黑点在海面上若隐若现。

阿波罗对他姐姐说：现在，能展示你的箭法吗？

姐姐阿尔忒弥斯张弓搭箭，一发中的。

阿波罗微笑着退场，他的阴谋得逞了。

飞到海面观看战果的阿尔忒弥斯却欲哭无泪。因为她射死的正是自己的恋人，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奥利温。

阿波罗为什么要设下这样一个陷阱呢？他那样爱自己的姐姐，奥利温也不是他的情敌。但，嫦娥不是义无反顾地奔向月宫了吗？那里面也没有她的情郎。看来，史前文化已被重重迷雾笼罩，遮掩了阴谋与阳谋、真情与真相。

那么，此刻潜行于雾中的，又是谁？

是蛇。

蛇在伊甸园犯下重案以后就了无踪迹，却在日出之前与太阳达成了某种共识。一个可以作为线索的证据是：阿波罗和伏羲都与太阳有关，也都是蛇，或曾经表现为蛇。

为什么是蛇呢？蛇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也许有人会喜欢蛇，认为它神秘、冷峻、有头脑，特立独行。讨厌蛇的，则觉得它丑陋、阴险、冷血、变态。更重要的是，蛇和蛙本是死对头。蛇是长虫。青蛙吃虫，蛇又吃蛙。蛇与蛙，如何相容，岂能相容？

因此，女娲让蛇出场，后来还变身为蛇，必有原因。

原因复杂而多项，最直截了当的动因是男人要搞“文化革命”。也许，这场革命是非暴力和渐进的；也许，革命的意识模糊而朦胧；也许，这事其实酝酿了很久很久；也许，它的背后有着经济的推动和考量。是的，也许。

但不管怎么说，氏族的男人和女人终于都认为，仅有女性生殖崇拜已经远远不够，还必须承认男性在生命创造中的作用，并用一种合乎逻辑和法理的形式予以肯定。

男性生殖崇拜开始了。

这就需要象征物，而蛇是合适的。事实上，蛇与阴茎有太多的相似。比方说，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以及平时绵软，用时坚挺。当然，还有那毋庸置疑的攻击性。

蛇，天然地就像男性。

因此，诱惑夏娃的必定是蛇，被诱惑的必是夏娃。这是不可或缺的历史环节，此后的二次革命也还要靠蛇。由是之故，当它潜伏在伊甸园时，上帝只好装作没看见。

其实在蛇之前，男性的象征便已出现，这就是鸟。鸟的崇拜要早于蛇，待遇也比蛇高。直到现在，它也仍是男性生殖器的代名词。这种指代甚至是一种“国际惯例”，比如英国人就把男人那玩意称为小公鸡（cock）。

鸟和蛇也都有卵。尽管并非所有的蛇都是卵生，对于原始人类却意义非凡。事实上，当他们看见小鸟或小蛇破壳而出时，便很可能自以为勘破了生命的秘密。的确，生命既然孕育在卵中，有卵（睾丸）的男人便是创造者。就连鱼和蛙批量产出的小宝宝，也可以理解为雄性之所赋予。

于是，蛇和鸟便成为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物。 〔1〕

当然还有太阳。

太阳也是非有不可的。何况月亮已是女神，男神就该是太阳。结果，正如月亮里面有一只名叫蟾蜍的神蛙，太阳当中也有一只神鸟，名叫金乌。只不过金乌有三条腿，有的身上还背负着太阳。有了这只“三足神鸟”，男人的太阳就不但能够冉冉升起，还能飞向不知终点的远方。

月亮有神蛙，太阳有神鸟，也没什么不好。

女娲她们当年，大约就是这样想的。代表女性的鱼女和蛙女，甚至有可能欢迎代表男性的鸟人和蛇人登堂入室，跟她们一起建设新生活，共谋发展，同享太平。

可惜谁都没有想到，是鸟就会叫，就会飞。她们更没想到，鸟的背后还藏着一条蛇。蛇是一定要吃青蛙的，下手只是迟早的事。只要太阳的光芒盖过月亮，蛇就一定会把母爱社会变成男权社会，并永不交权。

这可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父系氏族的日出时分到了。在血红的云彩里，在荒古的熔岩中，一只金色的神鸟正张开巨大的翅膀，连同流动的火球喷薄而出，傲然飞翔。另一边，悄然落下的月亮生铁般又白又冷，说不清是在默默祝福，还是黯然神伤。

现在已经很难确定，这只负日远行的三足神鸟究竟从哪里起飞。海上？山中？桑林？都有可能。但不管怎么说，当它背负青天往下看时，应该看到一个头戴羊冠人首蛇身的小伙子正英俊亮相，大踏步地从后台走向了前台。

他的名字，就叫伏羲。

• 1〕 请参看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略论》。

天下第一厨

伏羲身上，有股子烤羊肉味儿。 〔2〕

当然，这里说的伏羲跟女娲一样，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文化符号，代表的是父系氏族社会。这个社会的历史少说也有上千年，但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也不管这当中出了多少个代表，我们都通通称之为伏羲。

而且照理说，他们也都该是蛇神。

但是奇怪，伏羲出生那天，我们只看到太阳很好，完全看不见蛇的影子。没错，一点都没有。

实际上，跟女娲的娲相类似，伏羲的羲，差不多也是特别创造出来的字。除了用于本章这位男一号，以及其他某些神话人物，比如羲和、羲仲、羲均、常羲，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气之吹嘘”，也就是气息舒展而出的状态。 〔3〕

什么气？

羊肉味呗！

羲，无疑与羊有关。金文的羲，就是上面一个“羊”，中间一个“我”，下面一个“兮”；或者上面一个“義”，下面一个“兮”。这个字加上“牛”字旁，就是犧，牺牲的牺。

很清楚，这里面有羊也有牛，却偏偏没有蛇。你总不能说那个“兮”字，就是“蛇溜走了”吧？

女娲是女蛙，伏羲却不是伏蛇，岂非咄咄怪事？

然而伏羲又确实是蛇，也必须是蛇。女娲就是因为伏羲的缘故才由蛙变蛇的。如果伏羲竟然不是蛇，那么女娲的整容岂不冤枉？如果说伏羲也曾变身，请问又是谁给他动了手术？扑朔迷离的远古文化，难道案中有案？

其实，羲，原本与羊没有关系。甲骨文的羲字里面就没有“羊”，而是上面一个“我”，下面一个“兮”。

我和兮，分别是什么意思？兮是语气词，上古读音接近于“喝”，中古读音接近于“嘿”，意思相当于“啊”。我，也不是“自己”，是“兵器”，意思是“杀”。

所以，甲骨文的羲，就是“杀啊”。

杀谁？谁杀？谋杀案吗？

当然不是。

但要侦破此案，也只能倒推。

◎金文“羲”（羲妣尊彝）

据林义光《文源》卷十一。

◎甲骨文“羲”（前二·七·五）

此字旧无人识，据施谢捷先生考证，它就是后来“羲”字的“初文”（最原始符号），上面部分是“我”，下面部分是“兮”。吴荣光先生则认为，兮就是羲的“省文”（简写）。

◎甲骨文“我”（甲二二六七）

很明显可以看出是兵器。

从哪儿推？

犧（牺）。

为什么是犧？因为伏羲又叫庖牺（庖犧）。庖牺的犧，就是牺牲的犧；牺牲的犧，则原本是伏羲的羲，就像蛇字原本是“它”。这在文字学上就叫“本字”，也就是“原版”。

犧的原版是羲，蛇的原版是它。后来，它加上虫就成了蛇，羲加上牛就成了犧。为什么要加偏旁？为了强调。比方说，强调蛇是爬虫。同样，正因为羲是牺牲，所以旁边要加牛。要知道，牺和牲，都是牛字旁。

这当然很牛。

伏羲，就是很牛的庖牺。庖即庖厨，牺即牺牲。牺牲就是献祭用的动物，包括马、牛、羊、猪、狗、鸡。其中色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起来叫牺牲。最重要的牺牲是牛和羊。祭祀的仪式，有牛就叫太牢，只有羊就叫少牢。少牢比太牢用得多，因为羊比牛便宜。但再省钱，也得有羊。

所以，尽管甲骨文的羲没有羊，金文就得加上去。等到表示牺牲之意时，还得再加上牛。总之，先是上面加只羊，后是旁边加头牛，庖牺或伏羲，才算验明正身。

哈哈，伏羲这蛇头，原来是个做饭的。

但，这位炊事员却堪称“天下第一厨”，因为是做饭给神吃。请神吃饭，这在古代可是头等大事，《左传》就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就是战争，祀就是祭祀，都非开杀戒不可。实际上，祭的甲骨文字形就是一只手拿着一块肉，金文则不过多了一个显示的示而已。

哈，天神地祇，也都是肉食主义者。

战争要杀人，祭祀要杀羊。羲，岂能不是“杀啊”！

伏羲登场，便难免杀气腾腾。

他的地位也不低。事实上，如果说女娲的伟大发明是生殖崇拜，那么伏羲的卓越贡献就是请神吃饭。他身上有羊肉味儿，后来起了王莽的心思，都不奇怪。

奇怪的是，我们的先民为什么要请神吃饭？难道他们牛羊成群瓜果满园五谷丰登，吃不完用不完，要大摆宴席？

当然不是。

• 2〕 伏羲又叫伏戏、庖牺、宓羲、虑羲，被明确看作神农之前的圣王始于《战国策》。他可能是雷神之子，见袁珂《中国古代神话》。《文选·洛神赋》注称洛神宓妃即伏羲之女。

• 3〕 见许慎《说文解字》卷十二。

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请神吃饭其实是个局。

做局也是逼上梁山。正如生殖崇拜是因为死人太多，吓着了；请神吃饭则因为饥肠辘辘，饿坏了。那时生产力实在低下，先民们吃了上顿没下顿，更难有储备可言。一旦长时间断粮断炊，族群面临的便是灭顶之灾。

饥饿，是死亡女神的嫣然一笑。

这也只能发展生产力。于是各种生产工具被相继发明出来，包括作为猎具和渔具的罔罟（读如网古），作为农具的耜耒（读如四垒）。这些理应获得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发明和创造，后来被归功于伏羲和神农。这当然实至名归，他们也受之无愧。因此，这时的伏羲，是制造猎具、渔具和农具的工匠，以及使用这些工具的猎手、渔夫和农民。 〔4〕

但，这跟蛇有什么关系，跟羊又有什么关系？

羊是在狩猎过程中自投罗网的。原始猎人最喜欢的就是羊，因为野猪野牛不易捕杀，兔子田鼠跑得太快，鱼虾贝蟹又解不了馋。只有羊，体大肉多，成群结队，反抗力弱，智商还低。这就不但可以打主意，还能智取。比方说，头戴羊角身披羊皮伪装成羊混入羊群，然后把它们带进包围圈。

傻乎乎又喜欢随大流的羊，哪有不上当的？

没错，这就是最早的“佯装”，也几乎是世界通用的狩猎技术。在一幅非洲的岩画里，一个猎人伪装成鸵鸟拿着刀子正在进行偷袭，而那些真正的鸵鸟则对这个不速之客怀着本能的警惕，疑惑地注视着那陌生人，或陌生鸟。

图中新月状物体为锐器，可能是刀。从“鸵鸟人”的腿部线条也可以看出与其他真鸵鸟不同。

如此画面，堪称栩栩如生。

非洲那“鸵鸟人”使用的伎俩，想必我们的老祖宗也曾得心应手。实际上，佯装就是装羊，也是羊人，而我们民族最早的“羊人”就是伏羲。作为猎人，伏羲当年肯定曾经伪装过羊，否则就无法解释他头顶上为什么是羊不是牛。

实际上，这也是最早的“局”，但可惜鲜为人知，只能通过文字和旁证来推测。后面的事情就简单多了：吃不完的羊被圈养起来，猎人伏羲也变成了牧人伏羲。

那么，这时他还是羊人吗？

还是。因为在这种狩猎方式大获成功之后，连他自己也迷惑起来，相信头上的羊角和身上的羊皮，与得到越来越多的羊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必须持之以恒地坚持。 〔5〕

于是，狩猎技术就变成了狩猎巫术。或者说，变成了狩猎文化。尝到甜头的伏羲甚至得寸进尺，决定把天神和地祇都看作野地里的羊，设一个更大的局来忽悠他们。

这就是请神吃饭之局——饭局。

饭局和狩猎，其实一回事，都是为了吃。没得吃，不够吃，便要么去抢，这就是战争，也就是甲骨文的羲；要么去讨，这就是祭祀，也就是金文的羲。它的意义，一点都不亚于生殖崇拜。生殖崇拜祈求的，是种族的延续；请神吃饭面对的，是族类的生存。前者希望多子多孙，后者希望丰衣足食；前者考虑千秋万代，后者考虑当下眼前。你说哪个重要？

都重要。但现在就有吃的，更迫切。

请神吃饭，不能不办。那些山神、河神、林妖树怪和土地公公，管着山间的兽，林中的鸟，水里的鱼，地上的庄稼，自己又吃用不完，完全可以分一点给我们。只不过，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你得把神伺候好了。要知道，就连楚汉相争时的范增要杀刘邦，也得先摆鸿门宴。

显然，这只能是伏羲的事。也只有靠着佯装猎获了羊群的他，才有资格充当请神吃饭的主持人和厨师长。当然，在祭祀仪式上，他仍得头戴羊角身披羊皮，尽管这时的他不再是猎手，也不再是牧人，而是祭司。

这时的伏羲也不再是甲骨文的羲，而是金文的羲，它的上面是義。義是礼仪之仪（儀）的本字。正因为儀的本字是義，仪式上不可或缺之牺牲的犧，原版才是羲。

◎甲骨文“義”

（掇二·四五，人头骨刻辞）

◎金文“義”

（仲义父盨）

两种字形，都一目了然，就是我加上羊。这时的“我”是“取戈自持”的意思，头戴羊冠手持兵器的“我”，意味着“己之威仪”，所以是“仪（義）”的本字。

伏羲的秘密，昭然若揭。

与此同时，他的地位也节节高升。

众所周知，在没有政权、法律、国家和公民概念的原始时代，族群都是自然形成的。纽带则与其说是血缘，不如说是共食。母子，是吃与被吃的关系；兄弟，是同一个娘养大的人。实际上，原始人类聚族而居，无非是要解决吃饭问题。因此，爹若有奶，爹就是娘；谁给吃的，谁就是老大。

掌勺的必定变成掌权的。

后起之秀伏羲，要向女娲讨个说法。

• 4〕 据《易·系辞下》，“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的是伏羲，“斫木为耜，揉木为耒”的是神农。

• 5〕 关于狩猎技术变成狩猎巫术，请参看朱狄《原始文化研究》。

披着羊皮的蛇

说法很快就有了。

是的，承认男人在生育中的作用，并设立祭坛。

祭坛在红山文化遗址已经发现，只不过女神的圆，男神的方。这倒不难理解：女人玉润珠圆，男人有棱有角。难怪女娲手上拿的是规，伏羲拿的是矩，女圆男方嘛！

那么，天圆地方，又怎么讲？

天，不是男性；地，不是女性吗？

对不起，男人变成天，就像女娲变成蛇，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在远古，在女娲的时代，女人才是天，男人则是地。只不过，自从男人有了方方正正的祭坛，也就好歹有了一席地位，可以跟圆圆满满的女人分庭抗礼。

于是伏羲摇身一变而为蛇神。

图中建筑群据《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复原。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红山文化祭坛遗址，东西长130米，南北宽45米，总面积达5850平方米。南侧隆起的圆形石阵称圜丘，北侧的方形石阵叫方丘。代表男性的方丘祭坛的出现，既承认了男人在生育中的作用，也成为男性地位在母系社会后期逐步提升的证据。

伏羲怎么会是蛇呢？伏中有犬，与狗有关，羲和牺则与羊和牛有关，哪有什么蛇？兵器倒是有的，因为伏羲又叫伏戏。戏，还有羲字中的“我”，本义都是兵器。如此说来，难道那蛇其实不过祭坛上器皿中兵器的倒影？ 〔6〕

当然不是。

伏羲变成蛇，不是“杯弓蛇影”，而是“文化革命”。也就是说，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牛的男人，开始要求在饮食和男女两个方面，都能体现其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就必须引蛇出洞。

但，为什么必须是蛇呢？因为只有蛇，才是男性最强有力的象征。鸟，就温柔了点，无法完成革命的任务。

所以，从氏族到部落，再到国家，蛇的作用都将一以贯之。在氏族时代，它是生殖崇拜的符号；到部落时代，它将成为图腾；到国家时代，它还将成为祖宗。只不过，狡猾的蛇多半会处于潜伏状态，该出洞时才露出真容。

妙哉伏羲！他还真是伏蛇，而且披着羊皮。

因此，潜伏的蛇神现在是羊人。他是羲，是義，也是美。美，上面是羊，下面是大，即“大人”。古文字中，大人物都写成正面而立的“大”（如美好的美），普通人则写成侧身而立的“亻”（如佯装的佯）。从佯到羲，到義，到美，伏羲这小伙子拾级而上，每一步都离不开羊。

善哉羊也！

是的，羊是善，也是祥。因为羊肉可食，羊皮可衣，羊粪可以肥田，羊角可以做武器或乐器。这样的衣食父母，岂非功德无量？这样的大慈大悲，难道还不吉祥？

同样，头戴羊角身披羊皮的羊人伏羲，难道不美？这样一位远古时代的大帅哥，难道不该成为族群的领袖？

应该！

实际上，吉祥二字，古文字就写作“吉羊”。但，如果祥就是羊，那什么东西“吉”？红莲之珠。红莲就是女阴，红莲之珠则可能是印度人的摩尼宝珠，中国人的火齐珠，即阴蒂。蒂，就是帝，古文字写成▼或▽。它可能是整朵花，也可能是花蕊或花蕾。因此，神秘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翻译为六字汉语，就是“神，红莲之珠，吉”。 〔7〕

它原是日本奈良金刚山寺“宝珠舍利塔”的上部，王镛绘，转引自赵国华《生殖文化崇拜论》。

这个形象，最下面是灿然绽放的莲花，内含丰硕多籽的莲蓬，上为光焰四射的宝珠。宝珠之内，又有莲花、莲蓬、宝珠，表示天地万物的生生不已，生命创造的永无止境。

噫！红莲之珠吉，冠羊之人祥。

吉祥二字，伏羲占了多半。

没错，吉的上半部分也跟他有关。

三分天下有其二，父系当然要取代母系。

但这一切，都是悄然发生的。在母系社会后期，当篝火燃起夜幕降临时，登上祭坛的仍是女娲或蛙女。那模样和场面，我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蛙人图上已经见过：掌握了“生与死”这“一号机密”的蛙女神，占据绝大部分画面，表示她是当然的领袖。她头上的装饰物鱼和鸟，分别代表着女性和男性生殖崇拜，也表示鱼人和鸟人是她的辅佐。四周，则是代表女性的花和代表子孙的星星点点。

至于男性的蛇人和羊人，此刻则多半还只能在台下打理那些陶罐、陶壶、陶盘、陶钵、陶杯、陶碗。他们当然想不到，自己跟前的陶鼎，将来会变成青铜的，并成为国家和政权的象征。他们更不会想到，为了问鼎中原，兄弟姐妹和子孙后代们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 6〕 伏字的甲骨文上面是人，下面是犬。许慎《说文解字》称“从人从犬”，戴家祥称其意义乃由“伏伺”而“俯伏”而“隐伏”（《金文大字典》上册）。

• 7〕 蒂字的解释见郭沫若《释祖妣》，六字真言的翻译见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

在神面前

祭祀的高潮和余兴，是篝火晚会。

这很有必要，甚至不可或缺。要知道，原始时代的祭祀礼仪从来就不是规行矩步，庄严肃穆，而是载歌载舞，天恩共沐。那些充满激情的歌舞，也是献给神灵的礼物。

礼物从来就是丰盛的。

首先是牺牲和粢盛，也就是肉类和粮食。这是食物。其次是玉器和束帛。这是红包。牺牲、粢盛、玉器和束帛，合起来就叫“牺牲玉帛”。既有食物，又有红包，可见请神吃饭态度之诚恳，仪式之隆重，架势之排场。

盛放牺牲玉帛的器皿五花八门。方形的簠（读如府）和圆形的簋（读如鬼）用来放扬州炒饭，有圆有方的鼎用来炖红焖羊肉。不过，簠簋到商周才有，都是青铜器。原始时代摆放猪头三牲的，大约是陶豆。豆，类似于高足盘，有的还有盖。陈列着各种牺牲的豆，跟放着玉帛的器皿，叠加起来就是“豊”字。它读如礼，意思也是礼或礼器。 〔8〕

礼的起源，就在这里。

实际上，远古人类的祭礼，原本就是人神之间客客气气的讨价还价和互惠互利。弱小而希望得到保护的人，献上忠诚和敬仰；强大而乐意受到崇拜的神，赐予雨露阳光。这就要有表达诚意的方式，包括牺牲玉帛，也包括高歌狂舞。

◎甲骨文“礼”（豊）

（甲一九三三）

◎金文“礼”（豊）

（豊卣）

当然，粮食和肉类，神吃不掉；东西，也拿不走。玉帛之类，大约会重复使用。牺牲，则在仪式后由族民分食，叫胙肉（胙读如做）。这也不完全是怕浪费，还因为肉上已经有了神的祝福。分而食之，正是为了共享太平。

牺牲和粢盛是吃的，玉帛是用的，歌舞则是观看的和玩耍的。这同样是人神共享。没人知道，神灵们是否会坚持看完这台晚会。也许，享用了盛宴，拿走了红包，又观赏了部分节目，他们已心满意足，要回天庭或山林打盹。

然而分食了胙肉的族民们，却意犹未尽，兴致正浓。毕竟，请神吃饭的事，不可能天天都有。既然这日子相当于逢年过节，那又何不把它变成嘉年华？

篝火晚会，弄不好就通宵达旦。

那是一种怎样的歌舞啊！在青海省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陶盆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面：五人一组，手拉着手，头向一边侧，身向一边扭。他们的头上，飘着一根东西，疑为发辫；两腿之间，则翘着一根东西，疑为饰物。

嘻！这是土家族的摆手舞吗？这是纳西族的篝火晚会吗？这是藏族的打阿嘎吗？这是维吾尔族的麦西来甫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

说不定，它就是古人一再回忆的“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 〔9〕

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孙家寨。

可以推测，这样的原始歌舞，一定虔诚而又蛮野，热烈而又谨严。那是先民们在庄严仪式上生命活力的体现。如果真如传说所言，乐器是女娲和伏羲的发明，那就可以这样来描述：如醉如狂，神采飞扬，伏羲琴瑟，女娲笙簧。

呵呵，蛙女和羊人，一齐上场。

更值得关注的，是两腿之间那疑为饰物的东西。

没错，这应该就是腰饰。但原始人的所谓腰饰，从来就是可疑的。它们往往是一些树上扯下的叶子，地上捡来的羽毛，或者松鼠和野狗的尾巴，遮蔽性极差，装饰性极强。人类学的研究表明，这些腰饰还是舞会上专用的，目的显然是要引起观赏者和参与者的特别注意。 〔10〕

这可真是欲盖弥彰。

不难想象，月色朦胧，火光飘逸，疯狂摇摆飞速旋转的裸体上，唯独某一部分有着闪烁不定的珠光，摇曳生姿的流苏，会给春情勃发的青年男女以怎样的刺激。

因此晚会的尾声，恐怕不是齐声高唱“难忘今宵”，而是三三两两走进密林。个别性急的，也许还等不到那一刻。

做爱，以神的名义。

狂欢，在神的面前。

这就是远古的礼乐。

它是神的盛宴，也是爱的盛宴。

用不着大惊小怪。在原始时代，饮食和男女，原本就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同一个目标的两手。这个目标和这件事情，就是族类的生存和发展。神，当然是赞同的。

这，才是祭祀仪式和篝火晚会的主旋律。

• 8〕 礼起源于祭祀，已成为学界共识。礼字上半部，是一个盛放了玉的器皿，即王国维先生所谓“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观堂集林·释礼》）。郭沫若先生更明确认为是放了“两串玉具”（《十批判书》）。

• 9〕 见《吕氏春秋·古乐》。

• 10〕 请参看格罗塞《艺术的起源》。

凌晨五点

篝火晚会上风头最健的，无疑是羊人伏羲。

这并不奇怪。原始舞会上的高手，从来就是男人。因为即便在父系氏族社会早期，择偶权也仍在女人那里。再牛的男人都不能霸王硬上弓，只能用出色的表现博取芳心。引吭高歌，翩翩起舞，无疑是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

因此孙家寨出土的陶盆上，舞蹈者便都是男人。那高高翘起的所谓饰物，则其实是阳具，即能够体现自己特征和力量的证明。当然，不会是真家伙，只能是替代品。

孙家寨这只陶盆在考古学上属于马家窑类型。同类型彩陶纹饰中最突出的，就是大量的蛙纹和蝌蚪纹。可见这舞蹈是女娲时代的，舞蹈者应该是孔雀开屏般炫技求爱的鸟人和蛇人，表演的节目不是“百鸟朝凤”，便是“金蛇狂舞”。

伏羲时代的羊人，就酷得多。

首先他是“腕”。氏族的重大决策，已归他说了算。其次他是“款”。氏族的财政预算，也归他说了算。第三他是“爹”。氏族的新成员姓甚名谁，同样由他一锤定音。这也正是母系变成父系的三大表现 。

此时的男人正天天向上，他们的求爱也信心满满。

当然，羊人也有好几种。如果是“佯”，那就是猎手，会得到姑娘的爱慕；如果是“義”，那就是祭司，会得到姑娘的敬仰；如果是“美”，那就是大人，会得到姑娘的崇拜。

那么，如果他是“羲”呢？

哈，那就是大众情人，不知多少窈窕淑女和妙龄女郎都会春心荡漾，愿意以身相许。

为什么最具魅力的是羲呢？

◎甲骨文“美”

（一二六九）

◎金文“美”

（美爵）

美，自许慎起，历来解释为“羊大”，即“羊大为美”。后来萧兵先生指出，应为“羊人为美”。萧说是。从字形上不难看出，美，上面是“羊”，下面是正面而立的“人”，即“大人”，也就是“冠羊之人”，亦即伏羲的形象之一。

因为只有羲，才是“披着羊皮的蛇”。也只有羲，兼具热乎乎的肉香和冷冰冰的杀气。没错，義和羲一样，既有羊又有我（兵器）。但，義是仪（儀）的本字，意思是“自己的威仪”，哪里比得上羲，刚柔相济，意味深长，前途无量。

请看历史。

前面说过，夏娃的革命成果是裸体直立，女娲的文化建树是生殖崇拜。生殖崇拜是不能叫做“性崇拜”的，因为它的目的是生儿育女，不是男欢女爱。它崇拜的也是繁衍生息的神秘力量，而不是导致性快感和性高潮的性能力。

然而生殖崇拜的产生，却绝不意味着人类又退回到了夏娃之前。相反，生殖崇拜是把人类独有的性和性关系，从纯自然的生活变成了可控制的文化。唯其如此，伏羲才能接过女娲的旗帜，并打上自己的烙印。

伏羲的烙印就是男人掌权。男人一旦掌权，生殖崇拜就会变成图腾崇拜，母爱社会就会变成男权社会，潜伏的蛇也就会变成飞天的龙。龙的传人，由此产生。

在此之前，那个漫长的岁月有着神话传说中的“三个代表”——夏娃代表原始群，意义是“从猿到人”，形象表现为裸猿；女娲代表母系氏族，意义是“从自然到文化”，形象表现为鱼、蛙、月亮；伏羲代表父系氏族，意义是“从母爱到男权”，形象表现为鸟、蛇、太阳。

阶段 原始群 母系氏族 父系氏族

标志 劳动工具 女性崇拜 男性崇拜

符号

代表 夏娃

女娲

伏羲

意义 从猿到人 自然到文化 母爱到男权

完成这三大转变后，就连伏羲也将功成身退。女娲和伏羲共同代表的氏族社会，则将让位于部落时代。

现在是凌晨五点，让我们告别今宵。

是的。如果说夏娃代表的原始群处于蒙昧时代，那么女娲和伏羲则处于野蛮时代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华民族的伟大先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勇往直前，表现出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光辉灿烂，绚丽多彩。

这也是一个春天的故事，女人含苞待放，男人旭日东升。他们创造出多种文化和文化模式：工具、巫术、生殖崇拜、祭祀礼仪、原始歌舞和人体装饰。而且按照传统说法，在伏羲的时代，我们还创造了最早的文化符号，也就是八卦；产生了最早的哲学概念，也就是阴阳。

这就实在太牛了！

因此，尽管这时伏羲还是羊，但总有一天会变成牛。

事实上，他也就这样变了。

变成牛的伏羲，就是炎帝。

第四章

炎帝东征

炎帝是谁

炎帝来接伏羲的班，一定走了很远的路。 〔1〕

接班人炎帝身份不明。

请问，他就是神农吗？不知。也许是，也许不是。他跟黄帝同时代吗？也不知。有人说同时，有人说先后。 〔2〕

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就连司马迁也拉扯不清。他的办法是在《五帝本纪》中带上一笔，把神农看作一个过去了的时代，把炎帝说成与黄帝同时，但不立传，实际上是将炎帝存而不论，却把黄帝扎扎实实地算作了五帝的第一人。

这当然很严谨，但不能解决问题。没错，炎帝可以不是五帝，也可以不是神农，却总得是个什么吧？这样一位重要的始祖，岂能没有说法？

不是“五帝”，就只能是“三皇”。

三皇同样是一笔糊涂账，因为根本就是编出来的。春秋时期原本只有“五霸”，孟子针锋相对提出夏禹、商汤、周文“三王”，到荀子冒出“五帝”，到吕不韦又冒出“三皇”。三皇、五帝、三王、五霸，如此三五成群，整齐划一，本身就很可疑。先有三王，后有五帝；先有五帝，后有三皇。越是远古的人物，被人提及反倒越晚，这又可疑。 〔3〕

更何况，《荀子》只有空洞的五帝，《吕览》只有空洞的三皇。《庄子》的三皇五帝不但空洞，就连提到这茬的篇章都不知是何人所写。三皇也好，五帝也罢，到底是谁，其实没人清楚。荀子他们留下的，是一道填空题。

还是毛泽东说得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4〕

胡编乱造的结果，是三皇的说法不下六种：

天皇、地皇、泰皇； 〔5〕

天皇、地皇、人皇； 〔6〕

伏羲、女娲、神农； 〔7〕

伏羲、神农、祝融； 〔8〕

伏羲、神农、共工； 〔9〕

燧人、伏羲、神农。 〔10〕

六种说法，最靠谱的是伏羲、女娲、神农。只不过，女娲不可能在伏羲之后，神农倒无妨与炎帝认同。因此，伏羲之后，黄帝之前，就该是炎帝。

其实只要不认死理，问题便好解决。比方说把女娲、伏羲、炎帝（或神农），看作五帝之前的“三个代表”，叫不叫“三皇”倒无所谓。苟如此，本段历史便可以这样表述：

女娲代表母系氏族。

伏羲代表父系氏族。

炎帝代表早期部落。

黄帝代表晚期部落。

尧舜代表部落联盟。

这就清清楚楚，就连第二种说法也可以重新解释：女娲天皇，伏羲地皇，炎帝人皇；女娲天圆，伏羲地方，炎帝外圆内方。当然，作为神话传说人物，他们也都半人半兽，比如女娲是蛙，伏羲是蛇。

那么，炎帝是什么？

牛。

没错。炎帝神农氏人身牛首。 〔11〕

这很有意思。如果炎帝是神农，那么他是农业神；如果神农是炎帝，那么他是太阳神。太阳和牛之间有什么联系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炎帝早就被认定是太阳。

是的。炎帝者，太阳也。 〔12〕

太阳神的形象一般表现为鸟，比如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以及古埃及的荷鲁斯（Horus）。不过远古神话人物是形象多变也多样的，伏羲就既是羊人也是蛇。何况牛在先民们的生活中极为重要，西班牙阿尔塔米拉（Altamira）洞穴里就画着受伤的野牛。汉字中，特别的特，物资的物，放牧的牧，都以牛为偏旁部首。这样看，炎帝也不妨是牛。

炎帝是牛，伏羲是蛇，这可真是“牛鬼蛇神”。

真是“牛鬼蛇神”倒也好，麻烦在于炎帝既是牛同时又是羊，因为姓姜。姜就是羊女，正如伏羲是羊人。 〔13〕

传统的说法却不是这样。《国语·晋语》就说，炎帝姓姜是因为住在姜水，正如黄帝姓姬是因为住在姬水。姬水即今陕西省武功县漆水河，姜水即今陕西省宝鸡市清姜河。如此说来，炎帝和黄帝都是陕西人，还真可能是兄弟。 〔14〕

可惜，如此言之凿凿，反倒可疑。何况《国语》的可信程度，原本相当于《三国演义》，只能当评书听。实际上黄帝姓姬和炎帝姓姜都另有原因（详见本书第五章）。因此比较靠得住的说法，是姜姓乃西戎羌族的一支，后来因游牧而进入中原。羌，西戎牧羊人也，当然是羊人。 〔15〕

羌族是羊人，伏羲也是。羊人接羊人，靠谱。

但，如果炎帝是羊人，怎么会牛头人身？而且伏羲是羊也是蛇，为什么由牛来接班？何况炎帝是西方戎族，伏羲则也许是东方夷族，也许是南方蛮族。炎帝接了伏羲的棒，岂非“东拉西扯”，或“南腔北调”？ 〔16〕

这又是一笔糊涂账。

好在有人愿意出庭作证并解释这一切。

他，就是古希腊的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

• 1〕 炎帝是伏羲的接班人，依据在清代吴乘权《纲鉴易知录》：“炎帝以火德代伏羲治天下，其俗朴，重端悫，不岔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于是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从其化。”

• 2〕 见《淮南子·时则训》高诱注：“炎帝，少典之子，号为神农，南方火德之帝也。”《绎史》卷五引《新书》：“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各有天下之半。”

• 3〕 见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

• 4〕 见毛泽东《贺新郎·读史》。

• 5〕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 6〕 见《史记·补三皇本纪》。

• 7〕 见《风俗通义·皇霸》引《春秋纬运斗枢》。

• 8〕 见《白虎通》。

• 9〕 见《通鉴外纪》。

• 10〕 见《风俗通义·皇霸》引《礼纬含文嘉》。

• 11〕 见（清）马骕《绎史》卷四引《帝王世纪》。

• 12〕 见《白虎通·五行》。

• 13〕 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称：神农为牧羊之族。或以羊为其图腾。生于牧羊之族或以羊为图腾者。因以为姓。

• 14〕 见《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 15〕 《国语》可信程度不高，见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姜姓是因游牧而进入中原的西戎羌族之一支，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羌是“西戎牧羊人”，见许慎《说文解字》。马叙伦《读金器刻词卷下》则称“羌与姜同”，并认为姜与羌是同一个字。

• 16〕 伏羲是东方夷族还是南方蛮族，学术界有争议，这里不讨论。

证人狄俄尼索斯

据说，狄俄尼索斯是从宙斯的大腿里生出来的。

此事并不奇怪，因为他是私生子，是他父亲与美丽的底比斯（Thebes，又译忒拜）公主塞墨勒（Semele）偷情时留下的风流果实。这件事让天后赫拉怒不可遏，竟设下毒计怂恿塞墨勒要求宙斯现出原形。肉体凡胎的塞墨勒哪里承受得了众神之王的万丈光芒，几乎顷刻间就灰飞烟灭。只有他们的孩子被救出，在父亲的大腿里养到足月。

大难不死的狄俄尼索斯成了酒神，并有多种形象，比如葡萄树、山羊和公牛。实际上小狄的神性和神格都是变来变去和模糊不清的，有时候是枝繁叶茂的果树，有时候则是驾牛耕田的人，所以他也是一般意义的树木和农业之神。

这倒是很像炎帝，如果他就是神农。

区别仅仅在于，神农并不酿酒，也不是葡萄树。

但炎帝是牛，他的前任伏羲则是蛇也是羊。

如此看来，狄俄尼索斯集山羊和公牛于一身，就堪称意味深长。事实上，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羊和牛都被看作生殖能力极强的动物，牛鞭和中草药淫羊藿则是中国古代伟哥，古希腊那个长着山羊角、羊尾巴和两条羊腿的牧神和山林之神潘（Pan）更是性欲旺盛。难怪最重要的祭品是羊和牛。用牛羊献祭，可谓同时保证饮食男女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祭祀狄俄尼索斯的酒神节（Bacchanalia）恐怕也有这个意思。这种可以看作希腊戏剧发源地的古老仪式，是要由羊人和马人组成歌队来伴唱的。在古希腊的绘画中，那些家伙的阴茎都雄壮勃起，便足以说明意义所在。

但，这跟蛇又有什么关系？

关系就在按照另一种版本的说法，酒神是宙斯与冥后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的性爱之果，而且当时那位男一号还化身为蛇。这件事的文化意义，跟狄俄尼索斯被缝入宙斯的大腿一样，其实是众神之王要把自己的生殖力分出来，单独成为一个神。因此，狄爷的神像是用象征性爱的无花果木雕刻的。也因此，他一生下来，就头上长角。

角在古希腊，也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所以，狄俄尼索斯不可避免地要变成山羊和公牛。赫拉盛怒也不仅因为宙斯偷情，更因为被篡夺了权力。要知道，即便在古希腊，生殖崇拜起先也是女性的专利。现在冒出个夺权的男神，还是私生子，天后岂能不怒火中烧？争风吃醋倒在其次。

但，生殖崇拜既然必定要从女性扩展到男性，负责生殖和性爱的男神就一定会诞生。狄俄尼索斯也在被追杀中一变再变，变成蛇，变成马，变成公牛。最后，他的标准像基本上是这副模样：人的身体，身披牛皮，头戴牛角，两只牛蹄垂在背后，跟我们的老祖宗炎帝简直如出一辙。 〔17〕

现在很清楚：宙斯变成蛇，生下狄俄尼索斯。后者则既是山羊，也是公牛，还是蛇。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蛇可以变成羊，羊可以变成牛。蛇、羊、牛，都是一个系统的。

蛇神、羊人、牛鬼，就这样击鼓传花。

但这个过程，在中国要啰唆一些。

麻烦在于，蛇神、羊人、牛鬼，在我们这里不但表现为三个阶段，也表现为三个地区和三个族群：蛇神是东方夷族或南方蛮族，羊人是西方的羌族，牛鬼则是来到中原的炎帝族。炎帝虽然本是羌族，却不能跟原始羌族画等号。正如希腊人是雅利安人的一支，雅利安人却不等于希腊人。

何况那羌族的代表是谁，也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从伏羲这蛇神，到炎帝这牛鬼，中间必定经历了羌族的羊人。

他是一位无名英雄。

◎甲骨文“羌”

（后一·三零·一四）

◎甲骨文“姜”

（河三·三）

《古文字诂林》第九册第741页注云：姜与羌通用，三姜即三羌。

实际上，羌就是羊人，即牧羊人；姜则是羊女，即牧羊女。羌的甲骨文，就是上面两只羊角，下面一个侧身而立的人。既然不是正面而立的大人物，当然名不见经传，或只能隐姓埋名。也因此，他不是美，而是羌。

姜，则是上面两只羊角，下面一个孕妇。很显然，但这也不是美，而是姜。姜就是“羊女所生”。在母系氏族社会，妈妈姓姜，子女也姓姜。姜，是羊妈妈的羊宝宝。

这就是炎帝族姜姓的来历。

其实就连“姓”的本义，也是“女之所生”。所以，最古老的姓都是母姓，也都从女，比如炎帝的姜，黄帝的姬，舜帝的姚，夏族的姒。总之，姓就是母系，氏才是父系，氏族社会应该叫“姓族社会”，炎帝也该出自姜族。 〔18〕

那么，姜族怎么成了羌族？

因为天地翻覆，世道变了。自从女娲由蛙变蛇，历史就被改写，甚至黑白颠倒，面目全非。

• 17〕 请参看弗雷泽《金枝》。

• 18〕 此外还有妫（舜的后代）、娀（高辛之妃，商族之母）、妁、如、好、妙、妊、妞，也是。

图腾柱，竖起来

前面说过，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原始群到氏族，到部落，到部落联盟，再到国家，即由点到面，到片，到圈，到国。其中有的是就地扩容，比如夏娃变女娲；有的是迁徙变性，比如羌族变炎帝。但只要性质变了，名称就会更改。

因此，羌族和羌人，是有可能原本叫姜族或姜人的。姜和羌，也可能原本是同一个字。但为了明确母系变父系，必须用男性的羌，取代女性的姜，就像从西部迁徙到中原进入部落时代的那一支，要改名为炎帝族。

好在即便是炎帝，也仍姓姜。这倒不因为那姜水，而是因为那西戎的牧羊女。她的样子，我们在电影《少林寺》里见到过，在王洛宾的歌里也听说过。

是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也在那遥远的年代。

那是一位美丽的少女，那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的伟大就在于为了族的生存和发展，毅然交出了管理权。姜人这才变成羌族。作为羌族一支的炎帝，也才能革故鼎新，把族群的徽号、标识和旗帜，从羊变成了牛。

牛、羊、蛇，又有什么不同？

蛇是生殖崇拜，牛是图腾崇拜，羊是过渡时期。

什么是图腾（totem）？对于原始民族来说，图腾就是他们的国名、国旗和国徽，是他们的共同祖先，也是他们的身份认同。比如某个族群以鹰为图腾，那么，族的成员便从小就会被告知，自己的老祖宗是一只神鹰，他们这个族群或族类叫鹰族，是那只男性神鹰的子孙后代，等等。 〔19〕

因此，作为“鹰的传人”，他们的酋长必须头插鹰羽，鼻似鹰钩，族民们则要进行鹰的文身。他们的旗帜上会画着雄鹰，村口则竖起一根雕刻着鹰头的柱子，叫“图腾柱”。隔三差五，逢年过节，他们便围绕着这图腾柱，吹起鹰笛，跳起鹰舞，就像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人。

难怪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会纷纷粉墨登场了。但这些原始民族的图腾，并不是阎王殿里的牛头马面和黑白无常，反倒是些正派人，比如古埃及和古希腊的狼和鹰，古罗马的马和野猫，黄帝手下的熊、罴、貔、虎，少昊手下的凤鸟、玄鸟、青鸟、丹鸟，畲族和瑶族的盘瓠等等，不一而足。

当然还有蛇，也应该有蛇。

的确，图腾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由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物转变而来的，只不过蛇在中国有些特别。作为男性的符号和代码，它是蛇；当它成为图腾时，就变成了龙。变成了龙的蛇也不再仅仅属于某个部落，而是一个大族群的总图腾（详见本书第五章）。唯其如此，我们也才成为龙的传人。

问题是，有了图腾又如何呢？

天下就由女人的，变成了男人的。实际上，无论世界各民族的图腾是怎样的五花八门，也无论它们是动物（比如鹦鹉）、植物（比如球茎），还是自然现象（比如电闪雷鸣），反正都是男性的，是让族群的老祖母神秘怀孕的男神。

这当然并不可能。让女人怀孕的，只会是男人。由此可见，弄出一个神来做图腾，其实就是要把那男人说成神，是男性生育作用的神圣化和神秘化。这样做，也显然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抬高男人的地位。也就是说，过去打下手的，现在要当老板。为此，先得冒充神灵，过把神瘾。也因此，当男人坐稳了江山，可以称孤道寡唯我独尊时，所有的图腾便都退出了历史舞台，消失得无影无踪。

图腾的作用，不言而喻，一目了然。

但，自从太阳里有了金乌，祭坛上有了蛇神，男人的地位已大幅度提高，为什么还要高高地竖起图腾柱？

也不完全是贪得无厌，得寸进尺。族群的扩大，恐怕是重要原因。纯自然形成的原始群非常弱小，因此是点。变成氏族就已壮大，因此是面。氏族壮大以后，便分门别户，裂变为多个氏族。这些藕断丝连的氏族，再加上周边相邻相近的七零八落，联合起来就是部落，也就是片。

连成一片的部落，人更多，地更广，事务更繁忙，关系更复杂。氏族成员都是血亲，部落则还要加上姻亲。七大姑八大姨，老丈人小舅子，妯娌连襟，旧友新朋拢在一起，当然需要凝聚力，需要总指挥，需要顶梁柱。非如此，不能将这些一盘散沙的大小氏族拧成一股绳，来发展生产力，提高战斗力，共同对付野兽和敌人。

图腾是必需的，问题只在是什么。

核心也是必需的，关键只在谁来当。

• 19〕 图腾（totem）本是北美洲奥杰瓦人的语言，意思是“他的亲族”。图腾制度和图腾崇拜的基本教义，是坚信族群的所有成员，无论血缘亲疏，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个共同祖先是男性的，却又不是人。它们大多是动物，少数是植物，极少数是自然现象。但无一例外，既神圣，又神秘。

牧羊鞭与指挥刀

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必须是男人，也只能是男人。

男人是雄性的动物，也是野心的动物。男权的确立，今天看来也许可以商量，但在当时却势在必行。沧海横流危机四伏之时，族群需要的不是温馨和柔美，而是铁腕、铁血和铁面。因此，新生的部落和部落时代，不但需要雄心勃勃的男人来当核心，还需要强壮有力的动物来做图腾。

比如牛。

不清楚炎帝族为什么选择了牛，但应该与神农被看作农业神无关。毕竟，耕牛的使用，要到青铜甚至铁制的犁发明之后，从西部走向中原的炎帝族则仍是游牧民族。因此，从逻辑上讲，这种选择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生猛的牛，尤其是公牛和野牛，要比温顺的羊更像雄性。 〔20〕

让这些勇敢者心动的，正是这种力量感吧？

事实上，炎帝能够成为华夏民族的始祖之一，就因为他们在当时便出类拔萃，比其他的西戎部落更有进取心。唯其如此，他们才会从西部出走，就像当年猿群中走出森林的那一支。也许，羊曾做过他们的图腾。也许，留在西部的其他羌人部落仍然会以羊为图腾。但远走他乡的这些改革者，却必须彻底告别过去，并更换旗号。 〔21〕

当然，他们不会想到，这种更换竟是划时代的。

中华民族的史前史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氏族、部落、国家的诞生。表现为文化模式，则分别是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宗崇拜。祖宗崇拜是图腾崇拜的顺延，我们以后再说；图腾崇拜则是生殖崇拜的革命，是此刻的事情。它很可能就发生在姜人东迁的途中。牛替代羊，则意味着革命成功。

氏族 生殖崇拜 女娲时代 鱼、蛙、月亮

伏羲时代 鸟、蛇、太阳

炎帝时代 牛

部落 图腾崇拜

国家 祖宗崇拜

夏启以后 人

显然，炎帝族从西部来到中原，不是简单的迁徙。它的深远意义，并不亚于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生殖变成图腾，怎么就是革命呢？

首先，生殖崇拜男女平等，甚至女先男后；图腾却只崇拜男性，男尊女卑。其次，生殖崇拜百花齐放，鱼、蛙、月亮，鸟、蛇、太阳，可以同时崇拜，并行不悖。图腾崇拜却要求定于一尊，每个部落都只有一个图腾，而且它们迟早要归于一统，就像上下埃及兼并以后的神鹰荷鲁斯。

更重要的是，生殖崇拜代表氏族时代，图腾崇拜代表部落时代。氏族的首长是族长，部落的首长是酋长。族长是劳动者，手里拿的是牧羊鞭；酋长是领导者，手里拿的是指挥刀。牧羊鞭变成了指挥刀，这难道还不是革命？

现在已经很难确知，在那革命的紧要关头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也许，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更没建立档案。唯其如此，留给历史的才会是一片扑朔迷离。

比方说，蛇、羊、牛，究竟是生殖崇拜的象征，还是图腾崇拜的对象？都是，又都不是。蛇，如果在历史的演变中不曾成为图腾，就不会变成龙。牛，如果不曾是生殖崇拜的象征，也不会变成图腾。可见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身份，如果混为一谈，那不是历史的错。

何况线索也很清晰，那就是先有女性生殖崇拜，后有男性生殖崇拜，然后变成图腾崇拜。因此西戎族群的形象和称谓，就必须一变再变。起先是牧羊女，这就是姜。然后是牧羊人，这就是羌。下一步，应该是变成牧羊犬，就像畲族和瑶族的盘瓠；或者牧羊神，就像古希腊的潘。可惜，这一环节遗失了证据。结果，便跳跃式地直接变成了牛。

作为牧羊女的子孙，羌或姜来到了历史的岔路口。他们一部分留在西部，成为羌族；另一部分则来到中原，成为炎帝族。炎帝族带来了自己的西戎文化，也融合了中原的本土文化，包括伏羲族传入中原的东夷文化或南蛮文化。

也就在那时，伏羲交出了接力棒。

部落的时代开始了。牛首人身的炎帝为它揭幕剪彩，牛图腾的旗帜高高飘扬。

弹指一挥间，换了人间。

• 20〕 耕牛的文字记载始见于《论语》。据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犁和耕牛的使用大约在周。

• 21〕 吴其昌《殷虚书契解诂》称：自奉羊以为其图腾者，则夏人指目之曰“羌”矣。

蛇的第二次出场

事情已经清楚，羊女变羌人，是革命的关键时刻。

我们不知道，在那微妙敏感的弹指之间，是女人主动让贤，还是男人强势夺权。如果是后者，那么可以肯定，蛇在其中一定起了很坏的作用。

蛇是一个狡猾的家伙，它潜伏了很久。

的确，远古神话中，蛇是无处不在又若隐若现的，最重要的出场则有两次。第一次在伊甸园，通过诱惑夏娃把生殖变成了性。那时的它性感而坦诚，称得上是背了黑锅的无名英雄。此后，蛇功成身退，蛙闪亮登场。生殖变成性，动物就变成了人。生殖崇拜诞生，自然就变成了文化。

人类的两次前进，蛇和蛙都功不可没。

善哉，蛇也！

因此，按照轮流坐庄的原则，蛇当然要二次出场。这似乎无可厚非，甚至天经地义，就连女娲也没有表示异议。只不过谁都没有想到，性感而坦诚的蛇会变得邪恶、狡猾和贪婪。它在历史的舞台上，居然一坐就是几千年。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蛇的重新上台，动机和目的已不是让女人快活，而是要自己快活。人们当然也想不到，蛇刚刚一上台就恩将仇报，翻脸不认人。它不但独霸了天下，还利用手中的公权力，私下里把女娲变成了蛇。

原本表示男女平等的“蛇蛙纹”也变成了玄武，并被解释为龟蛇合体。其实龟也是男性生殖崇拜符号，正如男人的某个部位叫龟头。所以，雌雄同体的玄武，不可能是龟和蛇的组合，只能是蛙和蛇的共处，却也被偷梁换柱。 〔22〕

然而冒充医生的蛇，做完手术后就悄悄地擦掉了所有的指纹，销毁作案工具，迅速撤离现场。自己也改头换面变成了牛，满脸的无辜。结果，“女娲是蛇”和“龟蛇合体”的弥天大谎，便哄骗了众多的书呆子和老实人。

可惜蛇再狡猾，也想不到它的同案犯会留下证据。这个同案犯就是鸟，证据则是一系列的“鸟啄鱼”或“鸟衔鱼”图案。这种图案，直到明代的砖刻上都有。这些蛛丝马迹雄辩地证明了，蛇吞蛙，鸟食鱼，不但在自然界屡见不鲜，在人类历史上也曾是惊人的一幕。

① 西周青铜器鸟鱼纹

② 汉代画像石鸟啄鱼纹

③ 秦汉瓦当鸟衔鱼纹

④ 晋代金饰品鸟衔鱼纹

⑤ 临汝阎村出土彩陶缸鸟衔鱼图

⑥ 宝鸡北首岭出土细颈彩陶壶上鸟啄鱼纹

⑦ 明代织锦鸟衔鱼纹

⑧ 明代砖刻鸟衔鱼纹

蛇，为什么能得逞？

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在母系氏族社会的后期，其实已有财产的权属。虽然那时还是“夫从妻居”，但如果分手，男人可以带着劳动工具、牲畜和粮食一走了之，女人则只能留着她的锅碗瓢盆，坐守空巢，招降纳叛。

半坡遗址F37复原图，据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

这事不能以今度古。那会儿可没什么房地产，男人拥有的要值钱得多。比如牲畜，可以吃也可以用，是生活资料也是劳动工具。何况到了后来，男人还有了新的“牲畜”。这就是奴隶，是男人猎获的战俘。而且这些最廉价的劳动力正如恩格斯所说，还跟牲畜一样是很容易繁殖的。 〔23〕

这时的男人真是咸鱼翻身今非昔比。他既是资本家，又是统治者，还是当家人，钱包鼓鼓，如狼似虎。

财大必然气粗。创出产业的男人再也无法容忍血缘按照母系计算。因为那意味着自己挣下家当跟亲生儿子半点关系都没有，丈母娘和小姨子倒有份，甚至会划到另一个男人孩子的账上。要知道，那时的女人是可以有许多性伙伴的。

因此，这种制度必须废除。

事实上它也被废除了。这虽然是人类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但当真做起来却比现在房产过户或者银行转账还要简单。它简单到只需要做一个决议：从今往后，子女的归属由父亲的身份决定，与母亲属于哪个氏族无关。

然而女人却从此失去了财产权，包括所有权、支配权和继承权。与此同时，她们也丧失了政治权，包括参政权、议政权、执政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些政治权利，即便在古希腊的民主时期，女人也是没有的。在旧中国，她们则还要被剥夺祭祀权。这在古代社会，可是最重要的权利。

没有祭祀权的女人，死都死得不一样。在甘肃临夏秦魏家，考古学家发现了父系氏族时代的古墓。在十余座夫妻合葬的坟墓里，男人都是仰面朝天，大大咧咧；女人都是弯腿侧身，委委屈屈。男尊女卑的意思，一清二楚。

这才真是死不平等。

• 22〕 据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略论》，蛇与蛙和平共处的图案，在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还有，后来就发展为雌雄同体的“玄武”。玄武不可能是龟蛇合体，而应该是蛙蛇合体。

• 23〕 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据《考古》1960年03期《临夏大何庄、秦魏家两处齐家文化遗址发掘简报》。

谋杀与强奸

女人的失败，一半因为无奈，一半因为心软；从母系到父系，从氏族到部落，则既有和平演变，又有血腥镇压。

这当然都因为蛇。

其实，男性生殖崇拜的最早象征不是蛇，而是比较温柔可爱的鸟，后来又有蜥蜴和龟。龟与蛇的最大区别，是没有攻击性。这就接近于蛙。甲骨文有个“龟”字，便简直就是彩陶的蛙纹，难怪玄武中的蛙能够被龟替代。

蛇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不但是一个狡猾的家伙，也是残忍的家伙。先民们十分怕蛇。平时走路，见面询问“有没有蛇”，都只敢说“有它无”。出门办事，也要先说一句：没有它吧？如果不小心碰到蛇头，则会惊叫：有它！有它！ 〔24〕

这真是太可怕了！

可见，起用蛇做象征，本身就意味着邪恶和暴力，甚至从一开始就是阴谋。但要实现男权的统治，只能如此。我们知道，在古文字中，也和它，是同一个字。也，本义可能是女阴；它，本义可能是长虫。长虫和女阴有什么关系？意思也很清楚：能对付女人的就是蛇，或者蛇代表的东西。 〔25〕

狡猾残忍的蛇，必然登场。

◎蜥蜴纹

（仰韶文化）

◎甲骨文“龟”

（掇二·四〇九）

◎甲骨文“它”

（前七·九·四）

◎金文“它”

（封孙宅盤）

蛇的罪行有两条：谋杀和强奸。

谋杀的对象，是婚后生的第一个孩子。他必须被杀掉或吃掉，叫“杀首子”。最人道的做法也是扔掉，叫“弃子”。这当然是为了男人的财产，不至于落到某个野种的名下。毕竟，在性自由的原始时代，法定的父亲确实无法知道那小子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那时又没亲子鉴定。

这种惨无人道的恶俗和陋习，后来当然被彻底废除。但这绝不是哪个男人发了善心，只因女人的贞洁有了保证。事实上，新婚之妻如果是处女，杀掉或者抛弃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就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愚蠢透顶。

吊诡的是，女人守贞却可能是男人强奸的结果。

这个弯转得实在太大，也只能长话短说。实际上守贞在原始时代，原本是女人的权利，也是权力。权利不是义务，它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守贞权也一样。因为爱情，只跟某一个男人做爱，是行使；为了快乐，随便跟任何男人上床，是放弃。无论行使还是放弃，都体现了她的自由与尊严。

因此，要想女人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了男人，甚至为可能素不相识的未婚男人守贞，就只有剥夺她们的自由，摧毁她们的自尊。强奸，无疑是最直截了当的办法。某些特别恶毒的男人，甚至有可能会选择在月经期强奸。目的，就是要给女性那脆弱的心灵以沉重而致命的打击。

蛇的狡猾，正在于此；蛇的残忍，也在于此。

现在已难讲清，以性器为武器，是有意还是无意。但可以肯定，男人一旦决定进攻，女人是打不赢的。从此，守贞不再是女人的权利，而是她的义务。她不但可以守贞，而且必须守。至于男人，却可以继续寻花问柳。后来，还可以公开合法地纳妾，半公开半合法地嫖娼，以及玩弄男童。氏族社会的血色黄昏，揭开了部落时代和男权社会的序幕。

女人失去了自由，男人获得了霸权，这无疑是女性的失败。而且恩格斯还说，这种失败是世界性和历史性的。

但，男人也不要高兴得太早。

男人有男人的问题，这就是“雄性的嫉妒”。它对于“共居生活的群”天然地具有破坏性，更是一个集团可持续发展的大敌。动物没有这个问题，是因为雄性只在交尾期嫉妒，择偶权又在雌性。但此刻的人类社会，却是男人“要什么便有什么，喜欢谁便是谁”，你怎么保证他们不打起来？ 〔26〕

所以，母系的社会可以各得其所，男人的江湖却需要摆平。何况除了得到女人的身体，还有土地的争夺，边境的纠纷，水源的占有，财产的谋取，以及出人头地的欲望。这些都要靠拳头说话，也只有拳头说话才管用。

更何况，部落酋长手中拿的，还是指挥刀。

战争一触即发，战争也无法避免。

比方说，向蚩尤宣战，跟黄帝火并。

• 24〕 许慎《说文解字》称：上古草居，患它（蛇），故相问无它乎。叶玉森《殷墟书契前编集释》卷一称：古人足触它（蛇）首则惊呼有它。但对于“它”字也有不同解释，见《古文字诂林》第十册。

• 25〕 孙海波《甲骨金文研究》称：古文它也孙一字。许慎《说文解字》称：也，女阴也。但对于“也”字也有不同解释，见《古文字诂林》第九册。

• 26〕 以上两节有关论述均请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第五章

黄帝出场

黄帝不姓黄

黄帝出场时，很拉风。

传说中的这位华夏老祖宗，大约是在春秋晚期跟炎帝一起出现在典籍中的，《左传》和《国语》便炎黄并称。然而他俩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炎帝一路滑坡，每况愈下，到司马迁时便不知所云；黄帝则与时俱进，一路飙升，到战国时已宛若神明，后来更成为中医学和房中术的发明人。

韩非子描述了黄帝出行时的盛大场面——左右两边六条蛟龙，护卫着大象驾辕的专列；鹤身人面一条腿的神鸟毕方担任副驾驶，铜头铁额飞沙走石的神兽蚩尤担任清道夫；腾蛇在地面保驾，凤凰在天空护航；两骖如舞，龙凤呈祥，警车开道，风雨除尘，前呼后拥，大合鬼神。 〔1〕

好一个人五人六的排场，难怪他叫黄帝了。

黄帝其实就是皇帝，也原本写成皇帝，但不是坐在未央宫或紫禁城欺世盗名的那些家伙。后来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流，都不过无耻地盗用了这神圣的名义。

那么，什么是皇？什么是帝？

帝在卜辞中，原本指天神和上帝；皇在《诗经》中，则只是动词、形容词和感叹词。实际上，帝就是花蒂，即缔造者。皇则是辉煌，是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至于华和夏，前者就是花，后者就是林木繁茂之时。 〔2〕

◎甲骨文“帝”

（甲七七九帝臣）

◎金文“皇”

（促辛父簋）

◎古陶文“华”

（华廱）

◎金文“夏”

（秦公簋）

因此，皇帝就是皇天上帝，或相当于皇天上帝。它的本义是：旭日东升般灿烂辉煌，花蒂一样创造了生命，朝气蓬勃有如鲜花盛开之民族的伟大缔造者。

这才是“皇帝”一词的本义。

想那时乾坤未定民智初开，缔造者一定很多，比如燧人氏燧皇，女娲氏娲皇，伏羲氏羲皇。他们也都后继有人。于是“皇帝”便只好四分五裂，一变而为三皇和五帝。

从此，皇帝的皇，就由动词、形容词和感叹词变成了名词，皇帝也由一个词变成了皇和帝两个词，直到秦始皇才重新合二为一，而且正是由三皇五帝合成的。

五帝也有时间和空间的两种。时间的是黄帝、颛顼（读如专须）、帝喾（读如酷）、尧、舜，先后五位。空间的则是东方青帝，西方白帝，南方赤帝，北方黑帝，中央黄帝。东西南北中，都有皇天上帝，也是五位。

空间的五帝半人半神。东方的叫太皞（读如浩），持圆规掌管春天，木神句芒为辅。南方是炎帝，持秤杆管夏，火神祝融为辅。西方是少昊（读如浩），持曲尺掌秋，金神蓐收为辅。北方是颛顼，持秤砣管冬，水神玄冥为辅。中央的就是黄帝，土神后土为辅，持绳掌管一切。 〔3〕

白青黑赤黄，对应着金木水火土，看起来很好。

可惜远古的历史越是整齐，就越是可疑，以五行说五帝更不靠谱。事实上，这很可能是秦和汉的“颜色革命”。刘邦就说，秦始皇只祭祀白帝、青帝、黄帝和赤帝，黑帝的位置明摆着是给我留下的。这种鬼话，你也信？ 〔4〕

黄帝，其实并不姓黄。

半“五帝”的设计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是想象中的五帝图，方佳翮绘。

然而黄帝确实是伟大的缔造者，也是伟大的发明家。他号称轩辕氏，就是证明。轩就是车，辕则是驾车用的直木或曲木。殷周时期独辕，汉代以后双辕。没有轩辕，或不是车的发明人，怎么能叫轩辕氏？

古人说，这是因为黄帝住在轩辕丘，位置则在今河南省新郑市西北。可惜这同样靠不住。想想就知道，如果不是先有轩辕，哪有地名叫轩辕丘？华盛顿叫华盛顿，是由于他住在华盛顿市吗？所以事情恐怕恰恰相反，轩辕丘是因黄帝而得名，正如现在许多城市都有的中山路。 〔5〕

这就厥功甚伟。要知道，埃及人的马车是尼罗河文明开始一千多年后，才由希克索斯人（Hyksos）引进的；中美洲在15世纪末欧洲人入侵前，则既没有马也没有车。 〔6〕

两河流域的辐条车轮，约公元前2000年，藏于伊朗国家博物馆。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沼泽出土的木制车轮，约公元前3000年，藏于卢布尔雅那市立博物馆。

那么，黄帝有可能发明车子吗？

难讲。

严格地说，只有出土文物才能回答这个问题，质疑也是合理的。不过，同样被质疑的古埃及纸草船和金字塔，已被挪威探险家海尔达尔和日本考古学家证明了建造的可能。可见古老民族的创造力，其实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黄帝的龙骖象车，应该也不会是外星人的太空船。

因此，至少在华人眼里，他老人家有资格享受这样的排场：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

嘿嘿，磁悬浮！

• 1〕 见《韩非子·十过》。

• 2〕 关于皇、帝、华、夏四个字的解释，请依次参看《古文字诂林》第一册224页、第一册44页、第六册107页、第五册660页。至于文字学家的争议，这里不讨论。

• 3〕 见《淮南子·天文训》。

• 4〕 见《史记·封禅书》。

• 5〕 见《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贞《索隐》引皇甫谧：“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

• 6〕 见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

身世之谜

风光无限的黄帝，出身却是个谜。

相关的说法当然有。旭日东升般伟大的缔造者，岂能没有出身？就算瞎编，也得弄出一个。比如《国语》便说“少典娶有蟜（读如角）氏女，生黄帝、炎帝”。这个说法被司马迁采信，但略去了炎帝。是啊，炎帝实在说不清。何况炎黄相距五百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兄弟？ 〔7〕

其实，根本就犯不着凭空捏造什么爹娘。这种自作聪明的办法只能是制造麻烦，因为又多出个更加来历不明的少典和有蟜。谁是少典？有蟜又是谁？根本没人回答。也有人说少典其实是国名，这又哪里有谱？

靠得住的，也许是黄帝姓姬。

也许。

但，说黄帝姓姬是因为住在姬水，可就跟说他号称轩辕是因为住在轩辕丘，同样靠不住。高老庄的人姓高，李家村的人姓李，是因为住在高老庄和李家村吗？再说了，轩辕丘在今河南省新郑市，姬水在今陕西省武功县，够得着吗？

那么，因地得名的事，有，还是没有？

有。比如易，就得名于易水。司马，则得自官职。可惜诸如此类都是氏，不是姓。姓表示的是所生之族，氏才表示所居之地，或所任之职。当然，是世袭的。 〔8〕

事实上，姓比氏早得多，甚至早于地名，氏则在地名和官名之后。也就是说，宝鸡市那条河叫姜水，武功县那条河叫姬水，很可能是因为炎帝姓姜，黄帝姓姬。

姓姬，又怎么样呢？

有点麻烦。

黄帝的姬，确实比炎帝的姜难以理解。姜和姬都是母姓，这没有问题。炎帝姓姜是因为妈妈姓姜，黄帝姓姬是因为妈妈姓姬，也没问题。炎帝的姜妈妈是牧羊女，更没问题，羌族就是西戎牧羊人嘛！黄帝姓姬却很奇怪，总不能由于姬与鸡同音，就说姬妈妈是牧鸡女，其族群是牧鸡族吧？ 〔9〕

当然不能。

实际上，姬的甲骨文字形，是一名女子跪坐席上，面对疑似篦子或梳妆台的东西，正在理顺头发，或佩戴饰物。 〔10〕

◎甲骨文“姬”

（前一·三五·六）

这样的女孩子，能是什么人，又该是什么人？

漂亮妞呀！

没错！姬在后世的第一种用法就是美女。所谓淑姬、吴姬、仙姬，还有朝鲜的金姬和银姬，都是。

不过这样一来，麻烦就更大了。姓，是表示“所生之族”的。羌族牧羊，当然姓姜。姓姬的又放牧什么呢？梳妆台吗？何况一个族群，怎么会把漂亮妞当作旗号？难道她们是靠天使脸蛋和魔鬼身材过日子的？

也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这个族群的女人太漂亮了，别人看了喜欢，自己也很得意，因此自称或被称为“美女族”。另一种可能，则是因为战败而沦为舞女或侍妾，甚至性奴。要知道，姬，可以是美姬，也可以是歌姬和宠姬。

事实上，卜辞中的姬与婢，往往通用或连用。比如“姬于妣辛”就是给妣辛做婢女，“姬婢二人”则是一姬一婢。 〔11〕

那么，什么人会成为姬婢？

女性战俘。我们知道，原始时代的战争极其残酷，战俘的命运也非常悲惨。为了节省粮食，男的往往被杀死，女人则酌情留用。身壮有力的就做粗使丫头，为婢；美貌性感的就做舞女侍妾，为姬。黄帝的母亲，完全有可能作为战俘又因为美貌而被收房，成了少典族酋长的通房大丫头。

姬，到底是美女族，还是性奴族？

不知，也用不着确知。有些事情，如果注定无法弄清也不必弄清，那就不如让它永远是谜。我们只要知道后来都发生了什么，就好。

黄帝族崛起的前夜，何妨留下一片寂寞。

• 7〕 炎黄相距五百年，见《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贞《索隐》引皇甫谧《帝王代纪》。

• 8〕 请参看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卷二十四。

• 9〕 马叙伦称“姬姓疑盖本为牧鸡之族”，见《读金器刻辞》卷下。

• 10〕 这个解释，分别见《古文字诂林》第九册所引于省吾、徐中舒，《古文字诂林》第一册所引叶玉森、王献唐。

• 11〕 见朱歧祥《殷墟甲骨文字通释稿》。

拐点

功成名就的黄帝，照例要改身份证。

这事非做不可。就算黄帝自己不做，别人也要帮他。因为只有更换旗号，才能告别过去，开创未来。

炎帝就这样做了，他的方式是变更图腾。

黄帝也有图腾吗？当然有，也应该有。生殖崇拜转变为图腾崇拜，是部落区别于氏族的紧要之处。只不过，黄帝或黄帝族的图腾是什么，却众说纷纭。

多数人认为是熊，因为黄帝号称有熊氏。有，是无意义的语助词，因此“有熊”就是熊。但也有人说是神龟，叫天鼋（读如元），即轩辕。还有人说是龙或蛇，因为《山海经》称轩辕国民人面蛇身，何况姬通巳，巳就是蛇。此外，还有说是云、鸟、太阳、水土、星象、车辆的。 〔12〕

当然，更有人主张根本就没有图腾。

这可真是一笔糊涂账。

学术界搅成一锅粥，是因为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搞“泛图腾论”。比如说有蟜氏以蜜蜂为图腾，有巢氏以树木为图腾，燧人氏以石或火为图腾，南方各部落以蛇为图腾，东方各部落以鱼为图腾。但，燧人氏那会儿，哪有图腾？鱼是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又怎么会是图腾？

这样的图腾观念和研究，确实迹近信口开河。

黄帝族到底有没有图腾？如果有，又是什么？有兴趣的朋友们自然无妨继续讨论。它们或许有学术价值，但没有历史价值。或者说，不是有意义的历史。

什么是有意义的历史？变化、转折、进程、区别，以及拐点。比如有没有图腾，是部落与氏族的区别，却不是部落与部落的区别。部落是有图腾的，氏族就没有。所以，炎帝的图腾必须讨论，黄帝的则可存而不论，爱谁是谁。

那么，黄帝与炎帝，区别在哪里？

氏。

黄帝是正儿八经有氏的，还有好几个，比如轩辕氏和有熊氏，此外还有缙云氏、帝鸿氏、帝轩氏。炎帝却多半没有，除非他就是神农氏。可惜炎帝与神农的关系，笔墨官司打了两三千年也没弄清楚，岂能断定神农就是炎帝的氏？

何况就算炎帝是神农，也不等于他有氏。因为神农氏的氏字，很可能是后加的，就像燧人氏、女娲氏、伏羲氏。燧人、女娲、伏羲那会儿，有氏吗？没有。

◎甲骨文“氏”

（四·六七）

◎金文“氏”

（尹氏匡）

实际上，氏的本义是根本。那卷曲的一笔象征着树木的老根，分出的一笔为支叶。这个根，就是男根。因此，除了表示母系血缘的姓以外还要有氏，就说明历史已经进入男权社会的时代，而且人丁兴旺，分家的事日趋频繁。 〔13〕

家分多了，当然得重新命名。

伏羲和炎帝没有氏，原因正在这里。没错，只有当分支越来越多，单靠生殖崇拜象征物和图腾，已不足以实现族群区别和身份认同的时候，氏才会被发明出来。

所以，氏，没准也是黄帝的创造。而且，这个创造还是划时代的。它的意义比发明车子、衣服、历法、算学、中医和房中术，恐怕都要重大得多。

事实上，氏是破解黄帝之谜的第二个关键词，也是历史的拐点。因为姓与氏有三大区别，这就是：

一、姓属母系，氏归父系；

二、姓为先有，氏则后来；

三、姓别婚姻，氏别贵贱。

三大区别，第三条最重要。

实际上，所谓“姓别婚姻”，就是说同一母系的兄弟姐妹不能有性关系，叫“同姓不婚”。这当然是母系时代的观念。相反，氏别贵贱，则不但意味着以父系计算血缘，还意味着以父系区别地位。父系制度完全确立，阶级观念初步萌生，这当然比有姓无氏的炎帝族，更成熟也更高级。

于是黄帝理所当然地成了江湖老大。

当了老大，就得有老大的样子。确定自己的氏，是部落时代后期黄帝或黄帝族浓墨重彩的一笔。

• 12〕 见《国语·周语下》：“我姬氏出自天鼋”。

• 13〕 见戴家详《金文大字典》中。关于氏的其他解释，请参看《古文字诂林》第九册927－930页。

用什么摆平江湖

黄帝的氏，最重要是有熊和轩辕。

有熊重要不奇怪，因为可能是图腾，就像炎帝的牛。代表车子的轩辕，又有什么要紧呢？

有熊是标志，轩辕是实力。

实力是决定性的。那会儿毕竟还是石器时代，任何一项科学技术的发明都有可能改变历史，更有可能改变族群的地位和命运，何况是车？车，无论是马车还是牛车，哪怕只是人力车，都是了不起的发明。它不但是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还能成为战斗武器，春秋的战争就是车战。因此，如果黄帝当真发明了车，那他就会拥有天下最大的兵工厂。他的武装力量，也会是所向无敌的坦克部队。

这可比说什么都管用。

事实上，尽管无法肯定黄帝族有车，但他们在当时应该技术最先进，生产力最发达，综合实力最强。于是五湖四海的大小部落和氏族纷纷刮目相看，或者示好，或者结盟，或者投靠，正所谓“诸侯咸来宾从”。宾，就是归顺；从，就是服从；所谓诸侯，则是黄帝以外的各类族群。 〔14〕

结果，是出现了“独立部落联合体”。

独联体的总舵主，是黄帝。

黄帝时代的独联体，比炎帝时代的部落大，比尧舜时代的联盟小，规模和性质则处于二者之间。如何处理关系，怎样摆平江湖，当然是个问题。何况到了后期，包产到户的小族群，慕名前来的新成员，都已经很多。这就得像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也弄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来。

这并不容易。因为与黄帝联合的，都是一些如狼似虎的家伙，他们的图腾也一望可知不是什么善类，包括：

罴，读如皮，棕熊，也叫马熊、人熊。

貔，读如皮，传说中的猛兽，像虎或者像熊。

貅，读如休，传说中的猛兽，类似于貔。

貙，读如初，类似于狸的大型猛兽。

虎。

这里面，有菩提树、百合花吗？

没有。

上排依次是熊、罴、貔，下排是貅、貙、虎。方佳翮绘。

考验政治智慧的时候到了。

那么，黄帝的手段又是什么？

氏与轩冕。

前面说过，姓别婚姻，氏别贵贱。别婚姻的办法是同姓不婚，别贵贱则靠轩冕有别。轩冕就是轩车和冠冕，这当然都是权贵们才能享用的东西。别轩冕，就是管理社会靠待遇。坐什么车，驾什么船，或者只能步行，有一定之规；穿什么衣，戴什么帽，或者只能光膀子，也有一定之规。而且，是什么氏，就用什么样的轩冕。

很清楚：轩冕是显贵的Pass，正如图腾是部落的Logo。

何况做起来也不难。因为独联体的各分舵，原本就有自己的图腾。图腾不同，轩冕当然有异。现在，只要按照加盟部落各自的实力，分个三六九等，排个上下高低，再对轩冕规定一下尊卑贵贱，便大功告成。这简直就是顺水推舟，而且是更重大的发明。

事实上，有了这样一整套游戏规则，许多事情就有话好商量，不必动辄出手。而且，只要认同轩冕的安排，便都是“自己人”，是“黄帝族”，不用管原来是哪个族群。

这叫什么呢？

以利益均沾的合理分配赢得和平共处，用尊卑有序的文化符号实现身份认同。

或者说：以文化论族类，以待遇换和平。

这在历史上，就叫“垂衣裳而天下治”。 〔15〕

我们不知道，黄帝怎么会想出这个办法，莫非与性格有关？古人说，炎帝火德，黄帝土德，看来有点道理。以牛为图腾的炎帝族可能比较暴烈，黄帝则比较厚道。厚道人有厚道人的想法，也有厚道人的办法。厚道至极，便是智慧。

因此，正如我们将在第三卷《奠基者》中讲到的，同样比较厚道的周人便全盘继承了这些智慧，创造了井田、宗法、封建和礼乐四大制度。难怪周人坚持说自己是黄帝之后，而且姓姬了。看来，他们也确实一脉相承。

历史的背后，常常会有某些微妙之处。

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黄帝踌躇满志的时候，一个强劲的敌人来到了他的面前。这个敌人是那样地英勇善战和百折不挠，根本就不理睬什么轩冕那一套。

黄帝不得不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

这个劲敌就是蚩尤。

蚩尤形象想象图，方佳翮绘。

• 14〕 见《史记·五帝本纪》。

• 15〕 见《易·系辞下》。

战神蚩尤

蚩尤最后还是战败了。

战败的蚩尤，得到了胜利者的最高礼遇和尊重。他被奉为战神，号称“兵主”，在后来的封禅大典中，是继“天主”和“地主”之后第三个被祭祀的神。他的形象被画在了胜利者的军旗上，让黄帝麾下的将士备受鼓舞士气高涨，令其他那些反政府武装力量闻风丧胆，知难而退，不战而降。 〔16〕

这是怎样的对手！

这是怎样的敌人！

让黄帝畏惧并敬重的蚩尤是九黎族部落的总酋长，九黎则可能是九个部落的联合体。每个部落，又各有九个兄弟氏族，因此号称八十一兄弟。这样看，他们应该叫九黎族，不该叫蚩尤族。因为蚩和尤，都不是什么好词。 〔17〕

那么，蚩尤的意思是什么？

不妨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它的本义。蚩，从虫。虫就是它，它就是蛇。虫字上面那部分是止，即脚指头。所以蚩就是“蛇咬脚”。尤则是错咎、灾难、罪过，比如“以儆效尤”；又引申为怨恨、归咎、责怪，比如“怨天尤人”。 〔18〕

很清楚，蚩尤就是蛇灾。

九黎，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也许意思是“蛇灾地区的人”。这就正如意大利那位本名莱昂纳多（Leonardo）的伟大艺术家，由于来自芬奇而被称为达·芬奇（Da Vinci）。

当然，蚩尤也可能是敌人对九黎的称呼。

◎甲骨文“虫”

（铁四六·二）

◎金文“虫”

（虫舀鼎）

从以上两个字形看，很明显就是蛇。

◎甲骨文“止”（甲一四四○）

孙治让先生认为是“象足而有三指”。

◎古陶文“止”（1·5 独字）

更明显地就是脚指头。

事实上，尤，有突出特异的意思，比如尤物。陈独秀就说，尤物、狐媚、虎威，是同一类型。女人媚得像狐狸，就叫狐媚；男人凶得像老虎，就叫虎威。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可以推论，一个部落如果恐怖得有如蛇灾，那就叫蚩尤。这就好比某女叫狐狸精，绝不可能是她的本名。 〔19〕

九黎被叫做蚩尤，大约也是因为既异类，又可怕。

的确，在传世的所有典籍中，蚩尤和他的弟兄们都是让人望而生畏的。他们兽身人言，吞沙食石，铜头铁额，刀枪不入，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还能呼风唤雨，腾云驾雾。遇到这样的劲敌，谁不胆战心惊？ 〔20〕

直到胜利之后，炎黄还心有余悸，又敬又畏。

想那时黄帝一定十分头疼。战，输赢难定且不说，就算赢了也有悖于自己的原则或标榜，胜之不武。

不战？嘿嘿，由不得你。

何况那时的中原大地上，还有一个“老牌帝国主义者”炎帝。他们经营了很久，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打个比方，黄帝好比二战时的美国，炎帝好比英国，蚩尤好比德国。只不过，蚩尤并不是法西斯。

显然，礼让是不行的，也是没用的，管用的只有刀枪。

炎、黄、蚩尤之间，必有一战。

这是远古时期的“三国演义”，起因和过程却是一笔狗肉账。说法之一，是黄帝先与炎帝战于阪泉，然后才与蚩尤战于涿鹿。之二，是蚩尤先侵犯炎帝，炎帝求救于黄帝，二帝组成联军。之三，是蚩尤挑战黄帝，黄帝应战。之四，是炎黄共灭蚩尤后，又在阪泉三次大战，再决雌雄。 〔21〕

四种说法，孰是孰非，不得而知。

战争的惨烈却毋庸置疑，交战双方都使用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非常规手段。据说，蚩尤请来风伯雨师大作风雨，黄帝则请出天女旱魃抗洪救灾；蚩尤布下漫天大雾，黄帝则发明指南车突出重围。还据说，黄帝能够取胜，乃因九天玄女密授兵信神符。总之，巫术、科学、神话故事一个个轮番上阵，无所不用其极，只差细菌战和原子弹。 〔22〕

想当时一定天昏地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就连天神地祇也要为之动容。难怪蚩尤死后，身上的木枷要化作枫林。每到秋天，便是漫山遍野的红，如火，如焰。 〔23〕

那是血染的枫林。

血枫林。

• 16〕 见《史记·封禅书》：“三曰兵主，祠蚩尤。”《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

• 17〕 蚩尤是九黎族部落的酋长，见《史记正义》引孔安国注。

• 18〕 虫、它、蛇，古为一字，见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蚩是“蛇咬脚”，见周策纵《说“尤”与蚩尤》、徐中舒《甲骨文字典》。

• 19〕 见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

• 20〕 见《太平御览》引《龙鱼河图》，任昉《述异记》。

• 21〕 分别见《史记·五帝本纪》、《逸周书·尝麦解》、《山海经·大荒北经》、范文澜《中国通史》。

• 22〕 蚩尤请风伯雨师作大风雨，见《山海经·大荒北经》。指南车，见《太平御览》引《志林》。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见《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

• 23〕 见《山海经·大荒南经》郭璞注。

风展龙旗如画

血枫林中升起的，是黄帝的战车。

战车在天地之间傲然巡航，下有腾蛇，上有凤凰；后有鬼神，前有虎狼；驾辕的是大象，拉套的是蛟龙，护驾的是毕方；而开着警车在前面清道的，竟是蚩尤。

蚩尤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成了黄帝的马前卒？

这不奇怪。在远古，族长与氏族，酋长与部落，都是同名的。比如伏羲族的氏族长都叫伏羲，炎黄两族的酋长都叫炎黄，就像秦汉以后的天子都叫皇帝。秦始皇就说，自己是始皇帝，后面的叫二世、三世，直至万世。只不过，秦王朝二世而亡，汉代以后的皇帝也不再叫什么二世三世。他们在位时叫皇帝，驾崩后给个谥号（比如文帝、武帝），再给个庙号（比如太祖、太宗），这才区别开来。

可惜远古没这规矩。伏羲和炎黄，并不叫伏羲一世、伏羲二世、伏羲三世等等，也没有庙号和谥号。再说我们也不清楚，九黎族酋长的本名是什么，总不能叫“黎叔”吧？

也只好还叫蚩尤。

蚩尤也是有一世、二世、三世的。与黄帝作战的，可能是其中某世。总之兵败被杀的是前任，警车开道的则是继任。据说，他还担任了黄帝的总参谋长，为黄帝南征北战。 〔24〕

至于其他余部，有的被黄帝收编，有的退回南方。直到西周，他们还被称为黎民。 〔25〕

黎民也是先祖，绝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因此，华夏民族的始祖应该是三个代表：炎帝、黄帝和蚩尤，我们是炎黄和九黎的共同子孙。

把他们统一起来的，是黄帝。

事实上，黄帝成为华夏民族最重要的始祖，就因为他能不计前嫌，兼收并蓄，搞统一战线。正是他，把普天之下的牛鬼蛇神都联合起来，形成了起先称为夏族，后来称为华族，再后来称为华夏之民族的胚胎。虽然这时，黄帝族还不能叫夏族，甚至不能叫民族，只能叫部族，或部族的雏形。

黄帝的战车上，一定飘扬着龙旗。

似乎并无必要弄清，龙究竟是不是黄帝族的图腾。没错，有熊氏怎么也扯不到龙身上去，九黎族的图腾反倒可能是龙蛇，因为蚩尤的本义是蛇灾。如果黄帝竟能以战败者的图腾为新复合图腾的主体，那度量也真是大得惊人。

其实，就连龙是不是华夏民族的图腾，甚至是不是图腾，都没有必要较真。的确，龙的形象早已出现，比如五花八门的鱼龙、蟠龙、鸟首龙、鳄鱼龙、鹿首鱼尾龙、猪首牛角龙。如此之多的龙纷纷出土，不会没有原因。 〔26〕

但，彼龙未必是此龙。何况就算是，你也无法证明黄帝就一定不会古为今用，再借壳上市。比方说，蛇就原本只是生殖崇拜的象征，后来不也变成了图腾？因此，黄帝完全可能利用已有的龙或蚩尤的蛇，再造一条新龙。

我们相信，他有这种智慧。

更何况，一个民族总是需要凝聚力的。这就要有一个核心，一个仪式，一个象征，一个可以在它上面寄托感情的对象。国旗、国徽、国歌的作用，以及长江、长城、黄山、黄河的意义，就在于此。它们当然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图腾，却可以看作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广义图腾”，即象征物。

龙，也如此。

因此，无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换句话说，既然大多数华人都把自己看作龙的传人，把龙看作族的图腾，那又何不“权当他是”？

实际上，关于黄帝族图腾的说法如此之多，恰恰证明在黄帝时代的后期，已经有一个多部落的松散联合体。其中有炎帝族，有黄帝族，有九黎族，还有东方的夷族、西方的戎族、南方的蛮族、北方的狄族。他们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有来有往，有战有和，也有通商和通婚。

部落联盟的时代，即将到来。

而且这个时代也有三个代表：尧、舜、禹。

• 24〕 见《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

• 25〕 见范文澜《中国通史》。

• 26〕 龙的形象早已出现，见干振玮《龙纹图像的考古学依据》、陆思贤《神话考古》、王先胜《黄帝部落的图腾是什么》。例证有：距今一万年的山西吉县柿子滩龙纹岩画，距今六七千年前的赵宝沟文化鸟首龙、鹿首鱼尾龙、猪首牛角龙，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鳄鱼龙，红山文化综合了熊、马、蛇等形象的玉龙，内蒙古清水河出土庙底沟类型巨型鱼龙夯土雕像，四千多年前陶寺文化的蟠龙，二里头文化一首双身龙纹陶片。

第六章

尧舜下课

真有尧舜吗

提起尧舜，许多人就两眼放光。

尧舜是中国历史上备受推崇的圣人和圣王。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最好的时代叫“尧舜之世”，最好的帝王叫“尧舜之君”，最高的理想叫“人皆可为尧舜”。就连不信三皇五帝的毛泽东，也说“六亿神州尽舜尧”。

显然，这是世俗的上帝，道德的上帝，政治的上帝，也是统治阶级及其吹鼓手塑造的上帝。

这样的上帝，从来就很可疑。 〔1〕

尧舜也一样。

实际上，他俩来历不明，形迹待考，身份不清。作为五帝的最后两位，尧舜是人？是神？半人半神？氏族部落？没人知道。但按照司马迁的描述，似乎是人。

那就可疑。是啊，前三皇，女娲是蛙，伏羲是蛇，炎帝是牛；后五帝，黄帝可能是熊，或龟，颛顼半人半鱼，帝喾鸟头猴身。就连尧的司法部长皋陶（读如高姚），也是鸟嘴或马嘴；文化部长夔（读如魁），则是独脚神牛。这些都是牛鬼蛇神，或半人半兽，怎么一到尧舜就一片人间烟火？ 〔2〕

何况尧舜之后或同时，还有鲧（读如滚）和禹。鲧，其实是鱼；禹，则可能是虫，或蛇，甚至龙。 〔3〕

◎金文“鲧”

（鲧還鼎）

◎金文“鲧”

（ 盤）

◎金文“禹”

（鼎文）

从字形看，禹就是蛇，或与蛇相关。

呵呵呵！前则百兽率舞，中则马牛同台，后则鱼龙并出，唯独夹在当中的尧和舜纯然是人，岂非咄咄怪事？而且，舜叫“姚重华”，尧叫“姬放勋”，像远古时代的人名吗？还有人说尧叫“伊祁放勋”，日本人呀？ 〔4〕

好嘛，就连名字，都像是编出来的。

事实上，孔子之前，根本就没人提到过尧舜。在最古老也最可靠的典籍《诗经》中，他俩连影子都没有。《尚书》虽然也古老，然而《尧典》和《舜典》却是赝品。真正开始说尧舜的，是《论语》、《墨子》和《孟子》。

这就很不合情理。

按照后世儒家包括司马迁的说法，夏商周三代的始祖都曾是尧舜的臣属。夏的始祖禹是舜的接班人，商的始祖契（读如谢）是尧的民政部长，周的始祖弃（后稷）是尧的农业部长。尧和舜，是夏商周三代的始祖的“老领导”。

换句话说，没有尧舜禹，就没有夏商周。

然而《诗经》当中，周人的作品《大雅》，鲁人的作品《鲁颂》，殷人或殷人后代宋人的作品《商颂》，却都只歌颂禹，不歌颂尧舜。难道殷、宋、周、鲁之人，都把老祖宗忘了？而且这两位老祖宗，从夏到商再到西周东周，一直都无人问津，到春秋战国却大放异彩，难道是“出土文物”？

很有可能。

的确，尧和舜，如果完全子虚乌有，孔子就不会一讲再讲；如果当真功勋盖世，《诗经》就不会只字不提。因此事实也许是：尧舜曾经存在，但既没那么神，也没那么圣，根本不是后人说的那个样子。而且，因为并不伟大，所以《诗经》置若罔闻；由于毕竟存在，因此后人可以大做文章。

这是出土于陶寺遗址的扁壶，壶身有两个被认为是文字的标记。画面右侧符号释为“文”，意见较统一。关于左侧符号，有学者认为由“土”和“兀”两部分构成，合而为“尧”，“文尧”为“尊贵的祖先尧”之义。这种观点视此为尧存在的实物证据。据宫本一夫《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

大做文章的原因，是春秋战国之际礼坏乐崩，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孔子他们要打鬼，必须借助钟馗；要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也只能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托古改制，借尸还魂，哪怕那亡灵其实并不神圣。

但既然是亡灵，就可以重新梳妆打扮。因此尧和舜，弄不好就是他们从某个并不起眼的故纸堆里挖掘出来，再按照道德楷模的标准，包装上市的“创业板”。

可惜榜样的力量从来就很有限，造出来的也总归不是真家伙。我们读尧舜的传记，实在看不出他俩的伟大之处，只知道尧是很简朴的，舜是很孝悌的。尧过的日子，连门房都不如；舜的父亲和弟弟一再陷害谋杀他，他却以德报怨。一个老劳模，一个受气包，怎么就成了神圣？ 〔5〕

相反的故事倒是印象深刻。有个名叫壤父的八十岁老顽童就不客气地说：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帝对我有何功德？ 〔6〕

假作真时真亦假。尧和舜，到底有还是没有？

• 1〕 对尧舜的质疑，早已有之，见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

• 2〕 颛顼半人半鱼，见《山海经·大荒西经》；皋陶鸟嘴，见《白虎通·圣人》，马嘴，见《淮南子·修务》；帝喾鸟头猴身，夔是独脚神牛，均见袁珂《中国古代神话》的考证。

• 3〕 许慎《说文解字》：“鲧，鱼也”；“禹，虫也”。孙诒让称“禹为虫名，则亦当象虫形”；高鸿缙称“禹为多足之虫”；陈邦怀称“字象爬虫之形”，均见《古文字诂林》第十册。

• 4〕 尧的姓，也是糊涂账。作为传说中黄帝的五世孙，应该姓姬。司马贞《史记索隐》说他姓伊祁，则尧应该叫“伊祁放勋”。这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 5〕 见《韩非子·五蠹》。

• 6〕 见《高士传》。

部落大联盟

尧舜可以有，也应该有，但要重新解释。

为什么应该有？因为时代需要标志，需要象征，需要代表。部落的代表是炎黄，国家的代表是夏启。二者之间，部落联盟的时代谁来领衔？只能是尧舜。既然如此，何妨不论真假，权当他们是符号，是代码？

但，该说明的还得说明。一、黄帝、颛顼、帝喾、尧，无血缘关系，更不是祖孙父子；二、尧和舜，并非道德高标，只是曾经的存在；三、他俩也不是什么天子。天子的概念要到西周才有，目的则是解释政权的合法性。尧舜时代尚无君主，也没有国家和天下的概念，哪来的天子？

不是天子，又是什么？

部落联盟的CEO。

联盟从黄帝时代就开始了，之前则是战争，包括炎帝与黄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这是当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的，在那时人们的心目中，中华大地就是全世界。远在天边的埃及、苏美尔、哈拉巴、克里特和奥尔梅克等古代文明，并不在我们视野中。

战争的结果是联盟，联盟的结果是产生了部族。部族是从氏族到民族的过渡阶段和中间环节。尧舜之世，就是部族的时代。之后，才变成民族，也就是以禹为始祖的夏族。《诗经》歌颂禹，并非没有道理，没有原因。

但，作为部族时代的标志，尧舜的意义同样重大。

意义重大的尧和舜，是部落联盟的领袖。而且那时的情况，很可能真如郭沫若和翦伯赞先生所说，是实行“二头政长”或“二头军务”的配置，双执政制。 〔7〕

双执政，就是CEO（首席执行官）加COO（首席运营官）。开始，尧是首席执行官，舜是首席运营官；后来，舜是首席执行官，禹是首席运营官；再后来，禹是首席执行官，益是首席运营官。直到夏启的时代，这个制度才终结。

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运营官，不一定有血缘关系。尧舜禹就没有。联盟的CEO和COO，也都是选出来的，选举权则首先在“四岳”。舜和禹能够担任首席运营官，就得自他们的举荐；后来成为首席执行官，也由于他们的支持。

四岳是谁？《史记》没说。就连四岳是一个人，还是四个人，还是许多人，也不清楚。《国语》说是共工的四个从孙，但这是靠不住的。可能的情况是：当时大联盟下面还有小联盟。四岳，就是小联盟的CEO或COO。 〔8〕

除了四岳，还有“十二牧”。

十二牧，也就是各个大部落的酋长。这些大部落分散在各地，酋长们当然也分散在各地。联盟有重大事务，才到总部来开会。平时驻会的应该是代表，也叫十二牧。

然后就是“百姓”。

百姓不是小民，是氏族长。这些氏族都来自母系，因此都有“姓”；数量则很多，因此叫“百姓”。当然，百姓并不一定就是一百个。正如四岳和十二牧，不一定就是四个和十二个。四、十二、百，只是表明小联盟的数量最少，部落多一点，氏族则数量最多。

所以远古的百姓（氏族长），其实地位很高，他们后来又叫百官和百工。真正地位低的，叫黎民，即战败者。黎民和百姓合为一词是很晚的事，此刻的情况却很清楚：

百姓：氏族。

十二牧：部落。

四岳：小部落联盟。

尧舜：部落大联盟。

这就是尧舜的时代，是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前夜。夏娃时代弱小分散的点（原始群），在女娲和伏羲的时代变成了面（氏族），在炎帝和黄帝的时代连成了片（部落），现在又变成了圈（部落联盟）。它是生存圈，也是文化圈。大圈子下面是小圈子，即个位数的小联盟，然后是数以十计的片（部落）和数以百计的面（氏族）。大联盟实行双首长制，首席执行官（CEO）地位略高，算是老大，或一把手。

那么，谁是老大？谁该当老大，谁又能当老大？

• 7〕 分别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翦伯赞《中国史论集》。但郭说尧舜是“以母系为中心的社会”，则可以商榷。

• 8〕 见《国语·周语下》。

禅让还是夺权

老大的事，让人纠结。

传统社会是很在意这个问题的。因为长时间的中央集权告诉我们，二把手跟一把手，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秦汉以后的改朝换代，则不是巧取（宫廷政变），便是豪夺（武装斗争）。No.1或者alpha的地位，也可以让给别人吗？

据说可以，尧舜禹就是，叫禅让。

这里的禅读如善，不读馋。读如馋的禅，是佛教中静虑即梵文Dhyāna的音译，比方说禅定和禅宗。读如善的禅则有两个意思：一是祭祀，如封禅；二是替代，如禅让。

所以蜀汉刘禅刘阿斗，名字要读如刘善。因为那时禅宗尚未兴起，刘备也不信佛，反倒有个养子叫刘封，合起来正是“封禅”的意思。同样，禅让，也不能读如馋让。

禅让是许多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他们坚信，在世袭的君主制之前，曾经存在非世袭的禅让制。老迈年高的一把手按照任人唯贤的原则挑选接班人，然后让出职位。没有尔虞我诈的宫廷政变，也没有刀光剑影的流血斗争，如此这般的最高权力和平交接，实在令人向往。

问题在于，为什么后来没了呢？

主流的意见是人心不古。

但，人心为什么不古，又怎么会不古？难道远古跟后世人性是不同的？人就是人。远古是，现在也是。人性，本善就善，本恶就恶。本善，禅让制就不会被废除；本恶，禅让制就不可能存在。你说哪个是事实？

于是质疑纷起。

质疑禅让制的，古有韩非子、刘知己；后有康有为、顾颉刚。韩非子就称“舜逼尧，禹逼舜”，《竹书纪年》则称尧被舜软禁在平阳；康有为说禅让是战国儒家的托古改制，顾颉刚则说是儒墨两家不约而同的伪造。韩非子甚至不无讥讽地说：儒也说尧舜，墨也说尧舜，两家都说如假包换，尧舜又不能起死回生，请问谁来鉴别儒墨的真伪？ 〔9〕

嘿嘿，一个尧舜，各自表述。弄不好，都是人造。

那么，舜接班，禹继位，禅让还是夺权？

禅让。

但也要重新解释。

实际上，部落联盟的CEO，跟后世的帝王并不能同日而语。他的待遇没那么高，权力也没那么大，艰苦朴素更未必是道德高尚，多半是生活水平有限，想摆谱也摆不起。

禅让也一样。它既不是儒家标榜的礼让，也不是墨家鼓吹的尚贤，更不是道家主张的无为，而是规矩如此，习惯如此。部落联盟的首席执行官，最早不过会议的召集人，或者会议的主持人，有什么好争的？

就连总部的其他公职人员，比如民政部长契，农业部长弃，司法部长皋陶，文化部长夔，手工业部长羲均（又名倕），还有神枪手羿，也都是尽义务。这种风气或制度直到周代还有，比如诸侯各国的大夫都有领地，都是家君，在自己的地盘上都是老大，但也都为邦国服务，同样是尽义务。

事实上联盟的部门负责人，也都是本部落的酋长，甚至小联盟的首席执行官。比如弃，就叫后稷。夔和羿，则叫后夔和后羿。后，不是前后之后（後）的简体字。它原本就写作“后”，但不是后妃，是头儿、老大、一把手的意思。 〔10〕

联盟的部长或内阁成员既然都是“后”，当然有很大的发言权，甚至决策权。比如抗洪总指挥的人选，尧并不赞成鲧，但四岳坚持，也只好同意。首席执行官并没有一票否决权，尽管尧可能是错的，也可能是对的。 〔11〕

相反，如果“岳牧咸荐”，事情就比较有谱。

显然，这里面没有道德的因素，也不能理解为“民主集中制”。尧成为部落联盟的一把手，只因为当时尧部落的实力最强。舜和禹也一样，后来居上而已。四岳、十二牧有发言权，则因为他们的实力不容小看。既然谁都吃不掉谁，又要在一起共谋发展，那么，民主共和，有事好商量，无疑是最聪明的选择。

因此，历史的尧舜是存在的，道德的尧舜是人造的。什么德才兼备、高风亮节、温良恭俭让，通通都是扯淡！

禅让，是不得不让。

• 9〕 韩非子的说法，见《韩非子·说疑》和《韩非子·显学》；康有为的说法，见《孔子改制考》；顾颉刚的说法，见《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和《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

• 10〕 夔叫“后夔”，羿叫“后羿”，见《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 11〕 见《史记·五帝本纪》。

杀机暗藏

不得不让，也可理解为：能不让就不让，最好不让。

但这同样只能靠实力说话，对于那些茁壮成长的后起之秀便不得不防。因此，如果某个小弟发展势头好，大佬们就会联合起来，找个茬把他掐死。

尧就干过这种事，而且帮凶就是舜。

被尧舜剿灭的，是所谓“四凶”：浑沌、穷奇、梼杌（读如涛误）、饕餮（饕读如涛，餮读如铁去声）。这大约是四个既冒尖又不听话的部落。由于舜的出手，他们被彻底干掉或驱逐出境。其中，据说还有黄帝和颛顼的后代。 〔12〕

老实巴交的舜，其实心狠手辣。

被尧舜做掉的，还有共工、驩兜（驩读如欢）、三苗和鲧，谓之“四罪”。当然，司马迁的话说得客气而委婉。他说，流共工于幽陵，是为了“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是为了“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是为了“变西戎”；殛（读如及）鲧于羽山，是为了“变东夷”。似乎舜下的这些毒手都不过“和平演变”，甚至是为了别人和大家好。

但一个“殛”字，还是露了馅，穿了帮。

剿灭也就剿灭了，过分的是还要妄加罪名。什么“不可教训”云云，简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无非是为了表示发动战争的正义性，以便让尧舜高居道德的圣坛。

然而世界上正义的战争只有一种，就是反侵略。蚩尤有可能是侵略了黄帝族的。四凶或四罪，侵略了尧舜吗？

没有。

杀人不过头点地。谋财害命还要课以大罪名，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反倒是《左传》说得明白：剿灭四凶的结果，是“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

这才是一语道破天机。

尧舜的时代，风不平，浪不静，杀机暗藏。

现在想来，共工、驩兜、三苗、鲧，还有浑沌、穷奇、梼杌、饕餮，一定死不瞑目。战败的蚩尤成为战神，受到胜利者的最大尊重，他们却只能被钉在耻辱柱上遗臭万年。尧舜的为人和度量，比黄帝差得远。

一肚子冤屈的，应该还有羿。

跟尧舜一样，羿也来历不明形迹可疑。他是天神，还是超人？是部落联盟时期的，还是夏代的？叫后羿，还是该叫大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纠缠不清。 〔13〕

可以确定的，只有射日。

那时，天边血红的云彩里，有十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同流动的金球，裹挟着荒古的熔岩上下翻腾。滚滚热浪横扫之处，河流失去生命，植物停止呼吸，人类陷于绝望，凶禽猛兽和妖魔鬼怪反倒纷纷出笼，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

也就在这时，羿救星般地出现了。

羿应该是天帝派来帮助尧的，装束也帅气之极：火红色的弓，雪白色的箭，也许还有虎皮坎肩和鹿皮靴子。我们的英雄就这样站在那一片焦土之上，弯弓搭箭，九个太阳便应声落地。散落在天地之间的，是太阳神鸟金色的羽毛；响起在耳边的，是万众的欢呼，包括美丽的嫦娥。 〔14〕

然而后羿的结局却窝囊透了。首先是天神帝俊怨恨他射死了自己的太阳儿子，将他革除神籍；然后是徒弟逢蒙恩将仇报，暗下毒手；最后是嫦娥偷吃仙药，奔向月宫。天帝翻脸，徒儿反目，老婆叛逃。曾经的英雄只能穷愁潦倒，不知所终。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15〕

事情怎么会是这样？

因为此案原本可疑。

前面说过，男性的太阳是羲和妈妈所生，十个；女性的月亮是常羲妈妈所产，十二个。它们由不同的女神生出并不奇怪，因为太阳和月亮原本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就连将羲和与常羲说成是帝俊的妻子都可以理解。毕竟，用文字记载这些神话的都是男人，岂能不为女神安排丈夫？ 〔16〕

月亮有十二个也不奇怪，因为一年十二个月，而且月份的变化是看得见的。十个太阳却没有过硬的道理，原本应该轮流上岗的它们一齐出现就更没道理。我们甚至怀疑，十个太阳和十日并出，就是为后羿射日做铺垫的。要知道，月亮的个数更多，却没谁认为那十一个多余。常羲妈妈的十二个女儿则既没有破坏规矩，后来也都安然无恙。

那么，后羿为什么要射日？

这事如果发生在古希腊，也许会被解释为一个爱情与嫉妒的故事：嫦娥奔月其实因为偷情。太阳神后羿射杀的，则实际上是他的情敌——多余的太阳。

然而在中国，就完全是另一回事。

• 12〕 见《左传·文公十八年》、《史记·五帝本纪》。

• 13〕 有学者认为，后羿射日的故事应该产生在夏代，或者殷商。夏王是称为后的，比如夏后启。夏后以太阳自居，夏历以天干纪时。天干十个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正是“天有十日”的意思。何况当时人们诅咒夏后桀的民歌，歌词也是：你这该死的太阳什么时候完蛋，我愿跟你一起灭亡！见谢选骏《空寂的神殿》。又有人认为，射日的是大羿，不是后羿。因为据《史记》司马贞索隐和张守节正义，后羿是夏代有穷氏的酋长。但据《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杀封豕的叫后羿，也是有穷氏的酋长。可见后羿射日之说并无错误，夏代后羿是射日后羿的后代。又，《楚辞·天问》王逸注和《淮南子·本经篇》都说后羿射日是尧的命令，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则称后羿系天帝帝俊派遣。

• 14〕 见《楚辞·天问》王逸注，《淮南子·本经篇》，《山海经·海内经》。

• 15〕 请参看袁珂《中国古代神话》，本书第二章注16。

• 16〕 《山海经·大荒南经》称：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经·大荒西经》称：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

死里逃生

十日并出，其实是尧的焦虑。

焦虑也是必然的。不听话、不买账、闹别扭的部落实在太多，还不好对付。比如浑沌，是个装疯卖傻的。有人说他就是驩兜，那可是一个人面鸟嘴还有翅膀的怪物。共工则是水神，是火神祝融的儿子，曾经与颛顼争帝，还一头撞断了擎天柱不周山。共工和驩兜又都是联盟的内阁成员。他俩造反已足够尧喝一壶的，何况还有三苗、穷奇、梼杌和饕餮。 〔17〕

这可真是按下葫芦起来瓢。

招安多半没用。那时还不是帝制时代，没谁能够一统天下，也没谁能君临天下。拳头硬的，都可以争当老大。对付异己的唯一办法，是剿。大部落和小联盟，亲自出手。小部落和小氏族，就派小弟去做掉。当然，手脚要干净。

号称有穷氏的羿，恐怕就是这样的马仔。被他射下的九个太阳，则很可能是九个或多个小部落。这些部落可能崇拜太阳神，也可能不崇拜。把他们说成太阳或太阳部落，或许另有原因。但他们威胁到尧的江湖地位，则可以肯定。

总之，在剪除异己的战争中，羿是尧的马前卒，也是替罪羊。因为这事做得实在不光彩，不好意思扬铃打鼓，只能过河拆桥，卸磨杀驴，让羿去认倒霉。

九个或许多小部落就这样被消灭了。

死里逃生的，只有鲧的儿子禹。

禹，也是太阳部落吗？有可能。夏文明以太阳为神就是证明。而且，也许正因为夏人崇拜太阳，那些和鲧一起遇难的族群，便被追认为太阳部落。

但，鲧为什么被害，禹又为什么逃生？

也只能有一种解释：他们发展太快。鲧很可能是鱼，至少与鱼有关，而鱼是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禹则是虫，是长虫，也就是蛇，后来又变成龙。龙蛇，是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 〔18〕

因此，鲧生禹，就意味着不但从母系变成父系，还迅速成为部落。当然，他们也可能一直保持着母系的徽号，由鲧氏族而鲧部落，被禹重建后才改姓更名。总之，这个族群的崛起很让尧头疼。起先还只是顾忌和防范，后来便顿起杀心。

终于，鲧被处死在羽山。

起因是抗洪救灾。当时，滔天的洪水淹没了大地，四岳和十二牧都推荐鲧担任前线总指挥，只有尧反对。尧说：鲧这个人违抗命令，残害同胞，不可重用。

四岳则说：没有比鲧更合适的人选。

尧只好同意，却又在暗中寻访杀手。没错，要对付四岳和十二牧都拥护的，已不能靠羿这样的小弟。舜，就是在这关键时刻出现在尧面前的。而且他刚刚得到代理首席执行官的授权，就在检查工作时以渎职的罪名杀了鲧。 〔19〕

显然，这是蓄谋已久的屠杀。因为尧反对鲧做抗洪总指挥的理由，并非是不懂技术，而是品质恶劣。可见罪名早已罗织，治水不力只是借口，或雪上加霜。事实上，就算当时有问责制，处分也不必如此之重，何况鲧又何尝道德败坏？屈原就说鲧是由于为人耿直，才会死于非命。 〔20〕

鲧，一定是被冤杀的。

被冤杀的鲧死不瞑目。他的尸体三年不腐，新的生命却在腹中孕育成长。没办法，只能剖腹产。结果，一条头上长角的虬龙腾空跃起，他就是禹。诞生了禹的鲧，则变成黄熊或三足鳖，在羽山或羽水出没咆哮。 〔21〕

好得很！杀了鲧一个，自有后来人。

不过尧舜的作案过程，都被后世儒生抹去，证据也销毁得一干二净。他们甚至编造故事说，鲧为了救灾，从天庭盗窃了息壤。这种生生不息的神土止住了洪水，鲧自己却由于违犯天条而被杀。执行死刑命令的，是火神祝融。 〔22〕

这简直就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只不过一个窃火，一个窃土。但如此嫁祸于神，却弄巧成拙。因为这故事雄辩地证明了，鲧不但没有道德问题，反倒是敢于牺牲的英雄。就连治水功亏一篑，都不是他的责任。

也因此，舜的问责毫无道理。

实际上，真正的凶手就是舜，尽管后台是尧。只不过尧机关算尽，最后还是被舜摘了桃子。鲧被镇压后，舜部落就空前强大起来，尧也只好将职位拱手相让。但，联盟的老大不是没多少权力和油水吗，犯得着如此争夺？

哈，那是早期，后来就不一样了。要知道，权力一旦被发明出来，就会自我膨胀；掌握了权力的人则会像鸦片鬼那样越吃越上瘾。尧就已经有瘾。尧用舜二十年，又让他代理职务八年，直到死前都没放手，这也叫禅让？舜的欲望又大过尧。如果不是一命呜呼，才不会交出权力。 〔23〕

当然，接过权杖的，是鲧的儿子禹。

交权未必情愿，真相则也许是：鲧和禹的族群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利技术。这种技术在鲧氏族时代还不成熟，所以鲧治水遭遇挫折。但到禹部落时代就遥遥领先，因此禹大获成功。无论怎样，尧和舜都既羡慕嫉妒又无可奈何。

除了举起屠刀或交出权力，他们其实别无选择。

事实上在那个时代，谁掌握了先进的技术，谁就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也就能成为世界领袖。后来，掌握了青铜技术的商如此，掌握了农业技术的周如此。在尧舜时代的后期，掌握了水利技术的禹和禹部落，也如此。

冤死的鲧可以瞑目。他的子孙将在那滔天的洪水之中腾空一跃，勃然崛起，巍然屹立。

哗啦啦的黄河水呀！

• 17〕 浑沌即驩兜，见《史记正义》；驩兜人面鸟嘴还有翅膀，见《山海经·海外南经》；共工是水神，曾与颛顼争帝，见《左传·昭公十七年》；共工是火神祝融的儿子，见《山海经·海外南经》；共工和驩兜同事，见《史记·五帝本纪》。

• 18〕 鲧是鱼，见许慎《说文解字》；禹可能是蜥蜴，见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禹从鲧的肚子里生出，见《楚辞·天问》、《山海经·海内经》；剖腹产，见《山海经·海内经》注引《开筮》；禹头上长角，是一条虬龙，见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袁珂《中国古代神话》。

• 19〕 以上见《史记·夏本纪》。

• 20〕 见《楚辞·离骚》。

• 21〕 见《左传·昭公七年》，《山海经·海内经》。

• 22〕 见《山海经·海内经》。

• 23〕 见《史记·五帝本纪》。

最后一班岗

现在，禹站到了舜的面前。

治水成功的禹，也许是到联盟总部来述职的。舜也给他颁发了勋章，是一块黑色的尖顶石头。毕竟，水利技术的核心机密在禹手里，舜不敢赶尽杀绝，也不得不让他三分。

这几乎注定是一次尴尬的会见。尽管司马迁用心良苦地极力营造“温良恭俭让”的氛围，这次对话却仍然像唐人罗隐笔下的黄河——“才出昆仑便不清”。舜对禹，并无慰问褒奖；禹对舜，也不歌功颂德。只有新任司法部长皋陶，絮絮叨叨地大讲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的重要性。

结果，皋陶在禹那里碰了软钉子。禹对皋陶道德高调的回答是：你说的这些，只怕尧也做不到吧？如果能做到，又担心什么驩兜，放逐什么有苗呢？

于是舜只好对禹说：你也谈点建设性意见嘛！

禹答：我能有什么可说的？我每天想的就是孳孳。

皋陶反问：什么是孳孳？

禹答：孳孳就是孜孜不倦，生生不息。洪水滔天，民不聊生，我只能跋山涉水，访贫问苦，深入基层，跟益还有稷一起，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

皋陶说：没错，这是你的美德。

禹又对舜说：老大！CEO不好做，总得谦虚谨慎，对得起天地良心才行。只有光明正大，勤政爱民，皇天上帝才会不断赐福予你。呵呵，看护好你的职位吧！ 〔24〕

那会儿，不知道禹的随员是否在场。如果在，定是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铁铸一般。 〔25〕

舜和皋陶的脸上，则不知是何表情。

司马迁讲这故事时，已是再三斟酌，修饰润色，缝缝补补，但还是留下了破绽，虽然只有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有三个细节值得注意。

首先是听完禹的陈词后，舜对禹说：啊！啊！你要做我的股肱（读如工，股肱即大腿和手臂），你要做我的耳目。接下来，他又叹了一口气说：以后有什么意见就请当面讲，不要背后嘀咕。举贤任能，远离小人，我还是做得到的。

呵呵，这很有意思。

其次是会见之后，皋陶立即下了一道命令，要求所有的人都向禹学习，以禹的言行举止为榜样，否则就算犯罪。这件事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因为正如我们将在《奠基者》一卷中要讲的，以德治国是周人的主张，皋陶怎么会有这种观念？就连他前面的絮絮叨叨，恐怕也是司马迁代笔。

那么，皋陶倒向了禹吗？

也未必。为了营造和谐的气氛，联盟的文化部长夔举办了大型歌舞晚会。那是百兽率舞凤凰来仪的场面，舜也亲自为演出撰写了歌词：股肱欣喜，元首兴起，百官得体！

皋陶却应和道：元首闪光，股肱贤良，万事安康。 〔26〕

这就是第三个值得注意的细节：舜已经把股肱也就是禹放在了首位，皋陶却把这颠倒了的次序重新颠倒过来。看来皋陶并不甘心联盟的江山易手，他还要力挽狂澜。

那么，皋陶会成功吗？

也不能。

哈哈！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尧舜的时代就要终结。

事实上，禹是部落联盟的最后一任首席执行官。在站完最后这班岗后，他的儿子启，便彻底颠覆禅让制，实行世袭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

禹，是远古时代的曹操；启，是远古时代的曹丕。

这其实也是时势使然。

众所周知，禹和启之前，一直有两个东西在并行不悖地同步发展，并互为因果，这就是财富和权力。这两个东西在夏娃代表的原始群时代是没有的，到女娲和伏羲的时代却悄然诞生。而且，一旦有了财产的归属，作为财富主要创造者的男人就会要求确认父系的继承权，权力也随之产生。当权力和财富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到男性首长的手中时，他们便会强烈要求权力也像财产一样，按照父系的血统来继承。

这就是尧舜禹时代的天下大势。

事实上，尧舜虽非世袭制，却已是终身制。从终身制到世袭制，其实只有一步之遥。

制度的革命，势在必行。

现在，只需要有一个机关、一个称号、一个名义、一种说法，为新的制度加冕，并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

实际上，它也确实被发明了出来。

它的名字，就叫国家。 〔27〕

也就在这时，我们和世界各民族一起，走完了史前时代的共同道路。下一步，将分道扬镳。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国家》

• 24〕 见《史记·夏本纪》。

• 25〕 见鲁迅《故事新编·理水》。

• 26〕 见《史记·夏本纪》。

• 27〕 请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后记

破冰之旅

1.出发点

2011年5月12日，我到上海拜见吴敬琏先生，向他老人家讨教一些学术问题。没想到的是，谈到最后，吴先生反过来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怎样保证你说的历史是真实的？

老先生问得有道理！

据我所知，这也是许多人想问的，而且不难回答。只不过在此之前，必须先弄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有历史或历史学。

这才是根本性的。

是啊，我们为什么要有历史，又为什么要学历史、讲历史、讨论历史呢？为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吗？有五花八门的野史、段子、道听途说和流言蜚语足矣，用不着管它是否真实。为了学习权术权谋，处理人际关系，对付张三李四吗？有《三国演义》之类的玩意也就够了，同样用不着管它是否真实。

那么，为什么总会有人，哪怕是一部分人，极其看重历史的真实性，对正说比戏说更有兴趣呢？

也许，追求真实是人的本性。

真相从来就是有魅力的，它满足的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朴素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就连某些动物都有。比如科考队架设在北冰洋用来偷拍的摄像机，尽管伪装成雪块，也会被北极熊们统统拆掉，因为它们很想知道这东西究竟是什么。小孩子会把自己的玩具大卸八块，也如此。

好奇心是天然的。

事实上，好奇心几乎是所有文化和文明成果的出发点。科学是对自然的好奇，艺术是对心灵的好奇，宗教是对归宿的好奇，文学是对生活的好奇。就连巫术也如此，它是对命运的好奇，也是对掌握命运之可能的好奇。

那么历史呢？

2.目的地

表面上看，历史是对过去的好奇，其实不然。

作为“故事” ──已故的事件，历史就是历史。你知道也好，不知也罢，正说也好，戏说也罢，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并不会因为我们的确知或无知而稍有改变。那么，又何必一定要知道真相呢？

因为我们就是历史，历史就是我们。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当中。我们的今天，对于明天就是历史，正如此刻是昨天的延续。

了解历史，是为了看清自己。

这就必须知道来龙去脉。只有知道从哪里来，才知道到哪里去，包括要到哪里去和能到哪里去。也就是说，追根寻源，是为了建立文化系统，实现身份认同，找到人生坐标。

这是我们的目的地。

何况童年是值得追忆的。没人不想知道自己是谁生的，家在何处，小时候长什么样，有过怎样的天真和顽皮。因此本中华史的第一部便是“中华根”，第一卷则是《祖先》。

找到了祖先，就找到了根本。

但这很难。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下的文物也不说话。它们集体地保持沉默，共同看守着那亘古的秘密，要到世界末日才会重新咆哮和歌唱。

能帮上忙的，也许只有神话和传说。

神话和传说，就是民族的童年记忆。童年的记忆难免模糊，甚至错乱，何况还会被非法或合法地投放添加剂。于是一片光怪陆离之中，便既有神话和童话，又有鬼话、胡话和谎话，而且结结实实地冻成了冰块。

我们的舰队，刚刚出发就一脚踏进了北冰洋。

3.北冰洋

冰块是两三千年前甚至更早就结成的，因此不但“骗了无涯过客”，也瞒过了千万双睿智的眼睛。比如女娲和伏羲都“人首蛇身”，甚至是夫妻或兄妹；炎帝姓姜，黄帝姓姬是因为住在姜水和姬水；等等等等。这些说法基本上被学界普遍认同，很少有人想到其实是谎言。

还有尧舜，也很可疑。

可疑并不奇怪。事实上，任何由文字构建的历史，都是拥有话语权的人在书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一定是统治阶级的。为了获得和保有控股权，他们用官方意识形态将神话传说包装上市，把史前变成创业板，把先民变成股民。

这就要重新审视，但不意味着全盘否定，更不意味着那些看起来荒诞不经的只言片语就一定不靠谱。相反，所有民族的神话和传说，都是历史上突出片段的记录，也无不隐含着某种文化的秘密和梦想。要知道，神的世界就是人的世界，神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是人类自我认识的心灵史。只不过，云遮雾障，真伪难辨，语焉不详。

必须破译这些“达·芬奇密码”。

实际上，传说中的神或人，就是一些文化的符号和代码，是远古历史的象形文字。只要抹去神秘的油彩，我们就能打开迷宫，依稀看见一些真实的东西。

是的，依稀。

问题是如何鉴别真伪，完成我们的破冰之旅。拿着一张标错方向、航道和岛屿名称的海图，是找不着北的。

也许，需要导航仪。

4.导航仪

导航仪有三个：直觉、逻辑、证据。

直觉是必需的，它会告诉我们哪里不对，哪里出了问题，或有问题需要研究。这种能力来自天赋，也来自经验。经验证明，越是众口一词，越是问题多多。史家认识一致的地方，往往就是误区密集之处，这几乎是屡试不爽的。

因此，那些由官方意识形态和国民集体无意识塑造的历史，未必是本来面目。背后那张脸，也许更真实。

尽信书不如无书，无怀疑即无学问。

怀疑、批判、分析、实证，加起来就是科学精神。有此精神，就不会死读书，也就会有直觉。

因此，我在1988年读了赵国华先生的《生殖崇拜文化论》后，便断定女娲绝不可能是“蛇妹妹”，只可能是“蛙女神”。鲧则应该是禹的“母亲”，而不是“父亲”。或者说，这个族群经历了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和部落三个阶段。鲧，是母系氏族时期族群的称号。它可能延续到部落时期，但最终还是会更换为代表父系的禹。

这是可以由逻辑推理来证明的，逻辑决定了所有文化现象和文化模式发生的先后次序。事实上在原始时代，人们都只认识母亲，不知父亲是谁。世界各民族最早的神，也清一色是女神。毕竟，所有人都是女人生的。因此男性生殖崇拜一定在女性崇拜之后，然后才可能有图腾崇拜和祖宗崇拜。既然如此，女娲怎么可能跟伏羲一样是蛇？鱼崇拜的鲧，跟蛇崇拜的禹，又怎么可能是父子？

逻辑比知识和经验都重要，也比学术权威的说法更可靠。因为逻辑是公器，不会屈从强权，迁就庸众，迎合学界，讨好媒体。如果直觉与逻辑相一致，结论就不会太离谱。

需要的，只是证据。

5.发现号

证据也有三种。

第一种是民国以来老一辈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这些老先生往往都学贯中西，兼有清代朴学的功底，近代西学的眼光，许多结论是靠得住的。第二种是比较可靠的历史典籍，比如《诗经》和《左传》，但对《尚书》和《国语》就得小心。最可靠的是第三种，即出土文物和古文字。因为甲骨文和金文，彩陶和青铜器，都不会撒谎，也没有添加剂。因此，如果前两种证据与第三种相冲突，必以出土文物和古文字为准。

绝对的真实没人能够做到。但有此三招，就可能更接近相对的真实。当然，接近而已。

必须感谢前辈学人，他们早就发现了古代文献的可疑之处。必须感谢文字学家，他们早就在揭示古代文化的秘密。还必须感谢国际关系学院李蓬勃先生，他在我还没买到《古文字诂林》时，将相关内容拍成照片发到我邮箱，并对我的某些误解和误读进行了纠正。

于是我确认：女娲是蛙，伏羲是羊，炎帝是三皇，黄帝不姓黄。我也有了新的发现，比如炎帝的妈妈是“牧羊女”，黄帝的妈妈是“漂亮妞”，而蚩尤则其实是“蛇灾”。这些结论，都可以从这三种证据那里得到强有力的支持。正是这些证据，为我们的发现之旅保驾护航。

北冰洋上，破冰船锐不可当。

它的名字，叫“发现号”。

很好！有直觉、逻辑和证据做导航仪，有前辈学人、历史典籍、出土文物和古文字做护驾者，我们的“发现号”就不会变成当年的“泰坦尼克”。

6.处女航

破冰船直抵目的地。

本次航行的目的地是文化系统，以后才是身份认同。

这也是“易中天中华史”前三卷的任务。第一卷《祖先》，建立史前文化系统；第二卷《国家》，建立世界文明系统；第三卷《奠基者》，建立中华文明系统。系统建立，坐标就清清楚楚明白无误了。

为此，本卷得出以下最重要的结论：从史前到文明，人类的社会组织依次是原始群、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从文化程度看，它们可以称之为点、面、片、圈、国。其中，夏娃代表原始群，女娲和伏羲代表氏族，炎帝和黄帝代表部落，尧舜禹代表部落联盟，夏商周代表国家时代，只不过分别是部落国家（夏）、部落国家联盟（商）和国家联盟（周）。

从氏族，到部落，再到国家，也都有各自的文化标志。在我们历史上，则依次是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宗崇拜。生殖崇拜和图腾崇拜是世界各民族都有的，祖宗崇拜则是中国特色。正是它，决定了我们民族今后要走的路。

因此，尽管祖宗崇拜要到第二卷才会讲述，中华文明最核心的秘密则要到第三卷才能揭晓，但有此系统，我们的舰队就算一路凯歌到达了北极。

处女航成功了！

完成了破冰之旅的舰艇，将被开回船坞进行装修，然后交付诸位使用。至于我们，则将进入下一个航程。

下回我们不坐船，改乘飞机。

附：修订本后记

不知道若干年后，还会不会有人仍然记得2016年盛夏的酷热，但我是不会忘记的。因为当时我在热浪包围的江南某镇，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将前三卷《祖先》《国家》和《奠基者》修订了一遍。毕竟，2012年开始写作的这三卷就像小母鸡的头生蛋，带着血丝，个头也小。现在，前十六卷已经出齐，我们也从先秦走到了隋唐，该修订一下了。

改稿其实并不容易，有时候甚至比写作还难。但是为了精益求精，有必要对自己进行革命。因此《国家》一卷不少章节干脆推倒重来，我称之为“政变式改稿”。

非常感谢编辑团队表示了充分理解，他们也对原来的插图和排版做了调整甚至更新。可以说，我们一起做了苹果手机常常做的事情。只不过，尽管新版的页码增加了，印刷成本也增加了，定价却不变。我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让产品更好一些。如果由此给读者带来不便，我深表歉意！

易中天

2016年8月23日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约三百九十万年前，南方古猿出现。

约一百八十万年前，直立人出现。

约二十万年前，智人出现。

约五万年前，母系社会出现。

约一万五千年前，母系社会结束。

约一万两千年前，人类移民至所有非冰封大陆。

约公元前九千年，农耕社会出现。

约公元前六千年，撒塔尔·胡尤克女神像出现。

约公元前五千年，中国人开始务农。

约公元前四千年，“白夫人”女神像出现。仰韶文化出现鱼蛙纹。

约公元前三千年，国家出现。马家窑文化出现蛙纹。

约公元前两千年，米诺斯文明出现生殖崇拜仪式。二里头文化兴起，有观点认为这是“夏代”的遗迹，中国历史进入以“夏商周”为起始的谱系。

扫一扫

测测你对历史的真相到底了解多少？

易中天中华史：祖先

产品经理 | 李潇 装帧设计 | Mirro 内文设计 | 谈天

出版统筹 | 吴畏 学术顾问 | 陈勤 法律顾问 | 黄荣楠

插图绘制 | 赵闯 方佳翮 何姝 高文婧 钟蓉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策划人 | 路金波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国家与人 上帝敲了回车键

没有后悔药

分道扬镳

小人之邦

公民与臣民

中华的惆怅

第二章 城市跟你说 国家与城市

大屋顶

此时无墙胜有墙

民主的模样

君主的来历

殊途同归

第三章 从雅典到费城 民主是个意外

山那边是海

一刀两断

走向平等

衰落与复兴

费城对接雅典

第四章 谢绝宗教 我们不是幸存者

翻过喜马拉雅

宗教之邦

没有国界的国家

巫术之子

天上人间

第五章 告别图腾 神佑尼罗河

成败都是它

法治罗马

并非图腾的图腾

认祖归宗

家天下

第六章 闯他一回红灯 老调子已经唱完

启废禅让

谁代表中国

甲骨文与青铜器

天命玄鸟

不能再胡闹了

后记 巡航日志

返回总目录

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02

国家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1（2018.9重印）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224-3

Ⅰ . ①国… Ⅱ . ①易… Ⅲ . ①中国历史—夏代—研究②中国历史—商代—研究 Ⅳ . ① K22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5420号

易中天中华史

国家

易中天著

责任编辑 金荣良

装帧设计 朱镜霖

插画 方佳翮 何姝 高文婧 谈天 何月婷 钟蓉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毫米×1280毫米 1/32

字数 131千字

印张 7.5

印数 187,801-199,800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9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224-3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国家与人

上帝敲了回车键

公元1650年，也就是大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去世那年，有位名叫阿歇尔（Ussher）的爱尔兰大主教经过精心研究和精密计算，向世人宣布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时间——耶稣诞生前4004年。如果你有兴趣，他甚至还乐意告诉你，具体的日子是1月28日，星期五；或者10月23日，星期天，上午九点。 〔1〕

阿歇尔的日期很有意思。因为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人类最早的文明大约诞生于公元前3500年到前3000年之间。也就是说，如果阿歇尔计算准确无误，那么，从人类的诞生到文明的诞生，就只有短短五百年。

这当然并不可能。

文明是自编自演的节目，初潮很晚，前戏很长。

人类的诞生也一样。

历史学家给出了另一张时间表：

攀树的猿群

原上猿 3500万年-3000万年前

埃及猿 2800万年前

森林古猿 2300万年-1000万年前

正在形成的人

南方古猿 440万年-140万年前

完全形成的人

早期猿人 380万年-360万年前

晚期猿人 180万年-30万年前

早期智人 30万年-5万年前

晚期智人 5万年-1万年前

注：晚期猿人又称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又称古人、尼安德特人，晚期智人又称新人、克罗马农人。

显然，我们不是一个早上被创造出来的。从攀树的猿群到正在形成的人用了数千万年，再到完全成为人又用了数百万年。真正现代人类的历史，其实只有几万年。

呵呵，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不过，尽管由于缺乏化石的证据，我们无法找到夏娃在伊甸园大造其反，发明人类第一条三角裤的确切时间，但正如第一卷《祖先》所述，夏娃造反之后的故事是清楚的：

女娲登坛，创造了氏族社会和生殖崇拜；

伏羲设局，母系变成父系；

炎帝东征，氏族变成部落，生殖崇拜变成图腾。

女娲、伏羲、炎帝，就是所谓“三皇”。

然后是“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五帝的历史使命，是把部落变成部落联盟。

最后是启废禅让，把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

时代 社会组织 文化标志 代表人物 形象表现 古史分期

点 原始群 裸体直立 夏娃

面 氏族 生殖崇拜 母系氏族女娲 鱼、蛙、月亮 三皇

父系氏族伏羲 鸟、蛇、太阳

片 部落 图腾崇拜 早期部落炎帝 牛

晚期部落黄帝 熊（或其他） 五帝

圈 部落联盟 早期尧

中期舜

晚期禹

国 部落国家 祖宗崇拜 夏启

国家诞生，文明就诞生了。

历史也一分为二：之前叫史前史，之后叫文明史。

时间很长的史前史，轨迹简单，线索清晰。社会组织依次是原始群、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落国家，文化程度或文化史的断代，则依次是点、面、片、圈、国。

最原始的人类，是分散在世界各地自生自灭的。这就是原始群，也就是“文化点”。如果这种文化能够存活并得到发展，它就会壮大，变成“文化面”，成为氏族。不同的文化面由于自身的裂变和扩散，以及相互的影响和交融，就会连成“文化片”，成为部落。不同的文化片由于迁徙、联合、兼并甚至战争，则会形成“文化圈”，也就是部落联盟。这时离国家就不远了，而国家一旦诞生，人类就进入了文明时代。

国家，是文明的里程碑。

文明是先后发生的。其中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出来的为第一代，叫“古代文明”（Ancient Civilization）。在此基础上创造的是第二代，叫“古典文明”（Classical Civilization）。古典文明包括印度、希腊、波斯、罗马、拜占庭、日本、阿拉伯和俄罗斯，古代文明在东半球则主要有五个。它们是：

非洲北部尼罗河流域的埃及（Egypt）；

亚洲西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

南亚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Harappa）；

南欧爱琴海区域的克里特（Crete）；

中国黄河流域的夏。

需要说明的是，又叫印度河文明的哈拉巴跟印度文明是两回事，美索不达米亚则原本是希腊语，意思是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和底格里斯河（Tigris）两河之间，所以又叫两河文明。两河文明与埃及文明出现最早，此后哈拉巴、克里特和夏文明也相继诞生，时间都在距今三四千年前。 〔2〕

这就是人类的五大古老文明。 〔3〕

据美国L.S.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全球通史》。

五大文明形态不同，风格各异。克里特（米诺斯）的女神崇拜，在我们看来就匪夷所思；古埃及的金字塔，跟巴比伦的通天塔也两回事。唯一的相同，是都要建国。比如波斯王国就产生于六个农业部落和四个游牧部落的联盟，第一任国王居鲁士（Cyrus）也原本是大酋长。

奇怪！为什么部落一旦强大，上帝就要敲回车键？

阿歇尔大主教当然不管这事，但伦勃朗（Rembrandt）也许能给我们启示。伦勃朗是17世纪尼德兰（The Netherlands）大师级的画家，每幅画都是天价。做他的学生则每年要交一百荷兰盾，相当于当时中国的十二两纹银。 〔4〕

可就在阿歇尔宣布其神学研究成果的十几年前，伦勃朗的画室出了绯闻。他的某个喜欢异想天开的学生在单独画人体写生时，居然把自己脱得跟女模特一样。对此，那位学生的辩解是：这样一来，我们就成了亚当和夏娃。伦勃朗则用手杖敲着墙说：既然如此，你们就得离开伊甸园！ 〔5〕

这对宝贝儿只好穿起衣服走人，十二两银子也打了水漂。

从氏族、部落到国家，莫非也是如此？

或者说，世界各民族相继告别原始时代的伊甸园，是因为像伦勃朗的学生一样犯了错误吗？

显然不是。

• 1〕 阿歇尔（Ussher），又译厄希尔、厄色尔。相关材料请参看朱狄《艺术的起源》第13－15页及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 2〕 埃及文明和西亚文明谁先谁后，有争议。这里不讨论。

• 3〕 如果加上奥尔梅克，是“六大文明”。

• 4〕 《明史·志第五十七·食货五》：“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1600年后的黄金白银比例是1︰4，后来又变为1︰5（《明史·志第五十四·食货二》）。1644年后，由于白银大量流入国内，当时黄金白银比率为1︰8左右，按照当时5500荷兰盾＝110盎司黄金≈880盎司白银（1盎司＝28. 3495231克）。古代1斤＝16两，1两白银≈37.3克，换算出来，1荷兰盾≈0.567克黄金≈4.536克白银≈0.1216两白银。

• 5〕 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著《欧罗巴的黄金时代·北部欧洲》。

没有后悔药

部落变成国家，并非因为绯闻。人类发明国家，更不是为了寻欢作乐。但这事却被认为与“逐出乐园”无异，不管那伊甸园是耶和华的，还是伦勃朗的。反正，只要进入国家时代，好日子就算过完，这是很多人的共识。

比如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两位诗人。

希腊的那位诗人叫赫西俄德（Hesiod），罗马的叫奥维德（Ovidius）。他们一致认为自己生活在黑铁时代，之前则先后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黄金时代最好，人类美好高贵，社会公正和平。白银时代马马虎虎，但不再天真无邪。青铜时代战火连天，但信仰和神性犹在。黑铁时代就一塌糊涂，人类变得贪婪残忍，互不信任，互不相容，没有信仰，也不再有真理、谦逊和忠诚。 〔6〕

当然，两位诗人略有不同。在希腊诗人那里，黑铁时代之前，青铜时代之后，还有英雄时代。英雄时代甚至比青铜时代还好，人类与英雄和半神在一起生活。可惜，英雄们被卷入底比斯战争和特洛伊战争，从此万劫不复。

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类似的说法我们也有，例如大同和小康。跟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关系一样，大同比小康要早，也更好。但不是因为神，而是因为道。道在中华文化的语境中有多种含义，用于政治和伦理大约相当于主义和主张；而大同之世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以孔子为代表之儒家是这样描述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也就是“公天下”，比如财产是公产，权力是公器，首领是选举出来的公务员，族民也都一心为公，因此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天下太平。

这样一种道，就是大道。

践行大道的时代，就是大同。

那么，小康呢？

小康是“家天下”：财产家庭私有，权力家族世袭，私器代代相传，人人都为自己。结果，阴谋也产生了，战争也爆发了，维持秩序要靠道德礼仪和圣人英主，代表人物则是夏代的禹，商代的汤，西周的文王、武王、成王和周公。 〔7〕

明白了，夏商周啊！

没错，在孟子那里，就叫“三王”。

三王之前是五帝。三王是小康，五帝就是大同。

大同是黄金时代，小康就是白银时代。

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呢？

春秋战国。

这也是孟子告诉我们的。他说：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 〔8〕

很清楚，故事将在《从春秋到战国》一卷中讲述的春秋五霸，已经不如夏商周三王；孟子自己所处的战国，又不如春秋五霸。因此，如果说五帝（大同）是黄金时代，三王（小康）是白银时代，五霸（春秋）便是青铜时代。至于孟子痛恨的战国，则恐怕只能是黑铁时代了。

这倒是符合历史事实：我们民族进入铁器时代确实是在战国，之前的时代则是青铜器和石器的。问题是，从石器到青铜器再到铁器，原本是生产力的进步，为什么这进步导致的结果，竟是世风日下，今不如昔？

良渚文化新地里遗址出土的石犁。

距今约5300—4500年左右。

商代青铜耒。

1989年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出土，江西省博物馆藏。

战国时期铁锄。

浙江绍兴西施山出土，浙江省博物馆藏。

传统的解释是：因为道不同。

实际上，《礼记》在描述小康时已经指出：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 〔9〕

也很清楚：公天下变成家天下，是因为大道没了。

以后就每下愈况。五帝的大同之世讲帝道，三王的小康讲王道，五霸的春秋讲霸道。霸道虽然产生于乱世，也不宜提倡，却好歹还算有道，战国却连霸道都没有了。

请问，那又能是什么呢？

无道。

难怪儒家、墨家和道家都不喜欢战国。

没错，那简直就是末世。

现在，我们可以将古人认为的中华四阶段列表如下：

黄金时代 大同 尧舜禹 五帝 帝道

白银时代 小康 夏商周 三王 王道

青铜时代 乱世 春秋 五霸 霸道

黑铁时代 末世 战国 七雄 无道

显然，堕落开始于从大同到小康。大同到小康，就是五帝到三王，或者部落到国家。这是很麻烦的。因为中西方这种不约而同的“四阶段论”如果成立，岂非意味着人类一旦建立国家，就等于踏上了不归之路？

当然不是，也没有后悔药可吃。

事实上，氏族部落时代并非某些人说的那么美好，夜不闭户其实是没东西可偷。炎黄与蚩尤的战争，则跟后世一样，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

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国家，或没能建立自己的国家，她的历史就会一直停留在史前时代，比如某些印第安人和其他残留的原始民族。相反，只要建立过国家，哪怕后来失去，也会有自己的文明，比如犹太人。

国家，是文明与史前的分水岭。

难怪孔子不但不否定小康，还要对小康社会推崇备至，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了。 〔10〕

问题是，为什么只有建立了国家，才算进入文明时代？国家对人究竟有什么意义？人，真的是必须发明国家并生活在其中的动物吗？如果是，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心怀不满地感叹今不如昔，念念不忘氏族和部落时代？

国家的逻辑，究竟在哪里？

• 6〕 请参看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奥维德《变形记》。

• 7〕 见《礼记·礼运》。

• 8〕 见《孟子·告子下》。

• 9〕 见《礼记·礼运》。

• 10〕 见《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分道扬镳

国家的逻辑，荀子说在人。

按照时间顺序，生活在战国晚期的荀子是先秦倒数第二位重要的思想家。第一位是孔子，最后一位是韩非。孔子是儒家的祖师爷，韩非则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从儒家到法家的中转站是荀子，所以他既肯定国家，又肯定君主。

这倒是并不奇怪。事实上，正如我们将在《百家争鸣》一卷中详细讲到的，先秦诸子四大派别，儒家和法家都主张要国家，要君主，而且是世袭的。墨家则至少不反对，只不过他们设想的国家元首更像社团领袖。只有道家，始终对国家和君主提不起兴趣。就算有，也最好小国寡民。他们理想中的国家其实是聚落，君主的权力也大不过村长。

不喜欢就不喜欢吧，无所谓。

肯定却要陈述理由，因为这世界上原本没有国王。

可惜，当真讲出了道理来的却只有荀子，尽管他的道理未必在理。更难得的是，荀子讲逻辑。他的逻辑起点，是人的族类生存，也是人与动物的区别。荀子说，人的生存能力其实是很差的。论力气他不如牛，论速度他不如马，然而牛马却为人所用，请问这是为什么？

答：人能组成族群，动物不能。

所以，族群如果解体，人就牛马不如。

这就一要有道德，二要有君主，三要有国家。

但，为什么呢？

因为族群解体的最大可能来自纷争，消弭纷争的最佳方式是建立秩序，建立秩序的必由之路是确定名分。名分就是每个人的名义和份额。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就不会有纷争，也不会有动乱，更不会有危险。

显然，只有名分，才能保证族群有序；只有礼义，才能保证名分确立。在荀子看来，这是只有“最为天下贵”的人类才能想到做到的。因此，道德是最理想的组织力量，君主是最合适的群体领导，国家则是最强大的人类族群。 〔11〕

君主是核心，道德是力量，国家是归宿。

国家与人，就这样“焊”在一起。

这跟西方不太一样。

西方人也要国家，却未必一定要君主。古希腊的城邦是没有君主的。罗马人，从他们赶走最后一任部落王，到产生第一位君主奥古斯都（Augustus）屋大维（Octavian），中间竟隔了近五百年，而且那皇帝还要自称“第一公民”。 〔12〕

近现代的西方人就更是出格。17世纪的时候，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居然宁肯要三个郁金香球茎，也不肯要一个国王。独立战争后的美利坚人，则不但不要国王，就连全美统一的国家都不想要。实在拖不下去，才勉勉强强召开了制宪会议，再磨磨蹭蹭地选出第一届联邦政府和总统。

可见，西方人对待君主的态度，是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有的要，有的不要；有时要，有时不要。不像我们，自从有国家就有君主，只不过秦汉以前封土建国，秦汉以后天下一统，但都是君主制。直到辛亥革命前，还有立宪派主张保留一个皇帝，哪怕形同虚设，只是橡皮图章。

西方人也不认为国家跟道德有什么关系，在他们那里，道德是归宗教和上帝管的。国家需要的是法，社会需要的才是德。所以，他们的国家可以有多种模式。直接民主、寡头政治、政教合一、君主立宪、联邦邦联、称王称帝，不但一一试来，而且并行不悖，爱怎样就怎样，喜欢谁便是谁。

显然，当世界各民族开始建立国家时，他们就站在了文明的大门前，也站在了历史的岔路口。

之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很难说谁有道理谁没有。实际上，西方人也经历了君主制时代，而且至今还有名义上的王国。同样，荀子不厌其烦地解释“为什么要有国家和君主”，则说明它在当时其实已经成了“问题”，而且事情也并不像荀子讲的那么简单。比方说，氏族和部落也是群体，为什么非得变成国家？

何况世界各国的诞生原因、存在方式和发展道路也大不相同。有君主的，也有民主的；有独立的，也有附庸的；有分出去的，也有合起来的；有打出来的，也有谈出来的。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不一而足。

道路的选择不会无缘无故，没谁会拿自己的命运开玩笑。

与其论是非，不如找原因。

那就先看人家。

• 11〕 以上见《荀子·王制》：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君者，善群也。

• 12〕 罗马人赶走最后一任“勒克斯”（部落王），是在公元前509年；屋大维成为皇帝，则是在公元前27年。

小人之邦

如果孔子穿越到美国，一定会大摇其头。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国家！这个国家并不以德治国，而是以法。最权威的机构和人，居然是法院和法官。尤其是最高法院，竟有不容置疑的解释权，岂非咄咄怪事？

法院倒也罢了，尧舜也有司法部长皋陶嘛！但律师是什么，陪审团又是什么？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怎么能由这些胸无点墨的庶人说了算，皋陶大人反倒要听他们的？

议会和议员也不可思议。当然，尧舜那会儿，也有部落酋长和氏族族长的联席会议；周代则会邀请社会贤达共商国是，叫“乡饮酒礼”。但尧舜和三代都没有政党，更没有两党或多党。两党制是什么玩意？君子不党，他们竟然还鼓励党争，还为这党争花掉那么多的钱，是可忍，孰不可忍！

也许，只有联邦制能让他略感欣慰，因为有点像东周。

的确，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那些State，原本是应该翻译为“邦”而不是“州”的。建国之初的十三个邦，早就有着自己的宪法、法律和民选政府，各自为政自负盈亏，颇有些像诸侯列国。它们共有的那个总统，岂非“天下共主”？

可惜这总统却一点尊荣都没有。国会可以弹劾，媒体可以批评，民众可以拿他开涮，他反倒要为什么“拉链门”之类的破事反复道歉，哪像天子？

文化艺术也不像话。电影院里，电视机上，还有酒吧和百老汇，要么怪力乱神，要么靡靡之音，要么群魔乱舞，很黄很暴力，这不是“郑声之乱雅乐”吗？

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民众居然肆无忌惮地批评和嘲讽总统，还可以上街游行示威。警察不但不管，反倒提供保护，这不是“无君无父，犯上作乱”吗？

那么，古代希腊又如何？

更成问题。

在爱琴海和地中海环抱的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星罗棋布地林立着被称为“城邦”的国家。这虽然也有点像东周列国，却居然没有一个天子，也不分公侯伯子男。城邦与城邦，是完全平等的。哪怕一个城邦从另一个城邦分出去，一旦分家就平起平坐，各行其是，甚至反目为仇。

城邦的政治事务，则交给石匠、铁匠、皮匠、商人、小贩以及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去摆弄。他们不但有权说三道四，投票表决，不肯参政议政的反倒还要罚款。这是什么莫名其妙的制度？照此制度建立的，会是东周吗？

当然不是。比如雅典城邦的政府，是从十个区年满三十的男性公民当中，各自抽签产生五十个人，再组成五百人的会议，任期一年。五百人会议的常设机构是五十人团，由五百人会议成员分组轮流坐庄，任期一个月。五十人团又抽签产生一名主席主持工作，这样的主席哪一点像国君？

无君臣，亦无父子。古希腊神话中，天神乌拉诺斯被自己的儿子克洛诺斯打成残疾失去王位，克洛诺斯则又被自己的儿子宙斯推翻打入地狱。宙斯自己也被子女们觊觎，靠普罗米修斯帮忙才得以幸免。这些故事都被希腊人口口相传津津乐道，真可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更可恶的，是这些制度的设计充斥着私心。

私心和私利是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私利，也有每个人的私心。这在西方人看来极为神圣。为了保证自己的私利不被侵犯，私心得到满足，希腊人的办法是决策机关人数众多，任期短暂，轮换快速，任何人想以权谋私都不容易。美国人的办法则是由各种利益集团选出自己的代表，然后到议会去讨价还价，你方唱罢我登场。

这，难道还不是“小人”？

按照孔子的标准，恐怕是的。

然而这些小人，包括被弹劾的总统，被嘲笑的政客，被送上法庭的犯罪嫌疑人，都只会认为自己的敌人不对，不会认为国家的制度不对。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小人和君子也是平等的，谁都不会由于自己是小人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种制度甚至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权益，承认小人之心有合理之处而设计出来的。因此，哪怕孔夫子苦口婆心诲人不倦地劝其仿效东周，他们也会温和而坚定地说：对不起，NO！

此中奥秘，不可不察。

公民与臣民

孔子眼中的“小人”，在西方叫作“公民”。

公民是古代希腊人发明的词，叫“波里德斯”（Polites）。它来自与Demos（乡村郊野）相对应的Polis，意思是“城邦的人”，就像周代的“国人”是指“国都里的人”。 〔13〕

不过在古希腊，并非所有在城邦里生活的都叫公民。奴隶就不是，外邦人也不是。而且就算同为公民，权利也不一样。权利最完整的，仅限于公民中的成年男子，叫“全权公民”。他们才是城邦真正的主人，以及城邦政权的授权人。

全权公民加上妇女儿童，就叫“自由公民”。外来移民和被解放的奴隶，则叫“被保护民”。被保护民和自由公民中的妇女儿童，都没有参政、议政、执政的权利。

显然，这是一种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民主。

事实也是如此。希腊城邦虽然号称“主权在民”，但公民的人数其实很少，全权公民就更少。比如雅典全盛时期的全权公民，就只占阿提卡（Attica）地区总人数的六分之一，参与公共政治的又往往只有全权公民的十分之一。

限制人数是必然的。因为但凡是公民，就会有权利和义务。这是公民最重要的特征。而且有权利，显然比尽义务更重要。有权利，就什么都有；没权利，什么都谈不上。何况权利一旦享有，便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非常自由。

这种资格和待遇，城邦岂肯轻易授人？

成为希腊公民的首要条件是人身自由，后来的罗马也一样。实际上，公民的公，不是公有，而是公共。希腊公民和罗马公民的财产，全都归个人所有，是完全彻底的私有制。而且唯其私有，才能公共。因为自己有私产，就不必从属和依附于任何团体、组织、机构和个人，当然自由。

公民，就是“自由的人”。

臣民则大不一样。

什么是臣？

臣的古文字有很多种形状，共同特征是其中有目，只不过那引人注目的眼睛，有时候竖着，有时候横着。这让文字学家绞尽了脑汁也不得其解，只好宣布放弃努力。但有一点却几乎是共识：臣就是奴隶，包括战俘和罪人。

这个字，学者普遍理解为战俘和奴仆，如郑玄称“臣谓囚俘”，孔颖达称“臣谓征伐所获民虏者也”，《左传·僖公十七年》称“男为人臣，女为人妾”，郭沫若、叶玉森、杨树达、马叙伦等均持此说，但解释不同。

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俘。战俘最早被杀，后来则“男为人臣，女为人妾”。他们脖子上拴着绳子，被主人像牲口一样牵来牵去。个别有技艺的待遇略高，比如跳舞的舞臣。也有极个别的成为牢头狱霸小头目，帮奴隶主管理奴隶，比如管农业奴隶的耤臣（耤读如级），管畜牧奴隶的牧臣。 〔14〕

这些奴隶中的小头目，很可能是战败族群的族长或酋长。他们就是最早的“臣僚”。君臣的臣，就从这里演变过来。说白了，其实是贵族和官员在君主面前以奴隶自居，就像清代的满族王公和满族大臣在拜见皇帝时自称“奴才”。

所以，臣一定要低头，叫“俯首称臣”。这样一来，那有时竖着有时横着的眼睛就不难理解：无论奴隶或臣僚都必须察言观色，尽管这种解释未必是造字者的本意。

总之，臣是卑贱屈辱的。

同样，民也不是好词，至少不是尊称。

这个字，有学者解释为“盲其左目以为奴隶之总称”，也有学者解释为“萌之本字，像种子冒地而出，引申为凡草木萌芽皆谓之民”。两说均请参看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

民的古文字字形相对单纯，而且只有金文，没有发现甲骨文。大多数金文的民，看起来像是种子破土而出，因此被解释为草芽，认定为萌芽的萌，是萌的古文。 〔15〕

这就奇怪。萌不美好吗？怎么会有贬义？

大约是取其繁多卑贱之意。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这种多如牛毛的东西真是一文不值，很适合用来指称君王治下的庶民。没错，他们就叫草民。

由此可以推论，草芽般的民，与我们在《祖先》一卷中见过的那大写的人，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人的胸前有了刺青就是文化的文，头上有了冠冕就是美好的美，民的旁边加上灭亡的亡则是流氓的氓。民人之别，一目了然。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民与人并不平等。秦汉以前，人比民贵。秦汉以后，官比民高。先秦人类分三等，地位最高的是大人，次为小人，最低级的是万民。后者到辛亥革命之前仍很卑贱，所谓蚁民、草民、小民、贱民、刁民，包括顺民和良民，都明显地带有轻蔑和歧视之意。

这样看，孟子能说“民为贵”，实在相当了不起！

歧视由来已久。在前面那张图中，我们不难发现，民字与臣字有惊人的相似。没错，它的主体部分就是眼睛，另一部分则是针刺，文字学家解释为目中有刺，或刃物刺目，或盲其左目。难怪民这个字，会与冥、暝、盲、氓同义了。眼睛都被刺瞎，岂能不昏天黑地，又岂能不是冥顽不化？ 〔16〕

那么，谁会被刺瞎眼睛？

战俘和奴隶。

这就是最早的民。比如，黎民就是战败的九黎族，畜民就是被商人统治的老奴隶，顽民则是被周人打败又冥顽不化的殷商贵族。战败即民，人才是胜利者和统治者。 〔17〕

至此，什么是民，什么是臣，一清二楚。

臣民，就是“臣服的人”。

公民自由平等，臣民服从依附。所以，臣民的国家必是君主制，公民则喜欢民主共和。国家模式和政治体制，其实都是人自己的创造和选择。

国家与人的关系，也许就在这里。

• 13〕 关于城邦与公民的解释，见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本）。

• 14〕 见《古文字诂林》第四册。

• 15〕 见林义光《文源》卷一。

• 16〕 对这个字形的解释以及对战俘和奴隶盲其左目的史实，见马承源《陈喜壶》、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林洁明《金文诂林》卷十二。

• 17〕 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中华的惆怅

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国。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和样式、制度和尺度，都是由这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和国民来决定的。强大的国民喜欢弱小的政府，自由的国民欣赏松散的制度，愚昧的国民盼望英明的领导，软弱的国民依靠强权的统治。因此恩格斯说，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是恶劣的，而且尽管恶劣却仍将存在，那就可以用该国国民相应的恶劣来解释。 〔18〕

但，这里面有问题。

众所周知，人类最早的国家，大多是君主制，少数是共和制，极个别是民主制。西学东渐前的中国人，更一直认为君主制天经地义，别无选择，反对派一个都没有。如此说来，难道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不要自由，想做奴隶的？

当然不会。

这就必有原因，必有道理。

什么原因？什么道理？

天下必须有序，群龙不能无首。

没错，中国原本就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如果再摊上洪水泛滥、外敌入侵，就更需要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需要号召力和凝聚力，至少得有万众一心的象征。这个功能，在那时不可能由别人来承担，只能靠君主。为此，人民只能做出牺牲和让步，对高举旗帜的君主俯首称臣。

这，大约是法家以外思想家们的想法。

的确，法家从不讨论为什么要有君主，他们对君主和君权的维护是无条件的，这也是韩非作为荀子的学生跟他老师的重要区别。可以说，只有法家才是君权至上论者。

其他各家，则是“有条件地维护，有保留地赞同”。他们都认为，君主可以有，但得是圣人，至少要“合格”。比如《老子》一书就干脆用圣人指代君主，大讲圣人应该如何。孟子更进一步，认为君主如果不合格，那就应该下台。

三家也都认为，君臣不能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孔子就说君对臣要彬彬有礼，孟子则说君若目中无人，臣可视如寇仇。而且，如果那君主太不像话，人民还可以发动革命杀了他。这能说是“想做奴隶，不要自由”吗？ 〔19〕

君主制，并不等于奴隶制。

独立、自由、平等，也毕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会有哪个民族例外。只不过，历史会有不同的尝试和选择。

有保留地赞同君主制，就是我们的选择。

尽可能协调君臣关系，则是曾经的尝试。

可惜，儒墨道三家主张的条件和保留，离民主或宪政还有十万八千里，实行起来也有诸多问题。比如什么叫“圣人”，三家就说法不一。儒家讲“仁民爱物”，墨家讲“明察秋毫”，道家讲“清静无为”，请问以谁为准？

还有，君主如果不合格，怎样请他下台？

有办法吗？没有。

有法律吗？没有。

有制度吗？没有。

有程序吗？没有。

统统都没有，请问如何操作？

也只有一厢情愿，以及惆怅。

实际上，当我们走完三千七百年的历程，就会发现中华民族的国家史和文明史，是一部不断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又屡屡求之不得、得而复失的“惆怅史”。

是的，正如希腊实行过“直接民主”，我们也试行过“直接君主”；罗马实现了“以法治国”，我们也探索了“以礼治国”。我们甚至设计了种种方案，希望能够做到“君权与民权并重”。最起码，也不能生灵涂炭，民怨沸腾。

然而曾几何时，这些都成为泡影。分权变成了集权，集权变成了专制，专制变成了独裁。从西周到秦汉到唐宋再到元明清，每下愈况。改朝换代一次，起死回生一次，也腐败溃烂一次。最后，不得不拜西方列强为先生。

其实，那些“先生们”又何尝一帆风顺？希腊城邦，孤帆远影；罗马共和，日落西山；民主进程，一波三折；自由之路，险象环生。宗教裁判所就不说了，十字军东征也不说了。单是20世纪，世界大战就打了两次。

文明的步伐，总难免一脚深一脚浅；国家的意义，谁都不可能一夜看清。唯独需要国家，古今中外一样，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臣民还是公民。

那么，国家的秘密又在哪里？

• 18〕 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 19〕 见《论语·八佾》：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离娄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关于武装革命和不合格君主应该下台，孟子的言论很多，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六卷《百家争鸣》。

第二章

城市跟你说

国家与城市

国家的秘密，北京知道。

作为中华帝国的首都，明清两代的北京气势非凡。运河般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岸柳成行，树影婆娑。每当鸭子在河上滑行，或清风从叶间梳过，倒映在水面的垛墙就会开始颤动并破碎，展现出梦幻般的景象。

抬头望去，城楼和城墙突兀高耸，在万里晴空的映衬下现出黑色的轮廓，门楼那如翼的飞檐凌空展翅秀插云霄。行人昏昏欲睡地骑在毛驴上进入城门，身后农夫肩挑的新鲜蔬菜青翠欲滴，耳边响起的则是不紧不慢的驼铃。

这就是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笔下的北京，准确地说则是1924年的北平。它是中国所有政治中心的典型和代表。也许，两三千年前的王城也就是这个模样：同样巍峨的城楼，同样浑厚的城墙，同样古朴的城门，把威严的王宫和喧嚣的街市与恬静的乡村联系起来，只是没有骆驼。 〔1〕

是的。夏商周那会儿，驼铃还没响起。

但，一定有城。

实际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从建城开始，所有的文明古国也都有自己的城市。只不过，有的声名显赫，如亚述、巴比伦、孟菲斯、耶路撒冷；有的鲜为人知，如埃及的涅伽达和希拉康波里斯，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克里特的诺萨斯和法埃斯特。没有城市，则不可能。

城市，是文明的标志。

比如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an）。

这座名字陌生的城市，其实就是墨西哥城（Mexico）的前身。它是北美洲阿兹特克人（Aztecs）的杰作，却不幸被西班牙入侵者毁灭，但一位1519年侵略战争的亲历者还是目睹了它的壮丽辉煌：由火山口形成的湖泊碧波荡漾，岛屿上的楼台亭阁鳞次栉比，众多小岛与湖岸有堤坝相连，巨大的王宫和高耸的庙宇在墨西哥灿烂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2〕

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这是一座正方形的城市，主要街道又宽又直。城市中心修建了百余座神庙，其中最有名的是太阳神金字塔。金字塔由巨石砌成，高达42米，顶部并列建有两座神殿，一座供奉雨神，一座供奉太阳神兼战神。

供奉是必须的。因为阿兹特克人用了两个半世纪才从北方来到这里，并且看见了神的预言：一只雄鹰叼着蛇站在仙人掌上。特诺奇蒂特兰即得名于此，阿兹特克也由于这座意为“鹰衔蛇栖息之地”的城市，从部落变成了帝国。 〔3〕

显然，古老民族的建国史，也同时是他们的建城史。

实际上城市学家已经发现，特诺奇蒂特兰虽然远在八竿子打不着的西半球，却与几千年前的巴比伦（Babylon）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雄辩地证明，兴建城市是人类的共同爱好，目的也许是要用人造的环境替代上帝的伊甸园。 〔4〕

也许吧，也许。

我国最早的城市遗址在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它被认为是中晚期的夏都。夏都的规模比不上特诺奇蒂特兰，却依然能够作为证据呈现在历史舞台上。更重要的是，我们民族掌握了无可辩驳的铁证，完全可以证明国家与城市的关系。

这个铁证就是古文字。

很明显，国就是或。

从上面的图不难看出，国家的国，地域的域，还有或者的或，甲骨文是同一个字，字形也都是左边一个囗，右边一个戈。囗读如围，意思是圈子、围墙、势力范围。戈当然是兵器，意思是家丁、打手、保镖、警卫。也就是说，一个氏族或部落一旦定居，有了自己的地盘，就会弄个栅栏或墙垣之类，再挖条沟，派兵看守。这就是“或”。 〔5〕

地盘是越变越大的，人口是越变越多的，规格也是越变越高的。于是，或字旁边加上土，就成了“域”；或字外面加上囗，就成了“國”。有学者认为这是画蛇添足，其实恐怕未必。国家毕竟不是土围子，岂能还是“或”？ 〔6〕

那么，国家不同于部落的地方在哪里？

城市。

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为一国，叫城市国家（city state 或 polis），简称城邦；另一种是中心城市（首都）加其他城市及其农村为一国，叫领土国家（territory country）。两河流域南部最早出现的，就是城市国家；兼并了上下埃及的第一王朝，则是领土国家。

领土国家也好，城市国家也罢，都得有城市，也都要以城市为中心。事实上，在我们古代文献里，国就是城，城就是囗，比如国门就是城门，国中就是城中，而国人也就是国都里的人。至少在春秋战国，是如此。

其实在春秋时期，城市国家已经不多，大国也都是领土国家。领土国家的“国”就是首都。但，即便在春秋，法理上的首都也只有一个，即周天子所在地，叫“中国”，意思是全世界的中心城市，后来才泛指京都所在地区。

用中国一词指我国，其实是很晚的事。

至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古人是叫“邦”的，国家也原本是“邦家”。后来因为避汉高祖的讳，才改邦为国。其实国只是都城，邦才是全境。城郭之内曰国，四境之内曰邦。联邦不能叫“联国”，邦联不能叫“国联”，邦交不能叫“国交”，中国不能叫“中邦”，是有道理，也是有原因的。

国家的秘密，就在城市。

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城市，就知道为什么要有国家。

• 1〕 请参看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北京燕山出版社1985年版。

• 2〕 这位亲历者名叫贝尔纳尔·迪亚斯，他的回忆录叫《墨西哥的发现与征服》，此处引自（美国）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译）。

• 3〕 请参看丁朝阳《玛雅文明》。

• 4〕 见（美国）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译）。

• 5〕 许慎《说文解字》：或，邦也，从囗从戈以守一。一，地也。

• 6〕 刘心源《子国盘》称：或即国字古文。后人加囗于外，不知本字已从囗也。域于或旁加土，不知本字已从土也。今或国域分用。

大屋顶

城市好吗？

难讲。

不要说现在的城市病得不轻，古代的城市也未必就是人间天堂。中国古代的官员，京官也好，县令也罢，都会在自己的家乡买田置地，随时准备“告老还乡”。必须一辈子呆在城里，还只能呆在城中城的，只有那可怜的皇帝。

于是作为补偿，皇帝修了御花园，贾府修了大观园，欧美的贵族和富豪则在乡间建造或者购买了别墅。

城市确实未必美好。

当然，未必而已。

那么，人类又为什么要发明它？

为了安全。

安全从来就是第一位的。从原始人的洞穴，再到房屋和聚落，人类聚族而居不仅为了抱团取暖，更为了实际上的安全性和心理上的安全感。作为最大的聚落，城市无疑比农村安全，冷兵器时代就更是如此。所以古代许多城市都有城墙或城堡，比如雅典（Athens）就有卫城（acropolis）。雅典卫城建在高高的山丘上，不但有城墙，而且有神庙。最重要的帕提侬神庙（Parthenon Temple）供奉的，则正是这座城市和人民的保护神——雅典娜（Athena）。

青铜铸造，制作于公元前4世纪晚期，现藏于比雷埃夫斯考古博物馆。

这就让整个城区充满神祇庇护的安全感。 〔7〕

例外当然也有，比如斯巴达（Sparta）。斯巴达虽然也号称城市，却既没有高大的城墙，也没有像样的街道。为此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把所有的成年男子都训练成战士，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无形的城墙。 〔8〕

这幅19世纪的木刻版画描绘了正在训练的年轻的斯巴达人。据郭圣铭《世界文明史纲要（古代部分）》。

所以，斯巴达国家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贵族家庭的婴儿出生之后要精心挑选，体弱多病的抛弃到山野，体质强壮的才留下抚养，然后七岁就送进军营，接受野蛮训练，包括每年都要跪在神的面前受一顿鞭打。做母亲的则会在他们出征时拿出一块盾牌说：要么举着回来，要么躺在上面。 〔9〕

难怪他们不要墙。

中国古代的城市却是有墙的。

不妨来看城的古文字。

很清楚，城也没有甲骨文，只有金文、陶文、货币和玉片上的文字。字形差异很大，解释却很统一。学术界基本上都认为，城的本义就是“都邑四周用作防守的墙垣”。如果有内外，则内城叫城，外城叫郭。有高低，则高的叫墙，低的叫垣。墙、垣、城、郭，可以都有，不可能都没有。没有城墙的城市就像没有屋顶的房屋，根本就不可思议。 〔10〕

至少，在我们民族是如此。

因此，尽管并非所有的古老城市都有城墙，但几乎所有古老文明都是农业民族创造的，比如埃及人就把自己的国家称为“克麦特”（Kmt），意思是有别于沙漠的黑土地。他们最先建立的也都是城市国家。两河流域的苏美尔（Sumer），尼罗河流域的涅伽达（Naqada），都如此。

城市，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

高大而坚固的城墙，也迟早会被发明出来。

这并不奇怪。对于农业民族来说，安居才能乐业。这就不但要有前哨，还要有退路。靠近田地的村庄就是前哨，有着高墙的城市就是退路。兵荒马乱，能够进城避难；遭遇灾年，可以进城要饭；有余有不足，则不妨进城交换。

城市，让农民免除后顾之忧。

因此，在战事频仍的古代，最重要的是筑城，最持久的是围城，最艰难的是攻城，最残忍的是屠城。

难怪游牧民族没有城市也没有国家了，他们用不着。

海盗和桃花源中人，也一样。

事实上，一个族群，如果从来就处于和平状态，既未遭遇侵略，也不侵略别人，他们就不需要城市，也不需要国家，比如菲律宾棉兰老岛上的塔萨代人（Tasadays）。同样，如果他们永远处于攻击状态，每个人都是战士，也不会需要这两样东西，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芬图人（Fentou）。 〔11〕

可惜，我们民族既不是塔萨代人，也不是芬图人。我们不但“很农业”，还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城墙，还要有万里长城；不但要有国家，还需要中央集权。而且，这个中央集权国家的首都之一北京，还得由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道城墙围起来。

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

建立国家，首先图的是安全。

但，今天的北京已经没有城墙了，世界各国的城市也大多门户开放。国家的意义和秘密，还在城市那里吗？

这个问题，请上海来回答。

• 7〕 请参看（美国）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译）。

• 8〕 请参看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

• 9〕 请参看郭圣铭《世界文明史纲要》。

• 10〕 据《汉语大字典》。

• 11〕 关于塔萨代人是否真实地存在，这里不讨论。

此时无墙胜有墙

上海原本也是有城墙的。

后来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并没有长安和洛阳那样高贵的出身，也比不上开封和北京。在中华帝国最为灿烂的两汉和唐宋，它是默默无闻和毫不起眼的。直到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由于海上贸易的缘故，作为华亭县最大市镇的上海才开始设县，从此踏上了另一条城市之路。

此后又磨磨蹭蹭了两个半世纪，上海才在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勉勉强强地修建了城墙，却是圆的，原因据说是经费不足。然而即便是这个最省钱的城墙，也还是在1843年开埠以后，由于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而被拆除，理由则是城门和城墙妨碍了车马行旅和金融商情。 〔12〕

原来的墙址上，便有了一条圆圆的马路。

上海县真的变成了上海滩，四通八达，平坦开阔，一点神秘感、隐蔽感和安全感都没有。

然而怎么样呢？

涌进上海的人逐年递增。近一点的苏州、宁波，远一点的广东、香港，再远一点的欧美、印度、犹太和阿拉伯，无论有钱还是没钱，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竞相跨入这“冒险家的乐园”。结果是鬼佬与赤佬并驾，阿三与瘪三齐驱，官人与商人争奇，妓女与淑女斗艳。开放的上海滩华洋杂处，贤愚俱存，贫富共生，有如大唐帝国的长安。

问题是，上海并不是帝都，也没有城墙。这么多的人趋之若鹜，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自由。

自由是城市的特质。

很难准确知道这个特质产生于什么时候，但肯定与商业有关。事实上在汉语中，城与市意味着不同的功能：城主要是政治的，比如京城和县城；市则更多是商业的，比如集市和街市。城市的性质不同，倾向性也不同。

比如安特卫普（Antwerp）。

历史上属于尼德兰（The Netherlands），现在属于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在公元16世纪是欧洲最富有的商业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和信贷中心。据说，那时欧洲各国在这里设立的商行和代办处多达千家，每天往来的外国商人有五六千，港口则可以同时停泊两千艘船只，其繁荣和繁忙有如我国唐代的广州、宋代的明州（宁波）和泉州。

繁荣和繁忙是因为开放。安特卫普城内交易所门前悬挂的标牌，便是“供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商人使用”。这也是尼德兰北部城市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和英国伦敦（London）的共性。而且，由于伦敦更加开放，终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首都。直到20世纪仍然存在的17家总部设在伦敦的商业银行，竟有15家的创始人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 〔13〕

开放带来的是自由。正如后面还要详细讲到的，中世纪欧洲某些自治城市（city status）甚至规定，逃亡的农奴如果在城里住够了一年零一天，他便成为自由人。由此，还产生了一句民谚——“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14〕

当年的上海就是这样。热血沸腾的革命党，精于算计的生意人，个性张扬的艺术家，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都能在这里出出进进。二战期间，上海甚至敞开大门接纳了大量被纳粹追杀迫害的犹太人，把自由的旗帜高高举起。

没有城墙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

是的，此时无墙胜有墙。

其实，如果仅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国家都并非必需。氏族和部落的土围子就已经很好。问题在于，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四世同堂，固若金汤，邻里守护相望，土围子的封闭性也终归会大于开放性。因此，在那里不会有使人自由的空气，弄不好还会相反。

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聚落，既能相互认同，又能各得其所；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与老聚落（土楼）的最大区别，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关系一定是“超血缘”的。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务”。处理这样的事务和关系，氏族部落时代的办法和规范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以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公共规则”。

关系、事务、权力、机关和规则都是公共的，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就应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甚至公仆。他们和公共机关的任务，是依照公共规则并使用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处理公共关系。

这就是城市带来的变化。

于是，以城市为标志，国家诞生。

也就在这天，“或”变成了“國”。

变成了“國”的“或”不再是氏族和部落，它的人民也不再是族民而是国民。所谓国民，就是依靠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的人民；而国家，则是利用公共权力来保证国民安全与自由的公共机关。因此，对于国家和国民，头等大事都是如何看待公共权力——交给谁？谁来交？怎么用？

不同的国家模式和体制，由此产生。

• 12〕 请参看杨东平《城市季风》。

• 13〕 以上请参看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中世纪卷）、（美国）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译）。

• 14〕 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民主的模样

爱琴海早晨的阳光从来就很迷人，雅典的居民也大多起得很早。作为城邦的当家人，伯里克利（Pericles）将军早早吃完简单的早餐，就吻别女友办公去了。

他的女友是外籍居民，因此只能同居，不能结婚。

这事很让伯里克利头疼，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生下的儿子小伯里克利，将不能成为雅典公民。

当然，外籍居民的待遇并不差。他们同工同酬，来去自由，所做贡献也能得到承认和尊重，比如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便都是外籍居民。但除非特许，他们不能拥有政治权利，对城邦的公共事务也没有发言权，哪怕是伯里克利的儿子。

伯里克利的郁闷，可想而知。

更糟糕的是，这条关于公民资格的法律，恰恰是伯里克利执政期间，由他本人提出并极力促成通过的。只不过，那时还没有这位让他神魂颠倒的同居女友。

这可真是不折不扣的作法自毙。

但伯里克利只能咽下苦果，尽管他是雅典城邦最有权势的人。事实上，伯里克利不仅位高权重，而且对城邦的贡献无与伦比。正是在他的治下，雅典走向辉煌，达到鼎盛，以至于这个时期被称之为“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的雅典也被伯里克利本人骄傲地称为“希腊人的学堂”。

伯里克利，是可以相当于大禹或周公的。

据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著《民主的曙光》。

然而伯里克利的待遇，却比大禹和周公差得远。作为公民，他没有任何特权和享受，只能跟其他人一起住在普通居民区里，房子是土坯垒成的墙，坡式屋顶上盖着赤陶的瓦片，就像前图所示。作为民选的将军，他也只能听命于公民大会。他甚至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出席公民大会受审，并被判处巨额罚金和解除职务。尽管一年之后他再度当选。 〔15〕

这事发生在公元前430年，也就是伯里克利发表“阵亡将士葬礼演说”的第二年。正是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伯里克利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雅典的民主制度，认为只有这样的制度才是最合理的。也只有它才能保证城邦的繁荣昌盛，人民的幸福安康。他的演说是那样的真诚和实在，完全没有想到，很快就会被自己赞颂的制度，一耳光打得满地找牙。

命运相似的还有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领导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是在胜利之后被他的人民利用民主制度卸磨杀驴的。1945年7月，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落败。正在波茨坦（Potsdam）参加会议的丘吉尔，只能黯然神伤地走下舞台。据说，挨了当头一棒的前首相闻讯以后发表了这样一句名言：伟大的民族对自己的伟大人物，总是忘恩负义的。

丘吉尔此刻的心情，怕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其实，他这句名言正是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对伯里克利的评论。而且我们还必须补充一句：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崇尚民主的。事实上，只有民主国家的公民才会如此“忘恩负义”，也只有他们才能够这样。

因为民主的要义，就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

是的，在民主制度看来，国家的公共权力不是哪个人的，也不是谁家里的，而是全体人民的。是全体人民当中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私权利”部分地让渡出来，这才共同组成和变成了“公权力”。使用公权力的执政者，只是让渡私权利之全体人民的代理人。故，他必须由人民选举，得到授权；必须对人民负责，受到监督；还必须有一定的任期，通过选举来换届。终身制，必非民主。

所以，民主国家的国民一定“忘恩负义”。他们固然看重你以前都做了什么，做得如何，却更关心你将来怎样，想干什么。丘吉尔被取代，原因就在这里。他和伯里克利一样，都是被赶下台以后又重新当选，原因也在这里。

同样，民主国家的国民也难免上当受骗。伯里克利的下台，还有许多不怎么样的总统、总理或议员的上台，便是如此。但，民主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都有限制。因此，如果看走眼选错人，有后悔药可买。可见，民主是“可以纠正自己错误的制度”。也因此，民主是目前“最不坏的制度”。

这就是民主。它就是这个样子，不管你喜不喜欢。

• 15〕 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民主的曙光》。

君主的来历

与伯里克利的可怜兮兮相反，埃及的法老俨然是神。

法老（Pharaoh）的本义是宫殿，大约从公元前两千多年甚至更早，开始成为国王的尊称。实际上在此之前，法老就已经大规模地为自己修建死后的宫殿，只不过那些陵墓在古埃及叫庇里穆斯（pyremus），中国人称为金字塔。 〔16〕

金字塔是埃及文明的标志性符号，与之配套的还有被称为斯芬克斯（Sphinx）的狮身人面像。这两件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建筑和雕塑艺术品，都以其巨大的体量和独特的造型象征着法老毋庸置疑和不可挑战的权威，就连那些征服世界的英雄，包括亚历山大（Alexander）、恺撒（Caesar）和拿破仑（Napoleon），在它们面前也不得不肃然起敬。 〔17〕

此外还有王衔。

王衔是每个法老都有的，但不能叫出声来，因为据说里面有无法抗拒的魔力。这种魔力无疑来自神，王衔也就只能用特殊的符号来书写。于是我们看见，第一王朝八个法老的符号中都有一只鹰，就像中国太阳里的三足神鸟。

没错，它就是太阳神荷鲁斯（Horus）。

鹰神荷鲁斯原本是地方保护神，后来成为上下埃及共同的神。法老就是国家保护神在人间的化身和代表，是太阳神的儿子，死后则成为诸神中的一个。所以，如果地方的统治者要挑战中央，便会自称月亮神托特（Thoth）的儿子。

神的儿子当然不容冒犯，古埃及人对法老的尊崇在今天看来则近乎病态。当时贵族最大的荣幸是匍匐在他面前亲吻他的脚印，最值得夸耀的是终身不曾挨过他的鞭挞，一位官员甚至由于能够跟法老说话而激动得昏了过去。 〔18〕

也许，这就叫“主权在君，君权神授”。

但，君主制的要义却未必就是这八个字。主权在君没有问题，神授则不一定。正如我们将在第三卷《奠基者》中讲到的，周天子的权力就被认为是天授。同样，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君主夏启，也没有君权神授的观念。看来，君主的来历也是可以讨论的，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得到某种启示。

那就来看古文字。

古埃及文通常被称为象形文字，其实叫作图画文字恐怕更为准确，真正象形的是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不过象形也好图画也罢，共同特征是直观，因此是可破译的密码。比如就像下一页的图所示，古埃及的伟大在于那只神鹰，甲骨文和金文的“大”却明明白白是正面而立的人。

那么，君呢？

正如上图所示，君就是尹在发号施令。

尹的字形是手上拿了根东西，跟“父”十分相像。按照文字学家的说法，区别仅仅在于尹的手上是杖，父拿的可能是杖，也可能是斧或炬。斧是开路的，炬是引路的。在原始时代的漫漫长夜，这样的人当然是带头大哥。 〔19〕

因此，他也就是主。

主，甲骨文的字形是一盏灯，本义则是灯芯。这就跟父和尹一样，有当家做主或者主心骨的意思。实际上父或尹手上拿的无论是什么，都意味着指挥权。炬也好，斧也好，杖也好，也都是指挥棒。后来就变成指挥刀，甚至权杖。 〔20〕

父是一家之主，尹是一群之主，君就更是。因为尹加上口就是君，君加上羊就是群。兽三为群，人三为众。人多就叫众，兽多才叫群，群众就是羊一样的芸芸众生。可见君的本义是牧羊人，后来才成为人众的领导者。

显然，君主不是神，也不该是神。他起先是劳动者，这就是氏族的族长；后来是领导者，这就是部落的酋长；最后才是国家的统治者，这就是君主，是诸侯、国王、皇帝。

作为劳动者和领导者，最早的君原本是一些具有个人魅力的人。他们是在族群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刀耕火种、杀出重围时脱颖而出的。策划则神机妙算，围猎则奋勇当先，迎敌则指挥若定，农耕则每每丰收。这样的人，当然不难获得族民由衷的尊敬和拥戴，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袖。他们甚至可能由于特殊的贡献而在死后被尊为神，比如大禹。

这是跟民主完全不同的道路。

比较，也许是必须的。

• 16〕 请参看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

• 17〕 请参看郭圣铭《世界文明史纲要》。

• 18〕 以上请参看金观涛、王军衔《悲壮的衰落》。

• 19〕 请参看《古文字诂林》第3册第403页、386页诸家解释。

• 20〕 请参看《古文字诂林》第5册第249页诸家解释。

殊途同归

道路的选择有如航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海图。

东方各国选择的都是君主制。而且，也都是先从部落（或部落联盟）变成部落国家，然后从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最后从各自为政走向中央集权，变成王朝和帝国。

先行一步的是埃及。

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希罗多德的这句话并没错。这条伟大的母亲河有六个瀑布，最北边的第一瀑布是埃及的地理分界线。而且，由于尼罗河是从南向北流淌的，因此与人们通常的想法相反，北面的叫下埃及，南面的叫上埃及。

公元前3100年，有人将分治的上下埃及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从而建立了第一王朝。此人的名字以前被认为叫美尼斯（Menes），现在则多半叫纳尔迈（Narmer）。

证据是在一座名叫希拉康波里斯（Hierakonpolis）的城市发现的。1897年，英国考古学家在那里找到了一块古埃及人化妆时用的调色板。调色板刻着纳尔迈的名字，他的形象则正反两面都有，分别戴着上埃及和下埃及的不同王冠。 〔21〕

兼并上下埃及的，可以肯定是纳尔迈了。

或者说，纳尔迈和美尼斯其实是同一个人。

埃及，也开始成为帝国。

这就比两河流域萨尔贡（Sargon）的阿卡德（Akkad）王国和汉谟拉比（Hammurabi）的古巴比伦王国，印度的孔雀王朝（Maurya Empire）和中国的大秦帝国，要早得多。 〔22〕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从秦始皇开始，中国的皇帝也不是神或神的儿子，而是天的儿子，叫天子。当然，也没有什么祭司或教皇之类的人物可以凌驾于他们之上。所以，中华帝国是最稳定和最完善的帝国，稳定到不会被蛮族征服，也不可能在自己内部发生制度性的革命。

海图，确实是多样的。

希腊和罗马是另一条路。他们的政治体制其实有许多种，包括贵族政治和寡头政治。简单地说，雅典选择的是民主，罗马选择的是共和。雅典的民主存在了二百多年，然后被马其顿王国征服。罗马的共和则存在了近五百年，然后是君主制。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差不多也是五百年。 〔23〕

航线，也是多样的。

但，构成海图的要素，世界各民族却是相同的。最重要的，是公共关系、公共事务、公共权力、公共机关和公共规则。规则，有公民的约法、君主的王法，以及中国的礼法。礼法、王法、约法，原则上都应该是成文法。公权力的行使，也要依靠法令和文书。因此，各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文字，比如古埃及的图画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克里特的线形文字、哈拉巴的印章文字、中国的甲骨文字。

这是文明的界碑。

那么，选择航线的灯塔是什么？

安全与自由。

但，安全与自由就像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侧重点不同，选择就会两样。更看重自由的，选择民主制；更看重安全的，选择君主制。因为民主的政府必定弱势。非如此不能保证国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国民的自由不被干涉。不过这样的政府要想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古代便难免力不从心。这是大多数古老民族最终都要选择中央集权的原因之一。 〔24〕

是啊，要么有自然灾害需要抗拒，要么有外来强敌需要抵御，政府非得强势不可。

问题是，安全可以用技术来解决，自由却只能靠制度来保证。因此，世界各民族又会殊途同归，最终都将走向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只不过在此之前，大家都得走过漫长的道路，包括西方，也包括中国。

该法典是古希腊时期， 克里特岛南部城邦格尔蒂的民法大典， 是欧洲最早的法典，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

然而，没有什么航程会是弯路，没有什么探索毫无意义。所有民族的勇往直前和坎坷曲折，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都是可以互相借鉴的。为此，我们恐怕得去走走人家的航路，并顺便访问几个港口。

比如雅典，比如费城。

• 21〕 以上请参看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全球通史》第2册、（美国）詹森·汤普森《埃及史》、王海利《埃及通史》、许朝华《埃及文明》。

• 22〕 阿卡德王国始于公元前2340年，古巴比伦王国始于公元前1894年，孔雀王朝始于公元前324年，大秦帝国始于公元前221年，均晚于公元前3100年的埃及第一王朝。

• 23〕 从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到公元前337年与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签订城下之盟，雅典的民主存在了二百多年。从公元前509年到前27年，罗马的共和近五百年。从屋大维建立帝制，到西罗马帝国灭亡，也是五百年。

• 24〕 同样，更看重公平的，选择社会主义，尽管社会主义也要讲效率；更看重效率的，选择资本主义，尽管资本主义也要讲公平。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可以互补的。人类也终将在这一对矛盾中找到平衡点，走出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三章

从雅典到费城

民主是个意外

战国前夕，当时叫作晋国现在叫作山西的地方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世袭的晋国大夫赵桓子去世后，儿子立即被族人集体谋杀。理由是赵桓子的继位，原本就不符合前任赵襄子的遗愿。因此，他儿子不但不能袭爵，还必须被杀掉。 〔1〕

也就在同一年，雅典街头有个卖香肠的却被撺掇着去当政治家，因为他被认为具有一切民主派人士的共同特点：出身卑贱，会做买卖，厚颜无耻，蛮不讲理。一位将军认真地对他说：去吧，伙计，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

卖香肠的吓了一跳：当政治家？我？

将军说：怎么，难道你的父亲是一位绅士？

卖香肠的说：指天发誓，我们全家老小都是无赖。

将军说：我的神，你真是个幸运儿。

卖香肠的说：可是我几乎不认识字。

将军说：那就更好！你以为什么人能当人民领袖？不是要有学问，也不是要有道德，而是既卑鄙又无知。 〔2〕

哈哈，这可真是太好玩了！

当然，雅典发生的事情不是史实，而是剧情，是古希腊戏剧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讽刺喜剧《骑士》中的情节。这出戏就是在晋国那个倒霉鬼被杀的公元前424年公开上演的，还得了头奖，因此可以看作是历史。它至少说明在当时的雅典，很有一些人对民主政治不以为然。

这就意味深长。

众所周知，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例。它在后世是被当作成功的典范而备受推崇的。然而谁能想到，当时竟会遭到如此嘲讽？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喜剧原本也是最具民主性的艺术样式。喜剧，尤其是讽刺喜剧，只有在民主的氛围中才会有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民主国家，喜剧家才能真正享受到最充分的言论自由，不用惧怕因为刺痛了某些权势人物而受到政治迫害。可是，这种最民主的艺术却被用来嘲讽民主，这真是让人情何以堪！

然而只要转念一想，我们就会发现这恰恰是民主制度的优越所在。想想看吧，反对民主的人可以大声说出自己的反对并获得满堂喝彩，请问还有什么制度比这更不坏呢？

恐怕没有。

但这种最不坏的制度，在当时却是异类，甚至意外。 〔3〕

学术界一般都认为，雅典的民主政治开始于公元前594年的梭伦（Solon）改革。但就在六年前，伊朗高原西部米底（Media）王国的国王却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那个嫁给波斯酋长的女儿身上长出枝芽，覆盖亚洲。对此，王室御用祭司的解释是：公主殿下的儿子将征服世界。

国王大为恐慌，下令将那婴儿杀死在荒郊野外。然而由于刺客的心慈手软，孩子逃过一劫，在自己的部落里茁壮成长为一个英雄，并且当真建立了新的帝国。而且，最先被他灭亡的古国，便是他外祖父的米底。

我们知道，此人就是居鲁士（Cyrus）。

他创立的，则是波斯帝国（Persian Empire）。

粘土制圆柱体，上刻阿卡德语楔形文字，署名为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制作于公元前539年，1897年出土于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遗址（今伊拉克），现藏大英博物馆。

居鲁士的生平已经无法确认，也有人说他其实是牧羊女和波斯强盗的私生子。不过米底国王的梦还是被见多识广的希罗多德记录在案。那么请问，这是民主梦吗？ 〔4〕

不，帝国梦。

其实看看左邻右舍就知道，雅典试行和实行民主的那两个半世纪，世界格局绝非民主浪潮风起云涌，而是君主制度遍地开花。埃及从建国到灭亡就一直是王朝，尽管那王朝未必是埃及人的，西亚也从一千七百年前起便走马灯似的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王国。跟雅典同时代的印度和中国则都在走向中央集权，我们从春秋战国走向大秦帝国，印度从列国时代走向孔雀王朝。有人搞民主吗？没有。

就连希腊本土，也是三种政体并行不悖：雅典，民主政治；科林斯（Corinth），寡头政治；斯巴达，贵族政治。在文明的起点上，希腊人也分道扬镳。 〔5〕

民主的雅典，渺小而孤独。

因此，当阿里斯托芬使用他的民主权利尽情嘲讽民主制度时，他当然不会想到，在雅典2550平方公里土地上进行的政治实践，连同它的成功与失败、经验和教训，都将成为种子，成为泉眼。千百年后，这种子会长成参天大树，这泉眼会变成滔滔江河，变成“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潮流。

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一种制度、精神和文明，只要符合人类的共同人性和共同价值，就总有一天会产生出来，哪怕当时只是个案，甚至只是意外。问题仅仅在于：意外是怎么发生的，特例又为什么会变成通例？

这得先让希腊人来回答。

• 1〕 见《史记·赵世家》。

• 2〕 见（古希腊）阿里斯托芬《骑士》。

• 3〕 雅典的民主开始于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完成于前509或前508年的“克里斯梯尼改革”，在前443－前429年“伯里克利时代”达到鼎盛，前431－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后走向衰落，前337年“科林斯会议”后宣告终结，大约存在二百多年。之后，是亚历山大的王权统治。顾准先生即认为：城邦制度的希腊在世界史上是例外而不是通例。见顾准《希腊城邦制度》。

• 4〕 以上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全球通史》第4册。

• 5〕 科林斯（Corinth），古希腊城邦，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北，临科林斯湾。是希腊本土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连接点。公元前8世纪－前7世纪中期，巴希阿德斯家族把持科林斯城邦政权，实行贵族寡头统治。

①帕提侬神庙

②公民大会会场

③公民法庭

④将军驻所

⑤雅典议会

⑥宙斯庙柱廊

⑦未完工的雅典法庭

⑧泛雅典大道

⑨十二主神祭坛

山那边是海

柏拉图说，希腊人是“围着池塘的蚂蚁和青蛙”。

这个池塘叫爱琴海（Aegean Sea）。

爱琴海是希腊人的母亲，她就像从海水的泡沫里创造阿芙洛狄忒（维纳斯）一样把希腊人创造了出来。在欧洲，没有哪个地区会像希腊那样拥有如此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以及如此众多的岛屿。站在希腊任何一个山顶，你看到的都将是蓝天白云下那浩瀚的大海，一望无际。

这是一个海阔天空、无拘无束的自由世界。

如此开放的视野，是让人心胸开阔的。何况还有冬天和暖的阳光，夏天凉爽的信风，这至少保证了他们在露天广场召开公民会议，将不会成为困难重重的事情。

只有一样东西上帝没给他们——肥沃的土壤。

的确，希腊的山坡是荒凉的，土壤是贫瘠的，许多地方寸草不生。适合生长的，主要是葡萄藤和橄榄树；适合生产的，则是葡萄酒和橄榄油，还有盛放它们的陶罐。这些产品很容易就能变成商品，贩运到马其顿（Macedonia）、波斯和埃及等地，换取自己需要的粮食、木材和日用品。

于是希腊人说：好吧，我们航海去！

航海是自由的旅行。在滑翔机和降落伞发明之前，航海无疑最能让人体会到什么是自由，也最能让人明白什么是责任和理性。在航海中，任何头脑发热的轻举妄动和不负责任的胡作非为，都可能导致葬身鱼腹的灭顶之灾。希腊文明中一直有着自由和理性的精神，请不要忘记航海的作用。

还有殖民和经商。

殖民和经商也是希腊人的拿手好戏。据统计，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参加殖民的城邦有四十多个，派生出来的城邦则有一百三十多个，跟爱琴海的岛屿一样繁多。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小国寡民，比如厄齐那（Aegina）的国土面积只有一百平方公里，相当于香港特区的十一分之一，基阿岛（Kythira）一百三十平方公里内则居然有四个城邦。

这可真是不厌其小。

然而这些“小不点”却不畏强权。公元前492年，波斯国王大流士（Darius）要求希腊各邦臣服，外交辞令叫“贡献水和土”。结果，帝国的使者在雅典被扔进了深渊，在斯巴达被扔进了水井。希腊人说：要水土，自己去取！

接下来，便是著名的马拉松战役。

马拉松（Marathon）是爱琴海东海岸的一处平原，距离雅典城只有42公里。因此，当波斯的十万大军来到时，雅典军队便面临两种选择：保卫城市，还是迎击敌人？按照民主制度，将军们把选择权交给了人民。公民大会则以压倒多数作出决议：在马拉松与来犯之敌决一死战。

雅典的男儿们吻别母亲出发了。

可是，当他们真正来到战场时，立即就被眼前的场景所震慑：平原上到处是敌人，既有步兵又有骑兵。斯巴达的援军还在路上，雅典方面却只有一万重装部队，还是全民总动员的结果。所有家当都在这里，敌强我弱，拼得起吗？

将军们一筹莫展。

这时，雅典人特有的公民自豪感起了决定性作用，一位老兵挺身而出接过了指挥权。他把阵式列成长方形，又故意让中部显得虚弱。不知就里的波斯人冲了进来，结果被两翼的雅典军队包抄围歼，剩下的则逃回了船上。

战争结束后，雅典军队派出了信使。这个勇敢的人一口气跑完42公里，冲进城里大声说：我们胜利了。

说完，他便倒地身亡。 〔6〕

没错，雅典胜利了。后来，他们又在萨拉米斯（Salamis）海湾以弱胜强，大败武装到牙齿的波斯军队。可爱的蓝精灵终于斗败了格格巫，这就再次证明，自由的精神一旦被自由的人民所掌握，将会转化成怎样的力量。

据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全球通史》第2册。

真正自由的，也一定是真正独立的。希腊城邦制度和殖民事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独立”。不管这些大小城邦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兄弟，还是朋友，或者母子；也不管它们选择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民主政治，还是寡头政治，或者贵族政治，都各自为政、自行其是。没有人能够凌驾于这些城邦之上，哪怕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

希腊，是没有“周天子”的。

实际上，希腊人如此热衷于殖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独立。也就是说，一个部落或城邦的大家族如果人口过剩，那些地位相对较低、又不甘心被边缘化和底层化的“调皮捣蛋分子”，就会选择远走他乡，自立门户。他们的态度也很明朗：如果殖民成功，那就分庭抗礼；如果失败，则宁肯到“蛮邦”去当雇佣兵或打工仔，也不会回来做那“凤尾”。

独立自由，比荣华富贵更重要。

这就是海的儿子希腊人。航海让他们体会到自由，殖民让他们懂得了独立。那么，经商的意义又是什么？

学会平等。

• 6〕 以上均请参看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全球通史》第4册。关于波斯军队的人数，据前书。

一刀两断

平等是商业活动的基本前提。

人类为什么要有商业？因为需要交换。为什么能有商业？因为可以商量。因此，真正的商品经济，一定是公买公卖、平等互利的，也一定是成交自由、可以讲价的。这就必须独立。独立才平等，平等才自由。像中国皇帝和臣民之间那样，一方叫孝敬，一方叫赏赐，便不是商品经济。

那么，谁必须独立？又从哪里独立？

所有单个的人，都从氏族血缘组织中独立出来。

为什么要独立出来？氏族内部不平等吗？平等。但这种平等是靠不住的，因为每个成员都不能脱离组织关系而单独存在。绝大多数原始民族或者有图腾，或者要文身，就是为了保证自己安全地生活在氏族的羽翼之下。

这其实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因此，当氏族从部落变成国家，族民就会从“对组织的依附”变成“对个人的依附”。起先依附于酋长，然后依附于国君，君主制就这样产生。

显然，必须跟自己的所有靠山都一刀两断。

而且首当其冲的就是氏族组织。

这是需要“刀子”的。

刀子就是契机。没有契机的其他古老民族，都走向了君主制。只有希腊人，还有后来的罗马人，是个例外。

契机并不神圣，动机也不高尚，只不过许多希腊人除了海上贸易或掠夺，没有其他更合适的勾当和营生，何况几乎每个希腊人身上都有水手的素质。甚至直到19世纪，大家还能在他们的港口耳闻目睹这样的故事和对话—— 甲：伙计，听到什么新闻了吗？

乙：提米德利回来了。

甲：赚了不少吧？

乙：两万三千多，数目不小哪！

甲：我也想走一趟，可就是没有船。

乙：你不是有木材吗？我有帆布，我哥有绳索。再说他出过海，可以当船长，祭司那里还有几桶酒。

甲：总得有个小厮吧？

乙：带上我的干儿子巴西尔就行。

甲：我的神，他才八岁。

乙：要说出海，这个年纪也不小了。

据说，这跟伯里克利的时代没什么两样。 〔7〕

他们简直天生就是商人和航海家。

跟中国农民的进城赶集不同，希腊人的商业贸易是专业化和远距离的，也是跨氏族、跨地域，甚至跨国界的。他们很可能会跑到北非，跑到西西里，跑到小亚细亚，面对素不相识的异族讨价还价，把大批的物资倒来倒去。

这就有了三个前提，三个要求：一，产权明晰；二，独立自主；三，使用货币。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是独立的民事责任人，有权自作主张买卖商品、处分财产、敲定价格。事实上，在没有电报、电话和伊妹儿的时代，要求漂洋过海的商人每笔买卖都向氏族部落请示汇报，简直搞笑！何况，他们还很可能在异邦娶妻生子安家落户，再也不回来。

那就只好分家。

分家也不是“包产到户”。户是没有的，分到财产的是独立的个人。这是历史上最彻底的私有制——财产归每个个人所有，而且神圣不可侵犯。

希腊人，经济独立了。

经济独立的结果，是人格的独立；人格独立的结果，则是意志的自由。事实上，一个人只要不必依靠别人的施舍和恩赐过日子，他就不必看别人的眼色，听别人的摆布。同样，如果他能自由地处分自己的财产，他也就能够自由地处分自己的一切，包括身体、思想、言论、政治立场和社会态度。比方说，爱上谁就跟谁做爱，支持谁就投谁一票，喜欢谁就做谁的忠实粉丝，反对谁就骂他个狗血喷头。

相反，如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人都没有彻底的产权，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财产，必定“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都不独立，谁都不自由。包括至高无上的天子，也得向皇天上帝俯首称臣，哪怕只是装模作样。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真是何其重要乃尔！

希腊文明的内核和精髓，也就在这里了。难怪马克思要把希腊的这段历史，称之为人类童年时代“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也难怪恩格斯在说到希腊人的革命时，使用了“炸毁”两个字。是的，由于航海、殖民和经商这三个炸药包，氏族血缘组织被炸得粉碎，人身依附关系被炸得粉碎，史前文化的所有优点和缺点也被炸得粉碎。希腊人，直接从族民变成了公民，并开始建立影响深远的另类文明。 〔8〕

再见了爹妈，咱们从此平起平坐，咱们从此各自保重！

• 7〕 见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所引阿蒲《当代希腊》（1854）。

• 8〕 马克思的话，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话，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走向平等

现在，希腊变成了俄狄浦斯（Oedipus）。

俄狄浦斯是希腊神话中忒拜（Thebe，又译底比斯）国王之子，而这位国王是不想要儿子的。因为他曾经爱上了一位美少年，结果却导致后者的死亡。死者的父亲怒不可遏地对那罪魁祸首施加了诅咒：你将被自己的儿子杀死！

于是，俄狄浦斯刚一出生就被扔到了荒郊野外。

幸运的是，一对好心肠的牧羊人夫妇救了他，另一位国王则收养了他。不幸的是，当他到德尔斐（Delphi）神庙询问身世时，得到的神谕却是：你命中注定要杀父娶母。

勇敢的俄狄浦斯决定反抗命运。他毅然离开养父的王国前往忒拜，却在途中与忒拜国王狭路相逢。俄狄浦斯阴差阳错地杀了那人，当然他并不知道那就是自己的生父。

杀死了国王的俄狄浦斯却被忒拜人民奉为英雄，因为他破译了斯芬克斯之谜。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在埃及原本是法老权威的象征，跑到希腊却变成了女妖。她刁钻古怪地问忒拜人：什么动物，早上四条腿走路，中午两条腿走路，晚上三条腿走路？答不上来，我就吃了你。

结果，一个又一个忒拜人被她吞下。

俄狄浦斯却大声回答：你说的就是人！

确实是人。早中晚，即婴儿、成年和拄杖的晚年。

忒拜人民得救了。俄狄浦斯也继承了王位，并且娶前任王后也就是他的母亲为妻。诅咒和神谕都得到了实现，终于得知真相的俄狄浦斯则刺瞎了双眼，远走他乡。 〔9〕

陶器，制作于公元前470年，梵蒂冈博物馆收藏。

这是一个希腊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后来又被西方学者再三解读，话题则有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命运是否可以抗拒，同性恋有没有罪，等等。因此，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也可以进行这样的理解和破译：杀死了父亲即炸毁了氏族血缘组织，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希腊人，又靠什么来组成社会结为群体，不至于因各行其是而天下大乱？

契约。

用契约管理社会，在希腊人那里丝毫都不奇怪。作为商业民族，他们早就意识到处理事务和关系，物比人好。这个物就是货币和契约。货币干净利索，契约人我两便。只要大家都信守合同，照价付款，就相安无事。而且，由于它对签约各方具有同样的约束力，因此是公正的，也是公平的。

第一种平等产生了——契约面前人人平等。

这样一种好东西，当然可以放之四海。比方说，用来制定研究问题讨论问题的方法和规则。这些方法和规则，比如逻辑，是人与自然的约法，也是人与人的约法。其中，不证自明的叫“公理”，推导的过程叫“推理”，推导出来的叫“定理”，最后的结论叫“真理”。某个结论是不是真理，不归张三说了算，也不归李四说了算，要看是否符合逻辑关系和事先约定，谁都没有特权可以蛮不讲理。

科学诞生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契约既然可以用于自然，就更可以用于社会。社会的契约就是法律。只不过，它不像商业合同那样一对一地签，而是全体公民一起来。由于它是关于社会问题的，所以叫“社会契约”；由于它是全体公民签订的，所以叫“全民公约”。

所谓“全民公约”，其实就是每个人跟其他人都互为甲方和乙方，就像民主是“自己统治自己”。这样一种签约，当然更必须遵守，立法者和执法者也不能例外。作法自毙，不是立法者的悲哀，反倒是他的光荣和成功。

法治诞生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这里面有问题。

契约面前人人平等，是没问题的。因为甲方和乙方人格平等，权利对等。谈不拢，可以不签；有情况，可以修改；执行不了，可以认赔毁约。总之，契约是可以商量的，而且只要甲乙双方商量就行。商量不通，还有仲裁机构。

法律也可以这样吗？

难。全体公民一起来立约，不可能条条款款都意见相同。如果左也谈不拢右也谈不拢，又怎么办？就不要法律了？

当然不行。

也只能先做两个约定。

第一，法律的制定，只能寻找“最大公约数”，也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或不能容忍的。比方说，不能杀人，不能放火，不能抢劫，不能盗窃，不能强奸，不能私入民宅。这些大家都同意，那就写进法律，成为共识，也成为约定。

这就是“法治原则”。

第二，如果连最大公约数也找不到，那么对不起，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以多数人的约定为约定。

这就是“民主原则”。

显然，法治跟民主一定是孪生的。法律能管的，也一定只能是底线。更高的要求，比如见义勇为、救死扶伤、相濡以沫、助人为乐等等，法律就管不着了，只能靠道德。

这就导致了西方人的又一次签约，只不过这回是跟上帝签的，合同的内容是——人类承诺，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人不做坏人。上帝承诺：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

宗教诞生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当然，这次签约希腊人并不在场，也不可能在场。因为他们的那一页，已被历史翻了过去。正如我们将在《两汉两罗马》一卷所说，完成新使命的，将是罗马人。

再见了，希腊！

奇怪！独立自由的希腊，科学民主的希腊，阳光灿烂青春年少魅力四射的希腊，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 9〕 俄狄浦斯的故事在古希腊有各种版本，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都写过同一题材的剧本，这里不讨论。

衰落与复兴

希腊衰落，是因为他们丢掉了自己的精神。

什么是希腊精神？独立与自由，科学与民主。但，正如希腊的民主不彻底，他们的独立、自由、平等也不完全。奴隶是不自由的，妇女是不独立的，男人和女人也是不平等的。民主时代的雅典甚至有这样的法律：与他人之妻通奸者将付出生命代价，强奸则只需要罚款了事。因为强奸只不过损害了妇女的权益，通奸则不但挑衅了男人的尊严，还可能导致其财产落入他人之手。比方说，蒙在鼓里的丈夫稀里糊涂把一个“野种”当成了自己的儿子。 〔10〕

请问，这又是什么混账逻辑？

坚持混账逻辑的结果，是走向自己的反面。希波战争之后，胜利了的雅典变得贪婪、自私、狂妄、不可一世和没有节制。也许，在雅典人看来，他们有资格这样。是的，波斯帝国的两次进攻都被打退了，许多岛屿纷纷参加了雅典为首的希腊同盟；而他们自己的城邦，则在伯里克利任首席将军的十五年间，风光无限达到鼎盛，号称“希腊人的学堂”。

于是雅典人认为，他们可以称霸。

结果却是同盟国的反抗，斯巴达的不满，以及长达二十七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The Peloponnesian War），整个希腊变成群雄逐鹿的战场。为了战胜雅典，斯巴达甚至不惜与宿敌波斯相勾结。城邦的希腊名存实亡，终于变成马其顿帝国（Macedonian Empire）征服和吞并的对象。 〔11〕

斯巴达重步兵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军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雕像的年代为公元前5世纪，现藏于希腊斯巴达考古博物馆。

显然，希腊的衰落和灭亡，是从雅典谋求海上霸权之时开始的。在这天，他们恃强凌弱，自己背叛了自己。

希腊精神被希腊人弄没了，留下的只有精神遗产。

但，这又是多么宝贵的遗产啊！在古罗马的立法和司法，在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和国会，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尼德兰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荷兰共和国），在法国的《人权宣言》，我们都能看到它的闪光。

还必须说说城市自治（city autonomy）。

城市自治是欧洲中世纪封建时代的事情。当时，大批有着专业技术的手工业农奴逃离封建领主的庄园，聚集在要道和港口等商品集散地，形成新的商业城市。市民们在城市中结成公社（commune），一方面“凑份子”向急需用钱的领主购买自由，另方面与希望打压封建割据的国王结盟。左右逢源长袖善舞的结果，是自治城市（city status）诞生。

自治是充分的。只要有国王或领主的特许状，市民就可以联合成社团，有权用社团的印章签订协议，并拥有自己的市政厅、法院和市外属地，自己管理自己的城市。公元1227年英国国王亨利三世（Henry Ⅲ）颁发的一份特许状甚至明文规定，农奴只要在城里住够一年零一天便不再是奴隶，“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的民谚也由此产生。 〔12〕

很显然，城市自治，就是市民的“联合赎身”。

这可是我们中国人闻所未闻的事情，然而意义极其重大。它不但意味着市民已经成为一个阶级（市民阶级），而且意味着他们有了政治的诉求和执政的能力。市民阶级是资产阶级的前身，城市自治则是资本主义的前兆。当这样一种自由的力量足够强大时，欧洲的封建社会也就寿终正寝。

但，城市能够自治，又有两个原因。首先在古希腊，独立自主的城邦原本就是自治的，甚至可以有不同的政体。这个传统虽然断断续续，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其次则是从古罗马一直到后来，无论西方世界的国家体制和国家形式如何变化，契约和法治的精神都贯穿始终。就连欧洲各封建君主跟封臣的关系，也由契约来规定。有这两个前提，一种新型的国家和全新的建国方式，就迟早会诞生出来。

她的名字，就叫美利坚合众国。

• 10〕 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民主的曙光》。

• 11〕 请参看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

• 12〕 请参看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费城对接雅典

1620年，也就是明朝万历皇帝驾崩那年，有一艘名叫“五月花号”（May Flower）的轮船从普利茅斯（Plymouth）出发驶向北美，目的地是弗吉尼亚（Virginia）。因为根据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Ⅰ）颁发的特许状，弗吉尼亚公司可以在那里建立殖民地，船上的人也跟公司签订了合约。

可惜经过66天的漂泊，“五月花号”已无法继续航行，只能就近登陆，船上的人也只好在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安家落户。此后的故事不堪回首：上岸时他们有102人，仅仅一个冬天的寒风就带走了58条生命。但在第二年春，当“五月花号”再次来到这里时，船长却惊诧地发现，那些正在垂死挣扎的人居然没有一个肯跟他回到“文明”的英国。

原因很简单：在这里能独立，在这里有自由。 〔13〕

这可真是“不自由，毋宁死”。

难怪这些苦难而勇敢的人们，会被美国人视为自己的精神先驱。尽管他们不是最早的北美移民，但正是他们，制定出第一份体现了“主权在民”思想的文件，这就是《五月花号公约》。这份文件是乘客中的成年人在船上签署的，却为美利坚人（Americans）按照契约精神建国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马萨诸塞一直是独立运动的策源地，自由精神的践行者。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773年，为了挽救濒临破产的东印度公司，英国政府命令将茶叶直接销往北美，不收关税也不通过中间商，预期售价比走私的还便宜一半。

然而北美人民却认为，自由比便宜茶叶更重要，纷纷表示绝不允许东印度公司的茶船靠岸卸货。马萨诸塞人甚至在1773年12月16日夜里，登上强行进入波士顿（Boston）港的英国船只，把成吨的茶叶扔入了海中。

倾茶事件让英国政府暴跳如雷。他们悍然下令封锁了波士顿港，取消了马萨诸塞的自治权，并且调兵遣将前往波士顿进行镇压。然而尽管如此，却没有一个失业的工人应聘去修英国兵营，没有一个贫穷的农民卖粮食给英国军队，因为他们宁肯一无所有，也绝不出让自由。

没错，若为自由故，一切皆可抛。

后来的独立战争首先在马萨诸塞打响，并不奇怪。

波士顿倾茶事件200周年纪念邮票，由美国邮政署于1973年发行，一套四张。

这种精神是马萨诸塞人的，也是所有美利坚人的。跟希腊人一样，美利坚人的建国史也与航海、殖民和经商密不可分，她的前身则是13个英属殖民地。其中第一类是英国国王册封的，叫领主殖民地，如马里兰（Maryland）。第二类是国王颁发特许状，由商业公司建的，叫公司殖民地，如弗吉尼亚。第三类是自由移民根据自己的契约建起来的，叫自治殖民地，也叫契约殖民地，如罗德岛（Rhode Island）和康涅狄格（Connecticut）。但无论哪种，都各自为政。英国国王虽号称享有主权，其实“主权王有，治权民有”。13个殖民地之间既没有隶属关系，也没有统一体制，甚至老死不相往来。

唯一的相同是核心价值——独立、自由、平等。

由是之故，他们才会打破惯例坐到一起，两次在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的费城（Philadelphia）召开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起草《独立宣言》，决定进行独立战争。他们当然也会在胜利后就一哄而散，拖了好几年才召开制宪会议。因为联合是为了独立，作战是为了自由，怎么可能在赶走英国国王以后，又造出一个美国国王？

美国，是希腊城邦的“转世灵童”。

因此，尽管他们后来还是制定了联邦宪法，建立了联邦政府，但他们的建国日却定在了通过《独立宣言》的1776年7月4日。显然，在美利坚人看来，国家精神远比国家形式重要。或者说，最重要的是国家精神，其次是宪法，然后才轮到国会、行政机关、最高法院和总统。

这就是“美国精神”，同时也是“希腊精神”。独立、自由、平等，科学、民主、法治，一以贯之，薪尽火传。

路漫漫其修远兮，从雅典到费城。

让我们重温一遍那不朽的宣言吧——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每个人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正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自己中间建立起政府……

为什么要有国家？现在可以搞明白了。

文明的秘密，也应该昭然若揭。

• 13〕 请参看刘祚昌、光仁洪、韩承文主编《世界通史》近代卷上。

第四章

谢绝宗教

我们不是幸存者

当西方文明的“五月花号”从雅典启航，途经罗马、君士坦丁堡、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终于抵达费城时，世界上那些最古老的文明都怎么样了？

大多都不辞而别，比如奥尔梅克（Olmec）。

跟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一样，中美洲的奥尔梅克也属于第一代文明，创造者则是种植玉米，吃南瓜、辣椒和西红柿的农业民族。他们崇拜美洲虎或者美洲豹，城市里有金字塔形状的神庙，但最具标志性的还是巨石头像。

这是一个至今无人破译的谜团。的确，这些石像是那样地怪异，无一例外地都只有头颅没有身躯，却个性张扬形象逼真。同时，它们又是那样地巨大，全部都由整块的玄武岩雕刻而成，最高的一尊竟重达三四十吨。

圣洛伦佐第八号大头像，高2.2米。

圣洛伦佐第六号大头像，高1.67米。

如此之重的石像，如何运到不产玄武岩的奥尔梅克祭祀中心呢？不清楚。我们只知道，这些石像最后被掩埋，不受打扰地静静躺在一个隆起的山丘下，上面长满灌木丛。直到火山运动把其中几个震落到草地上，它们才重见天日，并迎来另外一些人类敬畏、惊诧和疑惑的目光。

此刻，奥尔梅克文明早已陨落，连同它的创造者都莫名其妙地消失在热带丛林，不知去向。 〔1〕

这座金字塔是墨西哥特奥蒂瓦坎遗迹中最大的建筑，特奥蒂瓦坎人有高超的建筑技术。

其他兄弟姐妹呢？

有的也不见了，比如哈拉巴（Harappa）。

哈拉巴诞生在今天巴基斯坦境内印度河流域，因此也叫印度河文明，但与印度文明不是一回事，标志则是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和哈拉巴这两座城市。它们分别在印度河的上下游，相距644公里，哈拉巴文明便由此得名。

两座城市几乎是孪生的，面积和人口大致相同，也都有卫城和谷仓，就连卫城的朝向和用砖都是一样的，不免让人猜测这两个独立的城邦很可能出自同一设计师的手笔。

没错，它们的卫城都面向西方。

与奥尔梅克的神秘和神奇不同，世俗的哈拉巴文明是平易近人的。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竟然是发明了古代社会的生活奢侈品，这就是包括抽水马桶在内的卫生间。于是，哈拉巴人可以很方便地每天洗澡，而不用担心污水的处理。

据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全球通史》第2册。

这其实是程度很高的文明。因为不但浴室的设计需要聪明才智，为城市建立排污系统更不是简单的事情。所有这些都证明哈拉巴文明有一个或一群智慧的领导者，可惜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事实上两座城市都没有宫殿和神庙，那么是谁在高效率和有条不紊地管理着它们呢？不知。 〔2〕

但我们知道，这大不同于克里特（Crete）。

克里特文明是被历史学家以公元前1700年为界，分为早王宫和后王宫两个时代的，可见其显著特征是宫殿。其中最负盛名的米诺斯（Minoans）迷宫已经被考古学家完整地发掘出来，确实规模宏伟结构复杂，只不过里面没有怪兽。

怪兽是米诺斯王后与一头漂亮公牛的私生子，因此半人半牛。他或它就住在迷宫里，战败的雅典则被米诺斯国王勒令每年或每隔九年送来一船或七对少男少女，供那家伙消遣或者食用。这种残忍而悲惨的游戏持续了很久，直到寄养在外公家的雅典王子忒修斯（Theseus）横空出世。

忒修斯宣布，他愿意去做牺牲品。

毫无疑问，忒修斯是要为民除害。幸运的是，这位少年英雄刚一出现在克里特岛众人面前，米诺斯公主就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公主给了他线团和一柄魔剑，忒修斯则用魔剑杀了怪兽，然后沿着一头拴在门口边走边放的线，按照公主从设计师那里获得的办法走出了迷宫。

可惜乐极生悲。忒修斯返回雅典时，忘了依照事先的约定将船上的黑帆换成白帆。误以为儿子已死的雅典国王悲痛欲绝跳海自尽，那片体现了父爱的海域则被以他的名字埃勾斯（Aegeus）命名为爱琴海（Aegean Sea）。 〔3〕

这当然是神话传说，却也一语成谶，只不过挂上黑帆的是克里特文明。它被后来的征服者迈锡尼人（Mycenaeans）打扫得一干二净荡然无存，就像哈拉巴文明人间蒸发，两河文明掩埋在黄沙和土丘之中，全都了无陈迹。

至于今天的埃及，沃土还是那片沃土，河流也还是那条河流，但民族已不是那个民族，文明也不再是那个文明。作为运气最好的一家，古埃及也只留下了西风残照，以及并非汉家的陵阙——金字塔，还有躺在里面的木乃伊。

文明的陨落，几乎是普遍性和规律性的。

唯一的例外在我们这里。的确，创造中华文明的始终是同一个民族，只不过一直在发展壮大，不断有新鲜血液增加进来。同样，我们创造的也只有一个文明，从夏商周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三千七百年不曾中断，没有断层和空白，也没有陨落和衰亡，西方人总结的规律未必符合中国国情。 〔4〕

但，以其他文明为参照系，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比如印度。

• 1〕 关于奥尔梅克文明，我们其实知之甚少，学术界也说法不一。此处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全球通史》第3册、丁朝阳《玛雅文明》、王晶波《失落的文明》。

• 2〕 请参看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全球通史》第2册。

• 3〕 以上请参看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全球通史》第2册，（美国）依迪斯·汉密尔顿《神话》。忒修斯的故事也有各种版本，这里不争论。

• 4〕 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都有争议，这里不展开。

翻过喜马拉雅

公元1025年，也就是中国北宋的仁宗年间，有个名叫马穆德（Mahmud）的阿富汗突厥人，攻陷了印度西海岸的苏姆拉特（Somnath）城。马穆德对此地觊觎已久。在过去那些年份里，他每年冬天都要离开寒冷的加兹尼（Ghazni），率军到旁遮普平原（Punjab Plain）展示威武雄壮。他把这看作自己的神圣使命，所到之处是什么样子也就不难想象。

印度人却毫无戒心。

淡定和泰然是有道理的，因为苏姆拉特有印度最崇高的圣殿和神庙，里面供奉着湿婆（Shiva）。湿婆与梵天（Brahma）和毗湿奴（Vishnu）同为印度教的三大主神，其中梵天是创造神，毗湿奴是保护神，湿婆是破坏神。但湿婆只是在世界行将就木时才实施毁灭，而且毁灭之后将再造新生。

在大多数描绘中，湿婆有四只手，其中三只分别握着敲响生命节奏的鼓，举着能够毁灭和再生的火，拿着保证胜利的棕榈叶，另一只手则呈现出漫不经心的雄辩姿势。那高高抛起的头发表明他在以惊人的速度飞快旋转，脸上却依然是平静的微笑，表示世界在痛苦与欢乐中无限循环。

体现了再生力量的是名叫林伽（Lingam）的圣物。它是镶嵌着珠宝的直立柱子，象征着湿婆的生殖器。每天，人们都要从很远的地方打水来清洗它，还有三百多名舞女在它面前不停地表演，从而确保信徒的虔诚和神的永恒。

这样的圣城，怎么会被攻陷呢？

印度朱罗王朝时期雕像，美国洛杉矶艺术博物馆藏。

因此，当马穆德到来时，那些印度教徒只是安静地冷眼旁观，并等待神的赐福。结果可想而知，马穆德以胜利者的姿态傲然站立在破碎的神像前，神庙里一片狼藉。 〔5〕

当然，马穆德的政权还是被另一帮突厥人推翻了，后者的领袖则在德里（Delhi）自称苏丹（Sultan），即伊斯兰世界世俗的君主。这个政权史称德里苏丹国家，北部印度也变成了突厥人的天下。只不过这时的中国已是南宋，德里苏丹的建国时间则在蒙古草原的铁木真自称成吉思汗那年。

但，这种事情在印度却不是第一次，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成为这片土地君主的外国人，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Alexandrina Victoria），之前统治时间较长的除突厥的德里苏丹，还有建立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的蒙古人。至于入侵者，则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

公元前518年，波斯人；

公元前325年，马其顿人；

公元前304年，条支（伊拉克）人；

公元前180年，大夏（塞种或斯基泰人）；

公元1世纪中，大月氏人；

公元5世纪中，白匈奴人；

公元712年，阿拉伯人。

此后，是突厥、蒙古、荷兰、法国和英国人。

这可真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的确，在外人眼里，那片土地确实神奇，居然有长羊毛的灌木和产蜂蜜的芦苇。看来，仅仅棉花和甘蔗便足以让西方蛮族大惊小怪，真不知道他们看见骑在大象上的印度王公是何感觉。难怪就连唐太宗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尽管他只能从玄奘法师那里得到一些需要靠想象来补充的印象。

但，比较一下两大文明，却或许是有意思的。

表面上看，印度与中国不乏相似之处，比如都是“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之间”，只不过我们是黄河与长江，他们是印度河与恒河。然而喜马拉雅一山之隔，中华与印度又呈现出诸多不同，甚至天差地别，不可同日而语。

最直观的区别在于对待历史的态度。近现代以前，印度甚至没有一部像样的通史、编年史或者断代史，以至于历史学家想要弄清楚其来龙去脉，除了借助中国、西方和阿拉伯人的只言片语，便只能指望出土文物。

印度人自己却满不在乎。他们似乎并不介意，从甘婆王朝（Kanva Dynasty）到笈多王朝（Gupta Dynasty）那一片空白的三百多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也不介意，如果历史出现了断层，将怎样体现它的连续性。 〔6〕

这未免怪异。要知道，印度人对于时间的理解，可是连刹那（0.018秒）和瞬间（0.36秒）都有区别的，却不在乎几百年记录的空白或模糊。难道千年不过弹指，瞬间和刹那反倒永恒？或者过去并不重要，当下才是历史？

也许吧，也许。

实际上，印度文明本身就是难解之谜。它的时间线索断断续续，空间范围变动不居，中心漂移而结构复杂，宽厚兼容又固步自封。印度几乎从未侵略过别人，自己的历史却往往被外族改写。同样，在英国人之前，也从来没有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将众多的族群和林立的土邦真正整合在一起。他们是各自为政和自行其是的，却又同属于一种文明。

这真是咄咄怪事。

那么，在印度半岛，永恒不变的是什么呢？

有一件事情或许能够说明问题。

公元1000年，一座巨大的神庙在朱罗（Chola）王国的首都坦贾武尔（Thanjavur）竣工。这座花岗岩砌成的圣殿是那样宏伟壮观，仅顶部的圆形拱顶就重达80吨，上面还有金色的标志性装饰物。这是罗阇罗阇（Rajaraja，阇读如都）国王慷慨解囊和其他豪门奉献的结果，他们当然也不会忘记在底座刻上花体字的碑文，并在神龛前竖起林伽。 〔7〕

这时，只比马穆德攻陷苏姆拉特早25年。

苏姆拉特与坦贾武尔却是天南地北。后者在印度半岛东南部，与斯里兰卡（Sri Lanka，旧称锡兰）隔海相望，前者却因为在西北而受到来自阿富汗的打击。然而他们都有美轮美奂的神庙，而且供奉的也都是湿婆。

支持着印度文明的是什么，现在清楚了吧？

没错，那就是宗教。

• 5〕 请参看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中世纪卷、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全球通史》第10册、（美国）斯坦利·沃尔波特《印度史》。这段历史的人名地名有各种译法，马穆德又译马默德、马茂德、马哈茂德、麦哈茂德，苏姆拉又译索梅纳斯、斯谟那特，此处译名从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外文从斯坦利·沃尔波特《印度史》。

• 6〕 比如哈拉巴文明与印度文明之间便有几百年的空白，从甘婆王朝到笈多王朝之间也有三百多年史实不清。请参看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

• 7〕 坦贾武尔又译坦焦尔，此处从斯坦利·沃尔波特《印度史》译文。本段描述亦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全球通史》第9册。

宗教之邦

宗教是印度人的生命线。

似乎没有哪个民族像印度人这样痴迷于宗教。他们可以没有国家，也可以没有民族，甚至可以改变信仰，哪怕那信仰是外来的，但什么宗教都没有却绝对不行。因此，他们不仅宗教品种繁多，信徒到处都是，还为人类贡献了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佛教，尽管它在本土反倒走向了衰落。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可能是地理、历史和文化多方面的。

的确，有着喜马拉雅这座庄严肃穆之圣山，恒河这条奔流不息之圣河的印度，似乎命中注定要成为宗教大国。因为那里有太多的神秘和不可思议，太多西方闻所未闻，中国绝不会有，其他民族也无法想象的东西。

比如种姓制度（caste system）。

种姓制度是印度的土特产，简单地说就是把人分为有着高低贵贱的等级。等级起先有四个，依次是：

婆罗门（Brahmin），祭司和僧侣；

刹帝利（Kshatriya），国王和武士；

吠舍（Vaishya），平民，包括商人；

首陀罗（Sudra），奴隶和被征服者。

后来，又出现了第五种姓（Panchamas），被称为旃荼罗或不可接触者（Untouchables），意思是贱民。

种姓是与生俱来和世袭不变的，不同的种姓之间则壁垒森严，禁止通婚。制度最严的时候，一个“贱民”如果不小心被高级种姓的人看见，就得躲起来自杀谢罪。 〔8〕

这是典型的不平等制度。

其实，这种制度也让所有人都活得担惊受怕。最低级的贱民固然时时都有性命之忧，高贵者也得小心翼翼，比如在晾晒被单和衣服时，必须确保不会有卑贱者偶然路过，因为那很有可能会使自己的贴身之物被后者的影子玷污。

于是就有了不同的声音。

为种姓制度提供思想武器、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持的是婆罗门教（Brahmanism）。他们以创造之神梵天为最高信仰，古代文献吠陀（Veda）为宗教经典，奉行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按照他们的说法，四大种姓是梵天用自己身体的不同部位创造出来的：嘴创造婆罗门，手创造刹帝利，腿创造吠舍，脚创造首陀罗，当然贵贱有别。 〔9〕

这并不奇怪，毕竟，婆罗门是雅利安人的宗教，而雅利安人是次大陆的入侵者和新文明的创造者。哈拉巴文明湮灭之后，让印度半岛文明之花梅开二度的便主要是他们。与被征服的土著相比，雅利安人的肤色要浅得多，他们也当然要提出种姓的概念。要知道，种姓一词源于梵语瓦尔那，而瓦尔那（ varna）的意思是颜色，同时也意味着品质。 〔10〕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征服者当中也有了婆罗门和刹帝利，白皮肤的征服者反倒有些人社会地位降低。重新洗牌不可避免，要求平等也呼声甚高，需要的只是说法。 〔11〕

佛教和耆那教（Jainism）应运而生。

两种新宗教对所有人都是敞开大门的，诞生于16世纪的锡克教（Sikhism）也如此。事实上，佛的本义是觉悟者，耆那的本义是胜利者，锡克的本义是学习者，所以，他们也都是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的反对者。是啊，每个人的血都是红色的，为什么要分等级？值得在乎的只是你的觉悟、学习和胜利，而不是出身。这样的说法，显然比繁琐的仪式和刻板的教义更能让人欣然接受，广为传播。

自由平等的旗帜，终于被高高举起。

国王们则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例如，比秦始皇略早一些的孔雀王朝阿育王（Asoka）就是佛教的信奉者。他放下屠刀皈依佛门以后，派到邻国的就不再是军队而是弘扬佛法的高僧。但到中国的西晋变成东晋那会，改革后的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Hinduism），却在笈多王朝的大力支持下勃然复兴。至于突厥人的德里苏丹国家、蒙古人的莫卧儿王朝，当然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

印度，岂能不是宗教之邦？

事实上，文明的嬗变，文化的传播，政权的更迭，王朝的兴衰，在印度都与宗教息息相关，也与王朝的宗教政策关系密切。笈多王朝对所有的宗教都很宽容，便让印度文化在其治下达到鼎盛；莫卧儿王朝的阿克巴（Akbar）大帝娶印度教首领的女儿为妻，结果是政权稳固天下归心。

显然，阿克巴这个突厥化蒙古人的波斯混血儿是非常聪明的，尽管他不认识字，只是一介武夫。阿克巴甚至有这样一句名言：一切宗教都有光，有光就或多或少会有阴影。只不过，他不知道这光来自哪里，那影子又有多长。 〔12〕

也许，这得去问犹太人。

• 8〕 以上请参看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斯坦利·沃尔波特《印度史》、（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 9〕 见婆罗门教经典《摩奴法典》。

• 10〕 请参看（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龙昌黄《印度文明》。

• 11〕 请参看（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 12〕 以上请参看斯坦利·沃尔波特《印度史》、龙昌黄《印度文明》。

没有国界的国家

迦勒底（Chaldea）王国的首都新巴比伦（Neo-Babylonian）美轮美奂。这座建造在巴格达（Baghdad）以南数十公里的城市有三道城墙，每道城墙每隔44米就有一座塔楼。墙上的大道可容四匹马并行，城外则是又深又宽的护城河。城中金碧辉煌的王宫内，还有一座高达25米的空中花园。那是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为他那娶自米底的美丽王后修建的，后来被希腊人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13〕

但在犹太人看来，这里不是花园，而是监狱。

建都耶路撒冷（Jerusalem）的犹太王国，是由于在大国争霸时倒向埃及，而被尼布甲尼撒列入黑名单的。中国春秋时期的公元前586年，也就是释迦牟尼出生前二十年，尼布甲尼撒第二次攻进耶路撒冷，把这个弱小的国家从地图上彻底抹去。他当着犹太国王的面杀死了犹太王子，将耶路撒冷夷为平地，然后挖去了那亡国之君的双眼。国王被戴上手铐脚镣掳往巴比伦，同行的贵族、祭司和工匠多达上万，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巴比伦之囚（Babylonian Captivity）。 〔14〕

此一去差不多半个世纪，直到公元前539年，他们才被灭亡了迦勒底王国的波斯皇帝居鲁士释放回国，以“自治神庙城市”的形式在耶路撒冷重建家园。 〔15〕

据John Clark Ridpath《世界史》。

可惜，犹太人的命运实在是太悲惨了。此后，他们的国家又多次被征服，人民也多次被流放，最后在中国的东汉时期被罗马人赶尽杀绝，从此成为一个没有祖国、迁徙散居于世界各地的流亡民族。可以说，几乎没有谁像他们那样灾难深重又坚忍不拔。也许，只有耶路撒冷第二圣殿遗址上那座哭墙（Wailing Wall），才知道他们流过多少泪水。 〔16〕

但，一个文明史上的奇迹也被创造出来。

事实上，几千年来被征服的小国不可胜数。而且，只要国破家亡人员流散，就再不可能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唯独犹太人，失去祖国一千八百年，流散世界十万八千里，而民族犹存。甚至可以说，他们即便再流亡一千八百年，也依然会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而自立于世界之林。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宗教。

这是不争的事实。正如我们将在《两汉两罗马》一卷中要讲到的，犹太人是历史上最早建立信仰的族群。这种信仰的真正确立，则正好就在他们集体受难之时。《旧约》的前五篇《摩西五书》，便是在巴比伦之囚那会儿，由犹太的先知整理编写出来的。实际上，这个时候他们太需要救世主，也太需要认同感了。唯其如此，才会写出这样的诗句：

我们在巴比伦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17〕

啊，耶路撒冷城南的锡安（Zion）山呀！

这当然远远不够，尽管可能意味着复国。 〔18〕

于是，苦难的犹太囚徒被告知，只有他们的战神雅赫维（Jahweh或 Yahveh）才是唯一的神。可惜，此前的犹太人却忘记了这一点，反倒崇拜多神和偶像。显然，受难是因为背叛，新生则要靠虔诚，最早的一神教就此诞生。 〔19〕

没错，这就是犹太教（Judaism）。

从此，失去祖国背井离乡的犹太人有了主心骨，有了凝聚力，有了核心价值，也有了认同感。事实上，只要坚信唯一的神和先知的教诲，恪守教规，严守禁忌，那么，无论他身处何地，也无论贵贱贫富、肤色黑白，他就是犹太人。 〔20〕

国籍，反倒是无所谓的。

实际上，犹太人比许多有祖国的民族更团结，甚至更有文化优越感。因为按照他们的教义，只有犹太人才是上帝的特选子民。这种观念和感觉使他们保持了民族特质，并能够不间断地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输送人才，尽管犹太教也因此而无法像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具有世界性。 〔21〕

呵呵，此时无国胜有国。

其实，宗教之于人，意义和作用与城市和国家不乏相似之处。比如一个人说“我是佛教徒”时，就跟他说“我是曼谷人”或者“我是泰国人”没什么两样，效果都无非是身份的辨识或认同。你是北京人，我是上海人，是辨识；你是穆斯林，我也是穆斯林，则是认同。宗教甚至也像城市和国家一样能够提供安全感和自由感：来自神的保佑和庇护体现了前者，发自内心的真正信仰体现了后者。

宗教，是没有国界的国家。

然而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我们民族是没有宗教的，之后也不纯粹和虔诚。孔子的说法是“祭神如神在”，民间的观念是“不灵则不信”。说到底，是似信非信，若有若无。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也许，还得先弄清楚宗教从哪里来。

• 13〕 也有西方学者认为，希腊人说的空中花园不在新巴比伦，而在亚述首都尼尼微（Nineveh），建造者则是亚述国王辛拉赫里布（Sennacherib）。

• 14〕 以上请参看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赵彦、于至堂《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事件》。

• 15〕 见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

• 16〕 哭墙又称西墙，是耶路撒冷旧城古代犹太国第二圣殿护墙的仅存遗址。犹太教把该墙看作是第一圣地。千百年来，流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回到圣城耶路撒冷时，便会来到这面石墙前低声祷告，哭诉流亡之苦。

• 17〕 见《圣经·旧约·诗篇137:1》。

• 18〕 在犹太教的圣典里，锡安是雅赫维居住之地，也是雅赫维立大卫为王的地方，后来的锡安主义（Zionism）更被译为犹太复国主义。

• 19〕 以上请参看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英国）亚历克斯·沃尔夫《世界简史》、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

• 20〕 根据犹太教律法《哈拉卡》的定义，从宗教意义上讲，一切皈依犹太教的人；从民族意义上讲，所有由犹太母亲所生的人，都广义地属于犹太人。

• 21〕 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

巫术之子

后羿射日之前，女丑死了。

女丑不知是晒死的，还是烧死的。可以推测的是，她死前扮演了旱魃（读如拔）。旱魃就是旱魔。古人认为，旱灾是旱魃作祟的结果，对策则是让人装扮成旱魃，然后站在太阳底下暴晒。旱魃受不了，就会逃走，灾难也就解除。

当然，烧死这人，效果也一样。 〔22〕

无疑，这是一种巫术（Witchcraft）。

巫术是人类最早的文化模式之一。在时间表上，只有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排在它的前面。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工具或者技术，目的则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只不过巫术的思维方式比较特别。比方说，它认为一个事物的样子，跟这个事物是同一的。因此，扮演旱魃的女丑死了，旱魃也就会死。

同样，天不下雨，就往天上泼水；人不生娃，就搞生殖崇拜；病治不好，就请道士画符。这些都是巫术，是几乎所有民族在原始时代都会有的救命稻草。它甚至需要依靠专业技术人员，即巫师和巫婆，女丑则是其中之一。

难怪女丑非死不可。

遗憾的是，女丑虽然死了，旱情却依然如故，天帝或尧也只好让后羿出手射下那九个多余的太阳。这真是让人情何以堪。难怪就连古代神话也吞吞吐吐语焉不详，也难怪许多人要批评巫术，或者把巫术称为“伪科学”。

但这是不对的。要知道，即便是科学也要试错，巫术则是人类的“集体试错”。没有巫术的千万次试错，我们就学不会天气预报，也学不会人工降雨，甚至连想都不会去想。

据袁珂《中国古代神话》。

正是巫术，把人类领进科学之门。

实际上，科学与巫术一脉相承。它们都认为，世界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掌握的。人类一旦掌握规律，就可以控制事态，改变现实。只不过，科学掌握的规律是现实的，巫术却很可能误入歧途，因为巫术的主张多半想当然。

所以，科学必然诞生。

巫术也不是“伪科学”，而是“前科学”。

没错，科学前的科学。

科学，是巫术的长子。

然而人类却不能过河拆桥，有了儿子就忘了老子。要知道，相对于科学已经掌握的部分，未知领域是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因此，我们不能失去好奇心和敏锐度，甚至不能不想入非非。好奇害死猫，不好奇却可能害死人。

巫术，恰恰代表着人类那根敏感的神经。

也许，巫术探索世界的方法是错误的，也许而已。但科学的方法即便是正确的，也未必就是唯一的。至少，在科学诞生之前，巫术深刻地安慰了人类对不可知的恐惧，抚平了人类遭受飞来横祸和无妄之灾的创伤，使人类对未来的仰望变得温柔和向往，正如我们在女娲那里看到的。

巫术，是原始人类的心理医生。

因此，它还会有两个儿子：宗教和哲学。

人类需要这两种精神文明，是因为科学并不万能。比方说，什么是幸福？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尊严？什么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都是人类不能不思考的问题，科学却回答不了也不该由它回答，只能拜托宗教和哲学。

宗教和哲学延续着巫术对未知世界的触摸，只不过方式不同。哲学是对超现实超经验之抽象问题的思考，宗教则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神秘存在的相信。所以宗教靠信仰，哲学靠思辨，科学靠实验，工具靠使用，巫术则靠操作，同时也需要幻想和直觉。巫术，就是直觉、幻想，再加操作。

所以，巫术还有一个女儿，这就是艺术。艺术与巫术的血缘关系，在美学界早已不是秘密。简单地说，就是当某种形式或仪式的目的，由解决问题变成了传达情感，它也就由巫术变成了艺术。换句话说，人类文化发生的次序，就是从工具到巫术，再到科学、宗教、哲学、艺术。

巫术，是人类文明的“胎盘”。 〔23〕

所有的胎盘都会功成身退，巫术也一样。

功成身退的巫术除了变成艺术，还有三条出路：变成科学，希腊是这样；变成宗教，印度是这样；变成哲学，希腊、印度、中国，都是这样。只不过，希腊是从科学到哲学，印度是从宗教到哲学，中国则有另一条路要走。

那就先看看希腊。

• 22〕 见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及其所引《山海经》等资料。

• 23〕 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提出，人类的智慧、意识和精神生活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这就是“巫术—宗教—科学”。起先人们以为，往天上泼水，就会下雨。这就是巫术。后来发现不管用，便叩拜神灵，乞求赐雨。这就是宗教。等到连这也不管用时，人类才真正踏进科学之门，学会了天气预报，也学会了人工降雨。所以，巫术是“前宗教”，也是“伪科学”。本书不同意这个观点。

天上人间

阿多尼斯（Adonis）刚刚出世，爱神就一见倾心。

这里说的爱神当然就是阿芙洛狄忒（Aphrodite），也就是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Venus）。没错，她还是美神。不难想象，能让爱和美之女神动心的，又该是怎样的男子！

那一定是人见人爱。

所以，当阿芙洛狄忒将这坨小鲜肉托付给冥后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抚养时，后者也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两位女神互不相让，只好由众神之王来做包公。宙斯（Zeus）的判决则是：阿多尼斯秋冬归冥后，春夏归爱神。

哈哈，好一个平分秋色！

于是，每年那两个温暖的季节，阿芙洛狄忒都要放下神界的事务，万千宠爱地来陪伴那花样少年。可惜这男孩实在太贪玩了，竟然不打招呼一个人跑出去狩猎，结果死在野猪的牙齿下。等到爱神闻讯赶来时，已是回天无力。

阿芙洛狄忒也只能这样歌唱：

我的爱，就像梦，

顷刻间无影无踪。

你是人，我是神，

今生再也不能同行，

唯有长吻，在你嘴唇。

哭完，爱神俯下身子，在那美少年的唇间吻了又吻。

鲜血从阿多尼斯的伤口慢慢流淌出来，每一滴血渗过的土地上都开出了鲜红的花。此后，每当这鲜花盛开时，希腊的姑娘们都会举行哀悼的仪式，并为之癫狂。 〔24〕

这实在是只有古希腊人才编得出的故事。

的确，正如埃及的神半人半兽，希腊的神半人半神。或者说，除了更加漂亮和永远不死，他们与人无异。人身上的七情六欲，甚至所有毛病和弱点，希腊的神都有。从争权夺利到争风吃醋，从胡言乱语到胡作非为，包括偷情、使坏和恶作剧，以及相互欺骗，奥林匹斯山（Olympus Mons）上的诸神哪一样没干过？能够想到的，他们都做了。

而且，从不忏悔。

这样的神，当然不可能承担宗教的责任和义务。事实上，希腊神话也只是他们的《西游记》，不是《金刚经》，更不是《古兰经》。说白了，他们干脆就没有宗教经典，当然也没有教主教义和教会教规，甚至不知信仰为何物。 〔25〕

那么，希腊人也有宗教吗？

有，但至少一半是用来玩的，另一半则交由诗人、艺术家和哲学家去自由创造。没有绝对权威和清规戒律，只有“将人向上提升的巨大力量”，以及关于理想境界的朦胧认识和模糊界定。如果一定要下定义，或许可以叫“完美”。 〔26〕

完美即神。也许，这就是希腊人的宗教观。但是我们必须充分注意，这种完美主要是智力和审美意义上的，与道德无关。比如阿芙洛狄忒，便拥有无可挑剔的美。成为一个美女需要具备的条件她都有，却唯独没有贞洁。

所以，从道德的意义看，神也是不完美的。然而这却让神变得亲切。结果，神的所有错误和坏事，都被编成悲剧或喜剧隆重上演，以至于每次祭典也都是人的狂欢。

希腊人，把宗教变成了艺术。

其实就连哲学家，也是嘲讽的对象。在阿里斯托芬的某部喜剧中，苏格拉底（Socrates）被装进吊篮高高挂起，让那参观“思想学校”校园的学生家长大开眼界。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台词：

学生家长：苏格拉底？真是好心肠的苏格拉底吗？

苏格拉底（居高临下地）：凡人，你为什么叫我？

学生家长：请问，你在那筐里干什么呢？

苏格拉底：我在空中行走，逼视太阳。只有这样，思想的精华才不会像芹菜吸水一样，被土地吸走。

学生家长：你说什么？思想、精华、太阳和水芹菜？ 〔27〕

希腊人，把哲学变成了艺术。

与此同时，或者更早，他们也把巫术变成了科学，甚至变成对纯粹真理的思考，而且是为科学而科学，为思考而思考。因此，他们又从科学走向了哲学。事实上，哲学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那里就叫“物理学之后”（Metaphysics），中文翻译为“形而上学”——超越具体事物的学问。

这就跟印度人不太一样。

印度人是先把巫术变成宗教，再把宗教变成哲学的。因此他们的宗教极具哲学意味，哲学也极具宗教意味。印度似乎是一个灵魂不灭的国度，一座建在人间的神殿，一条永远洁净的圣河。在那里，你能听见那些来自天国的声音，就像犹太先知、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能够直接得到神启。

犹太人和印度人在天上，希腊人和中国人在人间。

一直生活在人间的中国人甚至部分地保留了巫术。民间喜欢的口彩，皇家喜欢的祥瑞，便都是巫术的遗风。毫无疑问，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巫术不再占据舞台的中心，它也要变。只不过，既没变成科学，也没变成宗教。

那又变成了什么？

礼乐。

巫术变成礼乐，其实就是变成道德和审美，或伦理与艺术。因此，其他民族依靠宗教去实现的功能，在中国就靠礼乐来完成。礼的任务是维持秩序，给我们安全感；乐的作用是保证和谐，给我们自由感；而巫术变成礼乐，则不但帮我们实现身份认同，也是中华文明不曾湮灭的秘密所在。

所以，我们没有宗教，也不需要宗教。

实际上，从巫术到礼乐，在中国就像从部落到国家一样自然，只不过时间要晚得多。准确地说，那是周人智慧的体现。因此，我们现在还不能讨论礼乐。因为历史舞台上还有一些明星没有退场，必须交代它们的去向。

比如图腾。

• 24〕 请参看（美国）依迪丝·汉密尔顿《神话》，阿芙洛狄忒的歌词有改动。

• 25〕 请参看（美国）依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精神》，该书十分强调希腊宗教与希腊神话的区别。

• 26〕 亦请参看前书，所引为叔本华语。

• 27〕 见阿里斯托芬《云》。便于读者理解，台词有改动。

第五章

告别图腾

神佑尼罗河

在氏族时代有巫术的，到部落时代也有图腾。

比如埃及。

跟中国、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不同，埃及文明的发祥地不在两河之间。它也不是两条河（印度河与恒河，或者黄河与长江）创造成果的汇合，而是始终只围绕一条河。

没错，尼罗河（Nile River）。

但，这是怎样的母亲河啊！

的确，尼罗河是神奇的。作为世界上最长的河，它流过了世界上最大的撒哈拉沙漠（Sahara Desert）。尼罗河也是动荡的，每年都要定期泛滥。尼罗河又是慷慨的。那泛滥的河水不但浇灌了两岸，还带来大量的矿物质和腐殖质，沉淀为肥沃的黑色土壤，埃及人称为“克麦特”（Kmt）。 〔1〕

这真是神赐的土地。

于是，在上古时代，尼罗河就像一条珠链，从南到北连缀着大大小小珍珠般几十个聚落。这些聚落，古埃及人叫斯帕特（spt），希腊人叫诺姆（nomos），中文翻译为州。它们原本是部落或村庄，后来则慢慢变成了国家。

古埃及文明，就从这里诞生。

变成国家的“斯帕特”或“诺姆”，起先是部落国家，也是城市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其中不少是动物，比如鹰、蛇、狼、公牛、狮子、鳄鱼、朱鹭；也有的“半人半兽”，比如厄勒藩丁的克努姆（Khnum）就羊头人身。

哈！埃及跟中国一样，也有“羊人”。

他们的“伏羲”或“炎帝”时代，也是群魔乱舞。

没错，远古原本就是牛鬼蛇神的舞台。埃及的鹰神、蛇神、鳄鱼神、朱鹭神等等，也最早都是图腾，甚至生殖崇拜的象征。进入文明时代后，就变成了国家的保护神。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转变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实际上，正如我们在《祖先》一卷中所说，人类发明图腾，原本就是一要“变母系为父系”，二要“变氏族为部落”。因此，国家一旦诞生，图腾便该鞠躬谢幕，就像巫术必须变成科学、宗教或礼乐。

问题只在变成什么。

埃及人的选择是把它们变成神。

这当然顺理成章。因为图腾原本就极具神秘色彩，是能够让氏族的老祖母神奇怀孕的神秘物，早就享有神的地位和尊崇。比方说，不能吃图腾动物的肉，不能以粗暴、猥亵或者戏弄的态度去对待，死后要举行隆重的葬礼等等。

图腾变神，岂非轻而易举？

何况对于君主国，这样做最合适，也最合算。因为君主制的要义，就是“主权在君，君权神授”。所以后来欧洲那些君主登基，都要教皇来加冕。但如果国王是“神的儿子”，那就连授权的程序都不用走了，岂不便当？

再说这一点都不难。从部落到国家，从图腾到神，对于民众来说，不过是族民变国民，族徽变国徽；对于君主来说，则不过族长变酋长，酋长变国王。图腾原本就是部落的祖先，酋长也当然是图腾的儿子。那么，如果图腾是神呢？

国王便毋庸置疑地是“神的儿子”。

埃及人正是这么做的。只不过在讲述这段历史时，我们也许得仿照“父王”的说法杜撰一个名词：父神。

最早也最有力量的父神应该是荷鲁斯，至少第一王朝的法老们都声称自己是这只太阳神鹰的人间化身。根据古埃及神话的诸多版本之一，荷鲁斯是掌管尼罗河泛滥的自然之神奥西里斯（Osiris）的儿子。不幸的是，在一场宫廷政变的阴谋中，奥西里斯被弟弟塞特（Seth）神杀害，尸体也被大卸八块扔到了四面八方，荷鲁斯不得不踏上复仇之路。

这样的故事在今天看来已是陈词滥调，在当时却要算触目惊心。不过幸运的是，与莎士比亚笔下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Hamlet）不同，荷鲁斯的母亲忠于自己的丈夫。她千辛万苦找回了奥西里斯的尸体碎片，然后缝合起来；荷鲁斯则因为地神盖博（(Geb）的裁决，担任了埃及之王。 〔2〕

从此，他成为埃及法老的父神。

裁决是可能的，也是有效的。因为奥西里斯和塞特都是天空女神努特（Nut）和大地之神盖博的儿子。天是女性而地是男性，这与《周易》的说法不同，却符合原始民族对世界的认知，正如我们在《祖先》一卷中所说。

塞特的结局其说不一。但他通常被描绘成有着长长鼻子的怪兽，同时也是沙漠之神。因此这个神话也许透露出以下信息：战胜了沙漠（塞特）的埃及人，将由于尼罗河（奥西里斯）而统一起来，成为太阳（荷鲁斯）普照的整体。

事实也是如此。公元前3100年，我们这个星球上大多数民族还没睡醒的时候，太阳神的儿子纳尔迈或美尼斯，就兼并了上下埃及，建立起“第一王朝”。这里面无疑有尼罗河的作用。我们知道，尼罗河是流向地中海的。因此，驾船从上埃及驶往下埃及，顺水；从下埃及到上埃及，顺风。

哈，好风水！

这确实不简单。因为此后至少还要一千年，中国传说中的夏才会出现，而且还只相当于埃及的“诺姆国家”。秦始皇兼并天下，则要到两千八百多年以后。那时，古老的埃及早就先后被波斯国王冈比西斯（Cambyses）和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Alexander）征服，只剩下落日余晖了。

奇怪！这个“神佑之国”怎么会亡？

因为埃及的神是图腾变的。

• 1〕 尼罗河泛滥的时间是每年7月到11月。本节所述无另注者均请参看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王海利《埃及通史》、（美国）詹森·汤普森《埃及史》、许朝华《埃及文明》。

• 2〕 古埃及的神谱极为混乱，版本也多，此处据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全球通史》第2册。

成败都是它

图腾不能变成“国家神”吗？

不能。

为什么不能？因为关系不同。请大家想想，图腾与族民是什么关系？血缘关系。国家与国民又是什么关系？公共关系。部落是由氏族组成的，氏族则由血缘来组织。部落与国家之别，就在部落成员都相信自己是同一图腾的后代，国家却必须“按照地区来划分居民，使用权力来处理事务”。

图腾，还能用于国家时代吗？

当然不能。相反，变部落为国家，就必须同时变革图腾。首先，必须把所有部落的图腾都一笔勾销。然后，要么废物利用就地取材重塑一个，比如中国的龙；要么干脆直接另造保护神，比如古希腊竞争上岗的雅典娜。

可惜，埃及没能这样。

埃及人的做法，是把所有的图腾全部变成了神，正如他们把部落直接变成了国家。于是，原来有多少部落，后来就有多少诺姆；原来有多少图腾，后来就有多少神。如果这诺姆是部落联盟，那么，同一诺姆还会有许多神。再加上后来创造添加的，古埃及的神据说竟有两千之多。 〔3〕

不对吧？总共几十个诺姆，怎么会有两千多神？

有两个原因。首先，他们的神原本就多，差不多每个村社就有一个，类似于我们的土地公公。其次，古埃及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极其开放和开明。他们不但一视同仁地看待其他诺姆的神，就连外国的神来了，也愿意与之共进晚餐，尽管他们的万神殿里已是济济一堂，神满为患。 〔4〕

这就是神与图腾的不同之处。图腾是不能共享的，也是不兼容的。部落只能有一个图腾，就像人只可能有一个亲生父亲；民族可以有许多神，则像家庭可以有许多成员。图腾变成了神，当然雄辩地证明部落变成了国家。

问题是，这么多神，谁说了算？

主神。

埃及的主神也有两种。一种是地方性的，一种是全国性的。后者就是法老的父神，前者则是州长们的神爸爸，比如月亮神托特（Thoth）。我们知道，他的形象是朱鹭。

太阳神是鹰，月亮神是鹭，倒是挺搭配。

那么，谁能成为全国性的主神？

哪个诺姆是江湖老大，他们的神就是。提尼斯（Thinis）的纳尔迈兼并了上下埃及，主神就是荷鲁斯。后来，底比斯勃然崛起，阿蒙（Ammon）就成了主神。阿蒙有时是一只鹅，有时是一条蛇，有时是一头羊。但最后，它的头顶也像荷鲁斯那样升起了一轮红日，因为太阳神和尼罗河，是全体古埃及人都崇拜的。

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简单：某个后来居上的利益集团要想改朝换代，只要将自己的主神升格成全国性的，然后再把他说成是太阳神就行。于是，古埃及的太阳神便前赴后继地层出不穷，比如还有拉（Ra）和阿吞（Aton）。

得利的渔翁则是神庙和祭司。因为无论谁当法老，都得讨好他们。到拉美西斯三世（Ramesses Ⅲ）后期，神庙拥有了埃及三分之一的耕地和五分之一的人口；祭司则不但成为世袭的团体，更成为制度上的权力。结果是，一个名叫赫里霍尔（Herihor）的阿蒙神庙祭司直接采用了王室头衔，时间是在公元前1085年左右，即中国的商帝乙时期。

与此同时，古埃及的辉煌也基本宣告终结。此后的王朝有利比亚人（Libyans）的，也有埃塞俄比亚人（Abyssinians）的，还被亚述（Assyria）统治过，最后亡于波斯。 〔5〕

荷鲁斯是古代埃及神话中法老的守护神，曾是王权的象征。

位于底比斯的卡尔纳克神庙中，神像头戴太阳盘。

托特同时也是古埃及神话中的智慧之神。

神，终于没能保佑法老。

说起来这也是法老们自作自受。因为神庙和祭司原本就是他们自己养肥的，谁知道竟会尾大不掉。问题是他们又不能不仰仗神庙和祭司。因为他们统治的合理性、政权的合法性都来自神，而且是图腾变成的神。

神权政治，注定只能饮鸩止渴。

古埃及政治的成败，也全在图腾变神。

那么，就没有别的什么路可走吗？

有。比如罗马。

• 3〕 请参看金观涛、王军衔《悲壮的衰落》，但该书不同意埃及神由图腾转变而来的观点。

• 4〕 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全球通史》第2册，金观涛、王军衔《悲壮的衰落》。

• 5〕 请参看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王海利《埃及通史》、（美国）詹森·汤普森《埃及史》。赫里霍尔又译赫利霍尔、荷里霍尔，此处从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

法治罗马

罗马人用法律替代了图腾。

这不奇怪。罗马本身就是奇迹。

没错，罗马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时，起初是一点都不显眼的。公元前753年罗马开始建城那会儿，埃及人早就盖起了金字塔，波斯人早就发明了拜火教，印度的《吠陀本集》早已完成，中国则进入了东周。就连希腊，也已经举办了六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时的罗马，算什么呢？

蕞尔小邦。

罗马的弱小甚至让他们躲过了许多劫难，因为没人把他们放在眼里。然而很快，罗马就让世界刮目相看。他们扫平意大利，占领西班牙，征服阿拉伯，把诸多文明古国比如马其顿、叙利亚、希腊和埃及，都变成了自己的行省。

当然，还有迦太基（Carthage）。

位于非洲北岸今天突尼斯（Tunisia）境内的迦太基资格很老，他们在希腊人举行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便已经建城，到中国春秋时更成为西地中海最有势力的国家。这个富甲一方的商业之邦不但拥有当时世界上一流的海军，军事统帅汉尼拔（Hannibal）更是让人闻风丧胆，以至于某位贵族保守派议员每次在罗马元老院发表演说时，都要用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语：我认为迦太基一定要消灭。

事实上它也被消灭了。公元前146年，也就是西汉名将周亚夫被免职的第二年，原本有60万人口的迦太基城被罗马人夷为平地。幸存的5万人被卖为奴隶，废墟上建立的行省也被改名为阿非利加（Africa），非洲便因此而得名。 〔6〕

于是，罗马有了一个雅号——世界的征服者。

不过，尽管罗马人把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但如果仅此而已，他们也顶多只是英勇善战的骑兵，开疆辟土的汉子，甚至杀人如麻的武夫。然而罗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却不在武化，而在文化。至少在西方人那里，罗马绝不仅仅只是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一段历史，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

那么，罗马留给世界最宝贵的遗产是什么？

基督教（Christianity），罗马法（Roman law）。

也许，这才是秘密所在。

的确，罗马的年头并不短。奥古斯都屋大维之前是五百年的共和国，之后的帝国则与中国的两汉并驾齐驱，同时创造出当时地球上的两大世界性文明。后来，罗马分裂为两个帝国，这才开始走向衰落。西罗马帝国，亡于中国的南北朝那会儿；东罗马帝国，死在中国明朝的景泰年间。这么长的日子，那么大的地盘，靠什么来维持和维系？

契约。

前面说过，契约精神是希腊的遗产，罗马则是希腊人的好学生。基督教和罗马法，便是契约精神的集中表现，而且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一点，三言两语就能说清—— 基督教，就是“与神签约”。

签约有两次，先签的叫旧约，后签的叫新约。

罗马法，则是“为人立法”。

立法也有两种，一种叫公法，一种叫私法。

什么是公法？什么是私法？按照罗马人的界定，它们分别是有关帝国政府和个人利益的法律。也就是说，公法是处理国家事务的，私法是处理国民关系的。

因此，有了这两种法律，国家与国民就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不至于乱成一团。尤其是公民，既有安全感，又有自由感。因为当他们需要安全的时候，有法律保护；需要自由的时候，又公私分明。

国家的功能，被罗马法成功地体现。

罗马作为国家，又岂能不成功？

明确界定“公私两权”，合理处分公权力和私权利的法典，叫《民法大全》。它是由东罗马帝国来完成的。那个时候，中国是南有南梁，北有北魏；欧洲则兵戎相见，烽火连天。这不能不让人感慨系之！是啊，罗马人似乎天生就有法律头脑和法律兴趣。他们竟然想出这种办法，来管理那庞大复杂的国家，而且在只剩下半壁江山时还乐此不疲。

难怪德国法学家耶林（Rudolph von Jhering）会有这样的名言：罗马人对世界有三次征服，第一次用武力，第二次用宗教，第三次用法律。法律的征服是最持久的。

当然，法律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没有罗马军团的铁蹄，所有的征服恐怕都可以免谈。那真实而迷人的罗马其实就像法国画家热罗姆（Jean-Leon Gerome）笔下的共和政体：壮硕的女神左手拿着橄榄枝，右手拿着钢刀，身后是一头随时都可能怒吼的狮子。

但，这跟图腾又有什么关系呢？

• 6〕 以上请参看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

据19世纪法国画家让·莱昂·热罗姆作品重绘。

并非图腾的图腾

图腾与罗马法的共同之处在身份认同。

的确，图腾制度创立的初衷，原本是“变母系为父系，变氏族为部落”。但正如黑格尔所说，手段总是高于目的。因此，当图腾当真出现时，便有了一个意外的功能。

这就是界定族民的身份。

界定是一点都不困难的。鹰图腾的部落成员，都说自己是“鹰的后代”；龙图腾的部落成员，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龙是龙，鹰是鹰，这就是“区别”；你也是鹰，我也是鹰，这就是“认同”。这跟后来说“我是英国人，你是法国人”，或者“都是炎黄子孙，爱国不分先后”没什么两样。说“法老是荷鲁斯的儿子”，也不奇怪。

部落能够变成国家，图腾功不可没。

但，图腾变成神，好理解；变成法，或者由法来替代，不大容易想得通。图腾是神秘的和具象的，法律则是理性的和抽象的。图腾，怎么会变成法，又怎么能变成法？

秘密在人。

马克思说得非常清楚：人到世间来没有带着镜子。他怎么知道自己是人？只能通过他人来证明。比方说，保罗是人。彼得发现自己跟保罗一样，因此彼得知道自己是人。 〔7〕

但，这种方法靠不住。

靠不住是显然的。是啊，彼得要靠保罗证明，那么能够证明保罗的又是谁？彼得吗？那就成了“相互论证”。于是保罗只能靠乔治，乔治只能靠玛丽，玛丽只能靠彼得，彼得只能靠保罗。这又成了“循环论证”。而且，只要其中一个“不是人”，整个证据链就会断裂，结果大家都不是人。

人的确证，如何实现？

只能靠“超人”。换句话说，这个证明者必须是人，否则不能提供证明；又必须超越一般人，否则不能证明所有的人。

图腾便正好符合这个标准。

没错，所有的图腾都是“族的祖先”，因此是“人”。所有的图腾都是动物、植物或者自然现象（比如电闪雷鸣），因此“不是人”。所有的图腾都神圣而神秘，因此是“超人”。

这当然很合适，也很实用。

可惜，图腾局限严重。它只认本族，不认他族；只认族民，不认国民。罗马当年面临的，便正是这个问题——她的国民是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这就太难办了！使用本族图腾吧，其他的人不认；保留各族图腾吧，天下分崩离析；干脆不要图腾吧，又无法认同身份。 〔8〕

幸亏罗马人想到了法律。

法律为什么就能代替图腾呢？因为罗马法包括公法和私法，私法又包括人法、物法和诉讼法。人法的意义，就是从法律的角度界定了什么是人。罗马法规定，法律意义上的人有三个条件：第一是具备人格，第二是享有权利，第三是承担义务。其中，第一条又最重要。因为没有人格，就不可能享有权利，也谈不上承担义务。

人格表现于法律，就是权利，即身份权。身份权有三种：自由权、市民权、家族权。自由权是基本人权，也是最重要的身份权利。没有自由，即为奴隶。这就区别了奴隶和自由人。市民权是罗马公民的特有权利，包括参政议政、担任公职、选举被选举等公权，结婚、诉讼、处分财产、建立遗嘱等私权。这就区别了罗马人和“非罗马人”。家族权则实际上是父权。没有家族权，就不是“男子汉”；没有市民权，就不是“罗马人”；没有自由权，那就“不是人”。

反过来也一样。

罗马法还规定，只有同时具备了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才是“完整的人”，否则就叫“人格减等”。丧失家族权叫“小减”，丧失市民权叫“中减”，丧失自由权叫“大减”。罗马人的统治手段，就是让被征服者处于不同的“法律地位”。公元212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颁布敕令，授予罗马境内所有自由人公民权利，就是怀柔政策之一。

这就可以实现“身份认同”。因为一个自由人只要被授予市民权，他就是罗马人。同样，这也便于国家治理。因为只要剥夺一个人的身份权，他就可能成为“孤魂野鬼”，甚至“人民公敌”。那可真是人人得而诛之，死无葬身之地。

只不过，这一切都是通过“界定法律地位”来实现的，因此是地地道道的“以法治国”。而且，这个人原来属于哪个国家、民族、阶级，都变得不再重要，正如只要皈依佛门就是佛教徒，接受洗礼就是基督徒，虔诚地诵念清真言和作证言就是穆斯林。法律和宗教，高于种族。

宗教，是没有国界的国家。

法律，是并非图腾的图腾。

既创造了法律（罗马法），又创造了宗教（基督教），罗马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当然永垂不朽。

• 7〕 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9页注18，第67页。

• 8〕 法国学者菲利普·内莫即认为，罗马法诞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便在于罗马帝国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多种族的大国。请参看其所著《罗马法与帝国的遗产》。

认祖归宗

罗马法确实让人叹为观止。

这是一个逻辑严密、思路清晰的系统。公法与私法，私法更重要；人法、物法、诉讼法，人法更重要；具备人格、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人格更重要；自由权、市民权、家族权，自由更重要。安全、自由、身份认同，都能通过法律地位来实现，岂非“不是图腾，胜似图腾”？

事实上，法律也是“超人”。法律为了人、属于人，由人制定也由人执行，因此是“人”。法律抽象普适，铁面无私，六亲不认，因此“不是人”。法律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所有人在它面前都一律平等，因此是“超人”。

这就堪称“不是神祇，胜似神祇”。以法律代图腾，当然比“以神祇代图腾”棋高一着，智胜一筹。

那么中国人呢？

图腾在中国又变成了什么？

祖宗。

众所周知，祖宗崇拜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最高的人生目标就是“光宗耀祖”，最起码的社会义务则是“传宗接代”；而一旦犯了错误，遭遇惨败，受到制裁，则“愧对列祖列宗”。祖宗，能管我们一辈子。

那么，什么是“祖宗”？

最老的父亲。

实际上，祖的甲骨文字形，就是一根露出龟头勃然雄起的阴茎。它也就是“且”，起先是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这样的象征物，世界各地都有，只不过在中国叫“祖”。石制的叫石祖，陶制的叫陶祖。后来这东西越做越大，就从雕塑变成了建筑。印度的塔，埃及的方尖碑，其实都是。

氏族变成部落以后，生殖崇拜就变成了图腾崇拜；部落变成国家以后，图腾崇拜又变成了祖宗崇拜。祖，则一贯到底。图腾和祖宗都是男性的，祖当然要坚守岗位。只不过在图腾时代，它要变成动物，比如蛇、鸟、牛、羊、龙等等。但骨子里，还是那话儿，也只能是那话儿。

显然，祖，是父系制度和男权政治的象征。

很明显，正如国和或是同一个字，祖和且也是同一个字。国家是由部落演变而来的，祖宗崇拜则源自男性生殖崇拜。

但，图腾是把男性生殖崇拜神圣化，祖宗则是把图腾崇拜世俗化。所以，祖虽然一以贯之，形制和意义都会变也必须变。在氏族时代，它就是生殖器；到部落时代，就变成象征物；到国家时代，则变成了宗庙和神主。

宗庙就是祖先的祭殿，神主则是祖先的牌位。神主应该是先有的，办法是把对氏族有开创之功的男性祖先之符号刻在石祖或陶祖上。此后祖宗越来越多，性器也不再堂皇，就换成石牌和木牌，但仍然叫“祖”。为了供奉神主，又盖起了房子，这就是“祖庙”或“宗庙”，简称祖和宗。宗字上面那个“宀”（读如棉）就是房子，下面那个“示”就是牌位。

神主和宗庙，就是“祖”的新概念。神主就像图腾一样重要，宗庙则像祭坛一样崇高。因此，建立氏族或家族，都要先建庙。以祖庙为中心，族长率族而居，叫作“籍”。祖立则籍立，祖在则籍在，祖毁则籍亡，叫“毁庙灭籍”。

这样的籍，当然就叫“祖籍”。

进入国家时代以后，祖庙或宗庙又成了国家的象征。以祖庙为中心，国君率民而居，叫做“国”。祖立则国立，祖在则国在，祖毁则国亡，叫“毁庙灭国”。

这样的国，当然就叫“祖国”。

后面的结论便顺理成章：华夏既然是“祖宗之国”，也就不会是天国、神国或者法治国。

那么，华夏的体制是什么？

家天下

还是先看埃及。

埃及的部落变成国家后，很快就天下一统、中央集权了。而且，是统一在神的旗帜之下。至高无上的是太阳神，他是上下埃及共同的保护神，与上下埃及共同的君主法老相对应，至于是叫荷鲁斯或者拉和阿蒙，则另当别论。

太阳神之下，是全国性的方面神或者行业神。比如哈比（Hapy），自古便被尊为尼罗河神，象征着尼罗河的泛滥和丰饶。普塔（Ptah）是孟菲斯（Memphis）的主神，同时也是工匠和手艺神。奥西里斯的小姨子奈芙蒂斯（Nephthys，又译尼费塞斯）是死者的守护神，也是生育神和妇女神。他们对应着中央政府各部门，相当于中国的“六部尚书”。

但，机构是否健全，则不得而知。

地方上，首先是上埃及和下埃及各有一个保护神，然后是各地区又有各地区的保护神，对应着各地方官。也就是说，埃及的神也是有“行政级别”的。他们的级别会随着王朝的更替而调整，甚至形象都会跟着变化。这是世界宗教史上十分罕见的现象，也许根本就不能视为宗教。 〔9〕

显然，古埃及的政治体制，是“人神同构”。

那么，华夏之邦呢？

家国一体。

这就是中国特色了，从西周到明清都如此。国是放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君臣官民都是父子，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所以当年海瑞骂皇帝，司法部门就参照“儿子骂父亲”来量刑。流氓地痞土豪劣绅叫作“地头蛇”，也因为高高在上的是一条龙。龙旗之下，四海一家。君是君父，臣是臣子，县太爷是父母官，上阵的是子弟兵，难怪叫“家天下”。

问题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跟埃及一样，也是从部落直接变成国家的。我们并没有像希腊人那样，炸毁氏族血缘组织，然后“按照地区来划分居民”，由公民重新组成国家。但是，我们又没有像埃及人那样，把图腾变成神，而是变成了祖宗。因此，族民变成国民以后，依旧四世同堂，照样认祖归宗。

实际上，中国古代国家的建立和管理，一直就是家族式的。从西周到春秋，是三个层次的家族：天子的王族，诸侯的公族，大夫的氏族。它们也分别叫作王室、公室和氏室。秦汉以后，只剩下皇室和皇族。但在地方上，尤其是在广大农村，仍然祠堂遍地，家谱续传。一个人要想安身立命，依靠的还得是父老乡亲，甚至列祖列宗。

这就叫家国体制。

宗祠，又称宗庙、祠堂，是传统大家族供设祖先神主牌位、举行祭祖活动的场所，也是从事家族事务活动的地方。

没错，埃及神权政治，华夏天下为家。

那么，家和国，哪个更重要？

家。

有人问孟子：舜的父亲杀了人，皋陶该怎么办？

孟子说：当然是去把他抓起来。

又问：舜是天子，不能阻拦皋陶吗？

孟子说：不能。皋陶是法官，当然要执法。

再问：那么舜该怎么办？

孟子说：背起父亲逃到天涯海角，忘了自己是天子。 〔10〕

舜当然不是天子，那时还没有天子，但不妨假设是。因此孟子的主张便可以这样理解：作为国家领导人，以权谋私或徇情枉法是不行的，却可以放弃职位，像普通人一样把亲情和孝道看得比国家更重，尽管他那父亲是个混蛋。

孟子的主张当然只是一家之言，却在无意中揭示了家国体制的内在矛盾。没错，家既然是国的基础，那么国民甚至国君的首要任务便是维护自己的家庭，以及家庭伦理。但是请问，如果舜当真这样做了，他还是负责任的领导人吗？

恐怕不好说。

然而孟子的口气却很轻松。毕竟，那是我们民族的青春时代，对自己的选择也信心满满。黑格尔说得对：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反过来其实也一样。所以，家国体制能够延续数千年，就一定有它的合理性。何况，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罗马城墙上刻的这句话，说得一点都不错。

显然，问题不在“好不好”，而在“为什么”。

这正是本中华史希望能够回答的问题。现在可以初步弄清的是：原始时代世界各民族的道路和模式大体相同，都有氏族和部落，也都有巫术和图腾，跨进文明的门槛后却分道扬镳。图腾在埃及变成了神，巫术则在印度人和犹太人那里变成了宗教，只不过印度教多神，犹太教一神。

有神未必就是宗教，正如宗教未必有神。佛教其实就是无神的，这一点以后还要再说。总之，选择可以多种，道路也可以多样。因此，希腊人把巫术变成了科学和艺术，罗马人用法律替代了图腾，我们民族则是以祖宗代图腾，变巫术为礼乐，由此开创了波澜壮阔延绵不绝的伟大文明。

那就回顾一下夏商周吧！

• 9〕 请参看金观涛、王军衔《悲壮的衰落》。但该书只谈到这种现象在宗教史上十分罕见，并未否定古埃及宗教是宗教。

• 10〕 见《孟子·尽心上》。

第六章

闯他一回红灯

老调子已经唱完

公元前2070年，大禹不幸逝世。 〔1〕

当然，是因公殉职。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我们民族这位远古英雄是死在南巡途中的，地点在今天浙江省绍兴市的会稽山。于是，一个难题就摆在了众人面前：他留下的权力真空由谁填补？ 〔2〕

兹事体大，不可等闲视之。

说来这原本不是问题，因为有制度也有先例。制度就是所谓禅让，先例则是传贤不传子。比如接替尧的是舜，而不是尧之子丹朱；接替舜的是禹，也不是舜之子商均。这就是之前三位老大尧舜禹的权力交接方式。由于这种方式是五帝时代的，所以在儒家那里被看作是“帝道”。

但，这里面有前提条件和时代背景。

实际上，正如我们在《祖先》一卷中所说，部落联盟晚期实行的是双执政或双首长制。尧当一把手的时候，舜是二把手；舜当一把手的时候，禹是二把手。唯其如此，他们才能平稳过渡。因此，如果禅让和传贤当真存在，那么第一道程序就该是选贤，而且这道程序据说禹也走了。他起先选了皋陶，皋陶去世后又选择了治水时的得力助手益。

因此禹死之后，接班的就该是益，有问题吗？

有。

问题出在第二道程序，这道程序叫避让。

避让是必须的，否则显得有野心，不谦和。所以，尧死之后，舜就一个人跑到南河之滨躲起来，要把原本属于他的职位让给尧的儿子丹朱。可惜“同志们”不干。各部落的酋长谈工作、打官司、唱赞歌，都找舜，没人理睬丹朱。舜这才正式接替尧，做了部落联盟的CEO。 〔3〕

这个程序，禹也走了一遍。只不过他是躲在阳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市），避让对象是舜的儿子商均。

不客气地说，这是胡扯！

请问，尧舜禹时代，制度不是禅让吗？父死子继，不是还没变成规矩吗？那么请问，舜和禹，凭什么要避让前任的儿子？所以这事根本就子虚乌有。就算有，也是做秀，多半还是后来那些篡改历史的儒生帮他们做的。

其实这又何必！

我们要问，避让就一定是美德吗？担任部落联盟的一把手当然好处多多，至少能满足男人的雄心和权欲。但从法理上讲，接过权杖毕竟首先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尤其是在那多事之秋。那么请问：舜和禹的避让，或谦让，或礼让，究竟是负责呢，还是不负责？是有担当呢，还是没有？

何况就算想当老大，又如何？男儿本自重横行。男人雄心勃勃就像他性欲旺盛，既不光荣，也不可耻，只不过正常。但如果装腔作势，就虚伪。可惜这种虚伪根深蒂固。后来曹操当魏王，曹丕做皇帝，便都“三让之”。

也只能说，这是一种恶俗。

不过剧本既然已经写好，便只能硬着头皮上舞台。因此禹去世后，益也照葫芦画瓢，躲到了箕山之阳。然而故事却并没重演。酋长们都不理睬他，反倒成群结队地拥戴禹的儿子启当老大。启也不客气，受之无愧了。

老调子已经唱完，这戏演不下去。

如此结果，很让儒家没面子，可惜却是铁的事实。何况如果不承认世袭制的合理性，则夏商周三代政权的合法性岂不统统都成了问题？事实上至少在战国，人们便开始对历史真相产生怀疑。孟子的学生万章就问：大家都说大禹的时代道德滑坡，天下不传给贤人而传给儿子，有这事吗？

孟子倒不怕这一问，因为他根本就不承认天下可以让来让去。在此之前，万章也曾问他：尧把天下让给舜，是不是事实？孟子的回答斩钉截铁：没有的事！他还说：天下本来就不是天子的，怎么可以拿去给人！

万章问：那么舜有天下，谁给他的？

孟子说：天给他的。

所以，万章又来问禹的事，孟子就不难回答。他的说法是：传子还是传贤，全看天意。天要给贤人，就传贤；天要给儿子，就传子。何况启原本就能继承禹的遗志，益则资历尚浅威望不够。言外之意很清楚：此时传子就是传贤。 〔4〕

这个说法后来被司马迁全盘接受，从此成为正统史学界的主流意见。然而不同的声音也一直不绝于耳，战国时期就有人说，禹传给益的职位是启依靠武力抢去的，甚至还有人说这其实是禹的安排：他表面上传天下于益，实际上却暗示启自己夺权。这就已经是在怀疑禹的人品了，却也被司马迁录入《史记》，还使用了“天下谓”三个字。可见这种传言在当时已是沸沸扬扬，治学严谨的司马迁也不能充耳不闻。 〔5〕

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 1〕 禹是传说中的人物，原本不应该有准确的生卒时间。这样写是基于两个前提：一，承认启是禹的儿子，而且是他在禹去世后废除禅让制，确立世袭制；二，承认“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公元前2070年为夏始年的结论。但此说仅供参考，不能作为定论。

• 2〕 见《史记·夏本纪》。以下无另注者皆同。

• 3〕 见《史记·五帝本纪》。

• 4〕 以上均见《孟子·万章上》。

• 5〕 这些说法见《竹书纪年》《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战国策·燕策一》《史记·燕召公世家》。

启废禅让

不妨先看孟子的说法。

孟子说，禹在生前确实向上天举荐了益，益也确实按照规矩避让于启。但是遗憾得很，朝觐、诉讼和唱赞歌的人都不去见益，而是去见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这是我们伟大领袖的儿子，领袖的儿子呀（吾君之子也）！

司马迁说得更具体：吾君帝禹之子也。

禹的儿子，这才是关键。

没错，启可能是优秀的，但难道益不优秀？不优秀怎么能入禹的法眼？益当副手的时间短，难道启的时间长？他可是一天都没干过。说到底，就因为世袭制势在必行，此刻不过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此，就算益资历深、功劳大，比启还要德才兼备，恐怕也没用，除非实力大大超过了启。

实力才是资本，世袭才是趋势。

事实上，启废禅让之前，各部落的酋长恐怕早就已经世袭。这时，如果联盟的老大还得“让”，谁都别扭。相反，能把禅让制给废了，则皆大欢喜咸与维新。那些早已变成“各路诸侯”的家伙，当然乐观其成。

事不宜迟，顺水推舟，禹的儿子启毅然闯红灯。

结果众所周知，益永远地失去了他的奶酪，启成功地得到了他的蛋糕。至于手段是和平演变，还是武装夺权，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启的新称谓：夏后帝启。 〔6〕

这很有意思。

先说后。后，可不是前后之“後”的简体字。它原本就写成“后”，意思是诞育者，引申为领导者，相当于王。不过王的甲骨文字形是大写的人站在土地上，后的意义却很可能是临盆生孩子。所以到后来，女性称后，男性称王。 〔7〕

皇天后土，也是这个来历。

帝的本义则是缔造者，也引申为领导者。问题是，启既然已经是后，为什么还要称帝？因为这时的“帝”是部落联盟大酋长的称号，比如帝尧、帝舜和帝禹。因此，帝启二字便标明了权力的来源以及政权的合法性。

但，帝禹和帝启，却有本质区别。

禹是不能叫夏禹的，只能叫大禹或帝禹。启却可以也必须叫夏启，或夏后启。因为原本是族名的夏，现在已经变成了国号。准确地说，闯红灯的启在废除禅让制，开创世袭制的同时，也把尧舜时代的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 〔8〕

国家诞生了，我们民族从此进入文明时代。

启，真是个好名字。

不过那时毕竟还是过渡时期，因此“后”也多。于是夏启便叫“元后”，其他那些则叫“群后”。但，名称没改，性质变了。过去是部落酋长，现在是国家元首。这就像古代印度，部落首领叫罗惹（Rajan），城邦君主也叫罗惹。只不过此罗惹非彼罗惹，此刻的群后也非当年的群后。 〔9〕

后，是国家诞生时的脐带。

元首叫“后”的，是“部落国家”。

想当年这样的政治实体一定数量可观，它们被称为“诸夏”。诸的意思是“众多”。诸多的部落国家都叫夏，并非都成了夏的王臣，只意味着对夏文明的仿效和承认。

诸夏，是“文化的认同”。

不认同的，则叫诸狄和诸羌。

也有不服的。

不服的部落叫“有扈”，地盘在今天的陕西户县，跟夏启原本一家，都姓姒（读如四）。他们的唱反调，是反对夏启还是反对世袭，不清楚，也许兼而有之。反正，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必须用拳头教训。于是夏启毫不犹豫地率兵讨伐，并且下令说：奋勇当先的“赏于祖”，临阵脱逃的“戮于社”。

文化密码，就在这道命令里。

夏启所谓祖和社，指的都是牌位。祖是祖宗的牌位，叫神主；社是社神的牌位，叫社主。社神就是土地神，也就是“皇天后土”中的后土。古代行军打仗，如果是元首“御驾亲征”，就要用专车装载这两种牌位随行，以便用神祇和祖宗的名义进行赏罚。看来，夏人早就有了祖宗崇拜。

早到什么时候？

尧舜，因为尧舜都没有图腾。

没有图腾，崇拜什么呢？

也只能是祖宗。

祖宗崇拜跟世袭制度，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它甚至就是世袭制度的文化准备、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因为一旦确立了祖宗的地位，领导人的选举和禅让就不再可能。想想也知道，天底下哪有“选爸爸”和“换祖宗”的？

夏启，不过顺势而为。

然而从史前史到文明史的轨迹，却十分清楚：

女娲登坛，生殖崇拜，创立氏族社会；

伏羲设局，生殖崇拜，变母系为父系；

炎帝东征，图腾崇拜，变氏族为部落；

黄帝出场，图腾崇拜，变部落为部落联盟；

启废禅让，祖宗崇拜，变部落联盟为部落国家。

尧舜禹，则都是在为夏启做准备。

难怪启废禅让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

问题是，历史上当真有夏吗？

这可是有争议的。

• 6〕 见《史记·夏本纪》。

• 7〕 王字“象王者肃容而立之形”，见孙海波《甲骨金文研究》；后字有“产子之义”，见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上篇》。两字的解释分别请参看《古文字诂林》1－206、8－87。

• 8〕 战国之前的典籍从不称禹为夏禹，只称禹、大禹、帝禹，启则称夏启、夏后启。此说见范文澜《中国通史》。但，夏作为国号，却未必是启的自称。启应该是没有国号意识的，夏为国号多半是后世的认定。这说明司马迁他们也已经意识到启废禅让的历史意义。所以《史记》写《夏本纪》时有“国号曰夏后”一句，写《殷本纪》却没有汤定国号为商，或者盘庚定国号为殷。

• 9〕 元后和群后的称谓，《尚书》中仍在使用。如《尧典》称“群后四朝”，《泰誓》称“元后作民父母”。又《梵语杂名》称“王梵名罗惹”，《守护国界经》称“言王者即罗惹义”。

谁代表中国

没有证据证明，夏并不存在。

由于考古学提供的实物证据不足，夏的存在一直遭到质疑。它甚至被怀疑是周人捏造出来的，目的则是为了证明推翻殷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当然有道理。问题是，如果没有夏，殷商就成了“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讲得通吗？ 〔10〕

当然讲不通。事实上，从史前的尧舜到文明的殷商，中间必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和过渡时期。叫不叫“夏”，就像夏之前叫不叫“尧舜”，反倒是无所谓的。

同样，把夏看作一个发育成熟的王朝，恐怕也是自作多情。不但夏不是，商和周也不是。准确地说，夏是“部落国家时代”，商是“部落国家联盟”，周是“半独立主权国家联盟”。它们可以叫“三代”，不能叫“三朝”。

真正的王朝，开始于秦。

之前，则是漫长的成长期：夏是草创，商是探索，周是形成。进入西周以后，国家就是国家，不再是部落。为中华文明奠定基础和初步定型是西周，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然而即便西周初年，也基本上只有城市国家。领土国家大量形成要到春秋，独立国家出现要到战国，完全做到“按照地区划分国民”和“依靠权力处理事务”，则要到秦汉甚至秦汉以后。标志，就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夏商周，岂能是王朝？

不是王朝，又是什么？

三个民族，三个阶段，三种文明，三个代表。

代表谁？

中国。

说起来这也是一件奇特的事情。比如夏商周，明明是三个不同部族主导的时代，却居然都是中国；元明清，更清清楚楚是三个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也居然都是中国。谁都是中国，谁都不能说唯独自己是中国，更非谁想说自己是中国就可以是。然而只要是，便成为中华文明和历史不可分割之整体的一部分。所以，诸夏固然是，入华的五胡也是。中华民族之所以屡经混血而文明如一，就因为全都有此认同。

中国的概念，是超越种族更超越政治的。

那么，这样一种“中国”又该是什么呢？

最原始的意义当然是城市，或中心城市，而且是天下或世界的中心。它在西周，甚至具体地就是洛阳，因为周公营建成周洛阳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此天下之中。 〔11〕

于是，他们“宅兹中国”。

这是“中国”一词最早的出处，铸在西周青铜器何尊的内底，铭文全篇记录了成王时修建洛阳的史实。显然，他们是把洛阳作为“世界中心城市”来建设的，因此建成以后便举行隆重的仪式，在那里安放了九鼎。

九鼎也是“中国”的象征，据说是大禹治水成功后用九州之铜铸造的。启废禅让，九鼎归了夏；商汤灭夏，九鼎归了商；武王伐纣，九鼎又归了周；秦并天下之后，这宝贝却下落不明，害得后来武则天只好山寨了一套。 〔12〕

这很奇怪。

似乎不能说九鼎并不存在，因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便曾在洛阳城外，向周定王派来的使节表示了对九鼎的浓厚兴趣，由此留下了“问鼎中原”的成语。可惜他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不但没能一睹真容，就连九鼎是一只还是九只都没弄清楚。那使节说：关键在德而不在鼎。无德，有了鼎也没用。我们周虽然衰落，却还没到亡国亡天下的地步。九鼎的大小轻重，恐怕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问的。 〔13〕

如此重要的东西，怎么会不见了呢？

然而直到春秋战国，人们都相信有九鼎，也相信九鼎是从夏传到商，再从商传到周的。这就等于用它为线索把夏商周串联起来了，他们也当然都是中国，是同一文明的创造和传承者。只不过那时的天下还不是统一国家，因此他们不是中国的三个王朝，只能说是“中国”的三个代表。

夏商周成为三个代表，是因为他们无论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文明程度都是最高的。诸夏高于诸狄和诸羌，也高于当时还很弱小甚至处于初级阶段的商族和周族。等到商的文明程度超过了夏，代表权便理所当然也归了商。

周的后发制人，也一样。

何况文化从来就是趋炎附势的。谁是江湖老大，大家就跟谁学；而综合国力最强的，往往文化水平也最高。他们对周边民族，也会既武力征服，又和平演变。但，只征服，不消灭。商人的做法，是先驱逐，后同化；周人的做法，则是先安顿，再同化。总之，所谓“中国”其实就是T型台，先后取得了文化主导权的夏商周，都要粉墨登场走猫步，担任中华文明的模特儿，给周边民族做榜样。

不同的，是风格。

• 10〕 美国历史学家伊佩霞著《剑桥插图中国史》认为，由于没有确定的夏遗址能与文献记载相符，因此不能确定商以前是否有一个发育成熟的夏朝。但确定无疑的是，中国历史上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这个说法是科学的。

• 11〕 见《史记·周本纪》。

• 12〕 九鼎故事见《左传》之桓公二年、宣公三年及杨伯峻注，《史记·封禅书》。武则天的九鼎在万岁通天二年（697）四月铸成。

• 13〕 见《左传·宣公三年》。

甲骨文与青铜器

无论如何，夏文明都是质朴的。

质朴不难理解。那时生产水平毕竟低下，夏人根本就不知奢华为何物，也没有摆谱的理由。孔子说禹的饮食起居艰苦朴素，唯独祭祀不敢马虎，应该属实，但与道德无关。 〔14〕

其实，传说中的夏即便真实地存在，也不是秦汉那样的王朝。当他们出现在文明的第一级台阶上时，不过是率先实现了从部落到国家转变的带头大哥。初期，恐怕就连部落国家的联盟都没有，只有一个最大的部落国家叫夏，若干中小部落国家叫诸夏，此外就是尚待转变的诸狄和诸羌。

所以，他们有没有文字，也很难说。

萌芽或许有了。考古学家在夏代的陶器陶片上发现了刻画的符号，其中很有一些与后来甲骨文不乏相似之处，因此有可能已经具备文字功能。不过就算是吧，那也是刻在陶器上的，与后来铸在青铜器上的不可同日而语。

夏，朴实无华。

殷商文明却诡异而绚烂。

诡异绚烂的殷商文明，青铜铸就，甲骨绘成。

的确，正如罗马最宝贵的遗产是基督教和罗马法，殷商最伟大的发明是青铜器和甲骨文。尤其甲骨文，它就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从形状到精神都一脉相承。

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的确，人类是“创造符号的动物”。符号，区别了自然与文化；文字，则区别了史前和文明。这也正是夏文明遭到质疑的重要原因。以甲骨文为母体的汉字，却是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以及种族界限远距离传播的符号。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因此，即便不知道它们的准确读音，也不妨碍明白它表达的意思。唯其如此，说着不同方言和语言的族群才有可能接受汉字传达的信息，认同以汉字为载体的文明。当年的日本人、韩国人、越南人，现代的中国人，都如此。

没错，如果不是用汉字书写，以古今语音之差异，我们将读不懂先秦诸子，也无法欣赏唐诗宋词。中华文明能够具有世界性，能够延续三千多年不中断，汉字功不可没。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文明圈也可以说就是汉字文化圈。日本学者甚至发现，在周代，较早较多地接触到铸有铭文之青铜器的邦国，都比较认同周天子的权威，情况相反的则态度冷淡。由此有了一种说法：汉字的魔力。 〔15〕

确实有魔力。难怪古人说，汉字发明出来时，天上要下小米，鬼要在晚上哭个没完。 〔16〕

对不起了，鬼们！

商人却完全不顾牛鬼蛇神的感受，自说自话地利用文字与神祇和祖宗沟通。沟通的方式有占卜和祭祀。占卜用龟甲和兽骨，这就有了甲骨文。祭祀用青铜礼器，这就有了钟鼎文。后来还有刻在石头上的，则叫石鼓文。

然而无论哪种文字，都天然地具有卓异的风格、艺术的品位和审美的意味。甲骨文朴拙劲挺，钟鼎文雄健诡谲，石鼓文厚重恣肆，尽显筚路蓝缕的草莽之气，开天辟地的英雄之情，以及初生牛犊的没心没肺。从商到周，都如此。

这是一种“童年气质”。

同样的气质也体现于青铜器，这是商人的拿手好戏。夏代虽然有黄铜也有青铜，但商人掌握的冶炼技术显然水平更高，这才把夏人请下了T型台。因此他们的猫步，肯定走得铜光闪闪，铿锵有力，极尽炫耀之能事。

炫耀什么？

英武、富有、权威。

承担了这个任务的是兵器和礼器。兵器是杀人的，礼器则是吓人的。所以他们的青铜礼器上，满是妖魔精怪、牛鬼蛇神、魑魅魍魉，比如有头无身的食人怪兽饕餮，一头两身的怪蛇肥遗，一只脚的夔和两只角的虬，全都面目狰狞形象恐怖，不是“杀人不眨眼睛”，就是“吃人不吐骨头”。

这是一种“狞厉的美”。 〔17〕

是的，狞厉。但同时，又天真。如果说，面对仰韶文化的彩陶，我们呼吸到的是潮乎乎的生命气息；那么，殷商青铜礼器给人的感觉，则是杀气腾腾又嬉皮笑脸。其中有粗野，有蛮横，有霸气，有威严，也有顽皮和搞笑，甚至“某种真实的稚气”，因为那毕竟是我们民族童年的作品。

只不过，这个儿童堪称“顽劣”。

但是这没有办法。历史从来就不会在脉脉温情的牧歌中进展，反倒经常得踏着千万具尸体前行，我们的殷商文明也注定只能是“有虔秉钺，如火烈烈”。 〔18〕

他们后来葬身火海，也不奇怪。

• 14〕 见《论语·泰伯》。

• 15〕 见（日本）平势隆郎《从城市国家到中华》。

• 16〕 见《淮南子·本经训》。

• 17〕 请参看李泽厚《美的历程》。

• 18〕 这个观点见李泽厚《美的历程》，诗见《诗经·商颂·长发》。

天命玄鸟

开创了商时代的是汤。

这个说法没有错。前面说过，夏商周都不是王朝，而是时代，也是进程。夏代文明草创，只有部落国家；周代日臻成熟，已有国家联盟，还有天下共主。因此，前者恐怕只能叫“夏阶段”，后者则无妨称为“周天下”。二者之间的商应该建立了部落国家的联盟，可以叫作“商时代”。这个称谓也意味着一个事实：此时此刻，由商人代表中国。

商汤，是“划时代的人”。

划时代的商汤据说大名叫履，又叫天乙，汤则是他的荣誉称号，意思是“除虐去残”。由于有此功绩，他被列为小康社会的三个代表（三王）之一，在历史上备受推崇。

这就照例要有励志的故事。

故事很现成。有一天，商汤用网捕猎。他祷告说：天下四方的都进来吧！结果飞禽走兽尽入其网。商汤又打开网的三面，然后对鸟兽们说：想从左边出去的往左，想从右边出去的往右，不听命令的就留下来！

结果众人都说：仁德之至啊，泽被禽兽！ 〔19〕

可惜，跟不少对道德楷模的刻意打造一样，这件事也露了马脚。请问，当商汤说“不用命，乃入吾网”时，他究竟是要表现不忍一网打尽的恻隐之心，还是要显示自己权威的不容置疑呢？恐怕是后者吧！要知道，禽兽们原本就是因为服从命令才进来的，哪有不听命令的？恩威并施罢了。

再说我们也不知道，落入网中的有没有玄鸟。

玄鸟就是燕子，也是商族的图腾和保护神。根据一个古老的神话，他们的男性始祖契（读如谢）就是由于母亲简狄在河边洗澡时吃了玄鸟蛋，才怀孕生下的。因此商族的赞美诗《玄鸟》的第一句就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20〕

于是，对玄鸟的祭祀便成为盛大的节日。每年，当黑色的燕子归来时，他们都要举行性爱的狂欢。这时除男性奴隶外，贵族、平民和女奴，都可以自由地来到玄鸟神庙，在神的面前尽情享受一夜情。当然，也可以多次和多人。 〔21〕

如此习俗，中外皆同，比如印度人和非洲人，目的则是弥补婚姻对人性的压抑，重温远古的性爱自由。它甚至是古罗马一个固定节日，叫沙特恩节（Shateen Festival），只不过时间是在冬至那几天，也没有燕子或玄鸟。 〔22〕

这是性爱的复活节，与儒家主张的道德风马牛不相及。

事实上，商人建立政权并非靠道德，维持统治当然也不靠玄鸟。前者靠的是对青铜冶炼技术的垄断、商业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以及武装到牙齿的军队，后者则还要加上神权的力量。所以商代祭祀活动和神职人员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也许只有古埃及可以相提并论。

不同的是，商王并不在王宫之外另建神庙。他的神庙就是他的王宫，自己则是最伟大的与神沟通者。没错，王宫里会有大量的巫师。他们的任务是先在兽骨或龟甲上钻眼，再放进火里烧，然后根据裂纹来解释神意。这些解释都要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所以叫甲骨文。但如果商王愿意，他也会自己来解释。更重要的是，祭祀用的青铜礼器只属于王，不属于巫。因此，王宫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祭祀中心。

这就把王权和神权统一起来了。同样，祖宗崇拜和鬼神崇拜也是统一的。因为在天上，最善于也最能够与神祇沟通的是商王的祖先；而在活着的人当中，只有他自己最善于也最能够与祖先沟通。因此，不是祭司而是商王，或者说“时王”（在任商王），才与神祇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契合。 〔23〕

但，这与性爱的狂欢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就在商的“沙特恩节”不但复活了性的自由，而且揭示了文化的密码。这个看起来匪夷所思的节日告诉我们，商族最早是以燕子为生殖崇拜象征的，只不过后来它变成了图腾。进入国家时代以后，又像在埃及一样变成了神。

变成神的燕子，原本完全可以像荷鲁斯那样继续保持鸟的形象，因为它很可能就是伏羲手上那只太阳神鸟。可惜太阳崇拜是属于夏的，商文化必须更高级。高级就不能再是鸟或兽，玄鸟也就变成了更具神格的神——帝或上帝。

天庭有“上帝”，是因为人间有“下帝”。下帝商王，是天命玄鸟的后代，皇天上帝的宠儿，青铜礼器的主人。难怪饕餮、肥遗、夔龙和虬龙，都为他保驾护航。 〔24〕

如此江山虽非铁打也是铜铸，怎么也说亡就亡了呢？

或许还得走进商都去看一看。

• 19〕 以上见《史记·殷本纪》及（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

• 20〕 故事见《史记·殷本纪》，诗见《诗经·商颂·玄鸟》。

• 21〕 见翦伯赞《先秦史》及其考证。

• 22〕 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注43。

• 23〕 请参看伊佩霞著《剑桥插图中国史》。

• 24〕 有下帝故有上帝，见翦伯赞《先秦史》。

不能再胡闹了

迁徙到殷的商都，就像有城墙的上海。

殷就是现在的安阳，商则是现在的商丘，都在今天的河南省境内。在商丘建立根据地的是商汤，以安阳（殷）为大本营的是盘庚。盘庚迁殷后，二百七十三年不再移动，所以后人便把这个族群和国家称为殷，或商，或殷商。 〔25〕

他们如何自称，却不清楚。

不清楚是肯定的。那时还没有明确的国家意识，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国号。称帝之后定国号是王朝时代的事，把殷或商称为首都也同样欠妥。殷商只是部落国家，并非后来的领土国家，怎么会有首都？也只能叫根据地或大本营，却肯定是城市，因为他们自称“大邑商”或“天邑商”。 〔26〕

将商都或殷都理解为都市，可以成立。

但，那是怎样的都市啊！

城墙是高大的，宫殿是威严的，街道纵横交错，房屋鳞次栉比，作坊星罗棋布，饭店灯红酒绿。乘坐豪车的贵族招摇过市，无所事事的平民徘徊街头，额上打了火印的奴隶被驱赶着去服劳役，不同种族的巨商小贩穿梭往来。就连后来成为周武王得力助手的羌人姜太公吕望，据说也曾在殷的城市朝歌（朝读如召，今河南省淇县）卖过牛肉。

这是商业的城市。

商品来自四面八方。渤海沿岸的海产品和绿松石，西北草原的畜群和皮毛，长江上游的铜和锡、下游的稻米，以及商人自己生产的农作物和工艺品，都在殷都进行买卖，使用的货币则曾经一度是来自斯里兰卡的海贝。如此之高的商业化和繁华开放程度，堪比后来的唐代长安和宋代开封。

殷都，俨然古代东方世界的国际贸易中心。 〔27〕

手工业同样相当发达，工艺水平也极高，连马缨和篱笆的制作都有专门的工匠，完全达到专业化的程度。这些产品除了满足商王和贵族的骄奢淫逸，也拿到市场上买卖。生意最好的时候，甚至庙宇都会变成市场。

更多的商品则被成群结队的商旅驾着牛车骑着象，运往五湖四海世界各地。这种盛况在上古唯独此代，以至于后人会以轻蔑的口气，把跑来跑去做生意的称为“商人”。 〔28〕

行商坐贾，即源于此。 〔29〕

这似乎“不像中国”。

的确，从夏开始，我们民族便基本上以农业立国，重农抑商几乎成为世代共识，工商业和城市经济发达到超过农业的就只有殷商和两宋。有趣的是，宋其实就是殷，是殷这个字的音变，所以殷商残余势力在周代的国号就是宋。这就太有意思了，难道冥冥之中真有什么前缘命定？ 〔30〕

无疑，南北两宋的宋，不是东西两周的宋，前者与殷商也多有不同。他们虽然都注重城市工商业经济，但两宋气质是文雅甚至淡雅的，殷商却如熊熊烈火，浓郁瑰丽。

这又是为什么呢？

宋的情况只能在《大宋革新》一卷交代，殷商的气质则可能源于他们喜欢折腾的民族个性。这个民族大规模集体性的迁徙，从契到汤四五百年中八次，从汤到盘庚三百三十年间五回，正所谓“前八后五”，简直就像游牧民族。 〔31〕

实际上也很可能就是。商人好巫术，重鬼神，酷爱肉食和饮酒，有大量牛的肩胛骨可供占卜并记录卜辞，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多次迁徙，亦非像后来的东晋和南宋那样是为了避难，而是为了寻找更合适的牧场或商品集散地。也就是说，他们是边游牧边做生意的，就像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Sogdia）、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Bedouins）。

商，恐怕原本就是游牧商贸民族。

因此，他们来到中原，跟当年的炎帝族一样，也经过了万里长征。只不过，炎帝是西戎，他们是东夷；炎帝的图腾是兽（牛），他们的是禽（玄鸟）。但敢想敢干，一样。

这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创造力、探索精神、开拓精神甚至叛逆精神的民族，几乎把所有的可能都尝试了一遍，结果弄得自己一半像中国，一半像外国：神权政治像埃及，等级观念像印度，制定法典像巴比伦，商品经济像腓尼基，奴隶制度像罗马。据卜辞记载，他们甚至可能有罗马那样的角斗表演，让沦为奴隶的战俘自相残杀，供商王和贵族观赏。 〔32〕

殷商六百年，浓缩了世界古代史。

如果不是周人异军突起，殷商会不会发展为罗马帝国？

难讲。

黄河九曲十八弯，中国道路也一样。

商人却处处出格。他们“析财而居”，也就是父母在世的时候便分家过日子，包产到户，甚至析财到人，就连妇女也有自己独立所有的土地和财产。他们又“以业为氏”，也就是从事什么行业，就采用什么氏，比如制陶的是陶氏，制绳的是索氏，做旗帜的是施氏，编篱笆的是樊氏。更为严重的是居然还“以国为姓”。诸侯封在某国就姓某，商王也不管他们是不是自家人。谁的实力强，谁就是大爷。 〔33〕

对不起，这就是“闯红灯”了。

结果却与夏启刚好相反。请大家想想，以国为姓，还有君吗？以业为氏，还有父吗？析财而居，还有家吗？家都没了，还有国吗？家国、君臣、父子都没有，还有天下吗？照他们这样下去，变图腾为祖宗，岂不是白干了？

这就比酗酒、泡妞、开裸体舞会、以渔猎为游戏、迫害忠良不听劝告、让女人干预朝政等等严重多了，甚至比严刑峻法滥杀无辜还要严重，当然不能再让他们胡闹下去！游牧商贸也好，城市工商也罢，这两种文明都不是我们的菜。曾经一度代表中国的殷商，也最终被周人赶下了历史舞台。

后起之秀周，要为中华文明立法、立范、立规矩。

奠基者来了。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奠基者》

• 25〕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尚书》《史记》等称殷，《古本竹书纪年》等称商，《今本竹书纪年》等称殷商。

• 26〕 商在汤的时代，应该只是规模比夏更大的部落国家。到殷纣王时期已有多个城市，则可能已是领土国家。樊树志《国史概要》将其势力范围分为直接管辖区和间接管辖区，后者称为四方或四土，前者谓之大邑、大邑商、天邑商，如《殷契佚存》987曰“王其入大邑商”，《殷虚书契续编》3－24－1曰“王今入大邑商”，《殷虚书契后编》上18－2曰“王才在大邑商”，《小屯殷虚文字甲编》2416曰“告于兹大邑商”，《甲骨缀合编》182曰“天邑商公宫衣”。

• 27〕 请参看翦伯赞《先秦史》的描述及其考证。

• 28〕 请参看翦伯赞《先秦史》、樊树志《国史概要》。

• 29〕 徐中舒先生即谓：商贾之名，疑即由殷人而起。见《国学丛书》第一卷第一号。

• 30〕 关于宋与殷的关系，详见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 31〕 殷人屡迁，前八后五，见张衡《西京赋》。

• 32〕 殷商卜辞中有“卜贞，臣在斗”（前二·九）的记录，吕振羽、翦伯赞两先生均猜测有用奴隶的角斗表演之事。

• 33〕 请参看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第三章及所引文献。

后记

巡航日志

1.谜语

升到巡航高度后，在飞机上就多半只能看到云。

做一次全球的飞行是必需的。因为从本卷起，中华史就进入了国家时代。从部落到国家，是历史的岔路口。在那里，先前的同路人即世界各民族开始分道扬镳，各自朝着自己认准的方向往前走。没人知道前景如何，更不知道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正蹲在那路口冷笑。

是的，斯芬克斯。

岔路口上常有劫匪，但斯芬克斯与众不同。她不要钱，却赌命。这家伙从古埃及跑到古希腊后，不但变成了女妖，还从缪斯那里学到一肚子谜语，专门为难过往的行人。谁要是猜不出谜底，她就把谁一口吞掉。直到忒拜的英雄俄狄浦斯一语中的，她才狮子般地咆哮了一声，一头摔下万丈悬崖。

现在看来，希腊人是太乐观了。斯芬克斯其实没死，只不过从岔路口来到了思想界。那可是智者云集的地方，有层出不穷的主义可供饱食，也有众多的谜团可供提问，不愁没有俎上之肉、盘中之餐。

国家的逻辑，便是其中之一。

是啊，人类为什么要有国家呢？为什么一个民族要想告别史前进入文明，就得先把国家发明出来？如果说事出偶然，为什么无一例外？如果说这是进步，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怀念氏族和部落的时代？

这样的难题，正合斯芬克斯的口味。

一个又一个的体系被吃掉了，学者们不得不选择审慎的态度。他们在写到这个历史的重大转折时，原则上都只描述，不分析。他们会告诉我们，某某国家是由部落或部落联盟转变而来的，也会告诉我们是怎样转变甚至是通过谁来实现转变的。但为什么要变，鲜有深究。即便探究，也往往仅限于西方世界。

然而中华文明不能缺位。从西周到春秋，我们实行的是最独特的国家制度；从秦汉到明清，建立的是最典型也最稳定的帝国。罔顾中华民族的经验和逻辑，文明的大门前，历史的岔路口，就只能是波诡云谲，迷雾重重。

斯芬克斯神闲气定笑傲江湖。

我们怎么办？

2.办法

1798年7月，拿破仑率领他所向披靡的远征军来到了埃及。他们在吉萨高地壮丽的晚霞下，看见了海一般辽阔、夜一般死寂的土地，看见了默默无言巍然矗立的金字塔，以及被希腊人称为“斯芬克斯”的狮身人面像。几乎所有人都被震撼。拿破仑，这位“骑在白马上的时代精神”庄严地说：士兵们，四千年的历史正在看着你们！

也就在这时，一个不识好歹的家伙贸然开炮，还一炮便打歪了狮身人面像那一米七五的鼻子。这一炮，不知是心慌意乱，还是擦枪走火。

反正，斯芬克斯的鼻子没有了。但这样一来，反倒让它的微笑更加冷峻而傲然。

炮打斯芬克斯的故事，二百年间在埃及广泛流传，也不断被历史学家们辩诬。有人说，让它失去了王冠、圣蛇、长须、鬃毛和鼻子的，其实是几千年的日晒雨淋，风吹沙袭。也有人说，砍掉它鼻子的，是一位名叫沙依姆·台赫尔的人，原因是反对偶像崇拜。还有人说，拿它眼睛和鼻子当靶子练习射击的，其实是埃及玛穆鲁克王麾下的士兵。

但无论真相如何，这些经验对我都不适用。因为我写中华史，是要审视“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明”，找到“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弄清楚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回答“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三大问题。

这就必须直面斯芬克斯之谜。只有弄清楚国家的逻辑，才知道文明的轨迹，也才能破译中华的密码。只不过，迎面而上是不行的，绕道而行也是不行的，装作没看见就更不行。

唯一的办法是升空。

因此，在完成史前文化的“破冰之旅”后，有必要来一次“ 全球巡航 ”。目的，则不但要看清楚各民族的“文明轨迹”，更要看清楚全人类的“国家逻辑”，而且是“共同逻辑”。

知道共同逻辑，才能找到共同价值。

3.钥匙

升空的感觉很好。

没错，升到巡航高度后，多半只能看到云。但云和云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云下面，有的是山，有的是河，有的是草原，有的是森林。更何况，一旦云开雾散，我们还能像李贺说的那样：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那“九点烟”是什么？

城市。

星罗棋布的城市是国家的象征，文明的界碑。任何一个民族，只要建立了城市，就同时建立了国家；建立了国家，也就进入了文明。以此为界，之前的岁月叫“史前”，也是神话和传说的时代，之后才是“历史”。

历史就是文明史。

城市则是“文明的标志”。许多早已消失的文明，就是因为考古队发现了城市的遗址才得以确认的，比如克里特和哈拉巴、奥尔梅克和玛雅，也包括美索不达米亚。

钥匙找到了。

那么，城市的秘密又在哪里，怎样才能发现它？

这要感谢我们民族的伟大发明，这个伟大发明就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比拼音文字优越的地方，在于能够保留最原始的信息，尤其是甲骨文和金文。而且，通过对文字演变的考察，我们还能发现历史的轨迹。这套“中华史”从第一卷开始，便大量使用古文字为线索和证据，原因就在这里。

甲骨文和金文告诉我们，国就是城，城就是墙。这显然是为了安全和安全感。但现代城市是没有墙的，这就证明人们还要自由和自由感。既要安全，又要自由，只有城市才能实现。城市的秘密破译了。

问题是，为什么城市出现以后，部落就变成国家了呢？

因为人变了。

组成氏族和部落的，是“族民”；组成城市的，是“市民”；组成国家的，是“国民”。族民与市民，有什么不同？族民有血缘关系，至少有“泛血缘关系”。没有，就得联姻。市民则可以有，可以没有，本质上没有。他们的关系是公共的，所以叫“公民”。其希腊文本义，就是“城邦的人”。

有公民，就有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处理这些关系和事务，氏族和部落时代的习俗是不管用的，得靠公共权力和公共规则，还得要有按照公共规则行使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

这就是国家。

现在，国家的秘密破译了吗？

没有。因为并非所有的国民都是公民。恰恰相反，在人类文明之初，绝大多数国民都是臣民。

4.发现

这一点，在巡航高度看得十分清楚。

如果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国家体制，比如民主制为蓝，共和制为红，寡头制为黑，君主制为黄，再加上氏族和部落为灰，不毛之地为白，那么，文明之初的世界地图，除了大片的灰和白，便是大面积的黄。红与黑很少，仅出现于爱琴海、巴尔干、喜马拉雅山麓等个别地区。代表民主制的蓝，则几乎只是一个点，而且一闪即灭。

它的名字，叫雅典。

然而这个被淹没在黄色之中的小不点，却在一千多年后死而复生，并成为汪洋大海。就连那些实际上的专制统治也不得不打出民主的旗号。今日之世界，已是一片蔚蓝。

至少，看起来是。

那么，民主是意外，还是必然？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如果说是意外，为什么后来成为潮流？如果说是必然，为什么当时独一无二？

也只能找样本，做比较，查线索。

样本就是美国。这个制定了人类第一部成文宪法的国家，这个谈出来而不是打出来的国家，是民主、共和、宪政的典型。然而这个由商人、工匠、律师、文盲、探险家、淘金者和流浪汉组成的国家，却与雅典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的建国，居然都是因为航海、殖民和经商，几乎一模一样。

那又如何？

航海让人体会到自由，殖民让人懂得了独立，经商让人学会了平等。平等就不容专制，独立就需要互利，自由就必须有法可依。独立、自由、平等的结果，势必是民主、共和、宪政，是契约治国和权力制衡。

从雅典到费城，西方文明的秘密昭然若揭，核心价值也一目了然。

但，这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吗？

5.鸟瞰

回答是肯定的。

道理很简单：如果独立、自由、平等不是共同价值，那么，民主、共和、宪政就不会成为世界潮流。事实上，世界各民族对此都有追求。比如中国的墨家、道家和佛家，便都讲平等，分歧仅在实现平等的方式。儒家虽不讲平等，却讲对等，也讲独立和自由，只不过主张相对独立和相对自由。

这一点，我在第六卷《百家争鸣》还要细说。

其他民族，也一样。

于是问题就来了：既然独立、自由、平等是共同价值，民主、共和、宪政又为什么会姗姗来迟，就连西方也走了一大圈弯路？

显然，国家必定还有秘密。

而且，还一定隐藏在分手之前的起点之中。

这就不能再走街串巷，只能回到斯芬克斯拦劫行人的岔路口，还得鸟瞰。结果也很清楚。世界各民族的史前道路是一样的，都是从氏族到部落再到国家。史前文化也是一样的，都有巫术和图腾。但进入国家和文明时代后就分道扬镳。巫术在印度变成了宗教，在希腊变成了科学；图腾在埃及变成了神，在罗马变成了法。原始文化脱胎换骨。

宗教是“没有国界的国家”，法律是“并非图腾的图腾”，它们共同实现的是身份认同。任何一种国家体制和国家道路，都不过是世界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安全、自由和身份认同所做的不同选择和探索。

这就是国家的秘密。

也是国家的逻辑。

6.着陆

看清了人家的路，也就看清了我们的来龙去脉。

中华文明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巫术没有变成科学，也没有变成宗教，而是变成了伦理和艺术，即礼乐。图腾则既没有变成神，也没有变成法，而是变成了祖宗。从生殖崇拜（女娲、伏羲），到图腾崇拜（炎帝、黄帝），再到祖宗崇拜，就是我们走过的道路。

换句话说，其他民族的身份认同，或者靠神，或者靠法，或者靠信仰，靠观念，唯独我们是“认祖归宗”。夏后启能废除禅让制，尧舜禹会变成夏商周，原因就在这里。从秦汉到明清，君主制坚如磐石，原因也在这里。

有了祖宗崇拜，才有了家国体制，也才有了从夏商周到元明清的三千七百年文明史。就连什么叫“中国”，也得以弄清。所谓“中国”，就是“当时先进文化的中心”，夏商周则是“三个代表”。他们前赴后继，不断探索，轮流坐庄，终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基础是牢固的，影响也是持久的。今天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那时，包括文字符号和文化心理，文明方式和核心价值。

因此，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哈拉巴、玛雅、波斯、拜占庭等先后毁灭、中断、消亡、失落的文明相比，也与不断更新的西方文明相比，我们的文明“超级稳定”。如何评价这种“超级稳定”，自然不妨见仁见智。但弄清楚其所以然，则恐怕更为重要。

不过，那将是第三卷的事。

现在，巡航已经结束，请调直座椅靠背，打开遮阳板，收起小桌板，系好安全带，我们着陆。

下一站，是周原。

附：修订本后记

不知道若干年后，还会不会有人仍然记得2016年盛夏的酷热，但我是不会忘记的。因为当时我在热浪包围的江南某镇，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将前三卷《祖先》《国家》和《奠基者》修订了一遍。毕竟，2012年开始写作的这三卷就像小母鸡的头生蛋，带着血丝，个头也小。现在，前十六卷已经出齐，我们也从先秦走到了隋唐，该修订一下了。

改稿其实并不容易，有时候甚至比写作还难。但是为了精益求精，有必要对自己进行革命。因此《国家》一卷不少章节干脆推倒重来，我称之为“政变式改稿”。

非常感谢编辑团队表示了充分理解，他们也对原来的插图和排版做了调整甚至更新。可以说，我们一起做了苹果手机常常做的事情。只不过，尽管新版的页码增加了，印刷成本也增加了，定价却不变。我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让产品更好一些。如果由此给读者带来不便，我深表歉意！

易中天

2016年8月23日

扫一扫

测测你对历史的真相到底了解多少？

易中天中华史：国家

产品经理 | 李潇 装帧设计 | Mirro 内文设计 | 谈天

出版统筹 | 吴畏 学术顾问 | 陈勤 法律顾问 | 黄荣楠

责任编辑 | 金荣良 特约编辑 | 李烨 后期制作 | 白咏明

插图绘制 | 方佳翮 何姝 高文婧 谈天 何月婷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策划人 | 路金波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生于忧患 胜利者的惊悚

泾渭之间

农村包围城市

新政权面临危机

天命与授权

偷天换日

第二章 定音鼓 西边的太阳升起来

不能重蹈覆辙

以人为本

以德治国

看得见的力量

重新安装系统

第三章 西周大封建 山雨已来

一箭三雕

不仅仅是统战

邦国制度

我们的田野

封建是一种秩序

第四章 天下为家 嫡长子

好大一个家

姬周株式会社

重大失误

君子与小人

算盘未必总如意

第五章 两个基本点 爱国贼

好大一张网

便宜了谁

天字一号乐团

权利与义务

中国情人节

第六章 根本所在 黑名单

斯芬克斯之谜

文化内核

无神的世界

空头支票你要不要

大盘点

后记 时间开始了

返回总目录

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03

奠基者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奠基者/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1（2018.9 重印）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289-2

Ⅰ . ①奠… Ⅱ . ①易… Ⅲ . ①中国历史－西周时代－研究 Ⅳ .① K22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6380号

易中天中华史

奠基者

易中天 著

责任编辑 金荣良

装帧设计 朱镜霖

插画 方佳翮 何姝 高文婧 谈天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毫米×1280毫米 1/32

字数 110千字

印张 6.5

印数 183,801-195,800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20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289-2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生于忧患

胜利者的惊悚

据说，殷纣王是自焚而死的。

当然，据说而已，并无证据。

纣是殷商最后一个王，本名辛，在位时号帝辛，纣是周人对他的称呼，意思是“残义损善”。他是被周武王打败后逃进宫里烧死自己的，身边甚至环列着美玉。

没人知道殷纣王当时怎么想，也没人解释周武王为什么能在一片火海和焦土中找到纣王的尸身，并把他的脑袋割下来挂在白旗上。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失败者就像水里的鱼，即便流泪也没人在意，更不会留下痕迹。 〔1〕

我们只知道，周武王甚至来不及脱下战袍，就借用商人的宗庙向皇天上帝和列祖列宗禀告胜利，并同时宣布立即接手政权，俨然以“中国”自居了。 〔2〕

当然，真正的开国大典，还必须以更盛大更隆重的祭祀仪式在自己的京城举行。那时，他们将在天帝的身边看见早已去世的先祖文王，看见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正以欣慰的眼光，慈爱地看着自己表现出色的子孙。

然而周公却是心头一紧。

周公姓姬名旦，也叫文公或叔旦，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因为采邑（封地）在他们民族的发祥地周（今陕西省岐山县），所以叫周公。由于武王在伐纣之后很快就病故，继位的成王年幼，他便成为新政权最重要的领导人，以及周文化和周制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在这样的仪式上，他诚惶诚恐是可能的，心存敬畏是可能的，庄严肃穆更是可能的，怎么会惊悚呢？莫非看见了什么？ 〔3〕

正是。他看见战败的殷商贵族，看见那些往日不可一世的人上人，正排着队伍毕恭毕敬地鱼贯而入。

一股悲凉之情，在周公心底油然而生。

也许还有酸楚。

是啊！想当年，殷商的祭祀何等气派而奢华。上百头的牛羊，数不清的酒具，琳琅满目的珠宝，还有一个个献祭的活人。作为附庸小国的周，不也得派出代表助祭，规行矩步地行礼如仪，甚至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大开杀戒吗？然而现在，这些战败者却只能充当助理，拜祭周人的祖先。

盘龙城建于商中期，是一座以城为中心的商文化遗址群。城内面积约75400平方米，考古发现三处大型宫殿基址。虽非商王宫殿，但其工程做法、城池、殿堂均与中原殷商都城一致，皆为当时最高的建筑水准。

商代宫殿和宗庙建筑，通常有高大的城墙、恢宏的殿堂和以中轴线为中心的对称布局。这些特点为后来历朝历代的皇城宫殿建筑所继承。

天，真是说变就变！

据周公后来自己说，那一刻，他想了很多。他想，商的祖先，不也光荣伟大吗？商的子孙，不也万万千千吗？然而天命一旦改变，他们就成了这副德行。那么，我们周的子孙，会不会也有一天穿着别人的礼服，戴着别人的礼帽，跟在别人的后面，祭祀别人的祖宗？

完全可能。

周公清楚地记得，武王伐纣，出兵是在正月（子月），胜利是在二月（丑月），实际只用了三十多天。这实在太快了！如果他知道，后来全副现代化武装的美英联军，推翻萨达姆政权尚且用了五十六天，恐怕真会倒吸一口冷气。

想想吧想想。高耸的楼台，为什么说倒就倒？铜铸的江山，为什么不堪一击？历史的悲剧，会不会再次重演？新生的政权，能不能长治久安？

周公忧心忡忡。

没错，皇天上帝的心思，谁也猜不透。他钟爱过夏，眷顾过商，现在又看好周，这可真是“天命无常”。看来，没有哪个民族是天生的上帝选民，也没有哪个君主是铁定的天之骄子。一切都会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变。

这就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必须以殷商的灭亡为教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居安思危。显然，在突如其来的胜利面前，周人没有骄傲得像得胜的公牛，反倒如同站在了薄冰之上、深渊之前，小心翼翼，战战兢兢。

这是一种忧患意识。

是的，忧患。事后，周公在他创作的赞美诗《大雅·文王》中，曾这样告诫自己的族人和同盟——

殷的贵胄来到了周京，

天的心思可真没有一定。

请把殷商当作明镜，

想想怎样保住天命，

保住万邦的信任。

周人，为什么这样理智冷静？

也许，因为他们是农业民族。

总注：本卷涉及之西周史实，均请参看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先秦史》、杨宽《西周史》、许倬云《西周史》。

• 1〕 以上事见《史记·殷本纪》，但司马迁只说殷纣王“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没说火是谁放的。《史记正义》引《周书》称：“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以自焚。”

• 2〕 夏商周不是三个朝代，而是“中国”的三个代表，详见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的阐述。周武王来不及脱下战袍就“格于庙”，见《逸周书·世俘解》。

• 3〕 周公是否“摄政称王”，学界历来争议很大。有说他摄政称王的，有说他只摄政不称王的，还有说他既没摄政也没称王的。但说他是主要领导人，应无问题。

泾渭之间

按照周人自己的说法，他们的始祖叫弃。

弃是个苦孩子。

跟商族的始祖契（读如谢）一样，弃也非同寻常。前者是母亲简狄吃了玄鸟蛋以后生下的，后者的母亲姜嫄或姜原怀孕则是因为踩到巨大的脚印。这就说不清是来历不凡还是来历不明，于是这孩子刚一生下来，就被母亲抛弃。

结果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婴儿扔到穷街陋巷，牛马经过时都绕道而行；扔进山林，却突然出现许多砍柴人；扔在河里的冰上，鸟儿们竟成群结队来呵护他。姜嫄这才把孩子抱了回来，大难不死的小家伙也才因此得名叫弃。

差一点就死于非命的弃，在尧舜的时代担任了部落联盟的农业部长，称号后稷，跟黄帝一样姓姬，根据地在今天的陕西省武功县。为什么尧让弃主管农业呢？因为据说他是最早种谷子和麦子的人，后来还被人们尊为农神。 〔4〕

弃，是三四千年前的“袁隆平”。

这当然是传说。其实弃是一个实在的人名，还是部族的族名，恐怕都不清楚。但要说周族重农，则不成问题。周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就是一块农田。事实上，夏商周能够轮流坐庄，先后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因为有先进的生产力撑腰：夏有水利技术，商有青铜技术，周有农业技术。

周，是一个农业民族。

然而到夏文明衰落时，周人却很奇怪地放弃本行，把自己变成了游牧民族，“奔于戎狄之间”，直到公刘的时代才重归农业。公刘是人名，准确地说名字叫刘，头衔为公。现在看来，他应该是周人靠得住的始祖。号称公刘，则很可能是证明这时他们已经建立了部落国家。

公刘之后若干代，是公亶父（亶读如胆）。公亶父不能称为古公亶父。他的名字是亶父，公也是头衔。此人后来被追认为“太王”，有三个儿子，老大太伯和老二虞仲据说是吴国的始祖。老三季历接班，被称为公季或王季。季历的儿子就是周文王，文王的儿子则是武王。 〔5〕

历史地位 姓名 称号 关系

传说的始祖 姬弃 后稷 姜嫄之子

创建部落国家者 姬刘 公 传为弃之后

迁至周原建立周国者 姬亶父 公，太王 传为公刘之后

发展壮大周国者 姬季历 公季，王季 亶父三子

准备推翻殷商者 姬昌 文王 王季长子

实施推翻殷商者 姬发 武王 文王次子

当然，所谓公刘的时代重归农业，也可能是周人的粉饰之词。实际情况，是之前他们文化落后，不被看作诸夏，而被看作戎狄。但不管怎么说，到公亶父时，他们迁到了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族名也开始叫周。

周原可是个好地方。

说起来周原也是“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之间”。这两条河，就是清浊分明的泾水和渭水。这里土地肥沃水草肥美，据说就连野菜都是甜的，猫头鹰叫起来都像唱歌。 〔6〕

移民到这里的周族，开荒种地，也放牧牛羊。《诗·小雅·无羊》这样唱道——

谁说你没有羊？

三百只喜洋洋。

谁说你没有牛？

七尺长九十头。

你的羊来了，

角和角挤在一起；

你的牛来了，

大耳朵摇来摇去。 〔7〕

其实，早在公亶父之前三四百年的公刘时期，周已俨然农业大族。公刘是带着族民迁徙过的，但那显然是为了发展壮大开拓进取。所以，他只带走了部分族民，还有一部分留在原地。留在原地的做了安顿，打算迁徙的则做了充分的准备。《诗·大雅·公刘》这样唱道——

不安于现状，

不安于小康。

划清田界，

装满谷仓。

备足干粮，

背起行囊。

干戈斧钺，

全副武装。

我们这才奔向远方。 〔8〕

呵呵，他们是不会贸然行事的。

这是典型的农业民族风格。

是的，农业生产周期长，劳作苦，收获又没有保证。不违农时是必需的，精耕细作是必需的，费心费力也是肯定的。然而秋收时节的一场暴雨或冰雹，便前功尽弃，颗粒无收。那个时候，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

这就不能不忧患，不能不理性，也必须精打细算，未雨绸缪。总之，农业民族不可能像商业民族那样放开手脚：既敢一掷千金，又能一本万利。

因此，一直在内陆腹地春耕夏耘的周族，不会像来自渤海岸边又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地的商族，披着海风，带着贝壳，靠着青铜器和甲骨文，沉醉于科学、技术、预言和政治化巫术，把自己的文明演绎得浪漫而神奇，诡异而绚烂。

商与周，就像泾水和渭水。

这两种文明的风格差异，甚至表现于他们对待神祇和祖宗的方式——商人请神喝酒，周人请神吃饭。所以，商的礼器多为酒器，周的礼器多为食器，这已被考古发现证明。

呵呵，商的祭坛酒香四溢，周的神殿五谷丰登。

不难想象，周人的祭祀仪式也要庄严肃穆得多。他们会严格按照礼制的规定，摆放好煮肉的鼎和盛饭的簋（读如鬼），在钟鸣声中默默与神共食，绝不会像商人那样觥筹交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最后变成步履蹒跚的裸体舞会。 〔9〕

哈！商人是酒鬼，周人是食客。

尼采说过，希腊艺术有两种精神，即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前者又叫狄俄尼索斯精神，即感性精神。后者又叫阿波罗精神，即理性精神。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是希腊文明的秘密所在，也是这种文明不朽的秘密所在。 〔10〕

中华文明也一样，商就是我们的狄俄尼索斯，周则是我们的阿波罗。所以，商灵性，周理性；商浪漫，周严谨；商重巫官，周重史官；商重鬼神，周重人文。只不过到西周以后，周文化便成了主旋律，商传统则变成亚文化，只能在南方地区和少数民族那里若隐若现。因为文明的底色连同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心理，都将被周人刷新。

• 4〕 以上见《诗经·大雅·生民》，《史记》之殷本纪、周本纪。

• 5〕 公亶父，《史记》和许多历史著作都称为“古公亶父”，是不对的。《诗经》中“古公亶父”的“古”，是“昔”的意思，请参看杨宽《西周史》。

• 6〕 周原的野菜是甜的，见《诗经·大雅·绵》：“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猫头鹰叫起来都像唱歌，见《诗经·鲁颂·泮水》：“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怀我好音。”

• 7〕 《诗经·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 8〕 《诗经·大雅·公刘》的原文是：“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场乃疆，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 9〕 商人的酒器有尊、罍（读如雷）、卣（读如有）、斝（读如假）、爵；周的食器有鼎、簋（读如鬼）、盨（读如须）、鬲（读如利）、豆。

• 10〕 见尼采《悲剧的诞生》。

农村包围城市

周人开始打商的主意，大约是在迁到岐下的时候。

这是周人自己说的。他们说：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大王就是太王，即公亶父，也有学者认为是文王之父王季。如果前说成立，那么，他们刚从部落变成部落国家，就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 〔11〕

然而考古学的发现和史学家的研究都证明，周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其实跟商相距甚远。商在当时是地大物博的超级大国，周则不过占据了泾渭流域一片狭窄的谷地。除发明了剑以外，武器装备也没什么过人之处。他们凭什么挑战殷商的权威，又靠什么最终获得成功？ 〔12〕

经营和谋划。

第一步是笼络友邦。

友邦包括诸羌和诸夏，代表分别是羌族的姜，夏族的召（读如绍）。周是以夏族自居的。他们与召族都姓姬，与姜族则是婚姻关系，弃的母亲就是羌族女子姜嫄。以后，姬姜世代通婚。亶父之妻是太姜，武王之妻是邑姜，西周天子更每隔一代就有一位姜姓的王后。姬周与姜，亲如一家。

相反，羌族跟商则是死敌。卜辞中经常提到，商人俘虏了羌人，就用来做献祭的牺牲品。这是不能不让姜族恨之入骨的。所以周初三公，就是周公、召公和姜的太公。太公望是太师，周公旦是太傅，召公奭（读如是）是太保。

他们也都是炎黄后代，因为炎帝姓姜，黄帝姓姬。

岐山凤雏宫殿遗址，房基占地1469平方公尺，东西厢各八室，经碳十四测定可知始建年代是商末期。岐山一带为公亶父以来周人的核心活动范围，所以据此遗址依稀可见公亶父统治的岐下景象。

第二步是经营南国。

这里面也有一系列的动作，包括周族和召族向南发展为周南和召南，也包括在江汉平原建立据点。此外还有东南吴国，开国君主是文王的两个伯父。他们跑到吴，据说是为了让位给文王的父亲季历。现在看来，说不定倒是太王亶父派出去的，目的是要抄殷商的后路。

周人的布局，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羽翼丰满的周人开始实施第三步，这就是大挖墙脚。

事实上，文王号称西伯，成为商西霸主后不久，就毫不客气地灭了商的若干附庸国，比如密（甘肃灵台）、黎（山西上党）、邘（河南沁阳）、崇（陕西西安）。灭崇以后，他们还把那地方变成了自己的前线指挥部，叫丰邑。

这就几乎到了商的大门口，而且南、北、西三面，都是周的势力范围或者同盟军，正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当然，这三分之二的天下，主要是农村。作为农业民族，也作为后起之秀，周人只能在商王鞭长莫及的农村做文章。物质财富、人力资源和精锐部队，仍然集中在城市，在商王的手里。

农村包围城市，能成功吗？

难讲。而且一旦失败，弄不好就是灭顶之灾。

周人不能不忧患。

也就在这时，他们完成了《周易》一书。古人说它是文王的作品，这当然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说《周易》产生于殷周之际，作《易》者“其有忧患”，是不错的。因为《周易》的核心思想就是“变”，主要内容则是六十四卦的演变。那么，你怎么知道老天爷变不变卦？ 〔13〕

然而历史常常会有惊人之笔，事情的发展和变化也比人想象的快。就在周人从西、北、南三面包抄殷商时，东边的夷族也揭竿而起。东夷动手比西周早，殷纣王当然要先对付他们。蠢蠢欲动却按兵不动的周，便被放在一边。

结果，殷商虽然获胜，却实力大损，元气大伤。战败的夷人也心存怨恨。因为按照惯例，他们被俘后不是变成奴隶做牛做马，便是变成祭坛上的人肉包子。

周武王的机会到了。

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镇出土。腹内底有铭文四行三十二字，大意为：甲子之朝，武王征商获胜。八天后武王在阑地军中，赏赐功臣右史利青铜，利就用来铸造了这尊祭祀亶公的礼器。

武王信心满满。在多国部队的誓师大会上，他把握十足地对联军将士们说：团结就是力量。别看“受”（殷纣王）有亿兆夷人，没有一个跟他同心同德！ 〔14〕

事实证明，正是如此。

我们不知道武王爱不爱读书，更不知道出兵前他有没有读过他父王的遗著。如果他读了《易》，也许会在乾卦下面看见这样一句话：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意思是：龙高高地飞翔在天上，有利于大德之人出来平治天下。 〔15〕

是时候了，干吧！

• 11〕 周人的这个说法见《诗经·鲁颂·閟宫》。

• 12〕 请参看许倬云《西周史》。本节论述大量引用了许先生的观点和研究成果，恕不能一一注明，谨此鸣谢。

• 13〕 见《周易·系辞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 14〕 见《尚书·周书·泰誓中》。

• 15〕 这句话是《周易》乾卦第五爻（九五）的爻辞。

新政权面临危机

胜利还是来得太快。

突如其来的胜利让周人有点措手不及。好在他们头脑清醒，很快就认清了形势，找到了对策。

且看天下大势。

当时的天下，大约有相当多的族群。商，就是由他们组成的松散联盟。商王国是其盟主和核心，成员国则有的死心塌地，有的口是心非，有的离心离德，有的图谋不轨，更有并不加盟的散兵游勇在外观望，并蠢蠢欲动。现在周人把盟主干掉，蒜头就变成了蒜瓣，不难想象天下会是什么样子。

何况这些族群也五花八门。中原地区是诸夏，西部地区是诸羌，东有东夷，北有北狄，南方则有百濮和群蛮。其中有部落国家，也有部落和氏族，他们对待商和周的态度也五花八门。有的亲商，有的亲周，有的摇摆，有的独立。只有一点是相同的：没有一个会是修道院里的百合花。

更何况，即便是周的同盟者，也有一个在战后“按劳取酬，坐地分赃”的问题。这些同盟军和附庸国参加战斗，当然也都有各自的原因。有的是要报仇雪恨，有的是想趁火打劫，有的早就摩拳擦掌，有的不过随波逐流。但认为胜利之后应该分一杯羹，则人同此心。

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对付殷商。

事实上，所谓武王伐纣成功，只是端掉了殷商的总指挥部。战败的商人除一部分退到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外，大部分残余势力仍然散布中原盘踞淮岱，随时准备卷土重来。 〔16〕

这就不可不防。周人的办法则是分而治之。武王先是为殷商遗民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君主是纣王的儿子武庚。然后，他又把商的国土分为三块，分别派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各率一支部队进行监视，号称“三监”。 〔17〕

如此双管齐下，应该靠得住了吧？

然而恐怕就连武王也没有想到，他一死，傀儡武庚和东方的部落国家，一个个全都反了。而且挑头的，居然就是派出去监视殷人的那三支部队。

这在历史上，就叫“管蔡之乱”。

新生的西周政权，面临巨大压力和严重危机。

当然，叛乱最终被周公、召公和太公之子联手平息。武庚和管叔被杀，蔡叔和霍叔被流放，参加叛乱的殷商贵族则被称为顽民或殷顽，被周人视为重点防范对象。此后，周公又连哄带骗把他们弄到洛阳，住进新城成周，进行集中管理和思想改造，并在成周西边三十里新建王城，作为周的东都和前线指挥部，这才算是“宝塔镇河妖”。

忧患是有道理的。

更可贵的是理性和冷静。

实际上，无论是武王伐纣，还是周公平叛，胜利了的周人都没把殷商贵族当战俘。既没给他们戴上镣铐关进地牢做奴隶，也没把他们当亡国奴。武庚被杀后，周人又把殷的旧都商丘封给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号叫宋，待遇是最高一级的公爵。那些不愿意臣服于周的，则任其远走他乡。其中有一部分，据说跨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成为印第安人的先祖。

为殷顽筑建的成周，也不是德国纳粹的集中营。住在那里的殷商贵族，仍然保留自己的领地和臣属。被赋予监视殷顽任务的卫侯康叔，则被告诫要延续商的法律，重用商的贤人，尊重商的传统，包括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其饮食习惯。比如周人群饮，就杀无赦；商人酗酒，则网开一面。

这实在堪称优待俘虏。

西周统治者，难道是观音菩萨？

当然不是。

实际上他们这一套，不过是怀柔政策，甚至说不定别有用心。比如放任商人酗酒，就有“任其吸毒”之嫌。但在周公之子建立的鲁国，殷商遗民甚至可以有自己的祭坛，叫亳社（亳读如博）。亳社与周社是并尊的，周人对亳社也一直客客气气恭敬有加，这难道还不算开明？

恐怕要算。

不是天性仁慈，也未必用心险恶，那么，周人为什么要这样，又为什么会这样？

忧患。

• 16〕 请参看许倬云《西周史》。

• 17〕 见《史记·周本纪》，下同。

天命与授权

伯禽就要去曲阜了，他向父亲周公姬旦辞行。

曲阜是鲁国的国都，鲁国是周公的封国。他的封地原本在今天河南省的鲁山县，所以叫鲁。只是由于后面将要讲到的战略原因，成王时期移封到今天的山东省曲阜市，但国名不变。周公要留在王国摄政，也只好让伯禽去山东。 〔18〕

结果，姬旦一族便实际上有了两个封国。一个是周公本人的，封地在周原，世袭公爵。所以姬旦去世后，也仍然有周公，只不过主要任务是辅佐周王。另一个则是姬旦长子伯禽的，世袭侯爵，是远在山东的半独立主权国家。

那时山高路远交通不便，伯禽一去很难再回，周公也不能不有所教诲。于是他问伯禽：你看我身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现任周王之叔，地位不低吧？

伯禽答：是。

周公说：但是你看我，只要听说有人求见，哪怕正在洗头也握着头发跑出来，正在吃饭也来不及把饭咽下去。像这样“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知道是为什么吗？

伯禽说：请父亲训示。

周公说：我是时时警惕，不敢怠慢呀！ 〔19〕

奇怪！叛乱不是平息了吗？他还忧虑什么？

人心不服。

事实上，正是武庚和三监的反叛给周公敲响了警钟。他很清楚，新政权不可能建立在一夜之间，单凭武力也难以服众，哪怕再加怀柔政策。是啊，周作为蕞尔小邦，凭什么说当老大就当老大？再说了，周以远逊殷商之国力，居然一战而胜。这样的胜利，保得住吗？这样的政权，靠得住吗？

难讲。

其实不要说别人，周人自己恐怕也犯嘀咕。这就需要解释，需要说明，需要论证，需要用令人信服的说法，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回答和解决两个重要问题。

哪两个问题？

革命的合理性，政权的合法性。

这是不能不想，也不能不答的。要知道，这事直到战国和秦汉，也仍然有人质疑。齐宣王就问过孟子，儒道两家也在汉宣帝时辩论过。以今度古，在西周政权未稳之时，岂能不议论纷纷？作为当事人，周公他们又岂能置之不理？

周人坦然作答。

摄政的周公，辅政的召公，都在说。 〔20〕

答案却只有一个—— 天命。

天命不是运气，而是授权。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就是说皇天上帝派玄鸟为天使，赋予商人以历史使命。

由此获得的权利叫“居中国”，权力则叫“治天下”。居中国是代表权，可以代表华夏文明；治天下是统治权，可以治理华夏民族。很清楚，治天下的前提就是居中国。 〔21〕

居中国，为什么是前提呢？

因为按照我们民族对世界的看法，高高在上的天就像穹庐一样笼罩四野，所以全世界就叫“普天之下”，简称“天下”。圆溜溜的天扣在正方形的地上，多出的四个地方东西南北各一个，叫“四海”。天下就在这“四海之内”，简称“海内”。四四方方的“地”画两条对角线，交叉点就是“天下之中”。在那里建设的城市和政权，就叫“中国”。

天下之中的“中国”，对应着天上之中的“中天”，因此是正宗、正统、正规。夏商周（包括后世）都要“居中国”，争夺的就是“正”。正，意味着联盟的老大或王朝的君主已得“天心”，是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简称“天子”。

但，更重要的是获得授权。没有皇天上帝的授权，就不可能居中国，或者居了中国也会被赶下去。因为居中国的权利也好，治天下的权力也罢，可以授予就可以收回。授权就是天命，收回就是革命，即“革除天命”。商汤灭夏桀，就是“商革夏命”；周武灭殷纣，则叫“周革殷命”。因此，武王伐纣是合理的，西周政权是合法的。 〔22〕

受天命则居中国，居中国则治天下，有问题吗？

有。

• 18〕 周公的始封和移封，请参看许倬云《西周史》。

• 19〕 见《史记·鲁周公世家》。

• 20〕 关于革命的合理性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诗经·大雅》中的《文王》《皇矣》《荡》，《尚书》中的《大诰》《酒诰》《召诰》《君奭》等，都在回答。

• 21〕 居中国其实只是一个含糊的说法，与地理位置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否则不可能迁都。偏安一隅当然不行，适当移动则未尝不可，这里不展开讨论。

• 22〕 见《诗经·大雅·文王》。

偷天换日

不可否认，周人的这套理论，确实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简单明了，因此说起来振振有词，听起来头头是道。但当真要质疑也不难，而且只要问一个问题就行了：受天命而居中国的原本是殷商，为什么你们周人也能如此？

周公的回答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呵呵，原来上天更新了授权。

好，就算是吧！但，殷商固然其命已旧必须淘汰，可以维新的旧邦却其实很多。那么，凭什么实施革命和获得授权的不是别人？除非周与殷商有特殊关系。

于是，一个弥天大谎被编造出来。

谎言的著作权人和制作时间已无从稽考，但其人其事应该不晚于春秋，而使之成为“信史”的则是司马迁。按照这个谎言，周的始祖弃和商的始祖契是同父异母兄弟，因为弃之母姜嫄和契之母简狄，都是五帝之一帝喾（读如酷）的女人，而且姜嫄还是正妻，简狄则是次妃。他们甚至与夏也有关系。因为禹之父是鲧，鲧之父是颛顼（读如专需），而帝喾是颛顼的侄子。至于老祖宗，则是黄帝。 〔23〕

呵呵，都是炎黄后代，得志不分早晚。

这当然是靠不住的。因为周族发祥于西戎，商族则起源于东夷，怎么可能有同一个父亲？正妻和次妃的观念也要到很久以后才有。所以这故事多半是周人编出来的，目的是想证明周人代商合情合理合法，而且自己还更高贵。

可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谱系是胡扯。

何况商人毕竟是有玄鸟来授权的，周有吗？没有。只有一个来历不明的巨大脚印。这就比人家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差远了，弄不好还只能证明弃是私生子。

事实上恐怕也是。我们在《祖先》一卷中说过，远古时代人们在婚前享有充分的性自由。为了保证世袭的财产由亲生子继承，便有了杀首子或者抛弃第一个儿子的习俗，弃的传奇故事则不过是这一习俗的真实反映而已。

显然，只说皇天上帝改了主意，另外选择一个儿子是不够的；说武王伐纣时文王就站在上帝的旁边，恐怕也是没人信的。必须证明世界非变不可，而且确实换对了人。 〔24〕

这个要求非常合理。

周人当然最终证明了这一点，但这需要时间和过程。包括前面说的那一整套理论，都既不是周公一人提出，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建国之初，他们需要一个既能安身立命又能左右逢源的方案。因为周人既要延续殷商代表的“中国传统”，又要与之划清界限。

延续传统的办法是“居中国”，划清界限就只能考虑“受天命”。那么，同为合法政权，周与商有什么不同？

商王是“神之子”，周王是“天之子”。

的确，商和周都讲“天”，但态度不同。周人对天是崇敬和感激的，《周易》的人生观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商人的态度则是仇恨和揶揄的。他们甚至有一种仪式或游戏，就是用皮口袋盛血，高高挂起再一箭射穿，叫“射天”。这可是纣王之前好几代的事，应该能代表商文化。 〔25〕

商和周也都有上帝，但含义不同。商人的上帝，似乎就是他们的祖宗帝喾。他们对“帝”的理解，也只是取其“缔造者”的本义。只不过，因为祖宗已经宾天，所以是“上帝”，即天上的帝。现任商王则是“下帝”，即人间的帝。这样的上帝当然偏心眼，只保佑商人，甚至只保佑商王。殷商成为顽劣的儿童，最后众叛亲离，这恐怕是原因之一。

周人的上帝则是自然界，即笼罩四野的天。天，高高在上，默默无言，但明察秋毫，洞悉一切。谁好谁坏，天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才有天命和革命，授权和收权。更重要的是，天是“万民之神”，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天下人都是天的子民。天来为人民选择君主，不是比“帝”选得好吗？

答案几乎是肯定的。

那好，周天子就是万民之神选出的万民之主。他岂止有资格居中国，简直就该做世界王。

这可真是“偷天换日”！

是的，偷来天下共有的“天”，替换殷商专享的“日”。

没人知道，这究竟是周人的老谋深算，还是他们的灵机一动。也许，是既有谋划又有灵感吧！毕竟，忧心忡忡的他们少年老成，是“早熟的儿童”。只不过这样一来，从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到文化制度，也都要革故鼎新。

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新文化取代旧文化，势在必行。 〔26〕

跟随太阳神鸟从东方进入中原的殷商民族，当然想不到这一天。就连来自西方的周人也不会想到，他们跟着旧世界的太阳走，却走出了一片新世界。

这一回，太阳真的要从西边出来了。

• 23〕 这个谎言在春秋已流传甚广，但《国语·鲁语上》只是谈到了祭祀的体系，形成谱系的是司马迁，见《史记》之周本纪、殷本纪、夏本纪和五帝本纪。

• 24〕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见《尚书·召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见《诗经·大雅·文王》。

• 25〕 “射天”的仪式或游戏，见《史记》之《殷本纪》和《宋世家》，并请参看许倬云《西周史》。

• 26〕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称：殷周之变，乃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第二章

定音鼓

西边的太阳升起来

殷纣王自焚后，周武王就举起了白旗。 〔1〕

想当时宫中的火恐怕还没扑灭。那熊熊烈火和滚滚浓烟之中，一面白旗高高飘扬，该是怎样惊心动魄的画面！

难怪所有人都放下武器，开始行礼。

武王当然不是要投降，这时的白也还不是投降色，而是殷商之所崇尚。据说，正如后来阿拉伯帝国三个王朝，伍麦叶（Umayyah，旧译倭马亚）尚白，阿巴斯（’Abbāsids）尚黑，法蒂玛（Fātima）尚绿，中国上古那三代也都是有主色调的：夏尚黑，商尚白，周尚红。武王举起白旗，是为了显示他已经接手殷商代表中国，之后则红旗飘飘。 〔2〕

当然，前提是尚红的说法属实。

周天下，也是红色江山。

而且还是“中国红”。

这就是太阳从西边升起了，却并不稀奇。周之前，炎帝就是从西边来，而且是太阳神。周之后，秦人也往东方走，而且做始皇帝。周秦汉唐，政治和文化中心一直在西边，太阳也都是由西往东移。这才有西周和东周，西汉和东汉，西晋和东晋。但无一例外，西在前，东在后。

只不过，晋移得远了点。

唐以后，则是南北移动。宋虽然定都开封，却有四个京府：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商丘）和北京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县）。南宋则还有陪都杭州临安府，可见“中国”也可以南移。直到元明清，才算坐北朝南不再移动。朱元璋的定都南京，只是小插曲。

显然，这里说的“中国”完全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并且主要是文化概念。因为只有延续华夏文明或中华文化政权，才有资格自居中国，不管在西边还是东边，南方还是北方。如果是外族入主中原，则一要天下一统，二要变夷为夏，否则是没人认账的。

两大条件，第二个更重要。第一个则可打折，半统天下也行。因此，匈奴人的汉或前赵等等只能叫五胡，鲜卑人的北魏、契丹人的辽和女真人的金，便都算正式王朝，元和清当然更是。因为他们虽非汉族政权，却是文化中国。

文化中国，是周的遗产。

的确，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是周人奠定的。周以前，从三皇五帝到夏，都是摸索；商，则是我们民族少年时代的顽皮和撒野。周以后就成熟了，也变得沉稳。国家制度，辛亥革命前只变了一次，时间在战国到秦汉。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则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明清，这就是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前者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后者以纲常伦理为核心。正是它们，决定了我们民族及其文化和文明的精神气质。

更重要的是，由于20世纪以前，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是基本不变或者精神不变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便表现出惊人的延续性和连贯性。正如一位西方史学家所指出，过去世界上多数地方的兴衰更替，不但是王朝更是整个文明。一种文明湮灭了，另一种文明在原地建立并兴盛起来。结果，便没有任何一个现代西方国家是那些古老文明的直系子孙。

相反，中国虽然也有改朝换代的事情发生，它的历史却像家史一样，可以通过单一线索由近及远。显然，这位西方学者的观察是到位的，原因则在于周人完善了从夏代开始的家国体制。正如后面将要讲到的，他们干脆把天下变成了可以更换家长的大家庭，周武王举起殷商的白旗就是象征。 〔3〕

西周，是中华文明的定音鼓。

周人，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但在世界范围内，周制度和周文化却又是特例。

特殊显而易见。正如我们在《国家》一卷中所说，除了民主制的希腊是个异类，世界各民族都选择了君主制，也都以君权神授为通例。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Hammurabi）便自称“天神的后裔”，阿卡德（Akkad）国王则干脆称自己就是神，更不用说太阳神的儿子埃及法老了。 〔4〕

周人却说“君权天授”，岂非出格？

那么，天授与神授，有区别吗？

有。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

事实上，周人的天，不是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比如基督教的上帝；更不是人格神，比如埃及的荷鲁斯或殷商的帝喾。它就是自然界，同时又是伟大的人或天大的人，是人的父母，而且这伟大的父母还是天下人的，全人类的。唯其如此，它才会对人类社会表现出人文关怀。

如此与众不同，难道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

西边升起的太阳惊人地持久。君权神授的埃及，被其他民族灭掉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在欧洲被颠覆了。唯独中国的君权天授，在民主潮流席卷全球之前三千年延绵不绝。此间所有的天子，都自称奉天承运。没人对此表示怀疑，也没人认为可以不要皇帝。唯一可讨论的，是那皇帝获得天命的真实可靠性；可做的，则是用真天子替换假皇帝。

真命天子，似乎是大家都需要和可接受的。

这恐怕同样要拜周人所赐。事实上，天子的概念就是他们发明的，君权天授的观念更是他们建立的。而且，由于周人的“红色江山”曾经长治久安，以至于后人丝毫都不怀疑一个“世界性君主”的必要性，哪怕只是象征性的。 〔5〕

那么，这里面难道没有玄机？

当然有。我们知道，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埃及和华夏这三种第一代文明中，最乱的是两河流域。苏美尔（Sumer）、阿卡德、巴比伦、亚述（Assyria）、迦勒底（Kasdim），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因为那里既有农耕、游牧和商贸多种生产和经济方式，又没有统一的神。埃及要幸运些，只有尼罗河这一条河，农耕这一种生产方式，还有统一的太阳神崇拜，因此始终只有一种文明。可惜神不如天，因此埃及和两河文明终于湮灭，中华文明却能延续至今。

更重要的是，周制度和周文化并非只是君权天授，而是一整套完整严密的体系。这套体系生于忧患，却表现出惊人的智慧，不能不让人由衷佩服，叹为观止。

那就一一道来。

• 1〕 见《史记·周本纪》。

• 2〕 夏尚黑，商尚白，周尚红，见《礼记·檀弓上》。《吕氏春秋·应同》则称夏尚青，商尚白，周尚红。依范文澜《中国通史》及出土文物，夏尚黑是。

• 3〕 见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中译本序言及第一章。

• 4〕 请参看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

• 5〕 用“世界性君主”的表述来定义天子，堪称精准。见美国学者刘广京为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所撰《写在前面》。

不能重蹈覆辙

揭开西周帷幕的，是牧野之战。

牧野在哪里？不清楚。它可能原本是放牧的荒野，在殷都的郊外，因为此战而得名。交战双方当然是殷纣王的政府军和周武王的部落国家联军。由于殷尚白，周尚红，为了便于记忆，无妨将他们分别称为白军和红军。 〔6〕

白军号称七十万，红军则只有四万九。这两个数字当然未必准确，但力量悬殊却可以肯定。据说，武王伐纣前还进行了占卜，结论是不吉，狂风暴雨也骤然而至。于是，几乎所有人都惊慌失色，唯独姜太公坚持。被《封神演义》之类小说描绘得神乎其神的这位老先生号称炎帝之后，其实是同盟军中羌族的领袖。他主战，武王便决定赌一把。 〔7〕

结果怎么样呢？

牧野之战当天，殷纣王就战败自焚了。

胜利来得如此之快，当然需要解释。传统的说法是“前徒倒戈”，也就是殷纣王派出去的御敌部队掉转枪头反过来攻打他自己。不过这事有人质疑，因为“前徒倒戈”的后面还有一句“血流漂杵”。杵（读如楚）就是棒槌。纣的部队既然已经反戈一击，战争就不可能发生，怎么会血流成河，以至于棒槌都能漂起来？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8〕

那么，前徒倒戈和血流漂杵，哪个可信？

都可信。因为以双方实力之比较，没有殷商将士的阵前起义，全胜根本就不可能。但，不会所有部队都起义，顽固派总还是有的，局部的“血流漂杵”也完全可能。

这就要问：纣王的御敌部队，为什么前徒倒戈？

当然是因为殷商人心大失。

那么，他们又为什么不得人心？

因为不把人当人，证据则是人殉和人牲。

什么叫人殉？就是活人殉葬，用人做陪葬品。什么叫人牲？就是活人献祭，用人做牺牲品。陪葬品和牺牲品原始时代就有的，但前者多为器物，后者都是动物，比如马、牛、羊、猪、狗、鸡。这些动物，养着的时候叫畜，要杀的时候叫牲，合起来叫畜牲。用于祭祀，毛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起来叫牺牲。祭祀用人牲，就是把人当动物；陪葬用人殉，则是把人当器物，都是典型的“不把人当人”。

世界上，还有这等惨无人道、骇人听闻的事？

有。比如美洲古典时代的玛雅（Maya）、特奥蒂瓦坎（Ｔeotihuacan）和阿兹特克（Azteca）文明，便全都盛行活人献祭。方式，是先由四个身强力壮的祭司把人摔昏，然后取出跳动的心脏献在神前。阿兹特克最隆重的祭祀，大约需要两万颗这样的心脏。因此公元1487年，祭司们整整花了四天四夜的时间，才完成庆祝神庙落成的典礼。 〔9〕

墨西哥大神庙始建于公元1325年左右，一直是加冕、献贡、祭祀和重要民间，宗教等活动场所。图中所示为大神庙的一面墙壁，陈列着涂抹过灰泥的人头骨，这些头骨多来自于战俘和人祭。

殷商的人祭，也这样吗？

也许吧！因为这些美洲人很可能就是漂洋过海的殷商遗民。活人献祭的仪式，也没准就是他们从中国带去的。至少可以肯定，殷商时代的人殉和人牲，既有文献记载，又有考古发现，铁证如山，不容置疑。

这当然不得人心。

何况殷商的祭祀极其频繁，何况送上祭坛不仅有奴隶和平民，还有贵族。因为贵族价钱更高，一个顶一万个。杀得多的当然还是奴隶，比如被俘的夷人。事实上，由于殷纣王的嫡系部队远在东方战区，临时拼凑起来对付周武王的，就是这些从来不被当作人看的战俘。他们干活时做牛马，祭祀时做畜牲，现在又拿他们当炮灰，不倒戈才怪！

位于河南安阳高楼庄村，隶属商后期都城遗址。坑内共发现七十三具个体，分埋成三层，各层人数不一。经鉴定，所埋人骨大部分是男性青壮年及儿童，少数是青年女性及婴儿。

白军中反戈一击的，多半就是这些人。

血的教训啊！

显然，新生的政权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吸取教训，反其道而行之。殷商垮台的原因既然是“不把人当人”，那么胜利了的周就必须“把人当人”。

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萌芽了。

这就是“以人为本”。

• 6〕 牧野是一个表示地名的专有名词，还是“牧之野”的意思，春秋战国时期便有不同说法，请参看李学勤主编《西周史与西周文明》。

• 7〕 据《史记·周本纪》，周武王的联军有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殷纣王则发兵七十万迎敌。占卜及姜太公主战，见《史记·齐太公世家》。

• 8〕 见《尚书·武成》《孟子·尽心下》。

• 9〕 请参看王晶波《失落的文明》。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周制度和周文化的思想背景。

周人获得中华文明的代表权后，就废除了惨无人道的人殉和人牲。当然，人牲基本废除，人殉则清代还有。这就像废除死刑，要有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但是周以后，人牲也好，人殉也罢，都不再具有殷商时代的正当性，只会遭到主流社会和正人君子的抵制和批评。

有两件事可以证明。

公元前641年，宋襄公与曹、邾两国会盟，要杀鄫国国君祭祀社神，一位名叫子鱼的军事法官就强烈反对。他说：用大牲口进行小祭祀尚且不可，哪里还敢用人？祭祀就像请客吃饭，哪个敢吃人肉？如此倒行逆施，会有好下场吗？ 〔10〕

遗憾的是，子鱼的反对没有成功，那个倒霉的国君还是被杀，但齐国的陈子亢（读如刚）反对人殉则大获全胜。陈子亢的哥哥死后，嫂子和管家提出要用活人殉葬，理由是老先生死在国外，生病时没能得到足够的照顾。于是陈子亢便说，最应该到阴间照顾我哥的，不就是二位吗？

结果不难想象，那两个人都不再坚持。 〔11〕

陈子亢是孔子的粉丝，而孔子不但反对人殉，就连用俑都反对。俑（读如勇）就是殉葬用的土偶和木偶。对于这类东西，孔子深恶痛绝。他甚至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意思是第一个发明俑的人，大概会断子绝孙吧！ 〔12〕

奇怪！发明土偶和木偶，原本是为了代替活人。跟活人殉葬相比，应该说是进步，孔子为什么还要诅咒？

因为孔子从根本上反对人殉。

在孔子看来，人殉不仁，人殉非礼。因此，用活人不行，用死人也不行；用真人不行，用假人也不行。俑是人的替身。用俑殉葬，等于承认人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只不过以假乱真，是活人殉葬的山寨版。开了这个口子，活人殉葬就仍有复辟的可能，岂能不坚决抵制？

显然，这是一种原始素朴的人道主义，也是孔子和儒家最宝贵的思想。正是它，后来发展为“仁”的概念。因为“仁”的本义就是“人其人”，也就是“把人当人”。

但，这跟“君权天授”又有什么关系？

天人合一。

作为明确的概念和系统的理论，“天人合一”的观念产生于西汉，但萌芽应该很早就有了。实际上，甲骨文和金文的天，原本就是人。字形，是一个正面而立大写的人，头上一个圆圈，或圆点，或横线。所以，天，原本指人的脑袋，也就是天灵盖，后来才引申为苍天，再后来才引申为老天爷。

天，就是人。

更重要的是，天的授权（天命）是看人心的，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武王在伐纣的誓师大会上曾这样说：天是“万物父母”，人是“万物之灵”，所以天意就是民意。老百姓拥护谁，天就授权给谁；老百姓憎恨谁，天就革他的命。殷纣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他死定了！ 〔13〕

武王当真说过这话吗？

可疑。

这套说辞，十有八九是后人编出来的。但编造者也是周人，因此仍然可以看作周的思想。而且，类似的说法在周人的著作中频频出现，总不能说一点依据都没有。更何况，就算是编的，也编得好！因为按照“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逻辑，君权天授已经被偷换为“君权民授”了。

这是“伟大的谎言”。

由此产生的，是孟子的“双重授权”论。孟子的学生万章曾经问他：舜得到天下，是谁的授权？

孟子说：天。

万章问：上天可怎么授权呢？谆谆教诲吗？

孟子说：天不说话，用事实来说明问题。比如天子主持祭祀，神祇都享用，这就是天接受了他。主持工作，老百姓都很满意，这就是民接受了他。天和民都接受，他就是合格也合法的天子。所以天子的权力是“天与之，人与之”。 〔14〕

这是“聪明的说法”。

但问题也接踵而来。是啊，就算政权来自天与民的双重授权，天也好，民也罢，为什么要授权给周呢？

周人的说法，是他们的君王有德。

• 10〕 见《左传·僖公十九年》。

• 11〕 见《礼记·檀弓下》。

• 12〕 孔子说“为俑者不仁”，见《礼记·檀弓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见《孟子·梁惠王上》。

• 13〕 见《尚书》之《泰誓上》《泰誓中》。

• 14〕 见《孟子·万章上》。

以德治国

周王有德吗？据说有。

在两周文化人的笔下，他们的先君和先王都是谦谦君子和道德楷模，从来就宽厚仁慈，勤政爱民，礼贤下士。比方说，每年春耕，周君都要在田间地头举行“馌礼”（馌读如叶），表示亲自送饭给农夫。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胜枚举，依据恐怕也是有的，周的史官和诗人毕竟不是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何况即便是做秀，也比商王的鞭子好。

结果天下归心，“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这话其实很实在。没有力，只有德，是得不到天下的。周人的聪明，就在他们两手都用，而且用得智慧。对大国，他们示威，大国就不敢作对；对小国，他们示柔，小国就甘愿附庸。统一战线如此广泛，可不就“三分天下有其二”？ 〔15〕

显然，周人不但有力，而且有智。事实上，对于武王伐纣的胜利，当时就另有说法：殷纣王讨伐东夷损失惨重，周和同盟国则遭遇了灾年。也就是说，周武王其实是乘人之危并利用了饥饿的力量。但是后来做总结，就只说德。 〔16〕

德，成为上天授权的标准。

后面的结论也顺理成章：以德得天下的，也必须以德治天下，否则就会跟殷商一样自取灭亡。

这是周人几乎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道理。周公就一而再，再而三对子弟和同仁们说：我们是“小邦”，根本就没资格“居中国”，也不敢“革殷命”。现在天地翻覆，完全由于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不认商王认周王。为什么呢？就因为纣王失德，而我们的文王和武王有德呀！这跟当年夏桀失德，商汤革命，是一样的呀！

这个道理，直到西周晚期还在讲。陕西岐山出土的青铜器“毛公鼎”铭文，就说皇天上帝对文王和武王的美德大为满意，这才让我“有周”匹配上天。难怪周公说，我们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延续文王的美德，才有可能保住天命。 〔17〕

诸如此类的话，周公对召公奭说，也对康叔封说。

康叔封就是武王和周公的同母弟弟姬封，排行老九。管蔡之乱后，周公把武庚的人民一分为二，组建成两个新的国家。其中一个给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号叫宋，公国；另一个则给了康叔封，国号叫卫，侯国。

1843年陕西岐山出土。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因作器人毛公得名。鼎内铭文多达四百九十九字，书法为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铭文第一句就是“父歆，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劂德，配我有周”。

卫和宋，其实就是殷和商，是古代殷商二字的音变。可见康叔封的任务，就是要把殷人改造成周人。 〔18〕

康叔封任重道远。

于是周公发表《康诰》，语重心长地对康叔封说：我亲爱的弟弟，年轻的封啊！你要小心翼翼，你要谦虚谨慎，你要戒骄戒躁呀！天命是无常的，天威是可怕的，人民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他们天天都在看着你，看你能不能遵循父王的传统，弘扬父王的美誉，继承父王的遗志。那些小人是很难搞的。你得把别人的病痛，当作自己的病痛才行啊！ 〔19〕

周公旦语重心长。

毫无疑问，周公旦、召公奭、康叔封，都并非天生的道德楷模。他们的德，其实是逼出来的。只不过，他们没有被“逼上梁山”，而是被“逼上圣坛”。

哈哈，这就对了！

实际上，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品质或境界，不如说是一种智慧。说白了，它只是在“通过损人来利己”和“通过利人来利己”之间，做了明智的选择，是“聪明的自私”。但这种聪明的自私，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有利，这才成为全人类共识。周人的独到之处，则只是在新政权诞生之际，把它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

又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也萌芽了。

这就是“以德治国”。

从逻辑上讲，这是顺理成章的。是啊，既然“君权天授”，当然要“以德配天”；既然“以人为本”，当然要“敬天保民”。但这在世界上，却是独一无二，闻所未闻。世界各文明古国，有宗教治国的，有法律治国的，更有兼用宗教和法律的，当然还有只靠个人魅力的。以德治国？没听说过。

德，真能治国吗？

如果能，怎么治？

• 15〕 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 16〕 请参看张荫麟《中国史纲》。

• 17〕 见《尚书·君奭》：“我道惟宁王德延。”

• 18〕 卫和宋是殷和商的音变，见杨宽《西周史》。

• 19〕 《周书·康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

看得见的力量

以德治国，也许来自周人的灵感。

没错，德这个字，殷商就有了，是甲骨文，并屡屡见于卜辞。它的字形，是路口或路上一只眼睛。意思也有两个。一个是“视线很直”，所以德通直，也读“直”。另一个是“看见了什么”，所以德通得，也读“得”。在卜辞中，它还被借用来表示得失的失。有得就有失，有治就有乱。所以在古文字和古汉语中，得失治乱，都可以是同一个字。 〔20〕

很好！文化密码，就在于此。

的确，德，首先是得与失。周公他们要考虑的，也首先是天命的得到和失去。而且，由于来之不易，由于转瞬即逝，由于天命无常，由于天不可信，他们必须“有德”。

这就首先要“有心”。

于是，西周青铜器上的德，就在眼睛下面加了“心”字，意思是“心中所见”，是内心世界的得失和曲直，也就是“心得”。这就已经非常接近今天所谓“道德”，尽管在周人那里，道是道，德是德。但德字如作他用（比如人名），则仍是甲骨文字形，有路，有目，无心，德鼎和德方鼎就是。

有没有“心”，很重要。

◎甲骨文“德”（粹八六四）

罗振玉先生指出，卜辞中的“德”，都可以借用为“失”，可见其本义是“得”。

◎金文“德”（何尊）

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表示道德之德的“德”字。“中国”二字的最早文字记载，也在这件青铜器上。

◎金文“德”（德鼎）

这里的“德”，因为是人名，字形仍与甲骨文同，无“心”。

目前发现的“有心之德”，最早的是在何尊，原文是“恭德裕天”。这是成王时期的礼器，记载了周公“宅兹中国”营建成周洛阳的史实，“中国”一词最早就出现在这里。这件出土文物雄辩地证明，周人在平息了武庚和三监的叛乱，完全有资格“居中国而治天下”时，以德治国的观念就萌芽了。 〔21〕

显然，以德治国，就是周人的政治思想。这个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民族的观念，是周文化和周制度的核心，也是他们的一大发明。周之前，是没有的。 〔22〕

不过麻烦也接踵而来。

没错，得失之得或曲直之直加上“心”，就成了“道德的德”。但道德既然在心里，怎么治国？唯一的办法，是把无形之德变成有形之物，让它看得见，做得了，也行得通。

周人解决了这个问题。

看得见的是圣人。圣，甲骨文和金文都有，字形中最醒目的符号是大耳朵。所以，繁体的圣（聖）、声（聲）、听（聽）在上古是同一个字，都从耳。圣的本义也是“听觉敏锐”，后来变成“一听就懂”，再后来变成“无所不通”，最后变成“众望所归”。或者用孟子的话说，就叫“人伦之至”。 〔23〕

耳聪目明变成德高望重，无疑是一个重大转变，却也是不得不变。从此，被尊为圣人的，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周武、周公、孔子，无一不是道德高标。

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内底有铭文一百二十二字，证实了周武王灭商后筹迁洛邑以为东都，以及成王继续营建成周的史实。铭文右起第七列前四字即“宅兹中国”。

这，就是中国独有的圣人崇拜。

圣人崇拜成为风尚，虽然是由于后世儒家的鼓吹，但那意思周初就有了。是啊，改朝换代要有依据，以德治国要有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据说是无穷的。文王和武王，岂能不“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就连革除夏命的商汤，也得是。

榜样，是“看得见的力量”。

但，禹汤文武，只是统治者的榜样；后来的孔子，也只是读书人的楷模。教化大众的“平民圣人”还没出现，虽然他迟早会被打造出来。在此之前，实施以德治国，就不但要靠“看得见的力量”，还得依靠“行得通的手段”。

那么，它又是什么呢？

礼乐。

• 20〕 “德”在卜辞中被借用来表示“失”，见《古文字诂林》第二册第470页引罗振玉说。

• 21〕 何尊，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现藏宝鸡市博物馆。

• 22〕 有学者认为，商人已有德治观念，证据是《尚书》的《盘庚》多次提到这个问题。但此文是后人伪造，并不可靠。

• 23〕 见《孟子·公孙丑上》。

重新安装系统

礼乐并非周的发明，殷商就有，夏也有。而且，商人之礼是奢侈的，商人之乐也是华丽的，甚至还特别重视音乐的美。汤王的赞美诗《那》就这样唱道——

伟大啊繁多，

敲起手鼓。

鼓声隆隆啊，

乐我先祖。

清亮的管乐，

齐整的步武。

铿锵有力的钟磬，

神采飞扬的万舞。 〔24〕

呵呵，他们没准还有唱诗班。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说“周公制礼作乐”？

因为周公让夏商也有的礼乐脱胎换骨。他先拷贝其数据，再格式化其硬盘，然后按照自己的需要安装另一个系统，结果便变成了全新的东西。

那么，周的礼乐，跟殷商的又有什么不同？

不妨先看什么是礼乐。

从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看，礼就是礼器，即祭礼；乐就是乐器，即乐舞。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礼乐。周公要做的事情，当然并不仅仅是把夏商的祭礼和乐舞重新编排一遍，而是要实现质的飞跃和变化，从而把它们变成一种制度，变成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维持秩序和安定人心的工具。

王国维、郭沫若都认为“象二玉在器之形”，因此“礼”最早是指礼器。

许慎认为“象鼓鞞”（架子鼓），罗振玉认为是“琴瑟之象”，总之是乐器。

哈，商的礼乐是仪（仪式），周的是制（制度）。

问题是，这可能吗？

完全可能。

我们知道，祭礼和乐舞都是有序的。比方说，在祭祀仪式上，接受致敬和礼拜的天神地祇、列祖列宗谁坐主席，谁算列席，要有一个序列；参加祭祀的人，谁是主祭，谁算助祭，也要有一个序列。如此，才能行礼如仪。至于乐舞，也必须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起承转合，井然有序，才能斐然成章。

秩序，是礼的本质，礼的精神。

礼既然是秩序，那就可以用来处理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定。这就是周公的礼。它的意义，当然不再仅仅只是敬神祭祖，更在于身份认同和社会责任。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身份地位和社会角色，比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也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只要明确这一点，各自安分守己，就不会动乱。

这是西周社会的定海神针。

因此，它必须被确定为制度，这就是礼制；必须被应用于政治，这就是礼治；必须成为普遍进行的教育，这就是礼教；必须成为类似于法律的东西，这就是礼法。

礼制、礼治、礼教、礼法，就是周人安装的软件系统。

但这里面有问题。

问题在于不平等。因为所谓礼乐制度，说到底就是“以等级定秩序”。按照这种制度，人与人之间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都不平等。而且，正因为不平等，才有秩序，叫“尊卑有序”。

这就无法让人心理平衡。

是啊！人人生而平等，凭什么有的尊，有的卑？

对此，周公他们自有一套说辞。可惜这些说辞未必让人心服，更未必能让人心悦。这个问题显然必须解决。否则，实行礼制的结果，就不是秩序井然，而是愤愤不平。

周公的办法，是用“乐”来调和。

磬是和钟匹配的乐器。西周中期石磬发展成编磬。石磬略呈三角形， 顶角为钝角，上有一穿孔可以悬挂。两底角略呈圆弧状。陕西扶风召陈遗址出土。

什么是乐？乐是音乐，也是快乐。换句话说，音乐是让人快乐的，要想快乐就得像音乐。那么，什么是音乐？音乐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而乐音的特点就是差异。不同的乐音，音高、音长、音强、音色，都不同。但组合在一起，很好听。可见不一样或不平等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组织。

组织的原则就是和谐，和谐则是多样统一。这也正是礼和乐必须构成同一个制度的原因所在。没错，礼辨异，乐统同；礼讲多样，乐讲统一；礼维持秩序，乐安定人心。人心安定，秩序就能维持；秩序井然，社会就会稳定；社会稳定，政权就能巩固。新兴的周，也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就是周公的“制礼作乐”。

他被后世尊为圣人，也不奇怪。

有圣人崇拜，就有了“看得见的力量”；有礼乐制度，就有了“行得通的手段”。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系统工程就这样建立起来，而按照这个系统建设的就是中华礼乐文明。

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当然一言难尽，但线索是清晰的——因为“君权天授”，所以要“以人为本”；因为以人为本，所以要“以德治国”；因为以德治国，所以要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即“以礼立序，以乐致和”。

天授是旗帜，人本是纲领，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这就是周公的思想体系。

从这样一整套思想体系出发，周人创立了四大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井田顾民生，封建从民意，宗法敦民俗，礼乐安民心。至此，周文化和周制度的系统软件，全部安装完毕。

那就让我们一一道来。

• 24〕 《诗经·商颂·那》：“猗与那与，置我鞉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鞉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於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斁，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

第三章

西周大封建

山雨已来

周公从东方战区回来了。

他很疲惫。胜利了的周公忧心忡忡，满脸倦容，一肚子心思。迎接他的也不是鲜花，而是挑战和危机四伏。

局势确实严重。

周公清楚地记得，三年前，叛乱的武庚、三叔和东夷何等地嚣张，反对的力量又何等地强大。那些周族内部的反对派，居然罔顾占卜的神示，公开跳出来大唱反调，企图阻止平叛和东征。自己的亲兄弟管叔和蔡叔则在京城四处散布谣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成王）”，不可不防云云。

这可真是内外交困。幸亏后来召公站在了自己一边，成王也消除了猜疑，还亲临前线劳军。否则，里外不是人的周公真会成为别人盘子里的三明治。

战争也进行得十分惨烈，甚至导致了当地大批象群的迁徙。因为东征部队必须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才能深入不毛与敌交手，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于是，在班师回朝的路上，将士们这样唱道——

用坏了我们的手斧，

累坏了我们的工兵。

周公率师东征，

叛乱得以扫平。

我们这些苦命的人啊，

但愿从此得到安宁。 〔1〕

周公，能给天下带来和平吗？

能，但先要反思。周公一定想过：敌对势力为什么那样强大？破坏分子为什么那样繁多？新世界为什么这样不素净？新政权又为什么这样不安宁？

说到底，还是人心不服。

不服也不奇怪。“小邦周”要取代“大邑商”，原本就不是一场战争能够搞掂的。何况“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延续了六百年之久的殷商并不是纸老虎，残余力量的伺机反扑和妄图复辟势在必然，没有才不正常。

奇怪的是东夷。

所谓东夷，就是生活在今天辽宁、河北、山东和江苏北部沿海地区的氏族、部落和部落国家。他们跟西羌一样，原本也是被殷商欺压的。因为受欺压，东夷屡屡反抗。武王伐纣前，他们还跟商人血战，周人才得以乘虚而入。

这样看，东夷应该像西羌的姜族一样，与姬周同心同德同仇敌忾才是，至少也可以像牧野之战时那样袖手旁观，为什么要掺和到叛乱里来呢？管叔、蔡叔、霍叔的反目就更不可思议，他们可是亲兄弟、自家人。

原因是多方面的。

比如东夷的反抗，原因就很复杂。东夷也叫“鸟夷”。他们跟殷商一样，都是东方的民族，也都以鸟为图腾，文化上是相通的。因此，东夷与殷商，只有利害冲突，没有文化冲突。与姬周，则不但有利害冲突，还可能有文化冲突。

再说他们也“不服周”。是啊，凭什么灭商的是你们姬周，不是我们东夷？因此，他们很可能会像后来秦灭六国时的楚人，一肚子的不服气。何况周革殷命，他们也没得到好处。现在殷顽叛乱，周人内乱，岂不正好渔翁得利？

利益，是关键的关键。

事实上，反对周公的三股力量，都未尝没有利益的驱动。殷人是要夺回失去的江山,东夷是要趁机捞他一把，管叔则是不满周公的大权独揽。因为按照“兄终弟及”的殷商传统，摄政称王的应该是他。没错，因为武王姬发是老二，周公姬旦是老四，而管叔姬鲜是老三。周公摄政，凭什么？

其实，武庚、三叔和东夷只是出头的椽子。不动声色心里嘀咕的，恐怕不在少数。看热闹、看笑话、看风向，蛇一样蛰伏着，窥测时机准备出手的，恐怕也不在少数。对付这些人，唱道德高调是没有用的，一味地武力镇压也不是长久之计。在这山雨已来之时，需要的是政治智慧。

周公，有这个智慧吗？

有。他只用一个办法，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而且还创造了一种新的制度。

这个办法，就是分封诸侯。

• 1〕 东征将士的回忆，见《诗经·豳风·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既破我斧，又缺我锜。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东征，四国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一箭三雕

分封诸侯，是周初的一件大事。

所谓分封，包括分和封。分的是殷商地盘，封的是自家兄弟。换句话说，就是把殷商的土地和人民，封给姬周的嫡系部队和同盟军。这当然首先是为了对付殷商的残余势力。要知道，那些家伙人还在，心不死，既不能不防，又不能大开杀戒。毕竟，屠杀是最愚蠢的，既不符合“以人为本”的原则，也会激起更多的民变和叛乱。

可行的办法是分化瓦解，让他们成不了气候，也抱不成团。试想，一架飞机如果大卸八块，发动机、驾驶舱、起落架、机翼和尾翼都放在不同地方，它还飞得起来吗？

周公便正是这样想的。

他也正是这样做的。

殷商的“发动机”被放到了洛阳，也就是成周。从殷都朝歌（今河南淇县）迁徙到这里的，主要是殷商的王族和为王室服务的士人。由于这里是周的东都，因此等于被安排在周的眼皮底下。商王的嫡系部队也被改编为所谓“殷八师”，成为成周的卫戍部队，等于是周人的看门狗。

他们的“驾驶舱”则被放在了殷的旧都商丘，周人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这就是前面说过的宋国。这一拨人，当然也是从朝歌迁徙过去的。但殷商的贵族迁到洛阳和商丘以后，周公并没有把朝歌变成空城，而是给了自己年轻的弟弟康叔姬封，建立了卫国。康叔不但得到了朝歌，还分到了殷商的七个部族，基本上都是技术人才，包括制陶、造旗、编篱笆、铸铁锅的专业户，分别叫陶氏、施氏等等。这就等于把殷商的“起落架”捏在手里了。

这可真是全国一盘棋。

分到了殷商部族的还有周公之子伯禽、成王之弟唐叔姬虞、召公之子姬克。伯禽分到六族，叔虞分到九族。姬克也分到六族，但不全是殷商遗民。他们三位新君也都带着这些族民远走他乡，去建设新的国家。伯禽的国号叫鲁，在今天的山东；叔虞的叫唐（后来叫晋），在今天的山西；姬克的叫燕，在今天的北京地区。 〔2〕

周公这一招相当厉害。

据《中国历史地图大图鉴》。

事实上，殷商的国族，原本由四种关系组成：血缘、地缘、行业、国家。血缘组织为族，地缘组织为邑，行业组织为氏，国家组织为姓。说白了，就是一个家族，世世代代只从事一种行业；同行业的人，又集中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并世代通婚。同一种氏（行业），住在同一个邑（地区），就成了族。族相聚，即为国。现在，周公把这些氏（行业）整体迁徙到另一个邑（地区），殷商那个“国”还能存在吗？

也只能支离破碎。而且，归属于康叔，以及被伯禽、叔虞和姬克带走的殷商氏族，也只能融入周人的社会，成为新的国族。也许，多年之后，他们会被叫做“卫国人”或“鲁国人”，但在当时却都是“周人”。

这就已经相当高明，何况还不止于此。

实际上，建立宋国和卫国，跟建立鲁、晋、燕，用心是不同的。建宋封卫，都是为了对付殷顽，只不过宋为怀柔安抚，卫为监视改造，因此只是“近距离换防”。

伯禽、叔虞和姬克这三支队伍，却是“远距离殖民”。而且所到之地，均为要冲。比如晋国和燕国，便接近戎狄，其实是姬周的边防前线。难怪后人会说周公分封诸侯，是在给周天子“扎篱笆墙”了。 〔3〕

1978年河北元氏县出土。内底有铭文八行，大意为：戎人大举出于地，刑侯与戎搏战，命臣谏率领师氏、亚旅等驻于。由此可知，刑国的分封，是西周在北方建立的防止戎人入侵的一道屏障。

鲁国所在地，则是东夷的老窝。所以不但要让周公之子在那里建国，还让姜太公吕望建立齐国。这实在是妙不可言，简直等于二战后美国（姬族）和英国（姜族）跑到俄罗斯（东夷）建立殖民地，虽然他们都反法西斯（殷商）。

毫无疑问，以太公和召公之丰功伟绩，受封必在武王之时。但武王是初封，国土也近；周公是移封，国土也远。事实上齐侯、鲁侯和燕侯，都相当于英国国王派出的总督，只不过这三个地方都不能叫做“海外殖民地”，得叫“海内殖民地”。其中的深谋远虑，给我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

总之，周公成功了。他瓦解了殷顽势力，控制了战略要地，酬劳了功臣盟友，岂非一举三得，一箭三雕？

什么叫政治智慧？

这就是。

• 2〕 伯禽分到六族，叔虞分到九族，这事有文献记载；姬克也分到六族，但不全是殷商遗民，有文物证明。均请参看许倬云《西周史》。

• 3〕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不仅仅是统战

毫无疑问，这种智慧不是周公一个人的。西周建立的封国，也远远不止宋、齐、鲁、卫、晋、燕。它们甚至未必都是姬姓或姜姓，比如还有芈姓的楚国、姒姓的杞国（芈读如靡，姒读如四）。杞人忧天的故事，说的就是这号人。

楚、杞之类，在当时无疑都是小邦，至多不过部落国家，甚至只不过部落或部落联盟。他们在殷商时代叫做“方国”，比如周、召、姜，就叫周方、召方和羌方。此外还有（读如鬼）姓的鬼方、风姓的人方。殷商对他们或者武力镇压，或者不闻不问，是很失策的。

实际上这些方国兵力少，数量多，规模小，来头大，动不动就号称神农、黄帝、尧、舜、禹之后，因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帮忙帮不上，添乱很容易。聪明的做法，当然是能团结的就团结，这样才能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至少，即便不能成为朋友，也不能让他们成为敌人。要知道，这些哥们跨入文明并不久，还带着野蛮习气和部落遗风，可是说翻脸就翻脸，说动粗就动粗的。

何况其中一些还参加了伐纣战争。虽然不过一彪人马三五兵丁，只是打酱油的，却也算同盟国和参战国。现在胜利了，总得分他一杯羹，排排坐，吃果果吧？

那好，统统给个师长旅长当当。

于是，只要承认周王是天子，哪怕只是名义上认同周的领导，不管是氏族、部落、部落国家，也不管诸夏、诸羌、百濮、群蛮，都纷纷弹冠相庆，人五人六地成为国君。

说起来这倒是个互利互惠的双赢方案，而且双方做的都是无本生意。比如方国，就什么都没失去。土地、人民、军队、财产，周天子都不要他们的，反倒还会再赠送一点。他们在伐纣战争中捞到的油水，当然一律加盖公章予以承认。诸侯的国内事务，周天子却概不过问。这难道还不合算？

更重要的是，这些方国不少是蛮族。因为文化落后，长期被殷商歧视，自己也自惭形秽。现在既已受封，也就成为诸侯，可以跟中原诸国平起平坐，礼尚往来，这可真是咸鱼翻身，岂有不接受之理？

但，赚了大头的还是周。

首先，这些封国的土地、人民和财产，原本就是那些家伙的，周人并没有成本。周天子给出的，只是一个名义和头衔。但这张空头支票，却换取了对新政权的承认和支持，赎买了异动之心和武装力量，从而建立了自己的统一战线，还没失去领导权。最重要的是，方国的加盟证明了周政权天命和人心的“双重合法性”，这可不仅仅是“统战”。 〔4〕

这就是西周统治者的一系列动作：再编组、大迁徙、广殖民、泛分封。总之，该镇压的镇压，该安抚的安抚，该酬劳的酬劳，该收编的收编。现在，他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不能。因为新秩序是否稳定，仍是问题。

这就不能靠策略，只能靠制度。策略只是术（技术或权术），制度才是政（政治）。换句话说，制度的建立和建设才是根本性的，也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事实上，就在周公他们下棋的时候，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也应运而生。这种制度本身是有“维稳功能”的，因此保证了五百年的太平。但它同时又有先天不足和内在矛盾，因此在春秋被破坏，在战国被颠覆，在秦汉被替代，只留下难忘的记忆和永远的惆怅。

它的名字，就叫“邦国制度”。

• 4〕 比如姜太公的齐国，就长期有两个姬姓的“上卿”，一个叫“国子”，一个叫“高子”，号称“二守”。

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的核心，是“封建”。

这里说的封建，不是封建社会或封建主义，跟封建礼教或封建迷信更是两回事。其实迷信跟封建毫不相干，礼教前面冠以封建二字也是乱点鸳鸯谱。封建，通俗地说就是“分封”，但叫“封建”更准确。因为不但要封，而且要建。封就是封邦，建就是建国。封和建，都是动词。邦和国，是名词。封邦建国，是动宾词组。这是本来意义上的“封建”。

先说“封”。

封就是“爵诸侯之土”。这是许慎的解释，也是学界的共识。说白了，就是分封诸侯的时候，要给他一片领土，一个地盘，还要明确地划出疆界。因为在殷商那个部落国家联盟的时代，还没有国家主权的概念，疆界也是模糊不清的。

周人却主张界限分明。

这就得“封”。具体做法，是在边境线上挖沟，叫“沟封”。挖出来的土，堆在两边高高隆起，叫“封土”。土堆上面还要再种树，叫“封树”。种树主要是为了加固隆起的封土，防止坍塌，同时也更醒目。至于那条沟，也有多用。它是疆界，也是渠道，平时蓄水养树，涝时可以排洪。

显然，封的意义在疆，所以也叫“封疆”。封出来的政治实体就叫“邦”。邦和封在上古可以是同一个字，不过封是动词，邦是名词，相当于“国家”，但又不能叫“国家”。因为在先秦，国是国，家是家，并不能混为一谈。而且春秋以前的邦，包括宋、齐、鲁、卫、晋、燕、楚等等，严格说来只有“半独立主权”，成为“独立主权国家”，要到战国。

不叫国家，叫什么？

邦国。这是最合适的称呼。因为所有的邦都包括城市和周边广大农村。城市叫国，加上农村叫邦。国是都城，邦是全境，邦比国更准确。当然，邦与国也可以通用互换，因此叫邦，叫国，叫邦国，都行。叫国家，不行。 〔5〕

邦国有大小。小一点的，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因此，其国名往往从邑。这就是“城市国家”。大一些的，是以一个中心城市为首都，再加若干城市和周边农村，这就是“领土国家”。西周初年，大多数邦国都是城市国家。只有周例外，有丰、镐、洛邑好几个城市。

周，也是邦国吗？

也是。只不过，是最大也最高级的。周的国君称王，因此是王国。而且，也只有周君可以称王。其他邦国之君，或为公（如宋），或为侯（如齐），或为伯、子、男，不等。但他们可以统称为侯。因为侯是“有国者”，或“封藩守疆之殊爵”，也就是在边疆保卫天子的人，所以又叫“侯卫”。侯是很多的，所以叫“诸侯”，也就是“诸多的侯”。等到战国，诸侯们纷纷称王，邦国制度就解体了。

由周王国和诸邦国组成的世界，叫“周天下”。这个天下，跟秦汉以后的大不一样。秦汉以后，是“一个天下，一个国家，一个天子，一个元首”。比方说，秦帝国与秦天下是合一的，秦天子也就是秦皇帝，这就叫“帝国制度”。

邦国制度则不同，是“一个天下，许多邦国，一个天子，许多元首”。天下只有一个，即周天下；天子也只有一个，即周天王。但在这个天下里面，有许多邦国，比如宋公国、齐侯国、郑伯国、楚子国、许男国，等等。这些邦国，都有自己的元首，而且不一定同姓。

这样的天下，怎么能叫“王朝”？

也只能叫“国家联盟”。

这样的国家联盟，或多或少有点像英联邦。但，英国不是联邦的“宗主国”，女王也不“封建诸侯”。英联邦的成员国，包括英国与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都是平等的。联盟则是“松散的联合体”，成员国可以加入，也可以退出。

周天下却颇为不同。

首先，周天下在理论上和名义上是周和周王的，周联盟的成员国不是“加盟国”，而是“隶属国”。其次，周王国与诸侯国，周天子与各国君，是君臣关系，并不能平起平坐。第三，各诸侯国的主权和治权，至少在名义上都是周天子授予的，天子对他们不但要封，而且要建。

建，也许比封更关键。

• 5〕 实际上，国原本叫邦，比如“邦交”，比如“邦有道”或“邦无道”。后来，由于避汉高祖的讳，许多文献中的“邦”都改成了“国”。因此，叫“邦”，叫“国”，叫“邦国”，都没错。

我们的田野

什么是“建”？

建就是建国。它包括三个内容：授土、授民、授爵。

册封仪式是隆重的。祭坛由青白红黑黄五色土筑成，象征着东西南北中。诸侯封到哪一方，就取哪一方的土，再掺和代表中央的黄土，用白茅包裹交到诸侯手里。这就叫“授土”，表示诸侯拥有对那片土地的使用权。

赐给诸侯的人民则包括三部分：本族臣僚、殷商遗民，以及封地上的原住民。当然，这主要是指鲁、卫、晋、燕之类。其他邦国不一定有殷商遗民，原住民则一定有的，领导班子也一定是他自己的。这就叫“授民”，表示诸侯拥有对那些人民的统治权。这也是周人的一大发明。因为像这样土地和人民并赐，殷商卜辞中并没有记录。

由此可见，只有周的封建，才是“真封建”。

第三件事是指定国君，包括命名国号（比如宋、齐、鲁、卫），发表训示（比如《康诰》），赐予受封的象征物（比如冠冕、礼器、仪仗）。这就叫“授爵”，表示诸侯相对独立，权力合法，并拥有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世袭权。

这三个程序意义重大。

事实上，封邦建国必须授土、授民、授爵，表现出来的正是周人对“国家概念”的理解。尽管这个时候的邦国，还只是初级阶段的国家，甚至不能叫做国家。但，土地、人民和领袖，便从此成为我们民族的“国家三要素”。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赞美诗《歌唱祖国》，就是第一段唱土地，第二段唱人民，第三段唱领袖。这是周制度的深远影响。

现实意义也很明显。授土和授民，表示周王才是全世界土地和人民的唯一产权人和法人；授爵，则表示他是所有邦国的最高统治者或世界性君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主权和产权都是周王的，诸侯只有财权和治权。

但当时似乎没人想那么多。程序结束后，受封的诸侯个个峨冠博带，珠光宝气，焕然一新。他们纷纷率领部属、族人、庶众、臣妾，欢天喜地奔赴封区，定疆域，建社稷，封子弟，收赋税，分田分地真忙。

当然，最重要的是建立宗庙和社稷。宗庙祭祀列祖列宗，社稷则祭祀土地和谷神。这个祭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土有谷就有民。于是，社稷便成为国家政权的代名词。由此还诞生了一种建筑制度，即国都的中央是宫殿，宫殿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坛，叫“左祖右社”。

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参考南京城的规制而营建的。城内主要建筑群的布局合乎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基本原则，即宫城在城内南部中央，商业区在宫城正北，祭祖的宗庙，即太庙在宫城之东，祭天地的社稷坛在宫城之西。

分到的土地和人民也要整合。具体方案是人民编组，土地分块。先把一大片土地分成均等的九块，中间一块是“公田”，周边八块是“私田”。私田由按照血缘关系重新编组的农民包产到户，但八户农民必须先耕种中间的公田，才能再耕种私田。公田的收入，用于公共事务，这就叫“井田制”。

据《农政全书》。关于井田制，历来有争议。有人认为确有其事，有人认为纯属想象，也有学者做出各种解释，请参看杨宽《西周史》、许倬云《西周史》。

我们的田野，是这样的吗？

不钻牛角尖就是。整整齐齐规划成井字形，周边挖沟种树封疆，中间开出纵横交错的田间小道阡陌，每块田地刚好百亩，当然并非所有地方都能做到，甚至根本就是一种想象或者理想。但“平均地权，公私两利”，则是可能的。大夫和诸侯从公田获利，更是可能。

从象征的意义讲，井田制其实也是一种“封建”。反过来也一样，封邦建国的封建制也可以看作井田制。天下之中的周王，封国之中的诸侯，就是当中那块公田。

但，为什么说这种制度“本身就有维稳功能”呢？

因为封建是一种秩序。

封建是一种秩序

封建制，把世界分成了三个层次。

最高也最大的层级叫“天下”。按照当时的观念，它就是全世界，所以又叫“普天之下”。天下的最高领袖和当然代表叫“天子”，即周王，也叫周天王。他是天底所有人共同的君主，叫“天下共主”。他的邦国是王国，他的族人是王族，他的家庭是王室，他的社稷则叫王社。

次一级的叫“国”，也就是“封国”。封国的君主叫“国君”，其爵位细分应有五等，统称则为“公侯”。所以，他们的族人是公族，他们的家庭是公室。他们的社稷，为人民立的叫国社，为自己立的叫侯社。 〔6〕

再次一级的叫“家”，也就是“采邑”。采邑的君主叫“家君”，也就是大夫。大夫也是世袭的，叫“某某氏”，比如春秋时鲁国的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这也是家与国的区别：国君称姓（姬姓、姜姓、姒姓、嬴姓），大夫称氏。所以，大夫的族人是氏族，他们的家庭是氏室。

层级 名称 君主 身份 家庭 家族 儿子

第一级 天下 天子 天下共主 王室 王族 王子

第二级 国 诸侯 国君 公室 公族 公子

第三级 家 大夫 家君 氏室 氏族 君子

天下、国、家，层次分明吧？

这就是所谓“封建”。

很清楚，封，就是“划分势力范围”；建，就是“厘定君臣关系”。为什么是君臣？因为诸侯是天子所封，大夫是诸侯所立。前者叫“封邦建国”，后者叫“封土立家”。后一种封建（封建大夫之家），也是有青铜器铭文为证的。

所以，诸侯是天子之臣，大夫是诸侯之臣。大夫对诸侯要尽力辅佐，并承担从征、纳贡等义务。诸侯的义务，则有镇守疆土、捍卫王室、缴纳贡物、朝觐述职等。当然，如果受到其他诸侯欺侮，也可以向天子投诉，天子则应出面为他主持公道摆平江湖。这是天子的义务。

同样，权利和权力也很明确。

天子的权力是封建诸侯，这就是建国；诸侯的权力是封建大夫，这就是立家。但是大夫不能把自己的“家”再分给别的什么人。也就是说，大夫没有再封之权。这个规定对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我们以后还要再说。

享有治权的，也只有天子、诸侯和大夫。不同的是，天子在理论上对周天下，在实际上对周王国，都有统治权。诸侯和大夫则只对自己的封国和采邑有权统治，但他们的治权既是理论上的，也是实际上的。

也就是说，大夫的家，诸侯的国，都自治。大夫有权自行管理采邑，叫“齐家”，诸侯不干预；诸侯有权自行治理封国，叫“治国”，天子也不过问。但，大夫除了齐家，还有义务协助诸侯治国。诸侯也有义务在发生动乱时，奉天子之命南征北战维持秩序，叫“平天下”。 〔7〕

哈，三级所有，层层转包，秩序井然吧？

这就是“邦国制度”，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在这种制度中，周天子名义上是“天下共主”，实际上却“虚君共和”。大夫的家和诸侯的国，则共同组成真正的政治实体，即“家国”。家国变成国家，要到战国。秦汉以后，国家与天下合二为一，邦国就变成了帝国。从此，天下只设郡县，不封诸侯，封建制和邦国制寿终正寝。

封建，是战国以前的“国际秩序”。

这样的事，别的地方有吗？

没有。

周人的邦国制，不同于大多数文明古国的君主制，不同于古希腊的民主制、古罗马的共和制，也不同于近现代的联邦制或邦联制，跟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也只有相似之处。与井田、宗法、礼乐相配套的封建制，是我们民族独有的国家体制，也是周人的制度创新。

创新是智慧的。井田制是经济基础，封建制是上层建筑，同时也都是巩固政权的手段。封建制把姬周和异姓、中央及地方捆绑在一起，井田制则把民生和民心、人民和土地捆绑在一起。农民不离乡背井，豪酋不犯上作乱，闲汉们不无事生非，可不就天下太平？

何况封建也好，井田也罢，都是秩序。有秩序，就不乱。但光有秩序，还不足以“维稳”，因为秩序可以破坏。春秋礼坏乐崩，战国诸侯独立，就是封建秩序的崩溃。

那么，周公及其继承人“维护封建秩序，防止社会动乱”的办法还有什么呢？

宗法和礼乐。

• 6〕 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度，可能要到西周中后期才成熟。王社、国社、侯社，见《礼记·祭法》。

• 7〕 请参看许倬云《西周史》。

第四章

天下为家

嫡长子

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

嫡，就是正妻。妻与夫相匹敌，所以叫嫡。妻生的儿子，就叫嫡子。嫡子当中第一个生出来的，叫嫡长子。

与嫡相对的叫庶。

庶，有众多（庶众）、渺小（庶几）、庞杂（庶务）、卑微（庶民）等意思。物以稀为贵，多了就不值钱。庶的本义既然是众多，那就意味着卑贱。

不过，庶子的地位低于嫡子，却并不因为嫡子的人数一定少，而因为庶子的母亲人数多。嫡子的母亲是妻，只能有一个；庶子的母亲是妾，可以有若干。按照西周的婚姻制度，贵族男子都可以有妻有妾。最低一等的一妻一妾，中高级贵族一妻多妾。这就叫“一夫一妻多妾制”。

一妻多妾，也是宗法制的内容之一。

妾既然人数众多，当然是庶。事实上，妾这个称谓就带贬义。它的本义是女奴，最早的女奴则是女性战俘。战俘们要保命，只能做奴隶，于是“男为臣，女为妾”。原始时代的妾，很可能就是被胜利者随便占有的女人，而且仅仅因为她们是俘虏。那时，战俘可是没有什么人权的。 〔1〕

后来的妾，也一样。

依照“一妻多妾制”，妻妾的来历就不同。妻叫娶，妾叫纳。妻，必须门当户对，明媒正娶，才能与夫匹敌，也才能叫嫡。纳妾，则可以偷，可以抢，可以买，可以骗，还可以死缠烂打。因为妾不必有身份和地位。她可以是夫人的陪嫁，父母的丫环，青楼的女子，朋友的歌姬。因此，父母可以赏，朋友可以送，自己可以要，甚至霸王硬上弓。妾既然如此地来路不明，其地位可想而知。

结果，她们的儿子也不平等。

第一等：妻的第一个儿子，嫡长子；

第二等：妻的其他所有儿子，次子；

第三等：妾的所有儿子，庶子。

显然，不但庶子与嫡子，就连嫡子与嫡子也不平等。但是他们的父亲却是同一个人，贵族的儿子也该是贵族。事实上不论嫡庶长幼，周王的儿子就是王子，诸侯的儿子就是公子，大夫的儿子就是君子。那么请问，王子、公子和君子难道也要分三六九等？

要的。原因，在继承权。

天子、诸侯、大夫，遗产很多。爵位、领地、财产、权力，这些都要有人继承。有权继承的，当然是他的儿子。因为天子的王族，诸侯的公族，大夫的氏族，跟全社会一样都实行“父家长制”。这也是宗法制的又一个内容。但所有的儿子都来继承，却不行。有些东西比如财产，可以分。爵位和权力，就分不了，只能传给一个儿子。

这就必须立个规矩。

没有规矩，儿子们打起来，可就无法维稳了。

宗法制，就是立规矩的。

周人立的规矩，叫“嫡长子继承制”。说白了，它就是当时的继承法，只不过不是民法，是礼法。这是宗法制的核心和关键。我们知道，族的第一代叫祖，第二代叫宗。祖是开创者，只能该谁是谁。宗是继承者，必须有继承之法。宗法制就是规定谁为“宗”的，所以叫“宗法”。

换言之，宗法就是“定宗之法”。

这才有了嫡长子继承制。按照这种制度，不但父亲的爵位和权力，就连父系家族的血统，原则上都只能由嫡长子来继承，除非没有嫡长子（正妻无出），或嫡长子无法继承。反过来，如果是嫡长子传嫡长子，一路传下来，不曾中断，那么，这样的传承就叫“嫡传”，这样的体系就叫“嫡系”，这样的血统就叫“正统”，这样的宗派就叫“正宗”。

这就是宗法三要素——

一、父家长制；

二、一夫一妻多妾制；

三、嫡长子继承制。

但，这跟封建又有什么关系呢？

• 1〕 妾为女奴，见《古文字诂林》第三册第152页；女奴通称为妾，见《左传·僖公十七年》。

好大一个家

关系就在所有的贵族都是世袭。

世袭，就有继承权的问题。爵位，却只有一个。所以贵族比任何人都更加重视宗法。依照宗法制，天子、诸侯、大夫，都只能传位于嫡长子。其他儿子，包括其他嫡子，连血统都不能继承。但这些公子王孙，毕竟都是“贵二代”，总不能撒手不管，让他们流离失所吧？

也只有一个办法：分封。

分封也简单。天子的嫡长子做了天子，他嫡出的弟弟和庶出的哥哥，就分出去做诸侯，或者留在王国做公卿。同样，诸侯的嫡长子做了诸侯，他的弟兄们就封土立家，分出去做大夫。宗法制与封建制，严丝合缝，合二为一了。

结果是什么呢？

天下为家。

这也是必然的。首先，天子是“天”的嫡长子，所以叫“天子”。诸侯则是天子的兄弟，大夫又是诸侯的兄弟。虽有嫡庶之分，却总归是兄弟。大夫和诸侯，跟天子既然是这种关系，岂能不“四海之内皆兄弟”？

当然，这里说的是姬姓诸侯。但天子与异姓诸侯，以及姬姓诸侯和异姓诸侯之间，却有婚姻关系。比如姬姓与姜姓，秦国与晋国，就长期通婚，所以婚姻也叫“秦晋之好”。这样一来，天子、诸侯、大夫，不是兄弟就是叔侄，要不就是翁婿、郎舅、连襟、亲家。说到底，还是“一家子”。

这真是“好大一个家”。子女，就是臣子和广大民众；父家长，则是各级君主。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被分别叫做子民和君父。这种称谓的起源已无从查考，但可以肯定直到明清还在使用，思想源头则在周。

不过，周天下这个“家”是有层级的。周天子是皇天上帝的“嫡长子”，也是天下子民的“总爸爸”。以下，诸侯是“二级爸爸”，大夫第三级，小民则是“子女”，叫“子民”。

子女也要成家立业，这些家庭也都有祖宗。以祖宗为统绪，家庭构成家族，家族构成宗族。宗族从属和依附于大夫构成氏族，大夫是族长。氏族从属和依附于诸侯构成国族，诸侯是族长。国族从属和依附于天子，就构成民族。这个民族在西周叫夏，春秋叫华，后来合称华夏，周天子是总族长。

难怪学术界普遍认为，华夏国家和华夏民族的正式形成是在周，只不过这国家和民族被说成或看成一个“巨型家族”。

同时，它也是“好大一个公司”。

周天下这个公司是“家族型”的，也有总公司和子公司。总公司叫“天下”，总经理是天子，董事长是天。因为天子的治权是天授的，天下的产权也是上天的。所以，天子只能算是总经理，不能算是董事长，王族也不是董事会。

子公司则有两级。天下的子公司叫“国”，董事长是天子，总经理是诸侯。国的子公司叫“家”，董事长是诸侯，总经理是大夫。因为大夫之“有家”，来自诸侯的授权；诸侯之“有国”，来自天子的授权。上天授权天子叫“天命”，天子授权诸侯，诸侯授权大夫，则叫“封建”，包括“封邦建国”和“封土立家”。家，是子公司的子公司。

关系 董事长 总经理 授权方式

天下 总公司 天 天子 天命

国 天下子公司 天子 诸侯 封邦建国

家 国的子公司 诸侯 大夫 封土立家

嘿嘿，三级所有，层层转包。

或者说，三级授权，层层负责。

因此从理论上讲，天子有权收回诸侯的封国，诸侯也有权收回大夫的采邑。这也是有文献记载和文物证明的。当然，按照同样的道理，上天更是有权收回天下。只不过，那事儿可就闹大了。它在历史上，就叫“革命”。

革命，会发生吗？

会。

因为“公司”有问题。

姬周株式会社

周天下这家公司，有点像“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是日本和韩国的说法。日文和韩文的株是股权和股份的意思，一股就叫一株。所以，株式就是股份制，株式会社就是“股份有限公司”。

显然，株式会社的株，不是守株待兔的株，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周天下看作一棵大树。井田，就是叶子；村社，就是花果；庄园，就是枝条；采邑，就是分枝；封国，就是支干；作为天下共主和授权主体的周天子，则是主干。

哈哈！有这么一棵树也很好。

没错，大树底下好乘凉。

可惜树太大，也麻烦。

比方说，树大招风。

招风也是肯定的。毕竟，周人只是得到了“中国”。周边地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都是“风口”，谁知什么时候“风乍起”？一齐刮起来，更成了“龙卷风”。事实上，后来西周灭亡，平王东迁，就因为“西北风”。

看来，如果树大，那就必须根深。

所以，周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跟日本企业家一样，都主张“和”，只不过中国讲“和谐”，日本讲“和拢”。日本人认为，从老板到员工，都应该把企业看作一个大家庭。为了避免家庭内部发生冲突，每个人都有责任“维稳”，有义务“维和”。这样才能“拢在一起”，长足发展，共同致富。

这就叫“和拢经营”。

日本和韩国，是常常被看作“儒家资本主义”之成功范例的。这其实似是而非。没错，中华文明确实影响了日本和韩国，中华民族的许多智慧也被成功地应用于企业管理。但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却不是儒家思想，而是资本主义，包括市场经济、契约精神、法治原则。至少，他们产权明晰。株式会社的资本，是股东们一株一株凑起来的。如果不想血本无归，那就必须和衷共济。更重要的是，产权明晰，就责任明晰，权利明晰。大家都是公司的股权人，为公司奋斗就是为自己奋斗。那么请问，谁不努力？

周天下却“产权不清”。

谁都知道，天下原本不是周的，甚至也不是商的。商时代只有部落国家的联盟，商王也只是联盟的盟主，相当于江湖上势力最大的帮派，市场上资本最多的公司。因此，其他帮派比如东夷便可以叫板，其他公司比如周族也可以不断做大做强，最终把盟主赶下台去，自己做了老大。

周天子做了老大的天下，虽然仍是联盟，但封建制的发明却改变了联盟的性质。过去是松散的关系，现在是株式会社即股份公司。这倒也未尝不可。问题在于，周天子或周王国并非只是控股。按照“君权天授”的理论，他们的资本天命空降，直接下载”，因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也就是说，天下的产权属于天子。

这样一来，全部股权便都是周王的，只不过分给了大家。分配的结果，是诸侯和大夫得到“原始股”，士农工商得到“技术股”。这当然同样未尝不可。既然都是股权人，就应该同心同德，才能把自己的股份变成“绩优股”。

可惜这最终只是一厢情愿。

首先，姬周株式会社既不生产，更不分红。公司总部只知道收取管理费，生存发展全靠诸侯的国和大夫的家自力更生。时间长了，谁干呀？何况这家公司也不上市。不上市又要分蛋糕，还都想多吃多占，就只有窝里斗。结果，外战外行，内战内行，西周也就变成了东周。

没错，他们是被犬戎赶到东边去的。

更重要的是，你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请问有授权书吗？有产权证吗？没有。那好，我们打下的地盘，凭什么说是你的资本？我们创造的财富，凭什么说是你的股权？你能从皇天上帝那里下载，难道我不能？你能把联盟老大从殷商变成周，难道我不行？不信革一回命试试？

于是到了战国，周天下这家股份有限公司，终于资不抵债彻底破产。

这就是产权不清的后果。

不过在西周初年，却没人想这些。毕竟，公司的破产要到五百年后。周人再有忧患意识，也想不到那么远。何况大家都吃了定心丸。嫡长子固然地位无法撼动，次子和庶子也都可以各奔前程。那就构建和谐社会吧！

但，这里面还是有问题。

什么问题？

天子诸侯的次子庶子可以再分封，大夫的呢？

重大失误

做不了大夫的贵族子弟，就做“士”。

士阶层的出现，是宗法制和封建制的必然结果。因为按照宗法制，次子和庶子不能袭爵；按照封建制，封到大夫就不能再封。因此，大夫的儿子如果没有继承权，就只有贵族身份，没有贵族爵位，也没有领地和治权。

于是，这些无爵可袭的大夫之子，也包括家道中落的公子王孙，以及王室和公室的旁支远亲，便构成天子、诸侯和大夫之下最低一级的贵族，叫“士”。

士在历史上极为重要。如果说西周是王的时代，东周前期是诸侯的时代，春秋中后期是大夫的时代，那么战国就是士的时代。那时的士，周游列国，朝秦暮楚，拉帮结派，合纵连横，演绎出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活的戏剧。

秦汉以后，我们民族进入帝国阶段，废封建，行郡县，诸侯和大夫这两级贵族都被消灭。除了皇族，所有人都是平民。于是，士便成为平民之首，与其他阶层合称“士农工商”。从汉帝国到清帝国，官僚集团主要由士组成，甚至一度形成所谓“士族”。士，最终成为中国历史的主人，尤其是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主人。

这并非没有原因。

首先，周代的士，是贵族，也有贵族的权利和待遇。权利包括祭祀权、参政权和从军权，待遇则低于王侯大夫，高于平民。比方说，婚姻，则一妻一妾，祭祀则三鼎二簋，乐舞则二佾（读如异），也就是舞女两行。这当然比不上八佾和九鼎八簋的天子，却超过没有乐舞也没有妾的平民。

但作为贵族，士“有权利，无权力”，最重要的是没有治权。因为天子、诸侯、大夫都有领地，比如诸侯有封国，大夫有采邑。这些领地，经过了授土、授民和授爵三大程序，因此领主不但有财权，还有治权。

士就没有领地，只有食田，也就是某块田地的赋税归他，但对田里的农民不能统治。而且，还必须担任一定职务，才有食田，食田不是他的私产。拥有世职（世袭的职务）和世田（世袭的田地）的，也是少数。

越来越多的士，都只能打工。

这就要有本事。实际上，但凡士，都多少有些能耐。他们或者有武艺，可以做战士、保镖、刺客；或者有文化，可以做史官、智囊、文秘；或者懂经营，可以做管家、会计、经纪人；或者会方术，可以治病、疗伤、看风水、配春药、传授房中术。再不济，也能“鸡鸣狗盗”。

显然，周代的士，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他们地位不高不低，人数不多不少，能量不大不小，最适合培养为中产阶级。苟如此，就能形成巩固各级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然而周人最大的失误，就在这里。

从西周大封建开始，真正得到实权和实惠的，是诸侯和大夫。最后养肥的，也是这些中上层贵族。这对“中央”其实是不利的。因为诸侯和大夫越强大，天子就越虚弱。强枝弱干的结果，是周王室成为皮包公司，周天子成为光杆司令，最后连橡皮图章都当不成。

一并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封建秩序。因为诸侯可能强于天子，大夫也可能强于诸侯。子公司超过总公司，岂能不乱？只不过，春秋是诸侯架空天子，比如“五侯争霸”；战国则是大夫灭了诸侯，比如“三家分晋”。

但无论哪一种，士都是帮凶。

然而有趣的是，挺身而出希望救世的，也是士。这就是先秦诸子。正如我们将在《百家争鸣》一卷中要讲到的，诸子百家，儒家代表文士，墨家代表武士，道家代表隐士，法家代表谋士，都是士的代表。只不过，他们的追求、主张和方案各不相同，甚至还有人认为那世界无药可救。

同样是士，为什么有的助纣为虐，有的救苦救难，有的袖手旁观，有的积极进取，如此不同呢？

因为有君子，有小人。

君子与小人

君子与小人，也来自宗法和封建。

依照宗法制，贵族的次子和庶子，也可以开宗立派，只不过嫡长子立的叫大宗，次子和庶子的叫小宗。但依照封建制，天子的小宗却是诸侯，那可是国族的大宗。同理，大夫是国族的小宗，同时是氏族的大宗；士是氏族的小宗，同时是宗族的大宗。所以士可以一妻一妾。甚至士人的族如果庞大，他的次子和庶子，还能成为家族的族长。

但只要算一笔账，谁都清楚这世界上是大宗多还是小宗多。而且，只要贵族们的世代足够长久，族就会裂变，变出更多的小宗，小宗的人数也会越来越多。这就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特殊阶层——小人。

小人，就是“小宗之人”。

相反，嫡长子则总是贵族。诸侯的嫡长子是国君，大夫的嫡长子是家君。那好，周王的儿子是王子，公侯的儿子是公子，家君的儿子就是君子。这，倒是不论嫡庶的。所有家君之子，都是君子，即士。甚至宗族的族长，由于俨然君主，他的儿子也可以叫君子，至少嫡长子可以。

君子，就是“君主之子”。

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本义——大宗之子和小宗之人。这时，作为贵族，小宗之人也是“人”，地位至少比“民”高。民，是平民和奴隶。人与民，并不平等。

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天长日久，子子孙孙，贵族们那些庶子的庶子的庶子，就不但只能是小宗的小宗的小宗，甚至不再是“人”。低级贵族之小宗，更是如此。

这就产生了第二种含义：君子是贵族，小人是平民。

贵族与平民是阶级，也是等级。由于是等级，后来又指品级，也就是君子高贵、高尚、高雅，小人粗俗、低俗、庸俗。原因也很简单：文化和教育资源不一样。君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当然“三高”；小人甚至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当然“三俗”。

再后来，阶级的意义没有了，品级的意义也淡化了，变成了“品类”：君子是好人，小人是坏人。或者说，君子道德高尚，小人品质恶劣。阶级讲身份，等级讲地位，品级讲品位，品类讲品质，都是君子高，小人低。

这是君子和小人的第三种含义。

毫无疑问，这里面有歧视，却不等于没意义。意义是对士的。因为王之子是王子，公之子是公子。所谓“君子”，主要指大夫的儿子，即家君之子，也就是士。士，可是在贵族和平民之间荡秋千的。你自强不息，就仍是君子；你自甘堕落，就沦为小人。因此，必须树立君子之德，弘扬君子之风。尽管那最后的结果，不过是成为精神贵族。

然而这很重要。

事实上，有精神贵族，才有贵族精神。贵族精神不是摆谱、撒娇、端架子，而是高贵、自律、守底线，独立、自由、有尊严。为此，他们倒驴不倒架，可杀不可辱，宁肯杀身成仁，不肯苟且偷生。

这样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因此，正如不能没有中产阶级，一个社会也不能没有精神贵族。然而纵观中国历史，从先秦到唐宋，虽无中产阶级，却有精神贵族。但到明清以后，专制日盛，斯文扫地，精神贵族和贵族精神都日见稀缺，甚至被赶尽杀绝。中华文明的精神，可谓命悬一线！

但这是后话，现在还看西周。

算盘未必总如意

说起来，周天下其实算得上树大根深。

周的根，在农村。

这并不奇怪。周，原本就是农业民族。何况在邦国制度的框架下，诸侯的国，大夫的家，都是自主经营。大夫的财政收入当然来自采邑。诸侯的则不但来自全国，自己也会有一块自留地，就像天子拥有天下之外，还有一个周王国。

周王国其实就是周天子的采邑。它既是政治实体，也是经济实体；既是周天下的“中央政府”，也是周天王的“独立王国”。后来周天子被架空和颠覆，就因为周王国每下愈况，综合国力不但不如诸侯的封国，甚至不如大夫的采邑。

采邑是周的基层政权组织，地位相当于后来的县，规模相当于现在的乡。采邑中有村社，大一点的或者还有庄园、牧场和森林。城堡之外的郊野，则是八户或十户农民编组耕种的井田。管理采邑事物的，是大夫的家臣。

家臣都是士，职务则各有分工。职位高的叫宰，是大夫的大管家。孔子的学生子路和冉有，便做过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宰。但这已经是春秋了。西周时期，家臣应该都是不能袭爵的家君之子。他们既然不能像嫡长子那样接班做家君，也就只好去做家臣，帮助父兄“齐家”。

这是合理安排，也是如意算盘。

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周天下其实很大。不要说远在天边的周王，就连大国的诸侯和大邑的大夫，距离子民也很远。真正在第一线接触民众的，就是家臣。

所以家臣至关重要，然而君主们却大可放心。因为家臣是大夫的子弟，大夫又是诸侯的子弟，诸侯则是天子的叔伯、舅舅、兄弟、子侄、女婿、连襟、妹夫、丈人。这样的江山，岂非铁打铜铸？这样的政权，岂非稳如泰山？

至少，那根子也扎得够深的了。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天算是什么呢？是日子久了，血缘就淡薄，关系就递减。这是自然规律。所以，用血缘和婚姻来维系政治联盟，可以奏效但不能持久。再大再和谐的族群也要分家，四世同堂就到了顶，接下来便是五世而斩。

何况周天下这个总公司原本就是虚的，实体是诸侯的国，后来还有大夫的家。实际上，从西周到东周，发展的趋势就是强枝弱干。不但诸侯变得尾大不掉，就连大夫也后来居上，请问那还能维持吗？

没错，凡事有利就有弊，算盘未必总如意。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事，是没有的。但始料不及的，是问题会出在家臣。

家臣有什么问题？

忠心耿耿。

奇怪！忠心耿耿不好吗？好。但家臣不是忠于国君，更不是忠于天子，而是忠于大夫。因为大夫是家君，他们是家臣。所以他们公开宣布“只知有家，不知有国”。

于是，爱家不爱国，便成了家臣的职业道德。公元前530年，鲁国大夫季孙氏的一个家臣在宫廷斗争中站在国君一边，结果成了过街的老鼠。乡亲们讥讽地说：我有一块菜地，长的却是草皮。身为家臣而心系国君，太有才了你！ 〔2〕

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是啊！原本希望家国一体，结果变成家国对立；原本用于维稳的手段，却变成最不稳定的因素，岂非莫大讽刺？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家臣的理论。

我们知道，周公他们为了巩固政权，曾经提出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按照这个理论，从诸侯、大夫到家臣，便都应该忠于周天子。然而家臣们的说法，却是“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何非君臣”。封略，就是大夫的采邑；君，则是家君，也就是大夫，没诸侯什么事，更没天子什么事。 〔3〕

1872年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内壁有铭文四行，大意为：某年八月初，王姜将原赐予师栌的土地收回，转赐给旟，旟便铸此鼎纪念。

这简直就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

毫无疑问，这里面肯定有一个转变的过程。起先，是王土变成了国土，然后又变成了君土（家君之土）。与此相对应，王臣也就会先变成侯臣（诸侯之臣），再变成家臣（家君之臣）。这时的周天子，可真是鞭长莫及了。

因此，家臣们心目中的君臣关系，便只存在于采邑之中。什么镇守边疆，捍卫王室，不过一句空话。就连保家卫国也只能做到一半：他们只保家，不卫国。

周公，你想得到吗？

• 2〕 见《左传·昭公十二年》。

• 3〕 见《左传·昭公七年》。

第五章

两个基本点

爱国贼

鲁国那个跟家君唱反调的家臣，叫南蒯（kuǎi）。

南蒯是季孙氏封地费邑的宰。照规矩，季孙氏把费邑承包给南蒯后，自己就不怎么管事，所以南蒯在那里当了三年老大。但，当南蒯决定背叛季孙大夫、支持鲁国国君时，费邑人却不干了。他们把南蒯抓起来，对他说：过去我等听命于先生，是因为忠诚于主上。现在先生有了那种想法，我辈却没有这等狠心。那就请先生另谋高就吧！您老人家的理想抱负，上哪儿不能实现啊！

众叛亲离的南蒯只好卷起铺盖走人，抱头鼠窜逃到了齐国。幸运的是，齐国倒也收留了他。

有一天，南蒯伺候齐景公吃饭。

景公突然端起酒杯说：你这叛徒！

南蒯不知景公这话是真是假，也不知道景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当时脸都绿了，一肚子委屈地辩解说：微臣岂敢叛乱，不过想强大公室而已。这可是爱国呀！

旁边的齐国大夫却反唇相讥：身为家臣，爱的什么国？你罪过大了去了！ 〔1〕

奇怪！爱国有罪？

不。爱国无罪，只不过要有资格，并非人人都能爱。诸侯爱国就是对的，因为他是“国君”。大夫爱国也是对的，因为他是“国人”。家臣爱国，则“罪莫大焉”。

家臣爱国，何罪之有？

僭越。

换句话说，就是通房大丫头把自己当成了大老婆。

前面说过，封建是一种秩序。它确定的君臣关系和效忠对象，也是有层级的。具体地说，从上到下，天子之臣是诸侯，诸侯之臣是大夫，大夫之臣是士（家臣）。从下到上，家臣忠于大夫，大夫忠于诸侯，诸侯忠于天子。

这就是礼。

因此，诸侯可以“爱天下”，大夫可以“爱国”，家臣则只能“爱家”。严格按照这礼法的规定去爱，才叫忠。越级非礼而爱国，就是“爱国贼”。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齐景公只把南蒯叫做“叛夫”，算是客气。

那么，费邑的邑人，为什么可以反对他们的总管南蒯，越级忠于季孙氏？

因为按照邦国制度，天下只有一个，封区只有两级。封到采邑，就不再分封。家臣不是君主，只是大夫派出的代理人。邑人也不是家臣的臣，而是大夫的臣，即“家人”。他们的道德义务，是“忠君爱家”，不是“忠君爱国”。这跟季孙大夫的是非对错没关系，跟南蒯的政治立场更没关系。

礼，只认秩序，不管是非。

后果当然很严重。依照这个“忠君原则”，诸侯如果对抗天子，大夫就应该跟着对抗；大夫如果反叛诸侯，家臣也会跟着反了。周的灭亡，就因为此。

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是非讲不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怎么操作？

讲得清并可操作的，只有秩序。

秩序贯穿着邦国制度。井田是经济秩序，宗法是社会秩序，封建是政治秩序。这就一要明差异，二要定等级。井田制区分公私，于是有公田、私田；宗法制区分嫡庶，于是有嫡子、庶子；封建制区分君臣，于是有人、有民。人是贵族，民是平民和奴隶。这是“阶级”，三等。天子是超级贵族，诸侯是高级贵族，大夫是中级贵族，士是低级贵族。这是“等级”，四等。此外还有公侯伯子男，是诸侯的“爵级”，五等。

由此可见，秩序即等级。它像井田一样形成序列，叫井然有序；像阡陌一样条理分明，叫井井有条。事实上，等级分明的周社会，就是一块“井田”；秩序井然的周制度，则是一口“井”。周公和他的继承人，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挖井不止，终于挖得深不见底，单等我们跳下去。

这口井，就叫“伦理治国”。

• 1〕 事见《左传·昭公十四年》。

好大一张网

什么叫“伦理”？

伦，是一个很晚才有的字，甲骨文和金文都没。它的本字，应该是“仑”（仑），金文的字形像栅栏。后来加上单人旁，变成“伦”，有类比（无与伦比）、匹敌（精彩绝伦）、条理（语无伦次）等意思。

其实，伦，就是次序和类别。如果乱了次序，错了类别，弄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就叫不伦不类。

最重要的次序和类别，是人类社会的，叫“人伦”。按照后来儒家的说法，人伦主要包括五种人际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叫“五伦”。规范五伦的道理、法则和仪式，就叫“伦理”。

伦理的核心，是“名分”。

名分就是名位和职分，也就是一个人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和待遇。地位特别高的，还有爵号和车服。爵号是“名”，车服叫“器”。名和器合起来，就叫“名器”。

名和器是统一的。名不同，器也不同。比如祭祀用的礼器，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都是鼎奇数，簋偶数。祭祀时的乐舞，天子八佾（读如义），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祭祀穿的礼服，天子十二旒，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旒（读如流），是垂在冕前面的珠串。士没有冕，也就没有旒。

名分，决定着待遇、规格、谱。

所以，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极其看重名分。妻们固然会严防死守，小老婆也不能“妾身未分明”。比如《红楼梦》里的花袭人，是最早跟贾宝玉上床的。但因为没有“走程序”，结果便连妾都不是，只能嫁给别人。

图中例示着山东临朐县朱封1号墓出土的陶器。这些随葬陶器与墓主的社会阶层关系对应。随葬品由上至下递减，直至完全没有随葬品。据许倬云《西周史》。

名分，简直就是命根子。

没有人可以不要名分。没有名分，就没有面子。面子是名分的标志，也是人的脸面，或脸谱。摆出来，就叫“摆谱”；有了它，就叫“有谱”。有谱就靠谱。这就可以交往，可以“面对面”。否则，就“对不起”。

对不起的意思是：双方面子的尺寸差距太大，面子小的一方即便想“面对”，也“对不起”。

难怪我们“死要面子”。

其实，面子可以要，也可以给。小妾扶正，副职转正，是实实在在地给；称小老婆为如夫人，管芝麻官叫大老爷，是客客气气地给。但无论虚名还是实惠，也无论是赠送抑或索要，前提都是你得认同伦理，看重名分。只要你把名分当回事，所有程序便会启动。从此，你就成了电脑里的数据，任由纲常伦理的软件处理。

这是一张蜘蛛网，而且弹性很好。

能够逃出这张网的人很少。你出家？庙里有师父。你落草？山寨有头领。你自主择业？业内有行会。你浪迹江湖？江湖有门派。你不可能绝对一个人生存。只要归属于某一群体，那就要有名分。只要接受名分，那就仍在五伦。所以苏东坡“长恨此身非我有”，但发完牢骚，照旧回家睡觉。什么“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根本做不到，也没当真想过。 〔2〕

这可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宗法伦理，将传统社会的所有人都“一网打尽”。

得了便宜又卖乖的，是那只蜘蛛。

因此，尽管秦始皇憎恨封建，汉高祖厌恶儒家，却都不反对伦理治国。秦始皇的政策，是既要依法治国，又要道德礼仪，只不过把德和礼都纳入法。因此，他除了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还要求“行同伦”。

汉高祖也一样。他在登基不久立足未稳时，便让儒生叔孙通重新制定了礼仪，以此作为君临天下治理帝国的工具和手段。于是，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礼乐制度，便不但没有因为邦国变成帝国而被废除，反倒一直延续到清。

这绝非偶然。

• 2〕 关于这一点，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便宜了谁

讨厌儒家的刘邦，后来确实尝到了礼治的甜头。

那是西汉王朝的建国之初，大乱虽平而天下未定，跟西周初年的局势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追随武王伐纣的，是姬姓和姜姓的贵族，比如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以及其他方国的豪酋。虽然他们在殷商眼里是蛮族，文化程度其实都不低，个个都是风流人物。

刘邦的队伍就差得多。除张良是贵族，韩信算是破落贵族，其余的，陈平是无业游民，萧何是蕞尔小吏，樊哙是狗屠，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彭越是强盗，周勃是吹鼓手，刘邦自己则是地痞无赖，基本上是草台班子。

何况此时，礼坏乐崩已经几百年。像周武王那样严格按照礼制来举行开国大典，他们哪会？未央宫建成后，刘邦大宴群臣，居然乘着酒兴对太上皇说：过去老爸总骂我不如二哥能干，将来生活没有着落。现在请您老人家看看，是二哥挣下的产业多，还是我的多？殿上群臣也跟着起哄，大呼小叫，乱成一团，完全没有体统。

这简直就是群魔乱舞。

叔孙通他们自然看不下去，大汉朝廷也不能是土匪窝子。于是好说歹说，终于劝动刘邦同意制定礼仪，文武百官、功臣勋贵也都进学习班培训。从此御前设宴，人人庄严肃穆，规行矩步，行礼如仪。刘邦自己也喜不自禁。他余味无穷地说：老子今天才晓得，当皇帝还真他妈的过瘾！

当然过瘾。伦理、道德、礼仪，原本就是为了让草民们安分守己，君主们坐稳江山。秦汉以后，历朝历代都坚持伦理治国和礼乐制度，原因就在于此。

实际上所谓“五伦”，最重要的就是君臣。除朋友外，父子、兄弟、夫妇，也都可以看作君臣关系。父亲是家君，丈夫是夫君，长兄如父也是君。反过来也一样。或者说，君臣如父子，同僚如兄弟，正副职如夫妻，怪不得叫“家天下”。

政治伦理，注定了是家庭伦理的“国家版”。

那么，家庭伦理，最重要的是什么？

和谐。家和万事兴。

这就要讲名分，重称谓，守规矩，尽孝心。比如跟父母亲说话，必须自称“儿子”。如果父亲是君王，则自称“儿臣”。跟哥哥说话，要自称“小弟”。如果哥哥是君王，则自称“臣弟”。跟丈夫说话，要自称“妾”。如果丈夫是君王，则自称“臣妾”。对父母，要“早请示，晚汇报”，叫“晨昏定省”。父母的年纪，必须挂在心上，还得“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他们健康长寿，惧的是他们年老力衰。 〔3〕

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如果父母是天子或诸侯，则要在他们临死之前成立“治丧委员会”，给他们备好棺椁，换上寿衣，然后守在他们身边看着他们死，叫“为臣”。这是中国最早的“临终关怀”，但只有天子和诸侯才能享受。

所有这些，归结为一个字，就是“孝”。

孝道表现于国，就是“忠”。忠，不是人的天性，因此需要培养。培养基地，就在家庭。事实上，一个人如果孝敬父母，就不会背叛君主；如果友爱兄弟，就不会欺负同事。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并非没有道理。

难怪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柔”，竟有三组是家庭伦理。是啊，对自己子女都没有爱心的君，可能仁吗？对自己父母都没有孝心的子，可能忠吗？父子像父子，才会君臣像君臣，尽管占便宜的还是君父。

什么叫“天下为家，家国一体”？这就是。

• 3〕 见《论语·里仁》。

天字一号乐团

现在，我们更清楚南蒯为什么不招人待见了。

道理其实很简单：国之伦理在家，从小就能看到大。比如一个人虐待父母，却宣称忠于祖国，靠得住吗？同样，南蒯背叛家君，却宣称忠于国君，谁相信呢？

更何况，南蒯只是季孙大夫之臣，季孙大夫才是鲁国国君之臣。鲁国国君的事，是他南蒯该管的吗？如此僭越，难道也叫“效忠”？对不起，这叫“上访”！

南蒯不明白的，魏绛明白。

魏绛是春秋时期晋悼公的大夫。因为功勋卓著，悼公要将郑国奉献的乐队分一半给他，魏绛表示不敢当。他说：乐舞是用来巩固美德的，因此可以镇抚邦国，同享福禄，怀柔吸引远方之人。这才叫“乐”，也才可以叫“乐”。 〔4〕

共8件，总重146.75千克。1990年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

奇怪！乐，为什么能“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呢？

因为乐是艺术化的礼，礼是伦理化的乐。

是这样吗？

当然是。周人的乐，甚至古人的乐，并不只是音乐。准确地说，是诗歌、音乐和舞蹈的三位一体，叫“乐舞”。所以晋悼公打算赐给魏绛的“乐”，就包括一组编钟，还有一支八人组成的歌舞队。

但，乐舞叫做乐，是因为以音乐为灵魂。对于音乐，最重要的是什么？节奏和韵律。对于伦理，最重要的是什么？秩序与和谐。秩序就是礼的节奏，和谐就是礼的韵律。因此，礼治社会就应该像乐曲，社会成员则应该像乐音。乐音有音高、音长、音强、音色的不同。社会成员一样，也得有差异。有差异，才多样。多样统一，才和谐。

礼，就是界定差异的。

问题是：怎么界定？

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无非“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区分华夏与蛮夷，是“内外有别”；区分血亲与姻亲，是“亲疏有差”；区分老者与少者，是“长幼有序”；区分嫡子与庶子，是“贵贱有等”。它甚至表现为一系列的“制度”（规制和尺度）。比如平民不能戴帽子，只能扎头巾，叫帻（读如则）。贵族当中，士又只有冠，没有冕。冠冕堂皇的，只能是天子、诸侯、大夫。

显然，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贵贱，贵贱就是“音高”。其次是亲疏，亲疏是“音长”。再次是长幼，长幼是“音强”。至于内外，或许可以看作“音色”，华夏民族是“黄钟之鸣”，蛮夷戎狄是“瓦釜之音”。如果“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那就不是“亡国”，而是“亡天下”了。

不过在周人看来，他们的天下不会亡，因为像音乐。天子和诸侯是“高音”，大夫和士是“中音”，平民和奴隶是“低音”。也像音乐团体，民族和国族是乐团，氏族和宗族是乐队，天子、诸侯、大夫、士是指挥。

这可真是天字第一号的乐团。这个乐团演奏的，是最恢宏的交响乐，最悦耳的奏鸣曲，最有气势的大合唱。

主题，则据说叫“和”。

没错，礼辨异，乐统同。礼让人遵守秩序，乐让人体验和谐。所以贵族要钟鸣鼎食，还要佩玉。玉是君子之器。它高贵、典雅、温润，不张扬，文质彬彬。何况玉器佩带在身上，是要发出声响的。这就会提醒主人举手投足都要合乎礼仪，都要有节奏。有节奏就有节制，也就气度不凡。

学习音乐，观赏乐舞，更是贵族必修的功课。如果有条件，还应该向全民推广。因为庙堂有音乐，则君臣和敬；乡里有音乐，则宗族和顺；家中有音乐，则父子和亲。 〔5〕

难怪孔子上课时，会有学生鼓瑟。

孔子的学生言偃（子游）更是身体力行。他主持武城县工作时，便处处都是弦歌之声。据说，孔子听了曾莞尔而笑云：杀鸡哪里用得着牛刀？言偃却回答：君子受了教育就爱人民，小人受了教育就听使唤，老师不就是这样教我们的吗？孔子也马上表态：言偃是对的，我刚才不过开玩笑。 〔6〕

这就是“礼乐教化”。

但，这跟“以德治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妨实地考察一番。

• 4〕 见《左传·襄公十一年》。

• 5〕 见《礼记·乐记》。

• 6〕 见《论语·阳货》。

权利与义务

先看“乡饮酒礼”。

所谓“乡饮酒礼”，原本是酒宴形式的“政治协商会议”。应邀参加的基本上都是老人，讨论的也是军国大事，比如“定兵谋”等等。所以，它很可能是部落时代军事民主的遗风，相当于古罗马的元老院，只是没有表决权。但到后来，就连咨询的意思也没有了，只是定期不定期地请社会贤达们来吃饭喝酒看表演，变成了“政协委员”的俱乐部。

这就多少有点奇怪。是啊，这样一种并无实际作用的礼仪，怎么会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清代道光年间？ 〔7〕

因为有意义。

意义就在“尊长，养老，敬贤”。按照规定，参加乡饮酒礼的各界人士，六十岁以上的坐，五十岁以下的立。享用的菜肴也不等，年纪越大越多。这就等于向全社会宣示，对长者要尊，对老者要养，对贤者要敬。

1954年陕西长安出土。盖内有铭文五十四字，记周穆王在飨醴后与井伯太祝共行射礼时，对长甶有所褒勉，长甶因以作器。其中，飨礼为高级的乡饮酒礼。

所以，酒会上要序齿（以年龄大小为序），还要奏乐，比如“我有嘉宾”的《诗·小雅·鹿鸣》：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那么，这首歌为什么要用鹿鸣来开篇呢？因为无论在中国还是印度，鹿都是有着美德的仁兽，鹿群的到来也都是吉祥和兴旺的象征，奏唱《鹿鸣》也就是要崇尚道德。

实际上周人之德，无非“尊尊”和“亲亲”。尊尊，就是尊敬该尊敬的；亲亲，就是亲爱该亲爱的。人与人如果互敬互爱，社会就和谐太平。因此，尽管后来的乡饮酒礼并没有实质性内容，也要坚持，因为这本身就是德。

显然，有礼必有德，有德必有礼。相反，失礼则缺德，非礼则无德。德是目的，礼是手段；德是内心修养，礼是行为规范。因此，也表现为权利和义务。

比如“冠礼”。

冠礼又叫“婚冠礼”，其实就是贵族子女的成年礼。按照西周制度，孩子出生百日，要由父亲命名，表示他正式获得生命，成为家庭成员。如果是男孩，六岁开始在家学习，是家学。十岁进寄宿学校，是小学。十五岁入辟雍，这就是大学。二十岁大学毕业，就要举行婚冠礼，正式成人。

婚冠礼是无论男女都要举行的，只不过女十五，男二十。这时要做两件事。第一是把头发盘在头顶，叫“束发”。然后女插簪子，叫笄（读如基）；男戴帽子，叫冠。第二是请嘉宾为他们起一个字。名是卑称，字是尊称。前者用来称呼晚辈、学生、子女和自己，后者用来称呼同辈和同辈以上的他人。有了字，就可以进行社交，当然意味着成人。

有字以后，男孩子就可以叫做士（广义的士），也叫丈夫。古人认为，儿童身高六尺，叫“六尺之童”。成年男子身高一丈，叫“一丈之夫”。所以，丈夫就是成年男子。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因此冠礼同时也是订婚礼。由于男女双方的婚配都与束发同时，因此叫“结发夫妻”。如果女孩子还没有合适对象，则暂不订婚，也不起字，叫“待字闺中”。待字，其实是等待婚姻。

铜人屈膝而坐，头戴网状束发之冠。

据《中国断代史系列——西周史》。

这一组玉人分别头戴云朵形高冠、对称的双龙形高冠和牌形高冠。

据《早期中国文明：周原文化与西周文明》。

但意义重大的是“加冠”。

加冠一共三次。第一次加“缁冠”（缁读如资），这是用来参加政治活动的。第二次加“皮弁”（弁读如变），这是猎装和军装，所以同时还要佩剑。第三次加“爵弁”（爵读如雀），这是用来参加祭祀活动的，又叫“宗庙之冠”。

一加缁冠，有参政权；二加皮弁，有从军权；三加爵弁，有祭祀权。有权利就有义务，何况“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三次加冠后，初冠的青年还要拜见国君和元老，主持仪式的嘉宾也要发表训词。这是最重要的一堂德育课。

显然，束发和加冠，都意味着社会的规范和约束。而且，也都是以一种让人终身难忘的方式，告诉孩子们什么是真正的人，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与此同时，我们民族也成年了。

那么，我们可以青春焕发吗？

当然可以。

• 7〕 乡饮酒礼在清道光二十三年因经费原因被废。

中国情人节

接受了笄礼和冠礼的姑娘和小伙子，有权利参加一个盛大的节日。时间是在仲春之月，日子是三月三，名字叫“上巳节”。按照周礼的规定，这一天所有成年男女都可以到荒郊野外，享受最充分的性爱自由。

这是中国的情人节。

实际上这样的节日，世界各民族都有。古罗马的叫“沙特恩节”，时间在冬至，殷商的则在玄鸟（燕子）归来时（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一卷《祖先》），周人不过继承了传统。

那真是一个人民大众开心的日子。桃花三月，春水碧绿，鲜花盛开。春心荡漾的少男少女们手拿兰草，从四面八方赶到河边，举行爱的狂欢。如果遇到意中人，女孩子还会主动搭讪，落落大方，毫无羞涩。

对此，《诗·郑风·溱洧（读如真委）》这样描述：

溱水和洧水，

春波浩荡弥漫。

少女和少男，

手中拿着泽兰。

女孩说：过去看看？

男孩说：刚刚看完。

女孩说：看了也可以再看嘛！

那边地方又大又好玩。

于是说说笑笑往前走。

还相互赠送了芍药花。 〔8〕

这可真是东周版的《花儿与少年》。

是的。小呀小哥哥呀，小呀小哥哥呀，小呀小哥哥呀手拖着手儿来。

嘿嘿，还“赠之以芍药”。

奇怪！周，不是礼仪之邦，要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男女授受不亲”吗？也会有这等事？

当然有。

事实上从西周到汉唐，宗法礼教之外也尚有性爱的自由，以至于被卫道士们骂作“脏唐烂汉”。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是宋儒造的孽。其结果，是殷的豪放灵性没了，周的天真烂漫没了，春秋的高贵风雅没了，战国的血气方刚没了，汉的开拓和唐的开放也没了。士人堕落为文人，而且集体阳痿，只知道在皇帝面前磕头如捣蒜，然后回家打老婆。

这才真是罪莫大焉！

好在此刻还是周。后来孔子编辑整理《诗经》，也没有删除那些“淫词艳曲”，我们这才得以一睹当年风采。

谢谢孔夫子！您老人家人性。

事实上，伦理道德归根结底是为了人。这就必须尊重人性，尊重人的各种需求。但凡违背人性的，都只能是伪善和伪道德。靠伪道德来维持的稳定，永远都只能是表面的。

这个道理，周公和孔子心里都明白。

他们不傻，也不变态。

因此，尽管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克己复礼”，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姬周政权，维持封建秩序；但他们至少清楚，心理维稳才是最好的维稳。这就要“伦理治国”，包括德治和礼治；也要“礼乐教化”，包括礼教和乐教。礼和乐，是落实以德治国的“两个基本点”。

不过既然是心理维稳，那就要深入人心。因此既得扎篱笆，又要开口子，兼顾社会规范和个人自由，正如封建制或邦国制要“兼顾君权与民权”。这就像犹太人的割礼，只会割掉少许包皮，不会连根切断。没错，切得跟宦官似的倒是彻底安生了，但那样的稳定有意义吗？

治国需要智慧，更需要人性。

现在，华夏民族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也拥有了情人节，可以盘点一下是非得失，弄清楚文化系统了。

• 8〕 溱，读如真。溱水源出河南密县。洧，读如委。洧水即河南双洎河。洎读如既。《诗经·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第六章

根本所在

黑名单

当周人创造出井田制、封建制、宗法制和礼乐制的时候，世界上许多民族还迷迷瞪瞪。南亚，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哈拉巴文明已与世长辞，还留下了几百年的空白。未来文明的主角雅利安人，正摸着石头渡过印度河。西亚，巴比伦国内乱作一团，犹太人则刚刚建立他们的希伯来王国。南欧，希腊人打完了特洛伊战争，却仍然停留在“尧舜时代”。大洋彼岸的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就像他们的巨石人像，只有脑袋没有身子。至于现在属于欧盟的大多数地方，要么荒无人烟，要么住着野蛮人。北美和大洋洲，则基本上是不毛之地。

可以比较的，是埃及和亚述。

埃及中央集权的时间最早，比西周建立国家联盟都早了两千年，比秦汉建立集权帝国则早了两千八百多年。公元前3100年，纳尔迈（美尼斯）兼并上下埃及，建立了“第一王朝”。当然，这件事跟周革殷命并不完全相同。周人是小鱼吃了大鱼，纳尔迈则是把两条鱼并在了一起。但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如何安定人心，巩固政权。

纳尔迈的办法是两次加冕。

事实上，纳尔迈原本是上埃及国王，头戴白色王冠，以鹰为保护神，百合花为国徽。下埃及的国王则头戴红色王冠，以蛇为保护神，蜜蜂为国徽。于是纳尔迈便在上下埃及各加冕一次，然后在不同场合戴不同的王冠，表示他既是上埃及的君，也是下埃及的主，只有保护神仍是神鹰荷鲁斯。

公元前3100年左右，纳尔迈统治着尼罗河谷地。他在埃及的统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画面中，纳尔迈戴着高高的上埃及王冠，手握权杖正痛击敌人。他的背后是侍从。鹰神荷鲁斯（右上）口衔一位受害者，将之放至纸草上。纸草是大部分地区为沼泽的下埃及的徽记。据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全球通史》。

这当然很聪明，但武王和周公更智慧。他们不但给自己加冕，也给各路诸侯加冕，还授予诸侯们分封大夫的加冕权。结果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都弹冠相庆，冠冕堂皇。相比之下，纳尔迈只给自己加冕，就收买不了那么多人心。

更何况，这种自己给自己加官进爵的事，谁不会做？最后，那王冠便戴到了利比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头上。

再看亚述。

亚述也曾经是两河流域的“天下之王”，这是一位古亚述国王的原话。这位国王在世时，我们这边商汤灭了夏桀，埃及的中王国则被希克索斯人所灭。不过古亚述这“天下之王”并没做多久，真正崛起的是古巴比伦。 〔1〕

但到我们的东周时期，亚述却突然空前强大。亚述先后征服了小亚细亚东部、叙利亚、腓尼基、以色列和巴比伦尼亚，后来又侵入阿拉伯半岛，征服埃及，毁灭埃兰，成为不可一世的帝国。这个帝国横跨西亚和北非，将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这两大古老文明，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一个国家有如此众多的民族、如此辽阔的领土，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

亚述面临的挑战，不亚于周。

然而他们的办法却似乎只有一个：杀人。亚述国王的残暴令人发指，屠城和虐俘的记录则不绝于史书。亚述铭文中居然充斥着这样的句子：我像割草一样割下他们的头颅，我像踏板凳一样踏在巴比伦王的脖子上，谁敢造反我就把他的皮剥下来铺在死人堆上，我要用他们的尸体把城市的街道填平。他们甚至一把火烧毁了巴比伦城，还把灰烬作为纪念品带回去供在自己的神庙里。 〔2〕

结果是什么呢？是他们的文明连同他们的帝国一并灭亡，而且不再复活，尽管亚述堪称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帝国”（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

跟亚述一样上了“文明毁灭黑名单”的，还有埃及、巴比伦、哈拉巴、克里特、奥尔梅克、赫梯、波斯、玛雅等等，不下二三十种。历史的进程确实残酷。

延绵不绝的是中华文明，起死回生的则是希腊—罗马文明。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虽然不复存在，却“人虽亡而政不息”，反倒波澜壮阔地发展为西方文明。与此同时，伊斯兰文明后发制人，勃然崛起，席卷全球。不难预测，未来世界恐怕将只能是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唱主角。

问题是，何以如此？

这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 1〕 自称“天下之王”的古亚述国王叫沙姆希·阿达德。

• 2〕 请参看张建、袁园《巴比伦文明》，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

斯芬克斯之谜

斯芬克斯（Sphinx），是希腊人对狮身人面像的称呼。不过，古希腊的斯芬克斯却有两只翅膀。这就比古埃及那个长着石灰石脑袋的家伙显得轻盈娟秀，也就能超越时空从雅典飞到费城。

翅膀是重要的。

是啊，没有翅膀就不能飞向远方。但怎样飞翔，却还要看是什么样的翅膀。 〔3〕

中华的翅膀，是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

的确，忧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底色。从《诗·小雅·小旻》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到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再到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忧患意识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史。

这是对的。历史的经验证明，任何一个政权，忧患则生，安乐则死。个人也一样。所以，士大夫固然要“先天下之忧而忧”（范仲淹），诗人们也得“为赋新词强说愁”（辛弃疾），因为“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曹操）。甚至就连妓女丫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据说也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从而忧国忧民。

但，我们民族又是乐观的。我们相信天遂人愿，相信善恶有报，相信事在人为，相信事情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即便有了坏事也焉知非福。因此，我们不改其乐，哪怕苦中取乐，也总归乐在其中。

既忧患又乐观，就有礼有乐。礼就是理，讲伦理，讲秩序，体现忧患；乐就是乐，讲快乐，讲和谐，造就乐观。礼和乐，是两个基本点，也是两只翅膀。

那么，希腊的翅膀是什么？

科学精神和艺术气质。

正如罗马人痴迷于法律，希腊人则陶醉于科学。希腊人的科学不是实用主义的，他们是“为思想而思想，为科学而科学”。所以，他们能把埃及人用于测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术变成几何学，也能把巴比伦的占星术变成天文学。有科学这双翅膀，希腊文明就超越了他的埃及爸爸、美索不达米亚妈妈，成为第二代文明中的佼佼者。

公元1世纪前后出土。《几何原本》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左右，被认为是欧几里德结合前人成果以及其个人创造而成的不朽著作。全书共十三卷，以演绎法作为基本理论，总结了平面几何五大公设。它是欧洲数学的基础，在两千多年间，被誉为历史上最成功的教科书，更成为严密思维的范例。

安提基特拉机械建造于公元前2世纪左右，目前已发现82块残骸。这件古希腊天文学和数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是世界上至今已知最早的齿轮装置。通过研究残骸上的齿轮，结合镌刻的希腊铭文操作手册，已证实这个机械装置不仅能计算恒星和行星的位置，还可以预测月食和日食。

然而希腊人又极具艺术气质。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正常的儿童”，也是人类童年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因此能“为艺术而艺术，为审美而审美”。这种纯粹，使他们即便是在纵欲和淫乐时，也毫无负罪感，更不会道貌岸然。只要干得漂亮，不管是谈天说地，还是寻欢作乐，都会得到满堂喝彩，而且喝彩的既包括朋友，也包括敌人。 〔4〕

由此可见，科学和艺术，在希腊人那里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单纯，统一于天然，统一于率真。事实上，希腊艺术原本就是感性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统一。它们在尼采那里被分别叫做“酒神精神”（狄俄尼索斯精神）和“日神精神”（阿波罗精神），前者体现于音乐，后者体现于造型艺术，尤其是雕塑。

希腊精神是互补的。

同样，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也是一个互补结构。忧患是底色，乐观是表情，正如希腊艺术气质的背后，其实是科学精神。它们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塑造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风貌。

也许这就是秘密所在——那些毁灭了的文明，很可能都是一条腿在走路。

然而希腊与中华，却又迥异其趣。

总体上说，希腊文明是外向和进取的，中华文明则是内向和求稳的。我们的忧患，其实是对乱的恐惧，对治的祈求。因此，尽管两种文明都有翅膀，飞行方式却截然不同。希腊人是远航，我们是盘旋。因为远航，他们浴火重生；因为盘旋，我们超级稳定。秦汉以后，甚至西周以后，无论怎样治乱循环改朝换代，都万变不离其宗。

这又是为什么？

• 3〕 此节论述请参看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

• 4〕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文化内核

原因在“文化内核”。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任何时代的任何民族都要生存，都要发展，这是相同的。但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各自不同。不同在哪里？在方式。比如有的靠游牧，有的靠农耕，有的靠商贸，有的靠掠夺。海盗和山贼，也是有“文化”的。

文化，就是方式。

但，任何一个文化成熟的民族，都会有一个总方式。正是这个总方式，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具体方式，包括为什么西方人吃饭用刀叉，中国人用筷子；也包括为什么西方人喜欢十字架，中国人喜欢太极图。

这个总方式，就叫“文化内核”。

那么，它是什么？

西方是个体意识，中华是群体意识。

我们知道，人，是个体的存在物，也是社会的存在物。没有个体，不可能构成社会；离开社会，个体又不能生存。因此，任何民族，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一个群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无一例外。

区别只在于，以谁为本位。

所谓“个体意识”，就是“以个人为本位”，叫“个人本位主义”，简称“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不是自私自利，不是唯我独尊，更不是损人利己。相反，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反倒有可能会利他，因为利他其实是可以利己的。

这里面当然也有各种情况。境界高一点的人认为，利他能给自己带来快乐，这就叫助人为乐。境界低一点的则认为，通过利他来利己，比通过损人来利己，风险更小而效益更高，这就叫人我两利。至少，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不会损害他人。因为他很清楚，我是个人，别人也是。我有个人利益，别人也有。我的个人利益不想被损害，别人也会这样想。既然如此，那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但无论哪种，有一点是相同的——个体本位，个人优先。不是什么“大河不满小河干”，而是没有涓涓细流，就没有大江大海。因此，即便为了集体利益，也得保护个人。

群体意识则相反。

所谓“群体意识”，就是“以群体为本位”，包括在思想意识和观念上，认为先有群体，后有个体；先有社会，后有个人。族群、社会和国家在个人之上，个人则是其中的一分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因此，个人的价值，首先体现于他所属的群体，比如家族和单位；个人的功过，也影响到甚至决定着整个群体的荣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获罪，满门抄斩。这就叫“以群体意识为文化内核”。

问题是，文化内核不同，又怎么样呢？

翅膀便不同。

希腊人和西方人既然是个人本位的，组成社会就只能靠“非人的第三者”，比如契约。这就必须理性，而且得是科学理性。他必须像看待数学题一样看待社会问题，像遵守运算法则一样遵守社会规范。但同时，又必须有一个出口，以便在被规范和压抑之余，感性冲动也能得到宣泄和释放。

这就有了艺术。

艺术是狄俄尼索斯的世界。在那里，他们不妨酩酊大醉，激情迸发，为所欲为。如此一番放纵之后，就可以心平气和地回到阿波罗身边，继续理性静观和遵纪守法。狂欢节的意义，即在于此。

所以，希腊人有两只翅膀：科学与艺术；罗马人也有两只翅膀：法律与宗教。它们都是互补结构，也都体现了个体意识。因为这两只翅膀就像十字架，以自我为中心向外伸展，最后又回到了自己。

实际上，当希腊人体现科学精神时，他们面对的是自然界；体现艺术气质时，他们面对的是人自己。这就正如罗马人，面对法律，看见的是物；面对上帝，看见的是心。

群体与个体的矛盾，就这样得到了化解，实现了平衡。

只不过，正如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将要讲到的，当罗马人皈依了基督教时，罗马文明也走到了尽头。那两只翅膀帮助西方现代文明起飞，要到文艺复兴之后。

那么，我们民族呢？

无神的世界

我们跟西方相反。

没错，华夏民族也有理性，但不是科学理性，而是道德理性或伦理理性。这种理性认为，人类天然地就是“群体的存在物”。群体是先于个体的，也是高于个体的。没有群体就没有个体，就算存在也没有价值。个体存在的价值、意义和任务，就是在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恪守本分，作出贡献。因此，面对他人，要克制自己，叫“克己复礼”；面对自己，则要融入集体，叫“天伦之乐”。

显然，我们的忧与乐，都是群体和群体性的。是啊，想那天下原本属于圣上，它的兴亡干我等草民屁事，为什么要事事关心？只因为家国一旦沦亡，就没了安身立命之本，也就会累累如丧家之犬，惶惶然不可终日，这才性命攸关。

实际上，事事关心也好，匹夫有责也罢，我们最担忧的就是群的解体。因此中国人的忧患不是忧天，而是“上忧其君下忧其民”。同时也乐观，相信“天不会塌下来”，也不能塌下来。天是“人之父母”，如果塌了，奈苍生何？

老天有眼，当然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欺”，却又是“很必要的自欺”。无此自欺，内心就会崩溃。何况谁都清楚，那只是心理安慰和精神支持。天下的太平和社会的稳定，落到实处还得靠士农工商军民人等，靠大家心往一处想。老天爷其实靠不住，宗教和神就更不靠谱。

必须“以人为本”。中华文明的第一种精神产生了。

这就是“人本精神”。

中华文明也有人本精神吗？有，但与西方不同。西方在古希腊时就是“人本”，却又在中世纪变成了“神本”，这才需要文艺复兴，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到“人本”。我们的人本精神则是相对于商的。商神本，周人本，如此而已。

但更重要的，是“人”不同。

西人是个体的、独立的、自由的，华人则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维系群体，靠的是宗法制度、礼乐教化和血缘关系。我们相信，所有人都是“人生父母养”，所有人也都“未敢忘忧国”。因此，重莫大于孝，高莫大于忠，哀莫大于心死，乱莫大于犯上。任何时候，稳定都压倒一切。

然而《周易》说过，世界永远在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何况长翅膀原本为了飞翔，岂能不动？要动，又要稳，就只能盘旋。要变，又不能乱，则只能变成太极图。

太极图是什么？阴阳二极的内循环或窝里斗。它们可以旋转，可以消长，可以起伏，还可以互换，但不能出圈。至于那“二极”，可以是礼与乐、儒与道、官与民、出与入，等等等等。但总之，是人不是神。

也因此，要礼乐，不要宗教。

礼乐是从巫术演变而来的。前面说过，进入国家时代以后，原始时代的图腾和巫术都得变。巫术在印度变成了宗教，在希腊变成了科学，在中国变成了礼乐。图腾在埃及变成了神，在罗马变成了法，在中国则变成了祖宗（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只不过，这一变化绕了一个弯：夏把图腾变成了祖宗，商把祖宗变成了神，周又把神变成了圣。

神变成圣，宗教的发生就没了可能。

是的，没有可能。因为圣是人，不是神。圣人崇拜是人的崇拜，不是神的崇拜。何况周人之所以要圣，就因为不想要神。因此，我们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宗教，哪怕人神共处，或者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中华文明，注定只能是“无神的世界”。

空头支票你要不要

没有宗教，就不会有信仰。

什么是信仰？严格地说，信仰就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地相信，比如上帝或安拉。这样的存在不属于自然界，不能靠科学实验证明；也不属于人类社会，不能靠日常经验证明。没办法，只能“信仰”。

难怪德尔图良大主教说：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 〔5〕

这样的对象，华夏历来没有。我们之所有，或者是自然的，如荀子的天；或者是世俗的，如墨子的义；或者既是自然的，又是世俗的，如孔子的命。死生有命，是自然的；富贵在天，是世俗的。就连老子的道，也一样。

至于殷商的上帝，则是他们的祖宗帝喾，以及其他已故的商君，即“天上的帝王”，也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

当然，民间并不是什么都不信。比如信神，信鬼，信风水，却其实“信而不仰”。和尚、道士、风水师，都可以花钱雇。至于烧香拜佛，则不过例行公事，又变成了“仰而不信”。你要让他真信，必须显灵。所谓“信则灵”，说穿了是“不灵就不信”，或“灵了我才信”。标准，是管不管用。

由是之故，我们民族的信，没有定准。祖宗、菩萨、狐仙、关老爷、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都可以是崇拜对象。某些农村的神龛里，还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国人对他们，一视同仁地给予礼遇。只要这些神灵能给自己带来实际上的好处，我们是不忌讳改换门庭的。

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

它的背后，则是中华文明的第二种精神。

这就是“现实精神”。

所谓“现实精神”，也就是不承认“彼岸世界”。既没有宗教的彼岸，也没有哲学的彼岸，甚至没有科学的彼岸。因此，杞人忧天一直传为笑柄，清谈则被认为会误国。难怪魏晋玄学只能昙花一现，还要在后世备受诟病，尽管两晋之亡未必由于清谈（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

总之，所有一切抽象的、玄远的、非世俗的、不能兑现的，都不在视线范围之内。什么天堂，什么来世，什么末日审判，什么极乐世界，这些空头支票才没人当真感兴趣，只能哄骗愚夫愚妇。我们真正感兴趣的，还是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哥们义气，天地良心。这些都不是信仰，但是管用。

图为高台教尊奉的诸神。由上自下，第一排中释迦牟尼，左老子，右孔子；第二排中李白，左观音、右关羽；第三排耶稣；第四排姜太公。

我们真想要的，也是世俗的生活。

是啊，男耕女织，四世同堂，父慈子孝，共享天伦，才最是其乐融融。就连桃花源中人，过的也是这种日子；就连《天仙配》里的七仙女，向往的也是这种生活，更不用说芸芸众生了。他们主张的是“心动不如行动”，是“说得到做得到”，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好死不如赖活着”。

这也是一种乐观。

或者说，也是一种艺术。

于是，中华文明就有了第三种精神。

这就是“艺术精神”。

艺术精神不是艺术气质。希腊民族的艺术气质是与生俱来的，是他们童年性情的率真表现，所以才那样烂漫天真。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却是维稳的手段和结果，是一种陶冶和教化。后世儒家甚至编造出谎言，说帝舜命令后夔（读如葵）掌管文学艺术，以此培养贵族子弟的健全人格。后夔则保证，只要他奏乐，就连野兽和野蛮人都会跳起舞来。 〔6〕

说到底，还是礼乐教化。

显然，这样的艺术，不可能是“纯艺术”，只能是“泛艺术”。因此，在我们民族这里，几乎任何事情都能够变成艺术，比如领导艺术、管理艺术、教育艺术。换句话说，即便不能变成艺术，也能把它们艺术化。

艺术化的境界是达成和谐，底线是糊住面子。有这样一层脉脉温情的面纱遮掩，哪怕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明枪暗箭，专制独裁，都不至于太难看。至于小民，则可以苦中取乐，忙里偷闲，舒展眉头把日子过下去。

奇怪！我们民族不要宗教的空头支票，却陶醉于艺术的自我安慰，并持之以恒乐此不疲，又是为什么？

也许还得问周公。

• 5〕 德尔图良（Tertullian）的话，见卡西尔《人论》。

• 6〕 见《尚书·舜典》。

大盘点

据说，周公摄政一共七年。头三年平息叛乱，第四年封建诸侯，第五年营建成周，第六年制礼作乐，第七年还政成王。礼乐制度，是他最后的作品。

可惜没人知道周公怎么想。

何况奠基中华的，也不止他一个人。

但做一个盘点，是可以的。

何况线索也很清晰，起点则在忧患意识。也就是说，正因为忧患“天命无常”而“不易为王”，这才有了“君权天授”。然而就连周人自己也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他们的领导权和代表权，名为“天授”，实为“民授”。这就必须“以人为本”，也就有了“人本精神”。 〔7〕

而且，这种精神还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天人合一归于人。

当然，得补充一句：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人。

群体至上，就只能“以德治国”。何况我们民族国家的建立，并没有经过“炸毁氏族组织”的革命，反倒直接从氏族和部落过渡而来。夏商周，都如此。周人建立的国家联盟，更是家国一体的家天下。基础，是井田制的小农经济；纽带，是宗法制的血缘关系。对于这样的群体，德与礼，显然比法律和宗教更合适，也更管用。

德治的结果是人治，以德治国也必然变成圣人治国。这倒是相当契合人本精神。于是有了“一个中心”，这就是德治；也有了“两个基本点”，这就是礼和乐。礼乐是“行得通的力量”，圣人是“看得见的榜样”。以圣人代神祇，以礼乐代宗教，势必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世俗社会，引向一个个可以落到实处的道德规范。忠不忠，看行动。“现实精神”产生了，它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知行合一践于行。

同样也得补充一句：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行。

这样一来，也就不难理解“艺术精神”。实际上，艺术就是“以最独特的形式，传达最共同的情感”。形式独特，就引人入胜；情感共同，就引起共鸣。共鸣，就心心相印，就息息相通，就团结友爱，就同心同德。

总之，艺术的功能之一就是“群”。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实现“群体意识”，则是中国艺术的特征。因此，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礼乐合一成于乐。

毫无疑问，这里说的乐，是音乐（艺术），也是快乐（审美）。但无论艺术还是审美，也无论其风格是温柔敦厚、汪洋恣肆、恬淡虚静还是潇洒飘逸，都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也是和谐的。即便有戏剧冲突，亦无非忠与孝、仁与义、人情与王法的矛盾；而冤案则总能平反，结局肯定大团圆。因为我们不但要忧国忧民，还要自得其乐。

忧患是出发点，快乐是终点站，群体意识则是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核，也是中华文明的地基和承重墙。

这就是周人的遗产，是他们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产物：一个内核（群体意识），两只翅膀（忧患心理、乐观态度），三大精神（人本、现实、艺术），四种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堪称体大思精、尽善尽美。

实际上，从君权天授，到以人为本，到以德治国，再到以礼维序，以乐致和，周人创造的，原本就是一个完整、自洽、互补、稳定的系统，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多方面。因此，中华文明超级稳定毫不奇怪，展翅盘旋就更是当然。后来即便外族入侵，也只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周人，也许真是皇天上帝的“嫡长子”。

嫡长子是有特权的。在此后将近五六百年的大好时光里，周的君子和淑女们青春年少，心智洞开，遂演绎出独具一格无法复制的倜傥风流。

那才真是我们民族的“青春志”。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青春志》

• 7〕 “天命无常”原作“天命靡常”，见《诗经·大雅·文王》；“不易为王”原作“不易维王”，见《诗经·大雅·大明》。

后记

时间开始了

1.观念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有三个问题是普遍而永恒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其实都在各自领域试图回答它们。只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回答，或愿意回答。

比如历史学。

在人文学科（文史哲）当中，历史学，尤其是考古学，可能最接近于自然科学。持之有故，言之有据，可以说是基本要求。所以，学历史的，尤其是学古代史和世界史的，要比像我这样学文学的靠谱，也比一般学哲学的靠谱。没有证据的话他们不会说，以论带史更是史家大忌。先入为主，主观臆断，结论在前，在史学界都是违反职业道德的。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历史学家一般更愿意描述“是什么”，而不愿意回答“为什么”，哪怕仅仅是为了避嫌。

这很让人尊敬，但也遗憾。

没错，在尚未掌握大量证据，甚至在尚未接触史料之前，就先验地设定一个框架，然后按照某种所谓“范式”去进行撰述，是危险的。历史不是布料，可以随便裁剪。历史学也不能是布店或中药铺。没有人能把整匹布披在身上。把药材按照一定的顺序放进一个个小抽屉里，标明黄芪、党参、当归、白术等，则充其量只是数据库，不是历史学。

因此，反对“以论带史”，不能因噎废食到不要史观。事实上，一个伟大民族的文明史，也一定同时是她的观念史。正是观念，或者说，价值取向，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文明道路。观念的更新或坚守，则构成历史的环节。这些环节就像古埃及的诺姆（部落和部落国家），被尼罗河联成一串珠链。

观念，就是尼罗河。

构成价值观发展演变河床的，则是逻辑。

与逻辑相一致的历史，是“真历史”。按照真实逻辑来阐述真实历史，就叫“思辨说史”。这样一种撰述，哪怕文字的表述再文学，骨子里也是哲学的。显然，这需要史观，需要史识，需要史胆，甚至需要直觉和灵感。

也许，还需要天赋。

当然，也需要启迪。

2.启迪

启迪来自方方面面。

与专业的历史学家不同，我更喜欢琢磨“为什么”。除了天性以外，也多少受好朋友邓晓芒的影响。晓芒是超一流的哲学家。20世纪80年代初，我和他一起做中西美学比较，便讨论过中西文化的本质区别。也就在那时，晓芒便提出中国文化的内核是“群体意识”，西方文化的内核是“个体意识”，两种文明也各有两只翅膀，即文化心理的互补结构。内核的说法是邓晓芒的创新，互补结构则受到徐复观、李泽厚和高尔泰等先生的启发，思想源头更要追溯到尼采。

这些观点，后来写进了我们合著的《黄与蓝的交响》一书，现在则成为本卷的思想基石。 〔1〕

不过这绝非“概念先行”。相反，这些结论本身就是研究的结果。而且，以后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则一再证明它们是成立的。至少，逻辑自洽。

在此基础上，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又提出了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现实精神和艺术精神。

这是受到汤一介先生的影响。汤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但我认为，礼乐合一比情景合一更合适。而且，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天人合一归于人，知行合一践于行，礼乐合一成于乐”。这样说，才能完整地表述我们民族的精神。 〔2〕

由此便有了这样的说法：一个内核（群体意识），两只翅膀（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现实精神、艺术精神）。体系构建起来了。

这是一个文化系统。

系统是一定有逻辑起点的。而且，系统的建立虽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其中肯定会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那么，这个时刻可能在何时，可以称之为“奠基者”的又是谁呢？

直觉告诉我，是周人。

3.直觉

把周公或周人看作中华文明的耶稣基督或穆罕默德，不算创见。学界的主流意见，也大体如此。问题在于，为什么不是夏，不是商，而是周？ 〔3〕

也许，因为周原在“两河之间”。

这是写中华史第二卷《国家》时发现的。在巡航高度可以清楚地看到，除埃及文明只有一条母亲河外，西亚、印度和华夏，都诞生在两河流域。西亚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印度是印度河与恒河，西周文明则发源于泾水和渭水之间。以后发展为中华文明，又在长江与黄河之间，仍然还是“美索不达米亚”。

两河之间的冲积平原，是农业民族的福地。然而埃及文明衰亡了，西亚文明陨落了，印度多元多变多种族，很难说有统一的印度文明。只有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延续至今，虽不免老态龙钟麻烦不少，却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直觉告诉我，这里面必有文章。

文章就在制度。

与埃及、西亚和印度不同，周人创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优秀也最健全的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更重要的是，这些制度环环相扣，配套互补，符合中国国情。因此，是稳定的。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制度工程的背后，是观念体系。从“君权天授”，到“以人为本”，到“以德治国”，再到“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本身就是一个完整和自洽的系统。周人，确实是“早熟的儿童”；周公，确实是“文化的始祖”。

但，这样说，要有证据。

4.证据

就说“以德治国”。

周人重德，有大量的文献可以证明。 问题是，单靠文献，不足为凭。比如按照《尚书》的说法，商王盘庚也是讲德的。那么，“以德治国”是周人独有的观念，或者说，真是从西周开始的吗？ 〔4〕

这可得拿出铁证来。

办法是先查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有没有“德”字。如果有，再看其含义是不是“道德的德”。

结论很快就有了。甲骨文有德，但词义是“得到”，也表示“失去”。《古文字诂林》中，没有殷商时期金文的德。金文的第一个“德”字，见于何尊。何尊是西周青铜器，而且是成王时期的作品，记载了周公营建成周（洛阳）的史实，叫“宅兹中国”。这也是“中国”一词的最早文字记载。

金文的“德”与“中国”同时出现，岂非“天意”？

实话说，当我一眼发现这秘密时，真是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但我不敢造次，立即联系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的胡嘉麟老师，请他帮我排雷。

我问：殷商青铜器上有“德”字吗？

胡老师说，应该没有。

我又问：何尊上的“德”，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金文“德”字吗？

胡老师说，目前是。

我再问：这个“德”，是“道德的德”吗？

胡老师说，是。因为原文是“恭德裕天”。他还特地提醒我：并非所有金文的“德”，都是“道德的德”。比如德鼎和德方鼎的“德”，就是人名。

我眼睛一亮：灵感来了！

5.灵感

灵感来自字形之别。

金文的“德”与甲骨文的“德”，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甲骨文由“彳”和“目”组成，金文则多出一个“心”。《古文字诂林》收入“德”字甲骨文共二十个，都没有“心”。金文中，不表示“道德”（比如用作人名）的，也没有“心”。字形，与甲骨文更是如出一辙。

这就说明，道德之德，即“有心之得”。而且，把“眼中所见”（得到）变成“心中所得”（道德）的，正是周人。事实上，何尊所谓“恭德裕天”，就是“以德配天”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大量见于文献记载，现在又有青铜器为证。“以德治国”为周人所独有独创，已是铁证如山。

不，“铜”证如山。

后面的推理也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道德的德，既然是跟“天”，跟“中国”联系在一起的，则“受天命而居中国，居中国者治天下”，岂非就是周人的政治理念？后来，历代皇帝都自称“奉天承运”，北京天坛的占地面积远大于紫禁城，岂非正是周人思想的延续？ 〔5〕

周，难道不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当然是。

灵光现，百事通。其他，比如商礼为仪，周礼为制，又如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以及姬周株式会社等，已无须赘述。反正，中华文明的基石奠定了，时间也开始了。 〔6〕

逻辑成立，证据确凿，剩下的是细节。

6.细节

细节很重要。

重要是不言而喻的。这不仅因为细节决定成败，也因为本中华史追求的叙事方式，是希望能像纪录片《我们的故事：美国》一样，做到“大历史，小人物”，有宏大格局又非宏大叙事。只有这样，历史才会是生动鲜活、贴近人性的。

然而做起来却其实很难。因为所谓“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谱”。小人物的故事，上哪儿找去？事实上，本卷提到的那个“爱国贼”南蒯，便已经是能够找到的最小的小人物了。作为季孙氏大夫的家臣，他根本就没资格树碑立传。能留下姓名已是万幸，哪里还能指望随处可见？

看来，也只能依靠直觉和灵感，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有这个意识。有此意识，便总能在宏大叙事中发现漏网之鱼。

其实“爱国贼”南蒯这个人，是我在读杨宽先生《西周史》时发现的；而第二卷《国家》中古希腊那个“卖香肠的”，则是读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时发现的。该书只是把《阿里斯托芬》这部讽刺喜剧的片段，作为链接附在正文旁边，我却认为大有文章可做。通过吉尔伯特·默雷的《古希腊文学史》，我查到了《骑士》公演的时间是在公元前424年，于是很快就在《史记·赵世家》中找到了东周晋国的故事。那个莫名其妙被杀的倒霉鬼，虽然是“君之子”，却名不见经传，也是“小人物”呢！

但，一个“卖香肠的”，一个“掉脑袋的”，搁在一起好玩极了。希腊民主制和西周封建制的比较，更是意味深长。

实际上西周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是相当于希腊之于西方文明的。只不过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我们民族则是“早熟的儿童”。因此在各自的童年时代，当然会表现出不同的气质。

这是下一卷要讲的。

• 1〕 该书原名《走出美学的迷惘》，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后更名为《黄与蓝的交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作者邓晓芒。

• 2〕 请参看拙撰《论中国文化的精神》，收入《中华文化研究》一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 3〕 王国维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杨向奎称，没有周公，就没有礼乐文明和儒家思想，中华文明就会是另一种精神状态（《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陈来称，今天所谓“中国文化”，其基因和特点有许多都是在西周开始形成的，西周文化和周公思想形塑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古代宗教与伦理》）；启良称，周公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先祖”（《中国文明史》）。

• 4〕 周人重德，文献中屡见不鲜，如《尚书》之《泰誓》《康诰》《酒诰》《召诰》《多士》《君奭》《立政》，频繁出现“德”字，《诗经》和《左传》也有类似观念。商人讲德，见《尚书·盘庚》。但此文系伪造，不足为凭。

• 5〕 明清时期的天坛，东西长1700米，南北宽1600米，总面积272万平方米。紫禁城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总面积72万平方米。天坛占地面积大约为紫禁城的四倍。但紫禁城的建筑物比天坛多几十倍。文献记载中，长安天坛也是皇宫的四倍。

• 6〕 1949年10月2日，胡风在《人民日报》发表长诗，题目就叫《时间开始了》。至于中华文明真正开始的时间，当在西周。之前，应看作序曲。

附：修订本后记

不知道若干年后，还会不会有人仍然记得2016年盛夏的酷热，但我是不会忘记的。因为当时我在热浪包围的江南某镇，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将前三卷《祖先》《国家》和《奠基者》修订了一遍。毕竟，2012年开始写作的这三卷就像小母鸡的头生蛋，带着血丝，个头也小。现在，前十六卷已经出齐，我们也从先秦走到了隋唐，该修订一下了。

改稿其实并不容易，有时候甚至比写作还难。但是为了精益求精，有必要对自己进行革命。因此《国家》一卷不少章节干脆推倒重来，我称之为“政变式改稿”。

非常感谢编辑团队表示了充分理解，他们也对原来的插图和排版做了调整甚至更新。可以说，我们一起做了苹果手机常常做的事情。只不过，尽管新版的页码增加了，印刷成本也增加了，定价却不变。我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让产品更好一些。如果由此给读者带来不便，我深表歉意！

易中天

2016年8月23日

扫一扫

测测你对历史的真相到底了解多少？

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

产品经理 | 李潇 装帧设计 | Mirro 内文设计 | 谈天

出版统筹 | 吴畏 学术顾问 | 陈勤 法律顾问 | 黄荣楠

插图绘制 | 方佳翮 何姝 高文婧 谈天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策划人 | 路金波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刺客 复仇者

谁该去死

拔出你的剑来

行刺，还是演出

杀手情

这样的女人和男人

第二章 情人 尤物夏姬

郑国女孩

风流本非罪过

不幸与万幸

情种巫臣

赖不到神头上

第三章 战士 极品战俘

风采，风骨，风度

军事奥林匹克

好男才当兵

环球同此高贵

难言宋襄公

第四章 人臣 老爹退下

血案早已发生

又起屠刀

我不逃

怎么都得死

再说君臣

第五章 使节 弱国岂能无外交

凶险的婚礼

枪杆子里面出说法

硬汉叔孙豹

两手都要

如果战败

第六章 鬼神 人有病，天知否

迟到的应验

信不信由你

神就是人

山鬼与女巫

因此我们无信仰

后记 年轻就是好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返回总目录

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04

青春志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志/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1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311-0

Ⅰ. ①青… Ⅱ. ①易…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春秋时代 Ⅳ. ①K2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4648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吴畏 李烨

装帧设计 Mirro

内文设计 谈天

插画 赵闯 何姝

易中天中华史

青春志

易中天 著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14 千字

印张 6.5

印数 1-10, 000

插页 2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311-0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刺客

复仇者

赵襄子又看了豫让一眼，然后长叹一声说：好吧，拔出你的剑来！ 〔1〕

豫让就把剑拔出来了。

这是他第二次行刺。

为这一天，他吃尽苦头。

豫让要杀的这个人名叫赵毋恤，是当时晋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死后谥为襄子。周代，天子、诸侯、大夫死后，都要给一个盖棺论定的称呼，叫谥号。天子的叫某王，如周成王、周康王。诸侯的叫某公，如晋灵公、晋出公。大夫的叫某子，如赵简子、赵襄子。

豫让行刺赵襄子时，春秋已经结束，战国尚未开始。晋国国君的大权，包括土地、人民、资源和财产，早已旁落到了六个氏室手中。氏室，就是大夫的家族。天子的家族叫王室，诸侯的叫公室，大夫的叫氏室。把持晋国大权的氏室，是赵、范、中行（读如杭）、知（智）、魏、韩六家。 〔2〕

知氏的家君叫智伯，正如晋国国君叫晋侯。 〔3〕

豫让是智伯的手下。

公元前453年，智伯死了，他死在六大氏室的争权夺利中。起先，是智伯联合赵、魏、韩三家灭了范氏和中行氏。然后，是赵襄子、韩康子和魏桓子联合起来灭了智伯。赵襄子为了解恨，还把智伯的头盖骨刷上油漆做成了酒具。

也有人说，做成了夜壶。 〔4〕

杀人不过头点地，士可杀不可辱。襄子的快意恩仇，对于豫让来说就是必雪之耻。

豫让决心复仇。

复仇之路坎坷曲折，艰难而漫长。

其实，知氏兵败之后，豫让原本是逃进了山里的。但为了智伯，他又改姓更名，潜入晋阳（今山西太原），假扮成服劳役的犯人，到宫里去粉刷厕所。抹墙的抹子里暗藏着尖刀。只要赵襄子现身，就一刀刺将过去。

可惜“天不灭赵”。正要走向厕所的襄子忽然心中一动，两道鹰隼般的目光也立即射向豫让。

豫让束手就擒。

而且他供认不讳，公开承认“就是要为智伯报仇”。

卫士们围过去拔出了刀，赵襄子却挥手下令放人。他说，这是一个义士啊！智伯死了，并无后代。他的家臣竟然来替他报仇，难得呀！

据山东嘉祥武氏祠东汉画像石。

然而豫让并不甘心。

当然，仍以本来面目招摇过市，肯定是不行的了，必须整容。于是，豫让拔掉了眉毛和胡子，又在身上涂满油漆，弄出中毒后的累累瘢痕。为了验证整容效果，他假扮成乞丐去要饭。走到家门口，连他妻子都认不出来，只是说：这人的声音咋那么像我丈夫呢？豫让又吞火炭把嗓子弄哑。

如此受尽折磨，终于面目全非。

面目全非的豫让潜伏在赵襄子的必经之路上，准备一搏。赵襄子的车辇也按照原定路线，缓缓过桥而来。但谁都没想到，拉车的马突然惊了。

心有灵犀，赵襄子一跃而起──

一定是豫让，别让他跑了！

豫让再次被捕。这一回，他也实在没有理由被放过。

赵襄子该怎么办？

豫让又该怎么办？

• 总注〕本卷涉及之史实，均请参看《左传》、《国语》、《战国策》和《史记》。

• 1〕 豫让的故事见《战国策·赵策一》、《史记·刺客列传》。

• 2〕 关于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各自的起止年代，自古以来就众说纷纭并无定论，只有战国终于公元前221年秦并天下无异议（请参看李学勤主编《春秋史与春秋文明》、《战国史与战国文明》）。本书倾向于采纳范文澜《中国通史》说，即春秋止于公元前481年，战国始于公元前403年，春秋与战国之间有78年的空档，可称为“春秋战国之际”。

• 3〕 知氏的知，读如智。所以知伯也写作“智伯”。《史记》之《赵世家》为“知伯”；《刺客列传》作“智伯”。智伯名瑶，谥号“智襄子”。

• 4〕 《韩非子》和《吕氏春秋》持此说。

谁该去死

豫让最后自杀了。

自杀前，襄子帮他完成了一桩心愿，这是回头要说的。

其实豫让并不是第一个自杀的刺客，赵家被人暗算也不是头一回。赵襄子既不是赵氏家族的始祖，也不是他们家族遇刺的第一人。第一个遭遇了刺客的是赵盾，亦即“赵氏孤儿”赵武的祖父赵宣子。 〔5〕

刺客名叫鉏麑（读如锄泥）。 〔6〕

这个名字怪异的刺客，是晋灵公派来的。 〔7〕

灵公是晋国的国君，赵盾则是晋国的正卿，两人的关系相当于总统和总理。总统刺杀总理，当然非比寻常。他挑选的杀手，也应该非比寻常。 〔8〕

然而鉏麑却下不了手。

现在已经无法弄清灵公是怎样找到鉏麑的，也不知道鉏麑又是什么人。贴身心腹？宫廷卫士？职业杀手？都不清楚。他准备用什么手段行刺，也不清楚。总之，此人接受了任务，并潜入赵盾府中。

鉏麑到达赵府，正是黎明时分，赵家三道大门全部洞开。由于上朝的时间还早，赵盾便衣冠楚楚地端坐在室内养神，完全不知道刺客已经来了，身边一个卫士都没有。

鉏麑肃然起敬。

据说，深受感动的鉏麑当时喟然叹息：孤身一人也不忘恭敬的赵盾大人，是可以为民做主的啊！

这样的人，也是可以谋杀的吗？

不可以。

实际上，真正该死的不是赵盾，而是晋灵公。作为历史上有名的荒唐君主，他昼思夜想的事情除了吃熊掌，就是搜刮民脂民膏来装修自己的宫室；乐此不疲的游戏，则是站在高台上拿弹弓射人，看行人躲避弹丸寻开心。公元前607年，即春秋时期的鲁宣公二年某日，仅仅因为熊掌没煮烂，他就把厨子杀了，装在簸箕里往外扔，结果被赵盾撞见。身为“一国总理”，赵盾当然不能不闻不问；而灵公做出的反应，竟是派出杀手把赵盾做掉。

这时的鉏麑，有点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

自从冤魂显灵，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便陷入困境。因为他明确得知：父王是被谋杀的，凶手则是自己的亲叔叔，动机是因为觊觎父亲的王位，垂涎母亲的美色。更可恶的是，奸人已经得逞，父王却在地狱里受尽煎熬。

这很不好办。

是的，作为人子，哈姆雷特应该拿起复仇之剑；作为臣子，他却不能谋杀国君，更不能谋杀母后。谋杀他们，是以恶抗恶；不报父仇，是姑息养奸。他甚至也不能自杀，因为那是逃避责任。看来，他大约只能“苟活”。但，肩负重任的他，苟活在世间又有什么意义呢？

于是，杀不杀叔王，就变成了杀不杀自己。他也只好自问：我为什么要活着？该不该活着？生与死的意义是什么？

这就有了著名的“哈姆雷特之问”──

活着，还是去死，这是个问题。 〔9〕

鉏麑同样陷入两难：命令必须服从，忠良不可杀害。杀害国之栋梁是不义，违背君主之命是不忠。要么不义，要么不忠，鉏麑该怎么办？

他选择了自己去死。

进退两难的鉏麑一头撞到槐树上，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自杀的刺客”。

• 5〕 赵氏家族的始祖是赵夙，然后依次是共孟、赵衰（赵成子）、赵盾（赵宣子）、赵朔（赵庄子）、赵武（赵文子，亦即“赵氏孤儿”）、景叔、赵鞅（赵简子）、赵毋恤（赵襄子）。赵襄子去世后，他的弟弟驱逐襄子指定的接班人，自立为家君，这就是赵桓子。桓子即位一年后去世。国人认为桓子的得位不符合襄子遗愿，便杀了桓子的儿子，立襄子指定的赵浣为君，是为“献侯”。此事在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第三章曾经提到。

• 6〕 鉏是多音字，也是锄的异体字。用于国名，读如徐；用于“鉏鋙”（龃龉），读如举；用于姓氏，读如除。麑，读如尼或迷。本书所述鉏麑刺杀赵盾等事，整合了《左传》、《国语》、《公羊传》、《吕氏春秋》、《史记》之《晋世家》和《赵世家》诸家所说。

• 7〕 晋是周代最早的封国之一，始封之君是成王的弟弟唐叔虞。晋君从西周起一路嫡传，都称“侯”，最后一代叫“哀侯”。哀侯以后，嫡系被灭，取而代之的是曲沃的旁支，始祖叫“武公”。以后晋君都称“公”，依次为武公、献公、惠公、怀公、文公、襄公、灵公。灵是“恶谥”。历史上谥为“灵”的，多半“不灵”。比如郑灵公，是因为吃王八而起纠纷，被自家兄弟谋杀的（《左传·宣公四年》）。陈灵公，则是与朝臣共享情妇，又被情妇之子愤而杀死的（《左传·宣公十年》）。

• 8〕 卿，是古代天子或诸侯所属之高级辅佐，有上中下三等。位类上卿而执政者，叫“正卿”，也叫“冢卿”。

• 9〕 这句话的原文是“To be or not to be”，历来有各种译法。朱生豪先生的译文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拔出你的剑来

现在回到豫让的现场。

就在赵襄子大喝一声之后，豫让毫无悬念地落入敌手，襄子也下车走到豫让跟前。他看到的，是一个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对手。

豫让这仇，原本不必报得这么苦。

事实上，就在豫让痛苦“整容”时，他的朋友就曾流着眼泪劝阻他。朋友说：犯不着呀犯不着！以老兄的才干，如果愿意投靠，不难得到赵某的重用。有了亲近的机会，你要做的事情不就方便了吗？何苦折磨自己？你这样做，要说志气是真有志气，要说聪明是真不聪明。

豫让笑着回答：老兄的办法，要说可行是当真可行，要说道德是真不道德。如果赵君真的亲近信任我，我又去杀他，那就是为了老知己而报复新知己，为了前主公而杀害后主公，没有这样破坏君臣之义的。我现在的做法，确实很难成功。但千难万难，正是为了昭明大义于天下，这才是我的目的啊！我怎么能拿着见面礼去应聘，心里却想着如何取人家项上人头呢？

这些故事，赵襄子当然未必知道。

但此刻，他站在了豫让的对面。

这时的襄子权势更大，可以自称寡人。

赵襄子说：豫让啊豫让！你要报仇，寡人原本是可以理解的。但寡人实在不明白，你先前不也服务过范氏和中行氏吗？智伯灭了范氏和中行氏，你不替他们报仇，反倒改换门庭化敌为友，自己上门去为智伯服务。同样是主公，你为什么只忠于智伯，不忠于范氏和中行氏？同样是仇家，你为什么只憎恨寡人，不憎恨智伯，还拼死拼活要为他报仇？

豫让傲然作答。

豫让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臣为范氏和中行氏服务时，他们把臣当作普通人，臣当然像普通人那样来报答。智伯却把臣看作国士，看作天底下最杰出的人，臣就要像最杰出的人一样报答他。

襄子听了，泪流满面长叹一声：好吧，好吧，豫先生呀豫先生！你为智伯尽忠，声名已经成就；寡人对于先生，也算给够意思。请先生做好准备，寡人不会再放你一马！

言毕，下令卫士把豫让围起来。

显然，襄子是要让这位令人崇敬的刺客体面地死去。而战死，无疑是最光荣的。这是赵襄子所能表达的最大尊重，也是他最崇高的敬意。

然而豫让却并不迎战。

自知必死无疑的豫让面不改色，昂然上前一步说：君上！臣听说，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节之义。今日之事，臣死罪难逃，理应伏法受诛。但，臣斗胆请求君上成全，让臣行刺君上的外衣，也算了却一桩心愿。

这是襄子没想到的，却是他可理解的。

好吧，拔出你的剑来！

豫让把剑拔出，然后跳起来，跳起来，再跳起来，挥剑击斩襄子的衣服。他一边行刺一边哭：老天爷呀老天爷，我终于可以报答智伯了！

三剑之后，豫让从容自刎。

现在轮到赵的仁人志士们失声痛哭了。因为他们一致认为，君子就该像豫让那样死得高贵。当然，他们也一致认同豫让说过的那句话──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 剑

商代与西周的骨制、青铜短剑。

春秋中期，中原地区的青铜短剑，多用于近战护体。

春秋后期，青铜剑发展为长剑，形制趋于统一。吴、越、楚三国的铸剑工艺远超中原各国。

战国中期，越王州句剑和越王勾践剑，剑身长达50 厘米，是吴越两国铸剑最高水准的代表。

行刺，还是演出

士为知己者死，荆轲要算一个。 〔10〕

荆轲是“明星刺客”。

从《史记》起，荆轲的头上就一直戴着道德的光环，他的身上也被倾注了无限的同情和遐想。因为他要谋杀的是秦王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而且功败垂成。人们对嬴政有多痛恨，对荆轲就会有多敬重；对弱者有多少同情，对荆轲就会有多少讴歌。但这是靠不住的。道德的判断从来就很容易遮蔽真相，做研究却要的是实事求是，不能感情用事。

那就来作事实判断。

从司马迁的描述中我们得知，荆轲是卫国人。他流浪到燕国不走，只因为热爱燕国的狗肉和美酒，以及杀狗的屠夫还有音乐家高渐离。这并不能构成所谓爱国主义的要素。也就是说，燕国的存亡，其实浑不关他的痛痒。这是他听了燕太子丹一番慷慨陈词后，愣了半天不说话的真实原因。

事实上，荆轲刺秦并非主动请缨，燕太子丹则是买凶杀人。所谓“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便一语道破天机。

字里行间，蛛丝马迹，不容小觑。

荆轲，是被当作“神风突击队员”的。

当然，也可以换种说法叫“国士待之”。

事实上他的排场之大，成本之高，所用之费，十分惊人。徐夫人之匕首，樊将军之头颅；千金之礼品，督亢之地图；高渐离之击筑，田先生之筹谋。一切高成本又具有戏剧性的要素，在这里应有尽有，而且惊心动魄，光彩夺目。唯一没作交代的，是不知道有没有过行动前的沙盘推演。

这就怎么看，怎么像演戏。

没错，演戏。包括燕太子丹的“催场”，包括众人“皆白衣冠以送之”，包括临别之际痛哭流涕慷慨悲歌，也包括十三岁就会杀人，但见了秦王就尿裤子的副使秦舞阳，都是必需的舞美、道具和伴奏。

是啊，刺杀秦王是何等机密之事，有这么敲锣打鼓的吗？就不怕秦国的卧底和线人？实际上，一次秘密行动的排场越大，戏剧性和仪式感越强，真实性就越弱。结果，作为“无韵之离骚”华彩乐章的荆轲刺秦，便成了燕太子丹编剧和导演的一场大型演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是主题歌。

这种语境下的荆轲，已不是刺客，而是演员。

据山东嘉祥武氏祠东汉画像石。

可惜战场不是剧场。一旦图穷匕首见，那就必须动真格。然而正如武林高手鲁勾践所言，荆轲剑术不精，还不肯虚心学习。结果怎么样呢？秦王近在咫尺，他却一败涂地。抓，抓不住；刺，刺不中；追，追不上；打，打不赢。什么都干不成功的荆轲只能在遍体鳞伤之后，靠在柱子上说完最后的台词：嬴政！老子本来就没想杀你，是要劫持了你做人质，让你跟诸侯签订条约的！

荆轲没有撒谎，燕太子丹的策划就是如此：劫秦是第一方案，刺秦不过退而求其次。这是丹的如意算盘，他其实很贪。

问题是，可能吗？

荆轲心里多半也没底。他迟迟不肯成行，恐怕就因为此。

但，历史上那些伟大的艺术家，总是会在内心深处呼唤悲剧的出现。何况太子已经起了疑心，那就什么都不要说了。荆轲义无反顾地走向他的战场或剧场，哪怕明知不能全身而退，哪怕明知这不过一场真人秀。

是的，血溅王廷的真人秀。

• 10〕 荆轲事迹，见《史记·刺客列传》。

杀手情

聂政却不会这样。

聂政是豫让之后、荆轲之前的刺客。与荆轲不同，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刺杀韩相侠累。他的行动也很机密，只有他和严仲子两个人知道。 〔11〕

这更像一个职业杀手。

的确，如果说鉏麑忠义，豫让执著，荆轲会演，那么，聂政专业。他的“活”实在干得漂亮，不但干净利落地杀掉了侠累，还清理了现场，掐断了线索，让韩国人永远无法知道凶手是谁，更无法从凶手这里追到幕后。

这样的刺客，是手艺人。

手艺人是要有金刚钻的。没有金刚钻，他不揽瓷器活。就算有，也不轻易揽活。

聂政就是这样。

没错，聂政也是“士为知己者死”。他的出山，主要是感念严仲子的看重赏识。实际上，这也几乎是“中国式杀手”的共同特点。但同样毋庸讳言，聂政跟豫让不同。他不是自己要报仇，而是受雇于人，严仲子更明明白白是买凶杀人。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就是他出的价钱。

但再高的价钱，聂政也不为所动。他谢绝了严仲子的馈赠，明确表示“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不过，他心里是领情的。而且他认为，严仲子“奉黄金百镒”正是稀罕自己的表现。既然如此，我聂政“将为知己者用”。

因此，当母亲去世居丧已毕时，聂政专程从齐国西行到卫国，在濮阳面见严仲子，并直截了当地说：你的仇人是谁？现在交给我吧！

严仲子大喜过望。

隐忍已久的严仲子，决定给聂政配备一支小分队。因为这次行动的目标是韩国的国相，也是韩侯的叔叔。此公人多势众，防卫森严，不易下手。

然而聂政却坚决反对。他说，这事绝不可以人多。人多嘴杂，是非也多，哪有不泄密的？一旦走漏风声，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臣只能一人前往执行任务。

只身前往的聂政如入无人之境。他手提三尺之剑，入韩境，进国都，闯相府，上厅堂，在手持戈戟的卫士们还没来得及反应时，就一剑刺死了侠累。然后，又一声长啸，击杀了侠累的卫队数十人，剩下的则全都呆若木鸡。

聂政开始对自己动手。他先是割掉了自己的面皮，又挖掉自己的眼睛，然后剖腹挑出肠子，这才倒地而死。这一系列的动作，他做得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平心静气。

聂政，莫非是“冷血杀手”？

不，他有情有义。

什么情？

亲情，还有友情。

事实上，聂政原本是可以全身而退的。他毅然毁容不为别的，就是要保护所有相关人，包括严仲子。这也是他反对成立小分队的初衷。他对严仲子说得很清楚：韩卫两国相距不远。一旦走漏风声，韩人举国与主公作对，岂不危险？同样，一旦暴露真面目，生活在齐国的姐姐岂能不受牵连？

为此，聂政甘当无名英雄。

这就是聂政的情义了。

只不过他没想到，自己的姐姐更是一个侠女。

• 11〕 聂政事迹，见《史记·刺客列传》。

这样的女人和男人

聂政的姐姐叫聂荣。

聂荣也到了韩国。因为聂政死后，韩国人成了没头的苍蝇。他们不知道这个刺客是谁，为什么要刺杀侠累，又是谁在幕后指使。冤有头，债有主。怒不可遏的韩侯下令将聂政暴尸街头，悬赏千金，务必查清他的真名实姓。

消息传来，聂荣立即赶往韩都，并一眼就认出了弟弟。

聂荣伏尸大哭。

围观的韩国人替她捏把汗。他们说：我们国君正在悬赏追查这个刺客，夫人难道不清楚吗？怎么还敢来认尸？

聂荣说：我当然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想我这苦命的弟弟，虽然身怀绝技，志向远大，却因为放心不下老母和妾身，只能忍辱负重，屈身市井，混迹于贩夫走卒之中。现在老母宾天，妾身已嫁，他可以“为知己者死”，也可以大显身手，扬名立万了。但，弟弟因为妾身尚存，不忍牵连，竟如此地毁坏自己的容貌。我又怎么忍心为了苟活在世，而泯灭贤弟的英名呢？说完，聂荣竟哭死在弟弟的尸体旁。

这让人想到了安提戈涅。

安提戈涅是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剧中人。她的哥哥波吕尼克斯在宫廷斗争中失败，被他们的舅舅、新国王克瑞翁宣布为“叛国者”，抛尸郊外，去喂野狗和猛禽。然而安提戈涅却不顾克瑞翁“收尸者杀无赦”的命令，在哥哥的尸体上撒土三次，以代掩埋。

克瑞翁盛怒。

盛怒的克瑞翁抓住自己的外甥女，问她是否知道国王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

安提戈涅平静地回答——

我知道。不过，我也知道另一种命令。这命令不是今天或明天的，而是永远的。谁也不知道它来自何处，但谁都不能违抗它却不受神的谴责。正是这命令叫我去埋葬波吕尼克斯，因为不能让我母亲死去的儿子没有葬身之地。

聂荣接到的，莫非也是这样的命令？

塑造了安提戈涅形象的索福克勒斯，跟聂荣应该是同时代人。距离那位“自杀的刺客”鉏麑，则大约二百多年。真没想到，两个伟大的民族的童年气质，竟会如此相同。 〔12〕

即《聂政刺韩王曲》，含“刺韩”、“冲冠”、“发怒”、“报剑”等乐段，嵇康就以善弹此曲著称。

鉏麑接到的，也是另一种命令。正是这命令让他义无反顾，正是这命令让他杀身成仁。当然，这三个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鉏麑是为了国，聂荣和安提戈涅是为了家；鉏麑是为了正义，聂荣和安提戈涅是为了亲情。然而他们接到的命令却来自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天良。

天良在，则天理存。

不过鉏麑虽然死了，灵公却没有住手。他设宴招待赵盾，后堂则埋伏着甲士，还有恶犬。靠着别人的帮助，被迫害的赵盾才杀出重围，逃离国都。如此步步紧逼的结果，是灵公终于被赵盾的堂弟或堂侄赵穿所杀。时间，是在这年的农历九月二十六日。

但这笔账，最后还是算到了赵盾的头上。赵穿杀了灵公后，晋国的太史董狐立即将此事记录在案，称“赵盾弑其君”，并在朝廷上拿给大家看。

赵盾说：不对，不是我杀的。

董狐说：你是晋国正卿。你被追杀，并没逃出国境；你回朝廷，又不严惩凶手。国君不是你杀的，是谁杀的？

史官的尊严有如哨兵，神圣不可侵犯。

赵盾无言以对。

这就是文天祥《正气歌》中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它比刺客的刀子还要锐利，因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精神的力量虽然无形，却也无敌。因此，文天祥那句话也可以改成“在韩聂荣哭，在晋董狐笔”。

这是怎样的女人！

这是怎样的男人！

有这样的女人和男人，当然会有非同寻常的情人。

• 12〕 索福克勒斯完成《安提戈涅》，是在公元前442年（一说441年）；聂政刺韩，是在公元前397年（韩烈侯三年）。所以索福克勒斯和聂荣可算同时代人。鉏麑自杀，是在公元前607年（晋灵公十四年）。所以鉏麑与聂荣、安提戈涅相距二百多年。

第二章

情人

尤物夏姬

不知道夏姬长什么样，正如没人当真见过海伦。

海伦的名字我们耳熟能详，长达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据说就是她惹出来的。荷马的《伊利亚特》告诉我们，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乘船来到希腊，在斯巴达受到了盛情款待。然而这位英俊少年、盖世英雄兼花花公子的回报，却是跟美艳绝伦的王后海伦偷情上床，并勾引她一起私奔到特洛伊。

怒不可遏的斯巴达国王向希腊各邦发出绿林柬，首领尤利西斯、英雄阿喀琉斯等纷纷响应。这些阿卡亚人在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的率领下，挥戈杀向特洛伊。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也不甘寂寞，不但分别站队，而且亲自参战。战争震撼了尘世也搅动了神界，难怪诗人会如此感叹——

她的脸蛋令千舰齐发，

烧毁了特洛伊高耸入云的城塔。

但，荷马始终没有告诉我们海伦到底长什么样。我们只知道，当希腊联军直逼城下时，特洛伊的元老院里也吵成一团。该不该为这样一个女人赔上身家性命，跟阿卡亚人血战一场？不少人认为不该。一个白胡子老头甚至怒火中烧地说：干脆把那妖精扔进海里得了！

也就在这时，海伦披着一袭长纱无意间从会场边款款走过。爱琴海午后的阳光柔和地洒落在她的脸上和身上，勾勒出那摄人魂魄的容貌和线条。所有的男人都屏住了呼吸，议事厅里鸦雀无声。最后，当老头子们缓过神来时，元老院的决议是：为女神而战，虽死无憾！

夏姬的“杀伤力”，也差不多。 〔1〕

中国的夏姬跟海伦十分相似，又有所不同。海伦是传说人物，记载于荷马史诗；夏姬是历史人物，生活在春秋时期。关于夏姬的可靠史料，在《左传》。但，跟荷马一样，左丘明也没有描述夏姬的长相，我们只知道她有过很多男人。到底有多少，没人能准确说出。坊间所谓“三为王后，七为夫人，九为寡妇”的说法，是靠不住的。这种演绎，明显带着羡慕嫉妒恨，以及伪道学的真下流。

洛阳金村韩墓出土，据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长沙仰天湖楚墓出土，据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长沙陈家大山出土，据郭沫若《文史论集》图版。

春秋战国时期女性服饰、发饰、妆容已十分精美，其多样性亦可见一斑。

同样，也没人知道她靠什么征服男人。天使脸蛋？魔鬼身材？勾魂媚眼？床上功夫？或许兼而有之。反正，夏姬在这方面天赋极高，且经验丰富，也名声在外，堪称“性感女神”。于是上至国君，下至大夫，这些妻妾成群的男人，只要一看见她就眼睛发直，变成正在发情的公狗。

这样的女人，是“尤物”。

尤物是可以改变世界的，至少可以左右她的男人。

这是一位老太太的观点。这位老太太，是晋国大夫叔向的母亲。公元前514年，晋国的国君做媒，要叔向娶夏姬的女儿为妻，老太太却坚决反对。反对的理由，就是“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意思也很清楚：一个女人如果性感美丽，那就是尤物。尤物是会惹是生非的。如果她的男人没有大德大义，事情就麻烦了。

表面上看，晋国老太太的话没有错，夏姬确实弄得国无宁日。她嫁到陈国，陈国因她而亡；嫁到楚国，楚国内讧不止。在她五十岁以前，跟她有过性关系的男人几乎都没有好下场，不是身败，就是名裂，甚至死于非命。结果最好的也是英年早逝，没享过几天福。

这确乎是“祸水”。

其实夏姬惹的祸，跟海伦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特洛伊城沦陷后，居民遭到大规模的杀戮和蹂躏。其他女人都成了战利品，要么做苦力，要么做性奴。只有海伦，安然无恙地回到斯巴达，回到了丈夫的身边，再次成为人间最美丽的女王，坐在铺着金毛毯的椅子上安享尊荣。无论是交战的哪一方，也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没有任何人指责她怨恨她，反倒对她百般呵护和安慰。

同样，也没有人谴责和嘲笑阿卡亚人和特洛伊人做了蠢事，不该为一个女人作出牺牲。对此，《伊利亚特》第三章的解释是：因为海伦就像绝世的女神一样美得令人敬仰。

夏姬得到的待遇却相反。《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甚美必有甚恶——最美丽的就是最丑恶的。一个女人如果漂亮得像夏姬那样，一定不是好东西。上天既然把所有的美丽都集中在她身上，那就肯定是要让她干坏事。这虽然是那位晋国老太太的观点，却未必没有代表性。

于是，我们很想问个为什么。

• 1〕 夏姬之事及相关人物据《左传》之宣公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成公二年、七年，昭公二十八年。

郑国女孩

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郑灵公的妹妹，郑国公主，姓姬。因为嫁给了陈国大夫夏御叔，所以叫夏姬，意思是“陈国夏氏氏族的姬姓媳妇”。

这很有点意思。

事实上郑国和陈国，是当时诸侯列国中最风流的。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提到的“中国情人节”故事，就发生在郑国。那首“东周版《花儿与少年》”的《溱洧》，也正好是郑国民歌。我们知道，《诗经》收入郑国民歌共二十一首，其中可以确定为情歌的十六首。十六首情歌中，描述场景的两首，男性示爱的三首。其余十一首，都是女人向男人表达爱情。

示爱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萚兮》（萚读如拓，去声）。《萚兮》与《溱洧》的不同在于，《溱洧》的场景是春波浩荡弥漫，《萚兮》的时节却是秋风落叶满天。姑娘渴望爱情的心，也像落叶一样翻腾回旋——

落叶遍地，

秋风吹起。

哥哥你就唱吧，

妹妹我跟着你。 〔2〕

是啊，爱，并不分春秋。而且只要心动，郑国的女孩子就会明明白白说出来。说，有委婉的，也有搞笑的，比如《山有扶苏》——

山有扶苏，

隰有荷华（隰读如席）。

不见子都，

乃见狂且（且读如居）！

翻译过来就是——

山上有棵扶苏树，

池中有株玉莲花。

不见心中美男子，

撞上个轻狂坏娃娃！

这就是调侃了。

实际上，狂且、狂童、狡童等等，都是昵称，因为“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子都，则是当时帅哥美男的代表，相当于“大众情人”。因此这诗也可以这样翻译——

山上有棵扶苏树，

池中有株玉莲花。

不见子都美男子，

撞上个欢喜俏冤家！

但，俏冤家也好，坏娃娃也罢，其实都是心上人。一旦满心欢喜，郑国女孩的表达还可能更加火辣，比如《褰裳》（褰读如迁）——

你要真有爱，

卷起裤腿过河来。

你要不爱我，

难道我就没人爱？

你这傻瓜中的傻瓜，呆！ 〔3〕

原文，是“狂童之狂也且”。

好一个“狂童之狂也且”！看不上我？告诉你，本姑奶奶还不稀罕！

这是怎样的郑国女孩！

然而有过恋爱经验的人都知道，女孩子所谓“不稀罕”，其实往往是“很在意”，否则犯不着说出来。谁要是当了真，谁就是犯傻。

当然，也有直说的，比如《子衿》——

青青的，是你的衣领；

悠悠的，是我的痴心。

就算我没去找你，

你就不能捎封信？

就算我没去找你，

你就不能来亲亲？ 〔4〕

呵呵。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新郑市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郑国曾经繁盛一时，富甲一方，拥有发达的冶炼技术，所以郑国国君才会陪葬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史称“新郑彝器”。

由此可见，郑国女孩的怨恨、解嘲、戏谑、闹情绪，都因为爱得太深。思念之切，即生抱怨。抱怨，就撒娇。比如《狡童》——

那个坏小子，

不跟我说话，

害得我饭都吃不下。

那个臭小子，

不跟我吃饭，

害得我觉都睡不安。 〔5〕

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事的结果如何，不知道那坏小子后来是不是跟这女孩吃饭说话，或者干脆就各奔东西。但失恋的事肯定经常发生，比如《东门之墠》（墠读如扇）中的姑娘。她跟自己暗恋的对象几乎天天都能见面，只是那男孩对她无动于衷。这实在是一件折磨人的事，她的情歌也就唱得惆怅万分——

东门之路，多么平坦；

栗树成行，茜草丰满。

他的家离我这么近，

他的心离我那么远。 〔6〕

好得很！暗恋、热恋、失恋，《诗经·郑风》中应有尽有。也许，这就是郑国女孩的情感世界。这样的体验，夏姬也曾有过吗？

应该有。

• 2〕 《诗经·郑风·萚兮》：“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 3〕 《诗经·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 4〕 《诗经·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 5〕 《诗经·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 6〕 《诗经·郑风·东门之墠》：“东门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则迩，其人甚远。”

风流本非罪过

事实上，敢爱并敢表示，并非只有郑国女孩。周代女子之爽气，其实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比如《有杕之杜》（杕读如第）中的晋国女孩——

孤零零一棵赤棠，

直挺挺长在路旁。

帅呆呆我的情郎，

啥时候到我身旁？ 〔7〕

女孩如此，男孩也一样。比如《静女》中的卫国小伙，与姑娘相约在城角。然而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害得他搔首徘徊。最后，躲起来的姑娘露面了，还送给他一支彤管、一棵青草，这可真是喜出望外——

文文静静的你，

那样美丽，那样美丽！

我在城角等了半天，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原来你悄悄躲起，

你真调皮，你真调皮！

送我什么没有关系，

只要是你，只要是你！ 〔8〕

不过，说起来还是女人更彪悍，比如《摽有梅》（摽读如标，去声）中的召南女子——

熟了的梅子往下掉，

枝头只剩六七成；

熟了的梅子往下掉，

枝头只剩二三成；

熟了的梅子往下掉，

枝头一个都不剩。

你想求爱就快点来，

磨磨蹭蹭急死个人！ 〔9〕

呵呵，简直是逼婚。

有逼婚的，还有逼人私奔的。《王风·大车》中一个女子就这么说——

牛车款款，

毛衣软软。

我想私奔，

怕你不敢！

接下来的话更火辣——

活着不能睡一床，

死了也要同一房！

你要问我真与假，

看那天上红太阳！ 〔10〕

这是怎样的女人！

其实所谓“王风”，就是周王国的民歌。之所以叫“王风”而不叫“周风”，一方面因为王国乃天子所在，另一方面也因为这时已迁都洛阳。天子脚下尚且如此，诸侯各国可想而知。反正，只要她们有了爱，就会不管不顾。比如《柏舟》中的卫国姑娘——

河里一只柏木船，

漂呀漂在水中间；

眼中一位美少年，

爱呀爱在我心尖。

就是到死也心不变！

哎哟妈妈，

哎哟老天，

为什么不懂我心愿？ 〔11〕

这事同样没有下文。

弄不好，这姑娘只能私奔，或者偷情。

偷情在周代也是常有的事。比如召南的《野有死麕》（麕读如军）中，一位猎人就在山里跟小妞一见钟情。猎人用刚刚打到的獐子（麕）作定情礼物，两人便一起走进了树林。只不过那小妞说——

轻一点，慢慢来好吗？

不要动我的围裙，

别让那长毛狗叫个不停。 〔12〕

哈，很真实。

召南这对恋人在山上野合，齐国那对情人则在男人住处幽会。唯其如此，偷情的女人对时间很在意，也很警觉。一到黎明，就会推醒怀中的情郎，男人则只会把她搂得更紧。

于是，《齐风·鸡鸣》中就有了这样一番对话——

亲爱的，鸡叫了，天亮了！

什么鸡鸣？那是苍蝇。

真的天亮了，太阳都出来了！

什么太阳？那是月亮！ 〔13〕

接下来男的又说：别管那些虫子，让它们乱飞吧，我们再亲热一会。女的却说：不行不行，真的不行！我必须走了，你可别恨我啊！

怎么会呢？

花非花，雾非雾，金缕慢移莲花步。巴山夜雨巫山云，便是灵犀相通处。

事实上，有男女便有性爱，有婚姻便有偷情。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夫一妻的制度“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真正的热恋，性冲动的最高形式，是中世纪的“骑士之爱”。骑士和情人睡在床上，门外站着卫士，以便一见晨曦就催促他溜之大吉。恩格斯甚至认为天主教会禁止离婚的原因是——

偷情就像死亡，没有任何药物可治。 〔14〕

因此，婚外恋和一夜情，几乎任何民族和时代都有，社会也往往睁只眼闭只眼。风流不是罪过，只要不弄得像夏姬那样鸡飞狗跳就行。

• 7〕 《诗经·唐风·有杕之杜》：“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适我？”

• 8〕 《诗经·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 9〕 《诗经·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 10〕 《诗经·王风·大车》：“大车槛槛，毳衣如菼。岂不尔思？畏子不敢。大车啍啍，毳衣如璊。岂不尔思？畏子不奔。穀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

• 11〕 《诗经·邶风·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 12〕 《诗经·召南·野有死麕》：“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 13〕 《诗经·齐风·鸡鸣》：“‘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

• 14〕 见恩格斯《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其注。

不幸与万幸

夏姬似乎命不好。

传言说，夏姬出嫁前就已经有了情人，叫子蛮，是她同父异母的哥哥。甚至还有人说，他就是郑灵公。这显然不对。因为郑灵公的字是子貉（读如何），不是子蛮。也有人说，子蛮是她的第一任丈夫。这同样可疑。至少没人告诉我们，这位子蛮是哪一国的公子。也没人告诉我们，他俩是什么时候结婚的，婚后又生活了多少年。总之，子蛮究竟是夏姬的丈夫，还是情夫，死无对证。我们只知道，在与夏姬有了性关系后不久，子蛮就去世了。这让夏姬一开始便背上了“克夫”的罪名，叫“夭子蛮”。

坏事开了头，后面就收不住。子蛮去世后，跟他上过床的这位郑国公主，便嫁给了陈国大夫夏御叔，从此叫“夏姬”。夏姬跟夏御叔过得似乎不错。他们生下了儿子夏征舒，也没听说有过什么不雅之闻。可惜十几年后，夏御叔也撒手人寰。这在那些视红颜为祸水的人眼里，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夏姬“不祥”的证据。没有人替她想想，作为天生尤物，年纪轻轻便成为寡妇是何等的不幸。

寡妇门前是非多，何况还是在陈国。

陈人跟郑人一样风流成性，两国也都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叫“东门”。东门未必是“红灯区”，但肯定是恋人或情人寻偶求爱的“约会区”。所以，郑国的情歌便说“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而陈国情歌所谓“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与晤歌”，也可以理解为“东门之池，可以泡妞”。 〔15〕

郑国和陈国，都是性爱的自由王国。

实际上陈国比郑国更开放。前面说过，郑国是有情人节的，叫上巳节，时间是在三月三。陈国却似乎天天都是情人节。陈人因为自称是舜帝之后，巫风盛行，国人个个能歌善舞。他们甚至有一部分女子，专门从事巫术，以歌舞祭祀神祇。这种“神妓”其实是最早的性工作者。《诗经·陈风》中的《宛丘》，就是某个男子献给巫女的情诗。

何况陈国的祭祀活动次数频繁，地点则除了东门和宛丘，还有南方之原。于是每到这时，陈国的男男女女便成群结队地倾城而出，泡巫女，会情人，找对象，大开其性爱派对。

不难想象，在风气如此的陈国，性感漂亮的夏姬一旦变成单身，事情会怎么样。

首先是国君陈灵公“当仁不让”，然后是他与卿大夫孔宁和仪行父“资源共享”，君臣三人共同成为夏姬的情人。他们甚至穿着夏姬的内衣，公开在朝堂上谈论偷情的过程，交流做爱的经验，大讲三十七八的她如何风韵犹存。夏姬的内衣怎么会到他们的身上？是夏姬给的，还是他们偷的？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他们的行为丝毫都不避人耳目，在陈国朝野已是公开的秘密。

这事终于闹得沸沸扬扬。《诗经·陈风》中的《株林》，便是当时国民议论此事的讽刺诗。这诗说：我们国君为什么要去株林？谁都知道那里住着什么人。他是去看子南（夏姬之子夏征舒）的吧！第二天早上，他在那里吃点心。

看来，即便是主张性自由的陈国人，也觉得事情有点过分。舆论监督的结果，是导致了一位大夫的死亡。因为他对灵公君臣的所作所为，公开提出了批评。于是，在陈灵公的默许下，他被孔宁和仪行父谋杀。

没有了监督的君臣三人更加肆无忌惮。一年后，也就是前面一章说到的鉏麑自杀后八年，即鲁宣公十年的五月八日，这三个家伙居然在夏姬的客厅里，嘻嘻哈哈地争论她儿子夏征舒长得更像他们当中的谁。

陈灵公嬉皮笑脸地对仪行父说：征舒像你。

仪行父厚颜无耻地回答：也像君上您。

这玩笑开得实在过分，因为夏征舒无论如何不可能是他们的私生子。士可杀不可辱。忍无可忍的夏征舒，便在陈灵公出门时一箭射死了那家伙。 〔16〕

这应该是第三个死于非命的“灵公”。第一个是前一章讲过的晋灵公。他是因为为君无道，被赵盾的族人赵穿杀掉的，时间是在公元前607年（鲁宣公二年）。第二个就是夏姬的哥哥郑灵公。他是在晋灵公死后两年（鲁宣公四年），因为吃王八而起纠纷，被本国两位公子杀死的，当国君还不足一年。六年后（鲁宣公十年），便轮到这位因偷情而丧命的陈灵公。前面说过，谥号叫做“灵”的，其实都不灵。但八年之内一连死了三位灵公，也未免太有戏剧性。夏姬六年前死了哥哥，这会儿又死了情人，实在倒霉透顶。

更倒霉的是，就连郑灵公的死，后来也被某些人说成与夏姬有关。他们说郑灵公就是子蛮。他被本国两位公子杀死，其实不是因为吃王八，而是因为吃醋。也就是说，郑灵公和某公子，不但都是夏姬的哥哥，而且也都是夏姬的情人。他们争风吃醋积怨已久，这才刀兵相见，翻脸不认人。

当然，这种无稽之谈夏姬并不知道。同样，我们也不知道陈灵公被杀后，她是什么态度和心情。我们能知道的是，惹出大祸的孔宁和仪行父逃到了楚国，杀死陈灵公的夏征舒则自立为君。弑君和篡位，在当时可是滔天大罪。垂涎已久的楚人便有了可乘之机，也有了灭亡陈国的“正当理由”。第二年（鲁宣公十一年）十月，楚军攻进陈国，杀死夏征舒。然后搂草打兔子，顺手牵羊把夏姬带了回去。

等待夏姬的，将是她无法主宰的命运。

幸运的是，她遇到了巫臣。

• 15〕 见《诗经·郑风·出其东门》、《诗经·陈风·东门之池》。

• 16〕 原因请参看《左传·宣公十年》杜预注。

情种巫臣

关于巫臣，我们掌握的材料不多，只知道他是楚国申县的县公，家族为屈氏，字子灵。他的名字，几乎仅仅是因为夏姬才被载入史册的，因此除《左传·宣公十二年》提到过一笔外，以后便事事与夏姬相关。

巫臣与夏姬，前世有缘。

夏姬被带到楚国后，庄王和大夫子反（公子侧）便眼睛发直，都想要她，却被巫臣阻止。巫臣劝阻庄王的说辞是：大王出兵陈国，原本是讨伐有罪；如果占有夏姬，那就是贪恋美色了。以小贪而害大义，可以吗？

庄王只好放弃。

巫臣劝阻子反的说辞，则是夏姬“不祥”。巫臣说，这个女人，克死了她的第一个男人子蛮和第二个男人御叔，害死了第三个男人灵公，连累了亲儿子夏子南，搞垮了大夫孔宁和仪行父，灭亡了陈国，真是谁沾上谁会倒霉。人生苦短，保命要紧啊！再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一棵树上吊死呢？

子反也只好放弃。

庄王和子反弃权后，夏姬被分配给了襄老，实际上成为襄老儿子的情人。因为八个月后，襄老就战死在疆场。夏姬则似乎没有片刻犹豫，就跟襄老的儿子上了床。没有人对此表示大惊小怪。也许在公众看来，夏姬这样的尤物，可是从来就不在乎什么后果的。

谁都没有想到，这里面其实另有文章。

时隔多年人们才发现，巫臣劝阻庄王和子反，其实是自己想要夏姬，而夏姬似乎也钟情于巫臣。史书没有记载他们相爱的过程，只知道他俩配合默契，利用国际政治斗争“曲线救国”，终于双双私奔到晋国。

这事相当复杂，也只能长话短说。

简单地说，夏姬被许配给襄老是在鲁宣公十一年十月。第二年六月，就发生了晋楚之战，交战地点则在郑国。战争中晋军射死了襄老，又俘虏了楚国的王子，并带了回去，准备用来交换被楚国俘虏的自己人。

于是巫臣就觉得机会来了。

巫臣的办法，是先跟夏姬打招呼：只要你回到郑国，我就娶你。然后又让人从郑国送信给夏姬：只要你回国，就能得到襄老的尸身。夏姬跟襄老，毕竟是法定的夫妻。她要回国收尸，楚庄王不能不批准，何况巫臣也做了工作。夏姬心里也清楚，所谓葬夫只是借口。事成之后，巫臣也不可能再回到楚国。于是夏姬扬言：得不到我丈夫的尸体，就不回楚国。

果然，夏姬一回到郑国，巫臣就跟她秘密结婚。

婚后，夏姬留在了郑国，巫臣却没有马上叛逃。事实上，他一直等到楚庄王去世，等到楚共王（共读如恭）即位后的第二年，才付诸行动。这一次，他利用了出使齐国的机会。只不过走到郑国，他就把任务和礼品都交给副使，自己则带着夏姬远走高飞。他俩原本是想去齐国的。由于齐国刚刚战败，便改变主意去了晋国。这一对情侣在晋国安家落户，巫臣还做了晋国的大夫。

当然，襄老的尸体和被俘的楚国王子，也被晋国归还了。但这是在巫臣叛逃后的第二年（鲁成公三年），跟巫臣和夏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回顾夏姬一生，性爱游戏不少。她甚至不在乎情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君臣，是父子，可谓上下老少通吃。但这一回，夏姬和巫臣可是玩真的了。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应该是一见钟情，而且相见恨晚。为了这难得的爱情，从密谋私奔到实施叛逃，他们用了七八年的时间。 〔17〕

真心相爱的结果，是让巫臣和楚国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巫臣叛逃五年后（鲁成公七年），没能得到夏姬的楚国大夫子反杀光了巫臣的族人，巫臣则说服了晋国与吴国联盟伐楚。他甚至亲自到吴国担任军事顾问和教练，害得子反他们一年之内七次疲于奔命，被打得顾首不顾尾。

只有夏姬修成正果。

与巫臣结合后的夏姬是幸福的。晋国老太太反对迎娶的儿媳妇，就是他们的女儿。尽管与巫臣相爱时，夏姬已五十上下，但好歹等到了真爱。实际上，夏姬成为尤物，原本是上天的安排。能否遇到德义之人，其实由不得自己。她的所作所为，不过希望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因此一生都在等待和努力。在巫臣之前只遇到庸才或人渣，那不是她的错。

• 17〕 夏姬被带到楚国，是在鲁宣公十一年（前598）；襄老战死在郑国，是在鲁宣公十二年（前597）；夏姬和巫臣私奔到晋，是在鲁成公二年（前589）。

赖不到神头上

跟海伦相比，夏姬有点冤。

没错，夏姬是乱了伦，但乱伦在当时习以为常。

• 18〕 夏姬也偷了情，但没有一次是在婚姻状态中。相反，当她跟丈夫御叔一起生活时，甚至在等待巫臣来团圆时，从未有过绯闻。比起海伦的背叛丈夫来，哪个问题更严重？

夏姬当然也惹了祸，但海伦惹的祸更大：特洛伊城彻底毁灭，众多英雄战死沙场，无数百姓惨遭蹂躏。然而结果却两样：我们被告知夏姬是一个淫妇，却几乎听不到对海伦的任何谴责。事实上，她一直以美丽女神的形象活在人间。2004年5月9日，华纳兄弟拍摄的影片《特洛伊》上映，第一个周末就赢得了4560万美元的票房。海伦的魅力毋庸置疑。

夏姬备受争议，海伦无限风光，这是为什么？

最简单的解释，是人神有别。

对！夏姬是“人之罪”，海伦是“神之过”。

谁都知道事情的起因：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和爱情女神阿芙洛狄忒进行天界选美，奖杯是一只苹果，上面刻着“送给最美丽的人”。诸神让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裁决。帕里斯鬼使神差地将苹果给了阿芙洛狄忒，阿芙洛狄忒则把海伦作为奖品给了帕里斯。所以，从偷情到私奔，海伦都没有责任，也可以不负责任。至于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当然也不会负责。

没人负责，就没法问责，也不必指责。该做的，是狂欢、起哄和看热闹。

这是典型的希腊做派。

据英国画家约翰·斐拉克曼（John Flaxman）画作，左边是“裁决者”帕里斯，右边是阿芙洛狄忒、雅典娜、赫拉三女神。

作为回报，爱神阿芙洛狄忒引海伦与帕里斯相会。亦据斐拉克曼画作。

夏姬就没有那么好运。中国没有希腊那样的神，更没有谁会为一个女人的选择埋单。甚至按照宗法和礼教，女人就不该选择自己的命运。她要做的，是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跟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结婚，然后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如果遇人不淑，只能自认倒霉。如果不幸丧夫，也只能自认倒霉。夏姬，怎么会有人理解有人同情？

当然，她也赖不到谁头上。

这样看，有神是好的？

错！问题不在神，而在人。我们知道，希腊的宗教，其实是艺术；希腊的神，则其实是人。看看奥林帕斯山上的那些伙计吧！骄纵、蛮横、放荡、小心眼。他们相互欺骗，故意找碴，争风吃醋，互不买账，还积极参与人类的战争和偷情，很黄很暴力。这跟人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在人会死，神则是不死的。不死的神不受自然规律的限制，这才恣意妄为又不负责任。这当然很没道理。在特洛伊战争中，英雄阿喀琉斯对破坏游戏规则的阿波罗怒吼：你当然不担心将来会有报复！大埃阿斯则对降下漫天迷雾的众神之王宙斯怒吼：如果我们必须死，那就让我们死在阳光下吧！

这是正义的呼声，它比神性更高贵。

好吧！既然神可以行为乖张，人当然也可自由选择，至少人类的某些天性和天赋可以免责，比如爱和美。因此，海伦和帕里斯是不受谴责的。为他们的偷情打一场战争，也是值得的，甚至是必需的。有这样一场战争，英雄才成其为英雄，正义才成其为正义，爱情才成其为爱情，美才成其为美。一位英国学者甚至说，《伊利亚特》的真正寓意，也许就体现在它的两行诗中——

比所有事情都重要的，

一是爱情，二是战争。 〔19〕

这让我们想起了《左传》，想起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模仿前面的句式，这话翻译过来就是——

比所有事情都重要的，

一是祭祖，二是打仗。

呵呵，希腊更看重女人，我们更看重祖宗。但无论希腊还是华夏，战争都是重要的，战士也都是重要的，更是史家不可忽略的。因为只有在战争中，人性的美和丑才会暴露无遗，并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就来说战士。

• 18〕 春秋时期的性关系，远不像后世那样严谨。有人跟庶母偷情，有人抢儿媳妇和弟媳妇，有人做换妻游戏，有人甘愿戴绿帽子，还有兄弟姐妹乱伦。这些事《左传》都有记载，可参看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

• 19〕 请参看约翰·德林瓦特主编《世界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第三章

战士

极品战俘

夏姬和巫臣叛逃到晋国的第二年，知罃（读如智英）也被楚国释放了。

知罃是个战俘。

战俘知罃是晋国大夫荀首的儿子，所以也叫荀罃。荀首的采邑叫智（也写作知，是同一个字，都读智），因此荀首被称为智伯或知伯，谥号知庄子。他的接班人，当然代代都称智伯，正如晋国的国君代代都称晋侯。知罃后来就成为智伯，谥号知武子。本卷第一章讲到的那个智伯，那个豫让拼死拼活也要为之复仇的智伯，则叫荀瑶，谥号知襄子。

在前章说过的夏姬故事中，我们知道楚国和晋国发生了一场战争，史称“邲之战”（邲读如必）。邲之战，晋军是一败涂地的，知罃也被楚军俘虏。这时的荀首，是晋国的下军大夫。荀首说：抓不到别人的儿子，就要不回自己的儿子。于是，本已战败的荀首便在撤退的途中带领亲兵杀了回去，一箭射死了夏姬的丈夫襄老，又一箭射伤了楚国的王子，并把这一死一伤两个人带回晋国。

这事给了巫臣一个机会，让他成功地娶到了夏姬。当时巫臣就曾告诉楚庄王，晋国一定会提出交换战俘。果然，鲁成公三年（前588），晋楚两国达成协议：晋国送还楚国王子和襄老尸体，楚人则放知罃回国。

这时，知罃已经做了九年战俘。 〔1〕

于是楚王为知罃送行。

当然，这时的楚王已经不是庄王，而是年轻的共王。

送行时，双方都客客气气，彬彬有礼。共王称知罃为“子”，也就是“先生”或“您”；自称，有时称“我”，有时称“不穀”（读如谷），意思是“我这不善之人”。这是王者的谦称，因为楚君已经称王。但严格地说，他应该自称“寡人”，也就是“我这寡德之人”，这才是诸侯的谦称。

知罃则自称“臣”，或“累臣”，也就是“被俘的小臣”；称自己的父亲为“外臣”，也就是“外邦小臣”，而且直呼其名。提到自己的国君，则称“寡君”，也就是“敝国寡德之君”。这些称谓，都是当时的外交礼仪。

谈话温文尔雅，又充满张力。

共王问：先生怨恨我吗？

知罃答：不怨恨。两国交兵，下臣无能，做了俘虏。贵国的执法官没有用下臣的血来涂抹贵军的军鼓（执事不以衅鼓），而是让下臣回国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这是贵君上的恩典。下臣自己如此无能，又敢怨恨谁？

理解这段话，需要有一点知识。按照当时的制度，将士出征之前先要祭祀社神，叫“祭社”。祭祀用的肉和酒要分给大家，叫“受脤”。同时要用血涂抹军鼓，叫“衅鼓”。衅鼓的血，往往是用战俘的，而且最好是等级高贵的战俘。知罃所谓“执事不以臣衅鼓”，其实是说楚人没有杀他。

不杀之恩，照理说是应该表示感谢的。

因此共王又问：那么先生感谢我吗？

然而知罃却回答：不感谢。两国君臣为了国泰民安，克制自己，宽待他人，释放战俘，永结友好。这样功德无量的事，下臣不曾与闻，哪有资格表示感谢？

共王再问：先生回国后，拿什么报答我？

知罃答：不知道。下臣心里没有怨恨，君上也不会居功自傲。既没有怨恨，又没有功德，下臣不知怎样报答。

楚共王碰了一鼻子灰。

于心不甘又无可奈何的共王只好说：尽管如此，还是恳请先生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寡人。 〔2〕

结果知罃说了三种可能。

知罃说，第一，如果承蒙贵君上的福佑，下臣得以作为战俘，带着这一把朽骨回到祖国，被敝国寡德之君军法从事，以振军威，以儆效尤，臣虽死无憾，永垂不朽。

第二，如果寡君法外施恩网开一面，将臣赐予您卑微的外邦小臣荀首，任其处置；家父经寡君批准，在宗庙实行家法，戮臣于列祖列宗灵前，臣同样虽死无憾，永垂不朽。

第三，如果寡君不批准家父的请求，那么，下臣将依法担任敝国的职务，率领一支小部队，镇守边疆保家卫国。到那个时候，如果不幸与贵军相遇，下臣将奋勇当先拼力死战，决不三心二意，左顾右盼。这一片赤胆忠心，就是下臣可以报答君上您的。 〔3〕

楚共王肃然起敬。

被震撼的共王以最隆重的礼仪送知罃出境。他甚至感叹说：晋国有这样的战士，我们是无法与之争雄的。 〔4〕

这是怎样的战俘！

事实上，这样的战俘在春秋时期并不罕见。鲁襄公十七年（前556），一个名叫臧坚的鲁国战士在战败后被齐军俘虏。齐灵公居然派了一个宦官去看他，并对他说“你不会死”。这事做得实在不靠谱。但此公既然是一个被谥为“灵公”的昏君，离谱也不足为奇。

然而对于臧坚，却无异于奇耻大辱。因为按照当时的制度和礼仪，宦官是不可以对贵族下命令的，更无权决定贵族的死生，哪怕只是传达国君的命令。这样做，不但对接受命令的人是羞辱，对下达命令的人其实也是侮辱。于是臧坚朝着齐灵公所在的方向叩首说：承蒙关照，实不敢当！但君上既然赐下臣不死，又何苦要派这么个人来传达厚爱？

说完，坚持认为“士可杀不可辱”的臧坚用一根尖锐的小木棍挖开自己的伤口，流血而死。 〔5〕

这又是怎样的战俘！

战俘尚且如此，战士又该是怎样的风采、风骨和风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 1〕 知罃被俘，是在鲁宣公十二年（前597）夏；被释放，则在鲁成公三年（前588）夏。

• 2〕 此处原文为“不穀”。但为便于读者理解，凡楚王自称“不穀”处，以后均改为“寡人”。

• 3〕 请参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 4〕 事见《左传·鲁成公三年》。

• 5〕 事见《左传·鲁襄公十七年》。

风采，风骨，风度

战士的风采，《诗经》里有。

比如《周南·兔罝》（罝读如居）——

张开天罗，撒开地网；

打下木桩，迎接虎狼。

赳赳武夫，

是君王的屏障；

赳赳武夫，

是国家的栋梁。

是啊！在古代社会，有国家就有战争，有战争就有战士。只要是战士，就会睁大警惕的眼睛。这就是所谓“肃肃兔罝，施于中林”。兔，不是野兔，而是老虎，即“於菟”（读如巫涂）。 〔6〕 罝，则是猎网。所以，此诗也可以这样理解：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

这是怎样的风采！

这样的风采，《楚辞》里也有。

在《九歌·国殇》中，屈原是这样描述楚国战士的：操着吴戈，挟着秦弓，带着长剑，披着犀甲。战旗遮蔽了天日，敌人多如乱云。他们冲进了我们的阵营，杀伤了我们的兵丁。然而我们的战士，却拿起鼓槌敲响战鼓，驾起战车驱策战马，冒着疾风暴雨般射来的箭矢奋勇当先。因为战士们知道“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开弓就没有回头箭。

为国尽忠，是战士的本分。

于是屈原这样唱道——

诚既勇兮又以武，

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

魂魄毅兮为鬼雄！

这又是怎样的风采！

金文中手执干戈的武士形象。

据战国嵌错宴乐水陆攻战纹壶。

据江苏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铜器残片刻纹。

据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漆棺彩绘。

风采的背后是风骨。公元前684年，鲁庄公率军与宋国作战，一个名叫县贲父（贲读如奔）的战士担任他的驾驶员。战场上，拉车的马突然惊了，鲁庄公也掉下车来。庄公说，照规矩，谁当驾驶员，作战之前是要占卜的。今天有此一难，是因为没有占卜啊！县贲父说，以前从来不出事，偏偏这回出事了，只能怪下臣不够英勇。于是冲进敌营战斗而死。战后，马夫洗马时发现，那匹马身上有一枚箭头。这才明白出事的原因是马中了流矢，并没有县贲父的责任，庄公便下令为他写一篇悼词。为士人写悼词的风气，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 〔7〕

这样的风骨，史不绝书。公元前480年，也就是孔子去世前一年，卫国发生内乱，大夫孔悝（读如亏）被围困在家中。孔子的学生子路听说，立即前往救援，因为他是孔悝的家臣，也是战士。结果，一场混战中，子路被剁成肉泥。孔子闻讯悲痛欲绝，立即吩咐厨房倒掉已经做好的肉酱。 〔8〕

其实子路原本可以不去救援的。事实上，他赶到国都时，城门正在关闭；赶到孔家时，家门已经关闭。他的同学子羔（也就是高柴），孔悝的家臣公孙敢，也都劝他不必作无谓的牺牲，因为反正来不及了。子路却慷慨赴死。他说：食人之禄，忠人之事。有利可图就追随左右，大祸临头就逃之夭夭，我不是那样的人！

同样，子路也不必死得那么惨烈。他的死，仅仅因为在战斗中冠缨被对方用戈砍断，帽子会掉下来。子路说，一个君子，必须活得体面而有尊严。就算去死，也不能免冠。于是放下武器腾出双手，从容地系紧冠缨，任由敌人砍杀。

这又是怎样的风骨！

有风骨就有风采，也有风度。比如在襄老战死知罃被俘的那次战争中，就有这样一段小插曲：撤退的晋军有辆战车陷在坑里动弹不得，追赶他们的楚国战士便停下车来，喊话教晋军怎样修车。修好的战车没走两步，又不动了，楚人又喊话教他们怎么处理，直到晋军彻底把车修好。

最后，晋军终于从容撤退，一走了之。更可笑的是，晋人得了便宜还卖乖。他们一边逃亡一边喊话：楚军弟兄们，谢谢了！到底是超级大国呀，跑路很有经验的嘛！

如此楚人，真是君子风度。但如此风度却让人怀疑：这样打仗还叫战争吗？

当然还叫。只不过，彬彬有礼。

至少，春秋的是。

比如晋楚城濮之战。

• 6〕 《兔罝》之兔为於菟，最早由宋代王质提出，闻一多《诗经通义》亦有证明。

• 7〕 事见《礼记·檀弓上》。对这一记载的解释请参看张荫麟《中国史纲》。

• 8〕 事见《左传·鲁哀公十五年》、《孔子家语·子贡问》。

军事奥林匹克

城濮之战发生在公元前632年。晋国这边，文公亲自到场。楚国那边，统帅是成得臣（字子玉）。开战前，楚帅先派使者宣战，话就是这么说的：敝国的战士恳请与贵国勇士做一次角斗游戏。君上靠在车里观赏就行，下臣愿意奉陪。

晋文公则派使者回答说：敝国的寡德之君已经接到了大帅的命令。寡君之所以驻扎在这里，是因为信守当年的诺言，遇到贵军要退避三舍。如此而已，岂敢抵挡贵国的威武之师？不过，既然敝国还没有接到贵军停战之令（其实是对方已经宣战），也只好拜托大夫您（指楚国使者）转告贵军将士，驾好你们的战车，忠于你们的国事，明天早上见。 〔9〕

这可真是先礼后兵，跟球赛差不多。

实际上春秋的战争更像竞技体育，只要决出胜负就各自收兵，因此时间很短，原则上只有一天。比如刚才说的城濮之战，就只打了四月初二这一天。初三、初四、初五，胜利了的晋军原地休整。吃完楚军留下的粮食，就启程回国了。春秋时最短的战争甚至只有一个早上，叫“翦灭此而朝食”。 〔10〕

战争的地点，则一般在国境线上。我们知道，封邦建国是要划定国境线的，叫“封疆”。国境线叫“疆”，所以战场叫“疆场”。国境线在“野”，所以战争叫“野战”。

野战并不粗野，更不野蛮，而且事先要宣战。宣战要派使节，国君或统帅不能亲自出面。但使者宣战，却又必须以国君或统帅的名义。态度，当然是客客气气；用词，也都是外交辞令；称谓，则极其讲究。不宣而战，是战国时代才有的。那时正如孟子所说，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恨不得把对方赶尽杀绝，哪里还有什么礼仪？ 〔11〕

春秋的战争，却极讲礼仪，甚至有打到一半停下来行礼的。城濮之战后五十七年（前575），晋楚两国发生鄢陵之战，晋国大夫郤至（郤读如隙）三次遇到楚王，每次都要下车，脱下头盔，小步快走，表示对一国之君的礼貌和恭敬。

这时的楚君是共王，同样彬彬有礼。他甚至派了一位使者带着一张弓，去慰问郤至。使者代表楚王说：刚才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有一位穿浅红色军装的人，真是君子啊！他见了寡人就小步快走，会不会受伤了呢？

郤至立即脱下头盔行礼：伟大的君上！您卑微的外邦小臣郤至，追随敝国寡德之君参加战斗，承蒙君上恩准披上了盔甲。公务在身，因此不敢当面叩谢君上的亲切关怀。拜托贵使禀告君上，下臣身体很好，正要与贵军决一死战。

两个人如此这般地客气了半天，郤至更是三行肃拜之礼，这才依依惜别，然后继续战斗。 〔12〕

礼，比胜负更重要。

讲礼仪，就讲规则。第一条，不斩来使。使节无论职位高低，任何时候都神圣不可侵犯。第二，不以阻隘。就是不在险隘的地方阻击敌人，一定得在开阔地带堂堂正正地进行决战。第三，不鼓不成列。就是对方阵势摆好之前，另一方不能击鼓进军。第四，不重伤。就是格斗的时候，不能让同一个人重复受伤。如果对方已经受伤，不管伤在哪里，都不能再来第二下，应该让他回去治疗。第五，不擒二毛。就是不能俘虏花白头发的人，应该让他回去养老。第六，不逐北。就是敌人败退时，不能追。追也可以，五十步为限。所以在春秋，五十步是可以笑一百步的。因为跑五十步就安全了，你跑一百步干什么？

如此绅士风度，堪比奥林匹克。

这些游戏规则，是谁在什么时候制定的？不清楚。它们都得到了严格执行吗？也未必。但可以肯定，这些规则在战国时期便被破坏得一干二净。因为在战国时期，战争的目的是兼并他国，当然要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大规模不眨眼地杀人，打歼灭战。这个时候，谁讲礼仪，谁就是找死。

春秋则相反。战争的目的说得好听是维持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说得难听点，也不过争当江湖老大。老大可是要以德服人、以身作则的，事情就不能做得太过分。这样的战争，自然列阵如球赛，宣战如请客，交手如吃饭，格斗如竞技，温文尔雅，费厄泼赖，最多温良恭俭而不让。

军事奥林匹克，只可能在春秋。

• 9〕 事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退避三舍，是晋文公在公元前637年对楚成王的承诺。

• 10〕 见《左传·成公二年》。

• 11〕 见《孟子·离娄上》。

• 12〕 见《左传·成公十六年》。

好男才当兵

春秋和战国，战士也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春秋的是君子，战国的是小人。

这里说的君子和小人，是阶级意义上的。换句话说，君子即士人，是贵族；小人即庶人，即平民。如果参加战争，则贵族叫“士”，平民叫“卒”。士，既参战也作战，所以叫“战士”。卒，参战不作战，只是跟着跑，所以叫“走卒”。走，在古汉语中就是“跑”的意思。战士和走卒，是两码事。

河南汲县出土，内容为水陆攻战场景，两军对阵、徒卒、仰攻、投石、水战等等，无不具备。

其实士之与卒，地位从来就有高低。早就有文字学家认为，士，跟王、皇一样，都是一个人端坐的样子，只不过王和皇头上特别大而已。这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士就是“无冕之王”。他们作为贵族，跟天子、诸侯、大夫一样，成年时都要加冠。孔子的学生子路宁愿死，也不肯免冠，就是不能丢了士的身份。只不过，士只加冠，天子、诸侯和大夫则不但加冠，还要加冕，这才成了王或皇。 〔13〕

卒就不一样了。文字学家一致认为，卒就是穿某种衣服的人。这衣服上会做记号，甚至写个“卒”字，表示是当差的、跑腿的、服劳役的，是小人。

◎甲骨文“士”

（甲3913）

◎甲骨文“卒”

（乙7200）

所以，士是高贵的，比如绅士、爵士、武士道。卒则是卑贱的，比如隶卒、狱卒、马前卒。马前卒这三个字最能说明问题：战场上，士披甲胄，叫“甲士”，乘车作战。卒就无甲可披，只能穿件布衣，鞍前马后跟着跑。

由是之故，车兵曰乘，步兵曰卒。中国象棋之将、仕、相、马、车、炮、卒，就是这种军事制度的体现：卒是最低级的，仕则仅次于将。将就是大夫，仕则是士。乘车的士比步行的卒高贵，因此可以“丢卒保车”。

总之，在春秋时期，士参战也作战，卒参战不作战。战士是高贵的、体面的、有尊严的，也是骄傲、自豪和快乐的。而且无论国君、大夫，还是一般的士人，只要上阵，就是战士。因此，一个贵族男子如果不能从军，就是奇耻大辱。相反，平民成为战士，则是极大的荣耀。当然，他们必须表现优异，而且仅限于在农民中选拔。地位更为卑贱的工匠和商贩，是没有资格的。 〔14〕

好男才当兵。战争，是贵族的游戏。

这就是春秋的观念。

是贵族，就要有贵族精神和君子风度。这种精神和风度，上级和敌人也都要尊重和敬重。前面说过，楚王和郤至在晋楚鄢陵之战中，是相互致敬的。同样在这场战争中，晋国的一位君子，也向一位楚军将领表示了敬意。晋国的君子叫栾鍼（读如真），是中军统帅栾书之子，当时担任晋国国君的车右，也就是持矛站在国君的右边，相当于侍卫长。楚国这位将领则叫子重，多次率军征战，是楚国的名将。鄢陵之战，他当然也在场。他的旗帜，在战场上高高飘扬。 〔15〕

栾鍼看见子重的战旗，肃然起敬。他对国君说：当年下臣出使楚国，子重曾问臣晋国之勇，臣答整整齐齐、井然有序。他又问还有什么，臣答心平气和、从容不迫。现在两国交兵，如果不去致敬，就不算井然有序；如果言而无信，就不算从容不迫。请君上批准下臣派人去送酒。

晋君批准了栾鍼的请求，栾鍼的使者也到了子重的麾下。使者说：敝国人才匮乏，寡君只好让鍼勉强凑合着做他的车右。鍼公务在身，不能亲自来犒劳大帅的部下，只好派某某代为敬酒，还望大帅见谅！

子重躬身答礼：栾鍼大人真是好记性，还记得我们当年的谈话。于是接过酒具一饮而尽，然后拿起鼓槌继续击鼓。

顺便说一句，子重从清晨一直战斗到了黄昏。

什么叫君子？这就是。

• 13〕 据徐中舒《士王皇三字之探原》。

• 14〕 请参看《国语·齐语》。

• 15〕 古代乘车之法，尊者居左，御者（驾驶员）居中，又有一个人居右，以备倾侧。这个人，战时叫车右，平时叫骖乘。见《汉书·文帝纪》颜师古注。

环球同此高贵

的确，所谓君子，虽然原本指阶级和出身，但久而久之便会变成一种人格精神，包括刚直不阿、光明磊落、行侠仗义和相互尊重，其核心则是高贵。这种精神在古代战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还是全球性的。

比如古希腊。

在波斯人眼里，希腊人是固执、愚蠢和荒唐的。他们总是要选择最平坦最开阔的地方，双方摆好阵势，派出传令官相互宣战，然后才开打。这跟我们春秋的“不以阻隘”，简直如出一辙。由于双方都没有可以隐藏和躲避之处，结果自然是两败俱伤，就算一方胜出也得不偿失。

对此，一位波斯将领表示十分不解：既然你们言语相通，又有传令官宣战，为什么不能通过谈判来消除争端解决问题呢？如果只能诉诸战争，又为什么不能先给自己找个有利地形，然后再尝试开战呢？ 〔16〕

其实，嘲笑希腊人的波斯人，自己也差不太多。公元前479年8月，波斯和希腊的军队在普拉提亚平原会战。波斯人先到，在阿索普斯河北岸摆开阵势。由三十多个城邦组成的希腊联军，则拖拖拉拉半天都凑不齐，开战前还有人源源不断赶来。然而就在希腊人慢慢集结，甚至只有少数散兵游勇时，兵强马壮的波斯军队却按兵不动。直到希腊人有了十一万之众，波斯统帅才下令进攻。这跟我们春秋时期的“不鼓不成列”，又有什么两样？

结果，普拉提亚会战以波斯人的惨败告终。

这让我们想起了泓之战。

公元前638年，也就是普拉提亚会战的一百五十多年之前，楚宋两国战于泓水。当时宋军先到，也摆好了阵势。然而无论在楚军过河前，还是过河后，宋襄公都不肯发起进攻。他硬是要等到楚军完全站稳脚跟阵势摆好，才敲响战鼓。结果，宋军大败，襄公负伤，并于第二年去世。

战败后，宋国人都怪罪襄公，襄公却不后悔。他说，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都是礼。不遵守这些礼，就不是君子。寡人虽然是早已亡国之殷商的残渣余孽，也不能做偷鸡摸狗的事。

有此想法的，并非只有宋襄公。

比如亚历山大。众所周知，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有一句名言：偷来的胜利不光彩。因此，在公元前331年高加美拉大战的前夜，他拒绝了偷袭波斯大营的建议。是啊，有着贵族精神和君子风度的古代军人认为，战争是一种高尚而荣耀的事情，必须堂堂正正地进行。乘人之危和落井下石都是不义的。这样做，不但违反规则，而且胜之不武。

亚历山大善有善报。公元前326年，也就是高加美拉大战五年后，他在印度河遭遇波鲁斯。当时亚历山大率领的是骑兵，且远道而来，喘息未定，人生地不熟。波鲁斯布下的却是象阵，还从容不迫，以逸待劳。胜负，几乎不言而喻。

然而波鲁斯却像当年的宋襄公和波斯统帅一样，心甘情愿地坐失良机。他耐心地等待马其顿军队渡河、集结、调整、休息、布阵，一直等到对方一切就绪，这才与之交锋。结果印军大败，波鲁斯也做了俘虏。

傻得可爱的波鲁斯，可谓印度版的宋襄公。

不过这位“印度宋襄公”同样善有善报。亚历山大待他以国王之礼，还让他继续统治自己的王国。这不仅因为波鲁斯有着魁伟的身材、英俊的外表，更因为他有着武士的英勇和高贵。正是这种精神，让亚历山大由衷地表现出欣赏和崇敬。

这是一种王者风范。

的确，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国王和武士都属于第二等级，叫“刹帝利”。作为高贵的等级，刹帝利也必须有高贵的表现。婆罗门教的《摩奴法典》甚至明确规定，战争中不能使用“奸诈的兵器”。而且，跟中国春秋的“不重伤”和“不擒二毛”一样，他们也不能攻击处于弱势的人。弱势群体包括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伤病员，也包括俘虏、逃兵、胆小鬼、旁观者，甚至包括没穿甲胄、解除武装和睡眠中的人。违反规定者，将受到鄙视和诅咒，并不得进入天国。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是贵族，就得有贵族精神。尽管这精神在全世界都已所剩无几，但毕竟曾经存在。是的，曾经存在，在希腊，在波斯，在印度，在马其顿，在中国。

宋襄公，你不孤立！

• 16〕 请参看雷海宗《中国的兵》（中华书局2005年版）及书后附录王以欣《古代的战争规则和侠义精神》。本节参考该书和该文之处甚多，无法一一注明，谨此致谢！

难言宋襄公

不过，温文尔雅绅士风度慈悲为怀的宋襄公，又似乎并不是什么善类。我们知道，殷商用活人做牺牲品的制度虽然被周人废除，春秋时期却仍有一位子爵因此被杀——他被另外几个国君杀了来祭祀社神。此事在当时，恐怕是遭了恶评的。《左传》的态度，便明显地不以为然。 〔17〕

这起血案的主谋，就是宋襄公。

看来，宋襄公也不是什么“人道主义者”，更非君子。

没错，宋襄公是所谓“亡国之余”，难免念念不忘殷商的传统。但宋国大夫子鱼同样是殷商的“残渣余孽”，却完全不赞同襄公的做法。这位大夫在襄公执政的十四年间，几乎一直充当着“反对党”。曹之盟，宋襄公要杀鄫国国君祭祀社神，他反对；泓之战，宋襄公坚持所谓“不鼓不成列”，他反对；鲁僖公十九年的围曹，二十二年的伐郑，他当然也都反对。因为襄公的所作所为，其实都只有一个动机，那就是称霸中原。这在子鱼看来，无异于痴心妄想。他曾经无奈地说：国君的野心也太大了，小小宋国怎么承受得了啊！ 〔18〕

事实证明，子鱼是对的。

泓之战的前一年（前639），宋襄公大会诸侯，希望那些依附楚国的国家改换门庭，奉自己为盟主。楚人虽然肚子里冷笑，却也装模作样地表示同意。于是到了秋天，襄公便再次大会诸侯，准备扎扎实实过一把老大的瘾。

对于这件事，子鱼当然也是反对的。反对无效，便建议襄公带着部队去。谁知宋襄公的书呆子气又发作了，或者认为江湖老大更应该像个君子。他说，我们讲好了谁都不带兵的。我提出的规矩，我怎么能破坏？

结果，宋襄公被楚人俘虏。 〔19〕

这时的襄公，倒是头脑清醒了。他很清楚，能救宋国的只有子鱼。实际上子鱼原本也是可以做宋国国君的。他是襄公同父异母的哥哥，因为庶出而不能立为太子。宋桓公病重时，当时还是太子的襄公曾经建议父亲传位于子鱼，因为子鱼既年长，又仁义。桓公表示认同。子鱼听说，立即飞快地跑开。他说：弟弟能把君位都让出来，还有比这更仁义的吗？

襄公这才成为国君。 〔20〕

此刻，做了俘虏的宋襄公便托国于子鱼。襄公说：哥呀，快回去镇守国家吧！这个国家，就是哥哥你的。寡人是因为不听忠言，才落得这个下场啊！

子鱼则说：君上就算不讲这话，国家也是臣的。于是立即回国加强战备。宋国国人也同心同德，准备迎接楚人的进攻。楚人传话给宋人：不妥协，就杀了你们的国君。宋人则说：抱歉！承蒙列祖列宗保佑，我们有国君了。楚人要挟不成，只好放了襄公。襄公自由后，就跑到卫国，准备在那里度过余生。子鱼说，这个国家，臣是为君上镇守的，君上为什么不回来呢？便把襄公接回国来。

这个感人的故事，记载在《公羊传》，司马迁的《史记》没有采信，因此是否可靠不得而知。而且回国以后的宋襄公，也并没有接受教训，第二年又自不量力地去讨伐楚的同盟郑国，并与楚军战于泓水，受伤而死。

但，《公羊传》的故事如果可靠，那么襄公和子鱼，就堪称当时最好的君臣和兄弟。

至少，是之一。

这很重要。因为在周代，甚至在整个中国古代，君臣都是最重要的关系，君臣之义也是最大的义。在春秋时期，它甚至是不分国别的。因此即便在战争中，外邦的臣子见了敌方的君主，也得恪守臣礼，让他三分。

实际上这个规则也得到了遵守和执行。比如在鄢陵之战中，晋国的下军统帅韩厥和新军副帅郤至，都有机会俘虏楚的同盟国国君郑成公，但他们都放弃了，因为不能让一国之君受辱。郑成公的侍卫长则让武艺更高强的驾驶员留在车上护驾，自己冲进敌阵，掩护国君撤退，终于战斗而死。 〔21〕

这才是周的战士。对于他们来说，做一个好臣子，是比做一个好战士更重要的事情。或者说，一个好的战士，首先得是好的人臣。当然，一个好的统帅，也首先得是好的人君。不了解这一点，就看不懂周人的风采和风范。

• 17〕 事见《左传·僖公十九年》。

• 18〕 见《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 19〕 请参看《公羊传·僖公二十一年》。

• 20〕 事见《左传·僖公八年》。

• 21〕 事见《左传·成公十六年》。

第四章

人臣

老爹退下

鄢陵之战的战场上，有泥沼。

泥沼非常之大，挡在晋军营垒前，大家都小心翼翼绕开走。中军统帅栾书和副帅范燮，率领自己的亲兵一左一右护卫着国君。晋君车上，少毅是驾驶员，栾鍼是侍卫长，但战车还是陷进了泥沼。

身为中军统帅和晋国大臣，栾书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于是他下车走过来，准备扶国君转移到自己的车上。

栾鍼却大喝一声：栾书退下！

喝令栾书退下的栾鍼慷慨陈词：国家大事，你岂能一人独揽？再说了，侵犯别人的职权，这叫冒犯；放弃自己的职责，这叫怠慢；离开本职工作岗位，跑到别人那里，这叫捣乱。有这三条罪名，你还动吗？

于是栾书立即退下。

栾鍼则跳下车来，用力掀起战车，脱离险境。 〔1〕

这事在鄢陵之战中，不过小插曲，却被史家隆重地记载下来，其实是有深意的。事实上，栾书不但是中军统帅，而且是栾鍼的父亲。下级呵斥上级，还劈头盖脸，岂非不忠？儿子呵斥父亲，还直呼其名，岂非不孝？

据《中国历代战争史地图集》。

恰恰相反。

事实上栾鍼的做法，完全符合礼仪，也合乎道理。首先，这是在国君面前。君前无父子。无论什么人当着国君之面，都要直呼其名。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明清。其次，栾书如果把国君转移到自己车上，就无法再行使中军统帅的职权。这当然是失职和失责。第三，栾鍼的职务是车右。按照当时的制度，车右的任务原本就是保障安全和以备万一。栾鍼该做的事，栾书又岂能越俎代庖？那可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不折不扣的侵权或越权。 〔2〕

本是用于祭祀的酒器。上有铭文五行共四十字，大意是：在正月季春，栾书作此器，用以祭祀祖先，希望长寿，子孙永宝用享。

由此可见，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有先后。公私不能两全，则先公后私。忠孝不能两全，则先忠后孝。在人君面前，人父必须退居二位。而且，为了让儿子尽忠，做父亲的往往要委屈自己，甚至牺牲生命。

比如狐突。

狐突是晋文公重耳的外祖父，在晋献公时曾担任太子申生的驾驶员。献公去世后，国君是惠公。惠公担任国君十四年，与宋襄公同在公元前637年去世，继位的是他的儿子，是为怀公。怀公很清楚，当时晋国的人心所向和众望所归，其实在公子重耳。重耳流亡国外，狐突的儿子狐毛和狐偃追随左右，实在是怀公的心腹之患。 〔3〕

◎晋献公的子孙

长子 申生 母齐姜 被骊姬所迫自杀

次子 重耳 母狐姬

外祖父狐突 晋文公 惠公死后夺怀公位

三子 夷吾 母狐姬妹 晋惠公 奚齐和卓子被杀后即位

四子 奚齐 母骊姬 被里克所杀

五子 卓子 母骊姬 被里克所杀

孙 圉 父夷吾 晋怀公 惠公死后即位，后逃亡被杀

于是怀公把狐突抓起来做人质。

怀公对狐突说：只要把儿子叫回来，寡人就免你不死。

狐突却拒绝拿原则做交换。他对怀公说，君臣关系，并不是可以随便建立的，因此也不能随意改变。成为他人之臣，首先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简策上，叫“策名”；其次要向人君敬献礼品，叫“委质”。这两件事，都表示以身相许，也表示一旦确立关系，就忠贞无贰，永不变心。

显然，春秋时期有两种关系：公私与君臣。职务对职务，是公与私；个人对个人，是君与臣。君臣关系高于公与私，也重于公与私。因为不能效忠主公，也就不能效忠国家。因此，必须先忠君后报国，哪怕那人君并非王侯，甚至流离失所。这就是狐突他们代表的主流观念。

于是狐突说：做儿子的能够担当重任，是因为做父亲的教以忠诚。臣这两个儿子，成为重耳之臣已经很久了。如果臣把他们叫回来，那就是教唆叛变。做父亲的教唆儿子叛变，又拿什么来效忠于君？若不杀臣，那是君上的英明，也是下臣的愿望。如果滥用刑罚以逞淫威，请问又有谁不是罪人？下臣听命就是。

怀公便杀了狐突。

可惜怀公此举只是成全了狐突，却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第二年春，公子重耳在秦国军队护送下回国，是为晋文公。为此，诸侯们举行了盟会，主持人便正是狐突的儿子、重耳的舅舅狐偃。至于怀公，在重耳启程后不久就逃出国都，后来又被谋杀，只做了三四个月的国君。 〔4〕

• 1〕 事见《左传·成公十六年》。

• 2〕 人臣在人君面前一律直呼其名，见《礼记·曲礼上》：“君前臣名。”车右的职责，见《汉书·文帝纪》颜师古注、《穀梁传·成公五年》注。

• 3〕 宋襄公死在五月，晋惠公死在九月。

• 4〕 事见《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血案早已发生

怀公成为晋君，原本就是历史的误会。

晋怀公是惠公的儿子，献公的孙子。晋献公女人多，儿子也多。齐姜生申生，狐突的女儿狐姬生重耳，狐姬的妹妹生夷吾，骊姬生奚齐，骊姬的妹妹生卓子。这些女人当中最有心机的是骊姬。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能够接班，使尽了阴谋诡计。最后太子申生被逼自杀，重耳和夷吾先后出走流亡国外，奚齐被立为太子。骊姬，似乎可以得逞。

可惜人心不服。

这时的朝廷重臣，是荀息、里克和丕郑。里克原本是支持太子申生的。申生死后，又私底下支持重耳，表面上中立。丕郑，则跟里克一伙。献公和骊姬可以依托的，只有荀息。何况荀息非常有能力。向虞国借道攻打虢国，导致虞国唇亡齿寒最后被灭，就是荀息的手笔。 〔5〕

于是晋献公托孤于荀息。

献公说：这个弱小的孤儿，就拜托给大夫您了。大夫您打算怎么样呢？

荀息伏地叩首说：下臣将忠贞不贰，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为股肱之臣。如果能够成功，那是君上在天之灵的赐福和保佑。不成，臣就去死。

这是庄严的宣誓，当然必须履约。事实上，晋献公死后顶多一个月，里克就发动了兵变，而且事先把情况通报了荀息。里克说：奚齐继位，不得人心。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的旧部，愤怒已经到了沸点。天怒人怨，兵变一触即发，先生打算怎么办？ 〔6〕

荀息说：我去死！

里克说：恐怕没什么用吧？如果因为先生的死，那孩子就能安然无恙地继承君位，倒也罢了。如果先生自尽，那孩子照样被废，又何必去死？

荀息说：在下对先君有承诺，不可言而无信。一个人既要履行诺言，又想明哲保身，做得到吗？所以，虽然我之死无济于事，但我又能躲到哪里去呢？再说了，每个人都会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在这一点上，请问谁不如我？我自己既然忠贞不贰，那么，能拦住别人，不让别人效忠吗？

里克马上就听明白了，荀息只是要效忠，却未必效力，甚至也无力可效。所谓“我欲无贰，而能谓人已乎”，其实就是不阻拦里克的兵变。这个不阻拦，可以理解为无能为力，也可以理解为尊重里克的效忠。总之，荀息的态度，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各为其主，各尽其责，成败与否，听天由命。

有了荀息的态度，里克立即动手。这年十月，里克在居丧的茅屋里杀了奚齐，荀息也立即准备自杀。有人说：不如立奚齐的弟弟卓子为君，尽力辅佐，也算履行了诺言。于是荀息就立卓子为国君，并安葬了晋献公。然而到十一月，里克又在朝堂上杀了卓子。荀息无路可走，终于自杀。

奚齐和卓子先后被杀，有资格继承君位的，就只剩下重耳和夷吾两位公子。这时，周天子已经没有多少权威。谁当晋君，得由大国说了算。大国中有发言权的，是齐国和秦国。大国扶持的国君站不站得住脚，则要看朝中重臣的意见。大臣中有发言权的，是里克和丕郑。君位落入谁手，全看这两个大国、两位大臣。

于是夷吾派人向里克行贿，许以汾阳之邑；又派人向秦国行贿，许以河西之地。秦穆公问来人：夷吾在国内靠谁支持？来人说，公子没有支持者，也没有反对派，而且从小就性格内向。穆公听说，便觉得让这么个孤立无援的没用家伙做晋君，其实符合秦国的利益，便派兵护送夷吾回国。

这时的中原霸主是齐桓公。晋国的内乱发生后，桓公就联合诸侯派兵到了晋国。于是以齐国为首，秦国为次，诸侯一起立夷吾为君，是为晋惠公。里克原本是要立重耳的，但被重耳谢绝，也只好接受夷吾。 〔7〕

天上掉馅饼，夷吾捡了个大便宜。

他的儿子怀公后来做了三四个月的国君，则算是小便宜，抑或是大不幸。

这是公元前651年的事。也就在这年，宋襄公即位。宋襄公和晋惠公，同年即位，同年去世，可谓难兄难弟。不同的是，宋襄公即位后，重用子鱼，宋国大治。他的错误，在外交而不在内政。晋惠公却是内政和外交都一塌糊涂。他儿子怀公后来死于非命，其实是他造的孽。

但怀公并不是第一位死难者。事实上从献公到文公，晋国的宫廷斗争持续不断，死人的事也经常发生，可谓血案迭起。最先冤死的是太子申生，其次是奚齐，第三是卓子，荀息是第四位。而且，荀息尸骨未寒，便轮到第五个人了。

这个人就是里克。

• 5〕 据《左传·僖公九年》，里克和丕郑支持重耳；但据《国语·晋语二》，他们中立。

• 6〕 晋献公去世，是在鲁僖公九年九月；里克发动兵变，是在同年十月。

• 7〕 事见《左传·僖公九年》、《国语·晋语二》、《史记·晋世家》。

又起屠刀

里克是被晋惠公逼死的。

公元前651年，惠公靠着齐国和秦国的支持成为晋君。第二年，周天子派大员会同齐国大夫确认了他的国君身份。这个时候，晋惠公大约觉得地位已稳，便向里克举起了屠刀。

惠公杀里克，有多种原因。比方说，他曾许诺封里克以汾阳之邑，现在却想赖账。这是有可能的。事实上，他答应割让给秦国的河西之地，就赖掉了。又比方说，里克毕竟杀了奚齐和卓子，还变相地杀了荀息。有此重罪，不处理似乎没法交代。更重要的是，里克支持的是重耳。重耳虽然人在国外，但威望和声望都比惠公高。如果里克和重耳里应外合，惠公是抵挡不了的。

于是惠公找里克谈话。

惠公说：没有大夫您，也没有寡人的今天。不过，话虽如此，毕竟有两位国君和一位大夫死在了先生的手上。做先生的人君，岂不是太难了吗？

里克说：下臣不杀那三人，君上岂能回国即位？既然要加罪于臣，哪里还怕找不到说法，又何必弄得那么麻烦？臣已经听到君上的命令了！

说完，里克拔剑自杀。 〔8〕

里克自杀后，丕郑本人以及里克和丕郑的死党，也被惠公手下诛杀。但血案并没有到此为止。下一个被杀的，是庆郑，只不过要到五年之后。

庆郑是晋国的大夫。他的被杀，是因为对惠公的所作所为实在看不下去。事实上，从逼死里克，到杀掉庆郑，前后五年间惠公的表现，确实像一个十足的混蛋。杀里克那年（前650），他的屁股刚刚坐稳，就派丕郑到秦国去赖账，而且话说得极其无耻。

据《史记·晋世家》，惠公的话是这么说的：夷吾曾许诺贵国以河西之地，现在照理说应该兑现，可是大臣们不同意。大臣们说，敝国的土地是先君的。夷吾不过流亡在外的公子，哪有权力擅自给人？寡人争不过他们，实在抱歉！

这简直就是无赖，但对秦国来说却是自作自受。实际上，当年秦穆公为晋国择君，是派人出去考察了的。考察的结果，是重耳更仁义。讨论的结果，却是选个差的。那考察团团长对穆公说：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意思是：如果要弘扬仁义，那就为他们选个德才兼备的；如果要称霸中原，那就为他们选个老实巴交的。秦穆公当然想称霸，就选了晋惠公这个“老实人”。

谁知道老实人未必老实。晋惠公虽懦弱无能，却也厚颜无耻。被忽悠了一把的秦国只好吃哑巴亏。

问题是事情还没完。

赖账之后三年，晋国发生饥荒，晋惠公又厚颜无耻地向秦国购买粮食。秦国君臣经过研究，决定立即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因为自然灾害，哪个国家都会有。救灾恤邻，乃是人间正道。秦穆公也说，他们的国君虽然可恶，但是人民又有什么罪过？于是秦国以德报怨，给晋国运送粮食的船队浩浩荡荡源源不断，史称“泛舟之役”。

然而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购买粮食，却居然遭到拒绝。晋国君臣讨论这事时，反对派的理由居然是：皮之不存，毛将安傅？也就是说，兑现承诺，割以河西之地，这是“皮”。卖些粮食给晋国，则不过是“毛”。皮都赖掉了，给几根毛有什么用？这点小恩小惠，不但不能消除秦国的怨恨，反倒只能加强他们的实力，不如破罐子破摔，得罪到底。

这种混账话，惠公很以为然。

庆郑却完全不能同意。他说：忘恩负义，无亲；幸灾乐祸，不仁；贪小便宜，不祥；得罪邻居，不义。这道理，普通老百姓都懂。谁要是这么做，即便是亲人都会结仇，何况秦国跟我们还有夙怨？

晋惠公不听。 〔9〕

这一下，秦晋两国便结下了梁子，庆郑跟惠公也有了嫌隙。这梁子终于导致秦国和晋国开战，自以为是的惠公也做了俘虏。后来经过多方努力，晋惠公被秦国释放。而惠公回国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杀庆郑。

• 8〕 事见《左传·僖公十年》、《史记·晋世家》。

• 9〕 事见《左传·僖公十四年》。

我不逃

庆郑坐在国都等死。

导致惠公一定要杀庆郑的，是秦晋两国的那场战争。

公元前645年，也就是晋国拒绝卖粮食的第二年，熬过了大饥荒的秦国迎来了大丰收。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草充足的秦军摩拳擦掌，要向晋国讨还公道。夏历九月，秦穆公御驾亲征，率兵伐晋。晋惠公也亲自上阵，迎战秦军。理直气壮的秦军斗志昂扬，乘胜前进，晋军则一败再败，三败而至韩（在今何处有争议）。

惠公问庆郑：敌军深入我境，怎么办？

憋了一肚子气的庆郑反唇相讥：这不是君上让他们深入的吗？能怎么办？

惠公气急败坏，大喝一声：放肆！

于是，刚愎自用的晋惠公拒绝接受占卜的结果，坚决不让庆郑担任他的车右；后来又不听庆郑劝阻，坚持让郑国出产的小驷马拉车。

如此固执己见死不改悔的结果，是十四日这天惠公的战车陷在烂泥里出不来。惠公这才急了，向庆郑呼号求救，庆郑却置之不理。不但不理，还气哼哼地说：刚愎自用，不听忠言，背信弃义，无视占卜，这是自求其败，何必要搭我的车？下臣这辆破车，恐怕不值得君上用来屈尊逃亡。

后面的细节就不甚了然。我们只知道，当时秦穆公的处境也很危险。晋军这边，已经有一辆战车迎上了穆公，眼看就要俘虏他。但按照《左传》的说法，是因为庆郑在晋惠公这里耽误了，所以穆公得以逃脱。按照《国语》的说法，则是庆郑要那辆战车来救晋惠公，这才放跑了秦穆公。

总之，秦穆公没事，晋惠公被俘。

人君不公，人臣不忠，惠公的被俘咎由自取。 〔10〕

但后果，却很严重。

如果就事论事，则晋军的战败，惠公的被俘，庆郑都是有直接责任的。因此，后来晋惠公被释放，即将回国时，就有人建议庆郑逃走。

庆郑说：我不逃！

对此，庆郑的说法是这样的：照规矩，军队溃败，就该自杀；主将被俘，就该去死。我庆郑，既害得国君兵败被俘，又没能在兵败之后以身殉国，已经罪不容赦。如果居然还逃亡，让国君失去惩罚罪臣的机会，那就不像人臣了。明明是人臣，又不像人臣，如此“臣而不臣”，还能逃到哪里去？

于是等着惠公来抓他。

被释放回国的惠公走到城郊，听说庆郑没有逃亡，便立即下令将他捉拿归案。

惠公说：你这罪人，为何不逃？

庆郑说：为了成全君上。想当年，君上即位，如果履行诺言，以德报德，国势就不会下降。国势下降后，如果接受劝谏，采纳忠言，战争就不会爆发。战争爆发后，如果起用良将，用兵得当，也不至于战败。现在败都败了，能做的就只剩下诛杀罪人，以谢天下。这个时候，如果还把下臣我给放跑了，又怎么保得住封国呢？所以臣特地等在这里，以保证君上不会犯最后一个错误。

惠公一听，简直就要气疯了，连声喊道：快杀了他！快杀了他！现在就给我杀了他！

庆郑却很平和。

心平气和的庆郑微微一笑：据理直言是为臣的正道，依法直刑是为君的圣明。总之，君臣都讲一个“直”字，国家才有利。所以，就算君上不动手，下臣也会自杀。

史家没有记录当时的天气。按节气算，这会儿天地之间应该是一片肃杀。

晋国的大臣们则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释放庆郑，让他戴罪立功；另一派则认为不但不能饶他一死，就连让他自杀都不可以。因为庆郑最大的罪恶就是无视君父，自作主张。这家伙，战争中已经自行其是，现在又岂能让他自行了断？苟如此，则纲纪何在，体统何存？

其实这时惠公的最佳选择，是采纳前一种建议。因为这样做，君上有不计前嫌的声誉，臣下有主动就刑的美名，对晋国是有利的。可惜惠公是个混蛋。是混蛋，就不能指望他作出英明决策。如果这混蛋还拥有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从小混蛋变成大混蛋。

因此，惠公最后还是杀了庆郑。

好在庆郑被杀后，惠公似乎也吸取教训懂得了收敛。此后八年，倒没听说他还有什么荒唐事。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庆郑没有白死。 〔11〕

但，故太子申生，可就死得太冤了。

• 10〕 见《荀子·王霸》。

• 11〕 本节所述综合了《左传·僖公十五年》和《国语·晋语三》。

怎么都得死

太子申生是被骊姬害死的。

为此，她机关算尽。

第一步，是怂恿晋献公让太子申生迁到曲沃（今山西闻喜县），公子重耳迁到蒲（今山西隰县），公子夷吾迁到屈（今山西吉县），实际上是把这三个人都撵出去，只留自己的儿子奚齐、妹妹的儿子卓子在国都。

第二步，是怂恿晋献公派申生率军出征。申生如果战败，就以此治罪；如果胜利，则诬陷他有野心。可惜，申生班师回朝后，虽然流言四起，却并未能撼动其地位。于是骊姬使出最后一招，亲手制造了一起投毒案。

公元前656年，骊姬羽翼丰满，开始实施犯罪。圈套和陷阱，是谎称晋献公梦见了申生的生母齐姜。按照当时的制度，申生必须立即祭祀，祭祀之后还必须把酒和肉献给君父。这时，献公正好外出打猎。利用这个时间差，骊姬在肉和酒里下了毒（一说以毒酒和毒肉替换）。献公洒酒祭地，地隆起。把肉给狗和小臣吃，狗和小臣立即死亡。成为犯罪嫌疑人的申生百口莫辩，只有去死。 〔12〕

死，是没有价钱可讲的，因为这是弑君和弑父的双重大罪。已遂，则当诛；未遂，得自杀。

问题在于这是冤案！而且，案情如此简单，难道就无人识破？骊姬步步紧逼，申生就毫无感觉？献公偏心眼，骊姬狐狸精，路人皆知。那些朝中大臣，难道都由着他们胡来，一个劝阻和反对的都没有？或者说，一个帮助申生的都没有？

当然有。

但为了恪守臣道，他们都退下阵来。

比如里克。

晋献公派申生率军出征，里克是表示了反对的。但献公不听，里克也没有坚持。相反，他对申生说：为臣，只怕不忠；为子，只怕不孝。废立之事，不是太子应该考虑的。太子还是努力做好工作吧！ 〔13〕

有人说，里克这是善于处理父子关系，甚至就是为臣之道。这话恐怕可以商榷。比方说，后来他杀奚齐和卓子，怎么就毫不手软，就不讲君臣大义？说到底，无非之前的献公强势，之后的骊姬和奚齐孤儿寡母，好欺负。这样看，后来里克被相对强势的惠公所杀，便多少有点自作自受。 〔14〕

再说狐突。

对于申生的率军出征，狐突也是劝阻了的，但是申生不肯听从。他说，君父派我出来打仗，不是因为喜欢我，而是为了考察我。既然反正都难免一死，不如一战。不战而返罪过更大。作战而死，至少还能留下美名。

结果不出狐突所料，申生回国，谗言四起。

于是狐突闭门不出。

里克和狐突的温良恭俭让，其实是姑息养奸。当然，以狐突当时的地位，多半也是无能为力。里克却不是无力，而是无心，或无胆。事实上，骊姬要谋害太子，里克是知情的。然而他左右为难，他的同伙丕郑则表示没有主意。里克便对丕郑说：弑君，我不敢；帮凶，我不能。我只有躲起来。

于是里克也称病不朝。

三十天后，骊姬得逞。 〔15〕

最后说申生。

申生名为储君，其实是个苦孩子。母亲身份不明，父亲另有所爱，大臣们对他的建议和劝导，都是要乖，要好，要听话，要尽忠，要尽孝。从来就没人告诉他，他自己有什么个人权利可以主张，也不知道该如何主张。 〔16〕

因此，当申生被骊姬诬陷时，他其实是无法自救的。有人对他说：太子去申辩吧，君上一定能明辨是非。申生却心灰意冷。申生说，我去申辩，骊姬就得问罪。我的国君和父亲老了。没有骊姬，他老人家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君父不开心，申生怎么可能开心？

鲁僖公四年（前656）夏历十二月二十七日，申生在曲沃上吊自杀。 〔17〕

冤死的申生死不瞑目。据说，死前申生托人带话给闭门不出的狐突：申生有罪，不听您老人家的话，才有了今天这个下场。申生并不敢贪生怕死，只是心疼国君老了，国家又多灾多难。您老人家再不出山，奈吾君何？如果您老人家肯出来做事，申生就算是拜您所赐而死，将无怨无悔。 〔18〕

狐突后来的死节，或许与此有关。

• 12〕 见《左传·僖公四年》。

• 13〕 见《左传·闵公二年》、《国语·晋语一》。

• 14〕 见《国语·晋语一》。

• 15〕 见《国语·晋语二》。

• 16〕 据《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晋献公“烝于齐姜”，生秦穆公夫人穆姬和太子申生。烝，就是与母亲辈的女人发生性关系。齐姜是什么人，有争议。

• 17〕 事见《左传·僖公四年》。

• 18〕 见《国语·晋语二》。

再说君臣

现在，似乎该检讨一下君臣关系了。

君臣父子，历来被看做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想当年，年轻的孔丘到齐国找工作，景公问他何以治国，孔子的回答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齐景公则点头称是说，是啊，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算有粮食，寡人吃得到吗？ 〔19〕

事实上，君臣父子这四个字，乃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理念、道德规范和制度设计，因此从西周以来，就被着力打造、建立和维护，不容动摇。

当然，秦汉前后，君臣关系是有区别的。从西周到春秋，理论上讲是家臣效忠家君，国臣效忠国君，天下之臣效忠天下共主，即士效忠大夫，大夫效忠诸侯，诸侯效忠天子，逐级效忠。到战国，天子没有了，三级效忠就变成了两级效忠。但，逐级效忠不变，君臣关系也不变。

秦汉以后，诸侯没有了，逐级效忠变成直接效忠。皇帝是唯一的君，其他人从官员到百姓，都是臣。不过，这也要看世道。如果天下大乱，则各为其主。比如东汉末年，就是周瑜效忠孙权，关羽效忠刘备，郭嘉效忠曹操。效忠对象虽不相同，君臣关系仍然是纲。

很显然，在中国古代，君臣关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君主制度的基石。其他关系，也都可以看作君臣，比如父亲是家君，丈夫是夫君。兄弟和朋友看似平等，那是因为上面还有君父。没有君父，大哥便是君。君臣之道，岂非大义？

可惜，它先天不足。

不足在于不平等。君父，毋庸置疑地高于臣子。这可是违背人之天性的，因此不能不设法弥补。弥补的办法，是用对等来替代平等。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或“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也就是说，君臣父子都有道德上的义务，也都要遵守游戏规则。一旦失礼，很可能代价惨重。 〔20〕

这事有案可稽。

公元前559年，卫献公请两位大夫吃饭。两位大夫依照礼节，衣冠楚楚准时准点来到朝堂，恭恭敬敬地等在那里。然而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太阳快下山了卫献公还不露面。最后，才发现他在园子里射雁。而且见了两位大夫，居然不脱皮冠就跟他们说起话来。

这是严重的失礼。

我们知道，皮冠，是戎装或猎装。所以，君臣相见，即便是在战争中或狩猎时，也至少要摘下皮冠。鲁成公十六年，晋国大夫郤至三次遇到楚王战车，每次都要免冠。楚共王派使节去慰问他，他立即免冠听命。鲁昭公十二年，身穿猎装的楚灵王接见自己的大臣，则不但免冠，而且去披（脱去披肩）、舍鞭（扔掉马鞭）。这些动作都被《左传》隆重地一一记录在案，可见意义之重大。

实际上服饰在古代中国，都是有意义的。比如不摘皮冠，就是把对方当作仇敌或野兽。请客吃饭而着猎装，更是公然的羞辱。卫国这两位大夫忍无可忍，怒不可遏，便发动兵变把献公驱逐出境，十二年后才让他回国。

此事发生时，晋国的国君是悼公。悼公问他的乐师师旷：卫国人驱逐了他们的国君，是不是也太过分了？

师旷却斩钉截铁地回答：恐怕是他们的国君太过分。国君是祭祀的主持人，也是人民的希望。如果人民失望，那又何必要他？老天爷是爱民如子的。上天为人民立君，难道是让他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 〔21〕

这话说得掷地有声，应该喝彩。

传说师旷先天性失明，自称“盲臣”，却因此拥有了极强的辨音能力，即所谓“师旷之聪”。春秋时诸侯都有精通弹奏的乐师，大多以“师”为氏，如师涓、师襄等。古琴初为五弦，汉朝起定制为七弦，琴式（造型设计）则有数十种之多。

可惜，君要仁，父要慈，要像君和父的样子，并没有可操作的制度来保障，也没法进行监督。他们仁不仁，慈不慈，守不守礼，像不像样，全靠自觉。相反，君父们的绝对权威，则天然合理，无人质疑，不可动摇。结果是，君可以不仁，臣不能不忠；父可以不慈，子不能不孝。甚至一旦君父昏暴，则很可能不幸如申生：尽忠，他得死；尽孝，他也得死。不死，就不忠不孝；死，则忠孝两全。

这是什么混账逻辑！

这又是什么狗屁道德！

于是臣子们便只能碰运气，或者看着办。狐突、里克和庆郑的共同特点，就是恪守臣道，但不出卖良心，也不放弃尊严。要杀，随你！要命，拿去！我可以去死，但话要说清楚。死得不明不白，不干！

荀息则是另一种态度，那就是无条件地尽忠。在他看来，受人之托，尚且要忠人之事，何况是君父所托？至于成功与否，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这恐怕也是大多数臣子的基本立场和选择。因为不管怎么说，君，总归是一国之主；父，则无疑是一家之主。君主蒙羞，则举国蒙羞；君主蒙难，则举国蒙难。所以惠公被俘后，晋国的大夫们都披头散发，拔起帐篷跟着走。

秦穆公无奈，只好派使者去传话：诸位不必那么忧虑吧？寡人陪着贵国国君往西走，不过是要告慰贵国故太子的在天之灵， 岂敢有什么过分之举？ 〔22〕

晋国的大夫们则诚惶诚恐地行起了将亡或已亡之国的大礼，三次下拜三次叩首。他们说：伟大的君上！您老人家脚下是地，头上是天。皇天后土都听到了您的誓言。我等卑微的外邦小臣斗胆站在下风口，等候您仁慈的命令！ 〔23〕

后来晋惠公被释放，这一幕也是起了作用的。

当然，起作用的因素还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晋国外交官的成功斡旋。

• 19〕 见《论语·颜渊》。

• 20〕 见《论语·八佾》。

• 21〕 事见《左传·襄公十四年》。

• 22〕 据《左传·僖公十年》并杨伯峻注，晋惠公即位后，占有了故太子申生之妃。申生向狐突显灵，称惠公必败于韩。

• 23〕 事见《左传·僖公十五年》。

第五章

使节

弱国岂能无外交

秦穆公终于见到了吕甥。 〔1〕

吕甥是晋惠公的死党，里克和丕郑的死敌。当年丕郑被派到秦国赖账，就谎称不同意割让河西之地的是吕甥。穆公听他这么说，便采纳丕郑的建议，派人到晋国诱捕吕甥。没想到吕甥等人识破诡计，反过来杀了丕郑，又把里克和丕郑的死党一网打尽。秦穆公想得到的，自然全部落空。 〔2〕

因此吕甥和穆公，可以说有一种特殊的缘分。只不过这一回，吕甥是作为晋国的使节到秦。使命，则是接回韩之战中兵败被俘的惠公。

吕甥的使命不容易。

任重是肯定的。韩之战，晋国既战败，又理亏。答应赠与的土地不赠与，这是背信；晋国受灾秦国支援，秦国受灾晋国乐祸，这是弃义。因此秦国的愤怒已经到了极点。他们抓住了罪魁祸首，哪能说放就放？

秦国君臣，也意见不一。有人主张杀了晋惠公祭祖，有人主张要晋国拿太子作人质来交换。秦穆公的夫人是晋惠公同父异母的姐姐，则拼了命来救她弟弟。最后，穆公同意谈判，吕甥则来接人。这件事虽然已有八九成希望，但吕甥如果一言不慎，仍可能触怒秦国，那可就万劫不复。

因此吕甥跟穆公的对话，便很有看点。

穆公问：贵国和睦吗？

吕甥说：不和睦。那些小人们，因为国君被俘而羞愧难言，因为亲人战死而悲痛不已。他们不怕征税加赋，全都整装待发，一心要立太子为君。他们说，宁肯事奉戎狄，也要报此大仇！君子则既心疼自己的国君，也清楚他的罪过。他们不怕征税加赋，全都整装待发，一心等待贵国的命令。君子说，秦国的恩德，是一定要报答的呀！如果不能报答，那就只能战死。小人和君子，各执己见，所以不和睦。

这其实是绵里藏针，话中有话了。

穆公当然也听出那骨头来，于是又问：贵国臣民，怎么看国君的命运前途？

吕甥说：小人忧心忡忡，认为他难免一死；君子主张恕道，认为他一定回来。小人说，我们害苦了秦国，秦国岂能放过寡君？君子说，我们已经知罪，秦国一定宽宏大量。一个人，背信弃义就抓起来，低头认罪就放了他，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厚道的德行，更严厉的惩罚吗？结果肯定是心存感激地惦念那恩德，心怀鬼胎地畏惧那惩罚。因此，就凭这一惩前毖后的举动，秦国便可以称霸。敝国的君子们坚信，与此相反的蠢事，秦国是不会干的！

穆公听了，大为赞许。他不但如约放人，还立即改善了惠公的生活待遇。 〔3〕

吕甥这番外交辞令，不卑不亢，有理有节，确实可圈可点；而另一位外交官的表现，则堪称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不能不让人拍案叫绝。

这位使节，就是鲁国大夫展喜。

展喜比吕甥更难。吕甥代表的晋国，只是战败而已；展喜代表的鲁国，却是还没开打就得求和。公元前634年，鲁僖公因为得罪齐国，遭到讨伐。鲁国根本不是对手，只能诉诸外交。但，话怎么说，事怎么办，见面礼怎么送，鲁国君臣一筹莫展。因为再贵重的礼物，人家也可能不屑一顾。最后，展喜决定带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去。

他带去的是“膏沐”。

膏沐，其实就是洗发膏和沐浴露。

展喜说：敝国寡德之君不懂事，没伺候好贵国边疆的大臣，劳累君上您尊贵的脚步踏入敝国卑贱的土地，贵军将士也风餐露宿十分辛苦，寡君非常非常过意不去。因此，特派臣下冒昧地送些洗发膏和沐浴露，以示犒劳。

齐孝公问：鲁国害怕了吧？

展喜说：小人胆战心惊，君子有恃无恐。

孝公说：切！你们的粮库里一粒米都没有，田地里一棵草都不长。贵国都成这样了，凭什么满不在乎？

展喜说：凭贵我两国的传统友谊！贵国先君是太公，敝国先君是周公。想当年，太公和周公辅佐武王平定天下，被成王册封在此。天底下，还有比这更铁的哥们吗？小弟犯了错误，大哥当然要教训，却总不至于要了小弟的命，也不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忘了先王。所以我们不怕。

齐孝公听了，立即下令撤军。 〔4〕

显然，这同样是相当成功的交涉。事实上，弱国未必无外交。相反，正因为弱势，才更要善于运用外交手段；弱国或战败国的使臣，不但要刚柔兼济智勇双全，还更要有君子风度和贵族精神。

那就再看几个案例。

• 1〕 吕甥名饴（读如仪），是晋侯的外甥，采邑在吕（今山西省霍县西），所以叫吕甥。又因为阴（今山西省霍县东南）、瑕（今山西省临猗县附近）也是他的采邑，所以也叫阴饴甥、瑕吕饴甥。

• 2〕 事见《左传·僖公十五年》。

• 3〕 八年后，晋惠公卒，卒后一年，公子重耳在秦国军队的护送下回国为君，是为晋文公。吕甥等人策划叛乱，谋杀晋文公未果，逃亡，被秦穆公诱杀。

• 4〕 事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国语·鲁语上》。

凶险的婚礼

公元前541年，郑国都城之内一片恐慌，因为楚国的一位政要即将进城。

这位政要是王子围。

子围是楚国的令尹。令尹，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执掌军政大权的最高长官，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大多由王子甚至储君来担任。实际上，子围就是前任楚君康王的弟弟，现任楚君郏敖的叔叔。而且，也就在这年年底，他即位为楚王，即楚灵王。这样一位人物，当然非同一般。

令尹子围是来迎亲的。

他娶的是郑国大夫公孙段的女儿。

段，是郑穆公的孙子，所以叫“公孙段”。楚国的政要来迎娶郑国大夫的女儿，这是天大的好事，为什么要恐慌？

因为子围是带着兵来的。

事实上，子围来郑国，主要是进行国事访问，然后参加在郑国境内举行的十一国会议。当时诸侯的会盟有两种：一种叫“乘车之会”，不带兵；一种叫“兵车之会”，带兵。公元前639年宋襄公大会诸侯，约定的就是乘车之会，楚成王却带了兵去，结果宋襄公做了俘虏。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郑国不能不小心谨慎。何况楚国的狼子野心，子围的专横跋扈，没有人不清楚。这回他来郑国，谁知道真实目的是什么？谁又能担保他不会因为某件事情不高兴，就在郑国都城之内大动干戈？

难讲啊，难讲！

没错，此刻已是春秋晚期，礼坏乐崩，并非所有人都讲君子风度。何况楚人一贯自称蛮夷，原本就不那么恪守周礼。公然称王，就是表现。郑国虽然在春秋最早期，曾经是唯一的强国，这时却衰落到接近“第三世界”。楚国则虽然原本“蛮夷之邦”，现在却俨然“超级大国”。这就有如后来的葡萄牙遇到了大英帝国，硬碰硬是不行的。

惹不起躲得起。郑人只好请子围一行住在城外的国宾馆，好吃好喝伺候着。

麻烦在于，子围除了访问，还要娶亲。按照当时的婚姻制度，从说媒到成婚，要经过六道手续。最后也最隆重的一道是“亲迎”，也就是新郎亲自到女方家里迎接新娘。这是除天子以外人人都要做的，子围当然也不例外。

亲迎就得进城，所以郑国恐慌。

这时，郑国主持工作的是大政治家子产。子产其实也没有办法，只能派一位使节去交涉。

使节的话，当然说得非常谦恭。他说：敝国的国都实在太狭小，根本就不足以款待令尹大人的随从。敝国唯恐怠慢，因此请允许我们在郊外清理出一片宽敞的地面，权且替代公孙段的祖庙，不知可否？

子围也派使节作答。

楚国使节的话，同样客客气气，其实却不容商量。楚使说：承蒙贵国君上恩准，赐福予敝国寡德之大夫子围，让围有机会给公孙大夫的女儿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围接到命令，不敢怠慢，立即举行仪式，向列祖列宗禀告，然后才胆敢前来亲迎。如果在荒郊野外举行婚礼，那就等于是把贵国君上的恩典扔在草莽之中，也让敝国寡德之大夫围，蒙受欺骗先君的不白之冤。这样一来，围还能够回国为卿，替寡君效力吗？恳请大人三思！

郑国的使节只好干脆把话说穿。这位使者说：一个国家，弱小不是他的罪过。但如果稀里糊涂地以某大国为靠山，却毫无戒备，那就罪该万死。寡君将公孙之女许配给令尹大人，无非就是想要有个靠山。但是谁又知道，那大国是不是包藏祸心，要打小国的主意呢？我等小人别的不怕，就怕这样一来，小国没了依靠，诸侯也起了戒心。贵国失信于人，号令天下就不再那么一呼百应。否则，敝国的国都，就是贵国的宾馆，哪里还会舍不得开放公孙段的祖庙？

这就等于捅破了窗户纸。子围一行，也知道郑国已经有了防备。借迎亲而灭郑国，是做不到了；而从《左传》的表述看，他们还真有这打算。于是提出不带兵器进城，郑国也表示同意。一场凶险的婚礼，终于有惊无险，化险为夷。 〔5〕

嘿嘿，弱国岂能无外交？

• 5〕 事见《左传·昭公元年》。

枪杆子里面出说法

婚礼结束后，子围便去开会。

这次十一国会议，是五年前“宋之盟”的继续。那次盟会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甚至被认为是东周上下两段的一个分界点——前半段以诸侯兼并为主，大夫兼并为次；后半段则是大夫兼并为主，诸侯兼并为次，堪称划时代。 〔6〕

宋之盟的起因，原本是宋国大夫向戎痛感诸侯争霸，战乱不已，因此发起和平倡议。当时有发言权的超级大国，主要是晋、楚、齐、秦。向戎跟晋国执政赵武、楚国执政屈建私交不错，一说就通。齐国和秦国，也表示支持。诸小国处在夹缝中，早已苦不堪言，更是乐观其成。

于是，公元前546年，即鲁襄公二十七年夏天，以宋为东道国，晋、楚、齐、秦及其同盟国代表，共同签订了和平条约。此后小国得到的和平安宁，宋有六十五年，鲁有四十五年，卫有四十七年，曹有五十九年，多数达半个世纪左右。 〔7〕

因此，历史上便把这次盟会，称为“弭兵之会”。弭读如米，停止和消除的意思；兵，指战争。所谓“弭兵之会”，其实也就是当时的“世界和平大会”。

可惜，世界和平大会，一点都不和平。

盟会还没开始，楚国就提出一个提案，要求各大国的同盟国相互朝见。这个提案表面上看，很是合理。比如江湖大佬们拜了把子，各自门下的小弟当然也要见见，然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但实际上，楚国其实别有用心。要知道，参加盟会的国家中，只有陈、蔡、许三个小国是楚国的马仔，其余鲁、宋、卫、郑这几个中等国家则是晋国这边的。而且，鲁和宋拜了楚国的码头，鲁国的小弟邾和莒（读如举），宋国的小弟滕和薛，也会跟了去。再加上曹国，楚国便宜占大了。 〔8〕

晋国当然不能同意。

于是，晋国代表团团长赵武，便让会议的发起人和联络人向戎转告楚人：晋、楚、齐、秦，地位相当。晋国不能指挥齐国，就像楚国不能命令秦国。楚国如果能让秦国国君驾临敝国，敝国寡德之君又岂敢不去请齐君？楚人则耍赖皮说，那就我们两家的小弟们见见好了。

可见，晋楚两国，一开始就在较劲。

1965年出土于山西省侯马市，文字书于圭形玉石的正反两面。所谓盟书，即会盟时商定的盟约。

因此两国的代表团，也各住一边。晋人住在宋都北，楚人住在宋都南。楚人甚至“衷甲”，也就是礼服里面穿了防弹背心。如此如临大敌暗藏杀机，让晋国代表团颇为紧张。最后，还是副团长叔向安慰团长赵武：打着谋求和平的旗号来发动战争，楚国应该还不至于。

但，要价则是肯定的。

楚人的要求，是先歃。歃（读如煞），就是歃血。这是当时诸侯各国盟会的重要程序。具体做法，是牵一头牛来，割下左耳，放在盘子里；流出的血，则放在一种叫作敦（读如对）的食器中。然后，参加会盟的代表，依次以口微微饮血，或用手指头蘸血涂在嘴旁，叫“歃血为盟”，相当于在合同书上签字。

不过，签字可以同时，歃血却有先有后。排在第一的，一般都被认为是盟主，或盟主就该先歃。所以楚国的要求，晋国便表示不能同意。晋国代表团说：我们是当然的盟主，没有谁可以在晋国之前先歃血。楚国代表团则说：你们自己声称贵我两国地位相等，那就应该轮流坐庄，凭什么每次都是晋国优先？

吵来吵去的结果，是晋国让步。代表团内部，副团长叔向又劝团长赵武：诸侯归服的是德政，不是谁做主持人。历来诸侯会盟，都有小国来主持的。这次就让楚国做一回晋的小弟，又有何妨？

于是楚人先歃。 〔9〕

不和平的世界和平大会，到此总算落下帷幕。但叔向的说法，则其实自欺欺人。没错，小国做盟会主持人的事是有的。但那指的是“执牛耳”，也就是把牛的左耳割下来放在盘里。这种相当于司仪的事多半由小国的大夫来做，盟主是不动手的，在旁边看，叫“卑者执之，尊者涖之”。然后，盟主取敦中之血先歃。盟主歃血后，才轮到其他人。 〔10〕

由此可见，同盟国地位的高低，不在盘中牛耳，而在敦里的血。先歃血的，才是老大。所以，公元前502年，晋国和卫国会盟，卫灵公让晋国大夫执牛耳，自己先歃血，结果便发生了肢体冲突。执牛耳，牛吗？ 〔11〕

看来，弭兵之会上楚国占尽了上风。原因也很简单，这时的楚国已成为南方强国，北方的晋国则开始走下坡路。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着楚国强悍的立场和强硬的态度。种种外交辞令，不过是华丽的面纱。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出说法，甚至歪理。

实际上，所谓“世界和平大会”（弭兵之会），不过是大国的俱乐部。小国除了唯命是从，并没有多少发言权。他们的代表，不要说维持国际秩序，也不要说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就连保住自己的性命都不容易。

比如叔孙豹。

• 6〕 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 7〕 据杨伯峻《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注。

• 8〕 此段分析，请参看童书业《春秋史》。

• 9〕 本节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 10〕 请参看《左传·定公八年》杨伯峻注。

• 11〕 见《左传·定公八年》。

硬汉叔孙豹

叔孙豹差点被杀。

鲁国大夫叔孙豹，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他跟鲁国执政季武子的分工，基本上是“叔出季处”，也就是叔孙豹管外交，季武子管内政；叔孙豹出使，季武子守国。所以，公元前546年的宋之盟，公元前541年的虢之会，叔孙豹都是鲁国的首席代表。他的差点被杀，就发生在虢之会。

所谓虢之会，是五年前宋之盟（弭兵之会）的延续。因为会议地点在东虢（故城在今河南省郑州市境内），故名。东虢原本是周文王弟弟虢叔的封国，后来被郑国所灭，这会儿是郑国的属地。因此，楚国令尹子围来开会，便先访问郑国，顺便迎娶郑国大夫公孙段的女儿，这才有了那场“凶险的婚礼”。

那么，宋之盟后，为什么还要有虢之会？

表面上的理由，是重申世界和平；实际上的原因，是楚国要维持霸权，甚至是子围要耀武扬威。所以在会前，楚国代表团便提出不再歃血。因为上次会议是楚人先歃，如果又来一次，则理应让晋国先。如果不歃，则楚国仍是盟主。晋国代表团团长赵武再次让步，盟会也完全变成了走过场。

大出风头的是子围。

子围当然得意。五年前弭兵之会时，楚国的首席代表是屈建。一年后，康王和屈建相继去世。康王的接班人懦弱无能，子围便大权独揽，玩弄国君于股掌之间。这次出国，更公然摆出楚王的仪仗，成为本次会议最遭热议的花絮。各国代表指指点点，楚国副代表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

然而就在楚人春风得意，各国议论纷纷，会议即将结束之时，战争却爆发了。

发动战争的是鲁国的季武子。季武子事先不打招呼，突然袭击了莒国的城市郓（读如运，在今山东省沂水县），并据为己有，莒人则一状告到了会上。莒国在历史上，是一会儿依附于鲁，一会儿依附于楚的。现在鲁国欺负他，他当然要请楚国做主。楚国以盟主自居，也当然不能不管。何况这事还发生在世界和平大会期间，如果不闻不问，实在说不过去。

于是楚国代表团正式照会晋国：请同意诛杀鲁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叔孙豹，以谢天下！

晋国，该如何表态？

很难很难。

事实上，诚如楚人所言，弭兵之盟还没散会，鲁国就发动了对与会国的战争，当然是对会议的公然挑衅，对誓言的公然背叛，对盟约的公然亵渎。但，这事是季武子干的，叔孙豹并不知情。杀叔孙豹，岂非冤枉？

晋国代表团团长赵武的助理却趁火打劫，向叔孙豹索取贿赂。这位助理竟然派了一个使者前去暗示：只要叔孙豹肯花钱，他可以在赵武和楚国那里代为说情。

当然，助理的话说得很委婉，他想要一根腰带。

叔孙豹断然拒绝。

生死未卜的叔孙豹说，我等参加盟会，是为了保家卫国。国家出了事情，总要有人顶罪。我如果靠贿赂而免于一死，那些人无从泄愤，就只能进攻鲁国了。这是给国家带来灾祸呀，怎么能算是保卫她？

何况一个使节，奉君命而临大事，代表的是自己的国家。国家出了事，花钱去私了，岂非化公为私？此例不可开，此风不可长。我叔孙豹宁愿去死，也不行贿！

于是，叔孙豹扯下一块绸缎对使者说：我的腰带太窄了，请拿这个回去交差吧！

赵武听说，肃然起敬。

深受感动的赵武说：一个人，大祸临头却不忘国家，这是忠心；面对灾难却不离职守，这是诚信；为了祖国而不惜牺牲，这是坚定。一事当前，首先想得到的是忠信坚贞，这是道义。这样的人，难道也可以杀吗？

当然不可以。

事实上，不但晋国代表团力保叔孙豹，就连楚人最后也网开一面。因为正如赵武所言，一个国家，如果所有的大臣都像叔孙豹一样，在内不怕困难，在外不避艰险，那就固若金汤，无所畏惧。这一点，倒是不论大国小国的。 〔12〕

所以，必须保住叔孙豹。保住叔孙豹，就是保住一种气节，一种精神。有这种气节和精神，就是男子汉大丈夫。汉子是会受到敬重的，哪怕他不是使者，甚至还是对方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敌人。

比如叔詹。

• 12〕 本节综合《左传·昭公元年》、《国语·鲁语下》。

两手都要

叔詹是晋文公重耳指名道姓要杀的人。

公元前637年，流亡国外的晋国公子重耳路过郑国，遭到郑文公傲慢无礼的对待。第二年，重耳在秦国军队的护送下回国，成为晋国国君，是为晋文公。六年后，也就是公元前630年，晋文公为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同时惩罚郑国在晋楚城濮之战中向着楚国，便联合秦国伐郑。联军来势汹汹，兵临城下。据说，晋国的军队甚至已经推倒了郑都城墙上的矮墙。

这时，郑人无论怎样求饶都不管用。满腔仇恨的晋文公放出话来：把叔詹交给我，我就撤兵。

叔詹，怎么就得罪晋文公了？

难道郑文公的无礼，是叔詹的主意？

不。恰恰相反，叔詹力劝郑文公善待重耳。只不过，当他再三规劝仍然无效时，叔詹提出：如果不能以礼相待，那就杀了他。因为叔詹早已断定，公子重耳非同一般，迟早会继承君位。到时候，他也一定会来报复。

事实证明，叔詹是对的。

不过，当年的郑文公虽然铸下大错，这时的表现却像条汉子。他拒不交出叔詹，甚至不把这事告诉叔詹。

叔詹却挺身而出。

准备以身殉国的叔詹，只身一人奔赴晋营。他说：晋人围我郑国，不就是想要得到詹吗？如果以区区一人之身，可以换回百姓的生命、国家的安宁，这正是詹的愿望。

晋人则架起一口大锅，打算把他烹了。

叔詹说：请允许我把话说完再死！

晋文公说：你讲！

叔詹说，皇天上帝降灾于郑，让我郑国大祸临头。今天这个局面，是下臣当年就预计到了的。能够尊敬贤明，防止祸患，这就是智慧；能够杀身成仁，报效祖国，这就是忠诚。说完，叔詹走向那口大锅，两手紧紧抓住鼎耳，对着苍天大声呼喊：杀了我吧，杀了我吧！从今往后，以智慧和忠诚报效国家的，都跟我同样下场！

晋文公站了起来。他不但立即下令释放叔詹，而且以最隆重的礼节送他回国。

回国以后的叔詹受人敬重自不待言，可惜事情却并未因他的忠烈而告终。积怨难消的晋文公又提出，必须见到郑文公，当面羞辱一番，才肯罢休。

如此城下之盟把郑文公逼入了死角：签则辱国，不签则亡。进退维谷，就需要外交官来斡旋了。

郑国派出的外交官，叫烛之武。

烛之武是郑文公亲自请出的，之前则似乎颇受冷落。所以，郑文公去请他时，他的回答是：臣年轻的时候，尚且比不上别人。现在老都老了，又能怎么样？郑文公则放下身段诚恳相邀：过去没能重用先生，是寡人的过错。但如果郑国灭亡，于先生也有所不利吧？

于是烛之武趁着夜色潜入秦营，去见秦穆公。

烛之武的做法是对的。因为这个时候，做晋文公的工作已无济于事，只能釜底抽薪，策反秦穆公。但，动之以情没有用，晓之以理也不成。能够说服秦穆公的，只有利害。

潜入秦营的烛之武，给穆公算了三笔账。

第一笔账，是灭亡郑国对秦有没有好处。烛之武的结论是没有。因为秦国和郑国之间，隔着晋国。就算秦晋两国瓜分郑国，秦国得到的也是一块飞地。飞地很难真正占有。最后的结果，势必便宜了晋。晋国占便宜，就是秦国吃大亏，还要搭上财力物力，兴师动众，何必呢？

第二笔账，是保全郑国有没有好处。结论是有。因为秦在西，郑在中原。秦国有事于诸侯，多半要借道郑国东行。郑国作为东道主，可以为秦国的行李往来，提供种种方便。东道主，就是东边道路的主人；行李又叫行理或行人，也就是使者。所谓“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供其乏困”，就是整个郑国都成为秦的驿站和招待所，好处当然不小。

第三笔账，是晋国和秦国的联盟靠不靠得住。结论是靠不住。前车之鉴，便是晋惠公的背信弃义。何况晋国的野心哪里会有满足？他现在挥戈向东，把郑国当作囊中之物。如果得手，下一步就该向西扩张了。西边除了秦国，还有谁能填饱他的肚子？因此，对于秦国来说，联晋灭郑是损己利人，甚至引狼入室。

最后，烛之武对穆公说：请君上三思！

秦穆公当然一听就懂。他立即单方面与郑国签订和平协议，还派出部队给郑国站岗放哨。晋国的大夫闻讯，请求攻击秦军，晋文公却不同意。文公说，没有秦国，寡人就没有今天。受惠于人又反目为仇，是不仁；失去盟国再树敌人，是不智；放弃和谐制造动乱，是不武。我还是回去吧！

结果晋文公也撤兵。 〔13〕

命悬一线的郑国终于转危为安，这是叔詹和烛之武，也是义和利的共同胜利。

• 13〕 本节综合《左传·僖公三十年》、《国语·晋语四》、《史记·郑世家》。

如果战败

郑文公应该庆幸，因为战败国的日子不好过。

事实上，仅仅过了三十三年，郑国就真正尝到了战败的滋味。只不过，这次的胜利者是楚人，战败的郑君则是襄公。公元前597年，也就是襄老战死，知罃被俘的同一年，楚庄王因郑国在楚晋之间摇摆不定，决定教训一下这个“两面派”。这年春天，楚军包围了郑都。三个月后，郑国最后一道防线被攻破。郑襄公无路可走，只有投降。

投降是无条件的。作为战败国国君，襄公光着膀子牵着羊，递交了投降书。投降书上说得很清楚，郑国的土地、臣民和他自己，都任由楚国处分。也就是说，即便楚君开恩不灭亡郑国，郑国也跟楚国的一个县没什么两样。

递交了投降书，郑襄公就等着发落。

很显然，战败国不可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前途也有好几种。待遇最好的，是只要认输认栽，胜利者就放他一马，歃血为盟即可。但，这种情况多半发生在春秋早期，交战双方也原本势均力敌。既然吃不掉对方，当然讲和为宜。

春秋晚期的小国就难说了。好一点的，是虽不亡国，但要变成附庸。再差一些，是战败国的臣民被迁出祖国，到其他地方定居。更差的，是他们都成为奴隶，被当作苦力、贡品或商品。当然，他们也可能被整体掳往战胜国，有如当年犹太人的“巴比伦之囚”。运气不好的国君或储君，则可能血溅礼器，尸横祭坛，成为刀下之鬼。

这是有案可稽的。

比如蔡灵公。

蔡灵公原本是蔡景公的太子。公元前543年，蔡景公为太子娶妻于楚，然后又跟这儿媳妇私通。太子忍无可忍，杀了景公，继位为君，是为灵公。

不过蔡灵公被杀，却不因为弑君，而在对楚国不忠。他伺候的楚君，偏偏又是灵王。前面说过，谥号为灵的都有问题，比如与夏姬偷情又被夏姬之子杀掉的陈灵公，因为吃王八起纠纷而被杀掉的夏姬之兄郑灵公，派刺客暗杀大臣反被杀掉的晋灵公，做事不靠谱派宦官去向战俘传达命令的齐灵公等等。现在蔡灵公遇到了楚灵王，当然不灵，活该他倒霉。

公元前531年，也就是蔡灵公弑君之后十二年，此公被楚灵王骗到某地，灌醉后活捉，然后杀掉。与此同时，楚灵王派兵包围蔡国，蔡国太子率领国人英勇抗战，最后因力不能支而城破被俘，楚灵王竟把他杀了祭祀社神。 〔14〕

战败国命运之惨，可见一斑。

那么，郑襄公前途如何？

他的运气不错。因为这时的楚君，还不是灵王，而是庄王。庄王不但没有采纳某些人的建议灭亡郑国，反倒退兵三十里，才跟郑国签订和平条约。 〔15〕

但，如果以为楚庄王是发善心，那就大错特错了。也就在一年前，他借口讨伐夏姬的儿子而入陈，便决定把陈变成楚国的一个县。事实上，如果不是他自己外交官的一席话，陈国没准就灭了，后来的郑国也不会有好下场。

这位楚国外交官，叫申叔时。

楚庄王进攻陈国的时候，申叔时正好出使齐国。使命完成以后，照例要回国向君王复命。然而申叔时述职完毕，便立即退下，什么都不再说。

庄王奇怪，让人叫住他问：寡人凯旋，众人皆贺，只有你一言不发，什么意思？

申叔时问：可以陈述理由吗？

庄王说：当然可以。

申叔时便说，一个人牵了牛去践踏别人的田地，当然有罪。但如果把他的牛也没收，惩罚就太重。诸侯追随大王，是要讨伐乱臣贼子。如果顺手牵羊，把陈国也变成楚县，岂非贪小便宜？因小利而失大义，恐怕不妥吧？

庄王问：把陈国还给他们，可以吗？

申叔时说：我们这帮小人讲不了大道理，只不过平时就有句口头禅，叫“还回去总比不还的好”。

于是楚庄王让陈复国。 〔16〕

如此看来，当年的叔詹和烛之武，堪称功莫大焉。事实上，没有烛之武，秦国不会撤兵；没有叔詹，晋国也不会罢手。不难想象，晋文公作出最后决策时，叔詹的影子一定在他眼前挥之不去。没错，政治、外交、战争，说到底都是为了国家利益。因此真起作用的，一定是利，秦穆公可以证明；然而感人至深的则一定是义，晋文公可以证明。

那么，楚灵王之灭蔡呢？

没人看好。

实际上事件发生前，晋国的政治家叔向，郑国的政治家子产，就断言蔡国必亡，楚灵王也不得好死。他们的意见也很一致：蔡灵公有罪，所以上天要借楚人之手灭了他。楚灵王多行不义，所以上天要用灭亡蔡国来加重他的罪孽。

呵呵，上帝要他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周景王手下一位名叫苌弘的大夫，更是从星相学的角度作了解释。苌弘说，蔡灵公弑君那年，岁星在营室。至今十二年，岁星又在营室。所以蔡灵公必遭报应。

苌弘又说，楚灵王弑君那年，岁星在大梁。两年后，岁星又会在大梁。距离楚灵王弑君，也是十二年。所以两年后，楚灵王必遭报应，蔡国则会起死回生。 〔17〕

事实证明，叔向、子产和苌弘的预测都没错。公元前529年，楚国内乱，灵王自杀，蔡人复国。一切都准时准点，分秒不差，就像事先有一张时间表。 〔18〕

奇怪！这世界上，难道真有天意？

不妨看看周人的鬼神。

• 14〕 事见《左传·昭公十一年》。

• 15〕 事见《左传·宣公十二年》。

• 16〕 事见《左传·宣公十一年》。

• 17〕 语见《左传·昭公十一年》。岁星就是木星。营室，即二十八宿的室宿，有两颗星，即飞马座的α和β。大梁，为十二星次之一，相当于黄道十二宫的金牛宫。

• 18〕 事见《左传·昭公十三年》。

第六章

鬼神

人有病，天知否

占卜的结果出来后，所有人都哭了。

这是公元前597年的春天。楚庄王的军队围困郑国都城七天后，郑人进行了占卜。他们先问：跟楚国讲和，有可能吗？征兆显示没有。又问：在太庙里哭，把战车都开到街上准备巷战，有可能吗？回答是有。于是国人来到太庙，守城的战士则在城墙上号啕大哭，一直哭得昏天黑地。

结果楚人退兵，留出时间让郑人修城。

当然，也可能是想招降。 〔1〕

与此同时，晋国的大军也浩浩荡荡地开了过来。他们是听说郑都被围，闻讯赶来的。在晋楚两国的争霸斗争中，郑是晋国的小兄弟。小弟挨打，老大岂能坐视不管？当然要出手。

为此，晋国军方排出了一个豪华阵营。

请看名单——

我们知道，晋国号为三军，实为六军。因为三军的统帅和副帅，都各有一支部队，每军也各有两个大夫，中军统帅则为元帅。也就是说，郑都被围时，晋国六军齐发，在元帅荀林父的率领下前来救援。

郑国却投降了。

投降是必然的，因为扛不住。楚军围城三个月后，郑都沦陷。襄公光着膀子牵着羊，递交了投降书。楚庄王则退兵三十里，跟郑国签订了和平条约。

晋军得到这个消息是在黄河边。这时，前进还是后退就成了一个问题。继续前进是没有意义的，也师出无名。郑国降都降了，你还救什么救？退回去同样不行。不但无法交差，这口气也咽不下。

箭在弦上，晋楚终于交手，这就是“邲之战”。

邲之战的过程复杂而混乱，结局却很清楚，那就是楚军大胜，晋军大败。没失败的，只有士会统帅的上军；先撤退的，则是赵婴齐指挥的部分中军。因为他们事先都做好了战败的准备。溃不成军的其他部队，则在半夜三更黑灯瞎火地渡过黄河，吵吵嚷嚷整整一夜。前面说过的荀首之子知罃也在战争中被俘。荀首只好又杀回去，射死夏姬的丈夫襄老，俘虏了楚国的王子，最后才换回儿子。 〔2〕

这一回，晋人恐怕连哭都哭不出。

如此结局，应该不难预料。事实上，从一开始，晋军六帅十二将，意见就有严重分歧。中军副帅先縠，中军大夫赵括，下军大夫赵同，主张跟楚军决一死战；上军统帅士会，下军统帅赵朔，下军副帅栾书，下军大夫荀首，则认为应该避其锋芒。荀林父是新上任的元帅，原本威望不高。此刻夹在两派之间，更是举棋不定，完全没有了主张。

先縠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縠说，身为军帅，却像懦夫，诸位做得到，我做不到。晋国的霸权如果丢在我们手上，不如去死！

于是，自说自话带了部队就过河。

这就是盲动了。

盲动的结果是被动。先縠过河后，军法官韩厥便对荀林父说：这支部队单兵深入敌境，多半是有去无回。您老人家可是元帅。部队不听指挥，这是谁的罪过？何况无论丢失属国，还是损兵折将，都是大罪。既然如此，不如进军。就算兵败，六个人来分担罪责，也比您一个人扛着好。

晋军这才全部过河，安营扎寨。

渡过黄河的晋军将帅仍然争论不休，中军副帅先縠则一如既往地刚愎自用。上军统帅士会和副帅郤克提出要加强战备，先縠居然也反对。士会只好让上军大夫巩朔和韩穿埋伏起来，中军大夫赵婴齐则悄悄地去准备撤退的船只，因此这两支部队最后总算得以保全。

好嘛！如此群龙无首自行其是，岂能不败？

相反，楚人则好整以暇，庄王甚至一开始就不想打这一仗。后来取胜，也没把晋军往死里打。本卷第三章所说楚军教晋军修理战车，让他们逃跑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场战争中。溃败的晋军夜里渡河，庄王也没让人去赶尽杀绝。这跟他的伐郑和善后，同样颇为得体。

据《中国历代战争史地图集》。公元前597年，大败于城濮之战的楚军，在邲地与晋军再次大战。晋军将佐不和、指挥无力，最终楚军大胜，楚庄王也因此役奠定霸主地位。

所以士会说，庄王在德行、刑罚、政令、事务、典则和礼仪六个方面都无可挑剔。如此稳如泰山，岂能不胜？ 〔3〕

那么，所有这些，老天爷知道吗？

有人说知道。六十年后有一个人说，邲之战的结局，占卜已经预示过了。只不过，占卜是在城濮之战，比邲之战早了三十五年。当时占卜的征兆，是楚胜晋败，结果却是晋胜楚败。占卜是不会错的。所以，邲之战，楚国必胜无疑。

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逻辑。

说这种怪话的人，又是谁呢？

蹶由。

• 1〕 招降的说法，请参看童书业《春秋史》。

• 2〕 知罃被换回一事，见本卷第三章。

• 3〕 以上事见《左传·宣公十二年》。

迟到的应验

蹶由是吴王夷末的弟弟。

说起来吴也是文明古国，始祖是周文王的伯父，号称“吴太伯”。他和弟弟仲雍为什么要在千里之外建国已不可考，只知道司马迁把他们列在了世家的第一名。

可惜这“文明古国”在西周和东周，都悄无声息，名不见经传。直到春秋中期，吴国的国名才开始见于《春秋》，吴国的君主也才见于《左传》，并且是在同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来到了吴国。

这位老朋友，就是夏姬最后一任丈夫巫臣。

公元前584年，或前一年，早已成为晋国大夫的巫臣获准出使吴国，见到了吴王寿梦，劝说他与晋国结盟，目的则是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楚国。

巫臣反楚是必然的。

众所周知，楚是晋的死敌。一部春秋史，差不多就有半部是晋和楚的争霸史。因此，从城濮之战到邲之战，两国交兵不断。连带着那些中等国家（比如郑和宋）和小国（比如附楚的沈，附晋的江），也倒了霉。巫臣作为晋臣，当然要联吴反楚。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也是他能对晋国作出的贡献。

另一方面，巫臣与楚也有私仇。实际上此前楚国的大夫子重和子反，已经杀光了巫臣的族人，以及夏姬的前任情人襄老之子。子反杀人是因为巫臣夺走了夏姬。子重杀人，则因为巫臣曾阻止他得到采邑。双方结下的梁子已不可解，血海深仇更演绎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戏。

巫臣使吴，是大戏的序幕。

决心复仇的巫臣带去了三十辆战车，还有驾驶员和狙击手。他用这些战车和战士做教练车和教练员，教吴人行军打仗，布阵攻城。又让自己的儿子担任吴国的外交官，与华夏各国建立广泛的外交关系，把吴的触角伸向了中原。

有了军事和外交这两手，吴国开始伐楚，伐巢（今安徽省巢县），伐徐（今安徽省泗县），并占领州来（今安徽省凤台县）。子重和子反则被打得顾首不顾尾，疲于奔命。 〔4〕

吴国崛起了。

崛起的吴国成为楚的死敌。公元前537年，楚人联合越国和东夷伐吴，结果他们的一支部队被吴国打败。于是吴王便派蹶由去劳军。这在春秋，原本是贵族的礼仪。楚人却蛮不讲理地把蹶由抓起来，还要拿他去衅鼓。

这事做得太不像话。

不像话是肯定的。蹶由是吴王的弟弟，吴国的公子。彬彬有礼来劳军，不能款待也就罢了，岂能把他抓起来？这次遭遇战，吴人是胜利方，蹶由也不是战俘，岂能杀他衅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国际惯例，也是起码的道德礼仪和游戏规则，岂能如此破坏？真真岂有此理！

不过这时的楚君是灵王。他不像话，也不足为奇。

蹶由被带到了刑场。

楚灵王派人问他：你来之前，没占卜吗？

蹶由说：占卜了。吉！

这就奇怪。吉，为什么会成为刀下之鬼？

蹶由解释说，寡君听说伟大的君上您要在敝国进行军事演习，便到太庙用龟甲进行了占卜。寡君对鬼神说：下臣马上就要派人去犒劳楚军，借此机会观察一下楚王火气的大小，以便做好我们的战备，请神灵明示这事能否成功。龟甲显示的征兆是吉。事实也证明，我们已经成功。

这又奇怪！被杀，是成功？

当然也有解释。

蹶由说，下臣这次出使贵国，君上如果春风满面和蔼可亲地款待使臣，敝国一定会松一口气。这样一来，敝国就会放松警惕，忘记危险，忽视战备，离亡国也就不远。现在君上怒气冲天大发雷霆，不但虐待使臣，还要以臣衅鼓，敝国也就知道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敝国虽然弱小，但如果准备充足，也还可以与贵军周旋。关键，是有备无患。总之无论君上如何对待使臣，敝国都能知道该怎么办。战争也好和平也好，都有思想准备，当然吉。

接下来，蹶由又说：何况敝国寡德之君在太庙占卜，是为了国家人民江山社稷，哪里是为使臣一人？臣命不足惜，请君上尽管拿去衅鼓。如果臣以小命一条，能够换来国家安全，相比之下，请问哪个更吉利？

楚灵王无话可说，只好不杀蹶由，但也不放。直到鲁昭公十九年，蹶由才被释放回国。那时他已被囚禁十四年，楚君也不再是灵王，而是平王。

值得注意的，是蹶由最后一段话。

蹶由是这样说的：既然有龟甲，又有什么事情不能拿来占卜？占卜的结果，无非是吉，或者凶。有吉就有凶，有凶就有吉，谁能肯定凶或吉就一定落在某件事上？比如贵国在城濮占卜到的吉，不是后来才应验在邲之战吗？ 〔5〕

这话值得商榷。

从逻辑上讲，所谓“城濮之兆，其报在邲”的说法如果成立，那就意味着每次占卜的征兆未必立即兑现。这当然也未尝不可。问题是，如果兑现或应验都是迟到的，或不准时的，甚至说不清什么时候才对得上的，那么请问，我们还要占卜干什么？要知道，每次占卜，都要有“命辞”，相当于算命先生问你“算什么”。总不能说我问这笔生意能不能成，要等到二十年后下笔生意才应验吧？

由此想到的问题是：周人对于鬼神、宿命、天意，以及占卜、巫术、祭祀等等，到底是信还是不信？

这可是关系到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问题，不能不问。

• 4〕 事见《左传·成公七年》。

• 5〕 事见《左传·昭公五年》。

信不信由你

周人对于鬼神，似乎是也信也不信。

跟殷商一样，周人也有祭祀和占卜，而且很重要。但凡国和家有大事，比如打仗、结盟、婚配、立储，都要占卜和祭祀。两件事目的并不相同，占卜是问，祭祀是求。或者说，占卜是向鬼神请求指示，判断凶吉；祭祀则是向鬼神汇报工作，祈求福佑。分工不同，重要性则如一。 〔6〕

因此，从天子到诸侯，王室和公室里都有负责跟鬼神打交道的专职人员，分别叫祝、宗、卜、史，他们的首长则叫太祝、太宗、卜正、太史，各自负责不同的项目。

祝的任务是代表祭祀者向鬼神致辞，因此特别需要知道鬼神的故事和脾气。宗的任务是管理祭祀的程序，以及祭祀的场所和器物。也就是说，祝和宗，是负责祭祀的。

即占卜后刻上文字的龟甲。

文字大意是问卜对殷王的祭祀。

负责占卜的，则是卜和史。卜，又分两种。一种是用龟甲，也叫“龟”或“卜”。另一种是用蓍草，叫“筮”。记录筮法的书，就叫《周易》。龟和筮，可能由两个人分别负责，也可能由一个人包干。占卜的结果，由史记录在案。当然，史不但敬鬼神，更要管人事。后来，就变成专业历史学家。 〔7〕

很清楚，祝、宗、卜、史，都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也是王侯们的智囊团。

但，智囊而已。

事实上，祝宗卜史都是技术官僚，或者说是事务官而非政务官，更不是政治家，因此他们的意见，往往仅供参考。王侯们则也许听也许不听，可能听可能不听。如果占卜的结果不能让他们满意，还会要求重来。

比如晋献公。

晋献公的故事前面已经讲过，他是因为宠爱骊姬而跟申生、重耳、夷吾三个儿子都翻脸的。当时他想立骊姬为君夫人（国君正妻），照例要占卜。先用龟甲，结果是不吉。再用蓍草，结果是吉。卜人说，筮短龟长。龟是动物，蓍草是植物。动物比植物更有灵性，所以龟卜的征兆更靠谱。

但是怎么样呢？献公根本不听。 〔8〕

事实上周人的占卜往往只是一种仪式，或心理暗示。拿主意做判断，恐怕并不真靠这个。公元前525年，吴伐楚。楚国的令尹占卜战争的结果，不吉。楚军司马公子鲂（读如房）便说，我们地处长江上游，怎么会不吉利？再说了，占卜战争，惯例是司马发表命辞。我要求重来。

于是重来。

公子鲂便对鬼神发表命辞：鲂率领亲兵以必死的决心打头阵，楚国国军跟着上去，希望大获全胜，行吗？

征兆是：吉。

于是，公子鲂便带兵冲锋陷阵，果然战死。楚军也果然胜利，还缴获了吴国一条大船。这条大船是那样的重要，以至于吴国的公子光（也就是后来的吴王阖闾，夫差的父亲）拼死拼活也要把它再夺回去。 〔9〕

史书没有记载负责本次占卜的人是谁，可见其人并不重要。实际上，只有那些被视为预言家的才可能载入史册，比如秦卜徒父。公元前645年，秦晋两国发生韩之战，战前由徒父进行占卜，结论是此战必定活捉晋惠公。由于他的预测与后来的结果高度一致，因此此人青史留名。 〔10〕

至于那些屡屡言中的“名卜”，则更会名垂青史。

比如卜偃。

卜偃是晋国的卜官。他最牛的预言，是毕万的后代非比寻常。毕万原本是晋献公的车右。因为有功，被封在魏（今山西省芮城县），并升级为大夫。卜偃马上说：万是大数，魏（通巍）是大名。初次封赏就如此崇高，这是上天在暗示了！天子的子民叫兆民，诸侯的子民叫万民。毕万的子孙，将被万民拥戴啊！ 〔11〕

这话其实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而且也没有错。毕万的子孙后来不但成为诸侯，还成为国王。他们的国家也就叫“魏”，是“战国七雄”之一。

这样的预言，实在很牛。

所以，卜偃的身影，便频繁出现在《左传》。

还有裨竃（读如皮灶）。

裨竃是郑国的预言家，曾经成功地预测了周灵王、楚康王和晋平公的死亡，以及陈国的复国和灭亡。他甚至能说出准确的时间，比如晋平公将死在七月戊子，陈国将在五年后复封，然后再过五十二年彻底灭亡。依据，则主要是星相学的。看来此人懂天文，通五行，还会巫术，是个全才。

因此，公元前525年，也就是楚国司马公子鲂与吴军战斗而死的那一年，裨竃预言宋、卫、陈、郑四国将在同一天发生火灾。他还告诉郑国大政治家子产，其实有办法消灾。

子产却不理他。

第二年五月，裨竃的预言兑现，宋、卫、陈、郑，果然在同一天陷入火海。

裨竃便对子产说：不听我的，还会着火。

子产还是不听。

有趣的是，火灾也没再发生。 〔12〕

这就说不清裨竃是灵还是不灵。但这并不要紧，重要的是子产的一段话。正是这段话，让我们对周人甚至华夏民族的鬼神观念，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

那么，子产说了什么？

• 6〕 请参看童书业《春秋史》。

• 7〕 请参看张荫麟《中国史纲》。

• 8〕 事见《左传·僖公四年》。但立骊姬为君夫人，不在此年。

• 9〕 事见《左传·昭公十七年》。

• 10〕 事见《左传·僖公十五年》。

• 11〕 事见《左传·闵公元年》。

• 12〕 裨竃事迹见《左传》之襄公二十八年、三十年，昭公九年、十年、十七年、十八年。

神就是人

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清楚：人间事近在眼前，老天爷远在天边。自然界的规律、法则、变故、奥秘，根本就不是我们能掌握的，怎么可能由天道而知人道，由天象而知人事？至于裨竃的预测精准，不过因为话说得多，当然总会有碰巧说中的，其实哪里知道什么天道？ 〔13〕

嘿嘿，他根本就不信。

子产不信裨竃，也不信其他神神叨叨。第二年，郑国发生水灾，国人报告说有龙在城门外的水潭里打架，要求进行祭祀。子产说，我们打仗，龙并不看。那么龙打架，我们为什么要去看？我们无求于龙，龙也无求于我。水潭，原本就是龙的。它们在自己的地盘里打，尽管随它去！ 〔14〕

但，前一年的火灾，子产却是进行了祭祀的。他祭祀了水神玄冥和火神回禄，迁走了太庙里的神主和大龟，后来还大建土地神庙，这又是为什么？

安定人心。

人心是重要的。四国大火齐发，难免人心惶惶。这个时候，不去讨论鬼神是否存在，先用来抚慰人心再说，便相当于现在的“心理治疗”，并非没有意义。

但更重要的，还是务实。

实际上当时子产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控制局面和灾后重建，包括派府人（国库管理员）和库人（兵库管理员）看守仓库，司马（军法官）和司寇（刑法官）实施救火。子产还让人记录被烧毁的房屋，减免受灾群众的赋税，并发给他们盖房子的建筑材料。与此同时，他还立即派出外交官向各国通报灾情，下令在全国哀悼日期间，市场停止交易三天。

所有这些，都表现出务实精神和人文关怀。这才是更重要的。所以，宋国和卫国的做法也一样。相反，像陈国那样不救火，许国那样不恤民，舆论便认为他们迟早要灭亡。 〔15〕

神重要，还是人重要？

人重要。不要忘记，正如《奠基者》一卷所说，周人的核心思想和主流观念，可是“以人为本”。

因此，神就是人。

不妨看看我们的神。

华人的鬼神世界和崇拜系统，在东汉前后并不一样。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道教悄然兴起，中国便多出两个崇拜对象，这就是佛和仙。佛原本是人。只不过悟得无上正等正觉，先自觉，后觉他，最后觉行圆满，便由人变成了佛，叫“立地成佛”。仙也原本是人。只不过服了某种丹药，或有了某种法术，可以腾云驾雾，长生不老，便由人变成了仙，叫“肉体成仙”。而且，成仙者还可以带上七大姑八大姨和阿猫阿狗，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总之，佛和仙，都是人。这两个字，也都是单人旁。

那么，东汉以前呢？

东汉之前的祭祀对象和崇拜对象主要有三种：天神、地祇（读如其）、人鬼。天神是天上的，比如风神、雨神、太阳神。地祇是地上的，比如山神、河神、土地神。人鬼则是死人。人死为鬼。祖宗和烈士，都是人鬼。称之为鬼，不带贬义，也不是亵渎，是实话实说。

那么，天神和地祇，是人还是神？

人。只不过，是有大功德、大贡献、大作为于人类社会或国家民族的。这些功德和贡献，主要包括五项指标：为民立法，以身殉职，以劳定国，抗御天灾，平息祸乱。一个人只要达到了其中一项，死了以后就不是鬼，而是神。

比如后土和后稷。

后土和后稷是华夏民族最重要的神。后土就是土地神，他的祭坛叫社。后稷则是谷神，他的祭坛叫稷。社和稷连起来，叫社稷。社稷和宗庙，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建筑物，甚至是国家政权的代名词。

然而社神与稷神，也原本都是人。稷神是两个人，一个是炎帝的儿子柱，另一个是周人的先祖弃。他俩的贡献，是发展了农业，所以是谷神。社神则是共工的儿子句龙，曾担任黄帝的国土资源部部长（后土），所以是土地神。 〔16〕

其实就连最高天神上帝，也一样。比如商人的上帝，就是他们的祖先帝喾；楚人的上帝，则是他们的祖先祝融。只不过，商人的叫上帝，楚人的叫上皇。上皇其实就是皇天上帝，也就是《九歌》中的东皇太一。

很清楚，我们民族的鬼神世界中，没有创世神，只有创业神。家大业大功劳大，这才福大命大造化大。但，他们的功德、贡献、作为，必须足够大。不够大，则仍然是鬼。大人物死了是“大鬼”，名人死了是“名鬼”。

鬼神既然原本是人，则鬼神的世界跟人类社会一样，也有部落和国家，而且是天人对应的。不同的部落和国家，有不同的上帝和鬼神。不是一家人，就不拜一家神，叫“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 〔17〕

也就是说，你有事，要占卜或祭祀，必须面对自家的鬼神。否则，神不受理。

神与人，也是有血缘关系的。

同样，既然神的世界就是人的世界，那么，神的心灵就是人的心灵，神的愿望就是人的愿望，神的梦想就是人的梦想，神的爱情也就是人的爱情。

比如山鬼。

• 13〕 语见《左传·昭公十八年》。

• 14〕 事见《左传·昭公十九年》。

• 15〕 事见《左传·昭公十八年》。

• 16〕 请参看《国语·鲁语上》。鲁国是保存周礼最完整的国家，鲁人的说法是可靠的。

• 17〕 语见《左传·僖公十年》。

山鬼与女巫

山鬼是骑着豹子登场的。

那是一头赤色的豹子，有着流线型的身材，轻巧而敏捷。骑着赤豹的山鬼站在峰顶，遥望山下那幽静的竹林，白云飘然而下。赤豹的旁边，是狸猫。

嚯，这是什么神？

山神。

是的，山鬼就是山神。在楚人那里，鬼和神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只不过，这位山神是女神，而且是性爱女神。有人甚至说，她就是巫山神女。 〔18〕

因此她在屈原的笔下，就显得十分迷人和性感——

若有人兮山之阿，

被薜荔兮带女罗。

既含睇兮又宜笑，

子慕予兮善窈窕。

山之阿（读如婀）就是山凹，被（读如披）就是披，薜荔（读如毕利）和女罗（即女萝）都是蔓生植物，含睇（读如第）即含情脉脉，微微斜视。四句歌词翻译过来就是——

有个人儿呀，

在那山窝窝；

肩上披着薜荔，

腰上系着女萝。

含情脉脉，

微微笑着。

这样好看的样子，

是因为你爱我。

确实性感，尤其是还有豹子。

豹子是山鬼的坐骑，也可能是驾车的，因为还有车。车身是辛夷木，旗帜是桂花树，车里装着石兰和杜衡。这些香花和野草，都是要送给心上人的。

那么，心上人是谁？

不清楚，也不必清楚，因为这不是情歌，而是神曲。实际上，《楚辞·九歌》十一篇，原本都是沅湘流域人民祭祀时唱给神听的。其中，《东皇太一》祭祀上帝，《云中君》祭祀云神，《大司命》祭祀生命之神，《少司命》祭祀生育之神，《东君》祭祀太阳神。这些是天神。《湘君》和《湘夫人》祭祀湘水之神，《河伯》祭祀黄河之神，《山鬼》祭祀巫山神女。这些是地祇。《国殇》祭祀阵亡将士，这是人鬼。天神、地祇、人鬼，全都有。至于《礼魂》，是送神曲。

送神曲非常简短，而且一片欢乐祥和——

祭礼已成啊敲锣打鼓，

击鼓传花啊载歌载舞。

此起彼伏啊男巫女巫，

亮丽歌喉啊从容步武，

春兰秋菊啊千秋万古！

都说请神容易送神难。现在看，倒像是反的。

负责请神和送神的，是巫觋（读如惜）。巫就是女巫，觋则是男巫。他们是祭祀舞台上的中心。因为所谓“巫”，就是“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 〔19〕

所以，女巫就是女舞，巫女也就是舞女。或者说，巫者就是舞者，也是歌者。他们的歌舞不仅为了颂神和娱神，更是为了通神。古人认为，巫觋是人神之间的媒介。天神、地祇、人鬼有话要说，就通过巫觋发言，叫“显灵”。人有事情要请神指点或帮助，也通过巫觋表达，叫“通灵”。

因此，在祭祀或巫术的仪式上，巫觋便既是巫师，也是鬼神，叫“为神而亦为巫，一身而二任”， 颇有些“又做师婆又做鬼，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意思。 〔20〕

巫觋既然有这样一种任务，那么，他们当中至少得有人穿着神的衣服，扮着神的模样，做着神的动作，讲着神的语言，表现着神的情绪，成为神的形象代言人。

这样的巫觋，就叫“灵保”。 〔21〕

灵保可能是最古老的神职人员和表演艺术家。他们是巫术的，也是艺术的。因为只有表演逼真，人们才会相信他们真是神灵附体。同样，也只有当真认为自己能够通神，才能逼真。到最后，可能连自己都弄不清是在表演还是玩真的。

楚人《九歌》的魅力，正在于此。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山鬼》。这一曲歌舞，是女巫表演的。她们要祈求的，则是爱情。既然是爱情，那就会有相爱也会有失恋，因此既有含情脉脉的凝视、耐心守候的期盼，也有“东风飘兮神灵雨”、“风飒飒兮木萧萧”、“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至于是谁爱谁，谁失恋，都不重要，因为这是在为一切有情人祈福。

同样，我们也不必拘泥于诗句本身，硬要弄清楚哪部分是山鬼的，哪部分是女巫的，因为她原本“一身而二任”，早已融为一体密不可分。要紧的，是体会。

其他篇章，也如此。

那是一些怎样的形象和场面！云中君华采若英，灵动飞扬，“与日月兮齐光”；大司命神秘威严，高傲冷峻，“众莫知兮余所为”；少司命竦剑拥艾，荷衣蕙带，“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太阳神东君英武豪迈，潇洒多情，“举长矢兮射天狼”，“援北斗兮酌桂浆”。 〔22〕

噫！以北斗七星为勺痛饮桂花酒，这是什么样的神灵，这是什么样的形象！

还有《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 〔23〕

是的，天帝的公主就要降临江中的小洲。望眼欲穿，怎么能不让我忧愁。可是她，却若隐若现，时有时无。放眼望去，但只见秋风吹拂之下，洞庭湖微微泛起波浪，树叶儿一片一片轻轻地飘了下来。

这，还是巫术吗？

当然还是。

但，更是艺术，就像希腊人的宗教。

• 18〕 此说最早由清人顾成天《楚辞·九歌解》提出，后孙作云、闻一多、马茂元、陈子展、姜亮夫、郭沫若均持此说。

• 19〕 见许慎《说文解字》。许慎还说，巫字的形象是一个人长袖善舞的样子，但罗振玉、林义光、商承祚等诸多学者均不同意，认为字形与袖无关，与玉有关。请参看《古文字诂林》第四册第761页。但巫就是舞，并不错，《九歌》可以证明。

• 20〕 请参看钱锺书《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

• 21〕 请参看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上古至五代之戏剧》。

• 22〕 请参看吴广平校注《楚辞》。

• 23〕 帝子，就是公主；北渚（读如主），北边水中的小洲；眇眇（读如秒），遥遥远望；袅袅，微风吹拂。下，读如户。

因此我们无信仰

跟中国一样，希腊也有巫术。

希腊的巫师跟楚国的巫觋息息相通。他们也是人神之间的媒介，同样可以通灵。因此，他们被叫作“神的着魔者”（entheos）。被神灵附体，则叫作“神性的着魔”（enthousiasmos）。这时，男巫和女巫都会陷入一种迷狂的状态。那些崇拜狄俄尼索斯的女巫，还会一边如醉如痴地舞蹈，一边奔跑着翻山越岭。当然，男巫和女巫在着魔时也会载歌载舞念念有词。这些词句被认为是“神赐的真理”，这种神灵的感动则叫“灵感”（inspiration）。 〔24〕

艺术创作要有灵感，起源就在这里。

因此，当希腊人把他们的巫术变成宗教时，便顺理成章地把宗教变成了艺术。

希腊的宗教是艺术，早已为黑格尔所揭示。希腊的神也就是人，只不过比一般人更高大，更完美，更健康，更有力量，而且永远不死。其他方面，则与人无异。所以，当一个希腊人路遇俊男靓女时，他可能会停下脚步，羡慕而恭敬地问对方：你是不是神？ 〔25〕

神在希腊，是最高的美。 〔26〕

但请注意，与人相比，希腊的神也只是更加漂亮而已。这种漂亮是纯粹的美，身体的美，外貌的美，与道德无关。相反，奥林帕斯山上的神几乎是“无恶不作”的。许多苦难和悲剧，就来自神祇的意气用事和胡作非为。所以，希腊人从来就不把他们的神看作道德楷模。相反，他们对于神的无法无天和不负责任，很可能愤愤不平。

比如阿喀琉斯。

阿喀琉斯是在自己的好友战死后，才真正投入特洛伊战争的。为了替好友复仇，他杀死了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并发誓要将赫克托耳的尸体拿去喂野狗。赫克托耳的父亲到军营来求他，请他敬畏神祇，阿喀琉斯却不以为然。他的说法是：那些神祇为人类规定了命运，自己却优哉游哉！

当然，阿喀琉斯最后还是答应了老人的请求，并停止攻城十一天，以便特洛伊人有足够的时间安葬赫克托耳。但这与敬畏神祇无关，而是被老年丧子的特洛伊国王所感动，并想起了自己年迈的父亲。中国人的“不看僧面看佛面”，在希腊人这里是不管用的。他们不看佛面，只看僧面。

我们则又是另一种风采。

周人崇拜的炎帝、黄帝、颛顼、帝喾，以及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是否漂亮不知道，道德高尚则毋庸置疑，或不许质疑。就连那些自然神，也要有贡献和功德。比如天上三光，是可以瞻仰的；地上五行，是赖以生存的；名山大川，是出产财物的。中看不中用的，谁会把他当神？ 〔27〕

天神和地祇有功，人鬼有德，都不必漂亮。

神在中华，是最高的善。

有功有德的神祇们是周天下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周王国一位名叫过的史官说：神祇降临人间，一般是在两种时候。一是这个国家将要兴盛，二是这个国家将要灭亡。前一种时候，神要来看一看他们有多高尚；后一种时候，神要来看一看他们有多邪恶。虢公国一位名叫嚚的史官则说：国家如果将要兴盛，就听人民的；将要灭亡，就听神祇的。因为神，既聪明，又正直，还专一。人想要怎么样，他就按照你的愿望帮助你。如果你存心要失败，神一定让你去死。 〔28〕

史嚚的话，很有意思。

按照史嚚的说法，人类的命运并不是神决定的。恰恰相反，神的决策反倒是人决定的。人要学好，神让你步步高升；人要学坏，神让你万劫不复。神能够起到的作用，是给你一个加速度，加快你的兴盛或灭亡。如此而已。

这样的鬼神崇拜，难道也能叫宗教，叫信仰？

当然不能。

那该怎么说？

有鬼神无宗教，有崇拜无信仰。

这就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特点。其中略有差异的，也无非是南北不同。简单地说，就是北方更主张把鬼神崇拜变成伦理道德，南方则更愿意变成艺术审美。但不要信仰，则南北如一。唯其如此，历史上在汉民族中影响最大的宗教，便是最不像宗教的佛教和道教。佛教讲觉悟，道教讲成仙，也都不是信仰（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

可以跟我们相呼应的，是希腊。

把宗教变成艺术的希腊人，实质上也没有信仰。由此带来的好处，是很早就建立了人本精神；由此带来的麻烦，则是核心价值观难以恒定。毕竟，在民族的童年，精神支柱的建立仍然需要神助，尽管有神未必有精神。

由是之故，希腊文明终于陨落。希腊的人本精神，以及他们的科学和民主，也要暂时坠入深渊，然后才能通过文艺复兴而得到弘扬。但从此，便牢不可破。

这个问题，我们同样存在。

我们的人本精神也是早熟的。因此，如何保证观念的恒定和社会的稳定，就煞费了先贤们的苦心。周公他们的办法是建立了井田、宗法、封建和礼乐四大制度，由此维持了数百年的太平，也有了我们民族的青春志。

然而也正是在青春靓丽的春秋，周制度和周文化开始崩坏。礼坏乐崩的结果，是天上的鬼神和地上的天子，一齐失去了自己的权威；高贵的君子和卑贱的小人，也一齐失去了道德的底线。中华大地变成了霸主和枭雄们耀武扬威和争权夺利的屠场，就像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希腊。

问题是华夏文明却没有像希腊那样日落西山，反倒在动荡的春秋战国开出了灿烂的思想文化之花，这就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后，则更是在新的时代勃然复兴，并成为伟大的世界性文明，先是在秦汉，后是在隋唐。

这又是为什么呢？

无疑，这是只能从长计议的事情。在此之前，还必须走进那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时代，看一看从春秋到战国，我们民族演绎的又是怎样一种华彩乐章。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从春秋到战国》

• 24〕 请参看朱狄《灵感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他》。

• 25〕 请参看丹纳《艺术哲学》。

• 26〕 请参看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第四卷《论希腊人的艺术》。

• 27〕 请参看《国语·鲁语上》。

• 28〕 均见《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后记

年轻就是好

记得当年读《诗经》，最打动我的不是《关雎》，而是《汉广》——

南方有嘉木，

可是靠不上；

汉水有女神，

可是追不上。

汉水是那样宽广，

我真是没有希望；

长江是那样绵长，

我真是没有方向。

我喜欢这诗，因为我也失恋了。

那会儿，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农场当农工。住的是干打垒，吃的是玉米面，干的是体力活。农场没什么娱乐活动，电视和电脑更是闻所未闻。幸好奔赴边疆时，随身还带了几本书。遇到难得的农闲，除了读唐诗宋词和鲁迅先生，便翻译《诗经》和《楚辞》打发日子。直到现在，也还能回忆起当时的译文，比如《有狐》——

狐狸找对象，

在那石梁上。

让人心疼的穷小子呀，

可怜他没有衣裳。

还有《月出》——

月亮出来皎皎的，

姑娘容貌娇娇的，

姑娘身段高高的，

我的情思悄悄的。

当然，这都是做梦。没什么姑娘像《草原之夜》说的那样“来伴我的琴声”，更不会像《敖包相会》唱的那样“自己跑过来”。碰钉子的事，倒是有的。

奇怪！苦哈哈的，还有这念头？

有，因为年轻。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年轻更好的了。一个人再有权，再有钱，再有地位，都买不来换不来年轻。年轻，就可以胡思乱想；年轻，就可以个性张狂；年轻，就可以不管不顾；年轻，就可以神采飞扬。年轻人是有特权的，因为他少不更事，因为他血气方刚，因为他来日方长。

人类也一样。

是的，每一个古老的文明和民族都有自己的童年和少年，也有自己的初恋和失恋。阿尔塔米拉的洞穴壁画，红山文化遗址的女神雕塑，斯通亨奇的环状列石，复活节岛的巨石人像，表现着人类童年的纯真和质朴；古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占星术，古印度的阿修罗，古罗马的万神殿，还有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和奥林匹克，我们的《诗经》和《楚辞》，以及共同拥有的英雄好斗和少女多情，则表现出少年的飞扬跋扈和天真烂漫，异想天开和胆大妄为，甚至不知天高地厚。

没错，青少年时代的世界各民族都一样，脸上长着青春痘，身上流着孩童血，头上顶着新月和旭日。

是的，那时年少。

这是事实，也是历史，问题是怎么看。

马克思在谈到希腊艺术时说过，一个成年人并不可能再变成儿童。但，儿童的天真不让他感到愉快吗？他不该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一个民族的固有性格，不是在他儿童的天性中，在每一个时代都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 〔1〕

当然应该。

从西周、东周到春秋，就是我们民族的少年时代。那时的人，是有着真性情、真血气的，因此有情有义，也敢爱敢恨。这才有杀身成仁的刺客，追求真爱的情人，义无反顾的战士，忠贞不贰的臣子，力挽狂澜的使节，以及人情味十足的鬼神。他们集体地表现出一个民族在她“发展得最完美地方”之永久的魅力和风采。

因此，如果说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描述了我们民族的“身子骨”，那么本卷要展示的就是“精气神”。那些少年心气，那些男生女生，那些花花草草，那些磕磕碰碰，都无不透出青春气息，湿漉漉不由分说地扑面而来，让我们无限向往，让我们过目不忘。

请在这里多停留一会儿吧！

前面的路，将风高浪急，险象环生。

• 1〕 请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前684年，鲁宋之战，县贲父因马惊而自责，冲进敌营战斗而死。

前656年，齐楚召陵之战。骊姬逼死晋太子申生。

前651年，晋献公去世，里克杀奚齐、卓子，荀息殉难。晋惠公即位，宋襄公即位。

前650年，晋惠公杀里克。

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史称“泛舟之役”。

前646年，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购买粮食，遭到拒绝。

前645年，秦晋韩之战，晋惠公被俘。一个月后被释放，杀庆郑。

前639年，宋襄公大会诸侯，被楚军俘虏。

前638年，楚宋泓之战，宋襄公坚持守礼，战败受伤。

前637年，宋襄公死在五月，晋惠公死在九月，晋怀公杀狐突。

前634年，齐伐鲁，鲁僖公派展喜使齐，齐退兵。

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双方彬彬有礼宣战。

前630年，晋文公联合秦国伐郑，叔詹和烛之武救郑。

前607年，鉏麑因拒绝谋杀赵盾而自杀。晋灵公被赵穿所杀。

前605年，郑灵公被杀。

前599年，陈灵公因夏姬故，被杀。

前598年，楚庄王伐陈，夏姬归楚，被许配给楚国大夫襄老。

前597年，春，楚庄王伐郑，郑国投降。夏，晋楚邲之战，襄老战死，知罃被俘，楚军教败退的晋军修车。

前589年，夏姬和巫臣私奔到晋国。

前588年，知罃被释放。

前584年，巫臣使吴，教吴以车战及外交，并联晋伐楚。吴国崛起。

前575年，晋楚鄢陵之战，战争中相互行礼。楚王派人慰问晋国大夫郤至，晋君车右栾鍼向楚军将领子重敬酒。晋国下军统帅韩厥和新军副帅郤至为恪守君臣之道，放弃俘虏郑成公的机会，郑成公的侍卫长则为掩护国君撤退战斗而死。

前559年，卫献公因待臣无礼而被驱逐出国。

前556年，鲁国战士臧坚被齐军俘虏，因不愿被羞辱而自尽。

前546年，弭兵之会，晋楚争当盟主，楚人先歃血。

前543年，蔡景公为太子娶妻于楚，私通，被弑，太子继位，是为蔡灵公。

前541年，楚国令尹子围访问郑国，娶公孙段之女。虢之会，季武子侵郓，叔孙豹不以贿免。子围弑君即位，是为楚灵王。

前537年（鲁昭公五年），楚伐吴，蹶由使楚被扣，囚禁十四年后回国。

前531年，楚灵王杀蔡灵公，灭蔡，以蔡国太子祭祀社神。

前529年，楚国内乱，灵王自杀，蔡人复国。

前525年，吴伐楚，公子鲂占卜，战死。裨竃预言宋、卫、陈、郑同日火灾。

前502年，晋卫会盟，卫灵公让晋国大夫执牛耳，自己先歃血，发生冲突。

前480年，子路战死。

前453年，豫让刺杀赵襄子未果，自尽。

前397年，聂政刺韩，后自尽。

前227年，荆轲刺秦。

扫一扫

测测你对历史的真相到底了解多少？

易中天中华史：青春志

产品经理 | 李潇 装帧设计 | Mirro 内文设计 | 谈天

出版统筹 | 吴畏 学术顾问 | 陈勤 法律顾问 | 黄荣楠

插图绘制 | 赵闯 何姝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策划人 | 路金波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祸起萧墙 窝里斗开始

姑息原本为养奸

弑君第一案

又杀了两个

天子挨打

霸主就要来了

第二章 五侯争霸 管仲相齐

尊王与攘夷

蛮夷之邦：楚

不战而霸

真霸主晋文

准霸主秦穆

第三章 南方崛起 九头鸟

血染的霸业

两笔账

阖闾伐楚

夫差亡国

勾践灭吴

第四章 礼坏乐崩 南方，北方

黄河，长江

子产政改

鲁国政变

田陈代齐

三家分晋

第五章 商鞅变法 世道变了

天子没了

这错不该犯

只能霸道

从此血腥

为谁改革

第六章 合纵连横 赌棍苏秦

骗子张仪

食客冯驩

商人吕不韦

这是什么时代

谁来回答中国

后记 这格子不好走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返回总目录

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05

从春秋到战国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春秋到战国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1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313-4

Ⅰ. ①从… Ⅱ. ①易…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春秋战国时代 Ⅳ. ①K2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4647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吴畏 范佳倩 李烨

装帧设计 Mirro

插画 方佳翮 杨婕

易中天中华史

从春秋到战国

易中天 著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35千字

印张 7.75

印数 1-10, 000

插页 2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313-4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祸起萧墙

窝里斗开始

郑庄公跟他亲妈、亲弟弟都翻脸了。 〔1〕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即春秋的第一年。也就在这年，立国二百年的以色列被亚述灭亡，只剩下犹太王国苟延残喘。但，亚述灭以色列是见怪不怪的外族入侵，郑国却是地地道道的祸起萧墙。春秋史以母子兄弟的窝里斗来开篇，虽然要算碰巧，却也意味深长。

先看人物关系。

本案的男一号，当然是郑庄公。庄公是郑国第三任国君，郑武公的嫡长子，名叫寤生。武公的正妻是申国的公主，史称武姜。武，是丈夫的谥号；姜，则是娘家的姓。申国据说是伯夷之后，姓姜；郑国则是厉王之后，姓姬。武公娶武姜，不过姬姜两族长期通婚之一例。

武姜给武公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叫寤生，老二叫段，都是嫡子。刀兵相见的，就是这哥俩；翻脸不认人的，则是寤生和武姜母子。

奇怪！亲妈亲兄弟，血浓于水，怎么就水火不容呢？

正史的说法是因为武姜不喜欢老大。不喜欢的原因也很怪异，据说是因为老大出生时两条腿先出来，着实把武姜吓了一大跳，因此管他叫“寤生”，也就是“倒着生”。

倒着出生的寤生，从小就不受疼爱。后来有了弟弟，老妈的一片爱心便全部给了段，甚至多次在床上吹耳边风，要武公立段为太子。只不过，未遂。后来武公去世，寤生接班，武姜又为段讨封地。这时武姜已是老夫人，相当于后世的太后，自然得逞。叔段如愿得到了京邑，从此人称“京城大叔”。大，就是太，也读太。京城大叔，就是“住在京邑的郑君之头号弟弟”。

叔段得到京邑之后，便开始扩军备战，图谋不轨，《左传》称之为“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完，就是高筑墙；聚，就是广积粮；甲是甲胄，兵是兵器；卒是步兵，乘是车兵。总之，叔段建立了“反政府武装力量”，武姜则在郑都充当卧底和线人，两人合谋要夺取庄公的君位。

鲁隐公元年，叔段自认为羽翼丰满，计划偷袭郑都，武姜也做好了开门接应的准备。庄公得到消息，派大夫子封率领二百辆战车伐京。京人闻讯，立即宣布与叔段划清界限。叔段无力抵抗，只好狼狈逃窜到鄢。庄公当然不会让他在鄢安家落户，便挥戈东进。五月二十三日，叔段再次逃亡。只不过这回他逃到了卫国的共（读如恭），从此叫共叔段。

郑国公族墓地内，包括18座春秋时期郑国贵族陪葬车马坑，坑中车辆大小各异，装饰豪华，做工甚为考究，足见郑当时车马军备实力之强盛。

叔段逃到共以后，郑庄公把武姜迁到了城颍（今河南临颍县西北），宣布母子二人恩断情绝，不到黄泉不再相见。

春秋编号第一大案，大体如此。

但，此案可疑。

郑国的受封之地，原本在今陕西省华县，后来迁到今河南省郑州市和新郑市之间，靠近现在的新郑市。因为是新的郑都，所以叫新郑。郑庄公的郑，就在这里。那么，它跟叔段受封的京、避难的鄢，又是什么关系？

二者之间。

请看地图。

京，在今河南省荥阳市，位于新郑西北；鄢，在今河南省鄢陵县，位于新郑东南。京、郑、鄢，刚好连成一条直线。也就是说，叔段从京逃到鄢，要路过新郑。这种逃亡路线，岂不怪异？难道段的本意，是要去投案自首？或者庄公的战车开过来时，段是像贼一样夜行昼伏一路狂奔的？

何况鄢与京相距甚远，中间还隔着新郑，不大可能是段的地盘，也没听说他在那里有什么盟友。他的势力范围主要在郑国的西北部，最远到廪延。廪延在今河南省淇县和滑县南，延津北，跟鄢可谓南辕北辙，跟共反倒近。共，在今河南省辉县，而且当时是卫国的地盘。事实上叔段到了共就平安无事，庄公也没派人去捉拿或暗杀，反倒自我检讨说“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 〔2〕

因此，段的逃亡应该是由京而廪延，再到共。甚至逃到廪延说不定就安全了，为什么要往鄢跑呢？

实线箭头为段的逃亡路线：京→鄢（路过新郑）→共（卫国势力范围）。

虚线箭头为合理的逃亡路线：京→廪延（郑国势力范围）→共（卫国势力范围）。

这就只有叔段自己知道了，历史上没有任何解释。

更难解的，是郑庄公。

我们知道，郑庄公是春秋最早的雄主，之后才轮到齐桓和晋文。他即位时，作为西周最后一个封国，郑立国不过半个世纪。然而在他掌权的四十三年间，郑却崛起为中原第一大国。这样一位雄霸天下的政治家，为什么会让叔段肆意妄为长达二十二年之久？难道他对段的狼子野心，事先竟毫无察觉，也没有任何人提醒和劝阻？ 〔3〕

当然有。

• 总注〕本卷所据史实及部分观点，请参看《左传》、《国语》、《史记》、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先秦史》、童书业《春秋史》。

• 1〕 本节与下节事见《左传·隐公元年》。

• 2〕 语见《左传·隐公十一年》。

• 3〕 郑立国，是在公元前806年（周宣王二十二年）。庄公即位，是在公元前743年（周平王二十八年）；克段，是在公元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鲁隐公元年）；去世，是在公元前701年（周桓王十九年）。

姑息原本为养奸

劝阻郑庄公的，是祭仲和子封。

祭仲又叫祭足或仲足，原本是一个小官，官职是封人。封人的任务，是负责边境线的植树和封土。祭仲管理的地方叫祭，位于郑州市东北。后来郑庄公把他调到朝廷为卿，把现在河南省中牟县的祭亭封给他做采邑，所以仲足以祭为氏，叫祭仲或祭足。终庄公一朝，祭仲都是朝廷重臣。庄公去世后，他甚至有了废立国君的势力。

叔段在京邑大兴土木时，祭仲是提醒过庄公的。祭仲说，先王规定，一个国家的其他城市，最大也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否则将会成为祸患。现在京邑的规模已经远远超出法定的尺度，将来君上恐怕会不堪承受。

庄公说，老夫人要这样，没办法嘛！

祭仲说，我们这位老夫人，哪里会有满足？不如早做安排，免得变生不测。一旦成了气候，事情就不好办了。疯狂生长的野草尚且难以尽除，何况国君的宠弟？

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先等等看吧！

等等看的结果，是叔段开始膨胀，居然命令郑国西部和北部地区听命于自己。

这时，子封说话了。

子封说，一个国家，实在无法忍受一国两君、政出多门。请问君上到底想要怎么样？如果打算让位，请允许下臣现在就去效忠；如果无意禅让，请现在就去除掉他。总不能让民众三心二意，不知所从，产生其他想法。

庄公又说，别担心，慢慢来。

慢慢来的结果，是叔段恶性膨胀，不但把郑国的西部和北部地区都变成自己的采邑，而且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了廪延。

子封说，可以下手了，否则尾大不掉。

庄公却说，不怕。不义之人得不到人心，膨胀得越快就垮得越快。别看他现在实力雄厚，到时候一定土崩瓦解。

于是任由叔段折腾，不闻不问。

表面上看，庄公糊涂，实际上却是老辣。他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老夫人要什么就给什么。武姜为叔段讨要的封地，原本不是京，而是制。制，在今河南省荥阳市境内，又名虎牢关。看看地图就知道，制邑比京邑离新郑要远。叔段如果在那里搞分裂，庄公未免鞭长莫及。京，则在控制范围之内。可见庄公对于未来，其实心里有数，只不过要等。

等什么？

时机。

的确，叔段虽为心腹之患，彻底根除却需要时机。毕竟，此人是自己的亲弟弟，老妈的亲儿子。仅仅因为他违规违纪就大动干戈绳之以法，情理和情面上都说不过去。有这层关系在，下手就不能太狠，顶多只能把他叫来训一顿，再挪个地方。不过，此人既然有武姜这个大后台，治理整顿的结果便可想而知。就连教训和移封，都未必能够实现。

因此，不能治标，只能治本。

治本的办法，是一次性地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将叔段和武姜都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再也别想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但，这需要一个罪名。

这个罪名就是谋反。

谋反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有此大罪，无论如何处分，都不会有舆论压力。只不过，谋反并不容易，一要有心，二要有胆，三要有力。心和胆，叔段和武姜都有，缺的是力。有力，才能壮胆，也才会铁心。庄公一直按兵不动，对祭仲和子封的劝阻不予采纳，对叔段也一忍再忍，就是为了让那母子二人王八吃秤砣，铤而走险，以便治罪。

为此，庄公隐忍了二十二年。

他真是很有耐心。

郑庄公也很有胆魄，他其实是在押宝。第一，赌叔段和武姜必反；第二，赌他们谋反必败。这才决心姑息，以便养奸。养奸其实是有大风险的。事实上，如果叔段和武姜不反，他就满盘皆输；如果谋反成功，他就必死无疑。

这是一场豪赌。

现在看，庄公是赢家。

赢家让史家左右为难。我们知道，周人的执政理念和政治主张，是“以礼治国”，即“礼治”。依礼，郑庄公可是一点儿错误都没有。他是嫡长子，武姜反对他继位，是武姜不对。他是国君，也是兄长，叔段跟他叫板，是叔段不对。叔段分庭已是非礼，更何况犯上作乱？当然灭他没商量。

然而谁都知道，叔段的贼心和反叛，是郑庄公姑息养奸养出来的。可惜，又谁都无法指责。因为庄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解释为对武姜的“孝心”。他如果后来没跟武姜翻脸，谁都奈何不了他，只能听之任之。

庄公城府之深，毋庸置疑。

礼治之尴尬，则可见一斑。

尴尬的史家只好用“郑伯克段于鄢”这几个字来记录历史，表明态度。据《左传》的解释，这种表述方式既指责了叔段不像弟弟，也指责了庄公不像哥哥，还暗示了叔段之罪实为庄公养成。此即所谓“春秋笔法”。据孔子说，这对违背礼法之人是有震慑作用的。

可惜这种作用似乎收效甚微。相反，站在郑庄公的立场，却不能不承认他是正当防卫，而且未雨绸缪。因为春秋已非西周。君位被人觊觎甚至夺取，并非没有可能。事实上就在三年后，便有一位国君被他强悍的弟弟谋杀了。

这个强悍的弟弟，叫州吁（读如需）。

弑君第一案

州吁是叔段的同类，甚至同伙。司马迁就说，叔段刚逃到共，州吁便主动提出跟他做朋友。实际上他俩当时都流亡在外，只不过叔段是因战败而逃亡，州吁则是被罢官而出走。但想灭了哥哥自己上台，则一模一样。因此，州吁在外招降纳叛，结成团伙。鲁隐公四年（前719）三月十六日，蓄谋已久的州吁带领这伙人偷袭国都，杀死同父异母的兄长，自己当了国君。 〔4〕

这是春秋的弑君第一案。

以后，还有其他国君接二连三被干掉。有的被杀，有的逃亡，不是身败，便是名裂。弑君而自立的，也为数不少，比如第四卷提到的夏姬之子夏徵舒。但始作俑者，则是州吁。

那么，州吁是什么人？

州吁是卫桓公的弟弟。

卫，是周代最早的封国之一，姬姓，始封之君是周公的弟弟康叔封。到第八任国君顷侯，由伯爵晋升为侯爵。到第十一任国君武公，晋升为公爵。武公的儿子，是庄公。庄公的正妻，是齐国的公主。齐国是姜太公之后，姓姜；卫国是周文王之后，姓姬。这又是姬姜两族长期通婚之一例。

所以，齐国这位公主后来就被叫作庄姜。庄，是卫庄公的谥号；姜，是她自己娘家的姓。这跟郑庄公他妈叫武姜是同样的命名方式。

庄姜是一位美女。《诗经》中的《硕人》，就是她的赞美诗。但是庄姜没有生育能力，便领养了庄公一个侧妃的儿子，视如己出。这个儿子名叫完，也就是后来的卫桓公。至于州吁，则是卫庄公另一个宠妾的儿子，年纪也比桓公小。

这也就是州吁一案与叔段的不同。叔段和庄公同父同母，都是嫡子。州吁和桓公同父异母，都是庶子。只不过桓公被庄姜认领，在名分上是嫡长子。

更重要的不同，是后台老板。叔段的靠山是老妈，州吁的却是老爹。州吁其人，从小就调皮捣蛋，胡作非为，还喜欢舞刀弄枪，琢磨兵法。这其实很危险。但，尽管庄姜厌恶，大臣劝谏，庄公都听之任之，地地道道的教子无方。

由是之故，庄公去世、桓公即位后，州吁更加骄横跋扈，全然不把当国君的哥哥放在眼里。桓公无奈，只好罢了他的官。州吁则逃出国都，在外拉帮结派，并与叔段不清不楚。这样，经过十四年的经营，州吁的反政府武装力量便推翻了桓公的合法政权，自己也成为卫国的僭主。

然而不过半年，州吁也身首异处。

这又是为什么？

主要因为他自己作孽。

州吁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打郑国。这其实并不奇怪。第一，卫和郑，是世仇。伐郑，可以标榜自己继承先君遗志，政治正确。第二，可以帮他哥们叔段出口气，运气好的话没准还能翻盘。第三，可以讨好某些诸侯。由于当时郑国发展迅速，羡慕嫉妒恨的很是不少。如果伐郑成功，在国际上是很能收买一些人心的。

不过更重要的，是州吁得位不正，人心不服。对外发动战争，可以转移视线，缓和国内矛盾。这也是历代统治者的惯用伎俩。所以《左传》说州吁此举，是“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

凑巧的是，这时宋国正好有一个君位的争夺者在郑国避难。于是州吁便联合宋国，再加上陈国和蔡国，组成联军伐郑，把郑都围了五天。这是鲁隐公四年春天的事。秋天，这帮人又去了一趟，抢光了郑国田野里的庄稼。

这下子，州吁坐稳屁股了吗？

没有。

州吁虽然发动了两次战争，还小有收获，卫国却依然人心浮动。对此，他自己不安，他的一个死党也着急。这个死党叫石厚，是石碏（读如却）的儿子。石碏是前朝元老，此刻告老还乡，赋闲在家，退休已经十六年。

石厚就去见他爹，问州吁怎样才能稳住君位。

石碏说，朝见天子即可。

这是有道理的。这时的周天子，虽然已经过气，却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周王如果接见了州吁，其他诸侯就得认账，州吁的君位也就稳当了。

于是石厚又问：怎样才能见到天子？

石碏说，通过陈国。陈君是天子的宠臣，又是我国的盟友。请陈国出面，天子一定赏脸。

州吁和石厚都以为然，决定照办。

俗话说，天作孽，犹可说；自作孽，不可活。州吁和石厚都忘记了，石碏原本十分厌恶州吁。庄公在世时，他就曾力劝君上对州吁严加管教。石厚跟州吁鬼混，他也强烈反对，只不过屡禁不止。州吁和石厚找他拿主意，岂非有病？

当然，谁都没有想到，石碏为了国家竟会大义灭亲。事实上，就在州吁和石厚兴冲冲奔赴陈国时，石碏的密函已先期到达。石碏的信上说，卫国弱小，而老夫朽矣，无能为力。这两个人，是大逆不道的弑君者。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请贵国匡扶正义，将其拿下！

结果，州吁和石厚在陈国境内被就地正法。

当然，人是陈国抓的，却是卫国杀的。按照当时的国际法，对这样的罪犯，卫国不必引渡回国，但要派员行刑。为此，卫方派出了两位监斩官。监斩州吁的是卫国的右宰，监斩石厚的是石碏的管家。

此后，卫人另立公子晋为君，是为卫宣公。

持续半年的卫国内乱，到此结束。

• 4〕 本节事见《左传·隐公四年》、《史记·卫康叔世家》。

又杀了两个

卫国内乱后不久，又有两位国君死于非命。 〔5〕

第一个是鲁隐公。

鲁，也是周代最早的封国之一，姬姓，始封之君是周公的长子伯禽，国都曲阜。从伯禽到隐公，共十三君。春秋，就是从隐公元年开始的。

隐公是惠公的儿子。据《左传》，惠公至少应该有两个儿子，两位夫人。两位夫人都是宋国的公主，一位叫孟子，一位叫仲子。子，是她们娘家的姓；孟和仲，是排行。孟就是老大，仲就是老二。孟子是没有儿子的。她去世后，惠公又娶了仲子。仲子的儿子，就是后来的鲁桓公。

但，惠公另外还有一个女人，叫声子。声子的儿子，就是隐公。隐公的年纪比桓公大很多，却不被看作嫡长子。由此推论，声子应该是陪嫁，而且是孟子的陪嫁。 〔6〕

陪嫁女的地位，当然很低。隐公自己，也很谦卑。惠公去世后，由于桓公年纪太小，就由隐公摄政。隐公自己，也清楚只是代理国君。这跟叔段或州吁，是相反的。看来鲁国毕竟是周公之后，礼教的作用不小。

然而恰恰是这种谦恭有礼的态度，让隐公招致杀身之祸，这又是为什么？

原因在鲁国大夫羽父。

羽父是一个野心家，也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家伙。公元前719年，州吁联合宋国、陈国、蔡国伐郑。宋国因为跟鲁国有婚姻关系，便拉鲁国加盟。鲁隐公不想去蹚这浑水，婉言谢绝，羽父居然硬是带了队伍去凑热闹。后来，羽父的权势越来越大，很干了些举足轻重的事，野心也就膨胀起来。

于是羽父提出，他可以去暗杀隐公的弟弟，交换条件是让他成为卿相。

羽父有这想法，并不奇怪。野心家总是会以为别人跟他一样有野心的。事实上，按照宗法制度，担任鲁国国君的，原本确实应该是隐公的弟弟，因为他是嫡子。嫡子年幼，庶兄摄政，是可以的，但嫡子成年后要把政权还给他，除非他已不在人世。因此，如果隐公贪恋君位，他就会同意羽父的阴谋，或者暗许。

可惜隐公并无此意。

鲁隐公说，我代理君位，只因为弟弟年幼。现在他长大了，我正要还政于他。我连养老的地方都安排好了。

这当然让羽父大出意料，也胆战心惊。他一方面在隐公的弟弟、后来的桓公那里倒打一耙，诬陷隐公，另一方面则找机会下手，要置隐公于死地。碰巧，隐公是个迷信巫术的人。他为了祭祀巫神，进行斋戒，住在一位大夫家里。于是，羽父便趁机派刺客谋杀了隐公，然后栽赃于这位大夫，杀了他们家几个人了事。

鲁隐公和这位大夫的家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桓公甚至没有按照国君的规格，为隐公举行葬礼。

所谓“善有善报”，现在看来也未必。

鲁隐公被弑，是在卫桓公被杀后七年，即鲁隐公十一年（前712）十一月。一年多后，宋国国君也被谋杀了。

宋，同样是周代最早的封国，子姓，始封之君是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都商丘。从微子到武公，共十二君。武公的女儿是仲子，即鲁桓公的母亲。武公的儿子，载入史册的有两个，一个叫力，一个叫和。武公去世，力继位，这就是宋宣公。宣公去世，却不传位给太子与夷，要传给弟弟和。宣公说，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是天下的通义。于是，和三让而继位，是为宋穆公。

其实，周的规矩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则是商的。所以，宣公只是在继承殷商的传统。但同时，穆公也欠了哥哥一个人情。因此宋穆公临终前，便不肯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冯，要将君位还给哥哥宣公的儿子与夷。

宋穆公请孔父嘉做顾命大臣，也就是新君的辅佐，自己政治遗嘱的执行人。

孔父嘉，是孔子的先祖。

宋穆公说，先君舍弃了与夷，让位于寡人，寡人一天也不敢忘记。如果托大夫之福，寡人能寿终正寝，在天上见到先君，那时，先君问起与夷来，寡人该怎么回答？因此恳请先生拥立与夷为君，寡人虽死无憾，永垂不朽。

孔父嘉说，群臣都主张立冯。

宋穆公说，不可以呀不可以！先君让国于寡人，是认为寡人贤惠。如果不能让国，那就辜负了先君的厚望，怎么能说是贤？我尊敬而亲爱的先生，请务必发扬光大先君的美德！

孔父嘉只好让公子冯出国，住到郑，然后拥立与夷继位，是为宋殇公。

可惜宋殇公不争气。他在位十年，倒打了十一次仗，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宋国的太宰华父督（华读如化）便在民众中散布流言蜚语，煽风点火，说战事频仍的罪魁祸首，就是管军事的孔父嘉。造足舆论后，华父督发动兵变，杀了孔父嘉。宋殇公闻讯震怒，华父督干脆连殇公也一起杀了，把公子冯从郑国迎回宋国，立为国君，是为宋庄公。

华父督为什么要攻击孔父嘉呢？

据说，是因为有一次路遇孔父嘉之妻，立即神魂颠倒垂涎三尺，必欲夺之而后快。这事当然真假难辨。可以肯定的是，孔氏从此家道中落，最后不得不移民鲁国。孔子算是鲁国人，原因就在这里。

这是第三起弑君的血案。

接二连三的弑君案，揭开了春秋的序幕；而鲁国和宋国的内讧和内乱，则便宜了郑国。鲁桓公即位后，立即与郑国成为合作伙伴，史称“修好于郑”。华父督迎回流亡在郑国的公子冯，当然也是向郑国表示友好。宋国原本是郑国的死敌，常常与卫国联手对付郑国。鲁虽然要算中立国，但羽父是带兵参加了宋卫联军伐郑的。现在宋和鲁都转变立场，郑国就财大气粗起来。志得意满的郑庄公，也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

这只猫，就是周桓王。

• 5〕 本节事见《左传》之隐公元年至桓公二年，《史记》之《鲁周公世家》、《宋微子世家》。

• 6〕 以上复杂关系，系根据《左传》及杨伯峻的注所推定。

天子挨打

周桓王是自己送上门去挨打的。 〔7〕

这件事照理说原本不该发生，因为周与郑关系非同一般。郑，是西周最后一个封国，始封之君是周厉王的小儿子，被周宣王封为诸侯，是为桓公。

桓公是郑国的国君，也是周王的大臣，在幽王的时代曾经担任周的司徒。当时西周王室已经衰落，西方的戎狄却很强大。桓公要勤劳王事，又不想国破家亡断子绝孙，把老本都赔进去，便听从王室史官史伯的建议，从原来的受封之地迁到新郑，国土疆域大约是今天河南省北边半省的中部。

这就是春秋时期的郑国。

从这段历史看，郑应该效忠周。

同样，周也应该善待郑。因为东周王室能够存活，主要靠的是两个大国，这就是晋和郑。晋在黄河北岸，郑在南岸。晋国护卫着周的北面，郑国护卫着周的东面。西边的屏障，是虞和虢（虞在今山西平陆县，虢在今河南陕县）。南边，则是申和吕（均在今河南南阳市境内）。

这就是东周初年的形势。后来晋国分裂，自顾不暇；楚国兴起，南方不保。周王室的藩篱，就只剩下郑和虢。

矛盾，由此而生。

虢，是周文王弟弟虢仲的封国，也叫西虢。另外还有东虢，是周文王弟弟虢叔的封国，后来被郑国所灭，所以西虢就叫虢。东周初年，虢君似乎已经晋升为公爵，郑君则是伯爵。但郑国的综合国力，显然超过虢国。始封之君桓公，则在西周灭亡时殉难。所以郑的第二任国君武公，第三任国君庄公，都一直担任平王的卿士，作为王室重臣而大权在握。

这时，是周与郑的蜜月期。

然而不知何时，郑庄公发现周平王对自己并不那么信任，很可能会把一半的权力分给虢公。这当然让庄公十分不快，平王则信誓旦旦地表示绝无此事。为此，周和郑交换了质子。周的王子狐被送到了郑国，郑的公子忽则到周。

此事荒唐。因为从法理上说，周王与郑伯，是君臣关系。交换人质，则只能发生在诸侯之间。周平王这么做，实际上是把自己降为诸侯，则王室的尊严和体面何存？

鲁隐公三年（前720）三月十二日，平王驾崩。继位的桓王是平王的孙子，年轻气盛，当真把一半的权力分给了虢公。这时的郑庄公，论辈分是周桓王的叔爷爷，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便决定给那小子一点颜色看看。四月，郑国大夫祭仲带兵割取了周王国地里的麦子。秋天，又割走了周王国的谷子。前一次是在温（今河南温县），算是侵略了周的属国。后一次则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市境内），就骚扰到周天子眼皮底下了。于是周郑结怨。

不过，结怨归结怨，面子还得维持。三年后，郑庄公朝见了周桓王，王室也保留了郑庄公的职位，又过了两年才正式任命虢公为卿士。实际上，这时虢公和郑伯，同为周的卿士。具体地说，虢公为右卿士，郑伯为左卿士。

但这绝不意味着周郑和好如初，只不过双方都有政治需要。周王室固然离不开郑国的护卫，郑庄公也想利用周王室。身为王室重臣，至少打起仗来可以借用王命，甚至动用王师，这是郑庄公很想要的。 〔8〕

不过，既然是相互利用，那就要相互配合。然而桓王似乎不懂。他先是在郑庄公朝见时不讲礼貌，后来又侵犯了郑国的实际利益，最后彻底剥夺了郑庄公的所有权力。接替郑庄公担任左卿士的，是周公黑肩。

郑庄公毫不客气，拒绝再见周王。

周桓王也毫不客气，率领联军伐郑。

这是整个春秋时期天子御驾亲征的唯一一例，时间是在公元前707年（鲁桓公五年）秋天，地点是在长葛（今河南长葛县）。周军这边，桓王亲自统率中军。右军统帅是虢公林父，后面跟着蔡国和卫国的军队；左军统帅是周公黑肩，后面跟着陈国的军队。郑公子突说，陈国国内动乱不安，他们的军队也没有战斗意志。如果先进攻陈军，对方一定乱作一团。

郑庄公采纳了公子突的建议，命令各部只要看见大旗一挥，就击鼓进军。结果岂止陈军，就连蔡军和卫军也一起奔逃，周军则一片混乱。郑军两面夹击，周军大败，桓王自己也被一箭射中了肩膀。

活捉桓王，只需举手之劳。

然而郑庄公却表现出君子风度。他拒绝了下属乘胜追击的建议，不但任由桓王逃之夭夭，还派祭仲去劳军，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郑庄公说，君子不为已甚，何况是欺凌天子？能保住江山社稷，就可以了。

郑庄公很明智，他知道适可而止。

周王室却威风扫地，体面不存。是啊，如果所谓“共主”竟然不过是战败之国，还有什么资本和资格号令天下？

庄公手下这一箭，拉开了新时代的帷幕。

• 7〕 本节事见《左传》之隐公三年、六年、八年、十一年，桓公五年。

• 8〕 鲁隐公九年，郑庄公伐宋，便借用了王命；隐公元年，郑庄公伐卫，便动用了王师。

战前，郑国大夫向庄公指出：以往两军交战，讲究三军对垒，中军先出，左右随之。但此次战役，中军是周王亲率精锐部队，战斗力强，而左右陈、蔡、卫皆乌合之众，战斗力低。他建议，此战郑军中军应稳而不发，由左右军向敌方左右军发起冲锋，对方左右军如若溃败，必将影响中军士气，此时郑军中军再发起冲击，周军必败。

霸主就要来了

长葛之战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旧的制度和秩序全都难以维持。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大夫，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将在激烈的动荡中重新洗牌，并诞生出新的国家制度。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春秋一直持续到战国。

第一阶段，是至强替代至尊。

什么是至强？什么是至尊？

还得从制度说起。

从西周到东周，我们民族实行的是“邦国制度”。邦国来自封建，即天子“封邦建国”，诸侯“封土立家”。具体地说，就是天子把天下分成若干块，分封给诸侯，由此建立起邦国，简称国；诸侯又进行再分配，把国分成若干块，分封给大夫，由此建立起采邑，简称家。

这就叫封建。

封建的结果，是产生了天下、国、家。家国合为一体即邦国，邦国联为一体即天下。家是大夫的，国是诸侯的，天下是天子的，三级所有，层层转包。

但，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必须交代清楚。

第一，天子只在名义上和权属上是天下共主，邦国的主权和治权则由诸侯行使。天子自己也有一个邦国，只不过地盘最大级别也最高，号称王国。其余，则分别是公国、侯国、伯国、子国和男国。公侯伯子男，都是自治君主国。他们的国家事务，天子是不能过问和干预的。

第二，国以下的家，有治权无主权。主权在国，产权在天子，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当然，严格地说，春秋和春秋以前的邦国只有“半独立主权”，拥有“完全独立主权”要到战国。那时，他们已经都是“独立王国”了。

可见，真正的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只能是邦国。

因此，这种制度就叫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中的周天子，是共主也是国君。只不过，他的邦国级别最高，王爵；本人地位也最高，共主。周王是人上人，周国是国上国，这就叫“至尊”。同时，他的实力也最雄厚。或者说，正因为实力雄厚，才成为天下共主，这就叫“至强”。也就是说，在西周，至尊和至强是合一的。

至尊和至强之下，是次尊和次强，这就是诸侯。再下是次次尊和次次强，这就是大夫。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大夫，地位和实力都递减。因此，大夫臣于诸侯，诸侯臣于天子。当然，大夫也有臣。大夫之臣就是士，叫家臣。

家臣往往是大夫的家人，大夫则是他们的家君。家臣拥戴家君，就像星星围绕月亮。于是大夫的家或采邑，就形成一个众星拱月的结构。推而广之，大夫拥戴诸侯，诸侯拥戴天子，也如此。或者说，天子是大月亮，诸侯是大星星；诸侯是中月亮，大夫是中星星；大夫是小月亮，家臣和家人是小星星。这样一种三重模式的众星拱月，就叫“封建秩序”。

如图所示，“封建秩序”表现为三重模式的众星拱月：家臣们（士）围绕着家君（大夫），大夫们效忠于各自的国君（诸侯），诸侯则拥戴那至尊至强的天子（共主），秩序井然。

由此可见，封建秩序要想维持，前提条件是尊卑强弱永远不变。周王国永远最强，大夫的采邑永远最弱，诸侯国则从头到尾都只有那么一点规模，还大家都差不多。就算要发展，也得齐步走，比例不能失调。

这当然并不可能。

不可能的原因，在于所有的邦国，包括周王国在内，都是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几百年光阴过去，难免参差不齐。有的欣欣向荣，发展壮大；有的每下愈况，日薄西山，甚至资不抵债，面临破产。

这时，按照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程序就会自行启动。方式是兼并，手段则是战争。春秋时期的战争至少有二百多次， 发动战争的也不仅是大国。比如莒（读如举），虽然小得可怜，却也兼并了向国，而且是在春秋一开始。 〔9〕

哈，大鱼还没开口，小鱼就吃了虾米。

实际上大国的兼并更是不胜枚举。春秋头半个世纪，郑国就兼并了戴（读如再，在今河南民权县），齐国也兼并了谭（在今山东济南市境内）、遂（在今山东宁阳县西北），楚国则兼并了息（今河南息县），还霸占了息夫人。 〔10〕

国与国之间，不再势均力敌。

平衡打破了，社会开始动荡。

动荡的社会需要有人摆平江湖，而维持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原本是周王的义务。可惜此时，周天子也由活菩萨变成了泥菩萨。长葛之战，就证明他是纸老虎。根本原因，当然是周王国的土地和人口不断减少，导致经济实力不断下降。长袖者善舞，多财者善贾，财大者气粗。王室如果处处捉襟见肘，甚至要靠诸侯接济，又怎么硬得起来？至尊不再是至强。能保全最后一点脸面，就不容易。

当然，周王的脸面，在春秋早期还是维护得很好。因为这脸面是旗帜，也是旗号，可以做虎皮，也可以当枪使。公元前714年（鲁隐公九年）和第二年，郑庄公伐宋，给出的理由便是“宋公不王”（宋殇公不朝见天子）。此即所谓“以王命讨不庭”，被当时的舆论认为很正当。 〔11〕

其实，宋殇公固然傲慢无礼，郑庄公又何尝真正尊王？六年前，他不是派兵割走了周王的麦子和谷子吗？

用不着揣着明白装糊涂。谁都知道，再好的脸面，也不过自欺欺人。真正管用的是实力，说了算数的则是大国。于是大国崛起，小国站队。小国需要的是保护伞，大国想要的是领导权。大国和小国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周天子风光不再。

重组江湖，势在必行。

拥有号令天下的实际指挥权，成为国际社会的江湖老大和带头大哥，这就是“霸业”。成就了霸业的诸侯，是“霸主”。霸主之道，是“霸道”。霸道不是王道，霸主也不是共主，所以还得周天子在那里支撑门面。所有的霸主，也都要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但谁都心里清楚，他们真正寻求的，是自己的政治利益。王室的脸面，不过是遮羞布。

遮羞布并没有权威，哪怕再好看。一言九鼎的，将是相继崛起虎视眈眈的超级大国。

霸主即将诞生。

王权时代结束，霸权时代开始。华夏大地上，又将演出怎样的戏码？

• 9〕 本段请参看翦伯赞《先秦史》、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翦伯赞《先秦史》称，《左传》一书中与战争有关之名词的出现次数，共计侵60次，伐212次，围40次，入27次。

• 10〕 郑国兼并戴国，是在鲁隐公十年（前713）。齐国兼并谭国，是在鲁庄公十年（前684）。从此，《春秋》开始使用“灭”的概念。

• 11〕 请参看《左传》之隐公九年和十年。

第二章

五侯争霸

管仲相齐

管仲一箭射出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对面这人，将会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

那人自己，当然也没想到。

还好，射中的是衣带钩。 〔1〕

衣带钩相当于今天的皮带扣，常出土于墓主腰部。不同的质地、纹饰代表不同的等级和身份。

被射中衣带钩的人叫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当时是齐国的公子，齐襄公的弟弟。齐，跟鲁、卫一样，也是周代最早的封国，姜姓，始封之君是姜太公。从姜太公传到齐襄公，便已经是春秋。

襄公是个荒唐的家伙，跟妹妹很早就有了性关系。后来妹妹嫁到鲁国，史称文姜，丈夫是鲁桓公。十五年后，桓公携文姜访齐，兄妹二人居然再次上床。 〔2〕 忍无可忍的桓公痛骂了文姜，文姜则一状告到哥哥兼情人齐襄公那里。襄公则竟然罔顾伦理道德和国际关系，派人谋杀了既是妹夫又是友邦元首的桓公，然后杀掉犯罪嫌疑人了事。 〔3〕

这件事情的荒唐，不言而喻。齐国的霸道，鲁国的尴尬，也不言而喻。事实上，桓公被杀后，鲁国向齐国提出的外交诉求，也只是惩办凶手，并不敢追究齐襄公的责任。相反，没有了鲁桓公这个障碍，齐襄公跟鲁文姜的乱伦，更加肆无忌惮。他们的幽会，载入史册的就有六次。甚至桓公尸骨未寒，庄公即位不久，文姜就跑回齐国去跟情郎哥哥做爱，根本不顾鲁国的体面。可见当时的齐国已相当强势。鲁国除了忍气吞声，并不能有什么主张。 〔4〕

只不过，鲁人没有想到，原本就在黄河下游称霸一方的齐，竟会在襄公之后成为称霸天下的超级大国。

这得归功于管仲。

后来担任齐相的管仲，原本是齐襄公弟弟公子纠的师傅。子纠的师傅还有召忽，小白的师傅则是鲍叔牙。子纠和小白是兄弟，管仲和鲍叔牙是朋友。鲍叔牙早就看出襄公做事荒唐，齐国必有内乱，便提前护送小白去了莒国，纠则在内乱后逃到了鲁国。

鲁庄公八年（前686）十一月七日，齐襄公被堂弟公孙无知谋杀。第二年春，篡位的公孙无知也被国人杀死，齐国出现权力真空。于是，鲍叔牙陪着小白，召忽和管仲护着子纠，回国争夺君位。管仲那一箭，就是他和小白狭路相逢时射出的。

君位之争的结果，是子纠失败被杀，召忽殉主自杀，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小白胜出，回国即位，后来被称为齐桓公。齐国进入了新的时代。

齐桓公可不像他的妹夫鲁桓公。鲁桓公窝囊，齐桓公雄霸。他不但不记管仲那一箭之仇，反倒委以重任。管仲也不负厚望，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四个方面厉行改革，终于让齐大国崛起，一举成就了桓公的霸业。 〔5〕

弄清楚了本图所示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就知道当时已是怎样地君不君、臣不臣、兄不兄、妻不妻，有多少人死于非命（见灰色部分）。

那么，管仲的霸术是什么？

军政一体。

管仲的政治策略，是先安内后攘外，先定国后称霸。治国方略，则是全国一盘棋，先区分士农工商，再区分国都郊野。国都住士和工商，郊野住农。但无论是士，还是农工商，都必须严格按照行业和身份居住，不能杂居，也不能迁徙和变更职业。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户籍制度，还是最严厉和最不讲理的。

住在郊野的农民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有司。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帅。十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帅。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帅。十县为一属，每属一位大夫，一位属正。属的下级是县，县的下级是乡，乡的下级是卒，卒的下级是邑。邑，是最基层的政权。邑由有司管理，向卒帅负责；卒由卒帅管理，向乡帅负责；乡由乡帅管理，向县帅负责；县由县帅管理，向属大夫负责。属由大夫管理，属正监理，直接向国君负责。全国五属，五位属正，五位属大夫，是国君的问责对象。属管县，县管乡，乡管卒，卒管邑，一个中央集权层层问责的金字塔管理体系，便建立起来了。

国都则分成二十一个乡。其中六个安置工人和商人，叫“工商之乡”。另外十五个住士人，叫“士乡”。士乡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这十五个士乡，国君和两位上卿（国子、高子）各管五乡。他们的问责对象，是乡大夫。每乡一个，共十五个。

国君和国子、高子管理的十五个乡，都是士人之乡，所以每家要出一个人当兵。当兵在春秋，是士人的义务，也是士人的权利，甚至是他们的特权，堪称责无旁贷。因此士乡的行政建制，很容易就能变成军事编制：五家为轨，五个战士，这就是伍，伍长即轨长。十轨为一里，五十个战士，这就是小戎（战斗队），戎长（队长）即里有司。四里为一连，二百个战士，这就是卒，卒长即连长。十连为一乡，两千个战士，这就是旅，旅长即乡大夫。五乡一万个战士，这就是军。十五个乡三万战士，这就是三军。三军军长，就是国君、国子、高子。国君将中军，国子将上军，高子将下军。国君和两位上卿，既是十五个士乡的最高行政长官，也是来自这十五个乡之三军将士的最高军事长官。

看明白这张图，对军国一体和军政一体，应当会有更深刻和更直观的理解。中央集权的思想，在这里萌芽了。

这就叫“作内政而寄军令”，是管仲最重要的政策。按照这个军政一体的制度，卒伍一级的小部队在居民区内便可训练，军旅一级的大部队在城郊之外便可集结。何况管仲还规定，士人一旦划定居住范围，就不准迁徙。邻里之间，更必须守护相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管仲认为，由此人与人相伴，家与家相依，打起仗来，就不但不会行伍错乱，而且能保证同仇敌忾。难怪管仲不无得意地对桓公说：君上以此精兵三万横行天下，请问哪个能够阻拦？ 〔6〕

显然，这是一种保甲制度，也是一种军国主义，是不折不扣的霸道。尤其是不准人民自由迁徙和变更职业，很明显是在侵犯人权。但桓公既然要成就霸业，当然只能讲霸道。人道也好，王道也罢，都只能束之高阁。至于如何发展经济，充实战备，开展外交，便都不过技术问题。

• 1〕 事见《史记·齐太公世家》。

• 2〕 文姜嫁到鲁国，是在鲁桓公三年（前709）。当时做父亲的齐僖公曾一路相送而至于讙（读如欢，鲁国地名，约在今山东省宁阳县），似乎对文姜不太放心。实际上此前他曾想把这个女儿嫁到郑国，却被婉拒。鲁桓公携文姜访齐，则是在公元前694年。此间襄公与文姜兄妹，应有十五年不曾见面。这次重逢，自然如干柴烈火，不可自制。

• 3〕 事见《左传·桓公十八年》。

• 4〕 鲁桓公死后，鲁文姜与齐襄公的偷情，《春秋》的记载有：鲁庄公元年三月，夫人孙（逊，私奔）于齐；二年十二月，会齐侯于禚（读如酌）；四年二月，享齐侯于祝丘；五年夏，如齐师；七年春，会齐侯于防；七年冬，会齐侯于榖。齐襄公被杀后，文姜曾于鲁庄公十五年如齐。此行是否意在与齐桓公偷情，不详。但此年系齐桓公始霸之年。此后，文姜又于庄公十九年和二十年，两年之间两次到了莒国。去干什么，不清楚。一年后，即鲁庄公二十一年，文姜去世。

• 5〕 鲁桓公是鲁惠公的嫡子，鲁隐公的弟弟。公元前712年，鲁国大夫羽父谋杀了隐公，立桓公为君。桓公在位十八年，无大政绩亦无大过错。他的窝囊，当是鲁国的窝囊。

• 6〕 以上管仲的治国方略请参看《国语·齐语》。

尊王与攘夷

解决技术性问题，管仲有的是办法。

没错，管仲确实是管理天才和治国高手。他的方案，差不多都是统筹兼顾的。比如春秋两季的狩猎，就既补充了给养，又训练了军队，岂非一举两得？

刑法的改革也如此。为了解决兵甲不足的问题，管仲制定了“兵器赎罪”的法律条款，价码是：重罪，一副犀牛皮盔甲，一柄戟；轻罪，一副普通牛皮盔甲，一柄戟；小罪，罚款；打官司，诉讼费为一束箭。 〔7〕

这可真是官民两利。以前，重罪要判死刑，轻罪要砍手脚，小罪要挨鞭子。现在，只要购买或打造兵器就可以赎罪，国家则充实了兵备，节省了军费。更何况，尽可能地减少杀人和动刑，还能博得仁慈和王道的美誉，岂非名利双收？

经济改革的要点，也在富国强兵。最重要的措施，是由国家统治经济。比方说，改革税制，免除关税，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盐铁管理，实行盐铁专营，增加国库收入；铸造统一钱币，对市场和物价进行宏观调控。当然，管仲也毫不客气地宣布国家对矿山、森林、湖泊、海洋的垄断。但，他并不主张创办国营盐场或国营铁厂。他的政策是国有民营。生产和销售是民间的事，国家的权力和职能是垄断资源，控制价格，甚至为了控制价格而控制产量。 〔8〕

也许，唯独一个行业有“国企”，这就是色情业。有学者认为，管仲很可能是“国营妓院”的创始人。齐国的妓院叫“女闾”，分为七个门市部，每个门市部妓女百人。开设的时间，据说比古希腊的梭伦还早了五十年。不过，梭伦的目的，主要是解决性需求和减少性犯罪；管仲的目的，则可能是增加国库收入，笼络天下人才，甚至招待各国使节。总之，此例一开，诸侯纷纷仿效。难怪燕太子丹能“美女恣荆轲所欲”了，没准他自己就是“妈妈桑”。 〔9〕

①齐大刀

②燕刀

③秦圜钱

④楚铜贝

⑤韩布币

⑥赵布币

⑦魏布币

当然，国际关系并不能靠妓女来摆平。管仲的策略，是“以恩惠换拥戴，以土地换和平”。具体地说，就是将过去齐国侵占的城邑归还各国，再加上频繁的请客送礼。据说，这样做的效果是“四邻大亲”。 〔10〕

管仲认为，有了经济、军事和外交的条件，齐国就可以出兵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出威望。做江湖老大，当国际警察，不出兵是不行的。不教训几个调皮捣蛋的家伙，也是不行的。攻打的对象，当然首先是弱国。如果那邦国既弱小又不听话，更好。但公开的说法，则是“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这样的罪名，当然并不难找。 〔11〕

师出必须有名。要想成就霸业，比霸术更重要的，是霸道，是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

那么，管仲打出的旗号又是什么？

尊王攘夷。

实际上，尊王和攘夷，原本是同一件事。因为王室不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夷狄太强。起先最强悍的是犬戎，他们在商代叫鬼方。西周灭亡，就因为犬戎攻陷镐京，追杀幽王于骊山之下。定都洛阳的平王无力收回失地，便把沦陷区封给他的一位西垂大夫。这位大夫也不辱使命，果然收回王畿的西半，并把那里变成了秦国。他自己，则成为秦国的第一任国君，是为秦襄公。

这件事情对中原各国的刺激，是相当大的。这些国家大都是夏商周之后，自称夏、诸夏，也称华、华夏。华，就是光，也是美；夏，就是大，也是雅。华夏，就意味着文明；夷狄，则意味着野蛮。文明人，是羞与野蛮人为伍的，更不要说甘拜下风。攘夷，应是华夏诸国的共同愿望。

何况进入东周后，夷狄屡屡进犯，诸夏不堪其扰，只不过入侵者不是戎，是狄。据统计，公元前662年至公元前595年间，受狄人之侵略者，齐七次，卫六次，晋五次，鲁两次，邢、宋、温、郑、周各一次。受害最甚的是卫，被迫两次迁都。次为邢，迁都一次。周也惨，成周沦陷，天子出逃。后来卫和邢，都靠齐桓公出手相救，才幸免于亡国。周襄王则靠晋文公出手相救，才得以复国。 〔12〕

霸主的意义，这样一说就很清楚。

事实上齐桓和晋文这两代霸主，最受后世肯定的就是攘夷。比如孔子的学生子路和子贡，都曾问过同一个问题：齐桓公逼鲁国杀了公子纠，纠的一位师傅召忽殉主自杀，同为师傅的管仲不但不死，还转变立场去辅佐桓公，这个人不仁吧？孔子却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仁！当然仁！如果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头散发，衣襟往左边开，变成野蛮人了！ 〔13〕

孔夫子说得并不错。没有齐桓和晋文，我们民族的历史确实可能会重写，尽管重写也未必就一定不好。但在孔子看来，维护华夏文明比忠于某个君主重要，则可以肯定。

总之，攘夷在当时，是华夏各国的政治需要，也是文化需要。因此，霸主的横空出世，是顺应潮流的。就连秦穆公，之所以成为“春秋五霸”的候选人之一，恐怕就因为他最终完成了对犬戎的征服。

攘夷就要尊王。只有把周天王的旗帜高高举起，诸夏内部才能团结。内部团结，才能一致对外。因此，华夏各国虽然心怀鬼胎互不相让，但没有一个人胆敢反对尊王。齐桓公称霸的葵丘之会，晋文公称霸的践土之盟，先后两位霸主对天子也都极尽恭敬之礼。结果，霸权时代的周王原本实力尽丧，表面上反倒威风八面，人五人六，出尽风头。

这真是太具戏剧性了。

但更戏剧性的，则还是一个蛮夷之邦在南方悄然崛起，并加入到争霸中原的行列里来。

这个蛮夷之邦，就是楚。

• 7〕 请参看《国语·齐语》。

• 8〕 请参看吴晓波《浩荡两千年》。

• 9〕 齐桓公设女闾一事，见《战国策·东周策》，亦请参看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

• 10〕 请参看《国语·齐语》。

• 11〕 见《国语·齐语》。

• 12〕 请参看张荫麟《中国史纲》。

• 13〕 见《论语·宪问》。

蛮夷之邦：楚

楚人是蛮夷吗？

好像是。

蛮夷，是相对于中国而言的。中国，就是中央之国，或中原之国。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说过，当时人们的世界观，是天圆地方。半球形的天扣在正方形的地上，叫“普天之下”，简称“天下”。正方形的上下左右，是四个海，东西南北各一个，叫“四海”。人类居住的地，在四个海的当中，叫“四海之内”，简称“海内”。海内或天下的正当中，叫“中国”，即天下或四海之中的邦国。住在中国的，是诸夏或诸华，即华夏。东西南北的“非华夏民族”，细分则东曰夷，南曰蛮，西曰戎，北曰狄；统称则叫夷，或蛮夷，或夷狄。所谓“攘夷”，便包括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圆形之内叫天下，方形之内叫海内，方形之中也叫中国。

华夏与蛮夷或夷狄，差别主要在生活方式。按照《礼记·王制》的说法，东夷和南蛮“不火食”，即不吃熟食，生吞活剥；西戎和北狄“不粒食”，即不吃粮食，只吃肉类。至于服饰，东夷“被发文身”（被读如披，意思也是披），即披头散发，身上刺青；南蛮“雕题交趾”，即额头刺青，光着脚丫；西戎“被发衣皮”，即披头散发，不穿丝绸或麻布，披兽皮；北狄“衣羽毛穴居”，也是不穿丝绸或麻布，还住在洞穴里。其实还有吴和越，是“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即剪断头发，身上刺青，不穿衣服。 〔14〕

显然，华夏与非华夏民族的差异，是文化的。但在当时“中国人”眼里，却等于开化和不开化，文明和野蛮。

这并非没有道理。

事实上，用火、农耕、养蚕业和纺织业，都意味着生产力的进步。用火则熟食，农耕则粒食，养蚕则衣帛，纺织则衣布。因此，茹毛饮血，不吃粮食，不穿衣服，身披兽皮，不会盖房子，都是落后的表现。至于文身和刺青，则是原始时代的风气。所谓“被发文身，以像麟虫”，正说明这些民族还停留在生殖崇拜或图腾崇拜阶段，没有跨入文明的门槛。 〔15〕

文明是对野蛮的镇压，而这种进步是要有标志的。对于华夏民族来说，这个标志就是束发。因为对头发的约束，即意味着对自己的约束，而且是道德的约束。因此，断发和披发，都是不文明的，甚至不道德。赤身裸体和刺青文身，也如此。因为要显露刺青和文身，就不能穿衣服；而如果一丝不挂，暴露无遗，则体面何在，体统何存？

蛮夷，岂非不开化的野蛮人？

于是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便在华夏民族心中油然而生。正是这种文化优越感，让中原诸夏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周边民族，包括蔑视楚。

楚人的来历，现在已经说不清了。所谓“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是靠不住的。司马迁自己，也说他们“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比较靠得住的，是楚人的先君熊绎带兵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被封在“楚蛮”，号称“楚子”。子，未必就是子爵，反倒可能是“蛮夷之君”的意思。事实上《春秋》一书中，蛮夷或夷狄的酋长或国君，可是一律都称为“子”的。

由此可见，楚人虽然在西周初年就与中国发生关系，却并不被看作诸夏。楚人自己，也以蛮夷自居。楚的国君熊渠和熊通，就公开说“我蛮夷也”。他们这样说，目的是要称王。因为华夏各国的国君，只能称公称侯。能称王的，只有周天子。于是熊渠便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意思也很清楚：我们楚人既然是蛮夷，凭什么要按照你们中国的规矩来？熊通则更不客气，干脆自称武王，公然与周人的祖宗平起平坐，完全不把天下共主放在眼里。 〔16〕

这样看，尊王攘夷，楚也是重点打击对象。他们来争霸，岂非天大的笑话？

可惜这是事实。

我们知道，所谓“春秋五霸”，历来就有各种说法。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有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可见楚为春秋时期的霸主国，并无争议。实际上春秋刚刚开始，中原诸夏就已经感到了楚国的威胁。为此，郑国和蔡国在邓（疑在今河南漯河市境内）举行了盟会。这时的郑君是庄公。以郑庄公之强，尚且惧楚如此，其他诸夏可想而知。 〔17〕

郑庄公的恐惧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时的楚君，正是自称武王的熊通。这时的楚国，则正蒸蒸日上。他们早已控制了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视周边小国和蛮族部落为盘中餐、囊中物，对中原沃土也垂涎三尺，觊觎已久。武王在世时，汉水沿岸姬姓诸国便被楚人吞并已尽。他的儿子文王继位后定都郢城（今湖北荆州市），又先后灭掉申国（姜姓，在今河南南阳市）、邓国（曼姓，在今湖北襄阳市）、息国（姬姓，在今河南息县），征服蔡国（姬姓，此时在今河南上蔡县），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了郑国的家门口。

楚人似乎也不放过郑国，因为郑国是中原的枢纽和门户。于是，从文王到成王，楚人五次伐郑，非逼得他们跟自己亲善不可。最后一次，郑文公几乎就要扛不住了，打算向楚国投降。想当年，郑庄公与蔡国结盟，就是为了对付楚国。现在蔡国成了楚人的马前卒，他们还能依靠谁？

齐桓公。

• 14〕 见《左传·哀公七年》。

• 15〕 《淮南子·原道训》称：“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象麟虫。”

• 16〕 请参看《史记·楚世家》。

• 17〕 事在鲁桓公二年，《左传》称“始惧楚也”。

不战而霸

郑国遭楚攻击两三个月后，齐桓公出手了。

楚成王伐郑，是在鲁僖公三年（前657）冬。第二年正月，齐桓公便联合鲁、宋、陈、卫、郑、许、曹组成八国联军，浩浩荡荡杀了过来。他们的做法，仍然是“吃柿子拣软的捏”，先拿投降了楚人的蔡国开刀。可怜那蔡，原本就是小国，当然不堪一击。打败了蔡国的联军乘胜前进，准备攻打楚国。

楚成王闻讯，便派了一个大使去交涉。

成王的照会很有名，是这么说的──

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

这话说得很客气，很委婉，很文雅，也很强硬。所谓“风”，就是雌雄相诱。动物发情时，雌性会散发特殊的气味，像风一样，雄性闻到就跑过去了。所以楚国的照会，翻译过来就是：君上您住在老北边，寡人我住在老南边。贵我两国相距千里，哪怕是牛和马谈恋爱，也跑不了那么远啊！没有想到君上您却大驾光临，来到敝国，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显然，这是在谴责齐国师出无名。齐国这边，管仲却代桓公回答说，我们出兵，是得到了授权的。你们该进贡的茅草没有到位，影响了王室的祭祀，所以寡人要来征讨。昭王南巡到了汉水就没有回去，所以寡人要来问问。

管仲的回答貌似有理，其实不然。得到授权？请问谁授的？管仲说是召公奭（召读如绍，奭读如是）。授权给谁？管仲说是太公望，也就是姜太公。他们是什么时候的人？周初。此刻是什么时候？春秋。这个授权，是不是也太久了一点？更何况，有当今天子的授权吗？没有。

攻打楚国的两条理由，也站不住脚。没错，当时诸侯各国，名义上都对周天子有义务。楚国的义务，是进贡一种茅草，以便祭祀的时候用来滤酒。这种茅草很久没有进贡，大约是可能的。但在春秋时期，许多诸侯都不怎么把天子当回事，这种事情也多了去，凭什么专拿楚国开刀？至于周昭王，是西周第四任天子。他南巡来到汉水时，汉水的人很讨厌他，就在过河的时候给了他一只漏船。这事早已过去三百多年，齐国现在来算什么账？

显然，什么“尔贡包茅不入”以及“昭王南征而不复”等等，都是借口。但在外交场合，不能把话说穿。于是楚使就说：过滤纸忘了送去，这是敝国寡德之君的罪过，今后岂敢不送？至于昭王为什么没有回去，请问问汉水之滨好了。

这就谈不拢。只能各自回去，准备打。

战争的准备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齐国的联军继续前进，楚军的统帅也来到阵前，并前去拜见齐桓公。桓公为了表示礼让，下令联军从楚国的北塞陉（读如刑，其地不详），后退到召陵（其地亦不详），并建议先搞一次阅兵式。

于是两人同坐一辆战车检阅部队。

退兵和阅兵，都是姿态。桓公的意思很清楚：只要承认齐国是老大，事情都好商量。因此，他就先唱高调，说这次起兵不过为了两国永远友好。楚帅也放低身段，说那正是寡君的愿望。但，当桓公耀武扬威，声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时，楚帅就寸步不让了。

楚帅的回答不卑不亢：君上如果以德服人，请问谁敢不服？如果一定要用武力，那么本帅也可以禀告君上，我们楚国可是以方城山为城墙，以汉水为护城河的。贵军虽然人多势众，怕是没有用武之地。

话说到这个份上，就只能各自算账。

齐国很清楚，楚国并不好惹。硬要开战，至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说不定还两败俱伤。楚国也很清楚，齐国要称霸，是挡不住的，自己也没资格争，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最后，两国签订盟约，各自收兵。

盟约的内容并未载入史册，已不可考。但楚人承认对周天子负有义务，承认“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供）给”，尊王的目的就达到了。楚人同意暂时不再对郑国死缠烂打，放慢进犯中原的步伐，攘夷的目的也算达到。方方面面都交代得过去，齐桓公当然见好就收。 〔18〕

然而桓公的霸业之基，却由此奠定。

五年后，齐桓公在葵丘（其地当在今河南兰考县）与宋、鲁、卫、郑、许、曹六国结盟，周襄王派人祝贺，史称“葵丘之会”，是齐国称霸的标志。 〔19〕

很清楚，没有前面的召陵之盟，就没有后来的葵丘之会，因此前者历来被看作桓公的得意之作，也被看作称霸中原的经典案例。一百一十八年后，楚灵王征得晋国同意，召开诸侯大会意欲称霸，仍表示要以召陵之盟为榜样。 〔20〕

可惜，这榜样十分经不起推敲。

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盟会，秦晋两国都没参加。这两个超级大国缺席，霸主的地位和盟约的价值，便要大打折扣。说白了，齐桓公不过半壁江山的霸主，他的成功也有太多的机缘巧合。事实上，当时王室衰微，晋国内乱，秦穆公敬而远之，楚成王又让了一步，齐桓公才如愿以偿。 〔21〕

所以齐桓的争霸，其实是“不争之霸”。真正的争霸，是后来的晋楚两国。那才是一部春秋史的主旋律。其间，包括宋襄公的图霸业，秦穆公的霸西戎，都不过小插曲。

那就来看晋楚之争。

• 18〕 事见《左传·僖公四年》。

• 19〕 事见《左传·僖公九年》。

• 20〕 事见《左传·昭公四年》。

• 21〕 请参看《史记·齐太公世家》。

真霸主晋文

开创晋国霸业的，是文公。 〔22〕

晋文公重耳是在齐桓公之后称霸的。如果说齐桓是“不战而霸”，那么，晋文便是“一战而霸”。这场战争，就是城濮之战。这在春秋时期，当然不是第一次战争，却是第一次大战。但开战和结局，则似乎在计划外。 〔23〕

战争的起因在宋国。

宋，也是一度想称霸的。城濮之战十一年前，齐桓公去世，五个儿子为争夺君位打成一团，齐国和诸夏同时失去重心。宋襄公想吃天鹅肉，便自说自话地摆出霸主的谱来。结果却是在盟会中被楚军俘虏，后来又因泓之战受伤而死，只在历史上留下了可能是五霸之一的虚名。

图霸不成的宋，也只好归顺了楚国。

图据《中国历代战争史地图集》

公元前632年初，晋文公进攻附楚的曹、卫，诱楚来援以解宋围。正月占卫五鹿，二月进至敛盂会盟齐昭公。三月攻占曹都陶丘。楚军不受调动，加紧围攻商丘。宋向晋告急。四月初楚军进至城濮，双方对阵。晋下军向楚右军猛攻，陈、蔡军一触即溃。晋上军佯装后退，待楚军追击突出，晋中军向其暴露翼侧攻击，断其退路，晋上军回头夹击。楚左军大部被歼，两翼均败退。

然而就在宋成公到楚国朝见楚成王的同时，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叛乱，雇佣狄军伐周。东周京城被狄军和叛军攻破，避难郑国的周襄王向秦晋两国求援。这时的晋文公虽然才刚刚即位一年多，却立即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他辞谢了驻扎在黄河边的秦国军队，带兵顺流而下，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一举打败狄军，消灭叛军，把周襄王送回了王城。

如此尊王、攘夷、平叛，当然是只有霸主才能做到的事情，不能不让宋人刮目相看。于是宋国仅仅依附了楚王两三年，就变卦反水，成为晋国的同盟。气焰正旺的楚人，当然不能容忍这等叛徒。成王立即命令他的令尹和司马出兵，并在第二年亲自出马，联合陈、蔡、郑、许四国军队围宋。

宋国告急。

接到求援信的晋文公拍案而起。事实上，宋国挨打，原本因为他们“叛楚即晋”，这是理；当年文公身为落难公子流亡国外，一路走来，卫文公无礼，曹共公无礼，郑文公也无礼，宋襄公却送给他车马二十乘（读如剩）， 这是情。所以宋国大难临头，晋文公重耳于情于理都不能坐视不管。 〔24〕

当年追随文公四处流浪的一班文武老臣也很以为然。他们甚至认为，扬名立万，成就霸业，正在此一举。因为报恩和救难，是得人心的。至于策略，则是讨伐曹国和卫国。曹国刚刚依附楚国，卫国则方与楚人结为婚姻。这两个小弟挨打，做大哥的楚人一定会来救援，宋国也就解围。何况曹和卫都曾无礼，不打他们，打谁？

文公然其计。为此，他将父亲晋献公当年建立的上下二军，扩充为上中下三军。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春，晋文公侵曹伐卫。心惊胆战的卫成公请求结盟，晋国不同意；想去讨好楚人，本国不同意。卫国人的办法，是干脆驱逐了他们的这位国君，来取悦晋国。

曹共公就更惨。这个当年趁重耳洗浴之机偷窥其裸体的家伙，被攻入曹都的晋军活捉。就连鲁僖公也吓破了胆，竟然杀了派去保卫卫国的大夫，以此向晋国献媚。

楚军却并没有从宋国撤离。

宋国再次告急。

晋文公审时度势，设法让齐国和秦国加入了战争。楚成王也审时度势，决定退出战场。他对令尹子玉说，晋侯这个人，在外流浪十九年，什么苦没吃过，什么事没见过？老天爷给了他年寿，又给了他晋国。上天所赐，拿得掉吗？算了吧！离开宋国，也不要去追逐晋军。

可惜子玉是一个“刚而无礼”的家伙。他一再请战，定要与晋人决一雌雄，扬言以此堵住小人的嘴巴。愤怒的成王给了他少量军队，子玉便带着一百八十辆战车发动挑战。

晋军却撤退了。

撤退是有原因的，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晋文公重耳流亡时，不但受过宋襄公的恩典，也受过楚成王的款待。当时成王曾问：公子如果回国为君，准备拿什么来报答寡人？

重耳说，奴仆、姬妾、牺牲、玉帛，君上有的是；翡翠、牦牛、象牙、犀皮，贵国之所产。重耳能够报答的，大约也就是将来两军相遇时，退避三舍，以示礼让。如果退兵九十里后，君上仍然不肯宽恕重耳，也只好左手提着马鞭弯弓，右边挎着弓袋箭袋，与君上周旋。 〔25〕

此刻，晋文公就是在履行诺言。

言而有信，就理直气壮；后退一步，则海阔天空。两军还没开战，晋人就已经占了上风。然而子玉却不懂这个道理。他不顾众人反对，一路追到了城濮（卫地，在今河南范县），与晋、齐、秦、宋联军对阵。

四月二日，城濮之战爆发。时间是一天，结果是楚军一败涂地。楚成王闻讯，派人捎信给子玉说：大夫您如果回国，不知如何向父老乡亲交代？

于是子玉自杀。

大获全胜的晋文公来到郑地践土（今河南原阳县与武涉县之间），与齐、宋、鲁、蔡、郑、卫、陈七国之君举行盟会，史称“践土之盟”。想当年，齐桓称霸的葵丘之会，周襄王只是派人赐以胙肉（胙读如做，祭祀祖宗的肉）。践土之盟，则不但襄王亲自到场，还册封晋文公为“侯伯”，即诸侯之长。这可是既有文献记载，又有文物为证的。 〔26〕

春秋白玉出廓璧

两侧出廓各附有一夔龙作回首卷尾状，现藏于侯马晋国古都博物馆。

春秋玉龙

曲身回首龙形，以角、鳍等装饰。龙身两面纹饰相同，器边起沿，器体布凸起谷纹，应为祭祀礼玉，现藏于侯马晋国古都博物馆。

众星拱月，有证上岗，晋文堪称“真霸主”。

然而历史却仍在这里留下了伏笔，那就是秦国没有与盟。我们知道，城濮之战，秦国可是同盟军。为什么一个半月后的践土之盟， 同为战胜国的秦却不参加呢？难道秦穆公也是要争霸的？难道秦晋两国迟早要反目？ 〔27〕

正是。

• 22〕 本节所述，均见《左传》之僖公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

• 23〕 一战而霸，语见《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 24〕 古人以一车四马为一乘，二十乘即二十辆车，八十匹马。

• 25〕 事见《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国语·晋语四》，《史记·楚世家》。

• 26〕 此事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和出土文物子犯钟。该文物部分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部分由台北收藏家陈鸿荣先生收藏。

• 27〕 《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记践土之盟事，无秦；《左传·定公四年》言践土之盟盟书，也无秦。城濮之战，是在鲁僖公二十八年四月二日；践土之盟，则在同年五月十六日。

准霸主秦穆

秦穆公也是春秋五霸的候选人。

为什么说是候选人？因为对于所谓“五霸”，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一种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见于《荀子·王霸》；另一种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见于《风俗通·五伯》。

可惜这两种说法，都不靠谱。

事实上，所谓“五霸”，原本就是凑数。凑成五霸，则因为前有所谓“三王”（夏禹、商汤、周文）。有三王，就得有五霸，以表示今不如昔。而且，正因为有了三王五霸，才又编造出三皇五帝来（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一卷《祖先》）。

可惜，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三五成群，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比如宋襄公，身败名裂，怎么算得上一霸？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既在春秋晚期，又都偏于一隅，岂能与齐桓、晋文相比？

倒是秦穆公，可以一说。

秦穆公的身影，早已在本中华史第四卷《青春志》中频频出现。把公子夷吾送回晋国为君的，就是他和齐桓公。时间，则在葵丘之会的同一年。可见那时的霸主虽是齐桓，但秦穆也可以算作“副霸主”的。等到晋惠公夷吾驾崩，齐桓公也已去世，立公子重耳为晋君的，就只有秦穆公了。

因此，秦穆公是晋文公的恩人，而且是大恩人。也因此，晋文公终其一生，都不肯与秦穆公发生冲突。尽管鲁僖公二十九年秦晋联手伐郑时，秦穆公曾单方面撕毁协议，由助晋而改为助郑。这个故事，《青春志》也讲过。

但，文公之后，就两样。 〔28〕

鲁僖公三十二年（前628），晋文公重耳去世。秦穆公趁着晋人国内有丧无暇旁顾，派出百里孟明视（百里是氏，孟明是字，视是名）、西乞术、白乙丙三员大将东征，准备偷袭郑国，以便开始建立秦国的霸权。

不过这个局，却被郑国商人弦高给搅黄了。弦高贩货到周，路遇秦军，一眼看破他们的用心，便一面冒充郑国使节到秦营劳师，一面派人回国报信。郑穆公闻讯，又派人到宾馆对秦国的卧底说，诸位在敝国住得很久了，要不要到园子里打些麋鹿带回去？孟明视见郑国已有防备，只好改变计划，灭了滑国（姬姓，在今河南偃师县境内），班师回朝。

这件事引起了晋人的同仇敌忾。他们痛恨秦国“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晋和郑、滑都是姬姓），决定在秦军的归途进行伏击。继位的晋襄公披麻戴孝，把白色的丧服染成戎服的黑色，亲自率部痛击来犯之敌，直到全歼秦军，俘获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这才回国安葬文公。

据说，晋国的丧服从此变成黑色。

三员大将，则很可能会血溅军鼓。

救了他们一命的是文嬴。文嬴是秦国的公主、文公的夫人、襄公的嫡母、当朝老夫人。于是她便以这四重身份对晋襄公说：那三个家伙离间了秦晋两国关系，敝国寡德之君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君上何不满足一下寡君的愿望？

于是晋襄公放那三员大将回国。

事情完全如文嬴所料，秦穆公显示出霸主的气度。他身穿表示军败国辱的凶服来到国都之外，郊迎孟明视等人。秦穆公哭着说：委屈诸位了！这一次，都是寡人的罪过，诸位有什么错，有什么错呢？

于是孟明视任职如故。

没有证据表明，文嬴跟穆公通过信息，但就连晋国的大夫也料定结果会是这样。晋襄公后来也反悔，派兵去追。但追兵赶到黄河边时，那三员大将已在河中。孟明视在船上恭行大礼说：如果敝国寡德之君成全君上的仁爱，不以下臣军前衅鼓，那么，三年之后再来拜谢君上的大恩！

可惜两年后的秦晋彭衙之战，孟明视再次一败涂地。晋人甚至讽刺说：将军扬言三年之后要来拜谢寡君的不杀之恩，可真是说话算数呀！那就把贵军称为“拜赐之师”吧！

遭此奇耻大辱的秦穆公却没有气馁，孟明视也仍被重用。秦国君臣同心同德奋发图强，扩军备战厉兵秣马，终于在一年后就报仇雪恨。

鲁文公三年（前624），秦师伐晋，穆公亲征。渡过黄河时，他下令烧毁所有的船只，以示必死的决心。晋国君臣也知道秦师哀兵必胜，便采取“不抵抗政策”，皆守城不出。于是秦军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他们扫荡晋土，夺取晋地，祭奠了阵亡将士，这才回国。

一年后，秦穆公再接再厉，征服西戎。司马迁说，这时的秦“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29〕

那么，秦穆公可以名列五霸吗？

也行也不行。论能力和水平，他不在宋襄之下；论功德和影响，则应在阖闾和勾践之上。但他和宋襄公一样，都犯了严重错误。宋襄的错误，是杀活人做牺牲品；秦穆的错误，则是杀活人做殉葬品。鲁文公六年（前621），秦穆公驾崩，殉葬者竟多达一百七十七人，其中还包括三位秦国最优秀的人才。对此，当时的时事评论员甚至发表了长篇大论，认为秦穆公没能成为霸主是理所当然的。 〔30〕

秦公一号大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掘的最大古墓，墓内186具人殉，是中国自西周以来发现殉人最多的墓葬。依推断墓主人为秦景公。

以人为本，毕竟是周文明的精髓。

违背了人道主义精神的秦穆公只能与霸主无缘。不过平心而论，却不妨这样为他盖棺定论：比“真霸主”差，比“非霸主”强，介乎二者之间，接近于霸主。

那就算他“准霸主”好了。

穆公，是孝公之前秦国最重要的君主。穆公之后，终春秋一世，秦在国际舞台上都没有太精彩的表演。这跟桓公之后的齐差不太多。要听他们唱大戏，恐怕还得稍等片刻。现在占据舞台中心的，是另外两个超级大国。

这两个大国，就是晋和楚。

• 28〕 以下所述事见《左传》之僖公三十二年至文公六年。

• 29〕 见《史记·秦本纪》。

• 30〕 请参看《史记·秦本纪》、《左传·文公六年》。

第三章

南方崛起

九头鸟

秦穆公去世前五年，楚成王也死了。

楚成王死不瞑目。

成王是楚国的第三个王。之前，有他的祖父武王，以及父亲文王。楚国的基业，就是他们祖孙三代创下的。至于成王本人，在位四十六年，亲眼看着齐桓和晋文相继称霸，宋襄和秦穆跃跃欲试，自己也当仁不让地积极参与。召陵之盟，与齐桓公分庭抗礼的是他；城濮之战，与晋文公一决雌雄的也是他；绑架宋襄公，又在第二年把宋军打得满地找牙的，还是他。春秋前期的争霸，处处都有他的痕迹和影子。

然而英雄一世的楚成王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竟会死在自己的亲儿子手上。

成王的儿子叫商臣。

商臣本是成王的太子。可惜成王跟许多有为或无为的君主一样，好色。妻妾成群又爱屋及乌的结果，往往是废嫡立庶，废长立幼，立储以喜。何况楚国原本就有传统，喜欢立年轻力壮的公子为君。这跟他们一贯好战好斗，专一与诸夏作对有关。年老力衰的君主，是领导不了这个尚武霸蛮之邦的。

于是，鲁文公元年（前626），楚成王决定废掉商臣，另立姬妾之子为储。这个消息后来得到了证实，商臣便去求教于自己的师傅潘崇。

潘崇问：让位服软，做得到吗？

商臣说：做不到。

潘崇又问：流亡国外，做得到吗？

商臣又说：做不到。

潘崇再问：那么，干一件大事，做得到吗？

商臣说：做得到。

这就是只有蛮夷才说得出的话了。宫廷政变，抢班夺权，诸夏的公子们也会做，但不会这么讲。只有楚人毫无顾忌。他们的身上流着蛮夷的血，根本就不把君臣父子那一套放在眼里，也不认为大逆不道是多么严重的罪名。

十月，主意已定的商臣带兵包围了王宫，逼楚成王自杀。成王提出吃了熊掌再死，也不被批准。成王无奈，只好自缢。但他吊死以后却不肯闭眼睛，因为拿不准这些不肖子孙会给自己上一个什么样的谥号。

谥号是最后的面子，死了也得要。

这事在葬礼之前就讨论了，最先定的是“灵”。这是“恶谥”。比如后来的晋灵公、郑灵公、陈灵公，便都是既为君不道，又死于非命。因此成王听了，便不肯闭眼睛。商臣等人无奈，只好改谥为“成”，成王这才满意地升天。

商臣即位，是为穆王。 〔1〕

穆王虽然弑君弑父，要算乱臣贼子，但列祖列宗的基业却在他手上得以拓展。穆王在位十二年间，灭江（在今河南息县），灭六（读如陆，在今安徽六安县），灭蓼（在今河南固始县），伐郑，侵陈，伐麇（读如君，在今湖北郧县），围巢（在今安徽巢县），干得有声有色。可以说，穆王去世时，是把一个即将成功的霸业，交到了儿子手上。 〔2〕

他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楚庄王。

楚庄王声色犬马。

没人告诉我们，庄王即位之初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只知道，三年之间，此君不理朝政，不出军令，一味地骄奢淫逸。大夫伍举忍无可忍入宫进谏，庄王却左手抱着郑姬，右手搂着越女，嬉皮笑脸坐在乐队中，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这可真如伍举所说，有只鸟待在高高的山上，三年不飞，三年不鸣。

请问这是什么鸟？

九头鸟。

是啊！按照庄王的说法，这只鸟“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如此以静制动蓄势而发，岂非生命力、创造力和破坏力都极强的九头神鸟？ 〔3〕

实际上庄王心里很清楚，楚人的精神是“霸蛮”，楚人的心气是“不服周”，楚人的传统是“我蛮夷也”，而楚君的使命则是开疆辟土，抗衡华夏，图谋中原。这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必须付出毕生的精力。看来，他是想在大干一场之前先玩个够，然后收心。

收心之后的庄王果然一鸣惊人。头一年，他就联合秦国和巴国灭了庸（在今湖北竹山县）。三年后，又联合郑国侵陈侵宋，后来更命令郑国痛打背楚降晋的宋国。可见这时郑国已经变成楚的小弟，晋国则由于灵公被杀国内动乱，几乎无暇多顾。于是庄王一路凯歌，把队伍开到了周王室的眼皮底下，声称要在王畿之内搞军事演习。

楚庄王耀武扬威。

此时的天子已不是襄王，也没有齐桓和晋文这样的华夏霸主来护驾。外强中干的周定王摆不起架子，只好放下身段派王孙满去劳军。楚庄王则志得意满，竟向天子的代表王孙满问起九鼎的大小轻重来。

夏时期青铜器，山西太原许坦村出土。

商时期青铜器，湖南宁乡县黄村寨子山出土。

西周时期青铜器，河南洛阳出土。

鼎是所有青铜器中最能代表至高无上权力的器物。夏朝时青铜鼎的种类增多，商朝是我国青铜文化灿烂时期，西周青铜鼎种类更加丰富。鼎的制作和赠与也与商周时代贵族间婚媾、宴享、朝拜、会盟和铭功颂德等礼制活动紧密相关。

这实在是一件严重的事情。

我们知道，九鼎传为夏禹所铸，使用的青铜则来自天下九州，象征着夏对各部落国家和部落联盟的领导权。后来夏桀失德，九鼎迁商；殷纣失德，九鼎迁周。鼎之所在，即权力中心所在。楚庄问鼎，什么意思？

王孙满不能不义正词严。

决心捍卫王室尊严的王孙满告诉楚庄王：政权的合法性在德不在鼎，上天是视德授权的。现在周德虽衰，却天命未改。鼎的大小轻重，还是不问为好。

楚庄王听了，一言不发，收兵回国。 〔4〕

其实庄王心知肚明。什么“在德不在鼎”云云，全是扯淡。权力的获得，霸业的完成，不在鼎，也不在德，在力。他现在，不过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旦兵强马壮战无不胜，称霸就是迟早的事，没准还会夺了天下。

• 1〕 事见《左传·文公元年》。

• 2〕 楚穆王灭江，在鲁文公四年（前623）；灭六，灭蓼，在鲁文公五年（前622）；伐郑，侵陈，在鲁文公九年（前618）；伐麇，在鲁文公十一年（前616）；围巢，在鲁文公十二年（前615）。

• 3〕 请参看《史记·楚世家》。

• 4〕 事见《左传·宣公三年》。

血染的霸业

楚庄的称霸，很艰难。

的确，如果说齐桓公是“不战而霸”，晋文公是“一战而霸”，宋襄公是“战而未霸”，秦穆公是“战而半霸”，那么楚庄王则是屡战而霸，血战而霸，苦战而霸。其中最惨烈也最悲壮的，是成就了庄王霸业的围宋之役。

说起来这场战争的祸端，其实在楚庄王。起因是有一次庄王同时派出两个使节，分别出使晋国和齐国。出使晋国的，要路过郑国；出使齐国的，要路过宋国。庄王却吩咐二人直接过境，不得向郑宋两国借道。

这就是蛮不讲理了。因为即便是周王的天使，哪怕路过蕞尔小邦，也要借道，以示对该国领土和主权的尊重。楚庄王不准自己的使节借道，岂非霸道？

没人知道庄王当时怎么想。只不过郑国在此刻，早已被打得服服帖帖，多半会忍气吞声。宋国则不同。他们在两年前，跟晋、卫、曹三国建立了攻守同盟。盟约规定，如果有谁被人欺负，当共救之，叫“恤病”；如果有谁背叛同盟，则共讨之，叫“讨贰”。这个条约，宋国执行得很到位，而且也只有宋国执行到位。以宋人之刻板叫真，岂能容忍楚国的此等行径？何况那位过路的使节申舟，以前还得罪过宋。

于是申舟叫苦不迭：郑国聪明，宋国糊涂，路过郑国的肯定没事，我死定了！

庄王却说：敢？他要杀了你，我就灭了他！

楚庄说这话，实在是太小看宋国了。一个士人，尚且可杀不可辱，何况是一个邦国？面对楚人的蛮横无理，宋国的执政华元说：途经我国而不借道，这是把我国看作他们的边陲小镇，等于是亡国。得罪楚人，引来兵祸，也要亡国。如果同样是亡国，那就宁肯死得体面而有尊严。

结果申舟被杀。

楚庄王闻讯，一甩袖子就往外冲，随从们追到前院才送上鞋子，追到宫门才送上佩剑，追到街上才扶他上车。气得发抖的楚庄王，下令立即发兵围宋。而九头鸟冲冠一怒，宋人是抵挡不住的。鲁国甚至赶紧表态，站在楚国一边。

被围的宋人依约向晋国告急。

然而让华元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晋国这回做了缩头乌龟。晋景公倒是打算救宋，却被一位大夫拦住。这位大夫说：虽鞭之长，不及马腹，这事我们管不了。上天正眷顾楚国，我们岂能争锋？是河流湖泊，就要容纳污泥浊水；是山林草野，就要藏匿毒蛇猛兽；是美玉，就一定隐含瑕疵；是国君，就必须忍受屈辱。这是天道，君上还是等等吧！

于是晋国按兵不动一箭不发，只派了一个名叫解扬的使节去安抚忽悠宋国。

可惜解扬路过郑国时，却被郑人抓获送进楚营。楚人用重金贿赂解扬，要他去送假情报。解扬三拒不成，只好答应。然而当解扬登上楼车向宋城喊话时，喊出的却是：宋国弟兄们顶住！我军全部集结完毕，马上就到！

上当受骗的楚庄王勃然大怒，下令要杀解扬。庄王对解扬说，出尔反尔，什么意思？非我无情，是你无信。上刑场吧！

解扬从容应对。

面不改色的解扬说，君能发布命令，叫义；臣能完成使命，叫信；以诚信实现道义，叫利。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哪有同时完成两种不同使命的？一个使臣受命而出，使命就是生命，又岂能被人收买？先前应付君上，只不过为了把寡君的话带到宋国。那才叫作守信！

于是庄王放解扬回国。

其实解扬喊不喊话都无所谓。事实上，到鲁宣公十五年（前594）的五月，楚人军粮已尽，也熬不住了，庄王只好下令收兵。

申舟的儿子却跪在了庄王的马前。

前面说过，申舟是明知必死无疑，也硬着头皮前往宋国的。他这样做，一方面固然因为王命难违臣道有责，另一方面也因为庄王夸下海口许下诺言。现在，申舟已慷慨赴死，庄王却言而无信，此话怎讲？

楚庄王无言以对，也无颜以对。

这时，楚国的另一位大夫出了一个主意：在宋国的郊野盖房子，修水利，开荒种地，而且说干就干。传递给宋人的信息也很明确：申舟之仇，非报不可。你们一天不投降，我们一天不走；一年不投降，一年不走；一辈子不投降，一辈子不走。反正我就跟你们杠上了，看谁扛得过谁！

宋人闻讯，举国震惊，欲哭无泪。因为从去年九月至今，宋都被围已八九个月，城中早已粒米无存。国人只能交换孩子杀了吃掉，拆解尸骨作为燃料，哪里还能再坚守？

此刻，请问谁能救宋？

也只有他们自己。宋国执政华元挺身而出，半夜三更潜入楚营，把楚军统帅子反从床上叫起来。华元说，寡君派元来实言相告：敝国弹尽粮绝，只能易子而食，析骸以炊。但即便如此，要我们签订城下之盟，则无异于亡国，断然不能。如果贵军能够后退三十里，惟命是从。

现在轮到楚人震惊了。他们退军三十里，与宋国签订了条约，相约“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并以华元为人质。至此，鲁、宋、郑、陈皆从楚，楚霸业成。 〔5〕

但，这是怎样的霸业！

• 5〕 以上事见《左传》之宣公十四年、十五年。

两笔账

围宋之役，有两个邦国的态度值得玩味。

这两个邦国，就是晋和郑。

照理说，晋国是应该救宋的。这不但因为晋宋之间有盟约，也因为晋楚两国有如冷战时期的苏美，既是霸权的代表，又是争霸的劲敌。实际上楚庄王称霸之难，就在于有晋。我们知道，春秋时期有条件、有资格、有能力争霸的邦国，不是五个，而是四个，即齐、楚、秦、晋。其中，晋国又最霸道。从文公创霸，襄公继霸，到厉公复霸，悼公定霸，霸权二字始终不离晋国，伴随他们走完春秋。

晋，是楚的死对头。

不过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晋国维持霸权之难，就在于有楚。楚，是从华夏诞生霸主之日起，就强行掺和进来的。跟齐桓公争霸的是他们，跟晋文公争霸的也是他们。所以，无论于情于理，于义于利，晋都应该抗楚援宋。

那么，晋国为什么作壁上观？

因为邲之战。

邲之战，是城濮之战后晋楚两国的第二次大战。它的故事，我们在《青春志》中已经讲过，这里要说的是背景。背景，就是春秋的争霸跟战国的兼并不同。战国，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灭掉一国是一国，吞并一家是一家。春秋却像黑社会掰手腕抢地盘，谁的小弟多，谁就是老大。小弟的想法也很简单，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大哥。郑国大夫子良就说，反正晋楚两个大国都是不讲道德只讲武力的，那就谁打过来我们跟谁吧！大国都不讲信用，我们守什么信？ 〔6〕

可惜中小邦国做墙头草的结果，是挨打的次数更多。因为没有哪个大哥会纵容小弟叛变，也没有哪个小弟会连巴掌都没挨过，世面都没见过，就乖乖地跟了某个大哥。何况跟了以后也不消停，得在大哥身边鞍前马后。结果是什么呢？不服软，要挨打；服了以后转变立场，也要挨打；服了以后不转变立场，则要跟着去打别人。如果是中等邦国，则还可能仗势欺人，欺负一下小国，顺便捞点油水。

因此，中小邦国卷入战争的次数，不会少于大国。比如春秋时期，郑国参战的次数是七十二，宋国是四十六。这些战争，有的是自卫，有的是侵略，有的是因为要服从霸主的命令，还有的是因为左右摇摆。

摇摆也不奇怪，因为没有谁永远强势，永远胜利，永远是老大。比如城濮之战晋胜，邲之战就是楚胜。一方胜利后，另一方的小弟，就会自动或被动地臣服和依附于胜利者。失败的大国当然不干，就要教训这些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小弟。小弟扛不住，又归顺原来的老大。新的老大当然也不干，就要来找他们算账。这个账当然总也算不清，最后只好两个大国再打一仗，算总账。

这就是所谓“晋楚争霸模式”。夹在当中两边挨打的，只能是中小邦国。 〔7〕

郑国就是如此。

说起来郑在春秋早期，也是一条汉子。但到楚庄王时代，却已是没毛的凤凰不如鸡。鲁文公十七年（前610），郑国虽然追随晋国、伙同卫国和陈国伐宋，但晋国仍然怀疑他们与楚国私通。郑国无奈，只好写信向晋国再三解释，那语气简直就是哀鸣。信的最后说，“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难道是我们的罪过？大国如果总是不能体谅，那我们小国真是走投无路了。 〔8〕

可惜大国从来就不体谅，而中小邦国也不能不替自己打算。两年后（前608），宋国由于被晋国痛打，从了晋。郑国跟宋国是世仇。宋国从晋，郑国就从了楚。陈国和蔡国历来是宋国的跟班，于是陈国也从了晋。楚庄王见陈国和宋国叛变，就起兵侵陈侵宋。晋国为了救陈救宋，则起兵伐郑。楚国为了救郑，在北林（今河南新郑市）跟晋军打了一场遭遇战，俘虏了晋国大夫解扬（后被释放）。郑国则在第二年（前607）奉楚国之命伐宋，大获全胜，还俘虏了宋国执政华元（后来逃走）。

这下子晋国火冒三丈，一连几次伐郑，一直打得郑国投降。郑国与晋国结了盟，楚国当然要教训他。于是从鲁宣公三年（前606）起，楚国接二连三伐郑，也一直打得他投降。不过这回郑国服楚以后又叛楚。楚庄王岂能容他，便在鲁宣公十二年（前597）春天将郑都团团围定。

于是被围的郑人进行了占卜，然后在太庙里和城墙上放声大哭。三个月后，郑都沦陷。郑襄公光着膀子牵着羊，递交了投降书。前来救援的晋国三军咽不下这口气，与楚军开战，也被打得一败涂地。而这场战争，就是邲之战。

有邲之战，才有宋之围。实际上，楚庄王围宋之前，晋景公已在同一年伐过郑了。只不过没有真打，而是陈列部队，耀武扬威。晋人公开的说法，是要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实际情况，多半是被楚人打怕了。所以，围宋之役，晋国袖手旁观，郑国则甘当楚国的马仔。

邲之战开战前，楚军三名士兵驾一辆战车冲向晋军方阵，杀一人取其左耳，生俘一人而还。途中战车上的弓箭手射杀一头鹿，献给身后追赶的晋国将领，最后全身而退。

楚国士兵高超的车战技巧令人叹为观止，而表现出的翩翩风度，则宣告着楚国开始按周礼行事，不再是蛮夷国家。

邲之战是一个转折点。一方面，楚国成就了霸业。今后的历史，将是晋楚继续争霸。这是一笔账。另一方面，则是晋国开始联吴，楚国开始联越。这是另一笔账。晋与楚是对手，吴与越是世仇。他们的背后，又有齐与秦。齐国常常帮助晋国，秦国则往往帮助楚国。齐助晋，秦助楚，结果是培养出两个大霸国。晋联吴，楚联越，结果是培养出两个小霸主。有了他们，争霸战争的戏码将变得更加惊心动魄；而华夏文化的雨露，也将滋润到长江下游。 〔9〕

这两个小霸主，就是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

• 6〕 语见《左传·宣公十一年》。

• 7〕 请参看张荫麟《中国史纲》。

• 8〕 请参看《左传·文公十七年》。

• 9〕 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阖闾伐楚

阖闾称霸，是在楚庄之后八十八年。

这当然是楚庄王想不到的。他想不到，他的儿子共王也想不到。否则，庄王没准就会成全了巫臣和夏姬，共王也不会听任子重和子反杀光巫臣的族人，瓜分巫臣的财产，逼得巫臣成为死对头（故事详见《青春志》）。

总之，叛逃到晋又家破人亡的楚国大夫巫臣为了报仇雪恨，不但鼓动晋国联吴，而且亲自带着兵车到吴国，担任吴军的教官，教他们车战，教他们布阵，教他们反楚。 〔10〕

吴国勃然兴起。

巫臣的叛楚助吴，有那么重要吗？有。事实上，吴国虽然号称周文王两位伯父之后，其实却是蛮夷，与中原诸夏并无交往，文化相当落后，在国际社会中也没有地位。他们作为长江下游的水乡之国，以舟船逆流而战，亦非上游楚国之对手。然而巫臣使吴之后，吴人不但有了靠山，而且有了陆军，便对楚国不再客气。他们舍舟登陆，由淮南江北俯楚之背，楚国的东北部从此再无宁日。 〔11〕

吴国崛起的同时，楚国却开始内乱。

楚之乱，是从公元前546年的弭兵大会之后开始的。这次大会，楚人虽然争得了歃血的优先权，却也由此盛极而衰。最早，是康王的弟弟王子围谋杀了当时的楚君郏敖，自立为君，这就是楚灵王。此君的骄奢淫逸和专横跋扈，我们在《青春志》中已经领教过了。结果是，当灵王在州来（今安徽凤台县）阅兵围徐威胁吴国时，国内发生动乱。乱党杀死了灵王的太子，灵王的部队则在闻警回国的路上撇下君王一哄而散，逼得灵王只好孤零零地自己吊死。

灵王死了以后，楚国继续动乱。统治集团自相残杀的结果，是公子弃疾夺取了王位，改名熊居，这就是楚平王。正是这位平王，给吴国送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帮手，也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劲的敌人，最后弄得楚国一败涂地。

这个劲敌，就是伍子胥。

伍子胥名员（读如云），字子胥。他的祖父，就是辅佐楚庄王称霸、支持楚灵王上台的伍举。伍举的儿子是伍奢，伍奢的儿子是伍尚和伍员（子胥）。但伍奢的运气显然不如伍举。伍举辅佐的楚君，庄王是霸主，灵王是枭雄。伍奢事奉的平王，却是混蛋。这个混蛋先是受人怂恿，霸占了原本为太子迎娶的女人；然后又听信这奸人的谗言，要杀太子，以及太子的师傅伍奢全家。为此，平王抓住伍奢做人质，声称只要伍尚和伍员回来，就免伍奢一死。

伍尚和伍员，回还是不回？

很难抉择。不回，等于见死不救；回，则肯定同归于尽。这一点，就连傻子都看得明白。于是哥哥伍尚对弟弟伍员说：你快走，我去死。父亲危在旦夕，总要有人尽孝；我家惨遭不幸，总要有人报仇。依你我的能力，我能送死，你能复仇。兄弟你好自为之，你我各尽其责。

结果，伍尚和伍奢被杀，伍员则逃往吴国。 〔12〕

这时的吴王，是僚。但伍子胥很快就看出，王僚其实帮不了自己。反倒是蛰伏已久的公子光，必将取僚而代之。为此，伍子胥替光找到了一位杀手，自己则暂时隐居起来。鲁昭公二十七年（前515）四月，也就是伍子胥逃到吴国的第七年，公子光趁吴国出兵伐楚，国内空虚，发动了宫廷政变。吴王僚在宴席上被伍子胥收买的杀手刺死，公子光自立为君，是为吴王阖闾。 〔13〕

阖闾决定与伍子胥联手倒楚。

子胥为阖闾定下的战略，是先打运动战，再打歼灭战。伍子胥说，楚国的执政，人多嘴杂，离心离德，还都不负责任。请君上组建三支军队，分别在不同的时候从不同的地方进行突然袭击。第一支部队出击时，楚军必定倾巢而出。敌军一出动，我军就撤退。敌军撤退，我军第二支部队就从另一个地方出击。敌军又会倾巢而出，我军再撤退，然后在第三个地方出击。总之，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打疲劳战和消耗战，永远摸不清我军的意图和动向。这样用不了几年，楚军就会被我们拖垮。那时，吴国三军齐发，便可一举成功。

阖闾采纳了伍子胥的建议，楚军也果然疲于奔命。仅鲁昭公三十一年（前511）一年间，他们就至少奔走于六（今安徽六安县）、潜（今安徽霍山县）、弦（今河南息县）等地，伍子胥的策略成功了。 〔14〕

与此同时，楚人也在自取灭亡。

我们知道，阖闾即位时，楚平王已经去世。继位的昭王是个孩子，哪里会治国？也根本听不进良言。楚国的执政令尹子常，则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蔡昭侯朝楚，子常向他索要玉佩。蔡侯不给，子常就把他扣留软禁了三年。唐成公朝楚，子常向他索要好马。唐侯不给，子常也把他扣留软禁了三年。蔡人和唐人无奈，只好交出玉佩和好马。但虎口脱险后，蔡侯就一状告到了晋国那里。晋国不肯受理，便又求教于吴。原因很简单：“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 〔15〕

自作孽不可活，伐楚的时候到了。

鲁定公四年（前506）冬，吴王阖闾联合蔡国和唐国大举进攻，步步为营深入楚境，从淮河打到汉水，从小别山打到大别山，再打到柏举（今湖北麻城县）、清发（今湖北安陆县）、雍澨（澨读如士，今湖北京山县）。

楚军节节败退，吴军则锐不可当，直逼郢都。子常一败再败逃往郑国。昭王闻风丧胆逃往云梦。吴军将领大模大样地住进了楚国王宫。如果不是后来秦国出兵，越人袭吴，吴国又发生了内乱，楚人差一点就会亡国。 〔16〕

伍子胥总算报了仇。 〔17〕

当然，阖闾也称了霸。可惜他这个霸主，堪称昙花一现。因为十年之后他就兵败身亡，吴国也很快被灭。从称霸到亡国，他们只风光了三十三年。

这又是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 10〕 请参看《左传·成公七年》。

• 11〕 《左传·昭公三十年》称：“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

• 12〕 以上事见《左传》之昭公十九年和二十年。

• 13〕 事见《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 14〕 伍子胥之谋，语见《左传·昭公三十年》；阖闾扰楚，事见《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 15〕 以上事见《左传》之定公三年、四年。

• 16〕 事见《左传·定公四年》。

• 17〕 《史记·伍子胥列传》称伍子胥求楚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

夫差亡国

吴亡，是在鲁哀公二十二年（前473）。

灭吴之人，是越王勾践。

亡国之君，是吴王夫差（读如拆）。

这是一个霸权大国的瞬间陨落和彻底灭亡。从此，历史的舞台上再也不会出现他们的身影。实际上这时春秋已经结束，只剩下余音袅袅。而另一个超级大国晋，则即将被赵魏韩三家瓜分。吴国之亡，可谓时当末世之秋，乱世之始。历史传递给我们的，又会是怎样的感觉？ 〔18〕

悲壮，还有凄凉。

凄凉之情笼罩着吴国国都姑苏城。事实上从鲁哀公二十年（前475）起，吴都就被越军团团围定。如果说当年楚庄王的围宋之役，还只是扬言要在宋都郊外盖房子，那么，越王勾践的伐吴，却是当真筑起了城墙。 〔19〕

这下子，几乎谁都知道吴国要亡了。晋国的执政赵无恤（亦即赵襄子），甚至把自己的饮食规格降到比死去父亲还低，以表示对一个邦国即将灭亡的哀悼。

无恤的家臣楚隆，则专程前往吴国送达慰问。

楚隆说：敝国寡德之君的老臣无恤，谨派卑微的陪臣楚隆，前来为他的不恭赔礼道歉。贵我两国先前确实有过盟约，誓言“好恶同之”。现在贵国蒙难，无恤并不敢推卸责任，只不过今日之事，实在不是敝国力所能及的。

夫差跪下来磕头说：寡人无能，没有事奉好越国，让贵大夫操心，愧不敢当！然后站起来送上礼物说：勾践是要让寡人生不如死，要让寡人不得好死啊！

说完这些需要使节传达的外交辞令，夫差又苦笑着对楚隆说了一句私房话：

快淹死的人，肯定会笑吧？ 〔20〕

这笑，凄厉瘆人。

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的确，夫差原本不会败，吴国也原本不会亡，因为越国根本就不是对手。没错，在鲁定公十四年（前496）的槜李之战（槜读如醉，在今浙江嘉兴市）中，越王勾践不但大败吴军，还让阖闾受伤身亡，可谓第一次亮相就出手不凡。但是战败的吴人并没有气馁。接过阖闾战剑的夫差甚至命令部下站在院子里，只要自己进出，就大喝一声：夫差，你忘了杀父之仇吗？

夫差则一定肃然回答：不敢！

这时的夫差，是刚毅的，果敢的，奋发图强和天天向上的，他又怎么会亡国？

骄狂放纵，刚愎自用，好大喜功。

实际上夫差曾经兑现了自己的诺言。鲁哀公元年（前494），吴王夫差大败越军于夫椒（当在今浙江绍兴市境内），兵临越国国都会稽城下，越王勾践带着甲士五千人退守会稽山，几乎连招架之功都没有。这个时候，只要夫差再接再厉，亡国的就是越，不会是吴。

然而夫差却选择了放手。他牛皮哄哄地对伍子胥说，如果灭了越国，将来寡人搞军事演习，谁当观众？ 〔21〕

这就是骄狂了。

骄狂的结果必定是自我膨胀。在夫差看来，先王打败了楚国，自己打败了越国，吴国当然“老子天下第一”。要称霸，就得经营北方，让中原诸夏服服帖帖。蕞尔小邦越，不过大年三十的一盘凉菜，有没有它都过年。

于是，夫差不惜穷兵黩武大动干戈，北上伐陈，伐鲁，伐齐；又不惜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在邗江边筑城挖沟，连通了长江与淮河。 伐齐之后两年，他甚至不肯等到庄稼成熟就迫不及待地带领三军北上，与诸侯会盟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县）。为此，他在宋鲁之间开通河道，连接起沂水和济水。 〔22〕

夫差踌躇满志。

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此时的越国，早已完成了自己的复兴计划，单等夫差犯大错误。

这一点，其实早就有人看出。夫差与越媾和时，伍子胥就说越国一定会“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伐齐时，伍子胥又告诫夫差“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可惜夫差听不进去，还赐给伍子胥一柄宝剑让他去死。 〔23〕

如此忘乎所以一意孤行，当然只有死路一条。蓄谋已久的越王勾践，也当然不会放过乘虚而入的大好机会。事实上，当夫差趾高气扬前往黄池，与晋定公争当盟主时，吴国国内只留下了守国的太子和老弱病残。于是勾践便在他背后狠狠地插了一刀。当年六月十一日，越军兵分两路，大举伐吴。二十一日，越人大败吴军，俘虏了吴国太子。二十二日，越军攻入吴都。 〔24〕

这时的夫差，却仍在做他的霸主梦。他甚至一连亲手杀了七个国内前来报信的人，以防吴国兵败的信息泄露。然而在七月六日的盟会上，晋国大夫还是从他的脸色上看出了问题，坚持不肯让步。夫差的霸主梦，成了一枕黄粱。 〔25〕

称霸不成的夫差匆匆回国与越议和。

勾践放过了他。夫差也以为越人既已捞回面子，就应该心满意足。于是黄池之会以后，夫差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又做起和平梦来。这在夫差，也许是因为忏悔自己的好大喜功，要与民休息；或者是心灰意懒，要安享晚年。可惜越国君臣并不这么看。在他们看来，夫差的放弃战备，更是灭吴的大好机会。越国大夫文种甚至对勾践说，臣不用占卜，就知时机已到。 〔26〕

越王勾践笑了，他的心里当然也很清楚。而且这一回，他绝不会像夫差那样贪图虚名心慈手软，一定要置吴国于死地。

因为勾践不是夫差。

• 18〕 春秋止于何时，学术界有争议。但《春秋》经文止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最后一行是“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传文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最后一行是“智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三家分晋，则在鲁悼公二十八年（前440），距离吴国灭亡三十三年。

• 19〕 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苏州市西南胥门外越城，即越军围吴时所筑。

• 20〕 事见《左传·哀公二十年》。

• 21〕 事见《国语·吴语》。

• 22〕 夫差伐陈，在鲁哀公六年；伐鲁，在鲁哀公八年；城邗，在鲁哀公九年；伐齐，在鲁哀公十年和十一年；宋鲁之间开河道，事在鲁哀公十三年，事见《国语·吴语》。

• 23〕 事见《左传》之哀公元年和十一年。

• 24〕 事见《左传·哀公十三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 25〕 此事《国语》有不同说法。

• 26〕 事见《国语·吴语》。

勾践灭吴

勾践与夫差，有什么不同？

夫差天真，勾践残忍。

越王勾践的名字，在华人圈内可谓耳熟能详，尽人皆知。他那“卧薪尝胆”的故事，常常被当作励志的案例口口相传。然而这是可疑的。不但《左传》和《国语》均无记载，就连司马迁也只说了尝胆，没说卧薪。 〔27〕

事实上关于勾践的可靠史料并不多。《左传》中只有寥寥几笔，《国语》的记载便已多疑团，《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书，《吴越春秋》更不靠谱。《左传》、《国语》之后坊间流传的种种故事，包括大名鼎鼎的色情间谍西施，更是民间传说和文学想象，姑妄听之可也，信以为真不行。

但可以肯定，勾践非同凡响。

勾践是第一位越王，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越王。因为勾践之前，越君并未称王；勾践之后，诸王毫无业绩。从这个意义上讲，越国的历史，就是勾践的历史；越国的故事，就是勾践的故事。

实际上勾践之前的越国，其历史几乎一片空白；勾践之前的越军，在世人眼里也只算小股土匪。所谓“允常之时，与吴王阖闾战而相怨伐”， 不过相互摩擦。就连越军趁吴人伐楚之机袭吴，估计也就是骚扰了一把，所以《春秋》和《左传》都只一笔带过，没留下翔实的记载。 〔28〕

然而允常去世后，勾践的亮相就让天下刮目了。

亮相是在槜李之战。

这是勾践即位后的第一战，也是越国对吴的第一次胜仗。正是由于这一仗，越国君主的名字也才得以第一次出现在正史，开始引起中原诸夏的注意。其实这时的越国，根本就不是吴国的对手。刚刚战胜了霸权大国楚的吴王阖闾，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之所以趁越国新丧之机伐越，大约是想把这些捣乱分子一举剿灭，从此落个清静吧！

可惜阖闾看错了人。

是的，勾践根本就不按牌理出牌。前面说过，春秋的战争，是两军对垒，列阵而战。像宋襄公那样的，还要遵守规则，讲究礼仪。这种打法，越军当然不行。勾践的第一招，是先发制人，组织敢死队冲锋陷阵，一再挑战，结果训练有素的吴军阵营严整，纹丝不动。勾践便使出第二招，让罪人们在阵前排成三行，每个人都把剑架在脖子上，一齐向吴军喊话说：两国君王交战，我等触犯军令，不敢逃避刑罚，谨此自裁谢罪！说完，齐刷刷地集体自杀于吴军阵前。

吴军哪里见过这种阵仗，当时就看呆看傻了。越军趁着吴军发愣，呼呼啦啦冲了过去。吴军猝不及防，当场溃败，稀里糊涂就输了战争。 〔29〕

如此狠招，也就勾践使得出吧？

也许，作为弱国和小国，勾践只能打“超限战”。但作为礼仪之邦的华夏邦国，再小再弱，恐怕想都不敢想。这是只有心狠手辣之人才做得出的。

实际上勾践的所谓“罪人三行”，很可能就像二战后期日本军国主义的神风队员，是真正的敢死队。墨子就说，勾践训练军队时，为了考验他们的勇猛，故意放火烧船，同时擂鼓命令前进。结果，越军将士前赴后继赴汤蹈火，死在火里水里的不计其数。墨子距离勾践时间并不久，他的话应该多少有些根据。 〔30〕

勾践也很懂得恩威并用。在灭吴战争中，他是这样带兵的：第一天，三军将士列队完毕，勾践在军鼓声中走到阵前，先将犯罪分子斩首示众，然后宣布父母年迈又没有兄弟的，回家赡养父母。第二天，又杀一批罪犯，然后宣布兄弟数人都在军中的，自己挑选一人回家。第三天，又杀一批罪犯，然后宣布眼睛不好的回家养病。第四天，又杀一批罪犯，然后宣布体力不支智力不高的统统回家，不必报告。第五天，再杀一批罪犯，然后宣布：所有自愿留在军中的，如果上了战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本人杀无赦，妻子为妾为奴。于是全军将士，人人都有必死的决心。 〔31〕

越国的虎狼之师，就是这样炼成的。

这样看，勾践在报仇雪恨之前一直对夫差卑躬屈膝，并不奇怪。他把吴都整整围了三年，也不奇怪。拒绝吴国投降，毫不留情地灭国，就更不奇怪。据说，吴王夫差曾派人向勾践求和。夫差说，当年寡人听从君上您的命令，没敢断了越国的祭祀，现在能不能也不要毁了敝国的宗庙和社稷呢？勾践却冷笑一声回答说，当年上天把越国赐给吴国，吴国不肯接受，如今寡人又岂敢对抗天命？君上如果需要养老，寡人倒是把地方准备好了。 〔32〕

心高气傲的夫差只好自杀。

夫差死了，吴国亡了。勾践要杀的，就只有自己人。这一点，他的得力助手范蠡（读如李）比谁都清楚。于是范蠡大夫逃离了越国。临走前，范蠡写信给同事文种大夫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先生快走。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最早的出处就在这里。

可是文种没有走。

果然，做人没有底线的勾践送去了自己的佩剑，并一脸无耻地对文种大夫说，先生教给寡人伐吴之术一共七种，寡人只用了三种就灭亡了吴国，还有四种在先生手里，要不要到先王那里在自己身上试试？

文种也只好自杀。 〔33〕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句名言，用在勾践身上或勾践的时代，难道果真是应验的？ 〔34〕

是。因为礼坏乐崩。

• 27〕 语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 28〕 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 29〕 事见《左传·定公十四年》。

• 30〕 请参看《墨子·兼爱下》。

• 31〕 请参看《国语·吴语》。

• 32〕 请参看《国语·吴语》、《左传·哀公二十二年》。勾践为夫差安排的养老处是甬东，即今浙江省定海翁山。

• 33〕 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 34〕 见北岛《回答》。

第四章

礼坏乐崩

南方，北方

灭吴以后，勾践也称霸了。

这是最后的霸主。据《史记》，胜利了的越王勾践带兵北渡淮河，与齐、晋诸国国君会盟于徐州（在今山东滕州市东南）。周元王也来凑热闹，派人赐以胙肉，封为侯伯。由于有周天子的认证，勾践可谓“真霸主”。相比较而言，吴王阖闾则只能算是“准霸主”。 〔1〕

可惜此事《左传》和《国语》同样没有记载，因此勾践这个真霸主，反倒比阖闾那个准霸主还可疑。其实这一点并无所谓。因为此时不但王权时代已经过去，就连霸权时代也进入尾声。即将开始的，是强权时代。勾践之霸，乃一个时代的强弩之末。他的子孙无所作为，也不奇怪。

但，把不同版本的春秋霸主排在一起，则是有趣的：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称霸；

公元前639年，宋襄公图霸；

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称霸；

公元前623年，秦穆公称霸；

公元前594年，楚庄王称霸； 〔2〕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称霸；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称霸。

这七个人，宋襄公其实不能算数。剩下的六个，前三后三。前三，齐桓、晋文、秦穆，都在北方；后三，楚庄、阖闾、勾践，都在南方。因此春秋的争霸可以分为两段，前半段是北方的时代，后半段是南方的时代。 〔3〕

南方三霸，都是蛮夷。

不过蛮夷跟蛮夷，也有区别。楚与中原诸夏发生关系最早，西周初年就已受封，春秋之始已是南方之强，后来更成为天下霸主，便由蛮夷变成华夏。楚在南方崛起最早，与他们接受中原文化不无关系。

吴的兴起则晚得多。他们要到楚庄王称霸以后，才开始在历史舞台上露脸。而且如前所述，这还要拜楚人的错误所赐。他们若不逼反巫臣，又哪有吴人的日新月异？ 〔4〕

但即便如此，吴人直到春秋晚期也仍是蛮夷习俗，依然断发文身，更无礼乐可言，甚至还会闹出笑话来。 〔5〕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吴王夫差联合鲁国讨伐齐人，战于艾陵（今山东泰安市）。夫差为了对鲁国司马州仇表示欣赏，竟赐给他盔甲和宝剑。州仇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应对。因为按照华夏礼仪，君赐臣剑，是要臣下自尽。最后还是孔子的学生、外交官子贡出来打圆场，代这位鲁国司马答谢，说“州仇奉甲从君”，这才应付过去。 〔6〕

《荀子·王霸》中关于五霸说法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史记》中的说法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宋襄公。

越的文化更落后，是“断发文身”兼“徒跣不履”，也就是头发剪短，身上刺青，光脚不穿鞋，语言与诸夏更不相通。他们参与国际性角逐，是在春秋晚期，而且一开始只是楚人的跟班，名次还排在顿国、沈国和徐国的后面。 〔7〕

范蠡的自述就更为凄凉。

灭吴之战，勾践围吴三年，吴人不战而败。吴王夫差派王孙雒（读如洛，亦同洛）前去求和，范蠡却拎着鼓槌提着战鼓去应对。王孙雒一看这架势，就知道大事不好。于是王孙雒说：尊敬的范先生范大夫啊，助天为虐不吉祥。如今吴国的稻子被螃蟹吃得连种都留不下，贵国就不怕不祥吗？

范蠡则不无悲愤地回答说：亲爱的王孙大夫啊，我们越国的先君，在周天子那里连个子爵的地位都得不到，这才躲到东海之滨，与蜥蜴、鳄鱼、虾蟹、龟鳖为伍，像青蛙一样生活。我们虽然很惭愧地长了一张人脸，其实跟禽兽没什么两样，哪里听得懂你说的那些人话呢？ 〔8〕

看来，越人不但文化落后，还因此受过歧视。

然而天意从来高难问。越、吴、楚，虽然一个比一个文化落后，一个比一个更是蛮夷，但国运的兴衰，霸权的兴替，却像老百姓堆柴火，后来者居上。先是吴胜楚，后是越灭吴。吴胜楚，是在楚灵王死后不过二十三年；越灭吴，也只在阖闾死后二十三年。无乃过速乎？无乃神奇乎？

齐、秦、晋做不到的，吴做到了；楚做不到的，越做到了。蛮夷小邦的勃然兴起，真是锐不可当。难道世事的变化真如民谚所云，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难道后起之秀吴和越，真是“秤砣虽小压千斤”？难道一个邦国或族群，文明程度越高，就越是斗不过那些蛮族？

难讲。

的确，蛮族是有可能创造或改写历史的。比如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套拼音字母的腓尼基人，创造了希腊文明的多利亚人，征服过埃及、吞并了新巴比伦王国的波斯人，创造了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人，便都曾经是蛮族。

事实上蛮族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又霸又蛮。他们血气方刚，生机勃勃，初生牛犊不怕虎，没那么多清规戒律和陈词滥调，也未必都按牌理出牌。

所以，希腊被马其顿征服，马其顿被罗马征服，罗马则被文明程度更低的日耳曼诸族所灭。也所以，夫差见了勾践，就像宋襄公遇到了楚成王，有理说不清。越能胜吴，确实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不过，吴国这颗冉冉升起又很快陨落的新星，固然堪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夜之间跳了龙门的越国同样难逃一死。最后真正强大起来的，不是越，更不是吴，甚至不是晋，而是齐、秦、楚。 〔9〕

这实在意味深长。

• 1〕 事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 2〕 有学者认为，楚灵王才是真正的霸主（请参看李学勤主编《春秋史与春秋文明》），则此处亦可改为“公元前538年，楚灵王称霸”。

• 3〕 如果在齐桓公前面加上郑庄公，在楚庄王后面加上楚灵王，结论也一样。

• 4〕 吴国的国名始见于《春秋》，吴国君主始见于《左传》，都在鲁成公七年（前584）。

• 5〕 据《左传·昭公三十年》，吴王阖闾灭徐，徐君“断其发”以示臣服。至春秋末，人们仍称“吴发短”，见《左传·哀公十一年》。

• 6〕 事见《左传·哀公十一年》。

• 7〕 越人参与国际性角逐，在公元前537年。《春秋·昭公五年》称：“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吴始用兵于越，在鲁昭公三十二年。越国国君名始见于《左传》，则在鲁定公十四年，该君即越王勾践。

• 8〕 请参看《国语·越语下》。

• 9〕 勾践灭吴一百三十九年后，越王无彊伐楚，兵败身亡，越国实际上不复存在。

黄河，长江

不妨再看春秋诸霸。

春秋诸霸有三个特点。第一，除晋国外，都不姓姬。齐姓姜，宋姓子，秦姓嬴，楚姓芈（读如米）。吴号称姓姬，越号称姓姒（读如四），其实无姓。第二，除晋和宋在中国（中原）外，其余都在边缘。齐在东夷，秦在西戎，楚在南蛮，吴和越在百越。第三，称霸的顺序，是先黄河后长江。具体地说，是先在黄河下游（齐），然后黄河中游（晋和宋），然后黄河上游（秦），然后长江中游（楚），最后长江下游（吴和越）。

这可堪称“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连接起黄河长江的，是晋和楚。实际上从晋文公到楚灵王，霸主的位子基本上是由晋楚两国轮流坐庄的。这一百年间的历史，又可以分为晋国主霸、晋衰楚强、晋楚相争、晋霸复兴、晋楚共霸五个阶段。其间，由于楚人北上争霸，晋国的霸主地位只能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同样，由于晋国南下联吴，楚国也扩张受阻，野心难以实现。 〔10〕

这才有了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的弭兵大会，中原地区暂时获得了和平。历史的舞台，则从黄河流域南移到长江流域。演出的大戏，也由齐、宋、晋、秦、楚“五侯争霸”，变成楚、吴、越“三国演义”。

所以，楚人北上争霸，晋国南下联吴，都意义重大。

意义不仅是政治和军事的，更是文化的。我们知道，作为春秋诸霸中唯一的姬姓大国，晋人实际上是两周文明、华夏正宗和传统文化的代表。吴国虽然自称姬周之后，却其实可疑，因为谁也拿不出证据。相反，他们“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却是事实。可见，就算吴人的先君太伯和仲雍是姬周，也早被蛮夷同化，因此“弃在海滨，不与姬通”。 〔11〕

铜俑出土于广州，高4~5厘米，全身赤裸仅以布缠绕腰际，被中原视为蛮夷。

问题是几百年过去，他们都一直不与姬通，现在为什么通了？因为深知落后就会挨打，这才锐意学习中原诸夏。吴王寿梦的第四个儿子季札，甚至专程前往保存两周礼乐最完整的鲁国，在那里观摩学习，对周礼周乐顶礼膜拜，其热情一如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于是到阖闾的时代，吴国的文明程度竟然已经“比于诸华”， 跻身于华夏民族之林了。 〔12〕

吴国的崛起，并非没有原因。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发展中的族群对先进文化的向往，也理解了他们为什么要自称姬周胄裔。那与其说是对自己历史的远古记忆，不如说是对华夏文明的身份认同。同样，我们也能理解诸姬、诸夏、诸华为什么会认可吴人的说法，那其实是对自己文化和文明的自信和自豪。

一个秘密，也由此部分地揭晓。

我们知道，中华文明的一大特征，就是第一代文明中唯一不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所谓“第一代文明”，是指直接从原始社会过渡而来者，包括苏美尔、埃及、哈拉巴、夏、克里特、奥尔梅克，号称“六大古代文明”。这六大文明，其余五个都湮灭和陨落了，有的甚至只能靠考古来发现。唯独夏文明，发展为商，发展为周，发展为华夏，发展为汉唐，发展为中华文明。其中奥秘，竟在何处？ 〔13〕

有三个词极为关键：华、夏、中国。

中国一词的最早文物证据，在何尊；最早文献证据，在《尚书》和《诗经》。何尊是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何尊所说的“中国”，指成周（洛阳）。《尚书》和《诗经》所说的“中国”，包括商，也包括周，还包括遵守周礼的中原各国。可见那时的“中国”一词，有三层意思：一、天下之中；二、文明程度最高的邦国和族群；三、传统文化所在地。

与此相关的概念是华夏。夏指地区或邦国，叫诸夏；华指人民或族群，叫诸华，也叫华人和华族。华夏之所在，称为“中国”。中国与华夏合起来，叫“中华”。

那么，界定一个地区或邦国是不是夏，人民或族群是不是华，看什么？文明程度。文明程度高的就是，低的就不是。衡量标准，在春秋就是周礼和周乐。

因此，遵守周礼的中原诸侯自称中国，把周文明圈以外的楚、吴、越看作蛮夷（楚、吴、越则称前者为中国或上国）。甚至就连秦，虽然占有宗周旧地，也被看作戎狄。 〔14〕

尊内底铸有12行、122字铭文，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记述的是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东都成周之事。

《尚书》中《梓材》篇出现“中国”一词，不过其所指仅仅局限于关中、河洛一带，而后又扩展至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

然而争霸战争把这个成见打破了。在黄河与长江的交响中，华夏改造着蛮夷，蛮夷也影响着华夏。最后，秦、楚、吴、越，包括被他们吞并和改造的其他蛮夷戎狄，都加入到同一行列来。中国的范围扩大了，华夏的队伍也壮大了。百川归海的结果，是文明的扩容，更是延续和推进。

也许，这就是秘密所在？

融合的同时，是解体。

解体也是必然的。首先受到冲击的，则是封建制或邦国制。这个制度的核心，不仅是封邦建国，也包括“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按照传统文化，这才叫“天下有道”。 〔15〕

但这是王权时代的事。到霸权时代，则征伐皆自诸侯出。这本身就是礼坏乐崩。何况蛮夷如楚，是既不尊王，也不攘夷，只争霸。争霸，就不可能温良恭俭让。争霸，就不能墨守成规。井田、宗法、封建、礼乐这四大制度，还能继续维持吗？两周的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还能再保持吗？

实际上，楚、吴、越三个蛮族的次第称霸，本身就意味着两周的制度和文化风光不再。所有的传统都面临挑战，而且必将被刷新。因此，先是周王室日薄西山，后是晋公室土崩瓦解，各种政治力量都在春风秋雨中重新博弈。太老牌的华夏锐气不足，太新锐的蛮夷底气不足，将被一一淘汰。最后胜出的，只可能是率先华夏化的蛮夷──齐、秦、楚。

那就来看他们如何洗牌。

• 10〕 请参看童书业《春秋史》。

• 11〕 语见《左传·昭公三十年》。

• 12〕 语见《左传·昭公三十年》。

• 13〕 中华文明的“三个唯一”是：一、第一代文明中，唯一不曾中断、延续至今的；二、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唯一没有信仰的；三、没有信仰的文明中，唯一具有世界性的。请参看本中华史之总序《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 14〕 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 15〕 请参看《论语·季氏》。

子产政改

南方崛起的同时，北方在政改。

政改第一人，是子产。

子产是郑国的政治家，名侨。因为是郑穆公的孙子，所以叫公孙侨。子产很早就表现出政治天赋。鲁襄公八年（前565），他的父亲、郑国司马子国伐蔡成功，举国欢天喜地，只有子产不以为然。子产说，一个小国，不修文德而治武功，没有比这更能招来大祸的了。蔡是楚国的附庸。我们打了蔡国，楚国肯定要来打我们。到时候，我们能不顺从楚国吗？顺从了楚国，晋国就会来报复，我们又打得过晋国吗？晋国和楚国都来伐郑，我们郑国能有安宁吗？

说这话时，子产还很年轻。因此父亲痛骂他说：你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 〔16〕

然而此事不幸被子产言中，楚国和晋国果然轮番来伐郑，郑国也只好轮番与晋楚两国结盟讲和。两年后，国难未已，家难又起。子产的父亲子国和郑国的执政，在内乱中被乱党杀死。子产闻讯，不慌不忙地安排好各项工作，然后带兵平叛。郑国国人，从此对子产刮目相看。 〔17〕

二十年后，子产在郑国执政。

子产执政以后，就开始政改，作封洫（读如恤），作丘赋，铸刑鼎。封，就是田界；洫，就是水渠。作封洫，大约是重新规划和分配土地。作丘赋，则可能是改革兵役法，包括改革税制。因为税（出钱）和赋（出力），都与土地有关。

这当然会触犯许多人的既得利益。因此改革之初，国内骂声一片。作封洫时，有人编了歌谣来骂他：算我的家产好收费，量我的耕地好收税。谁要能够杀子产，我就跟他去站队！作丘赋时，又有人编了歌谣来骂他：老爹变成冤鬼，自己去做蝎尾！此人发号施令，邦国悔无可悔！ 〔18〕

然而子产不为所动。

子产的说法，是“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就是说，只要对邦国有利，个人的生死是可以置之度外的。 〔19〕

因此，子产也不钳制言论。当时，郑国人喜欢在晚上到学校里去聚会，因为春秋时期的学校同时也是俱乐部。国人聚在一起，说三道四，难免议论朝政。于是有人便建议子产把学校关了。子产说，为什么要关闭呢？让他们议论好了。他们拥护的，我就大力推行；他们反对的，我就适当修改。利用公权力，当然可以不准大家说话。但那样做，有好处吗？ 〔20〕

事实上子产的改革，很快就收到了功效，老百姓也尝到了甜头。这个时候，又有人编了歌谣来夸他：我的子弟，子产教诲；我的粮产，子产加倍。子产死了，谁来接位？ 〔21〕

所谓民意，不过如此。

但子产的政改，还是触动了根本，尤其是铸刑鼎。铸刑鼎，就是把刑法的条款铸在鼎上，公之于众。这对于东西两周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其破坏都是颠覆性的。因此，晋国政治家叔向便写信给子产提出批评。

叔向说，先王以礼治国，不肯制定刑律，是怕民众有不轨之心，这才主张效法圣人以德治国。德治，才能任意使用民众而不生祸乱。相反，如果制定法律还公之于众，民众就只知道法律不知道尊长，只知道律条不知道礼仪，甚至咬文嚼字来规避惩罚。那样一来，不就乱了吗？在下听说，国之将亡，必行改革，说的就是这事吧？ 〔22〕

叔向很敏感，他感到了危险。

这危险，就是礼坏乐崩。

对此，子产的态度是不争论。他回信说：侨无能，不敢听命，也不敢不拜谢！

其实子产未必一定喜欢法治，但也不认为德治和礼治完美无缺。这是有实践可以证明的。鲁昭公元年（前541），郑国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起因，是郑国大夫徐吾犯的妹妹长得漂亮，有两位公孙都想娶她。公孙楚原本已经下了聘书，公孙黑却又强行去送彩礼。徐吾犯左右为难，请执政子产做主。子产说，这是国家没有治理好，不该让大夫您为难。她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吧！

徐吾犯照办，两位公孙也先后如约来到徐吾犯家。公孙黑盛装打扮，厚礼相送；公孙楚穿着军装进来，左右开弓射了几箭，然后一个箭步跳上战车就走。徐吾犯的妹妹便说，公孙黑确实漂亮极了，但公孙楚更像男子汉。

于是她嫁给了公孙楚。

然而公孙黑却不肯罢休，居然闯进公孙楚家，准备杀了公孙楚再抢人，结果被公孙楚用戈击伤。此案如在法治社会，一点都不难处理。公孙黑无理取闹，强入民宅，涉嫌杀人和强夺他人之妻，公孙楚则是正当防卫。然而按照礼治原则，却只能判公孙楚败诉。因为公孙黑是上大夫，且年长为兄；公孙楚是下大夫，且年轻为弟。因此子产将公孙楚驱逐出境，算是维护了礼。

想来这事一定让子产纠结。因此第二年公孙黑涉嫌谋反，子产就毫不留情判他自尽，而且把与公孙楚争妻也算作他的罪状之一。公孙黑说，我创伤复发，早晚会死，请不要助天为虐。子产说，人谁不死？恶人不得好死，这是天命。本执政不助天，难道助恶人不成？再不快死，刽子手就来了。公孙黑无奈，只好自己吊死。子产又让他暴尸街头，身上还放着陈述其罪状的木简。 〔23〕

这事发生在铸刑鼎的三年前。但子产的政改，显然并不单纯因为此事的刺激；铸刑鼎的影响，也要深远得多。事实上，子产有可能是法家学派的创始人，郑国也有可能是法家学派的发源地；德治与法治的分歧，则将从孔子一直争论到韩非，我们将在本中华史第六卷《百家争鸣》详加论述。 〔24〕

• 16〕 事见《左传·襄公八年》。

• 17〕 事见《左传·襄公十年》。

• 18〕 子产作封洫及国人之骂，见《左传·襄公三十年》；作丘赋及国人之骂，见《左传·昭公四年》。

• 19〕 语见《左传·昭公四年》。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当从此化出。

• 20〕 事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 21〕 语见《左传·襄公三十年》。

• 22〕 语见《左传·昭公六年》。关于叔向，请参看《青春志》。

• 23〕 以上事见《左传》之昭公元年、二年。

• 24〕 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鲁国政变

子产政改的同时，鲁国在政变。

政变双方的交火，是在子产去世后五年发生的。其结果，政权表面上没有被颠覆，国君却实际上被赶跑。从此直到七年后新君即位，鲁国都没有国君。其实兵变失败流亡国外的鲁昭公即便回国，或没有逃跑，也只是纸糊的面子。这次动乱，不过把面子撕破了而已。

是的，鲁君早被架空，形同虚设。

这就不是一次政变可以完成的。实际上鲁君的丧失权柄，如同周王的丧失权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说这也是政变，那么，政变是缓慢进行的，甚至堪称和平演变。可惜，《春秋》和《左传》虽是鲁国史书，对自己邦国的变故却语焉不详，我们只能从只言片语中略知一二。

那么，鲁君的大权，旁落到了谁手里？

三桓。

所谓“三桓”，就是三家大夫，或三个氏族和氏室。始祖，是鲁庄公的三个弟弟：老二庆父，老三叔牙，老四季友。因为其后代都是公孙，便按照排行称为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又因为都是桓公之后，所以合称“三桓”。

三桓的强大，与体制有关。我们在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中说过，周天下类似于株式会社，各邦国也有点像公司。天下是总公司，总经理是天子，董事长是天。邦国是子公司，总经理诸侯，董事长是天子。但这种比喻，说的只是授权关系。实际上邦国的治理，诸侯更像董事长，多半听政而不执政。作为一国之君，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和任务，是祭祀、结盟、宣战、授爵，偏重于礼节性和礼仪性。具体的军国事务，则交给卿和大夫。

显然，国君是国家元首，卿大夫是政府首脑。因此，如果卿大夫的权势足够强大，可以包办一切，那么，国君的工作，便只剩下祭祀祖宗和神祇，正所谓“政由宁氏，祭则寡人”。 〔25〕

卿大夫专政的卫国便是如此，后来三国时期的蜀汉也如此。刘禅的说法，便是“政由葛氏（诸葛亮），祭则寡人”。 〔26〕

不过，卿大夫执政，又有两种惯例。

第一种，是政权交给公族。公族包括公子和公孙，即老国君的儿子和孙子。公子和公孙都是公室的人，所以叫公族。公族中一位公子继位，其他担任卿大夫，共同执政，就叫“公族制”，鲁和楚是。

另一种，是政权交给非公族，齐和晋是。齐国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世代为卿的国子和高子，就既不是公族，也不姓姜，姓姬。晋国则在献公之时，就杀光了所有的公族。文公之后，执政的均非公族。这些异姓贵族如果长期执政变成世袭，就形成卿族。卿族执政的制度，无妨叫“卿族制”。

鲁国实行的是公族制。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鲁国乃周公之后，遵守周礼，讲究“亲亲”（重视血缘关系）和“尊尊”（维护等级制度）。其实这事与华夏或蛮夷什么的没有太大关系。比如在楚国，担任令尹、司马等要职的，就历来是公子，只不过他们自己叫王子。

三桓，就是长期把持鲁国政权的公族。到这次兵变，他们执政之久长达一个半世纪，历经僖、文、宣、成、襄、昭六代。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鲁国的国有资产逐渐地转移到他们的名下，鲁国的政治权力也逐渐地掌握在他们的手上。国君不被架空，才是怪事。

那么，三桓又干了些什么？

初税亩，作丘甲，作三军，分公室。前三件在子产之前，后一件在子产之后。初税亩就是初步实现税亩制（按亩收税），作丘甲就是普遍推行丘甲制（按丘征兵）。这两项都已经动到根本，因此堪称重大改革。 〔27〕

改革的具体内容已无从稽考，但在当时，税亩制被看作与民争利，丘甲制的制定则据说是为了防止齐国侵略。因此可以肯定，目的和结果都是富国强兵。 〔28〕

问题在于，强盛起来的鲁国，是谁的？

三桓的。

所以，到子产执政的十九年前，鲁国作三军。鲁国原本有两军。现在变成三军，并不是增加一军，而是把原来归公室所有、由鲁君指挥的两军打散，重新组建编制。新组建的三军，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各掌一军。不足的兵乘，三桓用自己的私家军队来补充。这在表面上看来，是他们为邦国做了贡献，但这三军的编制权和指挥权，在三家手里。因此，他们其实是把鲁国的国军，变成了自己的家军，故《左传》称之为“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29〕

二十五年后，也就是子产铸刑鼎的前一年，三桓再次瓜分了公室。他们把鲁国的国有资产分成四股，季孙氏得两股，叔孙氏和孟孙氏各得一股，然后每家提成给国君，其实不过蝇头小利。堂堂一国之君，几乎变成叫花子。 〔30〕

这真可谓欺人太甚，鲁君也终于忍无可忍。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九月十一日，昭公率领亲信和亲兵进攻鲁国执政季平子的府邸。季平子猝不及防，登上府中高台向昭公喊话，请求昭公对自己开庭审判，昭公不同意；请求到自己的采邑闭门思过，昭公也不同意；请求带少量亲兵流亡国外，昭公还是不同意。三让而不果，脸就撕破了，只有刀兵相见。

问题是这时的三桓，早已俨然国中之国。叔孙氏的司马便对手下人说：我是家臣，不敢考虑什么国不国的。我只问一句话，有季孙氏和没季孙氏，哪种情况对我们家有利？众人都说，没有季孙氏，就没有叔孙氏。于是叔孙氏的亲兵立马去救季平子。孟孙氏的家臣看见叔孙氏军旗招展，没有片刻犹豫就杀了昭公派来的使者，也去救援。三家联手，昭公哪能对付？也只能落荒而逃。

一场兵变，以昭公狼狈逃窜告终。 〔31〕

这当然是典型的礼坏乐崩，但三桓也遭到了报应。就在他们蛮横对待自己国君的同时，他们的家臣也在用同样的态度和方式对待自己的家君。鲁定公五年（前505），也就是吴王阖闾攻入楚国郢都的第二年，季平子去世。季孙氏的家臣阳虎，趁机软禁了接班人季桓子，逼他签订城下之盟，让自己执掌鲁国国政达三年之久。 〔32〕

三年后，阳虎的野心更加膨胀，竟密谋干掉三桓的掌门人，由自己和同伙取而代之。这回，轮到季桓子变成鲁昭公，体会一下什么叫君臣易位，犯上作乱了。

阳虎的计划，是先请季桓子吃饭，然后在宴席上谋杀他。于是阳虎驱车走在前面，他的堂弟阳越殿后，季桓子夹在当中。桓子感觉情况不妙，便对自己的驾驶员林楚说：你们家祖祖辈辈都是我季氏良臣，希望你能继承传统。

林楚说，晚了。阳虎已经成了气候。

桓子说，不晚。你现在能带我去孟孙氏家吗？

林楚说，臣不敢贪生，就怕于事无补。

桓子说，那就走！

于是林楚拍马飞车前往孟孙氏家。靠着孟孙氏的救援，季桓子逃过一死，政权重新回到三桓手里。 〔33〕

当然，三桓好歹是公族，所以鲁国国君的面子仍然用纸糊着。但即便如此，春秋最后一任鲁君哀公，也还是逃到了越国，请勾践做他的保护人。 〔34〕

有趣的，是舆论。

鲁昭公死在国外后，晋国的史官居然发表评论说，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社稷的祭祀者并不一定就非得是某姓某族，君臣关系也不会一成不变。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嘛！ 〔35〕

好一个“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照这个逻辑，臣变君，君换人，也都是可能的了？

没错。齐和晋，即如此。

• 25〕 语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原本是卫献公与执政宁氏的交换条件。

• 26〕 陈寿《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 27〕 初税亩是经济体制改革，作丘甲是军事体制改革。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学术界的说法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初税亩和作丘甲的结果，是旧体制崩溃了。尤其是税亩制的实行，意味着井田制的瓦解。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非变不可。

• 28〕 初税亩在鲁宣公十五年，《左传》的评论是“非礼也”。作丘甲在鲁成公元年，《左传》的说法是“为齐难故”。

• 29〕 事见《左传·襄公十一年》。

• 30〕 事见《左传·昭公五年》。

• 31〕 事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 32〕 事见《左传·定公五年》。

• 33〕 事见《左传·定公八年》。

• 34〕 事见《左传·哀公二十七年》。

• 35〕 语见《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田陈代齐

夺取了齐国政权的，是田陈氏。

齐国原本也是蛮夷。他们的始祖姓姜，属于羌戎，是诸羌而非诸夏。齐国的受封之地，则在东夷，而且是殷商的老窝。姜太公到了这里，也没像周公的儿子伯禽到了鲁国那样，要“变其俗，革其礼”，反倒“因其俗，简其礼”，而且“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也就是说，姜太公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把西戎、东夷、殷商（工商）、姬周（农业）这些不同的文化都结合起来，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这就是齐能够大国崛起的秘密。 〔36〕

所以，齐鲁虽然是近邻，但两国的作风和传统，却大相径庭。鲁国实行的是公族制，齐国实行的是卿族制。后来取代齐君的，就是卿族田陈氏。

田陈氏的始祖名叫完，本是陈国公子，由于国内动乱而投奔齐桓公，从此落户在齐，称为陈氏，也叫田氏。陈和田，在当时读音相同，一回事。只不过春秋称陈，战国称田；《左传》称陈，《史记》称田，因此不妨称为田陈氏。

那么，田陈怎样取代姜齐？

和平演变。

演变其实是政变，这跟鲁国是一样的。只不过，三桓化公为私，田陈则收买人心。这件事至少在景公时代便已开始。齐景公是个贪婪的人。当时齐国民众的收入，三分之二要交给公家，留给自己的只有三分之一。结果，景公的国库里，粮食多得吃不完，生虫长蛆；衣料多得用不完，破烂腐朽。老百姓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冻馁倒毙于路途。齐国的刑律又苛严，民众动不动就会被砍腿砍脚，以至于“国之诸市，屦贱踊贵”，鞋子卖不掉，假肢买不着。

田陈的氏室，则反其道而行之。老百姓来借贷，他们用特制的大容器多给；收租、收税、收贷，则用法定的小容器少收。从山上采购木材，从海边采购鱼盐，进价是多少，卖价也是多少。如果民众家庭困难，他们还会给救济。

这就不仅是让利于民，而且是普施恩惠。难怪齐国的民众对田陈氏室，会“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田陈在齐国，简直就是“人民的大救星”。

所以，齐景公九年（前539），出使晋国的齐国政治家晏婴，才会对晋国政治家叔向说，国君既然抛弃自己的子民，他们就只能到田陈氏那里去。我不保证将来陈家会不会得到邦国。但我们齐，肯定已经是末世了。 〔37〕

然而齐景公却似乎并没有多少警觉。反倒是田陈氏的第五代掌门人陈桓子，听从晏婴的建议，把自己从内乱中获得的资产全部交还给公家。他还召回流亡国外的公族，增加他们的俸禄，封给他们采邑。没有爵位的公子公孙，私下里分给田地；孤苦伶仃的弱势群体，私下里分给粮食。

田陈氏大得人心。 〔38〕

齐景公终于开始觉得有问题。有一次，景公和晏婴聊天。景公说，寡人的宫室堪称美轮美奂，却不知道将来是谁的。晏婴说，恐怕是田陈氏的吧？田陈氏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功德，但民众对他们家的春风雨露，已经载歌载舞了。

景公问：有办法吗？

晏婴说，有，以礼治国。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婆母慈祥儿媳妇顺从，这就是礼。

景公说，我知道礼能治国了。 〔39〕

其实相同的意见孔子也发表过。就在景公与晏婴对话的前一年，鲁昭公讨伐季孙氏兵败逃亡，孔子随后也到了齐国。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的回答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也很清楚，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每个人都恪守礼仪和规范，天下就太平。

可惜孔夫子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晏夫子则是“不问我不说，说了也不做”。事实上，阻挠孔子在齐国实行礼治的不是别人，正是晏婴。晏婴对景公说，王室衰微，不可救了；礼坏乐崩，好些年了。孔丘那一套，没有用了。

孔子只好打道回府。 〔40〕

晏婴为什么要反孔，读者自可见仁见智。但他说礼乐的崩坏已积重难返，则是事实。因此，以晏婴之多智，便既不能挽救姜齐的没落，也无法阻止田陈的壮大，只能听天由命。也因此，他在齐国的政治斗争中严守中立，对所有的政变都不支持，不反对，不掺和，最后得以善终。

慢慢强大起来的田陈氏，却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齐景公去世后，他们先是干掉了齐国最大的两家卿族国子和高子，然后通过废立国君掌握了齐国的大权。悼公和平公就是他们家立的，简公则是他们杀的。立悼公的，是田陈氏的第六代掌门人僖子；杀简公立平公的，是第七代掌门人成子。

成子跟他的祖先一样具有政治天赋。他对平公说，人之常情，是喜欢受赏，憎恨受罚。所以，你我君臣不妨这样分工：赏赐的好事，君上来做；惩罚的恶名，臣下来背。平公见美誉归自己，成子做恶人，欣然同意。但他哪里知道，人之常情，固然是喜欢赏赐，却更害怕惩罚。惩罚的权柄捏在成子手里，国人畏惧的就不是平公，而是成子了。

何况可以生杀，便可以予夺。于是成子趁机消灭了所有的异己，又把齐国的大片土地收入自己的囊中。采邑面积之大，远远超过平公能够控制的国土。等到田陈氏第十代掌门人田和相齐时，田陈代齐，便只需要一道手续了。

公元前386年，周王册封田和为诸侯。七年后，只剩下一座城邑的齐康公去世，姜齐彻底灭亡。之后的齐，战国的齐，不再姓姜，姓陈或田。 〔41〕

• 36〕 请参看《史记》之《齐太公世家》和《鲁周公世家》。据说，当时周公便感叹说“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

• 37〕 请参看《左传·昭公三年》。

• 38〕 事见《左传·昭公十年》。

• 39〕 以上语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 40〕 以上据《史记·孔子世家》。

• 41〕 以上请参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三家分晋

齐国改姓前，晋国先没了。

与姜齐相反，晋国原本是正宗的姬周。他们的始封之君，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春秋前半段，晋人几乎代表着华夏正统，与东夷（齐）、西戎（秦）、南蛮（楚）、北狄（狄族各部落国家）抗衡，尊王攘夷，安定天下。可以说，如果没有晋，华夏文明或许早已沦亡，中华历史也要重新改写。

然而与周、鲁、郑、卫诸姬，甚至与宋相比，晋又更像戎狄。他们的封地原本就是戎狄的游牧地区，建国之初实行的土地政策也不是周制，而是狄制。后来他们长期伐狄，征服对方的同时也难免部分被同化，变成半戎狄化的华夏。晋人的作风横行霸道，也能够长期维持霸权，恐怕就因为他们身上有戎狄的血气和血性。 〔42〕

晋，是有霸气的。

霸气的晋国乱得很早，春秋之前就曾“一国两都”，既有翼（又名绛，今山西翼城县），又有曲沃（今山西闻喜县）。有两都就有两君，一个是穆侯的嫡子文侯，以及文侯的后代；另一个是文侯的弟弟桓叔，以及桓叔的后代，即庄伯和武公。前者显然是嫡传，是正宗，后者不是。然而桓叔受封之时，曲沃便大于国都。六十七年后，晋国的世系更被偷梁换柱，变成非嫡传的这支了。 〔43〕

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教训，春秋以后的晋国不再信任公族。晋献公甚至杀光了桓叔和庄伯的后代，以防祸起萧墙。献公自己的儿子，则死的死，逃的逃。所以从惠公和文公起，晋国的执政者便都是异姓贵族。

这样一来，晋国安稳了吗？

没有。

事实上，异姓贵族如果权势极大，而且卿位世袭，就会形成卿族。卿族虽然是异姓，对公室的威胁却不亚于公族。晋灵公，就是赵盾的堂弟赵穿杀的；晋厉公，则是栾书和中行偃杀的。所以，接替晋厉公为君的晋悼公，便不得不在即位前与这些异姓贵族约法三章。

悼公是栾书派知罃和士鲂接回国的，当时还只有十四岁。悼公说，一个邦国之所以需要国君，就因为要有人发号施令。如果立了国君又不听他的，请问立他干什么？需不需要我，听不听我的，都在今天一言为定。于是那些平时专横跋扈的异姓贵族都说：这也是臣等的心愿，敢不唯命是从！ 〔44〕

好一个晋悼公，真是识见不凡，也气度不凡。

然而就连晋悼公，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卿族专政的趋势。实际上正是从悼公的时代开始，卿族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执政的异姓贵族也由原来的十多家，变成只剩下六个氏室，这就是赵、范、中行（读如杭）、知（读如智，亦同智）、魏、韩，号称六卿。六卿中地位最高的，是正卿，即首席执行官。首席执行官照例同时担任中军的军长。他在战时是全军元帅，平时是全国首相，可以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悼公后的一百年间，这个职位就由六卿轮流坐庄。

显然，卿族形成的过程，也是权力集中的过程。从十多家异姓贵族，到只剩下六卿，是他们的第一轮淘汰赛。

第一轮竞争中差一点被淘汰的，是后来成了大气候的赵氏。鲁成公八年（前583），也就是楚国大夫巫臣出使吴国的第二年，晋景公听信谗言，大开杀戒发兵围剿赵家，赵氏几乎灭族。只是由于韩厥出面说情，赵朔的儿子赵武才幸免于难，并被复封。 〔45〕

这事后来被演绎为“赵氏孤儿”的故事。不过《史记》的说法来自战国时期的民间传说，并不可靠。靠得住的是赵武不但光复了祖业，而且把赵氏发展为卿族中势力最强大的一支。因此赵武死后，被谥为“文”。

但，灾难再次降临。

鲁定公十三年（前497），也就是吴越槜李之战前一年，范氏和中行氏趁赵氏内乱之机起兵攻赵。赵氏掌门人、赵武的孙子赵鞅（赵简子）逃到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并被围困。幸好，知、韩、魏三家站在赵一边，这才反败为胜，战败的范氏和中行氏则逃到了朝歌（今河南淇县）。 〔46〕

之后就是一场国际混战，齐国、鲁国、卫国、宋国、郑国、鲜虞都与范氏和中行氏同盟，从鲁国叛逃的阳虎则成为赵鞅的帮手。鲁哀公二年（前493），也就是吴王夫差伐越的第二年，齐国给范氏和中行氏输送军粮，让郑国派兵押运。赵鞅对手下人说，成败在此一举。但凡战胜敌人的，上大夫赏县，下大夫赏郡，士赏田地千亩，庶人、商人、工人做官，奴隶解放。 〔47〕

此战的结果，是赵军大获全胜。于是赵鞅如释重负地说：这下行了。因为第二轮淘汰赛的结果，肯定是范氏和中行氏出局，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然而赵鞅的一位下属却说，怎么会行了呢？不是还有智伯吗？ 〔48〕

是的，还有智伯。

果然，三十年后，智伯发起了第三轮淘汰赛。智伯就是知氏氏族的掌门人，这时的智伯是知襄子荀瑶。赵、魏、韩三家的掌门人，则是赵襄子（无恤）、魏桓子和韩康子。范氏和中行氏灭亡后，四家瓜分了他们的地盘。其中知氏得地最多，却继续向三家索要。韩和魏只好割地，赵襄子却寸土不让。于是智伯联合韩魏伐赵，围困晋阳。联军掘开汾水灌城，只差六尺就会把全城淹没。晋阳城内，也像当年被楚庄王围困的宋都，易子而食，悬釜而炊。

赵氏危在旦夕。

然而天不灭赵。韩康子和魏桓子深知，智伯在灭了赵襄子后绝不会罢手，下一个被灭的就轮到自己。因此他们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与赵襄子联手灭知，智伯兵败身亡。赵襄子为了解恨，还把智伯的头盖骨做成了酒具或夜壶，惹得豫让拼死拼活要来复仇。这故事，我们在《青春志》一开始就讲了。

知氏被淘汰出局，地盘被赵、魏、韩三家瓜分，号称“三晋”。三晋的实力远远大于那可怜兮兮的晋君。他们从大夫变成诸侯，已经只需要一道手续。 〔49〕

晋国灭亡，战国开始，也只需要一道手续。

• 42〕 据《左传·定公四年》，西周封建之初，鲁国和卫国的政策都是“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晋国则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启，就是开启；疆，就是疆理；索，就是法则。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就是沿用殷商的政治制度，用姬周的法则区划土地。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则是沿用部落国家时代的政治制度，用戎狄的法则区划土地。

• 43〕 晋是西周最早的封国之一，始封之君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始封之地为唐（今山西省太原市），后改名晋。成侯时迁都曲沃，穆侯时迁绛（翼），景公时迁新田（今山西省侯马市），亦称绛，旧都则为故绛。

• 44〕 事见《左传·成公十八年》、《国语·晋语七》。

• 45〕 事见《左传·成公八年》。

• 46〕 事见《左传·定公十三年》。

• 47〕 春秋时，县大于郡；战国和战国以后，郡大于县。

• 48〕 事见《左传·哀公二年》。

• 49〕 事见《史记·赵世家》。

第五章

商鞅变法

世道变了

三家灭知，战国开始。

战国常常被看作春秋的延续，或与春秋同一时代，叫春秋战国。这其实是极大的误解。实际上，春秋与战国是两个时代，中间也隔了好几十年。只不过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对这几十年的情况知之甚少。但可以肯定，战国与春秋的差别不会小于男人和女人，尽管男女都是人。

比如战争。

战争是春秋和战国都有的，然而性质和方式却截然不同。春秋的战争更像是竞技体育，讲究外交礼仪和游戏规则，包括不斩来使、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逐北、不擒二毛等等。诸侯们宣战的目的，则主要是炫耀武力，吓唬对方，拉帮结派，争当霸主。最卑鄙的动机，也不过掠夺财富和扩张势力。这样的事情当然也不少。春秋早期，中华大地上的邦国据说有上百，到晚期只剩下二十几个，便是证明。

春秋战争中最卑鄙的勾当，是楚文王干的。事情发生在鲁庄公十年到十五年间，牵涉到的邦国有陈（今河南淮阳县）、蔡（今河南上蔡县）、息（今河南息县）。当时，陈国一位公主嫁到息国，路过蔡。碰巧蔡哀侯的夫人也是陈国公主，自然要尽地主之谊。可是这位陈国公主或者说息国夫人实在是太漂亮了。蔡哀侯一见，便完全不能控制自己，言行举止颇为轻佻。息侯闻讯大怒，一状告到楚文王那里。楚文王受理了此案，当真去讨伐蔡国，还俘虏了蔡哀侯。蔡侯为了报复，则怂恿楚文王去抢息夫人。楚文王听了蔡侯的描述，居然当真灭了息国，把息夫人据为己有。

这可真是蛮夷的行径。

成为楚文王女人的息夫人，后来被称作文夫人。她为楚文王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楚成王。然而许多年下来，这位美女从来不主动说话。楚文王问她为什么，息夫人答：我一个小女子，事奉了两位丈夫，还有什么话可说？楚文王无言以对。他出气的办法，是把蔡国又痛打了一顿。 〔1〕

不过，抢地抢钱抢女人，往往是顺手牵羊。因此，也有把抢来的土地和人民还回去的，甚至还有用阅兵来替代实战的。比如召陵之战，就没有真打；楚庄王伐陈，陈国也没有被灭。当然，庄王原本已经把陈变成了楚国的一个县。但被大臣一劝，又还给了陈人。他甚至没将夏姬收入宫中，尽管夏姬之性感未必亚于息夫人。 〔2〕

这时的楚国，已经变成华夏了。

士和大夫参战的目的，在春秋主要为荣誉，包括邦国和个人的荣誉。因此在整部《左传》中，可杀不可辱的史不绝书，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却一个没有。当然，春秋晚期也出了两个胆小鬼，一个是赵武的孙子赵罗，一个是卫国的太子蒯聩（读如愧）。当时，赵鞅发兵拦截给范氏和中行氏送粮的郑军，他俩和鲁国的阳虎都参战。赵罗单独一辆战车，蒯聩则担任赵鞅的车右。阳虎英勇奋战，那两个却吓得半死，蒯聩甚至吓得自己跳下车来。赵罗的驾驶员没有办法，只好用绳子把他绑在车上。蒯聩则被赵鞅的驾驶员拽上车去，还被斥为像个女人。

然而蒯聩重新上车后，表现却非常出色。他不但救了受伤的赵鞅，还接替赵鞅指挥战斗，缴获军粮一千车。所以战后论功行赏，蒯聩便自称是车右中功劳最大的。赵鞅的驾驶员则说，骖马的肚带快断了，我还能控制战车，我是驾驶员中功劳最大的。为了证明这一点，这位驾驶员往空车里面装了些小木材，骖马的肚带立即就断了。 〔3〕

这就是春秋的战争。

的确，战争在春秋是荣耀的事，也是体面的事，还是君子的事，因此流血而不嗜血，有血性而无血腥。即便是城濮这样的大战，时间也只有一天。一旦决出胜负，就各自收兵，绝不赶尽杀绝。像越王勾践那样把吴都一围三年，已是蛮夷作风和战国做派，为正人君子所不耻。

然而在战国，一场战争打几个月，是很正常的。杀人上万，也稀松平常。比如秦国，从献公到嬴政，大规模歼敌的战争十五次，敌方死亡总人数一百零二万八千。其中最惨绝人寰的，是秦将白起在伊阙之战斩敌首级二十四万，在长平之战活埋降卒四十万。 〔4〕

至于屠城这样的野蛮行径，当然也是战国的发明。 〔5〕

世道变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

• 1〕 事见《左传》之庄公十年、十四年。

• 2〕 事见《左传·宣公十一年》。

• 3〕 事见《左传·哀公二年》。

• 4〕 据《史记》之《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并请参看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 5〕 请参看《荀子·议兵》。荀子是反对屠城的。但他特别提出“不屠城”，则说明屠城之事已经发生。

天子没了

为新时代加盖公章的，是周威烈王。

公元前403年，威烈王签署命令，册封晋国大夫赵籍、魏斯、韩虔为诸侯。原来的晋君也保留了名位，但仅有绛和曲沃。其他地盘，尽入赵、魏、韩。 〔6〕

春秋时期的头号霸权大国，就这样没了。

三个新的国家，则在分裂中诞生。

没人知道周威烈王当时怎么想。也许，在这样一个礼坏乐崩的末世，天子还能行使封邦建国的权力，是应该窃喜的。但他同时也应该清楚，这一回的封建跟当初之封齐封鲁，后来之封郑封秦完全两样。那时，是天子想封谁，就封谁。现在，却是让你封，就得封。一样吗？

其实，不但赵、魏、韩是崭新的，整个天下都今非昔比。我们知道，世界上的国家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叫“城市国家”；另一种则是中心城市（国都）加许多城市再加广阔农村，叫“领土国家”。西周的邦国主要是城市国家，春秋则两种国家并存。那些霸权国都是领土国家，许多被吞并的小国则是城市国家。 〔7〕

这样的小国，战国时还有吗？

没有。战国七雄都是领土国家。当他们成为新时代的主人时，不要说那些小小的城市国家，就连许多中等规模的领土国家，也都被兼并或变相兼并。郑，不就被韩国灭了吗？卫，不是变成了附庸小国吗？

更重要的，是主权。

西周的邦国是没有独立主权的，礼乐征伐在理论上都必须自天子出。春秋的邦国则有“半独立主权”，诸侯可以自由地征税、扩军、宣战、媾和、结盟，甚至吞并小国，侵略天子，压迫中央，根本不把王室放在眼里。同样，那些强大强悍的氏室，比如鲁的三桓和晋的六卿，也公然无视公室的存在，自说自话地征税、扩军、宣战、媾和、结盟，吞并其他氏族。这哪里还是家？明明是国。

鲁、晋、齐的国君，岂非形同虚设？

这时的天子，也徒有其名。

当然，名分还是重要的。就算夫妻离婚，房产过户，也得办手续。所以三家分晋，田陈代齐，还需要周王认可。这位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就相当于民政部门和房管部门。只可惜，这与其说是法理如此，不如说是习惯使然。

习惯是可以改变的，而且改变起来也并不那么麻烦。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自己变成王。这事楚人在西周时就试运行过，到东周则正式称王。以后，又有吴和越。当然，他们都是南方蛮夷，并不算数。

进入战国后，北方诸国也纷纷见贤思齐，相继称王。就连奄奄一息的宋也不甘寂寞，秦和齐甚至还曾称帝（但很快恢复为王）。总之，大约在战国过了三分之一的时候，所有的公国都变成了王国。 〔8〕

公国变王国，意义重大。

意义不在等级和面子。名号体现的是国家性质。从夏到秦，名号在不断变更，性质也在不断变革。大体上说，是夏方国，商伯国，西周侯国，春秋公国，战国王国，秦汉帝国。方国就是部落国家，伯国则是部落国家联盟成员国。这时，国家形态还不成熟，无所谓主权。西周建立特殊的国家联盟，成员国即侯国。但诸侯国系周王所封，所以又叫封国或邦国。侯国是没有独立主权的。变成公国，就有了半独立主权；变成王国，则有完全的独立主权。

没错，独立王国。

一个由独立王国组成的天下，是不需要什么共主的。日薄西山的周，后来也分裂为两个城市国家，分别叫东周国和西周国。他们的国君也不敢再称王，而是称君。这时，不但诸侯们都已成为国王，就连苏秦也死了。

这样看，当年威烈王册封三晋，周安王册封田和，其实是给自己签署了死刑判决书。这死刑判决，是给封建制度的，也是给邦国时代的，更是给周天子的。

是的，天子没了。

但，天子又似乎是不能没有的。大家都是王，等于没有王。因此，国王们只能频繁地发动战争，最后打出一个天子来。

这个新的天子，就是秦始皇。

秦始皇建立的，是帝国。

帝国是一定要建立的，也是一定会建立的，却未必一定由秦来建立。比如楚和齐，便都有资格。所以秦兼天下，楚最不服；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不过在我们看来，最该后悔的却不是楚，更不是齐，而是魏。

• 6〕 赵籍是赵襄子侄孙，魏斯是魏桓子之孙，韩虔是韩康子之孙，绛即今山西省侯马市，曲沃即今山西省闻喜县。

• 7〕 楚国令尹子西说，楚在西周封建时的国土面积只有方圆五十里，可见那时的楚也是城市国家。见《史记·孔子世家》。

• 8〕 北方诸国的称王时间已无法确知，司马迁说最早是秦惠王（请参看《史记·周本纪》）。但秦惠之前，齐威和魏惠，还有韩和燕，似乎已都是王衔，只有赵国称王最晚。

这错不该犯

魏惠王最大的错误，是看走了眼。

的确，如果不是魏惠王小看了一个人，那么，在战国激烈的竞争中，最后胜出的就可能不是秦，而是魏。事实上魏在战国初期，原本是最有活力也最有希望的。正如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魏的第一任国君魏文侯也拜在了孔子学生子夏的门下。辅佐他的，则有政治家李悝（读如亏）和军事家吴起，以及地方官西门豹。于是魏国的发展便蒸蒸日上。相反，这时的秦国还被视为戎狄，毫无起色。

这就像极了春秋。春秋，是郑国先崛起，然后让位于晋。战国，则是魏国先兴盛，然后让位于秦。战国的魏文侯，就是春秋的郑庄公。看来历史的选择并非先入为主，后来居上反倒极为可能。这实在是意味深长。

那么，秦又为什么能后发制人？

因为商鞅。 〔9〕

至少，商鞅的作用很大。

商鞅是孟子和庄子的同时代人，但比他们俩稍微年长一点。因为后来受封于商，所以被称为商君或商鞅，其实本名叫公孙鞅，又叫卫鞅。顾名思义，可知他原本是卫国的公族。但可惜，他这个公孙是庶出，卫国又已沦为魏国的附庸。于是年轻时的商鞅、卫鞅或公孙鞅，便只能去做魏国宰相公叔痤（读如磋）的家臣。

这时的魏君，就是魏惠王。

魏惠王是很器重公叔痤的。因此公叔痤病重时，魏惠王就去探望，并询问后事。魏惠王说：先生如果有个三长两短，寡人和寡人的社稷可怎么办？

公叔痤推荐商鞅接替自己。

魏惠王听了，一言不发。

于是公叔痤就请魏惠王屏退左右，然后说：王上，如果不用公孙鞅，那就一定要把他杀了，别让他跑掉。

魏惠王说：诺。

惠王一走，公叔痤就把商鞅叫来，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他。然后抱歉地说，我这是先公后私，先君后臣。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就赶快跑路吧！

商鞅却淡然一笑说，大王既然不能听主公的话而用臣，哪里又会来杀臣？

不出商鞅所料，魏惠王果然没杀他。不但不杀，还对身边人说：公叔怕是又老又病糊涂了吧？居然要寡人用公孙鞅为相。这不是太搞笑了吗？

其实公叔痤一点都不可笑，反倒是魏惠王很快就悔之莫及。二十年后，魏国接连吃了两次败仗。第一次是败给齐国，结果是大将庞涓战死，太子申被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马陵之战，是军事家孙膑的杰作。

败给齐国的第二年，魏国又败给了秦。这一仗，则是商鞅的杰作。当时，魏军的统帅是公子卬（读如昂），与商鞅可能有点交情。于是商鞅就写信给公子卬说，你我在魏国，本是好朋友。现在成为敌人，实在是下不了手。不如我们私底下讲和，然后各自回国去安定国家。

公子卬很以为然，兴冲冲毫无防备地前来赴宴。他哪里知道，这一仗原本就是商鞅挑动起来的，屏风后面也早就埋伏了甲兵。商鞅一声令下，甲士蜂拥而出，秦军也乘势出击。结果，魏军大败，公子卬被俘。

实话实说，商鞅这招多少有点不太地道，他是把交情变成了武器。但，兵以诈立，岂能考虑许多？何况商鞅与魏国也早已恩断情绝，又哪有什么信誉可言？

然而一败再败对于魏国，后果却很严重。再也无力支撑的魏惠王，只好割地求和，并把国都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迁到了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所以后来他也被叫作梁惠王。直到这时，他才终于明白公叔痤并不糊涂，糊涂的是自己。魏惠王一声长叹说：寡人只恨当初没听公叔痤的！

说这话时，估计他连肠子都悔青了。

是的。这个错误，他不该犯。

商鞅是在公叔痤病故之后离开魏国的。走的时候，他没有依恋，也没有纠结。实际上从春秋晚期开始，士，即当时的知识阶层和白领阶层，便都是天下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天下比邦国重要得多。就连最有道德感如孔子，也不过是离开鲁国的时候走得慢点，离开别国的时候走得快些。

至于公孙鞅，就更不必有什么过意不去。是啊，魏惠王既然不肯用我，那我就跳槽。

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商鞅的留爷处，就是秦。

• 9〕 本章涉及的商鞅事迹除另有注释者外，均见《史记·商君列传》。

只能霸道

商鞅去见秦孝公，据说带了三套方案。

哪三套方案？

帝道，王道，霸道。

三套方案，分了三次来谈。先说帝道，孝公无动于衷；再说王道，孝公昏然欲睡；最后说霸道，孝公听得入神，膝盖移出了座席都没有感觉。

这完全不奇怪。因为这时的秦，情况相当不好。秦穆公称霸中原的梦想破灭后，霸权就一直在晋楚两国手中。东边的晋，南方的楚，把秦国挤压在狭小的戎狄地区，完全没有发展空间。而且，无论是华夏正宗晋，还是蛮夷之邦楚，都视秦人为夷狄，不邀请甚至不允许他们参加中国的盟会。 〔10〕

如此待遇，实在让人憋屈。

秦孝公下令求贤，就是要改变现状，让秦国迅速崛起。

目的如此明确，帝道和王道便显然不合时宜。帝道即尧舜之道，王道即汤武之道。前者属于部落时代，后者属于邦国时代，都不适用于战国时代。秦孝公跟商鞅讨论兴国之路，话也说得很清楚：帝道和王道固然好，但当真实现起码也得几十上百年，寡人哪能等那么久？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得来点管用的东西。

管用的是霸道。

表面上看，霸道就是五霸之道。但在商鞅那里，却其实是强国之道，甚至是强国之术。术当然比不上道，可惜道不能当饭吃。何况兵强马壮，才能称王称霸；先成霸业，才能再成帝业。这道理，商鞅清楚，孝公明白。

于是重用商鞅，行霸道，变法度。

变法其实就是改制。改哪个？邦国制。邦国制的特点是分权。天子分权予诸侯，故封邦建国；诸侯分权予大夫，故封土立家。可见，分权、封建、邦国，是三位一体的。

然而权力一旦下放，就收不回来；下级一旦强势，上级就只好空城。结果是前有五霸，天子被架空；后有三桓，诸侯被架空。架空了诸侯的大夫如季孙氏，又被家臣架空。国君被架空，国必亡；家君被架空，家必灭。结果是，晋国分裂，齐国易主，鲁国衰落。教训啊！

痛定思痛，必须变分权为集权，改周制为秦制。

问题是怎么改？

釜底抽薪。

什么是釜？封建贵族。什么是薪？爵位世袭，采邑私有，无功受禄。春秋那些跋扈的贵族，无论鲁国的公族，晋国的卿族，三桓六卿，都如此。正因为有此特权，国君才拿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也才能拥兵自重，盘踞采邑，架空国君。显然，要想集权救国，必先干掉贵族。

当然，贵族不可能马上被消灭，商鞅只能先以新贵代旧贵。具体方案，则是不论血统论军功。新法颁布后，所有贵族都必须先从没有军功的宗室做起，然后按照军功的大小重新确定尊卑贵贱，爵位俸禄。没有军功的，取消名位，降为民户中的地主和富人。有军功的，爵位最高也不过封侯。而且，只要有军功，哪怕不是宗室，也能封侯，成为新贵。

新贵和旧贵，有什么不同？

旧贵是领主，新贵是地主。按照周制，大夫对自己的采邑（家）是有治权的，而且这治权诸侯还不能干预。采邑中的臣民，包括家臣和子民，在法理上和道德上都只忠于家君（大夫），不必也不能忠于国君（诸侯）。

据平势隆郎《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

然而按照商鞅设计的新制度（秦制），新贵（侯）对自己的封地却既无产权，又无治权，只有财权。也就是说，他们只收租税，不理民事。原先附属于领主的那些臣民，则重新编组，由地方官管理，变成直属国君的编户齐民。

这一改革的直接结果是领主没有了。领主没有了，领地自然也没有了。从此，秦国不再有采邑，只有郡县。全国设为三十一个县，置县令（县长）和县丞（副县长）治理。以后夺取他国之地，也不立封国和采邑。既没有领地，又没有领主，也就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贵族。

没有了贵族，就没有了需要世袭的爵位。因此，无论卿大夫，还是地方官，所有官员都由国君任命，按能力和绩效任职，不再按爵位世袭。有能力有才干的，即便不是秦国人，也可以进入领导层和决策层。相反，即便是秦国最有来头的家族，也得靠边站。

这就是商鞅的政治体制改革，它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废领主制，行地主制；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废世袭制，行任命制。这样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当然不可能由商鞅一人来完成，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然而在这里，我们却分明看到了未来帝国的影子。

商鞅变法的历史意义，正在于此。

变法的实际意义，则是中央集权。这是秦国改革的重中之重。事实上，原先隶属于领主的臣民直属中央，人民就是国君的。采邑变成郡县，土地就是国君的。从卿大夫到地方官都由中央任命，权力就是国君的。土地、人民和权力都集中到国君手里，岂非霸道？

不过商鞅又霸道得聪明，霸道得智慧，因为他的指挥棒是军功。军功与血统，有什么不同？血统与生俱来，军功全靠争取；血统有利于贵族，军功有利于国君；血统由家族遗传，军功由政府认定。以军功定爵禄，军民人等就积极上进奋勇杀敌，谁也不能再妄自尊大坐享其成。结果必然是：风气改变了，国力增强了，国君的地位提高了，贵族的权势没有了，岂非一举多得一箭双雕？

当然是。

• 10〕 请参看《资治通鉴·周纪二》，原文是“皆以夷翟遇秦，摒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

从此血腥

以国君集权和富国强兵为锁定目标，商鞅全面展开了他的体制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和军事改革。使用的手段也很简单：恩威并施。比如，努力生产多交公粮的，免除徭役；偷奸耍滑投机倒把的，收为奴婢。又比如，有军功的，让他们显赫荣耀；没军功的，让他们没有面子。

总之，商鞅一手拿狼牙棒，一手拿军功章，带领秦国突出重围。新法实施十年后，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人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孝公也从雍（今陕西凤翔县）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开始了“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的准备。勃然雄起的秦让诸侯刮目相看，连周天子都送来了胙肉。

但，这很可疑。

可质疑的不是乡邑大治，而是大治的原因。事实上商鞅上台后颁布的一号法令，就是在基层组织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商鞅规定，庶民按户编组，五家为保，十户相连，一人作奸犯科，通体连带责任：不告发者腰斩，藏匿者视同降敌，告发者则按斩敌首级领赏。呵呵，难怪秦国能做到“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了，人人都是特务和警察嘛！

这样一种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告发的恐怖生活，也许只有在纳粹德国之类的地方可以体验。只不过没人知道，商鞅是否为他的元首组建了党卫队。

但可以肯定，商鞅不但使秦国变成了一座军营，也使秦国成为一座监狱。实际上他肃清盗贼，整顿治安，禁止斗殴，并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而是要将社会上闲散的武力集中起来为其所用。他的所谓“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显然，商鞅培养教育出来的，不过是些毫无爱心的杀人机器。如果靠这竟能实现天下大治，那才真是天大的笑话！ 〔11〕

杀人机器是不会把他人生命放在眼里的，商鞅本人就是如此。据说，商鞅有次一天之内就在渭水之滨处决囚犯七百余人，以至于“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丘山”，简直就是惨绝人寰！ 〔12〕

商鞅，你这样杀人如麻，就不怕报应吗？

没人知道这条史料是否可靠，正如没人证明它无中生有，或夸大其词。但毋庸置疑，商鞅是一个铁血宰相。新法初行之时，秦国上下议论纷纷，到国都投诉的数以千计。起先商鞅还跟他们讲道理，后来就干脆以霸道行霸道。而且不管是说新法不好还是说好的，都统统称之为乱民，放逐到边邑。结果当然令商鞅满意。从此以后，再没人敢说三道四。

这绝不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不错，变法是要有些铁腕。决策做出以后，斩断争论也很有必要。否则，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改革就不能成功。但商鞅的情况不同于此。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专制、集权和独裁来设计和进行的，因此不能让人民有任何自由，包括言论自由。

实际上，商鞅不但不准议论他的法令，而且根本就不允许有任何议论。在他心里，人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他们不过是君王实现霸业和帝业的工具和武器。或者说，男人平时是劳动工具，战时是杀人武器，女人则是生产这些工具和武器的机器。既然如此，那你议论什么？遵命执行就是！

这就是所谓商鞅变法。从此，秦国上有独裁君主，下有芸芸众生，中有官僚机构，到处都有军队、特务和警察，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和军事独裁的准帝国。

事实上，秦能在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只能归结为他们有当时最管用的制度。或者说，他们把这个新制度建设得最彻底，也运用得最彻底。这种新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国内的资源和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民众的生产潜力和战斗勇气，并保持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集体性格，从而横行霸道，一统天下。

在这里，我们闻到了专制的血腥。

是的。伴随秦军挺进中原之步伐的，是血雨腥风；提供秦国后来居上之保证的，是严刑峻法。秦政之苛，秦法之严，秦制之专横，秦风之强悍，实乃公开之秘密，不争之事实。秦，是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大本营。

这个大本营的奠基者，是商鞅。

商鞅成功了。至少，他把秦从公国变成了王国，并为这王国变成帝国搭建了舞台，铺平了道路，做好了准备。商鞅死后十四年，秦惠称王；一百零四年后，嬴政称帝。

然而商鞅自己，却死于非命。

• 11〕 荀子比较过不同王国的军事制度，认为像齐国那样用钱奖励的雇佣军式军队是“亡国之兵”；魏国那样用免税来奖励的是“危国之兵”；用赐爵来奖励的秦军最有战斗力。正如齐军打不过魏军，魏军打不过秦军，秦军也不可能战胜齐桓和晋文，更不可能战胜商汤和周武的军队。因为齐桓、晋文靠的是纪律严明，商汤和周武的则是仁义之师。请参看《荀子·议兵》。

• 12〕 请参看刘歆《新序》。

为谁改革

商鞅是被车裂的。

车裂即通常所谓五马分尸。行刑之法，是用绳子捆住受刑者的头和四肢，另一头系在马身上，然后同时鞭策五匹马，分裂人犯的身体。 商鞅所受，就是这种酷刑，而且是当众执行，分明有杀一儆百的意思。 〔13〕

商鞅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因为得罪了孝公的太子、后来的惠王。之前，商鞅为了推进新法，并维护法律尊严，惩罚了太子的两位师傅，公子贾脸上刺字，公子虔被割了鼻子。所以，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公子虔马上就一状告到了惠王那里，举报商鞅谋反。秦惠王原本就对商鞅恨之入骨，当然一告就准。于是下令通缉，全国搜捕，捉拿归案，处以极刑，同时灭族。

这是商鞅被害的直接原因。

根本原因呢？

儒家说是作法自毙。因为按照“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老规矩，商鞅原本可以免死，顶多赐他自尽，不至于死得这么惨。可惜，此人却偏偏不行王道行霸道，不行礼治行法治。那就请你以身试法。

是这样吗？

否。

没错，商鞅确实死于法治，也确实是作法自毙。比如举报别人，就是他鼓励的。好嘛！老百姓知情不报要腰斩，积极告发则视为奋勇杀敌，那么，有人听说你要谋反，该不该举报？呵呵，你不是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

或许有人会问：举报商鞅谋反，有证据吗？没有。他们的原话，叫“商君欲反”。什么叫“欲反”？想造反。哪里想？心里想。心里想，能证明吗？不能。需要证据吗？不要。因此，说白了就是莫须有，诬告。

或许又会有人问：诬告也能成立吗？能。因为商鞅在鼓励邻里之间相互告发的时候，就没说要有证据，更没规定诬告者要负法律责任。总之，奖励举报的政策是有的，制裁诬告的法律则是没有的。不难猜测，在商鞅的治下，被人诬告和屈打成招的，一定不会绝无仅有。

只不过，现在轮到他自己。

实际上商鞅被诬告后，也清楚自己浑身是嘴说不清，只好逃亡。但他跑到秦国边境，却住不进旅店。店老板说，商君有规定，所有的客人住店，都要出示路条、护照或者身份证。如果没有，就不能收留。如果违法收留，而客人碰巧又是罪犯或者犯罪嫌疑人，那么，这人将来判什么罪、受什么罚，旅店老板也判什么罪、受什么罚，这就叫“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简称“连坐”。店老板并不知道来人就是商鞅，商鞅自然也不敢出示什么证件，于是便长叹一声说：真没想到，我变法立法的弊病竟到了这个份上！ 〔14〕

走投无路的商鞅只好当真造反。他先是逃往魏国，却被魏人送回秦境；又逃往商邑，却被惠王派兵剿灭。作为反贼，他被秦军杀死在基地，又被拉回国当众车裂。

这一下，商鞅的叛国罪坐实了。

其实，商鞅原本还有另一条出路，那就是在开庭审判时为自己辩护。当然这很难。面对“欲反”的罪名，要想自证清白，几乎没有可能。

然而就连这最后一线希望，都不存在。因为秦国的法律里没有辩护权这一条。请大家想想，商鞅在渭水之滨处决囚犯七百余人时，这些人都经过了公开审判，由法庭核实了证据，请律师进行了辩护吗？没有。

显然，商鞅虽是作法自毙，酿成悲剧的根本原因却不是法治有问题，而是秦法有问题。什么问题？只有维护君王统治的手段，没有保护人民权利的条款。原因，则因为商鞅之法是王法，商鞅之道是霸道。王法，就不会有公民权利的意识；霸道，就不会有疑罪从无的思想。

因此，不要以为改革就好，还得看为谁改，改什么，怎么改。同样，也不要以为立法就好，还得看为谁立，立什么，怎么立。不弄清楚这些根本问题，仅仅只说铁面无私执法如山，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 〔15〕

可惜这些都只能留待将来。

事实上，就连商鞅式的变法，也很快就不再能满足国王和枭雄们的需要。比起严刑峻法来，他们更感兴趣的是阴谋诡计，是损人利己和巧取豪夺。

于是，商鞅被杀五年后，张仪入秦，苏秦则担任了六国纵约长。以此为标志，士阶层的各色人等纷纷登场，兴风作浪，出将入相，搅得周天寒彻。

合纵连横开始了。

• 13〕 车裂有分裂死尸和分裂活人两种，商鞅是在死后车裂，即五马分尸。

• 14〕 关于连坐的解释，请参看王伯祥《史记选》。

• 15〕 关于对商鞅变法及其立法和执法的评价，请参看易中天《帝国的终结》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那里面有更详尽的论述。

第六章

合纵连横

赌棍苏秦

苏秦临死前，押了最后一宝。 〔1〕

纵横家苏秦是在齐国被暗杀的。作为利用国际关系大发横财的政客，他招来的羡慕嫉妒恨恐怕不少，因此完全无法猜出刺客是谁所派，全国性的大搜捕也一无所获。苏秦伤势严重，眼看不久于人世，破案却遥遥无期。

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遗体放在赌桌上。

弥留之际，苏秦对齐王说，臣死以后，请王上将臣五马分尸，同时公开宣布臣是燕国间谍，死有余辜，凶手必定现身。齐王照办，罪犯果然自投罗网。

苏秦此计，堪称豪赌。

的确，苏秦是战国最大的赌棍。他不赌钱，甚至也不赌命，赌国。此人是把战国七雄的国家命运，跟自己的身家性命绑在一起下注的。这一赌，风云为之变色，天地为之翻覆。直到苏秦去世后近一个世纪，他策划的合纵连横也仍是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什么是合纵连横？

合纵，就是燕、齐、赵、魏、韩、楚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西方的强秦。由于六国都在太行山以东，所以叫“山东六国”；他们的联合战线或统一战线从北到南纵向合成，所以叫“合纵”。六国与秦相比，土地大五倍，兵力多十倍。如果坚持合纵，秦的野心就无法实现，国际和平也就有了保障。

这当然是很好的主意。

问题是，苏秦想出这办法，并不是为了六国的利益，也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更不是为了天下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富贵荣华，出人头地，才真正是他要的。

为此，苏秦不辞辛苦，奔走于六国之间，先后说服了燕文侯、赵肃侯、韩宣王、魏襄王、齐宣王、楚威王，而且约定了合纵的具体方案。比如秦攻楚，则齐和魏出兵相救，韩断秦的粮道，赵和燕声援；秦攻齐，则楚攻秦军后路，韩守关隘，魏阻秦道，燕出救兵，赵做声援。如此等等。

方案既定，共识达成。于是苏秦佩六国相印，担任纵约长，相当于六国会议的秘书长。

苏秦合纵成功。

图据《中国历代战争史地图集》

苏秦合纵游说六国顺序：燕赵韩魏齐楚。

可惜他这个联合战线或统一战线非常脆弱。六国不但各怀鬼胎，而且互不信任，能凑在一起不过因为有强秦的威胁。一旦警报解除，他们就会如鸟兽散，甚至会打起来，根本不管什么盟约不盟约。到那时，苏秦靠什么吃饭？

因此，苏秦既要鼓吹合纵，又要破坏合纵。只有合纵被破坏，六国因分散孤立而被痛打，才有可能重新睡到一张床上来，尽管依然还是同床异梦。

破坏合纵的办法是连横。

连横，就是秦与六国一家一家地单独结盟，从西向东连成六条横线。这是有利于秦而不利于六国的方案，显然不能由苏秦来做，得另外找人。这人必须可靠，还得跟自己一样诡计多端，厚颜无耻，唯利是图，没有道德的底线和顾虑。

苏秦想到了张仪。

张仪和苏秦是同学，曾经一起拜在鬼谷先生门下学习权术与权谋，才艺比苏秦还好，苏秦也自愧不如。但是苏秦出道早，张仪则运气不佳，甚至曾被疑为窃贼而遭到毒打，此刻正穷愁潦倒，走投无路。利用这样一个人来共同做局大赌一把，是可以放心的。

但，请将不如激将。于是苏秦偷偷派了一个人去“点拨”张仪：你的老同学在赵王那里正得势，为什么不去找他走走路子，想想办法？

张仪觉得有理，兴冲冲来到赵国，谁知却碰了一鼻子灰。苏秦不但没有盛情款待，反倒让他受尽羞辱。在冷落了张仪好几天后，苏秦大模大样傲慢无礼地接见了他，让他坐在堂下，赏赐了一点奴仆吃的残羹剩菜，又冷嘲热讽地把他奚落了一番，然后要他去自谋生路。

像乞丐一样被打发的张仪悲愤满腔。他抱着志在必得的决心前往秦国，那是他唯一可以选择的地方。

张仪的运气似乎很好，他在途中遇到了一位古道热肠的大富豪。由于此人的赞助，张仪不但见到了秦惠王，而且成为秦国的客卿。直到这时，此人才告诉张仪，他是苏秦派来的。钱财、车马、礼品，也是苏秦赞助的。目的，就是要跟张仪联手，玩轮盘赌。

这当然有风险。万一张仪不解奥秘，不听招呼，或者穿帮露馅，岂非满盘皆输？

然而苏秦又赌赢了。后来成为秦相的张仪，果然对苏秦的想法心领神会，并配合默契。他甚至在苏秦立足未稳合纵未成时按兵不动，看准了时机才出手。从此，苏秦成为合纵的领袖，张仪充当连横的代表。那些利欲熏心的国王则被玩弄于股掌之间，到死都不知道上当受骗。

• 1〕 本节与下节所述史实，请参看《史记》之《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

骗子张仪

苏秦敢赌，张仪会骗。

所以，苏秦设赌局，张仪设骗局。

张仪所设之最大骗局，在公元前313年。这时，虽然苏秦已经去世，合纵却仍然是秦国的心头之患。于是张仪出使楚国，实施对合纵的破坏。

要破坏其实很容易。因为六国的合纵，原本是各自的利益所使然。利，可以让他们合，就可以让他们散。张仪的办法是向楚怀王许诺，只要与齐国绝交，他便请求秦王割让土地六百里，作为答谢。

这话一听就不靠谱，楚怀王却喜出望外，觉得占了天大的便宜。有人提醒他慎重考虑，他却得意洋洋地说，闭上你的嘴巴，等着看寡人拿地！

然而张仪一回国，便称病不朝闭门谢客。楚国的使节苦苦等了三个月，却半点动静都没有。楚怀王又自作聪明，认为是秦国还不相信自己的诚意，便派人北上辱骂齐宣王。宣王无故受辱，勃然大怒，立即与楚绝交，与秦连横。消息传来，张仪的“伤病”也马上就痊愈了。

张仪对楚使说：臣有采邑六里，愿奉献给大王。

楚使说，下臣谨奉敝王上之命，前来接受贵国割让的土地六百里，没听说是六里。

张仪答，臣也没听说是六百里。

楚怀王这才发现是上当受骗了。怒不可遏的怀王再次不听劝阻出兵伐秦，结果被秦齐联军打得落花流水，只好割让两座城邑与秦国议和。

这才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不过，秦国这时最感兴趣的，是楚国的黔中，因此提出用武关之外的土地来交换。楚怀王说，我不要地，只要张仪。贵国要黔中，拿张仪来换。

秦惠王很为难。

张仪说，既然楚王一定要臣，臣去楚国就是。

惠王说，楚王对先生恨之入骨，先生此去怕是危险。

张仪说，秦强楚弱，众所周知。臣奉秦命使楚，那楚王怎敢加害于臣？就算他一定要把臣杀了，能以一人之命而换得黔中，也正是臣下最大的愿望。

于是张仪呵呵一笑，满不在乎地去了楚国。这一回接待他的，就不是上次的豪华宾馆，而是监狱。

张仪还是不在乎，因为反正有人救他。

救张仪的，是楚国大夫靳尚。这是张仪早就安排在楚国的线人。办法，则是通过怀王的宠妃郑袖做工作。

靳尚对郑袖说，你快要失宠了，知道吗？

郑袖问：为什么？

靳尚说，因为秦王要用很多美女来换回张仪。

于是郑袖天天在怀王那里哭哭啼啼：人臣各为其主而已，张仪有什么罪？我们该给的地还没给，人家就把人送来了，对大王还不够尊重吗？张仪一死，秦王必怒，请让臣妾母子避难江南，以免成为秦军砧板上的鱼肉。

结果是，张仪从监狱搬回了宾馆。

看来，张仪能骗，也敢赌。

搬回宾馆的张仪说服了楚怀王连横，然后又出使山东各国，先后搞掂韩襄王、齐宣王、赵武灵王、燕昭王，这时秦惠王却去世了。接班的秦武王原本就讨厌张仪，朝中大臣更群起而攻之。五国见张仪失宠，又纷纷由连横变成合纵。张仪不但功亏一篑，还生死未卜。

这一回，张仪只能自救。

张仪对秦武王说，齐王最痛恨的人就是臣。臣在哪个国家，齐就要攻打哪个国家。因此臣请求去魏国。

秦武王就把张仪送到魏国，齐军也果然伐魏。张仪却派自己的家臣冒充楚人出使齐国，对齐王说：王上不是痛恨张仪吗？为什么要这样保护他呢？

齐王莫名其妙：寡人怎么保护张仪了？

冒充楚使的张仪家臣说，因为张仪到魏国，是去做诱饵的。贵国与魏国鹬蚌相争，秦国就能渔翁得利啊！

结果齐王撤军。

张仪逃过一劫，楚国却万劫不复。张仪死后十年，楚怀王被秦昭襄王骗到武关，又被劫持到咸阳，最后客死在秦国。楚怀王死后七十三年，秦灭楚。

事后有人问孟子：张仪可以算是大丈夫吧？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息。孟子说，这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居于仁，立于礼，行于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才叫大丈夫！ 〔2〕

没错，张仪确实不能叫大丈夫，只能叫大骗子。

但，张仪是骗子，并不等于别人也是；张仪不是大丈夫，也不等于别人就不是。

比如冯驩（读如欢）。 〔3〕

• 2〕 请参看《孟子·滕文公下》。

• 3〕 冯驩的驩，是欢的异体字。《战国策》作冯谖（读如宣）。

食客冯驩

冯驩是穿着一双草鞋去见孟尝君的。 〔4〕

孟尝君名田文，是战国四公子之首，其余三位是赵国平原君赵胜，楚国春申君黄歇，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四公子的共同爱好，是把社会上闲散的士人，包括各国的逃犯都包养起来，叫养士。开养士风气之先的就是孟尝君，被养的士人则叫食客，冯驩就是其中之一。

冯驩来时，孟尝君照例亲自接待。

孟尝君问：先生远道而来，有什么要教导田文的吗？

意思很清楚，是问冯驩有什么本事。

冯驩却回答：君上好客，在下又穷，因此前来投靠。

这意思也很清楚：本人什么能耐都没有，就是来混饭吃的。于是孟尝君安排他住在传舍（下等宿舍）。

十天后，孟尝君向管事的问冯驩的状况。

管事的回答说，冯先生确实太穷了，穷得只剩下一柄剑。每天，他都弹着那剑唱：长铗（读如夹，剑或剑把）归来乎，食无鱼！孟尝君就让冯驩搬到幸舍（中等宿舍），有鱼吃。冯驩还是不满意，又弹着那剑唱：长铗归来乎，出无舆！孟尝君又让他住代舍（上等宿舍），出入有车。谁知冯驩并不领情，又弹着那剑唱：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

这就未免有些过分，所以孟尝君心里很不高兴。不过，不高兴归不高兴，对冯驩还是款待如故。

冯驩却继续让孟尝君不高兴。

一年后，孟尝君因为财政困难，需要有人到封地薛邑去处理债务。薛邑的人大多很穷，这事并不好做。下等宿舍管事的就说，住在上等宿舍的那位冯先生，样子看上去能言善辩，年纪又比较大，派他去很合适。

孟尝君便把冯驩请来，问他能不能走一趟。

冯驩说：诺。

可是冯驩到了薛邑，却把收上来的十万利息拿去买酒买肉请欠债的人吃饭，还自作主张免除了部分人的债务。

孟尝君闻讯，把冯驩召回，追问有无此事。

冯驩说，有。如果不摆宴席，他们就来不齐，臣也就不可能掌握他们的经济状况。至于哪些人的债券应该一把火烧掉，臣是核对过的。有还贷能力的，臣已约定了时间。

孟尝君说，田文由于自不量力，门下食客三千，结果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这才请先生去收债，以应急需。先生这样做，田文的钱还收得回来吗？

冯驩说：还不起钱的，再给他十年也还不起，反倒要欠更多的利息。他们最后的选择，只能是逃亡。那样，君上的钱还是收不回来，却要背逼债的恶名。大家都没好处的事情，为什么要做？现在，我们烧掉的只是永远都收不回的虚账，换来的却是君上仁厚爱民的美誉，不好吗？再说了，臣下临行前，君上吩咐买些家里缺的东西回来。君上家财万贯，富可敌国，缺的不就是义吗？

孟尝君很无语。

事实证明，冯驩是对的。没过多久，孟尝君因为名气大，能力强，功高盖主，被齐王罢免。免去了国相职务的孟尝君只好离开国都，回到自己的封地薛邑。但是，当他走到离薛邑还有一百里地的时候，薛邑的民众已经扶老携幼，恭候在路旁了。孟尝君感慨万分。他对冯驩说：先生为田文买的义，田文现在看见了。

冯驩却说，狡兔有三窟，也只能做到免死。请让臣为君上再筑两窟。于是他向孟尝君要了车子和经费，先跑到秦国对秦王说：现在天下最强的，是秦和齐。秦国强，齐国就弱；齐国强，秦国就弱。这叫雄雌之国不两立，岂能并存？

秦王一听，马上坐直了身子：那该怎样？

冯驩回答：把孟尝君请来就行。齐国重于天下，全在孟尝君。现在他被罢免，肯定心怀怨恨。他对齐国的情况又了如指掌。如果把他请来，齐国不就是王上的吗？不过这事时不我待。一旦齐王醒悟，为之晚矣。

秦王听冯驩说得在理，就派出十辆车子带一大笔钱去请孟尝君。冯驩又抢先一步回到齐国对齐王说：臣下听说秦王要重金礼聘孟尝君了！齐与秦，一方强，另一方就弱。王上何不趁秦使未到之时，赶快把孟尝君稳住？

齐王听了，立即下令恢复孟尝君的相位，还同意在他的封邑建立先王的宗庙。宗庙所在地，谁也不敢侵犯。民众拥护，官复原职，宗庙在薛，孟尝君三窟齐全。

如此冯驩，难道只是食客？

也是生意人啊！

• 4〕 本节事见《史记·孟尝君列传》和《战国策·齐策四》。两书所载多有不同，本书取材以《史记》为主，参考《战国策》。

商人吕不韦

生意做得最大的，是吕不韦。 〔5〕

吕不韦很有商业天赋，他其实是用商业头脑来玩政治的。“奇货可居”这个成语，就是他的发明。

那么，谁是吕不韦眼中的奇货？

秦国的公孙异人。

异人是秦昭襄王的孙子，安国君的儿子。他在自己二十多个兄弟中，排行不前不后，还是庶出，生母也不招父亲待见，因此被打发到赵国做人质。这样的人，明明是没人稀罕的滞销品，怎么会是潜力股呢？

吕不韦却慧眼独具。在他看来，奇货可居这四个字，关键在可居。不可居，再值钱也没意义。异人如果是太子，或嫡子，或长子，或生母得宠，固然价值连城前途无量，却炙手可热高不可攀。相反，正因为他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发配在赵国闲着也是闲着，吕不韦才有了进货的可能。

于是吕不韦问他老爹：种田的利润有多少？

老爹说：十倍。

吕不韦又问：珠宝生意呢？

老爹说：百倍。

吕不韦再问：扶植一个国王呢？

老爹说：无法估算。

如此巨额利润，当然值得干他一票。

问题是，把呆账变成奇货，可能吗？

可能。

前面说过，异人是安国君的儿子。此时的安国君，已被立为太子，迟早成为秦王。但安国君的二十多个儿子当中，没有一个是嫡长子。换一个角度来看，即安国君的任何儿子，都可能立为太子。

吕不韦打的就是这个算盘。换句话说，如果他能让异人成为安国君的接班人，就等于扶植了未来的秦王。这可是一本万利的期货生意。

关键在于，立嫡立储，谁说了算？

从法理上讲，当然是安国君自己。但能够左右安国君的，却是华阳夫人。华阳本是安国君的宠姬，此刻又被立为夫人，安国君对她宠爱有加，言听计从。因此，只要她一句话，异人立马就能咸鱼翻身，身价百倍。

那么，怎样才能让华阳夫人想起并接受异人呢？

算账。

这笔账其实很好算，因为华阳夫人自己没儿子。也就是说，安国君百年之后，接班做秦王的，反正只能是别人的儿子。不过，如果这位公子被自己认领，华阳夫人不就等于有儿子了吗？在“自己的儿子”和“别人的儿子”之间选储君，夫人还用得着犹豫吗？

但，既然是领养，华阳又为什么一定要选异人？因为吕不韦让她明白，只有异人，只有那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异人，才可能像孝顺亲娘一样孝顺她。孝顺也不是有德，是因为有利。没有华阳，异人无法上位；有了异人，华阳后顾无忧。一方需要靠山，另一方需要保险，互利双赢，生意成交。安国君也与华阳夫人盟誓，决定立异人为嫡。

赵国却不肯放人。

吕不韦只好又去帮赵国算账。吕不韦说，秦国如果定要屠赵，是不会在乎一两个公子的。这时，你们把异人扣在手里，等于拿了张空头支票，甚至是烫手的山芋。相反，如果现在高抬贵手，异人将来当然会以德报德，你们也等于拿了有价证券。有价证券和空头支票，要哪个？

赵王立即礼送异人回国。

终于回到秦国的落难公子异人，被吕不韦这个称职的中介包装上市。他甚至安排异人穿着楚国的服装去见华阳夫人，结果华阳喜出望外，高兴地对异人说：为娘我就是楚人。儿啊，以后你就叫“楚”吧！

从此，异人更名为楚。

公子楚的运气很好。公元前251年，昭襄王去世，安国君继位，是为孝文王。孝文王仅仅在位一年，就告别人世，子楚顺利接班，是为庄襄王。

吕不韦的运气更好。三年后，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庄襄王也撒手而去，继位的是王后赵姬的儿子。赵姬原本是吕不韦的女人，被异人看中要去，后来成为庄襄王后。但赵姬从吕不韦屋里转手到异人床上时，据说已有身孕。因此也有人说她的这个儿子，其实是吕不韦的。

这事恐怕只能存疑。但可以肯定，赵姬这儿子继位时还是少年，秦国的大权便落到了吕不韦的手里。吕不韦本已封侯拜相，此刻又尊为相国，号称仲父，权倾朝野，名重一时。他甚至仿效孟尝、平原、信陵、春申这“战国四大公子”的做法，大养其士，并让这些士人为他编写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号称《吕氏春秋》。

吕不韦成功了吧？

当然。他早期的投资，已经获得巨额回报，而且名利双收。据说，《吕氏春秋》完成后，吕不韦曾经下令将书稿和奖金一并悬挂在秦都咸阳的城门之上，扬言只要有人能增删改动一个字，就奖赏千金。

为中华文化贡献了“奇货可居”和“一字千金”两个成语的吕不韦，这时达到了他事业的巅峰。这个巅峰是不可企及的。此后，尽管仍然会有商人参与政治，或借助政治从事商业，却没有任何人超越吕不韦。

与此同时，吕不韦自己也从风光无限迅速坠入万丈深渊。新秦王即位后十年，吕不韦被免去相国职务。又过了两年，他被迫在自己的封地服毒自杀。

他真是白赚了那么多钱。

把吕不韦逼到绝境的，就是赵姬的儿子，那个生父可能是庄襄王异人，也可能是文信侯吕不韦的男孩子。这个男孩的名字叫嬴政，是秦王国最后一任国王，也是秦帝国第一任皇帝。正是他，终结了战国，也终结了先秦，并开始了新的时代──帝国和王朝的时代。

没错，他就是秦始皇。

但，这将是另一个故事。

• 5〕 本节事见《史记·吕不韦列传》和《战国策·秦策五》。

这是什么时代

赌棍、骗子、食客、商人，各色人等次第亮相，粉墨登场，演绎出五光十色轰轰烈烈的悲剧和喜剧。参与演出的人，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自荐的毛遂，刺秦的荆轲，救赵的信陵君，都为读者耳熟能详。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战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赌徒的时代。

没错，时代跟人一样，也是有个性的。因此，如果把春秋和战国比作人，那么，春秋是贵族，战国是平民；春秋是君子，战国是小人；春秋是英雄，战国是赌棍。只不过，战国的赌棍往往也有血气和血性，甚至同时也是豪侠。豪侠之赌，即为豪赌。那一份豪情和侠义，依然令人神往，让人心仪。

比如冯驩。

冯驩当然不好说是赌徒，却也是个敢押宝的。他为孟尝君收买人心，就是做期货，也是赌。实际上他的延长贷期和焚烧债券，并未得到孟尝君的授权。而且，如果后来孟尝君没被免职，这笔投资也体现不出回报。因此，当冯驩豪情万丈大烧其薛邑债券时，他不是在赌吗？

但，冯驩又是仗义的。

孟尝君罢相后，他门下那三千食客都如鸟兽散，跑得一干二净，留下的只有一个冯驩，帮助他东山再起的也只有冯驩。因此，复位后的孟尝君便对冯驩说：那帮小人要是还敢回来，我一定把口水吐到他们脸上。

冯驩立即俯身下拜。

孟尝君大惊失色：先生难道要替那些家伙谢罪吗？

冯驩说，不！臣是要替君上的不当言论谢罪。君上应该知道，有生有死，是天之常道；嫌贫爱富，是人之常情。那些赶集逛商场的，早上蜂拥而入，晚上不屑一顾，难道因为喜欢早晨厌恶夜晚？不，是因为他们要的东西到晚上就没有了。因此，请不要责怪那些人的离去。 〔6〕

这可能是冯驩所做最仗义的一件事，然而他讲的道理却是利，他对孟尝君的忠诚也表现为利。这就跟春秋大不相同。春秋开口闭口是礼，战国开口闭口是利。这一点，只要比较《国语》和《战国策》，就一目了然。 〔7〕

战国的时代特征也昭然若揭，那就是唯利是图。

对此，苏秦应该深有体会。当初，他外出谋生一无所获回到家乡时，所有人都看不起他，父母亲甚至连话都不跟他说。后来，他佩六国相印衣锦还乡，家里人都不敢抬头看他，嫂子更是像仆妇一样伺候他吃饭。苏秦笑着问嫂子：你们前倨后恭，是什么原因？嫂子匍匐上前，把脸贴在地面上说：因为您现在又有权势又有钱啊！

这真是赤裸裸的势利。难怪苏秦会感叹说：一个人如果贫穷，父母都不拿他当儿子；如果富贵，亲戚都会来拍马屁。人生在世，难道可以不在乎金钱地位吗？ 〔8〕

切肤之痛，经验之谈呀！

的确，战国是一个“真小人”的时代。在这二百多年中，社会也为各色人等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无限可能。比如虞卿，原本是个连真名实姓都无人知晓的穷光蛋。但他穿着草鞋扛着雨伞去游说赵孝成王，一见即获赏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即拜为上卿，可谓青云直上一步登天。如此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对士人岂能没有诱惑？ 〔9〕

何况门槛极低，只要一张嘴；成本也极低，只要一席话。所以，张仪当年被人疑为窃贼遭到毒打，回家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婆，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

老婆笑着说：舌头倒是还在。

张仪便说：足矣！ 〔10〕

甚至没有三寸不烂之舌也不要紧。比如孟尝君的食客中，就什么人都有。结果，会学狗叫的帮他窃得狐白裘，买通了秦王宠姬；会学鸡叫的帮他哄开函谷关，顺利地逃出秦国。鸡鸣狗盗，不也能换来富贵荣华？ 〔11〕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个人，如果原本一无所有，只要敢作敢为就可能大富大贵，谁不想赌他一把？能像冯驩那样仗义，便是意外之喜。能像吕不韦那样通过利人来利己，则要算聪明。吕不韦在邯郸拜见异人时，话就说得非常清楚直白：在下当然要光大自己的门楣，但在下的门楣却要靠公子的门楣才能光大，所以我们必须合作。

战国，是趋利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是没什么道德感可言的。苏秦甚至公开对燕易王说，臣下我不讲诚信，正是王上您的福分。那些讲诚信的都死守道德，谁会为王上的利益而奔走呢？

苏秦这样说，还真不是强词夺理，反倒应该看作透彻通晓。事实上战国的王侯，不少就是赌棍出身，他们在国际关系中的作为，都难免赌徒心态，正所谓“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这其实是时代所使然。 〔12〕

于是上流社会，弃仁义而重权谋；诸侯各国，废礼让而重战争。结果，应运而生的是谋臣策士，平步青云的是地痞流氓。因为战国就是这样：只讲功利不讲道义，只要目的不择手段，成者王侯败者寇，谁有权势谁就是大爷。

战国，是无德的时代。

没错，如果说春秋还只是礼乐崩坏，那么战国便已是道德沦丧。这对于华夏文明，无疑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因为华夏文明的制度支持，是井田、宗法、封建、礼乐；全民共识，则是以德治国，以礼维序，以乐致和。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华夏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就体现在这一整套系统中。

然而这一整套系统，都在战国分崩离析，而且也不可能不崩溃。是啊，楚是南蛮，秦是西戎，燕是北狄，田齐和赵、魏、韩是盗篡，哪一个是姬周嫡传、纯种王族？

何况就算华夏正宗，也无法抗拒三大变革：第一，土地国有，按户籍授予小农并征收赋税；第二，诸侯兼并，国土和子民不再分封；第三，中央集权，卿大夫和地方官由国王任命。也就是说，井田制废，授田制立；封建制废，郡县制立；世卿制废，官僚制立。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切都变了。社会生活、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岂能不变？ 〔13〕

基础动摇，支柱倒塌，中国向何处去？

• 6〕 事见《史记·孟尝君列传》。

• 7〕 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亦称：“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

• 8〕 事见《史记·苏秦列传》、《战国策·秦策一》。

• 9〕 事见《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 10〕 事见《史记·张仪列传》。

• 11〕 事见《史记·孟尝君列传》。

• 12〕 请参看刘向《战国策序》。

• 13〕 请参看沈长云、杨善群《战国史与战国文明》。

谁来回答中国

能回答历史之问的，是士，也只有士。

士，是战国舞台的主角，正如之前的时代主人，西周是王，东周是侯，春秋中后期是大夫。于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风流人物，前有武王、周公，中有齐桓、晋文，后有子产、赵鞅，他们是那些时代的代表。

战国的历史，却是由士来谱写的。

什么是士？

士在春秋，是最低一等的贵族。前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在秦汉和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级的平民。后三级，是农、工、商。

那么，战国的士，是什么？

精神贵族。

所谓精神贵族，就是仅仅在精神上或精神领域是贵族。根本原因，是士没有不动产，也没有统治权。没有物质，便只有精神。成为精神贵族，是迟早的事。

不过既然是贵族，就该有贵族的权利和义务，也要有标识，比如体现参政权的缁冠，体现参军权的皮冠，体现祭祀权的爵冠（爵读如雀）等等。这是权利的象征，也是身份的认同。因此，子路宁愿去死，也不肯免冠。

这就是贵族精神了。

有贵族精神，就有君子风度。所以，春秋虽然礼坏乐崩，却还不至于道德沦丧。

然而进入战国，士的权利和义务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柄剑。这是他们在举行冠礼时获得的，也是贵族的身份认同和象征。所以，司马迁在记录秦始皇的成年礼时，特地写了“带剑”二字。同样，冯驩和韩信尽管一文不名，却剑不离身。剑，是贵族之器，君子之器，王者之器。大侠多半用剑，道理也在这里。 〔14〕

剑，意味着身份，也意味着教养。一般地说，士都能接受比较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教育条件不一定最好，学习积极性却可能最高。因为他们有身份无地位，有义务无职务，有事业无产业。唯一的出路，是为更高级的贵族服务，换取俸禄或食田（可以分得粮食和赋税的田地）。

这就非有本事不可。

因此，士人的第一要务是“修身”。身修好了，就可以出来工作。其中，帮助大夫打理采邑，叫“齐家”；协助诸侯治理邦国，叫“治国”；辅助天子安定四海，叫“平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合起来就叫修、齐、治、平。

但，无论齐家还是治国，士人都是帮佣，诸侯和大夫则是老板。不过，春秋的老板和帮佣是有血缘关系的，士人也一般都有世袭职务和固定工作，或像管仲时代的齐国那样由国家包养。战国之士，则必须自己找工作。他们与诸侯和大夫，是雇佣关系。既然如此，士们是去帮忙，还是帮凶、帮腔、帮闲，便由不得自己，或不能完全由自己。

相反，为了保证有口饭吃，甚至能够飞黄腾达，他们很可能放弃原则而投其所好，不顾长远而只顾眼前。战国之人急功近利，社会风气急剧败坏，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15〕

好在事情还有另一面。

另一面就是士在国际事务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那些重量级士人，服务某国该国就兴旺发达，离开某国该国就内外交困，正所谓“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 简直就是核武器。 〔16〕

这就迫使各国的王侯和卿相，不得不卑躬屈节，礼贤下士，以至于普天之下，尊贤成风。他们甚至不惜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供养士人。齐国执政田成子每年的收入，大部分用于养士。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每天都跟主人吃同样的饭菜，不敢稍有怠慢。权贵们对士人的谦恭，于斯为最。 〔17〕

相反，士人却完全不必看权贵的脸色，甚至可以傲然视之。有一次，魏国士人田子方与太子击狭路相逢。太子连忙让车回避，自己下车行礼，田子方却昂然不答。他说：诸侯看不起人则失其国，大夫看不起人则失其家。我们士人，如果主张不被接受，言论不被采纳，换个国家就是。抛弃不识好歹的权贵，就像扔掉一只草鞋，有什么了不起！

魏太子击听了，也只能唯唯诺诺。 〔18〕

毫无疑问，王侯卿相们的这种态度，是被残酷的国际竞争和权力斗争逼出来的，却在无意中解放了精神文明的生产力。我们知道，知识阶层最希望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一是衣食无忧，二是言论自由。有此两条，思想的源泉就会充分涌流，文明的成果就会遍地开花。

战国，就做到了这两点。

事实上，战国的知识阶层虽然不少被国君或大夫供着养着，却其实不必承担责任，也不受任何制约。他们想著书立说就著书立说，想高谈阔论就高谈阔论，想出谋划策就出谋划策，想坐而论道就坐而论道，甚至想拂袖而去就一走了之。没人失去自由，也没人因言获罪。

不被供养的，更如此。

于是战国二百年，就成了充满矛盾的时代：民众水深火热，士人备受尊崇；社会动荡不安，学术空前繁荣；道德普遍滑坡，思想充分自由。中华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动乱年代，变成了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

当然，这个时代要从春秋晚期的孔子算起。

奇怪吗？不奇怪。事实上，正因为社会剧变，天下大乱，道德沦丧，共识阙如，中国向何处去才成了问题。同样，正因为一个跨国界、超宗族的精英阶层勃然兴起，又没有一统天下的强权能够钳制舆论，问题的回答才有了可能。

于是，儒家代表着文士，墨家代表着武士，道家代表着隐士，法家代表着谋士，纷纷亮出自己的主张，力图影响历史的进程。这是当时最自由也最活跃的力量。因为自由，所以是百家；因为活跃，所以要争鸣。

世纪大辩论开始了。

那就看他们如何亮剑！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百家争鸣》

• 14〕 请参看《史记·秦始皇本纪》。

• 15〕 刘向的《战国策序》就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此说甚为有理。

• 16〕 见王充《论衡·效力》。

• 17〕 据说，田成子是“杀一牛，取一豆肉，余以食士；终岁，布帛取二制焉，余以衣士”。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孟尝君与三千食客吃同样的饭菜，见《史记·孟尝君列传》。

• 18〕 请参看《史记·魏世家》。

后记

这格子不好走

本中华史第一卷《祖先》和第二卷《国家》在北京首发时，我跟媒体有一次对话。记者问：你用一己之力，在五到八年的时间内撰写整部中华史，不难吗？

我答：难，当然难。

记者又问：不累吗？

我答：累，当然累。

记者再问：有办法吗？

我答：有，当然有。

我的办法，是临睡前读侦探小说。

新星出版社的谢刚和褚盟听说，便把他们的“午夜文库”陆续寄来，结果让我在无意中又学了一招。

这一招是迪弗的，叫“走格子”。

走格子是一种刑侦手段。具体方法，是在头脑中将犯罪现场画上若干格子，然后一格一格地收集证据。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会漏掉任何线索，而且效率很高。这种高效率的手段，完全可以用于写作。《祖先》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夏娃、女娲、伏羲、炎帝、黄帝、尧舜禹，六格。《青春志》也是这样写出来的。刺客、情人、战士、人臣、使节、鬼神，也是六格。

只不过，迪弗是“走格子”，我是“填格子”。

但到第五卷，难了。

最大的困难，是这段历史时间长，头绪多，人物关系复杂。从公元前722年春秋开始，到公元前221年战国结束，整整五百年。平均下来，一万多字之内就得说清百年。这当然并非做不到。但如果既要讲清楚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又要有血有肉有声有色，那就太难了。

然而必须做到。

在我看来，一部好的史书，史观是不能没有的，那是灵魂；史识是不能没有的，那是骨骼；史料是不能没有的，那是血肉；史感也是不能没有的，那是神采。没有神采就没有魅力，历史也就仍然是手术台上的木乃伊。

那不是我要的东西。

史感的获得当然要靠同理心，但同时还需要一项技术支持，这就是还原现场。还原现场才能身临其境，身临其境才能感同身受。这就决定了本书不能是剧情梗概，而应该声情并茂，栩栩如生。

也就是说，只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问题是如何取舍。

首先看是否不可或缺。比如齐桓称霸和商鞅变法，分别是春秋和战国的两件大事；田陈代齐和三家灭知，则是春秋与战国的分水岭。至于开春秋之篇的郑庄公，终战国之世的吕不韦，也不便缺席。由此及彼，宋襄、晋文、秦穆、楚庄、阖闾、夫差、勾践、子产、三桓、苏秦、张仪等等，都非说不可。再加上其他相关人物和事件，已是满满当当，济济一堂。剩下的，便只好割爱。

割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秦王嬴政，还可以留待将来；也好在申包胥哭秦、信陵君救赵、蔺相如会渑池等等，读者已多有耳闻，不妨舍去。至于同为食客，为什么选冯驩而非毛遂，则因为冯驩更具有代表性，故事也更有看点。因此，尽管后者为我们贡献了“毛遂自荐”和“脱颖而出”两个成语，我仍然选择冯驩。

代表性、典型性和故事性，这是第二条原则。

第三是可读，尤其是要为读者排除阅读障碍。先秦毕竟古远，让读者记住那么多名字就不容易。办法之一，是尽可能让同一人物反复出现。实际上，只要文章做足，是可以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

效果如何，请君检验。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上 春秋

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郑庄公灭共叔段，春秋开始。

公元前718年（鲁隐公五年），曲沃庄伯联合郑、邢伐翼，周桓王令虢公伐曲沃，立哀侯于翼。晋国事始见于《左传》。

公元前709年（鲁桓公三年），曲沃武公伐翼，韩氏始祖韩万驾驭戎车。

公元前706年（鲁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随。

公元前705年（鲁桓公七年），曲沃武公诱杀晋君小子侯，次年春灭翼，周桓王另立哀侯庄弟于晋（今山西省太原市）。

公元前701年（鲁桓公十一年），郑庄公卒。

公元前694年（鲁桓公十八年），鲁桓公被杀。

公元前685年（鲁庄公九年），齐桓公立。

公元前679年（鲁庄公十五年），齐桓公始霸。

公元前678年（鲁庄公十六年），王令曲沃武公以一军为晋侯。

公元前676年（鲁庄公十八年），晋献公即位。

公元前672年（鲁庄公二十二年），陈公子完奔齐，是为田陈氏始祖。

公元前669年（鲁庄公二十五年），晋献公尽杀桓叔、庄伯之后。

公元前662年（鲁庄公三十二年），鲁庆父杀公子般，立公子启，是为鲁闵公。

公元前660年（鲁闵公二年），鲁庆父杀闵公，季友立公子申，是为鲁僖公。晋献公命太子申生伐狄。

公元前657年（鲁僖公三年），楚成王伐郑。

公元前656年（鲁僖公四年），齐楚召陵之盟。骊姬逼死晋太子申生。

公元前651年（鲁僖公九年），葵丘之会，齐桓公称霸；晋献公去世，晋惠公即位，宋襄公即位。

公元前643年（鲁僖公十七年），齐桓公去世。

公元前639年（鲁僖公二十一年），宋襄公被楚军俘虏，图霸失败。

公元前638年（鲁僖公二十二年），楚宋泓之战，宋襄公战败受伤。

公元前637年（鲁僖公二十三年），宋襄公去世，晋惠公去世，晋怀公即位。

公元前636年（鲁僖公二十四年），秦穆公送晋文公回国即位，杀晋怀公。宋成公到楚国朝见楚成王。王子带叛乱，东周京城被狄人攻破，周襄王避难郑国。

公元前635年（鲁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出兵勤王，杀王子带，送周襄王复国。

公元前634年（鲁僖公二十六年），宋国“叛楚即晋”。

公元前633年（鲁僖公二十七年），楚成王联合陈、蔡、郑、许四国军队围宋。

公元前632年（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晋文践土之盟，晋文公称霸。

公元前630年（鲁僖公三十年），晋文公联合秦国伐郑，叔詹和烛之武救郑，秦撤军，秦晋开始有裂痕。

公元前628年（鲁僖公三十二年），晋文公去世。

公元前627年（鲁僖公三十三年），秦穆公欲袭郑，弦高救之。秦军灭滑。晋军联合姜戎击秦，虏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葬晋文公。

公元前626年（鲁文公元年），楚商臣弑其君父成王，自立为君，是为楚穆王。

公元前625年（鲁文公二年），秦晋彭衙之战，秦败。

公元前624年（鲁文公三年），秦穆公伐晋，胜。

公元前623年（鲁文公四年），秦穆公征服西戎，遂霸西戎。

公元前621年（鲁文公六年），秦穆公去世，秦康公即位。晋襄公去世，晋灵公即位。

公元前613年（鲁文公十四年），楚庄王立。

公元前607年（鲁宣公二年），晋灵公被杀。

公元前605年（鲁宣公四年），郑灵公被杀。

公元前599年（鲁宣公十年），陈灵公因夏姬故，被杀。

公元前598年（鲁宣公十一年），楚庄王伐陈，掳夏姬。

公元前597年（鲁宣公十二年），春，楚庄王伐郑，郑国投降。夏，晋楚邲之战。

公元前595－前594年（鲁宣公十四至十五年），楚庄王围宋。宋死战后降。鲁、宋、郑、陈诸国皆从楚，楚霸业成。

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十五年），鲁国初税亩。

公元前590年（鲁成公元年），鲁国作丘甲。

公元前584年（鲁成公七年），巫臣使吴，教吴以车战及外交，并联晋伐楚。吴国崛起，其国名始见于《春秋》，其君主始见于《左传》。

公元前583年（鲁成公八年），晋灭赵氏，后复封赵武。

公元前575年（鲁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

公元前565年（鲁襄公八年），郑伐蔡。

公元前562年（鲁襄公十一年），鲁国作三军，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公元前546年（鲁襄公二十七年），弭兵大会，晋楚争当盟主，楚人先歃血。

公元前543年（鲁襄公三十年），郑国上卿授权子产执政。

公元前541年（鲁昭公元年），楚国令尹子围弑君即位，是为楚灵王。

公元前538年（鲁昭公四年），楚灵王称霸，郑子产作丘赋。

公元前537年（鲁昭公五年），鲁舍中军，卑公室，公室再次为三桓瓜分。楚伐吴，越随楚，此为越人第一次出现在史册。

公元前536年（鲁昭公六年），郑子产铸刑鼎。

公元前534年（鲁昭公八年），楚灵王灭陈。

公元前531年（鲁昭公十一年），楚灵王杀蔡灵公，灭蔡，杀蔡国太子祭祀社神。

公元前529年（鲁昭公十三年），楚国内乱，灵王自杀，陈、蔡复国。晋昭公与齐、鲁、刘、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盟会于平丘。晋合诸侯止于此。

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二十年），子产卒，孔子称其为“古之遗爱”。

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二十五年），鲁昭公伐季孙氏，败，流亡国外。

公元前516年（鲁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楚昭王立。

公元前515年（鲁昭公二十七年），吴公子光杀吴王僚而自立，是为吴王阖闾。

公元前513年（鲁昭公二十九年），晋国铸刑鼎，孔子称“民在鼎矣，何以尊贵”。

公元前510年（鲁昭公三十二年），吴始用兵于越。

公元前506年（鲁定公四年），吴王阖闾伐楚，五战五胜，入郢都，楚昭王逃亡，阖闾称霸。

公元前505年（鲁定公五年），鲁国阳虎政变。

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范、中行攻赵，知、韩、魏救之。

公元前496年（鲁定公十四年），吴越槜李之战。吴王阖闾受伤身亡，吴王夫差继位。越国国君名始见于《左传》。

公元前494年（鲁哀公元年），吴越夫椒之战，吴王夫差差一点灭亡越国。

公元前493年（鲁哀公二年），赵鞅大败救援范氏和中行氏的郑军，范氏和中行氏败局已定。

公元前482年（鲁哀公十三年），越军攻入吴都。

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田恒杀齐简公，立齐平公，田陈氏实际上代齐。

公元前480年（鲁哀公十五年），子路战死。

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去世。《春秋》止于此年。

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十七年），楚惠王灭陈。

公元前476年（鲁哀公十九年），《史记·六国年表》开始。

公元前475年（鲁哀公二十年），越王勾践围吴。

公元前473年（鲁哀公二十二年），吴王夫差自尽，吴亡，勾践称霸。

公元前468年（鲁哀公二十七年），鲁哀公奔越，投靠勾践。《左传》止于此年。

公元前458年（鲁悼公十年），赵、知、韩、魏四家尽分范氏和中行氏之地，知氏得地最多。

下 战国

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灭知。

公元前447年，楚惠王灭蔡。

公元前445年，楚惠王灭杞。

公元前440年，周考王封其弟于河南，称西周桓公。

公元前431年，楚简王灭莒。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册封赵襄子侄孙赵籍、魏桓子之孙魏斯、韩康子之孙韩虔为诸侯，赵、魏、韩建国。《资治通鉴》开始。

公元前391年，齐国大夫田和迁齐康公于海上，食一城。

公元前386年，田和被周安王册封为诸侯。

公元前379年，齐康公卒，姜齐彻底灭亡。齐威王立。

公元前376年，晋靖公被废，晋亡。

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

公元前369年，魏惠王立。

公元前367年，周威公少子争立，即位于巩，称东周惠公。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招贤，商鞅入秦，次年变法。

公元前346年，卫自贬为侯，臣服于三晋。

公元前341年，齐韩马陵之战，孙膑大败庞涓。

公元前340年，商鞅大败魏公子卬。魏惠王悔不用商鞅。商鞅受封为商君。

公元前338年，秦惠王杀商鞅。

公元前336年，孟子见魏惠王。

公元前334年，越王无彊伐楚兵败身亡，越国臣服于楚。

公元前333年，张仪入秦，苏秦任纵约长，合纵连横开始。

公元前332年，秦联合齐、魏伐赵，纵约解除。

公元前328年，张仪相秦。

公元前325年，秦惠王称王。

公元前321年，齐郭靖君田婴卒，子田文继位为孟尝君，开养士风气之先。

公元前320年，卫更贬号为君。

公元前318年，宋称王。

公元前316年，苏秦卒。

公元前314年，周赧王立，周王室分裂为东西周。齐宣王向孟子问政。

公元前313年，张仪用欺骗手段让楚怀王与齐绝交。

公元前309年，张仪卒。

公元前299年，楚怀王被骗入秦，遭软禁。

公元前298年，赵王封其弟为平原君。

公元前296年，赵武灵王灭中山。楚怀王病逝于秦。

公元前288年，秦昭襄王称西帝，尊齐王为东帝，不久又取消帝号，仍称王。

公元前286年，齐闵王灭宋。

公元前279年，秦赵渑池之会，蔺相如相赵王。

公元前276年，魏王封其弟为信陵君。

公元前262年，楚王封黄歇为春申君。

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灭西周国，楚考烈王灭鲁。

公元前254年，卫沦为魏国附庸。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卒，孝文王继位。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卒，庄襄王继位。

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灭东周国，周亡。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卒，嬴政继位，吕不韦被尊为相国，号称仲父。

公元前241年，卫沦为秦国附庸。

公元前237年，吕不韦罢相，秦下逐客令，后因李斯而收回成命。

公元前235年，吕不韦被秦王嬴政逼迫自杀。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

公元前228年，秦灭赵。

公元前225年，秦灭魏。

公元前223年，秦灭楚。

公元前222年，秦灭燕。

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天下一统，始皇称帝。

扫一扫

测测你对历史的真相到底了解多少？

易中天中华史：从春秋到战国

产品经理 | 范佳倩 装帧设计 | Mirro 内文设计 | 谈天

出版统筹 | 吴畏 学术顾问 | 陈勤 法律顾问 | 黄荣楠

插图绘制 | 方佳翮 杨婕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策划人 | 路金波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这世界有救吗 天子剑

孔子的遗志

儒家的药方

不要仁爱要兼爱

不救才有救

治国还须庶人剑

第二章 哪个社会好 为了正义与公平

墨家社会主义

两种“无政府”

无为的专制

平等导致了独裁

儒家小康社会

第三章 君权，民权，人权 国王培训班

无民权，就革命

守住你的王冠

人治出特务

一毛不拔错了吗

人权宣言

第四章 活着为什么 我的人生与你无关

要做就做大丈夫

为行义，活见鬼

天命与使命

没用才好

若为自由故

第五章 生存之道 弱者生存

兵道与兵法

两种活法两种道

中庸与反调

君子当自强

死期就在眼前

第六章 制度与人性 人是靠不住的

孟子：人性向善

荀子：善能胜恶

韩非：人性本恶

德治还是法治

没有结论的争鸣

后记 能做河伯也不错

附录 本卷人物年表

返回总目录

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06

百家争鸣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家争鸣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1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314-1

Ⅰ. ①百… Ⅱ. ①易… Ⅲ. ①先秦哲学—研究 Ⅳ. ①B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4646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吴畏 张雪健

装帧设计 Mirro

插画 方佳翮 高文婧 彭琬清

易中天中华史

百家争鸣

易中天 著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22千字

印张 7

印数 1-10, 000

插页 2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314-1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这世界有救吗

天子剑

庄子一身剑客装束，大步流星走到了王的面前。

赵王按剑以待。

王问：先生求见，打算用什么来教导寡人？

庄子说：剑。

王问：先生之剑如何？

庄子说：臣之剑，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

王说：天下无敌呀！

庄子说：不妨一试。

王问：不知先生用长剑，用短剑？

庄子说：长短不论。但臣剑有三，不知王要哪种？

王说：请问哪三剑？

庄子说：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

王问：天子之剑如何？

庄子说：燕国为锋，齐国为刃，魏国为脊，宋国为环，韩国为柄，渤海为鞘，北岳为带，以五行制寰宇，以造化御群生，故触类旁通，上下无碍。此剑一出，诸侯正，天下定。此乃天子之剑。

赵王茫然。

又问：诸侯之剑如何？

庄子说：智勇为锋，清廉为刃，贤良为脊，忠圣为环，豪杰为柄，上法苍天以顺三光，下法大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方。此剑一出，如雷霆之怒，四海之内无不唯命是从。此乃诸侯之剑。

赵王再问：庶人之剑如何？

庄子说：蓬头垢面，怒发冲冠，瞠目结舌，义愤填膺，上取项上人头，下取腹中心肝，名为用剑，实为斗鸡。此种庶人之剑，大王手下比比皆是吧？

赵王听完，拉着庄子的手请他上殿，自己却绕着餐桌团团转，半天静不下心来。

庄子说：大王安坐定气，剑事臣已奏完。 〔1〕

这当然不是史实，甚至不是庄子本人所讲，而是庄子学派后人编撰的寓言。是寓言，就有寓意；而寓意，是可以各自表述的。

也就是说，《庄子》书中这篇《说剑》，无妨看作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象征。

什么是先秦诸子？

先秦诸子，就是从春秋晚期到秦汉之前这三百年间我们民族最伟大的思想家。由于他们后来被分为儒、墨、道、法、名、杂、农、阴阳、纵横、小说十家，因此又叫九流十家，也叫诸子百家。

诸家当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最有名的代表人物，则是孔子、墨子、老子、孟子、庄子、荀子和韩非。他们的名字在全球华人地区家喻户晓。事实上，他们的时代固然遥远，他们的影响更为深远，深远到至今仍能处处看到其烙印。

这么多伟大的思想家集中出现，是一个奇迹，而且这奇迹是全球性的。实际上在同一时期和同一纬度（约在北纬30度上下），南亚有释迦牟尼，西亚有犹太先知，南欧有古希腊哲学家。难怪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要把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代”了。

是的，轴心时代，也叫枢纽阶段。 〔2〕

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是犹太、印度、希腊和华夏民族的精神领袖，也是世界各民族的精神导师。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不但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而且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因此，他们遥远，却不陌生。但同时，他们亲切，却不清晰。有多少人能一五一十如数家珍地说出其思想、观点和方法呢？恐怕不多。

这当然不行，必须梳理。

大体上说，四百年的轴心时代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孔子与犹太先知、释迦牟尼、毕达哥拉斯同时，四大文明礼炮齐鸣。第二阶段，墨子与苏格拉底同时，《老子》一书的作者与柏拉图同时， 〔3〕 孟子和庄子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中国与希腊并肩前进。第三阶段，希腊人也退出历史舞台，只剩下我们的荀子和韩非。

这又是一大奇观。

奇观的出现因于孔子。是啊，犹太先知和释迦牟尼没有对手，古希腊哲学家则师弟相承。唯独孔子，既有继承者，又有挑战者。挑战者之间当然也有分歧，但反孔则是一致的。墨子、庄子和韩非“三剑客”，更是剑剑直指孔丘。百家争鸣由此而起，并延绵不绝。

那么，孔子究竟怎么了？

他，也有天子之剑吗？

• 1〕 以上见《庄子·说剑》。

• 2〕 这个说法，是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的，也翻译为“枢纽阶段”。

• 3〕 老子是否确有其人，《老子》一书系何人所写，学术界一直有争议。我赞同许多学者的看法，认为《老子》一书应该成于孔子之后，庄子之前，比墨子和杨朱还要晚一些。它的思想源头可能来自李耳，或老聃，或太史儋，或老莱子，但也可能只是打着他们的旗号，借壳上市。

孔子的遗志

孔子临终前见到了子贡。

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是孔子最重要的学生之一。他是听到孔子病重的消息后，从外地赶来的。子贡赶到时，孔子正拄着拐杖在门口散步。见到子贡，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赐，你怎么来得这样晚啊！ 〔4〕

这是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的四月。初夏的夕阳正沉稳地落入辽阔的原野，有点儿无奈，也有点儿倔强，却还是给头顶上的阴云镶上了金边。

是的，金边。

实际上，孔子就是“金边”，那颗即将坠落的“太阳”则是周制度和周文化。这一点，孔子心里非常清楚。唯其如此，他才要向子贡交代后事。

那么，孔子有什么事放心不下？

救世。

记得还是周游列国那会儿，孔子一行从楚国的叶县（叶读如社）返回蔡国，找不到渡口。这时，随行并担任驾驶员的是仲由（字子路）。孔子便接过缰绳，让子路去“问津”（询问渡口）。

实线为去程，虚线为返程，出发于公元前497年，返回于前484年，前后十四年。据骆承烈编著《孔子历史地图集》绘制。

子路走到田边，向两个肩并肩耕地的人请教。这是两位隐士，叫长沮（读如居）、桀溺。

长沮问：拿缰绳的那位是谁？

子路说：孔丘。

这时，子路是在对长者说话，所以直呼孔子其名。

长沮又问：是鲁国那个孔丘吗？

子路说：是的。

长沮说：那他知道渡口在哪！

这是话里有话。意思是：你们家孔夫子不是给天下人指点迷津的吗？还找不到渡口？或者说，孔某人早就知道出路在哪儿了，何必还来问我？

两种解释，都通。

子路碰了个软钉子，只好又去问桀溺。

桀溺问：先生哪位？

子路答：仲由。

桀溺又问：是鲁国孔丘的学生吗？

子路说：对的。

桀溺说：现在普天之下都是滔滔洪水，谁能改变？又跟谁一起去改变？与其像孔丘那样，只是拒绝坏人，还不如像我们这样，拒绝整个社会。

说完，两人只顾埋头干活，不再搭理子路。

子路无奈，只好回去报告孔子，孔子听了，感慨万千。他说：天下如果太平，我又何必东奔西走？ 〔5〕

是啊，正因为天下无道，才要救世嘛！

问题是，救得了吗？

救不了。

这一点，就连子路也明白。子路的说法，是“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去做？因为一个君子，是有担当的。挺身而出，只不过是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尽到士人的责任而已。 〔6〕

义不容辞，也只能坚持。有一次，子路没能赶在关门之前进城，便在鲁城的外门睡了一宿。第二天早上，看城门的小吏问子路：你从哪里来？

子路说：从孔子那里。

那小吏说：啊！就是明明知道做不到，却偏偏还要去做的那个人吗（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7〕

好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就是孔子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值得尊敬的，事实上也有人尊敬。有一个镇守边疆的小官就曾对孔子的学生们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老天爷是一定要让先生做人民导师的。 〔8〕

这位职务叫“仪封人”的小官并没有说错。汉武帝之后，孔夫子真的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可惜他这位人民导师却只是一道华丽的金边，中看不中用。何况这金边装饰的，还不是孔子要恢复的周制，而是他想都没想过也不会喜欢的秦制或汉制。

无疑，这不是孔子的遗志。

可惜这由不得他。

的确，历史并非英雄所创造，英雄人物的模样反倒是由历史来塑造的。历史要求他是什么形象，他就只能是什么形象。如果我们一定要知道真实的孔子，那么，他给子贡留下的遗言应该是靠谱的——天下无道很久了，没有人真正信奉我的主张。 〔9〕

那么，孔子的主张是什么？

• 4〕 请参看《史记·孔子世家》。

• 5〕 事见《论语·微子》。此时定为由叶返蔡之时，从司马迁说。

• 6〕 见《论语·微子》。

• 7〕 见《论语·宪问》。

• 8〕 见《论语·八佾》。

• 9〕 见《史记·孔子世家》。

儒家的药方

孔子的主张，是“克己复礼”。

克己复礼，是孔子对颜回提出来的，原文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我们知道，仁，是孔子的核心价值；礼，是孔子的政治主张；颜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因此，这段话是儒家的纲领。 〔10〕

然而孔子所处的时代，却“礼坏乐崩”。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四个字还是他学生说出来的。

这个学生叫宰予。

宰予是言语科的学生，能言善辩，也喜欢较真，常常让孔夫子下不了台。有一次他居然说，父母亲去世，为什么要守丧三年呢？时间太长了吧？一个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啊！

◎ 孔门四科十哲

四科 十哲

德行 颜回，字子渊，亦称颜渊。小孔子三十岁，鲁国人。好学第一。

闵损，字子骞，小孔子十五岁，鲁国人。素称德孝。

冉耕，字伯牛，小孔子七岁，鲁国人。患麻风病，不见人。

冉雍，字仲弓，小孔子二十九岁，鲁国人。出身贫贱。

政事 冉求，字子有，小孔子二十九岁，鲁国人。生性谦退、多艺多才。

仲由，字子路，小孔子九岁，鲁国人。豪爽耿直，素称勇力。

言语 端木赐，字子贡，小孔子三十一岁，卫国人。辩才无碍。

宰予，字子我，亦称宰我，小孔子二十九岁，鲁国人。伶俐善辩。

文学 言偃，字子游，小孔子四十五岁，吴国人。任武城邑宰，推行礼乐教化。

卜商，字子夏，小孔子四十四岁，晋国人（一说卫国人）。才思敏捷。

礼坏乐崩，出处就在这里。

宰予恐怕是诡辩。因为坚持三年之丧，本身就是尊礼和守礼，怎么会礼坏乐崩？然而丧期内不能作乐，包括不能饮酒和做爱，是事实。

这多少有点麻烦。

我们知道，在儒家那里，礼和乐是俱为一体的，没有乐也就没有礼。何况不孝有三，断后为大，不做爱哪来的儿子？于是孔子只好耐着性子问宰予：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就吃那细粮穿那丝绸，心里好过吗？

宰予说，好过呀！

孔子无话可讲，只能气呼呼地对宰予说：汝安则为之！一个君子在居丧之时，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听不进音乐，这才要披麻衣，吃粗粮，住草庐。你既然心安理得，那就为所欲为好了！

宰予听完，一声不吭就出去了。

孔子却不能平静。

在他看来，宰予真是没有爱心。孔子说，丧期为什么定为三年？就因为“三年乃免于父母之怀”。是的，孩子长到三岁，父母亲才不抱了。爹妈抱了你三年，你不该为他们守丧三年吗？何况实际上还只有二十五个月。这样合情合理的事，宰予怎么就想不通呢？ 〔11〕

然而这场不了了之的辩论，却为我们开启了智慧之门，也为礼乐制度找到了人性的根据。

什么根据？

爱必须得到回报。

这一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爱与爱的回报就必须设定为道德，这就是仁；必须设立为制度，这就是礼。礼是仁的制度保证。因为爱，或者仁，或者孝，都是无形的，内在的。不彰显出来，就无法确认；不诉诸行为，就无法培养。礼，岂能可有可无？

但更重要的，是仁。

仁为礼乐之本。孔子曾经反问：礼，难道就是牺牲和玉帛吗？乐，难道就是钟鼓和舞女吗？ 〔12〕

周代鼎簋制度图示，据洛阳“天子驾六”博物馆说明图。

虽然孔子言“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礼乐等级制度仍然在实物上表现显著，上图所示的列鼎列簋制度即是其中最典型代表。这一制度的特点，是鼎单数、簋双数，从九鼎八簋依次递减，至低级士只有一鼎。该制度到后期开始瓦解，也反映着社会结构的松动和变革。

当然不是。那是什么？爱。因此孔子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爱心，就不会拿礼乐当回事。这层意思，他是用反问的语气说出来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13〕

那么，爱心从何而来？

天性。

出自天性的爱，叫天良。没有天良，就不是人，叫“人而不仁”。因此，孔子很奇怪宰予为什么会反对三年之丧。他甚至反思：宰予难道就没得到过三年之爱？应该也得到过吧？或许，他真没得到过？ 〔14〕

总之，礼坏乐崩绝不是礼乐制度不好，而是人心出了问题。但只要人性依旧，天良尚存，这世界就有救。只不过，救世先得救心。

仁爱，就是拯救世界的“速效救心丸”。

问题是，这药丸找得到吗？

孔子认为找得到。因为它的原材料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这就是对父母、对子女、对亲人的爱，叫“亲亲之爱”。这种爱是天然的，固有的，不需要讨论和证明的。只要纳入古已有之的礼乐制度，就万无一失。

合逻辑吗？

合。

有问题吗？

没。

都赞成吗？

不。

墨家、道家、法家，全都反对。

• 10〕 见《论语·颜渊》。

• 11〕 见《论语·阳货》。

• 12〕 见《论语·阳货》。原文是：“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 13〕 见《论语·八佾》。

• 14〕 见《论语·阳货》。原文是：“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此处所言，是对这句话的三种理解。

不要仁爱要兼爱

第一个站出来反孔的，是墨子。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跟孔子一样，也认为这世界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没有爱。因此，他跟孔子有三点相同：这世界有救，救世的药方就是爱，应该以救世为己任。这是墨家与道家和法家的不同。

但，墨子反对仁爱，也反对礼乐。

在墨子和墨家学派看来，儒家不过江湖骗子，礼乐则既虚伪又无聊。比方说，礼制规定，肉类切割的方式不合规矩就不能吃，叫“割不正不食”；席位摆放的方向不对就不能坐，叫“席不正不坐”。这些都没什么道理，却是孔丘他们竭力推行的主张。 〔15〕

那么，这些繁文缛节，儒家自己做得到吗？

做不到。

墨子说，孔丘周游列国困于陈、蔡之间时，子路蒸了一只小猪给他，他不问来路就吃了。子路剥下别人的衣服去换酒，他也不问来源就喝了。后来回到鲁国，却又“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俨然君子。子路问他为什么一前一后判若两人，孔丘居然说，那时求生，此刻求义呀！

好嘛！肚子饿就不惜妄取，吃饱了就装模作样，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奸诈虚伪的吗？ 〔16〕

当然没有。

问题是，这故事可靠吗？

不可靠。它甚至多半是墨子的学生编出来，用于嘲笑儒家的。但代表墨子的思想，则没有问题。 〔17〕

实际上墨子对儒家的攻击不遗余力。《墨子》一书中的《非乐》、《非命》、《非儒》，便可以称之为墨子的“三大批判”——礼乐之批判，天命之批判，儒学之批判。不过墨子最反对的，还是仁爱。

奇怪！墨子不是主张以爱救世吗？

如果不要仁爱，那他要什么？

兼爱。

仁爱与兼爱，有区别吗？

有。

区别就在于仁爱的出发点是亲情，即父母子女之间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爱。然后将心比心，由此及彼，推己及人，从爱父母子女，到父老乡亲，到华夏族人，到蛮夷戎狄。最后，让世界充满爱。

显然，这里面有先后，有等级。

兼爱则相反，主张不分男女老少、亲疏远近、尊卑贵贱，一视同仁地爱，类似于西方人的博爱。不过，西方人讲博爱，是因为有上帝，有信仰。墨子的兼爱，却来历不明。但总之，仁爱有差别，兼爱无差别。

那么，兼爱和仁爱，哪个对？

这需要证明。

于是，墨家假设一位名叫巫马子的儒生发表宣言：我爱邻国超过爱远国，爱本国超过爱邻国，爱老乡超过爱国民，爱族人超过爱老乡，爱双亲超过爱族人。这话虽未必有人明确说过，却符合仁爱的原则。

那么，接下来的逻辑结论是什么呢？

爱自己超过爱双亲。

这当然绝不可能是儒家的主张，但这个逻辑推理却是成立的。就连儒家自己恐怕也永远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应该“爱双亲超过爱族人”，却不可以“爱自己超过爱双亲”。

无疑，这是仁爱学说的死穴。

更要命的是，墨家从“爱自己超过爱双亲”出发，又替巫马子得出一个结论：

我只可能损人利己，不可能舍己为人。

于是墨子问：先生的主义，是准备藏在心里呢，还是打算告诉别人？

巫马子说：为什么要藏起来？当然告诉别人。

墨子说：那好，你死定了。

此话怎讲？

墨子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

你的主义宣布后，人们的态度无非两种，一是赞成，二是反对。赞成的人会照你说的做，而且首先就杀你来利他自己，因为对于他来说，你就是别人。所以，有一个人赞成你的主义，就有一个人来杀你；有十个人赞成，就有十个人来杀；如果天下人都赞成，天下人都会杀你。

反对的人又会怎么样呢？

他们会认为你妖言惑众，也要杀你。所以，有一个人反对你的主义，就有一个人来杀你；有十个人反对，就有十个人来杀；天下人都反对，天下人就都来杀你。

好嘛！赞成的人也杀你，反对的人也杀你，请问，你是不是死定了？

巫马子无言以对。 〔18〕

这当然又是墨子学生编出来的故事。但学生的故事编得这么好，先生的逻辑恐怕更加强大。实际上，就连辩才无碍如孟子，后来与墨家的一位信徒辩论时也只能这样问：先生当真相信爱邻居的孩子，能够跟爱哥哥的孩子一样吗？ 〔19〕

然而孟子这弱弱的一问，却有雷霆万钧之力。实际上儒墨两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仁爱是有源之水，兼爱是无根之木。墨子始终没能说清楚，我们凭什么要一视同仁毫无差别地去爱所有人。是啊，凭什么呢？

相反，儒家的仁爱尽管问题多多，却有人之天性为根据，人之常情做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墨家的一落千丈，儒家的最后胜出，都不是没有道理的。 〔20〕

不过，对于救世之争而言，重要的还不是怎么救，而是救不救。事实上就有人不主张救。在他看来，这世界根本就没得救，也不该救，不能救。就算当真要救，有用的也不是仁爱或兼爱，而是不爱。

这个人，就是庄子。

• 15〕 请参看《论语·乡党》。

• 16〕 见《墨子·非儒下》。但学术界普遍认为，《非儒》不是墨子本人的作品。

• 17〕 请参看孙叔平《中国哲学家论点汇编·先秦编》。

• 18〕 见《墨子·耕柱》。

• 19〕 见《孟子·滕文公上》。

• 20〕 正是这一点，决定了礼乐制度在进入帝国时代后也没有被废除，儒学反倒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详见本中华史第八卷。

不救才有救

庄子和庄子学派跟墨家一样，也认为礼乐虚伪。而且，他们也喜欢编故事嘲笑儒家。

有个故事是这么说的：一天晚上，两个儒家之徒去盗墓。大儒在地面望风，小儒在墓里作案。大儒问：天快亮了，怎么样了？小儒答：还没解开衣服呢！这死人嘴里有颗珠子。不过，这番对话是吟诗。

大儒问：东方作矣，事之何若？

小儒答：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接着，那小儒一边在死人嘴里挖珠子，一边吟唱：青青之麦，生于陵陂（读如杯）。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翻译过来就是：绿油油的麦子，长在山坡坡。活着不捐善款，死了含颗珠子干什么？ 〔21〕

偷人东西，还要吟诗作赋讲大道理，不虚伪吗？

实际上在庄子看来，儒家和儒家伦理，是不折不扣的大奸大伪；而世俗所谓智慧，则都是为盗贼准备的。比方说，为了防贼，人们总喜欢把柜子、箱子、袋子捆得紧紧的，锁得牢牢的。然而要是来个大贼，破门而入，扛着柜子，拎着箱子，提着袋子就跑。哈！他还生怕你绳索捆得不紧，锁扣锁得不牢。

智慧如此，道德也一样。有个江洋大盗就说：准确猜出室内所藏，是圣；抢先进去行窃，是勇；最后一个撤离，是义；知道能不能得手，是智；分赃时人人有份大家一样，是仁。道德吗？不道德吗？

显然，儒家伦理，墨家道德，是好人和强盗都用得上的，而且强盗还用得更好。难怪“圣人生而大盗起”，因为盗贼就是圣人培养的。

于是庄子得出结论——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22〕

这可真是惊世骇俗，一棍子把儒墨两家都打入十八层地狱。但庄子意犹未尽，还要追根溯源。他说，孔墨之所以跑出来冒充救世主，是因为世道人心大乱。因此，要想救世，就必须搞清楚人心为什么会变坏。

那么，是谁把人心搞坏了呢？

夏禹。在夏禹的时代，人人都用计谋，个个都害别人，还认为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但夏禹“使民心变”，是因为帝舜“使民心竞”；帝舜“使民心竞”，又因为帝尧“使民心亲”。亲，就是爱自己的亲人。这是儒家伦理的人性基础，而庄子认为是祸根。

亲亲，怎么就不对呢？

庄子的逻辑是：有亲就有疏，有爱就有恨。因此，有尧时代的相互区别，就会有舜时代的互相竞争，禹时代的相互斗争。结果，“天下大骇，儒墨皆起”。

那么，罪魁祸首是尧？

不，是三皇五帝。因为尧也好，舜也好，禹也好，都是要治天下。而最早治天下的，是三皇五帝。因此，尽管黄帝治天下让人心纯一，但，有治必有乱，治为乱之源。有三皇五帝的治，就一定有尧舜禹和夏商周的乱，这就叫“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 〔23〕

从尧舜禹到夏商周，就是一部自以为是、自作多情又自讨没趣的折腾史。折腾这么久，哪里还有救？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无德才有德，不爱才有爱，越治越没治，越救越没救。也因此，你当真想要这世界好吗？那你就不要瞎折腾。

对！不救才有救。

事实上在庄子看来，一个好的天下，是不需要拯救，甚至也是不需要爱的。这就好比鱼儿，当它们生活在大江大海之中时，相互救助过吗？没有。只有当泉水干涸，鱼们一齐被困在陆地上时，才需要讲爱心，需要相互用湿气呼吸，用唾沫滋润，叫“相呴以湿，相濡以沫”（呴读如需）。这，又哪里比得上“相忘于江湖”呢？ 〔24〕

谁都不用管谁，才叫天下太平。

问题是，这可能吗？

可能，但没保证。因为谁都不能保证那泉水不干。没有人祸，还有天灾嘛！

但即便如此，庄子也不认为我们应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相反，他的主张，是先救自己，后救别人，最后救天下，叫“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这句话，庄子虽然假借孔子之口说出，其实却是他自己的观点。 〔25〕

庄子这样说，对吗？

对。事实上，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救不了，又怎么可能拯救别人，拯救天下？相反，如果每个人的门前雪都打扫干净了，还有他人的瓦上霜需要操心吗？

显然，只有首先尊重自己，才能尊重别人；首先爱护自己，才能爱护社会。不信你看那些江湖好汉，自己固然视死如归，别人的生命又何曾放在眼里？

因此，庄子还有一个观点：一个人，如果重视自己超过重视天下，爱护自己超过爱护天下，那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我们甚至还可以为庄子补充一句：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托付天下。

这也是杨朱和老子的观点。 〔26〕

杨朱、老子和庄子，是道家“三剑客”。其中，杨朱是道家学派的开山鼻祖。老子（《老子》一书作者，下同）则承前启后，他那喷涌而出的思想，与其他思想交汇成两条河。一条沿着杨朱的方向奔流，形成狭义的道家学派，代表人物是庄子；另一条朝着相反的方向流淌，形成狭义的法家学派，代表人物是韩非。 〔27〕

那么，前面的问题，韩非怎么看？

• 21〕 见《庄子·外物》。

• 22〕 见《庄子·胠箧》。

• 23〕 见《庄子·天运》。

• 24〕 见《庄子·大宗师》、《庄子·天运》。

• 25〕 见《庄子·人间世》。

• 26〕 杨朱的观点，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列子·杨朱》）。老子的说法，是“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第十三章》）。庄子的说法，是“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庄子·在宥》）。对老子和庄子的理解，请参看高明《帛书老子校注》。

• 27〕 请参看李零《人往低处走》。

治国还须庶人剑

跟庄子和墨子一样，韩非也是既反对仁爱，又反对礼乐的。只不过，庄子喜欢讲故事，墨子喜欢讲逻辑，韩非则既讲故事又讲逻辑。

韩非讲的故事，最有名的是“矛盾”。

这故事说，有个楚国人，卖矛又卖盾。他先说自己的盾什么矛都挡得住，又说自己的矛什么盾都戳得穿。于是有人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何？那人傻眼。 〔28〕

这就是“矛盾”一词的来历。

韩非，是矛盾论者。

但，这跟仁爱、礼乐，有什么关系？

也有两个故事，一个叫“秦伯嫁女”，一个叫“买椟还珠”。第一个故事说，秦国的国君嫁女儿，送了七十个盛装打扮的丫环作陪嫁。结果，晋公子喜欢丫环，不喜欢公主。第二个故事说，楚国的商人卖珍珠，用香木做成盒子，还要“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结果郑国人买了盒子，退回珍珠。 〔29〕

结论很简单：内容与形式是一对矛盾。

仁爱与礼乐，正是这样的关系。仁为礼之本，故仁爱就是内容，礼乐就是形式。一个人，不能卖矛又卖盾。因此，不能既要仁爱，又要礼乐。

那么，仁爱和礼乐，哪个好？

都不好。

韩非说，“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为什么？用不着！这就叫“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相反，如果必须装饰，就说明它本质有问题。一个人长得丑，才要化妆；鱼虾不新鲜，才放佐料。这就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 〔30〕

结论又很简单：如果仁爱很好，何必要有礼乐？

所以，仁爱不是好东西。

仁爱不好，礼乐更加要不得，因为礼乐是用来给仁爱遮丑的。这样虚假骗人的玩意，怎么会是好东西？何况仁爱越是需要礼乐来装饰，岂非越是证明仁爱有问题？礼乐越是漂亮，则仁爱岂非越是丑陋？

相传楚国卞和在荆山得到一块璞玉，进献楚王多次，不被相信，最终剖石得美玉，举世无双。后流转各国，下落不明。有说被秦始皇琢为传国玉玺。

相传隋侯出行遇受伤大蛇，生恻隐之心，取出随身所带药物为蛇敷药、包扎。大蛇通人性，一年后衔明珠相报，即“隋侯珠”，举世莫能与之比。

虚假的美掩饰着真实的丑，这就是韩非眼中的礼乐与仁爱。于是，韩非就这样用他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论，逻辑地同时否定了仁爱与礼乐。

可惜这个逻辑前提是韩非的，不是孔子的。孔子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论者。在他看来，没有内容，形式就没有必要；没有形式，内容也无法表现。子贡就说，内容好比皮，形式好比毛，哪个可以不要？如果去掉毛，虎皮豹皮与狗皮羊皮，又有什么区别？ 〔31〕

儒家与法家，简直鸡同鸭讲。

不过，如果墨子再世，却会同意韩非。事实上墨法两家虽然根本对立，却相互同情，因为他们都是功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只不过，墨子讲“天下之利”，韩非讲“军国之利”；墨子讲“庶民之用”，韩非讲“君主之用”。但主张讲功利，讲实用，则是一样的。 〔32〕

那么，墨子为什么主张兼爱？

因为墨子认为兼爱管用。墨子说，只要做到“兼相爱，交相利”，诸侯之间就不战争，大夫之间就不掠夺，庶民之间就不残害，天下也就太平。 〔33〕

所以，兼爱是必需的，礼乐则没有用。

韩非则认为，兼爱、仁爱、礼乐，都没有用。韩非说，儒家和墨家都鼓吹先王爱民如子。然而怎么样呢？人民照样犯罪，君王也照样杀人。这就怪了。那些人不是已经得到了慈父慈母般的疼爱吗？为什么还要犯罪？可见爱不管用。你爱他也好，不爱他也罢，他该犯罪，还犯罪。既然如此，那你爱他干什么？

爱不但没用，还误国。

韩非说，楚国有个良民，父亲偷了羊，他去官府举报，结果被官员杀死，罪名是“不孝”。鲁国有个孝子，因为家有老父，每次打仗都贪生怕死，结果孔子推荐他做官，理由是“仁孝”。楚国那个人，是忠于国家的，却背叛了父亲。鲁国那个人，是孝顺父亲的，却背叛了国家。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国之忠臣，却为父之逆子；父之孝子，却为国之叛徒。仁爱孝悌，能要吗？不能！

何况仁爱也未必能够培养孝子。韩非说，一个浪子不成器，父母、乡亲、师长，爱他也好，训他也罢，他都置若罔闻。只有官府来抓他，他才乖了。为什么？害怕。让人害怕，比兼爱和仁爱都管用。 〔34〕

还有一个故事，也能证明这一点。

这故事说，伍子胥逃出楚国，被守关的官吏捕获。子胥说，大王通缉我，是想要我一颗宝贵的珍珠，不过现在已经丢了。你要是把我送回国，大王问起来，我只好说珍珠被你私吞，你看着办吧！

结果，那守关之吏把伍子胥放了。 〔35〕

由此可见，管用的不是什么爱，而是威胁利诱，严刑峻法。这就是韩非的剑。

毫无疑问，这是庶人剑。

韩非举起庶人剑，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因为韩非之所处，已是战国晚期。这时，历史已经从贵族和君子的时代，变成了平民和小人的时代。理想主义成为绝响，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才是主旋律。从商鞅到韩非，法家后来居上成为新时代的代言人，正是时代精神所使然。

然而理想主义从来就不可或缺。事实上，正是这些未必能够实现的理想，保证了中华文明不至于像亚述文明和罗马文明那样，随着帝国的崩溃而消亡。更有趣的是，孔子和孟子代表的儒家，墨子代表的墨家，杨朱、老子和庄子代表的道家，社会理想又各不相同。也正是这些不同的理想，包括韩非代表的法家主张，凝聚了华夏民族的集体智慧，体现出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这是极其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非常值得我们去追寻，去探讨。

那么，怎样的社会才是好的？

• 28〕 见《韩非子·难一》。

• 29〕 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 30〕 见《韩非子·解老》。

• 31〕 见《论语·颜渊》。

• 32〕 比如有人批评《墨子》没有文采，韩非就借他人之口为之辩护，认为墨子的语言之所以质朴，是因为担心人君“览其文忘有用”，“怀其文忘其直”，所讲故事则正是秦伯嫁女和买椟还珠。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 33〕 见《墨子·兼爱中》。

• 34〕 以上均见《韩非子·五蠹》。

• 35〕 见《韩非子·说林上》。

第二章

哪个社会好

为了正义与公平

十天十夜后，墨子到了郢都。 〔1〕

郢，在今湖北省荆州市，是楚国的国都。墨子千里迢迢赶到郢都，是为了救宋国。当时，鲁国著名的工匠公输盘（也叫公输般、公输班、鲁班），为楚国制造了一种攻城的器械——云梯，楚人准备用来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立即动身，来见公输盘。

公输盘问：先生有何指教？

墨子说：北方有人侮辱了在下，想请先生做了他。

公输盘不高兴。

墨子说：在下愿付黄金二百两。 〔2〕

公输盘更不高兴了。他拉下脸来义正词严地说：鄙人恪守正义，从不胡乱杀人。

墨子说：先生既然从不杀人，那就好说了。在下听说先生发明了云梯，要帮助楚国攻打宋国，请问宋国有什么罪过？楚国多的是土地，少的是人民。牺牲不足的，去争夺多余的，不能算是聪明。攻打无罪之国，不能算是仁慈。懂得这个道理，却不据理力争，不能算是忠诚。争辩了不能达到目的，不能算是坚强。不杀个别人却杀很多人，不能算是明白事理。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要去做？

公输盘没有话说。

于是，墨子又请公输盘带他去见楚王。

墨子说：如今有一个人，自家有豪华轿车，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车子；自家有绫罗绸缎，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衣服；自家有美味佳肴，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米糠酒糟。请问，这是什么人？

楚王说：病人。这人有盗窃病！

墨子说：现在，楚国应有尽有，宋国贫穷弱小，你们却要去进攻人家，这跟那病人有什么两样？

楚王也没有话说。

然而楚王和公输盘都不想放弃。墨子便解下腰带围作城池，用小木片作为器械，跟公输盘虚拟过招。公输演示攻城，墨子演示防守。几个回合下来，公输技穷，墨子的招数还绰绰有余。

公输盘说：我还有办法对付你，但是我不说。

墨子说：我知道先生打算怎样对付我，我也不说。

楚王奇怪，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墨子说：公输先生的办法，无非是杀了臣下。他以为那样一来，宋国就可以攻打了。可惜臣的弟子禽滑釐（滑读如骨，釐读如离）等三百人，已经掌握了臣的方法和器械，正驻守在宋城之上，单等楚军来送死。

楚王一听，只好放弃攻打宋国。

成功营救了宋国的墨子，穿着草鞋步行回家。路过宋城时，天降大雨。墨子想进城避雨，守城的不让进。可见至少这时墨子并不是宋国大夫，宋人也不认识他。他的救宋，当然也非宋国所请。

墨子追求的是公平正义，风尘仆仆于各国各地止杀，以至于“腓无胈、胫无毛”（小腿上没有粗毛、腿肚子上没有细毛）。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管这闲事？

为了公平与正义。

公平与正义，是墨子毕生的追求，也是墨家学派的核心价值观。而且在他们看来，当时社会最大的问题，便正在于公平与正义的缺失。

墨子说，一个人，如果溜进人家的果园偷桃窃李，大家都说他不对，官府也要追究责任，因为他不劳而获，损人利己。如果偷鸡摸狗，罪过又重；偷牛偷马，更重。如果杀人放火，那就罪大恶极。

这，就叫公平正义。

所以，杀一个人，就有一重罪；杀十个人，就有十重罪；杀一百个人，就有一百重罪。那么，杀一万个人呢？是不是应该有一万重罪？

不，无罪。岂止无罪，而且有功，因为这一万个人是在战场上杀的。于是人们都说，这叫英雄业绩，叫为国争光，完全不管那战争的性质是什么。

那么，春秋战国，有正义战争吗？没有，都是侵略战争。发动侵略战争，跟打家劫舍有区别吗？没有。只不过由于明火执仗，只能更无耻。这种无耻行径，难道因为动用了国家的名义，就变成正义的了吗？ 〔3〕

更无耻的是，诸侯们不但侵略别人的国家，屠杀别国的人民，掠夺人家的财产，还居然要“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向子孙后代炫耀。那么请问，一个平民百姓，也去攻打邻居家，杀人抢粮抢东西，然后也记录在案，炫耀“谁都没我抢得多”，行吗？

显然不行。

同样的事，王公贵族就干得，平民百姓就干不得；或者王侯干了就叫“英雄业绩”，小民干了就叫“为非作歹”。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4〕

◎ 春秋战国重要战争举例

名称 时间 经过

繻葛之战 周桓王十三年（前707） 郑庄公谋霸，败周室联军

长勺之战 周庄王十三年（前684） 齐桓公报鲁助公子纠仇，败于长勺

泓水之战 周襄王十五年（前638） 宋楚争霸中原，楚败宋

商密之战 周襄王十七年（前636） 秦晋伐鄀，用计离间取胜

城濮之战 周襄王二十一年（前632） 晋楚争霸中原，晋败楚

崤之战 周襄王二十六年（前627） 晋秦争霸，晋在崤山伏击秦军，全歼之

鄢陵之战 周简王十一年（前575） 晋楚再次争霸，晋再败楚

鸡父之战 周敬王元年（前519） 吴楚争要地，吴败楚联军

桂陵之战 周显王十六年（前353） 齐围魏救赵，败魏于桂陵

马陵之战 周显王二十七年（前342） 魏霸称王伐韩，齐救之，败魏于马陵

函谷关之战 周慎靓王三年（前318） 魏赵韩燕楚五国联军合纵攻秦，败于函谷关

长平之战 周赧王五十五年（前260） 秦白起率军决战赵军，全胜

“春秋无义战”的说法最早出自《孟子》，见《孟子·尽心下》，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春秋既已如此，战国更不待言。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社会完全没有公平与正义！

没有公平正义的原因既然是没有爱，那么，救世之方就只能是兼爱。兼爱，就是“兼相爱，交相利”。兼，即一视同仁；交，即有来有往。前者讲平等，后者讲互利。平等就公平，互利就正义。公平正义，是不是要靠兼爱来实现，而且也只有兼爱才能实现？ 〔5〕

墨子认为是。

那么，仁爱不行吗？

不行。因为兼爱无差别，仁爱有差别。有差别就有等级，不平等就难公平。没有公平，又哪有正义？其结果，也只能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因此，墨子坚定不移地高高举起兼爱的旗帜。这旗帜上写着八个大字：互爱互利，公平正义。

请问，这是什么思想？

社会主义。

那就来探个究竟。

• 1〕 墨子救宋故事，见《墨子·公输》。

• 2〕 此处原文是“请献十金”。古时，二十两为一镒，一镒为一金，十金就是二百两。

• 3〕 见《墨子·非攻上》。

• 4〕 见《墨子·鲁问》。

• 5〕 见《墨子·兼爱中》。